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西域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翻开人类古代文明史册，我们看到，西域文化处于中国中原文化之西、西方文化之东这样一个枢纽和交汇地带，西域以其宽阔的胸怀，广泛接受了东方文明的影响，经过长期的选择和消化，形成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西域文化。同时它又以极强的反作用力不断对东西文化施加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期间，西域音乐文化因其汇聚了众多民族文化、独特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更迭的宗教文化，加之“丝绸之路”的震荡和辐射，使其在东西方音乐文化碰撞、交融、耗散、整合的背景上，成为东西方音乐文化交融的范本，在整体上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的文化特征，形成西域音乐交流史中最动人的乐章。限于篇幅，本人主要论及西域音乐文化的东渐。

西域音乐文化东渐中原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音乐不断涌入中原，如汉乐府中著名的“横吹曲”即出自西域。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座、胡饭、胡箜篌、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胡化”之风成为时尚。西域的龟兹乐等纷纷流入中原。到五帝时，西域乐舞已正式归入汉宫廷乐舞机构“大思乐”中传习。至隋，已有“西国龟兹”、“齐国龟兹”、“土龟兹”三种龟兹乐舞流行长安，风靡朝野。到了唐代，西域乐舞在中原达到极盛时期，唐代燕乐在隋九部乐基础上增加了《高昌乐》。定为十部，西域乐舞竟达十之有七的比例。其中包括《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疏勒乐》等，以及以西域乐舞为中介的《天竺乐》。关于此，日本著名史家林谦三在《隋唐燕乐调研究》中曾作出如下结论：“唐代燕乐诸调，除开清商一部外，大抵是用着龟兹乐派生出来的东西。”“以龟兹乐调为唐燕乐的原型或母胎绝不会是不妥当的。”与此同时，许多西域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舞蹈家也源源不断到中原，有效的传播了西域音乐文化。如著名龟兹音乐家白明达，疏勒琵琶演奏家裴兴奴，舞蹈家裴承恩，歌唱家裴大娘，于阒音乐家尉迟青、尉迟章，康国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曹婆罗门、曹僧奴、曹妙达、曹善才、曹刚，安国演奏家安万善，米国歌唱家米嘉荣等。到唐开元、天宝年间，西域乐舞对中原文化的补充和滋养，使其乐舞艺术达到了鼎盛阶段。同时，西域乐理、乐制、乐谱和乐器也传到中原，对汉民族音乐文化产生了革故鼎新的深刻影响。为进一步论述这个问题，我们以《十二木卡姆》为例说明。

维吾尔古典音乐经典《十二木卡姆》是15世纪叶尔羌王朝经王妃阿曼尼沙汗将西域各地民间的“木卡姆”音乐收集、整理并加以规范和系统化，使其成为西域维吾尔民族古典音乐的集大成者。在这以前，木卡姆音乐已经对中原唐宋大曲产生着重要影响。如唐代的大曲大多沿用西域木卡姆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从西汉至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原的大曲，主要是由艳、曲、乱组成的大型歌舞套曲。这种形式与现今新疆莎车和喀什木卡姆中的第一部分琼乃额曼(又称大曲)相同，它由散序、歌曲及歌舞曲组成。作品有《秦王破阵乐》和《春莺啭》等；二是由散序、中序、破组成的大曲，在形式上与哈密木卡姆相同，作品有《武媚娘》、《上元乐》等；三是一种在汉文史籍中未曾记载的多变性多段联想(唐时也称大曲)作品有《苏罗密》、《移都师》等。又如宋词曲调《瑞鹧鸪》，对其音乐形态及特点进行分析，可看出它明显具有西域木卡姆音乐影响的痕迹。《瑞鹧鸪》的旋律大体有56712345结合而成，其中57124处于骨干位置，乐曲以七位结音，这种乐调在现代汉民族的传统音乐中很难见到，而在维吾尔族大型古典套曲《十二木卡姆》中却可觅见踪影。如在第十套“纳瓦木卡姆”的“散板序唱”和“第三达斯坦”中，都可以看到与《瑞鹧鸪》曲调的主音和结音中非常相似的情况。与汉民族传统音乐相比，《瑞鹧鸪》的旋律中各相邻乐音之间的音程联系关系有许多不同。除了大多数汉民族传统音乐中常见的大二度和小三度构成的纯4度音列，即571的旋律和减5度的音乐连接(74)旋律非常具有个性特色。另外，在《瑞鹧鸪》的旋律中，出现了极多的弱拍起句和切分形式等。以上这些在木卡姆的故乡――新疆南部维吾尔民族传统音乐中屡见不鲜。据专家考证，宋词曲调《瑞鹧鸪》也源自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大曲《舞春风》，而该大曲又是源于西域传人中原的龟兹大曲。综上所述的音乐相似之处便豁然而解了。

综上所述。西域音乐文化东渐中原，尤其至隋唐时期造成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上空前繁荣的辉煌局面。这由当时中原王朝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兼收并蓄的开放文化思想所致，也有繁荣稳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统治者的个人喜爱，游宴音乐之风尚等原因，更有中原与西域诸民族之间在精神和文化上的相通性(不像与西方文化的差别那么悬殊)，从而导致西域中原双方在文化艺术上相融互补，共同提高，乃至达到相互交流的境界。西域乐舞风靡中原，大大丰富了以大唐为代表的善于博采众长的汉民族音乐文化体系。同样，中原文化以恢宏的气度接纳西域文化的同时，也以巨大的辐射力向西域输出它的文化精神、资源与产品，给西域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增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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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骞；西域；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贡献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092-02

张骞通西域，乃中华民族的壮举之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他是中国历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打开国门、从外国引进大量物种的科学家，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个方面都是有着巨大的贡献的。其中陶瓷文化交流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就称之为张骞在崇山峻中开辟出一条“陶瓷之路”！

一、张骞出使西域开通的“陶瓷之路”

今天，如果我们乘飞机西行，无论是去西亚、印度，还是欧洲，十分便利。然而，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民们在西行时，不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都要花费不知多少倍的时间，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与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们的祖先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开通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及海上通道，这就是除著名的“丝绸之路”之外的“陶瓷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和几个随从一路上经过了几个中亚国家，听到了张骞的描述，这些国家的国王们被东方的地大物博所吸引，更为东方的丝绸、瓷器等手工艺品所倾倒。他们都表示很乐意与汉朝通商。

张骞出使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中外商人不怕长途跋涉和艰难险阻，“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和改善的。“陶瓷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那个时代的世界，只有中国能够用陶瓷这种独特艺术文化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陶瓷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陶瓷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了一个名字——　“陶瓷之路”。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船舶可到马来半岛、印度、斯里兰卡。“陶瓷之路”的基本走向是随同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陶瓷之路的基本干道。除了陆上陶瓷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陶瓷之路”。

