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时间：2023-03-22 01:22:4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需求管理：需求管理是指通过调节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它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供给管理：供给学派理论的核心是把注意力从需求转向供给，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
3、国际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政策是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调节，现实中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开放的，各国经济之间存在着日益密切的往来与相互影响。
篇2
当1997年我们还在将“九五”期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取向于控制通货膨胀时，当年的零售物价上涨率已经控制在0.8％的水平上了，而1998年零售物价下降到-2.6％。20世纪如年代后期以来，物价持续走低，待业和下岗的职工也越来越多，于是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即每年为此专发国债1500亿至1950亿不等。2003年又要发行1500亿国债，这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以为，财政政策的方式和效果值得反思。
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至少有三种。第一种是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银行不借款给财政，用超经济增加货币的办法来平衡，多增加的货币没有相应商品和劳务的保障，分摊在现有的商品和劳务上，扩大需求，引起价格水平的上升。这种办法的使用已经被人民银行法和国际性的银行协议所禁止。从实际的运行来看，由于物价持续走低，流通中货币量增加不多，就是这几年经济发行货币的部分，有一些实际用来补充了银行的资本金，有一些用来核销企业欠银行的不良资产，消化银行中多年的呆坏账，部分用来再贷款。资金这方面的运用，对于扩大需求几乎没有用处。
第二种是政府对企业和投资者减征税收，使其投资成本降低，资金盈利水平提高，再投资能力增强，投资积极性上升，从而使社会总投资增加，扩大投资总需求。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在经济不振时，都曾用减税的办法进行过刺激；目前，美、英、法、德等国也都在或多或少地用减税来克服各自的通货紧缩和经济不振。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反地，增加企业和投资者的税负，是一国在经济过热时抑制投资需求的一种方式。因为增税会降低投资和资金的利润率，加大企业的投资成本，削弱企业再投资的资金能力。
第三种是发行国债，财政向银行和居民借款来增加投资，扩大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998～2002年，各年政府的内债分别为3228亿、3715亿、4157亿、4604亿、5000亿，各年名义增长率为33.9％、14.7％、12.2％、10.8％、8.6％。其中一部分资金投入国债投资项目，购买水泥、钢材、砂石等建材和设备，再加上它的乘数效应，扩大了投资需求，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成长。
虽然几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总需求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方式和效果我觉得还是需要反思。
首先，发行国债扩大总需求与税收增加太快抑制总需求相矛盾，甚至税收增长太快抑制投资使需求萎缩，很可能抵消了由国债发行扩大的总需求。我们来看近几年经济增长与政府债务增长和税收增长的关系（见表1）。
表1财政税收增长、国债增长与经济增长单位：％、亿元
附图
注：本表根据各年《中国统计摘要》和国家税务总局网有关数据整理，其中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中不包括债务收入。
通过表1可以看出，从1999年开始，财政收入（税收和各种向企业事业收取的预算外资金）增长的速度，远高于国债的增长速度；而且国债增长速度从1998年的33.9％下降到2002年的8.6％；到2003年后，国债发行的很大部分要用于还本付息，国债能用于投资扩大需求的规模也相应减少。而这几年，税收的新增加额规模很大，几倍于国债的增加额。因此，可以断定，发行国债扩大的总需求，实际上完全被税收增加所抵消。实际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中我们用了两种作用相反的政策，即发行国债来扩大投资需求，而用增加税收来抑制需求。只不过，税收增长太快，如果再不发行国债来进行平衡，那么税负抑制经济增长的力量会更强。
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官员认为，财政收入增长和税收增长快于GDP增长，并没有增加企业的税负，没有影响总需求，也没有致使经济运行过冷。这是一种在经济学上可能是讲不通的说法。供给经济学论证过税负增加对需求的影响，并且以许多国家的数据进行过验证，而且也有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成功的实例。税负增长快于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增长，的确影响了这几年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使国家不得不以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弥补社会投资的不足。
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从财政收入的纵向分配看，中央从省里集中过多，省里从市地集中过多，市地从县里集中过多，而县则从乡镇、企业和农民头上集中财力。只有这样，县乡镇才能平衡本级预算，才能养活庞大的吃皇粮的公务员和事业人员。这样，中央和省靠税收，市地、县和乡镇靠收费，结果，虽然中央再三强调禁止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但是地方上从企业和农户中的收费很难减少，而且逐年增加。实际上，如果按照负债、开支、资产、未来收益计算，2/3的县财政几乎破产，3/4的乡镇财政已经破产，4/5的村债务累累，年年增加的税收和收费，已经使许多县乡村中的企业倒闭和濒临倒闭，许多小生产农户加速破产（大多数农业小生产难以为继，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如果收费太高，会加速农业小生产的破产，使城镇在还没有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的情况下涌入大量的农民，加重城镇的就业压力），于是使得县乡村的税源更加萎缩。形成税费源减少，支出需要量大，越是加重税费征收，税费源越少这样的恶性循环。
一些学者和官员总是论证中国的税负如何如何不重，财政比例如何如何在国民收入占的比例低等等。但是，从许多国有企业来看，不仅要交纳17％的增值税、33％的所得税等税项；还要交各种收费、各种摊派、各种罚款，还要订报纸、搞赞助等；还要办社会，支付已经给国家纳税而应当由国家维持的学校、医院、幼儿园等的成本。从个体私营企业来看，除了交正常的税收，各种收费、摊派、罚款、拉赞助、订报刊的“灰税”和“黑税”已经占到企业上交款项的1/2到2/3。企业再投资的积极性和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目前吃皇粮人员（村、乡、县、市地、省、中央各级）福利、办公等费用就要占到国民收入的20％-30％，如果仅仅依靠税收来养活这些人，占国民收入16％左右的税收根本就不够用。我估计，如果将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国有企业税外的各种收费，个体私营企业税外的灰税和黑税算在一起，加上正当的税收，广义的财政分配已经占到国民收入的40％左右。
其次，再发行国债来扩大需求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也受到制约。从国外许多国家实行的财政政策看，它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般三五年就应当结束。然而，如果今年消费需求的增长不见增速，社会投资不能替代国债投资，物价仍然低迷，信贷放款仍然相对萎缩，发行国债的政策就不可能退出，这使得短期政策长期化了。
问题是即使我们继续实行发行国债来扩大总需求的政策，这种办法的边际作用也逐步下降。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国债的增长率在逐年下降，如果今后的几年里不大规模增发国债，国债的增长可能会趋于零，只能维持经济运行，而失去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到期的国债需要还本付息，到了还本付息的高峰年，每年发行国债的一半，甚至一半多都要用来还本付息；银行和居民所得的这部分还本付息收入，或者储蓄率很高，或者放贷困难。因而能用于扩大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国债收入比例下降。
第三，常规的财政政策，其目的是通过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大需求，拉起物价水平后，社会投资进入，政府投资退出。而且，国债项目主要投资于非经营性的公共设施、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和能源、电力等基础工业，这些领域的特征是短期内可以增加就业（主要是建筑安装、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等），增加短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长期来看，没有增加就业的持续性。比如一条高速公路，在修筑时，需要很多工人，发放了许多工资，但是建成后，能增加的收费员、维修工人、管理人员等就业岗位非常有限。而由于政府投资的性质，政府投资于竞争性企业的经营和体制风险太大，国债投资基本上不能投资于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而这些领域又是容纳劳动力持续就业的最大场所。这也决定了为什么财政政策是短期的措施，它的目的是刺激社会投资，而如果是用财政政策长期替代社会投资来维持一个国家的总需求，将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策略。
我并没有批评这几年国家税制改革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意思，而且非常赞同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发行国债的办法来刺激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并改观1994年以前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而危及中央权威（苏联解体前，财政方面就是中央向地方借款）的情况。而且，也特别理解国家弥补社会保障缺口、科技教育、支付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成本、扶贫帮困各方面紧迫的资金需要。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必须实事求是，也必须讲经济规律。目前的财政体制和政策，在扩大总需求和增加就业方面，有它的局限性和效用递减性，而税费太重则是社会投资不振、就业岗位缺乏、消费需求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
二、从增长和就业角度评价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手段是什么呢？从西方经济学上讲，是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但是，运用这些手段的假定前提是，银行是产权明晰的商业银行，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渠道是畅通的，这种情况下，用这样三种办法来扩大和减少货币的供应量。
从宏观经济流程来看，储蓄是供给，投资是需求，储蓄必须顺利地转化为投资，才能使宏观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平衡。而储蓄转化为投资，从间接融资渠道看，就是银行中的存款能不能转化为贷款。我们的一些学者，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总是从M[，0]到M[，2]的多少看问题。实际的经济运行中，M[，1]和M[，2]是潜在需求能力，只有它转化为贷款时，才变成了有效需求；如果转化不成现实的需求，虽然它是银行中的存款货币，但它只代表储蓄，即仓库中、货架上的商品，是供给在银行中价值符号。因此，银行中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如果不能及时地贷出去，对于扩大投资需求是没有用处的。在中国以M[，1]和M[，2]的增加来论证没有通货紧缩，在理论上是一件尴尬的分析，如果M[，1]和M[，2]增长很快，但是实际经济运行中款贷不出去，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将会与实践大相径庭。本来是通货紧缩，物价负增长，他可以认为是没有紧缩，甚至他可能还会说有通货膨胀的危险。
实际上，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和关系，从金融角度看，最基本的还是存款与贷款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假定制度是既定的，存款和贷款的关系也是既定的，即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机制和渠道是顺畅的。因此，可只考虑影响其基本关系的利率、准备金率和国债的吞吐。而除此之外，如果某种特殊的因素影响存款过多，贷款贷出去的较少，总需求必定要萎缩。如果这种萎缩是体制原因造成的，则利率、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总量性的政策医治不了这种病症。我们从表2可以分析金融机构贷款与存款比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表2金融机构贷存比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单位：％
附图
注：根据人民银行网、国家统计局网有关数据计算整理；物价2000年及以前为零售商品物价上涨率，2001和2002年是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失业率是根据有关文献、调研和物价低迷、贷存比萎缩相关推算；贷存比是指金融机构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
银行资金与财政国债资金性质不同的是，它主要的投向是非公共性和非基础性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而这些产业的性质是可以容纳大量的就业，并且就业有持续性。因此，对于就业的增加，进而消费的增加，并使消费物价活跃起来，银行贷款资金持续和增长性的注入，至关重要。但是，从表2可以看出，金融机构的贷款和存款比从1993年以来，是持续下降的。从1993和1994年的贷大于存，转变为1996年以后的存大于贷，而且到了2002年时，贷款占存款的比率只有76.8％。
