文化地理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7 05: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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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化地理学认为,机能性区域与文化地理密不可分。机能性区域是与组织性区域相对的一种表述形式。如果说组织性文化更多和是从主流价值文化存在看待文化的区域,那么,机能性文化则是植根于地理自身特质塑造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族群文化。前者强调文化“自上而下”的价值灌输;后者则更注重“自下而上”自觉自发的文化生成。由此可见,贵州仡佬族机能性文化区域表述,既离不开仡佬族地理空间格局变迁这一内在诱因,也依托仡佬族民族身份架构的地域差异,二者的良性互动呈现出仡佬族族群历史记忆的地区差异。民族地区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是民族区域文化形成与民族精神固化的先决条件之一。作为贵州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仡佬族文化格局变迁同样与地理空间格局密不可分。古代仡佬族分布在贵州、湘西、川南、滇东北;近现代以来贵州仡佬族群落隅居黔北或散落西南各方。囿于自身相对封闭的交通条件、山脉纵横的地理空间格局,仡佬族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立性品格更为突出。一方面,仡佬族内部形成了山地文化特征明显的文化体系,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民族环境中独特的文化构成,为贵州、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标本性质的价值意义。
另一方面,尽管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并没有停止过,但是,文化的交融意义并不是十分清晰。这样的地理空间阻隔造成了仡佬族群落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结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仡佬族文化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族群文化特征都逐渐趋向于模糊,仡佬族文化格局成为一种背景性的存在。在仡佬族文化地理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仡佬族地域文化的重构过程中,仡佬族的精英身份群体自始至终都是文化转型的执行者,同时兼具了民族知识的批判者和反思者的角色,成为仡佬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仡佬族文化精英的身份认同大致通过如下几种途径: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特征明显的族群控制者他们通过对于家庭、族群中既有位置的强化来实现自身的身份架构。仡佬族精英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目的是通过政府力量对民族聚居地进行重建。二是通过对于民族文化的不断开掘,或者通过对于民族聚居地的重建来强化地方形象,强化自我意识和族群精神,进而实现自身身份的认同。务川县九天母石等景观重构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空间意象的建构,同时也是对于仡佬族民族情感的一种凝聚。第三种方式是相对而言较为被动的实现民族恢复及归化,以便弥合民族精英认同矛盾,架构起民族身份的制度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仡佬族所代表的黔北文化近年来涌现出王华、戴绍康、肖勤为代表的仡佬族作家通过民间文学形式展示了仡佬族族群自强不息、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文学化、系统化地表达了仡佬族机能性文化区域特征及民众生活状态。这可以看做是第三种方式的代表。上述仡佬族作家如何利用自身掌握的民族语言、文化及精神等表达出民族的生存状态,反思民族发展是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二、仡佬族民族形象的文学建构路径、约束因素与文化适应
(一)重建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学建构路径
仡佬族作家对于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学性架构,既包含了对地域自然环境充满感情的展示,也包含了对于人文环境的相对集中的阐释。如果说地理意义上的环境是一种前提性的基石,那么,对于仡佬族而言,人文环境所内蕴的文化气息对于民族精神生活的形成,对于特定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追求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基质性作用,会通过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内化于民族的日常行为中。一方面,用仡佬族特色民俗阐发文化认同感。仡佬族作家通过对于仡佬族特有的祭祀、崇拜、风俗意象的文学化表达显现了民族的最为原始的情感特质。比如,王华在《桥溪庄》中通过对“石仡佬”开荒辟草,展现了“石仡佬”对土地深深的眷念之情;《傩赐》中通过仡佬族民族节日“桐花节”的盛大场面描写,以及先民傩戏事象与傩赐庄贫穷对比描写,既凸显出仡佬族的苦难历程,也展现了仡佬族人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正是这样的态度激励着仡佬人民走出苦难,促进了仡佬文化走向复兴。另一方面,用民族生存的苦难书写展现人性反思。
仡佬族所经历的时代的变迁是每一个仡佬族民众都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仡佬族民族文化的底色,并成为其民族文化不断更新、再造的内生动力。仡佬族作家大多生活于其间,对于仡佬族民族文化的体悟往往感同身受,尤其是民族记忆中关于民族苦难的表述通过传承成为作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进而触发了作家敏感的神经。他们要做的恰恰是通过对于生存现状、生存困难的回忆和记述,让整个仡佬族群冷静而达观地正视曾经的历史进而肯定人性的多样和复杂。无论是秋秋《傩赐》生命沦为碎片的悲剧,还是李作民《桥溪庄》人性被扭曲的无奈,都展示了仡佬族作家自觉的寻根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恰恰是仡佬族地域民族文化建构的根基所在。
(二)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构的约束因素
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构体现在民族认同聚合型逻辑约束、族裔话语意识形态约束以及族群女性区域性异化的逻辑约束等三个层面。一是民族认同聚合型转向的逻辑约束。众所周知,文化地理学注重文学表征与地域风貌的社会实证思路,它试图通过空间叙述解释权力关系关联与差异运作。尽管仡佬族民族认同与民族地理空间既相互生产又相互表征,基于“内在动员理性聚合型认同”逻辑的新空间建构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仡佬族的生活方式与道德秩序,要求仡佬族文化精英形成了新的认同性表述。这种认同性的文化表述,一方面是对于仡佬族自身文化的确认;另一方面是对于主流文化价值的归属性确认。诚如肖勤在《寻找丹砂》中指出,寻找的是一种民族的归属,这种对于相似性的提炼是一个“寻根”的情感认同过程,与此同时也是对于外在文化体系的应激性的认同过程。换言之,我们还能看出,仡佬族民族文化认同背后潜在的“认异”的双向互动逻辑。外在逻辑不应是常态,内在逻辑应该成为主流。实际情形是内聚型的认同逻辑规范以及价值认知过程本身,在仡佬族乃至整个贵州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被低估的现象,这对于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重构显然并非有益之举。二是少数族裔话语的意识形态约束。从本质上讲,少数族裔是一种天然的属性,是以自然体质为基础的形式,同样道理,仡佬族文化存在形式受制于主流价值意识形态的归化,自然地又需要融合进与自身特征不同生产体系中。这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族群划分,表面上是空间观念的差异,实质上是少数族裔自身身份认同的权力性展示。举例来说,王华在《傩赐》中通过对傩戏表演的环境特质细节性描写,消解“他者”视角中主流文化的优越感,并通过具体的描述转化为仡佬族文化内在的抵抗,从而在空间对立隐喻文学叙述中得到强有力支撑。赵剑平《獭祭》中老荒除了捕杀之外很少有语言的表达,他的人物性格遮蔽与凸显完全存在于对猎物的捕杀。实际上,老荒的失语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意识形态规训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基于自身所处层级的初步判断,做出了有利于自身的文化权衡与取舍。尽管这种行为本身具有扭曲的特质,但是,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中,他还是实现了自身价值和意思的语境化的自我认定。
显然,赵剑平试图通过“老荒”的自我认同的构造,来表述少数族裔主体空间语境的紧致,以及族裔话语象征空间的脆弱,而以词汇为基础的话语暴力背面,潜伏着的恰恰是针对少数族裔知识差异的驯服。三是族群女性区域性异化的逻辑约束。既然族群空间成为权力关系及其运作的文化场域,那么,族群中的女性因其独特的性别特质自然成为性别表述与空间表述的产物。诚如学者所言,少数族裔文化空间既参与了女性地位的塑形,其本身也是女性区域化异化的本源。传统仡佬族女性在空间中经验与认同已经被排除在外,当下,女性在仡佬族群中的表达形式更是形成了一种离散性质的特征。我们发现,仡佬族少数族裔的作家,尤其是王华、肖勤等女性作家,在她们文学化的表述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意弱化或者模糊了对于空间、时间本身的描摹,从而将女性的空间存在感放置于一个相对虚无的区域中。这种虚构的表达,一方面凸显出少数族裔女性漂泊无根的碎片感、无力感,便于读者从人性的广阔图景解读小说展示的仡佬文化及少数族裔女性的异化表象;另一方面,抛却道德与人文关怀来看,这样的写作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对于整个华语体系关系网络的开放,便于作者表述保持一种对内对外相互协调的张力和向度。诚如王华在《傩赐》中对“秋秋”生存困境和精神磨难的种种悲悯情愫一样,我们强调仡佬族女性空间的区域化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当下仡佬族群女性现状的剖析,也是对于女性挣脱权力文化实践的肯定,尽管在当下的仡佬族群文化共同体,对于这种反抗本身仍然缺少有效的或者普遍意义的抵抗逻辑。
(三)空间重建对于仡佬族群的文化调适
诚如上述,仡佬族特定的文化地域空间规囿了仡佬族群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而生活于其中的仡佬族文化精英阶层则试图通过文化调适和价值再造实现文化结构的空间重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空间的重建既包括现实层面对于物质世界、地理景观的重塑和挖掘,也包括想象的文化地理空间、历史记忆的整理和建构。从文化地理空间想象的角度来说,仡佬族的文化重构体现了族群本身对于历史记忆、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接续。正如安德森所说的,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族裔历史代表了一种事实与理想结合物……表现出让人审视起来较为亲切的共同体历史画像”。共同的起源、祖先、神话等历史元素成为“想象共同体”建构的关键环节。对于文化地理空间的再造则利于实现民族身份的定位,锻造民族历史连续感。王华在《傩赐》中写道,祖辈告诉傩赐人过桐花节,没告诉过傩赐人属于哪个民族。我们可以说,这是作家有意藏匿民族身份。因为在仡佬族群聚居地,不仅仅是仡佬族普通民众缺乏对于语言、服饰的认同,即便是精英阶层也缺乏对于本民族语言、服饰、文化活动传承的自觉意识。从物质世界、地理景观的重塑和挖掘,以及对于历史地理仪式再造的角度来看,仡佬族的文化空间也在实现一种文化调适意义上的细微转变。我们看到,传统意义上,仡佬族群中的地方中心性空间策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文化的和谐共处是不利的。传统祭祀的文化表征不自觉地呈现出一种精英与民众在认同领域的对立。诚如上述,仡佬族祭祖文化实践中精英利用族群、社会关系,使祭祀活动呈现出一种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不同的参与形式、程度、影响。
这样本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一种对于祖先的呼应,变成了“自上而下”的精英阶层操作的祭祀游戏。这样的结果是,失去了广大民众支持的祭祀仪式,尽管还存在着仪式性、庄重性等诸多表面的特点,祭祀活动内在的认同价值和文化建构意义却大打折扣,仪式本身也就失去了凝集精神的价值,身份认同的弱化又影响到地方文化空间重构,不利于仡佬族民族记忆、民族文化传承和接续。实际上,在诸多的仡佬族作家笔下,仡佬族祭祖仪式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他们在通过文学化的形式表达对于文化调适的价值。或者是一段文字描述,或者是一种巧妙的变形结构呈现出来,比如赵剑平《獭祭》中“老荒”的祭祀活动就是用小说的虚构形式解构了祭祖仪式和场所,使得“河边”这一自然景观变为类似于仡佬族族群文化中心景观。
三、结语
篇2
地理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呈现鲜明、生动的生活情景,通过动画模拟、过程演示、局部放大等方式,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看图、读图的能力,使学生在面对地理图片的时候能够进行有效整合、概括、判断和举一反三,促进学生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并增强空间思维的能力。例如在教学山脉、山脊知识的时候,教师可以将优美的名山通过多媒体呈现到学生眼前,让学生感受到地理的魅力,然后通过局部放大,教授学生哪部分是山脊、哪部分是向阳地带等知识,使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
2.结合时事热点引导学生思考
脱离生活的课堂是失败的课堂,课堂与需要与生活相联系,现在已经不是过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时代,教师的教学应当使课堂和生活相结合、书本与时事相结合。地理教师在教学中,应当以其敏锐的眼光,捕捉生活中的时事热点,将其应用到地理课堂中。例如结合我国铁路部门改革的新闻,引导学生了解我国铁路运营现状,促使学生掌握我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和铁路线路。另外,时事热点也频频出现在每年的高考试卷中,将时事热点引用到课堂之中,增强了学生分析热点、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3.整合教材资源,优选教学内容
