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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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动物园；经济学分析；实践；事业单位

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增强事业单位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还应确保它在经济效益实现上的能力。关于这一点，不仅是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笔者所在某动物园单位的内在要求。从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知晓，我国大部分动物园都面临着严峻的资金约束，从而严重影响着园区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深入，单纯依赖财政拨款来解决资金约束问题已不现实，这就要求我们需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来增强经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实践路径的构建。

那么动物园作为向市民提供观赏、体验等各项服务的单位，如何增强自身发展与市场经济规律的适应性呢。笔者认为，这里需要着力关注假日经济和范围经济两大效应。假日经济效应已是众所周知，但对于范围经济而言则仅局限于专业人士的知识体系中，还未能充分应用于动物园的经营管理之中。由此，这也就构成了本文立论的出发点。

一、对增强经济学分析的认识

以西方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分析，较为注重对资源的配置问题。结合动物园的经营管理来说，还应强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因此，以下将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认识。

（一）对经济规律的认识

假日经济具体呈现出消费者集中消费的态势，这一点也直接反映在动物园门票收入的结构上。范围经济则主要指向，因形成相互关联的经营活动项目，而使得整体项目效果大于各种项目效果之和的现象。由此，针对上述经济规律动物园单位应给与充分重视。

（二）对资源配置的认识

资源配置的前置性假设为“资源具有稀缺性”，这对于动物园单位来说主要表现在，单位运营资金的稀缺性和员工数量的有限性。因此，如何优化资金的使用，以及提升员工的岗位工效则成为动物园单位需要解决的课题。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之便是，应强化单位的成本控制绩效。

二、认识引导下的实践模式定位

在以上认识引导下，动物园单位的实践模式可定位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借力经济规律

动物园作为一种提供观赏、体验的场所，其使用价值具有难以替代的效果。因此，该单位所提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小于1，即缺乏弹性。从经济学原理出发，应适度提高服务价格来获得总额收益的增加。范围经济效应的内在要求指明，动物园单位应挖掘相互关联的服务项目，从而实现系统效能大于各分系统效能之和的结果。

（二）落实成本控制

动物园在资金预算和使用中存在着诸多刚性约束，如园区年度资金预算总额便是刚性约束之一；饲养动物的食料支出也构成了资金需求的刚性约束。为此，成本控制的重点应放置在提升“产出/投入”的比值上，这就需要从园区整体上来考察成本控制问题。

以上两个方面的实践模式定位为下文的路径构建提供了切入点，但这里也需要强调：动物园在实现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关注它的社会效益。而且，这两大效益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所以在具体的路径构建中应权衡经济学原理的应用程度。

三、定位驱动下的实践路径构建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定位驱动下，动物园单位的实践路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构建。

（一）实践假日经济方面

需要指出，假日来临在增加动物园收入的同时，也将对动物园的承载能力形成巨大的压力，也对动物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见，若这一压力无法获得疏导，将因社会效益的无法实现而影响到经济效益的实现目标。为此，园区在此时应加大文明游园的宣传力度，增加收、售票、保洁、保安人员，确保游客顺利进园，同时在游客游园的过程中，园方通过有效途径提示游客，这样便能确保园区在正常秩序的情况下获得预期经济效益。

（二）实践范围经济方面

动物园所提供的观赏价值必然是各种动物，但传统的观赏模式已无法满足当前消费者的偏好。因此，需要在增强体验项目上下工夫。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设置与动物合影的项目，也可以设置售卖各种动物食料的项目。另外，结合国外经验可以邀请马戏团在园区内进行表演。但无论怎样，都应与公园经营主题相联系。

（三）实践成本控制方面

成本控制犹如一把双刃剑，即随着成本控制目标的实现，却降低了园区服务品质。为此借助市场化经营的模式，可以将食料销售、园区公共卫生打扫等工作外包出去，并通过招投标的形式来引入上述行为主体。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力压缩园区非核心板块的费用支出。当然，上述行为主体应根据合同定期向园区交纳管理费。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不难预测，随着笔者工作实践经验的累积，未来还将深化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并也希望与全国同行进行商榷。

四、小结

本文认为，实践路径应包括：实践假日经济、范围经济，以及成本控制等四个方面。最后，本文权当抛砖引玉之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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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1>2 。一是指 1＋1 之后多出一个小孩，达到了婚姻的生育目的。二是指协同效应，两家公司合并之后，如果管理得当，能够使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从而产生更大的效益。

问：人为什么要离婚？

答： 1+1≤2 。如果离婚时间较早，大抵属于信息披露不充分，因为婚前没有做好尽职调查，你以为自己买了一只蓝筹股，结果成为股东之后，发现其实是一只垃圾股；如果离婚时间比较晚，大概是一方沦为了不良资产，当初看上去或许是很般配的一对，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一方成了大牛股，一方成了垃圾股，所以，最终难免被作为不良资产被剥离出去。

问：男人为什么喜新厌旧？

答：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戈森法则――同一享乐不断重复，其带来的满足感会不断递减；同一享乐不断重复，第一次和第二次所获得的满足感最大。

