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学术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白先生其人

笔者与白先生是同事。说到“同事”二字，笔者实在有些惭愧，一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学术造诣与白先生相比自然是天上地下，二是我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工作的那年，白先生恰好刚从学院办理了退休手续。因此极为戏剧性的是，作为白先生同事的我，第一次见到白先生本人倒不是在学院里，而是在外地举行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

如同常规的新闻传播学研讨会一般，与会者的视野不自觉地集中到了单一民族（汉族）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上，而轮到白润生先生发言时，他却开宗明义地重申了一个基本观点：“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新闻传播史，不只是汉族新闻传播史，它是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继而才开始他的主题发言。

后来对白先生的了解更多了，才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白凯文，其实是汉族人，只不过做的是少数民族的学问而已。而且白先生属于大器晚成型，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人日报社当记者、编辑，1983年，也就是他45岁那年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师从新闻学泰斗方汉奇和陈业劭先生，经先生指点，方才醉心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至今仍孜孜不倦。

笔者以为，白先生骨子中的学者气质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执着，勤勉，务实，求新，而正是这种人格上的气质决定了其学问的“气质”。

白先生其书

白润生教授的著作本本分量十足，绝非滥竽充数之作。笔者新近拜读的这本《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则是白先生的最新力作，此书与之前著作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以量化研究的实证精神对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进行了工笔画似的勾勒。

《报告》与此前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同为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从古到今的完整面貌。

《报告》共分三部分：第一编为自治区编，是对全国五个自治区中的新疆、、内蒙古和广西等四个自治区的调研；第二编为多民族聚居省份编，顾名思义是对多民族聚居省份如云南、青海、四川和东北朝鲜族地区的调研，调研的对象甚至深入到了县一级，如对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的研究等；附录部分则将七份调查问卷一一列出，方便读者将问卷与调查结果进行前后核对。

《报告》所研究的内容包括当地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史、现状、问题、对策、受众评价等内容。而这些资料的获得除了依靠二手资料的收集之外，更多的是依靠上文中提到的调查问卷获得最新的一手资料。

本书共设计了七张调查表，分别是《我国新闻事业现状调查表》、《少数民族文字报纸调查表》、《少数民族文字时事政治性期刊调查表》、《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电台、电视台调查表》、《民族新闻教育事业现状调查表》、《民族新闻研究事业现状调查表》和《受众调查表》，共计发放问卷千余份，涵盖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鉴于其对我国新闻事业的特殊贡献，在该书付梓之际，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赵启正，著名新闻史学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原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丁淦林先生为该书撰写了序。该书的价值可见一斑。

白先生其学术思想

笔者认为，《报告》一书从以下方面体现出其学术思想。

1.理论基础决定“学术大厦”

白润生先生的理论基础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那一句话：“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新闻传播史，不只是汉族新闻传播史，它是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他所有学术著作都是以此为舞台展开的舞蹈，《报告》一书也不例外。

《报告》所研究的地域范围包括了四个民族自治区和其它的民族聚居省份，这些省份的面积占到了全国的64%，如果对全国过半领土面积上正在发生的新闻传播现状视而不见，那毫无疑问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重大缺憾。

如同很多数学公式一般，越是看似简单往往越是经过了复杂的推演过程。白润生先生基本观点的提出并不是一时顿悟之作，而是经过了长期缜密的研究和思考，而以此为基点展开的各项后续研究都是从不同角度为自己的学术观点构筑起一个完整、缜密的论据体系。《报告》一书就是论据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2.深耕细作而不遍地开花

即便是大器晚成，从白先生涉足目前的学术领域至今，至少有2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白先生在自我介绍学术研究领域时仍是只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史。与那些研究领域动辄横跨多个学科、纵跨上下五千年的学者相比，白先生的研究领域似乎太过简单了，而凡有学术鉴别能力的人都能知道，这简单背后所蕴藏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中国学术界的浮躁有目共睹，与郭沫若、季羡林等前辈泰斗相比，目前学术界“脚踩多条船”的学者所体现出来的并非是其天才性，而是其功利性。只有专一于某一领域，方能把学问做深做透。

3.定量与定性：还原“田野调查”精神

田野调查是先生学术思想的核心。而田野调查，既包括定性研究，也包括定量研究，定量与定性，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

《报告》一书是整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整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研究提供了量化的论据，但这种量化研究又与统计年鉴有天壤之别，与定性研究互为犄角。

定性研究强调研究者自身要最大程度地融入事物发生的环境中去，以身临其境的感悟和解剖麻雀的方法去解读现象发生的原因，而定量研究是指确定事物某方面量的规定性的科学研究，就是将问题与现象用数量来表示进而去分析、考验、解释，从而获得意义的研究方法和过程。定量，就是以数字化符号为基础去测量。定量研究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特征按某种标准作量的比较来测定对象特征数值，或求出某些因素间的量的变化规律。由于其目的是对事物及其运动的量的属性作出回答，故名定量研究。定量研究与科学实验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科学上的定量化是伴随着实验法产生的。

有人说人文学科缺乏实证精神，事实上就是批评了现在很多学者重定性研究而轻定量研究的现象。

之所以少有人做定量研究，一是因为实验方法的设计非常繁琐，需要进行大量调查等论证工作；二是实施过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周期漫长，远不如坐在家里发发感慨来得简单；三是定量研究比定性研究的工作更为基础，所获得的大量数据成果一旦公开发表，往往都被其他学者借用去，而数据最初的获得者却被人所忽略，有为他人做嫁衣之感。

但白润生先生的《报告》一书，则采用了实验法中的问卷调查法，在全国共计发放问卷千余份，仅调查过程就持续一年之久，后期经过数据录入、筛选、初步分析和深入分析等多个环节。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定量研究的相关知识，是很难去掌控和调度的。白先生用一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年过花甲重做学生，向其他年轻学者请教社会统计学的相关知识，甘当人梯地拾起了定量研究的旗帜，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从宏观和感性的描述，转化成了一个个客观、精确的数字，让后续研究变得言之有据，不再是坐而论道。总之，《报告》一书，是田野调查精神的体现。

4.重新定位“编者”的价值

学术界人士更愿意当“作者”，而不愿意当“编者”，似乎“作者”更能说明成果归属的不可置疑性。但白先生在其著作中，大部分都是以编者的身份出现，《报告》也是其中之一。

这种署名恰恰从两个方面反映出了白先生做学问的两个闪光点：他不沽名钓誉，尊重从事项目中的每位参与者及其劳动成果，是谁写的就是谁写的，清清楚楚地列出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署名反而更加体现出白先生作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集大成者”的定位。署名为编者，但是从选题的策划、立项、研究范式的确定、提纲的建构、统稿的删繁就简、去芜存真，都凝聚了白先生一人之力。

在“一人掌舵，众人划桨”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才得以建立起了老中青结合的学术梯队，也使得不同层次的人才在这个梯队中都有积极的态度，这对整个学科的发展裨益极大。

篇2

关键词：叶天士；温病；卫气营血；络病

中国分类号：R24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12-2512-02

叶天士，名桂(1667-1746)，号香岩，晚号上津老人，出生于江苏吴县。少时昼则从师习儒，夜而从父学医，先后拜于俊、王子接、马元仪等名医门下。悬壹济世50载，名扬大江南北，其主要代表著作有《临证指南医案》、《温热论》、《幼科要略》、《种福堂医案》、《叶案存真》等。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对温病理论的构建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在诊治内伤杂病方面，师古而不泥古，建树颇多。本文试从以下6个方面阐述叶天士的主要学术思想。

1.明辨伤寒与温病之不同创卫气营血辨证体系

温病理论萌芽于《内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说，《素问・热论》中有“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之论。至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至今仍指导着外感伤寒的辨证论治。然论治外感热病宗伤寒之旨，其效不佳。随着温菏研究的深入，诸多医家开始认识到《内经》、《伤寒论》所述温病乃伏气致病，对外感温热致病义蕴未尽，宗伤寒之法论治温病，如圆凿方枘。

明清时期，百家开始另辟蹊径论治温病。若方中行、喻嘉言等，虽置温病于伤寒之外，然治法终未脱离伤寒。叶氏对此潜心研究，突破《内经》《伤寒》“伏寒化温”的传统认识，接受吴又可邪从口鼻而入的观点，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温病传变途径和趋势，被后世温病学家誉为温病之总纲，把温病学说上升到理论高度。同时指出：“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病则热变最速”，“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叶氏揭示了外感温病的致病特点，明辨外感温病在病机与治法上别于伤寒。叶天士引伸《内经》中卫气营血之义，并根据温邪致病特点，创立以卫气营血为纲来认识温病过程中的病理变化，据此来概括证候类型及证候之间的相互传变，作为辨证施治的根据。《温热论》曰：“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人营犹可透热转气”，此段精辟论述，成为温病的辨证论治纲领，确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法在温病辨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叶氏明辨温病与伤寒之不同，所刨卫气营血辨证法丰富了外感热病辨证论治内容。同时，叶氏还发展了前^三焦分证的理论，为温病三焦辨治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重完善温病理论奠三焦辨证体系基础

