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外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英文名称：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四川大学中文系

出版周期：半年刊

出版地址：中外文化与文论

语

种：中文

开

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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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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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在教育翻译中，造成错误的，一般不是由于词语的表述不当导致的，而是对不同文化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正是因为文化和语言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知识，关注其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确切地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和思想。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并自主进行合适的处理，使译文既能不偏离于原文，又能符合源语言的表述习惯。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心理会产生不同的语言，不了解不同语言内在的不同的社会文化，也就很难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之间的相通之处。通过分析中外文化差异，本文提出存在的主要差异以及对翻译产生的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异分析

（一）文化理念的差异

儒家文化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学的“和”的观点在中国的文化上有着重要的体现，“和”强调了平衡、对称、统一的中国造型方法，以规规矩矩、四平八稳为最美。“和”观念更为注重的是天与人的和谐、社会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注重天地人和，它强调了群体的价值，认为个体产生于群体之后，先有群体后有个体，个体是群体之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

后天的社会文化、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因素会对思维方式造成主要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环境中成长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人们通常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所描述的问题内容也就存在差别。研究发现，中国人更加擅长形象思维，他们把事物看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注重“和”的思维模式，即更注重平衡与和谐。因此，汉语更加注重语义，语义变化非常大，同一句话即使在不同的语境下也会有着各不相同的含义，这也是中国文化含蓄、内敛的最好体现。而西方人更加擅长逻辑思维，他们经常将要分析的对象分解成不同的部分，从细节之处进行深刻分析，这也是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最好体现。因此，我们需要加深合理的思维认识，合理的分析不同文化间的表达方式。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影响分析

（一）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一定性

文化和语言二者息息相关，语言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表征

1.信仰不同引起的翻译不对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的动物象征是龙，龙代表大气磅礴的民族精神，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中国有“龙马精神”“龙凤呈祥”等说法。但在国外文化中，龙是恐怖的动物，代表着邪恶。

2.受社会风俗习惯差异影响的翻译不对称

我们遇到熟人打招呼的时候通常会说“干什么去啊？”“您吃饭了吗？”如果在翻译的时候直接将这类的话直译，那么绝大多数西方人听了都不会开心，他们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也难以接受，甚至于认为你干涉了他们的自由。

三、克服教育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不利影响

显然， 翻译工作者只有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才能理解两种语言之中的文字的其中含义。

（一）在教育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

想要更加准确地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必?要深刻地掌握和理解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从而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文字的含义。对于教育翻译而言，我们要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准确把握翻译材料中的文化内容及细节，以免产生错译、漏译等问题。

（二）在教育翻译的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素养

文化对于中外语言翻译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不断学习中外文化知识，不断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修养。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重视和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

加强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可通过浏览一些中国的历史故事、文学名著、观看历史影片等。

2.重视和加强英语文化教育

作为译者应该从多个渠道获取英语文化知识。如：阅读外国文学著作、观看外国影视作品、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习俗、进行国家间的文化习俗的比较等。

篇3

【关键词】文化差异 旅游外语 创新 教学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7C-0114-02

随着现代化旅游业的发展，对高素质旅游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对培养高素质的旅游外语人才有着重要意义。如何推进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是旅游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法。本文从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方法、教材改革等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切实增强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理论知识

涉外旅游业，不仅是经济领域中的朝阳产业，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这对旅游外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旅游外语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明确了方向和内容。旅游外语教学传递给学生的不再是单一的语言知识，更是语言中蕴涵的文化要素，所以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形式，更要注意语言使用的文化环境。形式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教师在旅游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也是提高旅游外语教学质量的要求。旅游外语教学不是纯粹的语言教学，不是为学语言而教语言，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涉外旅游业的发展，所以，旅游外语教学不能只关注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教师不应将语言教学当做是旅游外语教学的全部内容，还应当重视学生文化意识和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教会学生语言的同时，更需要让学生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切实增强文化意识，充分认识到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文化对语言应用的影响，并提高应对语言文化冲突的敏感性。旅游外语教师只有增强了文化意识，才能够自觉引导学生养成对中外文化差异的认识和处理文化冲突的能力。

旅游外语教师增强了文化意识后，还应了解和掌握丰富的中外文化方面的理论知识，如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文化差异理论知识；基于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不同而带来的中外文化习俗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而形成的宗教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民族性格而形成的非语言方面的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等。当然，这些理论知识中，有的是与教材上的内容有直接的联系，也有些看似无关实际相关，但教学实践证明，教师掌握的中外文化理论知识越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得心应手、信手拈来，及时向学生传授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使文化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二、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这是毫无疑问的，语言结构、语言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是人类交往交流的一种工具，但同时，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文化，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用综合的“语言文化观”取代纯粹的“语言工具观”，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综合的“语言文化观”进入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讲授的内容从单一的语言知识转变为综合的语言、文化知识，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创新。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入课堂后，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构成主要包括：语言要素（含词汇、语音、语调、语法、语段等）、非语言要素（含体态、表情、眼神等）、礼仪与习俗要素（含称谓、称赞、打招呼、做客与送礼等）、要素和价值观念要素，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传授语言的同时把语言中的文化知识和交际内容传授给学生，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教学理念。这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交往能力，使学生语言知识与文化能力同步提升。通过教学，培养学生不仅学会使用正确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能够用恰当的语言在适当情境中进行涉外交际，准确地获得信息，最大限度减少交际中的误会,提高交往的质量。

推进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还需要求教师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指导旅游外语教学工作。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心从语言结构转向语言功能，从孤立的语言形式转向在社会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重视语言的社会环境、社会制约。社会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语言形式和社会制约（社会环境）的关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旅游外语教学与各学科的关系，增设社会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课程，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不同语言文化的背景、社会关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积极开展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融会贯通于教学过程，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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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大运河是一条中外文化交流的走廊。在这条走廊里，交流是双向的：早期，主要是中国文化输出；后半期，则是外国先进文化输入。

大运河的输出

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1254-1324）描述了他看到的长江以北运河：忽必烈已经开通了从瓜洲到大都的水路。这条水路是一条宽而深的航道，把江河、湖泊连接起来。《游记》还记录了他在山东一带看到的运河城市如临清、济南和东平等地的情况。

近代西方人进入中国、并对中国逐渐产生影响，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明代。这个节点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关。史学家一般把哥伦布1492年第一次航海当作中世纪和现代的转捩点。此后，西北欧沿海强国通过战争、掠夺、贸易、传教、建立殖民地等方式逐渐向外扩张。至19世纪，欧洲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迅猛发展。而明清时期的中国早已繁华，举世闻名，引发了西方人的关注，当时外国人来中国，首先接触的往往就是大运河。前往北京的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大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作品中的观察与描述无疑有助于西方加深对中国的认识。

1488年，朝鲜人崔溥（1454-1504）在海上遭遇风浪，漂流14天后在宁波附近获救登岸。之后，他沿浙东运河、京杭运河前往北京，历时44天，成为明代走完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他用中文写下的《飘海录》成为弥足珍贵的大运河史料。

日本僧人策彦周良（1501-1579）于1539年和1547年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和正使来中国，在中国逗留5年多，多次沿大运河南来北往。他将两次来华经历写成《初渡集》《再渡集》。这两本记事性诗文集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明万历年间来中国。他从南京出发沿运河前往北京，沿途经过许多大运河城市。对明代运河漕运的有关情况，他甚感兴趣，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做了详细记载。

