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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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篇2

在房地产领域，政策与市场的关系很拧巴。岁末年初，京沪深等城市房市量价齐升，推涨了房价预期；同时，又恰值地方“两会”相继召开，三地针对楼市调控政策基调的表态均使用了“严格”字眼，广州则强调“坚决”。谁知，楼市却仍在“耍个性”，你归你喊“话”，我归我涨“价”。

税收领域，为抗危机而出的慌乱之策多，不是明减暗增，就是还没充分论证透就急吼吼地推出，结果引来各方反弹。前者如结构性增税，某些地方财政无米下锅，虽然明知这么做会竭泽而渔、掏空税源让地方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却仍然在无奈之下杀鸡取卵，向企业征收“过头税”的做法正在蔓延。后者如营改增。初衷是“为中小微企业减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但现实却是企业有增有减。而地方政府心里也有一笔“减收账”，那些税负增加企业的补贴，都需要地方政府自己掏钱兜底，这种让财政“抽血”常态化的事，地方很两难。很多事实表明，让地方出现抵制心理的政策措施，地方一般都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来暗暗地架空之、化解之、对冲之。

政策规划与调控已经成为悬在产业头上的“—把刀”。有关部门一旦将某些行业圈定为“政策阳光照耀下的地带”，就往往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举措，而对另一些产业实行较为严厉的税收甚至强行关停并转，表面上是扶持符合发展方向的产业、淘汰过剩或夕阳产业，但现实却往往造成产业逻辑被扭曲，反而催生出被政策、规划注入了过多激素的膨大型产业，外部形势一有风吹草动，立马现原形，泡沫立破。典型的例子比如光伏。

总之，宏调被异化的类似领域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各种负效应的自我曝光，是宏观调控让位于宏观调放的客观推手。而“宏观调放”，恰恰是2013年政策风格新特征。至于这种转换背后的时代背景，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国策“再均衡”。作为对前一轮均衡国策的纠正，再均衡的中性化表述下自然隐藏着市场化的倾向。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宏观调放”，正是这种倾向的具体表达式。不理解这一点，就抓不住领导讲话背后的蛛丝马迹。当新一届领导把目光从西柏坡转向深圳时，“改革”的希望呼之欲出：但紧接着重提“摸石头过河”的讲话又难免让人困惑：摸了30年的石头，怎么还要摸？殊不知这已经是进步，其中传递出的隐含信息是，至少没有说什么石头是不可以摸的，毕竟在过去，有些不可摸的石头是人们心知肚明的。这些过去不可摸、如今却可摸的“石头”，恰恰是“宏观调放”的对象。

宏观调控重在“控”，本质是管制市场之权；同理，宏观调放重在“放”，本质是放权。而“放权”是市场化改革的前提。当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背景，就是因为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已经累积起奇高无比的运行成本，唯有“放权改革”，才能化解计划体制成本、突破旧体制僵局。概括过去30年的放权大体上“兵分三路”：一路放权给“个人”，如农民拥有了农村土地承包权，企业家拥有了民企创办权；一路放权给“国企”，这从历次的国企改制可见一斑；还有一路放权给地方政府。31个省市变成31个“地方经营公司”，形成过去30年中国经济万马狂奔的壮观局面。诚然，像货币权、财税权以及这些年使用频率极高的“宏观调控权”，基本还是掌控在中央及其部委的手中。此外，“放权”还意味着“让利”。“权”和“利”的关系往往千丝万缕，因为“利”随“权”走。

如今，市场化改革历经初始阶段的磨砺后，来到了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的深水区。很多被扭曲的结构，被异化的价格（无论房价、股价还是资源价格），被勾兑的寻租空间，被架空的宏调……归根结底都是市场化不彻底惹的祸。而宏观调放，就是行政放权于市场、政府放权于社会、国企让利于民企等，通过“调放”修正过度失衡的结构天平：换言之，调放是以“看得见之手”的“退”换取“看不见之手”的“进”。至于201 3年宏观调放的主战场，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预判。一是“条”上的调控权重将压缩，为的是给“块”让出更多的创新空间。二是在一些过去看似坚冰的领域将出乎意料的成为调放主攻方向，而这些领域的调放动力往往来自体制外。

具体而言，我们预计，金融领域的调放力度将前所未有。规模膨胀的影子银行是金融市场化不完全的产物，但影子银行的失控，信托市场刚性兑付危机等一系列风险正在搅动金融格局。混业势不可挡，而混业的本质就是去边界化，金融领域原有的垄断墙、玻璃门都将被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所拆除，银行寡头躺着也赚钱的日子将一去不返；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市场化的步伐将加大，其表达式更多是技术层面的推陈出新。而房地产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关系最复杂的领域，“三限”之类的计划手段难以维系，房价早已“春色满园关不住”，政策敌不过市场趋势之后，将切换思路，从单纯行政性管控转向财税手段的调放，适度放开房价的同时推出房产税，对楼市进行市场化调整。此外，地方在“铁公基”、社会事业、资源等领域，将对民资民企抛出更多的橄榄枝，虽是形势所迫，却也在客观趋势上加速民资民企的“国民待遇”化。这也意味着新“非公三十六条”的最大推进者更可能是地方而非部委。

不过，“宏观调放”作为2013年政策风格转换的方向与特征，依然面临着力度、深度有多大的问题。事实上，究竟能“放”到什么程度，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利益关系复杂的领域，虽不得不“放”，但推进慢，多以时间换空间。比如房产税的推出，虽然“开弓没有回头箭”，但因为事关众多利益攸关方，注定会成为年度最纠结的措施之一。其次，对那些高度垄断的行业而言，“宏观调放”还仅仅是打开了一条缝，如果不同时伴随着游戏规则的跟进，结果就会出现类似“鸿门宴”的吊诡现象，民资进入基本“输多赢少”。最后，地方作为2013年创新的主战场，更是面临着对手中权力“放”与不“放”的两难。自199年分税制以来，多数地方已经把放到自己手里的权用得花样翻新、炉火纯青，何况，在经济上“还权”越多，留给政府自己的越少，因此难免会有“自废武功”之感。如果说当年中央放权给地方，是因为计划体制运行成本过高所致，那么如今，地方政府手中的很多权力要放给市场、放给社会，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与胸怀，以及对形势的前瞻性把握。

2月25日。2013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巴塞罗那开幕。会上.中国银联执行副总裁柴洪峰与中国移动副总裁沙跃家共同宣布，即将推出“手机钱包”客户端，并在全国14个省（市）开展试点，为用户使用手机终端进行快捷“闪付”提供便利服务。

2012年，银联与中国移动达成移动支付合作，通过推动金融业与通信业的行业资源共享，为移动支付推广探索模式和积累经验。随着双方台作的持续推进。作为近场支付重要技术的远程发卡和应用管理平台（TSM）已实现双方系统的互通互联，并吸引了中行、邮储、中信、光大、广发、浦发等商业银行首批加人，工行、农行、建行、交行等十余家主要商业银行也启动了相关合作，为移动支付尤其是近场支付加快推广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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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调控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0-01

引言

从上个世纪末我国逐步放开了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业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尤其是近几年，我国的房地产业发展持续火爆，国内一些大城市的房价持续上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房地产业的异军突起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场化改革的因素，也有城市化运动的原因，不可否认，通过房地产业的兴盛，很多地区的落后面貌得以改变，很多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在很多地区房地产业甚至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力量，像温州炒房团可谓天下闻名。但是同样不可否认，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存在很多的泡沫成分，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会对国内目前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日本房地产泡沫的例子足够我们警醒了。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从2010年开始逐步加大了调控的力度，时至今日已经初步发挥出了作用。那么究竟这种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如何，还需要我们进行仔细分析。

一、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回顾

回顾2011年，在“调结构、稳物价”的大背景下，在始于2010年的这一轮房地产调控中，中央政府不但紧盯市场变化还持续加码调控。“新国八条”的出台就定下了中央政府进行房地产调控的基调。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并房地产市场调控“新国八条”。会议确定了以下政策措施：各地的第一季度要公布房价控制目标；增加公共租赁住房供应；住房不足5年转手按销售款全额征税；二套房首付款比例提至60%；土地两年不开工要收回使用权；暂停省会城市居民购第三套房；未完成调控目标政府将被问责。紧接着“限购令”呼之欲出。就在“新国八条”出来的同一天，国务院通知，明确规定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在一定时期内，要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的政策随后落地。2011年1月27日，财政部公布了《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规定个人将购买不足5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2011年3月16日，国家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国家发改委《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从5月1日起，商品房销售必须明码标价。按《规定》，商品房经营者应当对每套商品房(包括二手房)进行明码标价即“一套一标”，按照建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积计价的，还应当标示建筑面积单价或者套内建筑面积单价；要明确公示代收代办收费和物业服务收费，不得在标价之外加收任何未标明的费用。

