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法经营罪，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案例：从2011年6月至2012年3月案发为止，上海兴东建筑装潢有限公司的共同经营者方骏与李颖娟（方骏母亲）为十多位客户进行了多起银行卡的POS机套现，共计2000多万元，其中信用卡套现41万余元。

2012年10月，方骏与李颖娟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指控“采用虚构交易的方法为信用卡持卡人套现并收取手续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两高”司法解释）第7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若要将其定以“非法经营罪”，那么需要符合上述条件。被告究竟有无信用卡套现？是否虚构交易？有没有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过现金？情节严重与否？寥寥数十字，成了法庭上双方争辩的缘由。

借记卡套现同属信用卡套现？

辩护人查阅所有证据后发现，被告利用P0s机套现的违法行为主要是套现借记卡，而非信用卡。在讯问中，方峻与李颖娟也再三确认，“公司安装了3台POS机，其中兴业银行的POS机是拉信用卡的，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是拉借记卡贷款的”。

在这次案件中，只有1人进行了信用卡套现，共计41万余元，其余2000多万元的套现都属于借记卡套现。辩护人表示，被告只是为借记卡持卡人套现了他本人从银行贷来的装修贷款而已，罪不当此。

然而，公诉人认为商业银行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功能的电子支付卡都是信用卡，无论是用储蓄卡还是借记卡套现，都应当视为信用卡套现。

借记卡套现究竟算不算是信用卡套现，法庭上双方一时争执不下。

被告没有虚构交易、没有直接支付过现金

辩护人查阅了公安机关所有的讯问被告笔录和本案十余个被讯问人的笔录，发现被告既无虚构交易也没有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过现金。

一般而言，虚构交易行为流程通常是先签订虚假的装修合同，再虚开进行交易的发票。按照银行发放装修贷款的规定，没有装修合同和装修发票，银行不能放款。在该案件中，被告并没有签订虚假的装修合同，也没有虚开交易发票，仅仅让银行卡持卡人用POS机拉卡。如果诉其虚构交易，于理不合。

那么，被告有没有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过现金呢？在各次套现中，持卡人都是通过银行或者网上那个银行直接转账到户，没有所谓的“直接支付现金”行为。

银联评价：正常，未发现风险

近年来，许多银行为了拓展贷款业务，一方面鼓励商家安装可套现的POS机，另一方面鼓励借记卡持有人申请贷款。与此同时，信用卡套现现象日趋猖獗。早在2008年5月，银监会就针对这一问题下发过风险提示通知，对于防范信用卡套现提出了一些要求，如严禁将POS机具布放在个人名下，对商户交易行为进行不定期抽查等等。

然而，因为相关法律法规缺位，银行卡的套现问题花样百出，纷争不断。

在该案件中，套现行为人大多是缺乏流动资金的中小企业主，在以产权房申请装修贷款后被介绍到套现处，也就是本案的上海兴东建筑装潢有限公司。

据悉，该公司的3台POS机都是被银行积极推销而安装的，而在安装之前，银行都对该公司做过风险调查。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特约商户入网审批表》中，拓展人员意见一栏写明：“该商户经营正常，操作流程规范，且经营状况良好”，对其风险评级为“低风险客户”，并审核了中国银联可疑商户名单后判断：正常，未发现风险，而且也顺利通过了风险商户分行收单业务管理部门负责人的审批。

兴业银行不仅审核了该公司的风险资质，而且积极鼓励使用POS机进行交易。在《兴业银行特约商户协议书》上明确表示，如果在3个月内未使用POS机交易，银行有权终止协议并收回设备。同时，协议规定在使用POS机交易时，必须经过银行实时授权并核准。

从2011年6月该公司开始为他人套现，不仅每一笔套现都是得到银行实时同意的，而且直到2010年10月13日已套现1700多万元——中国银联，作为中国最高等级的银行卡管理专业机构，对该公司的评价依旧是：正常，未发现风险。

“两高”司法解释第7条对于“情节严重”做出规定：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辩护人认为，被告为信用卡持卡人套现仅41万余元，不足100万元的下限，而且被告的行为至今没有造成任何金融机构的经济损失，即不构成司法解释所说的“情节严重”。

非法经营罪应予取消

这次案件中，两名当事人方骏与李颖娟被指控“采用虚构交易的方法为信用卡持卡人套现并收取手续费”而涉嫌“非法经营罪”。

非法经营罪是个口袋罪，任何行为都有可能被装进去，任何人都可能被判刑，因此自该罪名产生以来就受到众多的非议和质疑。1997年修改刑法时，曾被非议无数的“投机倒把罪”被废止，但又换成了包罗万象的“非法经营罪”。

不可否认，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已经将“非法经营罪”作为最愿意解释的罪名之一，任由法官作解释，这项罪名正不断拓展领域。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多次对非法经营罪的罪状进行明确定义，对被告使用刑法时，如果不能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把没有明确的非法经营行为简单认定为犯罪，就会让无辜者蒙受冤屈。

罪刑法定是刑法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指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仅仅是有此规定，而且是意义明确的规定——就不能定罪处刑。