除了利玛窦之外，明清时期有不少来中国的传教士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书，在欧洲出版，其中不乏关于大运河的详细描述。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中国传统典籍经翻译而介绍到欧洲。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是牛津大学第一位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他不仅翻译中国典籍，还著书立说，系统论述孔子、孟子以及中国的文学和宗教。在牛津任职之前，他于1873年4月从上海出发，坐船经大运河访问北京，回程时去了泰山和曲阜，之后经大运河返回上海。他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可以听到大运河的水声。

但外国人对大运河的描述，并非仅限于见闻。他们目的性很强，颇有系统性，撰写专门报告，研究大运河，研究大运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英国学者吉恩斯在1890年在伦敦出版《世界各国的水道和水运》中提到中国的大运河，认为“就许多方面来说，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大运河。它也是所有其他运河中，我们了解最少的。”1895年出版的《时代世界地图集》中载有中国大运河的地图。1912年10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F.H.金的学术论文，题目是《中国的运河，人类的奇迹》，该文对江南运河地区河网密布做了详细的记录。1917年在伦敦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国》有关于大运河的词条。

大运河的接纳

通过大运河，西方对中国有所了解。而现代西方文化最早进入中国，所谓西风东渐，正是沿着大运河而播扬。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在利玛窦逝世后不久抵达北京，并发现了利玛窦的札记。明万历四十年（1612），金尼阁返回欧洲，他身着中式服装出入于各国公共场合，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在华传教士们的功绩，并着手整理翻译《利玛窦中国札记》。该札记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当时，大批欧洲年轻传教士申请赴华，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即是其中的一位。汤若望历经明清两代，为西学东渐做出重大贡献。1618年，金尼阁离开里斯本第二次来华时，携带在欧洲各国募集的7000册图书和仪器，从杭州沿大运河抵达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外国图书馆。金尼阁本人估计书籍和仪器在离开欧洲时价值1万金币。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联络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金尼阁二度来华后，先在南方进行传教和译著工作，较长时间住在杭州，并以杭州为中心沿大运河到嘉定等地活动。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去世，把“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大部分书籍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残存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之后，外国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浙北的运河城市早已成为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基地和大本营。嘉兴的文生修道院西临大运河，1902年建成之后到1908年，它是天主教中国遣使会的唯一总修院。嘉兴的天主教堂在1930年建成，号称中国第一、远东第三大教堂。文生修道院和天主教堂均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1876-1962），出生在杭州。父母均是美国南长老会在杭州的传教士。南长老会海外传教的第一个基地是杭州，以后沿大运河逐步向嘉兴、苏州、江阴、南京等地扩展。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结束学业，回到杭州开始传教，他的传教足迹正是沿大运河迤逦北去。

19世纪后半期起，大运河沿岸城市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经过多年经营，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13所教会大学和几十所教会中学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这些学校中相当一部分位于大运河沿线的城市或者与运河关系甚为密切的城市。

教会大学各校名师云集，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殊专业，办学有声有色，学生才俊辈出。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毕业于东吴大学。医科更是教会大学的强项，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以及齐鲁大学的医科，为中国培养了最优秀的医学人才。

1901年，清政府废除漕运，大运河似乎失去了历史作用，但因为依靠大运河为广阔腹地而有机会迅速成为中国最大港口和最繁华城市的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在20世纪结出硕果。

很多人惊异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浙一带大量涌现文人政客这一现象，细究起来，却不难看出大运河的作用。正是大运河使得整个地区经济繁荣，积聚起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而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在各个层面广泛深入进行，人才辈出是理所当然的。

（除署名外，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Grand Canal：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By Wei Daguo

Historicall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served as a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The exchanges were mutual： in the early centuries， Chinese culture went out to the outside world； largely in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foreign cultures began to come in.

Prosperity of the Grand Canal

One of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was made by Marco Polo （1254-1324）， who traveled across China for years. He mentioned the Grand Canal that connected the Yangtze River and Dadu， the present day Beijing， 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1279-1368）. There are detailed descriptions in the travelogue about the canal towns in Shandong Province.

It was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westerners began to flood into China on a large scale. Their arrival in China followed Columbus’ epoch-making travel. Afterwards， the west expanded outward through wars， trade， religious missions， colonialism， profits through looting. By the 19th century， Europe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world. Europeans came to China， allured by the legendary wealth of China. During these centuries， foreign diplomatic envoys， missionaries， and travelers usually traveled on the Canal to reach Beijing. They wer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size and the grandeur of the Grand Canal. Their reports deepened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country in the orient.

The Italian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1552–1610）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of the M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and chronicled his canal tour in detail in his book. In addition to Matteo Ricci， other missionaries also wrote books and introduced their China experiences to Europe. Some missionaries even provided Europeans wit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James Legge （1815-1897）， a noted Scottish sinologist and missionary in Malacca and Hong Kong for 33 years and first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Oxford University for 21 years. He translated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and wrote books on Confucius and Mencius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Before he took office at Oxford， he started in April 1873 in Shanghai to visit Beij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On his way back， he visited Mount Tai and Confucius Temple. Then he traveled on the Canal again on his way back to Shanghai.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had become a constant subject in encyclopedias， map atlases， and academic books published in the west.

Western Culture Came In

While information on the Grand Canal went abroad， westerners brought western culture into China. In China scholars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through the Ming，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years in words “Western Winds Blow into East.” The Grand Canal played a big role in thi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arrived in Beijing shortly after Matteo Ricci passed away. A French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he was an influential westerner in China. He toured China before going back to Europe to report to the Pope on missionary affairs in China. In 1612， he returned to Europe. He traveled across Europe， publicizing the work of the Jesuit missions in China and raising funds. He appeared in public dressed in the Confucian gown. It was during his European tour that 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Matteo Ricci’s China Journal. The work was published in Augsburg in 1616 and la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 many European languages and widely read. Twenty-two young missionaries followed him back to China.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was one of the 22 missionaries. He served the empero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Nicolas Trigault brought 7，000 books and instruments to China and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all the way from Hangzhou to Beijing. He set up the first foreign library in China. He planned to translate the books into Chines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group of elite Chinese scholars. He died in Hangzhou in 1628 and he was buried in Hangzhou. His translation project aborted and most of the books dissipated. In 1938， hundreds of books were found in a library of a Catholic church in Beijing. These books were part of the 7，000 books Trigault had brought 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mid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flood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anal cities and towns in northern Zhejiang were home to headquarters of some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St. Vincent de Paul Seminary， a Catholic abbey in Jiaxing， served as the only seminary for all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from 1902 to 1908.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iaxing， built in 1930， was the largest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third largest in Far East at that time. The two sanctuaries are now cultural relic units under provincial protection.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later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China from 1946 to 1949. Born in Hangzhou in 1876， he was son of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parents based in Hangzhou and reached out to believers around Hangzhou and areas along the Grand Canal north of Hangzhou. John Leighton Stuart grew up on Hangzhou and spoke the local dialect. After he finishe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came back to Hangzhou and started missionary work in 1905. His constituents were residents in canal towns and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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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汉习语；特点；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H3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332-01

Abstract:Idioms is generated from the long. Long ago, people began to use some or humorous or ironic metaphor or method for example out their own idea, as time passes, having the idioms. Thus it fully reflects the other nations of the world cultural tradition, life custom, understanding, can understand idioms a history。