“三焦”，其名首见于《内经》，本义是说明所属脏腑生理位置及功能。以三焦作为部位分析疾病病机，辨别病证。始于《太平圣惠方》。后世刘河间，所著《六书》提出分三焦论治，不墨守六经，实属中医辨证法中一次重要突破。然其论简而未畅，其方杂而不精。叶天士继承前辈理论，阐明了三焦所属脏腑在温病过程中的病理变化，并以此概括证候类型，作为辨证施治的根据。叶天士创造性地把三焦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有机结合起来，运用于温热病辨治中，使得温病辨治体系的框架大体落成。如在《温热论》有：“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温病“不但分三焦，更续明在气在血。”叶氏的理论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推动了温病学术的发展，更是启发了清代吴鞠通，其所著《温病条辨》便是在继承叶氏理论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

3.擅长辨舌验齿之法丰富诊法内涵

因温热毒邪致病具有起病急、传变快、易伤阴液等特殊的病理特点，决定了温病的诊法必须更具特色，以便快速准确的诊断。舌诊在温病诊断中的实用价值逐渐凸显出来。叶天士在实践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温病舌诊体系，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临证指南医案》中记录的大部分医案中都详细描述了舌与齿的变化。在《温热论》中，有近1/3的篇幅论舌(舌质和舌苔)，近1/10的篇幅论齿，详细介绍和讨论了温病辨舌验齿之法，可见验舌得到的相关信息是诊断温病的切要。辨舌包括辨舌质和辨舌苔两方面。辨舌质主要从舌体的色泽、胖瘦等方面着眼；察舌苔当从色泽、润燥及厚薄等方面入手，尽可能细致而完整搜集关于病邪性质、病位的深浅、病情轻重等相关信息。同时，验齿查龈也是温病诊断的重要方法，“温热之病，亦须验齿。齿为肾之余，龈为胃之络，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揭示出验齿查龈可以测知胃津与肾液之存亡。如齿燥如石、齿白如枯骨分别反应出胃热津伤与肾阴枯竭。另外辨齿垢、齿衄等情况亦有助于证候诊断和判断预后。辨舌验齿法已成为温病辨证不可缺少的要素，经历百年验证，至今仍然被广泛应用于中医防治温病的理论和实践中。

4.强调脾胃分治创甘润养胃疗法

叶天士在东垣学说影响下，重视脾胃在人体中的作用。东垣倡导脾气、脾阳是机体运化的动力，临证时多注意健脾气升脾阳。其所创方剂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清暑益气汤等亦被后世习用。叶天士汲取东垣学说并结合自己临床实践，认为脾胃虽同为中土，胃属戊土，脾属己土，脏腑之体各殊，提出“胃喜润恶燥”，“脾喜刚燥”，“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故临证时脾胃应分别论治。在全面继承和发扬东垣补脾升阳之说基础上，叶天士更注重降胃和胃，并善用甘润养胃药，重视顾护胃阴。正如他所云“阳土喜柔，偏恶刚燥，若四君、异功等竟是治脾之要。腑宜通即是补，甘濡润，胃气下行亦有效验”。叶氏辨治脾胃之法，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

5.发展中风学术倡导阳化内风之说

唐宋以前，医家多从外风立论辨治中风。如《诸病源候论・中风候》：“由血气偏虚，则腠理开，受于风湿”。金元以后，对中风的病机有了新的认识，产生许多不同学术观点。如刘河间主张情志化火，肝风内动；李东垣责之内虚气衰；朱丹溪认为湿痰化热，热极生风。叶天士别于前人关于中风论述，认为中风当则之本气自虚。如《医学发明》：“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者多有此疾。壮岁之际无有也。若肥盛，则间有之，亦形盛气衰如此。”叶天士否定外风致中风之论断，倡导“阳化内风”。中风多为“身中阳气之变动”，与肝关系密切。如肝肾阴亏、阳亢不潜，营阴不足、血虚生风，中土虚衰、肝胃失调，五志化火、烦劳扰动等均影响机体阳气，导致阳气变动，发为中风。这在内风病机认识和辨治方面发展了前人学说，“阳化内风”的认识更接近了中风发病的本质，亦是现代中风辨证分型与治疗的维型。

篇3

东晋南北朝时期著名医家胡洽，在中医临床治疗方面极具特色，其撰写的《胡洽方》一书，内容丰富，涉及伤寒、温病、霍乱等外感疾病，风毒、脚气、中风、痢疾、水肿等杂病的治方、食疗。同时胡洽还精于药物炮制。《胡洽方》内容不仅包括内、外、妇科等各种病证的辨治，而且还记载了许多胡洽的学术经验，对现代中医研究

有着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1 胡洽及其《胡洽方》

胡洽，为东晋南北朝时道人，精通医学。又名胡道洽，自称胡居士。

刘宋时刘敬叔所撰《异苑》记载：“胡道洽者，自云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好音乐、医术之事。……死于山阳(今江苏淮安)。”刘氏卒于泰始中(465―471)，因而推知胡洽在其先，当生于东晋，卒于南北朝刘宋年间。

胡洽的医术在当时已颇为知名，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称“宋有羊欣、王徽、胡洽……治病亦十愈其九”。故后来的张杲《医说》也说，胡氏“性尚虚静，心栖至道，以拯救为事，医术知名”。

胡氏著有《胡洽百病方》二卷，首载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作“《胡居士方》三卷”；《新唐书・艺文志》称“《胡居士治百病要方》三卷”。因知，在隋、唐之际，胡氏所著方书曾有不同传本。

北宋时，林亿等校正医书时曾屡引《胡洽方》，而在此前的《外台秘要》、《千金要方》，乃至《补阙肘后百一方》中，均曾载录其方。其他如日本的《医心方》中，也偶有载引。然而，《胡洽方》原书不知亡佚于何时。

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曾引据《胡洽居士百病方》，其书乃同于《新唐书》所载。

作为魏晋时期医方医学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方书众多，然而至今却大多亡佚，《胡洽方》也在其内，殊为可惜。有感于此，我们根据《补阙肘后百一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及《医心方》等所载，将《胡洽方》佚方汇辑成帙，并据实际存方，分为治伤寒温病方、治风痹风湿风毒脚弱方、治卒中风痱口呙僻方、治飞尸疰病方、治蛊毒方、治虚劳病方、治诸气膈病方、治积聚痰痰饮方、治呕吐下利方、治水肿病方、治妇人产后病方、治疮疽方，以及食治等十三部分。虽难以恢复“百病药方”的原貌，但也足存其大略面目，并藉以探索胡洽的学术经验。

《胡洽方》诸方，其所治广涉内、外、妇科等各种病证，不仅继承仲景、张苗等人的学术思想，而且还记载了许多胡洽的学术经验。

2 《胡洽方》要方初探

2.1 用仲景法，变而通之：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曾说：“读仲景书，用仲景之法，然未尝守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也。”明代医家缪希雍也强调熟读仲景书后须“师其意，变而通之……如是则法不终穷矣”(《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卷一》)。这种良好的学习方式，实乃晋唐医家们开风气之先。

据《胡洽方》所载，其对经方的变化加减，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仅善于化裁古方，而且更切合临床实用。其有关方剂涉及外感、内伤及妇科病等领域，灵活加减，扩展成许多类方。兹略举数方说明如次。

