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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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李白；儒学思想；出仕思想

李白无论是他的政治活动与非政治活动，还是他的文学创作，都渗透着各种复杂的思想，儒学思想是其主导，道释思想与儒统一于李白的整体思想之中。因此，我们探究李白思想的内核，应注重把握其思想之根――儒家思想并因此旁及其他。

一、儒学思想的核心

积极从政的出仕思想是其儒学思想的核心。陈贻欣认为，其志向虽有如此之多，而且前后又有所改变，然而其中最大最主要，为他长期所追求而始终不渝的则只有一个――想做宰相。李白身处盛唐，而大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入世思想。正如他自己说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梦少府移文书》），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李白《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 “立抵卿相”（李白《与韩荆州书》）。我们分明体味到了一位儒者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

二、儒家的理想抱负与社会现实和个人能力之间的差距

李白有“想做宰相”的理想，想建立盖世功业之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他仰慕传说中作过小贩、屠夫的吕望；仰慕筑过墙，后来建立伟大功勋的傅说；仰慕隐于高阳酒肆的郦食其。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着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他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会不断遭致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李白《赠蔡山人》），三年的翰林供奉，使天真的诗人认识到统治集团与社会现实的黑暗，在他的笔下，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诗篇，“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当时的心理写照。

三、儒与道释的统一

1.唐的政治时代风气与李白思想

唐代的统治者，儒、道、释三教并用，随着唐朝历代皇帝的需要和爱好不同，虽三教地位各有起落，互有消长，但三教并存是基本国策。唐高祖为李氏利益抬高道教；唐太宗根据统治的需要抬高儒教；武则天为了篡唐而大兴佛教，而唐玄宗则儒、道、释并举，且三教摆得很平。李白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儒、道、释思想与唐的政治、时代风气密切相关。

2.儒道释思想的集中体现与统一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李白《答湖州司马迦叶问白是何人》）总觉得他既自称为“谪仙人”，又称自己为“青莲居士”，同时既想当“仙人”又想成“佛”，岂非自相矛盾？其实对于李白来讲，儒、释、道三家思想均对他有深刻影响，故他的思想比起杜甫、王维来，显然较为复杂。他自幼熟读诸子百家，接触道教较早，性格旷达，恃才傲物，不拘小节，因此，他的道家思想特别突出。又因他不拘礼教，不事科举，嘲弄俗儒，走的是终南捷径，又被人误认为是非儒叛道之士，这其实是更大的误解。其实，李白最根本的指导思想，还是济世报国事君荣亲的儒家思想。儒道思想本不相容，但纵观李白的一生，支配他的主导思想是“功成身退”，即“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李白《赠卫尉张卿》其二），这既合于老子“功遂身退”和全身远祸的思想，又符合扶危济弱，不图报答的仗义行为准则；既能施展他的才能抱负，实现他的自身价值，又能保持他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自由；既基于历史的经验：“君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又鉴于现实的教训：“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所以他一再申述自己“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李白《留别王司马嵩》）而主观的理想又不等于现实。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李白的人生理想始终未能实现，愤懑、狂放之情便都产生，于是各种思想统一于李白的一身便成为可能。

篇2

[关键词]“儒” “礼” “仁” “中和、中庸” “性善说” “道德境界”

一、孔孟儒学的意义及地位

儒本来是一种职业，所谓儒者，就是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对于孔孟，这话是不能说的。孔孟虽亦儒者，但他们又创立了儒家。儒家与儒者是不同的。儒者是社会中的教书匠、礼乐专家，这是孔子孟子以前有的。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一个学派。他们也讲诗书礼乐、“古之人”等。但他们不是照着“古之人”讲，而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孔子因其以述为作，所以他不只是儒者，也是儒家的创立人。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了解儒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而要了解儒学，则必须领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二、孔孟儒学思想的具体阐释

儒家是以仁、义、礼、智见称于世的。后人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但孟子讲“四端”则只说道仁、义、礼、智。此四者也是孔子常讲的。将其并列为四，则始于孟子。

先说孔子的“仁”、“礼”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孔子生当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奴隶制一触即溃。面对时局，孔子不惜以年迈之身，周游列国，宣传以礼治国，主张恢复“周礼”以重整社会秩序。其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仁者爱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对“仁”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阐释和规定。从正面讲，“刚毅、木讷近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学而笃直，而同近思，仁在其中矣”。从反面讲，“巧言令色，鲜矣仁”。就其具体的内容而言，仁者即是爱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亦所谓恕，合忠与恕，谓之忠恕之道，忠恕皆是推己及人。忠是推己及人的积极方面说，恕是推己及人的消极方面说。如是“推其所为”，以及他人。所以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是孔子哲学的中心，而忠恕又是“为仁”的下手处。

第二，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求，通过对个体道德的自觉培养，提高修养，使一切视听言动都符合“礼”的要求。能立即能循礼而行，则可以“克己复礼”。

第三，和贵中庸。《论语尧曰》载：尧禅位于舜，教四字之诀“允执其中”，意即以“中道”为政教的准则。舜受尧命，唯中是用。孔子对此大加赞赏。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可以说，它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这些思想，就是其本身而言，有其合理性，但就时局而言却不合潮流。孔子死后，儒家很不景气，杨朱、墨翟的学说很有市场。孟子把自己视为孔子的传人，立志恢复儒学，并对孔子的仁学作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给仁学找到了人性论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把“仁”的道德内涵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基础，建立起仁政学说。

第一，为了寻找仁政学说的自然基础，孟子提出了性善的人性论。性善的核心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下》），即人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又可称为“恻隐之心”，即对别人不幸的同情心。围绕“不忍人之心”，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概括为“四心”。

第二，仁义礼智与人性美。孟子突出了仁、义、礼、智，他把这四者与人性善组成一系列。孟子的仁当然不只停留在动机上，它也要转化为行动，行动的原则是由心而行。由己及人，由亲及疏，孝和亲中亲是仁的根本。仁蕴涵义，是义的行为，不必是仁的行为。孟子所说的礼，指揖让进退之类的行为规范。礼从属于义，是仁义的外在表现，是进入仁义道德之境的门户。智是对于仁义礼的了解。人必对于仁义礼有了解，然后才可以有仁义礼的行为。如无了解，他的行为，虽可以和乎仁义礼，但严格地说，不是仁义礼的行为。其只顺性而行，或顺习而行，他的境界，不是道德境界，而是自然境界。

孟子的思想体系还有道、德、信、思等等，但仁、义、礼、智是核心，其他可视为外延。孟子与孔子相比，伦理内容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孟子的新贡献主要在于把伦理范畴与人性善连接在一起。人伦关系出自人的本能，就这一点论，在儒家伦理观念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儒家的系统性格

民族的心态和性格特征，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也是一个民族的象征。直接影响民族心态和性格特征的是文化的核心，即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儒学作为宗教信仰的民族。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它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必然对中华民族性格特征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构成了我们民族共同的性格和主要的思维方法——道德境界。

儒家讲道德，并不是只宣传些道德规律或道德格言，叫人只死守死记。因此，孔孟从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力求用道德境界的精神遗产进行社会教化，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天下大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积极政治理念，所以儒家把家国并称，把修齐治平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孟子则把他继续向前推演到“仁者无敌”。然而，道德境界的实现，需要个人的高度自觉；个人的自觉当然取决于个人抵制自然欲望的能力、抵制追求利益的过分强烈愿望。孟子提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就是道德境界的最主要最实用的修炼过程。

四、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儒学是人类文化性高度发达的产物，它培养人们特有的高尚道德情操和礼仪文明习性，它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良性互动中发挥过沟通、融合的重要作用，它也会在当代世界文明对话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儒学之所以能够推动世界文明对话，就在于儒学体现了人类的道德自觉，揭示了人生常道，维护了人类的尊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将不仅发扬儒家文化仁爱宽厚的精神，使自己的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进行更深入更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而且中华民族也将以儒学“中和之道”的态度和智慧促进正在发生冲突的各种文明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起到中介和桥梁的作用。

总之，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塑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其消极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隐暗性格。今天，我们已致力于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体系，就不能不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学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分析，使之成为新价值体系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新原道，1986，（11）：16-17.

