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范文
时间：2023-03-25 00:42:0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近代汉语，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H13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3）02007607
收稿日期：2012-12-20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一般课题“近代汉语异形词研究”（2012YB21）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09BYY048）资助
作者简介：曾昭聪（1969-），男，湖南洞口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训诂研究。
关于现代汉语异形词的研究学界成果较多，而关于近代汉语异形词，则尚无系统研究。笔者将 “近代汉语异形词”界定为：近代汉语阶段同时或先后产生的同音、同义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所谓“近代汉语”，指自唐代至清初汉语发展的历史阶段；“同音”，包括方言音变和历史音变；“同义”，指一个及以上义位（义项）相同。笔者在对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近代汉语中丰富的异形词现象，因而对其来源进行了思考。
近代汉语异形词的来源非常复杂。既有历时层面的来源，也有共时层面的来源。我们结合明清俗语辞书中所见异形词（某组异形词中至少有一个成员见于明清俗语辞书），从文字、语音两个方面进行了共时与历时的综合考察。从文字角度看异形词的来源，包括因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而形成的异形词；从语音角度来看异形词的来源，包括因通假字、古今音变、方言音转、听音为字、连绵词、外来词而形成的异形词。当然，有些分类是交叉的，我们只是分别从不同侧面进行强调，有不少异形词的形成是同时具备多种原因的。
本文以明清俗语辞书语料为线索讨论近代汉语异形词的来源。篇幅所限，每小类仅举三组例子；举例时少数文字因需要而保留繁体字形式。
一、因古今而形成异形词
古今字是汉字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先后出现的记录相同意义的不同文字形式。例如：
【都啚】【都鄙】“都啚”一词，明陆嘘云《世事通考》列地理类，无释义[1]61。
按，“啚”为“鄙”之古字，《说文·部》：“啚，啬也。”段注：“下文云：‘啬，爱濇也。’《水部》曰：‘濇，不滑也。’凡鄙吝字当作此，鄙行而啚废矣。”《说文》所记录的“啚”义是鄙吝。然“啚”指偏远地区，与“都”相对，这一用法也是很早就有了。《殷虚书契菁华》：“土方正于我东啚，二邑。”《说文·邑部》：“鄙，五酇为鄙。从邑，啚声。”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即都鄙之本字。《说文解字》以为啚啬字，而以鄙为都鄙字。考古金文都鄙字亦不从邑，从邑者后所增也。”“啚”、“鄙”为古今字。《汉语大词典》“都鄙”条义项二：“京城和边邑。”未收“都啚”。“都啚”、“都鄙”为异形词。
【匡当】【筐当】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四《居处》“匡当”条：“《说文》‘槶’字注云：筐当也。‘当’字注云：今俗有匡当之言。二字不同。应以无‘竹’为正。《玉篇》又有‘’字，训云门，其实亦只应书‘匡’。”[2]549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匡当”条：“《说文》‘槶’字注：筐当也。筐从竹。唯徐锴系传云：今俗犹有匡当之言。引当字注者误。”[2]885
按，《直语补正》纠正《通俗编》引文出处之误：“今俗有匡当之言”是徐锴系传之语，非许慎语，“引当字注者误”。按《说文·木部》“槶，筐当也。”徐锴系传：“今俗犹有匡当之言。”段玉裁注：“匡当，今俗有此语，谓物之腔子也。”即边框义。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文字孳乳之一斑》：“匡当有界域，与国有界域同。”另外，“匡当”一词中的“匡”，《通俗编》以为“应以无竹为正”。其实，“匡”是“筐”的古字，《诗·小雅·楚茨》：“既齐既稷，既匡既勑。”郑玄笺：“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陆德明释文：“筐，本亦作匡。”《说文·匚部》：“匡，饭器，筥也……匡或从竹。”章炳麟《新方言·释器》：“槶，筐当也。古悔切。字亦作簂。《释名》：‘簂，恢也。恢廓覆发上也。’今浙江称作帽木楥为头簂。”所以二者是因“匡”“筐”古今字的关系而形成的异形词。
【撁夫】【縴夫】【牽夫】“撁夫”一词，明陆嘘云《世事通考》列人物类，无释义[1]66。
按，《汉语大词典》未收“撁夫”。《世事通考》将其与“驾长”等词放在一起，据其词目编排方式（语义相类者排在一起）当是指“縴夫”。《汉语大词典》“縴夫”条：“用纤绳拉船或车前进的人。”首例为明吴嘉纪《挽船行》：“老姑起把船，新妇为縴夫。”从“縴夫”二字字形出现的时代来说，始见于明没错，然从词的角度来说，举明代例则过晚。因为唐代已有“牽夫”这一用法。唐杜牧《与汴州从事书》：“汴州境内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穷人奔走，毙踣不少。某数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县，见县令李式，年甚少，有吏才，条疏牽夫，甚有道理。”此文前面说“牽船夫”，后面说“牽夫”，可证其同。宋邓深《即事六绝》之一：“卧橹无声百丈斜，牽夫匍匐入芦花。”宋许纶《次韵徳久舟行阻风》：“昨日颠风鸟雀喧，牽夫寸步不能前。”宋杨万里《舟过兰溪》：“船底石声知浅水，沙头笠影倦牽夫。”《汉语大词典》未收“牽夫”。又，“撁夫”用例最早见于宋代。例如宋袁说友有诗题名为《江舟撁夫有唱湖州歌者，殊动家山之想，赋吴歌行》。又，宋卫宗武《归舟》：“回艇临塘路，撁夫欣路平。”“撁夫”即“縴夫”、“牽夫”。因为“牽”的本义就是牵引。《说文？牛部》：“牽，引前也。”《广雅？释言》：“牽，挽也。”《正字通？牛部》：“牽，别作撁。”《正字通？糸部》：“縴，挽船索也。”“縴”、“ 撁”当是“牽”的后起区别字，因之“牽夫”、“縴夫”、“撁夫”成为异形词。
二、因异体字而形成异形词
所谓异体字，指音义相同而字形不同的汉字。从音义相同的广义角度来说，也包括俗字在内。例如：
【子壻】【子婿】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子壻”条：“《史记·张耳陈馀列传》：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鞴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壻礼。”[2]896
按，“壻”、“婿”二字为异体。《说文》：“壻，夫也。从士，胥声。《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者，夫也。读与细同。婿，壻或从女。”《汉语大词典》“子壻”条：“亦作‘子婿’。”释义：“女儿的丈夫，女婿。”举三例，除《直语补证》已举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外，还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妇人之性，率宠子壻而虐儿妇。”唐柳宗元《祭杨凭詹事文》：“子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其中《史记》、《颜氏家训》作“子壻”，柳宗元文作“子婿”。
【发攂】【发擂】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擂鼓”条：“谯楼启明定昏，或祭祀，槌鼓三通，俗呼发攂。唐岑参《凯歌》‘鸣笳攂鼓拥回军’是也。攂，俗作擂，古作雷。古乐府：官家出游雷大鼓。雷，去声，见队韵。”[1]36又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六“攂鼓”条：“《宋史·礼志》：打球，‘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攂鼓。’杨升庵《丹铅录》引岑参《凯歌》：‘鸣笳攂鼓拥回车’，以为近制。启明定昏鼓三通曰‘攂鼓’，当用此字，今本作‘疊鼓’，非。”[1]242-243
按，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一“攂鼓”条：“岑参《凯歌》：鸣笳攂鼔拥回军。今本攂作疊，非。近制：启明定昏，鼔三通，曰发攂。当用此字。俗作‘擂’，非。‘攂’亦俗字。然差善于‘擂’。古乐府：官家出游雷大鼓。‘雷’转作去声用。”“发攂”还有分用的，如同现代汉语口语中的“洗澡”两个语素分用一样：《汉语大字典》引《水浒全传》第十二回：“将台两边左右列着三五十对金鼓手一齐发起攂来。”《汉语大词典》“发擂”条义项一：“指起更打鼓。也指启明定昏。”举三例：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谢天地！却早日下去也！呀，却早发擂也！呀，却早撞钟也！”《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张阴捕惊醒，坐在床铺上，听更鼓，恰好发擂。”清袁枚《随园随笔·六更》：“宋大内五更已絶，则梆鼓遍作，号曰虾蟆更，亦号六更。其时禁门开，而百官集，如外方之攒点，今之发擂是也。”其中《警世通言》例中的“发擂”《汉语大词典》误排为“打擂”，今正。《汉语大词典》“发擂”条义项一首举元代例，按宋代已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东而南，转而之西，连亘西北，薄城而营，长十五里，阔十余里，至晚发擂，声震山谷。父老皆言：有生以来或未之闻。”下文：“十一日早，敌营发擂，声如昨日。”又下文：“金人自到此日，给炒麦数合，疲困已甚，皆思北归，抽摘人马过河，至晚不辍。然不复发擂，只击锣数声而已。”宋李纲《梁溪集》卷九十二：“至二十三日夜昏黄，到光州西城厢，听得城上发擂打更。”其它元明例证不烦一一列举。由宋代用例、《汉语大词典》所引元曲、清代袁枚“今之发擂是也”等可知“发擂”一词自宋至清，均为俗语词。按，“擂”、“攂”为异体字。《玉篇·手部》：“攂，攂鼓也。”《正字通·手部》：“攂，擂本字。”《俚言解》以为“攂，俗作擂”是对的，《丹铅总录》“……发攂。当用此字。俗作擂，非”则是鄙薄俗字的观点。“发擂”与“发攂”为异形词。
【笊籬】【】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三“笊籬”条：“汤中取物竹器曰笊籬，见《指月录》：唐庞蕴居士访大同济师，师提起笊籬曰：‘庞公！’庞云：‘你要我笊籬，我要你木杓。’亦作。杨诚斋诗：亲捞微带生。（苏鹗《杜阳杂编》：同昌公主出降，镂金为笊籬。）”[1]203
按，据《土风录》记录的异体字，“”字书未见；“”，据《中华字海》，仅见于“接”一词，这是古时的一种头巾，见《晋书·山简传》。“”之“”与“接”之“”仅是字形偶合而已。“笊籬”是用竹篾、柳条或金属丝编织的漏勺，因其作用与网类似，故字又从“网”。“笊籬”亦作“”，这是异体字（也是俗字）所构成的异形词。
三、因正俗字而形成异形词
俗字是“區别於正字而言的一種通俗字體” [3]1，相沿既久，往往也能取得“正字”的地位。文字的正俗之别是異形詞的一個來源。例如：
【攢帐】【攅帐】清梁同书《直语补证》“攢帐”条：“《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毎年造僧帐两本，一本奏闻，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后，勒诸县取索管解寺院僧尼数目申州，州司攅帐。”[2]887-888
按，《汉语大词典》“攢帐”条：“亦作‘攅帐’。结帐，清算帐目。”举《金瓶梅词话》二例：第六十回：“那日新开张，伙计攢帐，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又第七十五回：“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厮来攅帐，交与你，随你交付与六姐 ，教他管去。”由《直语补证》所举《旧五代史》例，知其书证过晚。在《金瓶梅词话》之前的用例还有：宋洪适《盘州文集》附宋许及之《宋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赠特进洪公行状》：“公曰：汉法：令长吏守丞岁终上计，大略似今攢帐耳。”又作“攅帐”，盖“攅”为“攒”之俗字。《字汇·手部》：“攅，俗攒字。”《汉语大词典》所举《金瓶梅词话》两例即异形词并存。又如：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八十《晓谕亭户安业》：“亭户作过者，只今帖息；逃走者，只今归还。本司见行攅帐，选官前来散还本钱，各各仍前着业。”
【棒椎】【棒槌】清梁同书《直语补证》“棒椎”条：“‘椎’字注。”[2]912
按，“‘椎’字注”指承上一条释语所引《广韵》。《广韵》：“椎，椎钝不曲挠也。亦棒椎也。又椎髻。”“椎”，《说文·木部》：“椎，击也。”段注：“所以击也。”“椎”有名动两种用法，其名词义后作“槌”。“槌”本指放置蚕箔的木柱。《说文·木部》：“槌，关东谓之槌，关西谓之？。”但后来又成为“椎”的通用俗字。《集韵·脂韵》：“椎，通作槌。”《希麟音义》卷四“槌胷”条：“槌，俗字也，正作椎。”“棒椎”一词指木棒，《汉语大词典》未收，但收有其异形词“棒槌”，义项一：“捶打用的木棒。”首例举《金瓶梅词话》第三八回：“便取棒槌在手，赶着打出来。”按此用例过晚。《太平广记》卷二五八“高敖曹”条引《启颜录》：“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元陶宗仪《说郛》卷八十：“予谓双陆之制，初不用棊，俱以黑白小棒槌，每边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两只掷之，依点数行，因有客主相击之法。”另外，“棒椎”的用法也在《直语补证》所引《广韵》释语之前出现了：《龙龛手鉴》卷四：“椎，直追反，棒椎也”。又，《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椎，《汉[书]·张良传》：为铁椎百二十斤。又击也，捣也。亦作捶。又椎钝不曲挠。又棒椎。又椎髻。亦作魋。”“棒椎”与“棒槌”，是俗字造成的异形词。
【颡子】【嗓子】清梁同书《直语补证》“颡子”条：“今人谓喉中出声曰颡子。见《梦溪笔谈》‘叫子’一条。”[2]908