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比率下降，伴随着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有限的贷款结构的变动在促进就业方面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我们来看1996年以来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短期贷款结构的变化与不同所有制职工人均短期贷款额的变化。
表3公有和个私就业与各得贷款的情况
附图
注：上表中的贷款额是指短期贷款；公有经济就业是指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的职工人数，个私经济就业是指在个体私营企业中就业的人数：数据以《中国统计摘要》（2002）、中国人民银行网《报告与统计》的数据计算整理。
从表3可以看出，虽然公有经济从1996年以来减少了6440万个工作岗位，但短期贷款余额增加了10391亿元，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短期贷款的平均额高于个私企业职工短期贷款的平均额20多倍。而个私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决了70％以上的新增城镇就业、70％以上的城镇再就业和70％以上的进城务工农民就业。并且个私经济2001年就业总量相当于国有集体经济就业总量的2/3，个私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也占到了40％，但是能从银行贷到的短期贷款，只相当于国有和集体经济的2.3％。就平均起来看，2001～2002年，国有和集体企业中的职工平均贷款余额为6到7万元，而个私经济的职工平均贷款余额只有2500元。差别之大，实在是不公，实在是惊人。
当然，国有企业进行战略布局的调整，以后将逐步地从中小企业中退出，其资本有机构成将会提高，因此，比中小型的个私企业人均相应地多贷到款，也可能是正常的。然而，如果个私经济人均贷款额太低，其贷款总量与国企和集体企业相比，实在是太少。
分析到这里，需要考虑银行的功能，银行作为企业，有自己的目标。但是，银行作为特殊的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中有它的功能。银行是干什么的，货币政策是干什么的？如果说是促进经济增长，则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个私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中小企业没有贷到应该得到的款项；如果说是促进就业，中国未来的就业大部分需要中小企业解决，而中小个私企业可以看出基本上贷不到款；如果说是稳定物价，则现在物价连年下降，不需要银行控制贷款，而是需要把款贷出去。可以说，这几年虽然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在化解金融风险、减少亏损、增加盈利、降低不良资产比率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就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方面看，作用逐年在弱化。
自1998年以来，我们连续八次降低利息水平，开征了利息税，实行了存款实名制，同时操作了一定规模的公开市场业务，并也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可以说所用西方总量式的货币政策方式、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贷存比率还是持续下降呢？
亚洲金融风暴后，我们对银行贷款的限制增加，监督的力度加大，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实行了贷款负责制等，这对控制金融风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四大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还明显有着官办和国有的特征，使得过去随意放款被禁止后，去积极地找效益好的贷款项目的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导致大量的存款不能被贷出去，使贷存比率越来越低。
金融体制改革和风险防范体现在结构调整和控制权上收上，而结构调整使得一些县域没有了银行，控制权上收则使面对企业第一线的信贷员和直面企业的银行的贷款决定权受到限制，小额贷款的审批更加困难。经济发展向市场经济转变，所有制结构向非公有制调整，企业规模结构向中小企业变动；但是，银行在反向变动，控制风险的结构调整和审批权上收，一是国有特征基本上没有改变，二是纵向的、计划经济的、为大企业服务的特征更加突出。这样的银行体制和控制方式与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格格不入，这也就是中小企业贷不到款的根本原因。
鉴于传统总量性货币政策在中国实施的无效性，有的课题曾经提出让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进行货币政策创新，从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建议。这种货币政策创新建议，是错误和不可行的。（1）本来中国各商业银行中的信贷资产质量就不高，不良资产率也不低，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是风险较高的资金运用，使银行体系的风险更大化。（2）银行资金如果进入股市，将是最大的资金投资者，它的进入将股价拉高后，是与普通股民争利，还是自己让利。如果争利，将坑害广大的、分散的社会投资者；如果让利，让中小投资者出逃甚至得利，大量的不良股权将会由银行接手，使银行资产的质量更加恶化。（3）银行资金进入股市，会导致股市的泡沫，一旦泡沫塌陷，将造成像日本银行中一样的更多的坏账和死账。（4）中国股市上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效益大多都很差，许多企业的股票不适合于长线投资，并且其股票价值目前已经大大高于其未来许多年的收益价值，实际上已经是无利可图的投资；而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对投资资产的收益又要求很高，银行资金不适合投资于中国目前的许多上市公司的股票。
另外，即使银行通过购买股票将货币放出去，扩大货币的供应量，得到资金的股民或者企业，能将其用于消费和投资吗？如果不用于消费和投资，而仍然用于二级市场的炒作，或者为了保险，将款存入银行，银行又贷不到加工工业和中小企业上，这样的货币政策，对于扩大投资需求、增加就业和扩张消费是没有用处的。
2002年中的一个争论热点是，消费物价持续走低，与国内需求是不是有关。一部分学者认为无关。他们认为，物价走低与技术进步、改革旧体制和国际市场有关（注：：《释疑经济增长悖论》，《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2月31日。）。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国内消费物价的不振，与每年大量的下岗和失业率逐年上升有关。从1996～2002年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减少就业6000多万人，除去退休的，放长假的、下岗在再就业中心的、下岗失业的、新进入劳动年龄而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等等，无不影响着国内的消费需求。增长实际上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而国内消费对增长的推动力减弱。
2002年中的另一个争论是高速增长与股市低迷的悖论。一些学者认为，股市低迷，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应该有8％。其实，中国的股市由于高投机性，股指高低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关性较低，而与所谓的政策信息相关很高。股市上前几年融到的资，许多没有投入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建筑材料、劳动和人力资本，而是投入股市去赚中小投资者的钱，对扩大投资需求没有多大作用。因此，它对拉动经济增长贡献也不大。反过来说，经济增长速度高低，股市也不会相关变动，甚至经济增长走低时，如果短期投机资金进入很多，股市市值还会上涨。
要使中国的投资、消费、物价、增长走上良性循环，看来光靠财政发行国债不行，靠目前的信贷格局不行，也不能依靠股市的涨跌，而是要想法刺激民间投资，增加就业，扩大消费，给国民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推动力。
三、宏观经济政策转型的框架性建议
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有：快速的经济增长、满意的就业水平、稳定的物价、平衡和盈余的国际收支，特殊的还有防范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宏观经济的任务是克服紧缩，扩大需求，第一目标是增加就业，而且经济增长目标与就业目标密切相关，并不矛盾。问题在于，你是用政府为主的办法来扩大投资需求呢，还是以社会为主来扩大投资需求？未来许多年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关键是怎样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消极防范和化解，还是积极防范和化解？
（一）从行政取向国债为主的财政政策转向市场取向促进社会投资的财政政策
从前几年的财政政策来看，主要是想通过政府为主，发行国债，以财政投资的形式，扩大需求，将总需求拉上来，将物价水平由低迷推至合理的水平上，使生产经营企业在市场上有利可图，扩大投资，进而使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但是，实行的结果在前面进行了分析，税费负担增长太快抵消了发行国债的作用，国债项目不能形成持续的就业机会，使投资、收入、消费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财政政策的目的是什么，财政政策怎样实施，才能使投资、就业、收入、消费良性互动？如果财政政策只是想将增长速度拉起来，则上公共性和基础工业项目就可以了，当年的建筑和相关的生产就可以形成新的增加值，速度在短期内就可以上去，就业压力在短期内也因建筑领域的工作需要和相关需求的扩大，得以缓解。但是，这种目的财政政策，如果不能将物价拉起，不能持续性地增加就业，不能持续性地增加收入，不能持续性地形成消费，也就不能长期和根本地扩大就业、促进消费和推升物价走出低迷。因此，财政政策从目的上看，要从短期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为主，调整为长期解决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为主。
实际上我觉得，有个市场取向的财政政策和行政取向的财政政策之差别。市场取向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短期的、促进社会投资的财政政策，调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增加投资，扩大需求，使国民经济走出通缩。而行政取向的财政政策，是忽视社会投资，以政府为主，依靠发行国债由财政来扩大投资，并使这种政策单一化和长期化，将社会资源集中到财政，由财政来行使发展经济和扩大需求的职能。如果评价前几年的财政政策，或多或少有行政取向的财政政策的色彩。
只有市场取向的促进社会投资的财政政策，才能比国债性的投资更多和更长期地增加就业，并持续地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什么是市场取向的财政政策呢？它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1）财政政策尽可能地短期化和社会化，在关键时刻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目的是以财政扩大需求的投资带动社会扩大需求的投资，最终以社会投资替代财政扩大需求的投资。（2）在中国公共资金需要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实行减税的政策，至少可以尽快清理各种收费，杜绝政府各部门、挂在政府部门的各种行政性协会、行政性翻牌公司的各种收费、管理费、罚款、保证金等等灰税和黑税。（3）调整中央和地方，特别是与县乡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改变目前越是上一级越是集中财力过多的局面，市县乡各级财权与事权相适应，严格控制吃皇粮的党政社团和事业单位的人数，使地方的税收分配、财政经费与其需要相适应，避免市县乡以灰税和黑税维持其财政运转的局面，给市县乡的投资者创造宽松和适度的税费负担环境。（4）不再征收固定资产投资税，大范围和彻底地清理投资项目的各种收费，实行鼓励社会投资的税收抵扣制度，取消和降低进入各种行业的保证金、风险抵押金等等，从而降低社会投资的成本，提高其收益，使社会投资有利润预期和投资能力，释放社会投资的能量。（5）对银行向中小企业的贷款，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目前各大银行都成立了所谓的中小企业信贷部，但是大都是响应领导号召和对付舆论及领导批评的摆设。中小企业贷款，由于可抵押资产少，无人担保，规模小而破产风险较大，银行大都不愿意贷款。国外对这种中小企业高风险的贷款，为了促进就业，特别是高失业区的贷款，政府都在银行税收上给予减少，使银行可在中小企业的较高风险贷款上得到较高的收益。（6）在西部，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灵活的土地收费政策，政府免收和少收土地有关的税费，让拥有土地的农民直接用自己的承包地入股，延长土地的使用年限至200年，降低土地的获得和交易成本，使土地资产成为吸引西部大开发投资的重要机制。
（二）从总量性的没有效果的货币政策转向体制及结构性的促进中小企业贷款的货币政策
前面已经分析，由于体制、结构和长期控制风险的目的等原因，总量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相应扩大贷款量几乎没有用处。因此，总量性的货币政策需要转向体制及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在探讨此之前，我们先来探讨积极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与消极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区别。
因为促进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与银行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一个行为主体从事的某种程度上两个互相有矛盾的事务，因而，在制定宏观的货币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在利用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时，不得不考虑风险的化解和控制问题。一般来说，大企业，资产规模较大，公有比重大，贷款风险较低；中小企业则正好相反。但是，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操作，因大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相对就业少，贷到的款多，并不一定多增加就业，特别是国有和集体经济甚至一方面从银行得到了贷款，另一方面却大规模地减少职工，使宏观经济消费需求相对扩大了的供应萎缩；而中小企业则是未来经济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因资本有机构成低，可以容纳很多的劳动力就业，但是因考虑风险而贷不到款。
