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范文
时间：2023-03-16 17:08:3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文社会科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譬如放风筝，风筝和人之间由一根线牵引着，牵引力太大，风筝便拽回手里，人只能拿着风筝在荒野里跑，风再大，也飞不起来；若是风筝力大挣断了线，没了牵引力，就会脱离人，不知飘落到哪里去了。再如拉弹弓，不用力拉，橡皮没有弹力，弹丸射不出去；用力太大，橡皮拉断，一切也无从谈起。任何事物要想健康发展都必须保持合理的内在张力。对今天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尤为迫切。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社会科学水平标志着她的思维水平、价值高度和精神深度。然而，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属于人类的自我意识领域，其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手段、进步机制、评价标准都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往往是相互对立、相互冲撞、相互矛盾的条件、力量、要素集于一身，如何把握好它们之间的张力成了人文社会科学是否能健康发展的关键。
真理和价值之间的张力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自身，研究主体和客体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科学，科学研究以探索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客观规律为根本目的，以追求客观真理为最高宗旨，离开了客观真理性，人文社会科学便不再是科学。因而，科学的本性和精神要求研究者必须保持客观性、真实性和普适性，必须遵循科学研究规律，尽力排除金钱、权势、利益、声名等研究以外的因素的干涉和侵染，尽力减少研究的内容、过程和结果与研究主体自身的价值相关性。惟其如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经得住学术批判和时间检验，否则就只能混同于社会言论、社会舆论、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不能叫科学研究。
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又只能是人和社会自身，主体价值性与生俱来。人是一种价值存在，人的活动是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价值活动，要想在科学活动中彻底排除人的主体性，其逻辑和彻底取消它是一个道理。自然科学因其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相对分离，主体价值相关性要弱得多，人文社会科学则因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的一体性、缠绕性、互动性，使得研究的主体价值性大大凸显。此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价值主体的政治、经济、生活、交往等复杂活动深度融合，这些外部因素的介入和影响也是放大人文社会科学主体价值性的重要因素。主体价值性和客观真理性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两种力量，保持二者合理的内在张力的关键在于主体的转换，即研究主体努力使自己由个体主体向国家主体提升，由国家主体向人类主体提升，在人类主体那里实现真理和价值的融合统一。
回顾人类历史，那些伟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家之所以能像明亮的星星一样永远闪耀在历史时空中，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握了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实现了主体的不断超越和提升，实现了真理和价值的统一。
思想共识和独立思考之间的张力
人文社会科学是社会思维的神经系统，共同精神、共同价值和思想共识的培育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千百年来人文社会科学追求的重要目标。
一定意义上，思想共识犹如自然科学中的公理和定律，是人文社会科学开展研究的逻辑前提和必要条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综合、提炼、概括形成一些普遍法则、普遍价值、普遍意识，并以此促进个体社会化，加强社会整合，维系社会团结，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所在。但是思想共识的源头和基础却来自个体的独立思考和思想自由。人类接近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开展丰富多彩、个性鲜明、自由生动的独立思考及其互动、竞争、融合与升华。人文社会科学离开了独立思考和思想自由，就等于断送她的生命。
不是以学术讨论、思想竞争、科学批判为基础的思想共识不是科学的思想共识，只会形成僵死的教条，不会有任何生命力和发展活力。历史已经千百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未来还将继续证明下去。苏联斯大林体制和中国的，殷鉴不远。如果有谁背离人类文明进步大道，背离世界历史大潮，背离人性基础和根本价值需求，以上帝或真理主人的名义肆意践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蔑视科学价值，人为地制造和宣布一些思想教条和理论体系，并把它强加在历史和人民头上，不但损害了人文社会科学，也损害了社会整体甚至教条的制造者自身，到头来那些所谓的教条和体系也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
社会化思考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张力
大众化、多样化的社会思考、见解和主张，实际工作者的经验、做法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土壤，脱离了这些土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有权利、有能力进行任何社会问题的思考，都可以形成自己的社会认识、社会观念和社会主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没有自然科学那样的门槛，仿佛人人都可以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研究对象的开放性、低门槛以及标准的模糊性，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容易被淹没，科学精神容易被销蚀。这也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价值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人人都行，也就等于人人都不行，在一些人眼里，人文社会科学水平最高的是那些掌握权势、掌握话语权的人物，学者不过是做些注释和论证工作罢了。
然而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说，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是人类社会分工演化的结果，大众化的社会思考和实际工作的经验绝不能等同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恰恰相反，公民精神的塑造、引领和启迪，社会发展、运行和治理必须依赖于人文社会科学注入知识、思想和智慧。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严肃的科学研究领域，从事这项研究是一个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神圣职业，有特定的标准、规范和运行机制，应该与相关领域和行业有所区别。至为重要的是，从事这项职业应在专业的学习、传承和训练基础之上不断创新，不断把人类的思维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衡量一个学者水平和成果价值的根本标准在于创新性。社会科学的本质在于学习传承基础上的批判与创新。就当代中国而言，创新性不足、原创性匮乏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软肋，专业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给全社会树立起思想的高度、精神的水准和令人敬仰的学术形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奋起的条件机遇也是得天独厚的，最主要的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现在人人都能感觉到中国社会发展强烈要求人文社会科学供给思想、智慧和战略。其实，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各种知识、各种流派一起汇聚激荡在中华民族现代社会转型这个巨大的历史时空中，十几亿人丰富生动的思想和实践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继承、学习、吸纳，怀疑、反思、批判，我们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类的创新成果。未来中华民族终将以无与伦比的精神高度、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价值魅力赢得世界的尊崇。
解释现象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张力
从一定概念、理论、框架、体系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那些社会转型中涌现的新现象，从而维持社会意识和社会运行的稳定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但是人文社会科学更重要的功能在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精神，这一点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强烈。社会现象背后是深刻的社会问题，解释现象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问题。发现这些问题、揭示这些问题的实质就能找到社会的本质，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进而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策略和方案。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关键也是直面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进步的动力和契机。
当今时代是一个概念越来越混乱和模糊的时代，也是一个问题越来越强烈和清晰的时代，旧的概念、逻辑、理论和框架已越来越难以解释新的社会现象，旧的理念、思想、做法和策略越来越难以解决新的社会问题。没有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也难以迈开新的步伐，我们既要相信实践的力量，也要坚信理论的力量和逻辑的力量。当新的社会现象扩充和冲破了旧概念的内涵、外延和理论框架，导致概念模糊、混乱和理论不自洽、不彻底的时候，当旧的思想范式漏洞百出、顾此失彼的时候，便意味着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即将诞生了。
