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范文
时间:2023-03-25 12: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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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引言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该部巨著是一部描写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部生活,堪称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红楼梦》出现了9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学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绚丽的风景。但译本之间差异较大,有些源于译者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有些源于特定历史因素对译者的意图和倾向造成的不同影响。在《红楼梦》英文译本中最为完整、影响最深远的两部作品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1995年在其《译者的隐性》一书中提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按其说法,异化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1]。
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以下简称杨译)以原文文本为指导,选用与源语表达方式对应译文,力求保留源语语言和文化特色,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化,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文化韵味。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以下简称霍译)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以译文读者为导向,目的是让读者读起来顺畅、有趣,对许多中国文化进行了改写,多采用归化策略,但更见功力于语言、艺术的再创。由此看来,读者可以从杨译本中学到很多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但在西方霍译本却更流行[2]。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是译者在翻译时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及对象的差异而作出的不同选择,孰优孰劣很难一语判定。只能说不同的翻译策略会对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本文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视角阐释杨译与霍译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
二、多元系统理论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1978年,埃文―佐哈尔的《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出版,其中包含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作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各个子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并且又互相依存,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有的系统处于中心,有的系统处于边缘,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并且所处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心与边缘也在进行着更替[3]。
在佐哈尔看来,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究竟是占据“强势(primary position)”还是位居“弱势(secondary position)”,具体要视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当翻译文学积极参与建造多元系统中心的工作,即在特定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内占主要位置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时就占据了主要和中心地位,有了其自身新的活力与不可低估的作用,不仅会为原来的文学注入新的思想和内容,而且会提供新的形式和技巧,已经成为一种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的途径。相反,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已经发展完备处于强势地位,那么翻译便会居于下风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也会随之在文化系统中处于边缘地带,其文学模式就是次要的了[4]。
三、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
佐哈尔(2000)认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或边缘地位取决于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而译者又会据此来选择翻译主题和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直译或意译。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策略常视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内所处的地位而定。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尽管译本的充分性不足,但可接受性还是很大的。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这时异化的翻译策略常常是译者在翻译时所采取的选择,即便以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译文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5]。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语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向西方介绍传播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正是出于此目的而采用了异化策略。而对于霍克斯这个西方人而言,中华文化是异语文化,而英语文化是母语文化;相比之下,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有所削弱。霍克斯的翻译目的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在读《红楼梦》时所产生的快乐传达给本民族的读者,让他们在顺畅、有趣的阅读中领略名著《红楼梦》的魅力。这种翻译目的就势必使霍克斯在翻译时以英语及其相应的文化为主导,而采取归化策略。再加之旧中国时代,汉文化在西方国家处于文化边缘位置,对于霍克斯来说,在翻译时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翻译定位为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而杨宪益夫妇的情况却不同,他们的翻译目的是彰显本民族文化,并且他们的翻译实践大多是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出(如亚非拉等国家),这就使得杨宪益夫妇采取了异化策略,将《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下面我们通过译文中具体的例子进行比较。
例1.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孙女似的……(《红楼梦三回)
译文(1):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s son-in-law of our own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Yang)
译文(2):Everything about her distingue!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Grannie,she is more like a Jia.(Hawkes)
在汉语中孙女与外孙女的远近亲疏是比较明确的,而英美国家的宗法关系却不及中国这么严密。例1中霍译旨在表达原文中“嫡亲”这层关系,同时也并没有表达出言者的原意:讨好贾母。相比之下,杨译则技高一筹,通过异化翻译明确地交代了贾母与黛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传达给了读者,很好地保留了源语言文化的特色。
例2.“潇湘馆”
译文(1):“Bamboo Lodge”(Yang)
译文(2):“The Naiad’s House”(Hawkes)
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潇湘”意指绿竹,杨译采用的是异化的方法,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因此杨译本在地名的处理上会让读者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氛围。而霍译中Naiad是希腊神话中河边湖滨仙女,由此来看,霍译在翻译时倾向于可接受性。
例3.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红楼梦》第六回)
译文(1):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Yang)
译文(2):Man proposes,God disposes.(Hawkes)
在译文中,杨译使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源语言的宗教色彩。而霍译直接引用了英语谚语,未做改动,用基督教色彩代替了原文的佛教色彩,这对英美读者来说当然读起来更自然顺畅、易于接受。
四、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策略的应用
虽然许多文学翻译作品的解析都可以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文化屈居劣势,本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伯仲悬殊的情况下,仍可以看到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这说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同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出现两种翻译策略并存、两种翻译派别明显对立的现象,是用多元系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实际上,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还有译者的“主观认识”,而恰恰是这种主观认识在对民族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的实质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应该保持译者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不仅于此,译者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更要发挥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又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辨别是非、善恶等伦理观念的支持与制约。而这正是多元系统理论所忽视的,它只考虑了目标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客观”地位,并以此来判断译者的文化态度,却忽视了译者的“主观意识”和文化态度及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实际上,翻译策略具有很强的译者的主观意识。尽管本民族的文化在客观上可能出于边缘地位,但译者仍要用自己的受主观意识支配的文化态度来判断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由此可以看来,多元系统理论在其适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多元系统理论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视角,它把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观点,拓展了视野,丰富了翻译研究理论,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对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
五、结语
不言而喻,翻译的标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目标文化和地位决定翻译策略,译本读者和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和伦理观念标准也会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不但要熟悉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且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处理好译者自身与原作者、文本及读者的关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译文。
参考文献:
[1]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 Publishing,1995.
[2]陈正发.也谈“归化”与“异化”[J].外语教学,2006,(1):69-71.
[3]Even Zohar,Itam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b):19-26.
[4]张南风.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J].外国语,2001,(4):61-69.
篇2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 《伤寒论》 文化负载词
一、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 )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和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等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20世纪末,埃文-佐哈尔的同事图里(Gideon Toury)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描写性的翻译研究方法论”。该方法论是将翻译结果视为既成事实,追寻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译语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并对此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comprehensive diachronic description)。这一描写性的方法适用于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作品或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由于能有效地避免评论者自身所处历史时期的审美期望的干扰,可真正昭示每一个翻译作品的特征和价值。因此,这种方法可以为《伤寒论》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伤寒论文化负载词分类及举例
1.文化负载词。不同民族的人具有不同的认知环境,由于各自特殊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节程中形成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这是产生文化负载词语的根源。按照纽马克的定义:文化负载词是能集中反映或表达某一民族风俗习惯,气质情感,历史典故,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宗教心态等特有事物的词、词语和习语。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语言既折射着民族文化,也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民族生活在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并在一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各自政治经济氛围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格。所有这些都会以浓缩了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负载词进入民族生活习惯。
2.伤寒论文化负载词分类及举例。《伤寒论》专业术语纷繁复杂,是全文的核心,参照魏杰对中医术语的分类,本文按如下分类:
1)按中医病证名:如“中风”,“伤寒”,“风温”,“厥”等一类病名;
2)按中医症状名:如“恶风”,“往来寒热”等,十分准确和形象地描述了病证的特征性及表现;
3)按病因病机名:如“汗家”,“淋家”,“酒客”,“虚烦”等反映疾病特点的词;
4)中医哲学类:如“阴阳”等。
按其他类术语分类:主要用于描述特定类概念,比如方药名:“如苦酒”,“法醋”,
“白粉”,“清浆水”等特殊的煎药方法:古代文字及器物名:如“博棋子”,“索饼”等。
三、《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举例
罗希文译本(以下简称罗译):Treatise on Febrile Caused by Cold (Shang Han Lun)中医上的“伤寒”与西医学的“伤寒”名虽相同,但实际所指却大相径庭。“伤寒”有三层含义,一为多种外感热病的总称,二为感受寒气而引发的病症,三指冬季受寒。而西医学中的“伤寒”则指的是因伤寒杆菌而引起的病症。所以,中医中的“伤寒”不可译作typhoid。中医院校规划教材《伤寒学》把伤寒分为广义的伤寒和狭义的伤寒。广义的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狭义的伤寒为风寒外感感而即发的疾病。罗译“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Cold”回译为“风寒造成的发热性疾病”这种译法没有全面译出“伤寒”的含义,有两处值得商榷,一是它只强调了外感发热,而广义的伤寒可以表现为发热也可以因患者年老体弱、正气衰微不能与邪抗争表现为不发热;二是广义的伤寒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而不单只有热病一种。所以,“伤寒”的译法在形式与实质的等值上有不尽人意之处。因为理解上的障碍和对应语的缺乏,在目前翻译实践条件限制下,为了保持特有的文化内涵,音译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较好翻译手段。因此,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中联,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等主持的中医用语英译国际标准化(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简称IS TTCM)审定工作的研究成果《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以下简称《术语标准》)中,《伤寒论》书名的翻译采用音译,即译为“Shang han lun”相信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Shang han lun”最终会成为代表一定意义的中医专用术语。
中药方剂数量十分庞大,其名称的翻译也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拉丁语翻译到英语翻译再
到音译的过程,如“桂枝汤”以前译为Decoction of Ramulus Cinnamomi(罗希文),除decoction外,全部为拉丁文,冗长难念,后来英译为Cinnamom twig decoction(黄海),虽有简化但仍然拗口。目前基本上采用音译法翻译,以利统一。
中医的药物剂型,有些与西医相同或接近,如丸、散、膏、片等,可以直接译作pill, powder, ointment, tablet等。但更多的却是中医特有的,在西医里没有相应的概念,如汤、饮,丹等,这些中医特有剂型的翻译,国内外比较统一,如“汤”译作decoction,“丹”译作bolus.