按，《梦溪笔谈》卷十三：“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谓之‘颡叫子’。尝有病瘖者为人所苦，烦冤无以自言，听讼者试取叫子，令‘颡子’作声，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获申，此亦可记也。”则知此处“颡子”即“颡叫子”、“叫子”，即置于喉中吹之能模仿人声的一种哨子。《直语补证》“今人谓喉中出声曰颡子”，是嗓音之义，与《梦溪笔谈》所记并不一致。不过，由《直语补证》的释义“今人谓喉中出声曰颡子”可知“颡子”也有“嗓音”义，其所引《梦溪笔谈》“颡子”义也与“嗓音”有关而不是“喉咙”义。《汉语大词典》“颡子”条释义：“嗓子；喉咙。”释义与书证均无“嗓音”义，据《直语补证》可补“嗓音”义。
又按，“颡”本指额头，《说文·页部》：“颡，頟也。”引申指头，《太玄·傒》：“天扑颡。”范望注：“颡，头也。”喉咙为人头与躯干相连接之处，故“颡”又引申指喉咙。隋巢元方《诸病源侯论·鼻病诸侯》：“颃颡之间，通于鼻道。”据《直语补证》，亦可引申指嗓音。“嗓”，宋代始见，乃是“颡”后起俗字，《集韵·荡韵》：“嗓，喉也。” 因字从“口”，尤多用以表“嗓音”义。明郭勋辑《雍熙乐府·一枝花·嘲妓丑》：“歌声时，嗓拗；舞旋时，腰驼。”《汉语大词典》收有“嗓子”条，列“喉咙”、“嗓音”两个义项。“颡”、“嗓”正俗字，故“颡子”与“嗓子”为异形词。
四、因通假字而形成异形词
通假字就是用读音相同相近的字替代本字。一般来说，通假字是可以考知其本字的。
【装潢】【装璜】清郝懿行《证俗文》卷十七：“染纸谓之装潢。（《释名》：潢，染纸也。《齐民要术》有装潢纸法。《唐六典》：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高澹人曰：装潢谓装成而以蜡潢纸也。案潢有上去二音。）”[1]2474又，清伊秉绶《谈征·事部》：“《魏古录》：凡书画装潢之佳，自范晔始。杨升庵曰：《唐六典》有装潢匠，注：音光，上声，谓装成而以蜡潢纸也。今制笺犹有装潢之说，作平声读非。唐秘书省装潢匠六人，恐是今之表背匠。”[1]1280
按，《汉语大词典》“装潢”条义项一：“古时装裱书画用黄蘖汁染的纸，即潢纸，故称。”“一说，潢，犹池。言书画周边装饰绫锦，则缘内如池，装成卷册，谓之装潢。明方以智《通雅·器用》：‘潢，犹池也，外加缘则内为池，装成卷册，谓之“装潢”，即“表背”也。’”此处方以智的时代《汉语大词典》误作“清”，今正。《说文·水部》：“潢，积水池。”后引申指装潢。《玉篇·水部》：“潢，染潢也。”《广韵·宕韵》：“潢，《释名》曰‘染书也。’”《齐民要术》有“染潢及治书法”。《说文·玉部》：“璜，半璧也。”“潢”为本字，“璜”为通假用法。由此“装潢”与“装璜”成为异形词。
【滑澾】【滑汰】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十“滑澾”条：“行路欲顛仆曰打滑澾，见皮日休《吴中苦雨》诗：‘藓地滑澾足’。亦可作滑汰，东坡《秧马歌》：‘耸踊滑汰如凫鹥’。（《说文》：‘汰，滑也。’《广韵》‘澾’注：‘泥滑’。又‘跶’注：‘足跌’。）”[1]286
按，《玉篇·水部》：“澾，滑也。”《广韵·曷韵》：“澾，泥滑。”“汰”则为清洗义。《说文·水部》：“汏，淅？也。”王筠句读：“汰者，汏之讹。”《土风录》所引不确。《广雅·释诂二》：“汏（汰），洒也。”因此，“滑汰”之“汰”表“滑”义是通假用法，“滑汰”是因通假字而成为“滑澾”的异形词。
【温暾】【温燉】【鹘忒】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九“温暾”条：“物微暖曰温暾。案，《致虚阁杂俎》云：‘今人以性不爽利者曰温暾汤，言不冷不热也。’龚氏《芥隐笔记》谓温暾等字皆乐天语。案，元微之诗：‘宁爱寒切烈，不爱旸温暾。’王建《宫词》：‘新晴草色暖温暾’。不独乐天也。（乐天诗：‘池水暖温暾’。或以为韩文公诗。又《火炉诗》云：‘温燉冻肌活。’此‘温燉’为‘火炽’。与‘暾’异。）俗又转其音曰‘鹘忒’。”[1]279
按，“温暾”指“物微暖”，白居易《别毡帐火炉》诗“婉软蛰鳞苏，温燉冻肌活”中之“温燉”亦“微暖”之义，并非如《土风录》所说的“火炽”义。“燉”本指火光，但在《广韵》中有他昆切读音，通“暾”。白诗“温燉”因通假字而与“温暾”形成异形词关系。“俗又转其音曰‘鹘忒’”，则“鹘忒”为其音转异形词。
五、因古今音变而形成异形词
汉语语音有古今之别，某一个词到后代因语音有所变化而被写成另一个形式，就形成了异形词。
【蟅蟒】【虴蛨】【虴蜢】【蚱蜢】/【螞蚱】【麻劄】【馬劄】【蛨蚱】清梁同书《直语补证》“麻劄”条：“扬子《方言》蟅蟒即蝗。注：‘蟅音近诈，亦呼虴蛨。’今北方人呼螞蚱，或麻劄，即此二字。颠倒声转之异。《元史·五行志》：至元五年，京师童谣曰：白雁向南飞，馬劄望北跳。随俗写耳。”[2]903
按，《汉语大词典》未收“麻劄”。《汉语方言大词典》“麻劄”条：“又作‘麻蚱’。”“麻蚱”条：“〈名〉蚱蜢；蝗虫。西南官话。……也作‘麻劄’”，后举《直语补证》例。按，由《直语补证》“今北方人呼作螞蚱，或麻劄”及其所引《元史》“京师童谣曰：白雁向南飞，馬劄望北跳”，知《汉语方言大词典》仅列为“西南官话”有所不妥，亦当为北方方言。
又按，《方言》卷十一：“蟒……南楚之外谓之蟅蟒，或谓之蟒……。”《说文·虫部》段注：“蟅蟒，即今北人所谓蛨蚱，江南人谓之蝗虫。蟅蟒、虴蜢，一语之转。”王夫之《诗经稗疏·幽风》“斯螽、莎鸡、蟋蟀”：“斯螽，毛传曰：‘蚣蝑也。’……《方言》及《广雅》谓之舂黍。郭璞曰：‘江东呼虴（蚱）蛨（蜢）。’今按，虴蛨似螳蜋，项稍短而无斧，六七月间好入人葛衣中，闽粤人生啖之。”章炳麟《新方言·释动物》：“《说文》：‘蝗，螽也。’今通言谓之蝗，或谓之蛨虴，或谓之虴蜢。《方言》作蟅蟒。”由此，知“蟅蟒”、“虴蛨”、“虴蜢”、“蚱蜢”是一组古今方言音转异形词，“螞蚱”、“麻劄”、“馬劄”、“蛨蚱”是另一组古今方言音转异形词。两组异形词又是“颠倒声转之异”
【胡咙】【喉咙】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七“胡咙”条：“喉咙曰胡咙。按，《后汉[书]·五行志》童谣云：‘吏置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胡，颔下肉也。又去声。《金日磾传》“捽胡”，晋灼音“护颈”也。（杨升庵《古音馀》‘喉’载‘虞’韵，音‘胡’，则‘喉咙’亦可读‘胡咙’。‘尤’、‘虞’二韵古通也。）”[1]255又，清梁同书《直语补证》“胡咙”条：“《后汉[书]·五行志》：‘请为诸君鼓咙胡。’今里语以喉咙为胡咙，古也。”[2]903
按，《汉语大词典》“胡咙”条：“喉咙。清顾炎武《日知录·胡咙》：‘古人读侯为胡。《息夫躬传》师古曰：“咽，喉咙。”即今人言胡咙耳。’”参以《土风录》所引“杨升庵《古音馀》‘喉’载‘虞’韵，音‘胡’”，知《直语补证》所谓“今里语以喉咙为胡咙”，确实是保存了古音。“胡咙”是较早的词形，“喉咙”晚出，但“胡咙”一直保存在某些方言中。《直语补证》说“今里语以喉咙为胡咙，古也”，《日知录》说“今人言胡咙”，所谓“今人言”，似均指其方言。二人均为吴方言区人（梁同书为浙江钱塘人，顾炎武为江苏昆山人）。但据《汉语方言大词典》，“胡咙”一词指“嗓子，喉咙”，见于中原官话、晋语、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语、闽语，则“胡咙”一词基本上是通用词了。所以“胡咙”、“喉咙”主要还是因古今音变所产生的异形词。
【登时】【当时】【顿时】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一“登时”条：“登时犹言实时、当时也。当读去声。《唐书》田弘正笑刘悟曰：‘闻除改，登即行矣。’胡三省《通鉴》注：‘登即行，言登时行也。’《律条》：‘凡夜无故入人家，主家登时杀死，勿论。’按韵书‘登’注‘升也，进也，又成也，熟也。’无实时、当时之义。‘登时’盖方言耳。”[1]7-8
按，《资治通鉴·宋纪十六》“帝登帅卫士”胡三省注：“登，登时也。登时，犹言实时也。”《助字辨略》卷二“《吴志·锺离牧传》注‘牧遣使慰譬，登即首服’”刘淇按：“登，即登时，省文也。”按，“登时”即“当时”，也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顿时”[4]86-87。“登时”表此义的较早例子：《三国志·魏志·管辂传》：“辂以为注《易》之急，急于水火。水火之难，登时之验。”晋葛洪《抱朴子·释滞》：“又中恶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时差也。”“当时”表登时、顿时义《汉语大词典》首引《海内十洲记》，此书旧题汉东方朔撰，《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当在六朝时，则基本上与“当时”同时。“顿时”則清代才出現。因此，“登时”、“当时”、“顿时”是一组因古今音变而在不同时代出现的音转异形词。
六、因方言音转而形成异形词
汉语语音不但有古今之别，同一时代也有方言音转情况（有时也包括讹转）。古今音变与方言音变往往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
【呆木大】【呆木头】【呆木徒】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呆木大”条：“俗谓不慧者为呆木大。驮去声。《辍耕录》‘院本名目’有此。”[2]886
按，《辍耕录》卷二十五确记有“呆木大”，但与今义是否完全相同还需考证。因“木大”为宋代戏曲角色名，推测这一角色名所指角色可能为“不慧者”。台湾《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呆木大”条义项一：“愚蠢的人。直语补证·呆木大：‘俗谓不慧者为呆木大。’亦称为‘呆木’。”《汉语大词典》未收该词。《汉语方言大词典》亦未收该词，但收“呆木头”，所录义项有二，其一：“〈形〉不机灵；不聪明。吴语。江苏江阴。浙江绍兴。”其二：“〈名〉比喻发呆不动或反应迟钝的人。吴语。上海[E23-22 mo12-55 d23-21]。《歇浦潮》第三十回：‘他们都和～一般，焉能解得你的寂寞。’浙江绍兴。鲁迅《故事新编·出关》：‘孔子好像受了当头一棒，亡魂失魄的坐着，恰如一段～。’”《明清吴语词典》“呆木徒”：“又作‘呆木大’”，据“光绪镇海县志39卷”转引《直语补证》。三词可视为同一方言内部的音转异形词。
【望子】【幌子】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望子”条：“望子，酒家悬帜也。古谓酒帜为帘。帘音廉。《韩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悬帜甚髙而酒不售。’《容斋续笔》有‘酒肆旗望’之文。今人呼酒旗为望子。”[1]35又，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六《器用》“望子”条：“《广韵》：‘青帘，酒家望子。’按今江以北，凡市贾所悬标识，悉呼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2]584
按，明杨慎《丹铅馀录》卷八“酒帘”条：“《韩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悬帜甚髙。’帜谓之帘，帘谓之酒旗。《唐韵》‘帘’字注当云‘酒家悬帜’，岂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俚言解》似袭之而来。所谓“望子”，即高悬以望的标识。《唐韵》云“酒家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则“幌子”是“望子”的方言音转异形词。
【席】【冲席】【撞席】【闯席】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席”条：“音铳，《字学集要》：饮酒不请自来曰席。俗作冲席。”[1]30又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七“撞席”条：“朱国祯《涌幢小品》载：士子有用中论中式者，后相竞用之。时为语曰：‘主司好请客，徐干偶撞席。只好这一遭，后会难再得。’（时以言不对题者，为请客文章）俗谓不邀自至者曰撞席。‘撞’转作‘闯’，盖言突如其来也。”[1]252
按，诸词皆表“饮酒不请自来”或酒席“不邀自至”。《汉语大字典》据《广韵》“”徂送切，音zòng，又“敠”字下“敠”注：“不请自来。《广韵·末韵》：‘敠，敠，食不唤自来。’《类篇·攴部》：‘敠，敠，不迎自来也。’”作“席”，则明代始见（《字学集要》为明代字书）。《汉语大词典》未收“席”、“冲席”，亦未收《汉语大字典》已录、见于《广韵》、《类篇》中的“敠”。但收有“撞席”、“闯席”。前者释义：“未受邀请而赴宴。”举三例，首例是元王子一《误入桃源》第三折：“你把柴门紧紧的闭上，倘有撞席的人，休放他进来。”后者举一例：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一：“嵩（严嵩）子世蕃鸷纵，邀公（杨允绳）饮，有二客皆朝绅，不速而至。世蕃令两童子持朱墨笔点其面，为闯席者戒。”又，“”见于《广韵》，出现时间最早。字形从聚从攴，会意，义当是冲散他人聚会，似当是为表示“饮酒不请自来”这一意义而造的专用字。《俚言解》说“音铳”，与《广韵》所记反切不相同，当是方言音转。又，《俚言解》“俗作冲席”，则“”、“冲”方言音同。《土风录》“俗谓不邀自至者曰撞席。‘撞’转作‘闯’”，则“冲席”、“撞席”、“闯席”乃是因方言音转而形成的异形词。
七、因听音为字而形成异形词
听音为字“包括三种类型：一是误听误记，二是相近之字，三是变生涩为熟悉、变抽象为形象具体。” [5]667“听音为字”有时包括方言音转；有时相当于通假字，但通假字一般有本字，而“听音为字”则不一定能找“本字”。例如：
【薄相】【孛相】【白相】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十五“嬉游曰白相”条：“《姑苏志·方言》‘薄相’注云：嬉劣无益儿童作戏。薄音如？。今吾俗呼薄作白，又作别，音之转也。南郭《州志》（引者按，即张采《太仓州志》。采号南郭）云白音鼻，非是。（鼻音避作入声者，土音之讹。）”[1]347清翟灏《通俗编》卷十二“孛相”条：“《吴江志》：俗谓嬉游曰孛相，《太仓志》作白相，《嘉定志》作薄相。按，皆无可证，惟东坡诗有‘天公戏人亦薄相’句。”[2]265清钱大昕《恒言录》卷二“薄相”条：“东坡《泛颍》诗：此岂水薄相，与我相娱嬉。”[6]46清陈鳣《恒言广证》卷二“薄相”条：“鳣按：《吴江县志》：俗谓嬉游曰孛相，《太仓志》作白相，《嘉定志》作薄相。”[6]39
按，诸俗语辞书将“孛相”、“白相”、“薄相”三个不同的写法联系在一起（其中《恒言广证》晚出，当袭自《通俗编》），指“嬉游”。欲索其理据，则如《通俗编》所说：“皆无可证”，因此这三写不种的写法实为听音为字而形成的异形词。实际上，由于方言原因，实际还不止这三种词形。《土风录》“今吾俗呼薄作白，又作别，音之转也”，则还有作“别相”者。
【一刀两段】【一刀两断】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六《器用》“一刀两断”条：“《朱子语录》：克己者，是从根源上一刀两断，便斩絶了。又云：圣人发愤便忘食，乐便忘忧，直是一刀两断，千了百了。”[2]574清梁同书《直语补证》“一刀两段”条：“见《五灯会元》。”[2]902