在世界各地出土和保存的中国陶瓷器，主要有唐代越窑、长沙窑、青瓷、三彩陶器；宋代江西、福建、浙江、广东的青白瓷、青瓷、黑釉瓷；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和彩瓷等。这些新资料，充分反映了“陶瓷之路”四通八达和陶瓷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是汉人第一次到达中亚各国，打通了汉朝直接通往中亚的道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汉朝和中亚各国的直接联系，双方使者往来不断，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张骞所在的汉代陶瓷艺术风格及陶瓷发展情况

秦汉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各地发现的秦汉时期的陶俑，如西安的兵马俑，以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逼真的神态，深刻地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体现了我国雕塑艺术现实主义传统久远和雕塑艺术的高度发展。陶制建筑材料的生产，无论是制品质量和花色品种，还是生产规模和烧造技术，都比战国时期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扩大，在当时的陶业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低温铅陶釉的发明，是汉代陶瓷工艺的又一重大成就，它的应用和推广，为后来各种不同色调低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盛，更由于两汉近四百年的政治统一和文化的积累，制陶手工业表现了卓越的创造性。终于在东汉中、晚期，原始瓷发展为瓷器，取得了我国陶瓷生产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完成了陶瓷工艺的一大飞跃。

西汉早期陶俑，塑造技艺高超，风格多彩多姿。汉出陶俑的塑造，在继承秦俑传统的同时，又吸收了战国以来楚地木俑的制作方法。汉代陶瓷雕塑，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西汉中后期，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塑造人物注重总的精神，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

三、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响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都没有达到最初预定的目的，但其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出他的直接使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经过我国新疆地区到达西亚的交通要道，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张骞通西域的意义，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人民的地理视野，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同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玉器、陶瓷等传入西方，而西域的物产如葡萄、胡桃、石榴、大蒜等以及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鸵鸟等相继传入中国，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骞出使西域对当时各方面之影响：

1.　经济方面：中过之丝绸、漆器、铁器等大量远销西方；西域之马匹、宝石、香料、胡爪、葡萄等亦输入中国，令中西贸易得以拓展。

2.　艺术方面：罗马、波斯、印度及西域等地之音乐、睢刻、建筑、绘画等艺术相继东传，影响中国艺术的发展。

3.　宗教方面：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西域僧人等相继东来，翻译佛经，加速佛教的传播。

4.　交通方面：中交使节和商队络绎不绝。开辟了西域道。

5.　政治方面：奠定汉经营西域基础，汉朝印綬。

我在此主要阐述一下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响。所谓的影响更重要的就是，他的贡献对后来中国陶瓷文化对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地区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相互影响。如：对朝韩、日本、东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陶瓷生产的影响，而国外的独特工艺也使得中国陶瓷得到进一步发展，使陶瓷文化走向世界。

《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这本书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以陶瓷这种中国特有的商品向周边国家地区和西亚北非输出的概貌，并论述了这种贸易对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影响；作者最后还得出了古代中国曾经在经济和文化上对西域产生的巨大影响的结论。

中国陶瓷对世界文化艺术有着促进作用。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各国人民保持不同的风俗习惯，精美的中国陶瓷是巫术上的高级供品，东南亚居民认为漂亮的陶瓷可以媚神，清脆的声音可以通神，中国的陶瓷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陶瓷艺术创造了适应人类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品，具有工艺美术独立、完整的文化特质，方便、美化人类的生活。从历史的时间跨度和分布的地域跨度来看，陶瓷艺术的历史较之其他工艺美术就显得更为久远、丰厚。因此，陶瓷产品也更容易受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陶瓷艺术风格。中国是陶瓷之国，“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对世界的陶瓷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陶瓷对世界陶瓷的生产有着推动作用。中国越窑、龙泉窑青瓷，刑窑、定窑、德化白瓷，景德镇窑青白瓷、青花瓷、彩瓷，建阳、吉州窑黑瓷，对朝鲜、日本、越南、泰国、伊朗、土耳其、埃及、意大利、荷兰、法国、德国、英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的陶瓷被视为神秘的工艺品，引起了海外诸国的共同探索和效仿。由东亚到西亚，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又经欧洲传入美洲，在世界各国开花结果。

随着中国陶瓷销往世界各地，各国文化相互影响，陶瓷本身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仅是中国陶瓷文化传入国外，同样我国也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相关的艺术文化，其中国外颜料和工艺对中国陶瓷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及国外宗教与中国陶瓷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等等，这些在詹嘉所著的《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此外，我还认为，研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必须从其时代、地域、民族、宗教和生活习尚诸方面去全面考察、分析陶瓷历史，研究陶瓷的证据，不只是陶瓷本身，证据来自不同的类型和途径，关键在人的勤奋博学与合作精神——理解陶瓷历史。只有通过现在才能正确地重构早已逝去的历史。并对古代工艺技术作出真正的科学评价——接近陶瓷的真正历史。我国古代，陶瓷曾通过著名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走向世界。当代，世界陶瓷技术的发展水平早已把我们抛在后边。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振兴，中国陶瓷正在重新走向世界，有信心重振陶瓷的历史雄风。

本文试图从张骞出使西域的贡献中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　出发，作一阐述。因为本人理论水平有限，容后再对这一点作更详细、更深层次阐释吧。文中有不当之处请专家指正。

参考文献：

[1]詹嘉著.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2][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3]周世荣，魏止戈著．海外珍瓷与海底瓷都.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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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西方；设计文化；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J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144-01

一、关于概念的界定

首先要明确一下概念的界定，“中”指的是中国，“西”指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欧洲。

《中华文化史》对文化的解释为：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都属于广义的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而设计就是把自然“人化”的过程，但设计又不是全部文化，它与其他文化要素相互影响，设计文化就是通过设计的现象来剖析与其相关的文化生态，从而更深刻的理解设计的本质。

“文化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变量。山脉、海洋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民族的居住地、环境、先前的社会观念、现实生活中流行的新观念，以及社会、社区的特殊发展趋势等等，都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场合和情境”。因此，设计文化必须适应环境，这里的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设计文化，所以各国各民族的设计文化才会如此丰富多彩。

二、中西方设计文化的交流及各自特点

古代历史上的广泛文化交流和近代的殖民扩张使得西方国家在设计文化上具有多元杂糅的基因以及广为吸纳的个性。

以古希腊为典型的海洋文化，希腊文化从地中海吸收西亚、北非的传统文化，也通过地中海把希腊文化向东西方传播，形成希腊文化多中心和向外扩展的特征。崎岖的山脉、天然的港湾和海岛使得古希腊人着眼于海洋与寻求出路。这种海洋文化滋生出的是开放型社会的设计，所谓开放型社会就是指自身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局限，但对外贸易和交往却十分便利，与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频繁，形成多元化的文化特征，因此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设计文化具有多元杂糅的基因。例如，米诺斯王宫的建筑和壁画人物的“正面律”，与埃及艺术有关系。迈锡尼“蜂巢式”陵墓建筑也有对埃及人技术的模仿。古罗马爱特鲁里亚拱券建筑也是从西亚人那里学来的，成为罗马建筑最具特色的部分，而罗马帝国的扩张对于欧洲文明的交流、传播以及不同文明的融合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罗马文明深受希腊文明的影响，在罗马帝国向四面扩张的同时，“把希腊的思想和风格带到地中海世界的西半部。而罗马向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北进，又将地中海的城市文化带入到仍处于铁器时代的地区”，所以，罗马被称为“沟通东西方伟大历史桥梁的建筑者”。