Key words: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differences

“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就其广义而言，它包括成语（idioms）、谚语（proverbs）、箴言（mottoes）、俗语（colloquialisms）、俚语（slang）以及典故（allusions）等。它是民族风格的提炼与升华，是语言实践的集中体现与结晶。英汉两种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折射出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或庄严典雅，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信息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一、习语的产生与特点

习语的产生亦如人类语言的产生一样，都是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是劳动人们语言智慧的结晶。任何一种语言的习语，都无一例外的是人们在生产过程和日常生活中，通过使用一些短小精悍的词句，创造出一些生动活泼、耐人寻味的比喻，来表达与他们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思想观念。以下我们来做简要的对比说明。

（一）语言的形象性

英汉两种语言中有许多习语非常形象，用它们来比喻事物或说明事理，既生动，又达意。由于这些习语用词简练，言简意赅，常能引起丰富的联想。汉语中通常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来形容那些身强力大，头脑空空的人，而英语中就有ThereismoreofSampsonthanofSolomoninhim这个句子来表达此意。Sampson是基督教《圣经》中力大无穷的勇士；而Solomon则是古代以色列贤明的国王，以智慧著称。

（二）意义的整体性

习语的意义具有整体性，不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因为很多习语的意义往往借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典故而形成，约定俗成地构成整体意义。如汉语中的“开夜车”不可理解为“晚上开车”；“高山流水”不可能解释为“高高的山，流动的水”。同样，英语中的“theskeletoninthecloset”、“toputheadstogether”。不能将其对应地翻译成“壁橱里的骷髅”、“把头放在一起”，而要将它们分别理解为“家丑（shamefulfamilysecrete）”、“大家一起商量（thinkoutaplanwithotherpeople）”。

（三）搭配的稳固性

所谓稳固性，指的是组成习语的各个部分（即单词）是固定的，不可随意拆开和调换位置。汉语中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可改为“八上七下”；“雪中送炭”不可变为“雪中送煤”；同样，英语中的“atsixesandsevens（乱七八糟）”不可换为“atsevensandeights”；“fishintheair（海底捞月）”不可改为“fishmooninthewater”。

二、英汉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一）文化背景差异

英汉两种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反映在语言上，就产生了许多来自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历史事件以及文学典故的习语。但由于两种文化渊源和发展轨迹不同，这些习语均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蕴藏着特殊的文化背景知识，其比喻意义深远，非字面上所能理解的。

如汉语中常用“夜郎自大”来形容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用“南辕北辙”来比喻“办事不按事理，倒行逆施，结果必然与愿望相反”。同样，英语中也有许多习语来自希腊神话、《圣经》故事、《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如出自希腊神话中的“Sphinx'sriddle（比喻难题）”；出自《圣经》的“aJudas'kiss（喻可耻的背叛）”等。

（二）风俗习惯差异

英汉风俗习惯的差异是英汉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有关动物形象之指称意义方面的习语。在这方面，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汉语说“身壮如牛”，英语却说“asstrongasahorse”；汉语表示一个人大口大口地喝水，常说“像牛饮”，英语里却用“drinklikeafish”来表示。

（三）差异

英汉两个民族有着各自的。因此，不同的宗教文化就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英汉两种语言中，于是就有了反映宗教文化的习语。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Buddhism）文化。佛教传入我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人们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由“佛祖”在左右。因此，汉语中有许多习语是和“佛”、“庙”、“和尚”有联系的。如“借花献佛”、“立地成佛”、等。而在西方文化里，特别是在英美等国，影响最大的要数基督教（Christianity）文化了。因此，英语中有不少与“God”，“Devil”，“Hell”，“Church”等单词有关的习语。如“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aspoorasachurchmouse（一贫如洗）”等等。

三、结语

本文探讨了英汉习语的产生及其所具有的特点，并分析了英汉习语所体现的文化差异。然而语言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交融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英汉习语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知识，教学中或学习时经常将二者进行对比，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两种语言的认识和理解，也可以提高我们对民族文化和异国文化的敏感度。正因为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在真实的语言交际中，我们就能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思想，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参考文献

[1]张宁.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J].中国翻译.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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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市场;文化资源;中外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7-0154-02

一、中外文化产业发展比较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及其在文化领域的推广和应用,文化产业已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朝阳产业,并且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由国家经济体系的边缘走向了中心。据报道,英国文化产业2007年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已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仅次于航空、航天等产业,在国际上占据了4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已占据总消费额的30%以上。在开放条件下,扩大文化市场的准入,允许国外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都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文化市场的规则仍然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文化管理仍然实行党政二元结构的管理模式[1]。中国文化产业仍处于幼稚产业和弱小产业的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总体实力、科技水平、市场运作能力、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差距是明显的。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关注并进入中国文化市场,推销其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这种冲击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既是深刻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势在必行。

二、中国文化产业的选择

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属于强势产业,而中国则属于弱势产业。在这种强弱分明的态势下,国外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有哪些影响和冲击呢?

首先,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文化资源不再为中国文化产业所独有,国际化的生产方式使传统上对物质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文化资源的争夺。“文化产业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以人类脑力劳动为基础的精神生产力发展的形态。它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再生产的规模化、商业化、信息化方式,使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多样化、精神文化服务市场化。”[2]文化发展一旦产业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独有的资源不再是中华民族所独有,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其生产的规模化、商业化、信息化被全世界分享,满足着世界人民的文化消费。这是开放条件下中国文化资源开放带给世界的积极的一面。然而,文化资源的开放也带来了消极的一面,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它加剧了文化资源争夺,强化了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客观上限制了中国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程度。过去,人们经常认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而文化资源是无限的,但是在今天,人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认识。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文化产业的生产能力空前膨胀,它在把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引向虚拟空间、虚拟人物的时候,也把它的生产空间拓展到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利用他国的文化资源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创造本国的文化产业利润。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支持下,从技术角度讲,它对一国传统文化产品的生产制作几乎趋于完美的境界,而对于该国的文化产业落后、经济和技术实力差的文化生产单位来说,对同一素材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再生产几乎成为不可能,因为消费者早已经认同了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产品,由此引发了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和对文化资源的争夺。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文化产业背景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中选取的题材就可能不同,对同一题材利用的角度往往不同,也因此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以欧美文化市场对阿拉伯文学的消费为例,欧美文化市场在消费需求多样化的趋势下,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消费呈增长趋势。在对阿拉伯文化的消费上,有两类作品特别受西方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欢迎,一类是有争议的作家和遭查禁的作品,这些作品一旦到了西方就大受欢迎,有的甚至被评为诺贝尔文学奖;另一类是表现阿拉伯社会的封闭性特征,描绘阿拉伯社会的愚昧落后、野蛮荒诞的风俗和日常生活图景的作品。从这一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背景和需求的不同,不同国家对文化产品的选择角度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由于对国际文化市场的控制力,使得以它们为主体的标准成为世界性的标准,表现出了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单一性机制,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人的文化资源,从自己的角度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文化产品。在世界科技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些作品必然会很快传送回文化资源的所属国,进而对所属国的文化产品生产产生负面的诱导,威胁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这种由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所控制的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和利用,以及单一性的消费倾向,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中国的文化市场必然受到强烈的冲击。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必然要履行相关规则的要求和承诺,文化产业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必然贯通,文化产品进出口的审批权将逐步放宽,进出口手续也会简化,中国文化市场将面向世界各地的文化产业集团开放。在这一过程中,国外文化产品将大规模进入中国,文化产品价格也将随之下降,虽然广大消费者作为直接消费者会从中受益,但是它的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作为新兴产业的中国文化产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作为文化产业活动领域和文化产品交换场所的文化市场也面临着被冲击和侵占的可能。中国文化市场的消费群体规模庞大。中国本土有12亿人口,海外还有7 000多万华人,对作为以传播文化产品为主要职能的文化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华语市场。国外文化资本绝不会放过这一巨大的文化产品市场。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中,中国文化产业虽然有着地缘优势,但是却有着经济、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劣势。

