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理念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01:12:0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理念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是方向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治理念，它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法治理念。现实中，确有人受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鼓吹“三权分立”，质疑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张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认为，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是没有国界或地域的，有其自身的共性，如民主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民主制度；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公民的民利制度等等。这些共性是人类法治进步的共同成果，可以借鉴和吸取，不能妄加否认或批判。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法治理念的树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法治理念之树在中国土地扎根、发育、开花、结果的内在要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大国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包括法治理念建设）是无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模式的，例如“三权分立”、“大陪审团制度”等等，而只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模式和途径。当前要注意那些以西方标准来改造我们的审判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思潮，要注意一些不顾实际的进行一些诉讼制度改革和宣扬西方诉讼观念的倾向，防止审判工作和司法改革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在司法意识领域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它我们能深刻认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及审判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审判工作的绝对领导，推动社会主义审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二是阶段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来的重要命题，它与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法治的模式、法制观念、司法改革、农村法治建设等相互联系，尤其与我党依法治国方略交相辉映，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司法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应该看到，正因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法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公民的法律意识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法治理念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就决定着我国的法治之路漫长而艰难。此外，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也要求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不能超越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提出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要求，包括法治文化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都应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克服现行司法体制中不利因素，又要培育与现行司法体制相适应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两者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有助于法治文化的逐步培养和发育，而法治文化又为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提供相应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从法律制度入手，真正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律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尤其是法治理念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对人们的法治思想观念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大力弘扬法律至上的思想、公平与正义的理念等等，消除各种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相违背的观念意识。为此，一要肃清传统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二要铸造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一致的法治文化体系；三要培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信仰、法律情感，建构优化的法治心理。
三是大局性。
服务大局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又是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院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党和国家大局，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广大法官必须担负的神圣职责，也是有效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就当前而言，审判工作服务大局，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基层法院在服务大局中，一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紧扣中心工作，立足审判实际，找准保障大局的结合点、服务大局的着力点，充分发挥司法保障作用；二要切实提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通过依法惩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行为，促进有序竞争和公平交易，依法快审快结快执与经济发展大局密切相关的案件，积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服务；三要提高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到工作前移、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强化职能，力保平安，对农村的各类纠纷要及时平息，各种矛盾要有效化解，使人民群众权利受到尊重、利益有所保障、纠纷可以诉求。四要提高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弘扬和谐本位的法律文化，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公正司法能力，促进社会 公平和正义。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畅通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司法渠道，善于运用法律和司法手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四是宗旨性。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建设中，“一心为民”是根本。“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决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揭示了新时期人民法院的工作宗旨，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本质要求，它与“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一心为民”是检验审判工作法律和社会效果的新尺度，是人民法院密切联系群众的时代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热点问题具体实践。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中，我们不应脱离这一宗旨，要始终不渝地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法院工作的根本标准。
篇2
关键词：保险，财产保险，人身保险
何谓保险？这是研究与保险有关的各种现象的起点，也是进行保险立法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此有个正确的认识。这里我仅在商事保险的意义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在这个问题上，各国学者历来众说纷纭，各国立法也采不同的学说。我国《保险法》采“择一说”，认为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这种做法是否就意味着对保险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了呢？
一、有关保险的各种学说
关于保险的概念，各国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成两派：
（一）一元说
所谓一元说，即主张不区分保险的对象，给保险下一个统一定义的各种学说。它又可以分为损失说与非损失说两个流派。
1、损失说
损失说认为，保险与人们因风险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密切相关。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主张：
（1）损失赔偿说，认为保险即赔偿合同。其代表人物之一，英国的马歇尔（S.Marshall）就认为：“保险是当事人的一方收受商定的金额，对于对方所受的损失或发生的危险予以补偿的合同。”
（2）损失分担说。其倡导者德国的华格纳（A.Wagner）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指出，保险的性质是把损失分担给多数人来赔偿的经济补偿制度，保险机制运行的结果就是将少数不幸者的损失由处于同样危险中的多数人来摊付。
（3）危险转嫁说。此说从危险的处理角度来阐述保险的本质，认为“保险是以收受等价、实现均摊为目的而进行危险的汇集”。
此外，台湾学者江朝国先生认为保险为共同团体，指出保险为受同类危险威胁的人为了满足其成员损害补偿的需要而组成的双务性的并具有独立的法律上请求权的共同团体。虽然其把保险定位成“共同团体”，但也是以损害补偿为基础的。
2、非损失说
非损失说不从损失的角度阐明保险的概念，认为损失不能包括保险的全部内容，从而产生其他学说，主要有：
（1）技术说。此说从保险基金建立的技术角度出发，指出无论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其存在的基础都在于使保险费与保险金持平的特殊技术。这种特殊性区分了保险和其他现象。
（2）欲望满足说。此说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认为保险是以损失赔偿和满足经济需要为其性质的。该学说的主要代表，德国的马纳斯（A.Manes）认为，“保险是保障因保险事故引起金钱欲望的组织，如果发生保险事故，必须引起金钱欲望为前提条件。”
以上两种学说影响较大，此外还有所得说、经济确保说、财产共同准备说、相互金融机关说，经济后备说和预备货币说等。
（二）二元说
又称统一不能说。此说区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分别看待。对于财产保险而言，均以损失为基础，继承了“损失说”的观点；对人身保险，学者则有不同的观点，以此区分为三个主要流派：