四、《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
1.强调对自然对应语的使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在文化、语言和民族心理等方面虽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差异,但其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体验,却有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如对一些疾病的感受和体验,对一些病理表现的认识和分析,中西方均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就有了一些较为致的概念和用语。对这些中医概念,可采取相应的西医术语予以翻译,而不必逐字对译。例如“失眠”:insomnia;“头痛”:headache;“呃逆”:hiccup等等。
2.简明扼要,再加注解。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中医最初在西方医学文化中是作为一种弱势文化而存在的。要想让中医在西医强势文化中找到生存空间,让外国人了解并接受中医,早期的中医翻译中,有些术语的确比较冗长,不太实用,但是在中医翻译刚刚起步,中医文化进行推广的最初,这样的翻译探索己经是开创性的壮举了。如罗希文将“奔豚”译为a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a feeling of gas rushing up through the thorax to the throat from the lower abdomen。在中医翻译初期,这样的解释性翻译是历史的必然,是无法逾越的。
多元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其中各个子系统也会因时间的推移相互转化。随着中医对外交流开展得日益广泛和西方人对中医理法方药认识的更为深入,虽不能说中医文化已在西方医学文化中处于强势,但足以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医文化更加认同、更加热衷。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目前的翻译,便会感受到中医英译简洁化的趋势。
中医用语的突出特点是简明扼要,因此在翻译时理应保持这一特点。如目前对“奔豚”的翻译,合理的做法应是先将其译为较为简洁的术语running-pig syndrome,然后加以注解,以利读者理解。
3.保持民族特色和独有概念。中医学具有特殊的认识体系,在思想原则、概念等方面都有自身独到的规定性,在理论系统与操作程序方面,也与现代医学有着强烈的不可相通性。就文化特征而言,中医学只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医学体系,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一点在翻译时也应予以充分体现。这主要体现在“异化”与“音译”筛龇矫妗
“异化”,就是在译文中保持原文的结构和语义特色,医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概念和用语是中医所特有的,在翻译时应该努力保持其原有特质,过分“归化”的翻译往往使译文失去原文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如早期将“风寒咳嗽”译作cough due to wind and cold。现在更多的译者选择了更为“异化”的方式,按原术语的结构将其翻译为wind-cold cough。
4.形神兼备,音意结合。在中医语言中,有些用语的前一部分是具体的,而后一部分却是抽象的。如五脏、肾气等。以前多将“五脏”译作five solid organs,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脏器的结构特点,但并不准确。近年来人们逐步采用音意结合的方式将“五脏”译为five zang-organs. “气”,虽统一音译为Qi,但与其相关的用语可采用“音意结合”法予以翻译。如将“肾气”译作kidney Qi等。
5.强调回译。回译,又名翻译还原,就是例如原来是中文,被译成英文,现在再把英文还原成中文。在中医翻译上强调“回译”是为了使英译的中医名词术语在结构上应与中文形式相近,更好地实现在国际交流中信息、的双向传递。如“伤寒”曾被广泛翻译为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意思可能是准确的,但相对于原文较冗长;另外,从翻译方法来看,属于意译,与原文缺乏回译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向交流。所以,目前逐步被cold attack所取代。
五、结论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不同教育背景、文化程度、工作经历和历史因素对翻译者的翻译倾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中医英译,单个译者在专业性和语言能力等层次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译者之间应加强交流和沟通,甚至合作,协调好不同译者间的主体性,将各自对原文不同的理解及不同的翻译风格融合到同一翻译工作中,尤其是中医专业术语这种科技类的译作中。对已有的相关国际标准,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完善、制订和推广。
参考文献:
[1]惠佳蓓.关联理论与《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对比研究: 基于两种译本[D].南京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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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巍.中西文化比较及翻译研究[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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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ven-Zohar LPolysystem studies[M].Tel-Aviv: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a(Poetics Today),1990:11.
[10]Newmark 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Hemel Hempstead: prentice Hall,19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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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系统论与多元智能理论的简介
系统论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于1947年创立的,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又一次“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的新理论。系统论是指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理论。系统是指相互间既区别又联系的部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能够达到目的的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每一个系统都是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子系统构成的整体,每个子系统又都由各要素所构成,系统中的诸多要素必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有机结合、和谐有序,才能使整个系统保持它的正常运转。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因而一切事物都可以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用系统方法来描述。[4]现代系统论注重整体性原理、有序性原理和开放性原理。
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于1983年在《智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是当前教育心理学中最新的理论之一。加德纳于1993年在《多元智能》一书中把智能定义为“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或社会活动中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能力。[5]”在《多元智能新视野》一书的“有关术语”中把智能定义为“从本质上说,智能是我们人类按照特定的方式,在处理特定种类的信息时的一种生物心理潜能”。[6]多元智能理论打破传统的将智能看做是以语言能力和逻辑―数理能力为核心的整合的能力认识,而认为人的智能是由加德纳最初提出的音乐智能、身体―动觉智能、逻辑―数学智能、语言智能、空间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和新确认的博物学家智能以及虽然有一定的把握但尚不能最终确定的存在智能这“八又二分之一[6]”种智能构成,并且每种智能都是由构成它的“亚智能”组成的。不仅如此,另有证据表明,亚智能是能经常一起运作、相互支持的。[6]在此基础上,多元智能理论从新的角度分析和阐述了智能在个体身上的存在方式以及发展的潜力等。
二、赏析系统论与多元智能理论
虽然系统论是一门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横断科学”理论,多元智能理论是教育心理学中最新的理论之一,但两者之间的一些观点确实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而且运用系统论的基本观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多元智能理论的视野。
(一)整体性原理与智能构成
整体性是系统论的核心思想,任何事物都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也就必须遵循这种辩证关系及其规律:首先,在认识事物特性时,应该坚持从整体出发去认识事物,而不应从部分出发去认识事物,否则就会陷于谬误;其次,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时,又应努力通过部分去认识事物整体,通过部分去改造事物整体。[7]
多元智能理论把智能定义为“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或社会活动中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能力,是我们人类按照特定的方式,在处理特定种类的信息时的一种生物心理潜能”,打破传统的将智能看做是以语言能力和逻辑―数理能力为核心的整合的能力认识,而认为人的智能是由音乐智能等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构成。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系统论整体性原理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时必须遵循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以及坚持把“从整体出发去认识事物特性”与“通过部分去认识事物整体和改造事物整体”相结合的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多元智能理论提示我们,在认识人的智能时也理应认清“人的智能这个整体”与“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这些部分”的辩证关系,坚持把“从人的智能这个整体出发去认识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这些部分”与“通过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这些部分去认识和改造人的智能这个整体”相结合的认识智能的科学方法。
(二)有序性原理与智能组合存在方式
系统论认为,凡系统都是有序的,它是系统有机联系的反映。系统是多层次、多等级的,由横向联系、纵向联系、纵横联系构成立体交错的网络模式。系统内部之间稳定的联系构成系统的内部结构,保障系统的有序性。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人同时拥有上述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只是这些智能在每个人身上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组合存在,使每个人的智能具有各自的特点。
如果我们把人的智能这个整体看作一个系统,那么,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则是该系统的子系统。人的智能这个系统与构成这一系统的子系统之间以及各子系统之间必然有着横向联系、纵向联系和纵横联系,通过稳定的有机联系构成智能系统的内部结构,保障智能系统的有序性。不同的智能组合是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根源,尊重每个学生智能组合存在的特点是实施多元智能理论最根本的核心所在。
(三)开放性原理与智能发展
开放性是说一个系统如果与外界有物质、能量、信息等方面的变换,它就不再是孤立的系统,而是开放性的系统。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即系统与环境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都必须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否则,就不能保证自身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每个具体的系统都是从普遍联系的客观事物之网中相对地划分出来的,与外部事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要素或分系统与外部的直接联系,更有系统作为整体与外部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形成系统特有的规定性是必要而且重要的,称为系统的外部规定性。系统的完整规定性由内部规定性和外部规定性共同构成。
多元智能理论在强调“最好以纵向方式把智能看作一组能力[6]”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对智能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多元智能理论认为,除遗传因素以外,后天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受教育经历,对儿童的智能发展也有重要作用。个体智能的发展受到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的极大影响甚至制约,其发展方向和程度也因环境和教育的差异而表现出差异。
如果我们把人的智能看作一个系统,而把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看作该系统的子系统,那么,构成各智能子系统的“亚智能”则是各智能子系统的要素。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智能系统及其子系统都必然是开放系统。智能系统的各种智能子系统之间和各种智能子系统的要素之间必然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以保证智能系统自身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各种智能子系统的要素、各种智能子系统和智能系统与外部之间必然存在着广泛的直接联系。这也是《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8]的意义所在。
三、系统论与多元智能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教育就是要帮助每个学生运用整体性原理理解和掌握智能构成,运用有序性原理认识自己的智能组合存在特点,运用开放性原理认识到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对智能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而选择适合自己智能组合存在特点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充分运用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来促进智能系统的发展,实现在学生优势智能得以充分发展的同时,带动其弱势智能的发展,通过各种智能子系统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而实现智能系统的“整体涌现”,进而通过智能系统的整体涌现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实现学生“富有个性的发展”与“全面发展”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注释:
[1]陈伟,谢铁丽.系统学习法的学习方法指导――基于系统论的学习方法指导[J].学园(教育科研),2012,(11):93-94.