问：如果我现在独身，万一我老了想结婚怎么办？

答：你已经错过了上市的最佳时机，成为夕阳产业之后，怕是不太好圈钱了。

问：我面前有两个男人，一个有钱但是很丑，一个很帅但是没钱，我应该如何选择？

答：每个人的消费者偏好都是不同的，看你自己的偏好在金钱和美色之间如何移动了。从理论上来说，要达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最佳选择是白天和有钱人逛街，晚上和帅哥睡觉。

问：做二奶好不好？

答：借壳上市看似一条快速的途径，最终很多都以失败收场，为什么不自己直接 IPO上市呢？去不了纳斯达克，就在国内上 A 股呀。

问：为什么不能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

答：一夫一妻制已经形成了帕累托最优，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会打破市场的均衡。有些又帅又有钱的王老五可能会形成市场垄断，从而像电信、铁路一样，成天被人骂娘。轻则引起内分泌失调，重则引起和谐社会失调。

问：为什么有些夫妻明明没有感情了，却还能继续维持婚姻，而不是选择离婚？

答：这是典型的路径依赖。简单说就是你在一条路上走了太久，即使发现这条路走起来不舒服，也不愿意退出来重新选一条路。走得越远，退出来的成本越高，惰性越强，最后也就演变成了得过且过。

问：为什么夫妻的互相猜疑能导致婚姻破灭？

答：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告诉我们，如果你以为对方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选择，于是你的选择也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这样，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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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流；视觉经济；文化经济

长今温柔一笑，倾倒众生。2005年，《大长今》播放以后，大约有1.8亿中国人耐心地等待大长今和闵政浩的爱情马拉松。尽管美国和拉美的一些连续剧也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东亚流行，但是很少有外国电视剧像韩剧一样，同时征服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内地及日本、东南亚的芸芸众生。2004年，单中国内地就播出了104部韩剧。韩剧带动“韩流”不断创汇。韩剧魅力何在，让众生如此痴迷。

1 韩流现象

喜欢看电视的人一定知道，在《大长今》之前，已经有多部韩国家庭剧长期霸占着央视每天下午的“肥皂档”和22点以后的“失眠档”。从《黄手帕》到《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从《人鱼小姐》到《加油！三顺》，更有一部叫做《看了又看》的韩国家庭剧在一年之内重播了五次之多，而且每次重播都会有不错的收视率。随着韩剧的流行，中国各大城市的韩国料理店、服饰店、文化用品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而且，韩剧拍摄地点的选取十分讲究，这不仅是追求诗化剧情的需要，更是把旅游业与影视剧结合的一种商业策略。

从上面的现象中我们发现，在“韩流”中，影视、音乐是先行主力，游戏、旅游为后发力量，同时，音像、出版、动画、演出等产业也积极进入。“韩流”的“肆虐”成为全球化时期集各种社会功能于一体的电视传播尤其是跨国电视传播，在经济功能层面“成为经济侵略的一种方式”的最好佐证。 “韩流”的出现，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全球化视野的国家文化经济发展战略，它向我们昭示的文化经济含义很值得我们深思和讨论。

2 视觉经济原理

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信息革命使电视传媒发生空前的革命，一跃成为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主宰，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电视传媒己经成为一种视觉经济。所谓视觉经济就是电视等传媒作为载体，以提供丰富有吸引力的节目吸引广告商的投入而获取利润，而节目制造商通过提供节目获取直接的经济收益和间接的文化经济收益。视觉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观众己经成为媒介的主体而不再是被动的受众。

2.1 视觉经济之电视传媒与广告商

大部分受众向电视媒体投射目光的目的在于获取信息和消遣娱乐，而电视传媒也有意识地通过提供知识和娱乐来获得大众的关注。从实现视觉经济的目标来看，观众不再是被动的宣传对象，而是电视传媒通过购买或制作优秀节目获取注意力的对象。然后，电视传媒又将其所捕获的视觉注意力卖给广告商，因此，视觉经济的支柱是广告收入，而广告收入基础则是观众的收视率。于是视觉经济使受众成为传媒的上帝，电视传媒只有真正为受众提供优质服务才能创造出视觉经济效益。

视觉经济来源于受众的视觉注意力，而不同受众群体具有不同的注意力特征。美国尼尔森公司（A.C.Nielsoncompany）对不同电视受众群体的收视时间作了调查后发现，老年人看电视的时间比年轻人长，女性看电视的时间比男性长。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也和收视时间有一定的联系。

鉴于电视节目的视觉注意力的经济特征，电视媒体越来越倾向于根据不同年龄段区分节目的观众定位。只有根据不同受众群体的视觉注意力特征进行节目编排，才能获得最佳的收视效益。广告商也必须根据不同节目的收视群体投放广告，才能取得最佳效益。例如体育健康类节目的关注者往往是中老年人或体弱多病者。因此，保健品、医药品的生产厂家倾向于选择体育健康类节目投放广告。