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张力远不止这四个方面，这个单子还可以开列下去。就人文社会科学的现状和现实社会发展需求看，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看待和维护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如何培育和守望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精神，如何尊重和发掘人文社会科学的真正价值。这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紧迫问题，比如政府应思考如何顺应当代社会发展趋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体制和做法，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营造更加宽松包容的环境；全社会应思考如何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形成良好的舆论支持和价值认同；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又如何克服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依附主义的侵蚀，坚守科学价值和科学精神等。面向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力量、不同要素之间关系，不能使之保持合理的张力，忽左忽右，忽冷忽热，人文社会科学就不可能健康发展，也不可能期望她为我们提供真正的知识、思想和智慧，中华民族推进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历史转型也会更加艰难和曲折。
这本来也是一个老话题，今天重提却有新的意味，这就是：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把人文社会科学当科学看待了，也许中国的很多问题就好解决了。
篇2
英文名称：Shenzhe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深圳大学
主办单位：深圳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广东省深圳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260X
国内刊号：44-1030/C
邮发代号：46-140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4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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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2.中国与东盟各国产业结构互补性研究综述张智远，王春霞，ZHANGZhi-yuan，WANGChun-xia
3.金融危机下中日韩金融合作的困境与对策徐博，周冠男，XUBo，ZHOUGuan-nan
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内涵、功能和发展趋势陈少武，胡雪，CHENShao-wu，HUxue
5.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企业环境责任研究冯蕾，FENGLei
6.网络监督视角下的廉政建设研究赫曦滢，HEXi-ying
7.新农村建设与"留守儿童"的归宿蒋学杰，刘冠珠，JIANGXue-jie，LIUGuan-zhu
8.战后日本女性婚姻观的变化王晓冬，WANGXiao-dong
9.略论3-6世纪北方社会习俗对疫病的影响王飞，WANGFei
10.清代以来东北汉族民间信仰构成及其特征黄云鹤，苑宏光，HUANGYun-he，YUANHong-guang
11.晚清中韩关系走向近代外交的历程李晓光，陶常梅
12.英语学界对奥斯曼威胁与新教改革关系的研究述评宋保军，SONGBao-jun
13.国外学者关于近代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研究述论陈宇，CHENYu
14.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副词二语习得研究评述宋桔，SONGJu
15.中国古代戏曲团圆模式的三种类型及其文化精神探略杨再红，YANGZai-hong
16.中国古代家庭小说专学建构的可行性报告——家庭、家族文化视域下的明清小说解读系列论文之一成海霞，CHENGHai-xia
17.论《姑妄言》对《金瓶梅》叙事艺术的继承与发展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杨萍，李玉娟，YANGPing，LIYu-juan
18.谈纳兰性德诗词的"关东题材"及其民族文化心理孙浩宇，SUNHao-yu
19.满族神话载体——说部研究谷颖，GUYing
20.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叙事结构及意象表现王华权，WANGHua-quan
21.精神分析法视域下萧乾小说中的自由梦和爱情梦周艺灵，ZHOUYi-ling
22.《活着》内在意蕴解读李丹丹，LIDan-dan
23.从《狼图腾》与《藏獒》谈新时期文学对传统狼形象与狗形象的颠覆刘颖慧，杜若松，LIUYing-hui，DURuo-song
24.电视文艺传播对民间文化的保护措施及意义高健，孙佳路，王建辉，GAOJian，SUNJia-lu，WANGJian-hui
25.经典电视剧翻拍的传播学解读王晓楠，WANGXiao-nan
26.中英文化思维对比及其在语言中的体现王耀敏，曹叶秋，郝薇薇，WANGYao-min，CAOYe-qiu，HAOWei-wei
27.英汉语篇中的名词性间接回指及其认知推理——以新闻语篇为例胡芳，HUFang
28.同语结构与功能的英汉对比徐莹，XUYing
29.商务英语的词汇特征分析赵平，吴彬，ZHAOPing，WUBin
30.日语"形容词移动"与汉语"A定A状易位"之比较贾璇，JIAXuan
31.中日"手"族语的语义派生特点对比分析王丽莉，张国华，WANGLi-li，ZHANGGuo-hua
32.强势背后的男性焦虑——《永别了,武器》中的性别意识探析贺萍，HEPing
33.体裁教学法与商务英语写作教学王伟强，WANGWei-qiang
34.俄语专业零起点课堂教学特点与原则分析戴慧，DAIHui
35.教育增值评价的研究现状及其应用郭蕊，聂威，GUORui，NIEWei
36.从认知灵活性理论的角度探讨高等教育三层次教学模式范爱兰，罗礼进，FANAi-lan，LUOLi-jin
37.关于在危机管理中教师心理调适的研究刘晓勤，LIUXiao-qin
38.高校隐性德育的可操作性和可评价性研究谢昌飞，孙红，XIEChang-fei，SUNHong
39.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改革措施姜鑫，JIANGXin
40.应用型本科《证券投资学》教学改革的思考蒋天虹，JIANGTian-hong
41.略论语文教学中的美育策略谢辉，XIEHui
42.原生态音乐基础上的原创民歌"西部三部曲"肖月，XIAOYue
43."三巨匠"钢琴奏鸣曲式呈示部对比研究石翠花，SHICui-hua
1.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建设的启示周耕，ZHOUGeng
2.产业内分工、劳动力配置与国际竞争力分析崔凌伟，CUILing-wei
3.朝核问题前景展望胡明远，HUMing-yuan
4.朝鲜与美国对核问题解决方式的同床异梦申耿焕，SHENGeng-huan
5.关于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提升策略的研究李莹，LIYing
6.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思考丁亚春，张馨月，DINGYa-chun，ZHANGXin-yue
7.关于稳定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探讨崔贵军，王冲，陆娟，CUIGui-jun，WANGChong，LUJuan
8.关于信仰、道德、法律社会功能的探讨刘明飞，LIUMing-fei
9.试论元颢、陈庆之北上及其失败的原因黄河，HUANGHe
10.先秦齐都临淄经济发展综述姚晓娟，YAOXiao-juan
11.近代中国外人在华治外法权的经济后果郑率，ZHENGShuai
12.清代吉林流人的地理分布及其生存状态任树民，李秋，RENShu-min，LIQiu
13.民初奉天省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存在的问题分析吕雪飞，LVXue-fei
14.论1919-1931年间哈尔滨现代民办报业的形成与转型田雷，宋丽丽，白云，TIANLei，SONGLi-li，BAIYun
15.《塘沽协定》签订前后黄郛对日交涉述评薛志恩，XUEZhi-en
16.金批《西厢》:从通俗剧本到诗性文本张小芳，ZHANGXiao-fang
17.唐前奏议类文体论——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中心的文体考察孟庆阳，MENGQing-yang
18.论王安石诗歌中的"唐音"郑陶凌，ZHENGTao-ling
19.元杂剧的剧情特征及成因赵建坤，ZHAOJian-kun
20.试探李渔传奇创作中的"虚实"观杜培响，DUPei-xiang
21.《边城》与《呼兰河传》生态意蕴比较解析王圣杰，WANGSheng-jie
22.王国维美学研究的诱因吴洋洋，WUYang-yang
23.《巫术与语言》的译介考察贾洪伟，JIAHong-wei
24.论郁达夫的译者主体性——以日本作家作品的翻译选材为例张万敏，ZHANGWan-min
25."是否"的语法化及其与"是不是""是否是"的功能差异周延松，ZHOUYan-song
26."不+V1+NP+不+V2"式的不对称现象初探刘红梅，LIUHong-mei
27.《今日说法》中的介入研究——一种评价视角何占磊，HEZhan-lei
28.论霍凯特的语言学观点及影响——关于向心离心结构王欣春，袁颖，WANGXin-chun，YUANYing
29.及物喻优势与不足戴卫平，张燕，DAIWei-ping，ZHANGYan
30.普遍语法:来自于英汉语儿童否定表达的证据鲁华山，张培翠，LUHua-shan，ZHANGPei-cui
31.俄汉非语言交际中身势语的性别差异史崇文，SHIChong-wen
32.论尤多拉·威尔蒂《熟路》中美国南方黑人历史身份的再现郭立颖，GUOLi-ying
33.学校场域的教师话语权失却及其改善机制牛海彬，白媛媛，NIUHai-bin，BAIYuan-yuan
34.师生性别的异同与学生成绩相关性的研究刘宏伟，LIUHong-wei
35.近十年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综述张爽，赵栋，周茜，ZHANGShuang，ZHAODong，ZHOUQian
36.高等院校开设英语选修课的研究与实践宋永燕，SONGYong-yan
37.中国大学生的语块使用频率及类别与写作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刘艾娟，LIUAi-juan
38.非语境条件下教授中国学生学习俄语的个际法奥列加·克拉索夫斯卡娅，逯红梅，OLGAKLASSOVSKAYA，LUHong-mei
39.中学历史教学中"国际意识"教育研究综述张淑贤，郭培培，ZHANGShu-xian，GUOPei-pei
40.中学语文教育中文学教育的构成要素探析毛萍钰，王雪艳，MAOPing-yu，WANGXue-yan
41.略论绿色语文的构建费兰凤，FEILan-feng
42.关于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到养老机构就业的探讨许晓晖，XUXiao-hui