在该案件中，被告的行为实质上是将银行卡持有人申请的装修贷款通过银行实时授权而在POS机上套现。即便这种行为也被归类于信用卡套现，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现行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这种通过银行转账的套现行为是犯罪行为，那么就不应该对其定罪处罚。

根据《刑法》第13条规定，只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是犯罪行为。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并没有给任何一家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造成损失，不存在社会危害性，自然不该认定为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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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罪名增设以后,沉重打击了为谋私利而置国有资产于不顾的一批“蛀虫”,维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好地创造了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公平竞争的氛围。但实际适用中,也出现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 对该罪的为“他人经营”中的“他人”是否能构成该罪的共犯。

    今年笔者办理了一起国有企业经理冯某伙同私营业主李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案件,侦查机关将冯某和为冯某实施犯罪提供帐户、开具发票、收取货款、并分赃得利的私营业主李某列为共犯移送起诉。在审查过程中,产生了二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立法精神,该罪主要是针对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成或为他人经营同类营业的国有公司董事、经理本身,打击面不应扩张至得益于国有公司董事、经理的同类营业经营者,即该法中所指的“他人”不能以该罪的共犯论处。另一种意见认为,该私营业主在明知国有企业经理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而为其提供诸多帮助,从而共同获利,已构成该案的共犯。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1、根据《刑法》总则理论,共犯是指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而在该案中两人经预谋,李某为冯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且自身在和该经理的共同经营过程中非法获利,而该经理如果没有私营业主的帮助根本不可能完成犯罪,因此,二人在该犯罪过程中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从客观上已经成为了该国有企业的竞争者、完全符合必要的共同犯罪的概念,即必须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才能构成的犯罪。

    2、根据《刑法》总则指导分则的原理,该罪可以设立共犯。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如果经营者自身通过成立公司等行为由自己完成该罪,可以单独犯罪论处。但现实情况是行为人为掩人耳目,逃避侦查,往往不冒险自己设立公司,而大多采取和他人勾结完成犯罪,因此为更好地打击此类犯罪,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良好健康的秩序,他人和国有公司董事、经理事先预谋,内外勾结,共同实施、经营同类营业行为非法获利,严重损害国有企业的利益,该他人应列为该罪的共犯,根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来确定主、从犯的地位,从而更准确地理解立法的本意。

    二、 该罪和贪污罪、受贿罪的区别

    1、该罪和贪污罪的区别。

    由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是国有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所实施的职务犯罪,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极易和贪污、受贿等其他职务犯罪相混淆,尤其是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损公肥私,获取非法利益等情况,更加难以区别。就如笔者办理的该起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该国有企业经理和私营业主通过了一定的经营行为,获得了非法利益,粗看该国有企业经理冯某将应归企业所有的利润通过和私营业主李某勾结,将利润留在了李某公司的帐上,从而获得了非法利益,将本应属于企业的公款变成了其私有财产,应该认定为一种贪污行为,但由于该国有企业经理和私营私主确实通过了一定的经营行为获取了非法利益,而非假借经营行为或根据不存在经营行为,是通过“走帐”方式截留利润,因此该案只能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而不能认定为贪污罪。这也是在实际司法*作中为分清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与贪污罪的根本区别。又如笔者办理的某国有工贸有限公司经理苏某贪污案,苏某利用职务便利,采取将其所在公司的业务从朋友的公司中走帐、截留国有公司经营利润,其朋友的公司并不参与实际经营,所有经营活动均由苏某一手*纵,因此苏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从上述两个案例分析,笔者认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与贪污罪区别的根本标志是:非法利益的取得途径。非法利益是通过实际经营行为取得,原则上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相反,非法利益是假借经营行为或不存在实际经营行为而取得,则应认定为贪污罪。

    2、该罪与受贿罪的区别。

    尽管从理论上尤其是犯罪构成要件上,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与受贿罪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在具体案件中,尤其是为他人经营同类营业获取财产性利益的情形下,两者的界限也较难分清。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从以下二个方面来把握:首先如果行为人是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行为人并未直接从同类公司、企业中按企业分利等方式直接获取非法利益,而是采取向他人索要或者非法收取他人财物的,则应以受贿罪论处。反之,虽然行为为从他人处获得了非法利益,还应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其次,从获取财产性利益的时间节点上加以区分。如果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相同的营业,在经营利润实现之前就从他人处获取财产性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罪。在利润实现以后,就很难分清他人是与行为人分利还是为感谢行为人而送给其财物的行为,此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准确认定。

    综上所述,尽管本罪设立以后与传统的职务性犯罪在某些案例上界定较难划分,但深入剖析该罪的犯罪构成及本质特征还是有一些根本标志能够加以把握,从而更好地适用该条法规准确惩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