中学地理教材的内容编制逐渐与生活结合起来,使教材具有生动性和亲和性,但是中学地理教材面向的地域十分广阔,使其针对性并不强。地理教师在教学中,切不可照本宣科,使地理课堂失去活力。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来结合教材内容进行讲解,而不必一味地按照教材中所给的事例。此外,地理教师还可以进行适当引申和扩展或合理的忽略,有计划有条理地为学生传授知识。
4.提出适当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
只有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让学生主动思考,才能够使学生迅速掌握知识。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应用生活化的教学方法,向学生提出一些有现实生活意义的问题,引导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思考,并对这种地理现象进行论证、解释或评价。同时,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产生了交流,既培养了学生之间的友情也提高了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
5.结语
篇3
生活中有许多非常好的并且非常实用的地理知识,这类知识的讲授往往能够非常有效的给课本内容的教学带来辅助功效。例如,一次课堂上和学生们探讨了如何辨识方位,随后我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思考问题:以北半球为例,在野外如何确定方向?这个问题如果单纯从课本出发很难找到直接答案,即使能够找到答案,辨识的方法也十分单一。然而,学生们如果在平时的生活中留心观察,并且有着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学生会发现很多实用的辨识方向的方式。我让大家课下仔细想想,回忆一下生活中有哪些实用的方式能够辨认方向。在检验学生的学习任务完成情况时我看到,很多同学都非常善于利用生活素材,并且给出了各种好的答案。如在晴朗的白天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在晴朗的夜晚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树叶稠的一面是南边,树叶稀的一面是北方。在下雪天,沟渠里的积雪,化得快的是北,化得慢的是南等等。这些来源于生活的答案的汇集不仅让学生耳目一新,也将课堂推向,既有利于学生接受,同时又让学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地理知识就在身边,通过学习地理可以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这也是生活化教学的一种很好的体现。
二、列举生活化的教学实例
生活化的教学同样可以体现在生活实例的列举上,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模式。课本中讲到的一些知识通常较为理论,不利于学生的深入理解。教师如果能够列举一些生活化的实例来作为知识讲解的辅助,这不仅能够极大的提升大家对于教学知识点的理解与认知,也能够很好的提升课堂教学效率。教师要有意识地进行知识的发散与迁移,要通过生活实例的列举来增进大家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与体会,这将能够有效提升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很多知识点的讲授过程都可以穿插一些好的生活实例,并且实例的呈现方式也很多,教师应当做好教学的组织与设计,让生活化教学能够在地理课堂上收获更好的教学成效。例如:在讲《海陆的变迁》这节课时,我让学生观看了有关汶川大地震的影像资料。学生从悲壮的画面中深深感悟到自然灾害的危害性。在此基础上我会进一步引导学生分析为什么我国四川汶川会发生大地震,如果一旦发生了灾害,我们大家应该怎样做。生活实例的列举不仅给大家创设了更为生动的教学情境,也能够更好的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促进学生思维的活跃。又如,在讲到我国人口问题时,我给学生们播放了春运时上海火车站的情境,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深深地体验到我国人口之多,并且会结合课本知识为缓和我国人口问题献计献策。
三、设置生活化的探究活动
生活化的教学模式还可以体现在生活化的探究活动的设置上,这同样是丰富课堂教学的一种很好的模式。想要增进学生们对于课本知识的理解与认知,设置一定的探究活动是很有帮助的,这不仅能够加强学生的知识实践能力,也能够深化大家对于相关教学要点的理解与吸收。教师可以给学生们设置更多生活化的探究活动,这对于提升学生对课堂的参与也是一种推进。在学习了地球自转和公转之后,我给学生们设计了这样的拓展和探究活动:日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件很普通的物品,但同学们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它呢?它蕴含着怎样的科学知识呢?我要求学生回家后仔细观察日历,并且总结出日历的一些基本特征及呈现的主要信息。很多同学平时根本就没有仔细观察过日历,通过这次探究活动,很好的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不少学生回家观察的都很认真,并且总结出我国的日历通常由阳历和农历两部分组成的。阳历是根据地球的公转周期为依据,阴历是根据月相变化周期为依据,并根据拓展的知识,分别说出了公历和阴历的优缺点。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探究活动,不仅将课本知识很好地融入生活化的情境中,也让大家有效地展开了对于课本知识的理解与实践。
四、结语
篇4
【关键词】地方文化资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丰富并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提升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有助于净化校园人文环境,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有助于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
一、地方民族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自尊和自信的精神归宿,是维系民族认同和社群存在的生命线,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多彩、美妙神奇的多民族文化体系。在这一文化体系中,地方性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版图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所包涵的情感和精神往往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和思想,是这个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这个民族的身份标志。我国西部广大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其育人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价值观的育人功能。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中,在同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关于天地起源、生命起源及其本民族历史变迁等方面独特的知识体系,并对之进行了包含自身价值观的文化解读,进而演化出宗教、道德、禁忌、村规民约等等的规约体系,有效地塑造着每个成员的观念与行为,保障了族群内部的秩序。尽管由于历史变迁导致传统观念发生了改变,但是,被当地民族视为行之有效的一些传统价值观通过强烈的认同感与风俗习惯积淀并传承了下来,通过代际传承,持续地塑造着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最终凝聚成反映民族性格的民族精神。少数民族社会以部落为基础,部落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形成了血缘、族缘和地缘交织重叠的村落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基础。这种文化传承一方面强调以孝为先,尊老爱幼,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强调个体服从族群。《玛木待依》(意为《教育训世经》)是彝族文学名著,它对彝人的家庭、家支的尊卑秩序以及各种道德伦理要求做了详细的记载。它提倡团结友爱、尊老爱幼;主张勤俭节约、舍己为人;坚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称颂诚实忠厚,反对虚伪轻浮等等。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重诚信和重农牧的传统,重视善良、互助、谦虚、勤俭、坚韧等价值观,从而形成了稳定的社会价值观。
二是审美观的育人功能。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审美文化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美和享受美的一种特殊社会活动,是人工而非自然的审美活动。这样的审美活动是一种能够对社会成员发挥精神教化作用的特殊意识形态方式。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在其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体现本民族精神和民族个性的审美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如各少数民族的民歌、民族服饰、民族手工艺品等等。每一种艺术的发展都源于在一定的民族土壤中,民族的心理和情感对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每个艺术家都有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艺术家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必然要通过艺术实践表现出来,表现为艺术的民族情感。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方面发挥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大学生通过领略和鉴赏不同风格的民族音乐,不仅可以感悟到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艺术,激发他们对少数民族艺术的兴趣和热爱,形成高尚的审美情趣、道德情操,更能够加深对本民族的认同,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感,如蒙古族歌舞的审美教育功能。古老的蒙古族宴歌《六十个美》,唱出了六十个美好的事物。“歌中列举了草原、土地、生命、青春、牛羊骏马、嘹亮的歌声、父母的恩情、弟兄的情义、长者的训导、老师的教诲、谦虚的美德、英雄的荣誉、崇高的事业、万民的安乐、天下的太平。”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通过纯美的音乐去感悟美,体会蒙古民族崇尚美、追求美的审美境界,进而在不经意间领悟到少数民族朴素高尚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这种美育功效源自少数民族艺术内在的感染力、体现了人的本性,这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教育都不可替代的。
地区性民族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就在于努力保持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同时,积极摄取民族文化的长处,让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教育以鲜明的个性融入到国家乃至世界多元文化教育体系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为例,由于地域的封闭性和交际范围的限制,孕育了当地原始、纯朴的民族文化风情,可以说这里是我国民族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之一。正是在这种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或是情感渲泄的方式,而是与当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价值观息息相关的,隐含着深刻的内在情感和强烈的民族精神的文化产物,是他们自身生命观、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和思想价值,是地方民族文化资源中的瑰宝。
二、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的原则
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应坚持的原则,除了一般性原则之外,根据教学的经验应突出以下几条原则:
1.目标性原则。明确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的要求,根据需要选择乡土课程资源,不能随便滥用。
2.经济有效原则。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应比选择运用其他课程资源更简便易行,省时高效。地方文化资源与教材内容的配合,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3.适宜性原则。由于学校在地域特点、师资力量、学校经费、学生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地方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因地、因时而异,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4.和谐性原则。将地方文化资源与课本知识和学生的认知、技能、情意进行整合,使之和谐统一。
5.综合性原则。文化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人文、地理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所以地方文化资源的设计和开发要整合不同学科和不同知识体系的内容,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一专题对学生进行知识、能力、态度、人格等综合素质的教育。