43.论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设计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王慧，WANGHui
1.理性的乐观:黑格尔的现代性观念安丽霞，蒋学杰，ANLi-xia，BANGXue-jie
2.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阶段性特点何远华，HEYuan-hua
3.论政府失信背后的利益动因柳海滨，左宁，LIUHai-bin，ZUONing
4.论文化休克理论和U曲线假说在跨文化旅居者适应过程中的相关性吴文丽，WUWen-li
5.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探析陈宪伟，CHENXian-wei
6.关于正确认识宗教在民族形成中作用的研究张畅，ZHANGChang
7.欧美主要国家新闻法规本位的变化刘鸣筝，LIUMing-zheng
8.从受众角度看新传媒时代下的文化产业发展苏李，SULi
9.《清会典》、《清会典事例》纠谬八则薛刚，XUEGang
10.论晚清河套地商与河套地区的开发李茹，LIRu
11.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农业危机薛金艳，XUEJin-yan
12.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原因分析王星宇，杨羽西，WANGXing-yu，YANGYu-xi
13.从通事与通词看中日两国接受西学途径之差异刘钧艳，LIUJun-yan
14.胶东方言声调演变与人文历史地理之关系宫钦第，GONGQin-di
15."V1着V1着,V2P"与"正V1着,V2P"的多维比较曾炜，ZENGWei
16.状态形容词研究综述荣丽华，RONGLi-hua
17.谈东北方言词语"疙瘩"、"蛋子"、"球子"韩梅，HANMei
18.《蜃楼志》中的致使处置式分析洪水英，HONGShui-ying
篇4
英文名称：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湖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三峡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宜昌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6219
国内刊号：42-1707/C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9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篇5
刊名：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主办： 三峡大学
周期： 双月
出版地：湖北省宜昌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大16开
ISSN： 1672-6219
CN： 42-1707/C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曾用刊名：湖北三峡学院学报
创刊时间：1979
篇6
关键词：评价 评价学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 评价活动
中图分类号： G25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5-0133-04
2012年1月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1]（套装上下册）（以下简称“本书”），是邱均平教授继《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2]之后，又一评价学方面的力作。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05AZX004）的研究成果之一，结项鉴定为“优秀”，被免评审进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正式出版。本书也是邱均平教授领导的“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团队在近十年的研究及实践基础上撰著而成的，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本书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三个方面创新性研究，从而构建了一个包括理论、方法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细细读来，抽丝拨茧；慢慢品味，高屋建瓴，实感受益匪浅。
1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的创新与价值
1.1 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创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本书作者亲身参与和经历了我国科学评价工作发展的过程，并且紧跟国际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充分把握国外科学评价领域的研究和国内研究现状。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相关研究成果及文献的梳理看到：目前，科学评价工作偏重于科技评估方面，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领域大多数的论文都是成果评价方面的，且数量相对较少，不全面、不系统，远没有形成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然而，在整个科学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评估、管理的基本依据；其评价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范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重视和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体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迫切要求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建设。但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建设与自然科学相比，与国际通行惯例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已经成为阻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因此，本书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建立与完善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创新。
1.2 创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制，为保障评价公正性提供理论指导
（1）发现信息传导机制，深化评价过程认识。本书强调“信息”要素在评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从信息管理学的角度，对评价过程中的“信息”要素的运动规律加以分析，并通过与典型的通信系统理论模型[3]进行对照，发现评价活动中的要素与通信系统模型中的若干要素存在着强对应关系。在对“评价”作为信息过程进行了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分析了科学研究对“评价”的需求，以及同行评议、定量评价指标的“”角色。形成了对科学研究评价更为本质、更为深入的认识——信息传导机制。
（2）指出“公正”是评价的根本要求，系统完善了“公正机制”。在详细系统讨论了程序公正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元评价机制等“公正机制”之后。强调了“元评价”对于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的指导与约束作用，指出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中亟待建立有效的元评价机制。提出了对评审专家的专业水平、评审态度、信度等信息，应该纳入一个可以在学术界共享的、保存有连续累积数据的数据库系统中，纳入到一个信誉、信用管理机制当中的思想，并最终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1.3 全面分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奠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要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的研究中对这些外部因素及其影响的研究呈现单向度性，缺乏系统性分析。因此，本书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特点；特殊国情、文化、科技政策、学术规范；科学的整体社会建制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外部环境因素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
从人文社会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真理性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民族性、本土性以及成果多样性和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点的分析，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评价方法，应该根据其特点进行调整；从“大科学”与科学建制化、“大科学”下的“小科学”、科学承认、奖励、资助与报酬体系几方面的分析，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建制化背景下，评价活动必须坚持评价的学术性，恪守“学术自由”这条底线，维护学术共同体内的固有规范和秩序；从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和“人治”传统的分析，指出在评价体系别需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意识，坚持评价标准的学术性、独立性、自主性，保证评价过程的公平、客观和规范性，注意评价标准的质量导向性；从人文社会科研究规范缺失的现实的分析，指出学术规范与学术评价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学术规范的普遍遵循，是学术评价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学术规范缺失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制约了学术评价体系的完善，同时要求学术评价本身要规范，在评价标准中要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列入重点考量，或将研究的规范性作为评价的前提。从而奠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2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创新与价值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本书分十章进行了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从分析我国现行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入手，探讨了其核心体系，介绍了其要素体系，健全了其分类体系，构建了其运作体系，提出了其指标体系，并对人文社会科学人员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及成果、机构、项目的评价体系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思路。