仲景《金匮要略》治虚劳有小建中汤，《胡洽方》有其衍变类方小建中汤、大黄芪汤、乐令黄芪汤等。《胡洽方》小建中汤与仲景方同名，云：“凡男女因积劳虚损，或大病后不复常，苦四体沉滞，骨肉疼酸，吸吸少气，行动喘，或少腹拘急，腰背强痛，心中虚悸，咽干唇燥，面体少色，或饮食无味，阴阳废弱，悲忧惨戚，多卧少起。久者积年，轻者百日，渐致瘦削，五脏气竭，则难可复振。”方用甘草(一两)、桂心(二两)、芍药(六两)、半夏(六两)、黄芪(三两)、生姜(三两)、干枣(十二枚)、胶饴(一升)。胡氏在仲景小建中汤的基础上，加入半夏、黄芪。亦即仲景黄芪建中汤加半夏。按小建中汤中有甘草、大枣、饴糖，其味甚甘，因“呕家不喜甘”，所以仲景云：“呕家不可服。”但在必要时可权宜应变，加半夏以降逆止呕，其法值得思考。另在《胡洽方》中所叙述的小建中汤适应症，其症状较诸《金匮》所载详细得多，所以更能方便地指导临床运用。《胡洽方》中尚有乐令黄芪汤“治虚劳少气，胸心痰冷，时惊惕，心中悸动，手脚逆冷，体常自汗。补诸不足，五脏六腑虚损，肠鸣风湿，荣卫不调百病，又治风里急”。方用黄芪、人参、橘皮、当归、桂心、细辛、前胡、芍药、甘草、茯苓、麦门冬、蜀椒(各一两)、乌头(五枚)、生姜(五两)、半夏(二两半)、大枣(二十枚)。此方较大黄芪汤多人参、麦门冬、当归、茯苓、前胡、橘皮、细辛、蜀椒、乌头，增加了益气养心健脾、降气及温里的作用。将小建中汤加减变化而治疗虚劳诸证，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故在《千金要方》中亦有转载。

仲景治寒疝腹中痛、产后腹痛，用当归生姜羊肉汤。胡氏有小羊肉汤，治妇人寒疝，虚劳不足。方用当归(二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除当归少一两外，其余均同。胡氏又有大羊肉汤，“治产后腹中、心下切痛，不能食，往来寒热”诸症。方用羊肉(三斤)、生姜(四两)、当归、黄芪、芎NF8E8、甘草、防风(各二两)、白术(三两)，加重了羊肉剂量，还增加黄芪、芎NF8E8、白术、防风、甘草五味，加强了温中补虚、调营固卫的作用。患者往来寒热而不用柴胡，却加黄芪、白术、防风等，即后世所说的玉屏风散用药，其构方思路，耐人寻味。这种灵活加减变化经方，不拘一格，善于辨证的治学态度，堪为后人楷模。

2.2 治卒中，辨偏枯、风痱、风懿、风痹：对于中风的辨证，《金匮要略》有中经、中络、中腑、中脏之分，历代医家多宗其论。然而在《胡洽方》中，却又详细论述了偏枯、风痱、风懿及风痹的辨证论治，以及预后吉凶。认为：“偏枯者，小身偏不随(肌肉偏不用而)痛，言不变，智不乱，病往分腠之间，温卧取汗，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风痱者，身无痛，四肢不收，智乱不甚言，微知可疗，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风懿者，奄忽不知人，咽中塞窒窒然，舌强不能言，病在脏腑，先入阴，后入阳，治之先补于阴，后写于阳，发其汗，身转软者生，汗不出、身直者，七日死。风痹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腹中、股胫泺，烦心，头痛，呕眩，时时汗出，目眩悲恐，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据其所论，可知病人患中风半身不遂，而语言、思维均无异常者，通过“益其不足，损其有余”的正确治疗，病可以恢复。患中风而手足瘫痪，语言、智力有不同程度障碍，病名为“风痱”，其轻者尚可疗，而重则不可救。若卒中神昏，咽喉痰气壅塞，舌蹇不能言语，则为中于“脏腑”，名为“风懿”。从其病机分析“先入阴，后入阳”，治则“先补于阴，后写于阳”分析，可知这种疾病属于阴虚而阳亢，即后世所说的阴亏于下、阳亢于上之证，故用补阴泻阳之法。从其预后“发其汗，身转软者生，汗不出、身直者，七日死”，说明阴分得复，气液宣通，乃是恢复的关键所在。当然，这里所说的“发汗”，绝非辛温解表，发散风寒，而是通过补其阴，而使津液渐复，自然微汗。至于这里所谓的“风痹”，并不同于风寒湿痹的“风痹”，其症状除手足忽冷忽热，胫股不适之外，还有烦心、头痛、眩晕、呕吐、汗出、气短等症，故其预后不容乐观。

《胡洽方》对于偏枯、风痱、风懿和风痹的记载，是胡洽丰富临床经验的结晶，也是中经、中络、中腑、中脏论的进一步发展。而在其同时代的《小品方》，下迄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都很重视此论而转载之。甚至宋代的医学巨著《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也都继承仿效，可惜其后临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大小续命汤是古人治疗中风的名方。自元王履有“真中”、“类中”之论，明代张景岳有“非风”之说后，人们多认为以上方剂属于“真中风”的治疗方，方中麻、桂等意在驱散风寒之邪。

《胡洽方》载有大小续命汤。小续命汤，“治中风冒昧，不知痛处，拘急不得转侧，四肢缓急，遗失便利”。并云：“此与大续命汤同，偏宜产后失血，并老小人方。”看来此方属于体虚中风殆无疑义。然后对于大续命汤(《千金要方》名西州续命汤)，《胡洽方》却明言为“治中风痱，……身体不知自收，口不能言语，冒昧不识人，拘急背痛，不得转侧方”。方用麻黄(六两)、石膏(四两)、桂心(二两)、甘草、芎NF8E8、干姜、黄芩、当归(各一两)、杏仁(三十枚)。其中用药，虽然有类外感病方，但从用于治疗中风痱而言，则石膏、黄芩清里热，当归、芎NF8E8养阴血，甘草安中益气，至于麻、桂、干姜虽有疏散风寒之功，但主要都在于“开腠理，致津液”，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辛以润之”。如周身之气液宣通，则在体表可见汗出溱溱。同时强调服药事宜，必须注意观察，说：“初服一升。犹能自觉者，勿熟眠也，可卧厚覆，小小汗出已”，“病人先患冷汗者，不可服此汤。若虚羸人，但当稍与五合为佳。有辄行此汤与产妇及羸人，喜有死者，皆为顿服三升，伤多，且汤浊不清故也，但清澄而稍稍服，微取汗者，皆无害也。”在《胡洽方》中另有秦艽散、鲁王酒、茵芋酒、蛮夷酒，治八风十二痹，偏枯不随。经验甚为丰富，值得深加研究。

2.3 治疗水肿，逐水扶正，并重食治：胡氏治疗水肿病证，有泽漆汤和水银丸二方。泽漆汤，“治水气，通身洪肿，四肢无力，或从消渴，或从黄疽、支饮，内虚不足，荣卫不通，气不消化，实皮肤中，喘息不安，腹中响响胀满，眼不得视”。方用泽漆根(十两)、鲤鱼(五斤)、生姜(八两)、茯苓(三两)、人参、甘草(各二两)、泽泻(五两)、杏仁(一两)。制方服法甚为详细，云：“以水一斗七升，先煮鱼及豆，减七升，去之纳药，煮取四升半，一服三合，日三；人弱服二合，再服；气下喘止，可至四合；时小便利，肿气减，或小溏下，若小便大利，还从一合始，大利便止。若无鲤鱼，鱼亦可用。若水甚不得卧，卧不得转侧，加泽漆一斤；渴加栝楼根二两；咳嗽加紫菀二两、细辛一两、款冬花一合、桂三两，增鱼汁二升。”从其说明看来，此方中还当有豆，故云“先煮鱼及豆”。历来，人们多熟知《千金》鲤鱼汤为治疗水肿病的名方，殊不知早在《胡洽方》中，已用鲤鱼五斤与豆同煮，与通利药泽漆根十两、泽泻五两，以及参、苓、甘草等同方，则祛邪扶正，各奏其功。至于加减方法，也值得留意，如：弱人少服，得效增服，小便利肿减，或大便溏下，则应减服。又如：肿甚不得卧者加泽漆利水，水去津伤口渴者加栝楼根养津液，咳嗽加细辛、紫菀、款冬，并用桂以加强气化，增鱼汁以扶正消肿。凡此等等加减进退，如宿将用兵，指挥若定，秩序井然。

胡洽水银丸在古代传为名方，又名大水肿丸，“疗大水肿，腹如鼓，坚如石”。其方用葶苈(一升，熬)、椒目(一升)、芒硝(六两)、水银(十二两)。方中用水银，炮制甚精，“水煮水银三日三夜”，“捣药六万杵”。病人服药尤为小心，先食服一丸，日三；日增一丸，至十丸，不知，更从一丸始。病当从小便利，当饮好牛羊肉羹，昼夜五饮，当令补养。禁猪肉、生鱼、菜。勿忘饮浆水，渴饮羹汁。在利水同时，强调食养，并补充水液，以免祛邪而伤正。胡洽水银丸是古方中运用汞制剂治疗水肿病的典范，其配伍运用，更值得深入研究。