[2]秦文芳.吸收多元智能理论,转变教育思想和方法[J].学苑教育,2012,(18):24.
[3]刘柱.论多元智能理论视阈中的校本课程实施[J].科教文汇,2012,(27):94-95.
[4]许国志.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7.
[5][美]霍华德・加德纳著,沈致隆译.多元智能(修订本)[M].第2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6.
[6][美]霍华德・加德纳著,沈致隆译.多元智能新视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篇4
关键词 林译作品 归化 异化 多元系统理论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1 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om theory)是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Even-Zohar)1972年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个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且这些系统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多元系统理论是一种文化理论。
根据佐哈尔的观点,在以下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可以从边缘转而占据其所在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第一,当一个新兴的年轻文学多元系统正在建立或向年长的文学寻求已有的既定模式时。第二,当一个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弱势状态,它要引进其所缺少的文学形式时。第三,当一个文学多元系统在其发展历史上进入转折时期,且已确立的文学模式被认为不足时;或当这个国家的文学出现危机或真空时。
2 林译作品和归化异化
2.1 林译作品简介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又自号冷红生,福建闽县人。康有为曾经说过“译才并世数严、林”,即严复和林纾。韩洪举认为林纾是“我国近代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小说翻译家。”另外,林纾是我国古文翻译的第一人。
自1897年翻译第一部外国小说到1919年前后,林纾共翻译了百余部小说,其中大部分是长篇或中篇。近代史上,他最多、最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
“林译小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林纾通过与合作者完成的译作,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另一类迥然不同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
关于林译小说数量的说法不一。旅美华人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1984)的统计,林纾的译作总数是184种。由于他考定了译作的原书和书名,翻检了原书或书影,应该说这个数字是较为可信的。但马泰来的书目有4种为非小说作品,还漏列的1个小说,故林纾翻译的小说应为181种,约一千二百多万字。
林纾翻译的基本全是小说,尤其是前期政治小说居多。而且,林译小说使当时的中国人认识了许多欧洲著名作家,比如莎士比亚、狄更斯、斯威夫特、欧文、托尔斯泰等等。
2.2 林译作品中的归化现象
归化和异化这对术语在西方是由LawrenceVenuti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归化翻译是采用透明的、流畅的风格为译文读者把陌生感降到最小的翻译策略;而异化的翻译通过保留原文的某些成分有意地打破目的文化的规范。
根据以上Venufi的观点,林译小说中归化策略的应用非常明显。首先表现在林纾对翻译语体的选择。虽然在林纾所处的时代一清末民初,已经出现的白话文,但是林纾却选择使用文言文即古文来翻译。其次,林译小说中大量存在用中国当时的思想或宗教观念来替换小说中西方的宗教概念。比如,他用中国佛教中的“主持”来替代基督教中的“主教”。通过归化策略的运用,可以降低中国读者对西方小说的陌生感,接受起来比较容易。
2.3 林译作品中的异化现象
林译小说中也存在大量的异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林译小说中大量而如实地介绍了西方的风俗习惯、节日庆典仪式、历史人物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例如,在林纾所译的《圣诞夜宴》一文中,这样写道:“中有十三岁女郎,散发披肩,奔走趋避,色赧而膊露,胸衣半驰,而蹀躞西门尤酷。”这段话就如实地描述出西方女性的开放。再如,林译的《基督生日》一文中出现这样几句话“时时人见老人至诚,皆禀去苛礼,人人咸倜傥不羁。”这里译出了西方社会里老少平等的现象。尽管以上翻译中的内容并不符合中国当时的伦理道德标准,译出来就有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林纾还是忠实于原作的内容。第二,林译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外来语和音译词也是异化策略的很好体现。比如“布丁”、“便士”、“星球”“礼拜”等。《离恨天》第十章:“人生地球之上,地之沐阳光者亦仅有其半。”《块肉余生述》第四章;“余译其意,即专制之别名。”另外,林译小说中还有大量外来名词的音译,如“佛郎”、“马克”、“卢布”等等。
3 林译作品中的归化与异化策略的文化背景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在林纾译介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都有大量的使用。下面作者将尝试使用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分别分析林译作品中异化归化的文化背景。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都可视作一个系统。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虽然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应该与各个系统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下面本文作者将具体从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等角度分析林译作品种的异化和归化现象。
3.1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分析林译作品中归化现象的文化背景
林译作品中大量出现归化现象与清末民初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很大的联系。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接受的都是私垫教育,他们学的都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教科书如《四书》、《五经》、《史记》等等,都争取能够通过八股文考试入仕当官。在他们眼里,八股文是写文章的最高标准,其他的文学形式都是不登大雅的,尤其是小说。而且,在当时小说的地位和艺术价值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人们最不屑的就是写小说,在这种情况下,林纾作为一个译者,思想上的斗争或多或少都是有的,为了实现自己通过翻译“开民智”的目的,使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世界,林纾选择了用古文翻译,这样译文读者就更容易接受自己的译作。另外,清末民初时,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已有二百年,严格限制和禁止对外交往和贸易,这样不但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且隔断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对西方了解得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林纾选择用中国特有的概念来替换一些“陌生的”西方宗教观念也是可以理解的。
3.2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分析林译作品中异化现象的文 化背景
林译作品中的异化现象是很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林纾使用这一翻译策略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政治状况,以及当时文学所呈现的新状况,还有林纾本人对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写作手法等的青睐。
3.2.1 清末民初的历史和政治状况
林纾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清朝末期,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具有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放眼看世界的必要性。失败以后,以粱启超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不但进行了政治改良,而且要求传播西方文化。作为一个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的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的传统知识分子,林纾也参与了传播西方文化的活动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林纾在其译作中大量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如实地介绍当时西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节庆仪式等都是为了中国人能更多地了解西方。
3.2.2 清末民初的文学的状况
大家都知道,林纾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社会走向尽头的最后阶段。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八股文这时已经逐渐失去其在中国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的中心位置了。人们不再满足于八股文这种一成不变的文学样式了,迫切地希望能够有新的文学形式出现。用佐哈尔的话说,就是当时中国的经典文学已经转入“弱势”,它需要通过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来引进一些自身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形式。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林纾,作为当时译坛上一员强将,就顺应了大众的要求,把小说这一全新的文学形式介绍给了当时的中国文学界。
3.2.3 林纾本人对西方文学的青睐
生活在一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时期,林纾本人的思想同样也在经历着变化。在他的译著的序言中,林纾鼓励人民大众要向西方学习。他后悔自己不懂外语。他认为,学习外语对中华民族和翻译事业都很重要。在译完很多西方作品后,林纾对西方小说新鲜的内容和引人的写作手法印象非常深刻。他曾说过想以狄更斯的写作风格来创作小说。而且,林纾本人很喜欢西方作品的风格和措辞表达方法。因此,林译作品中就自然而然的流现出异化的翻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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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文化转向;翻译学;语用学
一. 引言
随着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相关学科、跨学科,特别是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翻译方面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翻译研究成果出现爆炸性的增长趋势,研究领域不断的迅速扩展,研究的思路也变得复杂多样。由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构,语言罗格斯中心之一的破除,语言研究让位给了话语研究。这种研究深化了文本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发掘,让人们发现了隐藏在文本后的力量。这期间占主流地位的十一文化批评为主的翻译研究,人们称之为“文化转向”。它使翻译的研究范式从纯语言侧面转向探讨文化层面各因素相互影响与制约的翻译活动,为翻译学提供了新的范式。
二. 文化转向的渊源
文化转向的产生有其丰厚的渊源,可追溯到笛卡尔提出的理性主义及其渊源,即公元前360的庇罗所提出的怀疑主义,接后古希腊的阿腊克希曼德提出了怀疑和理性主义,颠覆了上帝和一切人们所习以为常的社会及伦理结构。后来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所带来的与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相对应的“后哲学”思潮,它强调主体意识而不是客观存在。文化学派发生于世纪中后期,经历了语文主义阶段、70年代的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多元研究阶段,在各阶段都得到了发展。