2.1 构建核心体系，奠定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基础结构
本书基于学科、应用、具体评价活动过程等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基础理论、评价方法和学科理论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评价理论体系；着眼于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梳理了包括国际/国内、宏观/外部、微观/内部环境，以及社会评价意识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体系；基于科学评价体系选择的标准与模式问题的讨论，构建了狭义的和广义的评价活动体系；从科学评价规范与科学评价管理监督机制的关系分析，构建了科学合理、健康完善的评价规范体系。从而构建了包括理论、环境、活动、规范体系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核心体系，为其他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2 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健全了评价的分类体系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包括了，评价主体、目的、对象、标准、内容、指标、方法、程序，以及评价数据与结果等要素，在之前的研究中缺乏全面的系统研究和归纳总结，本书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归纳总结评价的要素体系，它还是健全和完善评价的分类体系的基础。在评价过程当中对于评价要素的不同偏好偏重、关注程度、要素组合等都对应着不同的评价样式。因此，本书在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的基础之上，根据评价要素的属性、特征，以及在评价过程中的表现形态，按照评价方法的量化特征及评价过程的主客观程度，按评价过程的保密性，根据评价主体之间关系，根据评价目的性，按照评价标准要求，按评价对象，按照评价所发生的时间阶段，按照评价结果的表现形式，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样式进行了分类研究，从而健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分类体系。
2.3 构建运作体系，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实务指导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运作需要建立组织系统、制度规范系统、工具系统来推动。因此本书通过整合执行、参与评价活动的机构和个人等实体要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组织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的法律、法规、行业指导性规范、政策管理性文件等软件环境因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制度规范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供评审专家、机构等使用的查新系统、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期刊分级系统、专家遴选数据库系统、数据记录系统、信用管理与反馈系统、评价软件系统、远程网络通讯评审系统等辅工具的硬件环境因素，建立了评价工具系统。
从而构建了以评价活动的有效执行为中心，围绕评价主体及其活动，尤其是评价方的活动而运行的运作体系，其研究结果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了实务指导。
2.4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提供参考性指标体系
本书至始至终十分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要着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益的评价，体现质量和效益是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要求。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明确了构建参考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路和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并且单辟章节分别详细深入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研究机构、研究项目的评价体系。从而，设计了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着重体现研究质量和效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参考性指标体系，对于实际评价工作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2.5 反思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提出改进思路
本书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存在的量化考核简单化；同行评审形式化；核心期刊与SCI被误用；学术功利化与浮躁化等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学术成果效益的不确定性、数据来源与评价成本约束、指标打分法的缺陷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学术研究规范的缺乏、重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学术行政化因素的干扰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日常考核与学术“评价”的混淆、把资源投入当成绩效指标、宏观与微观学术评价挂钩不当、对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认识不清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术评价；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推广“代表作”评价制度；放宽评价周期，提倡延迟评议；注重评价指标的导向性；对学术评价与行政考核作正确区分；减少学术评价中的行政审批层次；正确认识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合理选用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发展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建立元评价机制与规范；构建专门的学术期刊等级评价方法；推行学术出版认证，加强论著审稿规范等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有启发性的思路。
3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的创新与价值
3.1 重实证研究，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提供范例
本书不仅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同时也十分重视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应用于实践的实证性研究。
通过h指数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探索，详细揭示了h指数应用中的各种问题；通过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计量分析与评价实践的介绍，指出了我国期刊工作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应解决的现实问题，为中国期刊从数量型发展引导到质量型发展的健康轨道上，以及使中国学术期刊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产生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提供了决策参考；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并详细介绍了大学评价智能服务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等。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评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评价等实证研究的思路与基本原则、具体做法、评价结果及分析、改进与优化等方面的详细介绍，为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活动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3.2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使本书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本书基于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平台构建了一个综合性、大容量、稳定安全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数据库，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它主要是基于数据挖掘的大学评价智能信息服务系统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集成。它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信息通过专题仓库管理起来，大大提高了检索的效率，以满足关心本领域发展的人们的需要，并为分析与评价提供数据支撑。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机构、项目等各方面信息进行组织、分析评价，以满足项目管理人员和领导管理决策的需要。它为项目申请人员提供浏览本学科领域已申请或批准的项目情况，进行项目，并提供从项目申请、立项、结题到鉴定全过程的自助管理服务。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项目管理与申报、专题信息检索与查询、研究成果评价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简单易用、安全稳定的平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通过动态追加项目的全程信息，有利于形成一个发展的庞大体系，建立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体系。它通过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进行重组和整合，有利于对高校、科研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从而发现不足，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使本书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4 结语