2.2 视觉经济之电视传媒与节目提供商

视觉经济时代影视业的竞争主要是各电视台、各影视公司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主要体现为对资金、受众、广告商的竞争，其本质就是对视觉注意力的竞争。为了吸引大众的视觉，电视传媒想方设法提供更多丰富、生动、刺激、有趣的电视节目，使直观、通俗、平面化的大众文化日益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主导文化。在强调平面化、碎片化和娱乐消遣功能的大众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逐渐习惯于接受简单的画面信息而排斥文字信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电视传媒和节目提供商互动之中，一方面各电视台、各影视公司通过提供丰富有趣的节目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一方面节目提供商通过自己的节目影响形成大众文化，然后通过独有的文化优势大赚其附加价值。而一旦节目提供商国际化，代表国家利益进行文化传输和商品传输，其文化经济利益便具有更深层的意义了。如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火爆后，附有主人像T恤衫、各种文化制品、电影中出现的各种道具模型等大卖特卖，电影制造商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好莱坞通过其电影输出的美国文化及美国商品也深得人心，正在影响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视觉经济使大众文化逐渐成为主导文化，从而使其背后的文化经济功能突显。文化的经济含义涉及很多方面，我们这里仅提及所谓的“原产国效应”。我们购买美国货，除了购买它的使用功能之外，买的还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品牌等其他内涵。我们愿意为此付出高价，可能就是因为它是美国货，印度的产品可能也不错，但我们就不愿付出高价，这个溢价就是“原产国效应”。电视剧毫无疑问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进而可以影响这个国家众多产品的形象。科技日益进步，大多数产品的特定功能都可以很简单地被加工出来，但是产地不同，产品的身价就会不同。文化的一个功能是影响消费者的心志，影响消费者对某些产品的依赖性，迸而使产品获得更高的价值。

3 韩流的视觉经济分析

3.1 韩国努力打造以韩剧为主导的韩流文化

在韩国整个经济的崛起中，文化产业的活跃和成长速度，使之成为一个被公认的文化出口大国，一如其自称的那样，成功迈向世界第五文化生产大国，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南宫镇说，“19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的世纪；20世纪是经济发展的世纪；21世纪是以文化建立新时代的世纪”。在韩国的发展战略中，将文化定位为21世纪最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不再仅仅将之视为消遣娱乐，或作为与世界交流沟诵的工具。

在全球化扩张的过程中，很难分得清楚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韩国正在努力打造自己超国界的文化产品，建立影视剧和流行音乐的韩文化世界。韩剧尤其是青春偶像剧基本反映了韩国青年一代的主流生活现状：体面的工作、精美的服饰与化妆、整洁的仪表和独立的居住空间。这些元素使韩剧对于其所瞄准的受众群显得很有亲和力。理想化的剧情和剧中主人公追寻独立自由的生活态度，对面对工作压力、生活负担和无奈生存现状的一些当代都市人来说，好像避风的港湾．在这里他们能够得到心理上的片刻松弛。同时韩剧高唱爱情之歌，尽管每部韩剧剧情都有所不同，但是每部韩剧都倾诉爱情。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尤其是对那些追求“浪漫”从不停歇脚步的都市女性来说，韩剧的“爱情牌”牢牢地抓住了她们的“芳心”，也就成功地创造了韩国文化的流行。

3.2 韩流文化创造经济奇迹

在韩国帅哥美女凄美的爱情故事赚足观众眼泪的背后，是韩国人靠着韩剧等文化产业出口高高兴兴数钞票的事实。2005年，据韩国经济学家的初步统计，整个韩国文化产业产品出口额超过7亿美元，这其中，作为影视文化产业中流砥柱的韩剧功不可没。在韩剧唯美精致的面目之下，其经济账是惊人的。当然，韩剧的“芯”是商业的，作为一项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文化产品，它用商业运作模式把这项产品做成了国际知名品牌，并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韩剧在自身“大卖”全球的同时，还把其他韩国的商品推向了世界。韩国的服饰、美容美发、饮食等开始受到年轻人的追捧，韩国旅游开始急速升温，韩国更是借韩剧发力，大量设计各种与知名剧集相关的旅游线路及主题公园。韩剧及相关的韩国文化产品可说是文化产业生产及营销的一个成功范例，对所有正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一个极好的借鉴。

4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韩国文化立国的经济战略中首先由电视传媒打头阵，政府接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韩流向外扩张。

一方面，韩国政府对内加强管理和政策指导。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积极进行外交公关活动，推动电视文化产品的出口和向世界人民介绍韩国人民生活、文化、经济等所有内容的国际卫星广播“阿里郎卫视”在国外的落地。

实践证明，文化具有占领对方国民心灵的作用，受文化影响形成的流行时尚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蕴含着无法估量的经济效益。韩流的影响不仅局限在文化产业，而且作为催化剂使韩国经济焕发了新的生机。

