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范文
时间：2023-04-09 12:32:1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与现状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指出，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建设一批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推进，农家乐凭借乡村的优美环境和低廉的价格蓬勃兴起，已形成规模效应，如安吉、临安等地的农家乐，满足了城市居民返璞归真和放松心情的需求。但总体而言，乡村旅游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乡村旅游的客源单一且数量有限，而且旅游产品同质化程度高，软硬件水平较低。农家乐形式的乡村旅游遭遇瓶颈，乡村旅游亟需新业态形式，“洋家乐”凭借其创新的理念和准确的市场定位开始抢占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农家乐市场。
根据《2014―2018年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全国乡村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游客超过5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2 000亿元；每个黄金周形成大约1亿人次规模的乡村旅游市场。乡村旅游发展的潜力之大吸引大量的人群开始着眼于乡村旅游的开发，伴随乡村旅游开发而引起巨大变化的乡村文化变迁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二、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变迁的概念
乡村文化，是人类与乡村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所有事物和现象的总和，是在乡村环境中长期孕育发展的，渗透在乡村的建筑及居民的思想言行中，因此乡村旅游文化也渗透在吃、住、行、游、娱、购的各环节，渗透在旅游的全过程。
张晓萍等提出文化变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大规模变异的社会文化变迁现象。乡村文化变迁是指发生在乡村环境中的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现象，乡村旅游文化变迁则是指依赖于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发展而产生的文化变迁现象。
三、乡村旅游的乡村文化特征
1.传统性。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农村是社会的根基，农民是社会的基础理论。农村有着最传统、最原始的中国特色文化，不论是历史悠久的农耕五谷文化、精雕细作的建筑文化、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还是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都依附于乡村文化而存在，这些乡村文化在经历了几千年历史依旧能历久弥新，在于乡村文化的传统性特征。
2.原生性。乡村旅游地区景观具有独特的自然生态风光，村民相对朴实，人口分布集聚，农业化程度高，保存着生态环境的相对原始状态，并且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也相对保留着自然原始状态，因为乡村地区的相对封闭性，乡风民俗在乡村地区也能得到完整的继承和延续，而且乡村建筑文化和社会文化也能得到继承和延续，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扰。
3.脆弱性。旅游过程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相互接触、排斥或融合。城市游客本身所携带的“强势文化”会对“弱势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由于文化本身的价值趋向性，旅游目的地就在游客游览的过程中吸收了旅游者所携带的“强势文化”，因此，乡村旅游文化资源具有脆弱性。
4.亲缘性。在其论著中形象地指出了我国农村文化血缘性的家族观念强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传统乡村社会“乡村”不过是“家族”的一种放大而已。村民的社交网络呈现由点到圈的过程，“点”即小家庭，“圈”则是所处的乡村。对于中国的乡村农民来说，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每个家庭就成为单独的、互相孤立的细胞。
四、以三九坞为例的乡村文化变迁
1.乡村旅游发展的建筑文化变迁。乡村建筑文化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乡村文化与精湛技艺相融合的结晶，我国的乡村建筑形式多样，类型丰富，如土楼、竹楼、吊脚楼、窑洞、徽派建筑群等。就三九坞而言，乡村居民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自然而然地摒弃了原有的古村落建筑风格的房屋，选择乡村所特有的二至三层的小洋楼，而三九坞“洋家乐”秉持的理念是古色古香的乡村气息的建筑群，偏好选用木头、石头、竹子等天然建筑材料，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乡村发展的同质化进程，恢复和保护了乡村建筑文化。
2.乡村旅游发展的旅游景观文化变迁。乡村发展前，三九坞与普通的村庄一样，植被景观顺其自然生长，景观特征不突出，而乡村旅游发展后的景观更多地满足了旅游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适应外国游客及高端游客的需求，突出了强烈的乡村旅游景观特征。三九坞在维持原有的乡村本色基础上，构造小溪、流水、石板桥、石子路、木板凳等乡村特色以及维护莫干山特色的原生态竹林，与“洋家乐”的理念相辅相成。
3.乡村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变迁。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三九坞”洋家乐“乡村旅游的嵌入使得乡土社会的生活圈扩大，村民逐步与外界建立联系，并且他们本身的生活圈子因为游客的加入，尤其外国创业团体的出现而被打破，至于他们本身，也建立起团体、协会之类的社交圈。
4.乡村旅游发展的经济文化变迁。“三九坞”在乡村旅游发展前，乡村发展速度缓慢，老一代村民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桃花源生活，年轻人则选择外出。“洋家乐”吸引外地游客入驻与消费的同时，也吸纳着当地村民从事经营活动，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根据调查，德清西部山区受环境保护相关政策的限制，产业发展滞后，“洋家乐”发展依赖，“洋家乐”坚持就地取材的理念，水果蔬菜全取自当地应季时蔬，使得当地农产品有了出处也卖出了好价钱，如莫干山里茶园会所以高于市场10%的价格收购水果用于酿酒，促进了农户水果种植的积极性，三九坞还聘请当地村民从事“洋家乐”各种工作，如管家、家庭厨师等，这为村民人均增收人3万多元；且每年约2万～3万元不等的房租也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5.乡村旅游发展的理念文化变迁。三九坞在“洋家乐”席卷而来之前，过的是世外桃源般生活，日出而起，日落而归，偶尔向往城市生活和泛滥的城市加工品。2007年以后，“洋家乐”提倡低碳环保的设计经营理念，对村民原有的房屋进行租赁后对其改造，对自然物如木头、木桩、竹子等进行个性化创新，让其物尽其用。而在此游玩的游客则被建议摒弃大城市中的电器设备和喧嚣，回归原本的生活方式。就村民而言，村民的环保意识、卫生意识也逐步增强，在村民的交往过程中，方言不再是唯一的语言，普通话、甚至简单的英语都很常见。
五、乡村旅游开发的文化保护路径
1.区别对待“显在文化”和“隐在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提出文化是人类环境的人造部分，它包括显露在外的、人们可以直接感知的所谓“显性文化”和不表现在外的由知识，态度、价值观等构成的所谓“隐在文化”。乡村旅游的商品化现象和同质化现象破坏了乡村原有的传统和封闭性特征，也造成了游客的乡村旅游的审美疲劳。乡村旅游的开发者和经营者应区别对待“显在文化”和“隐在文化”，对“显在文化”进行提炼和加工成旅游商品提供给旅游者，而对“隐在文化”则要好好地保护和继承，以保持乡村旅游的独特性。
2.乡村旅游开发实行差异化战略。乡村旅游的发展如火如荼，就目前来看，农家乐依赖其清新自然的生态环境、价廉质优的服务而占据了乡村旅游的大多数，但农家乐的同质化现象严重。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发展可开辟一条“中西”模式，以优势资源为吸引，鼓励国内外创业者、文化创意者投资乡村旅游，融合当地民俗与西方文化、传统理念与现代文明，开发新业态旅游产品，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品牌化、国际化。
3.理性对待乡村文化变迁。乡村文化变迁是社会发展至一定时期的产物，乡村旅游的发展对乡村文化变迁而言，是催化剂的作用，即便不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文化也处于不断的变迁中，文化变迁无法用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因为无法确定文化变迁的基数。不能断言乡村文化变迁是不利的，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进程势必会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我们应该理性对待乡村文化的变迁，并尽量引导文化变迁往利好的方向。
4.构建有效社区参与体系。旅游社区参与是典型的变迁策略，因为通过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个体、群体、国家三方的行为得到有效的协调，从而实现了文化的指导变迁。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是指社区旅游发展事务由居民选举的代表与居民直接参与共同决定。构建有效社区参与体系，利于让社区居民在参与过程中既能够发展甚至弘扬本地文化，又能够接受、享受外来文化以及其成果，也是保证社区参与文化资源的延续性的必然途径。
篇2
《望东方周刊》：就你的观察，目前中国农村是一个什么现状？
赵法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摆脱了饥饿，但进入21世纪以后，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更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教育水平差距等。
我们所调查的乡村已经没有了高中，初中也在减少，这大大提高了就学成本，并迫使那些不具备进城条件的农民也拼命向城里转移。大规模撤并乡村学校是未经民主科学决策的一次严重失误，它加剧了乡村的凋敝和城乡的失衡。
大量村民抛弃乡土涌入城市，其中有不少人并没有在城市谋生的技能，这又加剧了乡村的空心化，成为一个老弱病残的留守世界。另外，乡村社会风气下滑，刑事案件发生率上升，环境污染有后来居上超过城市的趋势。
总起来说，目前乡村面临价值真空、治理紊乱和生态危机三方面问题。这三方面关系到人与心灵、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没有有效的应对举措，就有可能演化为一场乡村治理的全面社会危机。
《望东方周刊》：目前，农民最大的困惑在哪里？
赵法生：那些皈依了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的村民已经没有了困惑，他们一心信靠耶稣，向往天国，对于现实也不抱希望。那些还没有皈依宗教的村民最感叹世风日下，比如认钱不认人，不孝敬老人问题等。
《望东方周刊》：在农村，是否有儒学与基督教争听众的局面？
赵法生：孔子故里的家庭基督教会发展很快。不远处有一座能容纳三五百人的基督教堂，略远处还有一座，能够容纳2000人。
目前的农村还谈不上儒家与基督教争夺信徒的问题。基督教是严格的制度化宗教，从信仰到传教都有一整套建制化体系，还有圣徒意识和传教热情。而儒家传统的传播体系已经被破坏，比如过去的宗祠、家庙等，在北方尤其如此。
儒家现在的生存状态其实是一些生活习俗，自身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
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
《望东方周刊》：孝悌、友爱这些道理，农民本来是不懂的吗？还是只是道德水准在滑坡？
赵法生：孝悌、友爱等人生道理，许多农民至今还知道。但传统的乡村有一套完整的教化体系，有私塾、宗祠、族长、乡绅和家教系统，这一系统是乡村道德养成和自治秩序的基础，可是今天，这一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一些遗存的道德思想碎片也就无济于事了。
乡村儒学，目标就是要在国学教育中断一百年后的今天，重建儒学在乡村的教化体系，重建乡村的人生信仰和价值系统，为乡土文明的重建提供人伦道德基础。
《望东方周刊》：乡土社会重建的关键是什么？
赵法生：目前，乡村精神文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乡村社会所依赖的儒家教化已被打倒，但现代化的乡村组织体系尚未实现。道德困境与治理困境俱来，促使我们重新反思儒家文化对于乡土文明的意义。儒家道德中有一些基本的人伦规范，如孝悌诚信、礼义廉耻，不但不与现代化冲突，反而是现代化的必要基础。
乡土文明重建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文化重建，一个是向法治文明转型，即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单一方面都不能竟其全功。