篇3

所谓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非法经营罪侵犯的客体应该是市场秩序，为了保证限制买卖物品和进出口物品市场，国家实行上述物品的经营许可制度。其中进出口许可制度是经营许可制度的重要内容，买卖进出口许可证和进出口原产地证明的行为除侵犯市场秩序外，还侵犯了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行为方式：1、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2、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证件。3、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4、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①非法买卖外汇。②非法经营出版物。③非法经营电信业务。④在生产、销售的饲料中添加盐酸克伦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物品。⑤非法经营互联网业务。⑥非法经营彩票。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一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依法成立、具有责任能力的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主观方面应具有的两个主要内容。如果行为人没有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而是由于不懂法律、法规，买卖经营许可证的，不应当以本罪论处，应当由主管部门对其追究行政责任。

二、非法经营罪的“堵漏条款”

除了《刑法》第225条前3款和《刑法修正案（七）》第5条明确列举了三种非法经营行为以外，刑法第225条第四款还规定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对非法经营行为进行兜底性规定的条款，被学界称为非法经营罪的“堵漏条款”。该条款用“其他”这一概括式的表述涵盖了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所有非法经营行为。从其积极意义上看，立法机关设置的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严密了法网，在一定程度适应了市场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要求，打击了各种新型非法经营行为，起到了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作用。但是同时“堵漏条款”也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首先由于条文采用“其他”这一概括性表述导致了非法经营罪不断扩张成为新型“口袋罪”。其次，该堵漏条款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导致了司法权的滥用。再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型非法经营行为不断涌现，立法机关为有效打击此类行为，将不断出台新的司法解释，这不符合法律的稳定性要求。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如何正确适用非法经营罪的“堵漏条款”。

要正确适用非法经营罪的“堵漏条款”应当坚持如下两个基本原则：

（1）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因此，罪行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民主性。刑罚处罚范围与程度关系到个人的切实利益，应保障国民充分的参与权，即民众通过代议机关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实现多数人的统治。立法民主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前提保障。第二，法律主义。为保障国民对违法行为的可预测性要求，犯罪和刑罚的法律必须由成文法条规定，司法机关只能依据成文法条定罪量刑，即无论对社会有多大危险的行为，如果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就没有刑罚。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规定犯罪和法律后果的法律只能由立法机关制定，行政机关不能制定刑法。第三，明确性。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明确，使人能确切了解其行为内容是否构成犯罪，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才能保障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的对象。也就是说刑法的明确性要求要让社会公众明白无误地知道刑法禁止什么，保护什么，从而正确的选择自己的行为，以有效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作为国家权力运用的司法权和行政权，无论是对犯罪还是行政违法行为的认定都应当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对个人法益造成侵犯。

具体至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而言，认定何谓“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时，其基本的要求就是，首先在相应的行政法规中明确规定行为人的行为属于非法经营行为，其次对该非法经营行为在行政法规中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等相关照应性规定，如果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该行为是非法经营行为或者没有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照应性规定就不能认定为“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例如：《电信条例》第6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57条、第58条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即为适例。第68条规定：“有本条例第59条第（二）、（三）、（四）项所列行为之一，扰乱电信市场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是适例。2005年10月2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23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是适例。等等相类似照应性规定。

（2）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

所谓“刑法谦抑性原则”是指刑法所具有的、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的特征被被称为刑法的补充性；刑法不介入市民生活的各个角落的特性被称为刑法的不完整性；即使现实生活中已发生犯罪，但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缺乏处罚的必要性，因而不进行处罚的特性被称为宽容性。上述三者综合起来被称为谦抑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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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只有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才能构成。

1、非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能否单独构成本罪。根据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公司、企业分为：国有公司、企业；集体所有制公司、企业；私有公司、企业；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国有公司、企业是指资产全部为国有的公司、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的全部资产为国有的股份有限公司。集体所有制、私有公司、企业不属于国有公司、企业是十分清楚的。尽管集体所有制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以及私有公司、企业的经理经营与任职企业的同类营业，对企业同样具有利益相争的危害性，但97刑法设立本罪是鉴于国有公司、企业监督机制的特殊性而对国有公司、企业利益的特有保护，非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不能单独构成本罪。

2、有国有资产成分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能否单独构成本罪。可能有人主张只要公司、企业有国有资产  成分，不论比例多少，其董事、经理均可构成；可能也有人主张国有资产比例占到51%以上的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可以单独构成本罪；笔者主张有国有资产成分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不能视为国有公司、企业，其董事、经理不能单独构成本罪。

3、国有公司、企业的副经理能否单独构成本罪。笔者认为不能。理由如下：（1）经理、副经理系法律条文中的概念，自有其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不能混同。97刑法对本罪的设立系来源于《公司法》第61条对董事、经理竞业禁止义务的规定。《公司法》中经理、副经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产生程序、不同的职权，如第50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经理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2）经理具有 《公司法》规定的法定职权，而副经理则没有。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副经理只是协助经理工作。（3）《公司法》对经理设定了竞业禁止义务，而没有对副经理设定该项义务。（4）经理与副经理在公司内部职权的强度、独立度均不同，尽管副经理也可能从事经营同类营业行为，也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但立法机关认为不需要用刑法来调整，未将其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5）根据法律的系统解释规则，对同一个法律概念，在不同的部门法律之间，应做同一的解释，而不是相反，《公司法》中的“经理”与刑法中的“经理”涵义应是同一的。