目前，中国的产品开始流向全世界，但普遍都卖不出高价。中国产品的形象如何改善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文化先行，我们可以通过文化载体，如电视剧来刻画和塑造我们国家的形象，带来中国产品的价值增加。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商业媒体市场就己经形成。三四十家跨国传媒公司占据了世界传媒业的主导地位。这些实力雄厚的跨国传媒集团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垄断了全球的传媒业，并逐步对我国的电视生产、销售和传播形成强大的竞争。另一方面我国的视觉经济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而不断深化。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的视觉经济进一步与国际传媒市场接轨。例如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CCTV -9）的电视节目己经通过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有线电视网在美国纽约、洛杉矾、休斯敦地区播出。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所属的华侨娱乐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中文电视（CETV）也于 2002年开始，在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播出。这表明，国际传媒市场的一体化使各国的视觉经济呈现出交叉发展的态势。

目前，我国电视传媒的视觉经济实力还远远不能与国外相提并论，主要原因如下：电视传媒的产业化进程缓慢，电视传媒的商业化功能和社会宣传职能也存在着一定的错位。政府对传媒产业的宏观调控方面还存在着各种薄弱环节。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我国电视传媒产业也存在着很多片面追求收视率而忽视社会效益的严重问题，从而使我国的传媒业面临一定的社会文化危机。面对WTO，面对国际传媒集团的挑战，必须尽快更新视觉经济的发展理念，迅速提高我国的视觉经济以尽快与国际电视传媒市场接轨。电视传媒产业作为一种视觉经济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大型传媒企业集团。同时，影视传媒作为一种需要巨额投资的产业依靠政府投资己经难以维持生计。因此，必须按照电视传媒市场化的规则改造现有的影视生产方式和管理体制，完善多元化的电视产业风险投资模式，通过有效的融资、上市等方式获得电视传媒发展所要求的资金实力，从而在资金上为电视传媒的视觉经济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生产与文化认同［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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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中国奇迹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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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契约理论 管理审计 理论基础 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管理审计是审计理论与实务发展的新阶段，是对审计内容和方法的创新。什么是管理审计？自从1932年罗斯提出管理审计以来，有关管理审计内涵和定义的研究就层出不穷，但是一直未取得共识。王光远（2002）在对国内外有关管理审计理论研究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指出“管理审计是一种与财务审计相对的审计，是在财务审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审计类型，如果说财务审计以审查基本财务信息为己任，管理审计的中心任务则是审查管理信息。”而对于管理审计产生原因的分析观点也不尽相同，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在1952年提出，管理审计产生的动因主要是企业内部高层管理者的放权，通过将权力授予下级管理者，从而使企业的管理模式由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达尔文·卡迈勒和詹姆斯·罗克特提出企业内部管理审计发展的动因是二战后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管理当局看到内部审计人员的服务有助于确保企业经济活动记录的恰当性。王光远（2002）提出管理审计产生的动因是受托责任。当然，从受托责任角度分析管理审计产生的动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完全合理。这是因为企业两权分离的受托责任关系在16世纪的意大利威尼斯的合伙企业就已经出现，至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后，随着股份公司的大量出现，受托责任关系更是普遍存在，但至到1932年罗斯提出管理审计以来，才出现了管理审计，同时这种观点也不能解释不同时期不同管理审计开展存在差异的原因。因此，受托责任并不一定导致管理审计产生，管理审计的产生有着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本文以契约理论为基础，利用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理论、信任理论及收益成本理论分析了管理审计的产生，进而利用博弈论分析了管理审计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建议。