《望东方周刊》：从农村入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的恰当路径？
赵法生：梁漱溟80年前指出，中国乡村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破坏和伦理失调，所以他意图通过文化重建来振兴乡村。我们所以首先从乡村儒学开始，是因为乡村的文化衰落最严重，尤其是孝道的破坏使得众多老人处于老无所依的状态，这里对于传统文化复兴的要求最急迫。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老子曰“归根复命”，儒学这棵历史巨树的复活也应该从其根部的复活入手。
自由平等和长幼有序并不矛盾
《望东方周刊》：儒家文化对当今社会有什么作用，它能解决什么？
赵法生：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内涵，所谓三教合一，又以儒家为主体。儒学是修身之道，修身的目标是成就君子人格；核心思想是“仁”，基本道德是“仁义礼智信”。
现代大儒牟宗三说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能启发和培育人的内在精神生命。可以说，儒学的五伦和五常维系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这又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
传统儒家敬奉的对象是“天地君亲师”，以后帝制被，有学者建议改为“天地国亲师”，其中包含着中国人的人生价值和信仰。
《望东方周刊》：对儒家文化有一些批评声音，比如过于强调道德，较少提倡法制，有人指出儒家的纲常伦理不适合现代社会，你怎么看？
赵法生：儒家有些内容已经过时，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部分，无法适应民主法治的要求。但是，儒家主要的道德思想，尤其是修身做人的思想，依然为今天的国人所需要。
近代思想史的一大误区是将儒家道德与自由平等观念对立起来。其实，自由平等是政治观念，长幼有序是人伦道德，并不矛盾。比如，我和我爷爷，到底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从政治权利上讲是平等的，但是，从家族辈份上又不平等，我应该尊重他，给他鞠躬，让他先坐。把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混为一谈，以政治权利的平等否定人伦辈份的差异，进而否定一切传统人伦道德，这搞乱了整个民族的思想价值系统。
以韩国为例，韩国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但儒家的敬老礼、敬师礼等保留完好，二者并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东亚最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因为没有全面否定传统，所以人心有所依托，现代转型也比较顺利。
我们实验的村子，一年左右，道德改善了，村里的治安与村风都大大好转，也证明二者不矛盾，而是存在有机关联。
《望东方周刊》：余英时曾有“儒学的幽灵”的说法，不过，近年来儒学有复苏的迹象。
赵法生：儒学的幽魂化是现实，原因在于它的传播体系被彻底打倒了。最近的儒学复兴，首先是因为民众需要，社会自身需要。一个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绝不会有幸福和谐，这样的民族无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儒学之所以打而不倒，因为它的基本人伦之道是发自人心又合乎人性的。当然，最近儒学的复兴也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关。
儒家恐怕得走建制化的路
《望东方周刊》：儒家和宗教的区别在哪里？
赵法生：我大体赞同这样的看法，宗教可以分为建制化宗教和非建制化宗教，前者如佛教、基督教等，后者就是儒家。儒家和其他宗教一样都有安身立命和教化大众的功效，但它与以往的组织形式趋于分散和多层次性。
建制化宗教具有强大的传播力量，非建制化宗教传播力度较弱。在当代各种宗教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儒家只有实现从非建制化到建制化的转变才有存活下来的希望。
印尼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印尼华侨经过近百年的抗争，终于建立了印尼孔教，实现了儒家的建制化转型。儒家恐怕也得走建制化的路子，而且要走民间化的路子，不能重蹈政教合一的覆辙。
篇3
（1）饭稻羹鱼，鱼米之乡的饮食风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明确了早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以稻米为主食，以鱼虾为副食品的饮食特色，这里的“楚越之地”就包括了现在的南京地区。由于湿润温暖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得南京地区一直以来就有种植稻米的生产习俗，南京地区稻作文化的繁荣不仅影响了人民日常的劳作活动，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人民饮食风俗的形成，充足的稻米供应也为南京丰富多彩的糕团工艺创造了条件。河湖交错的水文特点形成了吴越地区独特的“渔文化”，极富地方特色。南京地区以渔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太湖地区物产丰饶、生产鱼虾的地域特点也为南京乡民养鸭食鸭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南京的鸭肴种类繁多，是南京乡村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笔。（2）因地取材，讲究时令的饮食生态。乡村饮食与都市显著的其选料的新鲜度和生态性，即南京的饮食对大都运用本地的食材制作而成，保证了材料的新鲜和健康。南京的低山丘陵和岗地约占总面积的67%，平原、洼地和河流约占了39.2%，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壤、星罗棋布的水域以及丘陵岗地的林业资源，使南京乡村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家禽、河鲜、野菜都在南京传统乡村饮食中占有一席之地。南京乡间嗜食野菜，“南京人不识宝，一口野菜一口草”以及“南京人一大怪，不爱荤菜爱野菜”等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民谚都证明了食野菜的风俗在南京地区的普及。相比于城市，乡村地区的食材更具有时令季节的特征，人们掌握原料的生长规律，讲究适时而食，如“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鹅冬有蔬“等都反映了南京农村注重时令的朴素自然观，成为了人们宝贵的生产生活经验。（3）咸鲜润甜、醇和酥嫩的原汁本味。质朴无华的乡村饮食采用的是最简单的加工制作方式，传统的制作过程和不经雕琢的加工工艺使得农家菜更能保留食物的原始风味，配合鲜活的食材给人带来独特的体验。南京乡村的饮食风味保留了江南乡村地区鲜嫩清淡的饮食风格共性，同时也更注重地域的适应性，使得南京乡村饮食兼具了南北饮食的风格特色，如金陵名菜芦蒿炒香干，就是在芦蒿、香干两种基本食材的基础上进行素炒，除油、盐之外几乎不加别的佐料，最大幅度地保存了芦蒿和香干的清香；颇具盛名的南京水八鲜旱八鲜也进采用了凉拌、清蒸等最简单的烹调技艺，保留了其鲜脆爽口的本真味道，受到了许多食客的推崇。（4）典史结合、淳厚朴实的人文背景。江南地区自古人文荟萃，关于饮食的诗文典故也为广为流传，为南京的饮食菜品增加了浪漫气息。如诗圣杜甫的《赠李白》：“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其中的“青精饭”就是现在仍盛行在江浙一带的乌米饭；坡脍炙人口的《惠崇江上晚景》中：“蒌蒿满地芦牙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使芦蒿和河豚名声大噪，还有宋嫂鱼羹、炸响铃等名菜名典广为人知。而在南京不得不提的《随园食单》和《红楼梦》给南京饮食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除此之外，乾隆与如意卤干、与“皮冻甲鱼盅”的故事等都为普通的菜品增添了文化和人文气息。
二、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swot分析
尽管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使南京乡村饮食文化开发得到初步的成效，但其开发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所以本文采用swot的分析方法对南京乡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条件进行分析，进一步增加南京乡村的旅游吸引力，同时为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供参考。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优势
（1）饮食文化资源丰富，种类多样。南京地区被称作“鱼米之乡”，食材丰富、选料新鲜、形成自然质朴的的乡村饮食风味，如种类繁盛的鸭肴、野意野趣的早春四野、旱八鲜和水八鲜，肉质鲜美的各色河鲜、高淳的螃蟹与六合的猪头肉都是地道的乡土风味。除去饮食选材的乡土性和地域性，还有伴随着饮食菜品而不断传颂的传说典故、逸闻趣事，代代相承的传统加工工艺，朗朗上口的民谚和歌谣都是在饮食文化旅游开发中不可忽略的元素。例如，南京地区传承600多年的板鸭制作工艺、状元豆的故事、寒食节食赤豆元宵的传统和历史背景等等都将为游客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2）南京地区乡村游发展迅速，示范效应明显。南京一直走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沿。近年来，南京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示范点，根据南京旅游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2年，南京地区一共拥有12家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江宁区“五朵金花”、六合区“六朵茉莉”，还有高淳等地均已成功打造出了乡村旅游品牌。作为乡村旅游体验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使乡村饮食也得以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许多传统饮食也借助旅游体验的进行而广为人知。如南京地区以茶文化为主打旅游品牌的黄龙岘茶文化村就利用现有的资源，打造融茶道、茶艺、茶俗、茶浴体验、茶叶展销研发生产、茶宴调理、特色茶制品购买为一体乡村茶文化旅游点，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在2013年国庆节期间，仅10月1日一天，该村已投入经营的茶餐厅的收入就达到18万元。（3）代表性的美食节庆产生强有力的经济社会效应。美食节庆活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相应的饮食文化进行全面而集中的展示，并迅速吸引公众关注度，提高资源影响力，实现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效应。以六合区龙袍镇为例，其蟹黄汤包节自2001年起已经开办了13届，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前来龙袍镇品尝美食、观光旅游的游客达到20万人，整个蟹黄汤包产业链所产生的收入约为2亿元。“汤包经济”的繁荣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同时对于汤包制作技艺的传承和汤包文化的保护产生积极带动作用。除此之外，在南京桂花鸭节和南京美食节同样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应。
2、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劣势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深度文化内涵和参与体验性的挖掘。通过在江心洲等地的实地调研，发现在大部分的乡村餐饮经营点，游客对饮食的体验大都集中在品尝成品的部分，也有部分数量的农家乐推出了采摘和垂钓为代表的传统基础体验项目，对于历史传说、制作工艺、饮食习俗等方面很少有涉猎，缺乏趣味性和必要的创新，而与此同时有相当大比例的游客在饮食文化深度体验方面存在需求，实地调查显示深度体验产品在供与求方面的脱节。现阶段，农家乐在饮食文化开发方面雷同普遍而特色不足，对饮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延伸不足。总体来说，南京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面临深度不够、体系不全、特色不明的问题。（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宣传普及营销力度不足。目前，对于乡村饮食文化的推广大多依托于乡村旅游点进行，缺乏独立的宣传和推广平台。同时，在相关的乡村旅游网络推广平台上，饮食文化信息的和传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和缺失，这将为游客的信息掌握造成困扰。以“五朵金花”之一的石塘人家景区网站为例，其对于当地特色饮食文化资源的介绍就仅停留在名称和图片的阶段，缺乏更深入的介绍。宣传营销工作的不足给南京传统乡村饮食品牌的树立和吸引力的提升造成了障碍。我们曾在江心洲、前石塘村等农家乐经营较集中的地方就饮食文化资源宣传推广的途径媒介向游客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除了通过网络进行信息采集外，通过亲朋好友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相关产品的宣传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种方式在宣传范围和宣传效率的缺陷说明了目前宣传旅游资源宣传营销上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机遇