6.时代性原则。即地方文化资源要努力反映各地改革开放后发展的新面貌,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本地教育资源,及时补充反映地区建设和发展的新成果、新情况。同时,课程应注重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把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和实践的重要工具,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7.实践性原则。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优化学习方式,把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与有意义的、接受性的学习方式结合起来,使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掌握知识、加强思维、形成能力、发展个性。
三、利用地方文化资源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策略
(一)“统一理论教材”与“鲜活地方文本”相结合
当前高校普遍采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主要是《马克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这些全国统一规范的教材体系,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理论性,经过长期教学实践的检验,这些系统化的教材体系对于培养当代青年大学生基本的理论素养,形成较为系统的马克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从笔者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经验来看,这些教材偏重于抽象的理论性和内容的系统性,即在教材的知识结构中,偏重于全国的一般性的理论总结,对于地方性的经验摄入不多,缺乏适应地方院校的“鲜活文本”。
(二)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优势,引导学生进行必要的田野考察
组织高校大学生到民族文化博物馆、古代盐运博物馆、酒文化博物馆、海龙屯遗址、“沙滩文化”世家文化遗迹、浙大西迁旧址、汉三贤、清三儒、诗乡、茶文化等文化实景中进行现场考察,实地感受这些不同文化形态的人文精神内涵。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相关地方文化的调查报告,以此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辅助资料。引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结合学术前沿,根据学生的志趣和自身条件,开展民族文化、精英文化、世家文化、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探索研究,把调查法、访谈法、讲授法、讨论法、归纳法等排列组合,形成一个整体方法系统,既拓展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又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贵州由于地质构造原因,本地不产盐,需要从周边特别是四川运盐,加上当地山多路少,食盐运输特别困难,千年以来,穿梭于川黔古道的盐巴客,挑战大自然,用他们的血汗,历尽艰辛,运盐入黔。其中蕴含的坚毅、忍耐、顽强,是当代人追逐梦想所需要的人文精神。
结论
综上所述,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教材优势向教学优势转化,既具有普遍意义,也具有地方的典型性。诸如文化、抗战文化、土司文化、沙滩文化、盐运文化等丰富的地方文化形式,及其蕴含的丰富思想内涵,为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提供了新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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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研究――以淮南高校思政课同城联盟为例[J].学理论,2015,11:109-111.
篇5
关键词:体育文化,地理,体育地理
体育,历来是热门话题。从全国体育报刊发行种类和数量看,体育领域所具有的庞大程度是其它学科难以比拟的,即使是一些综合性的全国和地方性报刊也都专辟体育版面,尽管如此,纯粹的体育研究并不多见,应该说,体育科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与其它学科的融合。目前,体育院校和高师体育系所开设的不少课程(如运动心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统计学等)就是与其它学科相互融合的产物。
实际上,体育与地理从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山川湖泊、平原旷野都为体育活动提供了场所,冷暖寒暑、春夏秋冬也影响到运动项目的季节性。但是地理与体育长期以来对此熟视无睹,只是到了七、八十年代,美国人才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近年来,随着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体育产业化进程的加速,体育越来越受到包括地理学在内的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以地理视角,观察体育文化也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
1·空间和地方是体育与地理联系的纽带
无论从历史起源和演变看,还是从现实发展来看,体育都是洋溢着浓重社会气息的流行文化。体育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空间环境成为联系体育和地理的纽带。
地理学从根本上讲关注三方面问题,即地球上各种现象的区位和空间秩序、人地关系以及区域差异。因此,地理学的任何一门分支学科所重视的两个概念是“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种种关于地理的研究中必须保留空间和地方这一焦点问题。
近几年来,“某某地理学”已不断增生蔓延成为一个巨大分支体系,地理学家已把视野投向了广大的领域。地理学注重地球表层现象的记录、描述和分析,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体育文化现象,理所当然属于地理研究的范畴。
一般认为,在传统上,地理一向忽视体育,而体育又一向忽视地理。然而,体育与地理的融合机会是完全存在的。这是因为:体育产业化使体育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因此,它是经济地理学的合理内容;同时,体育又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体育也是合情合理的。此外,自然环境也不可否认地影响运动成绩的差异,这使得体育也渗透了体育环境学研究。
体育和地理都关注空间以及占据空间的方式;同时它们两者也关注地理空间内人与物运动以及相互作用的方式,区域构成了体育组织(团体)的中心特征;地方是许多体育运动队命名的方式;体育时常受到各种自然环境和自然景观的影响;体育是一定区域和等级的组合。体育的种种特点表明,体育和地理一样,都是一门空间科学。地理学中的空间和区位概念是体育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定义体育和理解体育重要性的中心问题。
2·体育地理学的起源与发展
虽然体育具有地理学的基本特征,但是人们一直没有把体育视为一项可以值得作严肃研究的地理学课题,地理学(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学科)只是把体育作为一种附带的现象加以对待。尽管如此,体育已成为了经济、文化和自然等研究的边缘范畴,近20年来,种种迹象表明,作为地理学分支学科的体育地理学已经产生。这一学科的产生以大量标志为特征,这些典型的标志是:
其一,一些描述性的文章开始涉及体育中的地理要素,并使人们形成了在体育场合中运用地理学的思维模式。这类论文在196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典型的有:“体育与棒球”(Shaw E,1963)和“体育地理的一种注解”(Burler.R,1966)等。
其二,从地理学的观点出发,对体育和体育相关的题目进行经验性的考察(调查)。这类论着绝大多数由罗雷(John Rooney)及其学生在1969~1985年之间先后完成。
其三,在体育场合内更侧重于较为根本的地理学问题和理论性论文,典型的是瓦格纳(Wagner,1981)的关于“体育是文化和地理的混合体”的观点的文章。
其四,发表和出版了进一步探讨体育与地理的相互关系的各类论文和着作。70年代中期(1976年)美国作家James Michener明确表示,其着作是体育地理的作品,在他的经典着作《美国体育》中对广阔领域的体育学术研究是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内容。
其五,有关体育的地理学特征的讨论会的召开以及学术期刊的出版。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都会召开一次有关体育地理的学术会议,美国的文化地理课本中也有体育地理的章节。进入八十年代,美国出版了贝勒的两本堪称体育地理学里程碑式的着作,即《体育与地点》(1982)和《体育地理学》(1989)。1986年在美国开始发行由罗雷(Rooney)主编的刊物《体育场所:一本国际性的体育地理杂志》(Sports Pla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Geography),这一刊物的出版标志着体育地理学的正式诞生。
篇6
一、课程学分安排
本研究所选取的学校与地理科学专业的总学分和各模块的学分比例不完全相同,存在一定差异。在对各种不同类别的课程所占学分进行比较时,将各个学校的课程经过重新分类组合,主要有4类,即公共课程、专业课程、教育课程和实践课程,结果如表1。
[学分(比例)\&公共课程\&专业课程\&教育课程\&实践课程\&总学分\&北京师范大学\&44(27%)\&81(49%)\&10(10%)\&15(14%)\&166\&华东师范大学\&44(28%)\&74(47%)\&24(15%)\&16(10%)\&158\&东北师范大学\&51(33%)\&75(48%)\&25(16%)\&14(9%)\&155\&四川师范大学\&55(32%)\&73(43%)\&30(18%)\&12(7%)\&170\&湖南师范大学\&55(33%)\&79(48%)\&20(12%)\&12(7%)\&166\&徐州师范大学\&54(32%)\&78(45%)\&18(10%)\&22(13%)\&172\&长春师范学院\&60(34%)\&61.5(35%)\&21.5(12%)\&33(19%)\&176\&宁波大学\&50.5(30%)\&66.5(41%)\&33(20%)\&14(9%)\&164\&安庆师范学院\&57.5(31%)\&69(37%)\&24(12%)\&37.5(20%)\&188\&][表1][大学本科地理科学专业课程学分安排]
从表1可以看出,各学校的总学分存在一定的差异。大学本科地理科学专业所开设的课程中,专业课程所占比例最大,其次分别为公共课程、教育课程和实践课程。教育部重点高校――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这三所学校专业课程所占比例较大;教育课程也占有一定比例,均在10%~20%。宁波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教育课程学分及其所占比例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两所学校比较注重教师教育,教师教育课程开设得较多。
二、专业特色课程
在公共课程、专业课程、教育课程以及实践课程中,各学校的公共课程和实践课程基本相同,而专业课程和教育课程都有特色课程。研究所选取的各学校公共课程基本相同,大致包括政治、历史、数学、外语、体育、计算机;而实践课程则几乎完全一致,包括部门地理野外实习、综合自然地理野外实习、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毕业论文。专业课程可以概括为“大同小异”,“大同”指这些学校都开设的专业课程,大致包括引入性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引入性课程主要是《地理科学导论》。专业基础课程包括相关学科基础课程、部门地理课程、区域地理课程以及技术性课程。相关学科基础课程主要为物理、化学方面的课程。部门地理课程分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自然地理包括《地质学》、《土壤地理学》、《水文学》、《生物地理学》等,也包括环境方面的一些课程,如《环境科学导论》、《环境影响评价》等;人文地理包括《文化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等;区域地理课程主要为《中国地理》、《世界地理》;技术性课程分为地图、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方面的课程,如《测量与地图学》、《GIS概论与应用》、《遥感概论》等。专业课程中的“小异”主要是各个学校的专业拓展课程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地理科学专业的特色课程。如表2所示,北京师范大学的专业特色课程最多,主要集中在遥感方向。在乡土地理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有《乡土地理》,但湖南师范大学和徐州师范大学则有较为具体的乡土地理课程,分别为《湖南地理》和《江苏地理》。华东师范大学较为明显的专业特色课程主要是《河口与海岸》、《现代沉积学》、《环境考古》。笔者认为各所学校的专业特色课程一般与学校的优势专业方向以及该方向的教师有关。如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李小文院士的研究方向为遥感;而华东师范大学有河口海岸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研究该方向的陈吉余院士。另外,其余学校也有相应的专业特色课程,如湖南师范大学的《天体观测》和长春师范学院的《地球与宇宙》。
[学 校\&特 色 课 程\&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地理学》《交通地理学》《乡土地理》《GPS原理与应用》《地表水热平衡》《流域管理》《数字地面模型》《微波遥感》《遥感影像地学分析》《海洋遥感》《3S综合实习》\&华东师范大学\&《河口与海岸》《现代沉积学》《环境考古》《最新地理文献阅读》《软件工程与GIS设计》\&东北师范大学\&《湿地科学》《地理科学进展》\&四川师范大学\&《灾害学原理与减灾》\&湖南师范大学\&《天体观测》《城市气候学》《矿产资源学》《湖南地理》\&徐州师范大学\&《江苏地理》《海洋学》《工业地理学》\&长春师范学院\&《地球与宇宙》《可持续发展研究》\&宁波大学\&无\&安庆师范学院\&《地理调查研究方法》\&][地理科学专业特色课程][表2]