按，《直语补证》未举出具体例子，以之为线索，可以发现《五灯会元》中用例颇多，如卷十二《龙潭智圆禅师》：“阳来日送出三门，乃问：‘汝介山逢尉迟时如何？’师曰：‘一刀两段。’”《通俗编》所列词目是“一刀两断”，《直语补证》则是“一刀两段”，二者在“坚决断絶关系”义上是一对异形词。
【一寣】【一唿】【一】【一寤】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十“一寣（音忽）”条：“睡一觉曰一寣，音作忽，见《广韵·十一没》‘寣’注：‘呼骨切，睡一觉也。’（毛初晴《韵学要指》云：越人语暂睡而觉曰寣。《礼部韵》无有。）”[1]286又清翟灏《通俗编》卷三十六《杂字》“寣”条：“音忽。《说文》：卧惊也。《博雅》《广韵》皆云觉也。俗以卧一觉为一寣。《五灯会元》：酒仙遇贤偈曰：长伸两脚眠一寣，起来天地还依旧。”[2]794
按，《汉语方言大词典》“一唿”条：“〈数量〉一觉。吴语。江苏苏州。陆阿妹《五姑娘》：‘当仔伊～要困到大天亮。’”又“一”条：“〈名〉（睡）一觉。吴语。江苏苏州。《海上花列传》第十八回：‘～困下去，困到仔天亮。’”又“一寤”条：“〈名〉（睡）一觉。吴语。清钱大昕《恒言录》：‘吴中方言，睡一觉谓之～。’也作‘一寣’：吴语。上海[iI55-33 hu55-44]。胡祖德《沪谚》：‘卧觉曰～。寤音忽。’浙江金华。1915年《金华县志》：‘邑以一觉为～。《五灯会元·酒仙遇贤偈》曰：“长伸两脚眠～。”’”表示同样意义的词分别记录为不同词形。按，“寤”，《说文·部》：“寐觉而有信曰寤。”段注校改为“寐觉而有言曰寤”。《小尔雅·广言》：“寤，觉也。”“寣”，《说文·部》：“寣，卧惊也。一曰小儿号寣寣。一曰河内相也。”《广雅·释诂四》：“寣，觉也。”故“一寤”、“一寣”各有其理据。“唿”，《玉篇·口部》：“唿，忧也。”故“一唿”是听音为字。“”则为记录方言的新造字。《汉语大字典》引刘半农《车车夜水也风凉》自注：“，睡之单位名，自入睡以至于醒，每一次曰一。时间长曰大，时间短曰小。”“一”是用方言字记录的词形，也是听音为字。
因语音原因而形成异形词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还包括连绵词和音译外来词。连绵词是两个具有双声或叠韵关系的汉字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往往字无定体；音译外来词是用汉字来记录外来语言中的词的读音，也可能用到不同的汉字。所以二者实际上都是听音为字的结果。明清俗语辞书中也有一些相关例子，因这两种情况较为明显，不赘述。
近代汉语异形词主要就是由于以上原因而形成的。异形词存在于不同的文献中，其中比较有特点的现象是版本异文中有较多
的异形词。近代汉语异形词研究有助于词语释义、辞书编纂，对汉语词汇史研究、词汇的系统性研究都将有重要作用。因非本文主题，将另文讨论。参考文献：
[1]长泽规矩也.明清俗语辞书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翟灏，梁同书.通俗编（附直语补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3]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曾良.明清通俗小说语汇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
篇2
[关键词]传教士；异国文化；中国文化；汉语国际推广
[中图分类号]G0；H1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4-0078-03
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为了提高在中国的传教效率，努力摸索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传教策略，特别注重汉语的学习，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吸收西方传教士学习汉语及在传教策略上成功经验，有助于我国汉语国际推广事业。
一、西方传教士传播宗教的文化策略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教，改变中国人的观念，使其接受西方的宗教观念。从客观上讲，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他们来到异国他乡，尤其是有着五千年传统文化积淀的中国，这个与西方有着不同文明起源的古老民族，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巨大的文化差异和本民族文化认同感使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行为举步维艰。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单纯地进行语言教学还是兼及文化接受作为传教的切入点，这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宗教的闯入俨然是不速之客，两者的文化无论是外部语言形式还是内部思想根源都是迥然不同的，中国人在无法理解和认同的情况下无法产生学习动力，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更是传教士们无法改变的，文化认同成为唯一的途径。
为了让中国人认同他们的宗教文化，他们首先要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的思路，从而了解中国社会和人民的需求，进一步敲开中国人民内心世界的入口，让博爱的基督精神抚慰中国人的内心，使其忠诚地信任耶稣并认同西方宗教文化，从而达到他们最终传教的目的。因此，近代西方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是从文化角度入手的，而非语言。为赢得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认同，他们在中国常年居住，深入接触当地官员与百姓，即使近代中国处于动乱时期，当地政府对外来者的态度不容乐观，他们依旧不改初衷，逐步融入百姓生活，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探索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思想，逐步取得中国人的信赖，使宗教教义潜移默化在人们心中。循序渐进的文化渗透构成了西方传教士独具特色的传教策略。
这对我国当下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有诸多启示：鲜有不了解亦不认同某国文化，却对这一国家语言极为精通者。文化和语言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语言背后都有一国深厚的文化作为基础，我们在选择学习某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在选择接受一国的文化。语言习得需要考虑学习者因素，学习者因素包括情感因素，即“学习者个体对所学语言、说这种语言的人或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的感觉和感情”[1]。
二、文化传播对语言习得的重要意义
（一）儒家学说与基督教文化的契合点
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政策起，儒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人思想的根基。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试图从儒家学说中找到与基督教教义的契合点。
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利用儒家文化作为依托，使中国人在陌生的文化中找到熟悉的身影。他们“从儒家学说中寻找有力的思想观念资源和支持的依据作为基督教进入中国读者内心的通道。小说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儒释耶，而且常常采取简单而醒目的方式即将儒家论点直接与《圣经》教义并列，表明二者持论相同。”[2]9西方传教士从文化适应的角度选择了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传教策略，使不同文化根源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由于“督教始终是中国社会文化机体上的一个外来体，当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不同层面相遇时，如果不能与中国本土的社会与文化相适应，传教之路就会严重受阻乃至被迫终止。”[3]因此，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过程中必须在中国本土文化之中找到依据。
近代西方传教士以儒家学说为依托传播基督教教义的传教策略对当代汉语国际推广的启示在于：在向异国输出中国文化时也要试图找到对方国家的主流文化。我国向以佛教为主流文化的印度传播儒家文化观念时，就要找到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契合点。思想观念上达成两国人民的认同后，方能减少来自于异国文化排斥情绪对于语言教学阻碍。异国文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相同之处为切入点，以他国主流文化为依托穿越两国文化的相异之处，使中国文化深深植根于异国文化的土壤，以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另外，近代西方传教士“在翻译宗教术语时尽量从儒家典籍中寻找对应的词语。同时尽量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及Y仪。”[2]9这启示我们在传播我国儒家文化时也要尽量尊重印度传统民族习俗及礼仪，在翻译《论语》这种儒家文化的代表作品时尽量从佛教典籍中寻找对应的词语，使印度人民感受到我国对于他们文化的尊重和认同，削弱文化间的抵触情绪，进而有利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传播。在此过程中，首先要探索我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共通之处，并且以尊重他国文化为前提，得到他国人民的认可，再进行语言的教授以及深入的文化输入。这样的传播过程才更符合异质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
（二）传教士汉文小说
“传教士汉文小说，具体而言，就是西方来华传教士为了宣扬教义或改变中国人的观念，用汉语写作或翻译的小说。”[2]1
将《圣经》改编成通俗小说是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形式之一。传教士借助中国通俗小说的文学形式让《圣经》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使《圣经》神圣性与通俗性并存，扩大阅读人群的范围，让渴望了解《圣经》的中国百姓也可以畅通无阻地阅读。这一举措看似是在学习中国的文学形式，融入中国文化，实则是在打通传播宗教教义的重重文化阻碍，使中国百姓畅通无阻地走进基督教文化。
传教士汉文小说除了对宗教经典的翻译，还有用汉语创作的小说。1729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创作了章回小说《儒交信》，由白话创作，以人物问答方式讲故事，在一问一答中阐述宗教观念，直观、清晰的方式将教义深化到阅读者心里，无论在语言、文学以及思想的传达上，都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我国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中的教材或中文阅读材料编写可借鉴他的《儒交信》创作的经验，针对不同国家，中文教材的侧重点应该是不同的，这种侧重点取决于异国大众的文学阅读习惯。寻找他国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进行模仿，编纂出人们喜爱的中文教材或书刊，从而使中国文化的观念走进他国民众内心。
伦敦差会传教士米怜创作的章回体白话小说《张远两友相论》，此书在19世纪大量翻印，广为流传，具有极大社会影响力。其作品的特点在于以小说的形式阐述基督教教义，使中国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以两个主人公对话的形式不断碰撞，使不同思想在同一个界面交锋，最终使基督教思想说服对方，引起了民众一定的反响。我国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应注重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冲突在文化中必不可少，然而化解冲突是关键：正视冲突与矛盾的存在，运用中国文化的思维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说服，使其逐渐逼近中国思想的内核。
中国优秀的文化以各国主流的文学形式作为桥梁与世界各国建立一种文化的互通，“进一步展现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文化性格、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并注意挖掘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世界”[4]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更具影响力。
三、西方传教士学习汉语的方法
1698年马若瑟来到清朝时期的中国，期间，马若瑟苦心钻研汉语言与文学。他“在汉学方面造诣极深，被后世学者公认为是西人汉语文学专家和《易》学专家。”[2]24作为一个西方人成为了汉语文字专家，其汉语学习方法必然有可取之处，我们可吸收其精华应用于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之中。
（一）以句子为单位学汉语