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不能再用传统的封闭或行政的手段来保护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市场,要避免这一冲突的根本办法是大力发展中国的经济,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的游戏规则,营造适合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适合于其生长的沃土和起飞的平台。

1.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经济的发展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提高人的满足程度的必然途径。经济发展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充分发展中国经济,才能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收入,使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降低“恩格尔系数”,提高居民文化产品需求和消费水平,进而使文化产品的需求成为带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拉动力。“文化经济在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成熟的高级阶段。这首先表现在它吸收和利用了先前的物质经济和知识经济一切有益的成果和条件,从而最适宜人类生存和全面发展;还表现在文化经济代表了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消费力。”[3] 将文化产业当做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经济发展必将实现双赢。

2.以市场为中心,塑造文化市场的经营主体。文化市场经营主体只有在文化市场的竞争中才能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国内文化市场中生存,才能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立足。因此在文化市场中,政府要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退出竞争性行业,同时避免使用垄断性的保护政策,让企业在公开、平等、公正的环境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展示自己的经营能力和企业形象。要按照十六大报告指出的那样,把深化改革与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机构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篇7

【关键词】 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发达国家;中国

文化产业属于国家整体产业的一部分,在很多发达国家,该产业已成为国家支柱产业,经济发达国家常常也就是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经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态势不仅仅是一场市场经济主体的较量,更是一场民族国家文化的战略竞争。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上,中国和发达国家有许多相同之处:

首先,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正在获得国家的高度重视。虽然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略在西方更早获得政府和民间的关注,在战略制定的层面上也比中国走得更远,但近年来,中国也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对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了。

其次,文化及其产业的发展战略与各自国家的整体战略是相一致的。在美国,文化战略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利器之一;在欧洲,文化成为国家重振雄风的旗帜;在日本和韩国,文化成为打开世界市场的触角;在中国,文化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相连。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别、体制上的差异等,各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也不同,需要深入分析和认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上的不同之处。

一、战略目标之比较

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依据和符合国家文化战略的意图,也就是先有文化战略后才有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不是基于整体文化发展战略,是就文化产业战略论文化产业战略,必然是盲目的,也是肤浅的。国家的文化战略目标,是指国家规划文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预期达到的发展目标,构成评价文化发展成效的一个标准。文化战略目标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核心,它指明了文化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纲领。

时至今日,中国的文化战略并没有建立起具有一套切实、完整、合理和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的战略目标。《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发展目标”的章节中这样描述:“到2010年,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完成‘十一五’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赋予文化建设的任务,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文化发展的水平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相适应”。可以看出,这样的“总体目标”表述并未确立一套清晰和可操作的战略目标,只是一些具体属性的笼统描述。在文化发展进程中,明确的文化发展战略不是简单地解决一般性问题,是引领其航向的明灯,缺少这个科学的战略目标指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的方向就不清晰、发展速度就要大打折扣,甚至蜕化变质。

从发达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来看,在这方面都是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的。如美国“以文化产业服务于全球霸权战略”,借助于强大的文化及其产业实现全球霸权,这种模式人们将其命名为“文化帝国主义”。正如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所说:“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一方面美国借助于其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在全球市场上攻城掠地,赚取大把钞票;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改造全球大众的意识,以此来为美国的称霸进行合理性辩护,同时又通过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通过影响全球受众的观念来进一步培育美国文化的消费市场,促进文化经济上的丰收。这种前后呼应的双丰收战略,正是美国发展文化产业的法则,也是美国的文化战略目标。

还有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大陆文化大国,也提出了各自的文化战略。《法国文化政策》宣称“文化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法国应当成为具有鲜明文化特点的典型国家”;而后的《德国文化政策》也强调要建立“文化国家”。此外,日本与韩国几乎同时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新加坡也提出了自己的“新亚洲创意中心”战略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明确的文化发展战略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基础,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只有确定了文化战略目标,才能指引文化产业向前发展。

二、战略意识之比较

任何产业的发端,总是基于社会的现实需要。在中国,传统的观念认为艺术和市场是对立的,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就是文化版的“逼良为”。这种传统观念,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文化工业”的基本路径同出一辙。建国以来,强调文化只有意识形态功能而忽视了其产业属性,认为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不容商品化。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文化的产业属性开始凸现,并未得到扶持。进入新世纪后,才明确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化属性由此得以“正名”。

纵观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虽然文化的产业属性得到了认可,在推进产业发展中,仍时不时有反对之声涌现。如近年来出现的“超级女声”和“快乐男生”等纯娱乐化节目,就被某些学者和媒体讽刺为“低俗”的代名词。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之争,是历史遗留问题在现今社会的反应。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只有事业而没有产业。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产业从事业的夹缝中伸出头来,遭到非议和打压是必然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一开始就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方式运作,工业社会出现文化工业,文化走向产业化是其中应有之义。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文化事业或者不重视文化事业,恰恰相反,发达国家将文化事业当作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如法国将发展文化事业上升到推进文化民主化的高度,并将文化普及工作当作一项社会工程来完成,政府不遗余力地为民众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使民众能够平等地享受文化生活、享受文化权利。其次是推行“文化分散政策”。

巴黎是法国的文化中心,文化设施齐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外省的文化生活则显得落后、单调和贫乏。为了减少区域间的文化差别,以防止文化的非均衡妨碍文化民主与平等的实现,法国致力于实施文化分散政策和倾斜政策,将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投向外层,以促成全国文化的平衡发展。在新加坡也是如此,政府认识到,要实现创意产业战略目标,最基本的是从夯实创意基础做起,也就是从政府、优质公共空间的打造以及创建创意社区入手培育民众的创意观念和文化消费市场。这些国家经过长久的注重文化事业的基础性,使得文化产业获得了更大发展空间、更多人力支撑以及带来更长久的经济实效。

三、产业规划之比较

文化产业被誉为21世纪最有前途的“朝阳产业”。各地为了赶上这趟潮流,纷纷宣布要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并提出了各种发展文化产业的目标,文化产业荣及一时。各种“文化产业园区”、“创意产业园区”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乱象的出现,显示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上的无序零乱。首先,从全国布局看,据统计,在大陆地区的3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有超过一半的省份有建立各种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规划。一方面这些规划表现出发展思路单一、产业结构雷同的问题,区域特色不够明显的特征;另一方面有些省市根本没有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条件,但是为了搭上文化、创意的这趟“列车”,也盲目地设立各种文化产业园。

如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向市政协常委介绍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时透露,本市在现有10个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的基础上,将新增加中国影视生产基地等8个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目前这8个产业聚集区正在规划建设。2005年4月,上海市首批18家“创意产业集聚区”产业园区授牌成立后,第二批、第三批接着推出,至2007年上海停止对创意产业园的授牌,上海共拥有75个创意产业集聚区。在广东,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也在建立各种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表明出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层面上都显示出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无序性和零乱性,也就是这些规划表现为缺乏长远打算与战略规划,盲目决策和无序行动。