本书构建了一个包括评价理论、评价体系和评价实践在内的、完整的人文社科评价理论体系，从评价理论、方法、实践三个方面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系统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可供管理类专业，如信息管理、情报学、科技管理、科技评估、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评价与管理等许多专业的高校师生以及各级管理和决策人员、科技工作者、社科工作者及广大科研人员阅读使用。可以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今后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实践的科学、公正、规范化发展发挥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邱均平等.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邱均平，文庭孝. 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篇7
[关键词]科学评价 人文社科 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
[分类号]G250
尽管当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硕果累累，但伴随的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及抄袭剽窃事件却层出不穷。从总体上看，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失范状态是造成这种“泡沫学术”的原因之一，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中未能处理好评价对象“质”与“量”的关系。关于这点已有不少学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例如：叶纪元指出，目前学术评价上存在着质量和创新力评价弱化、过分数量化、过分形式化、过分行政化和评审专家人情化、评价结果软化等问题；刘大椿指出，造成现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管理中学术成果“质”与“量”评价倒置的原因除了管得太死、评价的角度太单一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理性缺失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视角的侵蚀，忽视更应该追求的东西――搭建“量”与“质”的桥梁。因此，从微观层次上厘清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中的“质”与“量”的关系及其结合的方法，即寻求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促进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主要方法
1.1 以定性为主的评价方法
定性评价是指某专业领域的专家基于自身对本专业的认知、理解、经验以及造诣等对被评价对象给予评判。定性评价的最主要形式就是专家评议，评议专家判断时的依据一方面是评价客体即参评成果所反映出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评价专家即评价主体储存在大脑中的学术信息与经验信息。这两种信息在专家的责任心与职业道德指引下进行复杂的信息匹配与价值判断，从而得出或评语或打分等各种形式的评价结论。
尽管同行专家是最具评论资格的主体且评价时能深入到评价对象的深层内容，但这种评价方式不能避免专家判断时的个人主观性。专家评价的个人主观性包括多个方面，首先这种评议是基于业内专家的个人造诣，而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即使专家对本研究领域有深厚的积累，也难以对所有的研究方向面面俱到。其次，在中国这个人情网络强大的国度里，个人往往难以避免人情世故的影响，在对本身具有主观性色彩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难以脱离这种负面影响。往往导致对评价对象做出有失公平的评价。再次，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广和研究方向的日益精深，对任何评价个体来说评价工作都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并且多个评价者难以达成共识导致，从而评价的信度降低。
1.2 以定量为主的评价方法
定量评价方法主要是用科学计量法借助一些能表征文献科研贡献的指标通过统计计量进行评价。目前科学计量的指标越来越多地与多种管理工程中的决策方法相结合，形成更为综合的定量评价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论文、著作、研究报告等是研究成果的最主要的载体形式，计量这些成果的数量关系成为衡量科研工作质量的重要途径。因此，科学计量学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重要方法。
以引文量为基础的文献计量分析又是科学计量中常用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是利用各种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以及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期刊、论文、著者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科学计量研究方法。但目前文献计量学的发展阶段仍停留在文献统计数据的计量基础之上，这种基于统计数据的计量结果可以辅助文献的管理和应用。通过引文量以及以引文量为基础的统计指标进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目前还存在很多不妥之处，例如，常用的影响因子测度的是两年内的被引情况，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引用周期存在差异且应用周期比起自然科学长得多。
1.3 定性与定量方法的属性对照
以同行评议为代表的定性评价方法和以科学计量为代表的定量评价方法在评价的理论、出发点以及评价效果上都有诸多不同之处，可以视为两种相对独立的方法。两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但同时又有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因此依靠单独定性或定量的评价方法难以得到满意的评价结果，有必要找出两者的主要差异作为相互辅助的基础。通过对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主要评价方法的分析，得出了两种方法的主要差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这两种相对独立的评价方法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而这些差异可以形成互补。总体而言，目前定性的专家评价方法比起偏定量的科学计量方法更能较客观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评价，这也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评价的主要方法。科学计量方法在数据处理上多借助于统计软件，因此其效率比前者高而成本却远比前者低。但同行评议和科学计量法作为两种主要的评价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过程中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目前的科学计量方法之所以存在诸多争议是由于未能将方法更好地适应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需要。下文将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特征作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专家评议法和科学计量法应该如何相互支撑实现人文社会学科的更客观、满意的评价。
2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过程的复杂性特征
2.1评价过程中价值的短期不确定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复杂人文社会现象，在研究过程中具有主观性和随机性等特点。目前存在多种关于人文社会评价的描述，其中娄策群将评价描述为一种价值判断过程，一种基于事实判断之上的价值判断、一种共识性价值认定的方法、一种学科发展的知识自觉、一种科研管理手段、一项社会经济活动的核算，这种描述方法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概念和内容。而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主要是指对评价对象的实质内容进行深入评价，其核心是对“创新能力”的评价，而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最终依赖于时间的检验。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成果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能起到立竿见影般的预期效果，其成果的发挥是循序渐进的。只有当社会大多数主体接受并使用时，它才能真正发挥功能。而这一过程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相对是漫长的。要在短时期内给予科学客观的评价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更先进的评价方法来处理这些庞杂的信息。
2.2 评价过程中的主观复杂性
2.2.1人文社会科学价值的主观复杂性评价过程是对评价对象已经发挥的、正在发挥的和潜在发挥的功效的测度、判断和认同的过程。价值从哲学上讲是指在主客体相互关系中，客体是否按照主体的尺度满足主体需要，是否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或关系的表现就成为价值。由于评价是主体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客体进行评估，因此人们进行价值测度活动时不仅要从当前的客观事实出发，依据客观规律对事物的客观属性做出测度，还要根据自身群体的需要预先设想这种评估和选择可能达到或实现的
目标。使得评价结果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并能给人们带来利益，即评价要主观符合客观的同时，也要求主体对客体的判断符合主体的需求。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的主观性是本身具有的，因为评价中的价值是评价主体主观感受到的，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事物从各种各样的分析中主观抽象出来的。这种主观性有其积极的意义也有负面的影响，一方面，评价主体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补充评价过程中的信息不足，并且可以将不可直接评价的因素转化为间接测度的指标；另一方面，这种主观性也导致了评价过程中的个人主观性。