马若瑟认为学习汉语不应该使用拉丁文语法解释中文，而中文当时自身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语法体系，他提出了通过例句学汉语，例句选材于中国通俗文学，丰富了汉语学习材料。尤其以中国通俗文学中的经典句子作为例句学习，首先，句子相对于词更具有完整性，使学习者的记忆成串，不易忘记；其次，记忆例句使汉语语法不知不觉地内化到学习者的意识之中；最后，中国通俗文学的语言生动形象，使学习者从学习之始就接触到最为地道的中国语言。
（二）诵读经典学汉语
马若瑟本人博览“中国经籍，诵读十三经、二十一史、先儒传集、百家杂书”[2]24。其高深的中国文学素养与此密不可分。阅读中国的经典是对汉语“根”的挖掘，这一部分的学习无论在语言上还是思想上都比阅读通俗小说更为困难。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一段艰难的学习，其成效也是其他相对容易的方法无法比拟的。背诵经典是学习语言中最艰苦同时也是最扎实的方式。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针对那些真正想深入学习汉语，渴望了解中国文化内涵的人，马若瑟这种学习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三）阅读小说学习汉语
19世纪以来，“以中国小说，戏曲作为语言学习的范本，逐渐成为西方编纂汉语读本的一种风尚。”[2]216将中国的小说，如《红楼梦》《警示预言》《范希周》的片段译成英汉对照本以供外国学习者阅读，外国学习者通过阅读完整的文学作品整体把握汉语的语言特色及行文结构来提高汉语阅读水平。中国的故事对外国人而言是极富吸引力的，马若瑟曾“把中国的元曲《赵氏孤儿》译成了法文，这是欧洲人首次将中国戏剧译介到海外的译本。前后十几年间，就被译成了英文、德文、俄文、等多种版本。”[2]24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巨匠伏尔泰读了马若瑟的法译本后，以此为蓝本改编为《中国孤儿》。它被搬上舞台演出，轰动了整个巴黎。以戏剧为桥梁，汉语言文学得到了法国人乃至欧洲诸国的认可。由此可见，好的文学作品会得到世界的认可，利用外国人对中国故事的兴趣吸引他们学习汉语也是汉语国际推广的文化策略之一。
同时，还有西方人将中国小说精彩片段收录在汉语学习教材之中，如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编纂的汉语课本《语言自迩集》中选取了中国小说《西厢记》的故事。这对当今的汉语教材的编写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例。外国汉语学习者将中国的小说作为汉语学习的素材，从西方人编写汉语教材的角度出发，中国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是他们所喜爱的，这既可以在中国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中使语言学习得到真正的应用，又在不知不觉中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
（四）用汉文写作
晚清是小说盛行的时代，而其中的创作者不仅有中国文人，还有来华传教士。通过实地考察，传教士们发现中国读者对于休闲读物十分渴求，于是他们投其所好开始大量创作白话小说。他们创作的小说语言简明，妇孺皆懂，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百姓需求的同时也提高了传教士的汉语写作水平，使他们在不断地汉文写作实践中提高语言运用能力，促进其汉语水平的提高。在西方传教士之中，著名的汉语文字专家马若瑟就是提倡汉文写作者之一，他从最初学习汉文时就运用汉语著述，因而他的汉语学习始终伴随着写作练习，这使他能够将学到汉语知识不断地应用到语言的实践中去，汉语语言运用能力日益提高，最终创作出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汉语札记》。
参考文献：
[1]赵杨.第二语言习得[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210.
[2]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篇3
1923年四月，第四届中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汉口举行，社会对于该会亦颇重视，汉口银行公会鉴于本地为扬子江流域中心商埠，上下游金融机关咸聚于此，重要比于沪上。近据于该会仿京、沪公会办法，发行杂志一种，定名为银行杂志，每半月刊行一次，与北京之银行月刊，及上海之银行周报，同为银行业之参考资料[1]。1923年十一月一日正值汉口银行公会三周年纪念日，也是汉口银行公会新屋落成之期，于是而汉口银行杂志乃应运而生[2]。创办之始，由李孤帆为首创，汉口银行公会会员协助以赞其成，以潘君士浩总编辑之务。[3]其他的主要撰稿人有周沉、黄既明、戴铭礼、何雅忱、??鼎模等。银行杂志社设在新建成的汉口银行公会新屋之内的第三层。
《银行杂志》创办之初即有其职责宗旨：“杂志之宗旨与日报不同。日报所重独在报道消息，而评论得失次之，研究学理又次之。杂志则不然，介绍学说，阐明理论乃其固有的职责。”[4]因此从一开始发行《银行杂志》即贯穿这个宗旨，在栏目的编排时就专门设置了论著和译述两个栏目来介绍欧美工商业最新之学识、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由于汉口处于中国之中，有长江湘水之利，四方交通发达，川、黔、湘、鄂、赣、汴、秦、陇诸省进出口货物总汇于此[5]，故《银行杂志》在调查内地财政、金融、工商有便利，又设置了本埠商业金融、各地商业金融、经济新闻辑要、调查统计。本埠金融栏目包括本地的芝麻、棉花、杂粮、牛羊皮、猪鬃、桐油等的行情和本地金融机构、银行经营状况。各地商业金融及商况栏目其内容来自于各商埠的调查通信，所涉及的城市除了北京、上海、济南、天津、哈尔滨等大城市外，还包括许昌、驻马店、张家口、运城、洪江、宜昌等小城市。杂志的经济新闻辑要着重介绍反映汉口本地经济，工商业消息以及一些日美国家的经济动态。此外调查统计还包括汉口本地银洋铜元和拆息行市表和汉口国外汇兑行市表。这几个栏目的设置，使得杂志向读者提供的信息量很大，由此来看《银行杂志》无论是对于金融界人士还是经营从事工商业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他们及时了解汉口金融乃至中部地区的金融和经济行情提供了可靠的途径。
《银行杂志》编辑部在后两年的出版中还对杂志栏目的具体设置作了改进，编版了特别调查报告和公告，这些栏目其内容多余金融业务有关。在短短的四年中，银行杂志还出版了专号和撰述，包括《关税问题专号》、《国外汇兑上之收付问题》、《我国现代造币局厂沿革考》、《票据交换法研究》《银行存款业务述要》，这对金融界人士深入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提供了很大帮助。
二、《银行杂志》对日本、欧美工商学识的介绍
《银行杂志》创办之时，距我国华商创办华资银行尚不过三十来年，距华商银行设立银行公会也只有七八年时间。虽然我国银行业发展呈鼎盛之势，一些银行走上正轨，但对于一大部分银行来说银行来说，都存在着缺乏欧美银行先进的管理制度和工商业学识的问题。面对这种境况，《银行杂志》在出版物中用大量的篇幅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以供银行业和工商者借鉴。尤其是对日本金融界情况的介绍更为我国工商银行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发。《银行杂志》第三卷第四号就着重发表了■廷桢的《劝业银行参观记》，针对吾国虽有劝业银行及农工银行之设立，而其营业则多与商业银行混故农工业者仍未融通资金之效此我国农工业之所以不进步也，介绍日本劝业银行的营业及其债券课之组织及职务给我国以参考。文章介绍了日本劝业银行设立的目的及其沿革，日本劝业银行设立于明治三十年，图以农工业之发达改良与地方公共团体之振兴而供给低利长期之资金为目的而设立之国家特设机关也。[6]故劝业银行一开始专以田烟工厂等不动产为抵押而融通资金。并随着银行的发展和农工业的进步逐次扩大贷款范围，如明治三十六年对于耕地整理组合，明治四十三年对于水产事业及其产业组合都认为是地方公共团体而通融资金。吾人不查所由来，而好从事于伟大企图，不肯循序渐进，依风会而变迁，以故俊巡观望，卒无有成。文章指出应从劝业银行的缓缓发展中获取经验的重要性。此外该文还介绍了劝业银行的营业资金来源，面对资金短缺的问题，劝业银行采取了发行劝业债券的做法，文章对发行债券的种类、面额、利息、发行价格、利率等各个方面做了详尽的介绍，认为这些做法为我国所急宜效仿者。
在介绍日本劝业银行情况的同时，《银行杂志》也重视对欧美金融界的介绍。1923年第一卷十五号开始即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戴铭礼撰稿的《美国联合准备银行制度概论》，着重介绍了美国银行的联合准备信用制度，此外，《银行杂志》还刊登了《美国票据交换所之特点》《英国票据交换所之制度》《美国公司债券概论》《德发债票问题》《德国大银行之组织部》等文章对欧美各银行机构和金融制度的一些特点作了介绍。
《银行杂志》对日本、欧美国家银行情况所做的介绍，开阔了国内银行界的眼界，为其进行制度创新和业务开展提供了借鉴和方法，让我国银行界人士看到差距和自己的不足，为他们学习追赶外国作了指引。
三、《银行杂志》对华资银行现代化制度和金融改革所做的努力
近代华资银行创办后，大都形式上模仿和沿用近代西方银行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业务。由于中国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现实环境，传统的金融机构经营方式仍然存在，并具有很大势力，对新式银行经营产生影响，例如由传统钱庄沿袭而来的信用放贷在各银行放贷业务中占有很大比例即为其表征之一[7]。由于中国还未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处于一种混乱尴尬的中间状态，银行的色彩必然不同于西方银行。此时的资本市场还未发达，信用制度观念尚未完全建立起来[8]，在信用贷款一块对于银行业来说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尤其是当出现金融风潮时，银行业几乎面临之毁灭性打击。为了完善银行业的信用，《银行杂志》创刊之初就注重对这个问题的宣传，刊登数篇文章来因唤起银行业的注意，对华资银行业进行思想启蒙。杂志先刊登了《信用调查篇》[9]对整个银行业的信用额度和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考量，另外又相继发表了《银行信用发展之限制》[10]《信用放款之限度》[11]《信用借贷与市场交易之关系》[12]等文章，对银行完善专门机构开展信用调查进行具体指导。由于《银行杂志》不遗余力的宣传，汉口中央银行分行，汉通银行率先设立调查机构，开展信用调查，并逐渐为其他一部分银行接受。
此外，在汉口金融业的现代化过程中，银行业也经历了一系列创新和改革，其中票据交换所的建立和币制改革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两个改革，在这两次改革中，《银行杂志》作为发表金融言论的专业刊物，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近代华资银行建立后，由于同业之间没有自己的票据清算机构，只能依靠钱庄代办，这种清算方法让银行业带来许多不便，使得银行业的命运掌握在钱庄手里，?榇嗽谝?行业强烈要求建立票据交换所。《银行杂志》业参与其中，对票据所的建立呼吁，厉鼎模《上海拟设票据交换所之根本研究》，沉刚的《我国票据法草案述评》等相关文章强调了设置票据交换所的意义，从理论上阐述了建立票据交换所对于金融业发展的作用，这无疑为票据交换所的最终成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币制改革方面，《银行杂志》走在舆论的前列，发表了一系列呼吁币制改革的文章。1927年《银行杂志》的第四卷十九号发表了《改革中国币制议》一文，指出：中国币制有待于改革久矣，阐述了币制改革之刻不容缓，并阐述了改革币制之步骤，建议组织改革币制委员会，并阐述了币制委员会的组织原则，人员构成及使命等。在下期二十号时，《改革币制问题》一文介绍了改革币制问题中所发生重要问题之讨论，文章指出只有先做好这四个问题的解决，即货币本位问题、单位问题、收回旧币问题、推行新币问题，中国的币制改革才能产生良果。作者对于改革币制具有一线贯通之计划，先之以改革之步骤，继之以各问题之讨论，而殿之以收回旧币与推行新币之方法，最后则关于新旧二币交替时期，市面通货之供给问题亦略有讨论。由此可见，在改革币制的问题上，《银行杂志》从步骤的制定到具体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做了详尽的说明和解释，对于扫除一些人心理上的迟疑，乃至推动币制改革的真正实施，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篇4
两汉今古文之争融合许慎郑学
一、斗争
西汉哀帝之前立学官五经皆为今文经，当时古文经未出，故“古今文经”名称未立，无所谓争论。大胆地系统地提出各种古文经《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毛诗》等，要求立学官，以与今文十四博士相抗衡者是刘歆。但刘歆的建议遭到今文博士抵制，至此始有今古文之争。就史书记载看，较重要之斗争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西汉末年，其他三次发生在东汉初年。
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提出为《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毛诗》立学官的建议遭到太常博士反对。刘歆为古文经立博士理由有二：一、今文经因遭秦火而残缺不全，古文经则较完备，可补今文经之缺。如《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又如《礼古经》（古文《逸礼》）比高堂生之《仪礼》多三十九篇（这三十九篇即《逸礼》）；二、古文经较今文经可信。以《左传》为例，左丘明为孔子同时代人，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而公羊、梁等人则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之于亲见详略不同，可靠性亦不同。博士们一方面辩解说今文经是完备的，另一方面攻击古文经是伪造的。另有一些博士“不肯置对”。刘歆求助于孔光，孔光亦不肯帮忙，刘歆在一气之下写成一封著名之信《移让太常博士书》（见《汉书・刘歆传》）：“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因言辞激烈引起众博士大哗，“诸儒皆怨恨”，当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相抗议，大司空师丹亦大怒，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因得罪掌权大臣，恐诛，请出外任。第一次古今文经学的斗争以古文经失败告终。直到王莽执政，重用刘歆，扶持古文经学，《古文尚书》、《礼》、《春秋左氏传》、《毛诗》、《易》及《周礼》都立了学官，古文经学才第一次取得合法地位，但“新”朝短命，古文经博士又都随之废除了。