三、教师教育类课程
教师教育类课程是师范院校的特色课程,也是培养师范生职业能力以及职业意识的主要途径。从表3可以看出,所有学校均开设教育、心理和教育技术方面的教育基础课程。与地理专业相关的课程主要包括地理教学、地理教材、地理课程方面的课程,如《地理教学论》、《中学地理教学分析》、《地理新课程研究》等。各学校都有教师教育类的特色课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高中必修课程模块研究》、《高中选修课程模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管理学》、《国外地理教育》;东北师范大学开设的教师教育类课程较多,而且比较有特色,如《地理教育研究方法》、《地理直观教学》;长春师范学院的教育课程开设较为全面且独具特色,如《地理三板教学》、《中学地理活动设计》、《中学地理习题解答》、《中学地理教研论文写作》,笔者认为这对培养大学毕业后的地理教师有很大帮助;而安庆师范学院的《中学地理科技活动》是其它学校都没有开设的,值得借鉴。
篇7
【关键词】创新能力 培养 地方院校 地理科学专业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2C-0031-03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加强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国家、地方、高校以及大学生个人都极其重要。国外许多高校通过组织学生全面参与科研等方式进行研究型创新实践学习,培养创造性人才。我国许多高校也正在大力推动本科生加强科研活动,开展实验调查等,以促进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然而,目前我国地方高校数量占全国高校总体的大部分,它们与重点研究型高校相比,在为学生提供的科研项目、资金及科研平台及实验设施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这必然要求地方高校在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方面,必须努力寻找与本地区、本校情况相适应的因地制宜的创新途径。而探索有效的创新实践教学途径则是地方高校弥补不足的最重要方式。创新能力就是推陈出新的能力,具体是指人们运用知识和理论,在科学、艺术、技术和各种实践活动领域中不断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能力。本文以贵州省凯里学院为例,探索如何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一、地理科学专业加强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创新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其核心是研究和解决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问题。吴传钧院士认为,地理科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的交互关系与作用的科学。地理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专业,已经在社会经济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其人才培养目标已经不仅是为中学基础教育培养合格的地理学科教师。地理科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还决定了实践教学是地理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强地理专业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不仅可促使学生深刻理解地理环境事物发展与演变规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等知识,还对培养地理科学专业学生成为创新型人才,为国家构建战略创新体系提供支持具有重要基础意义。
二、地方院校创新实践能力培养面临的困境
凯里学院作为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因其建设时间较短,在学科建设方面与国内许多高校相比,还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在建立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机制方面还面临许多困难。
从凯里学院内部因素来看,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师资队伍不完备,整体教学与科研队伍水平不高;实践、实验教学设施不完备,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激励等管理体制不健全;实验实践基地数量少,资源整合利用度低,没有充分发挥实践实验设施、基地的效能;实践教学方法还存在不足,对促进创造性和创新思维发展的方法还较少。
从凯里学院所处区域环境看,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劣势:区域经济落后,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小;生源质量不突出,教育资源整体匮乏;地处西部山区,地理区位条件差,对高级人才吸引力弱;当地社会企业数量少、层次低,对高校实践支持力度弱,能提供校外实习基地数量少,产学研实践平台层次与水平低。
目前,凯里学院在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过程中,在人才创新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设计,因地制宜地构建合理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与方案、高效的管理制度、评价考核体系等方面都亟待提高,并且还面临着资金不足等问题。因此,努力探索、研究适宜本地院校的创新能力培养实践教学体系,是培养出优秀的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地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构建培养创新能力的地理科学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目前,不少学者进行了地理科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例如,朱爱琴对地理科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提出了地理过程实验模块、地理教育实践模块、地理应用实践模块、地理技术实践模块。
1986年钱学森提出,地理学应当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等并列的大科学体系,故称“地理科学”。它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基础理论层次(基础科学)、技术理论层次(技术科学)、技术层次(工程科学)。杨开忠认为科学体系应是客观存在的科学研究分工和协作发展的系统反映,并总结和概括出地理科学体系包括地理科学哲学、基础地理科学、应用地理科学和技术地理科学四个层次。构建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地理科学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也应该是以科学的地理科学体系为基础。本文以钱学森、杨开忠等人构建的地理学学科体系为基础,根据凯里学院地理科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将其分为地理科学基础实践课体系、地理科学应用实践课体系、地理技术实践课程体系、地理科学综合创新实践课程体系。
(一)地理科学基础实践课程体系。主要是通过地理科学专业课程的实验、实践去深刻认识地球表层,理解人地相互作用关系及过程。包括核心基础实践课程与基础实践课程。
核心基础课程有地球概论、地质学基础、气象学与气候学、综合自然地理学、植物与土壤地理学、水文学与地貌学等。基础地理科学是核心基础地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合作领域。主要有人文地理学、环境生态学、文化地理学、人口地理学等专业课程。
在基础实践课程体系中,通过设置验证性和探究性等形式,在室内、室外分别进行观察、测试、分析、考察及综合自然地理实习等实践训练,培养学生对实验操作、数据采集、分析处理等能力,并通学生自己设计实验,去分析、研究、探索出结论,促进学生在实践训练中对地理现象、地理环境客观规律、人地关系的深刻认识,培养并激发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二)地理科学应用实践课程。主要是把基础地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应用于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主要包括地质、环境、资源、生态、城市、经济、社会等领域。主要的应用实践课程有经济地理学、岩溶学及应用、区域分析与规划、旅游地理学、乡村旅游学、环境学概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灾害地理学、生态旅游学等。
在应用实践课程体系中,主要让学生通过室内资料准备与分析,室外实地综合考察、观测、调查研究,去获得地理环境中自然要素、人文、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的数据资料,运用地理科学专业知识去分析与研究地理环境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各方面及综合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与办法的实践训练,培养学生运用地理科学专业思维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地理科学技术实践课程。技术实践课程是专门研究和开发地理科学技术手段的科学,是地理科学的技术支持系统,它包括传统地图测量技术、数学分析方法、新兴信息计算机技术与“3S”技术,是地理学与计算机、信息学、图像学、遥感、卫星等新兴技术的结合。主要技术实践课程有地图学与测量学、遥感概论、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地理学的数学方法应用、计量地理学等。
在技术实践课程体系中,主要让学生在运用计算机技术实践中,通过对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掌握及相关软件技术运用,对数字化地图、遥感影像等资料中提供大量的地理信息数据资料,进行提取、分析运用的实践训练,以及运用数学方法对地理事物的空间规律的分析、建模的实践训练,建立认识、分析地理空间事物信息系统的新思维、新思路、新技能。
(四)地理科学综合创新实践课程。主要是地理教学技能与理念的培训实践,以及科技竞赛、科研课题、学术(毕业)论文写作等综合性创新能力训练的实践,它还是运用地理科学专业知识水平及创新实践能力的综合体现。包括教育教学实践训练、科研课题研究实践训练、学术(毕业)论文写作实践、科技竞赛实践训练等。综合实践课程有地理教学论、中学地理教学技能与教材精读、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教学见习、社会综合实践调查、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讲座等课程。
在综合创新实践课程中,主要让学生参与课程教学技能的训练与实践,通过主持或参与课题研究过程的实践及撰写学术(包括毕业论文)论文等实践训练形式,逐步培养具备良好的中学地理教学技能的能力,培养具有较强的信息处理、数据分析、研究写作等科学研究能力。
从地理科学专业创新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结构可知(参见图1):基础实践课程是地理科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基础,侧重于对自然环境特征及其演化规律认识的实践训练;应用实践课程侧重于对自然环境整体系统中的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认识与研究的实践训练;技术实践课程侧重于培养学生运用新技术与方法进行地理科学领域进行研究的实践训练,它也是当代研究地理科学领域的重要技术手段和工具;综合创新实践课程则是综合运用地理科学专业知识进行教学技能、科学研究能力的实践训练。其中基础实践课程与应用实践课程体系在地理科学创新实践教学体系中,起着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基础知识铺垫作用,技术实践课程体系起着训练学生具备运用地理科学系统理论与方法、先进信息技术与数学方法进行综合实践创新的技能,综合创新实践课程体系则是训练、培养学生运用地理科学知识、理论与技术进行实践创新的能力。
图1 地理科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结构
四、地理科学专业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措施
凯里学院尽管在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但也在不断向国内外优秀高校学习,努力寻求适宜的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途径,不断弥补不足,并根据本学院及地理科学专业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实践教学措施。
(一)重视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地理学是对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其时空规律的科学,因此地理科学专业对学生具备良好的科学与人文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通过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可以使科学与人文教育的紧密结合。学生不仅可掌握所学的专业知识外,还可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为综合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对通识教育课程建设非常有特色,要求学生所学知识必须包含文、理两大领域的基础知识,通过多学科知识的结合,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综合创新能力。因此,加强通识课程体系的建设,对促进地理科学专业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基础作用。