1、人格保险说。此说将人身保险的性质定位于人格保险，即人身保险不在于能赔偿由人身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在于能赔偿道德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损失，且不能用金钱来评价。
2、否认人身保险说。此说把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对比，否认人身保险的保险性质，认为是和财产保险不相同的另外一种合同，甚至为一种单纯的金钱支付合同。
3、择一说。此说不同意前两种观点，把保险看成保险合同，并认为保险合同不是损失赔偿的合同，就是以给付一定金额为目的的合同。
二、对各种学说的分析
如此众多的学说理论，不禁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有两点为各个学说所公认：
（一）保险以风险为前提
不论哪种学说，对此都持肯定态度。“损失说”所说的“损失”，皆因风险而起，只不过对损失的处理认识不同。“非损失说”的各种观点虽然与损失无直接联系，但均认识到风险是保险存在的前提：技术说的“技术”，提出的目的就是对化解风险的一种科学设计；欲望满足说的“欲望”由保险事故即风险的发生而引起；等等。而“二元说”虽然把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分开，但终究脱离不了风险来阐述自己的理论。
事实上，保险就是伴随人们对风险的认识及减轻风险带来的不利后果的需要而逐步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700年的海上贸易活动中。当时在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等航海商人间，流行一种以船舶和货物为抵押的借款（不少学者称之为“冒险借贷”），如船货在航海中灭失，则借款免还；船舶安全到达，则本利均须偿还，贷款人则借所收的高额利息，弥补遭受的风险。这种高出一般利息的部分，实际上就是最早形式的海上保险费。后来，海上保险逐步形成。从海上保险到全面的财产保险，再到人身保险，无一不渗透了风险的观念。可见，风险为保险的内在因素，要正确认识保险，就不能否认风险对保险的重要作用。
（二）财产保险与损失密不可分
这点在“损失说”与“二元说”的理论中很容易发现：“损失说”本来就是从损失的角度来分析保险的，虽然其内部对待“损失”的角度不同，但皆围绕损失来构建理论：“二元说”虽然对待人身保险的态度不同，但对财产保险却有一致的意见，都把损失作为财产保险的基础。
相比之下，“非损失说”则似乎不愿承认损失与保险的关系，提出“技术说”、“欲望满足说”等与损失无直接联系的各种理论，和“损失说”争锋相对，格格不入，大有取代其之势。
可是，“非损失说”真的可以不面对“损失”吗？不可能。“技术说”的“技术”怎么建立起来的？不就是通过数学方法对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预测，从而使保险费与保险金相互平衡。“技术”用来干什么的？不就是想使保险费与因风险而产生的损失有相称的比例，从而不至于保险人过多承担损失而使其破产，无法继续运作下去。“欲望满足说”的“欲望”因何而起？当然是因保险事故而起（参见前文对其观点的介绍）。保险事故怎么就引起金钱欲望了呢？还是因为造成了损失，需要弥补。可见，虽然“非损失说”试图脱离“损失”来解释保险，但最终还是要借助“损失”反对“损失说”。所以，与其说“非损失说”是对“损失说”的挑战，不如说是对“损失说”的回避，是对“损失”的回避。
然而，“非损失说”为什么对“损失”避而不谈呢？其实，不是他们不想谈“损失”，而是因为他们看到“损失说”的局限性-对人身保险不能给出圆满的解释，从而试图不从“损失”的角度看待保险，让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在新的框架中达到统一，以维护“一元说”的体系。只不过，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尽管他们在“损失”之外进行了不少有益尝试，发现了保险的某些特征，如其要有技术支持等，可最终还是得回到“损失”的层面上来。
总之，尽管我们从“非损失说”理论中看不到“损失”的字眼，“非损失说”的学者们也一直想回避“损失”，但是其不得不承认损失与财产保险之间有密切关系。
以上我们分析了各个学说之间的共性。可是在共性之外，学说之间更多地表现为彼此的差异性，即使是在同一种学说之内，也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如前文所述）。我们不禁要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前文说过，“一元说”与“二元说”的划分依据就在于是否把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同样对待，或者说是否把两者看成同样性质的“保险”。对此“一元说”表示肯定，只不过论证角度有“损失说”和“非损失说”两种；而“二元说”表示否定，认为两者性质无论如何也不同。
这一划分依据为我们研究学说之间的不同提供了思路：既然学说以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作为保险的两大划分，那么它们之间的不同就可以从这两方面分析。根据前文的分析，学说之间对财产保险的态度是较为一致的，即都同意其与损失密切相关。可见，学说之间的分歧就发生在人身保险上：
“损失说”认为人身保险的性质与财产保险相同，即人身保险也与损失有关：“非损失说”虽然认为两者的性质相同，但不是在财产保险的“损失”特征方面相同，而是在其他诸多“非损失”的方面相同：“二元说”也不认为人身保险与损失有关，但仍把财产保险定位于损失上，故否定两者的性质相同。
由此，我们看到对人身保险，各种学说的态度实际上只有两种：一是认为其与损失有关，故与财产保险相同（“损失说”）；一是认为其与损失无关，在“损失”的层面上不可能与财产保险相统一（“二元说”），即使要统一也只能在“非损失”的层面上（“非损失说”）。
总之，如何对待人身保险，成为学说之间彼此区别的关键所在。
那么，人身保险到底是何性质？到底可否与财产保险统一对待呢？
三、保险概念的进一步分析
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可否统一对待，表面上看只是学说之间用来攻击对方的筹码，但这其实是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因为如果两者可以统一成“一元”，才能把人身保险真正容纳到保险的体系中来，这也是有些学者坚持“一元说”的根本原因。相反，如果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我们就不宜再说保险可分为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而应该给人身保险另起“门户”，而把保险就定位于财产保险。“二元说”中的“否认人身保险说”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极力否定人身保险的保险性质。
可是，“否认人身保险说”下结论未免早了些。尽管“一元说”的种种理论均未能很好解决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而是因为“一元说”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保险的本质。“损失说”片面强调了“损失”在保险中的地位，当然要失败；而“非损失说”又一味回避“损失”，却不料又得回到“损失”中构建理论。它们都被“损失”局限住了。所以，我们应当在各学说的基础上，重新分析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再下结论。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注意到各个学说的共识（见前文），它为我们分析两者的性质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我们应予以肯定。
其次，我们不能把视线仅停留在“损失”上，否则又要回到老路上去，不是追随“损失说”，就是跟从“非损失说”。其实，抛开现有理论的结论，从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本身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两者有如下共同点：
其一，两者均有“人”的因素。在现代保险运作过程中，无论是何者，总离不开人的因素，即总要有投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他们明显的分成两方：保险需求方-投保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与提供保险方-保险人。在前者中，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实际上是由投保人派生而来，因为他们均由投保人决定的。
其二，两者均有“利益”的因素。即无论何者，保险的初衷总是因为对自己有“利”可图。对财产保险而言，有财产上之利益：可以弥补损失；对人身保险而言，有人身上之利益：可以化解风险给人身带来的不利后果，尽管其也表现为保险金，但目的是为了化解人身风险。例如，当人遇意外事故而遭人身伤害时，保险金就为人进行医疗提供了保障，从而恢复人的生命安全。在法律上，两者统一称作“保险利益”。
其三，两者均有“财产”的因素。对财产保险，这是显而易见的，人无财产便用不着去为财产而保险；对人身保险而言，此财产则具有潜在性，表现为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可为当事人提供保险金（财产保险也有此性质）。另外，保险多以合同的形式存在，这样保险需求方就享有了债权，从而具有了转让的可能性，其财产性质更加突显。
以上三者也构成了现代保险的基本组成要素。但这仅是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共同外在表征，并不能说明两者有着共同的基础。真正将这三者有机联系起来，从而统一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乃在于风险的存在。
正是人们对风险进行了预测，出于化解风险的需要，人们才建立了保险制度。具体说，对保险需求方而言，由于不愿自己的利益因风险受损，而保险又可以适应这样的要求，某种程度上又给自己提供了一份财产，所以进行投保。而对保险提供方，其看到人们的这种需求，用科学地技术对风险进行预测，使得保险费与保险金互相平衡，保险由此得以运作。总之，正是由于风险，才将各种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使保险有了存在的价值。用简单示意图可表示成：
保险提供方______风险______保险需求方
这种机制反映到整个社会，就会体现出资源配置的一种整体效果，使得社会生产不因风险而畏首畏尾，而借助保险更加活跃。
这样，从微观到宏观，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就统一起来了。以这样的观点再看“一元说”，就会看到“损失”也好，“技术”也罢，还是“欲望满足”等，都只反映了保险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并未反映其本质。它们之间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相互弥补的。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不是不能统一，而是不能在“损失”上统一。如果要我给保险下个统一的定义，我会将其表达为：人们出于降低风险的需要而对自身利益的合理配置的一种制度。其基本构成为“三位一体式”，即在风险联系下的人、利益、财产的有机结合。
四、小结
理论界至今对保险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对保险的认识也仅为个人的浅薄之见而已。不过，理论最终要指导实践才有意义。现在，许多国家在立法上对保险采“择一说”，如德国、日本及我国等，实际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仅是权益之计，从长远来看是不可取的。它有可能导致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对立。
尽管从操作角度说，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确有不同，而不宜统一到具体的操作中。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不是因为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性质上的不同，而是因为两者的风险测算的不能统一而造成的：财产保险易于测算出固定的保险费率，而人身保险往往不固定。
可是，它们本质上都基于风险而生，均有“三位一体”的构成，这是我们在讨论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时，不能不注意的，立法时也应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而不宜对此有意回避，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参考书目：
1、[日]园乾治著，李进之译：《保险总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
2、江朝国著：《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3、李玉泉著：《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版。
篇3
1 水文地质工程中地质环境的影响分析