2.4 治下痢、热毒、疰病，效著方奇：胡氏治下痢病证，颇具特色。治下痢方，胡洽曲蘖丸，“疗数十年休息痢，下，不能食，消谷下气，疗虚羸”。方中用麦蘖(炒)、曲(炒，各一升)、附子(炮)、桂心、乌梅肉(各二两)、人参、茯苓(各四两)。患者数十年久痢，脾肾虚弱，运化乏力，失于收敛，故用参、苓以补益，附、桂以温化，曲、蘖以化谷，加之以乌梅敛阴生津。此方用药简要，功效可期。又猪肝丸，“疗下痢肠滑，饮食及服药皆完出”。方用猪肝(一斤，煮焙干)、黄连、阿胶(炙)、乌梅肉(各二两)、胡粉(七棋子)。因肠滑故也用乌梅肉，久痢伤阴，故用阿胶，与黄连同用，用黄连阿胶汤意。胡粉一药，究竟为何药，不明。方中并用猪肝一斤，是食疗方法。后张子和用此法治痢，想也得法于此。如上所述，曲蘖丸治疗休息痢，猪肝丸治疗滑肠下痢对今天临床治疗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除上所述，《胡洽方》中还有不少方剂值得重视研究，如治“伤寒热病十日以上，发汗不解，及吐下后，诸热不除，及下利不止，斑出”的大青汤，药用大青、豆豉、阿胶、甘草；治“脚弱风毒，挛痹气上，及伤寒恶风、温毒、山水瘴气、热毒，四肢痹弱”诸症的大鳖甲汤，药用鳖甲、升麻、麻黄、防风、石膏、知母、犀角、羚羊角、青木香、大黄、麦门冬、甘草、雄黄、杏仁等。以上二方，对于临床外感天行热毒诸症的治疗很有参考价值。

此外还有“疗江南三十六疰”的金牙散，用药复杂奇特，有金牙、曾青、硝石、石、石膏、莽草、玉支、雄黄、朱砂、寒水石、龙骨、蛇蜕皮、芫青、当归、龙胆、大黄、细辛、防风、大戟、芫花、野葛、苁蓉、天雄、茯苓、附子、乌啄、干姜、人参、桔梗、桂心、椒、贯众、巴豆、狸骨、蜂房、鹳骨等，包括许多毒性药物。但据胡洽记载，此方“疗江南三十六疰，人病经年，羸瘦垂死，服之皆差。并带之能杀鬼气，逐尸疰，诸恶疠不祥悉主之。”可见对于结核病等多种传染性疾病，其治疗、预防作用是十分显著的。这种如《素问》所说的“大毒治病”的方药，较之后世中医的所谓“王道之法”大相径庭，实际上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郡斋读书后志》还有胡洽重订《雷公炮炙论》的记载，可知他也精于药物炮制。

篇4

中图分类号：R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07)06―0003―02

尚天裕教授是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理论和实践的创造者，他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一代中西医骨科界学人，对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的发展仍然起着巨大的学术影响。

1 尚天裕教授治学严谨，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为我们治学树立了榜样

尚教授从大处着眼――创我国中西医结合诊治骨伤疾病特色理论和方法；从小处做起――在外固定用具、复位手法、内外用药的治疗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研究。这正是目前我们后学者所要继承的学术思维之精髓。在外固定器具中，选择了具有弹性、韧性，可塑性并能透过X线的柳木，创新设计出了适合于肢体不同部位骨折的小夹板。在复位的手法上，他在学习中医正骨传统八法基础上，总结出了后来主导全国骨折复位的十大手法即：手摸心会、拔伸牵引、旋转回旋、伸屈收展、端挤提按、摇摆触碰、成角折顶、夹挤分骨、对扣捏合、推拿按摩。并按照骨折部位、类型、受伤原因、移位方向、复位质量、稳定程度和患者的主观能动性，指导病人进行及时合理的功能锻炼。这样，一套集内固定为主导、以手法整复为特点，小夹板固定和功能锻炼为一体的整复方法。提升了西医治疗骨折整复、固定、功能锻炼三原则的、全新内容的中西医治疗骨折新疗法就初步形成了。1963年在罗马召开的第20届国际外科学术大会上，首次向世界医学界报告了“中西结合治疗前臂骨折”受到国际骨科界的同道极大赞赏。他先后攻下了前臂骨折、肱骨髁上骨折、肱骨髁间骨折、踝部骨折、脊柱和骨盆骨折等治疗的难题，使骨折愈合时间较单纯西医疗法加快了近1／3，疗程缩短了近1／2，同时，骨折的不愈合率由过去的5％～7％下降到0.4％，骨折的手术率也有所下降。

2在继承的基础上，找准中西医结合点，辨证地求创新、求发展

尚教授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及反复总结，纵观古今中外医学的区别和联系，各自的长处与缺点，认识到骨折治疗中存在着“动与静”、“筋与骨”、“内与外”和“人与物”4对矛盾中，固定与运动是主要矛盾，而后者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假如：只强调固定，而忽视了活动；只重视对骨折的处理，而忽视了周围软组织在骨折中的作用；只强调骨折局部而忽略了整个肢体及全身；只想借助外力来整复固定骨折，把肢体当做一般“用具”来修理治疗，而忽视了肢体本身内在的固定力和人在治疗中主观作用。其结果是：束缚了伤肢及整体的功能活动，影响或破坏了肢体自身的内在固定力；减低或损伤了骨折局部的自然修复能力，增加了病人的肉体痛苦及精神负担；约束了人在整个治疗中的能动作用。所以，在骨折治疗中，不能强调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在处理骨折时，应根据具体骨折的病理、生理变化，选择合适的固定形式和练功术式。在此基础上，尚天裕教授提出了影响整个骨伤科界的创造性革命性骨折治疗原则，即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结合原则。

3不断探索、不断进取，完善和深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断提出新观点、新看法，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求证

篇5

【关键词】中医名医思想；传承；现状；发展；时代；结合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4-0020-01

时至今日，名医的定义与古代产生巨大的变化，其思想传承模式，在不断地探索与实践中逐步完善。时代的烙印在当今名医――这一学术思想传承的先锋群体身上更加清晰。首先，时展造成名医的成长之路产生变化，多元化培养使得复合型人才成为医生的发展趋势。过往“一生承一师”的模式在如今较为罕见，大多数名医在自身临床能力过硬的前提下，并重科研、教学、宣传甚至行政管理工作，这也使得名医学术思想传承范围更广、人力物力保障体系更健全。此外，社会的需求对名医的影响至关重要。不论是学界内部学术成果得到政府认证、媒体推广的学者，还是立足于临床、疗效上佳的大师，更多的情况是两者结合，他们工作的成果势必满足社会需求，他们学术思想传承的同时势必对中医学整体发展存在着积极地推进作用，方可称为“名医”。最后，名医的内核，学术思想传承的灵魂，仍在于个人的不懈努力。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拥有远大志向、强大社会责任感、无私奉献精神的医生终将护佑一方，得到政府与社会的支持，学术思想得以传承。

通过本次调研发现，名医思想传承仍是中医学发展中亟需重视、讨论、完善的工作。现状主要以院校与师承两种教育模式相结合，辅以文献研究、名医工作室等新兴手段。多种传承模式、方法优势互补、不断优化结合效果是目前业内普遍推崇的发展方向。

我们发现，随着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兴起、发展，有院校教育背景并以之为个人发展之重的医生在我们的调研对象中比重很大。造成这一结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调研对象多为城市医院、门诊部医生，院校教育学位作为评价标准之一普及率高。另一方面，院校教育的统一化培养标准、现代化科学理念、基础性理论灌输，大大增加了中医思想传承效率、范围。这些特点与以实践为优势传统师承教育形成有力互补，满足现代医疗体系对医生的多样化需求，奠定了院校教育作为中医人才培养发展道路上一大创举的地位。

西医课程的引入是否对中医思维模式产生冲击，这一问题在访谈中被反复提及，我们认为，中医的生命在于临床，有效缓解患者疾苦是一切医学思想传承、发展的最高目标。因此，博采众长，西学中用，是名医思想传承坚持中医本质、顺应时代要求的发展方向。

师承教育随着时代洗礼，与自古流流传的小范围、家传模式已有巨大变迁：一方面，现代师承教育起始点有所变化，以研究生阶段导师制度为主，辅以本科生利用课余时间随师跟诊。学生在院校教育中得到“广度”的视野和基础知识，后期跟师学习中对老师思想、经验进行“深度”挖掘、吸纳，形成个性化特色，大大缩短中医人才培养周期。另一方面，师承教育对临床实践技能的高强度培训，帮助学生满足职业化规范要求，与院校教育优势互补；长时间的直观体验，更有利于老师经验、心得、思维模式等“隐性知识”有效传承。

另外，对于“老师常有所保留，秘而不传”“传承效率偏低，成才速度慢”这些师承教育中仍需完善的问题，呈现出执业年龄越短认同感越强的趋势。据此分析，随着时代前进，拜师学习的真谛收到功利因素影响，师承教育的效率、实用度正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值得一提的观点是，极少数专家认为，现阶段一线临床医院更像是一部高效运转的大负荷机器，每位医务工作者都应被看作熟练掌握临床技能的零件，分工明确，效率为重。不应该把过多的精力投入拜师、跟诊之中。

篇6

[关键词] 痰；胃癌；古代文献

[中图分类号] R735.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5（a）-0081-04

Trace the TCM ancient literatures of the phlegm theory of gastric cancer

LYU Ying1 LU Ye2 YE Min2 WEI Pinkang2 SHI Jun1，2

1.The Second Department of Oncology， Yueyang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437， China； 2.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Changzheng Hospital， Shanghai 200003， China

[Abstract] Gastric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tumors. Although there is not the disease name "gastric cancer" with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tegory， this disease is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 disease "dysphagia"， "vomiting" and so on by its sympto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legm and gastric cancer is recorded in ancient literatures. Based on collection of these records， it is found that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phlegm and gastric cancer originated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developed from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after the Ming dynasty. So far， the complete academic phlegm theory of gastric cancer has been formed.