4、不具有法人地位的公司、企业的经理如分公司经理、部门经理能否单独构成本罪。笔者认为不能，其理由如下：（1）《公司法》中的经理不包括分公司经理和部门经理，《公司法》第50条、第119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设经理，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2）《公司法》中公司与分公司是不同的两个法律概念，分公司不等于公司，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第13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3）《公司法》没有对分公司经理、部门经理设定竞业禁止义务，他们无论在职权强度、独立度方面与经理都不可相齐并论，所以刑法未将其作为本罪的主体。

二、“同类营业”的认定

同类营业是指行为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相同的营业。那么判断“相同营业”的标准是什么呢？有人主张以所任职公司、企业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标准；有人主张以所任职公司、企业实际经营范围为标准。笔者主张符合下列标准之一即为相同营业。（1）行为人所经营的项目被所任职企业登记的经营范围所包括，不论本企业是否实际经营，因为行为人完全可能为了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而故意放弃本企业的经营，使本国有公司、企业蒙受损失；（2）所任职企业实际经营了其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以外的项目，而该项目不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规定，行为人也利用职务便利经营该项目。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已明确当事人只要不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规定，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法院不因此认定无效，这就意味着此种情形下所任职企业的该项目经营行为和经营利益受到法律保护，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该相同项目，就具有违法性，符合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特怔。

三、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形态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形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横向竞争。即行为人的经营行为与所任职企业经营在市场份额、市场价格等方面进行竞争。另一种是纵向链接。即行为人的经营行为与所任职企业的经营为纵向链接关系，比如行为人向所任职的钢铁生产企业销售所需要的矿石，再如行为人所任职的电信公司需要向客户赠送电话机，行为人自己经营销售话机给所任职的公司。

四、对所任职企业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不是本罪的构成要件

有人认为行为人具有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还要以对行为人所任职企业造成实际损害为条件。笔者认为对所任职企业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不是本罪的构成要件，因为根据罪行法定原则，犯罪的构成要件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刑法对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只规定了（1）利用职务便利；（2）经营同类营业；（3）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没有将实际损害规定为构成要件，如果任意添加构成要件，不仅违背罪行法定原则，而且会导致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不应有的困难，放纵犯罪。

五、“非法利益”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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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至2011年下半年，陈某、赵某二人协议，由赵某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陈某厂地上开发房屋，但事后赵某在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行政许可前提下，开发一幢六层商品住房。在建房过程中，二人又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将所建楼房出售，已查明的涉案房屋价值228.8万元。其中，陈某又将尚某等11人所购房房屋一房多卖且抵押，致使尚某等11人到该市集体上访。

条文规定：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对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行为进行了明确界定：一是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是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是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四是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二、分歧焦点

第一种分歧焦点：罪与非罪的界定。

第二种分歧焦点：在构罪前提下，应定何罪。

三、案例分析

（一）罪与非罪的界定

对于此分歧焦点，笔者认为构成犯罪。

从对社会的影响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房地产行业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有着重大影响，尤其近年来，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家对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企业资质以及开发、销售过程均实行了严格的监管，但类似于本案中违法违规开发销售房产的情况仍普遍存在，尽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忽视与相关部门法在调整、规制房地产行业效果不佳、有关行政部门执法不力具有密切关系。而本案中，犯罪嫌疑人行为已严重破坏房地产行业市场经济秩序，并造成集体上访的不良后果，通过行政处罚手段显然不足以恢复和整顿该行为对社会经济秩序和治安稳定带来的破坏，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适用刑法的后盾和保障作用予以追究。

（二）对如何定罪的分析

关于本案该定何罪，存在两种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二人开发房产属于小产权房范畴，建房行为不宜按刑事犯罪追究，但本案存在一房多卖且抵押行为，应追究诈骗犯罪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本案应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

对于该二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诈骗故意，需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分析，暂且不论。对于二人违规开发房产行为，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两高”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专营、专卖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作了一个概括性的司法解释，但随着现今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立法上通过概括列举的方法来规范，是很难把各行业的违法经营行为包含在内的，即使是通过不断出台修正案和相关司法解释，也难以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经济作出及时调整，这也体现了成文法体系的滞后性，而这一影响必将给司法人员带来难以准确适用法律的困扰，如果处理不当，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群众对法律公平性、正义性的质疑，基于此种情况，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款列出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兜底”性条款，这也是成文法体系克服自身滞后性的一个应对完善办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往往一些学者忽视了这一规定的重要性，片面追求法律的明确性，认为适用“兜底”条款的类似性规定，与罪刑法定的原则相违背，笔者认为是不妥的。首先，本案中所涉及的标的即房产，只有特定主体才具备开发、销售资格，根据《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必须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才能够进行房地产的开发；其次，从获取开发、销售房地产需具备的前置行政许可来看，有合法资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只有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前提下，才能进一步开发、销售房产。依此，笔者认为，虽然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将房地产列入“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行列中，但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管理的“严格”程度与已明确列入该行列的烟草、药品等行业相比，犹过而无不及。因此，本案中，将陈某、赵某二人定非法经营罪，是合法、合理的。