中国则为大陆文化，这种文化趋向于内敛和保守。其所对应的是封闭型社会的设计，即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较少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社会，因缺乏促进变革的刺激因素，社会发展相对迟缓，设计的进步也受到局限，其设计文化的独创性也较为有限，文化传统也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与传统风俗和生活习惯相关的设计不会轻易改变，但作为封闭型社会代表的古代中国，其设计文化又具有善于吸收融合的个性，这是因为在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外来文化的进入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最终只能被吸入融合到本地文化中，设计也是如此。西域传来的许多新鲜事物一度使隋唐的社会风貌发生变化，诸如胡服、胡食、胡舞、胡式器皿等等。经过一段对西域文化的模仿后，许多外来因素渐渐被吸收到中华文化中，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以佛教为例，佛像从高鼻大眼的“犍陀罗式”演化为中国人的样子；中国佛塔则是汉代的望楼和“@堵坡”的融合。

从近代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受到巨大的冲击，而现代化的社会进程又必然要削弱传统文化，这是文化转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但是传统文化的削弱并不等于消亡，中国文化的深厚基础更不会因为现代化而退出历史舞台，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现代生活并存、发扬，在变化中保持本体特征，随着民俗活动升温而重现新貌，同时，设计风格的多样性也为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舞台。

三、结语

设计文化，始终体现的是人的造物活动与自然界相和谐的创造性文化。民族文化的高度融合，使得大家会质疑甚至否定传统的认识观念，以至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变得薄弱，但对于设计，广义来看，文化几乎是它存在的理由，所以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中西方设计文化的关系必将经历一个从受西方思想束缚到提出对立和挑战，再到中西文化渗透融合的历程。从这个角度理解设计文化的延伸和融合，设计文化必须从对现状的批判中展望自己的历史方向。设计文化的融合形式也将会拥有一个内在的否定到肯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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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美术表现形式观测克孜尔石窟对文化的影响

克孜尔石窟在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建筑形制、壁画、塑像三者结合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感染力，也就是说，石窟是建筑、绘画、雕塑的综合表现形式，通过这种形式直指观者内心。从建筑形制上来说，克孜尔石窟主要由中心柱窟、方形窟、大像窟、僧房窟、杂房窟。其中，中心柱窟是龟兹佛教美术的主要展示场所,有本生和因缘故事绘于券顶两侧,多是选取故事中较典型或精彩的一个情节绘在一个菱格中,形成菱格式构图，具有较强装饰性。僧房窟是克孜尔石窟有别于其他著名石窟的特别之处，不仅因其构造上先有走廊再有房间这一特别之处，也正因僧房窟的存在成为鉴定克孜尔石窟年代早于其他几大石窟的重要依据。

从壁画内容题材上看主要以佛传教化说法、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为主，这三种占据克孜尔石窟的85%，其中本生故事数量十分巨大，相当于敦煌、麦积山、云冈三个石窟的总和还多一倍。以小乘佛教思想观念渗入的石窟壁画在总体布局上将尊位和礼佛顺序作为其分布的基本规律，这种方法对佛法的传布和满足信徒对信仰顶礼膜拜的心理需求也有极大的影响；此外还有涅槃题材、兜率天宫说题材。壁画刻画所用手法为当时西域十分流行的“凹凸画法”，张僧繇在《建康实录》中记载：“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记。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可见这种技法天竺传入西域，平涂为主而后局部加以晕染展现舞者婀娜的舞姿，又着朱青绿三色，结合“铁线描”式的轮廓勾勒，使画面明暗相映，富于层次，立体感很强。这种在当地自成体系的绘法，后传入中原，成为中原美术领域一个重要的绘画技法。

早期壁画及塑像中佛陀造型具有典型的犍陀罗风格，从中可以看出是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又有当时龟兹的文化体现，具有明显的异域特征。犍陀罗艺术对研究克孜尔早期石窟具有重要意义，龟兹地处中亚交通要地，因此多种文化的碰撞必然使其造像艺术具有独特的价值，佛传像对女性体态丰盈婀娜的描绘仿若略带，虽与传统犍陀罗的服饰不同，却体现出以印度传统艺术方式来描述生动人物形象的龟兹艺术的发展。总体而言，克孜尔石窟反应了小乘佛教石窟艺术的辉煌，同时反映对于敦煌石窟发展的影响及佛教如何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与本土文化、宗教、艺术相融合。克孜尔石窟作为艺术与宗教的双重载体，凝聚社会生活和佛教思想双层寓意。

二、佛教文化对克孜尔石窟乐舞形象影响

克孜尔石窟的佛教文化对音乐舞蹈艺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石窟中乐舞形象以飞天、伎乐菩萨、天宫伎乐、力士、金刚等为主，它反映的已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乐舞生活，体现了佛教思想中理想的形象内涵。通常所指的乐舞是界定在情感的范畴，以抒胸臆展现内在本质和价值意义的形象。换言之，乐舞是感致于心，闻起于音，动之为舞，由此愚人耳目，使之陶醉，沉迷享受。正如南北朝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佛教正是通过乐舞生动的形象向百姓和僧侣传达出其思想精神上的寓意，因此传统观念中认识的这种不受理性控制的舞蹈在佛教中并非具有正面意义，理性态度与批判精神是佛教所提倡的，也就产生了壁画中非同于凡俗五欲所表现的令人沉迷的歌舞景象，这种须臾幻灭的舞蹈无疑是龟兹艺术的特色，也是佛教通过乐舞的形式传递的世界观内容。

在壁画的背景映衬下，乐舞形象的佛教思想不仅可以凸显出来，而且在壁画中，乐器的种类及其演奏方法被记录下来，并且融贯中西形成独创的演奏方法，如龟兹地区的五弦琴等乐器，让我们可以领略到古代佛教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新疆地区悠远的历史文化。龟兹石窟对于舞蹈形象的描绘影响了后来敦煌石窟壁画以及敦煌舞种的研究和发展，库木吐拉窟第十六窟的飞天形象堪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相媲美。佛经故事与乐舞的结合成为寄托人们思想意趣的创作载体，它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使每个观者都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形成表达宗教与现实相互依存，互为反应，历史生活与石窟艺术相结合的新的艺术形式，给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三、克孜尔石窟对于文学的影响