2.2.2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规范的主观复杂性评价主体评价的不是评价对象的载体而是载体承载的内容价值，是主客体间客观实在的价值关系，评价活动的目标就是解释这一价值关系。评价尤其是科学意义上的评价是对价值判断的规范化和精确化，不再是个体的任意评论或某种纯粹主观情感、口味的表达。科学评价呈现为参照一定标准。依照一定程序，对评价对象的价值进行的估量。价值测度结果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价值因素，即评价者的价值标准；二是事实因素，即客体或评价对象的客观活动记录。
由于评价主体的价值观和感受程度的不同，对相同的评价对象也会形成存在诸多差异的评价结果，但同时人们在价值观念上又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共同性和客观性。这使得对特定事物形成群体判断成为可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规范和标准是专业领域科学共同体共同认可和遵照的，因此在以求真创新为重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只有通过同行评议才能解决以共识性批判为手段的价值认定，而目前以数据统计为主的科学计量方法还难以识别评价对象的创新程度。另外有些难以量化的评价指标需要通过科学共同体以主观方式将其转化为可以评价的间接性指标。
3 定性与定量评价的方法属性分析
3.1目前评价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3.1.1正视引文分析的功能角色成果被引用是最普遍的一种学术现象，论文引证数量也是目前最常用的评价成果质量的方法。引文分析在知识传播中有着知识导航的作用，可以系统地阐述并分析学科结构、学科定位及学科特征，通过引文网络可以发现知识传播和发展的脉络，为科研工作者提供所需的支持性材料，这才是引文的目的。目前通过引文分析评价科研成果的价值是对引文分析的真正功能的误用。至少以引文分析为代表的科学计量方法目前还难以承担起科学评价的任务。由于文献引用的目的和作用存在诸多差异。粗略的划分包括概念的引用、评判性引用和文章观点的引用等，因此并不能说明被引量大的论著就一定比被引量少的成果上乘，因为作者对论著的引用具有复杂的动机。
概念性引用作为引证文章的列举性引证，并不能直接说明被引用对象内容的价值，而批判性引用更是对被引文的负面性批判。将引文分析作为评价的参考指标，分清引用类型尤其重要，只有提出了具有创新性论点而被引用作为支撑性材料的引用类型，才可说明被引文献的指导性、创新性和其价值的被肯定性，也只有这种情况下才可将引文量视为对引证文献做出了贡献而作为评价的指标，因此评价科研成果价值的方法是深入了解其内容。以引文量为基础的统计数据只能间接反映被评价对象的价值。因此，需要对引文量作进一步分析，而不能直接作为评价的指标。
3.1.2综合性评级方法的使用需更多验证
为了能将定性得到的数据和定量得到的数据结合起来，目前研究人员多引用一些用于工程管理和决策的方法以追求能通过合理的方式将两种数据结合。尽管这些方法都借助于严密的数学逻辑推理，但这些工程评价方法用于评价带有主观人文性质的评价对象时往往难以凑效，并且还存在诸多不妥之处。因此，在应用这些综合评价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时，需要根据评价的目的进行适当的改造，只有经过验证可行的方法才可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工作中。
3.2 评价中“质与量”与“定性与定量”的关系
目前，科学评价多注重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但是“定性与定量”并不是等同于“质与量”。“质与量”是指学术评价中的两个角度和层次，而“定性与定量”是指评价中所用的两种方法。评价方法服务于评价目的，而定性与定量方法也不能孤立使用而需要相互结合。对复杂对象的评价过程中，只有同行专家才能对评价对象的“质”做出评判，至少目前离开同行专家专业深入的甄别，仅使用统计方法是有缺陷的。同时。对“质”的判断不但需要定性的分析，也需要通过相关统汁数据提供更全面客观的信息，而以客观数据为基础的定量方法是摆脱专家个人主观性影响得到客观结果的重要途径。简而言之。只有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完善结合，才能满意地得到评价对象的“质”。
3.3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基本过程结构
针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复杂性，需要将评价过程中评价对象的价值构成分解，并将专家评议和科学汁量方法的属性分解。通过这种分解方式深人人文社会科学定性及定量评价方法的使用过程，从而探寻两者结合的契合点。如图1所示：
从图1可知，在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中，应根据评价对象自身的特征将其价值构成分解。依照一般的分类理论将评价对象的价值分为理论价值、应用价值、创新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等主要指标。在实际评价过程中，需要将价值构成分解到更为详细的指标体系。指标的选取要便于专家的量化，这样才能让同行专家给予更客观的评价。
通过解析专家评议和科学计量各自的方法属性和特征，构建出专家评议和科学计量在评价中的角色和位置关系。通过科学计量以及以能综合计量“影响因子”、“H指数”以及“特征因子”等文献计量指标的综合评价结果作为专家评议的参考，可更好地消除专家在评价过程中的个体主观性和科学计量方法在评价过程中对“质”的忽略。
4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评价框架
4.1 评价过程的前期分类工作
4.1.1 评价对象的合理分类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庞大。不同领域、专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针对自身的特点，但各个专业领域都有相对独立的评价原则，凶此不同领域的对象一般不具有比较的意义。这就需要对评价对象进行评价体系分类。首先，基础性。理沦性研究和应用研究不能共用一套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相对而言，应用性研究更重视于短期受益，而基础性理论研究更侧重其长远的理论指导意义。如果用应用性项目的指标衡母基础性研究的价值，其结果势必是适得其反。
4.1.2 评价深度的层次划分根据前面的讨论，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从方法范畴上可主要划分为专家评议和科学计量两种。从评价深度上则可分为对评价对象外部数量特征的计量统计和对知识内容或知识单元进行的“质”的评价。前者是简单、粗糙的“量”的统计，是以发表论著数、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期刊影响广度、地域分布、半衰期等多种指标进行的形式评价。对“质”的评价不能对科研成果断章取义，而
是需要深入到评价对象的知识单元层次，最终对评价对象形成基于知识内容的评价结果。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宗旨是对评价对象的价值做出论断，以服务于评价的目的，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就是科研成果对于社会群体影响力的评价。“质”是“量”的前提，对于科学评价的评价对象来说，没有“质”的保证，“量”越多，往往越容易引起鱼龙混杂而造成科研资源的严重损失。学术科学评价的目的是给予评价对象合理的价值评估，对评价对象的“质”给予合理的定位。从哲学意义上讲，任何评价对象都通过一定数量的价值单元构成其整体价值，而同时评价对象任何“质”的特征都要依托于可以统计的“量”。因此不存在没有数量因素的质量，反之亦然。“质”与“量”的共存关系决定了评价过程中两个方面都要兼顾。
4.2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评价框架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在评价过程中定性和定量方法需要结合使川。在此笔者使用倒置树形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过程巾定性与定量方法结合的评价框架，依据评价信息资源的特点交叉使用两种方法，两者结合的评价框架如图2所示：
在树形结构中将末端的评价指标视作树形结构的叶子节点。从上文分析可知综合评价方法有自身内在逻辑机理，而单一层次不能全面体现评价对象的价值，但同时层次过多会减少方法的稳定性和准确度，目前一般使用三级评价指标结构。在评价过程中从叶子节点开始，定性及定量的交叉应用直到树形结构的根节点即评价的最后结果，其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步，叶子节点价值评价。在评价过程中运用专家评议等定性方法对叶子节点的价值在知识单元层次上给予评价，依靠参加评议的科学共同体做出评价对象的创新性以及其他价值的判断。同时，使用科学计量等定量方法得出评价对象“量”的特征给予专家参考，确保整个评价过程建立在“质”的基础之上。叶子节点的评价是评价过程中最为关键也是最为复杂的一步，它犹如建筑物的地基，是整个评价是否科学客观的基础，在这一步中要从微观着手，以定性方法为主，并以定量方法为辅。
第二步，指标层的价值评价。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得到叶子层级指标的价值，即子指标层的评价值。将这一计算结果作为计算父指标层的评价数据，继续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处理父指标层的评价值，并由同行专家给予价值的及时修正。在这个过程中继续运用科学计量方法形成对专家评价的辅助数据，最终得到父指标层的综合评价值。
重复这一过程，由此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的交叉使用直到树形结构的根节点，得到计算结果即为评价对象的最终评价值。在这个由下及上的评价过程中综合使用了专家评议及科学计量方法，并通过综合评价法使得层与层之间的评价联系起来最终得到评价结果。
篇8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基地；图书馆建设；评估指标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21-0087-03
[作者简介]李翠兰（1974―），女，山东邹城人，本科，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馆员。
1999年，教育部组织实施了“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划”，各省教育厅积极响应，各自从本省省情出发选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础较好的高校建立特色鲜明的人文社科基地，形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二梯队。然而，学界目前对基地图书资料室建设与评估研究的文章十分缺乏，故本文结合贵州省人文社会科学基地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图书资料室建设状况提出设想，期望得到同人的指导与批评。
一、基地图书资料室的性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图书馆属于学术图书馆，但是它与高等院校的图书馆又存在一定的区别。