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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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非法经营罪

非法经营罪是在市场经济下带有浓厚的计划和管制色彩的一个罪名，也是一个明显具有“口袋罪”特征的罪名。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认定都存在许多有待探讨和完善的地方。曾记得公布1997年刑法时称取销投机倒把罪就是因为投机倒把罪是口袋罪和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但是，非法经营罪也同样属于口袋罪，是由投机倒把罪“脱胎换骨”后变成的一个新的“口袋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从非法经营罪的概念看，行为人经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限制经营的物品和业务就可能触犯非法经营罪。

显然本条规定属于行政刑法，属于委任性规则。认定非法经营罪必须借助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属于国家禁止经营、限制经营由法律、行政法规作出的规定，但是，在政务信息公开化程度较低的环境下，事实上一般的公民很难明确知道哪些经营、哪些物品、哪些业务行为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别说普通公民，即使是公务员甚至领导干部也可能不容易知悉行政法规规定哪些物品和业务是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经营的。例如：一个经营代售报纸的老年妇女因为销售他人寄售的“”海报被查获，后被司法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可以说，这个老年妇女对其行为的犯罪性没有任何预测，不知不觉中从一个老年妇成了罪犯，也许这个老年妇女到死也不会服气，更不会信仰中国法律，也许她的亲属也不会认为她真正犯罪了。对其惩罚，达不到应有的教育目的。反过来冷静地看，我国刑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销售“”报纸就是非法经营，不明白司法机关适用哪一条法律规定来认定其为非法经营罪。可见，由于法律存在缺陷，对非法经营行为的认定有很大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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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法彩票；非法经营罪

一、销售非法彩票行为案例

案例一：2011年7月至2012年10月29日期间，宣某在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二街村租赁房屋内销售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经鉴定，其所销票均为外地真彩票。宣某所出售的彩票中奖后，购买者到宣某处兑奖，宣某再找外地彩票点兑奖。

案例二：无业人员王某于2012年10月10日至10月29日间，在北京市通州区铺头村其租赁的房屋内销售非法的“福利彩票”，此种彩票由电脑打印而出，购买者购买0-9间任何一个数字，电脑每三分钟开一次奖，购买者的数字出现在开奖范围内即中奖，中一个数字得3倍于购买钱数的奖金，中两个数字得30倍于购买钱数的奖金，中三个数字得300倍于购买钱数的奖金。王某供述，打印彩票的电脑内部设置了包括出奖、出号、打印彩票等的软件程序，中奖者只能从其处兑奖，其可通过操作控制中奖率。刚开始销售时其为吸引顾客，设置了很高的中奖率，客源稳定后调低中奖率，获得更多利润。

通过上面两个真实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同是销售“非法彩票”的行为，实践中存在多种方式。对于上述两种经营非法彩票行为是通过行政处罚还是直接进入刑事处罚呢？

二、不同“非法彩票”的销售特点及社会危害

笔者将上述两种彩票分为纯正的非法彩票和不纯正的非法彩票，纯正的非法彩票是指销售的是非国家正式发行的彩票，不纯正的非法彩票是指销售的是国家正式发行的非本区域的彩票。

纯正的非法彩票由于并非国家正式发行，而是行为人自行设计，可以最大程度的提高利润空间，同时对国家彩票发行、销售秩序的冲击更为严重。此种非法彩票提高利润空间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此种非法彩票无需向国家缴纳彩票发行费、公益金等彩票资金，其成本较正式彩票更为低廉，相应的利润空间就更大；第二，行为人可以通过提高中奖率的方式吸引顾客，等客源稳定后再调低中奖率，从而达到总销售额扩大目的。国家对彩票实行专营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对此种具有射幸性的行为能够计划性的予以控制，防止彩票中奖成为某些人为不劳而获而孜孜追求的目标。而上述纯正的非法彩票发行与国家专营彩票的目的背道而驰，其所追求的正是国家所禁止的，一方面扰乱了国家正常社会、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引导民众不正确的谋利行为，最后还会引发众多潜在问题，比如由于此种彩票不能在其他正规彩票地点进行承兑，如果经营此种非法彩票者不予承兑，携款潜逃，则中奖者无法承兑，肯定会引发，对社会秩序造成重大影响。

非纯正的非法彩票相较于纯正非法彩票对国家秩序造成的危害较小，但仍有其特定的危害性，如要如下：第一，此种非法彩票多为跨区域销售的彩票，目的在于赚取区域差价，这与国家发行、销票依区域发展因地制宜的目的相违背；第二，国家设立彩票销售网点是有规划的，无证经营者与有证经营者竞争，同样违背国家规划。但由于此种非法彩票毕竟是国家正式发行的，已缴纳彩票发行费、公益金等彩票基金，符合国家发行彩票为公益的目的，同时彩票承兑也可在彩票发行地任一彩票销售网点予以承兑，因此引发的可能性较小。