篇3

·韩愈。正统。郑吉。儒学建立道教。

儒学的传承体系是儒学的延续。在第八中心的社会秩序之后，　这个　减少　属于　儒学　…制造的　信息技术　不能的　到　思想上　抵制　这个　理论的　影响　属于　佛教　和　韩愈努力争取儒家的正统地位。It有必要在佛教和道教保留的现实环境that　is中重新发现历史资源，找到反对佛教和道教的新建议和新资源，通过结构改造重建结构发现。通过“自我修正”的文化和谐和文化取向，　汉　于　澄清　这个　遗产　纯种　属于　儒学　和　肯定　这个　普遍接受的　地位　属于　儒家思想。　通过　这个　文化的　清醒状态　属于　仁爱　和　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构建了以形态主义为中心的知识文化图景和思想体系。

韩愈。形态主义的继承制度。自我纠正。配置主义。“道统”的思想是建立在孟子正统学说的基础上的。孟子描述作为

在儒家传教的传统“尧舜和唐一样有500多年的历史。如果余和皋陶的年龄超过500岁，他们就会看到并知道。如果是唐，他们会听到和知道的。汤至于和文王已经500多岁了，若伊尹和莱朱则见会知道的。如果是文王，他们会听到和知道的。由文王已经500多岁了，因为孔子、太公望和散宜生都会看到并知道。如果说孔子从孔子到今天，一百多岁了，到了圣人的世界，如果说不远的话。如果它靠近圣人的住所，如果它很近，但是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孟子尽心下）

提出，给予和接受圣人的方式是圣王的命令，他从尧、舜、禹、唐和司马移动到孔子，这是道家正统学说的雏形。受此启发，韩愈在《原道》中提出：

·

“斯吾的所谓道与老者和佛陀的道不同。尧是舜，舜是禹，禹是汤，唐是文武周公，文武周公是孔子，孟可在孔子传中，可的死，无法传播。荀与扬也选择了含糊其辞，他的话并不详细。1.“

。他明确提出了尧、舜、禹、唐、文、武、周公和孔子的道家思想，但为什么孟子是孔子之后的传教士，因为他认为“荀与扬也是语焉而不详的专家”。荀、扬虽然也捍卫了儒学的地位，坚持排斥异端的立场，但他的《不精》思想和《蒂凡尼早餐》演讲不像孟子那样清晰，因此不属于这个谱系。韩愈在形式上统一了“道”，继承了孟子。在对“道”的内容解读上，他还继承了孟子的儒道思想，吸收了仁义的内涵。

的《有云：原道》“在《博爱之谓仁》中，修行得体的是义，对的是对的，足的是自，不在外的是德，仁和义被命名，道和德是虚位，因此道中有君子和恶人，德中有恶和善ck.2“在我称之为道德云的

，合仁和正义也是正义的话语，世界的公共话语也是正义的话语。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即以“爱人”为核心。韩愈认为，“仁爱”就是要博爱，并将其付诸实施，以达到相应的效果，即客观行为应该符合标准，做应该做的事，完成应该做的事就是“义”。也就是说，符合“仁”要求的行为就是“义”，而“仁”是在行为中实现的。这样，在这个方向上实现“仁义”境界的行为就是“道”。不受外部环境的限制，充实自己，行仁义是“德”。

韩愈之的“道”是对孔孟“仁”和“义”的继承，起着“礼”的作用。也就是说，孟子从思想内核上肯定了孟子以“仁”、“义”为“道”的理论，在表现形式上是儒家的“礼”，强调了道德的社会规范作用。这是韩愈在中唐时期内忧外患情况的现实需要。

“环游太平洋，然后知道孔子的道路。尊重圣人的道路很容易。王易王和易霸也认为孔子的门徒不尊重圣人圣徒们，就是孟。（《读荀》）3）在

，韩愈将孟子视为继孔子之后儒家的真正传统，肯定和尊重孟子的地位。后来，在《道不得传》中，韩愈将自己与孟子比斯马迁进行比较，并将自己视为继孟子之后儒家的继承者。韩愈以“仁”与“义”继承孔孟之道，重新提及并确立了正统，并将自己视为继孟子之后儒家正统的继承者，即为自己寻找一个生命，一个思想的场所，继承了儒家的仁义之道，延续了这一世系。汉代的儒家经典主要是训诂。今文经在董仲舒时期倡导的《天人感应》和《蒂凡尼早餐》缺乏必要的思想创造力和生命力。因此，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反对传统的注释儒家经典，以汉魏为道，以于文为道。

“自《汉氏》以来，一群儒生只修缮了几百个洞、几千个疮，并在混乱中迷失了方向。它的危险就像一个关键事件，绵绵延延被轻微的解决方案浸透了。”（与孟尚书书）4

"夫君子的于文是这样的?？未来，他将成为一名作家，能够深入探索，以古代圣人为佛法。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会把古代圣人当作佛法，但如果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和扬雄的弟子，他们将来自这里，而不是通常的弟子。如果圣人的道路不需要文则的帮助，他们仍然可以使用它。那些不能成为别人的人，可以建立自己，而那些不跟随的人它也是有文化的，没有人是作家，但今天存在的人必须能够。“（答刘正夫书）5

《其文诗》，易春秋，其法律、礼仪和音乐管理局，民士农工贾，其君主和官员，父亲和儿子，教师和朋友，客人，昆弟人和夫妇。《原道》在

，“王道衰微，礼义的放松，政治和宗教的衰落，学者们突出的政治主体意识。韩愈大力提倡古文运动。古文不仅是说教的工具，也是反映现实的工具。韩愈认为，“皆约六经之旨以成文”通过古代散文创作澄清了国王的仪式和法律，影响和改变了现实社会，使“时俗”成为佛陀和于正的思想。“

”是故道莫大乎是一座仁义的建筑，其教学内容不仅仅是礼仪和司法。《送浮屠文畅师序》7

“这么多学者老去了，新来者看不到整部经文，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这位前国王的所有事情。他们保留着他们所看到的，并将乖隔分隔开来。这是不公平的，二帝三王群的圣人之道非常糟糕。（与孟尚书书）8

的韩愈在《施先生墓铭》中说，“笺注·纷罗混淆了是非“在保持尊师重典传统的同时，除了儒家经典体系之外，我们还特别关注孟子、荀子和扬雄在传承儒家和道教方面的作用“尧以是顺，顺是禹，禹是唐，唐是文，吴，周公，文，吴，周公，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尧舜是第二位皇帝，禹，唐，文，吴是国王为三，周公，孔子和孟子是人类的牧师和圣人。因此，在与孟尚书书中它被称为“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王之道和圣人9的方式是儒家正统思想的体现。

“在古代，对人有很多伤害。如果有圣人，他们会建立他们，然后教他们相互成长和支持的方式。对于之君来说，对于他的老师来说，如果在古代没有圣人，人和类似的人已经被毁灭了很长时间。”（原道）10

“因此，寻求圣人之道的人必须从孟子开始。”（孟子集注）11

尊重正统中的儒家学者，“二帝”和“三王”不再存在，但圣人往往存在。因此，“第一位王之道”实际上是“圣人之道”以仁义为核心,。作为明道大帝的主体，圣人坚持布道治国的政治主张。韩愈想解释的是，传教的方式是儒家圣人的方式，古代圣人的传教方式是“相生养之道”，礼乐刑政和纲常教化是其实现国家治理的政治手段。在

的《原道》中，“道”和“圣人”的关系是：“道沿圣基于特雷文，圣因文基于明道大帝”。在韩愈的《圣人》和《为之君作为教师》中，“君主”和“教师”实际上是有区别的。“道”是形而上学“天”的社会历史范畴，圣人是“道”的具体实施者。以“士”为“师”，以“道”为“王”。“君”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者，“司”是“传道授业解惑”，司是传道者。在

，韩愈将“君主”和“教师”视为“圣人”的现实承载者。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政统”和知识合法性的“道统”在圣人（掌握理论和实践最高权力的君主）的关怀下实现和解与统一。作为维护政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工具是由统治阶级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强烈关注而确信的。《道统》在价值超越性和实践普遍性上是统一的。它不仅是以君主制为代表的政治权力的理论合法性基础，也是统治阶级的一套行为规范和理论范式。

“是夫所谓先王的教诲，谓仁是何也·博爱的教诲。恰当的是正义。正确的是道路。足够的是自我，不在外的是美德。”（原道）12明朝王之道和金的教诲，即，仁义之道与仁义之教。不流动，不只是不流动。这样，通过圣人主体的宣讲和宣讲，建立了以文学（文字）为载体，以弘扬前王仁义为核心的道教圣人（王、师）范式，而古代前国王的宗教则致力于治理今天的国家事务，以做“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

韩愈在儒学定居，并以儒家命名，这表明他的道教思想符合儒道，继承了孟子之后的正统儒学。韩愈的孟学思想是韩愈正统思想的“正己”。韩愈的正统思想通过《正己》的文化定位，界定了儒学之路的传承谱系和儒学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争取儒学的正统地位是为了为儒道思想的延续找到理性和合法性的基础。儒道的“统一”是传统、正统和统一的结合，这意味着具有仁义内涵的儒家圣人之道具有传承正统秩序和意识形态地位的历史，为政治统治和政治重建提供理论支持政治统治秩序。另一方面是重建思想秩序，实现儒学的复兴。

[1]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1）[M]。马其昶，学校笔记。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大学，2014年。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中华书局，2012．

。1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1）[M]。马其昶，校对。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4:20.

2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I）[M]。马其昶，校对。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4:15.

3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I）[M]。马其昶，校对。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4:40.

4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I）[M]。马其昶，校对。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4:24.

5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I）[M]。马其昶，校对。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4:232.

6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I）[M]夏洛克·马其昶，注释。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4:19.

，

7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I）[M]。马其昶，注释。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4:282.

8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I）[M]。马其昶，学校笔记。马茂元，整理。上海：在上海出版古籍。2014:240.

9韩愈在《上宰相书》等文章中被称为“蒂芙尼早餐”，在《原道》等文章中被称为“第一王之道”，在《送王秀才序》等文章中被称为“第一王之道”，在《送浮屠畅文师序》中被称为“孔子之道”，也被称为“二帝三王之道”和“圣人之道”，以及《与孟尚书书》中的“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

10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一）[M]。马其昶，注释。马茂元，校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4:17.