水文地质工程一方面涉及到水文地质条件的评价分析，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掌握水文地质工程开展建设区的实际气象资料，从而获得相关区域降水量及蒸发量的具体调研数值，为工程建设与开展提供一手资料。另一方面水文地质工程需要做好调研区域水层储水结构的分析，重点了解水层分布情况，积极分析特定岩石条件结构下对地下水位的影响，为工程建设提供指导与借鉴。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的影响分析具有指导性与科学预见性，是开展大型地质工程建设的基础环节。除了上述提到的两个方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的影响还表现为水文地质受地下水位及水压变化对地表建筑物引发的威胁，从理论上说地下水位上升直接引发土壤盐碱化程度的加剧，土壤盐碱化作用于特定的土层引发严重侵蚀。而反之地下水位的下降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引发地面下降及断层裂缝等严重的地质灾害，对地下水的质量也造成不小影响。此外开展水文地质工程引发地质环境的不稳定性，受水压变化控制使得原有的地质结构出现断裂，形成易损点，严重影响当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2 应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影响的策略分析
（一）积极做好前期调研，加强地质水文的勘查分析。在进行地质水文建设之前，首先采取实际调研的方式切实了解水文地质工程对地质环境的潜在影响，在勘察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的预备方案，采取对应措施进行有效防范。其次要做好地质工程建设的安全规划与部署，积累相应的地质环境水文地质资料，做好前期的影响与成本预算分析，一方面保证水文地质建设对环境影响的最小化，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保证地质工程建设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二）加强外在监督与管理，降低地质环境的二次伤害。水文地质工程的开展需要一定的工程监督与管理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保证管理到位，建设可靠。目前我国水文地质工程在开展实施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水文地质环境受损严重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加强外在监督与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积极做好工程资金的合理分配，采取最优化最环保的施工方案才能保证对地质环境的危害停留在最小范围内。
（三）创新技术手段，走生态环保建设发展之路。科技的不断发展，为我们走生态建设环保建设之路提供了可能，采用先进的管理与施工技术可以获取最科学详实的研究资料，采用科学便捷的建设施工方式可以将其对地质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目前我国大部分水文地质建设都积极尝试采用先进的科技弥补施工过程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常见的有应对地质问题的建筑基本加固技术及建筑底层优化技术，有针对地下水质的检测与过滤技术等等，不一而足。因此通过技术的创新与传统模式的转变实现生态建设环保之路的构建，降低水文地质工程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具有现实可行性与推广性。
3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的科技化发展方向
（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科技化发展所要遵循的线索。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情，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科技化发展应该遵循以下三条线索：一是科学化发展方向应该以国家重点工程为依据，具体包括，南水北调、西北水资源三峡工程等等。 二是科技化发展应该以为政府职能服务、为履行政府法律作为方向。政府职能服务包括地质环境监测、地下水监督利用等等。政府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水资源法以及矿产资源法等等。三是科技化要向多学科延伸。对于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利用地质学基础知识在环境科学以及土木工程学上的应用，由于在工程建设中所涉及专业领域比较广、比较复杂，这就要求向多学科延伸。
篇4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我局自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以来，全系统工作人员严格按照上级的统一安排部署，坚持在工作中学习，以学习促工作，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了市、县政法委的高度评价。
一、严密部署，组织领导到位。首先，局党组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多次召开党组会、局务会研究部署教育活动的开展，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并分阶段制定了具体工作计划。其次，成立了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其他局领导任副组长，相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教育活动的日常工作与督查。再次，局领导实行分片包干联系制度，五名局领导成员除按分管工作负责抓好机关股室的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外，还分别负责联系3个司法所，具体指导、督促教育活动工作的开展。
二、狠抓落实，教育培训到位。学习培训阶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关键阶段。我们采取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专题辅导与座谈讨论相结合等形式，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每名干警都作有一万字以上的学习笔记。围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专题，由局领导精心备课，作专题辅导，专题辅导时间达20小时，参学人数达185人次。同时，在专题辅导后，组织集中讨论，谈心得体会，干警撰写心得体会75篇，论文5篇。教育领导小组4次下乡督查司法所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开展情况，司法所都按县局要求完成了教育培训任务，司法所干警的执法理念进一步端正。
三、发挥职能，确保活动实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是做到执法理念进一步端正，执法能力进一增强，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为此，我们把法治理念教育与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相结合，在学习培训的基础上，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认真对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找出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工作中整改，以整改促进工作，确保教育活动实效。一是尽职调解，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现阶段，是社会矛盾多发期。我局组织全体工作人员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和化解民间矛盾纠纷。自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教育活动以来，组织全县开展大规模矛盾纠纷排查2次，发现纠纷苗头53起，全部消除在萌芽状态，化解5起，制止群体性械斗3起。二是诚信执业，确保服务质量。诚信服务是我局对法律服务人员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更要求全体法律服务人员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自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以来，县公证处着力提升自身形象，打造公证精品工程，服务领域与服务环境提升了一个档次。全体律师与法律工作者坚持服务为民的理念，尽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逐步完善，规章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服务意识明显增强，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全县法律服务工作出现了管理规范、质量优良、执法公正的可喜局面。三是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法制宣传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法制宣传工作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法制宣传这块平台的作用，在法制宣传中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内容，培养广大公职人员特别是政法干警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同时，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宣传到群众，让人民群众逐步树立法治理念，提高全社会的法治化水平。
篇5
关键词：基础课；法治教育；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5-0050-02
一、2013年修订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法律教育部分概述
党的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法治建设做出重大部署。党的十以来，同志多次就法治建设发表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引和思想武器，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法治校园的建设，培养学生成为完整职业人所应具备的法律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倚重于纯粹的“观念意识”的法治教育内容安排不足以应对现实需求。虽然法治教育有思想教育的成分，但法治教育不完全等同于思想教育。面对今天这个高度规则化的社会，必备的法律素质将越来越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就高职教育本身而言，其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学生们的综合职业能力，由于个体性法律素质对综合职业能力的塑造发挥着十分巨大的作用，所以，针对高职学生的法治教育必然是以“法律素质”的培养为中心任务，高职法治教育的内容应从传统型“意识主导”向现代型“素质主导”变革，着重趋向于意识、知识和技能兼容一体的“法律素质”构建，高职院校法治教育应该是一个系统的构建。
新修订的法律基础教育部分最明显特点是增强了法律思想修养和法律意识教育的内容，大量删除了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文，从而使法律部分的内容更具有思想性，使教材内容中的思想道德部分与法律部分有机地融汇为一体。十报告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提出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提出依法行政、文明执法的任务，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在“基础”课教学中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角度，深刻认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准确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和形成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帮助大学生形成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自觉维护法律权威。二是进一步突出宪法的内容，强化宪法权威，加强对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和宪法使命的理解。三是帮助学生了解十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目标。十报告提出的20加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基本目标是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十明确提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切实实施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