三、不同经营“非法彩票”行为如果符合追诉标准，均应予以刑事处罚

刑罚针对的是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笔者在第二部分对两种不同“非法彩票”的社会危害性进行了展开，结合我国刑法及彩票管理法规，笔者认为对于前述两种非法经营彩票行为均可以入罪处罚，理由如下：第一，两种非法经营彩票行为均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第二，根据我国《彩票管理条例》及《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上述两种行为均属于擅自发行、销票的行为[1]；第三，2005年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票，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225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也就是说首先，非法经营彩票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随着销售数额及非法经营行为的增多，社会危害性增大；其次，司法解释已经明确将非法经营彩票行为达到一定数额的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即法律明文规定。因此，前述两个案例如果行为人的销售额达到非法经营罪入罪标准，即可依照刑法定罪处罚。事实上，上述两案在实践中已经审结，行为人王某、宣某均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处刑罚。

注释：

篇8

被告人舒某，女，1981年3月31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湖北省，大学专科文化，无业。

2010年初，无药品经营资质的舒某萌生采购药品转卖赚取中间利润的想法。自2010年3月至7月，舒某单方面以药品批发公司人员名义与医院订约，再以医院名义找到医药公司批发药品的方式非法从事药品买卖，居中赚取差价。其间，舒某发现外地的一些药品进货价格远低于A市的药品批发价格，遂又萌生了从外地的药物销售手中购药，再到A市的医药市场销售的想法（行业内称为“串药”）。自2010年7月起，舒某在无任何经营资质及许可的情况下，将租住的房屋作为库房和暂住地，在租住房屋内进行“串药”。因舒某无销售药品的资质，外地的销售拒绝向其提供药品的出库单、提货单、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手续，舒某便伪造多家公司的各种印章，并利用其之前替一些公司销售过药品，保留这些公司的出库单等材料的便利，将这些手续原件扫描至电脑内，使用相关软件更改扫描件内数据后打印出来，再加盖所伪造的公司印章，进而伪造出库单等手续材料。随后舒某又“招聘”同乡刘某为其打工，并教给刘某伪造相关手续的方法，让刘某帮其伪造手续。2011年3月起，舒某的侄子毛某来到其暂住地帮助舒某串药，主要负责药品的接收、搬运和鉴定真伪。同年7月，舒某的朋友介绍黎某到其处干活，舒某安排黎某协助毛某。舒某自己负责联系买家和向外销售药品，并向刘某、毛某、黎某三人发放工资。2011年12月29日，经群众举报，舒某等四人在其暂住地内被药监局和公安分局工作人员抓获，同时在该暂住地查获大量药品、55枚私刻的印章及电脑等物。经药监局检测，查获的药品均系真药，共价值160万余元。经鉴定，被查获的印章均系伪造。

二、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舒某是以非法经营罪和伪造公司印章罪实行数罪并罚，还是以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对此争议，有两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舒某的行为既构成非法经营罪，又构成了伪造公司印章罪，应实行数罪并罚。理由是伪造公司印章罪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罪的一种。舒某伪造数十个公司印章，除了便与其非法经营外，也影响了被伪造印章的各个公司的公共信用，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第二种意见认为，舒某的行为仅构成非法经营罪，符合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原则。理由是舒某伪造公司印章的目的是实施非法经营，其行为本身是手段。根据牵连犯的理论，应择一重罪从重处罚。因非法经营罪的法定刑期高于伪造公司印章罪，故应认定舒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并对其从重处罚。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为舒某的行为仅构成非法经营罪，符合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原则，理由如下：

（一）应正确认定牵连犯

牵连犯，是指出于一个犯罪目的，其犯罪方法、行为或结果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1.从犯罪目的来看，强调行为人直接追求一个犯罪目的，但其中一个是行为人直接追求的。2.从罪与罪的关系来看，强调此罪与彼罪之间在犯罪构成要件上具有交叉性。即为达到直接追求的犯罪目的所实施的方法或结果行为，既是此罪的构成要件内容，也是他罪的构成要件。

牵连犯是实质的数罪、处断的一罪，而之所以成为处断的一罪，关键在于最与罪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对于牵连关系，我国刑法理论界通说认为，牵连关系的认定应当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即牵连关系以牵连意图为主观形式，以因果关系为客观内容的有机一体。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牵连关系，应当注意以下问题：1.必须明确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牵连意图，即行为人为事先一个最终犯罪目的，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之间所具有方法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无关系的认识。从理论上说牵连意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为人只追求一个犯罪目的；二是行为人有意识地将自己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分别确定为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手段行为。因此，行为人直接追求的犯罪目的，对于认定牵连意图具有决定性意义。2.必须明确牵连犯所牵连的两罪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是认定牵连关系的客观基础。

（二）舒某的行为应按照牵连犯处理

此罪与彼罪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是指此罪与彼罪在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上有从属关系，即一罪的客观要件内容为他罪客观要件内容的一部分。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对于牵连犯，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按照数罪并罚处理的以外，按照从一重处罚或者从一重从重处罚。在本案中，舒某的主要犯罪目的是非法从事药品经营，舒某伪造公司印章的目的是便于自己从事非法经营，即便于其伪造身份在甲方和乙方之间分别以对方的名义购买和出售药品。因此，仅从舒某的行为来看，其行为构成牵连犯，而且该行为所触犯了两个罪名，即非法经营罪和伪造公司印章罪，两者均属既遂，其前罪重于后罪，根据牵连犯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篇9