二、管理审计经济学分析

（ 一 ）管理审计理论基础 （1）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了以产权为纽带的契约关系。从委托理论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及管理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为适应这种变化，权利的享有权和权利的行使权逐渐分离，从而导致在权利的享有者和权利的行使者之间委托关系的产生，而这种关系的形成实际也就是在权利的享有者和权利的行使者之间订立了一份契约，即契约关系由此形成，该契约关系不是一种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以产权为纽带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通过契约的履行能够为契约关系的双方带来收益，契约双方在考虑是否有效履行契约时，主要考虑的是其预期的收益是否能达到理想的水平。当契约关系的双方均保证契约的有效履行时，双方的收益才能达到平衡，但这种收益的平衡并不一定导致契约一方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双方收益平衡的相对最大化。而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经济活动中，主体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契约关系双方的收益最大化趋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权利的行使者可能会利用在行使权利过程中对信息拥有的优势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而不是寻求与权利的享有者之间利益的平衡。（2）有效激励是确保契约关系有效履行的保障。为了促使权利的行使者有效履行其受托责任，以达到契约双方利益的平衡，激励成为一种有效的催化剂。根据行为科学的观点，人的需求决定其动机，从而决定其行为的目标，在契约关系中，应通过有效激励，以促使行为人以契约的有效履行为其行为目标，以确保契约关系的有效履行。此外，从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看，人的理性具有选择性，个体的特性不同，其理性也不尽相同。选择性理性是行为人行为动机的基础。即在同一契约关系中，即使各种外在条件均相同，不同的契约关系人其行为目标均可能不一致。同时，在同一契约关系中，当外在条件变化时，同一契约关系人的行为目标也可能会有所不同。据此，为引导委托关系中权利的行使者有效履行契约，也需要根据行为人的可能需求，考虑实施相应的激励。（3）有效的管理评价是有效激励的前提。但是，在有的情况下，当存在权利的行使者不可控的其他因素影响情况下，即使其努力履行受托责任，受托责任履行的表现效果也不一定理想，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监督评价制度对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恰当评价，权利的享有者可能不会深入追究受托责任履行的表现效果不理想的深层原因，而直接归归咎于权利的行使者，从而有意地降低对其激励的程度，而权利的行使者为保持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又可能会通过损害权利的享有者利益来弥补自己收益的减少；反之，当外在环境较优的情况下，即使权利的行使者没有努力履行受托责任，受托责任履行的表现效果也不一定会表现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评价制度，权利的享有者可能会将受托责任履行表现效果好的结果归功于权利行使者的努力，从而增加对其激励的程度。因此，激励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合理的业绩评价，而对于传统的财务业绩评价来说，由于其评价是一种事后的评价，且其评价并不能完全揭示出导致财务业绩优劣的全部原因，从而要求对传统的财务业绩评价进行修正，将事后的评价向事前评价拓展，且评价的内容和范围向非财务领域拓展，实现对管理活动全过程和管理结果的全面评价，即管理评价。此外，从西美尔信任理论的观点来看，契约关系中权利的行使者对契约的有效履行和权利的享有者对权利行使者的有效激励实际上是一种交换，正是因为这种交换，契约双方的利益才能够达到相对平衡的最大化，而交换的前提则是双方的信任。同理，在管理评价契约关系中，对管理评价主体的选择也是一种交换，通过交换，评价执行主体取得收益，而权利的享有者取得对被评价者有效履行契约的重要证据，以此作为有效激励的重要依据。因此，具体对评价主体选择时考虑的最主要因素则是契约双方是否准备信赖评价结果，而对评价结果的信赖则体现了对评价执行主体的信任，信任是管理评价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对管理评价执行主体的信任也是契约关系得以有效履行的重要前提。但是，由于契约关系中权利的行使者能力有高低，对于“优质”的权利行使者来说，非常希望能够通过对其履行受托权利的情况进行恰当评价，以获取较高的收益，而对于“劣质”的权利行使者来说，则非常担心其未努力履行受托权利的情况被发现，从而影响其高收益的获取，因而他们有抵制管理评价和欺骗管理评价的强烈动机。同时，在管理评价过程中，“优质”评价执行主体会通过将自身的信用状况有效传递给授信方（即权利的享有者），以获取较高的收益，而“劣质”的评价执行主体则可能会与“劣质”的被评价方合谋，以试图共同获取较高的收益。根据郑焕刚、陈昆等人（2009）等人的分析可以知道，信任应该是有条件的，信任建立的一个重要机制是：披露和传递信用信息。因此，通过建立有效的信用信息传递机制，有助于增强管理评价契约关系双方的信任，从而管理评价结果才能作为有效激励的前提和依据，各种契约关系才能得以有效履行。（4）对有效管理评价的需求是管理审计产生的直接动因。从以上分析可知，如何有效开展管理评价是影响契约关系能否有效履行的关键。而有效的管理评价则离不开三个重要因素：评价标准的合理性、评价技术方法和程序的恰当性、评价执行主体的专业性和客观性，而其中评价执行主体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则是关键，其影响到评价方法和程序的恰当选择、评价标准的合理使用，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权利的享有者对评价质量的信赖程度，并进而影响到权利的享有者对管理评价的需求。对管理评价主体的选择有三个考虑：权利的行使者自我评价、权利的享有者亲自进行评价、专业评价机构或人员的专业评价，影响权利的享有者对评价主体选择的重要因素是交易成本。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及交易的越来越复杂，管理评价工作也越来越复杂，其对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较高，因此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的评价有利于在保证评价质量的情况下降低评价成本，同时，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的评价也有助于增强权利的享有者和权利的行使者对评价结果的信赖程度，而对专业评价机构或专业人员的评价的需求则成为管理审计产生的直接动因。

（ 二 ）管理审计的内涵 根据以上对管理审计产生的经济学分析，我们认为，管理审计是在委托关系基础之上产生的，目的是通过选择可信的专业评估机构或人员对受托责任者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和管理结果的全面客观评价，以此增强契约各方的相互信任，并进而确定受托管理责任的履行情况，以及时改进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的，维护以产权为纽带的契约关系稳定和维护契约双方利益的，与财务审计相对应的一种经济鉴证活动。此外，根据产权的种类不同，产权关系的表现形式也有所差异。对于企业来说，契约所形成的产权关系包括企业外部的权利享有者与权利的行使者之间的初次产权关系，以及企业内部权利行使者将权利再次授予其他行使者而形成的二次产权关系，在对契约履行是否有效的评价中，便包括对初次产权关系的和二次产权关系的评价，其中对初次产权关系的评价需求则形成了外部管理审计，而对二次产权关系的评价需求则形成了内部管理审计。