克孜尔石窟也是龟兹文学与佛教结合发展的反应，在这里发现诸多佛教剧本，如德国勒柯克窃走的《舍利弗剧》以及焉者文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都反映了佛教戏剧和讲唱文学的历史情况，《弥勒会见记》的发现成为震惊世界佛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它是我国少数民族第一本戏剧，揭开龟兹地区佛教文化发展程度的神秘面纱。剧本的写作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可见当时龟兹地区佛教文化在当地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龟兹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佛教文学也是人们理解石窟人物形象的精神意趣的关键所在。佛教思想对主客体、身心与尘世的意义及其关系的认识以文学的形式记录并传承，因此克孜尔石窟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佛教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及演变。属于西域佛教文化圈的克孜尔石窟以小乘佛教为主兼有大乘佛教，它的发展历经初创期、发展期、繁盛期、衰落期，在发展和繁荣期，思想内容主要是“唯礼释迦”，因此绘制了大量的本生壁画用以诠释佛教三学，即“戒、定、慧”。人物形象表现出佛教所传达的“五蕴皆空”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世间万物固然有却自性本空，事物是现象的体现，而现象则因各种因果和条件等决定，因此万事万物皆不是永恒不变的。

在龟兹石窟的经文中，我们通过故事和传达的意蕴也不难看出这种源思想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加诸“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境”色声香味触法，此两者相融合就很好的体现了佛教中对于空的理解，也就是说五蕴皆空的思想即为“本无自性的性空之相”的思想的传递，因此理解对于佛教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就此文化的理解也是十分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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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人类的特殊进化是指人类在同一进化过程中呈现不同体质特点，在同一体质特点下又呈现不同年代和地点特点。汉语和英语也不例外，具体从动物习语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有许多含有动物名称的习语中，这些动物在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中的“命运”可是不一样的。

(一)同一动物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联想意义不同

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要谈到的就是文化背景的差异。具体到动物习语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很多生动、形象且寓意深刻的动物习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天天在说，但是在和外国人交流以及在学习翻译的过程中，很多动物习语是不能直译的。例如，我们在形容做一件事同时达到两个目的时，汉语中我们常说“一箭双雕”，而英语用“一石二鸟”;再如，我们形容十分紧张、急迫时，汉语通常的表达是“热锅上的蚂蚁”，而英语用“热砖上的猫”;又比如，比喻做事情方法不得当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汉语中我们常“缘木求鱼”，而英语中则用“鸡窝里找兔子”。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以下几个常见的例子:虎落平阳被犬欺:Haremaypulldeadlionsbythebeard露马脚:Letthecatoutofthebag杀鸡取卵:Killthegoosethatlaysgoldeneggs

(二)风俗习惯导致英语中一些用以“物”喻人的习语

风俗是指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的总和。许多习语的产生也受到当地风俗文化的影响，他们对相同动物的态度和情感也各有不同。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中西方家庭对待狗的态度。英语文化里，狗被看作人类最好的朋友，狗是宠物甚至被当作家庭的一员。因此，在英语中有很多与狗有关的习语都是褒义的，很多与幸运、忠诚相关，例如:“helpadogoverastill”:助人渡过难关“Heisaluckydog”:他是幸运儿“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Everydoghashis/itsday”:凡人皆有得意日在我们国家古代，狗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很低，因此久而久之，狗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就形成了贬义，常与卑微、恶劣等意思联系在一起，例如:和西方的忠诚之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有“狐朋狗友”、“狼心狗肺”、“狗眼看人低”等等。因为中西方对狗的态度是存在很大差异的，那么我们在翻译与狗相关的这些习语时，就不能直接用英语中对等的词“dog”。

(三)传说与典故的影响因素

在中国古代有一些习语，比如“守株待兔”、“叶公好龙”、“画龙点睛”等是根据民间传说或者典故形成的。这里就涉及一个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的动物“龙”。龙作为一个传说，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了。自古人们就对龙崇拜到了极致，比如，在君主时代，龙被誉为神的化身，成为汉族人民的图腾;龙更是被历朝历代的帝王赋予了皇权，这些“真龙天子”的衣食住行用都有龙的标记，也只有帝王才可以用龙。如今的我们虽然没有帝王的统治，但是“龙”依旧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比如，每个中国人都称自己是“龙的传人”，而且受到几千年的民俗风情的影响，“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被人们看作吉祥、和平的象征，比如:端午节赛龙舟，节庆时舞龙舞狮等等。此外，关于龙的成语也有许多，都是寓意美好的褒义词，如:龙腾虎跃、龙凤呈祥、望子成龙、龙马精神等。然而在西方，龙是最为邪恶的象征，被称为邪恶之王。在西方电影中，龙通常是财宝的看护者，能够打败龙的人被称为是屠龙勇士。

(四)因素

宗教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人们意识中的歪曲虚幻的现象。简单来说，宗教就是人们的一种信仰，也是精神上的支柱，反映了人们的尊崇和忌讳，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比如，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我们国家佛教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也是在我们国家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那么与佛教相关的习语也有很多，比如:“不看僧面看佛面”、“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然而，在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美国家，基督教作为大多数人的信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与生活。信仰基督教的人们认为上帝可以帮助大家实现愿望，所以有很多英语习语是与上帝有关的，如“Godblessyou．”，“Godhelpthosepeoplewhohelpthemselves．”(上帝保佑你)。我们在看英语国家电影时也经常出现“Mygod!”，可见God与我们平时感叹时所说的“我的天啊!”类似。另外，在宗教和神话中某些神化了动物被认为是动物崇拜，比如:我们中国的貔貅、饕餮、麒麟、瑞兽等等，这些人们臆造出的神兽，现在仍被人们所推崇;而在希腊神话中很多神灵是半兽半人，比如命运女神的形象是人身鸟翼。另外，在宗教和神话中某些动物被认为是专门用来祭祀或象征某些神灵的。例如:我们熟悉的断臂女神维纳斯，Thedove，theswanandthethesparrowsymbolizeVenuswhicharesa-credtoVenus．(鸽子，天鹅和麻雀既是象征爱和美的女神维纳斯，也是用来祭祀爱和美的女神维纳斯的)。

二、结语

篇6

民族精神在历时性的特质上，往往与粘连在一起，构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指导着该民族的生活、思维方式，支撑着该民族不断进取，引导着该民族的精神追求。

西北地区是中华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文明主要在这里形成并传播、蔓延。汉唐时期，这一文明达到了极盛，成为同时期最为发达的世界文明之一。西北地区又是多民族的聚居区，先后有数十个民族在这里消长。各民族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繁衍，共同发展，共同创造和构架了这一地区独特的文化胸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汉唐雄风”，就是这一文化的显著特征。她不仅仅表现的是昂扬进取、拓展疆域，更为深层的是，她打通了中国与西方的隔绝，建立了跨越时空的长期交流，以无畏的胸怀，包容和吸收了各种文化，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时至今日，西北地区仍然是我国民族聚居最多和最集中的地区，各民族文化差异之大，犹如高山流水，各有异趣。然而，在长期的生活中，这里的各民族相互依存，与时俱进，共求发展，更加体现出多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与和谐。