(二)打造学生参与科研实践的教学平台。地理科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要求学生具备很强的区域野外实地观察力、运用“3S”技术处理区域地理空间信息的能力、区域经济综合分析的能力等。通过打造建设学生参与科研实践的教学平台,促进学生在参与科研过程中去创新、设计实验过程,主动观察、分析地理科学现象,促进其创新思想与创造力的形成。
(三)重视实验室和实践基地的建设与管理。虽然凯里学院资金困难是其实验室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但只有加强建设才能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创新实践平台。在建设过程中,应该注意厉行节约、务实,集中资金优先购买急需的设备。加强对高水平实验技术人员的培育与引进,注重引进教学与实验兼具的“双师型”人才。对实验室的管理,从实验室管理制度与学校实验室资源整合等方面加强管理,充分发挥全校所有实验设备、设施的功效。
实践基地建设是地理科学专业创新实践教学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选择典型的、具有区域综合性强及区域特性突出的实践教学区,作为稳定野外实践教学基地,是地理科学专业实践教学必须达到的要求。凯里学院充分利用黔东南州及周边区域特色,有效地建立自然、人文景观为实习实践基地。如剑河县八郎国家地质公园、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风景区等极具区域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作为实习基地。此外,还应积极加强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与管理,改变以前将其作为实践场所的观念,寻求与实践教学基地所在单位深入合作途径,建立校企互利机制,促进实践基地建设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四)加强教师创新实践教学素质的建设。高素质创新实践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具有创造能力的教师队伍。只有教师具备地理科学专业的前沿理论以及对相关交叉学科的最新理论有深入理解,才能在教学中讲出新思路、新方法,并引领学生在科研实践中去创新、探索。当教师具有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时,才能改善自己的教学方式,开展有利于创新实践培养的教学组织形式,从而培养出具有创新实践能力的学生。
(五)建立地理科学专业实践课程的质量考核与评价体系。合理、有效的实践课程质量考核与评价体系是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制度保障。地理科学专业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需要从实验室实验、野外实践基地的调查研究、教学技能训练与见习等几方面分别进行建立,从实验实践的准备、流程设计,实验实践参与过程,实践作业及教育实习效果等几个环节进行考核,其中实践作业按实验报告、实践调查报告、学术论文等形式进行评价。从学生与教师的角度分别建立考核体系,并对考核体系建立量化考核指标。
总之,高校肩负着培养学生具备创新实践能力的历史重任。虽然地方高校在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方面还存在许多限制性因素,但只要能因地制宜制订创新实践人才培养方案,从教师队伍、实践课程体系、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实践基地建设及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做好创新实践基础工作,提高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一定能建设优良的创新实践人才培养基地,为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参与文献】
[1]陈晔,徐晨.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与探索[J].高等理科教育,2011(3)
[2]鲍玉珩.美国大学的创造性人才的培养:策略与模式[J].电影评价,2012(22)
[3]曹建,王海欣,朱若珊.以本科生科研促进创新能力培养―北京大学的个案研究[J].中国高校科技,2003(1)
[4]王亚娟.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之路径探析[J].价值工程,2011( 14)
[5]付军龙,温恒福,王守纪.大学创新教育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6)
[6]吴传钧.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J].经济地理,1991(3)
[7]朱爱琴,周勇,谢双玉.地理科学专业“模块式、层次化”实验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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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怀宇,程光文,丁宇.高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途径探索[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基金项目】凯里学院校级教学改革与研究一般项目(JG201338)
篇8
易卜生在中国的研究起始较早,似乎这一研究对象没有更多言说空间了。事实并非如此。考察国内易卜生研究现状,我们会发现学界对易卜生最重要的戏剧及其所蕴含的现代性与审美性的关注远远不够,易卜生在中国其实成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复杂而有趣。
一、传播错位与研究补齐
文学的传播和流传从来不是直线和等量的,无论是外国文学在本国的流传还是本国文学在外国的流传,完全符合原作精神是不可能的,总会出现一些变异,接受者必然会对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选择、吸收和排斥。这是比较文学理论中的常识。
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国内,提到易卜生的作品,首先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肯定是他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社会支柱》可谓人尽皆知。但其早期和晚期剧作并不像中期剧作影响那么大。
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五四时期,他的社会问题剧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启蒙与反封建斗争的需要相契合,很快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易卜生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始于1922年,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介绍了《娜拉》、《国民之敌》、《小艾友夫》三部作品,前两者均为社会问题剧,《小艾友夫》属于象征剧。与此同时,《野鸭》、《海上夫人》等后期剧作虽也被翻译到中国,但受关注程度不高。直到1980年代,易卜生早期最核心的戏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才公开上演,但影响远不及他的社会问题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卜生的历史剧、思想剧、心理与象征剧的重要性日益彰显。20世纪2030年代那个充满内忧外患、思想剧变的时代已然远去,人们逐渐把眼光投向探索人性弱点,表现生命过程内在矛盾的剧作,从而使过去单一的接受视角得以改 变。然而,时至今日,相较于社会问题剧而言,易卜生其他类型的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仍显不足,更不用说学术研究了。
因此,邹建军先生主编的《易卜生诗剧研究》意义非凡。邹建军先生认为对易卜生整个文学创作来说,无论是早期的诗剧还是后期的象征剧,都比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重要得多。(《序二》5)这一评论是具有前瞻性的。国外文学在某一国的流传,有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接受异国文学时,往往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态,吸收不同的成分。这种选择性的拿来,很容易导致传播上的错位。前文已经提及中国社会变迁对易卜生接受的影响,此处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学研究倾向的变化与文学接受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期,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论的层面而不是在本体论的层面。学者更关注异国文学中所反映的社会状况、阶级冲突等内容,而常常忽略掉了具有作家个人特色的思想和情感,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过滤。例如:西方学者更关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感情、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中国学者则更关注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国的司法腐败、阶级压迫。反映在易卜生这里,则是学者更多地关注他的社会问题剧,而忽视了对他其他时期剧作的研究。新时期以来,随着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中国学者观照文学的视角出现了多元化特点。人们不再仅仅着眼于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而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显然,易卜生诗剧和象征剧蕴含了更多文学本体的因素,因此,今天它更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青睐。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易卜生诗剧研究》一书不因袭旧路,有意回避流俗,展现出了锐意创新的学术精神。该书收录的论文研究目标集中于易卜生早期剧作,这与过去的易卜生研究截然不同。整部论文集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完整、动态、现代的易卜生:①该书有利于修正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错位,让更多人关注易卜生的前后期戏剧创作,从而为我们还原一个完整的易卜生。比起简单地把易卜生视作现实主义作家,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意义。②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易卜生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都不是突然产生、戛然而止的,它有其思想渊源并产生后续影响。因此,研究易卜生早、晚期戏剧,把早、中、晚期的易卜生剧作衔接起来,有利于了解其思想的动态变化,也能够加深对其中期戏剧的理解。③作为社会问题剧作家的易卜生只能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家,而其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身份则得不到体现。易卜生诗剧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思想剧、象征剧中。着重研究这些戏剧类型,发掘其剧作的现代性,从而给现代戏剧之父以应有之义。正如邹建军所言,易卜生早期的10部诗剧现在看来真是经过时间检验而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与后期象征剧和中期社会问题剧中的优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优势与特点还更加鲜明。更为重要的是,易卜生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里面的一些作品,往往都来自于早期诗剧,或者说与早期诗剧存在密切关系;如果不读其早期诗剧,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其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因此,我认为易卜生早期的诗剧,在其整个文学创作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特别引起关注与重点开掘。(《序二》5)这段话宏观且动态地把握了易卜生戏剧体系的全貌。这种思想贯串于整部论文集中。如王芳实在《论弗瑞亚与凯蒂琳的三层关系》中引用卢卡契之言《凯蒂琳》已包括剧作家最后一部作品的所有问题,把该作放置于整个戏剧体系中来研究;《〈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的三重隐喻》(杜雪琴)一文认为在其早期诗剧中,往往也存在着强大包容性和多义的阐释空间,易卜生从此剧始逐渐走向一条未来的象征艺术之路。
二、前沿理论与多元视角
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弗雷泽(以下简称朱利安)在《21世纪批评述介》中将空间与场所作为21世纪文学批评的一种趋势。最近25年中,兴起了多学科的关于空间、地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这是一个涉及广泛、形式多样的研究领域。它认为我们对自己居住场所的性质进行批评干预的同时,居住场所反过来也决定了我们对自身的看法。批评家们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出:空间自身是如何既作为一种产品(经过不同的社会过程和人类干预所产生的),又作为一种作用力(它反过来影响、指引、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活动和路线的潜能)而存在的。