第二次今古文之争起于东汉初年光武帝时期，韩歆上疏要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刘秀让臣下议，建武四年（公元28年）正月召集公卿大夫和博士官至轮台就韩歆之建议进行辩论。今文博士范升加以反对，其理由如下：一、“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二、授受不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三、“非先帝所立，无因得立。”四、“近有司诸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此比类，亦希置立。《京》、《费》以行，次复《高氏》、《邹》、《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纷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卒立《左氏》”（见《后汉书・范升传》）。李封为其博士，李封死后，不复立之。古文经学家虽未取得真正胜利，但相信古文经者日多，以至朝廷帝王亦倾向古文经。
以后今古文斗争不断，但较零星，较重要的有两次：一、章帝时古文经对今文经的全面挑战。章帝特好《古文尚书》和《左传》，喜贾逵之学。建初元年（公元76年）诏贾逵入宫讲授经学，令其“发出《左氏》大义长于二传者”，于是贾逵“摘出《左氏》三十事尤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纲纪”，“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又命贾逵撰《欧阳》、《大小夏侯》与《尚书古文》异同，贾逵集为三卷上奏，帝善之。复命撰齐、鲁、韩《诗》与《毛诗》异同，并作《周官解诂》（《周官》即《周礼》）。建初八年诏诸儒各选高材生授《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见《后汉书・贾逵传》）。由上可见，有最高统治者支持下的古文经对今文经展开了全面挑战。二、东汉末年何休与郑玄之争。桓灵时期，今文经学大师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纯用今文说，不引《周礼》一字，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郑玄站在古文经学家之立场，针锋相对地写了《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何休观之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见（《后汉书・郑玄传》）由上可见，从东汉到西汉，今古文的斗争中古文经学由弱而强，渐占上风。需要说明的是，西汉末年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途之争，东汉初年之争是维护道统之争。因东汉时古文经者亦可入仕，古文经学者亦有反对为部分古文经立博士之建议，乃为维护道统也。
二、融合
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走向了衰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今文经更加谶纬化。皮锡瑞《经学历史》曰：“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甚。《伏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按传统说法“齐学”即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的《齐诗》学迷信最重，也灭亡的最早。二：今文经越来越繁锁化。桓谭《新语》：“秦近君能说《尧典》二字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以至统治者要求“删减经说”，桓荣、桓郁父子也删减经说。班固就今文经的繁锁化批判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后世传经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世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忌也。”
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家中出现了一大批在学术上深有造诣的著名学者，特别是许慎和马融两人，对古文经学的发展和胜利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许慎（58年―147年），字叔重，河南郾城人，贾逵的学生，博通经书和群书，一生经历了从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哀帝、安帝、顺帝、质帝到桓帝，共九帝。100年―121年历时22年撰成《说文解字》，此书收集小篆、古文（战国文字）、籀文（大篆）等，共9353字，《说文解字》每个字的字型、训诂都极简要，全书不过13万3千字，主解字之本义。人们读古书、经书及汉代法律诸字在此皆可得到解答，集西周以来文字之大成，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并使古文经学中的文字学、训诂学第一次成为一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问，至今仍有巨大意义，是研究文字学、训诂学和汉代经学所必读书。这部著作的出现，对于不懂文字形、义，只知依据隶书进行穿凿附会的今文经学是一个严厉的驳斥，它显示了古文经学具有坚实的基础，有力量排斥今文经学。
本来今古文经学只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两个不同宗派，尽管其学术源流、治经方法、对经义解释不同，但两者之间无根本厉害冲突，其在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秩序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所以从王莽时统治者就对其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东汉统治者从刘秀始就对今古文经学有一定重视，其目的是扩大其统治基础，以争取和网罗更多知识分子为其统治服务，这是两者走向融合的根本原因（政治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主要是由古文经学大师完成。古文经学大师多能博通今古文经说，因此其自身学术素养就具备了促使今古文经学融合的条件。古文经学在东汉虽获巨大发展，但终东汉一代未得立学官，即始终是私学，非官学之地位，故古文经学家都锐意于学术上之进取，锐意于学术之完善以便战胜今文经学，故十分重视吸收今文经学之长处来充实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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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目前，武汉存留了众多珍贵的近代历史建筑，急需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历史文脉，再现风采.以著名的汉口水塔和胜利街一幢普通的原日本军官住宅为例，介绍其保护与改造的不同策略，分析异同，探讨武汉市近代历史建筑保护与改造的新策略.
在武汉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栋栋高楼拔地而起的同时，大量遗留于三镇早期繁华地段的近代历史建筑却如同风中残烛，历经岁月变迁，整体老化，已接近或超过设计寿命期，在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面临着拆迁、改造的困境.将它们作为城市文脉、地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1 武汉近代历史建筑保护与改造策略
武汉存留了众多珍贵的近代租界建筑和民居建筑，除少量具有特殊意义的优秀建筑成为供市民瞻仰、游览的场所外，绝大多数历史建筑因功能、外观和基础设施严重老化，迫切需要改造.改造的前提是使建筑的历史文脉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存，重要结构的改变降到最低限度，建筑容纳新功能，并使改造后的建筑可以复原，具有可逆性，再现建筑的昔日风采与辉煌.这种做法可以使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功能置换和经济发展等难题化解，将成为近代历史建筑重获新生，城市整体空间形态保护的新策略.
1.1 汉口水塔保护与改造策略
据武汉市志记载，上世纪初，随着城市密度增加，火灾发生频率也居高不下，损失惨重，消防设施由此孕育而生.汉口水塔建于1909年，地处中山大道，由英国设计师穆尔设计，广荣兴营造厂营造.建筑为砖结构，平面呈八边形，地上七层，地下设有水池，造型简约，体量挺拔.水塔当时隶属于商办既济水电公司水电厂，是汉口最高的建筑，集望，居住、办公等多种功能，既提前预报火灾的位置，又可供消防队补水.
历史变迁，昔日最高的标志性建筑已被包围在佳丽广场、大洋百货等众多大体量现代建筑之中.尽管形态优美，色调古朴，线脚考究，毫不逊色于晚辈，但由于消防功能消失殆尽，汉口水塔也只能迎合繁华的商业区，扮演起蹩脚的买卖角色来:商业改造后的水塔外墙面粉刷的是与建筑红砖相近的红色涂料，配以白色的檐口、柱式、锁石、栏杆和多幅巨大的广告牌.加建部分的粗劣品质极大地降低了水塔的美学价值，远不能与建筑内部原有细部相比，令人叹息.
水塔沿中山大道一侧的裙房被加建成一个四层的商贸城，建筑内部围绕中庭，设置一圈内廊式的零售店铺，由于没有相关的原平面资料，对水塔室内改造程度不得而知.但作为室内商业街，商贸城的容积率较小，交通流线不太便捷.另一侧的临街一层，分别租赁给珠宝店与美发店;二层租赁给一所美容院;三、四层则是美发店的员工宿舍和仓库;五层是大汉口商贸公司的办公楼，可空无一人;六层则是居民楼，被分隔成了好几户人家，狭小的空间超强度使用.由于水塔原有楼梯被封死，只有美发店内的一“曲径”通向电梯，公共的垂直交通极其不便，更无法登上七层和楼顶，体会望火情的场景.建筑二层以上的内部空间处于无保护、未经过改造状态，各个时期的木质、石质楼梯，绿油漆或石灰粉刷的墙面、木板隔墙都有.甚至可以透过没有玻璃、摇晃的木窗，看到晾衣绳上美发店的各色毛巾和居民废弃物，在二楼平台上所见犹如当年的万国旗迎风招展.
1.2 汉口胜利街原日本军官住宅保护与改造策略
一幢原日本军官住宅，位于汉口胜利街(原日租界)256号，因其普通的建筑外型和建造背景，在珍贵的租界建筑群中稍显逊色，没有关于它的详细资料.这座两层的住宅楼建于20世纪初，是类似于townhouse的长条形集合住宅，沿袭了日式建筑结构并融合了附近租界欧式建筑的某些古典元素:砖木结构，红砖砌成的墙体并用水泥勾缝，拱形的门窗框架再配以木质门窗，红瓦铺成的坡屋顶略有褪色.一排法国梧桐依偎在小楼外一圈低矮的红砖墙边，郁郁葱葱的树荫撒满整条幽静的街道，抛开那段屈辱的历史，此建筑，此景致在武汉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优雅可爱(图1).
1945年以前，此楼是日本军官的官邸，是当时的高档住宅;1945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普通市民开始入住，如今建筑的右部被私人购入，改造为在汉颇有名气，吸引了不少名流前来光顾的武汉莉莉周花园餐厅，成为武汉近代历史建筑保护与改造较为成功案例之一.
三位年轻、从事艺术工作的女性，买下建筑的1/3的房产后，对其改造极为谨慎，一层营业，二层仍在修缮之中(图2).一层的细致改造使大多数新材料镶嵌在细微的改动中难以辨别.专业人员除掉围墙，将建筑直接面向街道，沿街立面的一楼旧式木窗被置换成透明玻璃，上面加上遮阳雨棚，门口两株法国梧桐的投影投射在斑驳的砖墙上，刻画出昔日风采.入口设在建筑的右面，在栽满鲜花的小院中增设建筑内部没有的西式吧台、茶座和电视，室内结构并未因商业改造与经营而遭到破坏，只因功能需求适当地增加了一些隔断和卫生设施.
花园餐厅的室内维持原有风格:壁炉、灯具、老电话、老家具……，配上中式的室内装饰(图3)，还巧妙地插入一个徽派民居式小天井——传统和现代和谐地融为一体，又将原日本军官住宅
的殖民色彩变成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情怀.这种有意识、有计划的改造，将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商业经营相融合，虽在过程中存有遗憾之处，但业主强调将日本帝国主义所遗留的建筑，在保护的前提下加以改造，变成为国人所用的民族风格，彰显爱国情怀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更具现实意义的是探索出一条近代历史建筑通过民间投资，功能置换，低成本高回报的保护与改造思路.
2 近代历史建筑保护与改造策略
同为近代历史建筑，著名的汉口水塔和胜利街一普通的原日本军官住宅的生存现状反差较大，两案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保护与改造策略产生的不同结果.
2.1 保护与改造的定位问题
对于近代历史建筑保护与改造的定位，涉及到产权、功能置换等多方面问题.
首先，大部分近代历史建筑的产权属于国家，政府依法将历史建筑经营权转让给有关单位或个人，由两者共同负责建筑外立面、室内的装修与维护;某些普通近代建筑则可将产权转让给个人，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根据业主意愿对其进行改造.以上两种方式从侧面影响近代历史建筑保护和改造品质:一般而言，承租方由于只享有短期使用权而不拥有产权，追求短期商业利益往往会影响历史建筑原貌的维护，甚至会破坏其历史价值;而产权转让后的使用者享有产权，投资通常具备理性的中长期规划，将更珍视和发掘建筑的文化价值.其次，随着新功能的置换，建筑形式的改变无法避免.改造前的准确定位保证了对原有建筑的最大限度保护，利用近代历史建筑的原有空间，增设满足现代办公建筑、餐厅、艺术馆或商业建筑使用的设施外，实现对原有空间的动态保存.