（ 三 ）管理审计博弈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管理审计行为选择，本文采用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1）假设分析。为了便于利用博弈模型进行分析，特做出以下基本理论假设：博弈的参与者都以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即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权利的享有者C通过亲自评价契约关系是否得到有效履行的成本远高于聘请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实施评价所支出的成本；权利的享有者C需要支出相应成本才能有效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并对A的不努力行为，以及B和A的合谋行为进行处罚；假定A如果努力履行契约，B没有理由提供低质量的管理审计。如果A不努力，其贿赂B，且B接受，则B才会提供提低质量的管理审计，否则B也会提供高质量的管理审计；假定A努力，则能够发挥出最高的管理水平，契约关系则能得到有效履行；假定A、B只要努力就会获得正常的高报酬，反之则会减少对其报酬的支付，甚至处罚。根据以上理论分析，特对A、B、C三方关系的博弈模型再做出如下模型假设：博弈参与人的集合为S， S∈（a、b、c）， 分别代表权利的行使者A、管理审计主体B、权利的享有者C；A、B、C的正常收益及为取得正常收益而支付的成本是给定的。而参与人预期违规后能达到的正常收益为超额收益；A只有在能获取超额收益时才会选择不努力履行契约；而B只有在能获得超额收益时才会提供低质量的管理审计；C也只有在能获得超额收益时才有动力去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激励或处罚对策。此外，如果C始终没有动力去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则其对B的服务也没有需求；博弈参与人之间对信息的掌握不对称。A掌握更多的契约履行情况的信息，B掌握更多的评价信息，C则拥有权力，各参与者采用的行动策略不确定；A的战略空间为Sa，a=1，0，即不努力和努力。假设A不努力的概率为Pa， 努力的概率则为1-Pa；B的战略空间为Sb， b=1，0，即提供低质量的服务（即B与A合谋）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假设B提供低质量服务的概率为Pb，则其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概率为1-Pb；C的战略空间为Sc， c=1，0，即能够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和不能够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假设C能够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并采取相应对策的概率为Pc，不能够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的概率为1-Pc；当A不努力时，可取得超额收益Ra，当要求B予以配合时，支付给B的报酬（即贿赂成本）为Kb，同时如果被C识别出，则C和B遭受的处罚和社会声誉损失分别为x、y；当A努力，且C能够识别时，A因此获得的收益（包括C对其奖励和社会声誉的增加等）为a；当A不努力时，B提供高质量的管理审计，且C能够识别，B因此获得的收益为b（包括C对其奖励和社会声誉的增加等）为b；当A不努力，B提供低质量的管理审计，且C能够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情况下，C通过改进管理水平而增加的收益为r。C在任何情况下识别出管理审计的质量而支出的成本为c。

（2）模型求解。根据以上假设， 得出管理审计三方概率收益表（1）。设A努力履行契约（pa=0）与不努力履行契约（pa=1）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a（0）=pca+（1-pc）0=pca；Ea（1）=（1-pb）[pc（Ra-x）+（1-pc）Ra]+pb[pc（Ra-Kb-x）+（1-pc）（Ra-Kb）]=Ra-pcx-pbKb。A努力履行契约的均衡条件为：Ea（0）>Ea（1），即：pca>Ra-pcx-pbKb…（1）。B提供高质量管理审计（pb=0）与提供低质量管理审计（pb=1）期望收益分别为：Eb（0）=pa[pcb+（1-pc）×0]=papcb；Eb（1）=pa[pc（Kb-y）+（1-pc） Kb]=pa（Kb-pcy）。B提供高质量管理审计的均衡条件为：Eb（0）>Eb（1），即：papcb>pa（Kb-pcy）。整理得：pcb>Kb-pcy…（2）。C能够识别B管理审计的质量（pc=1）和不能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pc=0）的期望收益为：Ec（1）=-（1-pa）c+pa[（1-pb）（r+x-c）+pb（r+x+y-c）]=pa（r+x+pby）-c；Ec（0）=pa[-（1-pb）pb（r+x）-pb（r+x+y）]=-pa（r+x+pby）。C能够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的均衡条件为：Ec（1）>Ec（0），即：pa（r+x+pby）-c>-pa（r+x+pby）。整理得： pa（r+x+pby）>c/2…（3）。