篇4

关键词：孔子儒学；政治思想；认识

孔子儒学产生的背景是顺应当时历史社会发展要求，在当时具有一定伦理思想以及治国学说，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孔子的儒学思想经过多年发展在后期有所改变，对孔子儒学思想的认识应该结合当时孔子的思想以及后来演变的儒学思想，并将这种思想放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把握思想的内涵及本质精神，而不是过于拘泥在一些固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具体主张和结论。

一、孔子儒学思想的特质及其现代启示

孔子的儒学思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具有很强烈的时代印记的，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但是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约束，孔子的儒学思想中不免会有许多思想在当今看来具有落后性。但是探索其思想精髓，还是对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其实和借鉴意义。

（一）孔子的儒学思想中具有现实批判精神

孔子的儒学思想在形成初期十分侧重于社会制度的完善与和谐，也十分重视社会政治实践学说，孔子的儒家学说既参与到了现实政治中，但又与现实政治不能混为一谈，而是保持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并且希望借助于道德方面的理想去转化为现实政治。研究学家认为，在孔子儒学思想中反射出的众多批判性精神都是对当时封建社会的一种反抗，表达了人们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的改革希望。孔子思想中的批判精神是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出发，既包含了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人性的负面因素和表现进行批判，也包含了对现存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秩序的批判。孔子思想中的批判精神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落后，它会一直存在影响着后世人们。

（二）孔子的儒学思想中具有积极创新意识

孔子儒家学说中贯穿中心的有两个字：“礼”和“仁”。从这两个字中可以折射出孔子思想的创新性，虽然在孔子思想中十分推崇“周礼”，但是并没有照搬周礼的所有思想，而是将自己独到的见解融合在“周礼”中，对其进行适应社会的改造工作。

（三）孔子的政治思想注重社会制度的完善和谐

首先，从人心性的角度看，孔子的思想并没有局限于人的内心世界，而是将所有外在的事物解决都放在了内在的生命和心性上，并引导人性朝着好的方向去转变。孔子思想中强调的“礼”与“仁”相对于当时比较严苛的法学思想对比更为重视社会制度的完善及和谐。但是孔子思想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与现代社会制度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去认识去思想的可取之处，对于F代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孔子在儒学思想中体现出的治国思想对我国目前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以及进一步完善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各项社会制度中起到了积极的现代启示。

（四）孔子的政治思想强调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

孔子的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思想是紧密结合的，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所推崇的“王者之道”，其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大同和谐社会理想。在孔子是思想中一直强调要“仁者爱人”鼓励成员之间相互团结、关爱，希望天下统治者实行“仁政”。孔子在这些思想以及表达中都反映出了强烈的道德元素，这些积极的部分是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的。

二、在发掘孔子儒学思想中现代价值时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

（一）注意将孔子的思想传统与现代政治思想理论相结合

孔子政治思想的产生以及应用是受到当时历史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是历史的产物，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过程中，我国将西方文化中存在的一些弊端过于放大，从而极力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以及优势性，从而将两者对立起来，这种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不能沿用和借鉴的。无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具有其强烈的时代背景及历史约束的，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因此在借鉴思想的同时应该结合现代政治思想理论，既能正确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理念也能实现思想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现代思想理念。

（二）孔子儒学思想精神永久传承

孔子的儒学思想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经受到了一定的挫折，我国在革命期间也曾经掀起打到孔家店的热潮，但是在一定时期过去后，人们开始重新思量孔子思想所包含的进步性意义，人们开始意识到，对传统文化和思想并不能一味的全盘否定，而是吸取其中精神精华，剔除糟粕落后的思想。孔子儒学中所传达的政治思想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但其中的精神和内涵仍然值得现代社会去借鉴。

三、总结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逐渐形成的一套治国之道，其中的“仁政”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时局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影响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在孔子政治思想中所涵盖的那些积极因素，会以不同的思想表现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政治、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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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使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中最成熟的作品，叙述明代儒学由理学向心学的发展演变，突出学派的传承，及思想家的学说宗旨。进而对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等基本理论进行了探索，为思想学术史研究建立坚实的基础，并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对后世的历史和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明儒学案》 黄宗羲 思想学术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所著《明儒学案》对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他关于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在中国思想学术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理论 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明清之际以前，出现了《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论六家要旨》、《伊洛渊源录》等论著与资料汇编。其中《庄子·天下篇》就从“道”的分裂来看待学术的发展。它认为远古时期，并无百家之学，只是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才有“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现象出现。西汉时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也明确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种学术，都有共同的目标，只不过出发点不同，理论的深浅有别。《天下篇》和《论六家要旨》评判当时的各种学术，都是以见道的高下远近为根据。 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也认为学术史研究就是要全面反映各种学术体现“道”的曲折过程。他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并举大海与江淮河汉以及泾渭诸水的关系加以说明：“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踯，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1]（《明儒学案·序》，P7）。江淮河汉各支水流虽然各有曲折，但都归趋于海，是海水的组成部分。学术也是如此，虽然各家各派有所不同，但都是道的体现。他认为理想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应该使关于“道”的所有创见都能得到反映，在“竭其心之万殊”的基础上，使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深浅各得，醇疵互见”[1]（《明儒学案·郑性序》，P1）。 黄宗羲反对用一种观点来评判思想学术史。明代周汝登编撰《圣学宗传》，上自伏羲、神农、黄帝、尧、禹、汤、文、武、周、孔、孟、荀，中经董仲舒、杨雄、王通、韩愈、穆修、胡瑗、周、程、张、邵、朱、陆，终至王学诸子，凡18卷。黄宗羲批评它的主观性太强，“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以其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他也反对把思想学术史研究简单等同于史料汇编。孙奇在逢康熙五年（1666年）写成《理学宗传》，凡26卷，正传包括周、二程、张、邵、朱、陆、薛（瑄）、王、罗洪先、顾宪成等十一子，其余诸子分别列入汉儒考，隋儒考、唐儒考、宋儒考、元儒考和明儒考，谓备考。又有附录一卷，谓之补遗。黄宗羲批评这一著作，“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闻见亦陋”[1]（《明儒学案·发凡》，P17）。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思想学术史的价值在于充分显示学术的个性。 “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1]（《明儒学案·发凡》，P18）。他善于从不同的学说理路中归纳整理出符合学术演变规律的合理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炼不同的学说中的内在价值。 《明儒学案》就是根据“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对明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它以时代先后、学派传承为线索，将思想家的传记、学说述评、资料摘录融为一体，力求全面、系统的反映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全书首列《师说》，采选其师刘宗周对明代学术的评论，以示学术渊源，次以崇仁、白沙、河东、三原诸学案，叙述明代学术由理学向心学的过渡，再记以姚江及诸王门学案，着重叙述明代王学的发展与传播，接以止修、泰州、甘泉三学案，叙述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与辩难，并在诸儒学案中兼及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最后纪东林诸子和蕺山学案，以东林诸子为程朱学的殿军，以蕺山为王学的殿军，给后学指示儒学发展的路向。按照黄宗羲的论述，明学的发展包括以下过程：1、明初的理学以朱学为其开端，而以崇仁吴与弼、河东薛瑄学派为明代朱学之大宗。两家学术各有特色：崇仁治学主“涵养”，河东治学重“践履”，崇仁门人陈白沙，发挥师说，倡“静中养出端倪”之学，为明代心学之发端。2、明代中期，王守仁继陈献章而起，王学大昌，成为尔后明学之大宗。王学传人，按其所在地区分成六派，而以江右王门为王学之正传。王门六派在传播师说过程中，渐起分化：或倾向于程、朱的“道问学”，或出入于佛、老之间，或主张和会程、朱与陆、王的学术异同。3、及至明末，刘宗周奋起救王门溺禅之弊，以“慎独”之学继承、发扬陆、王“本心之学”，因而成为明代王学之殿军、陆王心学之总结者。在王学的兴起及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有止修、泰州等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有湛学与王学的辩难，有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还出现了王廷相、吕坤等人的非理学倾向。这些非王学派别对陆王心学的修正、辩难和批评，是明代中后期理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黄宗羲总结明学的发展历史，“道”是他最主要的标准，任何思想学术，只要对“道”的显现有一定创见，都能在他的学案中得到体现。那么，他所谓“道”到底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 首先，“道”包括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什么是宇宙的本体，理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张载认为“气”是万物的本体，程、朱认为“天理”是万物的本体，而陆九渊认为“心”是万物的本体。明学的主要创见是，王阳明充分论证了“心”是万物的本体。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一方面认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1]（《明儒学案·蕺山学案语录》，P1520），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地万物本“无物”，“无物”者，“统于吾心者也”，归根到底，他以“吾心”为宇宙本原。黄宗羲说：“盈天地皆心也”，肯定“心”是宇宙本体，但他的“心”本体说力图包括理学的探索成果。他认为“心”“理”不二，说：“天地万物之理，不外于腔子里，故见心之广大”[1]（《明儒学案·文简湛甘泉先生若水》，P877），天地万物之理俱在我心的认识范围之内。“后之学者错会前贤之意，以为此理悬空于天地万物之间，吾从而穷之，不几于义外乎？此处一差，则万殊不能归一”[1]（《明儒学案·序》，P7）。如果认为“理”是先验的，超越于天地之外、万物之上，那样去格物穷理，就是本末倒置，事倍而功半。“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1]（《明儒学案·黄梨洲先生原序》，P9）。他又特别重视气，认为理气合一：“宇宙间一气也。即使天地混沌，人物消尽，只一空虚，亦属气耳”[1]（《明儒学案·太常王塘南先生时槐》，P469）。“天地之间只有气，更无理，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1]（《明儒学案·肃敏王竣川先生廷相》，P1175）。气为天地万物之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1]（《明儒学案·学正曹月川先生端》，P1064）。黄宗羲甚至说，理学、气学之名只是人们通过不同方式、角度认知“道”的不同，它们都统一于“心”。 其次，“道”包括对人类特性的认识。黄宗羲坚持性善论，“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轇轕纷纭，历然不昧者，是所谓性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1]（《明儒学案·文庄罗整菴先生钦顺》，P1109）。他认为对人而言，变者为心，不变者为性，因为“气之流行，不能无过不及，故人之所禀，不能无偏。气质虽偏，而中正者未尝不在也”[1]（《明儒学案·太仆吕巾石先生怀》，P912）。所以“儒者之道，从至变之中，以得其不变者，而后心与理一。……性无不善，心则动静感应，不一其端而真妄杂焉”[1]（《明儒学案·文敬胡敬斋先生居仁》，P30）。 再次，“道”包括人生体道方式的认识。黄宗羲的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实践的哲学。他解释阳明的“致良知”说“致字即是行字”[1]（《明儒学案·姚江学案》，P179）。认为阳明“‘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多以意见搀和，……非复立言之本意”[1]（《明儒学案·姚江学案》，P180）。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对王阳明的“四句教”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王阳明讲“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恶也，……为好善恶恶者，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性也。阳明于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良知是本体，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1]（《明儒学案·东林学案》，P1379）。关于“四无”与“四有”之辨的重新诠释，反映了他在这类虚实问题上避虚就实的基本看法。 黄宗羲评判思想学术史对“道”本依据的实践，反映出他“和而不同”的哲学史观与“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哲学体验。