2.2 历史文脉
武汉近代历史建筑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的真实写照，又能反映工匠的建造工艺.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沧桑，近代历史建筑有着普通建筑所没有的珍贵的历史底蕴，封尘着人们的老故事、老感情.改造不仅带来新的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也使得普通百姓的回忆找到归宿.尊重原有的历史文脉，考虑建筑与地域历史文化背景的关联性，是赋予旧建筑新寓意的前提.在改造过程中，不仅应注意保持外立面的历史沧桑感，更应注重建筑内部某些反映时代特征的细节，比如古老的灯饰，老式的电话，考究的家具和壁炉等小的用具，通过这些日常的生息劳作用品与建筑建立唇齿相依关系的细微之处再现近代历史建筑植根的具体时间和空间，是能用视觉和触觉捕捉的体验.
2.3 外观与内部开发性改造
从文物保护角度，当代人没有权力篡改近代历史建筑的原貌，英国著名建筑师莫里斯曾说:“这些建筑不仅仅属于我们，它们曾经属于我们的祖先，并将属于我们的子孙，……从任何意义上谈它们都不是可由我们任意处置的财产，我们不过是我们后代的托管人而已.”近代历史建筑的使用者或所有者已不能简单地被看做是不动产的继承者和所有者，他们同时还是国家文化遗产的托管人.同样，他们的建筑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商品，个人经济利益必须遵从公共利益!近代历史建筑的改造必须能反映建筑的精髓，整体考虑建筑风格的和谐性和历史感，采用与建筑的建造时期相近的材料和工艺，避免不协调效果.对建筑立面的破坏性清洗和修复不可取，尽可能维持一或两个以上的原主立面，避免改动楼梯、结构柱等要素.并尽量提供更为合理的抗震、防火标准，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以及设法增添卫生设备等，使建筑在较长的时间内具有适应性.现有非破坏性清洗和修复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还是交给后人解决.
3 结 语
武汉高速的城市建设，对如何处理新旧建筑关系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与改造是实现城市整体空间形态保护，文化价值延续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而且，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在不破坏城市肌理和城市文脉的条件下，它能有效地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品牌形象，与我国所推崇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不谋而合，具有相当的市场潜力.
参考文献
[1] 刘东洋.建筑策封之后[J].时代建筑，2001，(4):22-23.
篇6
关键词：空间建设；信息化；内涵发展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8454(2012)13-0018-02
“利用职教新干线提升信息化教学水平”是我校建设国家改革发展示范学校的特色项目。2010年12月被教育部正式立项，随即启动建设任务。2011年8月，省教育厅指定湖南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我校对口支援单位，我校信息化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截至2012年3月31日，全校师生共建设空间1000个；建设空间资源课程70门；上传教学课件6000个；教案8000篇；教学视频7208个；视频观看近12万次；上传文章8万多篇；文章浏览91万人次；互动交流120多万次；接受访问100多万次。师生个人空间建设有力地带动了学校教育信息化，推动了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有力促进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和内涵发展。
一、全力保障空间建设
1.加大人力投入。学校大力引进计算机专业教师，目前计算机专业教师共52名，达到全校教师的六分之一。学校抽调了6名计算机专业教师组建信息中心，信息中心负责空间建设设备设施的配置、指导、管理、考评工作。学校空间建设实行“层级管理、责任到人”，所有校级领导包到各部门，所有二层骨干包专业组、教研组，行政干部和年级组长、专业组长、教研组长对该组所属部门所有成员个人空间建设进行指导和管理。我们还把所有计算机专业教师分派到各专业组、教研组、年级组、班级进行师生个人空间建设的技术指导，形成了人人参与空间建设的良好氛围。
2.加大培训投入。我校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加强培训。从2010年11月份开始，先后派出21名计算机专业教师外出参加省、市和行业培训。积极邀请专家来校进行全员培训。学校请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文理学院专家来校对全校教师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培训。2011年暑假，学校自行组织计算机教师对其他学科教师进行课件制作等培训。请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专家来校进行空间建设培训。学校还组织全校学生进行了信息化培训。并对全校师生进行了信息化水平测试，对达不到要求的部分师生再次组织培训，直至合格为止。目前，所有教师人人会制课件，能使用信息化手段教学，所有学生个个能建空间和利用空间学习、交流。
3.加大设备投入。我校信息化建设前期投入了100万元进行硬件设施的全面改造，建成了千兆主干、百兆桌面的校园网络，配有多媒体教室54个，多功能报告厅3个，校园网络覆盖全校所有办公室、教室、寝室。投入210万元给321名教师每人配备一台手提电脑。2011年下半年，又投入150万元新配400台电脑建成学生电子学习室，投入50万元建成信息中心，投入70万元进行校园网络的改造升级。学校向中国电信申请开拓家校通业务，电信公司为我校铺设了校园网的大部分主干设备。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条件已经初具规模。从2012年开始，启动学生每人一台电脑计划，每年投入100万元建设学校信息化课程资源库，投入50万元进行信息化教学奖励。每年新配置1000台学生电脑，到2015年，至少配置4000台学生电脑，总投资约1600万元，使全校每个学生人手一台电脑。资金来源由学校、企业共筹，目前服装、数控、模具、电子、酒店管理、汽修等专业的校企合作单位已与学校签定共建协议。
二、充分利用空间服务教育教学
1.利用空间促进教学信息化。我校把“利用信息化教学，提升课堂吸引力”作为一项科研课题，大力推进教学改革。充分利用空间的资源，结合学生特点，进行网络化教案，在师生空间进行网上教学，网上布置作业，学生在网上学习，网上交作业（作品），教师在网上对学生进行“面对面”的辅导。进行网上实训，通过虚拟仿真实训室，进行实景视频教学，在网上对合作企业员工、学员进行新技术培训。师生与企业专家网上交流不受时空限制，企业的模块化教学视频广泛应用于课堂。重点专业教学开放率达到10%，其他专业课、文化课、德育课和讲座培训开放率达到5%。职教新干线网络学习平台使用率达85%以上。重点专业学生每星期网上学习达3小时，其他专业学生每星期网上学习达2小时。空间互动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2011年学生巩固率较2010年的72.8%提升到92.6%，课堂教学满意率由86%提高到95%以上。
2.利用空间促进教研信息化。通过个人空间和机构空间，学校定期、定人开展网络教学研讨活动，全员开展网上说课、评课、反思、教案探讨。每位教师每月的研讨课不少于一节。拍摄课堂教学实录，组织教师对课堂教学实录课进行网上评课。进行教育教学文章、教学案例和相互的点评。网络教研带来教研方式的深刻变革，使教师内外交流更加便捷、视野更加开阔、学习资源更加丰富。网络空间的那些教学资源相当丰富，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学模式、新的课堂教学方法冲击着教师的视野，促使教师不断反思教育教学行为，实现专业成长和能力发展，使教学提质增效。
3.利用空间促进德育信息化。每个班的班主任、德育导师和学生建立一个空间群，进行师生交流，及时班级信息，展现班级风采，展示学习的成果，加强学校和家庭的沟通。学校德育课教师及时更新心理辅导的文章、案例，开展网上师生对话，关注学生心理问题及心理调试。鼓励学生通过空间进行沟通和交流，把生活中或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向德育导师提问或倾诉。教师把学生的留言进行分类整理，认真总结学生在留言中集中反应的问题，发现学生的心理动态规律，对学生的整体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形成德育工作的第一手资料。
篇7
【关键词】人格修养；古代文学；学习方法和态度
人格是心理特征的整合统一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组织，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影响人的外显和内隐行为模式的心理特征。人格是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区别性特征，它有气质和性格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气质是指人的心理活动和外部活动的速度、强度、灵活性等动力方面，性格是指由人对现实的态度和他的行为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性，它是人格的主体，性格包括态度、意志、情绪和理智方面的特征，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提到的勇敢、怯懦，勤奋、懒惰等就指个人的性格特征。
气质与性格都属于人格，它们是人格的两人侧面，彼此制约，相互影响。所不同的是，性格是人格中涉及社会评价的内容，更多地受到环境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可塑性，而气质较多地受个体解剖和心理上的特点制约，虽也受后天环境影响，但与性格相比，更具有稳定性。
人格修养的方法很多，读书无疑是修身养性、自我完善的好办法。古代文学浩如烟海，不论是诗歌、词赋还是散文，都闪烁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光芒，蕴藏着华厦祖先智慧的结晶，其中很多名篇佳作，闪烁着生活之美、情感之美、哲学之美，具有极高美学价值和深远的教育意义。
一、人格修养要结合当今社会的价值取向、规范要求和个人发展的规划和需求，从古代文学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在中国，文学的教化作用得到高度重视。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从立身处世的角度来讨论诗和礼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观点，强调人的修身从学诗开始，坚定在礼的基础之上，最后在音乐的陶冶中完成品德修养。隋、唐、五代、宋、金、元历时七个世纪，曾是中华文明繁荣昌盛的时期，其间不同的文学流派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很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就连谈于功名、超然出世的中唐诗僧皎然也提出“有益诗教”的理论主张。
在古代文学的学习中进行人格修养，要多读勤学具有时代性、先进性、人民性和积极向上的优秀作品，选择有个性鲜明、人格伟岸的人物作为学习的榜样。比如，抗金名将岳飞在《满江红》中喷薄而出的诗句“壮志饥餐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深情悲壮，一片丹心，满怀热血，给无数国人带来多少感发激动。诗中流溢的高贵品质、作者身上的伟大人格，永远值得华夏后人学习效仿。
对朋友，应学王勃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自《杜少府之任蜀州》）蕴含的那种即便命运多尧，永远志同道合，哪怕关山阻隔，总是肝胆相照的旷古情谊。对亲人父母，要学孟效《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对事业的思考，要常吟范仲俺的“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胸阔大，坦荡无私；多读杜甫《春望》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先国家后个人，为国家大事忧虑痛苦，承受国家与民族命运之重。对理想信念要学杜甫的雄伟志向和豪迈气概，他在《望岳》中极写泰山的雄奇峻伟：绵延齐鲁，分割昏晓，生云兴雨，进而抒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发愿一定要凌越这伟大的泰山，俯视群山，象征着要登上事业和人格的高峰。
由于朝代、民族、时局、流派等的不同，也由于文学作家气质、经历、教养、理想等的原因，古代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显出纷繁杂乱的总体特征。韩愈在论述学习和采纳古人文章的精华时，强调对前人遗产要采取含英咀华，闳中肆外的态度，要善于吸收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二、学习古代文学，应重视文学史的研读
文学作品的名篇佳句，对人的启发和教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作用的层次显然是不够的，要深刻地理解和学习，促进人格修养，在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有必要阅读文学史。从人格修养的角度看，读史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的好处：
1．读史可以了解文学作品所处的朝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帮助认识文学作品的地位、价值、风格和影响等，以从中选择有教益的优秀作品来学习。东汉时期著名的哲学家王充在论述文学的社会作用时指出“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认为文学作品一定要有为而作，一定要有益于世；关于读书，认为“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2．可以帮助了解和认识作者人生际遇、思想根源、理想信念、品德人格、文学主张等，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深层内涵。纵览历代文学作品，发现作家诗人特别是优秀作家，经常在诗文中发泄愁苦和不平之气，有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以及李白、杜甫等，都是善于在作品中鸣不平，而且都是成功的文学作家。文学创作和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及作者自身的际遇密不可分，而文学作品中正是那种郁于中而泄于外的不平之气、那些反映现实、抒发自身愤懑情感的作品才能感动人心。与“不平则鸣”主张相反，唐朝文学理论家司空图，他在力图探求振兴唐王朝之道的理想破灭后，三谢朝廷任命，称病不赴，隐居山林，诗酒自娱，他表明心迹“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还在《白菊三首》吟咏：“自古诗人少显荣，逃名何用更题名；诗中有虑犹须戒，莫向诗中著不平”，按一般的见解，人们一定认为司空图的诗内容消极，不可读，但如果研究了他的人生际遇和理想追求后，我们会发现，司空图在诗中创造的一种恬谈超然的佛老精神境界，实际上是用消除内心壮志未酬的悲哀与痛苦，表现了他对唐朝颓势有智者的洞察和对自己没有扶大厦之将倾的能力的切肤之痛。
3．有利于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境、情、意，有利探究作者的幽思。宋学家朱熹提出“文道合一”文学思想。在这一文学思想中，他强调作家的内在修养和义理学问。朱熹将诗歌创作看作感物——情动——有思——有言的过程，揭示了感物而动是人的心理本能，感物而动必然有情有欲，有情有欲必然有思有言。一首诗歌，作者所感之物，应该就是诗之境的核心，读者或许能够想象，但终究是模糊的，尤其是古诗；感物而动的情是什么，情动而产生的念头想法是什么，恐怕读者就难以琢磨了，现代人读诗，要么求助“导读”书籍，要么就像朱熹说的那样“先将自家意思，横在胸次”，自然难得要旨。借助读史或诗人相关的资料，了解诗人的人生际遇或更详细具体的经历，了解其思想观念、文学主张、文学风格和表现手法等，进入其所处之境和担当的角色，借助想象等思维方法，体验诗人的情感，分析诗人思绪，这样才能有望从境、情、意的理解体验和分析中探究到作者的幽思。
三、学习古代文学促进人格修养，要远离功利，不求速成
韩愈在论述如何写好古文时强调作家首先要提高道德修养，他在《答李翊书》写道：“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矣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文中所说的“根”“膏”指的是作家的道德修养，韩愈认为道德修养需积久之功，不可速成。从古代文学中学习人格修养，道理是相通的。
人格修养，包括道德修养和才能、气质的培养。要把古代文学当作一面宝镜，把学习当作每日必须的生活，不断懈学习，每日三省。
人格修养，说到底是修养者采撷一切美的元素来养育自我。而美之于人，不是缺少而缺少发现。而古代文学可谓是美的万年宝库。美的类型有自然美、人的美、生活美；按主客观可分艺术美和现实美；按形态分有壮美、秀美；从文学角度可分悲剧美和喜剧美；从作品本体可分内容美和形式美；从文学作品主人公或作者等还可以分出行为美、语言美、气质美和性格美等。
从古代文学中学习人格修养，是一个矿山掘宝沙里淘金的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这一特点和规律，不论是修养者个人还德育教育者，都应切记动机的重要性和自觉的驱动力，同时切记不可急功近利。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蒋凡，郁源.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篇8
关键词：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24；F830.59
一、引言
2010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国内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北京市经济也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进行转变。从最能体现经济运行的GDP指标看，三季度增长率下滑至7.7%，比一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接近政府调控底线；并且内生动力不足，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看，投资增速虽然在下半年企稳，但总体呈下降趋势（2～9月，同比增长10.2%、12.1%、9.2%、7.3%、7.4%、7.8%、7.8%、8.2%）；消费增长虽然在下半年止跌趋稳，但相比去年，增幅下降明显（3～9月，同比增长7.8%、11.9%、5.6%、7.4%、9.7%、7.1%、8.0%，比去年同期平均水平下降2.4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呈重心下移的态势（2～9月，出口同比增长11.90%、1.40%、9.90%、9.88%、2.90%、6.39%、7.50%、5.77%）。在此情况下，为确保社会稳定，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实现稳增长。从北京市经济特点看，消费对GDP贡献率最大，平均超过70%，但其主体是市民，刺激政策见效慢，作用不显著，投资就成为见效最快的手段。但当前我们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政策的制定就成为重中之重。本文从经济增长模型入手，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优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历年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到北京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或行业，并且研究成果也不尽相同。如阿肖尔 （Aschauer；1994）以西方7国的数据为基础，认为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民间投资[1]；Khan等学者 （1990）以24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发现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大于政府投资[2]；Fisher和Turnovsky（1998）发现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入效应，能促进经济的增长[3]； Nader和Migue（1997）通过研究墨西哥的历史投资数据，发现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4]。