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系统多层结构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与路径。朱利安指出空间和地理批评是诸多批评导向之一,但并没有明确描述方法论、步骤和思想谱系。邹建军先生在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并在方法论上做出了指引。他曾在《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一文中指出文学地理批评的领域(《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一国自然山水对作家文学构成和演变的影响,文学作品对地理空间的建构,文学作品中自然山水的描写及其意义等方面在易卜生早期戏剧的研究中可以得到灵活运用。在《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这一批评方法的创造性实践。论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从地理与空间批评的视阈研究易卜生诗剧的。
王晓燕和胡红梅的论文虽同认为《凯蒂琳》展示了自然、地狱、天堂三重地理空间,但王晓燕指出它们在凯蒂琳犯错、受罚与赎罪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暗示命运发展脉络的作用;而胡红梅则认为三重地理空间展示的是一幅人类从原罪到炼狱到救赎的宗教仪式画面,各有旨归。高丹的论文《论培尔金特中的三重地理空间建构》将剧中空间分为真实地理空间恋恋故园、虚拟意象空间山妖王国与索尔维格森林、现实与虚幻的空间中年旅行足迹,真实的地理空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凸显了培尔金特的性格;虚拟空间是易卜生内在精神的外化和分离,而现实与虚幻交织的空间则代表了培尔金特梦游式的旅途,不同地理环境对培尔金特不同人生阶段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试析〈海尔格伦的海盗〉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通过分析北欧及挪威峡湾的地理环境,指出人物性格和精神气质与其生长和生存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是21世纪文学批评的导向之一。伦理问题对当代文学批评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伦理批评意在分析艺术作品的伦理本质,希望能因此在叙事的生活和读者的生活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沃尔弗雷斯 143)北美伦理批评的代表人物西伯斯在《批评的伦理》中指出承认伦理在批评理论中的地位,使这一学科中的实践者们具备了自主能力,能提出与文学文本及其可观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涵义相关的结论(沃尔弗雷斯 145)。伦理批评者的作用就在于指明特定文本向读者传达知识和普世的善的概念。伦理批评的实践者已取得多方面的成绩,《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收录了这样的范例约6篇。
邹建军的《无爱的悲剧:布朗德形象本质新探》在对布朗德与家庭、社会、宗教三重伦理关系进行考察后,认为布朗德的悲剧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悲剧,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是排斥他者的,导致他对家庭、社会、宗教缺乏真正的爱,无爱的伦理关系导致个体的悲剧。在传统批评中,学者更倾向于从哲学角度同情和理解布朗德的自我主义,并肯定它所蕴含的反封建、反传统的社会意义。邹建军对这一阐释方式产生了怀疑,他站在伦理批评的角度得出的颇具新意的结论与先前的认识迥然不同,这也充分显示了新的批评方法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英格夫人的伦理主题》一文中,谭认为易卜生在剧中描绘了围绕在英格夫人这一女性形象周围的复杂伦理关系,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家庭伦理准则;并通过对以英格夫人为中心的多方伦理关系的分析,探讨其悲剧中的伦理内涵。张武进、周美兰在《从〈苏尔豪格的宴会〉看易卜生的伦理困惑》一文中认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始终贯串着人性自由与道德禁忌之间近乎二律背反的矛盾和冲突。个体有寻求独立与自由意志的内在需求,同时又处于道德原则与伦理秩序之中,人需要依靠理性在二者之中寻找平衡点。《苏尔豪格的宴会》正好体现了自由意志与道德禁忌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正好是易卜生本人的伦理困惑,从而把作家的伦理观念与文本中所体现的矛盾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在《论〈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伦理因素》中,刘遥引用了易卜生的话在各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个人生活的丰富和鲜活资料。就是在和所有这些男男女女的相处中,产生了《海尔格伦的海盗》的原始和模糊的初稿,并指出该剧立足于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在该剧中被设定为家庭成员关系,伦理困境是主要人物走向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
文学地理批评和伦理批评两种新的批评方法在文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其他一些新的批评方法的运用。《〈海尔格伦的海盗〉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即是一例,安安通过分析女主人公伊厄棣斯与三个主要人物的矛盾关系和象征意义的分析,揭示出这部悲剧所蕴含的生态意识、女权意识及其社会批判意义。赵义华将信息管理学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做法则颇具创造性。他在《〈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交流阻滞型悲剧 》中表明悲剧原因无关命运,而是人物在交流过程中发生的信息交流阻滞。
篇9
一、论文的书写格式规范化要求
论文本身由论文题目、作者、中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几部分组成。
1.论文题目:简明、确切地表述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一般不超过25个字,可分两行书写。
2.作者:处于论文题目正下方,须写明院系、专业、年级、班别、学号、姓名。
3.摘要:摘要应反映文章的主要观点,重点表述研究内容及结论,必须重点突出、文字简练,中文摘要字数不超过300字。
4.关键词:要符合学科分类及专业术语的通用性,并注意与国际惯例一致,中文关键词限制在3~8个。
5.正文:论文的主体。论文须符合学术论文的格式,正文要标明各级标题,设计合理,文稿中应采用规范化名词术语。
6.参考文献:必须是本人真正阅读过的,应选用公开发表的资料。以近期发表的学术期刊文献为主,图书类文献不能过多,且要与论文内容直接相关,参考文献应按文中引用出现的顺序列全。
二、论文的排版格式规范化要求
1.版面尺寸:a4(210×297毫米)。
2.装订位置:左面竖装,装订位置距左边界0毫米。
3.版芯位置(正文位置):按照a4纸张默认格式。
4.页码:采用页脚方式设定,采用五号timenewroman,处于页面下方、居中。
5.论文题目:三号黑体,居中。
6.作者:论文题目下隔一行,居中,采用小四号仿宋体,
7.中文摘要和中文关键词:用五号仿宋体、两端对齐方式排列。
8.正文文本:宋体小四号、标准字间距、行间距为1.25倍行距、所有标点符号采用宋体全角、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采用半角的要求排版,采用多级符号版式。如:一级标题用阿拉伯数字(1、2、3……)标引,采用四号黑体并缩进4个字符排列;二级标题缩进4个字符并用阿拉伯数字(1.1、1.2、1.3……)标引,字体采用小四号黑体。
9.文中图表:所涉及到的全部图、表,不论计算机绘制还是手工绘制,都应规范化,符号、代号符合国家标准,字体大小与正文协调,手工绘制的要用绘图笔,图表名称和编号准确无误。
10.参考文献:位于正文结尾后下隔2行,“参考文献”四字左对齐,采用宋体小四号加粗;具体参考文献目录按五号宋体、靠左对齐、阿拉伯数字标引序号([1]、[2]……)的方式排列。
三、论文书写、排版、打印规范化要求样式
论文题目(采用三号黑体,居中)
(隔一行)
(仿宋体小四号,居中)院系专业名称年级班别学号学生姓名
(隔一行)
中文摘要:(仿宋体五号)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体制问题的思想观念问题,……。
关键词:(仿宋体五号)
(隔一行)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当前,在教学领域中,……。
1教学思想(黑体四号,左对齐)
1.1有关关系的处理(黑体小四号,缩进4个字符)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在知识传授与能力和素质培养的关系上,树立注重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欣赏:浅探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与文学变异
摘要:形象学研究一直未能合理地解释两个本质性的问题,一是文本意义上的他国形象与现实社会、历史文献有异;二是接受过程中读者所还原的形象与作家所塑造的形象有异。本文认为形象在塑造、传递过程中产生了多重变异现象,变异的深层原因是不同文化语境的影响与制约。
关键词:形象学;法国学派;集体想象物;文学变异
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发展于1880年代的欧陆诸国,由卡雷创立,经巴柔、莫哈、基亚等人的不断努力,当代已成为比较文学领域颇具扩张力的学科。然而,传统的形象学研究局限于历史研究方法,一味强调事实关系,囿于文本,繁琐考证,将鲜活的文学文本当做纯粹的历史文献,忽视文学形象的美学价值,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都限制了形象学研究的发展。
事实上,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形象,它是作家主体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也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反映,是一种文化形象,代表了一国对另一国的态度和看法。异国形象的建构包含了作者对异国文化的总体认识,同时在潜意识中又代表一个群体对异国文化的精神观照,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另一方面,形象本身与形象建构,也透露出作家和本国人的心态,“他者”形象是反观“自我”形象的一面镜子。正如当代文艺理论家佛克马所指出的那样,“赫胥黎的《海岛》中对东方的描写受到赛义德的批评,因为这部作品所表现的东方实际上是构想出的东方。”
一集体想象物如何实证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在形象学研究上是求“同”的,其基本方法是实证,本文认为形象学是“异”的研究,异国形象是想象,是集体想象物,image就是somethingimagined,所以形象学研究就是辩“异”。具体问题有三个:一是描述形象之“异”的具体表现。文学作品中的他国人物形象,相对于“原型”有什么不同的特点。二是考察“异”是如何发生的。形象的生成、传递、接受是一个多重变异的过程,作家是如何塑造的,读者是如何解读、还原的。三是思考“异”何以会发生,集体是如何想象的,深层的文化原因何在。
早期的形象学研究即已包含了变异的因子,正如后来巴柔所说:“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这里的“重组”、“重写”意味着这种形象是一种变异的形象,这是从实证研究求“真”的现象考证向理性主义求“异”的本质探求作出的可贵努力。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个人或集体通过言说、书写而制作、描述出来的,但这种描述并不遵循真实的原则,即并不会或不能忠实地描绘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那个“他者”。
作家对文学形象的创造与读者的接受,不可避免会产生二度变异,所以运用实证的方法很难对形象学进行研究。形象学研究的实质就是变异,法国学派在最早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就已提到文学作品中的“他国形象”问题,证明他们早已涉足非实证性变异学领域的研究,只是自己还未察觉,因而也没能从学科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
正如山人画笔下怒目圆睁的鸟是对自然鸟的变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观众对艺术形象接受、还原的变异,他国人物形象的创造与接受,正是这样一个多重变异的过程,其学理性亦可以从保尔・利科等人的想象理论中找到理论根据。保尔・利科将休谟那种把想象物归诸感知的理论命名为“再现式想象”,将萨特那种认为想象物“基本上根据缺席和不在场来构思”的理论命名为“创造性想象”。
巴柔认为:“他者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所以形象学所关注的是文学和文化互动中生成的形象,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他者形象,就必须将其置于扩展了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去考察,扩大的“新的视域要求研究者不仅考虑到文学文本,其生产及传播条件,而且要考虑到人们写作、思想、生活所使用的一切文化材料”。
新批评的那种将文本作为完全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的文本分析法则因此而受到质疑,因为这种形象不仅是作家个人呕心沥血的产物,而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阐释和想象,它要求研究者的重心不再局限于文本、修辞、话语,而要将他者形象纳入到总体分析的框架之中,既考察文学文本中他者形象生产、传播、接受的条件,又将这种文学形象与同时代的报刊、影视及其他媒介的描述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会使更多的材料和证据加入到接受的文学研究视野中来,从而使文学研究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领域交汇,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将其联系起来。通过对这种联系的探究,研究者可以发现作家与集体想象物之间种种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