二 黄宗羲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史的方法 黄宗羲《明儒学案》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主要方法表现为： 第一，他对史料非常重视，《明儒学案》的资料都是直接由原著中提炼出来。“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1]（《明儒学案·发凡》，P17）。 第二，他指出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应该抓住思想家的宗旨，把握思想家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学者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由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1]（《明儒学案·发凡》，P17）。他认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1]（《明儒学案·发凡》，P17）。通过对明学中主要表现为心性、理气、性情之辨，气质与义理之性之辨，本体与工夫之辨等等问题的讨论，黄宗羲对明代思想家的学说宗旨进行了提炼，至今对于我们理解明儒的思想仍具参考价值。如白沙主“静”，河东主“敬”，阳明宗旨“致良知”，甘泉宗旨“随处体认天理”，蕺山“慎独”等。 第三，他重视学派在思想学术史研究中的地位。黄宗羲网罗明代众多理学家，为之分别学派，为每一学派立一学案，学案前几乎都有序言，以说明该学派的盛衰传递。他论崇仁学派吴与弼“其相传一脉，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镬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1]（《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P14），清晰的说明崇仁学派的思想脉络，又厘清了与白沙学派的关系。他认为“有明之学，自白沙始入精微”，而“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寥寥数语，勾勒出当时的学术发展大势。又论姚江、甘泉“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遞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1]（《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一》，P876），道出了王学与湛学密切联系。学派分析为剖析明代儒学源流、思想演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他重视思想家生平行事的考察，力求真实的体现学者的全人格。黄宗羲重视分析思想家们的思想与行为是否一致，他认为只有言行一致的思想才是真正代表思想家认识境界的思想，否则，不管多么高深玄妙，终究是“虚弄精魂”。这样就不得不对关系学者生平节义出处的一些史料加以仔细辨明，如吴与弼讼弟并为权臣石亨作跋、薛瑄与太监王振的关系、追还有疾生员廪米、陈献章与太监梁方的关系等等，黄宗羲多设身处地，加以辩辟。全书无处不体现出他对真儒者、真儒学的理解。他所理想的儒者，一方面博学慎思，“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2]（《鲒埼亭文集选注·黄梨洲先生神道碑》，P99），另一方面，又能经世致用，他表彰东林诸子等讲学清议、抨击弊政的行为，和“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1]（《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p1375）的风范。钱穆说他“欲冶文苑、儒林、道学于一炉，重复古者儒之大全”，并且“欲推学术事功而一之”[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32），这其实也是晚明学者共同的思想趋向。《明儒学案》不为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等人立学案，就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或入于禅，或“一变而为（张）仪、（苏）秦之学矣”，已经“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1]（《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P703），言行不能统一。 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方法论与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史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使他的著作更加成熟、完善，较前人的研究具有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研究做出重大突破，不仅给后人留下大量研究明代思想史的翔实资料，也为中国思想史学科理论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三 黄宗羲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影响 黄宗羲关于思想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为后来的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者所继承和发展。章学诚也曾对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有所评价，说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有浓郁的“言性命者，必究于史”[4]（《文史通义·浙东学术》，P523）的风格：“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黄宗羲试图把思想置于“历史”中加以解释，这种“历史”意识启示后人从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看待思想学术。后来的全祖望《宋元学案》就是秉承其意，再有《清学案小识》、《清儒学案》等继起之作，虽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及，但实际上刺激推动了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兴盛。 当然，《明儒学案》中体现的黄宗羲的学术史观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将学术史研究局限于儒学范围内，不能从更加宽广的视野中客观的看待佛教、道教思想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对学术史研究领域中文明交往和文化融合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入，这也给后来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20世纪初年，中国的学者们试图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道”这一核心范畴做出新的解说。他们认为，要明确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内容，首先应该抛弃传统的道统观念，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诸子百家之学，只要是在学术史上确有创见的思想学术，都应在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次应参考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原理来分析传统学术，对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创见做出有条理的解释。 191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认为，如果要对中国学术史的史料做贯通性的整理，就“不可不借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5]（《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P28）。他参照西方哲学观念，将哲学学问分为六个部分：讨论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讨论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的名学与知识论，讨论人生在世如何行为的人生哲学（又叫伦理学），讨论怎样才能使人有知识、有思想、行善去恶的教育哲学，讨论社会国家应如何组织、如何管理的政治哲学，讨论人生究竟有何归宿的宗教哲学。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上册1931年，下册1934年）同样认为，要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对它做贯通性的理解，就不可不参照西洋哲学：“今欲讲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6]（《中国哲学史》上册，《子学时代·绪论》，P1）。他把哲学分为三大部分：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 侯外庐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道”，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至少应包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所谓“哲学思想”，即思想家对世界总体的认识，包括人对自身的认识、人对社会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以及人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侯外庐认为，用实用主义，冯友兰用实在论思想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情形[7](《韧的追求》，P193，P265-266)。中国哲学思想主要通过“天道”、“人道”、“天道”与“人道”如何统一等命题显示出来。所谓“逻辑思想”，即思想家阐发思想观点的方法。侯外庐认为任何思想家的思想，都有一定的方法论做根据。这种方法渗透在思想家表达思想的整个过程，反映出思想家的思维模式。如果对思想家们的思想方法有所把握，就不难了解当时的思维水平。所谓社会思想，即思想家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和理论。侯外庐认为社会思想是中国思想学术的核心。相对而言，中国历史上缺少纯粹学术化的思想传统，任何思想都以社会现实问题做为出发点和归宿。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非常成熟。中国社会思想主要通过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社会理想等方面的内涵显示出来，同时也反映在对法律、经济、军事、民族等到具体社会问题的思索之中，甚至体现在社会心理之中。①侯外庐特别指出，中国思想史虽然要研究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8](《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P11)。他的助手张岂之也曾经这样概括：“思想史就是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思想史就是研究人类历史上社会思想意识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学科”[9](《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载《儒学·理学·实学·新学》，P296)。可见侯外庐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史，并不是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的简单拼凑，而是以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作为支撑，以社会思想作为核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是这一有机整体发展演变的历史。简单地说，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学科，是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历史的学科。 非但如此，20世纪的学人们还对《明儒学案》研究思想学术史的方法做了发展。梁启超评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时，说《明儒学案》提出了撰著学术史的四个必要条件：一是要网罗一个时代的各个重要学派；二要对各家学说作提纲挈领的勾勒；三要忠于事实：四要在对其人所处时代和经历的叙述中体现其全人格。他认为这四点是著作学术史的基本要求，“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1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58)。 1918年，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导言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做了比较系统的讨论，他提出“述学”、“明变”、“求因”、“评判”四步骤，根本功夫不外两条：一是对材料校勘，二是参照其它哲学资料，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胳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也就是说，要找出中国思想学术的条理，首先要在资料的搜集审定和整理上下一番功夫，同时也必须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参照作用。 侯外庐认为，对思想家体系化的思想的分析，必须抓住思想家的宗旨，离开了思想家的宗旨，就难以理解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同时，“研究思想史不能不研究学派”。他说：“思想史上各种学派的产生及其融合和批判、吸收和排斥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展现出人类思想在其自身矛盾运动中的丰富多样性，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思潮的某些特点。因此，研究思想史不能不研究学派。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不同学派的形成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凭藉，进而了解它们在思想内容、观点、方法乃至风格方面的不同特点，而且更加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学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那些彼此对立的学派尤其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分清其脉胳”[8](《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P13)。 侯外庐还指出，如果要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还必须把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史的具体背景，把二者贯通起来。他说：“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要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11]（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P28）。否则，对于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必流于附会臆度”[12]（《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P1）。这就必须“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的探讨。侯外庐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13]（《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P157），确立了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他根据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剖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他还对社会史如何与思想史相贯通，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思路。他特别重视社会思潮的研究，认为社会思潮是联系历史与思想的关键中介。侯先生认为，任何思想都有一定的阶级倾向，都代表一定的利益。挖掘思想背后的阶级根源，有助于正确把握思想的主流倾向。但侯先生同时认为，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对立性。研究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不能把所有的思想都归结于经济发展的支配作用。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最重要的创见，它不但为合符真实的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且为科学地解剖中国思想学术史，挖掘思想背景的社会原因提供了依据。 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与传统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相比，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中，我们不时发现黄宗羲《明儒学案》影子。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要发展，都不可能割断其学科发展的历史，中国现代思想史学科就是从传统思想学术史研究发展而来。深入理解传统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于今天如何深化中国思想史研究或许会有一定的启示。