（1）国家鼓励乡村游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乡村旅游和饮食文化体验提供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会议在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原则等方面做出安排，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另外，针对之前南京众多乡村旅游点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影响游客的出行选择的问题，南京在2013年开通了市区直达江宁石塘人家、世凹桃源、汤山七坊、溧水傅家边、高淳桠溪国际慢城、六合竹镇大泉村等6个著名乡村旅游景点景区的美丽乡村旅游直通车，大大提高了各大乡村旅游点的可进入性。（2）饮食文化的公众关注度提升。传统饮食本身以及其独特的制作手法、加工方式、历史典故等都具有重要的传承和保护价值。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将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与蕴藏其中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背景一一展现，引发了大众对饮食文化新一轮的关注与思考；而近期武汉热干面的申遗更是引发了对饮食文化保护的热烈讨论。日前，以盐水鸭领衔的南京饮食文化代表——“三菜一茶”（南京盐水鸭、绿柳居素食、马祥兴清真菜和雨花茶）也加入申请非遗的行列。虽然有许多声音对将传统饮食文化进行申遗的举动存在质疑，但将有价值的饮食文化资源用遗产名录的形式进行保护，对饮食资源的宣传推广和进一步的旅游体验开发的确起到助推作用。（3）青奥会等大型赛会在南京的举行为南京饮食形象的推广和普及提供平台。即将举办的2014年南京青奥会将吸引大量的国际国内客流汇集南京。这对于南京地区的旅游接待能力的提升和旅游形象的推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南京传统饮食文化也可以借助这一契机扩大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纵观世界奥运史，东京奥运会让寿司广为人知，汉城奥运会让大家记住了泡菜，北京奥运会使北京烤鸭大受欢迎，南京的青奥会举办也必将为南京的传统饮食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平台。
4、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挑战
（1）周边城市乡村饮食旅游产品竞争激烈。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相似使得南京与周边城市和浙江、安徽等地的饮食习惯存在共同之处：南京乡村善制河鲜，而周边的镇江则以“长江三鲜”备受关注；南京的糕点工艺与苏州的糕团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竞争；另外还有“竹笋之争”、“茶叶之争”等。如以南京地区颇为热衷的吃活珠子的风俗为例，就在江苏的高邮、淮安等地同样流行。由此，如何在各个竞争对手中打造自己的特色饮食文化形象，是南京在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重要问题。（2）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对南京本土饮食文化的冲击。从国内范围来看，随着各地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加深，川菜、湘菜、粤菜等其他的地域饮食文化在南京站稳脚跟，并迅速了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对南京本地的饮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从国际范围看，KFC、麦当劳等国际连锁快餐品牌在中国的持续风靡和大量外来饮食种类的进驻也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朴实自然的乡村饮食文化如何在国内国外各种饮食文化的夹击中突围而出，继续传承和发扬，增加资源吸引力，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三、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对策
篇4
1.1乡村旅游本质特征的认识
乡村旅游始于法国，其最初的发展是欧美度假旅游发展的一种空间选择。始于一群贵族到乡村度假，品尝野味，乘坐独木船，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通过这些活动，他们重识了自然，加强了城乡居民之间的交往。后来，各国相继有了乡村旅游。至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乡村旅游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
1.2乡村旅游的基本概念
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民俗文化、乡村田园风光、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即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环境旅游范畴，以具有乡村性的人文客体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旅游范畴。所以，乡村旅游包括了乡村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在某一乡村地区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活动内容究竟是以环境旅游为主，还是以文化旅游为主，取决于该地区的本质特征。
2乡村旅游的市场开发
开发农业旅游资源，主要是对农事活动、农村部落、农民生活、农业生态、农业收获物等农村事物进行开发。分析各省的发展农业旅游的条件，包括发展农业旅游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农业特色优势和客源优势等，为区域农业旅游开发提供了依据。进行乡村旅游的开发有多重意义。
2.1乡村旅游开发的意义
它迎合了都市人“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且从另一面也圆了都市人的绿色梦，亦丰富了我国生态旅游的内容；符合我国旅游产品结构化调整的客观要求，是旅游开发形式转型的新探索。
2.2乡村旅游市场特点
就国际市场而言，旅游业市场已发展成熟，已形成了“观光(感知)、度假(享受)、专题(认知)”三合为一的旅游产品复合体。即乡村旅游具有田园观光、休闲度假、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专项旅游的综合功能。
就国内市场而言，因国内旅游市场起步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乡村旅游者享受到的是较低价位的消费水准、较低档次的旅游服务和较低层次的精神感受，对旅游景区、农业生产的收获活动和传统节庆活动具有极大依托性。但对自然环境的天然性、纯净性、优美性要求越来越高，对人文环境的古朴、新奇、“乡土味”、“民族味”的呼声越来越强，作为旅游目的地，这些都是吸引游客的必备条件。
2.3乡村旅游需求趋势
单说国内，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仍表现出明显的需求层次初级阶段的特征，尚停留在观光——休闲娱乐阶段，表现为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产品粗糙，经营粗放。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国内旅游多极化趋势和旅游消费个性化发展趋势正旺，国内乡村旅游也正向着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国内的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旅游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趋势，游客对环境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多功能、复合型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日渐旺盛。
就旅游产品而言，乡村旅游是一个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是系列产品的集合，是一个产品集，它所提供给游客的旅游产品，可以是复合型的，可以是单功能型的，能够很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对乡村旅游产品都会有一定的需求，所以乡村旅游开发和建设面对的是整体的旅游消费市场，应根据个性化需求分层次进行开发和建设。
2.4乡村旅游产品的规划与设计：以案例研究为主
有的专家，如王仰麟、祁黄雄，借鉴区域旅游规划的一般流程，结合农业开发实践，对区域观光农业规划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即在对市场、区位、自然、社会经济、农业基础、旅游发展基础等开发条件的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确立了规划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分，并对观光农园进行了CI形象设计。
而章锦河等专家分析了安徽黑多县宏村古村的情况后，提出了宏村古村落旅游形象定位理念，并就主题口号、视觉形象、行为形象进行了方案设计，另有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西双版纳胶园农场度假区、南京汤泉农业科技师范园、昆明市呈贡县观光农业、广州市郊满山农庄进行了旅游规划的案例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旅游规划的研究内容。但这些案例研究的缺点是：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归纳总结水平上，缺乏理论的抽象，研究方法也比较简单。
3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存在的问题
发展策略是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的另一热点，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目前观光农业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即观光功能、区位功能设计简单、重复，缺乏特色；农业基础薄弱，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客源市场有限；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观光农业园土地使用的非农化倾向突出等。对此，我们既要坚持持续发展，又要根据现实分阶段发展；既进行生态消费，又要注意生态保护；既要促进农业用地的合理流转，又要保证农业土地的正确使用方向等相应的对策和主张。
3.2相应的对策
如以旅游城市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我们可以提出面向回城知青、城市离退休职工、周末工薪阶层、城市学生和自城市输出的外国游客等几个富有潜力的市场，开发农业旅游、乡村民俗旅游的策略。
就像前面所谈到的，可以把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相融”作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来讲。
都市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其对传统文化的吸附与冲击可想而知，旧难敌新，现代文化的魅力难以抗拒也不应抗拒，要发展就得接受新事物，乡村旅游也不例外。乡村旅游从业者应有超越农耕文化社会阶段的现代意识，既是农耕文化“戏中人”，又是农耕文化这场戏的“导演”，清醒地抉择两种文化的精华，使其有主宾、分主次地熔铸与乡村旅游大地上。当然，要搞好乡村旅游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其前景还是广阔的。它投资少，风险小，是一项创意到位即可“点石成金”的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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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发展方向，早已在我国出现，并发展的有声有色，但也存在着问题。本文从乡村旅游的概念和特征谈起，就开发的意义、条件、市场特点和需求发展趋势、规划与设计进行了讨论，并且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策略，预测了它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乡村旅游本质特征文化旅游
篇5
关键词：流坑村；传统乡村聚落；文化；宗族制度