二、法律教育部分对基础课教师的挑战
上述法律教育部分内容的修订较此前的版本更为科学合理，而且避免了以往非法学专业的基础课教师需要学习庞杂的部门法的问题，但同时面临着新的挑战。思政课教师要将全体大学生培养成法治国家所需的具备基础法律知识和素养的大学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对于法律部分的关注突出地表现在关注实际的具体的法律问题比较多，部分教师遇到学生的课堂或课后咨询具体的法律问题，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部分老师在法律教育相关专题的教学中讲授“法律基础”部分也更多的是法律知识和概念的讲解，很少涉及法治思想和理念方面的知识。法治思想和理念方面对于非专业的教师难度较高，其也不同于以往具体部门法概述的教学，需要教师从更高的层次上去把握和理解，并且能用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学生的语言阐释，借助经典案例或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对法治思想、精神和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对于法学专业的教师，同样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实际的授课中容易陷入法学专业教学的深度。现实教学中出现的是部分法学专业的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按着法学专业教育的方向上走，但对于学生学习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并且不符合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学生容易陷入艰涩理论学习的困惑中。
三、法律教育部分对基础课教师挑战的对策探究
在思政课教学团队中，由于年龄、职称和专业的组成科学、全面和合理的需要，相当部分教师不具备法学专业背景，然而本门课并未要求必须具备法学专业背景，且不影响实际教学，如前文所述，《基础》课的法律教育部分强调的是思想性的教育，教师只需花功夫研习法律部分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理念即可应对教学需要。研习法律部分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理念须始终围绕着培养大学生的良好法律意识这一主线开展，更侧重于培养大学生遵纪守法的观念，增强大学生法制观念和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研习可分为自主学习和其他系统培训，这里主要探讨系统培训的路径。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在理论教学中教师在授课时除了要透彻地分析教材中的规定的重点内容，还要基于学生实际以及学生需要和关注的法律问题进行讲授。除了教材已规定的选取学生关注度高的法律知识进行讲解，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问题；根据不同专业学生关注不同领域的法律知识进行差别讲授，如财经系的大学生更关注经济领域的法律知识，而食品系学生则更关注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规范。这样结合大学生实际，结合生活，有所取舍，有所侧重，既满足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又能解决法律部分意识和理念方面的教育的需求。在讲授相关专业侧重的基础法律知识的同时也可附带理念和精神的教育。
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教育很重要的是通过消极案例中得出积极的引导，从而树立对法治道路的信心。通过对比事例诱导冲突，然后把两者进行比较，从而引出正面教育。法律部分教学的基本特点是，教师授课过程中每个法往往只能简单带过，蜻蜓点水式的面面俱到反而弱化了法律部分应有的教学效果。教师可从民法、刑法、诉讼法等角度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同时多运用一些“情法冲突”、“情理冲突”的典型案例如长沙的哥撞死劫匪案、南京彭宇事件等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分别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作价值判断，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同时法学专业的教师要注意把握理论讲授的度，并且紧密结合高职高专的培养要求，开辟出特色的教学模式及内容。我院也对此有针对我院情况的思考，以下是我院的情况：
1.教学现状。我院的法治教育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法制意识教育，学生对法律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缺乏法律情感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养成，法治教育效果不明显。教育形式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多采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实践教学环节和课后的认知和行为的培养。学生对校园部分法治教育活动了解和参加得较少，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仍需提高层次和水平。
2.教学优势。目前，已经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精品课程较为成熟，同时已开设法律相关的网络公选课，有固定的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和实践教育常规活动，成立法律服务队并进行规模的校内法律宣传活动，已有按照院办宣传科的文件精神开展活动，已开展校园法制节目的拍摄录制尝试，这些活动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和成效，同时通过这些尝试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以便后续的提升和改进，尤其是通过活动建立法治教育的系统的构建和运行的研究。
3.教学前景。形成地市级的普法品牌活动，提高学生作为完整职业人所必须具备的综合职业素养，为法治校园自下而上的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四、与上述基本状况对应的对策思考
1.课程教学改革。根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授内容和方式的改革，确保培养学生基本意识的主渠道。契合法治教育目的的课程设置上，较为适宜的开设法治教育“活动课程”（《高职学生实用法律知识介绍与体验》）以及其他法律文化和精神类课程，形成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普及模式，即围绕学生实际参与的社会生活来组织课程内容，同时渗透精神和理念层面的教育。
2.社团服务建设。从内容和形式上设计开展既符合学生需求，又与中央精神和主题契合的活动，深化理论学宣讲团（含法律服务队）的建设，提高社团成员的基本素质和服务水平，开展常规模拟法庭活动和主题宣讲活动，录制校园法制节目“不二法门”视频和音频，自行组织（校内和社区）或参与校团委组织的外出法律服务活动，拓展提升学生的理解运用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就近的工业园区以及其他联系的服务点，根据职业院校的特点和特色，以工业园为重点对象进行量身订造的宣传和服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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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法治理念；法律制度
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深化应急管理工作规律性的认识。我国是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较多的国家，国际风险对国内安全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现代社会的高风险性，需要我们增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法治理念，需要我们自觉地依法有效地预防和及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需要我们建立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
一、增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法治理念
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2008年四川汶川5．12大地震的发生，在考量了我国现行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法律制度体系的同时，也考量了各级政府的应急管理的行政法治理念。各级政府在强化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诚信政府等法治理念方面成效显著，为世人瞩目。总结这些年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经验和教训，还应当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律制度，增强以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行政法治理念。
1．增强自觉学习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法律知识的理念。据统计，我国目前已经制定涉及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35件、行政法规37件、部门规章55件。中央、国务院及部门文件110多件，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方面基本上实现有法可依了。各级党委政府都发出了学习贯彻《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规范的通知。但是，一些地方对《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普及落实力度不够，无偿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廊急、自救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落实不够，基层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开展必要的应急演练落实不够，一些公务员对应对突发事件法律体系和规范不甚了了，在面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时，习惯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经验，依法救灾观念亟待增强。
2．增强依法处理非常时期非常事务的法治理念。增强依法处理非常时期非常事务的法治理念，提高依法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是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客观要求，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迫切需要。能否有效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直接考验着政府依法行政理念和应急管理能力。突发性事件的发生需要建立信息畅通、反映迅速、救助及时、保障有力的应急和权力运行机制。但是，打破常规并不等于可以违反法制规范和法治精神。总书记强调：“越是工作重要，越是事情紧急，越是矛盾突出，越要坚持依法办事。”面对突发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公务员缺乏依法行政理念，忽视职权法定和正当程序要求，出台规范性文件的随意性取代了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的权限和程序，导致了群众的反对和专家的批评。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缺乏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执法依据的合法性。
3．增强依法预防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法治理念。为了改变“有钱救灾，无钱防灾”的现状，应当强化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准备制度的监督落实，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应急管理应当重在防范于未然，加大财政投入从目前看，处置突发事件监测网络、预警机制和信息收集与报告制度还需加强，基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危险源、危险区域的调查、登记、风险评估，定期检查、监控还需落实，各单位安全管理制度尚需建立健全，矿山、建筑工地等重点单位和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隐患排查制度和应急预案还不完善，组织社会公众学习安全常识和参加应急演练不够广泛等等。因此，应当加大预防成本的投入。