[Key words] Phlegm； Gastric cancer； Ancient literatures

胃癌是消化道常的恶性肿瘤之一，早期胃癌大多无明显症状，进展期胃癌可能出现上腹痛、上腹饱胀不适、反酸、嗳气、纳差、恶心呕吐、消瘦等，甚者出现呕血、黑便等消化道出血症状，晚期胃癌远处转移患者还可出现腹水、左锁骨上淋巴结肿大、盆腔包块等。中医本无“胃癌”病名，临床多根据这些症状将胃癌归属于“胃脘痛”“伏梁”“胃反”“噎膈”“症瘕”“积聚”等范畴进行施治[1]。痰在中医里具有其特殊含义，范围不仅涵盖了西医呼吸道的分泌物，还是一切水液代谢障碍的产物，其既是一种病理产物又是一种致病因素，有“有形”“无形”之分，具有症状多变、迁延难愈、黏滞重浊的致病特点[2]。临床观察表明，胃癌从痰论治具有良好的抑制复发转移的作用，消痰散结治法是有效的胃癌治法之一[3]，基础研究也证实消痰散结法从胃癌增殖、迁移、血管生成、炎性因子等多个角度起到了抑制胃癌发生发展的作用[4-6]，以上证据皆表明痰与胃癌具有密切关系。本文从中医古代文献出发，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对痰与胃癌的关系做一理论溯源，从病因病机、理法方药和医案角度阐述从痰论治胃癌理论形成的源流。

1 胃癌从痰论治学术思想的萌芽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即有“胃病者，腹_胀，胃脘当心而痛……膈咽不通，饮食不下”的记载[7]，其与胃癌的症状十分相似。《内经》提出“饮发于中”“积饮心痛”[8]，从此痰饮导致胃病的理论开始萌芽，并提出了相应的治则――温胃化痰法，论曰“温以克之，微迟伤冷痰积恶物”。所谓“噫也，如胃有痰火嗳气者，星夏栀子汤”，记载了用星夏栀子汤治疗痰火引起的嗳气不适。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将痰饮与胃病联系起来，作为胃病的致病原因之一。

至汉代张仲景对痰饮引起的胃病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金匮要略》云“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9]，这些症状的描述与胃癌引起的梗阻相似，又提出了具体的治则，曰“饮邪当以温药和之”[10]，且明确指出生姜在呕吐治疗中的特殊疗效，认为生姜为呕家圣药[11]，并制订了一些现在仍行之有效的方剂，其曰“痞而噫旋覆代赭汤主之[12]”“呕而胸满者，茱萸汤主之[13]”“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14]”等，以上这些方剂均从痰饮致病的角度，治疗胃癌的相关症状，对后世医家有很大启迪，并将这些方剂保留并运用至今。

在理论进一步阐述的同时，也出现了临床运用实例的记载，在多部医案中出现了从痰论治胃癌相关病证的案例。《柳选四家医案》记d：“吐血后呃逆，作止不常，迄今一月，舌苔白腻，右脉沉滑，左脉细弱。其呃之气，自少腹上冲，乃瘀血挟痰浊，阻于肺胃之络，而下焦相火，随冲脉上逆，鼓动其痰，则呃作矣。病情并见，安可模糊，若捕风捉影，无惑乎？其不效也，今酌一方，当必有济，幸勿躁急为要。半夏、茯苓、陈皮、当归、郁金、丁香柄、水红花子[七分]、柿蒂[二个]、藕汁、姜汁、另东垣滋肾丸[一钱]、陈皮生姜汤送下。诒按用煎剂、以通肺胃之络阻。用丸药，以降冲逆之相火。思路精细，自然熨帖。”清・林佩琴《类证治裁（清咸丰元年林氏研经堂刻本）・卷之三・噎膈反胃论治・噎膈》记载：“年近古稀，两尺脉微，右关弦迟，气噎梗食，吐出涎沫，气平食入。夫弦为木旺，迟为胃寒。弦迟在右，胃受肝克，传化失司，治在泄肝温胃，痰水自降。丁香、益智仁煨、苏子霜、茯苓、青皮、砂仁、姜[煨]。数服痰气两平。”这些典型医案提示痰邪在胃癌的发病过程中无时不在，消痰必须贯穿辨证论治之始终，并根据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性质辨证加减，思路精细是治疗胃癌的关键。

总之，痰证理论是中医经典理论，通过溯源可以看到，将痰与胃癌相关联的思想萌芽于秦汉，形成于隋唐至宋元，完善于明代以后，并不断丰富运用至今，形成了完整的胃癌从痰论治的学术思想脉络，为临床从痰论治胃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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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疫病；民国；预防；诊断；治疗

文章编号：1008-6919（2007）03-0089-03

中图分类号:R2

文献标识码：A

【中医中药】

Looking back at history and summarizing the academic thinking of modern times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the epidemic

AbstractObjective: To make 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academic thinking and methods of treating epidemic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through by summary that the health department ordered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doctors who participated in fighting on the epidemic to write after several times of epidemic in beginn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Methods: To analysis the representative books such as and some other books. Result: We summarized epidemic pathogeny, pathology, diagnostic and remed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Conclusio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divides the epidemic into summer-heat epidemic and damp-heat epidemic. To emphasize the internal disease cause is damp-heat and stagnant heat. Pulse-taking could decide how serious it is and whether it easy to cure. Epidemic treating principle is never to leave the herbs pungent in flavor and cool. To comply with the food abstinenc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he treatment and recovering of epidemic.

Key word: Epidemic; Republic of China; prevent; diagnostic ; remedy

2003年春，一场SARS（非典），引起了人们对传染性疾病的重新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疾病的诊治中，中医与西医的并肩战斗，以及中医对SARS的疗效，使得人们从医疗管理、医疗政策以及中医传染病学等多个角度，重新认识中医学在流行性传染病中的作用与价值。

近代，在西医传入中国，并对中医学术体系形成强烈冲击的时候，中医与西医曾经在传染病的防治方面携手奋斗。这一过程，不但使人们认识到中医在防治急性爆发性传染病中的作用，也促进了中西医传染病学的汇通，是继清代的温病学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之后，中医传染病学在理、法、方、药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时期。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医治疗传染病的历史回顾，以及学术思想的梳理，能够为当今重建和发展中医传染病学提供借鉴。

一、民国初年中医参与治疫的事记

民国元年（1912年），内务部成立了卫生司。它的组织模仿日本内务省卫生局的制度。卫生司的职责之一为掌理传染病的防治，并设有专门的防疫部门。当时中国依据日本的法律，规定了8种传染病，即肠窒扶斯（伤寒）、发疹窒扶斯（斑疹伤寒）、天然痘（天花）、赤痢（痢疾）、百斯笃（鼠疫）、实夫的里（白喉）、虎列拉（霍乱）、猩红热。

1912年（民国元年）春夏之交，杭州一带时疫流行，报道罹于疫者约死万人，当时的绍兴医学会特派人员赴杭调查，查明症属湿温疫邪伏气为病。“调查毕，即回绍开会，本会同人特撰《医学卫生湿温时疫治疗法》。编就病名、病因、病状、卫生四章，急性、慢性时疫二种。选录应验一百三十五方。[1]

1917年8月（民国6年），鼠疫爆发于绥远的伊克昭盟（今新安镇地区），至11月扩散至全区27个旗县，后疫情波及山西、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省。这次鼠疫到1918年5月扑灭，流行时间达10个月，死亡14600人?2?。当时的防疫会长江宇澄将军要求曹巽轩等著名中医参与疫病的防治工作。由是曹巽轩衔命前往，杨浩如、陈其董、陈伯雅、孔伯华和张菊人等人参与其中。