参考书目： [1](明)黄宗羲.《明儒学案》(M)，中华书局，1985年 [2](清)全祖望著.黄云眉注《鲒埼亭文集选注》(M)，齐鲁书社，1982年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商务印书馆，1997年 [4]章学诚. 《文史通义》(M)，中华书局，2000年 [5]姜义华主编.《学术文集》上册(M)，中华书局1991年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中华书局1984年 [7] 侯外庐. 《韧的追求》(M)，三联书店，1985年 [8] 侯外庐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 [9] 张岂之 《儒学·理学·实学·新学》(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1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东方出版社，1996年 [11]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7年 [12]侯外庐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M)，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侯外庐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M)，人民出版社，1993年

篇6

摘要：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是儒家美学的开端，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流派，儒家美学与道家美学、楚骚美学、禅宗美学共同构成了中国美学史上的四大思潮，对儒家美学得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把握中国美学思想。本文主要从人格美、艺术美、自然美三个方面论述了儒家的美学思想，从而去更深入的把握对中国美学史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儒家美学。

关键词：仁；中和；人格美；艺术美；自然美

追溯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历程，就可以发现中国古典美学的基础奠定于先秦。从理论形态上看，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源头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和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美学思想。比较而言，儒道两家是构成中国美学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源远流长，可谓“中流砥柱”，它们与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美学史上的四大思潮。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更是对中国的美学、哲学、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和荀子。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盛会的礼乐传统，以“仁学”作为分析和解决美和艺术的根本立场，为儒家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儒家的美学思想在以儒学“仁学”学说为哲学基础的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强调的是个体心理欲求与社会伦理规范之间的相互统一。孔子美学的基本点就在于：一方面充分肯定满足个体心理欲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处处强调把这种心理欲求的满足导向伦理规范。所以，孔子的美学也是他的“仁学”的延伸和发展，其目的是为了“礼”的实现。孟子的美学思想是孔子美学思想的继续，在他所著的《孟子》中，对以道德品性为特征的“仁义”和以美善统一为特征的“中和”等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还进一步完善了孔子关于人格美的思想。孟子之后，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者便是荀子，他所著《荀子》一书的美学思想比较集中的反映在《礼论》和《乐论》等篇中。荀子是从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两方面来考察审美和艺术活动的，与孟子不同，荀子对美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肯定人的审美要求的现实感性的自然基础，肯定符合礼义前提下的自然欲望的自然基础，肯定符合礼义前提下的自然欲望的满足，“所以，要求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相统一，是贯穿整个荀子美学的基本原则。”① 这一原则其实也是儒家美学追求“中和”境界的美学理想的继续。荀子的美学思想直接影响了《乐记》、《春秋繁露》等一些儒家的经典，并对后来的汉儒美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总的来看，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三位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虽然在美学思想的一些具体问题上看法有异，但在总的倾向上还是一致的，他们的美学思想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人格美、艺术美和自然美这三个方面。

一、人格美

众所周知，先秦儒家思想的伦理色彩及浓，孔子从“仁”的思想出发，想努力塑造出一种完善的人格，他对人的内在精神之美做出过许多的论述，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以“仁”为始终的精神追求。从政治上看，“仁”就是要“复礼”，即“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恢复“周礼”，这样天下可大治，而“仁学”也就可以实现。“仁”的目的在于恢复“礼”，是“礼”的内在依据，在孔子看来，尽管“复礼”是他的最高政治目标，但“仁”比“礼”更重要，人应该由“仁”而进“礼”。“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仁”体现到社会生活中，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从个人看，“仁”就是要“成人”，即成为具有道德美、人格美的文质彬彬的句子。这里，“仁”作为立身的根基，目的就在造就仁人君子。“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这是孔子以“仁”为核心对君子人格上，精神上的美的形成作的概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他把内在的正值和仁义作为君子内在所固有的品质，“仁”变为了人内在的无限道德潜能，正因如此，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这也就是说，人只要发扬他的主动性，都可以成为具有人格美的君子。《论语》中的这些记载，都标明了孔子思想中以“仁”为核心的人格美追求。

就君子的人格美的审美追求而言，孔子主张“文质彬彬”。这是把美善统一的要求运用到人格修养上的体现，它强调的是文质统一。在这里，文着重指礼乐素养，质着重指仁义之道的伦理品质。他认为，人没有礼乐素养，就显得土头土脑；但光有礼乐素养，缺乏仁义之道的伦理品质，礼乐素养又会变成华而不实的虚饰。所以孔子在扬弃这两种片面性之后，提出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亦即强调完满的人，应该礼乐素养与仁义之道二者兼而有之。②这告诉我们，真正的仁人君子，修养必须是全面的，文质并茂，才是君子的理想境界。

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人格美的思想，并做了更明确的阐述。《孟子》中有这样一段话：“‘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告子下》）孟子在这里把以“仁”为核心的理想人格发展过程分为六个等级：善、信、美、大、圣、神。孟子主张“性善”，认为善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善真实的存在于人本身，那就是“信”的境界，集“善”和“信”于一身就是“美”，而“大、圣、神”则是更高的人生境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所谓的人格美就是要人发扬自己的“善”性，以养成一种“配义与道”、“集义所生”和“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使之成为“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道德主体！后世称那些无所畏惧、积极进取的仁人志士具有“儒家风范”，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孟子所述的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格美。

先秦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也对人格美有自己的见解。他与孟子主张“性善”相反，提出了“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这就是荀子所讲的“化性而起伪”的人格美。

先秦儒家的人格美论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历史上许多的仁人志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儒家的人格美作为其人生理想，中国文人历来在为人处世上追求一种“儒学风范”，这些都是儒家美学对人格美理想的重要影响。

二、艺术美

先秦儒家的哲学基础与政治主张影响了他们对艺术美的看法，决定了他们对文学艺术的积极的功利态度。

（一）“兴、观、群、怨”

儒家美学特别强调艺术的社会功用，孔子就提出过著名的“兴、观、群、怨”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阳货》）③所谓“兴”是指诗歌对欣赏者的精神感发作用，它的价值在于使人“引譬连类”（孔安国）、“感发意志”（朱熹）。正是由于孔子的启发，“兴”成了中国诗学中的重要概念。所谓“观”，郑玄说是“观风俗之盛衰”，朱熹说是“考见得失”，这都是在谈文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作用，它启示艺术家必须缘事缘情而发，不能无病，为文造情。“群”指的是文艺使人情感交流、相互理解。所谓“怨”，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诗把内心郁结的怨愤宣泄出来，使内心复归平静。“兴”与“怨”侧重于个体心理体验的抒发，“观”与“群”侧重于文艺接受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但总的都是强调艺术的功能和作用，尤其是诗乐对人的教化作用。

（二）“尽善尽美”

在艺术标准的问题上，孔子十分重视艺术的美与善的统一，提出了“尽善尽美”说。《论语・八佾》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由于《韶》乐的内容表现了尧舜禅让之事，符合道德要求，表达了一种仁义礼智的理想，故而孔子评其为尽善尽美；而对《武》乐，因其表现战争内容，不符合道德要求，所以孔子评其为尽美而未尽善。《论语・述而》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只有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也即善与美相统一的作品才合乎他的审美理想，也只有尽善尽美的作品才能给人以如此强烈而持久的审美享受！

（三）“中和”之美

孔子把美善统一的要求运用到人格修养上就是要求文质统一，“文质彬彬”；而运用到艺术审美标准上则是主张“乐而不，哀而不伤”和“过犹不及”的中和之美，这也是他所提出的美学批评的“中庸”尺度。他主张艺术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只有这样的情感才符合“礼”的要求，才是审美的情感。④艺术情感表现中只有情与理的和谐统一才是最理想的，超度的情感表现不符合“中庸”原则，达不到美善统一的标准。孔子严格恪守“中和”论，使他的文艺美学具有浓重的中庸色彩。后来，《诗大序》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对后世崇尚“中和”之美的正统美学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

（四）“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

这是孟子就诗歌等艺术的欣赏方法提出的主张。《孟子・万章上》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就是说，正确理解诗歌的方法是不局限于字面的表层结构分析，不让“辞”妨碍自己正确理解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志向，而要依据诗歌的正确辞“意”，经过回溯或探究的方式来推断出诗人的情思志向。所以，孟子认为评论诗乃至其它文艺作品的最好办法是“以意逆志”，只有从作品给人的总体印象与感受出发，然后由此去揣摩作者原来的意图，这样才能避免“断章取义”，从而真正理解诗歌。由此可见，孟子看到了艺术的特殊性，看出了艺术批评与一般批评的差异。另外，孟子还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说法，这可以看作是对“以意逆志”的补充。同样出自《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文艺作品是人写的，这就要求批评者（欣赏者）要对作者的时代背景（“世”）、个性特点（“人”）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的“逆志”。应该说孟子的主张是有很强的可行性的，这种鉴赏方法也始终为后世所用。