4．增强全面预防和管理突发事件的法治理念。应急管理应当全面预防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和经济安全事件等，克服“重防人祸、轻防天灾”的管理思维的片面性。近年来，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无论是在这方面的机构建设，责任制度，还是在监测网络、信息收集与报告、应急预案等制度方面，都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使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成效显著。但是，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和经济安全事件等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在思维上防天灾的“弦”绷得不紧，在财力上投入的“钱”不足，在管理上付出的精力不够，在整个工作的“棋盘”上仅仅视为“小卒”。因而，一些地方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不断出现。
5．增强灾害救助中政府职能转变的法制理念。人民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尤其是在大灾难来临之时，尽职尽责的人民政府，更是不可或缺的凝聚人心、协调各方、集中力量的主心骨。非常时期的人民政府必须担负起非常之责任。但是，灾害的突发对我国传统的救灾模式提出了挑战。政府能否把自己过去长期集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组织转移、释放，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履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把该做的事作好，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6．增强动员社会和公众自救与互救的法治理念。在强调政府的行政救助的同时，政府还应当依法增强动员社会和公众自救与互救的法治理念，重视我国38万多个民间组织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共救”、“互救”的力量。从而强化社会广泛参与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理念，提高公众危机意识，提高公众自救与互救能力。应当借鉴德国政府的经验，设立专门的社团、志愿者组织机构。德国的联邦公民保护与灾难救援署，专门负责对志愿者的组织指挥，8万名志愿者训练有素，集中迅速，六小时内可全部集中到其法兰克福机场待命出国进行国际救援。日本在最近二十年来发生的地震中总结了许多教训，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单纯依靠中央政府的行政力量和自卫队救援的“公救”，受灾者自身要超越受灾意识，主动团结起来，更多地依靠互助“共救”和生产“自救”。美国法律规定，每个家庭要有一个72小时的家庭灾难自救计划，要有一个装有食品、药品、自救工具的自救箱。
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行政法律制度
1．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雨天”法案体系尚待健全。近年来，我国加强了突发事件应急法制的立法建设，以宪法为依据，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基本法，以相关荦行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应急预案等为补充的应急法制体系初具规模。但是，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法治政府建设的视角看，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法制体系尚需完善和健全。
一是应当制定紧急状态法。现代法治国家都有国家紧急状态法，我国宪法没有关于各类紧急状态的确认、宣布、期限、解除等环节的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也没有专门的国家紧急状态法。通过制定紧急状态法，规定紧急状态下应急管理的基本准则、管理方法，应急预案及启动程序。明确规定可以宣布紧急状态的具体情形，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保障底线、公民得到救济的途径、方式和手段，政府应对紧急状态采取的非常手段，政府应对紧急状态的组织架构和人事任用，以及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范围、时间和解除紧急状态的程序等。
二是制定落实《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配套制度。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根据本地区实际，研究制订相关配套制度，例如突发事件分级制度，应急预案调研与制定修订程序制度，危险源及危险区域的调查、登记、风险评估和监控制度，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培训制度，突发事件综合性救助、专业性救助与单位专职救助的组织制度，志愿者组织与机构设置制度，应急物资储备及保障制度，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员制度，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制度，社会动员制度，财产征用制度，突发事件信息制度，灾害救助制度等，从而真正履行《突发事件应对法》授权地方政府的法定职责。
三是增强应急预案的合法性、综合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各级各类应急预案应当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保持一致性，需要对于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之前的应急预案进行清理和修订，要对下级的有关应急预案根据上级相应应急预案的修改和补充而及时作出相应的修改和补充，以保障其合法性与协调性。目前的应急预案，大多为应对单一突发事件的预案，而综合性、前瞻性的预案少，如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规定的比例原则在各级各类应急预案中体现得不明确、不充分。
2．建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行政征用法律制度
“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5．12”大地震中充分显现出来。但是，我们又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我们如果仅仅依靠计划经济模式的行政指令来调集人力、物力，来应对突发性天灾人祸事件，又必然显得力不从心和捉襟见肘。在“5．12”大地震中，我们对抗震救灾的大型机具的调动就是如此，即便我们的国有企业服从调动，我们的民营企业和公众鼎立支援，也亟需建立起稳定的常态的行政征用法律制度，才能适应我国灾祸频仍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需要。目前的《土地管理法》、《人民警察法》、《法》、《防震减灾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对行政征用的规定都非常粗疏。因此，应当加快对《行政征用法》的研究和立法工作，对人民政府在突发事件中向单位和个人征用应急救援所需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资等行政征用行为的基本原则、征用条件、征用范围征用程序、征用补偿或赔偿、征用救济、违法责任等作出全面规定，以利于国家在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中，依法强制地征用应急救援物资。
3．建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行政救助法律制度
突发性公共事件来临后，政府必须迅速通过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与调配，提供灾后救助与物质补偿，重建基础设施和公共建设，促进经济补偿、情感补偿、文化及文明保护、生态环境涵养、社会功能恢复等目标的实现。因此，行政救助的定义应当有更加宽泛的内涵，应当突破多数学者对行政救助在对象上的研究局限，即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特定的公民，而应当扩展到特定的区域，即天灾人祸不可抗力波及到的区域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政救助的内容不仅是给予被救助对象的物质权益或与物质相关的权益，而应当扩展到精神、情感、心理的补偿以及灾区社会功能的恢复等。目前我国行政救助的规定散见于<残疾人保障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革命烈士褒扬条例》、《防震减灾法》等。这些规定明显缺乏对政府行政救助的原则、职责、权限、程序等内容的规定；缺乏对救助要件、救助对象、救助形式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缺乏常态的法治化的行政救助制度。需要明确建立政府行政救助的资金来源和保障、资金的专项管理、专款专用的制度，需要明确建立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和自然灾害救助制度，需要明确建立受灾人员的基本生活，提供食品、饮水、取暖、衣被、住所和医疗等临时生活困难救助的制度等。因此，应当借鉴日本的《灾害救助法》、美国的(1974年灾害救济法》，抓紧制定《行政救助法》或《灾祸救助法》。:
4．健全房屋建设质量行政指导和行政监督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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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培育法治文化贵在探索，重在实践。近年来，无锡市认真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法治江苏建设纲要》精神，积极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城市创建工作，突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主题，首力培植法治文化理念，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抓基层、打基础，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不断增强法治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感染力，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深入普法，着力培植法治文化理念
紧密结合无锡实际，紧紧围绕"法治无锡"建设目标，加强领导、完善机制、创新形式、扎实推进普法教育，着力培植法治文化理念，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1、突出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市分别制定了《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的工作意见》和《全市公务员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制定并严格坚持各级理论中心组集体学法、法律讲座、法律知识培训、学法考试、学法情况登记制度等"五项制度"，有效规范和推动了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将法律知识纳入培训计划，保证公务员学法每年不少于40学时，建立全国首个"公务员学法考试日"，每年12月4日组织全市公务员进行学法考试。深入持久的普法宣传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法律素质明显提高；依法执法、依法行政的法治意识进一步增强，推进了重大决策管理的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进程，逐步实现了由注重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深刻转变。
2、突出抓好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根植法治文化思想基础。建立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将法制宣传教育列入学校教育大纲，强化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工作制度，确保学校法制教育的计划、教材、课时、师资四落实。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阵地建设，探索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机制。共建各级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63个，社区青少年法制学校215个。通过举办各类法制讲座，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制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强化青少年群体的法治意识，根据法治文化思想基础，使其自觉按法律法规要求规范言行，形成学法守法护法良好习惯，并影响家庭、社会。