1918年夏秋之交，廊坊一带发生虎疫（虎列拉），警察厅派孔伯华、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四人参加防治工作。当时疫情猖撅，有病数日转筋而死者，有朝病而夕死者。孔伯华与同仁共商后，决定留陈伯雅应邀出诊，其他三人深入庄村，沿户访问，边作防治，边作宣传。数日后，因治疗确有挽救危亡之功，群众竞相求治，全活甚多。陈伯雅因应邀出诊应接不暇，劳力劳心，以至于在事毕不久，即行逝世。

应防疫会撰述疫病证治之法的要求，曹巽轩等人分头将连续参与防疫工作的经验，编写成《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十卷，于民国7年印刷刊行。

二、近代中医治疫的主要学术思想

近代中医治疗疫病的突出特征，便是在当时的政府组织下，在接受西医传染病知识的同时，将个体医生接诊的诊疗方式，转变为集体的诊疗行为，并通过集体的学术研讨，总结出了十分宝贵的中医治疫思想与方法。因此，这一时期，不但中医有关传染病研究专著的数量急剧增加，其中亦不乏由著名中医执笔者。本文试对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进行分析。

（一）疫病发病的内因

中医强调正气在防止感染疫病中的作用。当时西医防止传染病流行的重点放在隔离与切断感染途径上，因此，卫生部门主要委托警察机构来实施防疫工作。中医则强调通过摄生来维护正气，达到感而不染，或染而病轻的目的，指出：“摄生者，却病之良方；极欲者，致病之媒介。及染病而畏之，不如未病而慎之。” [3]

不摄生与疫病发生的关系是：染疫者“必其人先有伏病而未发，感受疫者之秽气，如导火之线，一触即发耳。” 因此，“病在愚昧者伤身最多”。[3]

那么“伏病”所指为何？民国时期，疫病的“伏病”已经具有易感体质的含义，即将“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伏邪，从一种潜伏在体内的邪气（外来致病因素），转化为受病的内在因素。孔伯华先生在“论外感温热病因”中明确指出：“夫外感温热病者，必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之于天地疠气邪而成……，是以内因之郁热伏气乃外感温热病发病之本也。” 除郁热外，体内有湿也是染疫的内因之一，导致湿从内生的原因有“恣食生冷，……贪饮酒醪，嗜好茶茗，以多饮快食为尚。”[5]如此体质基础，一旦感受疫邪，则病湿热。

但是中医的这种通过摄身、扶助正气来预防疫病的思想，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很不为一些年轻人认可，如2006年刘士和医生曾作了一个关于中医防治禽流感的讲座，在预防措施中建议: 1.生活有规律，按时起床和睡觉；2.饮食要节制，注意避免生冷油腻和刺激食物；3.服用保和丸、或者霍香正气水/胶囊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是网络上出现了一些抵触的说法，“睡觉和流感有啥关系？” “该睡觉时睡觉，该起床时起床,别饿着也别吃撑着,.....这就是中医的药方?”[6]有道：大道至简至易，恐怕人遇看轻，此之谓也。

（二）疫病的分类及病机要点

民国时期，将疫病主要分为温疫（暑燥疫，有时也称为温病）与湿温（湿热疫）两大类。两者之中，以温疫为多。

“温病得天地之杂气，邪毒内入，由血分而发出于气分，”因此，温疫病机需要十分注意的是“伤阴” 两字。缘“热本伤阴，阴足者尚可支持，以待救治；阴亏者一遇此证，为热蒸灼，阴液既亏，未有不死者。”[8]在温疫的辨证中，需要十分注意观察是否有挟湿的情况，这是由于人的体质多兼湿的内在因素所致。

湿温由湿热合邪之杂气相感，发病多于夏秋之间，病程较长，变化较多，病位多围绕脾胃，病机以中焦脾胃受阻为核心。

（三）审脉

凡温病脉见洪、长、滑、数者轻；重则脉沉，甚则闭塞。

凡温病脉见洪、长、滑、数而含和缓者易治，兼弦者难治。

凡温病脉见沉涩小急、沉涩而微、浮大而散，皆危重。?8?

湿温之脉，可见微而缓，或者弦而数。湿重于热者，脉息濡细而缓。热重于湿者，脉息濡数，或洪大而长。

（四）审证及察象

1.温疫大抵可分为阳证与阳证似阴两类。阳证者，医生不难辨认。阳证似阴者，粗察脉证为纯阴之象，如轻则手足逆冷，剧则通身冰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脉沉伏涩，甚则闭绝。但内证表现为：气喷如火，烦躁谵语，咽干唇裂，舌苔黄黑或生芒刺，心腹作痛；大便燥结，或协热下利，再查矢气，气味极臭。

2.湿热感受湿热疫邪后，因人的元气之盛衰，阴脏阳脏之不同，可出现湿重于热和热重于湿的情况。湿重于热者，外见表邪，内有停湿，可见身热，汗虽出而热不除，肢体倦怠，渴不欲饮，口中粘腻，大便溏薄，舌苔白腻而滑。热重于湿者，湿热之邪从热化而聚于阳明，可见壮热不退，口渴自汗，脘腹痞满，烦热呕恶，溺赤便秘，舌苔腻黄。

（五）、治法与用药

治疫的原则是不舍辛凉。

1.温疫

温疫无阴证，皆为火毒。治法须以逐秽为第一要务。治疗原则为：上焦如雾，清而化之，兼以逐秽；中焦如沤，凉而下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养阴。?11?

温疫治疗，多用釜底抽薪之法，十治七八。对于瘟疫的主要临床表现，如咳嗽，咯血，咽喉肿痛，不要以为病症只在肺，往往还与胃内停积化热，大肠不通有关，采取清胃之法立可见效。再如发热，头痛，身痛，是温邪内蒸，气逆血热所致，不可治风。若治风则愈益其病，当以清温之法为治。

治温疫之药，须明宜与不宜，总以辛凉、辛寒、苦寒、甘寒、咸寒之味为主；而温燥、升散、酸涩之味，皆当禁用。

以下为治疗瘟疫的通治方，可根据病情进行取舍。?12?

连翘三钱至五钱 银花三钱至五钱知母三钱至五钱炒栀子三钱至五钱黄芩三钱至五钱黄连二钱或三四钱大青叶三钱至六钱丹皮二钱至四钱薄荷一钱至二钱川贝三钱至五钱生石膏五钱重可加至三钱至四两 元参四钱至三四两 竹叶四钱三钱霜桑叶三钱生军二钱至三四钱

上述通治方可以根据病情进行加减，如谵语可加羚羊角或犀角一钱至二三钱，或紫雪丹一钱至三钱；若神呆神昏则为热入心包，可加安宫牛黄丸一粒至二粒。

治疫经验：为切中温疫病情，服药需大剂，一日服三剂。用药时切勿迟疑，切勿担心药剂太凉太重，以致延误治疗的时机。

治疗温病重剂清热时，清里之药仍必须配合辛凉解表之薄荷、桑叶、僵蚕等，使里清外透，火热之气得以豁然而去，达到速愈其病的效果。?13?

2．湿温

湿温治法，总以辛凉清解之剂中加入清化湿热的药物。湿邪在表，可芳香宣透，使湿从表出；湿邪在里，湿重于热可化气渗湿，佐以清热；热重于湿则清热为主，佐以化湿。?14?