因此，就引出了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你是消极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呢，还是积极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将银行的内部监控等强化，加强对贷款的控制，审批权上收，为了防范风险少给中小企业贷款等等，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金融风险。这是一种消极防范金融风险的办法。如果贷款供应量不足，经济发展的资金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困难，就业岗位相对减少，失业人数增多，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萎缩，物价下降，企业卖东西价格打折，开工率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就会恶化，最终金融风险还是消化不了。
另一种是积极地用发展的办法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除了加强金融监管外，根据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加大贷款的力度，促进经济的发展。可能对中小企业放款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提高，一方面银行的储蓄增多，良性资产增加；另一方面，消费兴旺，市场需求较强，企业销售强劲，开工率较高，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还本付息关系良性循环，银行中良性贷款资产越来越多，原有的不良资产比例越来越少，金融风险在发展中得以逐步地化解。我们还是要以发展的办法来解决金融风险问题。
目前的银行体制在资金流动和分配上有这样的流程：工、农、建、中四大银行体系，是从下到上的纵向体制。它们在吸收存款时，将分散的、在市县乡村的居民的储蓄通过基层的网点，吸收人体系之中。存款流基本上是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城镇、小城市向大中城市集中，基层行向总行集中。而贷款流向则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大企业，是富裕的地区。
我们可以看到，财政资金在向中央、向大城市集中，信贷资金也在向中央、向大城市、向大企业集中；而基层、地方、小城市、城镇中小企业得不到财政和信贷资金，不发挥它们的积极性，难道全国人民所有的就业，都要依靠中央、大城市和大企业解决不成？！这种资金流向如果不进行体制性的政策调整，再多的总量性货币政策出台，对促进就业都毫无用处，而只能使就业越来越困难。
如果将金融体系比喻为一个自来水系统的话，现在水量不大的问题不是利率、存款金准备金率等水龙头开得不足造成的，而是水管过细或者根本就没有一些局部和有关的自来水管道所致。因此，医治病症的办法不是调节流量，而是疏通渠道。因此，总量性的货币政策不起作用，看来必须用疏通渠道的体制和结构性货币政策来解决问题。那么，什么是体制和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呢？
首先，放宽银行的市场准入，特别是放宽对国内民间设立中小银行的限制，大力发展社会资本的中小银行，从体制和区域结构上改善存贷资金流。有一种观点是，银行要规模很大才能抗风险。但是，大银行的资本投入很大，它在贷款时需要考虑每笔贷款的规模、成本和收益，其客户一般是大规模的企业。而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小、每笔的贷款成本相对于其投资来说高，这就是中小企业很难从大银行贷到款的原因。也不可能指望四大银行能给千千万万个中小企业很情愿地放款。中国加入WTO后，即使放宽国外的银行进来，其据点也大都是大城市，贷款对象也是资本有机构成很高的大企业，它们不可能对中国的中小企业进行理想的贷款。而中小企业又恰恰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容纳劳动力的最重要推动力和最大场所。因此，必须大量地鼓励民间资本设立社会资本的银行，为中小企业进行信贷服务。有人担心，社会资本的银行也会只对大企业贷款，而不对中小企业贷款。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中小银行，其资本规模较小，投资成本较低，存款规模不大，产权明晰。它不可能将有限的资金投放一两个大型企业之中，这样它的风险很大；它必须将自己的资金分散投入众多的企业之中，以避免风险；它有着地缘特点，有着产权明晰的寻找好贷款项目的积极性和机制，能成为成长性强的中小企业的支持者；由于产权明晰，它的效益和防范风险意识比国有银行要强。实际上江浙粤闽一带的民间借贷活动十分活跃，其中小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民间借贷的推动。我们为什么不将这种地下的、所谓“不合法”的钱庄地上和合法化呢？大量地设立社会资本的中小银行，主要是改变存款-贷款资金的流向，使通过中小城市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包括大城市中的中小企业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能获得信贷资金的注入的推动。
其次，大力发展民间信用担保体系。放宽民间社会资本进入担保公司的准入限制。目前，由财政等部门建立中小企业担保体系，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十分妥当的举措。实际上，江浙一带一些地方的中小企业自愿联合起来，大家形成共同体，一家有资金需要，几家共同担保，然后收取一定的费用，运行很好，坏账也很少。而政府财政形成的资金担保体系，一是政府没有很多的资金来建立，需要担保的企业多，而担保资金较少，满足不了大量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二是政府担保体系，又会形成企业跑政府财政部门，会跑的企业能得到担保，效益可能不好；效益好而不会跑的企业，得不到担保支持。并且避免不了工作人员从中寻租，这会进一步导致担保项目质量下降，结果大多都会赔付给银行。按照就业的需要和市场经济国家每千人中小企业数量的标准，中国的中小企业，需要从目前的600多万个，到2020年发展到7500万个。如此多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社会资金进来形成相适应的众多的、有资金实力、产权明晰的担保体系，才能满足中小企业发展的要求。
第三，要放宽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抵押、担保和信用贷款等政策，开办创业小额贷款。一些中小企业是个人独资企业，一些是合伙企业，还有一些是注册资金额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些企业的贷款用资量不大，且企业的资产较少，因此，应当允许它们以个人家庭的房产等其他资产，或者借用亲戚朋友的房产证等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扩大抵押资产的来源。一些中小企业，如果效益较好，异地银行认为贷款可行，可以异地抵押、担保和贷款。还有一些中小企业，经银行评估后，效益很好，有订单，并且贷款可以安全收回，对于这种情况，可以扩大银行的自，允许银行自主发放信用贷款。
第四，调整银行呆坏账准备金的使用结构，今后的呆坏账准备金中，划出一部分用于未来银行向中小企业放款的部分呆坏账的处理。目前，银行呆坏账准备金绝大部分用于国有企业不良贷款的核销和国有企业的破产、兼并和重组等，这对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国有经济毕竟要退大于进，有所不为的大于有所为的，在过去10年中、目前、未来10多年中，对劳动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小，甚至要挤出大量的劳动者需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中小企业安置。国家费了这样大的力，用了这样多的呆坏账准备金资源，得到的却是要向外挤出劳动力。因此，需要思考的是，将如此多的呆坏账准备金都用于国有企业是不是合算？从未来的中小企业发展来看，银行向中小企业所贷的款不可能100％都能收回，总有一些小概率的贷款不能收回。因此，需要调整银行呆坏账准备金的使用结构，划出一定的比例，用于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的核销。
第五，央行从目前对商业银行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从具体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从文件管理转变为法制、政策和规则管理；财政税务部门应当逐步降低目前银行过高的税负，并规范税收，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放款的银行，对失业率高的地方放款的银行，对于增加就业的创业贷款，给予税收的优惠。放宽银行的产品创新、异地贷款、贷款利率等方面的限制，使各类和各种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能灵活地向中小企业贷款。
第六，开展存款保险、银行保险等业务；加强对中小民间银行的监管，不是对具体业务的干预，而是对一些风险指标的监控；形成全国同业拆借体系，使中小银行也能进入信贷资金的拆借市场。简言之，要形成一个流动性强、处于监管之下，并充满活力的中小银行信贷体系，为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和扩大消费，安全地注入信贷资金。
四、简短的判断
就2002年的经济形势来看，投资和出口拉动了当年强劲的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8％。但是，消费的增长率比前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消费物价从前年的正的0.7％转为负的0.8％，零售物价的降幅更大一些。从2003年甚至今后几年的经济形势看，投资是不是会像去年一样再增长23.4％？美伊战争是不是会爆发，出口是不是还会像去年增长21.3％？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减员是不是会加快而更进一步影响就业和消费？今年国际上是不是还会像去年一样许多国家的农业受灾，使中国的农业产品价格略有上升并略有出口，保证农民收入不至于加入Wm而减少太快？这些都是不确定和不利因素。
因此，就2003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的经济形势看，除了积极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外，应当立足于刺激国内投资（主要是扩大能持续增加就业的投资），增加就业和再就业，降低失业率，振兴国内消费。财政和货币政策要着眼于鼓励国内投资上，实行市场取向的鼓励社会投资的财政政策和向中小企业扩大贷款投放的体制及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能转型，争取在三四年中，将城镇失业率从目前的10％-11％降低到5％-6％，使国内消费的增长从目前的8.5％左右提高到12％-13％，消费物价回升到1％-2％的水平，并且GDP完全可以以8％的速度再连续增长三到四年。
【参考文献】
1.朱之鑫：《2002年中国经济形势》，中国统计信息网2002年12月30日。
2.张汉亚：《中国民间投资诸多政策限制有待突破》，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3年1月3日。
3.联合国2003年经济预测报告：《中国仍一支独秀》，人民网2003年1月10日。
4.王建：《中国今年出口将遭遇严峻形势》，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3年1月9日。
5.《2003年中国投资预测增长16％以上》，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3年1月8日。
6.周天勇：《控制物价，还是增加就业》，《走出决策的经济学误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7.周天勇：《中国的经济增长不真实吗？》，《走出决策的经济学误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8.陈剑波：《金融抑制使县域经济成无源之水》，《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2月20日。
9.杨明炜：《民间金融：期待破冰之旅》，《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2月26日。
10.樊纲：《8％的增长速度对中国正合适》，《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2月21日。
11.车海刚：《积极财政政策何时淡出》，《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2月24日。
篇3
最佳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是货币市场政策（“直升机撒钱”式的货币融资）还是信贷市场政策（信贷融资）？从历史经验看，决策者很难做出选择，经常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不同利益的博弈也导致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加。不过，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帮助分析不同的选择将如何影响总体风险以及风险如何在不同部门之间分担。
历史上美国在出台货币和财政政策时经常围绕四个方面争论不休：（1）是否允许不可兑换的纸币成为偿还公私部门债务的法定货币；（2）联邦政府是否应该赎回各州政府的减值债务；（3）美国政府是否以及应该如何实行金本位；（4）是否需要一个全国性的中央银行，以及中央银行应承担什么职责。这几个问题的争论是持久的，但争论的结果都是暂时的。同一个政治家可能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时间一致性问题。一个连贯一致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通常不是政策设计的结果，而是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下的巧合和折衷。
上述争论促使经济学家发明了一系列经济模型，以判断各种货币和财政政策可行组合的不同后果。我主要采用理性预期模型，分析中央银行应该做什么以及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不同作用。理性预期假说强调了市场主体对政府未来行为的预期将影响当期的产出和政府行为，而真实票据理论是争论的核心。
对亚当・斯密提出的真实票据理论，有人认为是一个危险的谬误，也有人认为是稳健货币政策的基础。实际上，所谓真实票据理论，既不是支持自由银行制度，也不是推荐中央银行购买商业银行持有的票据。这个理论现在仍在使用，为中央银行持有大量私人证券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无论支持者或是反对者的立场如何合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很可能会改变之前的想法，这是政策选择的难点。
传统最优货币政策框架的前提条件是“确定性假说”，如果我们考虑模型不确定情况下的货币政策制定，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政治家和选民的选择会轻易改变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的思考始终无法回避对经济效率和金融稳定的权衡。弗里德曼的观点说明了稳定和效率之间如何权衡以及不同选择下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
一个长期且与当前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如何定义真实票据。银行可以将风险证券打包成真实票据吗？现有理论表明，金融中介机构通过开展期限转换、提供流动性、分担风险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这些活动也让金融体系运行更加脆弱，因此需要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以及政府提供存款保险。我将从相反的视角审视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指出一个设计良好的监管体系必须解决时间一致性问题。