（3）博弈均衡分析。由（1）式可知，假定其他条件不变：A努力且C能识别后获取的激励a越大，则其努力的动机越强；C能够识别出管理审计的质量并采取措施予以应对的概率pc越大，越有利于抑制A的机会主义动机，促使A努力履行契约；A不努力的增量收益Ra越大，其不努力的动机越强；A不努力被发现后的惩罚成本x越大，则越有利于抑制其不努力的机会主义行为；A不努力被管理审计发现后支付给B的贿赂成本越高，则其越会选择努力履行契约。因此，为了抑制A不努力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其有效履行契约，应采取有效激励措施（包括显性和隐性的激励（如社会声誉等）），同时加大对不努力履行契约行为的罚处力度（包括建立健全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以增大A不努力履行契约的道德成本）。由（2）式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B提供高质量的管理审计获取的激励b越大，则其提供高质量管理审计的动机越强；C能够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的概率pc越大，越能抑制B提供低质量管理审计的动机；当B与A合谋被C发现后遭受的处罚成本y越高，则越能抑制B提供低质量管理审计的动机；当B与A合谋取得的贿赂收益越大，其提供低质量管理审计的动机越强。因此，为抑制B与A合谋的机会主义动机，应对B提供高质量管理审计的行为实施有效激励（包括显性和隐性的激励（如社会声誉等）），同时加大对其提供低质量管理审计的行为的罚处力度（包括建立健全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以增大B与A合谋的道德成本）。此外应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审计规范体系，以及对管理审计的质量进行再评价的标准体系，以降低C识别评价质量的难度和成本，从而有利于C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并采取对策。由（3）式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的成本C越低，或者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带来的增量收益越高时，C越有动机去识别管理审计的质量，并据此采取对策；A不努力的概率pa越大，C识别管理审计质量的动机越强；B提供低质量服务的概率pb越大，C识别管理审计质量的动机越强；如果A不努力履行契约，C识别出管理审计质量所获取的收益越高，其识别出管理审计质量的动机越强；当A努力时，C不关心管理审计质量。根据对（1）、（2）和（3）式的分析可知，当C识别管理审计质量的成本越低，或者其识别管理审计质量后获取的收益越高，且对B和C的激励和处罚力度足够大时，B选择提供高质量的管理审计，此时A选择努力履行契约。同时，如果B特别在乎社会声誉，则A与其合谋成功的贿赂成本也会较高，相应对A的机会主义动机也有抑制作用。

三、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知，目前影响管理审计开展的主要因素包括：（1）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不完善，特别是激励和处罚制度建设不完善、不合理。对于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普遍存在激励过度，而对于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又过小。同时，由于权利的享有者（所有权人）的缺位，对有效监督的需求不足，因此其权利的行使者（高管）即使不努力履行契约，也能获取较高的超额收益，从理性的角度考虑，他们当然会选择不努力，这也是目前国有企业普遍管理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大多产权享有者追求的是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契约各方收益平衡的最大化，从而对权利行使者存在激励不足（即收益低于权利行使者的预期），但对于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却较大，从而导致权利的行使者维持长期契约的意愿不强，这也可能是较多民营企业高管及员工压力较大、流动性较大的原因之一。（2）管理审计准则体系建设滞后。为使管理审计得以有效开展，完善、合理的准则体系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而目前由于对管理审计的理论研究的不成熟，导致难以建设完善、合理的管理审计准则体系，而准则体系的缺失，导致对管理审计的质量缺失统一的评价标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权利的行使者和权利的享有者均难以信任管理审计的结果。这也是目前主要通过财务审计结果来评价权利的行使者对契约履行情况的重要原因。（3）社会职业道德体系建设滞后。由于没有统一的、规范的职业道德评价标准和信用评价系统，导致其在违规情况下所遭受的社会信用损失较小。也没有统一规范的信用评价系统，在其没有较严重违规和统一的社会信用信息评价系统缺失的情况下，对其社会信用的影响不大。因此，对职业道德素质相对较低的权利行使者和管理审计人员来说，其努力履行契约的动机不强。由于社会信用评价系统的缺失，管理审计的结果也难以取得权利的享有者的认同，从而导致权利的享有者对开展管理审计的动机也不强。（4）审计人员整体素质有局限。管理审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评价的内容涉及企业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对管理审计人员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要求更高。因此，管理审计人员仅仅具有会计、审计专业知识还远远不够，还应该具备诸如经济学、管理学、统计、税务、法学、工程、电子数据处理等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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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迁徙自由 经济分析 制度构建

迁徙自由是五四宪法的光辉之一。这一处光辉常常引起人们的特别怀念，是因为从1958年开始我们失去了迁徙自由。今天我们正在努力追寻这份自由，期盼再次沐浴于迁徙自由的光辉之中。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公民不能自由迁徙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桎梏；从另一方面看，目前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变化已经具备了实现自由迁徙的基本条件。因此，我国应当着手进行迁徙自由立法的准备工作。本文对迁徙自由法律制度构建的经济学分析得出迁徙自由立法的必要性。

一、限制迁徙自由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

就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自由迁徙的成本仍然昂贵。高耗的迁徙成本形成了行为人的“约束条件”，对其最终行为的选择具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它对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及社会效率也有至深的影响。