伴随着“国八条”、房产税试点改革等政策的先后落地，“限购”、“限价”、“限贷”等政策也全面升级，限购城市从2010年的不足20个大幅增加到40多个。2011年7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二三线城市也要限购”，随后，台州、珠海等城市跟进，限购城市数增加到近50个。

二、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双刃剑效应

政府之所以不断的进行房地产调控，一方面是源于国内经济过热的思考，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危害一直是其他国家参考的素材，我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必须要给房地产市场降温；另一方面，过高的房价已经严重限制了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也可以说这是民意使然，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考虑，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之后又实行了“二次调控”，对投资性购房进行了有效遏制，这些政策的出台确实赢得了很多掌声，但是也是一把双刃剑。

1.关于限贷

限贷的目的是通过提高首付甚至暂停贷款，降低房贷的杠杆效应，从而抑制投机行为。但是，限贷在抑制了投资需求同时也抑制了自主需求。据世联调查数据显示，年收入在50万以上的人群中，超过七成人至少拥有一套房产，四成有两套及以上房产。这些人群在置业中超过25%选择高额首付或者一次性付款。然而，超七成的低首付置业人群，其正常的自住需求却因限贷政策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

2.关于限购

随着限购政策在二三线城市的渐次铺开，解决了之前仅对一线城市局部性的限购，导致资本从限购城市流出却进入二三线城市而产生的“挤出效应“。然而，无比严厉的限购政策却难脱“排外”的嫌疑。因为限购在限制了当地购房的同时也限制了外来置业。限购令实际上抬高了外来者购房成本，甚至对于那些在户籍地仅有一套自住房的外来者，只有将户籍地的自住房转卖，才能获得在当地的置业资格。

3.关于限价

限价是限贷、限购政策的升级，是最直接的调控政策，人们曾对此寄以厚望。然而全国608个城市公布的房价控制目标，绝大部分是参考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的目标，房价上涨增幅限制在10%左右。限价的空间同时成为涨价的目标。如此大的上弹空间使得在某些地方限价目标成了涨价目标。

4.关于保障房

作为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配套措施，保障房的大量投建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公平，同时消化了一部分刚性需求。短期目标明显，长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三、短期调控效果与中长期的战略考虑

从当前调控效果看，最有效和最受民众欢迎的是保障房工程。但确保第一期保障房工程的完满和将短期调控过渡到中长期的战略也应提上当前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着眼于长远的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和成熟、推动创业基金的规范运作，从而有效吸收投资需求、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也是不可缺少的政策配合。

中长期的战略，可持续的宏观调控框架不可能是一味地去市场化的，而有效的健康的策略将是“保障轨”与“市场轨”两轨并行。当然，这两轨并非如平行线孤立运行，否则可能重蹈某些国家的覆辙，制造出大量“贫民窟”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

要解决保障轨与市场轨的融合并行，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政府对辖区的整体规划及引导落实。采用城市经营的方式，各种基础设施的配套，比如城市交通、城市管网、信息通信、商业网点、绿地景观的分布等进行全盘规划，然后，应用市场杠杆，引导高层商品住宅区及保障房、高端住宅区等的布局和资金流入。此外，合理规划工业地产，用人居市场环境吸引资金投入商业地产和商品住宅。即用政府的规划和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推动房地产各级市场的有序的共同繁荣。

关于房地产的话题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是确实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因为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百姓的安居乐业，与社会的稳定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从长远来看，国家对房地产进行调控是有利的，只是调控的度以及时间应该要把握好，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健康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指导，所以我们要理性的对待对待这个问题，争取早日实现中国房地产业的真正崛起。

参考文献：

[1]谭彦博.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中的效果分析与思考[J].财经界,2011(02).

[2]杨永清,孙媛媛.宏观调控下房地产价格分析及趋势预测[J].中国房地产金融,2005(11).

篇4

关键词： 宏观调控，政府制度，政策效应

当前，我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猛，但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大部分特别是制造业、 工业 消费品能力宽松甚至过剩，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仅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过碰到的瓶颈制约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 影响 发展 的全局。本文依据 现代 宏观经济学理论，浅谈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

从宏观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中国政府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某种结合。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或两者之和为顺差)，本币汇率将会升值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恢复。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消除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中央银行必须买入外币卖出本币。流通中本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如果经济处于通货收缩时期，中央银行可以不必对增加的货币供应进行对冲。但是，对于一个存在结构性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来说，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或出现通货膨胀危险)时期，中央银行维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与中央银行克服通货膨胀的目标往往发生矛盾。

为了防止(或抑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如果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中央银行就必须对因干预外汇市场而释放出的货币增量进行对冲。但是，任何国家中央银行的对冲能力都是有限的。事实上，早在中国经济走出通货收缩之前，为了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人民银行就一直在从事对冲操作。经过多年的对冲操作之后，人民银行已面临“无(国债)券可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推出了“央行票据”这一 金融 工具。但由于商业银行对央行票据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这种 方法 也无法无限使用。当然，基础货币数量的变化、银行信贷的变化和广义货币数量的关系是复杂的。基础货币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增加。但是，由于存在大量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随时都可以相应增加信贷发放，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形势恶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

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 企业 )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可从两方面来 分析 ，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

当前的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不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整个 社会 被组织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单一企业。在那里，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微不足道的辅手段，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

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 自然 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

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 影响 ，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 自然 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 经济 的更不稳定。

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 政治 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

二、宏观调控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

在 现代 西方宏观经济 理论 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 发展 ，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 分析 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

在大多数发展 中国 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

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

目前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 问题 ，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三、把握宏观调控政策应弄清楚的几个问题

基于以上的分析，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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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联邦政府财政政策主要由财政部起草，总统府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也参与制定预算、税收和财政等政策。美国运用财政政策调控的经验：

1、主要运用税收手段进行调节。每当经济萧条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就实施减税政策，减税的手段包括降低税率和缩小税基（如提高起征点、增加免税额等）。里根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实施了大幅度减税措施；小布什执政以来，先后在2001年和2003年两次提出了以减税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10年内的减税总额高达15000亿美元。每当经济增长过快出现过热苗头时，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或减少财政赤字，政府就实施增税政策，增税的手段包括提高税率或扩大税基（如降低税收起征点、减少或取消免税额）。克林顿执政时期，为减少政府财政赤字，保证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曾将应纳税收入在14万美元以上的夫妻联合申报家庭（单身纳税人应税收入在11．5万美元以上）的边际税率从31％提高到36％，同时规定应税收入超过25万美元以上的部分适用39．6％的最高边际税率。此外，为了支持某个产业发展，美国也会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美国政府通常不用税收优惠来招商引资。

2、严格依法管理财政预算。美国的联邦财政预算由总统府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负责编制，报经国会批准。财政预算经国会批准后，财政部可根据经济情况进行微调，但是财政预算支出结构的任何调整都由国会决定，无权变更。

3、政府对发行国债持审慎态度。美国政府对发债很审慎，主要根据财政收支预期进行，每年三月份公布政府的发债情况。美国决定发债是自动形成的，经济好时政府就少发债；经济不好时政府就多发债。不管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如何，当政府财政紧张时，总统必然要求发债，国会只要求财政部为满足一定支出而融资，而不管采用什么手段。

4、财政政策长期发挥作用。在美国，不管是增税、减税还是调整预算收支的规模和结构，都要启动繁琐、严格的司法程序，必须经国会审批。因此，美国财政政策是长期的供给型政策。

5、面向全球发行国债，靠外国资本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和维持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多数年份美国都有财政赤字，美国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就是面向全球发行国债。目前美国40％的国债由外国投资者购买，日本和中国是主要的购买国。面向世界发行国债，美国不仅弥补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还通过资本项目的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

二、美国货币政策及其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

美国货币政策由美国中央银行―――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独立制定和执行，美联储的决策机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它每年召开8次会议，研究通过货币政策调节需求，保持物价稳定。美国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的经验：

1、货币政策目标明确。虽然从理论上讲，美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等五个方面。但在实际宏观调控中，美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预防通货膨胀，保持价格稳定。

2、主要使用利率杠杆进行调节。美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是调息。经济过热就加息，经济疲软就减息。比如，1994年当美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时，美联储在一年内连续7次提高利率，把联邦利率从3％提高到6％，迫使当时的美国经济降温。1998年为防止世界金融动荡造成对美国经济的冲击，美联储分别在1998年9月、10月、11月连续三次降低利率。2001年至2004年6月，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尽快恢复增长，连续10次调低联邦基金利率，将其调至美国46年来的历史最低点（1％）。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约翰・泰勒教授所说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近年来美国情况特别好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带来的价格稳定本身大概就使生产率得到提高……”。

3、建立灵敏高效完善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美国的利率调节之所以有效，首先是因为美国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市场机制健全有效，利率的升降直接影响到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其次是美国信贷市场健全有效，金融机构向居民家庭发放了大量的消费信贷和住房抵押贷款。降低利率居民和公司直接受益，还可以通过“借新还旧”维持高消费；提高利率居民和公司直接受损，消费需求马上下降。