真实票据vs货币数量
真实票据理论强调效率提升来自于金融竞争。该理论认为应消除隔离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法律障碍，对妨碍竞争的法律障碍可以直接废除或规避，以允许金融中介自由发展。只要各银行将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投资于真实票据，就可以有效控制货币发放，制约信用供给，进而保障银行业的稳定和安全。我们从萨缪尔森的“世代交叠模型”角度来研究真实票据理论和货币数量理论这两个相对立的学派。在模型中，自由放任的经济存在多种均衡，私有信贷供需的波动导致了价格的过度波动。货币数量理论与法律限制的支持者都要求阻止银行发行货币债务，使得中央银行成为货币类资产的垄断发行者。真实票据理论与自由银行的支持者看法一样，支持对上述限制的破坏，以及无限制的自由的私有金融中介。
显然，货币数量理论提出的隔离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做法，有利于稳定价格水平，但会影响经济效率。因为不同的市场主体在风险相同情况下的资产回报率不同，这种资源均衡配置的结果不是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货币数量理论导致了“帕累托无效”。而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可以通过真实票据政策实现，因为中央银行提供的是大量充足的基于私人借据的内生货币。如果中央银行追求目的在于破坏数量理论限制的公开市场相机抉择策略，真实票据理论就是“帕累托有效”。要消除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障碍，一种方法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另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是废除法律限制、允许金融中介自由发展（即自由银行）。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均衡。
在先天缺乏借款人的经济中，消除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障碍会导致价格水平和货币供应量不稳定，但法定货币会升值。如果利率较高，经济中有足够的借款人，消除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障碍会导致法定货币贬值，因为经济转向商品本位制。在这个过程中，法律限制保护了法定货币价值的稳定。也就是说，这种均衡虽然也是帕累托最优，但法定货币会贬值。芝加哥计划
芝加哥计划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弗里德曼认为是由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和劳埃德・明兹提出。芝加哥计划的本质是债务货币化，即通过印更多的钱将债务置换成货币。所有版本的芝加哥计划的一个关键特点是要求银行就其全部存款必须持有100%的储备金。弗里德曼认为芝加哥计划存在一定缺陷，比如该计划的低效率，以及该计划下的套利机会导致人们有强烈的规避法律限制的动机。对此，他提出了两种改进方法。第一种是央行需要支付储备金的利息，资金来源可以是税收或央行投资组合收益。第二种是加里・贝克尔提出的逆向操作，即放弃对金融中介的限制，允许自由银行。
1.一般均衡分析。后来的学者研究了上述两种方案的意义是否完全相反。如果中央银行使用投资组合收益支付储备金利息，两种方案并不相反。我们使用两种不同的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弗里德曼的方案。在法定货币有升值潜力的背景下，模型结果均显示，虽然支付储备金利息的方案解决了低效和套利的问题，但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即消除了原来芝加哥计划中的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隔离。当中央银行使用投资组合收益支付储备金利息，法定货币升值要么不再存在均衡，要么在名义利率为零的地方达到均衡（也就是自由银行制度下会出现的情况）。因此，这种方案在相对价格和数量上的经济效果与贝克尔的逆向操作相同。
当中央银行使用税收支付储备金利息，价格水平会变得不确定或呈刚性。因为央行给储备金支付市场利率使得储备金成为一种极佳的投资标的，银行对储备金的需求呈现不确定性。当对储备金的需求不确定时，需要用来支付储备金利息的税收也就不确定。
2.不确定性问题。真实票据理论、货币数量理论以及最优货币数量供应的建议都存在不确定性问题。若要避免价格水平和货币供应的不确定性，将会引致隔离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限制措施。但这些限制措施会带来间接的负面效果，即上文提到的回报率差异所导致的低效和套利。而实施支付储备金利率的方案，虽然解决了回报率差异的问题，但无法解决不确定性问题。
3.央行和财政部门独立性问题。从弗里德曼开始，用税收支付储备利息的方案成为财政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这类政策中内含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依赖，政府预算约束使得央行独立性成为泡影。弗里德曼说，相较于直接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方案，这类政策或许还相对有效。弗里德曼曾提出一项债务管理政策，即联储全额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债务，可以立即为所有政府赤字提供资金支持。之后，弗里德曼又提出，联储如果每年提高基础货币数量，可以为任何大量赤字提供一部分资金支持。在这几个明显相反的方案中，弗里德曼试图寻找到货币当局比财政当局占上风的方案，以解决政府预算约束的问题。
4.小结。隔离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方案会导致效率低下。弗里德曼提出的最优政策方案试图减少或消除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些方案最终都会使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融合。
央行使用投资组合收益支付储备金利息的方案在经济上等同于真实票据制度或自由银行制度。因此，这些方案都会影响到芝加哥计划隔离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所追求的稳定性。同时，用税收支付储备金利息的方案同样破坏了隔离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效果。此外，这类方案还进一步模糊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边界，对中央银行独立性造成实质性影响。从隔离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转向自由银行机制，不会出现多赢的结果。
防止银行挤兑VS抑制过度冒险
我已经描述了经济学家们如何在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上选择稳定或效率。与这个选择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如何定位。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制度会改变对银行所有者、存款人、债权人的激励，因此在基本宏观政策中必须回答“银行究竟能够持有什么资产、发行什么负债”的问题。支持存款保险制度的学者认为，在银行发生挤兑的均衡状态下，银行所具备的风险分担和期限转换功能彻底失效，这是一种“帕累托更劣”的资源配置。因此，政府提供存款保险的作用在于打破不好的均衡。反对存款保险制度的学者则认为，如果没有一系列配套的监管措施防止银行过度冒险，存款保险将诱导银行冒险。也就是说，政府提供的存款保险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不改革存款保险制度的金融自由化将是本末倒置。
篇4
（一）乘数作用限制了投资的拉动作用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4万亿元的投资，对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较低的投资乘数使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及我国传统的勤俭节约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居民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大致为0.3，只相当于英美国家一半的水平。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因为预期的不乐观而继续走低。
（二）财政政策很难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消费不足问题
美国这次危机不是消费需求不足，它的消费很活跃，其经济增长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相反，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中国不缺投资需求，中国从政府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投资都有经验、有热情、有积极性。但是中国怎么刺激消费需求，确实是经验不多，体制上、政策上、环境上的准备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认为，中国目前是投资需求过旺而消费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国刺激内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需求，而中国实际上投资需求很旺盛，应想办法刺激消费需求。从短期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为扩大内需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从长远的经济增长目标来看，消费需求的增长才是根治我国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国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缺少经验、缺少办法，体制上、传导机制上也存在障碍。
（三）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有限
自2008年9月以来，央行连续几次下调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经从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7.5%下降到13.5%。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从信贷投放看，1~2月2.69万亿元的天量信贷，已超出今年5万亿元信贷底线的50%。目前项目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极点，面对创下历史之最的一季度4.58万亿元信贷投放，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尤为重要。所以，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很有限。
（四）“流动偏好陷阱”使货币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从反经济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谓流动陷阱，因此给很多投机者带来了机会。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比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则不明显。因为，此时厂商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即使央行松动银根降低利率，投资者也不肯增加贷款从事投资活动，银行为安全起见也不肯轻易贷款，这样货币政策作为反经济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费政策的有效性
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消费需求不仅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倾向的大小也将决定各项乘数的大小，从而全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资和消费结构
当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排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需求（剔除价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3.5%，比西方国家要快1倍还多；这几年更高，从2003年以来就没有低于24%。2008年我们紧缩投资，防止过热，控制投资规模，结果公布出来的数据还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可见，这些年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一个国家的钱是有限的，去买投资品，就不能去买消费品，两者之间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消费增长是不是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很大程度取决于居民收入分配在总分配中的情况。目前，从中国各地每年公布的数据看，增长最快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长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长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这些年，政府收入增长最快，其次是企业，最慢是居民，因而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续下降。1998年，我国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间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因而总的消费比重也在下降。这是国民收入分配宏观方面的矛盾。
3.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地给了有钱人。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钱人消费的绝对量大，但是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钱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钱后，只将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用于投资、储蓄和买保值品，这又加大了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不匹配。所以，消费收入差距过大，不只是影响公平，还影响效果，更影响经济的可持续性。因此，我们收入分配中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存在问题，宏观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观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问题影响经济的增长，使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二）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要加快开发新的市场工具。应根据经济需要，增加发债规模，积极调整债券结构，增加可资利用的债券品种，进一步增加银行间市场的开放程度，扩大货币市场主体，吸收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增大银行间市场的覆盖范围，最终建成我国集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市场、贴现市场于一体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