1972年,霍姆斯提出了翻译学的基本框架,其后出现了以埃文-佐哈尔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强调翻译活动由译语文化个系统间的关系决定,同时强调翻译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后来以图里,赫曼斯为代表的描写学派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但是这两个文化学派都没有完全摆脱语言学派的影响。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专选购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最后发展成为“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理论”。观新的更是政治、权力、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其代表人物有欧洲文化派学者佐哈尔、兰姆勃特、赫尔曼、图利、霍恩比、诺德等,以及美洲学者韦努蒂、根茨勒、尼南贾勒、戈达尔德、西蒙、铁木志科等。尼南贾纳指出:“人类学家为自己制定的人物就是文化之间的翻译,即把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能够理解的术语。他们认为原来狭义的翻译研究不仅忽视了翻译活动中蕴含的权力关系,也忽视了翻译文本的历史或历史的有效性问题。因此,他们指出,真正的翻译只能是文化的翻译。
三. 文化学派的观点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
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它把翻译看成是宏观的文化转换,并且认为跨文本转化及其发生的作用绝不仅仅取决于文本本身的内在价值――包括语言层面的对应和相应的美学构成,于是把翻译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它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一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让我们从新的视角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译者的地位以及翻译与文化、翻译与诗学等的关系。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指出: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纬度,使我们了解到翻译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的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于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
四 翻译学的取向
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它把翻译看成是宏观的文化转换,并且认为跨文本转化及其发生的作用绝不仅仅取决于文本本身的内在价值――包括语言层面的对应和相应的美学构成,于是把翻译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指出: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纬度,使我们了解到翻译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的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于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
文化学派扩展了传统语言学的视野,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一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让译者在考虑语义转换的同时,注意到了文本外的各种因素。但是文化派的路却有点偏离了正轨。那么未来的翻译学又该如何取向呢?首先我们要明确翻译学取向的目的,它是对语言哲学的思考,对意义问题的挖掘,对人际交往问题研究的深化和对文化研究的回归。因此,我们不能就翻译谈翻译,就译法谈译法,而应在实际的过程中提审到纯理论,重要的石匠翻译过程中主体间的交际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等规律性的表现提炼成为思想方法体系,成为反思翻译过程中人际交际问题的一种思维导向。
“语用学转向”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胡塞尔登哲学家借用语用学的成果来构筑哲学对话的新平台,形成语用学哲学,语用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语用思维既总结了语言学转向的合理成就和经验教训,又蕴涵认知转向的基础。语用学转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把语言和它的使用即生活有机的结合起来,消除了唯科学主义思想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同时它把原文静态的翻译研究放在语用的动态层面上,把过去的所指和能指的固定性冲破,增加了主体因素和语境因素,使它变成一种动态的和变化的意义过程。语用学转向既可以避免语言决定论,又可以克服主体意志过分张扬。
关联理论作为语用学的一部分,对翻译学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虽然不是翻译理论,也不是为翻译理论而设计的,但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并指导翻译活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关联理论作用于语篇的解读和转换。它分别在原语和译语两个语篇和各自的语境假设之间寻求两个语片之间的最佳关联。自上而下的关连原则和自下而上的语码操作协同原则,是译文区的最佳信度和效度,从而在原语语篇和译语语篇之间达到最大程度的投射映现。关连原则作用于形和意之间的张力,使型所蕴涵的意充分显现,是本身就是意的形也能再现。研究形和意的张力是为了抵制“译”蔓延为“非译”的重要因素。很多人认为形不用译,形式不是翻译的目标,但形式往往具有意义,它与作者的意图密切相关。语言形式的译不是语义翻译,而是语用翻译,不是两种语言之间所谓“对等”语码的转换,而主要是依据关联的类比。类比并不局限于语言的形式,也体现于正常语码的转换,如应酬语。所以,关联原则对诗形、诗韵的翻译、象形文字的翻译等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翻译这些成分的时候,译者要在直译和意译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用直译对衍译进行制约,用类比对形似进行保证,以达到最佳关联。
四.结论
面对“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的挑战,我们应以与时俱进的译学观念来看待。我们应承认西方翻译理论中文化学派的翻译理念丰富和发展了原来的译学观。“文化转向”是多元翻译研究中的一个研究视角,与其他范式一样有优缺点。我们在吸收它的优点时,要看到它的不足,它把译学引入了漫无边际的文化研究、政治研究以及意识形态研究,从而使翻译的本体受到拆解。每一个翻译凡事都经历辩证发展的过程,只有对其进行辩证的批判,才能弘扬优点,推动更有生命力的翻译理论建构。(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德阳;618000 )
篇7
关键词:莫言作品;译介;翻译模式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并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了刻不容缓的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政府为了解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发起了“熊猫丛书”计划。通过这一计划项目,我国共译出了195部文学作品,然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21世纪,我国政府又启动了《大中华文库》,翻译作品数量依然庞大,然而也远远未达到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的效果,成功的作品寥寥可数。
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2012年,莫言成为了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一事件对于我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和海外传播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因此,关于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译介与翻译模式的研究对于我国文化走出去有着实际的意义。
一、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译介模式
文化作品的翻译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文化交流过程,包括原作、译者的身份、翻译过程、翻译作品的传播等多个环节。其中,一个好的译者对于文化作品的推广有着很大的推动和影响作用。目前,中国文化作品的英译的译介有三种形式:一、母语是中文的译者,有林语堂,张爱玲等;二、母语是英文的译者;三、母语是中文和英文的译者,譬如,汉学家顾彬教授,葛浩文夫妇等。三种译介形式中,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和中国太太林丽君为典型代表,也更占优势。这是因为在译介过程中,译入语译者既能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又能够以多元化的立场保留文化的民族性,做到兼收并蓄,从而避免语言理解上出现的问题。莫言作品的翻译者队伍是比较庞大的,知名的译者中就有瑞典的陈安娜,日本翻译家井口晃,以及美国汉学家葛浩文。
其中,葛浩文曾被称为是莫言作品英译的接生婆,对莫言作品的成功英译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葛浩文在翻译中国文学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个双语功底很好的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具有为读者负责的强烈译者伦理,始终与原作作者保持友好关系,及时沟通,尽最大可能忠实于原文。他翻译的作品涉及长篇小说、文论翻译、诗歌翻译、散文翻译、文论编辑、英文论著、中文论著和学术论文等类别。到目前为止,葛浩文已经翻译了25位作家50余部作品,翻译的短篇小说多达40余篇。莫言于2000年3月在科罗拉多大学演讲时曾说过,如果没有葛浩文杰出的工作,他的小说也可能被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葛浩文的英译工作使西方人开始了解和认可莫言的作品。莫言作品的中西合译,尤其是西译中审对于我国其他文化作品走出去是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的。
二、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翻译模式
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了佐哈儿的多元系统理论。 它描述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在整个体系里各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所处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这一理论,当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化系统中位于主导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语言特色和诗学形态会越接近原著,原著中大多数的新元素被介绍到译入语文化系统中。反之,当翻译文学处于译入语国家文化系统的次要位置时,译者选择屈服或遵守本土文学系统内的规范,在译入语文化系统中寻找已有的文化翻译模式,从而使译者不得不放弃或修改原作里的内容或形式,以便实现译文的可读性。
佐哈儿的多元系统理论正好印证了莫言作品英译文本成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葛浩文、陈安娜等译者在对莫言作品的英译中遵循了归化的翻译原则,对莫言作品进行了厚译与文化补充、结构重组、隐喻翻译等,从而满足译入语目标读者的文化思维模式与审美阅读习惯。
(一)厚译与文化补充
夸梅・阿皮亚于1993年在其论文《厚译》中提出的一种翻译策略,也就是厚译。它的意思是指通过注释和评注的方式来补充作品的译入语的语境文化,从而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接受与理解作品的内容。厚译是用来弥补翻译中文化损失的一种有效的翻译方法。在对莫言作品《丰乳肥臀》中上官家七个女儿的翻译时,葛浩文就是采用了厚译的翻译策略,在音译的基础上补充了厚译。七个女儿的翻译如下:
来弟Laidi(Brother Coming); 招弟Zhaodi (Brother Hailed); 领弟Lingdi (Brother Ushered);想弟Xiangdi(Brother Desired);盼弟Pandi(Brother Anticipated);念弟Niandi (Brother Wanted);求弟Qiudi (Brother Sought)
葛浩文通过对这些名字采取厚译的方法,很好的诠释了那个年代中国人重男轻女的思想,降低了译入语读者对文章的理解,同时也使全文充满了趣味性,增强了小说的生命力。从阅读与理解的角度来看,厚译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的背景信息,帮助了读者顺利的接受异域文化的特色,弥补了文化的差异性,帮助了作品在异质文化中有效传播,是翻译异质文化中一种很好的手段和策略。
(二)段落的重构
在对莫言作品进行翻译时,葛浩文考虑到文章的条理和情节的松弛度,适当地省略了全文中的不太重要的情节,从而使译作集中围绕在主要的故事情节上进行展开,便于读者的理解。例如:《红高粱家族》中,有些角色的出现很突然,跟前后主要故事的推展缺乏关联性,葛浩文考虑到读者的理解,将类似的部分删掉了。此外,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葛浩文发挥了自主性,删除了跟故事情节关联性不大的细节,重新对部分章节和句子进行划分和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扫除读者的阅读障碍,促进了莫言作品在译入语读者中的推广。
(三)隐喻翻译
隐喻是语言交际中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可以起到化难为易,把抽象化为具体的作用。隐喻的翻译是语言翻译中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也是所有语言翻译的缩影。莫言作品因为具有丰富的中国社会文化背景,蕴含的意义十分丰富。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作品时,灵活地调整了语言的表达方式,采用了直译、意译、省译等隐喻翻译策略,帮助了读者轻松地阅读,理解中国的文化。
例如,他将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翻译成了:The monk can run away, but the temple stays. 谚语“人是铁,饭是钢”翻译成了:People are iron and food is steel.这两句中,葛浩文都采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表达了原句的趣味性。而在对另一句谚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进行翻译时,为了让英文读者理解这句话表达的意思,葛浩文又用了意译的翻译策略,翻译成了:Justice has long arms. 另一句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漏掉一个坏人”翻译成了:A good person ha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and a bad person has no place to hide.这两话的翻译虽然跟原句的表面意思差距很大,却真实地表达了原句的真实含义。莫言作品《生死疲劳》中有一句“自吹自擂,难成大器”,直接省译成了一个单词“braggarts”,此处,译者用了省译的翻译策略,忠实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而又避免了语意上的重复。
三、结语
莫言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特色,对莫言作品的成功译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作品在国外的传播,可以让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中国文化。然而,莫言作品中的大量的传统文化也给译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葛浩文等译者在对莫言作品进行翻译时,灵活地采用了厚译、段落重构、以及直译、意译等隐喻翻译策略。一方面遵循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忠实了原著。另一方面又进行了灵活的调整,迎合了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和接受莫言作品。因此,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英译翻译策略值得我们的学习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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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第一层次——方法论,即
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否则就会迷失方向,科学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列宁说过:“如果不先解决一般的,就去解决个别问题,那末,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一般的问题”。这也就是在会计理论的研究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哲学是关于界、人类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是科学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它主要包括唯物论、辩证法和发展观。
(一)辩证唯物论
1.会计的物质观。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大脑的机能,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会计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其实践的对象即资金及其流转是物质的价值;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输出的会计信息的本源是客观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簿记的方法改变不了簿记所记事物的实际联系”。如果会计信息不能如实描述资金及其流转情况,那么,虚幻的假象不仅给社会带来危害,而且使会计失去了真实存在的理论基石。
2.会计的运动观。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脱离物质的运动。的整个生产经营活动,实质上就是资金的流转过程。会计作为一种技术,反映的是企业的资金营运状态和经营成果,也就是对运动中的资金进行描述,所以会计核算要坚持运动观。物质的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相对静止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恩格斯说过:“运动应从它的反面即从静止找到它的量度”。否认相对静止,就会抹煞事物的界限和质的区别,也就无法正确认识事物,更谈不上对事物进行量度。因此,会计还必须树立相对静止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如实反映资金所处的状况,即财务状况。
3.会计的时空观。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物质脱离时间和空间是不可能存在的。时间是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空间是指运动着的物质的广延性、伸张性。会计的几个假设就是建立在物质的时空观念上的。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是在时间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会计主体假设是在空间观念上确立的。通过这几个基本假设,确定企业进行会计核算的时空范围,会计这门学科才得以产生和发展。
(二)唯物辩证法
1.会计的对立统一观。对立统一即矛盾,是指一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存在或发生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会计的发展史实质上是会计中内在的矛盾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发展史。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揭示,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同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矛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指导我们如何进行矛盾,既要“一分为二”地分析事物,又要分清主次,并把这两者综合起来。只有在完整地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并用之于会计实践时,才能对会计有正确的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才能领悟出诸如语言、技术以及会计并无阶级性的结论。
2.会计的质量互变观。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量是事物发展和存在的数量的规定性,二者统一在度的范围内。如果突破度的范围,量变就会引起质变,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就会发生变化。会计是一个以提供会计信息为主要目的的信息系统。如果会计突破度的范围,不再提供会计信息,那么会计就失去了本来面貌。如果提供的会计信息超过其度的范围,不能如实反映业务的,不能为决策提供依据,那么会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在会计实践中,必须把握量度,树立起会计的质量互变观。
3.会计的否定之否定观。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环节,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继承和克服,即继承了旧事物的合理内核,摒弃了旧事物中不合理的内容,这就是事物的创新。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观点,完整地体现在会计理论的发展史上,具体表现为:古代会计理论被否定,产生了创新的意大利式会计;意大利式会计理论被否定,出现了创新的英国会计;英国式会计理论被否定,形成了创新的美国式会计。,美国式会计理论也正面临着被否定的挑战。因此,在会计研究过程中,要树立起否定之否定的观念,敢于对存在及权威挑战,才能不断创新。
(三)历史唯物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而会计是一定社会经济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它也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如果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便不难发现:会计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某种会计是特定经济政治环境的产物,没有脱离环境而孤立存在的会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推动会计发展的基本力量。
二、第二层次——系统理论,即亚哲学
所谓系统,就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围绕特定目的所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广义的系统理论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即指“新三论和老三论”。它们是新兴的横断科学,使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体现哲学的基本精神,它们是哲学的具体化、模型化。关于广义的系统理论,简单地介绍如下:
1.系统论。系统论是由L.V.贝塔朗菲创立的一门科学,这是狭义的系统论。它认为系统必须是由若干要素(至少两个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是“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综合体”,其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现实的系统都是开放系统,系统功能的表现过程也就是它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它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解释了哲学的物质观,即客观存在的、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物质组成的世界。
2.信息论。信息论是由美国数学家申农创立的一门数理统计方法来研究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的科学。它研究存在于通讯和控制系统中的信息传递的共同规律,以及如何提高各信息传输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这门通讯理论现在已发展成为一种广义信息论。它被广泛理解为所有运用或移植信息论观点来研究各种问题的理论,阐明了一切物质是一个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