4、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1968年美国推出了最早的抵押贷款债券。1983年又设计发行了抵押保证债券。1990年美国3万多亿美元末偿还的住宅抵押贷款中，50％以上实现了证券化。信贷资产特别是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不仅沟通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疏通了货币政策传导途径，还有效解决了银行“短存长贷”的矛盾，分散了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信贷风险，维护了金融稳定。

三、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协调配合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需要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实施作用大、速度快和预测性强，但决策时间比较长，必须经过立法和国会审批等程序，有时候其决策的时滞会使政策实施赶不上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货币政策决策快、独立性强，受政治干扰小。财政政策作用的主要对象是消费支出，特别是税收政策主要影响消费；而货币政策作用的主要对象则是资本支出，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方面。所以，只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互相搭配、协调配合，才能取长补短，实现预期的宏观调控目标。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比较好，二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财政政策主要解决经济长期增长问题，货币政策主要调节短期经济波动。解决经济萧条问题，通常以财政减税政策为主；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通常以紧缩的货币政策为主。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之间建立有协调机制，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经常会面共商经济大计，财长提出货币政策建议很慎重，以使中央银行保持独立性；美联储尽管独立性很强，在决策时也要考虑对财政政策的影响。

2、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同向搭配，包括“双松”搭配和“双紧”搭配。另一种是逆向搭配，包括“松紧”搭配（即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配合）和“紧松”搭配（即紧缩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搭配）。在美国宏观经济调控中，“松紧”搭配的政策是经常被采用的。

四、美国宏观调控对我国的启示

1、根据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制定宏观调控目标。美国在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的核心依据是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的转移。如在1945年至1968年，针对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政府把充分就业定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1969年至1980年，针对当时主要由于石油危机引发的物价攀升，美国政府把抑制通货膨胀定为当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采取了紧缩银根等金融货币政策和法律措施；20世纪90年代，针对财政赤字严重，物价上涨较快的现实，美国把消灭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确定为宏观调控目标。2001年以来，针对经济增长缓慢，美国小布什政府制定了以减税为主要手段，以促进经济尽快恢复增长为主的宏观调控目标。借鉴美国宏观调控经验，首先应该根据我国各个时期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求，相机制定宏观调控目标。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制定宏观调控目标，既要考虑当前经济调控的需要，更要考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要求。

2、适当把握国债发行政策。不仅是美国，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都表明，财政政策是政府克服经济衰退，启动经济增长的长期有效手段之一。但是，发行长期国债并不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税收才是克服经济衰退，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最长期的财政政策手段。每当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时，美国历届政府首先采用的财政政策手段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减税。反观我国自1998年开始，已经实施了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拉动政府投资为主要政策工具。在当时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前我国投资需求特别是民间投资已经启动，还出现了钢铁、汽车、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投资过热现象；而且连续6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已使我国财政风险有所聚集。在这种情况下，可考虑减少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3、宏观调控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搞好宏观调控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当务之急是要深入研究税收理论与国外实践，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和搞好宏观调控的要求，深化我国税收体制改革。一是要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二是要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特别是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税收制度。三是要改革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四是要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简化税率级次。五是要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

4、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有利于增加技术开发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财政支出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注重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教育的投资，增加对新生产能力的投资，并运用竞争机制改善国家创新机制，取得了全球竞争优势。日本由于忽视进入世界技术领先国家行列后的体制和结构调整，丧失了利用新技术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使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和停滞不前。因此，借鉴美国、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国宏观调控要特别重视发挥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作用。当前，一要加强财政对高技术产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二要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修路、治理环境等。三要增加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支出，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四要增加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5、进一步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我国应该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同时，着重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一要加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我国分设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中央银行不再直接监督管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经营。由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是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单位，中央银行协调难度较大。因此要明确中央银行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导地位，金融监管机构也要考虑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加快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改革，使其真正成为现代金融企业。加快银行业务创新改革，减少业务收入中的利差收入比例，提高利率调控的敏感度。改善清算支付体系，提高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水平。加快发展可交易金融工具品种，从总体上增强债券市场对信贷市场的传递性。发展货币市场基金账户，减轻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压力。三是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重点是存款利率市场化，发展利率套期业务，以减轻利率市场化后的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压力。四是按照市场原则，相机抉择，扎扎实实推进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五是深入研究我国当前条件下，利率、汇率和准备金手段的优点缺点，取长补短，搞好三者的协调配合，共同搞好宏观调控。

篇6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喜忧参半，其中上半年CPI同比上涨7.9%，GDP同比增长10.4%，PPI同比上涨7.6%。居高不下的通胀魅影成了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关键影响变量。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下的通胀数据已经既成事实，换句话说，政策调控需要躲避“既成数据”的陷阱与误区，毕竟政策的发力重心在于“将来时”，尽管静态经济指标中可能隐含了“将来时”趋势的信息。因此，宏观调控政策需要审时度势，未雨绸缪，调整市场主体的预期和行为。

我们知道，中国地域广博。从空间的维度来看，东西南北的产业结构及增长模式差异明显，并且影响着资金周转速度和总量需求；其次，从行业维度来看，制造业与服务业，甚至农业运作模式和资金需求同样特点迥异；再次，从行业规模和性质的维度看，国有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样诉求差异明显。通常，中小企业处于市场竞争的弱势地位，自身缺乏足够盈利积累，劳动力、环保、原材料等要素成本无不考验着其微利的生存空间。然而它们却承担了新增劳动力就业的重任。那么，在“一刀切”的紧缩背景下，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可想而知，甚至出现停产、倒闭，这扼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并极有可能动摇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活力与动力。作为经济先行指标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隐忧渐现，6月份仅为50.9%。可以预计，在科学发展观的人文主义反思背景下，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时代将告一段落，那么，“低速行进”中完成经济的有序转型绝非一朝一夕，再平衡之路充满了变数，“一刀切”的非理性政策可能导致中国满盘皆输。

此外，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将置身经济网络格局中，各经济体的政策效果必然无法“独善其身”，中国亦不例外。梳理扑朔迷离的全球经济前景和把握趋势，有助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超然”世外。美国无就业的复苏仍在延续，6月失业率仍然高达9.2%。同时，“驴象之间”的债务上限之争仍然待解，在经济数据转淡的背景下，美国仍然手握“量化宽松”（QE3）这一以邻为壑的政策主动权。反观欧盟诸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的国债危机危如累卵。此外，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平衡之争与博弈，包括汇率和保护主义等政策，以及衍生出来的政治化选题都将呈现“常态化”。

篇7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宏观调控；政策搭配

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894(2008)06―0047―06

一、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及影响

1、流动性过剩的原因　所谓流动性过剩是指金融系统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因基础货币持续扩大而引起的货币投放过多。根据货币分析法的基本观点，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用公式表示为：

Ms=m(D+R)

公式中，Ms为货币供给量；D为国内货币供给基数，即央行的国内货币信贷量；R为来自国外的货币供给基数，即国际收支JI顺差而引起的外汇储备余额；m为货币乘数，即银行系统的货币创造的倍数。

从内部因素看，造成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央银行的再贷款。中央银行增加对商业银行再贷款，商业银行就能扩大贷款量。在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中，一部分贷款转化为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另一部分以工资形式转变为居民收入，而居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存放在银行，另一部分则转变为现金流通，从而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即基础货币增加。二是财政收支。当政府的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时就会出现财政赤字。财政赤字最终使企业和居民的存款和现金增加。存款增量中一部分被作为存款准备金，现金增加则要求增发货币，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基础货币增加。但是，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过快增长也会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通常存放在银行，造成银行存款增加。存款增量中一部分被作为存款准备金，一部分作为贷款使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量增加。

从外部因素看，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余额增加是造成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当企业和居民将持有的外汇出售给外汇指定银行，收取本币。而外汇指定银行再把外汇出售给中央，换回等值的本币，从而促使外汇指定银行超额准备金增加，因而增加了基础货币。

从中国现状来看，笔者认为，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是造成当前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近3年来，国际收支的顺差快速增长。2005年起，我国贸易顺差出现猛增态势，达到1 341亿美元，2006年为2 089亿美元，2007年高达2 62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也出现了大幅度增加，从2004年以来实际利用外资平均每年达600多亿美元。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导致外汇储备余额迅速增加，2006年为1.07万亿美元，2007年为1.53万亿美元，2008年6月份高达1.8万亿美元。

2007年国外资产在中央银行资产中所占比重高达73.80％；储备货币主要由对金融性公司存款和货币发行组成，两者共占中央银行总负债的40.45％和19.5％。在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外汇指定银行因国际收支顺差而必须买入大量的外汇，导致银行外汇占款迅速增加。2005年外汇占款为7.12万亿元，2006年为9.90万亿元，2007年12.84万亿元。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国外资产在基础货币中所占比重1990年约为10％，2005年为98％，2006年为110％，2007年则高达123％。由此可见，国际收支巨额顺差导致外汇占款持续增加，外汇储备猛增，基础货币扩大，造成流动性过剩。