中图分类号：K8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9-0225-2
1 流坑村的历史与发展
流坑村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西南部的乌江之畔，北距县城38公里，西去所属牛田镇8公里。它上游有晹田村，下游分布着麻坑村、水南村、牛田镇，而它正处在乐安东南山去向西部中低丘陵的过渡带上，四面青山拱挹，三面江水绕流。当地人习惯将小盆地称为“坑”，故得名流坑村（图1）。全村总面积3.61平方公里，耕地3572亩，村民1280户，5600余人，除少数姓曾外，其余均为董姓家族。
据流坑董氏族谱记载，流坑董氏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汉名儒董仲舒，但有清晰世系可考的，是五代时居于抚州宜黄县的董清然，南唐时，他的曾孙从宜黄扩源村迁来，当时这一带还是荒芜之地，但后来迅速发展成千人大村落[1]。明末崇祯九年，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他的《江右游日记》中这样写道：“其处阛阓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高度概括了明末流坑村的繁荣景象。关于流坑村的历史，可简单概括为：始建于五代，以科第而勃兴于两宋，衰微于元朝，以工商业而繁荣于明清，最终败落于晚清、民国之际。如今的流坑村虽然落后贫穷，不被世人所熟知，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其深厚丰富的聚落文化得以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2 流坑村传统乡村聚落文化的构成
2.1 物质文化层
2.1.1 自然要素——“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生态观 聚落形态的形成涉及人与自然环境的衔接与融合，其选址与其周边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流坑董氏族谱》中这样描写流坑村的自然环境：“天马南驰，雪峰北耸，玉屏东列，金峰西峙”，四面环山险若天障，盆地内丘陵起伏，幽如鬼谷，东南西北四个山坳系自然生成的“城门口”，东南北三面环绕的乌江水则是天然的“护城河”。这种绝佳的地势条件既顺应了人们传统的防御心理，又能很好地抵御外来侵犯。另外，村落受亚热带湿润季风影响明显，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水充沛，无霜期长。这些都为该村农业的发展和村民居住生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村西的金鼓峰与远处环绕的群山形成了高大的天然屏障，阻挡着北部寒风，迎纳着南部阳光和暖温气流，形成良好的小气候。水和土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村落的布局和形态。村中最重要的水体便是乌江和由董燧带领村民挖掘的村中内湖——龙湖。乌江是流坑村连接外界最重要的通道，而龙湖则对其生产、生活、防洪排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活水排形”的良好格局[2]。村落主在乌江西岸的高地上，村西是一百多亩肥沃的水田，为村民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可见，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早期传统聚落赖以生存的前提，地理及气候条件是聚落形成的依托，而“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生态观则是传统聚落选址、布局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2.1.2 地域因素——多元文化的共加圈 地处吉州之东、抚州西南的流坑村，在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前隶属吉州永丰（即庐陵），那时当地便有“欧（欧阳修）董（流坑董氏）名乡”之称，十八年后划归抚州乐安。虽后来行政区划上归属抚州，但村落位于乌江上游，与吉州地区水系同属赣江流域，地理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正因为这双重地域环境的影响，使其文化既有吉州（庐陵文化圈）的传统，又受抚州（临川文化圈）的熏陶，形成了庐陵文化圈与临川文化圈共同叠加作用的产物[3]。此外，古江西地处吴头楚尾，各时期都有文化遗存，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土著文化，经过传播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三苗文化圈、荆楚文化圈、百越文化圈和中原文化圈的结合产物，这种结合也构成了赣文化的底层，共同影响着流坑村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村民日常生活习俗及活动中[4]。所以说，流坑村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楚文化的交汇地，是临川文化与庐陵文化的集中体现，是赣江流域的文化代表。
2.2 精神文化层
2.2.1 传统风水理念 流坑村受风水理念的影响颇深。据《流坑村图述》记载，董氏就是听了堪舆大师杨筠松师徒的话才将聚落的选址定在如今这块风水宝地。远有青山环卫，近有江水绕流，形成山环水抱之势，完全符合风水中“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藏风聚气”之说。以风水“水法”论流坑村，乌江水东南入、西北出，符合传统风水所谓“水之来者曰天门，水之去者曰地门，天门宜开，地门宜闭”的基本原则。乌江绕流于村落东南北三面，正形成小聚和“金带环抱”之势，自然属于风水宝地。杨筠松曾留下“只要水朝庚，依旧好流坑”的箝语。村内交通呈“七横一竖”的格局，八条巷道之间还有密如蛛网的小巷与之贯通，符合“横补直泄、补泻相济”的风水理念[5]。另外，明代董燧在村西南方挖掘的龙湖，除了考虑到生活生产及防洪需求外，更重要是应了风水上的讲究。因为作为“龙穴”之地的流坑村，必须以水聚龙、活龙，有水方能聚财，其名亦应风水喝形而来。
2.2.2 陆王心学及理学思想 江西是宋学渊薮之一。心学的开山鼻祖——陆九渊便是抚州金溪人，元代有理学宗师吴澄，明代则有翰林学士解缙。更重要的是王阳明，他的学说在江西任巡抚的四年半中日趋成熟，故其死后“江右王门”最盛。而流坑村南宋的董德修服膺陆学，明晚期的董燧则醉心于王学。“江右王门”中的聂豹、罗洪先及王阳明的弟子王畿都和董燧交往甚多。董德修和董燧学成后在村中大力培养弟子，创办了心斋书院、雪峰书院、蓉山书院等，使得陆王心学在流坑读书人中占了主导地位。他们用儒家经典，尤其是陆王心学及理学思想，教化族众，巩固宗族血统。另外，他们还将理学思想运用到治村实际中，形成了一套理法相融的道德规范。按照道统的理念，董燧等人制定的“遵圣训”、“崇礼教”、“宗正学”等十四条族规，对族众的思想行为进行全面而严格的规范、劝诫和教育，使之“辅血脉而禅于无穷”。流坑董氏深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道统，即理学，存理去欲，修齐治平，才能强化封建社会基层组织，使家族的维系超越原始的阶段，进到理性的境界。流坑村董氏百世不衰，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典型，正是得力于宗法制度的维系和儒家道统的教化[6]。
2.2.3 与传统民俗 流坑村是杂神信仰，有着深厚的傩文化。传说自北宋御史董敦逸将“傩”带回了家乡，它就被奉为神明。每年正月初二到十四日，凡头年有中举、添丁、嫁女、娶亲等喜事的人家，都要请傩神到各家中厅堂中表演一番。“玩喜”是流坑村对傩戏的俗称，它在保留古老驱疫逐鬼的祭祀内容的基础上，融合了明清时期社祭中娱神乐人的习俗，同时又寓传统的科举进士文化主题与和谐的生态伦理教育思想于其中，具有独特的人文精神内涵[7][8]。村中庙宇的数量庞大，多沿乌江的左岸分布在村落四周，有拱卫天门的三官殿，护卫水口的观音堂，玉皇阁，供奉地仙的武当阁、土地庙，还有五王庙、真君阁等。把为百姓生活解难的各路神仙都容纳进来，满足了乡民求助各种超自然力保佑的心理需求。
村中还有许多特有的传统民俗，比如明万历以前，村子有个旧俗就是每十年必举办一次规模盛大的水陆大会村，又称水陆道场。每逢端午节，族众会请来戏班演戏以驱灾辟邪。村落质朴而丰富的市井活动如赶集、摆摊、看戏、祭祀、神聊、喜庆、谷物晾晒等，形成了一种网络状的联系。这种网络状的联系既丰富灵活了聚落空间形态的层次和种类，又保证了生产、生活、贸易的沟通，使聚落发展有了经济上的刺激和保障，更重要的是，它起到了文化整合的作用[9]。
2.3 制度文化层
2.3.1 封建法规礼教制度 封建礼制是儒家观念的精髓，它要求山水景观都是“尊卑有序，大小有伦”，体现儒家“礼”的秩序。流坑村受其影响很深，主要体现在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中。村中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都是以礼制为前提，讲求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男女有避。民居空间严格按照礼制要求排布，前堂明亮气派，供宴客、行礼之用；后堂昏暗简易，为日常生活之用，两者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异和装修档次的高低。沿袭了封建社会“左祖右社”的传统思想，流坑民居通常以左为尊，前厅左厢房为长者居住，右厢房为长子居住；次子及女眷则居于后堂厢房。礼制空间表现的是一种对家族至高无上的崇拜和绝对服从的精神意味。讲究礼制秩序的流坑村民居，在居住环境上追求儒家的教化性空间和等级空间。
2.3.2 血缘关系与宗族制度 南方传统宗族聚落的空间形态多为体现完整权力聚散的内聚性核心结构，形成一种“以宗祠为中心，由内向外自然生长”的布局，但流坑村却并不如此。整个村落的布局仿照唐宋时期城邑的里坊规制，像一座城池，亦似一方都会，这是一般仅拥用若干古建筑的村落难以比拟的。作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古村落，流坑村表现出较大的封闭性、稳定性、对传统的延续性以及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为了凝聚族众、维系秩序、稳定发展，流坑董氏建立了严密的封建宗族制度，还大修族谱，兴建祠堂，从精神上训导族众“尊祖敬宗”，使宗族成员普遍地、形象直接地感受到宗族文化的精神。村内宗祠星罗棋布，房房有祠，巷巷有祠，房巷对应；大宗祠、小宗祠、总祠、分祠、家庙，系统支派严整，源流谱系清晰[10]。众多宗祠中属董氏大宗祠最为宏伟，它为祀奉流坑董氏的开基祖董合兴建，是流坑董氏“千门万户，聚居一家”的重要标志。可惜后来被北洋军阀烧毁，只遗下敦睦堂中五根花岗岩石柱，诉说着董氏宗族昔日的辉煌和经历的沧桑。如今村中仍保存有祠堂58座，成为流坑村一项宝贵的人文景观，映射着强烈的宗族观念和潜在的文化意识。
3 结语
聚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自然条件、地域因素、传统风水、宗教理学、社会制度与人的思想行为活动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唯一性使得流坑村成为区别于其他聚落的独立个体。同时，它又反过来限制聚落中人的思想和行为活动，牵制着村落的演变与发展。通过研究我们看到了文化在传统乡村聚落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也对我国传统乡村聚落的保护与传承和现代人居理想环境的构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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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传统媒体的接触情况不同，但影响仍然强大
在各种媒介中，电视的作用最为突出，已深深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电视成为最受村民欢迎的媒介，在调查问卷中，82.3%的村民把“看电视”当作休闲活动的首选。在我们调查和访谈的这些村民家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电视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茶余饭后，人们会聚集在电视机前边聊天边看电视。通过电视，村民们知道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收看最近最火爆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而报纸这一传统媒体则成为村民们接触最少的媒介，只有13.4%的村民选择报纸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少数民族村落购买报纸的渠道并不多；另一方面因为村民整体的受教育水平较低，阅读报纸较为吃力。而听广播的村民则更少，只有5.3%的村民会收听广播，且大多数是老年人群体。
（二）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畲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盛行