从区域发展态势来看,与我国经济发展东、中、西部不平衡的形势相一致,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态势,在整体发展不足的形势下,出现了文化资本的局部过剩。文化产业诸多指标显示东部地区好于中西部,但是投资收益数据却显示出西部省份高于东部地区。我国文化产业总体上发展不足,但是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更为突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文化资本过于集中,逐步成为文化资本输出地区,而西部的投资机会则好于东部地区,成为吸纳投资的最佳区域。

韩国文化产业规划在2005年前共建成7个文化产业园区,包括大田(尖端影像、多媒体业)、清州(学习用游戏业)、春川(动画业)、富川(出版漫画业)、庆州(VR基础产业)、光州(设计、工艺、卡通形象业)、全州(数码影像、音像业),每个地区的发展重点都有所不同,这样既能体现出差异化及特性,又有利于各园区间相互学习和借鉴,也有利于形成全国文化产业链,优化资源组合,发展集约经营,形成规模优势,提升研发生产能力和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韩国的实践表明,发展文化产业不能盲目追求数量和速度的扩张,必须把握产业发展的规律,富有前瞻性,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科学决策,既要解决好短期与长远发展问题、重点发展与协调发展问题,又要解决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问题,才能推动和促进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韩国这种详细的、结合地区实际的产业规划值得我们借鉴。

四、产业主体之比较

战略的主体问题,是指产业发展中经济关系的参加者,即经济关系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的问题。纵观全球产业发展的历史,从表面上看,市场化都是政府推动的,似乎政府就是产业发展的主体,然而本质上却不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针对重商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利用政府“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有利于增加国民财富的传统思路,斯密提出的相反见解是,取消政府干预,因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自斯密后,虽然有不少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提倡政府管制,但西方社会的主流仍然是强调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其他产业一样,以企业为发展的主体,坚信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政府只是在其中起“守夜人”的角色,对经济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对违反经济秩序和市场秩序的行为进行裁决等,而把其他的经济行为全都交给企业运作,让文化自己“造血”,按照其内在规律实现滚动式、跨越式发展。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政府管文化的同时在办文化。我国的文化领域长期处于政企合一的体制中,企业的体制、机制、利益、理念以致各种资源的配置,都带有很浓的行政色彩,产权界定不明晰,主管部门约束太多,文化企业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和市场主体。一方面文化企业决策、经营受制于政府,无法自主地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企业又对政府有严重的依赖性,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品。政府对文化的长期“包养”,造成的文化产业的成长动力不足、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矛盾。在政府的庇护下,由于企业没有经营风险,没有投入产出的概念,所以可以不顾成本、不顾收益、不顾企业发展的必要积累等因素或盲目投资或扩大规模,这对发展和壮大文化产业极为不利

五、市场策略之比较

在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市场开放战略思想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几乎只有美国)所实行的完全自由开放政策,也就是“无为”管理方式;另一种是以法国和德国,包括加拿大等几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实行的“文化例外”政策。但即使是实行“文化例外”的原则,这些国家文化产业市场战略仍然是属于开放式的,只是这些国家在开放的同时为保护本国文化传统而采取了某种特别的保护政策。

自由开放政策是传承自由主义传统,以强调文化产品生产与营销的高度市场化和最小化政府干预为主旨,注重文化产业的“产业”属性。从历史上看,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曾是“文化例外”原则的首倡者:在1950年的《佛罗伦萨协议》中美国坚持协议应有“保留条款”,允许各国不进口那些“可能对本国文化产业发展构成损害的文化商品”,那是美国文化产业在国际上尚未成为主角。然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文化产品出口额首次超过汽车和航空等传统工业而成为美国出口第一产业时,美国就开始鼓吹全球文化市场的自由开放,反对包括贸易壁垒、政府补贴、配额制等形式在内的“文化例外”原则了。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当今文化产业独霸全球,当然希望开放全球市场以有利于美国文化产品的进入,而其他文化产业弱势国家则强调通过保护原则来保护本国文化产业免受美国的入侵,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中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基础薄弱,特别是长期对文化产业的属性认识不清,导致了重事业而轻产业的思想长期占据人们的头脑。所以对文化产业的市场开放则采取了半开放的模式,一方面通过采取组建文化产业集团、扶持强势文化企业的措施来确保与国际大型文化企业竞争的竞争力,以期WTO后时代国内文化市场不至于被国际大型文化企业瓜分;另一方面是通过文化体制改革,采取逐步放开文化市场、鼓励竞争等措施,促进文化市场的充分竞争,从根本上提高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又使文化产业长期处于“温室”中,缺少了参与全球竞争的基因,其发展显得步履蹒跚。

六、完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建议

(一)确立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建设文化创新大国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并且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化延绵5000年而不中断的国家,华夏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神州大地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由南到北,从东至西,民族众多、物产丰富、语言多样、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艺术乃至建筑和各种历史遗迹数不胜数。从历史角度讲,中国是文明古国;从资源角度看,中国属于文化资源大国。但从综合实力上看,却又不是文化强国。文化强国是指那些综合国力,特别是文化生产力对世界发展具有明显影响力的国家。美国是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文化资源也不丰富,却是不折不扣的世界文化强国。如何使中国由一个文明古国、文化资源大国转变成为文化强国就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元命题。

文化不同于化石,化石可凭借其古老悠远而价值不衰;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持续不断的创新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国家也因之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文化不仅需要积淀,更需要创新。文化创新意味着打破垄断,意味着更多更大的发展机会;文化创新不仅可使中华文化产品生命周期得以延长,更可以保持中华文化强大的竞争力;以创新抢占文化阵地制高点,它通过大幅提高中华文化产品的起点和层次,使竞争者难以效仿,将竞争者甩在后面。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只有创新,才能使传统文化更具生命力,使现代文化更上一层楼、更具竞争力。文化的创新,是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变、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以文化强势与外来文化抗衡的法宝。

纵观国外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可以发现,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无不是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强的国家。应当将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目标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定位于:建设一个文化创新大国。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只有建设一个文化创新大国才能不断推进中国文化可持续发展、复兴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二)正确认识文化的双重属性――从单一实业化转到事业导向下的产业化

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待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方面存在着机制体制上差别,长期以来中国注重文化事业而轻视文化产业,西方重视文化产业但不忘文化事业的基础作用。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文化运行机制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呼声日益高涨。

应及时将政府以及民众的目光由单一实业化转向事业导向上的产业化上来。但是必需强调的是,这种产业化必须以事业为导向,并不是指只有产业没有事业;事业的导向也不是由事业独霸天下,是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竞争发展中,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产业上以及分配到促进产业发展上来。无论如何,文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意识形态性、公益性,即事业型;二是精神消费与经营性,即产业性。即使是具体到文化产业本身,也有意识形态与文化的传承性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之间是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对后者有一个“反哺”的过程,当文化产业发展一定阶段,它必将极大地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事业是产业的基础,在重视文化产业的同时不应当忽视文化事业的发展。

如美国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进而又培育美国文化的消费市场,促进文化经济上的双丰收,达到其“文化帝国主义”目标。文化只有采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路径,才能满足民众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才能加大民族文化的传播力度;才能在世界文化市场占有与中国相称的大国地位;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三)转变政府职能――从传统的双重角色转到管理服务和引导