[关键词]网络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著作权侵权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侵权的零成本降低了侵权行为的实施难度，侵权主体大众化、匿名性加大了追责难度，侵权规模大导致著作权人损失惨重等方面。因此，对著作权遭遇侵权的情况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实现对进行著作权保护的诸多路径中，刑法规制手段较为有力，对此亟待展开深入论证，以解决当前这一问题。

一、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存在问题

（一）主观要件规定背离立法目的

我国《刑法》在“侵犯著作权罪”的主观方面规定为“故意”，并对其进行了限定，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归责条件。在传统背景下，大部分侵犯著作权行为人都具有营利目的，目前“以营利为目的”的这一规定存在一定问题，实践中显现出其制度不足。首先，在立法目的层面观之，刑法规定侵犯著作权罪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国家著作权秩序、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而非制裁行为人的营利行为。“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只是从侵权人角度着眼，而将大量不以营利为目的却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人排除在刑法打击范围外，显然不符合网络背景下侵犯著作权营利目的淡化的普遍现象。訛譹同时，从保护著作权人的角度看，侵权人营利与否与著作权人权益的损害并无关联，没有营利目的的侵权行为也会给著作权人的权益带来重大损失，如果硬性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的入罪条件，将背离刑法对著作权人的保护目的。其次，在刑法条款的设计层面，“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造成危害性相当的同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标准不一。侵犯著作权罪规定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里。第七节从第213条至第220条共8个条款，其中只有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和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规定了“以营利为目的”，而其他罪名都没有该规定。同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危害性质相仿，但是刑法却规定了不同的入罪标准，必然会降低了在知识产权犯罪内对著作权犯罪的打击力度。再次，《刑法》中“以营利为目的”规定与现行《著作权法》的立法规定相矛盾。《著作权法》第48条，在8种依法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中也没有“以营利为目的”条件限制，我国刑法规定也应与《著作权法》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的主观要件保持一致性，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

（二）定罪情节极易导致适用争议

我国《刑法》第217条将“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作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定罪标准，但“违法所得数额”在本罪中的适用存在较多问题：首先，“违法所得数额”的含义不仅在刑法理论中具有争议，而且在司法解释的表述中也存在矛盾。在现存的相关司法解释中，有时将“违法所得数额”规定为“销售收入”（包括成本），有时又规定为“获利数额”（不包括成本）。訛譺对定罪起刑点来说，“违法所得数额”是否包括成本可能直接影响罪与非罪的认定，因为有时，违法所得利润可能不足3万元，但是包括成本可能就到达3万元的起刑点。而当利润超过3万元而接近15万元时，是否包括成本又直接影响量刑。这种模糊的立法不利于正确定罪量刑。其次，“违法所得数额”的规定仅从犯罪人获利角度确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而没有考虑相关权利人的损失大小，毕竟《刑法》第217条所要规制的是犯罪人的严重侵权行为而不是获利行为，并且犯罪人违法所得的多少并不能必然反映他犯罪性质的危害性，尤其是在网络背景下，无营利目的的行为人没有违法所得。

二、侵犯著作权罪条款的改进构想

（一）取消“以营利为目的”主观要件

前已述及，《刑法》第217条“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在网络背景下存在诸多弊端，如果依然把“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入罪条件，那么网络背景下无营利目的却严重侵权的行为将永远无法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内。为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应删除“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归责要件，仅要求侵犯著作权罪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即可。

（二）完善定罪情节

首先，取消“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定罪标准。如上文所述，“违法所得数额”的含义存在矛盾，应当取消含义不明且不能准确反映犯罪危害性与权利人损失的“违法所得数额”的定罪的标准。其次，增设“非法经营数额较大”作为定罪情节。第217条罪状表述中没有出现“非法经营数额”字样，但是司法解释将“非法经营数额较大”作为定罪情节中的“其他严重情节”加以规定。笔者在此建议直接将“非法经营数额较大”作为定罪情节之一，而不是仅在司法解释中加以规定，其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经营数额”的含义及计算方式都有明确的规定，便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有利于正确定罪量刑。第二，司法解释规定了非法经营数额在“已销售”和“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情况下的计算方式，很好地解决了网络背景下，不以营利为目的，没有从侵权行为中获利的严重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定罪量刑难题。再次，增设“侵权复制品数量较大”的定罪情节。“非法经营数额”涉及价格与数量的乘积计算，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各种价格不易查清，降低司法效率。訛譻对此，笔者建议在本罪中增加采用“侵权复制品数量较大”的定罪情节标准，与“非法经营数额较大”并列使用，以弥补特殊情况下“非法经营数额较大”的不适宜之处。侵权复制品的数量与犯罪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及权利人的损失都成完全正比，可以准确反映行为性质轻重，有利于正确定罪量刑。但是，“侵权复制品数量较大”的规定并不能取代“非法经营数额较大”的定罪情节，因为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侵权复制品的数量不足入罪标准的500张（份），但是与销售价格的乘积却可以达到非法经营数额的起刑标准，如果没有“非法经营数额较大”的标准，将使这类行为逃脱刑法的制裁。訛譼因此，笔者建议增设“侵权复制品数量较大”的定罪情节标准，与“非法经营数额较大”以及“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兜底设置共同构成本罪完整的定罪情节标准。