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在中国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在调查的成人中，手机的拥有率为71%，网络的拥有率为24%，虽然手机的拥有率较高，但在成人中，人们更多用手机来打电话。手机作为一种新兴媒体的功能在闽东畲民中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用手机上网的成年人较少，占调查的总成人数的11.5%，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畲族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他们手中的手机的价格相对比较低廉，手机的功能也相对简单。智能手机的拥有量并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用手机上网，产生的流量还要另外计费，这就给畲民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而且操作智能手机还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技能，而畲族的成年中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操作智能手机对他们来说还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些都是手机在闽东畲村还更多是一种通讯工具的原因。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虽然智能手机、互联网络在畲民中的普及率还不高，但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却广受欢迎。在我们调查的青少年中，初中生48名，高中生20名，总共68名中学生。在这些人中，拥有手机的占58%，拥有电脑的占51%，用手机上网的人占31%，73%的人上网是为了获取信息，60%的人上网是为了娱乐需求。智能手机、互联网络在青少年群体中盛行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群体热衷于追求新生事物；另一方面是因为畲村的家长重视下一代的培养，只要是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必需品都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
二、现代传媒与闽东畲族乡村传统文化的变革
（一）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
畲族自称“山哈”，“山哈”是指山里客人的意思，这说明畲族居住的地方大都为山区。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正因如此畲家村寨大都比较落后，包括经济上和思想观念方面的落后。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它们成了畲族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大都包含着它所处的那个社会最先进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当这些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向落后地区传播时，必会对这一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几十年以来，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闽东畲族人民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次的闽东畲族媒介调查中，51%的被调查者认为，现代传媒对畲族的“民族文化、道德观念”产生的影响最大，52.3%的村民选择因为“接触媒介而改变思想价值观念”。“尊重科学、反对愚昧”、“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等当今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88.7%的村民表示赞同。畲民中的那种“自给自足、以农为本”的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观念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取而代之的是商品观念和致富观念等新的价值观念。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需要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还需要现代化的价值观念，而在推动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方面，现代传媒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闽东畲族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过程中，大众传媒所传递的现代化的信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媒体所提供的信息环境是一种“拟态环境”，而村民在接触媒介时是身心放松的状态，这时对媒介符号的解读就会缺乏理性，而把“拟态环境”当成了真实的环境，把媒介当成了权威的意识形态工具，所以在他们接触媒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媒介的意识形态灌输计划，从而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念。“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正以这样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人生关怀，不断地为村落中的‘越轨’行为构建话语优势和新的合法性。
（二）民族艺术与民族习俗的变化
千百年来，畲族人民在辛苦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畲歌、畲服、畲拳、畲族工艺美术等组成了畲族特有的文化。畲族的生产习俗、节日庆典、婚恋习俗等都组成了畲族特有的民族习俗。这些民族习俗发挥着规范社会、维护民族传统道德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传播媒介无孔不入的渗透，畲族的民间艺术和民族习俗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在此次的闽东畲族媒介调查中，55.6%的村民认为“本民族的民间艺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对于变化的原因，46.5%的村民认为是由于“受到大众传媒中现代流行艺术的影响”。以畲族民歌为例，畲族民歌产生于集体劳动的传统的乡土社会，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时代，唱畲歌成为山哈人民娱乐休闲活动的重要方式。而如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会唱畲歌的畲民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在笔者与村民的交流中得知，很多村民认为“畲歌太难听，太难学了”。村里大多数人都要忙于生计，也没有太多时间来学习畲歌。所以，在一个村子里会唱畲歌的人数很少，且大都以年纪较大者为主。各种媒体，如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随处可见的流行音乐，已深深影响了畲族的年轻一代。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本民族歌而言知之甚少，可是对于流行音乐则是信手拈来，边干活边哼着流行音乐的情况随处可见。采访中年轻人认为“流行音乐好听、时尚，容易唱”，而且获取这些音乐的渠道也很多，“想唱什么歌，只要在手机中下载，即可搞定。”在现代传媒的影响之下，传统的民族习俗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75.4%的民众认为“节日习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变化的主要体现是“节日习俗的程序简化了、内容减少了、时间短了、内涵发生了变化”。79.6%的民众认为“婚恋习俗发生了较多的变化”，主要体现是“婚恋自由”，“内婚制被打破，畲汉通婚更加频繁”，“畲族传统的婚嫁礼仪形式逐渐简化”。
（三）民族服饰与民族语言的变迁
服饰，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传统的民族服装、传统民族服饰是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外观上的标志。畲族的服装也颇具特色，沈作乾在其调查中这样描述“：男子布衣短揭……色尚蓝……妇女的衣服多系青色也有少数用蓝色的。”可见，畲族在服饰上以黑、蓝为主调，显得凝重深沉、庄严朴实。畲族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妇女装扮上，被称为“凤凰装”。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与民族进步，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甚至消失不见。如今，除了在隆重的节日和庆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很少能够看到畲民们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在被调查的畲民中，有52%的村民认为受到大众传媒中流行服饰文化的影响，本民族的服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笔者走访的畲族村庄来看，除了一些年纪较长者平时会穿畲族服装外，年轻一代大多不愿穿着本民族服饰，认为民族服饰“不流行”、“不方便穿着”。很多年轻人会模仿电视里人物的打扮，一身时尚的行头，丝毫不亚于城市里年轻人的装扮。与传统的民族服装逐渐消失相对应的是民族语言也面临着消失的危机。语言是区分“我族”与“他族”的文化特质之一。畲语是畲族特有的语言，是畲族母语逐渐融入了新居地的汉语方言而形成的。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外出打工和求学人数的增多，畲语的消失就更加自然。在此次被调查的畲民中，在畲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闽东，使用畲语的人数约为29%，71%的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这反映了在畲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闽东，畲语的使用情况不容乐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外出打工、外出求学、畲汉通婚等原因之外，现代传媒的影响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就没有专门用畲语写作的报纸。就电视频道来看没有专门用畲语的频道，畲族人民只能收看用普通话的电视节目。畲族人民使用的手机上的文字也都是汉字。可以说，闽东畲族每日接收到大量的信息都是用汉字或普通话传递的。再加上外出打工、求学等因素的影响，畲民们弃畲语而用汉语的情况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现代传媒对闽东畲族乡村传统文化的重建
现代传媒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当今社会最新的变动情况，包含着当代社会最新的物质成果、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现代传媒的包围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和侵蚀，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面临一定的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土崩瓦解。“我们现在生活在现代社会制度扩张的‘后传统社会’中，传统和现代将同时存在于这个社会，而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重构传统”。现代性在冲击传统的同时也为传统的保留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传统民族文化在遭遇现代传媒带来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新的空间、新的机遇。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闽东畲族的传统文化正依托现代传媒获得发展和延续。
（一）畲族歌舞的发展
畲族人民能歌善舞，畲族歌舞曾是畲族人民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以交友、祭祀、节庆等为内容的畲族歌舞在大众传媒发达之前，它的流行范围只是在畲族内部，知晓它的人群也大都是畲族群众。如今，通过现代媒体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畲族歌舞的繁荣。成立于1988年的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是专业的文艺表演团体。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成立之后，参加了各种市、省乃至全国的各种赛事，并获得众多奖项，大大提高了畲族歌舞的知名度。同时，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还创办了自己的网站，在这个网站上，有畲族歌舞团演出的照片和视频。而在由政府或个人创办的有关闽东畲族的网站上也有众多的关于畲族歌舞的文字介绍、图片、视频。现代的传播技术为传统的少数民族乡土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和继承形式。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络等媒体图文并茂的信息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畲族歌舞、了解闽东畲族文化。现代传媒使闽东畲族歌舞由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转变为受众面广大的大众传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