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大幅度增加也是促进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之一。2004年企业存款为8 467亿元，2005年为9614亿元，比上年增长13.55％；2006年为1.13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76％；2007年为1.387亿元，比上年增长22.49％。2004年财政存款为6236亿元，2005年为7996亿元，比上年增长28.22％；2006年为1.09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6.64％；2007年为1.76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1.37％。由此可见，不论是企业存款还是财政存款都出现了大幅度增加。企业存款的3年平均增长率达18％；财政存款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42.1％。企业和财政存款的大幅度增长造成了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从而助长了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

低利率和负利率也助长了流动性过剩。以2007年1―10月为例，尽管中央银行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连续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达14.5％，连续6次提高存贷款名义利率，但存款实际利率仍然为负利率，因而对货币信贷扩张的控制效果并不明显。截至2007年10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3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5％：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14.3万亿元，同比增长22.1％。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1 361亿元，同比多增l 192亿元。1―10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3.50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多增7 265亿元。与此同时，人民币各项存款则下降4 498亿元，同比多降6020亿元(2007年同期增加1 523亿元)。从部门情况看，居民户存款下降5 062亿元，同比多降5052亿元。统计显示，此次存款急降，是继2002年2月以来，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首次出现大幅度下降。银行贷款猛增而存款锐减，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流动性过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本币升值不仅加剧了经常账户下尤其是资本金融账户下的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造成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扩大，导致外汇储备节节攀升，进而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样也助长了流动性过剩。

2、流动性过剩的负面效应 国际收支巨额顺差造成外汇占款急剧增加，扩大了基础货币，进而导致货币供给量大幅度增加。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已对经济稳定持续增长造成了重大冲击。具体表现在：第一，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增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短短的3年内消费价格指数(CPI)从2005年的1.8％快速上升至2008年5月的8.1％。在国际石油价格等资源类产品以及粮食价格的飚升带动了进口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促使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快速升至8.8％，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第二，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游离在银行系统外的巨额资金流入资产价格市场追逐高额利润，导致交易量猛增，推动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从2003年起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出现了几倍的猛涨。上证指数从2005年的1000点飚升至2007年的6100多点。第三，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一些产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出现了投资过热以及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局面。房地产的大发展推动了钢铁等65个行业的大发展。钢

铁年产能近10年从1亿多吨发展到4亿多吨，国内铁矿石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国外进口，当世界上大部分出口的铁矿石都流向中国还不能充分满足需要时，自然造成国际上铁矿石价格的迅速上升。铁矿石的涨价和炼铁、炼钢带动的煤、电等的涨价，必然造成钢材涨价，带动一系列机电设备生产和以钢铁为原料的制品涨价，由此引起连锁反应。一些产业的低效率重复投资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紧张，还加剧了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矛盾，扩大了对国际资源的需求和依赖以及国际贸易摩擦。第四，造成资金市场扭曲。大量的银行资金不能有效地进入实体领域而滞留在资金市场进行套利，甚至大量资金因民间借贷利率远高于银行利率而流入地下钱庄，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另一方面，实体经济中信贷资金配置不合理，东部沿海地区银行信贷投放多，而中西部地区银行信贷投放不足；对城市建设投放多，对农村建设投放不足；对大企业和上市公司融资过多，对小企业和公共事业行业信用支持不足。

面对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中央银行连续17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创历史纪录达17.5％。这种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控制货币供给量以及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CPI从2008年5月的8.1％下降至8月的4.9％。但由于油价、煤价以及电价等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实行了一定限制，一旦放松限制，整个物价水平可能再次上升。因此，控制通货膨胀的任务依然艰巨。

二、宏观调控的政策搭配

笔者认为，有效调控当前流动性过剩，首先要从源头上减缓国际收支巨额顺差。因此，稳健的汇率政策与偏严和灵活的外资和外贸政策相配合，旨在减缓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并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运用从紧的货币信贷政策以抑制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运用偏松的财税政策抵消从紧货币政策对总需求产生的负面影响，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1、稳健的汇率政策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政策是用以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一个有效的调节工具，通过汇率变动消除国际收支不平衡。从理论上讲，当国际收支发生巨额顺差时。应动用汇率政策，通过本币对外币升值减少或消除过多的国际收支顺差，减缓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压力。2005年7月以来，尤其是进入2008年人民币升值呈加快趋势，人民币对美元已持续升值了约18％。人民币快速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国际需求相对萎缩等因素对抑制出口，扩大进口，进而减缓了贸易收支顺差。据海关统计，2008年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2 341.7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25.7％。其中，出口6666亿美元，增长21.9％，增速比2007年同期低5.7个百分点；进口5 675.7亿美元，增长30.6％。累计贸易顺差为990.3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下降11.8％，净减少132.1亿美元。6月份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率下降为17％。在上述众多的不利因素影响下，出口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着较强的增长势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人民币加快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以及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已造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特别是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下降，甚至部分中小出口企业出现了亏损和破产，进而给就业和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金融体制不完善、外汇市场不成熟、尤其是缺乏避险金融工具的条件下，人民币对外币大幅度升值必然给外向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外汇风险，将会波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因此，当前应采取稳健的汇率政策，适当控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与幅度。与此同时，要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银行结售汇制度。鉴于当前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适当放松银行结售汇制度，以缓解因外汇储备过快增长而对人民币升值和流动性过剩造成的压力。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积极发挥汇率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和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

2、偏紧灵活的外资和外贸政策 当前我国面临着内外经济失衡的困境。如要保持充分就业和经济持续增长，应当减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提高出口退税率，但会导致贸易顺差进一步增加，进而加剧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导致内部经济失衡。如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缓解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应当加快人民币升值，降低出口退税率，但会导致失业增加，经济增长放缓。如何保持外部和内部经济的均衡，笔者建议：

第一，当前我国面临着“减顺差、保增长”的两难境地。为了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重点不在于减少出口，而是增加进口；严控外资流入，扩大对外投资。在适当减缓人民币升值速度，和(或)提高出口退税率以保持充分就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积极动用外汇储备，扩大国内紧缺物资、原材料和高科技产品以及其他产品的进口，不仅有助于减缓贸易收支JI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也有助于缓和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二，转变出口增长方式。转变出口增长方式必须将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优势，即要素的数量优势转化为要素质量优势。要素的质量优势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人力资源，包括知识、劳动力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在知识社会中，人力资源是最有价值的资产。因此提升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当前转变出口增长方式的最重要，而且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二是科学技术。如果说对外贸易是20世纪各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那么科学技术则成为当今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纵观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它们正是依赖科学技术进步，加大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成功地实现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调整以及产业升级。因此，通过外国高科技的引进、消化与改良和自主发明与创新，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开发新工艺和新产品，创造核心竞争力，是我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变出口增长方式的关键因素。

第三，严控外资流入规模，调整利用外资的结构与流向。2007年我国非金融领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748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54.7％，房地产业占22.9％。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投向房地产业，推动了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导致房地产业价格不断攀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通货膨胀。在制造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加工贸易，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取投资收益，将产品返销到发达国家，从而扩大了我国的出口贸易。因此，在国内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要严控外资大量流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上，不仅要制订外资鼓励和优惠的规定，同时也要制订有关外资禁止和限制的规定。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要从追求数量转向注重质量，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外资流向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第四，加强国际收支管理。近年来，外国热钱不仅通过经常账户渠道，还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渠道大量流入我国，使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以及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加强资本金融账户的监管，建立和健全对资金跨境流动的全程统计监测体系；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密切关注短期资

本流动的规模、渠道和方式及境外投机资金的动向，有效化解境外短期投机资本流入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强对外国投机性资本流入的监管，严厉打击套利、套汇以及其他投机活动，以确保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第五，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我国不仅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开展对外证券投资，更要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鼓励具备条件的国内企业走出国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减少因人民币升值对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而且有助于促进资本金融项目的基本平衡，缓和因外汇储备急剧增长而促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跨国企业凭借其所有权、技术、资本、无形资产、经营管理经验等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转型，扩大利用国际资源，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获得更大限度的经济效益；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汲取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获取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自主创新。

3、从紧的货币政策 运用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现行的从紧货币政策主要运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试图通过持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票据回笼货币等手段，控制银行信贷规模。这种数量型的从紧货币政策对信贷总量控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带来了困难。很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着资金困难，因而转向民间借贷等非正规融资渠道，导致一些地区民间借贷利率超过20％。甚至一些企业和机构利用各种渠道从海外融资来缓解资金压力，造成国外资金大量流入。因此，未来的从紧货币不仅要适当控制银行信贷总量，还要注重银行信贷结构与流向，严控银行信贷资金大规模流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积极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重点流向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高新科技产业，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适当增加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银行信贷额度，以缓解其资金困境。