（三）修改法定刑

篇10

【关键词】高利贷；司法现状；刑法规制

迄今为止最权威的高利贷定义出自于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该通知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由借款双方协商确定，但协商确定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资金、借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以上标准，应界定为高利贷行为。当前高利贷活动越来越猖獗，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范围广，已从几年前的江浙沿海扩展到陕西、内蒙等内陆地区，从制造业领域扩展至商贸流通甚至普通家庭。二是利息高，现如今一般高利贷利息均为月息10%左右，达到近年来的最高。而且计息方式通常是所谓“驴打滚”利滚利，即过期不还者，利转为本，本利翻转，越滚越大。三是放“高利贷”者日趋成为食利阶层或是社会黑恶势力。高利贷的资本人大多都有专为其追债、逼债的不法之徒，或者其本身就是不良之辈。放高利贷者大多无业或是无正当职业，其中不少还有前科劣迹，他们利用积聚的资金以高息放贷为生，从中不劳而获，牟取暴利，日趋成为食利阶层，有的干脆就是利用黑恶势力做后盾，公开放贷或是以赌博为依托，为赌徒提供高息借款服务，甚至设赌参赌、设置陷阱，使赌徒们借了输，输了又借，从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今年陆续发生的广东省多名中学生被黑手一步步诱入网络陷阱而欠下巨额高利贷的事件，正是高利贷作恶的典型。四是高利贷出现规模化发展的趋势，他们通过吸收公众存款，或通过关系在银行借款，加之以前通过放高利贷敛取的资金，使他们的放贷资金更足，追债手段也更为残忍。

一、对高利贷的刑法规制必要性

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说传销是一种经济，可它的危害远不及高利贷。高利贷的社会危害之大，已完全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足以值得用刑法来规制这一行为。高利贷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危害社会经济秩序。

从长远来看，高利贷行为不仅会损害国家的金融市场秩序，而且会损害国家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国家对于金融市场实行严格的监管，任何主体都必须具备法定的资质才能从事借贷等金融业务活动。而高利贷则违反了国家的金融监管制度，扰乱了国家金融市场的准入、竞争、交易等秩序。另一方面，国家通过信贷的发放，可以准确了解资金需求情况，发挥信贷这一重要的经济调节杠杆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大局。而高利贷行为系地下进行，行业监管部门无从了解行业经营情况，更谈不上进行必要的监管，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大批的“黑色资金”在地下流动，严重影响经济秩序。

（二）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造成重大损害。

高利贷虽然通过及时发放资金，能解决中、小企业暂时困境，但中、小企业同时给自己套上了沉重的枷锁，无法发展壮大。一般中、小型企业的纯利润根本无法赶上高利贷的利息增长。2011年下半年温州集中出现的中小企业关停和企业主“跑路”事件，大部分皆因高利贷之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高利贷有过经典的论述，他说：“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它只会使这种生产方式处于日益悲惨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

（三）滋生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高利贷的放贷人为追求高利润，在自身无充足资金的情况下，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吸纳资金，极易产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而借贷人一旦没有资金归还高利贷，也往往会走上犯罪道路。此外，高利贷经营者，尤其是“职业放贷”人员往往会采取非法手段催收，引发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各类暴力刑事案件，甚至在一定区域形成黑恶势力，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

二、对高利贷的刑法规制现状

目前，高利贷的法律规定主要见于民事法律，刑事法律中涉及高利贷行为的只有两个罪名。一是高利转贷罪，二是赌博罪。前者指借款人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后高利转贷他人。它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信贷资金的发放及利率管理秩序。后者是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赌博罪的司法解释，将在赌场内放高利贷的，以赌博罪的共犯论处。但上述法条只解决了高利贷两种特殊形式的定罪处罚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高利贷的刑法适用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情节严重的高利贷经营行为，部分法院将高利贷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定罪的依据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中“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全国以非法经营罪来判定高利贷行为的判例可谓少至又少，多数案件均以民间借贷纠纷来处理，而没有动用刑事手段来打击，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法律并未对高利贷活动属对高利贷活动属民法调整还是刑法调整做出明确界定，以非法经营罪来定罪本身就存在适用法律模糊的弊端。在实践中，高利贷活动究竟属于民间借贷，还是非法经营银行金融业务行为，认识也不统一。不少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发放高利贷的行为能否通过刑法进行制裁存在疑问。有学者认为非法经营罪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具有收敛性，其所规制的范畴应有所限定。只有在行政处罚满足不了遏制那些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经营行为的需要之后，方可借助刑罚来加以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