（二）民俗节日的复兴
闽东畲家具有丰富的节日文化传统，如会亲节、牛歇节、祭祖节、乌饭节等。传统的民俗节日，具有绚丽的文化特色。通过现代传媒的传播，畲族的节俗文化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大大促进了闽东畲族旅游业的发展。例如，从2012年开始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嘉宾游客到此参与。在“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还有畲族歌舞、畲族历史、畲族小吃、畲族银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项目的展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每次盛大的节日活动都伴随着大量的媒介报道，宁德当地的报纸、电视、网络媒体都对此做大量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内容又会被外地的媒体转载，进一步扩大它的传播范围。通过现代传媒的报道，提高了闽东畲族传统民俗节日的名气和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增加了人们对闽东畲族文化的了解。
（三）民间工艺繁荣
闽东畲族民间工艺不仅丰富，而且历史悠久。畲族刺绣、编织、剪纸、银饰等都是具有畲族特色的民间传统工艺。畲族民间工艺美术源于畲族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具有自作、自用、自娱的性质。通过民间工艺可以很好地了解闽东畲族的社会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而在文化被机械化复制的现代社会必然对传统的民间工艺造成巨大的冲击。传统在遭遇现代性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伴随着现代传媒的发达和少数民族旅游的开展，闽东畲族的民间工艺正迎来新的繁荣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畲族的银器制作，2011年，福安畲族银器制作工艺的代表——“珍华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福安“珍华堂”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是宁德市首个畲族文化产业的驰名商标。畲族服饰、刺绣、编织、银饰等民间工艺品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工艺品，成为闽东畲族的标志性物品。现代传媒的宣传报道，加强了外界对闽东畲族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促进了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民间工艺借助这一契机，也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四、结语
篇7
一、乡村文化艺术节的提出和主要做法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村文化工作都非常重视，不断加大投入，改善基础设施，不断加大送文化下乡的力度，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然而在这过程中，广大农村群众太多是被动地接受，缺乏展示自己风采和才艺的舞台，缺乏参与文化活动的平台和载体。为使农民群众不仅是农村文化的受惠者，更是农村文化的建设者，相关部门和领导提出了举办全市乡村文化艺术节的创意。
丽水市乡村文化艺术节由丽水市委宣传部、丽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农办、农业局和广播电视总合主办，坚持以乡村为舞台，以农民为主角，讴歌新世纪乡村新发展，展示新丽水农民新风采，历时近半年，期间举行了七大系列活动，一是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演暨全市乡村文化艺术节开幕式，以全面展示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节目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的动态表演和静态展示，为艺术节营造欢乐、祥和、热烈的节日气氛。二是丽水市新农村戏曲演唱大赛，参赛者剧种不限、年龄不限、性别不限，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三是全市新农村民间绝活、乡村才艺展示，挖掘农村能工巧匠，展示农民群众的特殊才艺。四是“迎奥运”农民趣味运动会，以乡镇为单位组队参加，主要项目有万众一心迎奥运、搭菇棚、插秧、趣味接力等。五是全市乡村器乐大赛，弘扬民族民间音乐、展示农民艺术家风采，层层选拔，充分体现了广泛的参与性。六是全市乡村文艺汇演，坚持自下而上，层层发动，坚持农民群众广泛参与，做到村村有节目，乡乡一台戏。七是全市乡村文化艺术节颁奖晚会暨闭幕式，选择农民自编自演的精彩节目进城演出。至今已举办四届。
二、乡村文化艺术节的特点与成效
特点一：规模大，范围广，内容丰富。历届乡村文化艺术节群策群力，主办承办单位阵容大，力量强，系列活动项目设置众多，是首次融文化传承、文化交流、文化比赛展示为一体的盛会。一般从六月开幕到十一月闭幕，历时近半年，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有近2万农民群众参加了各种演出、比赛等活动。
特点二：乡村为舞台，农民唱主角。乡村文化艺术节，除闭幕式暨颁奖晚会地点设在莲都区纳爱斯广场外，其他各项活动地点均设在各县(市、区)及乡镇，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高涨，广大农民群众找出了尘封的乐器，亮起了豪迈的歌喉，跳起了热烈的舞蹈，练起了传奇的绝活，真正成了艺术节的主角。乡村文化艺术节期间，除七大系列活动外，各地还配套设计组织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系列活动，使乡村处处有舞台，农民群众始终是舞台的主角，基本实现了旁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
特点三：乡土气息浓郁。在艺术节的各项活动中，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且大多由农民自编、自导、自演，贴近农村实际，贴近农民生活，反映的是农村的人和事，如青田代表队创作表演的《杨梅酸・杨梅甜》，生动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巨大变化，表达了广大农民全面奔小康的强烈愿望，语言生动形象，表演真实、清新自然，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娱乐性与观赏性相统一，具有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特点四：生态文化得到关注。乡村文化艺术节，非常重视挖掘保护和传承宣传民间特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和民间传统文化项目是艺术节活动和表演的主体，新农村文化建设成果为其主要内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龙泉的原生态山歌《》，纯净如天籁之音，充分展示了生态文化的魅力。
乡村文化艺术节因上述的特点，因主承办方，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努力和参与，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成效一：丰富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举办乡村文化艺术节，使广大农村文艺骨干有了施展才华和才艺的舞台，使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到文化活动中去，鼓励广大农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让农民发挥自身优势，自己编，自己演，演自己，满足了多层次的文化需求，文化生活不断丰实和改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新农村的建设，乡村文化艺术节，使先进的社会主义农村文化有了主阵地和着落点，寓教于乐，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在文化娱乐中得到了提高，先进的科学知识在文化活动中得到了传播和宣传，对农村的文化、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成效二：增强了农民群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培养锻炼了业余骨干队伍。送文化下乡，是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之一，是让农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重要举措。但要提高公共文化文化服务水平，更主要的是要全面提高文化发展的内驱力和持续力，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举办乡村文化艺术节，就是较好地把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了起来，增强了农民群众文化自觉意识，培养了长驻不走的农村文艺骨干队伍，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文化自豪感、表演欲和文化活力，对创造本土文化、逐步培养农村文化造血功能的旺盛的生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成效三：提升了农民群众文化的质量和品位，有利于打造农村文化活动品牌。乡村文化艺术节各项活动要求内容积极健康向上，形式多样化，坚持面向农村，服务群众，办成文化艺术的盛会，农民群众的节日，要求各级文化部门，专职文化干部要深入农村、乡镇、村等做好业务辅导，使农村群众自发的文化活动质量有了一定的保证。乡村文化艺术节既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又有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观赏，既得到了支持，又受到了监督，随着农民群众观赏水平的提高，对农村文化活动的品位的提高也有积极的影响，经过半年下来，乡村文化艺术节成为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组，影响不断扩大，有望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新品牌和绿谷文化建设的品牌之一。
三、乡村文化艺术节的启示
启示一：要唱响主旋律。丰富多彩，健康有益农村群众文化活动，是维系农村群众共同的心理和共同价值的精神纽带，是激发广大农民群众不断创新创业奔小康的精神动力，为此，要充分发挥农村文化活动特有的功能，充分运用好乡村文化艺术节这个载体，大力引导和举办为广大农村群众所喜爱的文化活动，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特色，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养健康文明，昂扬向上的农村文化，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歌颂“真善美”，唱响主旋律，让广大农民群众在自娱自乐中获得情感释放，张扬人生价值，完成文化塑造。
启示二：要弘扬特色文化。要通过乡村文化艺术节这个平台，大力弘扬地方特色文化，加强地方生态文化建设，展示乡村文艺独特魅力。丽水是个民间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特色鲜明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众多，表演项目和传统剧目也多。如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的有松阳高腔、昆曲十番等，此外农村群众还非常喜欢婺剧、菇民戏、二都戏、包山花鼓戏等传统民间剧种，开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要让这些传统的优秀民间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在农村文化活动中可以考虑整合这些民间文化资源，开设“地方戏套餐”，以进一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的传承、保护和利用，大力弘扬地方特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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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团委：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扎实推进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建设，进一步活跃农村基层共青团工作，根据团省委《关于开展第十四届山东省“乡村青年文化节”活动的通知》（*青办〔2013〕*号）和团市委的的有关要求，团区委决定今年春节前后在全区广泛开展“乡村青年文化节”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新青年、文明风、小康路
二、活动时间
2013年1月至3月