（五）音乐“以定和”说

重视诗教和乐教是儒家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孟子和荀子都明确的指出，音乐能够陶冶人的情操，教化人的道德，荀子则更是认为音乐能够从情感上协调人们的社会关系，使人们能够和睦相处。《乐论》中就说：“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很明显荀子是十分推崇音乐的教化作用的，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乐记》。

三、自然美

同道家的自然精神一样，儒家美学中的自然精神也有突出的表现，这主要体现在“比德”说和“天人合一”这两个思想上。

（一）“比德”说

道家是主张将人化入自然，以自然为道德范本；儒家则是以自然比附道德，将自然人格化。《荀子・法行》云：“夫玉者，君子比德焉”。荀子这里的“比德”二字，很精辟的点出了儒家自然美论的特征要义！从《论语》看，孔子是以“比德”的方式去欣赏自然的，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雍也》）自然的外部特点与人的内在追求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所以自然才能成为一种道德象征，人的道德感才能投射到自然景物上去，可见“比德”说认为自然之所以美的主导方面就在审美主体内在的“德”。所以，观赏自然美不是只去认识自然的属性，而是要借着自然物的形式特点来高扬表现人的道德情感。“比德”说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和文化。在儒家传统思想中，都秉持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人顺应天，天人和谐。董仲舒就是在儒家天人关系的思想上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观念，并逐渐为中国艺术家们所推崇，从这一观念出发，中国美学强调人的审美意识顺应符合自然，强调审美过程中的物我统一、心物感应，最终使“天人合一”成为一个核心的美学范畴。

结语：

以上，我们分别从人格美、艺术美、自然美三个方面对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作了简单的总结，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美学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以“仁学”为基础，“中和”之美为准则，注重美和善的统一，在人格上，推崇“文质彬彬”的君子和“善养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在艺术上，充分肯定艺术的作用和价值，强调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在自然美领域，主张“比德”说，倾向于从伦理道德以及人格心理结构的角度去观照自然景物。正是通过这些方面，儒家美学才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据了崇高的地位，并在华夏民族的文化扉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页

②张涵.《美学大观》[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③杨伯峻.《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④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张涵.《美学大观》[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王兴华.《中国美学论稿》[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张毅.《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篇7

摘 要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研究和学习优秀的儒家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中,对大学生完善个人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儒家思想 现代大学生 教育 价值观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其中的糟粕固然应该完全抛弃,但其中不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儒家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校园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研究和学习优秀的儒家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中,对大学生完善个人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现代大学生学习儒家思想有助于人格的自身的完善

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而孔子心中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所谓的圣人是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但是,“圣人”的标准远非常人所能企及,“君子”却是人人都可追求的一种品格。《论语》中指出,所谓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在孔子的心中,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成为君子。现代的大学生学习儒家思想,要追求高尚的气节、凛然的正气,要像君子一样,做到“修己”,“安人”。君子以仁为根本,首先必须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其次要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和多种才能。那么大学生在实现君子的途径中要反身内求,注重自身修养。“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凡事要严于律己,时时反思,如此“人皆可以为尧舜”。现代大学生要注意意志力的磨练在完善自我人格中的意义。做到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不弘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

二、学习儒家思想有助于大学生理想的实现

孔子非常重视立志的作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君子谋道不谋食……优道不优贫”。孟子与孔子一样重视立志。他认为首先应“尚志”,就是要“居仁由义”,“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在强调立志的同时,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养气”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把“志”与“气”结合在一起,以立志为基础,养成大丈夫“浩然之气”。宋代朱熹认为“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日: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王守仁亦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都充分注意到立志在强化个人修养心性的动机上的作用。作为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强调立志乐道的重要性,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义利、生死等问题。作为君子,当个人利益与道德要求发生冲突时,为了保持仁的道德价值,实现仁德,他会自觉地牺牲一切。传统儒家道德教育强调立志乐道,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学习儒家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自律意识

儒家认为,人应该有一种对自己负责的精神,要做到“仁者爱人”,这种道德的具体体现就是君子、仁人。而仁又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主要含义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了“仁者亲亲”,指父母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 “仁者爱人”,指血缘以外的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只有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情之爱,才能进一步把这种爱传达给社会上的人,推己及人,去爱别人,把仁由血缘亲情之爱转化成人与人的一般关系的准则。另外,儒家的“中和”观,倡导“尚中贵和”理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自觉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发展。孔子从“泛爱众”的仁爱思想出发,爱父母亲人到爱别人,进一步延伸到爱万事万物,不仅关注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道德的关心从人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实现他的“天下归仁”,形成合理的天人观。“仁者爱人”,是中华民族人道主义或曰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看到了人的价值,强调对人的关爱。现代的大学生学习仁爱思想又助于协调人际关系。现代大学生野应该学习传统道德中的中庸“以和为贵”的原则,来缓解日后竞争中出现的人际关系的紧张。另外还有助于现代大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建构和谐社会。要想成为有道德的人,不光要知仁,更要好仁、乐仁,要把仁作为自已的人生观,以行仁为乐。传统儒学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论进退穷达,人都不应该丧失求善之心,尤其身处逆境,更应该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要有充实的精神生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刻意追求物质享受的人生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与爱人和修身紧密相联的是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在传统儒学看来,人首先应该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人而存在,故不能以自己的私利为满足,个人的利益应符合家庭的利益,服从社会的利益。它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口号,修身、齐家是对个人的基本道德要求,而作为一个有道德理想的人还应该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修身的结果就是培养“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午年的历史长何中不断发展、进步,就是因为拥有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广大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在他们的人生观尚未形成之时,要加强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不仅要对他们进行仁爱思想的教育(仁爱思想在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具有超时空性),更应该对他们进行乌克思主义人生观教育和职业道德、民族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提高他们的内在精神素质,使他们真正成为跨世纪人才,以便能担负起四化建设的重担。

四、通过学习儒家思想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儒学有很强的入世精神,主张积极参与社会,关心社会,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德之不修,学之不柑,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优也”,以国家社会的命运为自己忧虑的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孔子追求“天下归仁”的理想,把“仁”上升到一个理想的精神境界,“杀身成仁”,为了追求美好的社会理想,愿意以生命来换取。后来儒家学者进一步把孔子的人世精神,追求个人人格的完善和服务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家和国、个人与集体、个人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传达了中华民族千年深蕴的民族自豪感和高度的责任感。传统儒家道德教育的优秀成果与我们力图达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一致的、兼容的。传统儒家道德教育,长期以来,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人民彼此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它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情感。

五、儒家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交能力

儒家思想中孔子提出的“和为贵”的人和理念,有助于现代的大学生协调个人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化解踏入社会后遇到的危机“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则多力”的和谐思想指要协调好各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倡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要和谐共处。“和”何以可能?孔子说:“仁者,爱人”。即孔子主张仁爱论,要求“泛爱众”。这种普遍的仁爱能使我们现代得大学生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他人,做到人和人之间能“和”。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指导人们要向君子学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才能与人和处。中记载子贡问孔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孔子把“恕”看成是与人善处、保持人际间和立共存的基础。“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与人”。可见,恕道是平等待人,推己及人,是济人济物之德,是人际间和立共存。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态度,该思想意味着相互差别的事物可以共生、和处。和处并不抹杀个体特性,有差别也并不意味着非要斗个你死我活。这正是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谐”观念的基本要求,即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成员保存普遍的尊重和敬爱,实现人际关系温馨协调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人际和谐团结不是没有意见分歧和思想交锋的一团和气,而是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对话、切磋、讨论,从而达到互相理解、互相容忍、协调统一、和谐互动。这就是所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和谐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相互差别的事物在共处中吸收有利于自己的因素而达到和谐。即使有矛盾,矛盾双方经过冲突和斗争,最终必定以“和”的方式解决矛盾。正如张载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中庸》讲“道并行而不相悖”也是这个道理。

总之,大学生肩负着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加强大学课堂中的儒学教育,充分发挥儒家思想优秀文化遗产的积极作用,对大学生完善个人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乌恩溥.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潘光旦.中和位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高长山.荀子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篇8

儒家学派自其创派起，就保持了对人的现实学习活动中诸问题的高度关注。学习思想始终不离儒家学派关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一言以蔽之，儒家“成人”的实现有赖于人的现实学习活动。综观孔子、《大学》、《中庸》、孟子、荀子的学习思想，它们在理论建构、具体落实、思想宗旨上呈现出鲜明特色。

首先，先秦儒家学习思想以人性论作建构基础。

从孔子到荀子，儒家学者对学习的探讨，始终以人性问题作为立基点。也许有人会说，孟子、荀子谈学习修养的必要性时，确实或以“性善”而“养心”，或以“化性而起伪”(性恶善伪)而“劝学”，但孔子并没有明确的以人性问题为立脚点来阐发其学习思想。事实上，孔子的学习思想仍然不离人性论基础。他关于“性”和“习”的看法就是显证。

张岂之先生认为儒家思想在早期表现为“人学”，是关于个人自身修养和人际关系的道德学说，人的价值和人的理想的学说，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学说，人的认识学说(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14页)。“人”的相关问题是“人学”的核心。张岱年先生考察分析人性学说时说：“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学说是古代思想家力求达到人的自觉的理论尝试，也就是力求达到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理论尝试。”(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他认为：“自来论性者，并非专为研究性而研究性，而是为讨论修养、教育、政治，不得不讨论性。应如何施教，应如何为政，须先看人之本来状态是如何，于是便提起性的问题；而亦由此，乃特别注重人本来是好或不好，即性与善恶之关系。”(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也就是说，人性论实际上是人将自身视为认识反思对象的理论思辨结果。应该说，用“善”与“恶”来限定“性”主要是从道德起源的角度说明人性。这种说明其实已缩小了人性的范围，并且“善”与“恶”的界定也没有实质性地指出性的内容是什么。用人性“善”与“恶”只是讨论修养、教育、政治的逻辑前提。