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但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战略层面上的领导,政府只是在为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提供服务,如制定文化产业战略、广纳创意性人才、出台优惠政策、提供公共基础服务、综合协调文化产业园区之间、园区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互动、加强知识产业保护等。政府不是也不应当是产业发展的主体,也不是产业发展的最终决定者,仅仅是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服务提供者。

转变政府职能,让企业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文化企业特别是国有文化企业只有实行政企分离,才是生存之道。要理顺企业和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相互关系,让它们各自“归位”:让企业成为市场的基本经济单元和竞争主体,让政府也从垄断经营着变为市场竞争的组织者。确立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文化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文化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要积极重塑文化市场主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推进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着力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建立政府推动型和企业市场化运作型相结合的文化企业。

(四)市场化运作――从指令性转到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通过政府计划直接分配资源。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是文化资源的唯一拥有者和配置者,通过政府同意的计划和行政指令具体分配文化资源。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具有集中文化资源,加快文化事业发展的作用,但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很难做到文化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由于没有对文化进行产业运作,未引入市场机制,阻碍了文化的发展。

首先,文化没有建立起自身的投入产出机制和文化经济效益理念,文化产品和服务无法在市场上得到价值实现。

其次,在这种体制下培养的人力资源常常与社会需求相脱节,从而导致发展的盲目和失衡。

再次,文化发展主要靠政府过问和财政拨款的方式,严重束缚了其自身的发展。最后,产权部明晰,文化泛政治化,导致决策缺少科学性和实效性。

只有将文化从指令性计划转到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产业化运作,建立起文化的投入产出机制,树立经济效益观念,使文化投入在市场中能得以实现合理回报,才能形成文化自身的造血功能,摆脱长期以来文化发展依靠外界投入的非生产性的尴尬局面,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几年来,对此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包括深圳华侨城集团、北京歌华集团、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乃至风靡全国的“超女”等,都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通过盘活文化资源实现文化产业的大投入、大产出的经典之作。

(五)文化产业市场开放策略――“原则开放、例外限制”

在文化产业市场开放战略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实行完全开放的战略;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国家在开放中实行“文化例外”原则,即使是实行“文化例外”原则,这些国家文化产业市场策略仍然是开放式的,走的是“中间路线”,只是在开放的同时为了保护本国文化传统而采取了某种特别的保护政策,即“原则开放、例外限制”。

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实际上走的也是“中间路线”,采取了“例外开放、原则限制”,即一方面通过采取组建文化产业集团、扶持强势文化企业的措施来确保与国际大型文化企业竞争的竞争力,以期WTO后时代国内文化市场不至于内国际大型文化企业瓜分;另一方面通过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放开文化市场、鼓励竞争,促进文化市场的充分竞争,从根本上提高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但这种方式隐藏着很大的隐患:行政手段组建大型文化集团,并对其进行政策、税收等方面的倾斜,势必会造成文化市场各主体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反过来看,对于这些不是从市场竞争中自然成长而是在政策的“被窝中崛起的”的文化集团来说,能否发挥自身活力,能否能健康发展也值得怀疑。在取向上,这种“例外开放、原则限制”的模式应该改为“原则开放、例外限制”模式,应当对全球的文化资源持开放、宽容的态度,而不应过多强调“本土内容比例”;应该鼓励本国更多的文化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应当将文化创新放在首位,而不是将保护放在首位;应当把政策的着眼点中心放在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文化产业主体,主动出击上,而不是放在抵挡国外大型文化企业的“入侵”,被动应战上。对于那些涉及国家核心文化安全的属于例外类的文化产业与产品,应当根据世贸组织中关于文化产业的特殊保护政策对本国文化给予大力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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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存在本身有时间和空间的范围，这必然会制约他人。但是它影响的大小或是否存在，就不仅仅取决于本身了，而要看到它与被影响者的关系。比如血缘、民族、语言、宗教、信仰、政治、利益等，比如在同一血缘或同一民族间会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或保持较长久的时间。又如，同一种语言是最有利的传播媒介，同一种文字更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宗教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影响，一旦形成了信仰，就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不能用常理和逻辑来推断。政治与利益就更不是用时间与空间可以衡量的了。此外，还要考虑到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之间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因为对同一因素而言，正常的影响力还是与时间、空间距离成反比的。所以说，存在并不意味着影响。

我们不能主观地认为，在中国已经消失了的文化，肯定对周边国家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相反，有些在国外有保存在国内已经消失的中国文化，会反过来影响中国，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再者，还要考虑到文化影响者本身的传播态度和能力。是认真的、积极的，还是随意的、消极的甚至是防范的。例如宋朝禁止向契丹、西夏出口书籍，更不会主动传播文化，结果契丹、西夏都制定自己的文字，连佛经也从汉文翻译为西夏文，所以说宋朝的文化在契丹和西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第三，还与传播的手段与途径有关。在现代传播手段发明和运用之前，文化的传播只能通过人、文字和具体的物品。如果没有人和具体的传播物，即使处于同一时代，不同的文化之间也不可能有交流和影响。今天我们有了互联网，有了密集的人际交流，但是我们不能用现代化的手段来想象古代，不能说汉代的文化肯定影响了罗马，反过来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首先，由于地理环境的障碍，中国文化远离其他发达的文明。如果我们把今天所遗留下来的古代文明做个比较，绝大多数都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只有美洲的玛雅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很难找到与其他文明之间的联系交融。因为地理环境的障碍，在当时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上有好几次外来的文明到了中国的边缘，但最终几乎都没有传播进来，能够过来的往往很少。目前能找到的汉代与罗马的交流，就是眩人，即今天所说的杂技演员，他们来过，但连具体人数也没有。即便像史书所载，将他们当做罗马派来的使者，对文化交流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留下多大影响?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直到近代才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在这以前更多的是在物质上吸收外来的文化，精神上基本是独立发展的。所以在晚清时期，有很多文人志士才会感叹，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不是仅仅指坚船利炮、声光电，而是意识形态、文化、制度之类主体上的冲击。

其次，中国由于周边隔绝及自身优越的地理环境，所以在孔子时代就产生了强烈的华夷之辨，认为华夏优于蛮夷，蛮夷还没有开化，等同于禽兽。夷要变夏，就必须要接受华夏的文化礼仪，反过来如有华夏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则可以由夏变夷。所以华夷之辨始终是根深蒂固的。在政治上，主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夷人保持着防范的心理。如果认为夷人还有可取的话，那是因为他变成了夏的结果，而不是夷人本身。同时，古人还认为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依赖外人，所以对外来文明的态度，统治者往往是出于不得已才容忍，或者完全出于个人的精神追求和物质享乐目的。如长生不老、求仙、、声色口腹。所以直到清乾隆晚期，中国只接受朝贡贸易，而正常的贸易停留在民间或者走私，甚至需要通过外力干预才能够改变。

所以，中国文化的传统历来是开而不放，传而不播。我们现在往往赞扬汉唐如何的开放，但事实上是开而不放，打开一扇小门允许西域南海诸国、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人进来，但目的是让他们来朝见或学习中国礼仪文化，而不是与他们交流，更不会向他们学习。中国人从来不会主动去外界学习他国、他族的文化，截止到目前这样的例子还未发现过。唯一的例外，是出于宗教的目的，比如法显、宋云、玄奘等到印度去取经。因为中国人不认为、不相信在中国之外还有能与中国相称的文明，更不会有值得中国学习的文明。另一方面，中国人也不认为有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的必要，因为境外都是蛮夷戎狄，不仅非我族类，而且尚未开化，也不愿接受教化，不配学习中国文化。朝鲜、越南、琉球等藩属国则因曾为汉唐故土，或长期向化，已被视同为中国文化区域。日本则一直列为外国，官方或正常情况下不会主动去传播中国文化。鉴真和尚是应日本之邀去弘扬佛法，其他成果都是副产品。朱舜水留在日本是因为明朝覆灭，他作为遗民回不了国。近代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去外国办过一所孔子学院，现在能够找到的古人在国外传播文化的例子，除宗教原因外，往往都是出于不得已或者是偶然。