3.控制论。控制论是由美国数学家N.维纳创立的一门关于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实际上,它是自动控制、技术、无线电通讯、医学、数理逻辑、技术、统计力学等多种学科相互渗透的产物,是涉及和应用面非常广泛的一门有关控制问题的系统理论,如果说申农主要是从信息的发送端来研究信息,那么,维纳则着重从接受端如何利用信息来加以研究。
4.耗散结构理论。这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非平衡系统理论之一。该理论是由比利时生家I.普利高津最先提出的科学假说。它研究的是一个系统由混沌向有序化转化的机理、条件和规律。该理论认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是不断地在和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当这种交换达到一临界值时,就有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稳定的有序状态,它充分诠释了哲学的运动观,以及质量互变规律。
5.协同论。协同论是由原联邦德国科学家H.哈肯创立的。它是研究和比较不同领域中多元系统元素间合作效用的理论。它认为不同系统间存在着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不稳定走向稳定的目的相似的特征。人们可从横向上研究不同事物的共同规律,并运用已知领域的成果探索未知领域的奥秘,从而解决处于“黑箱”状态的难题。
6.突变论。突变论是在拓扑学、奇点理论和微分方程定性理论基础上,由比利时数学家R.托姆提出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通过描述系统在外界点的状态来研究自然界各种形态、结构和社会经济活动的非连续性的突然变化现象,从而向人们提供了事物在外部条件作用下发生突变时,如何促使事物向良好预期转化的思考方法。这是哲学突变观点的具体解释。
与上述系统理论观点密切相关的是这些观点指导下的系统理论的方法。所谓系统理论的方法,是指按照客观事物的系统性,把人们所要研究的对象放在系统环境中加以研究的科学方法。即从系统理论的观点出发,综合精确地考究研究对象,以达到整体功能最优或问题能得到最佳处理的科学方法,包括功能模拟法、信息方法、反馈方法、模型化方法、最优化方法等一系列方法。
系统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方法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和说明,为理论研究补充了更具体、更深化的方法基础,使理论研究的视野更广阔,整体性更强,立足点更坚实。会计作为一个人造的信息系统,具有一般系统的特点和功能,因而也可利用系统理论及其方法来创建会计理论并指导具体的会计实践。
三、第三层次——会计理论研究的一般方法
(一)逻辑方法
逻辑方法是指以有关的理论成果为依据,对具体研究对象的各方面进行逻辑分析,从而寻求其规律性的一种方法,包括形式逻辑方法和辩证逻辑方法。另外,由于数学是运用数字、文字、模型等进行推理的一门逻辑科学,数学方法实质上是逻辑方法的具体运用和说明;从广义上来讲,逻辑方法包括了数学方法。
1.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思维形式是指概念、判断、推理等进行思维的具体方法。逻辑规律是指在思维形式中起作用的规律,诸如同一律、矛盾律、充足理由律等。形式逻辑作为一门思维科学,既有认识的作用,又有表达和论证思想的作用。思维形式的运用是否准确,关键要看它是否符合思维形式的逻辑规律。人们只有在遵循了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和概念的要求后,才有可能进行正确的思维活动,更好地认识客观事物。
2.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本质上是哲学的逻辑,是哲学的逻辑职能,它比形式逻辑“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辩证逻辑作为现实世界辩证运动的反映,作为认识史的,研究的是思维形式如何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联系和转化等问题,“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因而,在整个认识和思维过程中,不但要运用形式逻辑,更需要运用“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观点去分析综合事物。辩证逻辑的主要规律有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理性思维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在发展中具有阶段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将其概括为“两条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简言之,就是:“具体抽象”-抽象的规定。“抽象具体”-具体的再现。前一个具体是具体的客观事物的具体,后一个“具体”是理性认识的结论,是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的描绘。马克思的这段话也是对整整三大卷《资本论》最简洁的、最高度的哲学概括。
在这“两条道路”上是运用“范畴”作为“理论”的结点不断展现的,这些范畴差不多都是成双成对的,而且有鲜明的阶段性。诸如分析与综合、比较与分类、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等。
(二)历史方法
历史方法就是通过研究某一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占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概括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并将其延伸到具体研究对象中的一种方法。采用历史方法研究会计理论,就要联系会计理论的来龙去脉,明确它在会计发展史中的地位,从而得出合乎规律的结论。我国会计界对会计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对会计本质及其基本职能的认识较多地采用了历史方法。
“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是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这些话是恩格斯用来阐明《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对于理论来说,也应该是完全适用的。当然,理论同历史毕竟不是一样的,理论体系必须摆脱历史形式,正确地采用逻辑形式。要避免历史进程中迂回曲折的甚至反复的现象,也要摒弃历史进程的随机的偶然性,作为理论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应该是同级、同阶段的事物或现象中的完全成熟的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反映。
四、第四层次——会计理论的具体
会计理论研究的具体方法一般包括描述性方法、规范性方法和实证方法,现分别阐述如下:
(一)描述性方法
所谓描述性方法,是指运用归纳方法对许多个别事物进行,找出这些事物的共性,并概括出普遍性结论的一种推理方法。具体到会计研究中,描述性方法主要于两种情况:第一,在广泛调查研究占有实际资料的基础上,对各会计主体经常发生的会计现象及其相互关系加以概括和,从会计实务中归纳出会计理论;第二,广泛收集已有的会计资料,并就某个具体的认识进行概括和总结,对已有会计理论进行归纳,得到新的会计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世界各国的会计界主要采用描述性方法进行会计理论研究。利特尔顿和齐默尔曼认为会计理论主要是从会计实务中总结出来的。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的会计原则委员会(APB)的第4号公告“名词公报”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即通过对事物进行罗列的方法,概括和归纳出结论,从而形成了会计的概念结构。
采用描述性方法得出的会计理论,称为描述性会计理论。由于描述性会计理论主要是从会计实务中提炼出来的,研究者容易受到“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等主观因素的,因而,描述性会计理论主要是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服务的,难以得到突破性的发展。
(二)规范性方法
所谓规范性方法,是指利用演绎方法,由普遍性原则推导出个别结论的一种推理方法。会计研究中的规范性方法是指那种从目的和假设出发,从中导出为实际应用提供依据的合理原理和原则。
规范性方法不受现实事物的影响,强调“应该是什么”,因而会计理论研究者常常从特定的价值判断基础出发,力求从逻辑高度概括出最优的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其现实目的就是为制订会计准则(制度)服务的。
采用规范性方法形成的会计理论称为规范性会计理论。规范性会计理论产生的背景是:不同的会计方法和程序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使得会计报表缺乏可比性。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会计学家极力推崇规范性会计理论,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但是,规范性会计理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是:虽然经过演绎推理得到的会计理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是,如果研究者依据的假设或前提是错误的,那么其结论也必将是错误的。因此,规范性理论有时难以令人信服,也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发展,而且在完成了归纳或演绎之后,一般不对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验证。
(三)实证方法
所谓实证方法,是指与描述性方法、规范性方法相区别的,通过观察或实验取得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测试而形成结论的一种研究方法。会计研究中的实证方法主要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某一特定会计理论的验证;第二,对存有分歧的不同观点、方法和理论的验证;第三,理论创新。
实证方法受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立足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强调会计“是什么”的观点,因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者主张,要象那样,以观察到的事实资料和感性认识为依据,来构建真正科学的会计理论体系。
采用实证方法得出的会计理论称为实证会计理论,由于会计实证研究中收集的数据资料局限在过去发生的事实上,因此注定了实证会计理论只能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验证已有的会计理论,而不能对会计实务起规范指导作用。但是,会计实证研究的前景是美好的。实证会计理论一旦形成,可以累积起来,有可能形成科学完整的会计理论体系。
1986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罗斯。L.瓦茨(Ross.L.Watts)和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Jerold L.Zimerman)出版《实证会计理论》,此书的中文版译者黄世忠教授写道:“书中将实证会计理论的最重要学术贡献归纳为两个方面:(1)研究了会计数据的潜力,检验了会计信息(主要是盈利信息)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雄辩地证明了充分披露的会计信息是推动资本市场有效运转的要素之一;(2)提出并检验了分红假设、契约假设和规模假设,解释了会计数据在制定和执行报酬计划、债务契约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会计政策选择行为。例如:当实行以盈利为基础的分红计划或者它的负债率比较高,则它可能选用可增加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以增加经理人员的报酬,降低违反债务契约的风险;又如,企业的规模越大,它就越有可能选用可减少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以降低成本。为此,该书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详尽介绍了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在这两个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和成果”。