（六）养护

当时的西医在护理病人时，让病人饮牛乳、肉汁、鸡卵、白兰地、赤酒。中医则认为，上述皆为助热、助湿食品，不管对暑燥疫患者，还是对湿热疫患者，皆如火上浇油，尤为不宜。这种对营养与疾病治疗关系的辨证的看法，至今仍不为众人所重视及遵循，但却是中医在疫病的养护时所强调的重点。

篇8

中国儒学的核心观念是提倡“仁”与“和”。其中“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是社会与政治的价值核心。儒学经典之一的《尚书》就倡导“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涵义是民众应明白事理，各国应和谐相处，达到天下太平。“和谐”观念是中国文化宝库传承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另一部儒学经典著作《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非常明确地以“讲信修睦”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和平、和睦、和谐”三者相辅相成，需要守信，需要责任，需要宽容。这些价值和哲学理念始终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处，造就了中华民族精神，锻铸中国人的品格。

这种“和合”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中源远流长。我国思想家运用和合概念，从总体上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及其相互关系除强调团结、协作的意思外更有向心、凝聚的含义，特指事物与其所处的环境和相联系的总体结构实现融合统一，这就是中华和合文化所体现的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下面就孔子学术思想与和谐社会建设中要调节的四重关系，略作阐述。

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把人对自然的态度与行为提高到道德修养的高度来认识。环境、人口、资源是关系到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世界性、时代性难题。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呈现出日益恶化的趋势。水土流失、沙漠化、物种灭绝、大气污染、全球变暖和臭氧层损耗已经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此外，人口膨胀、能源枯竭、自然资源紧缺也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华和合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人和谐”保护自然的思想，诸如，“天人合一”“物我相亲”等观念，给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源远流长，底蕴丰厚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如《孟子·梁惠王上》说“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木材不可胜用也”。“数罟”是细密的网子，“以时”即按适当的时间。周、秦的国家法律都有定期封山，禁止伐木等保护自然的法律条文。中国思想史上也有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内容，如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以及王廷相的“人定胜天”等。也是追求和尊重人与自然生态，提倡人对自然的索取程度应建立在保持自然生态系统循环自如的基础上。

其实，和合文化主张的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现在提倡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资源意识、人口控制意识实质上都是道德问题。

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中华和合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对社会的研究，阐发人的社会价值，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在传统和合文化中就贯穿着儒家的民本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如“以天下为己任”、“公而忘私”、谋求国富民安、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远大抱负；有“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道德意识和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集聚并积淀为“社会遗传密码”又塑造着人类。和合文化在世代相传中保存和复制着中华民族的民族风貌，作为一种社会潜在意识，它通过民族情感、意志、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审美情趣，折射出民族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心态结构。它成了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风风雨雨，而仍具有向心力、凝聚力，挺立于世的精神支撑，也是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精神财富。

人际关系

和合文化强调通过调整人际关系以解决矛盾冲突。其基本原则就是“推己及人”，理解人、尊重人。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等等。如果人人都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而不是只想到自己，那么人们之间就会加深理解，互利互让，和睦相处。如在处理内外远近的民族关系上，儒家主张慎用武力，重视教化抚绥。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所著《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引用林毓生的话说“儒学把人们内省精神和道德修养作为治理社会和研究学问的根本”是很有见地的。(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人与自身(内在精神世界)的关系

和合文化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其道德修养论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从孔子开始就非常重视道德实践。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把履行这些道德看得比学习文化知识更重要。儒家特别强调为政者在道德实践中的带头作用。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出正人先要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作为领导者，带头履行道德义务，在今天尤为重要。

二是强调道德的自律性。因为道德是一种自律的义务，道德修养就是要发挥行为者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首要的一条就是“诚”。《大学》提出了“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其次，就是提倡恕道，将人比己，宽厚待人，主动向好人学习。孔子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善而内自省也”。

篇9

李东垣是金元时期的伟大医家，为易水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世称“补土派”。一生著述颇丰，尤以晚年所著《脾胃论》等书标志着其医学理论造诣已达巅峰。他所提出的“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及其所创立的补中益气汤为代表的方剂，补充了《金匮要略》的不足，使内伤杂病的治疗方法日瑧完善。

1 补中益气汤简介

补中益气汤是李氏在《脾胃论》中为内伤热中证所创立的甘温除热法的代表方剂。《名医方论》曰：“至若劳倦形气衰少，阴虚而生内热者，表证同外感。惟东垣知其为劳倦伤脾，谷气不盛，阳气下陷阴中而发热，制补中益气之法。谓风寒外伤其形为有余，脾胃内伤其气为不足。遵《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之义，大忌若寒之药，选用甘温之品，升其阳以行春生之令”。《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曰：“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土位”。其病机自此可见。主治如《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曰“故脾证始得，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方中黄芪补脾而益肺气，人参、甘草甘温益气，同时甘草可泻火热，有“急者缓之”之效。上3味为除温热、烦热之圣药；升麻、柴胡引胃中清气上行，扭转中气下陷之势，同时可引黄芪、人参、甘草甘温之气上行，补肺气而实皮毛，使卫外得以固摄，则恶寒，自汗可去；陈皮理气和胃，散滞气，有利于诸味甘温药物的运化和发挥作用；白术苦甘温，或消除胃中之热；当归甘温，补气养血，因具活血作用，故又可调和气血。这种甘温除热是治本而除其产生阴火之源。由此可见李氏独重脾胃、强调脾气升发在治疗内伤病中的重要地位，突出地表现为对脾胃升阳益气药物的运用。《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曰：“如患者能食而心下痞，加黄连一分或三分；如不能食心下痞，勿加黄连”。纵观《脾胃论》补中益气汤加减法中无减升麻、柴胡之处。有文献报告补中益气汤在有升麻、柴胡的制剂中，药理实验表明对动物的作用明显，而去升麻、柴胡时则不表现作用。由此可见东垣思想之一斑。

2 补中益气汤的服药宜忌

21 《脾胃论》虽有论述，但过于简练，使人难以尽洞东垣之旨。《脾胃论·脾胃盛衰论》云：“补脾胃泻阳火升阳汤，服药之时，宜减食，宜美食，服药讫，忌语话一、二时辰许及酒、湿面、大料物之类，恐火湿热之物复助火邪而愈损元气也。亦忌冷水及寒凉、淡渗之物诸果，恐阳气不能升旺也。宜温食及薄滋味以助阳气。大凡此法此药欲令阳气升浮耳。若渗泄淡味皆为滋阴之味，为大禁也”。临床上，按此宜忌服补中益气汤每获良效，故补中益气汤之宜忌应以此为标准。

22 李氏认为饮食失节、劳倦过度及强烈的精神刺激，是导致脾胃疾患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脾胃为气血津液生化之源，为精气升降运动之枢纽，故脾胃一病，则百病生焉。《脾胃论·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间论》曰：“或下泄而久不能升，是有秋冬而无春夏，及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脾胃既为精气升降运动枢纽及气血生化之源，故脾胃之功能失常，则可导致多种疾病，如崩漏、阴挺、胎动不安、产后癃闭、胃下垂、脱肛、淋证、眩晕、头痛、静脉曲张等。若临床辨证为脾胃虚弱、中气下陷所致，均可用补中益气汤加减化裁，而不问其症状若何。如气虚感冒及内伤发热也均在此例。

篇10

关键词：汪机 培元固本 营卫一气 学术思想

1 理源《内经》，创营卫一气说

1.1 阳有余阴不足，是“人之禀赋”

明代中期，是“阳常有余”说的极盛时期。汪机为补偏救弊，推出他的甘温补气观，避免与滋阴派之冲突。首先对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解释为论“人之禀赋”。而“非论治阴虚之病也”。他说“丹溪论阳有余阴不足，乃据理论人之禀赋也。盖天之日为阳，月为阴。人禀日之阳为身之阳而日不亏，禀月之阴为身之阴而月常缺。可见人身气常有余，血常不足矣。”“此丹溪所以立论垂戒于后也，非论治阴虚之病也。若遇有病气虚则补气，血虚则补血，未尝专主阴虚而论治。且治产后的属阴虚，丹溪则曰：‘右脉不足，补气药多于补血药；左脉不足，补血药多于补气药’丹溪固不专主于血矣”（《石山医案》下同）。从而汪机尖锐的指出：“何世人昧此，多以阴常不足之说横于胸中，凡百病，一切主于阴虚，而于甘温助阳之药一毫不敢轻用，岂理也哉？”从而纠正了乱用滋阴风的流弊。提出了甘温补气的学术观点。

1.2 补阴即补营

汪机对《内经》的营卫论大下功夫。他说：“经曰：‘营气者，水谷之精气，入于脉内与息数呼吸应’。此即所谓阴气不能无盈虚也，不能不待补也。”并对营卫之气深层剖析。“分而言之，卫气为阳，营气为阴。合而言之，营阴而不禀卫之阳，莫能营昼夜利关节矣。古人于营字下加一气字，可见卫固阳也，营亦阳也。故曰血之与气，异名同类。补阳者，补营之阳；补阴者，补营之阴。”此为营卫论也。他说丹溪的“阳有余者，指卫气也”；“阴不足”是指“营气也”。“营者，阴血也；丹溪曰：‘人身之虚皆阴虚’者此也。”这样就顺理成章的把丹溪滋阴说转为补营说。

1.3 营卫一气，补气是根本

根据《内经》“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等的论述。汪机在“气”字上深究。他说：“比如天之日月，皆在大气之中。分而言之，日为阳，月为阴。合而言之，月虽阴，而不禀日之阳，则不能光照而远行矣。故古人于阴字下加一气字，可见阳固此气，阴亦此气也。故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同一气也。”即创造了“营卫一气”说。补营即成为补气。他说：“是知人参黄芪补气，亦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也，补营即补阴也，可见人身之虚皆阴虚也。”从而，阴、阳、营、卫、气、血归根到底都成了一个“气”了，补营即补气。补气则是补之根本。