三、活动内容
1．党的十精神学习宣传活动。镇团委要利用春节农闲和外出务工青年返乡机会，广泛开展“党的十精神进乡村”活动，通过专题讲座、知识竞赛、文艺演出、宣传板报、图片展览等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农村宣传党的十精神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乡镇直属团组织、村团组织要组织团员青年收看一次《我们走在小康路上——农村青年学习宣传十精神专题片》并开展座谈交流，引导广大农村青年进一步增强青春建功新农村、创业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和决心。
2．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镇团委要结合开展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组织相关领域青联委员、青年专家和青年社团，深入农村开展文艺汇演、赠春联福字、科普宣传、法律咨询、医疗义诊等活动。
3．乡村文化活动。镇团委要积极整合各类直属团组织和村团组织资源，利用乡村集市、广场大院，组织镇区青年开展文艺表演、民间歌会及体育比赛等活动，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4．农村实用技能培训活动。镇团委要组织农村青年收看一次科技、金融、种养殖、电焊工等方面知识的视频讲座。村团组织要召集青年致富能人、优秀外出务工青年与本村青年开展一次座谈交流，分享就业信息，共话创业理想。
5．文明新风进农家活动。镇团委要深化开展“文明新风进农家、村村都有好青年”示范活动，利用春节前后组织开展“好青年”评选、“好青年”事迹报告会、共青团与“好青年”面对面等活动，选树一批农村青年身边的可信、可学、可比典型，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倡树乡村文明新风；要组织动员直属团组织、村团组织，积极开展环境整治、村容整洁、绿化美化等主题团日活动，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6．真情助困进乡村活动。镇团委要发挥新建直属团组织的作用，组织团员青年广泛开展敬老、助残、帮困等志愿服务，组织青企协会员、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开展“一助一”、“一助N”结对帮扶，帮助贫困青年创业致富。
各镇团委可根据实际，将有关活动结合起来开展，亦可自选自创一些具有当地特色、便于农村青年参与的活动项目，争取做到每镇一个主题活动、每村一个特色项目，在丰富乡村青年文化生活的同时，促进农村团的工作进一步活跃。
四、有关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乡村青年文化节”活动是共青团组织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是提升基层团组织活力、活跃基层团的工作的有效举措。各镇团委要把此项活动作为春节前后农村共青团工作的重点来抓，精心组织实施，要切实抓好各项活动开展，推动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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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革，这一变革反映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渗透于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的每一角落。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不但引起了农村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乃至城乡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而且将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浸润到农民日常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活之中，由内至外潜在地瓦解着农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传统生活方式。
“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的自利经济学陷阱
如今，人们在行动之前，总是要问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于是人际关系变成了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在许多地区，农民邻里之间传统的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上，农民之间的劳动关系都变成即时性的金钱交易。
农民在日渐功利化的同时，也日益原子化、疏离化，使得传统社区公共生活走向瓦解；由于各种理性计算因子开始渗透到农民的生活逻辑中来，其行为充满着越来越多的变数而无法有效预期。“农民善分不善合”不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价值判断问题，而是当下农村社会的现实写照。对于当下农民而言，个人利益远远超过了公共利益，公共事务陷入了“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的自利经济学陷阱之中。
公共精神是一个共同体或社会的灵魂。一个社会的公共精神越发达、越充分，这个社会的环境和氛围就越好，每个社会成员享有的社会资源和公共福利就越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农村社会里，这种公共精神正在不断流失，农村的公共事业也因此而萎缩。虽然最近这些年国家逐渐加大了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资，但是即便是这样，农民考虑是否参与这些公共事业建设也是看他能否从中获取即时性利益――政府是否给予金钱报酬以及所给的报酬是否高于外出打工的收入，而不是因为这项公共事业给他们带来长远的利益。
在当下农村社区里，现代性话语逐渐盛行，话语总体上呈现碎片化结构状态，而话语的本质从集体指向转向个体自身。这种深刻的变化在社区的公共舆论方面，突出地表现为公共舆论的去公共化。这种去公共化，首先是指公共舆论从公开场合或公共领域退隐到私下场合。人们不再在公开场合或公共领域谈论、批评甚或指责社区内某个人的失范或败德行为；人们偶尔会讨论与自己社区无关的“大话题”，这些大话题不仅失却了在地性，也失却了公共规范的功能。总之，这些公共舆论不再以公共利益为旨归了。
私人生活的变革总是跟公共领域的变革相互影响
在一个日益开放、认同日渐减弱的乡村社会里，村庄公共舆论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越发显得乏力无效，各种偏常或失范行为层出不穷。诸如“那是人家的事”这样的村庄公共舆论，形式上似乎趋向尊重他人的个人权利和隐私而显得更加包容，实质则是公共道德力量的式微或消解。诚如贺雪峰所言，没有了公共舆论，也没有了对村庄公共舆论的顾忌，村庄的公共性和伦理性不但日益衰竭，村庄本身也越来越缺乏自主价值生产能力。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做任何事情，年轻人开始频繁地抛弃父母、虐待老人，村干部可以毫无顾忌地贪污，甚至与乡村混混势力联合在一起。农村社区成为无规制之地，丛林原则肆虐横行，成为当下农村治理无可回避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基层治理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抛弃“全能主义”治理形式的同时，国家也逐步放松了对私人生活的控制；“市场”逐渐取代国家将其力量延伸到农民的私人生活世界，从而加速了对传统农村社会生活方式的解构作用。诚如阎云翔所观察的那样，这种私人生活的变革，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他们只强调个人的权利，却无视应有的义务与责任，最终沦为“无公德的个人”。
私人生活的变革总是跟公共领域的变革相互影响、交织作用，其中最坏的情形，同时也在当下中国一些农村地区正在泛滥的是：一方面是私欲的无限膨胀或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是互助精神的消解和公共意识的衰落。这种农民私人生活的异化，实际上是农村公共生活退化的一种表征和映射。
家庭生活是农村社会生活方式的普遍基础，它既是农民私人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农村公共领域的基本组成单元。如今，原来视为农民日常生活最坚固的“堡垒”――在集体化时代，国家曾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摧毁农民小家庭利益，将它融入社会主义“大集体”之中，然而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也日益变得不堪一击了。近些年，农民的离婚率急剧上升，打破了农民婚姻家庭一贯的稳定形态，农民的性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农民对婚前说三道四，如今外出打工农民婚外同居、农村女孩进城“做小姐”、农民婚丧的脱衣舞表演已屡见不鲜，农民对此也见怪不怪了。农民的家庭生活无论是在形态上还是在结构上乃至是在内容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公共性消解：当代农村文化变迁的关键词
大量青壮年农民走出农村，进城务工，不仅仅使往昔其乐融融的农村失却了生机和活力……最初发生在人口和社会经济层面的“空心化”也日渐蔓延到农民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之域。农村文化的“空心化”，不但表现在农民伦理道德的缺失和异化，更表现在年轻一代农民从骨子里瞧不起自己的农村文化――他们的行为取向抑或心理意识都是城市化的，他们不知晓也不愿意遵从传统农村社区的伦理道德规范；他们拼命地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抽身、逃离出来，纷纷拥抱五光十色的城市。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变迁的话，笔者认为这个恰当的关键词是公共性的消解。所有的农村文化之变几乎都是围绕着公共性的消解这条逻辑主线展开的：农民对自己的社区认同日益弱化，农村的公共文化生活日渐衰微，村庄的公共舆论日趋瓦解，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逐渐消解，那个曾经是农民生活的家园――村社共同体也处在解体之中。
“几乎每次文化变迁都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含义中留下一个新的积淀层”。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变迁所遗留的“新的积淀层”，显然是公共性的消解。人们不仅在公共舆论、伦理道德等价值层面趋向去公共化，在实际的人际交往、生产关系以及公共参与等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也日趋个人化――过分关注个人的利益（计算）和个人的权利（得失），对公共利益却漠不关心、对自身理应担纲的责任、义务装聋作哑。
我们认为，文化首先是一个公共性的概念。对于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也应抓住其主要矛盾，即公共性的消解和再造这个核心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提出了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变迁中的公共性消解的问题，至于如何再造公共性尚没有真正破题，它也不可能依赖一两项研究所能解决，需要更多学人参与其中合作攻关，更需要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它。显然，公共性的再造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建设工程，需要几代中国人共同努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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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南北差异大。受自然环境影响，传统村落的分布体现出南方较多，北方较少，东部较多，西部较少的特点。自然环境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则是传统村落的建筑样式，南北方虽然都是传统农业社会，但地理、气候、地质不同，南方要么地处沿河地带，临江而建，多石木结合，以石夯基、以木建房、以瓦遮挡，多一、二层厅堂式住宅，顺水流向依势而建，形成错落有致、水乡如画的村落景致；而丘陵地带则傍山靠地，适应农业生产需要，多吊脚楼和富有民族风情的村寨。北方传统村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和北京，历史上，山东、河北、河南等中原地带是农耕文明最昌盛的地方，即使是今天，中原地区农业生产在三产中仍占据约1/3的比重。传统村落必有其不同于南方也不同于山西和北京所代表的北方村落特点，它们形成了中原风格的传统村落，孕育了传统村落里的文化。目前，对中原的村落研究少之又少。虽然中原的村落无论是布局还是建筑风格都不及江南的诗情画意，从北方来讲，则少了几分家族式聚居氛围，但通过研究，从中能看出中原传统村落对中原璀璨文化的承载是以不同于南北两种风格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基于传统村落的地域特色，当前对传统村落保护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绩，传递出对传统村落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对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解、方式方法都存在值得反思的现实问题。