实证会计理论是以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为基础,以数理统计模型为工具,以“提出假设-设计模型-收集数据-解释结果”为模式,借以解释和预测会计现象的会计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会计学的研究方法是规范研究的方法,以后从弗里德曼的“实证学”移植过来实证研究方法。至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美国经济学界会计学界出现了一种风气,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只发表实证研究的文章。认为只有实证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只有实证分析才是经济学中唯一的可以被使用的方法。陈岱孙先生认为这种偏见是有害的。他曾指出:“实证经济论著否定价值判断。但是,否定并不等于它不存在。数学模型分析了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结果。但这结果是否符合实际,完全与社会判断无关吗?当然不是”。既然任何实证分析都离不开它所设定的社会经济前提条件,也都不可能把研究成果置于社会经济环境之外,可见社会价值判断是始终无法回避的现实。经济学说史可以证明:规范分析与辩证分析相结合是经济学的一贯原则。古代、中世纪、古典学派斯密、李嘉图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19世纪后期,庞巴维克著的《资本实证论》正式提出“实证论”这个字眼,但书中还是采取逻辑分析而没有采取数学分析。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实证分析才得到发展,但规范分析也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价值判断,对生态经济的研究,对福利制度的分析,都有长足的进步。要使经济学成为“致用之学”,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必须结合。
上面讲的虽然是经济学,但其基本精神对会计学也是完全适用的。
篇9
一、“异化”的翻译观与儿童文学
1813年,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施莱尔玛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了以译者为主导的两种不同的翻译途径: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近,即以作者为中心;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近,即以译文读者为中心。这两种途径的选择是由译者的态度决定的,这前一种翻译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异化”,后一种即是“归化”。到了20世纪末,意大利裔美国文化研究学派解构主义翻译学者劳伦斯•韦努蒂在《对翻译的再思考》、《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和《不光彩的翻译》等论著中,对以往把“通顺”作为翻译的第一原则提出了质疑,积极倡导“异化”的翻译策略。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研究是从政治、历史和文化考察的角度进行的。他比较了近七十年的翻译作品,发现几乎所有的翻译批评都是以“通顺”作为评判的第一标准的。作为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主体,他认为这种翻译原则是对于弱势文化的侵略,因为这种依照这种原则翻译的文本隐去了源语文化的特征,让外族语言被英美强势文化覆盖,让读者忽视了其他语言文化的存在。另外,这种翻译方法还隐没了译者的身份。在这种翻译原则的指导下,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地位非常低,翻译的文本、报酬甚至方法都由出版商决定。基于此,他提出了“抵抗式翻译”,极力倡导“异化”的翻译策略并身体力行。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在各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翻译实践方面,其译自意大利语的诗歌等作品的接受程度也并不理想。由此可见,韦努蒂“异化”翻译策略的实践意义还有待商榷。根据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观,所有行为都是由目的支配的,而翻译中采用的策略也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确定儿童文学的翻译方法,首先也要从翻译的目的入手。儿童文学的首要特征是儿童性,即儿童本位。童话小说充满童真童趣,却无一例外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因此,儿童文学的翻译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保持原文的趣味性。另外,翻译中还应考虑儿童的心理、智力发展水平等因素,考虑儿童的阅读特点,保持译文文字的通顺流畅,简单易懂。肯尼斯•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TheWindintheWil-lows)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童话小说崛起时代的重要作品,小说以其优美的语言和流淌其间的温情打动了各个国家、各个年龄的读者。《柳林风声》是关于树林河畔的鼹鼠、河鼠、蛤蟆和狗獾的故事,讲述了四个动物的冒险和友情。语言优美,充满散文性感情细腻而温暖,河岸风景描写如诗如画,不但富于童心童趣,适合儿童阅读,而且蕴含着很多儿童不能理解的情愫,超越了儿童性,对于成人来说同样是一本温暖心灵的文学读物。既要体现出童真童趣,适应儿童的阅读兴趣,又要保留原文的诗情画意,给读者美的感受,起到陶冶情操的作用,是翻译中的难点。自1908年出版以来,这部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单是在我国就有不下十种译本,名称包括《柳林风声》、《杨柳风》、《拂过杨柳的风》、《柳树林的秘密》、《鼹鼠柳林奇遇记》、《鼠的遐思》、《柳林四侠》、《柳林中的风声》、《蛤蟆传奇》、《风吹杨柳岸》等等。其中杨静远译本《杨柳风》(1997)[2]和孙法理译本《拂过杨柳的风》(2002)[3]是较早的两个译本。两种译本各有千秋,杨静远作为一位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女翻译家,翻译语言流畅优雅,生动细腻。孙法理也是一位译著颇丰的翻译大家,译作严谨,贴近原文。本文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以杨静远译孙法理的译本为例,作简要分析。
二、译例分析
(一)形式上:适应儿童阅读水平和习惯英文常见的是主谓结构,后面可以无限添加从句补充信息,可能形成相当长的句子。这种句子源语读者读来可能不费什么力气,但如果处理不当,中国小读者读起来就有难度了。“…andhemadeforthesteeplittletunnelwhichansweredinhiscasetothegraveledcarriage-driveownedbyanimalswhoseresidencesarenearertothesunandair.”[4]杨静远的译文:于是他向着陡峭的地道奔去。这地道,直通地面上的碎石子大车道,而这车道是属于那些住在通风向阳的居室里的动物的。[2]孙法理的译文:通向砾石地面的马车路必须经过一道陡峭的小地道。他往地道跑去———马车路是靠近阳光和空气居住的动物的天下。[3]杨的译文中,将长句分成三个小句,主题分别是“他”、“地道”和“车道”,其中第二句的主位是第一句的述位,第三句的主位又是第二句的述位,这样读来连贯通顺,如行云流水,理解起来也非常容易,适合儿童的阅读水平,是以译文读者为中心的“归化”的翻译方法。孙的译文也分成三个小句,先讲“马车路”,然后说到“他”,最后一句又跳到回“马车路”。这种“异化”的翻译虽贴近原文,但信息稍显混乱,阅读中难免要通过回读来理解原文的意思,对于语言水平和理解能力尚处于初级水平的青少年儿童更是有难度。从另一方面说,通顺流畅的译文不但是为了便于儿童理解,对于儿童语言规范的形成同样非常重要。青少年儿童正处于语言学习的关键时期,儿童文学作为儿童的课外读物,担负着提高儿童的阅读和写作等语言水平的作用。因此,儿童文学的语言一定要流畅自然,符合译入语的规范,否则可能误导了孩子的语言习惯,反而干扰了语言学习。
(二)内容上:体现趣味性儿童的天性是爱笑爱玩,爱一切有趣的东西。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归化”与“异化”从一个侧面可以理解为“富有趣味性”和“忽视趣味性”。《柳林风声》最初是格雷厄姆讲给儿子的床头故事,后来引起了全世界小读者的兴趣,其趣味性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在翻译中要注意的方面。小说中蛤蟆因偷汽车被抓,后来伪装成洗衣女工逃了出去,坐上了一条驳船。撑船的女人要求他帮忙洗衣服,蛤蟆与衣服“战斗”的过程十分生动精彩。其中有这么两句话:“Nothingthathecoulddotothethingsseemedtopleasethemordothemgood.Hetriedcoaxing,hetriedslapping,hetriedpunching;theysmiledbackathimoutofthetubunconverted,happyintheiroriginalsin.”[4]杨静远的译文:不管他怎样努力,总讨不到那些衣物的欢心,和它们搞不好关系。他把它们又哄,又拧,又搧耳光,可它们只是从盆里冲他嬉皮笑脸。心安理得地守住它们的原罪,毫无悔改之意。
孙法理的译文:他那套洗法似乎不受他洗的东西欢迎,也不起作用。他劝说过,抽打过,还用拳头揍过,可它们仍然不接受教育,只在盆子里对他嘻嘻笑,带着一身原罪,还挺快活。[3]这段话中把衣服拟人化,描述成了淘气的孩子,语言幽默风趣,表现出蛤蟆手忙脚乱的场景。特别是其中“coax-ing”、“slapping”、“punching”等一系列动词,非常生动传神。杨以读者为中心,采用“归化”的翻译手法,把这几个词翻成“哄”、“搧耳光”和“拧”,并且调整了语序,很容易引起小读者的共鸣,让人忍俊不禁,从而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兴趣。孙的译文也非常精彩,但相比之下,“劝说”“抽打”“用拳头揍”等几个动词应该说是“异化”翻译,用词稍显生硬,并不是儿童常见常用的语言,趣味性就大打折扣了。
篇10
论文摘要:翻译教学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帮助学生了解、掌握翻译技巧,实现词句之间的简单对等,更应该培养学生对于各种信息工具的综合使用能力。将超文本网络技术应用于翻译教学突破了传统教学的局限,更新了翻译课的教学资源,有利于培养学生翻译能力。
2000年卢思源教授就曾提出,“当前高等院校的翻译教学和口、笔译翻译人才的培养都是跟不上我国社会发展和需求的……国家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早已不限于文艺领域,涉及当代社会经济、科技等实用领域的翻译已上升为翻译实践的主体”。Ci7然而,时至今日,大多数高等院校的翻译课程设置仍以语言文学为主,大多数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以后,在从事商务往来、产品宣传、新闻、法律、金融、广告等实用性文体翻译时感到捉襟见肘,难以胜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目前的翻译教学大多仍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主导,教学素材局限于有限的翻译教材和双语资料,教学内容主要着重于翻译技巧的传授和讲解。然而,作为语言教学的一部分,翻译教学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帮助学生了解、掌握各种翻译技巧,实现词与词或句与句的简单对等,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双语转换能力和各种语言信息工具的综合使用能力。
因此,笔者认为在超文本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研究如何在超文本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发挥网络资源优势,更新翻译教学资源,培养学生翻译能力,拓展翻译理论教学,对于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内涵
超文本(hypertext)一词诞生于1965年。当时,为了让计算机能够响应人的思维,方便地提供人们需要的信息,美国专家泰得·纳尔逊(Ted Nelson)提出了一种利用计算机技术把相关文本组织在一起的方法,他将这种方法命名为“超文本(hypertext)"从此,“超文本”一词得到世界的公认,成为表示非线性信息管理技术的专用词汇。
超文本技术是一种将信息以非线性的网状结构进行存储、组织、管理和浏览的计算机技术。它包含结点(Node) ,链( Link)和网络(Network)三个基本要素,并以结点为单位组织信息,在结点与结点之间通过表示它们之间关系的链加以连接,构成表达特定内容的信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用超链接的方法,将自然语言文本和计算机交互式地转移和动态显示线性文本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在文档内部和文档之间建立起非线性的网状结构,使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链接所指向的位置,利用超文本机制提供的联想式查询能力,迅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有关信息。