在境外，中国文化的传播限于朝鲜、越南、琉球等通用汉字的地域和华人聚居区。不少人以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很大，其实从来不是如此。由于早期的中国移民基本都是底层贫民，从在当地定居并形成社区开始，一直处在本地文化的包围之中。加上历代统治者根本没有保护侨民的意识，反而视海外华人为不忠不孝的叛逆、盗匪，甚至在他们遭受殖民统治迫害杀戮时也无动于衷，更不可能在文化上给他们予支持。中国的统治者连帮助自己的侨民学习中国文化的意识也没有，岂会去向他们的所在国传播中国文化?因此，华人华侨要进入主流，必须接受当地的文化，甚至皈依当地宗教。20 世纪50 年代后，由于中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选择加入当地国籍。在大多数国家，华人不得不改用当地姓氏，华人教育被限制或取缔，只有少数华人还能坚持写汉字、讲中文。

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是，在世界各平行发展的文明之间，文化未必是相互影响的，不能仅仅根据空间、时间相近的因素来推断。比如，中国的造纸术早在公元2 世纪就成熟了，但是直到公元8 世纪才传到外界，才被阿拉伯人所掌握。公元751 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领的几万军队在怛罗斯( 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 被黑衣大食( 阿拉伯阿拔斯王朝) 军队打败，大批唐军被俘，其中就有一批造纸工匠。他们被带到巴格达，阿拉伯人通过他们学会了造纸，并传播到各地。从此，中国的造纸技术完全取代了古埃及流传下来的纸莎草造纸。要不是这个偶然因素，中国造纸技术的外传或许还要晚很多年。若中国积极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技术，今天在世界的影响肯定会大得多。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今天我们讲一带一路对文化的影响，要明确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不是张骞通西域。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的目的，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中国拥有了新疆和中亚，难道在今天我们提出一带一路还想拥有什么地方么? 第二，一带一路不是丝绸之路的延续与再造。丝绸之路的主要动力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外国，是中亚、西亚、波斯、罗马需要中国的丝绸，而不是中国需要把丝绸推销出去。中国历来没有通过外贸来盈利的观念，丝绸之路真正的利益获得者是中间的商人。第三，一带一路不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也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至少主要是为了宣扬国威，或者是为了加强永乐皇帝的政治合法性，而我们今天的时代不需要这样做，不应该这样，也不可能这样做。第四，一带一路不是新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欧洲人接受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是毫无争议的。而今天要不要接受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对方。一带一路光有中国的积极性和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如何使对方愿意合作，并保持下去。

所以我们新的文化战略，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中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文明的历史进程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教训，而不是经验。归纳起来，我认为，首先应该全面的开放，其次对中国的文化应该积极地对外作客观的介绍和传播，让外国人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与此同时，对外国先进的文化，中国应当主动地吸收。在今天的世界，再想用和平的方法直接传播意识形态和信仰，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多数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并且绝大多数人不是处于水深火热或饥寒交迫，除非通过武力强制的手段或者高价收买，才可能改变其中的少部分人。历史上意识形态和宗教的传播，除了出于对方的需要以外，其他无不通过暴力、战争、经济手段，而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自己不承认对方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难道还指望别人承认我们的价值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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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来文化；中国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227-0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要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无疑是解决中外文化关系、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发展成果的重要方式。

一、外来文化的中国化

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创造主体、来源、内容、风格、精神等方面各有不同，但是，两者之间并非不可逾越。中国文化是我们的本土文化，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上，外来的文化是可以通过中国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实现对外来文化的中国化。

所谓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就是文化建设主体通过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吸收、转化等过程，使外来文化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与中国的优秀文化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和实践的结合，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文化建设主体对外部文化做出的自主、自觉的选择。中国化的对象是外来文化，但并非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和可能，我们把哪一种外来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哪些文化成分中国化，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对外来文化的选择，首先涉及到对外来文化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根本标准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只要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我们就可以把它中国化，否则就没有中国化的必要了。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中国人以中国文化模式为框架改造、转化外来文化的过程。外来文化中国化是国人出于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其目的在于拓展中国文化的内涵，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丰富中国文化的内容，促进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外来文化的创造及其传承主体也积极参与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并且为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其目的是在于传播、推广外来文化，让中国人接受和认同其文化。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复杂的文化创造过程。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不是单纯引入一种异质文化，也不是简单地对接、拼凑两种不同质的文化，而是以外来文化为文化资源，对外来文化的批判、借鉴、改造、吸收的创造性过程。在内容和形式上，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过程，外来文化的外在性得到真正地克服，而内化为中国文化的要素；在文化功能上，通过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得以逐渐消除，消极作用转化为积极作用。创造性体现了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深层本质。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包含着多层次的丰富内容。概括地讲，外来文化中国化包含着理论层次和实践层次的内容。理论上，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指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结合；实践上，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指外来文化和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文化结构、理论结构和实践结构都是多层次的，因而，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包含着具体和丰富的内容。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既包括了对外来文化的理论批判、借鉴、改造、吸收，也包括了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而引起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解决文化矛盾、使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过程。外部文化一旦传入中国，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之间就会产生矛盾，特别是外来文化处于强势的情况下，矛盾更加突出，两者存在相互同化的趋势。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就是自觉地、主动地解决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之后引起的文化矛盾问题，使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外部矛盾转化为中国文化的内部矛盾，从而推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的、合理的成分，并把它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建设实践活动。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是文化建设的一种表现方式、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作为文化建设的表现方式，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的合理的成分，并将之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结合，以促进和推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为目的文化建设实践。

二、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实践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在历史上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外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外来文化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及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如何做好外来文化中国化这项关系当前和今后中国文化、社会发展的工作，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课题。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包含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包含着把外来文化不断地中国化的实践，如古代印度和阿拉伯文化的中国化，近代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特别是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强弱对比关系的差异，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对外来文化必须进行中国化；不是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和可能，在对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有所选择；文化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外来文化是否需要中国化，不能单纯地从政治的需要而要立足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来考虑。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其他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认识以及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实践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

当代中国，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应注重总结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其他民族在外来文化本土化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在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从实际出发，尊重外来文化和注重选择、坚持辩证转化、重视实际效果的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引进、批判、借鉴、吸收、结合等方法做好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工作。

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这段论述对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明确指出了外来文化中国化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其核心和实质就是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来选择外来文化。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必须以中国文化为主，必须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充分体现了对待外来文化的主体性原则，是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总的指导原则，严格遵循这一原则是外来文化中国化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还要遵循尊重外来文化本身的特点的客观性原则。外来文化的价值及其价值的大小，应以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的大小来衡量和确定，但是外来文化本身的特点是影响对其中国化的范围和程度的重要因素。依据文化属性及其与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不同，有些外来文化只可以允许其在中国存在，有些外来文化是可以中国化的，有些外来文化是不可以中国化的。对外来文化要有所区别和外来文化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并不是在文化上搞民族歧视、多重标准。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必须首先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促进中国文化、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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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学校 中外办学 跨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Research of College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ZHANG Jiqiao