（一）损毁的速度快于保护的速度。截至2014年，我国具有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不超过5000个，目前还在减少。如果不对传统村落保护量身定做一套合适的设计方案、法规制度，别说是没有被列入保护名录的传统村落，即使是已经列入保护名录的，也会因为保护措施不当导致传统村落消失。传统村落的损毁包括自然性损毁和社会性损毁。自然性损毁指村落建筑经历风吹日晒雨淋虫蚀等自然现象造成的部分损毁或全部损毁，属于传统村落消失的不可控因素。传统村落大体可以概括为两种环境：一种地处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人口流动性大、文化交流频繁之地；还有一种散落在相对偏远、贫穷落后的山区，人口流动性小、文化交流稀疏。前者从自然性角度考察，损毁的可能性极小，而后者则因地势地形、经济条件限制导致村落容貌自然性恶化，后期不能及时修补，不少自然村落悄悄地消失了。但相对于自然性损毁，社会性损毁的破坏力度远不止此。之所以用社会性损毁而不是“人为”性损毁，是在将传统村落视作一个微型社会，在其与村落外的大社会碰撞时做出的选择这一角度界定的。包含当前学者关注的几大问题：1.村落人口老龄化、空巢化导致村落消失这种现象在偏远（山区内陆的传统村落）村落普遍存在，青壮劳力离开土地，留下妇孺老弱守着村落。外出人员的离去，既切断了与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连接，也切断了他们乡愁的根，对失去农耕后续力量的传统村落来说，无疑是最致命的毁灭。2.自然村落合并导致村落消失一份来自《2016年山东新农村建设政策规定，山东新农村建设规划方案》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96—2013年，山东省城市建成区外乡数量从1022个减至89个，行政村数量从8.3万个减至6.5万个，自然村数量从9.8万个减至8.6万个，许多村庄呈现“空心化”态势。比较小的几个自然村合并成一个大的行政村，几个小的行政村合并成更大的行政村，如此既能节省管理成本，又为农村扶贫脱贫提供自然条件。在合并自然村时若不注意传统村落的重要性而盲目合并，导致传统村落的消失。3.现实生活迫使村落居民迁出导致村落消失村落原居民迁出村落，并非出于本意，但又迫于生计不得不迁，迁出后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却无法保留住原有的生活样态而导致传统村落的消失或“空壳”化，使其成为一种展示品。然而，被记住的乡愁恰恰是嵌入当时那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之中并滋润着原居民，并非从外部强行灌输，这也是当前美丽乡村建设中极易采取的便捷思路，以为用现代化的手段搞出一个田园式的村庄，继而旅游开发，观光采摘，再辅以各种名目的采摘节、娱乐节就是在做留住乡愁的大文章。这给人们留下一个现实困境：如何保持村落居民物质与精神两种财富的平衡？（二）保护不当导致传统村落文化的流失。自然性损毁和社会性损毁导致传统村落的消失，而保护不当等人为破坏行为则导致传统村落文化的流失。一种情况是对传统村落的漠视，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从规划设计到执行实施，缺乏科学的判断和衡量，一味“求新”，搞大拆大建，将传统的建筑拆除而后兴建一批现代材料的仿古建筑，美其名曰“古镇”“古村”。设计者茫然不顾南北地域差别，一律沿用江南白墙黛瓦、花园庭院。另一种情况则打着保护传统村落的旗号，违规开发村落，搞成“千村一面”的旅游景点，将原居民整体迁出村落，另选地址安居，甚至租用原居民住回原村落，扮演着以往的角色。村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首先被打破，继而形成的历史性的村落也难逃其掌，尽随“落花流水去”。（三）缺乏专业人士对传统村落的保护研究。目前，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话题成了学界研究的热点，各省纷纷申报国家级和省级传统村落，挂牌明示。而地方传统村落保护，缺乏相关专业人士的参与。不少地方的政府为了追求GDP与开发商合作，盲目对传统村落乱开发、滥开发，而政府把管理权让渡于开发商不再过问，只管收税。到头来，开发商怎么开发、如何保护都不是政府关心的问题，受害的是传统村落。专业人士参与的保护不再是单纯的开发式保护，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保护，目前这一块仍是短板。（四）各省关于传统村落保护条例不够健全。2014年4月25日，国家出台《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旨在防止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出现盲目建设、过度开发、改造失当等修建性破坏现象，高屋建瓴的指明传统村落保护的方向、尺度、惩罚、监督等细节，确保传统村落“见人见物见生活”。然而，全国传统村落分布范围广、历史跨度大，具备传统村落保护价值的省份和地市应尽快制定适合本省、本市的法律法规，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法律保障。（五）传统村落居民对传统村落的认识有待提高城市化步伐加快，相对于村落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进城务工人员更希望留在城市。许多打工子弟乃至他们的下一代，已在城市扎根，脱离农耕文明时间与定居村落的意愿成正比。对于留守村落的居民而言，摆脱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高现有生活水平是最紧要的事情。然而，村落的现有建筑、文化等却成了他们达成诉求的障碍，他们不关心传统村落问题，不关注保护问题。传统村落文化不仅存留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精神，而且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家风传承、家族荣誉、个人理想等人文精神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文化依托。正是村落里走出来的人世世代代把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形成了特有的民族精神。保护传统村落是保护传统文化的必要途径，通过兼顾保护与管理，实现“乡村记忆”的美好愿景。
二、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现实路径
文化是“历史性的存在”，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即是要保护村落的历史。如果说建筑物是传统村落的生命线，历史文化要素则是传统村落的灵魂，既要保护生命线更要保护灵魂。如此才能留住乡愁，留住乡村记忆。（一）澄清传统村落保护理念，科学规划。澄清传统村落保护理念，科学规划，如表所示，领导干部决策层更希望对乡村建设做科学的调查、预判和设计方案，美丽乡村建设首要的是具备科学的规划。这就要求地方政府首先要吃透城镇化的主旨、目的，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地市、本乡镇的规划设计方案，兼顾保护传统、历史、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保护好本地的历史文化遗迹就是一种特色，是开启特色小镇建设、宜居乡村建设的便利之门。表美丽乡村建设（同时要防止保护措施的雷同，比如美丽乡村建设的“千村一面”。政协代表冯骥才提出不少传统村落因为“空巢化”和“全面旅游化”变得面目全非，正朝着“千村一面”的雷同化方向发展。这里的雷同不是村落历史景观的雷同，而是村落保护的措施雷同，为增加收入、展示历史文化，统统趋向于搞旅游开发。这里应澄清以下几个问题：1.村落经济来源是否困难无以为继的可以通过恰当的方式搞旅游，但不意味着所有方式的旅游都能达到保护的目的，有些低端旅游只会破坏村落的文化和环境。2.旅游是否是唯一的来源诚然，旅游是增加居民收入的最快方式，也是最佳宣传手段，但是不是唯一方式呢？社会老龄化问题和农村“空巢化”问题的是否有交集？传统村落保护能否成为解决农村“空巢化”和社会养老的一种可行途径呢？传统村落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当下最现实、最直观、最具体的载体，利用好传统村落“历史性存在”的价值主体应是上述难题的一个突破口，更是当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路径之一，对“留住乡愁”“乡村记忆”都是最鲜活的实践。3.是否所有“节庆”都有文化乡村旅游热衷于打各种“节庆”的牌子招揽游客，于是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相亲节”“花卉展览节”“美食节”等纷纷亮相。直观下，这些似乎都是与文化相关的“产业”，但深层的却是缺乏对文化的真切认识和真情实感。文化不是需要深层次的挖掘。（二）健全完善有关传统村落保护相关法律制度。传统村落顾名思义因传统得名，这些村落经历无数风雨，具有浓厚悠久的历史文化气息。由于村落建筑（自然景观）取材和设计与现念存在一定差别，如何妥善保护、维修和管理是研究传统村落的前提，即自然生态环境是传统村落的生命线。目前为止，大部分省份还未意识到本省的传统村落的意义和价值，未意识到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在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乃至农村发展的趋势中的重要性，因此缺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最基本的法律条文。首先，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条文中需明确传统村落的归属。化解居民与村落保护的矛盾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需要从法律上给予澄清，以现实的物质或精神手段给予解决。其次，制定严明的奖惩规则，对保护有力者施以褒奖，对破坏者进行严惩。破坏行为包括对有形和无形文化的破坏两种。再次，综合平衡招商引资项目，拒绝对传统村落的人为破坏。让古村落的物质形态的文化得到善存，精神形态的文化得到传承。最后，严格落实国家四部局《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尽快落地成法。各地市尽快拿出本地市的法律条文。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三）统筹解决修缮资金难的问题。传统村落的维护和美丽乡村建设有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传统村落的建筑和自然景观都是历史遗存的，一旦损毁，修缮资金不是小数目。况且缺乏专业的工匠从事修缮事宜。另外也要注意，不少传统村落大多闭塞、落后，居民掏钱自行修缮的可能性较小。针对这种情况，也有学者反驳现在保护思维中的“亮化、绿化、硬化、白化”，在这方面投钱反而是舍本逐末，还不如保持原有的风貌，还原农耕生产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延续传统文化，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修缮资金的浪费。（四）加大技术人才的梯级队伍培养。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体现在有形无形中，有形的需要专业工匠进行维护，而现在的青壮年热衷于脱离农村入住城市，现有的工匠手艺传承成了文化传承的难题。非物质文化传承同样面临尴尬局面，传统的酿酒、打磨、雕刻等手艺在工业生产方式的对照下，日薄西山。传统酿酒方式，纯手工加工工艺的丧失就是传统生活的丧失，传统文化又从何谈起？加大技术人才队伍的培养刻不容缓，更要注重梯级队伍的培养，做到上传下达，代代相传。（五）传统村落管理的创新思路。从管理模式上看，大部分采用招标旅游公司开发，未开发旅游的也在酝酿旅游产业。诚然，传统村落文化传承需要借助旅游的方式，向外界宣传，让游人通过参观、体验的方式带走传统文化。但旅游管理模式需要创新，打破传统的“一言堂”，村落管理权和资金支配权，应属于开发公司与村落居民一起管理，而不是全部交由开发公司。让居民参与，一是提高居民参与保护的意识，二是挽留居民增进对村落的依赖，三是对开发公司的开发行为起到监督作用，四是对投入与收入资金有支配权。针对传统村落的“空巢化”和“亮宝式”现象，应广泛征询社会意见，激发社会合力，使社会群众由看客变为参与者，这其中更要注重听取原居民对村落保护管理的意见。本地政府应起到统筹、规划、监督作用，发挥史料馆、文化站的作用。目前山东省枣庄市各村还不具备编纂村志的能力，只在各区统一编纂村名志。下一步应加快补齐这个短板，尽快组织人手编纂村志。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村的简介、村名由来、何时建村、是否搬迁、村中姓氏；建筑样式、年代、村中景观（河、湖、溪、水库、沟渠、山、林、庙、寺、学校以及医疗）；经济来源，靠什么维持生计、生产方式；文化，村中名人贤士，高学历人士，人口流动等。把村落由来和变迁一一记录成册，以便研究和管理。传统村落蕴含着和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人的交往艺术，人与社会的共生关系等，人们到传统村落感受的不仅仅是乡愁，更重要的是能从中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所以，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迫在眉睫。
作者:王桂娟 徐铁权 单位:枣庄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周斌.缙云河阳古村落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