国内对此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通过定性的方法，从民间投资的特点出发，定性分析促使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提出政策建议，如田剑英 （2002）[5]、孟耀（2004）[6]、丁松林（2003）[7]等。二是利用历史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模型，如梁毅华（2011）[8]、郭卫东（2011）[9]、陈真玲（2010）[10]、韩学广（2012）[11]等。三是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利用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相关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钞小静（2008）[12]、方俊智（2011）[13]等。
从结果看，钞小静 （2008）等学者认为，长期来看，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起负作用，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短期来看，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都具有促进作用。陈真玲（2010）等学者认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都将促进经济增长，但政府投资的效果小于民间投资。陈献（2009）[14]、曹建海（2006）[15]等认为政府投资的效果大于民间投资。
三、模型的建立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口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基本模型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Q为索洛余值，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作用，L为人口，I为资本。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该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存在缺陷。20世纪80年代后，新增长理论逐渐发展，将不同因素从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并将其内生进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一部分学者强调发展研究是经济刺激的产物，也就是意识的发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其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基本模型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L为人口，I为资本，A为发展研究。
考虑到投资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则模型变形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L为人口，Ig为政府资本，Is为社会资本，A为发展研究。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生产函数，被用来描述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本文假定政府资本、民间资本、人口和发展研究的生产函数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要求，表现形式为：
其中Yt为第t年的GDP， At为第t年的发展研究， Igt为第t年的政府投资，Ist为第t年的社会投资，Lt为第t年投入的劳动力， εt为第t年的随机误差项， Ct、τ、α、β、γ为待估参数，用以衡量发展研究、政府资本、社会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对公式（1）两边取自然对数，即可得到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政府资本、民间资本、人口等因素的优化模型：
四、数据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部分分以下几个方面。
1.原始数据选择（见表1）
现有北京市统计年鉴中，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注册类型划分为国有、集体、股份制、港澳台商、外商、私营个体经济、其他经济共7类，没有按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进行划分。各学者通常用相关数据进行替代，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郭卫东（2011）、钞小静（2008）等用国有投资代替政府投资，其余集体、股份制等6类非国有投资代替民间投资；
（2）郭栋（2004）[16]等学者用国有投资代替政府投资，集体、私营个体、股份制投资代替民间投资，其余定义为外商投资；
（3）部分学者用国有投资和国有控股的混合经济代替政府投资，集体、私营个体、非国有控股经济、外商、港澳台商及其控股经济代替外商投资。
考虑到北京市为配合国务院的新36条，出台 《引进社会资本推动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建设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其本质针对的是社会资本，所以本文接受第一种划分方法，即用国有投资代替政府投资，其余集体、股份制等6类非国有投资代替民间投资。
技术进步难以用统计数据直接反映，有的学者利用科研投入数据反映发展研究，有的利用专利审批量或申请量反映，鉴于北京市统计年鉴中缺少该两项的长期历史数据，本文采用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近似代替。
2.数据处理
在统计年鉴中，可得到GDP、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就业人口和受教育人数，其中GDP、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为按当年实际价格计算的数值，考虑到价格因素，为增加可比性，需要处理。其中GDP数值按GDP平减指数折算为以1981年为基数的时间序列；由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从1990年开始编制，1990年以前指数借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7]，据此，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折算为以1981年为基数的时间序列。
3.资本存量的处理
（1）基本公式
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投入因素为资本，而统计年鉴中为投资，无法直接利用，需要将投资额度转化为各年资本存量。目前测算物质资本存量最常用的方法是永续盘存法，基本公式为：
其中， Kt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 Kt-1为第t-1年的资本存量， It为t年的投资量， δt为资本折旧率。
（2）资本折旧率的确定
目前不同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折旧率，本文接受马栓友（2003）[18]等人的研究成果，设定综合折旧率为5%。
（3）基年资本存量的估算
根据国际常用方法，利用以下公式计算基年资本存量：
其中， I0为基年投资，α为样本期投资平均增长率，δ为平均折旧率。
由此计算得到基年政府资本和民间资本存量为：
（4）最终数据
最终的数据，如表2所示。
（二）模型检验
本部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回归分析时，所采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有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影响分析结果。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判断各时间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检验时，为便于得到平稳序列和消除异方差问题，分别对各个数据取自然对数，同时以AIC或SC最小为原则确定滞后阶数。利用Eview5.0软件进行计算，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从结果可以看出，各时间序列的水平值均大于临界值，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序列不平稳；一阶差分均小于10%的临界值，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假设，序列平稳，因此他们均是一阶平稳数据I（1）。
2.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原理，进行检验的序列，单整阶数必须相同，经检验证明选取的5个时间序列数据均为一阶平稳，可以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Johansen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协整检验，其中滞后阶数按AIC和SC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见表4。
从检验结果看，在5%的检验水平上，迹统计或最大特征根的统计量均存在小于临界值的情况，说明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他们之间通过某种线性组合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线性组合为：
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为验证协整关系是否正确，将线性组合改写为：
θ=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对该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5），发现其水平数据为平稳序列，验证协整关系是正确的。
因此，长期来看，lnGDP、lnGOV、lnPOPU、lnSOC和lnEDU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3.验证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北京市的历史数据分析表明，政府资本与民间资本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但政府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要小于民间资本。
第二，由于资本与投资具有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认为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的作用与政府资本和民间资本作用一致。
第三，除资本外，发展研究对经济也具有拉动作用。
五、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对当前形势下北京市投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充分肯定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政府投资是拉动经济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可以避免经济大幅波动，确保充分就业，是保障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也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导向作用。因此，在当前面临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不能谈政府投资就色变，应充分肯定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第二，选择政府投资最适合的方向。政府投资应避免在现有经济结构上简单的增加产能，加剧当前的过剩程度，应该充分发挥“四两拨千金”和“筑巢引凤”的作用。一是加强交通、电信、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文明和生态文明水平，为民间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降低投资和运营成本；二是强化重点功能区建设，提升承载水平，为“功能特色化、产业集群化”方向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条件；三是完善医院、学校、养老等民生设施，让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更契合百姓生活；四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建立各种建设基金，广泛吸引民间投资投入城市建设，起到四两拨千金的作用。
第三，深刻认识民间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从分析看出，民间投资不但对经济发展起直接推动作用，效果强于政府投资，而且根据相关研究，民营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吸纳就业数指标均高于国有经济，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和抗冲击能力，能有效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利于改变原先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与国有投资相互配合，形成多元主体和适度竞争的格局，保障公共产品供给。因此，应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充分认识民间投资的重要作用。
第四，创造条件扩大民间投资作用。利用一系列政策组合，解决民间投资“有钱难投”和“有钱不敢投”的问题。一是在国务院新36条基础上，制定鼓励和吸引民间投资的相关政策措施，将其固化为现有投资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提高民间投资意愿与信心；二是实施广泛的行业准入，促进民间投资进入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和基础产业，创造投资机会；三是制度创新，推动金融体系改革，扩大融资渠道，同时制定贷款担保、贴息、贷款优惠等政策，解决民间投资融资难问题；四是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水平，降低民间投资成本，同时灵活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提高民间投资盈利水平。
第五，努力提高发展研究水平。从实证分析看，发展研究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是改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建议：一是增加科研投入，改变长期以来科研投入占GDP比重过低的局面；二是加强监管，提高科研投入的使用效率，避免虚支冒领、经费多用于会议差旅、设备重复购置等现象；三是加强政策引导，促进产学研衔接，加快科研向生产力的转变。
参考文献：
[1]Aschauer，D. The Investment Output Ratio in Growth Regression[J].Applied Economic Letters，1994（5）：74-76.
[2]Khan，Mohsin S.， Reinhart，Carmen M. Privat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World Development，1990（18）： 19-27.
[3]Walter H. Fisher， Stephen J. Turnovsky，Public Investment， Congestion， and Private Capital Accumulation[J].The Economic Journal，1998（18）：399–413.
[4]Nader Nazmi，Ramirez Miguel D.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exico[J].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1997（15）：65-75.
[5]田剑英.拓展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15）：61-65.
[6]孟耀.我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发展演变[J].财经问题研究，2004（2）：28-31.
[7]丁松林.我国民间投资问题研究[D].广西大学，2004.
[8]梁毅华，陈文静.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深圳市数据实证[J].北方经济，2011（6）：16-17.
[9]郭卫东，穆月英.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相互影响分析—以山西为例[J].经济问题，2011（1）：56-59.
[10]陈真玲.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0.
[11]韩学广.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协同发展问题研究[D].郑州大学，2012.
[12]钞小静，任保平.经济转型、民间投资成长与政府投资转向-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8（2）：5-15.
[13]方俊智，伏润民.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兼论云南省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J].商情，2011（8）：41-42.
[14]陈献.温州政府、民间、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及关系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09.
[15]曹建海，朱波，赵锦辉.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一个向量误差修正模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5（26）：1-7.
[16]郭栋.民间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4.