考察他者形象与他者现实之间的关系,重点应在于注视者,在于注视者一方的文化模式,因为变异是肯定的,当下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作家这一创造主体,是如何接收、注视、创作、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作家的潜意识中集体是如何想象他国想象的,如近代“西方人的话语表现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漠视,贬低和拒斥,欧洲中心主义通过把欧洲以外的世界再现为愚昧、落后、懒惰,成为东方的同义词,因而需要欧洲的介入而界定为落后的从而服务于殖民主义事业”。其次是关注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形象学讨论的重点自然不是异国形象描写的真实抑或失实,而是考辨作家何以塑造出那样的形象,追溯异域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当时的语境下是如何生成的。
异国形象与现实中的异国之间,他者形象的真实程度并不能决定这一形象的审美价值。考察他者形象与他者现实之间关系的重点在于对注视者一方文化模式的产生、发展、传播与影响的探寻。席勒创作的《杜兰朵》中,“杜兰朵对于自由、压迫、自我价值等观念的认识,就那个时代的中国而言,不仅作为一个女人的意见,即使作为一个男人的意见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而,“作为理解《杜兰朵》的历史背景的应是欧洲思想史,而不是历史上的中国。”
二形象传递中的变异机制
法国学者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比较文学的特质就是要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归纳在一起,使“比较”二字摆脱美学的含义,获得一个科学的含义。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马・法・基亚称:“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卡雷也指出比较文学是实证性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及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形象学的各要素分析,它主要是指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表现出的他国形象。“他国形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
然而,文学形象的传递是非常复杂的,宏观来看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变异(literaryvariation),一是作家创作时与原型的变异;二是读者接受、还原时与文本形象的变异。就文本而言,又有语言层面的变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在1930年代,为了便于国人接受,“milkyway”被译为“银河”,而不是“牛奶路”、“神奶路”,就是明证。也有文学层面的变异,不同的作家写作同一题材的作品,主题、手法各异。具体而言,形象的变异现象发生在四个层面。
一是文字层面的变异。
属于翻译学或译介学研究的范畴,在进行研究时将文学的变异现象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把注意力从语词翻译研究转向语词的变异本身。我国翻译界曾有这样一个特例,不懂外文的林纾竟然成为一代翻译大家,康有为在《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中赞其“译才并世数严林”,钱钟书也著文《林译小说研究》探讨林纾的翻译问题。
从翻译技术层面看,林译小说许多都走了样,甚至可以说很多地方是选译、节译,或者随意删改,更有甚者,写人写景的许多地方都有想象的成分。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现象?这就是文学变异的问题,为了照顾中国读者阅读小说的习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将外国人的名字归化,去掉大量的景物描写、心理描写部分,以突出故事情节,将外国的现代语言换成简明、雅洁的中国文言。
文艺理论家敏泽先生认为,美国的意象派诗人庞德的意象诗是从中国学过去的:“当时的西方意象派诗人们掀起了学习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他们在研究和翻译汉诗的过程中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丰富性、含蓄性、生动性、鲜明的形象性和动态美赞叹不已,而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研究和翻译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意象主义的发展。”
赵毅衡先生在《远游的诗神》中也提到了意象诗的源流问题,认为“庞德是新诗运动中的大诗人,他是先接触日本徘句,然后转向中国诗的。观察这个变化过程,对于考察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庞德从汉字中受到启发,认为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意象,如东方的“东”由一个“日”和一个“木”组成,以太阳挂在树梢上指称方位,这种由象形到抽象再还原为情景的语意现象,其深处有一个形象的文字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变异问题。
二是文学作品中他国形象的变异。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从形象产生到还原有一个变异的过程,我们应从文化或文学的深层次人手,分析其规律。比如我们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洋人”形象时会发现,其形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流变,(一)近代文学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特点是“奇”、“怪”,深层理由是长期闭关锁国造成了国人无知、恐惧的心理,表现为对洋人形象丑化、妖魔化。(二)现代文学作品中洋人形象的演变情况是,大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对于“原型”大多“变”、“异”,深层的文化原因是“师夷长技”的学生心态,手法大多是将之美化、乌托邦化;港、台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相对“本”、“真”,因为作家身处殖民主义环境,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书写。
三是相同的文学主题和文类在不同的语境下发生变异的问题。
中西小说写作目的不同,所以叙事模式亦不同,西方小说治目宜阅读,中国小说治耳宜讲说;西方小说常鸿篇巨制,动辄万字,而中国古典小说多为章回体,更像连续剧。
四是文化语境不同造成的接受方面的变异。
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集团时,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误读现象,比如《格列佛游记》是饱寓讽刺和批判的文学杰作,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读了不下六次,他说:“如果要我开一份书目,列出哪怕其他书都被毁坏时也要保留的六本书,我一定会把《格列佛游记》列入其中。”可是谁会想到该书在世界各国的流传中却成了受妇孺喜爱的、单纯的少儿读物。唐朝僧入寒山的诗在中国实在没有多少人知道,可是在1950年代的美国,他确是反主流文化青年们的偶像。而三仙姑的形象在性格外向、好表现的美国人看来可不像在中国这么负面。
三形象研究要走中国化之路
我国的形象学研究要走学科本土化之路,需要克服学术上的殖民心态。形象学是法国人所创,然而其中的文化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倾向和过分强调考据而忽视美学思考的弊病显然是存在的,中国学者应勇于推陈出新,不能老跟在西方学者后面学步,比起西方的“中国人形象”研究,如果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西方人――“洋人”形象,很显然,我们具有文献方面的优势,事实上其结论也应该是更有理据的。
多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打通了比较文化的学术通道,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开展了以对话、沟通,尊重、理解、共建人类多元文化为宗旨的各种学术活动。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理论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能从时代的全球化和文化转型的新角度,在融合多元文化视野的基础上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新未来,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第三阶段的地位、作用和走向的看法。
中国学者摆脱比较文学的传统观念,冲破比较文学“欧洲中心论”的藩篱,不断更新比较文学的观念、方法,以新观念、新眼光,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文学研究,开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对话,促进互识、互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以期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共建全球的多元文学和文化。
形象学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复杂多样,学科的发展与深化呼唤理论的思维,比如学科的本土化问题。面对新世纪的形象学研究,中国学者要有为世界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力争学术独立的勇气。有理由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挖掘到中国古今文论中有关形象学研究的理论资料。同时,我们的优势在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料的丰富,应该扬长避短,着眼于国内的文献,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搞外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研究。
二是研究视野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应该更开阔一些,形象研究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探讨:
(一)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外国人形象,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犹太人形象、《简・爱》中的南美人形象,欧美人长于此项;(二)外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如赛珍珠作品中的中国农民形象,这方面的工作汉学家做得比较多;
(三)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外国人形象,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我们的主战场,如留学生散文中的导师形象,客观地说,外国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无论在史料占有,抑或是文本解读上,都不可能赶得上我们;
(四)华人自塑形象,如老舍《二马》中的马氏父子、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等人,张艺谋电影中的近代国人形象等;
(五)外国人的自塑形象,如美国人写的《丑陋的美国人》,日本人写的《丑陋的日本人》等。
三是学科发展的综合性问题,形象学涉及的领域众多,其研究必然是多指向、多维度和多领域的,与其他学科和领域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形象学研究可以根据学科的需要与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结合,拓宽新的形象研究领域,展现新的生命力。
形象学研究尚有一些关乎学科发展的问题,如仍然局限于影响研究。本文认为,学科建设目前有“三个转向”和“一个注意”的工作要做:
(一)转向对“主体”的研究。理解异族与认识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一国作家塑造的异国形象,是将异国作为一个他者来看待的,这个他者是认识自我、反观自我的一面镜子,研究他者是有意义的,而审视自我、发现自我、建构自我更有意义。
(二)转向总体分析。文学作品所包含、传播的文学形象与历史、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形象研究不能够将文本阅读简单化,不能局限于文本研究文学形象。形象研究必须考察一个民族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即由感知、阅读,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关异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看法的总和。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比如要想更深刻地理解俄罗斯文学,首先就一定要了解、熟悉并领会他们的文化和信仰,研究具体的作家、作品更是如此,否则,我们的视野将会很狭窄,论断亦将不免偏狭。
篇10