3、面向市民大众普法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在认真组织开展各级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的普法宣传教育的同时，面向社会开展全民法制教育。在企业中开展"诚信守法企业"创评活动，引导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诚信守法，合法经营，并依法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强化对外来人口的法制宣传教育，全市已建农民工法制学校1135所，对新市民的普法覆盖率达85%以上，有效增强了外来务工人员守法意识和维权意识，同时也大大减少了这一群体的违法犯罪率；以"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村）"的创建带动居（村）民的法制教育，"送法下乡"、"法制新风楼"等活动的开展，使群众获得法律知识的渠道多了，居（村）民间的民事纠纷少了，社区（村）法治环境大大改善了。
（二）创新载体，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
无锡把建设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创新载体，研究和落实各项措施，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法治文化建设活动。在总结以往法治文化建设经验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关于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的指导思想、原则及目标任务，活动主要内容和具体要求，全市法治文化建设活动正红红火火地蓬勃开展。
1、大力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无锡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筹建了法治文化理论研究会，组织落实专门人员，并聘请对文化研究有一定造诣的专家、学者，深层次、多角度、宽领域地开展法治文化的理论研究，探索形成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机制。江阴市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加强法治文化产业建设，从根本上解决艺术团剧本的创作、普法教材的开发和推广，20**年2月，正式挂牌成立了"法治文化研发推广中心"，聘请了在江阴工作的省级以上的作家、诗人、书法、美术和摄影等协会委员共18人，专门从事法治文化的研究、创作和推广。至今已创作各类法治文化作品2000余件，出版了《和谐的防线》、《失去旋律的青春》等近百万字的法制文学作品，编写了《说法》、《血泪母子会》等法制文艺剧本60余个，法制艺术团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学校、军营、监所和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地演出200余场，受到普遍赞誉。
2、开展"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创建活动。为以典带面推动法治文化建设，无锡自20**年开始在全市开展"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创建活动。坚持从实际出发，巩固原有的创建成果，在各市（县）区及镇（街道）建设培育了一批各具特色、内容丰富的法治主题公园。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街区、法治书画、图片展示长廊以及各类法治文艺剧团等，去年底命名了首批十个市级"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效应。
3、组织举办中国·无锡"法治建设"论坛。在中国法学会、法制日报社的指导帮助下，自20**年以来，无锡已成功举办两届"法治建设"论坛。今年9月，又将举办以"法治文化"为主题的中国·无锡"法治建设"论坛。通过对法治文化建设的经验交流和理论研讨，同时集中开展广场法律咨询、法治文化建设论文征集、法治文化下乡等各类法治文化建设活动，使更多的干部群众受到普法教育，进一步放大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效应，扩大了法治无锡建设的影响。
4、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文化活动。开展法治文化活动，是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基础。近年来，无锡注重在市（县）区抓好法治讲座，在镇（街道）办好法治讲坛，经常性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各地各部门积极抓好法治文艺活动，创作法治文艺作品，因地制宜地搞好专群结合的法治文艺演出。法治文化创新不断培育出新成果，如宜兴市开辟了11路"法治文化班车"；市司法局创办十五年的《法治时空》节目已延伸拓展出《庭审直击》等16个专题法治节目，此外法治文化宣讲教材编写，优秀法治文化短语评选、书画作品展、法治演讲比赛等法治文化活动正在全市上下蓬勃展开。
（三）固本强基，着力强化法治文化建设基础
1、巩固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阵地。近年来，无锡着力规范和加强各类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设立法制宣传教育辅导站82个，建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63个。组织开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不断加强在校学生的法制教育。在此基础上，积极筹建和完善村、社区法制学校包括新市民法制学校；在各级新闻媒体上普遍开设法制宣传专栏和专题，建立市、区级专门普法网站，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法制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2、注重法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各地积极组建各类法治艺术团、法治文艺演出队、法治文化研究室、法治文化宣讲团、法治文化馆等，筹建了一批法治文化主题公园、法治文化广场等，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各类法治讲坛设施、法治文艺团队和法治文化活动场所，夯实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
3、加强法治文化队伍建设。各地各部门十分注重法治文化队伍建设。一方面不断充实普法宣传力量，形成了普法讲师团队、普法联络员队伍及各类法律服务志愿者组成的普法宣传队伍。全市所有的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都配备了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另一方面，各地积极培育和扶持文艺骨干及演出人员、理论研究人员以及热心法治文化建设的各类人才，为不断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二、当前基层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无锡在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上作出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获取了一些经验。但与建设法治城市的要求相比，与适应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需要相比，法治文化建设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和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对法法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精髓，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法治文化建设是法治城市创建的重要内容，推进法治建设进程，实现法治化目标，必须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但我们基层的一些同志，甚至是少数领导干部对法治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认为经济发展是硬指标，法治文化建设是软任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具体表现在抓法治及法治文化建设的人员配备不足，经费保障不力，工作缺乏规划和指导，推进力度不大，工作成效平平。
2、法治文化建设载体还不多，氛围不够浓厚。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课题，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可借鉴。目前主要存在着载体还不多，活动形式简单陈旧，活动内容不够丰富等问题，法治文化建设氛围不够浓厚，其导向作用和影响力不够明显。一种文化一旦被人们所接受，它对人的行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将在很长时间内产生作用，甚至根深蒂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法治文化建设发展不够平衡。近年来，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各地的法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江阴市委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建设，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加以推进，市委书记亲赴现场调研指导起了很好的引领作用。江阴的法治文化建设红红火火，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江阴大桥法治文化主题公园、江阴法治文化研发推广中心等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工作成效十分明显。但调研中也发现个别地方声音不响、动作不大，工作在原地踏步，与先进地区形成极大反差。
三、深入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面对法治文化建设这个全新课题，需要我们在总结提炼中提高，在探索创新中求进。
1、要进一步突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主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设法治城市的灵魂，也是法治文化建设中必须牢牢把握的主题。在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活动中，在法治文化理论研究中，在广泛开展的法治文化建设活动中，都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文化建设实践，在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大力加强执法为民和公正执法教育，引导广大执法人员树立依法履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把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城市创建的先导性、基础性工程来抓，努力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维护法治的良好风尚。