逻辑性是一个思想体系保持内在严密一贯的基本要求。先秦儒家学者正是从人性论这个逻辑起点上，阐发了学习的价值以及必要，从而保证了分析的深刻性。孔子不以“善”“恶”限定人性，从“成人”的角度，强调人通过学习修养将外在“礼”和内在“仁”结合起来。从曾子、子思起，儒家开始转向从内在心性的德性方面寻求“成人”根据，萌发出“性善”的端绪，进而系统阐发学习“成人”的目标和方法，即“大学之道”和“中庸”。孟子延续了从心性角度探讨问题的进路，以人的良心本心具有“善端”说为基础，强调扩充修养善端成就理想人。因为良心本心为人内在固有，所以主要以反思自得的方式求取。从曾子到孟子强调了孔子学习修养中的“仁”。荀子与他们不同，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礼”，强调学习教化对于改变人的气质的意义，提倡“化性而起伪”，通过对儒家经典、王道、礼义规范的学习践行成就儒家的理想人格。这样看来，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说包容性最强。孟子和荀子各以“善”“恶”界定人“性”，虽具体化了问题却不免偏重之嫌。无论是善还是恶，强调学习修养的必要价值则是一致的。这似乎映证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其次，先秦儒家学习思想尤为注重知行结合问题。

“学习”一词本身就包含有知行结合的意义，按照古语用法，“学”相当于“知”而“习”则相当于“行”。学习或者说知行统一，就是指要把获得的知识、技能等运用到实际生活与道德品行的践履中。使二者有机结合；同时，亲身实践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来源于“行”，人经过反思总结后上升到理论的“知”层面，又会获得带有普遍意义的认识，以便更好地为人类掌握。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保证了人类认识学习活动的完整性。

儒家学者在阐发学习思想时，首先肯定实践中有丰富的可学习对象和内容。从孔子起，他们以自己的治学经历和人生经历践行结合，反思总结治学经验而形成理论化的学习思想。他们认为伦理道德实践诸如“孝”、“悌”、“信”、“仁”等都是“学文”的基础，投身政治实践也是学习的重要方面。学习书本理论知识，体会文化典籍包含的丰富文化知识，对于事父事君都很有意义。熟读《诗》《书》经典，却不能处理实际政务，不能解决人世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儒家学者还从学习的阶段上强调“知行结合”。《中庸》强调学、问、思、辨、行是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荀子则将学习的阶段划分为“闻、见、知、行”。四阶段划分便于人们抓住各阶段的特征提高学习的针对性，也说明人自身的学习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他一再强调学要“止于行”。“止于行”不仅是对所学的运用，更是对所学的检验。通过“行”的检验，所学价值方能显现。

“知行结合”包涵了对理性思考价值的承认。因此，在具体学习方法上它又牵涉学思统一的问题。人类认识学习活动，从一开始就肯定人的理性思考价值。从某种角度来说，学习就是人的理性活动。学习思想的形成本身就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这种理性思维离不开实践提供的基础。

儒家学习思想的知行结合特点还从根本上保证了现实社会中儒者的行为价值取向。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坏乐崩，不少人对现实毫不掩饰悲观失望之情，甚至逃离隐蔽于山林。尽管当时的隐者在学识修养等方面可能有较高境界，但却没有儒者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他们没有亲身参与重整社会秩序的热忱。这一点与儒家绝不同。儒者即使如隐者所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却从不放弃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努力。这可能正是“知行结合”特点植入儒者脑海的必然结果。

最后，先秦儒家学习思想在学习宗旨上确立“为己”以“爱人”的目标。

“为己”与“爱人”是自孔子起就提出的学习目标。作为“人学”的早期儒学，一直以“人”的问题为中心。每一个个体，来到这个世界，就宣告了一种基本关系的建立，这就是自己(“己”)与他人(“人”)的关系。因而，人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的每一项活动都离不开这对基本关系。学习是人提高自身素养、完善自我的手段和方式。从根本上说，它是要使个体的普通人成为理想人。然而，人毕竟不是孤立的存在，总是生存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为己”的学习修养后，儒家学者强调要以“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将自己的光明德性施及他人，从而担负起“先觉觉后觉”的重任，以达到人人皆自觉的状态。

篇9

【摘要】大学阶段是学生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方面的学习。中国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既包括可教学的内容，又涵盖了教学方法。如何对儒家思想正确使用成为学者专家关注的课题。文章分析了如何将儒家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关键词】儒家思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方法

【基金项目】郑州地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第七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ZZJG―C7043）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儒家思想初步形成于春秋时期，从百家争鸣之中脱颖而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上奠定了后世两千年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作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瑰宝，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主要思想和“仁”的核心精神不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奋勇向前，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将儒家思想融入现代教育中，尤其是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人们在钻研的课题。这是因为儒家思想所蕴含的丰富理论和文化资源，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努力将二者有机结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让大学生带着严密的思想“武器”进入社会，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

二、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是几千年以来无数先贤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其中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一）仁爱大道 ，天下大同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以仁爱对人对己，以仁爱待事待物。意思是在对人对物时，要保持一颗仁爱之心，多为他人着想。对己要严格约束，一日三省。我们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每个人都能做到以“仁”待事待物，所谓的“天下大同”也就实现了。中国人讲究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并不意味着软弱，而是以仁爱对人，这是中华文化的突出表现。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营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氛围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一理念对于大学生非常重要，在解决有关人际关系的问题上往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被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让大学生树立仁爱的意识和精神，“克己复礼”，提高个人修养和素质。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很有帮助。

（二）集体思想与爱国主义精神

儒家思想讲究天下为公，推崇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在古代，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词句，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无不彰显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奉献精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昂扬向上，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在儒家爱国思想的熏陶下，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和平时期献身建设，危难时挺身而出。在当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重点加强对这方面内容的强调和教育，传承儒家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与时代相结合，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坚决抵制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思想。

（三）伦理与责任

传统的儒家思想讲究所谓的三纲五常，这其中包含着一些封建的糟粕思想和理论，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摒弃的。从儒家思想中挖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绝不意味着照搬，而是要经过系统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处于儒家思想的人伦关系中的人们要遵行的准则有很多是值得传承的，例如“子孝孙贤，朋友有信，尊师重道”等，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伦关系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其实指出了人们在担当相应的角色中要履行的责任，例如孝顺、贤德、信义、尊重等。当去除掉了人伦思想中的糟粕时，我们会发现儒家思想的人伦和责任思想对于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和谐都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追求精神境界

儒家思想讲究精神境界的提高，而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和要求，进而追求完美的人格，所谓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描述的就是道德上的标准和要求。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养成了不惧艰险、高风亮节、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而在当代社会，这种思想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我们应该追求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提高，传承先人留下的优良的意志品质。这对我们自身、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将儒家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一）引入优秀思想

儒家思想中有一些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是也蕴含着很多优秀理念。今天我们在对待儒家思想时，应该“取精华，去糟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引进精华理念，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提升学生的思想素质。

（二）使用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目前已经充分被应用到教育领域中，利用多媒体设备、网络、视频等方式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儒家思想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认知。同时，可以借鉴学术界的学者专家对儒家思想的解读和观点，兼顾通俗易懂和深度性，让学生能够深入浅出地了解儒家思想，并对其产生自己的理解。

（三）利用时事热点

目前，社会上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讨论越来越多，有关的时事热点已成为社会焦点。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引入与儒家思想有关系的时事事件，借以推动学生对儒家思想的学习。

四、儒家思想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一）以人为本

正如在前文中所论述的，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就是“仁”，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一直推崇的处事法则。所谓以人楸荆是指以人为中心，考虑和处理任何事情要以人为前提，具体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就是要以学生为本，将学生作为教育的中心。

众所周知，大学生处在时代的前沿，其思想变化非常迅速，思维也比较活跃，追求新潮，因而对于所谓的儒家传统思想难免会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所以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就更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着想，充分考虑和尊重学生的思想和意见。在具体教学时，切忌强制学生进行学习活动，而是应多采用鼓励、引导的手法，使得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这样就可以增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避免学生产生畏惧和抵触心理，提高教学效果。

（二）“学思行”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之后还要践行之，笃行之。儒家思想一直主张“学思行”的结合，既肯定了学习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学习和思考最终还是要为实践服务。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学习和思考的成果，进一步促进学和思。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社会意识，使其养成良好的意志品质，为社会做出贡献。其中，“学”和“思”在第一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师在这一阶段要注意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和思考，汲取更多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内涵，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素质。第二阶段重视的便是“行”，教师要鼓励学生利用自己所学知识，指导实践。学生应该积极参加各种课内课外的活动，将“学思行”相结合，使三者共同发展。在“行”这一方面，由于学生还没有进入社会，就需要教师和学校予以大力支持，多举办一些有助于学生增长实践经验的活动，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对所学所想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

（三）因材施教的理念

儒家思想非常讲究因材施教，通过对学生的观察，了解学生的思想和自身情况，根据学生的实际进行对应性的教育。也就是说，要坚决避免套路化、程序化的死板教学，压制学生的天性。

大学生虽然有其共性，但每个大学生也都有他的个性。教师在制订思想政治教学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学生群体的共性和个性，对症下药，因材施教。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学生的情况和需求，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当然，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要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细致的观察，了解学生的情况，在不触犯学生个人隐私的情况下，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其次，教师要对学生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归类总结，由于不可能为每一位学生单独设立一套教学方案，因此要对情r类似的学生进行归类，方便教学计划的设计和执行。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儒家思想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儒家思想中有一些封建性的糟粕，需要我们进行剔除，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对儒家思想进行适当的改造，使其不仅能够更好地运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还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贡献。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儒家思想得到新的发展，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水平也才能随之提高。

【参考文献】

[1] 曾程，韩亚超，丛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研究[J].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5）：33-34.