在现实操作中,英特网就是一种超文本信息系统。英特网的一个主要概念就是超文本链接。它使文本不再像一本书那样是固定的和线性的,而是可以自由地从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超文本可以链接世界上所有其他含有信息的计算机,在网上可以激活任何一点进人另一个点,一个信息单位可以连接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3j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文本的线性阅读方式,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为翻译教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超文本网络技术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杨柳在其《信息化翻译教学的图景》中曾提到“就翻译教学而论,信息素养就包括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检索、分析、选择、存储、利用、创造和传递翻译信息,提高翻译能力,解决翻译的实际问题,从而提高个人素养的能力。这是以信息素养为目标的翻译教学模式和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的显要区别”。[4j翻译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英汉两种语言,还要求学生对东西方文化背景、特定翻译课题的专业知识都要有深人切实的了解,同时还要具有利用网络获取、存储、提取信息,并进行检索和咨询的能力。
将超文本网络技术引人翻译教学,将大大拓展翻译教学的发展空间,其特有的网状链接方式和强大的搜索引擎功能,不仅能为教师和学生提供超出课堂和书本的广阔资源,还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利用网络工具辅助翻译的能力。
(一)有利于翻译能力培养
正如Kiraly所言,翻译能力在当今社会指一种“复杂、高度个体化、社会化的进程,有文化、认知以及直觉相互作用形成”,Csl,培养翻译能力应着眼于提高译者对翻译中涉及的因素的敏感程度,并使其学会运用适于自身的辅助工具。在超文本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译者的翻译能力不仅取决于他的语言水平,还取决于他使用翻译工具的能力,而目前最有效最强大的翻译工具无疑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是一种检索、报道和存储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工具,通常由检索软件、数据库、索引和过滤器组成。Cs7强大的搜索引擎为翻译学习者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使学生们可以迅速高效地检索和获取网上的专业信息。目前常用的搜索引擎主要有谷歌( google. com ) , AltaVista ( altavista.com)、百度( baidu. com) , Wisnut ( wisnut.com).Excite(www, excite. com)等。这些搜索引擎不仅能够帮助学生顺利查找到与翻译相关的背景资料,对于翻译专有名词和专业术语、检验译法的准确性、判断译文的规范性均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笔者曾经在课堂上选用美国《纽约时报》上的一则关于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的相关报道给学生作为翻译练习,该报道中涉及大量金融机构名称、金融专业术语以及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给学生翻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现以该文最后一段为例:
And now, major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ies like American Express, General Electric, Deutsche Bank and Allianz are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Now, analysts say, comes the real test. "The whole strategy behind the IPOs is not that these banks are perfectly reformed, but that they’ re good enough to be listed," said Stephen Green, senior economist at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这段话的语言表达并不难,也几乎没有任何生词,可是学生在刚开始翻译时却觉得无从下手,虽然手头有各种词典,却难以找到相关信息,后来笔者指导学生学习利用超文本网络技术,使用搜索引擎来辅助翻译。通过检索和查询,学生很快了解到上述金融机构的正确译名,并在不同的语境中体会了短语“jump on thebandwagon’,的真实含义,从而很快地完成翻译任务,顺利给出了译文:
现在,美国运通、通用电气、德意志银行、德国安联等主要金融服务公司纷纷顺应潮流,进军中国金融市场。分析家们认为,现在才是真正考验的时候。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指出,“首次公开发行背后的总策略并不在于这些银行漂亮地实现了改革,而在于这些银行业绩良好足以挂牌上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期翻译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犯了一个错误,即把“Stephen Green’,直接音译为“史蒂芬·格林”或“斯蒂芬·葛霖”,而没有想到对该译名进行进一步的查询和核实。但是,通过搜索引擎的检索,我们知道渣打银行的“Stephen Green"是一位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因为在中国工作的关系,他专门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王志浩”,国内的相关报道都一致采用该中文名字,而非他的英文名的音译。更为重要的是,在英国的金融界还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汇丰银行的全球总裁也叫“Stephen Green",他的中文名字一般翻译为“斯蒂芬·葛霖”。两个Green先生英文名字完全相同,两人的学习背景、工作经历和从事行业也极其相似,但其姓名的中文翻译却大不相同。如果不是借助搜索引擎,恐怕一般的学生甚至较为资深的译者都难以正确地翻译出本文中的“Green”先生的名字。 除了搜索引擎,基于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在线翻译词典、双语语料库等众多网络翻译工具都为翻译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进人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翻译教师在课堂上除了传授基本的翻译知识外,还要指导学生学习使用上述工具,才能够真正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提高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
(二)有利于教学资源更新
翻译课的教学资源一直是困扰翻译教师的一大难题。鉴于翻译课的特殊性质,传统的翻译教材所呈现出的线性文本模式使学生们打开课本就直接看到原文和译文,极大地制约了学生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和自主能动性,因此,几乎所有的翻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不得不抛开教材,另外搜集资料。而传统的资料搜集方式通常是由教师翻阅大量书籍,查找合适的双语对照语篇,再根据课程进度加以编排,应用于课堂教学。由于纸质文本的局限性,教师在教学资源搜集过程中,往往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却难以找到几篇题材新颖、内容恰当、难度相当的教学素材。超文本网络技术所具有的资源丰富新颖、内容更新及时的特点则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一弊端,改变传统翻译教学资源落后、教材陈旧的缺点。
在浩如烟海的超文本网络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双语文献资源,运用搜索引擎和双语语料库,教师能轻而易举地检索到大量的双语信息,特别是其中一些时效性强、内容新颖的双语资料,不仅可以有效地用于翻译训练,还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翻译兴趣,将这些信息用于辅助翻译教学,既更新了教学资源,又拓展教学思路、增强教学效果。
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当晚发表了著名的获胜感言“Change has come toAmerica",该演讲语言优美、难度相当,且蕴含了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是作为翻译训练的极好素材。我在第一时问搜集到相关的中英文语料,将其加以修改并配以奥巴马演讲时的视频,制作了多媒体课件,应用于翻译课堂教学,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而这样的资料即使在一年后恐怕也难以在纸质的翻译教材中找到。
时隔一年,奥巴马卜任后首次访华.于2009年11月16日在上海科技馆与中国青年对话,并发表了名为"Z see China’s future in you”的演讲,引起了中国学生的广泛关注。我同样将该演讲中的精彩部分作为教学资源,制作成多媒体课件,指导学生进行翻译,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这些演讲词的翻译训练使学生接触到了鲜活的翻译资料,体验了真实的翻译场景,不仅有效地训练了学生的翻译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使翻译教学真正做到了资源更新与时俱进,授课内容与社会发展同步。而这一切,无不归功于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强大力量。
(三)有利于理论教学拓展
目前,随着翻译研究的逐渐深人和翻译学科地位的不断提高,翻译理论开始被引人翻译教学。先进的翻译理论不仅可以指导学生进行翻译实践、理解翻泽现象、开展翻译批评,还可以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撰写翻译类毕业论文提供理论基础。因此,越来越多的翻译教材中开始引人翻译理论介绍,根据丛滋杭的分析和整理,我国翻译学者一直在努力尝试将先进的翻译学理论引人翻译教材。如陈宏薇的《汉英翻译教程》中“结合对比语言学、语用学、篇章分析学、文体学、文化学、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知识,讲述汉译英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方梦之的《翻译新论与实践》把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心理学和思维学放人教材;王宏印的《英汉翻译综合教程》吸收了现代语言学、心理学、文艺学、传播学和翻译学的最新成果;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以传播学的框架结构将各种内容归于其中;叶子南的《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着重培养译者的翻译观,通过对中西方译论的介绍,激发读者对翻译的深刻思考,并增加了对西方学者的翻译思想介绍。
上述翻译理论的引人,对于翻译教学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仅仅依靠某一本教材或介绍某一种理论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学生理论学习的要求,而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引人则迅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国际译联的会刊I3abe1杂志一直是翻译界的理论前沿,各种最新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总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该杂志上,然而在国内一般高校的图书馆却很难看到该杂志的踪影,而通过超文本网络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我们却可以迅速找到该杂志的出版社网址。登陆网址http;//www, benjamins. corn/c:gi-bin八_seriesview. cgi’} series=Babel就可以看到13abe1从1984年至2009年的所有文章的日录和摘要,并可以在线汀阅相关文章的全文,同时该网页还会提供某一期杂志的全文PDF版本作为样本供读者下载阅读,读者可以在线免费下载全文,非常方便。而如果想要查看加拿大的著名翻译研究期刊Meta,只需登陆页面 eru-dit. org/ en/revue/meta/,就可以在线订阅并下载1991至2009年的论文全文。同样,要了解英国著名翻译专家Mona Baker的翻译研究最新动态,我们只需要通过搜寻引擎就可以查到其个人主页,登陆monabaker. com网站就可以看到她出版的所有学术著作和她写的所有论文。通过搜索引擎,我们还可以轻易地查找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的代表人物、多元系统理论的倡导者之一Gideon Toury教授的个人网页 tau. ac. il/}-toury/。在该网页上,我们不仅可以查阅其代表著作的概要并在线订阅该著作,甚至能够直接看到其多篇著名论文的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