古代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民族的产生和形成，其精神生活必然伴随着的初级形态――原始宗教；民族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则往往选择的高级形态――人为的系统宗教。生活在西北地区的各民族，在的选择上，体现了这一特点。秦汉以前，包括汉族在内的西北各民族或信仰原始宗教，或信奉萨满教；秦汉之时，人为的系统宗教――发祥于古代印度的佛教率先传人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上的每一个城镇，都留下了佛教传播者的足迹。各民族的热切期盼和精神需求，使得佛教迅速成为西北各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佛教在支撑和丰富各民族的精神生活、提升理想境界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三大思想文化(另外两大思想为儒、道)支柱之一。南北朝时，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祆(xian)教传人中国，西北是祆教流传的主要地区。西域不少民族如高昌、龟兹等信仰祆教。唐代祆教随入长安的昭武九姓的粟特商人或外交官员涌入中原，长安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会节坊、崇化坊等均建有祆祠。愉悦祆教神灵的歌舞戏缤纷多彩，胡旋舞、胡腾舞、柘支舞、悖奴儿舞、泼胡乞寒戏(浑脱舞)、拓壁舞、儿郎伟等深受长安朝野、士庶喜爱，并影响着唐以后的文化艺术生活。唐武后时，经吐火罗传人了源自波斯的另一宗教摩尼教。摩尼教对中国的影响多在深层，元明时期流行于民间的明教即是其变种。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二的基督教的一派聂斯脱利派(后称景教)于唐贞观年间传人中国，受到唐太宗、玄宗的重视，太宗诏命于长安义宁坊建寺(教堂)，以传教旨。故长安景教信徒多聚集于义宁坊一带。高宗则尊景教传播者“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令各州建寺。伊斯兰教于隋唐之际随着大食军队的侵略扩张而进入中亚和新疆地区，其后又随商队进人中原。经元明时期的不断渗透，一些原来信仰佛教或摩尼教的民族如突厥系的维吾尔、柯尔克兹，蒙古系的哈萨克等族，渐次放弃原有信仰而改信伊斯兰教，这使得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成为主要宗教，深刻地影响着西北地区各民族的精神生活。可以说，西北地区的民族最多，信仰的宗教也最多。民族、宗教、区域宗教、世界宗教在这里曾传播、发展、演变。有的消亡了(如祆教)，有的融入到了其他宗教(如摩尼教、景教)，有的渐趋中国本土化(如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有的则相对保持住了自己的宗教传统(伊斯兰教)。不管这些宗教变化如何复杂，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他们都对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建设做出过不同的贡献。西北民族宗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从历时性上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它的历久不衰、顽强抗争的生命意识，它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它的心存高远、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篇7

【关键词】变文；都；语法化；主观化

在敦煌石室里发现的唐五代的俗文学写卷，称之为“变文”。变文产生的时期属于中古汉语时期，这一阶段的汉语语法不断演变发展，有的语法现象逐渐稳定下来，使用至今，如代词的使用等；有的处于继续演变的过程中，如“都”的语法化与主观化。变文在语言上的特点就是更接近当时的口语，是研究唐五代语言以及中古汉语史的宝贵材料。本文拟以变文中含有“都”字的语句为材料，分析变文里“都”的使用情况。例句全部来自王重民，王庆菽等合编的《敦煌变文集》和潘重规编撰的《敦煌变文集新书》，下文不再标注例句来源。

吕叔湘（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里将副词“都”分为三个义项：（1）表示总括全部。除问话以外，所总括的对象必须放在“都”前。也可以说“全部”，总括的意思更明显；（2）甚至。“都”轻读；（3）已经。句末常用“了”。这就是所谓的表示范围副词的“都1”，表示语气的“都2”，表示时间的“都3”。

变文里的“都”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词“都”，表示城邑，以及由城邑演变出来的“总计”义；一类是副词“都”。副词“都”又可再分为表示总括范围的“都1”，表示强调语气的“都2”，含有“都2”的句子往往带有说话人的主观性。

一、实词“都”及其演变过程

“都”是一个形声字。《说文解字・邑部》：“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其本义当是“有先君宗庙的城邑”。例如：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都”进一步引申为首都、大都市，民众聚集之处。后来，“都”又用作动词，开始有聚集义，所以《广雅・释诂三》解释为：“都，聚也。”例如：

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管子・水地》）

集聚的意思，也就意味着“总起来”，因此“都”很自然地获得了“总，总共”的动词义。《汉书・西域传》：“都护之起，自吉置矣。”颜师古注：“都犹总也，言总护南北之道。”

在变文里，“都”表示实词义的句子有不少，分别举例如下：

（一）用作名词的“都”，表示“都邑，集市”的意思

（1）白庄曰：交我将你，况甚处卖得你？远公曰：若要卖贱奴之时，但将往东[都]卖得。白庄闻语，懔然大怒：这下等，心里不改间无。

（2）子胥问船人曰：吴国如何可投得？船人曰：子至吴国，入于[都]市，泥涂其面，披发獐狂，东西驰走，大哭三声。子胥曰：此法幸愿解之。

（二）用作动词的“都”，表示“总共，共计”的意思

（3）香饭琼浆[都]一钵，愿母今朝吃一匙

（4）又汉者名一切恶不善济（法）。才升果位。计数即尘沙莫及，[都]标即二万八千。

“总括”义的动词“都”字使用时通常含有对涉及对象进行总括的意义，如例（3），总括香饭与琼浆。由于“总括”义的动词“都”一般位于动词之前，且含有对涉及对象进行总括的意义，这一特殊的句法位置和词法意义，使“总括”义的“都”由动词虚化为副词。

二、虚词“都”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知道副词“都”的形成，在句法上是由于紧邻句法环境的作用，在语义上则是由于词义的泛化――“都”的具体词义的进一步抽象化和扩大化，以及部分实义义素的脱落和适用范围的扩大――而形成的。

根据目前搜集到的语料，“都”出现在否定句里的频率比较高，而否定句是“都”主观化的原因之一。因为比起肯定式来，否定式更能体现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否定结构通常就是信息焦点所在，也是表述重点所在，所以主观化最有可能发生在否定结构前面。但并不是变文里所有的否定句里的“都”均表示主观强调义，有的还是表示范围的副词，只是前面的NP部分被省略或隐含了。

（一）表示范围的副词“都1”

（1）遂骂燕子：你甚顽愚，些些小事，何得纷纭！直欲危他性命，作得如许不仁。两个[都]无所识，宜吾不以同群。

（2）大王见太子愁不乐，更添百般细乐，万种音声，令遣宫内，为欢太子，太子[都]不入耳，再处分车匿，来晨被朱鬃白马，却往南门观看。

（3）大业鸿名[都]未成，衣单难可说。

（4）监官遂唤童子问曰：“何故不听打鼓？”童子答曰：“某乙此鼓切不可打，若打者必有不祥之事。”问曰：“有何不祥？”答曰：“若打一下，诸坊布鼓自鸣；若打两下，江河腾沸；若打三下，天地昏暗。”於是打其三声，天地昏暗，[都]无所见。太子遂乃潜身走出城外。