首先，要从图书馆的本质特征来考察基地图书资料室的内在属性。《辞源》对图书馆的定义为“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向读者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的定义是“收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供人阅读参考的机构”。这两种定义概括了图书馆的本质特征，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是都包含了三方面的要素：第一，图书馆必须是文献资料中心；第二，这些文献资料是通过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具体行为收集、整理、保存等得以实现的；第三，图书馆设立的目的在于为读者受众阅读服务，使其受到教育。基地图书馆既然是图书馆的一类，就要满足于上述三大要素。基地图书馆必须是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中心，这些资料存在的形式可以是实实在在的图书、期刊、复印的文字材料等，也包括光盘、音像、录音等信息时代的文献资料。
其次，要区别基地图书资料室与高校图书馆的不同。基地都是各省教育厅依托高校建立起来的，基地图书资料室与高校图书馆并存于同一所高校，但是两者之间又有很多不同。有人认为，大学图书馆的基本工作是围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四大职能来开展[1]，这无疑是正确的。基地图书资料室与高校图书馆是什么关系呢？可以从教育部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与管理的相关文件中找到答案。《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2006年修订）》提出，“重点研究基地应建立独立于高校图书馆的专门图书资料室”。这就要求基地的图书馆在行政上是独立的，不隶属于学校图书馆。基地图书馆的建设是在基地主任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发展和改善属于基地的图书资料建设。但是，高校图书馆与基地的图书馆并不是毫无联系，该文件又要求“高校图书馆应优先满足重点研究基地图书资料特别是外文图书资料的订购需要，并提供有关资料编目、信息查询服务”，这就要求基地所在的高校需要高度重视基地的图书资料建设，在购买图书的资金安排上向基地图书资料倾斜，同时强调外文资料的采购。
二、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图书资料建设
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是2011年1月经贵州省教育厅批准设立的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心在设立之初就确立了以研究贵州教育发展为主的学术研究取向，根据贵州的省情重点聚焦贵州教育史、贵州基础教育和贵州民族教育三个方向。因此，中心紧扣基地研究取向，扎实做好相关图书资料室的建设工作。
首先，基地重视馆舍与图书文献资料建设。图书馆是实在的物质存在，是科研人员阅读学科文献资料的空间，也是存储文献资料的物理空间。根据贵州省教育厅2006年颁发的《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的要求，基地争取学校领导的支持，目前建设图书资料室用房160平方米，这个指标大于教育厅要求的“不少于150平方米”的要求，达到了评估指标要求。基地是在原来历史与社会学院的基础上升格而成的，在学校统一部署下，原来属于历史与社会学院的关于贵州教育史方面的文献资料全部划归基地管理，这些书籍主要包括贵州教育方志、地州教育史、学科教育等方面，数量较为可观。基地还选订了《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等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专业期刊，基本能够满足科研人员的科研需要。
其次，基地图书资料室配备具有图书馆员或相应职称的专职资料人员。专职资料员在学历与职称方面要求必须达到教育厅的基本要求：学历是本科，职称为中级职称。学科背景为图情系列的工作人员。基地图书馆目前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心主任的领导下，对基地成立以来的图书按照中国图书分类进行编目整理，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基地的电子检索系统，图书室的所有图书都能采用信息化的手段查询获取。
再次，基地图书资料室高度重视信息社会的时代变化，积极开发科研信息资源的利用手段。基地为科研人员建立了微信群与QQ群。这样极大地方便了科研人员的信息查询，QQ的大型文件传输功能可以为科研人员提供极大的便利。图书资料室打算逐步把基地图书馆原有的图书资料转换为电子版，基本的设想是：先对基地的图书登记造册，摸清家底，争取基地专职科研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的意见，分批次分阶段做好纸质版本转换的工作；在购买新的图书资料时候，努力争取购买电子版本，放到图书资料室供科研人员使用。
著名图书馆学专家黄宗忠在论及图书馆的功能时，指出图书馆除了基本功能、专属功能、主导功能、现代图书馆功能、公益功能外，还应该具有“未来功能”。[2]未来功能是“指潜在功能，目前还没有充分显露，但是很有发展潜力”。当下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很多崭新的科技手段层出不穷，比如“云技术”“APP技术”等，极大地改变了文献的储存与检索、阅读方式。在这方面，基地的文献资料建设还没有跟上发展的步伐，下一步应该认真应对，这就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不仅要善于学习，还要有创新的意识。
三、基地图书资料室建设与评估
图书资料室建设是基地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省部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于基地的建设都有相应的规范性文件与考核性标准，目的在于促进基地良性发展，为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提供科研保障，也贯彻了“以评促建，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但是，从目前出台的相关考核评估文件来看，考核的标准不足以达到相应目的，根本原因在于操作标准过于宽泛，对于促进基地图书馆建设无益。这一点可以根据贵州省2013年基地建设考核表来说明。
贵州省教育厅在2013年对省内的人文社科基地进行建设周期的考核，下达了各相关基地的评分表，列出了对基地建设各方面的评价赋分。一级指标有结构人员、研究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支持措施、管理工作。赋分为百分制。图书馆建设的评估位于“支持措施”部分，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图书馆，学校图书馆藏书50万册以上，赋分1分。二是资料室，中文藏书3000册以上，外文藏书500册以上，中文报刊20种以上，外文报刊10种以上，赋分1分。”这个考核评价的标准失之偏颇，无法促进基地的图书馆建设。原因如下：
第一，这个评分标准没有摆正基地所在高校的图书馆与基地图书馆的关系。《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管理办法》（2006）规定，“研究基地应拥有独立于学校图书馆的专门图书资料室”，评分标准要求学校图书馆的藏书30万册，该要求对于设有基地的大学来说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一般来讲，各省教育厅在选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础较好的高校作为研究基地来培养时，该校的图书馆基础应该是十分雄厚的，特别是与基地研究方向相关的图书资料。如果在考核评估时还要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那么每个基地都会得到满分，区别意义不大，不能起到评估督促的作用，使之流于形式。另外，管理办法规定，基地图书馆是独立的，这里又要求学校图书馆给予基地图书馆建设支持，这是政策矛盾之处，相互抵牾的政策只会造成基地图书馆建设工作的被动。
第二，对基地图书馆建设的考核重视显性的数量化指标，忽略了基地图书馆建设的内在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图书馆馆舍的面积可以通过扩充办公空间来实现，图书册数也可以通过购买或者从高校图书馆转入登记造册来完成。但是图书的更新率、图书资料与基地科研工作的匹配性与相关度等真正能够体现“唯一”“一流”的科研资料却无法得到保证，这确实是只重形式而忽略实质的考核评估办法。
第三，评估只重视图书物的考核，忽视了对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的考核。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要求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是学历和专业的相关性。基地是学术性极强的科研机构，图书资料室是基地科研人员科研的帮手与信息中心，基地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必须与之相匹配，具体到实际就是要求学历与专业相关性达标。第二层次，要求管理人员业务熟练，对基地的图书资料如数家珍，可以对基地的图书资料和科研成果进行初步的加工，形成基地的数据库。第三层次，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服务态度也是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四，图书资料的利用率、科研人员对基地图书馆的满意度以及校领导、中心领导对基地支持的具体做法也是图书资料室建设的考核对象，这些应该加以重视的要素却没有在评价中得到很好的表现。
鉴于此，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建设好基地的图书资料室，必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图书、期刊的数量，图书资料与基地科研的相关度，图书资料的年更新率，图书购买的经费预算，外文材料的充实度；馆舍的面积；设备的电子化，图书资料查询的顺畅度；工作人员的学历，工作人员的专业与图书资料工作的相关性，工作人员的科研水平、熟练程度、服务态度；科研人员借阅图书资料的记录，对图书资料的满意度，对图书资料购买的建议；学校领导对图书馆建设的重视程度。
基地评估促进建设的指标体系应当包括以上内容。如此才可以建立较为全面的基地图书馆评价指标体系，更好地仔细观察考核图书资料室的建设，使基地图书馆的建设得到实质性的发展与壮大，从而为基地的科研工作提供物资平台与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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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素养包括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常识和方法论，它是经过学术论证和检验的对世界的认识。就新闻工作而言，包括多学科的知识。本文以社会心理学和统计学的基本原理为例，结合几个曾经的热点新闻，探讨社会科学素养的缺失，对受众可能造成的误导，以及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