（三）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波动过大造成的影响
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准确估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各种金融支付工具层出不穷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一个新的中介目标来替代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减弱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被弱化，但是两种政策的作用机理、调整的力度和调整的对象却不同，要从整体上促进经济的复苏，两种政策必须合理的搭配使用，取长补短，而不能单纯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双管齐下，标本兼治”。
篇5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我国在这一轮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略小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在通过各种途径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俩个方面：一个是我国在海外的投资严重缩水，一个是国内资本市场下跌，房地产等支柱企业不景气，外国热钱流出等。具体的说：
（一）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首先，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商品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严重打击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纺织等领域。另外，很多国家制定新的环境标准，使得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遇到了绿色贸易壁垒，威胁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必须转变这种以依赖资源的消耗，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模式，不然谈不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经济还缺乏有效的引导拉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资金从中国撤离，国内市场感到压力并且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民营资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导，另外，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城乡差异依然很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提高不多，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很好的得到启动，而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提升，但是随着房价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支不断的加大，城市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致使经济危机发展迅速，没能很好的起到导向的作用
我国因为在外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缩水而缩水，此外我国国内找不到优质的投资项目使得外汇储备无法投资，而由国外直接引进的投资项目又要支付巨大资金给海外投资人，这就导致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国内的商业银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风险，在为非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约。国内金融市场在发展大方向上呈现滞后和不景气的现状。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重点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机构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资本充足，劳动力过剩，因此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适合中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转变贸易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变原有贸易增长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调整贸易政策及发展思路，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出口关系，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使贸易更具竞争力，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批有竞争实力的在国际上能叫的响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产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引进外资方面要调整引进政策，重视技术含量，优化外资服务，以此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整合优化。在加工贸易方面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延伸其产业链，加速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并鼓励企业注重环保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开拓绿色环保的新市场。
（二）建立并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有效扩大内需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因此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是扩大内需的两个要素，二者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上起到了重作用。实现有效的扩大内需一方面要扩大投资，要加大投资力度，实行积极、相应宽松的财政及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扩大内需措施，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要加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如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民生领域”的投资以及如节能减排等的企业技术项目改造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费，重点是提高城镇居民、农民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强化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各项负担，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和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
（三）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国际金融危机是并不是全球经济化的终结，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经济要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做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也要在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审视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劣势，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实现金融政策的主动性、预见性及可控性。同时要在交易机制、市场结构上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创新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扩展资本市场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深入推进交易机制市场化改革，深化融资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创新。
篇6
关键词：循环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作用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01
引言：循环经济视角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转变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视角。循环经济的发展主题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化，能够发展绿色化、环保程度较高的经济方式。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思考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将国家调整经济发展的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的环保观念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
一、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不足
1.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问题，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是存在一些发展上的滞后的。循环经济模式提倡的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可以开展更高效的、更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而纵观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主要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实现经济发展的高速性，而完全忽略了循环经济模式追求的经济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仅仅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性，是不能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水平的。
2.忽略了自然环境的保护。从循环经济模式的角度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在经济发展中忽略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造成了资源能源的较大浪费。宏观经济政策所起的主要是统筹经济整体发展趋势，促进整体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作用，追求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则忽略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中，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与能源，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影响了自然环境的质量。
3.缺乏多元化的发展模式。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来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可以发展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调控手段还相对比较单一，缺乏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国家调控经济发展态势的手段工具，对经济整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循环经济视角考虑当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发展经济政策中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对比较单一，手段也较少。缺乏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手段。
二、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1.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立足与循环经济的视角来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循环经济模式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思考与追求，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而宏观经济政策则主要对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做出一个调节与掌控作用。二者相互结合，结合循环经济模式的理念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有效地结合现代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速度。