（5）太子见已，莫辩圣凡，令遣画匿问之，此者是何人也？画匿奉命，直见老翁，是何人在此而立？数伴叫问，[都]没应挨，推筑再三，方始回答。

（6）罗卜三周礼毕，遂即投佛出家，丞（承）宿习因，闻法证〔得阿罗〕汉果，即以道眼访觅慈亲，六道生死，[都]不见母。目连从〔定起含〕悲，谘白世尊，「慈母何方受于快乐？

（7）仆射乃于大中十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不经旬日中间，即至纳职城。贼等不虞汉兵忽到，[都]无准备之心。

以上例句，“都”均对所指称的对象进行量化，是范围副词。

例（1）中，“都”指向前面的NP部分，总括“两个”；例（2）中的“都”总括前面部分“百般细乐，万种音声”；例（3）“都”总括“大业”与“鸿名”；例（1）到例（3）里的“都”，其前都有指向对象，例（4）到例（7）句子里的“都”，前面没有出现NP部分，但是可以根据上下文补充出来。例（4）可以补全“天地都无所见”；例（5）补全为“老翁都没应挨”；例（6）补全为“目连六道生死都不见母”；例（7）补全为“贼等都无准备之心”。

在否定句，当量化对象NP出现于“都”前时，尽管“都”有时也会呈现出一定的主观情态义，但还属于范围副词。随着否定句中量化对象NP频繁地隐含于深层，“都”的全称量化功能就开始逐渐退化，而主观性情态功能则相应地得到了加强，于是加强否定的语气副词“都”也就渐渐形成了，尽管在开始阶段，这些“都”还多少带有一点全称量化义的痕迹。

（二）表示语气的副词“都2”

（8）汝母在生之日，[都]无一片善心，终朝杀害生灵，每日期（欺）凌三宝。自作自受，非天与人。今既堕在阿鼻受苦，何时得出。

例（8）中“都”既可以前指“汝母”，也可以前指“在生之日”，造成歧义。根据对该文的理解，我们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即“活着的所有日子里都没有一片善心”，但是该句的“都”开始出现了表示主观化的语气，含有一种批评指责的语义在里面。

下面的例句里“都”已经变为表示强调的副词，不再表示范围。

（9）太子吟咏已了，更乃愁忧，嗟叹我辈凡夫，如何免得此事。闷心数四，忧苦再三，即便还宫，[都]无喜色。

（10）老人道：吾今桑榆已逼，钟漏将穷。眼暗[都]不识人，耳聋不闻音响。

（11）其时张令妻入，正拜堂次，使者高声作色：咄！这府君！因何取他生人妇为妻，太使极怒，令我取你头来！[都]不容岳神分疏，拔剑上殿，便拟斩岳神。岳神见使者上殿，忙惧不已，莫知为计，劣时便走。

（12）神人每至三更，取内人来于观内寝，恰至天明，却送归宫。日来月往，已经半年，美人昏似醉，[都]不觉知。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除了例（10）中的“都”前有可以指向的NP，其他例句“都”前均无NP，但可以根据上下文补出来。而且“都”前的NP部分不再是双项NP，更多的是单项NP。“都”表示总括时，量化的对象总是大于或等于二的，但在表示强调语气时，量化的对象，就目前搜集的语料来看，都是单项式的。显然，这里的“都”表示量化的程度很低了，主要是用来表示说话人的一种语气。

引起“都”主观化的触发机制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说话人在表达一个客观现象时，一般总会带有一定的主观评价。这种主观性通常是包含在客观表述里的，但是，当说话人为了凸出或强调某种情感，或者为了满足某种语用需要时，其隐含的主观性因素就会被突现出来。所以，“都”表示主观性的隐含用法就在这样的句式里逐渐凸显出来了。

总之，导致“都”主观化的动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从句法形式看，那就是NP的省略或隐含，从表达功用看，那就是主观性的加强――说话人在进行否定性量化时，总会或多或少地带上自己的主观评价色彩，于是，随着否定句中量化对象的缺失，语气副词“都”就在否定词语前正式形成了。

加强语气的主观化“都”一旦形成后，并不一定非得用在否定结构前。事实上，在一些NP隐含的句子中，非否定结构前的“都”也可以表示主观情态。根据后来出现的语料，语气副词“都”可以出现在陈述句中，例如：

（13）玉日夜涕泣，都忘寝食。（《唐宋传奇・蒋防・霍小玉传》）

这个“都”虽然不同于强化否定的语气副词但由于在特定语境中主观性情感的强化，其主要功能也已不在全称量化，而在于强调语气。所谓“都忘寝食”，就相当于或者说接近于“甚至忘记了睡觉吃饭”。

通过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表示总括全量的范围副词“都1”与强调主观情态的语气副词“都2”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演变出来的。

三、结论

在变文里，“都”既有实词“城邑”、“总计”的用法，也有用作副词，表示范围和语气。根据搜集的语料比例来看，“都”用作副词的频率更高，符合语法化趋势。此外，范围副词“都1”和语气副词“都2”之间关系紧密，“都”在全称量化的同时，开始带有说话人的主观看法，并逐渐演变出只表示强调语气，不表示范围的用法，主观化程度加深。

现代汉语里关于“都”的研究很多，但是很少有人从历时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主要是因为对“都”的性质难以判定，我认为，与其困于“都”的划分，不如在具体的句子里观察“都”的使用情况，从而得出更有力的结论。本文选取中古时期的变文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得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至于连续性的历时研究，还有待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王重民，王庆菽.敦煌变文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2]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M].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4.

[3]张谊生.副词“都”的语法化与主观化――兼论“都”的表达功用和内部分类[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1）.

篇8

关键词:中国文化小学教育文化传承方略

世界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古老的文化，但大多中断了，像中国文化这样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的是罕见的。一个国家的文化，对自己的人民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中国文化用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哺育每一个中华儿女，使其凝聚为一体，同心同德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懈的奋斗。中国文化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对不同文化的整合，它是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它从多元文化中吸取精华，纳为己用，整合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中国文化还体现着浓厚的民族精神，从实质上看，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特定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内在特质的基本风貌。

我们今天学习中国文学，是为了把握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特质，对其进行如实的批判和科学的抉择，更新民族思维方式、价值休系和心理素质，用新的思想文化体系来充实我们的精神境界，用新的思维方式与方法，使中国文化更好地与世界文化相融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传统文化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所以在小学语文教育中进行中国文化知识的传授，让孩子进行学习，这既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又便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世代相传，并不断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的根本大计。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孔子这样至今还受人景仰的教育家，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在近代有、徐特立、陶行知等先行者，通过自己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推动了我国古老文化的革新。今天我们应该继承这个进步的传统，通过教育工作，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受到我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同时从当代世界先进文化的精华中吸取营养，全面学习包括科学在内的文化知识。