2011年10月13日，在广东佛山南海发生了一场全国闻名的悲剧，2岁女童小悦悦（王悦）在小巷里遭两车碾压，其间有18人路过，都没有施以援手，直至一名拾荒老太将其送往医院，终因受伤过重，在医院去世。《羊城晚报》以《两车先后碾过两岁女童十多冷血路人见死不救》最早爆料，斥责路人没有及早救援，并称路人是“冷漠”的。这成为随后铺天盖地报道的主要观点，例如，有媒体就评论道：“佛山的事件说明，有一种冷漠和无情在中国社会潜伏甚至游动着，它们随时有可能被激活，像毒气一样窒息一个特定环境下人们的道德感，制造出令社会道德底线无法接受的表现。佛山那18个人的冷漠，以及肇事司机的逃逸，就是中国社会道德面貌的一个真实细节”。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但若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看到这样的评论。估计会请义愤填膺的评论家们冷静一下。那18个路人是冤枉的，他们其实并非道德上存在瑕疵，而只是“多元无知”这一心理学效应下不自觉的牺牲品而已。
“多元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是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它被用于描述人们在公众场合的行为模式。通常人们在公共场合里，如果遇到模糊不清的状况、突发的事件，为了消除自身的不确定性，会观察和模仿身边他人的反应。结果形成彼此趋同的行为模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其《影响力》一书里，指出在美国普遍存在着“当一名受害者在痛苦中挣扎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旁观者伸出援手”的情况，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凯瑟琳·季诺维斯（Cathefine Genovese）案。值得注意的是，此案和“小悦悦事件”性质类似，但情况还更为恶劣，对此案的反思导致了“多元无知”概念的提出。
1964年3月13日，纽约皇后区发生了一场凶杀案。29岁的妇女凯瑟琳·季诺维斯凌晨下班回家，在路上被一陌生男子用刀杀死。在长达35分钟的作案时间里，凶手追逐受害者三个街区，并在她声嘶力竭的求救声中将其杀死。在这段时间里，38个邻居透过窗户目睹了凶杀案的发生，却没有一个人费神拨一下报警电话。最终季诺维斯因失血过多而去世。这场悲剧发生以后，《纽约时报》进行了如下的报道：“在半小时内，38名皇后区令人尊敬的守法公民眼睁睁地看着凶手在丘园三次追逐并刺杀同一个女子。有两次，他们发出的声音和他们的卧室里突然亮起的灯光都让凶手吃惊地停了下来。但每一次他都返回去。找到她并刺死她。整个过程没有人一个报警。”事件震惊了美国。其后新闻和报道的基调也同中国类似，质疑美国是不是变成了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社会。有的将其归咎于电视上的过多暴力，导致人们对现实中暴力的过分容忍。更多的媒体人则认为是都市生活，使得个人与群体疏离。导致人的“非人性化”。
但社会心理学家仔细研究了相关报道以后。却得出了不可思议的结论，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一悲剧事件。原因是旁观者人数太多。因为目击者的人数越多，使得每个人觉得自我责任越轻，这个道理适宜于中国的一句俗语，“三个和尚没水吃”。而且人们在选择行为的时候，通常会采用社会认同的行为模式，他人的行动是自我行动重要参考。若他人采取若无其事的态度，人们也会自然地模仿。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社会心理学家曾做过实验，让一个人在大街上假装癫痫发作，若是一个人在场时，他获得帮助几率是85%。而当五个人在场时，获得帮助的几率只有31%。
除了人数，还有几个因素会影响到人们是否参与到帮助中去。一是对事件重要性的判断。假若危险情况是确定和明显的，人们施以援救的几率会大得多。例如我们很少看到溺水时旁观者冷漠的新闻，这是因为类似的危险显而易见。二是通常文化习俗里人们表现得老成，举止稳重更容易受到尊敬。三是对于陌生人，人们通常难以判断其求救的表情和危险程度。以上也是都市为什么看上去比乡村社会更为冷漠的原因。
那么参照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小悦悦案件里，大量的新闻和评论将其指向18个路人的冷漠事实上是不公平的。来自各地的打工者，在路过一个陌生街区，于下午5点并不能看清楚形势的黄昏，又听不到2岁的小孩发出的明确求救信号，因此不能主动停下来救援，是情有可原的行为。
可惜的是纵观相关的评论和报道，提及了“多元无知”这一基本社会心理学现象只有一家媒体。绝大多数都犯了当年美国媒体的错误，将基本的心理现象无限拔高，这反映了社会科学素养的缺失。过去比较强调记者的科学素养，但是一直没有注意社会科学素养的培养。这使得小悦悦事件里18个路人被过分的指责，承担了太多的骂名，而廉价的指责并无助于事件的解决，反而导致对社会道德水平过于悲观的估计。
在小悦悦事件新闻报道和评论里，违背社会科学常识的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情况几乎是很多新闻报道的通病。上述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接下来笔者从统计和概率的角度探讨小悦悦及其相关事件中存在的报道误区。
通常新闻记者是好事之徒，喜欢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并上升到普遍的意义，但这归纳意义的过程其实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极大可能性。依据统计和概率规律，个体只能有限度地代表整体，例如一个人的犯罪，这并不能否认其家庭，更不能牵扯到他的种族和国家。而在小悦悦事件里，众多媒体不是将其视为个案处理。探讨出现类似情况下避免危机，而是提出过于宏大的命题。有媒体这样写道“因为小悦悦的悲剧，是在以一种极端残忍、极端血腥的方式，告诉我们：道德病了，人心病了，制度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很显然，小悦悦的遭遇，又一次次戳破了我们社会的道德脓疱，推倒了那些虚华与矫饰的沙塔，也是对GDP神话的某种嘲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不负责任的评论，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测量手段来评价。中国既有小悦悦案这样的悲剧，但也有最美司机、最美妈妈等充满正能量的案例。要说明道德整体水平的上升和下降，需要更大规模的统计和测量。
国外有学者就指出，概率统计知识应当是公民的基本素质。不具备这方面的素质。从事新闻报道就很难避免夸大其词，以偏概全，造成社会不必要的损失。以最近发生的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为例，2013年4月16日，复旦大学研究生黄洋因被其室友投毒，不幸去世。悲剧发生后，媒体进行广泛报道，有的指出这是医学院的教育缺乏人文素养所致，有的评论说“只有高智商、缺乏高情商的大学生，充其量不过是存在缺陷的半成品。而情商扭曲的高材生甚至可能成为贻害社会的危险品”，有的指责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结果，有的提出中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就有问题，还有的建议彻底改变现有的大学生住宿体制，将合租制改为自愿选择或者一人一屋。只有少数媒体能够比较客观地指出，大学生的精神和心理疾病发病率的问题。
事实上报道新闻的时候。人们对大学生这个样本的理解就已经出了概念上的错误，似乎发生恶性案件是不可思议之事。但客观而言，大学生目前早已不是扩招前的数量。有统计指出中国在校大学生的规模已经将近3000万，相当于英国人口的一半。在这样规模的人口基数下，出现精神疾病，发生刑事案件的数量自然会大得多。有人指出相比过去，大学生同室相残的新闻数量多了很多。但如果比较下人口基数，以及媒体的日渐开放，大体上大学生同学关系并不比过去有多大变化。为一个偶然的案件，而去指责整个教育制度是荒唐的，如果为此改变现有大学住宿结构，将是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再举一个媒体常犯的统计错误。在中国新闻媒体里常有癌症村这样的报道，指出某地特定癌症疾病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并指出这是当地化工厂等所致。因为看统计数据，似乎不应有同一疾病在某一地区明显多发，但事实上并非一定如此。以扔硬币为例。大家都知道正反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但现实情况里，并不会出现正一次、反一次轮流出现的情况，而是某段时间正面多些，某段时间反面多些，很多癌症村也可能是这样。高于常规数量的病例集中在一个地方是概率上非常容易出现的情况，新闻里有某人连续中大奖、某罕见病发生于一个家庭的情况，这其实并非少见。
统计和概率是理解社会的重要手段，但数据有时也会以微妙的形式撒谎，如果不是科学的测量，得出的数据将会很大程度上误导公众。小悦悦事件里，有舆情调查中心就做了如下的调查，数据显示当问及“‘你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相比十年前有何变化’时，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当今社会的道德水平不乐观，有九成以上（94.2%）的受访者认为相比十年前，现在社会的道德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倒退，其中82.1%的受访者认为‘有很大倒退’，还有12.1%的受访者认为‘有一些倒退”’。参加调查的有两万多人，样本数目很大，看上去也很科学正规，并且在互联网上参与填写问卷。但这个数据并不科学权威，如果作为社会科学论文，一定通不过基本的学术评审。
互联网的问卷调查不是科学的统计方式。它首先在样本总量上就把大批不能上网的中国人排除在了统计之外。其次。网民的人口分布并不均衡，绝大多数网民是20-40岁之间的年轻人。第三，在互联网上愿意投票的人本身就对这个事件有了比较强烈看法，他们表达意愿强烈，但大量不愿意表达意见者的看法就被忽略了。这就像评选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姚明当选的可能性极大，因为愿意支持他的人极多。以不科学方法得出的统计数据，只能代表填写了两万多张问卷的网民看法。
然而，上述问卷又是从具体案例出发询问的抽象问题，诱导性是非常明显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就发现，随机设定的数据会影响人们对价格的判断。例如，在屏幕上随机播放一个数字，其后询问被试者某个商品的价格，得到的回答大体在这个数字上下范围内。那么小悦悦事件的新闻发生在先，再询问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看法，自然会得到更为负面的评价。
在设计调查问卷上，有倾向性的题干也会有操纵数据的嫌疑。如问及“你是否支持中国出台有关见义勇为、帮助别人的法律”时，结果显示，七成多（74.8%）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仅一成多（13.3%）受访者“不支持”，剩余11.9%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
做统计问卷时的基本常识就是人的态度是容易为问卷所左右，因此提出问卷时应当采取中立的立场。并且需要将问题进行细化。上面调查里使用了见义勇为这样的词汇，作为社会认同的规范，让人去选择不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且题干本身也存在逻辑的陷阱，见义勇为是一件事，帮助别人又是另一回事，被糅合在一起同时出现于问卷里。但帮助他人未必就是见义勇为，明显有诱导被调查者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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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假设；“文化-生物人”；“经济人”；“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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