（International Office，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Shandong 250022）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undertakings， 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ducation and academia.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from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ory proceed， for lack of current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exist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propose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college； sino-foreign educati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毋容置疑，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外合作办学是当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办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办学质量，关系到中外合作办学的未来发展。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同时也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生命线。近年来，虽然在教育部门的大力监管和高等学校的积极努力下，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一批示范性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但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外方教育资源的优势不明显、外方赢利性强、中外课程衔接困难、办学中的文化差异现象未引起重视等。

当前，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规模的扩大，由中外双方的文化差异而引起的跨文化教育现象日益引起教育界和学界的重视。现阶段，在中外合作办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做好跨文化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

1 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文化差异

按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规定，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或项目的活动，适用本条例。显然易见，中外合作办学①是中外双方的合作教育，是由中外双方教师共同实施的教学活动，其教育教学对象是中国公民，其办学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②外在为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现象。从教育学的角度分析，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1 教育价值观

教育价值观是人们对教育作用的根本认识和观点。从历史上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西教育现象从产生之初就孕育了不同的教育价值观。这一点，从学者们对甲骨文的“教”和拉丁文的“教育”的字源学考察与比较中即可领略一二。③近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确立，中国的传统教育价值观发生了质的变化。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现代教育价值观已趋成形。虽然同为现代教育价值观，但中国的教育价值观与西方的教育价值观依然存在着质的差别，具体表现为教育目的、教育的人性观、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

1.2 师生观

师生观方面，中国自古就有尊师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理念将家庭中的伦理关系延伸到教育领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等规定了教育的内涵和教师的职责，同时也塑造了教师在师生关系中的绝对权威。时至今日，此师生观依然深刻影响着教育。而与此相反，在西方，教师仅具有相对的权威性。由英文单词“Education”的词源考察得知，西方的教育有“引导”、“导出”之意。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名言表明，在真理面前，学生与教师是平等的，甚至可以挑战教师的权威。

1.3 知识观

自古以来，中外教育界的知识观即对待知识的态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中国传统观念上，知识是静态的。学生的任务就是获取知识。而从书本中获取的知识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西方传统观念中，知识是动态的，是可以改变的。书中的知识不过是前人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是可以进行批判和反驳的。

1.4 教学方法

在应试教育的指挥和影响下，从基础教育到中高等教育，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也是应试型的，教师在课堂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学生如何去理解、记忆、运用相关知识，培养应试技巧，通过“题海”战术提高应试能力。而西方教育的课堂教学是以提高学生的素质为目的的，注重学生面向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中西方在教学方法上的差异往往导致了中外合作办学中外籍教师与中国学生的互不适应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效果。

2 跨文化教育：从实践到理论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由来已久。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部人类交流合作的历史就是一部跨文化教育史。但跨文化教育实践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无序到有序，从零散到体系的过程。起初，跨文化教育的实践仅仅是自发的、无序的、不系统的。即使到了上世纪中叶，彼时世界范围内人员流动频繁以及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跨文化教育也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和独立的理论体系，仅仅外在为移民教育、外国留学生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等。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教育大会建议书《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中提出“跨文化教育”的概念，指出“跨文化教育（包括多元文化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和公民而设计的，促进对文化多样性的相互尊重与理解和丰富多彩的教育。”④自此，学术界关于跨文化教育的研究不断走向自觉。一般认为，在两种或以上文化之间进行的教育就是跨文化教育。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跨文化教育涉及文化人类学、教育学、跨文化交际学、跨文化心理学、传播学、民族学等学科。学者王军对与跨文化教育有关的理论流派进行了归纳和综述，包括文化变迁论、文化同化论、文化融合论、跨文化适应论、跨文化交流论、跨文化理解教育、多元文化论与多元文化教育。有的学者对跨文化教育的内涵、概念等进行了界定。如鲁子问认为，跨文化教育体现在跨文化知识的获得、跨文化意识的养成及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学术界对跨文化教育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体上仍然不够深入。

3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教育存在的不足

J大学现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4个，在校项目学生1000余人。笔者设计了中外合作办学学生跨文化教育调查问卷，抽取了J大学金融学专业办学项目1201班、环境工程专业办学项目1202班。同时，对项目的管理人员和部分任课教师进行了半开放型访谈。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笔者发现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教育中存在着以下不足。

（1）跨文化教育意识薄弱。当前，在中外合作办学教育教学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着跨文化教育意识薄弱的现象。笔者在调查问卷中发现，85%的学生对跨文化教育基本知识缺乏，不具备基本的跨文化教育意识。同时，较大比例的学生对跨文化教育的概念不清楚，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跨文化教育知识。同样作为实施跨文化教育的主体，教师的跨文化教育意识也不容乐观。

（2）跨文化教育知识缺乏。通过调查发现，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设置注重了外方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体现了中外双方课程和知识的优势互补。但遗憾的是，有关跨文化教育知识的课程设置较少或未设置。学生无法通过系统的课堂教学获得跨文化教育知识，从而对跨文化教育知识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更谈不上跨文化意识的培育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了。

（3）跨文化教育能力欠缺。在对中外合作办学管理人员、教师的访谈中，笔者发现，中外合作办学管理人员往往以普通学生的管理方法、方式和手段去管理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教师也往往缺乏相应的跨文化教育能力。大多数被访人员对跨文化教育了解甚少，对如何在工作提高自身的跨文化能力缺乏意识和主动性。

4 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教育实施策略

4.1 课程策略

中外合作办学培养方案的制订应充分考虑到跨文化课程的设置比例，尤其是中方合作院校应将跨文化课程纳入中外方合作办学的课程体系，鼓励具备相关学科背景的教师开发跨文化知识课程，推荐具备跨文化教育背景的教师承担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课程的教学。而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应对中外合作办学中跨文化教育课程的设置给予政策指导。例如，在审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时，可将有无跨文化课程设置作为是否批准办学的依据。

4.2 能力策略

跨文化能力是指个人进行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学生跨文化能力水平决定了对外方课程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普遍偏低，不利于中外合作办学事业的长远发展。在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教育中，应通过举办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外学术沙龙、赴国外短期访学等途径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和沟通能力，使之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

4.3 环境策略

校园文化环境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文化是多元的，而中外合作办学本身就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流和碰撞。因此，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校园文化更应该是多元开放的。注重发挥校园文化环境的育人功能是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教育的重要策略。在中外合作办学的文化环境建设中，应构建起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以外来文化为辅助的一体多元的校园文化环境。在一体多元的校园文化环境下，既发挥中国文化在育人过程中的主导和引领作用，又注意融合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成分，营造中外文化和谐共处的国际化校园环境。

4.4 管理策略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中外大学合作实施的教育活动，其学生管理工作更应得到重视。而从管理的角度实施跨文化教育，实现跨文化教育与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机结合是当前做好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教育的有效选择。在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管理工作中，应有意识地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增进他们的跨文化交流知识，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流和沟通能力，将跨文化教育贯穿于学生管理工作的全过程。

本研究系济南大学2012年教学研究立项项目“中外合作办学视野下的跨文化教育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ZC12038，项目负责人：张继桥

注释

① 此处指的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外合作办学，不包括中等以及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中外合作办学，以下同。

② 因中外合作办学主要以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资源为主，外方合作院校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此处的中外文化对比指中西文化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