教育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儿童教育更是重中之重，因为它对孩子品行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与儿童文化教育的融合

1.学校教育是进行中国文化教育的主渠道

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是事关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是每一个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小学语文教材十分重视通过母语教学对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所选课文中蕴涵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以及其展现的秀美江山、人文建筑，让儿童时时刻刻的受到民族传统文化与文明。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诗《锄禾日当午》，教育学生要珍惜粮食，体会农民伯伯种田的辛苦。而《赵州桥》、《一幅名扬中外的画》等展示伟大的中国古代建筑和国画艺术。传统的汉语文化为后人保留了一笔巨大的使用不尽的精神财富，那么多凝聚着汉语人文情致的诗文、民歌、对联、成语、农谚、童谣、儿歌等等，都值得我们反复玩味，反复品鉴，反复吟诵。

现在，很多小学开设了第二课堂，孩子们学西古琴、国画、软笔书法、中国武术等等。这些课程的开设对孩子认识中国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今的学校教育，对中国文化的重视程度在不断的增强，并努力培养孩子的人文气质，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孩子对中国文化的鉴赏能力。但是要想取得明显的效果，单靠学校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家长以及社会的支持。因而家庭教育及社会教育刘中国文化的传承，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对学校教育不足的有效补充。

2.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是进行中国文化教育的扩展与补充

父母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对孩子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大环境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会影响他们的政治方向、人生观、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青少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决定着他们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随从性。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更要求社会教育立足大局，创造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优良环境。

孩子的德育培养最直接的途径是家庭教育。我国古代就非常重视对孩子进行以道德、礼节为主的礼法教育。中国自古以来都把少儿教育作为家教的关键阶段，而且教育目的非常明确:一是教育少年要分辨是非、自我勉励，立志做人:二是教育少年要勤奋学习，修性养德，立志做人;三是教育少年要规范行为，安分守己，不断成熟。四是要注意教子方法和效果，做到言教和身教结合。这依然可以作为今天家庭教育的准则。

颜之推在‘家训》中指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一个人的成长，与基础教育的好坏有直接关系。在少儿教育的基础L进行成人教育，能收到好的效果。

当现在的学生们从课堂上的书本转入课外的录像文化、视窗文化等其他的大众文化时，表明学生接受世界并做出相应的反应，也就是说当今的学生更容易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例如，广告、网络、电影、电视片、卡通片、电于游戏、书籍、报刊等，正因为如此，大众文化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的知识就更易于孩子们的接受了。例如，在中央一套节目中播出过这样一个公益广告:年轻的妈妈正为自己的老母亲洗脚，自己的小儿子看到后，也端来一盆水，喊着:“妈妈洗脚!”旁白立即出现:“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孝敬父母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这样的广告直观而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孩子，并促进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中国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在其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有着许多可借鉴的文化精华和己经形成了的某种具有深刻影响的观念性和制度性的文化遗产。它儿乎囊括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最基础的包括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修身养德、自强不息的个人价值文化到安邦治国、统率百姓的政治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而它所蕴涵的中国文化，在当今社会中也是十分常见的，例如:陶瓷文化、茶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仍然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生活。而思想与价值文化更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由孔子、老子所代表的儒家与道家，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中两种主要的思想与价值观点，直到现在我们现代人还是一直在遵守与执行着，并将它们视为真理传授给下一代。我们可以通过影视、书籍等有效方式向孩子们逐渐渗透，促使他们形成良好的价值观。

简而言之，无论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努力的将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传授给我们的孩子，使他们从小就学习到中国文化的精华，从中吸取长处，不断的提升自己，完善自己.

二、在小学教育中进行中国文化教育的具体实施方略

1.学校教育中的实施方略

首先，应该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校园文化一般指学校的整体文化，包括校容校貌，教学与管理制度，全校师生的共识及所遵循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浓烈持久的精神氛围等。校园整洁美观，后勤设备完善，教室宽敞明亮，使学生感到舒适、安全;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规范成员的行为，教师要热爱学生，学生要尊敬老师，形成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建设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制订校训组织各种科技文化活动，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学术团体，开展文体活动，建设健康的校园精神文化。

其次，“教育以人为本”。学校教育中的“本位”应该是教师，也就是说优秀的学校教育，应该具有高素质、高文化修养的教师，教师是孩子的直接教育者，正所谓“名师出高徒”，高文化修养的老师，当然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

再次，应该强化课程设置。想要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孩于多接触一些经典之作，那么在课程设置时，就应多从这个角度出发，多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例如，可以进行经典教育，开设教授古筝、琵琶等古乐器的音乐课，开设软笔书法课，开设国画课等等。

2.家庭与社会教育中的实施方略

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对中国文化的弘扬，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实施方略，主要体现为:

家庭教育，首先要创设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家庭的环境建设要给予重视，可以在墙壁上挂上一些名人名言、名家名画，书橱内可以摆放一些经典著作。

其次，父母应该有良好的兴趣爱好。例如读书、书法，孩子当然会受到熏陶。

再次，父母应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及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父母的良好品质便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具有了良好的道德品质。

最后，父母应该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明确自己的教育目的。作为新时代孩子的父母应该懂得怎样正确的教育自己的孩子，了解孩子成长的情况，切合实际的为孩子做出培育计划给孩子一个恰当的定位，这更有利于孩子的成材.

篇9

关键词： 文化 翻译 语言 词语

朱光潜先生在《谈翻译》一文中说：“外国文学最难了解和翻译的第一是联想的意义……”，“它带有特殊的情感氛围，甚深广而微妙，在字典中无从找出，对文学却极要紧。如果我们不熟悉一国的人情风俗和文化历史背景，对于文字的这种意义就茫然，尤其是在翻译时这种字义最不易应付。”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入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才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英汉两个民族的不同，自然也会体现在语言方面。英语中出现的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所以《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与之相应的是在我国影响极为深远的佛教文化。两种文化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词汇意象和含义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故翻译时特别要注意。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习语很多，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相关的习语如Go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也有Go to hell（下地狱去）这样的诅咒。

一、探究词语的历史、社会背景意义及文化内涵

文化翻译既要考虑历史、社会背景，又要注重那些有同有异、大同小异、同中有异的词语，译者要保持清晰的思

维，既要注重文化深层的蕴含，又要了解语言表层含义的异同之处。

例如“骨鲠在喉”是有话要说，非先吐之而后快，而“have a bone in one’s throat”则正好相反，是把骨头卡了喉咙作为不愿说话的借口。又如中国成语“知子莫如父”与美国的成语“It is a wise father that knows his child.”似乎在形式与意义上都很相近，其实涵义相反。汉语强调父亲最了解孩子：英语却用“It is （a wise father） that...”这种句型来反衬即使父亲也不一定了解孩子。再看下面的谚语：The nearer the bone, the sweeter the meat. 有人把它译成“越是贴骨的肉越香”，那就只会使人想到作为食品的肉类。这仅是对字面表层含义的理解，它真正的喻义是“slim people are more attractive than fat people”。