2.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基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来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还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高质量。循环经济模式考虑的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长久性，这符合经济增长向着内在化要求转变的发展趋势。能够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实现经济速度与质量的有效统一。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与宏观经济相结合，能够大大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提高。
3.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同步。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还能发现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机结合。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仅仅追求经济发展上的速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忽略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造成了环境资源的极大破坏。在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下，更注重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的保护，资源能源的节约。这样就能有效地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同步进行，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
三、如何促进宏观经济政策更好制定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的，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才能实现政策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最终目标。在现代经济发展越来越注重质量的背景下，要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高效性，就要立足于循环经济模式。将循环经济模式的环保发展理念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相结合，才能立足于现代经济社会的真实现状，提高经济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性。而且循环经济政策的发展理念符合经济发展的趋势，有效地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
四、总结
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对宏观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做出一个正确的评析与探讨，对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的。通过以上对基于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发展中的不足以及针对缺陷需要进行的改进措施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来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能够更好地促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现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璐.循环经济视角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评析[D].内蒙古大学，2013.
[2]肖光进.循环经济视角下中国矿产资源安全供给研究[D].中南大学，2012.
[3]崔雪竹.可持续视角下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代谢效应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3.
[4]张太富.循环经济视角下的中国人口城市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7.
篇7
一、我国的LM曲线推导
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中的LM曲线反映的是货币市场的均衡,也即能使货币市场上的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的利率与产出水平的各个组合,均衡下LM曲线的方程为:
i为利息率,Y为国民收入,h和k为货币需求对利率和收入的敏感系数,为真实货币供给量。
由模型方程可知,LM曲线的斜率受h和k的影响。当h越大,也即货币需求对利率越敏感,则LM曲线的斜率越小,LM曲线越平坦;当k越大,也即货币需求对收入越敏感,则LM曲线的斜率越大,LM曲线越倾斜;k越大而h越小,则收入的一定变动对利率的影响越大。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非常敏感,即h很大,LM曲线接近于水平。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非常敏感,即h接近于零,LM曲线几乎是垂直的。
对我国来说,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不高。按照凯恩斯的货币理论,货币需求由出于交易动机、预防动机的交易性货币需求和出于投机动机的投机性货币需求组成。首先,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国的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仍只占100名左右,贫富差距大,又加之我国资本市场建设的不完善,金融工具种类少,这使的我国的利率对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影响相对西方发达国家小很多。其次,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于完善当中,这就会使的我国的居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会拿来储蓄,而且不是投资目的的储蓄,储蓄多是用于子女教育和养老。凯恩斯认为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小。所以这部分的预防储蓄也会降低我国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这样的结论在曾令华和王朝军合写的《我国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利率弹性及投资的利率弹性》(2003)一文中也曾得到了实证的证明。
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可由此方程表示:
货币需求与收入和利率有关,由于我国的货币需求利率弹性比较低,可想我国的货币需求变动主要由国民收入变动所引起。所以我国的货币需求收入弹性比较高,也即我国的LM曲线比较陡峭。
二、我国的IS曲线的推导
凯恩斯IS-LM模型中的IS曲线反映的是产品市场的均衡,即IS曲线显示能使计划支出等于收入的利率与产出水平的各个组合,其均衡方程为:
其中i为利息率,b为投资对利率敏感系数,c是边际消费倾向,t是税率,Y为国民收入,表示自发支出。
由IS曲线方程可知,IS曲线的斜率由b、c、t决定。在t一定的情况下,b越大,也即投资利率弹性越大,IS斜率越小;c越大,也即边际消费倾向越大IS曲线斜率越小。
我国的国内居民消费量少,根据2004年到2007年的GDP和居民消费支出计算得2004年到2007年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分别为:0.39,0.38,0.37,0.37。我国2008年的GDP总额大约30.067万亿元,居民储蓄总额大约20万亿,居民的储蓄占GDP总额的比率为66.5%,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不高。
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系数大小,一般要看投资主体是否多元化,投资是否市场化,投资多元化、市场化,投资对利率变动反应敏感。结合我国的现实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则需要考虑更多。以前我国的政府投资占社会投资的绝对多数,投资对利率自然不敏感。近年来我国的非国有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增加,200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非国有部门的比重为70.6%。其中,个体私营经济为20%,集体经济为13.1%,其他经济为37.6%。固定资产投资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比较大,由此可知我国社会总投资已不是国有资产占绝对优势。虽然现在我国投资主题实现多元化,但也不能说我国的投资对利率很敏感。因为我国的经济还没完全实现市场化,金融服务还不完善,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需要资金的民营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得到投资所需资金,所以官方利率不会对投资有太大的影响。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现在的投资利率弹性还不高。综上所述得出我国的IS曲线比较陡峭。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基于我国经济实际和发展特点的IS、LM曲线,由此得出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特点的IS-LM模型。
三、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分析
为了应对2008年开始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只选择财政政策当中的家电下乡和减税政策,以及扩大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作为分析的对象,其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本文中所引用的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下面我将依据IS-LM模型分析各项政策的效果。首先,通过IS-LM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之间的效果比较,家电下乡的政策属于补贴型的财政政策,家电下乡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使的IS曲线移到IS1,而减税政策,如目前比较明确的减税政策是增值税转型,即增值税由增长型转为消费型的财政政策,它的实施则使的IS曲线移到IS2。
图1中IS1与LM的交点是A点,IS2与LM的交点是B点,IS1与IS2的交点是C点。同样是扩张的财政政策,从IS-LM模型变化可看出两者的效果比较。显然A点对应的产出大于B点对应的产出,所以家电下乡财政政策的效果大于由于增值税转型,即增值税由增长型转为消费型的减税财政政策的效果。
其次,通过IS-LM模型来对在我国经济环境下实施财政政策的效果与实施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如图2。
扩张的财政政策使IS线移到IS’线,扩张的货币政策使LM线移到LM’线。图中A点是IS与LM’的交点,B是LM与IS’的交点。A点所对应的产出与B点对应的产出大小很难区分,这主要看IS曲线与LM曲线比较哪个更为陡峭。但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后都能够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从图2中我们能看到A点和B点的产出都大于IS与LM的交点C点的产出。
鉴于我国的IS和LM线都相当倾斜,而且倾斜的程度差别不大,所以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差别不大,所以可以搭配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让两种类型政策从不同的经济领域去影响宏观和微观经济,从而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这也是当前两种政策运用力度都相当大的原因。搭配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让两种政策在各自不同侧重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能使我国的经济更快复苏和发展。在选择具体财政政策运用于刺激经济时,我们同时应当考虑不同政策间的差别以及效果的差别,不同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不同经济环境下效果不同,有些经济环境有利于补贴性的财政政策效果的发挥,而有些经济环境更有利减税财政政策的效果的发挥。比如在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环境下,运用家电下乡的补贴性财政政策的效果要大于增值税转型,即将增值税由增长型转为消费型的减税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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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ory， macroeconomic has an impact on the stock market through transmission mechanism， resulting in the connected effect. The article mainly used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o set up the VEC model. The influence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China on the trend of the stock market has been analyzed deep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croeconomic policies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stock market. However， the notable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variables is related to the sensitiveness of the stock market to policy variables， lag phenomenon， the length of the observation time and market volatility.