篇9
关键词： 《红楼梦》 程度副词 虚化
近代汉语中的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或动词短语和现代汉语相比有所不同。杨荣祥在《近代汉语副词研究》（2005）中，陈群在《近代汉语程度副词研究》中都进行了描写和分析。本文以《红楼梦》为考察对象，对近代汉语中几个常用的程度副词“很、极、颇、甚、十分、最”修饰动词或动词短语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尽可能全面地收集用例，其中“很+NP”的用例43次，“极+NP”的用例20次，“颇+NP”的用例8次，“甚+NP”的用例34次，“十分+NP”的用例44次，“最+NP”的用例84次，总共233个例句。我们对这些例句逐一进行分析，并尝试讨论其与现代汉语形成差别的原因。近代汉语中有些动词不能单独受程度副词修饰，必须组成短语后才能受其修饰。因此，把动词和动词短语放在一起讨论。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不把例句记录下来，同时为了便于理解句法环境，把程度副词所修饰的有些成分组成的短语也记录下来。
一
本文把程度副词所修饰的动词或动词短语分为七类，没有的类标记为“0”。以下是程度副词所修饰的动词或动词短语的类别。
（一）“很”所修饰的动词或动词短语的类别
1.“很”+表示能愿类的NP：～会欺负、～会嚼舌头、～该吃饭、～可嘴里放得、～该全抄、～该出力、～不该、～该就办、～该这样
2.“很”+表示情感态度类的NP：～喜欢、～疼（疼爱）、～爱敬、～愿意、～信（相信）、～过不去（过意不去）
3.“很”+表示存现类的NP：～有钱、～有趣
4.“很”+表示感知类的NP：～不知好歹、～知道、～懂得、～记得、～惦记
5.“很”+表示动作行为类的NP：～嚼不动、～离了格儿、～使（支使）他们、～看真、～不用、～不好听、～看不上、～来往、～合得来、～吃大亏、～同他说话、～听真、～费张罗、～不与你相干
6.“很”+表示比拟的动词：～像
7.“很”+表示判断的动词：～是
（二）“极”所修饰的动词或动词短语的类别
1.“极”+表示能愿类的NP：0
2.“极”+表示情感态度类的NP：～爱孙女、～恶读书、～爱、～爱说话、～爱寻快乐
3.“极”+表示存现类的NP：～无知识、～无事、～有灵验、～有体面、～有理
4.“极”+表示感知类的NP：0
5.“极”+表示动作行为类的NP：～精演先天神数、～画的得神、～赞他想得周到、～孝顺我、～痛哭、～尽妇道、～致殷勤
6.“极”+表示比拟的动词：0
7.“极”+表示判断的动词：0
（三）“颇”所修饰的动词或动词短语的类别
1.“颇”+表示能愿类的NP：～能解此、～肯念书
2.“颇”+表示情感态度类的NP：0
3.“颇”+表示存现类的NP：～有诡谲智术、～有姿色
4.“颇”+表示感知类的NP：～识得、～觉察
5.“颇”+表示动作行为类的NP：～过得、聚
6.“颇”+表示比拟的动词：0
7.“颇”+表示判断的动词：0
（四）“甚”所修饰的动词或动词短语的类别
1.“甚”+表示能愿类的NP：～爱吃、
2.“甚”+表示情感态度类的NP：～喜、～喜欢、～不过意
3.“甚”+表示存现类的NP：无趣味、有雅趣、有意思
4.“甚”+表示感知类的NP：～在意、～觉无味、～觉无聊、～觉清净闲暇、～实惦记、～觉音调清切、～觉安静、～觉合意
5.“甚”+表示动作行为类的NP：～添病、～留、～合我老人家的心、～操劳、～合、～理会、～入耳、～兜揽、～合我意、～担干系
6.“甚”+表示比拟的动词：～像
7.“甚”+表示判断的动词：0
（五）“十分”所修饰的动词或动词短语的类别
1.“十分”+表示能愿类的NP：～不肯、～不能
2.“十分”+表示情感态度类的NP：～敬畏、～喜悦、～留恋、～过不去（过意不去）、～不依、～喜爱、～称意、～愿意、～不愿意、～喜欢
3.“十分”+表示存现类的NP：～有趣、～有意（有情意）、
4.“十分”+表示感知类的NP：～疑畏、～在意、～想念、
5.“十分”+表示动作行为类的NP：～推让、～令其读书、～支持不住、～款留不住、～看不过、～使出来、～闲消日月、～忘拟、～劝慰、～罗唣宝钗、～修饰、～管教、～说他、～相劝、～称谢、～妆饰、～分解、～玷辱、～闹的无法、～合心合意、～保举
6.“十分”+表示比拟的动词：0
7.“很”+表示判断的动词：0
（六）“最”所修饰的动词或动词短语的类别
1.“最”+表示能愿类的NP：～能移性、～肯济困、～会收拾屋子、～不要有急难事、～可厌、～可恶
2.“最”+表示情感态度类的NP：～疼（疼爱）、～喜读书人、～喜在内帷厮混、～厌女子、～厌恶堂客、～爱斋僧敬道、～喜揽事、～喜者、～喜拈花惹草、～恨者、～喜欢撕、～厌愚男蠢女、～爱、～厌峨冠礼服吊往等事、～喜芭蕉、～不喜限韵、～爱修庙塑神、～不喜欢、～怕见了些杂书、～厌水月庵、～疼我、～嫌、～爱管个闲事、～怕这些俗套子、～嫌这样人、～恼、～厌恶
3.“最”+表示存现类的NP：～有权有势、～有礼、～没趣儿、～有趣、～有尽让、～没有事、～无情
4.“最”+表示感知类的NP：0
5.“最”+表示动作行为类的NP：～相契合、～使人怜爱、～动热、～不经染、～善大棋、～体谅、～知心、～循规矩、～讨人嫌
6.“最”+表示比拟的动词：0
7.“最”+表示判断的动词：～是
二
在上面程度副词所修饰的NP类别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六项和现代汉语是完全相同的，第四项中有些和现代汉语一样，如“惦记、不知好歹、疑畏、在意、想念”等。有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是非法的组合了，如“知道、记得、懂得、识得、觉察、觉”等，其中“懂得”在现代汉语中可以受否定副词加程度副词组合的修饰。第五、第七项程度副词修饰动作行为类动词和判断动词“是”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基本已经消失了。从上述副词在《红楼梦》中的使用频率看，“最”使用得最多，其次是“很”和“十分”、“甚”，“颇”和“极”的使用频率最低。从组合能力看，“很”的组合能力最强，能修饰所有的类，其次是“最”、“十分”、“甚”，“颇”、“极”的组合能力最弱。这和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情况是一致的，现代汉语中很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组合能力是最强的，“最”、“十分”也很常用，而“甚”、“颇”、“极”已经很少使用了。
三
近代汉语《红楼梦》中程度副词修饰动作行为动词和判断动词，以及部分感知类动词的用法为什么消失了呢？杨荣祥在《近代汉语副词研究》中认为：“当时人们在认知心理上，可能认为动作行为也是有程度等级区别的，所以能在动作动词及述宾结构前加程度副词来修饰限定。”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动作行为动词在现代汉中也是有程度等级区别的，不过不用程度副词表示，而是用其他方式来表达，如“打得轻”、“打得重”，“微笑”、“大笑”等。即使近代汉语程度副词不能修饰动词，也可以通过换位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如：“这里素日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轴美人，极画得入神。”（《红楼梦》第十九回）其中“极画得入神”可以说成“画得极入神”。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们认为这可能和程度副词虚化的过程有关。语法化理论认为这一过程是：
人＞物＞过程＞空间＞时间＞性质
程度副词的语法化过程也应该遵循这一规律。
从以上程度副词所修饰的成分看，表示能愿类的动词或助动词和表示主观态度类的动词具有心理属性，表示存现的“有”、“没”、“没有”也包含人们对属性的判断在内，如“有钱、有趣、无知识、有尽让”等。而动作行为动词和判断动词具有过程或空间、时间属性。所以，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程度副词一般不再修饰动作行为动词和判断动词，这一组合功能的演变与其自身进一步虚化的结果有关。
参考文献：
［1］杨荣祥.近代汉语副词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篇10
关键词： 日制汉语 生疏感 汉字文化圈
日语中的汉语词汇，包括从中国传入的词汇和日本人自己创造的词汇，后者被称为日制汉语。据现代语言学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70%的科学技术名词来源于日本的日制汉语。如今，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广为使用日制汉语，为什么中国人对于使用日制汉语没有生疏感呢？本文通过分析日制汉语的造词方法、分类、输入原因及接纳特征，解析其原因。
一、分析
1.日制汉语的造词源由：文明开化期的日本，随着西方文明发展进步，涌入了大量新概念、新思想。然而，现有的中文没有可以替代新概念、新思想的词汇。因此，日本在吸收原意的基础上，借用汉字创造了新的词汇。“经济”、“文学”、“近代”、“权利”、“社会”等表达“近代社会”的词，就是在当时创造的日制汉语。
2.日制汉字的造词方法：对于不常使用的词汇和废词，给予新的词义。如：将“deduction”译为“演法”，将“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古汉语再生利用时，因不会受到原义和语感的制约，可以积极承担新的含义，改变词语，其方法又细分为：①省略：如：“世民”略为“”（economy）；②改变读音：如：“音声”（おんじょうおんせい）（voice），“化”（へんげへんか）（change），“利益”（りやくりえき）（profit）；③读音不变，改变文字：如：“理会”改为“理解”（notion），“聚会”改为“集会”（meeting）。用日本人自己造的汉字翻译外来词。日本人造词时，严格遵守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汉语的造词和构成方法。日制汉语，因再生利用了古语且遵循了汉语本身的造词法，赋予了一种亲切感，所以中国人在使用时不会有生疏感。日制汉语属于汉语，即使和中文的用法不同或中文中没有相同词汇，但只要加以说明，就可以充分理解。并且其是用汉字标记的，所以易于中国人记忆，只要改变读音，就可以直接作为中文使用。
二、日制汉语的分类
1982年出版的《汉字外来语词典》，收录了约一万个外来词，其中日语词汇896个，占整体的10%。896个日制汉语，根据构成可以分为以下六种。
1.利用汉字，音译欧美词汇：基督教，部，珈等；2.利用汉字，意译欧美词汇：演出，温度，概念，会，回，科学，，企，会等；3.日本自己创造的汉字：腺，等；4.利用汉字，创造新的日语词汇：入口，名，号，，原作，成，，服等；5.利用古汉语词汇，意译欧美词汇：医学（旧唐），意，段，（三国志），入（史），共和，身分（宋），科目，革命（易），自由，教授，主，思想，等；6.利用古汉语词汇，日本自己创造的新概念浪人等。
从以上分类来看，大部分词为意译。因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一个文字代表一个词。并且汉字的生命力强，将两个汉字叠加可以变成新的词汇，再将其叠加又可以变为新的词汇。例如：将“入”和“口”字叠加后变成新词。“入”表示进入，“口”表示地方，因此两个字叠加后表示进入的地方。即使我们第一次见到“入口”一词，也可以猜出其含义。因此，中国人对日制汉语没有生疏感。从词的构成来看，两个字的汉语词汇占大多数，并且排列顺序和组合方式与中文大致相同。有人提出，中国人一看就知道日制汉语的含义，与构成词汇的位置和组合方式相关。因此，引进的日制汉语，中国人一看就可理解其含义。
三、输入日制汉语的原因
受西方强国的侵略，处于亡国危机的清朝末期，知识分子们提出了“向日本学习”的号召。因为近代的日本从江户末期开始积极吸纳西方文化，成为亚洲强国，相反，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文化方面还是经济、政治方面，都处于劣势。王晓秋（1995）指出，我们所使用的西方的概念几乎都是日本人翻译的。中国和西方之间，永远都横跨着日本。中日战争开始后的40余年，近6万的学生渡日留学，他们在经过明治维新飞速发展进入近代社会的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并将日制汉语带入中国。因有“向日本学习”的精神作支撑，所以中国人没有再排斥西方文化，吸纳了很多新概念。中日两国风俗相似，有助于吸纳新概念、新词汇。
四、接纳日制汉语的特征
日制汉语被中国人接纳的特征如下：1.中国和日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是重要的特征之一。两国使用的文字相同，因此即使是自己国家没有的词汇，只要看到该词一般就可以理解，可以马上适应日制汉语。2.简洁的表达方式。中文的“第一次体验”译为日文是“初体”，“正在……中”译为日文是“……中”。最近，很多中国人使用“初体验”、“……中”一词，是因为这类词比起中文字数少，且易理解。3.因日制汉语是由汉字构成的，所以放入中文句子后，很难辨别是中文还是日文。综述以上分析，可以得知中国人对于使用日制汉语没有生疏感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看到该词就可以猜到其含义。
五、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日制汉语的造词方法、分类、输入原因、接纳特征，得出中国人对于使用日制汉语没有生疏感，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大部分词语一看就可以马上理解词义。此外，很多日本人认为日制汉语是来自中国的词。今后，我会就日本人为何持有这种想法而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高俊男.字と日本人.文春新，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