2、要建立起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无锡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当今无锡正传承创新、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向着文化大市的目标迈进。法治文化建设要善于通过文化建设发展这个纽带，主动融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中。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各方参与法治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法治城市创建相符合的法治文化建设长效机制。要建立责任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协作，合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要建立协调机制，发挥好法治文化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的组织、协调、指导作用，掌握动态，督促检查，有序推进；要建立激励保障机制，明确目标任务，严格考评奖惩，宣扬和激励创新，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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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金融学教学也面临挑战。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诚信危机、风险恐惧，是将来从事金融工作的学生必须要克服的。信用是金融市场运作的根本，一定培养学生的诚信理念；风险理念的培养是为了防范区域风险的聚集效应；还要坚持创新，创新理念是确保金融创新步伐与市场变革相适应的前提；更要培养所有主体要遵法守法，金融人才的法治理念是规范金融市场与维护国家金融利益的根基。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金融学专业学生而言，既是巨大的挑战，又是良好的机遇。在金融学专业人才的理念培养上，应着重树立金融学专业学生的诚信理念、风险理念、创新理念和法治理念。
一、诚信理念的培养
2008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场信用危机，是信用关系中“伦理责任”缺失的后果。在现实金融活动中，诚信就是遵守承诺契约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体系，即包括各种形式的诚信。一般来讲，培养诚信理念包括下述这样三种形式。
1.培养以契约为基础的诚信。所谓以契约为基础的诚信，就是金融活动中应该信守自己的承诺，按照自己的承诺办事。承诺实际上就是当事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因而任何参与主体都必须遵守。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已经和客户拥有了各种形式的契约，那么就应该全方位地自觉地遵守这些契约，而不是去设法逃避契约的约束，更不能曲解和修改契约的内容，甚至于去毁约。
2.培养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诚信。所谓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诚信，就是指有的当事者可能因为信息获取上的阻滞性原因而无法清楚地把握信息中的全部内容，从而不能真实地把握问题的全部的情况；而另外的当事者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能够全面地拥有信息，从而可以真实地把握问题的全部状况。这种信息的非对称性，使得更多地拥有信息的一方处于交易的优势地位，可以说，那种较多掌握信息的当事者，可以借助信息拥有的优势地位而欺骗信息不全的当事者，但是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却并没有去这样干，而是诚信地对待信息不全的一方，这种状况就是信息非对称下的诚信。
3.培养完全考虑当事者利益的诚信。也就是说，一方当事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并没有仅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是充分考虑了当事者的另一方的利益，告诉对方应该怎么做利益才最大。这种考虑对方当事者利益的诚信，是一种最高形式的诚信。完全考虑当事者利益的这种诚信，往往是当事者从对方的利益出发的，所以这种诚信可以说是一种很高形式的诚信。
二、风险理念的培养
金融是资金的聚集地，也是风险的集合体，金融创新和发展总是伴随着风险。风险，源于事物的不确定性，是一种损失或获益的机会。金融风险具有可测性、客观性、不确定性和受益对称性等特征，是客观的、现实的存在，这是由金融过程内在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因此，针对金融学学习，必须培养金融运行的风险理念。
1.培养认识风险的能力。广义的金融风险指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在参与金融活动过程中，因客观环境变化、决策事物或其他原因导致金融资产价值、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狭义的金融风险则指金融机构在从事金融活动时，其资产、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由于金融过程的网络化和金融关系的多样化，金融风险具有极强的联动性、广泛的渗透性和自我增强的传播特性。如果金融风险超过了承受能力，局部、个别的风险就会蔓延、传播开来，从而影响到区域、国家甚至国际范围，形成金融危机，给经济运行和社会福利造成灾难性的后果。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范围广，影响大，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这些危机和动荡不但使一国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危机。
2.培养防范风险的能力。目前，就国内金融市场而言，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被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类资金的流动性明显增强，资金回报率高的区域会吸引其他地区资金的流入。如果该区域的资金高回报是源于投机性的泡沫化，那么该区域会很快成为金融高风险区。我们要加大了对金融监管与市场监管的力度，并重视金融风险的评估、预警和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建设，着力提高防范金融风险、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三、创新理念的培养
1.金融业的发展需要创新。创新既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更是经济发展的本质。金融创新是指金融领域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产生或引进的新事物，从而使得金融体系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其功能。金融创新的内容包括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业务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机构的创新和金融制度的创新，其核心是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工具的创新主要包括规避利率风险的创新、转移风险的创新、增加流动性的创新、信用创造的创新、股权创造型创新、运用高新技术的创新和规避金融管制的创新。
2.要充分认识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培养金融学专业学生全面而辩证地看待金融创新效应。通过对金融工程学等重要专业课程的学习，既要培养金融创新思维、掌握金融创新的技巧和方法，又要把握金融创新的路径和规律、正确认识和理解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金融稳定的关系。金融创新既具有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丰富金融交易品种、使商业银行等存款性金融机构获得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增强经济主体应对和转移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以及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等积极作用，也具有增大金融系统风险、降低金融体系稳定性、加大金融监管难度、削弱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等负面影响。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而直接的原因便是美国金融创新过度，以至以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过滥，以及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次贷衍生品业务及其交易的放任自流，助长了衍生品风险的积聚和爆发。
3.创新需要监管，强化金融监管理念。对中国而言，既不能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而视金融创新为洪水猛兽，抵制金融创新，也不能对金融创新监管过死。明智的策略应该是：一要充分认识金融创新对经济金融的积极作用，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中国现阶段由于金融创新不足，金融产品种类少、结构单一，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因此应完善金融创新的制度环境，大力鼓励和推动金融创新，探索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途径。二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金融监管机构应切实加强跨市场、跨境风险的监管，确保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创新步伐和市场变革相适应。同时，要弄清楚金融创新中的产品结构、层次和风险特征，研究金融创新规律，适时、适度地引导金融创新活动，把握监管力度，避免监管过度和监管缺位，探索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由单向监管向全面监管、由封闭性监管向开放性监管等转变的途径。
四、法治理念的培养
1.培养学生掌握金融法律知识。在依法治国及法律全球化的宏观环境下，金融学专业人才必须确立法治理念。在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风险加大的形势下，政府的“政策规制”只能发挥短期效应，只有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才能形成安全的长效机制。无论国内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还是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序衔接，必须有金融法律制度加以有效调整。目前，中国的金融业发展面临两大挑战，一是金融业发展市场化的挑战，二是金融业发展国际化的挑战。前者主要表现为立法滞后，特别是现有的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导致金融资产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流动性不强，以及金融交易的不规范等。后者主要表现为国内金融市场的“政策导向”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法律调整”相冲突，这也是西方国家以国际贸易平衡为由干涉中国金融市场的“法定借口”。因此，无论是金融专业或任何一个专业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掌握国内金融立法的动态与金融法律制度，熟悉国际金融体制、规则及其相关法律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培养运用法律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犹存、中国正处于金融运行机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完善金融立法，健全金融法律制度至关重要。其一，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化和自主创新会使风险叠加，无论是国际或国内，甚至是区域性的金融风险，只能应对而不能消除。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对安全金融创新、加强系统性风险控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法律制度的确立，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与根本。其二，有利于维护中国的金融利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内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干涉下，人民币处于缓慢升值状况中。境外短期投机资金乘机而入，如果没有很好地运用法律来防范金融风险，势必会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甚至引发金融货币危机。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及其相关法律规定，充分运用好各种法律切实维护中国金融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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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廷贵.对于金融及金融教育理念的一点看法[J].财经科学，2002，(增刊).