在流动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增加的背景下，提高存贷款利率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但是，2005年以来央行则采取了低利率和负利率政策。低利率和负利率政策一方面造成了银行信贷市场的扭曲，不仅损害了存款人的利益，不利于货币资金回流银行，促使民间的高利率借贷活动，而且刺激了银行贷款扩张，减弱了央行的货币调控能力，这显然与从紧货币政策的初衷相悖。为此，央行应根据流动性状况和物价水平变动的情况，适当提高存贷款利率，增强央行控制银行信贷的功能。充分发挥利率杠杆作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偏松的财税政策 从紧的货币政策有助于控制通货膨胀，但会导致总需求下降，进而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政府可采取宽松的财税政策。它不仅能够在宏观上有效控制总量，而且能够在微观进行结构调整和优化；不仅能够化解人民币对外币升值和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还有助于抵消人民币对外币升值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

篇8

陈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普里高津统计力学与复杂系统研究中心研究科学家，比利时索尔维国际物理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复杂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经济动力学，经济波动理论与宏观经济学，非稳态时间序列分析与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等。

宏观调控需要转型

一年多或者更长时间以来的宏观调控表明，通过经济手段来调控，效率很弱；行政手段调控，效果很快

不过，行政手段短期有效，长期有很大的副作用

《新财经》：从去年4月底的信贷紧缩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了，这次的宏观调控给人一种印象：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综合条件下，行政手段的调控要比市场手段有效得多，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宏观调控中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转换，您又怎么看？

陈 平：不论是行政手段还是市场手段，主要都是应用凯恩斯经济学的办法。如果经济过热的话就提高利率，如果经济过冷的话就降低利率。上次经济周期的后半阶段，就是20世纪末，中国经济不景气，政府部门扩大了财政支出来创造就业，甚至给公务员加薪来推动需求。

我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评价是：它比货币经济学派和哈耶克要现实一些。货币经济学派要求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提高利率，这样会把经济搞垮；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放开对资本的管制，这样外资就会外逃，为了挽留资本就要提高利率，企业就会大面积破产。凯恩斯比货币经济学派要好一点。但是凯恩斯学派的宏观调控是治标不治本，结构调整才是根本。

一年多或者更长时间以来的宏观调控表明，通过经济手段来调控，效率很弱；行政手段调控，效果很快。这是事实，道理也很简单。

中央政府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结果很不理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地方政府部门不受中央金融部门的约束，它可以利用三角债、推高房地产等手段推动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地方政府都不执行中央的货币政策，那谁还会执行呢？第二，中国真实的GDP规模要比现在公布的数字大很多，很多的盈利是没有交税的，宏观调控对它们没有意义。目前房地产行业的过热实际上是灰色经济的热钱推动的，假如房地产的真实利润是20%～50%，利率调高一两个点有什么意义呢？第三，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给老百姓一个生动的教训：绿灯行、黄灯抢、红灯绕着走。如果从地方政府发展的角度来说，我和中央政策顶着干，我就可以有更大的套利机会，我为什么不干？

中国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操作手法来管理经济，原因也很简单。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更不是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比如，灰色经济的比例，美国大约占GDP总额的1/3，印度占到60%～70%，中国介于中间，大约是40%～50%。这么大的比例根本就不受你中央货币政策的影响，浙江民间借贷利率为15%，高的地方有20%。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一两个点对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什么有重大影响呢？比如批地，我把你卡住了，你绝对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想。在这方面，美国也是一样，变更土地用途要经过一套复杂的法律程序，提高了它的交易成本，把你拖住。不过，它用的是法律手段，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下操作。行政手段有它的弊端，比如像我国台湾地区的黑金政治，给相关部门塞一些钱，你就可以获得土地的使用权。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中国要想做得好一点，我想应该不要总是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来解决经济调整问题，要着眼于区域多样化和产业政策的调整。

实际上，很多国家对经济的调整也是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并用。做得好一点的，过程会比较巧妙，法律的外衣穿得好看一点。比如，美国不允许对中国出口高科技技术，这就是行政手段，它根本就是利用行政手段通过法律的途径强制市场接受这样的安排。

《新财经》：美国对其他国家是不是不这样严格禁止呢？

陈 平：这种禁止既是政治行为，也是经济行为。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其实是在走下坡路的，现在美国的技术优势还有生存空间，它的制造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服务业有很多也在转移，它只有靠技术来维持它的竞争优势。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高科技出口也有很多限制，虽然没有限制中国这么严重。美国非常明白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中国有的政府部门缺乏技术知识，该保护的不晓得保护，让外国人来作中国政策的判断是不智的。

《新财经》：国家发改委一些条文，比如物价涨幅超过1％就要汇报的政策，这种手段是不是容易产生灰色经济？

陈 平：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用行政手段更加有效，而且经济手段的确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是不敏感的，大家都看到了。不过，行政手段短期有效，长期有很大的副作用。

结构调整应该是最积极的，然后是宏观政策辅助，行政手段提供一些支持。中国恰恰是反过来了，行政手段第一、宏观政策第二，结构调整缺乏长远规划。地方政府部门有时候会做一些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做产业结构调整的话，企业要破产，破产就会增加银行呆坏账。地方政府非常愿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但是银行和财政部不愿意，因为对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就会把债务勾销掉了，影响他们的政绩。

其实，美国也是这样，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很多公司几十亿的资产一下子就缩水掉了，美国没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说法。中国所谓的保值增值还是小农经济思维，它认为坛坛罐罐都有价钱的。一个工厂投资了几个亿，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你的资产就是负的，连零都不是。卖给民营企业，他赚钱了，就说是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不对的。

征收累进房地产税是抑制房地产投机的有效方法

如果不在税制上改革，仅仅靠价格调控是不可能的

《新财经》：目前普遍认为中国的房价太高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出现了房地产泡沫，房地产的现状是不是需要改革一些相关政策？

陈 平: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确有显著的投机行为。目前的税收政策以生产税为主，是累退性质的。只有增收累进性质的收入税和消费税，尤其是房产税，才能有助于缩小社会差距，同时也抑制过度投机。在美国，政府部门最大的投资是教育，基础教育是免费的，所需资金来自于房地产税。房产税比所得税还要厉害，而且即使你没有工作，房地产税还是要照交，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交得也更多。

在中国，一个是不交房地产税，另一个就是买一套房子和买几套房子的人，所承担的房地产税都是一样的，这是中国和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产生大规模房地产泡沫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在税制上改革，变实质上的累退所得税为累进所得税，仅仅靠价格调控是不可能的。

《新财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泰国对购买当年的房子出售要征收80％的房地产交易税，如果中国也采取这种方式，是不是对抑制房地产投机也会很有效？

陈 平:如果短期税率比较高的话，实际上阻碍投机者将房产脱手，并不利于减少财富差距。泰国主要靠旅游，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靠产业，如果房子比较贵的话，劳工价格就会升高，不利于国际竞争。

大银行不见得有竞争力

问题的关键就是产权的讨论其实在误导社会的改革方向。中国要革新的不是产权不清，而是企业家的识别和管理制度

《新财经》:最近，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经过这次宏观调控，银行业金融机构以风险为本的理念增强，各金融机构要积极研究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改革措施。

陈 平：对，这很好，中小企业的风险又不需要政府承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这么庞大，谁有钱买你的股票。你在国有商业银行尚未做出业绩前就贱价卖给外国人，有可能让中国的经济命脉操纵在他人手中。外国投资者拿到股票之后，最盈利的动机是关掉你的银行，而不是把中国的银行做大，和它竞争。把股份化、吸引战略投资者和上市作为银行起死回生的主要道路，是危险的。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银行希望把中国的银行做大和它竞争。

如果中国把这些银行如中国民航一样拆分成一些小银行，让它们之间竞争，民间也就有能力参股。就会出现像海南航空兼并西北航空那样的创新，这不是行政手法做大所能做到的。

《新财经》:去年，的确有人提出应该把中国工商银行拆成十几家小银行。

陈 平:对，美国有几千家银行，中国才有一百多家银行。捆绑在一起的那些庞然大物其实没有竞争力，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更没有竞争力。有些人以为大就有竞争能力了，不晓得大也会效率低下，比较保守，缺乏创新精神。

如果把这些庞然大物拆成几个小银行，就会有一些管理人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比如，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做大了，然后去兼并其他分离出去的银行，那是竞争出来的。现在的组织部门任命制度是不解决市场选优汰劣问题的。没有专业知识，你怎么知道谁是企业家、谁是银行家？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产权的讨论其实在误导社会的改革方向。中国要革新的不是产权不清，而是企业家的识别和管理制度。

金融发展通常滞后于产业发展

过去几年，越强调防范金融风险改革胆子就越小，结果越是把市场让给灰色经济和外资经济

中国经济改革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认为一个企业搞不好，把它上市了就可以搞好了

《新财经》：那现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以金融改革尤其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为核心的，那是不是说，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金融市场的发展完善是最关键的呢？