关键词： 宏观经济政策；股票市场；VEC模型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policy；stock market；VEC model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017-03
0 引言
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形态之一。当股票市场的运行出现异常的现象时，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股价的波动？如果能，又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影响股票市场？这个问题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而目前我国对股票市场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处于调整与适应中。因此，笔者认为对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效影响股票市场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1 理论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通过对投资者信心与股票价格的影响，从而影响了整个股票市场，本文主要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和产出水平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1.1 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基本手段，通过财政税收、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国债政策等手段影响社会总需求从而促进社会总供求平衡。
若政府对个人减税，相对于增加了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收入，投资者信心增强，会增加对股票的投资，股票市场会走强。若政府对企业减税，会提高企业的盈利，使得企业股票价格出现上涨。因此，改变税收会影响股价的波动方向。
1.2 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中经常通过调整基准利率改变市场利率以及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手段改变货币供应量来调控货币市场，从而对股票市场产生直接的影响。
货币供给量增加，或者利率下降，资金面变宽松，流入股票市场的资金增多，引起对股票需求的增加，促使股价上升。同时，银根宽松，有助于企业融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企业盈利增强，股价进一步上升。
通货膨胀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较为复杂。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上市公司为了股东利益不受损，有可能会提高股息收益率，从而引起股价上升。而通货膨胀率过高又会引起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股价下跌。总的来说，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对股票市场有正向作用，不在这一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将会引起股市低迷。
1.3 对外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对外经济政策包括出口补贴、进口限额、汇率波动等。以汇率为例，若人民币汇率上升，将对出口企业有利，不利于进口。一方面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盈利，这些企业的股票价格将会上升；另一方面，贸易差额增大，社会总需求增加，股票市场走强。
1.4 产出水平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会改变整个经济体的产出水平。产出水平提高，将会增强投资者对整个经济形势的信心，从而提高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投资，股票价格将会上涨。同时经济景气的预期会提高企业的产量，企业盈利增加，进一步促进股票市场走强。
2 实证分析
2.1 建立VEC模型 本文选取1996年1月至2013年2月各月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供应量M2，银行间7天内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R，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S，经济景气指数中的一致指数X以及上证综合指数与深证综合指数月平均指数SH，SZ时间序列的对数值进行分析。为了对沪市与深市进行对比分析，把数据分为样本1与样本2。
ADF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所有序列的1 阶差分形式全是平稳序列。采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样本1、样本2都各自存在一个协整向量，都应在各自基础上建立向量自回归的误差修正模型即VEC 模型。
2.2 脉冲响应分析 以建立的VEC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图1-图5给出了时间为40个月，沪深两个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一单位（1%）正向冲击的响应曲线。图中实线代表沪市的脉冲响应曲线，虚线代表深市，横轴代表响应时间。
从图1，2可以分别看出当宏观经济政策引起通货膨胀增加或货币供给量M2增加后，沪深两市的股票都有上涨的趋势；两者对沪深两市的瞬时作用都在第5个月左右达到最大；之后，两者瞬时作用开始减弱；但长期来看，对沪深两市都有持续的正向作用。比较来看，通货膨胀，货币供给量对沪深两市的冲击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但对深市的整体冲击更大，而通货膨胀对沪深两市的冲击作用在数量上大于货币供给量M2，在当月反映来说，沪深两市对货币供给量的响应更迅速。
由图3可得，利率增加后，沪深两市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个很小幅的增长；之后很快就开始大幅的下降，利率增加变为较大的负向作用，说明利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时滞；从长期看，沪深两市对利率增加的冲击的响应没有减弱，而是趋于持续。比较来看，沪深两市对利率冲击的响应趋势基本一致，但对深市的长期冲击更大。
图4说明在汇率上升后，沪深两市在短期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降；之后开始大幅的上涨，汇率上升的作用由负向转为正向，反映了汇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时滞；长期来说，汇率上升的正向作用没有减弱，最终趋于持续。比较来看，沪深两市的响应趋势基本一致，但深市的反应时滞更长更强，而最后的正向作用较弱。
图5中的LNSH，LNSZ对LNX冲击的响应曲线可以替代反映产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当产出增加后，沪深两市有一个很微弱的正向反应，之后开始走低，并稳定在一个水平上。比较来看，沪深两市的反应基本一致，但深市长期反应更强。
综上，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基本符合理论分析，不同的是，实证中可以发现一些政策如利率，汇率等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同时，不同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本文中，深市就比沪市更为敏感与剧烈。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产出对股票市场的长期影响并不完全符合理论分析，可能与我国金融制度，金融系统传导机制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2.3 方差分解 表1与表2分别列示了货币政策、各宏观经济变量与上证综指，深证综指的方差分解结果。通过方差分解，不仅可以进一步掌握各考察变量被自身及其它变量的解释程度，还可以考察不同变量对沪深两市变动的贡献度。
由方差分解表可见，LNM2对上证综指对数值LNSH，深证综指对数值LNSZ的方差的贡献度在短期与其他变量的贡献度相比变得十分微小；LNCPI的贡献度较大。货币供应量，产出效应起到的作用较小。而从长期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因子的贡献度出现了变化，产出变量对沪深两市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变量的影响。
3 结论
从理论角度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的波动具有一定影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产出水平都会在一定水平上引起股价变化，股价变动方向与政策调整方向有关。
从实证研究中可以基本印证理论分析。从协整分析中看，各政策变量与股票市场指数变动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从脉冲响应函数中看，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与理论分析中股价变动方向基本一致，但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从方差分解来看，货币供应量，产出效应起到的作用较小，通货膨胀作用较大，但从长期来看，产出变量贡献最大。对比沪深两市分析可得，不同地区股票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趋势相同，但程度存在差异，本文中深市的敏感性强于沪市。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变量产生影响的显著程度并不相同，与股票市场对政策变量的敏感度，时滞现象，观测时间长短以及市场自身波动性有关。
参考文献：
[1]寇明婷，卢新生.SVAR模型框架下的货币政策操作与股票价格波动——基于1998～2010年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8）.
[2]臧微.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对股票市场收益及波动性的影响[J].中国经贸导刊，2010年12月（中）.
[3]王曦，邹文理.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冲击[J].统计研究，2011，28（12）.
[4]胡金焱，郭峰.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非对称影响研究*——基于不同市场态势的实证分析[J].理论学刊，2012年8月第8期，总第222期.
[5]胡龙.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5期，总第145期.
[6]余澳，李恒.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影响的有效性分析[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总第180期.
[7]封婷.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分析[J].财会通讯，2011（5）（中）.
[8]王维，王晓元，赵红翠.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研究[J].中国外资，2012年3月下，总第261期.