篇9
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最主要形式，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新形势下，中国税收环境的变化推进了中国税务工作法制化的进程，也对税务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笔者所在团队于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7月1日对广西地税系统部分市局执法人员随机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期探究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提高税务执法人员法律素质的方法和途径。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有效回收问卷114份，有效回收率为95.0%。
一、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
第一，税务执法人员法治理念现状。
税务执法人员树立法治理念，要求税务执法人员谨遵法律原则和法律目标去把握税收法律事物，唯法至上，正确处理税务执法当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从调查的总体情况看，62.7%的受访者对法律理念有了正确的认识，但仍有37.3%的受访者显示出了混淆或模糊不清晰的状况。分项调查中，如表1所示：
表1 广西国税执法人员法治理念潜在认同度调查
法治理念内容 潜在认同数 潜在认同度
法律至上理念 110 96.5%
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理念 46 40.4%
司法独立理念 103 90.4%
法律普遍性理念 111 97.4%
程序正义理念 33 28.9%
由上表可知，受访者对于上述五项法治理念的内容中，对于法律至上理念、司法独立理念和法律普遍性理念均显示了高度的潜在认同感，潜在认同度均在90%以上。而对于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理念及程序正义理念则显示潜在认同度较低。
第二，税务执法人员税务执法能力知识现状。
税务执法人员的税务执法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我国税收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能否有效运作、国家经济体制发展的稳定和发展以及税法主体权利的维护。我们的调查活动针对税务执法人员的执法知识，从以下几个内容展开调查：
对于行政法基本理论的法律知识内容，71.9%的受访者的掌握熟练，25.8%的受访者的认识则较为模糊，2.3%的受访者掌握较差。
对于税务行政处罚知识的掌握程度喜忧参半，受访者部分知识掌握得很熟练，而部分则不然：114名受访者中，只有不到半数（45.6%）对税务行政处罚体系有一个全面而正确的理解和掌握。
对于税务行政强制方面的法律知识，绝大多数受访者掌握知识的程度并不系统。大多数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114名受访者中，有102人知晓在行政强制当中税务执法人员应有的权力和职责，但仅有14人明确知晓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所拥有的权利。
对于税务行政复议方面的法律知识，仅有40.4%的受访者概念清晰且能正确理解，结果有些差强人意。例如：当被问及“某次税务稽查活动中，行政相对人乙打伤了稽查人员甲，公安机关认定以乙“妨碍公务”，对乙处200元罚款。甲认为处罚过轻，该如何做？”时，有76.4%的受访者选择了“甲对乙受到的处罚决定可先申请行政复议，如对复议决定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殊不知，在公安机关所做的对乙的处罚，甲既不能申请复议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他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权利。
对于税务行政许可方面的法律知识，114名受访者当中，有112名知晓税务行政许可的相关法律条文，但在一些税务行政许可实务当中出现的问题处理上，仅有13.2%能够给出正确且完满的处理方式。
第三，纳税执法人员对税法相关程序了解情况。
正如之前第一部分的调查结果所显示，我们的执法人员法制潜在认同度中并不太重视“程序的正义性”。本次调查中，共有8道问题涉及到了税法程序，受访者回答正确的概率分别是：78.1%、76.3%、81.6%、81.6%、21.9%、75.4%、5.3%及1.67%。有59.6%的受访者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应一律公开。”这部分受访者忽略了另外两个不能公开的情形，即“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由此可见，我们的执法者在一些具体的程序问题上，理论功底不够扎实，对于相关法律程序掌握得不够全面。
综上所述，此次调查暴露出目前广西地税系统执法人员法律素质存在着法律知识掌握不系统，执法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
二、调研样本中发现的问题分析
课题组在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梳理出问题后，进一步针对问题，召开小型座谈会、个别访谈等方式进行深入调研，探究问题原因，归纳如下：
第一，税务执法人员执法理念更新迟滞。
30多年来，税收立法的不断完善，带来的是税收执法理念的重大转变：由“治民”转向“治权”、由单纯维护国家利益转向国家个人利益兼顾，由事实上的计划管理转向法定程序化的公开管理，由“人管人”转向“制度管人”，由权利本位转向社会责任本位等等。然而，税务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更新表现出了滞后现象。长久以来，他们保有着适应原先制度的执法思维方式和套路，主要表现为：认为“执法”即“”；认为“执法”即“执权”和“管人”；认为“执法”即单纯的职业；认为“执法”即“利己”和“实用”。在我们的调查中，调查对象所显示出来的“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理念”缺失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述原因。
第二，日趋复杂的税收执法环境。
随着中国社会大发展时期的到来，税务执法人员所面临的税务执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且日趋复杂，诸如税务法律体系愈发庞杂，造成一些税务执法人员进行税务执法过程当中，面对执法冲突、执法依据等具体的法律问题，难以快速准确地找到解决办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地方政策”凌驾于税收法律之上，造成税务执法人员执法不严；公民纳税意识淡薄等，使很多税务执法人员无所适从。
第三，税务执法队伍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依法治税”还需要一支法制观念强、税收业务精的执法队伍。而当今税务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极大影响了依法治税的形成。税务执法人员虽对税收基本知识掌握熟练，但缺乏基本的法律素养和系统的法律知识，时有曲解和肢解法律法规的现象，更无法融会贯通地运用法律理念去处理税收执法事物。对此，大多税收单位采用的是扩大人员编制的外延式方案来缓解税收人员执法能力低下问题，但治标不治本。内源性的问题还需内源性的改革来解决，提高现有税收执法队伍的法律素质，挖掘内部潜力才是正解。
第四，法制培训机制亟待完善。
在调查中，许多基层税务执法人员都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及时有用的法律知识培训，更新陈旧观念，掌握新知识，提高自身素质，适应时展。
三、建立和完善广西地税系统执法队伍培训管理考核制度
提高广西地税系统执法队伍的法律素质，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和完善税务本系统的法律培训管理考核机制。完备的培训管理考核机制应分为培训、管理以及考核三大块：
第一，建立健全法律培训机制，全面提高税务执法人员素质。
首先，开展应用培训，关键在于讲求培训的实效性。在培训内容上，应依据岗位的需求，按需施教。在培训对象上，应按照文化基础、专业、特长等，将受训对象加以区分，以提高培训效率。在培训时长设计上，应根据培训对象的法律素质高低不同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培训。
其次，注重骨干法律人才培养，使其在整个执法队伍当中起到先锋带头作用。结合工作实际，重点选择部分有培养潜力的人才，送至政法类院校进修，切实提高其法律素养。学成后，可安排至税收执法部门的重要岗位，做好税收执法当中的法务工作，甚至是领导岗位。
第二，实施专业化执法资格能级管理，促进执法人员自我促进和提高。
将执法能力和水平依照分成若干个级别，以该标准作为执法人员业绩评定考核的综合指标之一。税务执法人员须通过业务考试和综合业绩考核等方式来获取级别。此种能及管理方式实为一种激励竞争机制，敦促税务执法人员通过努力工作和涉猎税收法律知识，达到理想的执法资格级别，从而晋升到较高的职位。相反，如若工作不认真努力，不及时更新法律知识，出现错误执法的人员，可能会被降低级别，进而可能带来的是降级减薪。这样，动力与压力并存，可最大程度增强执法人员的法制责任意识，在法律学习当中变被动为主动，形成一股爱岗敬业的良好风气。
第三，严格执法责任追究，敦促税务执法人员不断提高法律素质。
通过制度的约束，严肃执法纪律，严格追究错误执法行为。从以下四方面监督税务人员执法状况，对存在执法错误的人员予以在经济、纪律、行政上的处理，必要时，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以促使税务人员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和素质：
一是合理设置岗位。合理设定执法岗位，采取“一权多岗”的设置，使一个权力达到“分权制约”的效果，实现执法人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
二是明确岗位职责，规范岗位体系。每一个岗位的工作标准和职责权限都应该根据案件数量、执法效果、群众满意度等指标进行标准化构建，科学设置岗位职责。
三是强调责任追究制度，严格遵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法及相关规定制定责任追究措施，通过扣发岗位津贴、降低执法资格能级、取消执法资格以及纪律行政处分等方式，约束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
四是科学监控和整体把握。对每个岗位及个人的工作情况，税务领导干部应心中有数，及时掌握各执法岗位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质量，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处理问题，最大限度消除执法隐患，避免因执法错误造成的重大损失。
四、小结
篇10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 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 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 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 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 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 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 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 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 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 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 1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 2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 3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 4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