陈 平:我不认为金融改革是最关键的。首先，从人类历史上来看，金融发展永远都是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比如，美国在1900年就超过英国了，但是，到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金融业仍然比美国的金融业要强大。德国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就超过英国了，但是金融到现在都不如英国。第二，金融的本质是嫌贫爱富的，它往往为了规避风险不惜牺牲发展。所以，金融业的行话“它永远都愿意借钱给不需要钱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富有，我才不担心你还不起钱。而成大事的人往往初期都比较贫穷，真正金融家难的地方是识别穷而有成长空间者，如同美蒂奇家族支持文艺复兴的巨匠那样，但是这样的银行家是不容易产生的。

中国金融行业的人对产业要有很好的知识储备，中国金融界缺乏有产业知识的人。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环境中，不少能干的人在具体的产业部门。中国的金融部门在计划经济时代只是扮演出纳功能，选拔人才只需要可靠而已，勇于创新者难以重用。改革中就会出现有一些人把钱往自己口袋里装，这不必大惊小怪。目前的问题是，现在的金融最需要的就是创新，而不是守摊。金融改革真正需要的是战略家，而不是行政人员。萨缪尔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个讲话说：“中国比其他国家聪明，中国赚取外汇就进口技术，产业升级很快，而东欧和前苏联就听西方经济学家的意见去搞金融市场，一个泡沫几十亿美元就没有了。”可见，萨缪尔森是支持先经济再金融的改革路线的。

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中，金融是一个服务部门，而不是像在英美那样处于统治地位，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得相当快。美国的金融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显著上升，恰恰是产业衰落的结果。中国金融最大的问题是一家独大。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目前不见得需要全盘私有化或者上市，只要将它们拆成几家相互竞争就可以了。

过去几年，越强调防范金融风险改革胆子就越小，结果越是把市场让给灰色经济和外资经济。我是不看好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的方案。外资银行一进来，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肯定要缩小、呆坏账又那么多、规模那么大。这样的上市股票会上涨吗？如果市场看跌，为什么要在利少时期上市呢？中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就值大钱。如果在市场对你看跌的时候上市，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空间会更少。

中国经济改革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认为一个企业搞不好，把它上市了就可以搞好了。这是产权万能论的误区。公司金融理论证明，企业价值只和它的核心竞争力有关，与融资结构很少关联，产权形式也作用不大。以前中国股票市场的上市指标都是分给各个省份，而不论其效益，所谓不花钱的改革，这是一种错误的思维。除非企业有竞争力、有很好的产业方向，但是资本不够，才需要上市卖一部分权益来发展自己。如果一个企业本来就要死的，拿出来包装上市，谁来做也是死的，这样的企业怎么能不做假账呢？我们上市的大部分企业其实都是没有竞争力。现在股票市场已经开设了，没有办法退回去，所能做的就是让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多上，而不是为改革成功的国有大企业让路，这样，中国的股票市场才有希望。

金融和产业必须联姻

金融改革要为产业升级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服务。金融改革不能比经济改革超前，要相互适应

《新财经》:那么，金融行业如何更好地为当前的宏观调控提供一些支持？

陈 平: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应该放在宏观调控之上。金融改革要为产业升级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服务。金融改革不能比经济改革超前，要相互适应。金融人才的训练要转变方向。认为招一批MBA，读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和金融理论，然后玩玩期权等金融工具就可以做好金融，这是纸上谈兵。

近20多年，中国各地受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产业政策大大减弱。盲目相信市场的力量、不加区别地放进那么多跨国公司来中国、放弃自主研发某些关键技术，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应当总结的教训。中国在发展核心技术方面不如日本和韩国，开放的程度倒是远比日本和韩国要高。

所以，中国市场经济的许多领域不是市场化不够，而是盲目市场化。尤其在老百姓不满意的房地产、教育和医疗等行业，世界各国都靠政府或非盈利组织提供。市场化的结果大大加剧贫富差距。比如，现在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比例在减少，同时学费还在拼命地涨，这种市场化比美国还要过度。金融行业的多样发展应该为纠正这些失误作一些贡献。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金融系统非常非常幼稚，贷款集权到分行行长来批准，这种行政级别的官员如何深入了解产业政策？你把一揽子的钢铁、化肥、机械、计算机、房地产等一大堆行业的贷款放在领导面前，哪个领导知道哪个行业赚钱哪个不赚钱，所以，中国金融企业管理是没有产业常识的行政管理。

中国的产业人才都在哪儿呢？都在各个行业管理部门内部。比如，上海的各个工业局或者原来的各个工业部都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行业管理人才。这些人才应该充实到金融系统中来，产业分析师的分析报告作为发放贷款的参考，然后和金融操作人才结合，银行的竞争力就会大大提高。

现在，中国产业界很多专业人才对本行业的发展状况非常明白、什么是新技术，什么技术可以盈利，哪些有市场机会，都很清楚。脑袋里糊涂的就是金融领域的从业人员，地方政府官员都不糊涂，哪个产业有前途都很清楚，拼命地去支持。前一阵批判安徽奇瑞汽车的创始人是“红顶商人”。这有什么可怕？西门子之所以能做大就是受到了普鲁士政府的支持，在普法战争中铺电话线起家，胡雪岩也是他那个时代的“红顶商人”。美国的跨国公司来谈判，美国的总统、部长都做后盾，中国企业却是孤零零地自我生存。这竞争平等吗？

《新财经》:所以，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在思路上做重大调整？

陈 平：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学照本宣科地操作，结果不可能是好的。

政府不能在股市中与民争利

如果政府让利，等社会经济成长起来，民众富裕了，政府部门再来征税，财政收入自然就上去了，经济就进入了良性循环

篇9

2013年，世界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央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保持宏观经济平稳增长，主要指标完成预期目标。展望2014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将迈出新步伐，宏观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应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2013年经济形势基本特征及全年预测

2013年，中央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牢牢把握“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措施，着力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改善民生，经济社会发展平稳开局。

（一）“稳增长”政策逐步见效，可以完成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适应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和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十后，我国不再追求高经济增长，更加重视结构调整和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从我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科学确定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保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只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就要尽量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同时，扩大了“营改增”试点范围，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等领域改革。着力调整优化结构，积极培育信息消费，增加节能环保、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中西部铁路等方面的投资，促进养老、健康、文化、教育等服务业发展。这些稳中有为的配套政策措施，稳定了市场预期，增强了市场信心，保证了经济平稳运行。特别是三季度，经济运行出现企稳回升态势。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分别增长7.7%、7.5%和7.8%，累计增长7.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9.6%，工业企业效益出现恢复性增长，前8个月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2.8%。预计全年GDP将增长7.6%，CPI将上涨2.7%，均可完成全年预期调控目标。

（二）需求保持基本稳定，投资发挥关键性作用

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0.2%，较上年同期放缓0.3个百分点，但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同比加快约1.4个百分点。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4.2%，增幅同比加快11.6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长19.7%，增幅同比加快4.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仅增长18.5%，增幅同比放缓5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强，前三季度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55.8%，较上年同期提高5.3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4.3个百分点。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20.1%左右，超过18%的预期调控目标，房地产开发投资将增长18.5%左右，增幅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

消费增速基本稳定。1-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2.9%，增幅同比放缓1.2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1.3%，同比放缓0.3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减速以及零售物价涨幅回落使得消费增速放缓。此外，中央提倡勤俭节约严格公务消费有效抑制了公款吃喝，1-9月餐饮收入增长8.9%，增幅同比放缓4.3个百分点，下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0.5个百分点。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左右，大大低于14.5%的预期调控目标。

外贸出口平稳增长。1-9月份，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增幅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不计算对港贸易的出口仅增长4.6%左右。由于我国经济的逐步企稳回升以及大宗初级产品价格的明显上行，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回升至8.5%，较二季度提高了3.5个百分点。预计全年外贸出口增长8%左右，接近完成预期调控目标，进口将增长7.5%左右，外贸顺差2585亿美元，增加11.9%左右。

（三）消费物价温和回升，生产价格降幅收窄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品价格连续下跌。在国内货币流动性相对宽松、工资等成本压力较大等作用下，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态势，1-9月份CPI同比上涨2.5%，涨幅同比放缓0.3个百分点。受新涨价因素累积、季节性以及极端灾害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四季度CPI将上涨3%以上，全年CPI上涨2.7%左右。受国内产能过剩、供过于求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价格已连续保持了19个月的下跌状态，1-9月份PPI同比下降2.1%，降幅同比扩大0.6个百分点。预计全年PPI将下降2%左右。