篇10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

儒家思想是指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的礼仪、礼义是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纲常伦理、习俗民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礼是反映一定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以建立和谐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我们应该把握时代特征，对儒家礼仪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融通疏导，认真剖析、阐释礼仪的作用和功能。

一、儒家思想中的礼仪教育

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孟子、荀子，以及后来的董仲舒、朱熹等学者发展了儒家学说。他们都把这种以“礼”为核心的教育作为人伦道德秩序建设、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因此，儒家重视礼制建设，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学术观点。

（一）关于“仁”的学说

这是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仁”最早出现于《尚书・金g》 ：“予仁若考”，指一种好的品德。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字从人二”。孔子讲的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就是取仁的这种意义。孔子所讲的“礼”，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其次才是伦理规范，而“仁”则纯粹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品质。它既包含多方面的情感原则，又构成人们复杂的心理要素。孔子在具体运用这一范畴时，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与颜渊的一段对话。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可见，仁是属于道德修养问题的范畴，是一种最完美的道德品质。从孔子思想体系的总体来看，仁贯穿其中，成为联结各个范畴的媒介，同时，又是各个范畴和言行的总纲。

从政治作用来看，仁是礼的精神支柱，仁礼一体。孔子曾慨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就是说，人如不具备仁的观念和品质，就不能正确对待礼仪制度和音乐。而且，孔子认为，只有“克已复礼”，才算是仁，才能实现仁。因此，克制自己，使视、听、言、动都符合礼，就体现了仁，可见仁和礼是融为一体的。在孔子看来，周礼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而仁则是最完美的道德观念和品质。礼是道德的标准，仁是道德的属性，只有具备了仁的品质，才不会做违背礼的事情。

怎样来实现“仁”呢？当子张请教仁的问题时，孔子指出说，能实行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就是实现了仁。他还具体分析了五种品德的功用：“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就是说，为人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受到大家拥护；待人慈惠，给人好处，就能够使唤人。这实际上是用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来规范主体的修养，进而调节人际关系，实现个人理想。

（二）“五德”和“五常”

1.“五德”，指五种品德，具体是指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

温：“敦柔谓之温”。温和待人，不急躁、不生硬粗暴。良，“行不犯物谓之良” （《刑m注疏》）。善良，不邪恶，不伤害他人和物。恭，“和从不逆谓之恭”（《刑m注疏》）。恭敬、庄重，不傲慢轻狂。俭，“去奢从约谓之俭”（《刑m注疏》）。节俭、朴素，不奢侈浪费。让，“先人后已谓之让”（《刑m注疏》）。谦虚礼让，不横蛮自私。

2.“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西汉董仲舒总结孔孟儒学的五种道德。

仁：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不再累述。

义：《礼记・礼运》说：“何谓人义也？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合称“十义”

《中庸》：“义者，宜（适度）也”。《诗・大雅・文王》《传》云：“义，善”。

董仲舒《仁义法》中“仁者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

《释名・释典艺》：“义，正也”。由此可见，义的内容包括三项：宜、善、正。

礼：制度、仪式、礼节的总称。儒家经典有“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周礼》是周朝的官职制度。《仪礼》是战国以前的各种礼节仪式。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四类礼仪，宋王应麟又分为吉、凶、宾、嘉四礼。《礼记》是解释说明《仪礼》的论集。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故称为“五礼”。 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凶礼是哀悯吊唁忧患之礼；军礼是师旅操演、征伐之礼；宾礼是接待宾客之礼，如天子受诸侯朝觐、天子受诸侯遣使来聘等；嘉礼即国家具有喜庆意义及一部分用于亲近人际关系、联络感情的礼仪活动。如君主登基、册皇太子、策拜王侯、节日受朝贺、天子纳后妃等。

智：《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姓宁名俞，是卫国大夫。他能审时度势，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表现出聪明；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就装傻。孔子一贯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审时度势，进退得宜谓之智。

信：《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参是孔子的学生，他把办事是否尽心，交友是否真诚，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这三件事，作为每天自我反省的问题。

《子路》：“言必信，行必果”；《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r（ni），小车无（yue），其何以行之哉？”比喻人若不讲信用，就好比大小车没有关键，无法套住牲口，车如何能行走呢？

《史记・游侠列传》赞扬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就是诚实不欺，言必信，行必果。

（三）正已正人与成已成物

正已正人，成已成物，是儒家的思想传统。所谓正已正人，是指端正自己的思想品德，才能端正别人的思想品德。所谓成已成物，是指自己获得成功，也使他人获得成功。这种“正已正人，成已成物”的思想，是从主体与外界关系着眼考虑问题的，注重主体的能动性，以身作则，带动他人推及整个社会。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层境界。

孔子“为仁由已”（《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观点，表明他对修身行事的主动性有高度的认识。“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人”（《论语・雍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是一种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这种忠恕之道的心理趋向，是“推已及人”。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只有正已，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要“修已”，就能“安人”、“安百姓”，就可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孟子更是深得“正已正人，成已成物”思想之精髓，主张“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已”，这样才能使“其的身正天下归之”。 （《孟子・离娄上》）“其身正”的外在表现，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收到“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梁惠王上》）的效果。

二、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的目标

加强礼仪教育要以明礼为基础，做人立身，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学礼明礼。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目标要抓好“五明”。

（一）要明“善良”之礼

“善良”即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有利于他人、社会的思想和行为，它是伦理学对人性的基本的第一位的要求。“从善积德”，学会与人为善，善待他人，善待社会，是加强道德修养的基础。

（二）要明“诚信”之礼

“诚信”即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它是伦理学对人格的基本要求，是立人、为政、从商的基础性道德。公民应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要以讲诚信的好人好事，引导学生说真话，做实事，待人以诚，交友以信，不弄虚作假。

（三）要明“和谐”之礼

“和谐”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它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一种传统道德境界。“以和为贵”，和气做人，宽厚待人，化解矛盾，是加强道德修养的更高要求。丰都中学引导学生“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关心集体，关心他人，学会合作，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共同进步。

（四）要明“谦敬”之礼

“谦敬”即虚以处己，尊老敬贤，以礼待人，它是为人处事的重要准则，“以敬为大”，戒骄戒躁，尊重他人，助人为乐，谦恭礼让，是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

（五）要明“自律”之礼

“自律”即自主自制，守正祛邪、行为有度、取用有节，它是社会和谐有序的前提条件。“严于律己”，遵纪守法，践行制度，规距做人，是重要的道德规范。要引导学生自觉“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知法、守法、自觉遵守学校纪律和公共秩序。

三、中学进行儒家文化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一）创建以“儒家文化”为主题的校园环境

学校以“传承儒家文化，打造礼仪校园”为主旨，绿化、净化、美化校园环境。在校园的阅览室张挂《论语》中的有关学习、处世的箴言、传统美德的书画；各班以“宣扬儒家文化，创建礼仪班级”为主题，布置教室，制定班规、班训，开展各类班级活动，让学生时时处处感受“儒家文化”的无穷魅力。

（二）进行《论语》《三字经》等儒家经典语句知识竞赛

学校要求利用每天晨读时间，引导学生朗读、背诵一句论语；在语文课上联系古今，讲解一句论语的含义，将枯燥的文言文《论语》，变得通俗易懂。组织中高段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读、背《论语》，低段学生读、背《三字经》。以《论语》《三字经》中的经典语句为内容，进行《论语》《三字经》经典语句知识竞赛。

（三）“学科渗透”

各学科中，尤其是语文学科中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儒家文明礼仪、道德法纪及心理教育等德育资源。结合学科特点，创设富于美感的充满智慧具有亲和力的教育情境，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课堂学习中受到教育，激发创新意识、合作意识、自主发展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四）通过各种传统节日，进行儒家文化熏陶

春节、中秋节、清明节、重阳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蕴含着许多民族文化的因素，让学生沉浸于经过优化的节日文化情境之中，具有接通历史、感受民俗、体验真情、回归传统、享受天伦、感恩祉福、热爱生活等丰富的濡染效用。

（五）“榜样示范”

通过树立榜样并利用榜样人的“榜样点”的道德选择及行动来影响德育对象的德育方法。树立榜样人明确的“榜样点”，使德育变得生动形象，具体可感，容易接受。如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洪战辉同学是“关爱他人”的榜样，徐本禹是“正确对待金钱，正确处理奉献与索取关系”的榜样。

总之，儒家礼仪经典文化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具有不朽的地位，有着光辉的作用。对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传统美德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我们要对儒家礼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礼仪教育要与时俱进，让其具有更大的教化力量。崇尚礼仪，培养文明有礼的新一代，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需要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互相配合、共同努力，才能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促使青少年学生尽快养成文明礼貌行为，“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才能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2]王健. 儒家的教育理念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D]. 长春理工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