1.4 补营之气即补营之阳

汪机说：“人禀天之阳为身之阳，则阳常有余，无待于补，何方书尚有补阳之说？”认为营气有阴阳之属，阴者为血，阳者为气。他说“阳有余者，指卫气也。卫气固无待于补。而营之气，亦谓之阳。此气或虚或盈。虚而不补，则气愈虚怯矣。经曰怯者着而成病是也。”提出了甘温补气的重要性。他说：“况人于日用之间，不免劳则气耗，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怒则气上，思则气结，喜则气缓。凡此数伤，皆伤气也。以有涯之气。而日犯数伤。欲不虚难矣。虚而不补，气由何来？”

2 擅用参芪的气味、营卫之统一观

汪机大力倡导补气。临证以擅用参芪而收奇效全功。《石山医案》的119例中，用参、芪之剂的就有82例，占68.9%。《名医类案》收录石山验案196例中，以参、芪为剂的有125例，占64%[1]。

2.1 参、芪补气又补血的气味之统一

汪机深明参、芪气温味甘之药性，洞究《内经》处方要法。他说：“人参黄芪补气，亦补营中之气，即朴营也，补营即补阴也。经曰：阴不足者补之以味，参芪味甘，甘能生血，非补阴而何?又曰阳不足者温之以气，参芪气温，又能补阳。故仲景曰气虚血虚以人参补之。可见参芪，不惟补阳，而亦补阴。东垣曰血脱益气，仲景曰阴生阳长，义本诸此”。

2.2 营气的阴阳二义之统一

营气具有阴阳的两重性，参、芪气温味甘，因此，即能补营中之阳，又能补营中之阴。他说：“经曰‘营气者，水谷之精气，入于脉内，与息数呼应，’此即所谓阴气不能无盈虚也，不能不待于补也。……古人于营字下加一气字，可见卫固阳也，营亦阳也。故曰血之与气，异名而同类。补阳者，补营中之阳；补阴者，补营中之阴”。

2.3 参、芪之补，补营中之气

《病用参芪论》中说：“兹所补者，乃荣中之卫，其气曷常不虚？经曰劳则气耗，悲则气消，又曰热伤气，精食气，又曰状火食气，非藉于补，安能营运于外而为血所使哉？参、芪之补，补此营中之气也，补营之气即补营也，营者，阴血也。”

2.4 阴中生阳，巧于配伍

汪机指出：“考之《本草》仲景治亡血脉虚，以人参补之，取其阴生于阳，甘能生血，故血虚气弱，仲景以人参补之。”药性所用，君臣佐使，固所当审。他说：“是知人参不惟补气，亦能补血。况药之为用又无定体，以补血佐之则补血，以补气佐之则补气，是以黄芪虽补气，以当归引之，亦从而补血矣。故东垣用黄芪六钱，只以当归一钱佐之，即名曰补血汤。可见黄芪功力虽大，分两虽多，为当归所引，不得不从之补血矣。矧人参功兼补血者耶，人参性味不过甘温，非辛热比也，稍以寒凉佐之，必不至助火如此之甚，虽日积温成热，若中病即已，亦无是也。夫芎、归味甘温，世或用治劳热血虚之病，并无所疑。然辛主耗散，本非血虚所宜。彼人参虽甘温，而味不辛，比之芎、归，熟轻熟重哉？”“医之用药，固所当审，不可轻视人之生死。”又，汪机配伍遣药，加减损益，因证而变，因时而调，因患而异，具药性节宜监佐。他说：“但加减活法在乎病者消息出入，如嗽加麦门冬，痰加贝母，咯血加藕节，气喘加阿胶，痞闷加枳实”。“冬春宜仿补中益气汤例，夏秋季宜仿清暑益气汤例”。汪机虽学法东垣方治。然而，在临证中，与东垣法有所异。他很少用升、柴、羌、防等升发之品；汲取丹溪护阴气的治则，凡用参、芪多与麦冬、白芍、知母、黄芩等清润之品配之，不伤脾胃之阴。形成其独特的用药特点。门人程鐈进一步阐述了汪机巧用参、芪的补气说。他说：“且参、芪性虽温，而用芩、连以监之，则温亦从而轻减矣。功虽补气，而用枳、朴以制之，则补性从而降杀矣。虚其滞闷也，佐之以辛散；虑其助气也，辅之以消导，则参、芪亦莫能纵恣而逞其恶矣。”又，“予受业于石山先生，见其所治之病，多用参、芪，盖以其病已尝遍试诸医，历尝诸药，非发散之过，则降泄之多，非伤于刚燥，则损于柔润，胃气之存也几希矣。而先生最后至，不得不用参、芪以救其胃气，实出于不得已也，非性偏也。其调元固本之机，节宜监佐之妙，又非庸辈可以测识。是以往往得收奇效全功，而人获更生者，率多以此。”从而看出汪机运用参、芪之巧妙娴熟，融会贯通，辨证审因遣药的“医之王道”。

3 补气培元固本

3.1 营气之虚是产生百病的根源

汪机认为营气具有阴阳二属。无论伤阴、伤阳、伤气、伤血，都是营气之伤。所以，根据《内经》“邪之所在皆不足”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论述。主张扶正祛邪，先固根柢。他十分强调补营气，其所谓的营气兼气血阴阳之属。就是人身之元气。“血之与气，异名同类。”故“补阳者，补营中之阳；补阴者，补营中之阴。”因而，汪机补营气的实质是“补气培元”。似东垣脾胃之元气。

3.2 诸病亦多生脾胃

《内经》曰：“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精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说明营气之源来之脾胃。东垣说：“四时皆以养胃气为本，宗气之道。”（《脾胃论》）。汪机十分重视胃气。继承并发展了东垣的脾胃说，认为诸病亦多生脾胃。他说“经曰脾胃者，水谷之海。但脾胃受伤不一，经曰饮食伤脾，又曰劳倦伤脾，又曰忧思伤脾。与夫房劳、大怒、大惊，莫不皆伤脾与胃也。是以诸病亦多伤于脾胃也，此东垣所拳拳于脾胃也。脾胃有伤，非藉甘温之剂，乌能补哉？经曰脾胃喜温而恶寒，参、芪味甘性温，宜其为补脾胃之圣药也。脾胃无伤，则水谷可入，而营卫有所资，元气有所助，病亦不生，邪亦可除矣。故诸病兼有呕吐泄泻、痞满食少、……恶风恶寒等证，皆脾胃有伤之所生也，须以参、芪为主，其他诸证，可随证加入佐使，以兼治之。”又说：“经曰：人以胃气为本，无胃气则死。盖元精、元气、元神不可一日无水谷以养之，其水谷药石入胃，而气属阳，味属阴。属阳者，则上输气海；属阴者，则下输血海。二海者，气血之所归，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取资于此。”

3.3 人身之虚皆阴虚

汪机认为“人身之虚皆阴虚”。他说：“古人于阴字下加一气字，可见阳固此气，阴亦此气也，故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同一气也。然此气有亏有盈，如月有圆有缺也。圣人裁辅相，即医家用药损益之义也。是知人参黄芪补气，亦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也，补营即补阴也，可见人身之虚皆阴虚也”。“虚损者，元气、真阴亏败之谓也”（《医学原理》）。从而，汪机把阴虚之概念扩展为虚损证之和。涵盖阴、阳、气、血、营、卫之虚。

3.4 补气培元固本，朱、李合壁

汪机之父汪渭曾说：“东垣主于升阳补气，丹溪主于滋阴降火，若阴虚阳亢，当合东垣、丹溪两法治之。”这一补气、滋阴融合运用之思路，对汪机有很深影响，他的补营说，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所以，汪机用营气的阴阳双重性和阴阳互根，把朱丹溪的滋阴观和李东垣的补气观融为一体--即皆补营也。他说“天依形，地附气，人身之卫则天之乾，人身之形即地之坤。营运于脏腑之内者，营气也，即天地中发生之气也。故以气质言，卫气为阳，形质为阴，以内外言，卫气护卫于外为阳，营气营养于内为阴。细而分之，营中亦有阴阳焉，所谓一阴一阳互为其根是也”。“故丹溪以补阴为主，固为补营；东垣以补气为主，亦补营也，以营兼血气而然也。”这一阐发，是取营气的阴阳两性，而巧妙的把朱、李之说，融合为一。 参考文献

[1]张其成 汪机医学的文化背景和学术价值 [N].中国中医药报 2003年11月22日

[3]潘华敏等 略论汪机的医学思想及其治病特点 [J] 上海中医中药杂志 199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