（四）服务业发展较快，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服务业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长8.4%，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45.5%，同比提高了1.6个百分点。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发展迅猛，上半年，全国信息消费规模达2.07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35万亿元，同比增长24.3%。东部地区创新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信息、医药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东部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产业向中西部加快转移。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潜力和比较优势得到释放，东中西地区各自的动态比较优势逐步形成。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降低3.4%。放开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准入，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1-9月，民营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份额接近25%，增速达到35.6%。

（五）就业弹性明显提高，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特别是随着就业容量较大的服务业发展加快，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速可以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近年来我国就业弹性大幅提高，每1个百分点GDP吸纳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由2005年的86万人，增加至2010年的112万人，到2012年进一步增加至164万人。同时，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企业不会轻易主动裁员。前三季度，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66万人，同比多增42万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同比增加525万人，增长3.1%。

二、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及趋势展望

（一）国际经济环境总体稳定

1、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有望进一步好转。经过五年的调整，发达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明显降低，并率先启动了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除私人和公共部门经历持续“去杠杆化”外，欧美等国还提出了“再工业化”等结构性调整措施。从目前看，发达国家经济调整效果初显。美日私人消费重新启动，房地产市场持续复苏，欧元区出口竞争力回升，工业产能利用率等指标较去年同期均有明显改善，制造业出现回流迹象。据IMF预计，2014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6%，比今年提高1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有望实现微弱增长。发达经济体经济好转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

2、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新兴经济体增长动能疲弱、结构性矛盾突出，可能成为2014年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不稳定因素。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影响难以避免，将引起国际金融产品的重新组合，导致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波动，新兴经济体货币将承受较大的贬值压力。在增长放缓、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三者叠加下，部分国家金融乃至实体经济可能出现危机。目前来看，三类国家面临的风险最大：一是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过高的国家；二是财政贸易“双赤字”国家；三是资源型出口国家。

3、全球经济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是美国高度依赖借新还旧维持其偿债能力的模式将不断增加联邦政府债务偿还能力的脆弱性，导致债务时刻处于危机边缘，这将不仅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信心，而且进一步削弱未来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力。二是欧元区由于严苛的减支条款加剧了重债国执政当局与国内民众间的矛盾，2013年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等国都出现了政治动荡，引发市场对欧债危机再度担忧，从而危及这些国家财政整顿和国际援助计划的顺利实行。三是中东地区动荡局势仍会持续。叙利亚内战、埃及政治动荡、伊朗在核问题上与美国的矛盾等，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和各方博弈将使该地区充满动荡，对国际能源价格和供给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4、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由于我国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发达国家需求回升对我国出口拉动有限，而新兴经济体增速下滑对我国出口将带来不利影响；我国吸引外资难度将加大，外资流入将进一步放缓。但新兴经济体减速将推动国际市场大宗初级产品价格稳中趋降，有助于降低我国进口成本，并减轻输入性通胀压力。

（二）当前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

我国经济从10%左右的高速向目前8%左右的中速转换后，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新兴产业尚在培育中，货币政策扩张后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和其他虚拟部门，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使政府债务风险增加，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财政收入减缓等。这些突出矛盾和风险与体制改革滞后有关，也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大规模扩张政策的代价。这些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处理不好不仅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影响短期经济增长，也会降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影响中长期经济发展。

1、产能过剩制约经济回升。我国产能过剩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一方面，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当中，有的处于绝对过剩状态。另一方面，尽管产能呈现大面积过剩，但过剩行业的投资仍在增长，而且大部分为现有水平的重复投资，新的中低端产能继续积累，必将导致过剩程度进一步加剧。

2、财政金融风险增加调控难度。目前，我国财政问题与金融问题不断交织，导致系统性风险加大，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近年来，财政收支矛盾日渐显现，加上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增长较快，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高。根据IMF估计，我国广义政府债务已占GDP近50%左右，这些负债的本息中很大一部分只能依靠出售土地收入偿还，或者举新债还旧债。为了规避信贷控制，继续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融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大规模扩张影子银行业务，随着国内企业效益下降破产增多，部分理财产品信用违约风险提高，这些因素积累导致金融风险不断上升。

3、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系统性风险。一方面，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继续累积，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房价不断飙升，远远超出居民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由于土地供应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较快，但产业升级步伐缓慢，难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房地产需求不足，出现了严重过剩局面，“鬼城”现象增加，部分城市房价出现连续下跌。一旦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普遍出现衰退，将可能引发房地产系统性风险，并引起融资平台偿还困难、金融机构资金链断裂等连锁反应，导致金融危机。

4、企业经营成本上升。首先，在产能过剩影响下，2013年以来，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负增长，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显著提高。新增资金主要流向大型企业、房地产和融资平台，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其次，2005-2012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4.4%，2010-2012年农民工收入年均上涨17.4%，企业用工成本提高。再次，污染严重、节能减排、地价攀高、水价上调等因素使企业面对的环境、土地等成本呈刚性上涨趋势。企业负担加重导致大部分企业在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微利经营，影响未来投资、技改等生产活动。

（三）我国仍具备保持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科技创新能力逐步提高，国内需求和供给潜力巨大，短期内企业库存回补仍将继续。

1、改革开放将继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新一届政府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在财政、金融、行政、价格、城镇化等领域加快改革步伐，将极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释放制度改革红利。

2、努力打造“经济升级版”，调整优化结构展现良好态势。区域方面，东部地区不断调整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初步成效，经济增速率先企稳，并带动全国经济稳步运行。产业方面，第二产业比重回落，第三产业增长加速，新兴产业增势良好，新兴业态蓬勃兴起，经济增长潜力逐步累积。企业方面，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在市场倒逼下，部分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升级，加大研发投入，科技创新水平有所提高。

3、我国国内市场空间广阔，扩大内需潜力巨大。当前我国储蓄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有利于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在高铁、城市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节能减排、棚户区改造以及保障房建设等领域仍有较大的投资需求空间。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收入水平都有明显提高，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奠定了基础。我国不断突破户籍障碍，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为内需增长注入新动力。

4、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宏观政策仍具备运用空间。2013年以来，我国在宏观调控上提出了“底线思维”理念，确定了按“上下限”调控的合理区间，采取了“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在调控方向、力度和时机的把握上，在调控手段和工具的使用上，都增加更多的鲜活经验。总体上讲，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仍具备较大的空间，国家总体资产负债安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余额均处于安全线内。银行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较高，有足够多调节流动性的手段和工具。

三、2014年中国经济预测和目标建议

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分析，如果继续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稳定，2014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基本稳定。

（一）我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平稳增长态势

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会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而释放改革红利、基础设施投资和库存回补因素将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国家信息中心开发的经济景气指数系统显示，至2013年8月我国综合先行指数已连续20个月稳中回升，表明我国经济2014年有望保持平稳增长态势。预计我国GDP将增长7.5%左右，工业增速稳中略降，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9.3%，同比放缓0.3个百分点。

（二）投资增幅高位趋缓

基础设施建设是稳定投资的关键因素。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和领域扩大有利于激励服务业投资，服务业投资将会加快。制造业产能过剩会降低企业投资意愿，制造业投资会稳中趋缓。受开工面积连续两年增速较慢和部分地区销量迟滞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将稳中略降。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19%，较2013年放缓1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名义增长15%，较2013年放缓3.5个百分点。

（三）消费增长保持稳定

2013年我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有所放缓，将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但我国就业形势比较稳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财政支出不断向社保、公共卫生、教育、低保等民生领域倾斜，有助于推动消费稳定增长。信息消费、社区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进一步显示出较大潜力。严格公务消费对抑制餐饮等消费的滞后影响基本消失。消费需求基本稳定，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3%，与2013年基本持平。

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回暖，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增强，欧元区经济出现改善迹象，日本经济在强力政策刺激下步入复苏轨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压力减小，我国对发达国家出口将有所好转。由于新兴经济体增速下滑，贸易保护主义依然严重，出口难有大的改变。国内需求减弱使进口增速难以加快。初步预计，2014年出口将增长9%左右，进口将增长7.5%左右。进出口贸易增速与2013年基本持平，全年外贸顺差3000亿美元左右，国际收支保持小幅顺差。

（四）物价呈温和回升态势

从工业品价格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基本稳定，输入性通胀压力不大。我国工业产能较大，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工业品价格会基本稳定。从服务业看，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低端劳动者工资上涨推动部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价格上升。从食品看，2013年粮食再次增产，但夏季南方高温干旱以及北方主产区的涝灾将会对秋粮地域格局带来一定影响，有可能影响未来粮价的稳定。初步预计，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将上涨3.2%左右，工业生产者价格将下降0.5%，房价同比小幅上涨。

（五）2014年的建议调控目标

考虑需要和可能，兼顾当前和长远，建议把201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7%，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控制在3.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进出口增长目标确定为8%，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7%，与经济增长率同步。这样的目标确定，一方面，能较好地协调经济增长、就业、物价三者的关系，合理利用好现有的生产能力，使发展、改革与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留有一定的余地，可以引导政府和企业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不再盲目追求高速度，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环境相协调。