比如在《红楼梦评论》和《屈子文学之精神》等着作中,“壮美”作为中国美学话语却实现了与西方古典美学“崇高”的对接。“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12]5“意志力”的彰显、生发与毁灭是西方主体论美学的“崇高”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分析《红楼梦》的生命欲求与意志力的关系,此种逻辑架构与话语方式已然体现出“现代”的特质。王国维的西学“新酒”还体现在对美学独立与审美自律原则的考察,在《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等一系列论文中借鉴康德对人类心理认知模式知、情、意的区分,将“美”从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中划分出来进行考察与论述,“吾人于此桎梏世界中,竞不获一时救济欤?曰:有!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厉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13]这正是高扬了审美自我指涉、纯粹静观的“审美现代性”特质,如果说王国维对于古典美学还抱有无限眷恋,以“旧瓶”的形式本人的移民身份对失落的传统进行回望,那么鲁迅就以斗士的姿态直接“终结”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重建具有启蒙色彩的话语模式,“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意义的东西”[14]。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高度赞赏了类似于“酒神”般的主体性力量,并认为人是能动革命、改造社会的有机力量,美学和文学正在于激发他们带有现代性特质的启蒙与革命的精神,从而实现社会的变革,“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15]。自王国维和鲁迅以来,美学便成为思想启蒙、人性改造和意识形态规约的有力武器,而这也正是中国美学家面对西学资源主动选择的结果。他们相信既然认识论主体性美学给予了西方国家社会改造以强大的理论武器,那么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模式也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添砖加瓦。于是,美学便成为理论的先导与试验场,被赋予了巨大的话语空间功能。随后,“直觉说”“移情说”“崇高”“意志”“审美距离”“内模仿”等西方美学理论话语在中国生根并生发开来,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以美育代宗教说》《美学的研究法》提倡科学的美学建构与美育宗旨,以期通达美学独立和审美教育的目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悲剧心理学》借鉴克罗齐、尼采、里普斯等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建构自身的美感体系,其逻辑框架和语言表述均带有现代色彩;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及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理论;蔡仪的《新美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历史本体论》都引入西方的主体论、反映论、理念、判断、距离等话语,并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现代美学理论话语。第二,从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说命题方面,西方美学有着较为完整的体系话语和美学原则,也出现众多的美学流派,其很多的美学体系引入中国之后无论是在方法论中,还是审美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康德、黑格尔的先验式宏大认识论美学框架体系启发了现代美学的学科化、系统化框架;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美学对王国维、鲁迅、宗白华等人的启示,并促使“启蒙”和“自由”作为美学的社会承担;移情论、精神分析美学为朱光潜所“拿来”,成为美感体验和文艺心理学建构的核心话语,在文学上也直接启发了新感觉派文学、现代诗派、朦胧诗派的崛起,给审美经验注入了崭新的活力。直至建国后意识形态规约下的美学大讨论、四大派别的论争和实践美学的张扬,都是以哲学认识论的话语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解答,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逻辑建构的美学框架显而易见,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美学影响中国美学的强大话语力量。在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20世纪以来的中西现代美学产生了明显的“交互转换”现象,西方现代美学开始从中国古典中寻求资源,考虑如何更好地介入文学经验的研究和对人本体生存意义的拷问;中国现代却走上了知识哲学化、学科化、体系化的进程。双重话语空间给予了现代美学以丰富的建构资源,使美学、哲学美学和西化美学“众花齐放”,实现了西方几百年的美学资源积累,但同时也赋予了现代美学复杂性的特质。中国美学一方面需要打破古典资源进入启蒙的现代化社会,另一方面却又看到西方美学已经发生的非理性和现象流,这又给国内学者带来了新的焦虑———是否中国古典美学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呢?于是,以“失语症”为代表的 文化焦虑构成了新时期的重要一维,而其代表论点正是通过异质性比较的方式,重新发掘中国古典美学资源,放弃虚伪无根的西方话语。但是,通过对美学话语的“交互转换”分析,我们发现其内在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是: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与审美实践天然的联系,并且试图以感性的力量探寻人的本质存在问题。任何试图将美学与审美实践分离、与人类生存脱节的历时进程都会被美学以自身调整的方式进行适应,从而继续保持这种张力。当然,这也是与社会、经济、艺术、伦理、哲学等密切相关的,“美学从不拒绝任何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分析审美活动的方法,但拒绝把审美活动肢解开来的独断论的方法。美学要求有适应自己研究对象的内在的统一性方法,这种方法既是哲学的、心理的、社会学的,又不是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而是这些方法的变异和重新组合。”
西方后结构主义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存的状况促使西方现代美学的转型,因为如果美学继续保持康德式的精英意识,漠视后现代的生存状况,那么最终会走向自言自语的边缘,所以从中国古典获取了整一体验式的理论资源;而中国现代美学为了适应启蒙、政治等需要,也不得不以西方资源武装自身无奈的灵魂。所以,美学必须保持阐释审美实践和人类生存的有效性,才能不断前行。二、美学话语空间中的双重张力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构筑的“交互转换”话语空间赋予了中国现代美学以独特的多维色彩,在经历意识形态美学和“美学热”之后,新时期的美学家们对“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进行反思,一方面,重新发掘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话语资源,树立民族本土的理论自信;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的“启蒙现代性”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工业文明深刻影响到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中国的学科体制已经构成了当前系统化、逻辑化的场景,再次回归前工业时代的古典文明语境已不复可能。所以,必须在已有的话语资源基础之上继续整合中西美学资源,使美学既有明确的学科建构与自律话语,同时又能够有效阐释审美实践与艺术经验,进而通达终极价值的人文关怀。全方位构建有“美”有“学”的民族化、普世性现代美学,则是每一位学者的目标。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不仅给予我们理论启示,其本身仍然也是极具张力的存在。其实我们深入探究这一空间话语之时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状况:它们当中有时间上的差距。中国在20世纪初所接受的西方美学思想更多的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认识论美学,也可称之为现代主义美学,其逻辑与思维模式主要是西方古典时期以来的学科逻辑与理性思维,从时间上来看大致是20世纪中期以前;而对于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阐释学美学以及中国后现代主义美学话语的接受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我们对于此类“非理性转向”美学似乎是采取“平行接受”的方式,因为当时我国正处在美学第二次转型和第三次转型阶段,美学方法论、主体性探讨、审美独立的讨论如火如荼,对于形象思维和“手稿”的再次发掘似乎使美学家们找到了思想解放和反观政治的文化立场。“主体性”的狂欢使得我们对西方同时期的后学资源只是进行引介,并没有将其渗入到美学体系与美学论争之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后实践美学时期,生命美学、主体间性等带有中国反思色彩的现代美学才真正消解了狂热引进的场景,真正从建构与融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西美学资源。可以说,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现代美学一直处在“赶超”西方美学的尴尬处境中,从学科化、逻辑化的建构、到主体性美学的张扬,再到当代后实践美学的整合,蓦然回首,发现西方美学正在向我们曾经放弃的古典美学靠拢,这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现在美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失落的话语资源,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和西方现代美学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恰恰是中国现代美学价值重塑和发展的机遇。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给中国当代美学带来了发展的张力,西方美学经历的过于膨胀的理性主体之后,转向了对感性生命的关注和审美经验的话语言说,并试图以此来适应学科互涉和文化研究的巍巍景观;而中国面临的同样是意识形态话语松动之后面对文化浪潮的美学有效性问题,所以,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现代美学在经历了时间上错位的“交互转换”,终于在21世纪找到了互补协调发展的双重维度。维度之一是现象直观与感兴妙悟的美学话语。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和美学思潮,发端并兴盛于20世纪中叶,“迄今已成为最有影响、在中国美学界运用最多的一种观念与思潮。”[17]无论是生命美学、生态美学、生存美学、体验美学、空间美学等等都从思维方法、美学观念和审视态度上获得资源。
现象学主要是破除二元式的思维模式,以一元式的视角进行美学研究,“这种美学的意向性活动逻辑或对象化逻辑把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地实现审美的意向性、双向对象化,凸显出美学的逻辑过程的特征”[18];其主要方法是“本质直观”,途径是“感性体验”。这些对于中国美学界而言也许并不是很稀有的理论,但是在西方二元论的基本思维模式之中确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胡塞尔就曾自豪地宣称,“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4]22本质直观是现象学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它又有“悬置”和“先验还原”两个相关理论。在胡塞尔看来,从康德和叔本华一线下来的有着先验矛盾的主体能够认知绝对必然性的世界与知识是极大的悖论,为了克服矛盾,经验的自我主体必须把已有的知识“加上括号”,进行“悬置”,“根据显现与显现物之间本质的相互关系,现象实际上叫做显现物,但首先用来表示显现本身,表示主观现象。”[4]8胡塞尔通过本质直观通达“纯粹现象”,而“现象即本质”,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由笛卡尔和康德美学奠定的“主体中心”地位。在意向性的联结下,“我”与“他者”是互为主体,共享现象世界的关系。这一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又称为“主体间性”,成为存在论美学转变的关键。“现象学的直观与纯粹的艺术中的美学直观是相近的。”[19]胡塞尔的哲学现象学开创的思维方式和一元话语深刻影响了萨特、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杜夫海纳的美学现象学以及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等等,并随后扩展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接受美学的领域。其实,现象学的兴盛并不仅仅是哲学美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商品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类科技启蒙理性的不断膨胀引发了一系列的资源、环境、信仰和生态的问题,人性最终被“异化”成为对物的纯粹占有,人与自然的源初和谐关系也被破坏。二元对立视域中的主体膨胀忘却了本真“存在”的使命,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在海德格尔这里成为“存在”,并成为超越二元对立体系的哲学本体。人、神、天空、大地等共同构成了“诗意地栖居”的“四重性整体”,而艺术与诗意正是对存在的澄明和去蔽,诗的本性是真理的建立,真理的诗性投射把真理自身融入作品。“艺术使真理起源,在作品中,创建保藏的艺术是跃向在之者的真理的原动力。通过这种飞跃,而使某种事物诞生,并在其本质的来源处将事物引向在之中,这就是本源一词的含义。”[20]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而言,以艺术和审美介入生活,提升生命的境界,以“妙悟”的直觉观审通达美学至境则是耳熟能详。如果说“神思”还只是心与物在想象中的往复周旋,并没有达到完全合一的纯粹至境;而对于妙悟而言,则是消除心物、主客的一切界限,无物无心而又皆神皆意,通达无所不在的自由境界;一切都是主体,一切又都是复归于源初自然的状态:“无边草木悉妙药,一切禽鸟皆能言。化身八万四千臂,神通转物如乾坤;山河大地悉自说,是身口意初不喧。世间何事无妙理,悟处不独非风幡。”[21]也正如严羽所论述:“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22]所以,面对后实践美学或是新实践美学的建构,现象学和妙悟的美学路径是研究的必须。一方面新世纪的美学需要实现在“后现代”破碎颠覆的语境中实现生命本体的完整体验,另一方面美学沿着“交互转换”的路径走到当前的理论取向也是内在必然,一元式、体验式、直观式的美学话语不仅与西方存在主义、空间转向等理论相通约,更是与中国的古典美学、当代生命美学、主体间性美学、生态美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中西美学以现象学美学实现美学未来发展道路的“殊途同归”,将实现对主体内在生命的终极关怀,这也在极大程度上使美学以审美感性的力量介入当下的审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