二、留神带有异域感彩词语的翻译

不同的民族对一些具有文化含义的动、植物词，以及季节词的属性和特征的认识往往有异同之处，故而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并出现了许多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隐喻现象，使英汉语中的某些词语产生了褒贬、好恶、悲欢等浓郁的感彩。

英汉习俗差异最典型的莫过于对某些动物的态度及其深层的文化内涵。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昵的成分。而在西方文化中cat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山羊”是个褒义词，而英国人却视“goat”为色鬼、的人。

汉语中某些植物词喻义也很深刻。“杨柳”可喻“风尘女子”、“轻浮、无情的女子”，以及妓院等，如“”、“花街柳巷”、“寻花问柳”等。英语的willow却是悲伤命运的象征。柳树的形象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是与奥菲莉和黛丝泰蒙娜的悲惨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黛丝泰蒙娜在离开人世之前唱的正是柳树之歌。

中国文化往往将“悲、凉、伤、愁”与“秋”连在一起。秋风一起，凉意顿生，便有“逢秋悲寂寞”，生出许多“幽怨悲愁”的情愫，如：蒋士的“泪与秋河相似，点点注天东”；欧阳修的“夜静风竹敲秋韵，万叶千起皆是恨”等名句。而英语的autumn却正好相反，它不仅没有“愁滋味”，而且常与“宁静的秋日情调”联系在一起，如“秋语、秋蛩”等；“秋声”也常有欢乐之意。在翻译中对这些色彩词语得仔细斟酌，不留意便会出现“文化失真”现象。

综上所述，要准确地把握好翻译中文化的度，就必须考虑这三个要素：不同语域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内容和文化心理。从宏观上，译者要了解文化的蕴含、翻译的基本理论及技巧，在微观上要仔细观察以上“三要素”的差异并且加以对比和分析，从而找出“文化失真”产生的原因。总之，只有在考虑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把“信、达、雅”融为一体，使译文“神、形”并茂，这样才能确保文化“传真”的实现，才能真正地做好文化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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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任一民族的历史，当该民族发展到一定时期，当他们的经济生活复杂到无法通过简单的肢体语言和图画来表示，当他们需要传递更为复杂的信息，当他们需要记要并表达思想传达感情的时候，语言便应运而生。不管是经济生活，传递信息还是情感抒发，都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符号。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当然语言这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一、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儒家文化，其对中国人在文化认同上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1）强调人应当遵守伦理道德和社会纲常，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等等，所以中国人十分注重对长者的尊重，认为应当给予老人更多的照顾。“老”字在中国也代表着权威与尊重，如老祖宗，老首长，老先生等等，称呼之人无不恭恭敬敬，被称呼之人在场面上虽然客气一下，但是心下满足。反观西方，old会被理解为不中用，人们不愿意服老。有些腿脚不好的西方老人到中国来，不明就里的中国人会上去搀扶，不仅不会得到谢谢，反而很有可能会遭到拒绝。所以在西方，形容人通常不用old, 会改用一些诸如senior 或者elderly等更加柔性的词汇，以免引起误会与不快。另外我国人为了表达对他人的尊敬，习惯将姓冠以头衔或职称，如王总经理，李工程师，刘老师。而在西方，除了十分正式的场合，并且地位非常高的人会被冠以头衔之外，如mr. president, 或采用姓名+头衔的方式，如，michael bay, the chairman of the bod，其他的情况用mr/ms/mrs足以，如果过于礼貌，反而会引起反感，或将气氛紧张化。在很多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是“over polite”的。

（2）儒家思想主张人们行事低调，内敛谦逊。例如面对夸奖，我国人通常会谦虚一番，嘴上说哪里哪里，实则内心澎湃，激动不已。据说有一位女士被以外国友人夸奖：you are so beautiful, 这位女士可能当下紧张，想谦虚一下说哪里哪里，结果把这两个字直译过来，说：where, where，外国朋友先是怔了一下，还好反应快，将错就错，说everywhere, 这才化解了尴尬。虽然是一件趣事，但是也很好地说明了因为信息传递不对等，导致了交流上的误会。当有人要发言时，不管多么胸有成竹，也会习惯性的先说一句：“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以示谦虚。

而在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西方人看来，这种谦虚实在太麻烦，而且还有点不自信。欧洲中世纪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说---契约论，契约论认为各种利益充斥着这个社会，所有社会人的社会行为都是以各种形式的利益为导向的，所以为了分清权责，规定得失，便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契约，使得这个社会向着健康的以经济为导向的社会发展。

二、思维的差异。

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两者的思维方式也是大相径庭。

我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为铺陈式，复述事情往往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一个条件不漏的将事情讲述出来，以求周详和巨细不漏。例句：2011年6月4日，李娜在法国红土球场上击败意大利名将斯齐亚沃尼，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法网冠军。这句话的核心是李娜成为法网冠军，为了表达这个核心意思，这句话的前半部分交代了很多准备工作（时间、地点、条件）；同样的意思，英语会表达如下：na li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ever to crown the french open, by defeating italian veteran francesca schiavone on red court on jun. 4th ,2011.在这个英语句子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意思在句子开头便交代清楚，接着用几个从句将句子补充完整。读者会在第一时间了解最核心的信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英语时效性的特点。

汉语的空间思维是由远到近，由外及内。而英语则正好相反。例如：最典型的莫过于二者对于地址的描述。汉语对地址的描述好像一个由远及近的镜头，先是一个城市，然后再放大，具体到街区，再放大，最后清晰到门牌号。而英语的展开顺序则恰好相反，例如：rmxxxx, xxx ave., postal code, washington dc. 年月日的描述同理，不作赘述。

三、文化偏好对语言的影响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西方对于某些事物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

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无上的权利和尊贵，也代表着吉祥和瑞气。有许多说法与龙有关：“龙腾虎跃”“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中华民族自比为龙的传人。对龙的崇拜可谓是无以复加。而在西方文化中，龙是一种生性凶残，而又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是邪恶的象征，民间谚语有：better to sit up all night than go to bed with a dragon。在外媒的许多报道中，“亚洲四小龙”常被翻译成“the four tigers of asia”,因为他们实在不敢想象这四小“dragon”会做出什么坏事。

狗在中国被认为是身份低下的象征，因而有 “狗仗人势”“癞皮狗”“狗眼看人低”等说法。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则欣赏狗的勇敢和忠诚，对狗的赞誉也屡见不鲜，并把人比作狗。如a lucky dog（幸运儿），a gay dog(快乐的人)，big dog（大人物）。

其他的中西方文化偏好的例子：中国人认为红色喜庆吉祥，认为绿色是不吉利，不健康的，如“气得脸都绿了”。而西方正好相反，绿色代表生命，代表通行，如green card(绿卡)、green meat(鲜肉)；红色代表的则是警戒和危险，如red aleart(红色警戒)、red ruin(火灾)。所以在股市上，西方人用绿色代表涨，红色代表跌。中国则正好相反。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