四、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做好2014年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此，在宏观调控中要把握好四项原则：一是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按照改革开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力求取得突破，从制度建设层面防范和化解各种潜在风险，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二是坚持有扶有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市场调节为主，综合运用财税、金融、产业、技术、区域等政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三是稳定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准确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和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和就业不滑出下限，价格总水平不超出上限。四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发展。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同时又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职能确定民生投入。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是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建议2014年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安排9000亿元，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中央代地方发行5000亿元地方债，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全国财政赤字规模增加到14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与上年基本持平，保持在2%左右。二是加快地方主体税建设，除共享税外，地方政府逐步形成以消费税、房产税为主的稳定收入来源。三是加快深化政府预算体制改革，以法治为导向，建立“科学规范、完整透明”的预算管理体制。四是逐步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研究建立一个以市政债市场为基础的、由中央确定总盘子的市场调控性地方债制度。

（二）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一是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坚持中性操作，为“调结构”创造良好的资金环境，为“稳增长”提供稳定的货币条件。M2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总量”增长规模在18万亿元左右，其中人民币信贷增长规模在9万亿元左右。二是继续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增强价格型工具的有效性。三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与窗口指导引导货币信贷资金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引导商业银行降低信贷资金成本。四是通过窗口指导在保证信贷资金总量合理、稳定增长的同时，加强信贷资金结构调整，“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三）切实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夯实消费增长基础

一是努力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尽量减少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的挤压，同时缩小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提高居民实际收入，为扩大消费打下坚实基础。二是不断改善民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重点关注农民工、小型经济组织成员、社会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情况；重视结构性失业问题，鼓励技术教育培训，同时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研究考虑将国有企业上缴的部分红利投入社保基金、养老基金等领域，实现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三是积极培育扶植养老、医疗、保健等行业。尽快促使财政、税收、金融等配套措施积极跟进，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境外资本，打造多元化投资体系，建设多层次养老、健康消费市场体系。四是结合 “宽带中国”战略、“信息惠民”工程等，促进信息消费发展，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

（四）大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增强投资增长动力

一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二是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通过发展非银行金融和直接融资来实现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市场化，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切实有效地支持企业投资活动。三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促进社会对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环境治理等公共投资支出。四是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深入贯彻落实“新非公36条”，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增强投资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五）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推动进出口稳定增长

一是全面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天津、深圳等地不同规模自贸区试点，不断探索改革新路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发展。二是密切跟踪国际服务贸易协定及重大区域自贸区谈判进程，逐步完善金融、证券、保险、物流等服务业的制度建设，主动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积极参与制定新标准和新规则。三是加大对国际大通道内外互联互通建设的协调力度，积极推进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加快落实泛亚铁路大通道建设进程，努力开拓国际经贸合作新领域。四是充分发挥走出去对出口的带动作用，拓展企业出口途径，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五是抓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的时机，扩大战略性资源进口。提高原油、贵金属等初级产品进口，健全能源、资源储备体系；增加农产品、粮食等商品进口，开展大宗商品直接贸易，提高相关产品国际定价能力。

（六）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当前，完善房地产政策的关键是增加住房持有成本，降低交易环节税费，推动住房回归“居住”的本质属性。一是尽快扩大房产税征收范围，按照人均居住面积征收累进房产税，挤出投机投资房源，增加市场供应量；二是加快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联网，为征收房产税提供依据；三是增加中小户型商品房供应，加大保障房供给，满足普通居民刚性需求；四是降低交易环节税费，切实减轻普通百姓购房成本。尽快研究制定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七）下决心从体制上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通过加快改革解决导致产能过剩的体制性根源。一是改革财税体制，特别是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改革政绩考核体制，消除地方政府干预企业投资的强烈动机。二是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硬化银行预算约束，理顺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关系。三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要坚决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确保公平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采取必要行政手段淘汰落后产能。四是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减少通过转嫁资源成本获益的项目上马。五是改革现有的环境保护体制，防止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吸引外资，鼓励社会公众广泛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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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企业 宠观调控 发展

针对房地产领域越来越突出的问题，2003年下半年，央行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并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基本资金调整提高到35%，同时国资办提出了半年内严禁农地转征的通知，房价的上涨同样也已经超出了居民收入，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连续的宏观政策不但没有使房价回落，更加没有遏制住地产价格的上升。为了能使房地产行业可持续发展，政府重拳出击，已控制信贷和控制土地，直击整个房地产业的软肋，房地产业必须在调控中不断完善自己本身。

一、房价成为调控的根本

（1）无论在发展中国家及其地区还是在发达国家地区，对住房市场的进行合理调控是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必不可缺的措施，住房价格是围绕住房市场的健康而定的，也是住房市场的核心。（2）在房地产建设的过程中，开发建设偏低价位的经济适用房来满足，一些低水平收入的家庭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国高收入的家庭在人群中的比例其实很小大概10%左右，而中低人群才是主题，然尔恰恰相反在我国的房产市场中，高档花园别墅、高档小区、豪华别墅过多，中档以及低档房屋短缺，更别说动迁用房的短缺，因此造成了住房平均价格的飞速上涨。（3）如何对其进行调控，更重要的是调控目标是什么，最关键的问题所在。怎样在调控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是否考虑动用行政调控的制约。（4）稳定房地产的价格是这次地产调控的核心。（5）稳定房地产的价格不是一味的降低房产的价格。（6）住房条件的优越主要体现在人文环境提升的一个标准，房屋本身的及其区位是一个整体，离开了区位去谈房屋的价格是没有什么根本意义的。所以从某些程度上来说，房价是没有可比性的，并且随着近年来的住房成本上调的，也造成了房价上涨的另一诱因。所以，以供求关系而言，房价绝对不会低于住房的成本价。

二、正确面对宏观调控的市场大背景

（1）房地产的升温直接引发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过快，投资过热等问题，多数地区基本还是呈现持续健康的发展态势。（2）房地产业中的贷款过多。房地产业融资单一，并且过于的依赖银行贷款。银行一般都采用实物抵押，这样的贷款一般都是非常安全的，因此增加了贷款额度，在此类情况下，银行贷款中的余额大概在30%以上就都会流向房地产领域。房价的上涨直接会导致金融风险的增加，甚至造成金融风暴。近些年来，居民们收入增加，但是投资渠道确很少，为了让投资风险降低，很多人都选择了房地产市场，导致房地产市场虚假繁荣。由于投资力量和竣工工程面积的增加，同期商品房屋增长明显高于销售的增长，造成空置，闲置，面积大幅度增加，已经突破了我国空置房屋的警戒线。房地产盲目的圈地，开发商对房地产业的发展充满了期望和希望，于是乎一个征地运动，在各地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房地产投资客陡然而曾。（3）如何正确看待房地产业的利润。如果房地产市场处于平衡状态的话，房地产的资金利润率跟一般的社会平均利润率等同。更重要的是房地产也的投资力度大，周期也比较长，环节也较为繁琐，风险相当高，在正常的操作过程中，房地产行业的利润高点也是正常的。但是他终究要受到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严格制约。房地产暴利期基本已经过去了，平均利润时代已经到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考虑资金的流向，从企业自身来认真的对市场进行研究，给出一个详细的定位，正确的锁定目标，合理的安排投资规模，让自己的投资合理化，规模化，理性化，在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中不可盲目做大，这些都是应对调控政策的策略，认真针对接受政府的指导，看清市场导向，适应中低档人群，多开发一些中低价位的住房。

三、如何宏观地使房地产企业的和谐发展

（1）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已经充分表明，公共政策逐步与市场供应伙同需求因素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政府的管制新开项目，要求对城市改造，环境的保护，土地的开发和利用的多方面影响，尽量对低收入阶层提供住房的安全保障，对城市基层建设发展承担非常关键的作用。（2）无论是银行对贷款提升利率，还是提高消费住房贷款利率的提升，都是针对住房需求的，住房的价格是供需关系产生的结果。调高房价要高度关注地产市场在供求中的变化，尤其要注意房价的变化，包括房屋预售的价格，二手房交易价格跟租赁金之间的变化，很多国家的房价过高就是因为偏离租金与房介的过度偏离。我过在一些地方也成立一系列的租售在内的用来监控预警指标。及时准确的对外供求信息，以实现供求的基本平衡，使之供求合理化，避免让房价进入涨价，涨价的恶性循环中，银行也可以按照不同的购房需求来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3）创新产品，加强服务。个人需求跟单位需求都是由个人条件和经济状况来定的，对房地产宅具的需求层次有很大的不同，也跟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有一定关系，因此要想适应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就要房地产企业不断的推出新的产品，新的创意，新形态，新观念不同层次的房产来满足市场的需求。（4）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居民对住房的需求，也越来越严格，从构造到外观都有着不同要求，宏观调控的政策立足于房地产支柱产业的领导地位，利用房地产循环的运动规律，由此确定了以下几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