篇9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政策效果 经济发展
一、引言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率先爆发,并迅速向全世界蔓延,演变为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严重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政府果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和效果可以通过分析IS―LM模型得到清楚地说明。因此,在这里首先说IS曲线和LM曲线的推导过程。
二、IS曲线和LM曲线的原理
IS 曲线表示的是产品市场均衡时,一系列收入和利率的组合轨迹。所谓产品市场的均衡,是指产品市场上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以三部门经济,计划总需求AD=c+i+g,其中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总供给=c+s+T,其中s表示储蓄,T表示税收。所以当c+i+g=c+s+T时产品市场均衡。
一般认为,消费c是居民可支配收入yd的函数,即c=α+β*yd,而yd=y-T-t*y+TR,其中y表示居民总收入,T表示定量税,t表示比例税的税率,TR表示政府转移支付。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e-d*r。将这些表达式代入AD=c+i+g中,得到AD=[α+e+g+β(TR-T)]+ β(1-t)y-d*r。因此,在一个以AD为纵坐标以y为横坐标的直角坐标系中,总需求AD的曲线会随着利率r取不同的值而移动。例如,当利率由r1降到r2时,AD曲线会由AD(r1)向上移到AD(r2)的位置。当y=AD时,产品市场均衡。因此由均衡条件y=AD得到的曲线与每条总需求曲线的交点可以确定一个点(yi,ri),在以y为横坐标r为纵坐标的直角坐标系中把每一个满足条件的点描绘出来,便可得到IS曲线。
LM曲线表示的是货币市场均衡时,一系列收入和利率的组合轨迹。货币市场的均衡是指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货币供给ms一般是由国家加以控制,因此是一个外生变量。货币需求是由于人们具有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而引起的,具体可以分为交易性货币需求L1和投机性货币需求L2。交易性货币需求是收入y的函数,有 L1=A1+k*y,投机性货币需求是利率r的函数,有L2=A2-h*r。所以当货币市场均衡时有ms= L1+ L2,即ms= A1+ A2+k*y-h*r。可见LM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如图所示:
三、我国2009年的政策效果分析
1. 财政政策
我国政府于2008年11月宣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扩大投资、扩大消费和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在扩大投资方面,中央决定实行4万亿中央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计划,到2010年底前分两年完成,这对扩大全社会投资规模起到了重要的导向和带动作用。2009年以来,我国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2009年上半年,GDP增长7.1%,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达6.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7.6%。
在扩大消费方面,我国实行了 “三下乡”和工业品以旧换新的财政补贴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大大拉动了内需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保持营销、物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安置了大量人员就业。受家电下乡政策的刺激,1~9月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6.0%。
在减税方面,中央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改革。同时,我国还实行了促进房地产发展的税收政策,扶持中小企业、服务业发展和扩大就业的税收政策。初步预算,2009年一年约减轻企业和居民税费负担5500亿元左右。
我国实行的这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复苏和发展。从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经济增长开始企稳回升,企业经济效益也开始逐步好转。无论是扩大投资、消费还是减免税收的措施,都会使IS曲线右移,如图所示,假设LM曲线的位置不变,当IS曲线右移到IS`的位置是时,均衡收入y*便会增加,即表现为经济的复苏与企稳发展。如下图1所示:
2.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整个经济以达到一定经济目标的行为。央行可以通过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实现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在2009年,我国央行普遍使用的是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假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rd,,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re,现金存款比率为rc,那么货币创造乘数就为(rc+1)/(rd+re+rc),当re和rc不变时,rd,降低,货币创造乘数便会变大,从而使货币供给增加。在IS-LM模型中,这便表现为LM曲线的右移。假设IS曲线的位置不变,当LM曲线向右移动到LM`时,均衡收入y*便会增加,会间接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
四、总结
我国在2009年同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会使IS曲线和LM曲线同时右移,这比只有IS曲线右移或只有LM曲线右移的效果更明显。继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6.1%探底后,二季度以来,经济开始企稳回升。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复苏和发展,经济增长开始企稳回升。另一方面,企业经济效益和财政收入也扭转了下滑的趋势,开始逐步回转。这些都说明了我国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丛明,朱乃肖.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若干问题的研究.[J]北京:税务研究,2010(1):12-17
篇10
凤凰周刊：今年中国经济形势将会是怎样的态势，需要避免什么误区？
李稻葵：2009年有什么误区的话，就是政策要有预见性，要防止政策过头，到下半年政府再对经济加把火的话就可能造成经济过热。
我的建议是，今年1月要拼命烧火，房市、股市、车市三把火要烧起来，度过严冬。房地产行业是我国经济的核心，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指标上升也有潜在的作用。目前，居民家庭储蓄高达25万亿元，但却没有有效进入房地产市场。股市方面，国家应该原则性地、方向性地出一个关于“大小非”减持的指导方法，不要特别细，关键要有一个说法。此外，社保基金在股市某一个点把它接过来。
到今年二季度中，4万亿元投资刺激政策发酵了，这时政策要收油门了，要调整了。政策的预见性要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半年美国经济回暖，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很快会回来，我认为今年下半年中国可能再次面临通胀和增长同时出现的情况。我们就应该做好准备，现在石油很便宜，那就应大量储存，要积极购买大宗商品、资源性企业的股权，美元下半年逐渐贬值，到时要赶紧退出美元。
预见性不是要求对时间点有个精准判断，而是起码要对基本态势有一个基本判断。
凤凰周刊：政府已连续出台大规模投资计划，但与此相伴的是民营企业的悲观、失落。政府和民间在经济上该如何对接？
李稻葵：民营经济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信心不足，因此国有企业应该起到表率作用，而国有企业国家是可以直接影响的，国家的意思是通过政府投资来诱发民间投资。我们是在呼吁商业银行放开对民营的信贷，但更重要的是恢复民营企业和民间资金的信心。实际上社会上70%资金来源是企业之间的借贷，而在整个经济下行趋势下，民营企业家对形势判断更为悲观，正是这种预期最主要地造成了流动资金的萎缩和民企的困境。
凤凰周刊：如何解决“保增长”要坚持产业结构升级不放松与“保就业”要保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矛盾？
李稻葵：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提问题回答问题，就会发现原有的困境没有了。其实上下现在最重要的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不破不立，否则即便某企业某产业该破产了淘汰了，由于无法及时予以替代，它也不会破产关闭啊。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点，社会注意力自然很容易放在旧有产业。若把答案放在寻找新的合理的高效率的投资方向，那样问题就迎刃而解。现在深圳市要搞一个新的产业链，搞LED节能产业，包括路灯、电筒、装饰灯、汽车尾灯等一系列升级。新产业培育成形得越快，落后产业企业就淘汰得越快。
凤凰周刊：为什么消费难以形成一个类似投资方案的一榄子框架措施？
李稻葵：消费习惯不会一夜之间改变，消费是一种文化、一种氛围。就像美国难以一下子改变超前消费的习惯，中国目前要刺激起消费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即使现在政府对居民直接发奖金发补贴，也不会有太大效果。我认为消费方面有两个工作需要做一个是政府应该提供公共型消费，如便民性公共设施、卫生医疗公共服务等，减少居民生活成本第二个适当削减消费税，这个最直接现在我们大宗商品的税是很高的。买一辆10万元出厂价的车，到手上是13～14万块，里面汽车的购置税是9%，如果把这个税降一降，比直接给收入来得灵光。我建议1月起，中央政府免2.0排气量之下的家庭型汽车的税，免购车税就免三个月，三个月之内老百姓想买汽车就可以免税。汽车市场如果启动，钢铁上去了，4s店兴旺了，办保险的也上去了。
凤凰周刊：现行的短期刺激方案与一直主张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标如何协调？
李稻葵：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在一定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前提下才能实现的现在不维持一定速度，无法实现方式的转变
现在短期措施和长期目标有一定的矛盾我的看法是目标和手段要两手抓一手抓短期宏观刺激的政策，以恢复信心，恢复消费，另一只手抓改革，通过税制等改革，实现各种资源税等有涨有落，有升有降。
凤凰周刊：在赁币领域，现在中国还在增持美国国债，我们该如何避免潜在风险？
李稻葵：要我看，增持美国国债说明我们对美国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可能我们没看清金融救助的本质是什么，是美欧政府以国家信用向全球借贷，并借助其全球货币发行国的特权，增加货币供给直接投放信贷市场由于金融市场恐慌带来了对美元和美国国库券的高度需求，导致美元升值和美国国库券价格上升，美国国库券收益率大幅下降，这就使得美国和欧洲政府以很高的价格卖出美元和国库券，吸引了大量资金涌向美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