1.限制迁徙自由对劳动力使用的成本效益分析。限制迁徙自由，使外来劳动力流入的成本提高，从而减少外来劳动力的供给，这样雇主就无法因劳动力的竞争趋力来获得较低廉的人力资源。可以说，对迁徙自由限制的结果是减少了劳动力需求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减少造成劳动力工资的提高，从而使雇主设法用便宜的劳动力替代成本较高的劳动力或干脆用资本代替人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减少雇员数量。这样，有些地区的劳动力――那些在需求劳动力地区取得较高工资的和那些由于雇主寻求廉价劳动力替代而新近受雇的人就会受益于对迁徙自由的限制。另一方面，因限制迁徙自由而蒙受损失的人群是：（1）购买劳动力附加值较多的商品消费者（因为这些商品的制造商至少要将其所支付的较高的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转嫁给它的消费者）；（2）前类企业的股东及其供应商；（3）因限制迁徙自由而不能就业的外来居民；（4）劳动力过剩地区的居民和最终的全部消费者（由于整个经济体中劳动投入的低效率而使商品价格上涨）。

2.限制迁徙自由与人口繁衍的成本效益分析。人口繁衍是以家庭为基础的。迁徙自由与人口自然增长的关联性建立在这样一种关系上，即：家庭不仅仅是社会的消费单位，而且还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生产（人口）单位。

在传统家庭中，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母亲从事抚养孩子以外的其他工作的机会很少。妇女的主要角色（社会分工）是在家中劳作，以“换得”丈夫在社会上的工作机会与酬劳，从而实现夫妻社会经济职能的分工。而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人口繁衍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人们多生孩子的愿望逐渐下降，或者说，现代社会使多生孩子的激励机制不复存在，进而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的缓慢，这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然而，此种情形一般也只会发生在我国城市。由于制度的框限，农民不能自由迁徙，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农业生产方式仍停留在以人力为主的小农生产阶段，农民视生孩子为一种生产投入。我国传统的乡村基于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和养儿防老的现实考虑，普遍存在着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就越要多生孩子，从而形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由此，源于迁徙自由的制度约制，致使我国城市和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比例失去其应然的协调关系。

3.限制迁徙自由与社会稳定的成本效益分析。以经济学的观点分析，罪犯是一个经济理性的算计者。倘若犯罪的预期收益能够超过预期成本，那么他有就可能铤而走险。罪犯对犯罪成本的核算包括各种犯罪的现金支出（如购买犯罪工具等）、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和机会成本。在这些犯罪成本中，前一部分犯罪成本对于当地人抑或外来人犯罪并没有太多的差异，而后两种犯罪成本的估算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却是不同的。第一，由于外来人口被排斥于常住人口管理之外，成为游离于社会管理体制之外的“流民”或“准流民”，因此，公安机关与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相比于本地居民更为严重，他们作案后被拘捕的可能性相应减少。自然地，他们预期自己被拘捕并定罪的概率也将随之下降。此外，由于缺少“社会印章”的认同，其博弈机制将由长期博弈转为短期博弈，机会行为也将大为增加。第二，机会成本的差别。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非刑事处罚――如道义上的耻辱感、社会舆论的谴责以及随之而来的求职困难，都是预期刑罚的相关因素，它们也会构成当事人预期机会成本的重要部分。很显然，这些因素对本地常住居民的效用要比外来居民大得多。与之相对应，本地常住居民犯罪的机会成本要远远大于没有自由迁徙权的外地流动人口。因此，这些外来人员犯罪的预期刑罚又进一步降低了。

换个角度看，如果对外来人员给予同本地居民以同等的“居民待遇”，其犯罪心理预期的可能性将与本地人相同，甚至更小；特别是对于一个刚刚完成迁徙的人来说，此时他更珍视居住的稳定与安宁，就犯罪心理而言，他不会以失去平静生活的代价去犯罪，二者相比，犯罪的机会成本显然太大，一旦被发现，多年奋斗刚刚得到的安宁生活将会失去，他将得不偿失。

通过以上对迁徙自由限制的情况下，社会人力资源流动、人口繁衍、社会稳定的成本效益分析，不难推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社会制度可能将导致加大全社会成本的不必要支出。

二、对我国迁徙自由立法的制度构建

1954年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名存实亡的根本原因乃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同样在今天，实现迁徙自由的社会内在动力与现实阻力仍然是经济利益因素。因此，改革现行的法律制度，革除阻却迁徙自由立法的人为经济障碍，导引有利于迁徙自由立法的社会制度是极其必要的。

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已超过了1.2亿，跨省流动的占35%，但其中90以上都不能取得流入地户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发达地区的经济阻力。地方政权都有自己明确的财政自，人口的自由迁徙，将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又加剧了这一点。因为对于不发达地区而言，劳动力在最好的年龄段被发达地区占用，由于法律没有确认和保障迁徙自由，只允许劳动力流动，不允许劳动力落户。这样一来，劳动力社会保障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留给了劳动力流出地的不发达地区。发达地区愿意保持此种现状，以保障其支出较少的公共服务开支。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企业雇主也愿意本地区存在着源源不断的质优价廉的劳动力供给市场。制度分析学说认为，只有当制度框架内的利益主体之利益得不到满足时，才会有人去改变既有制度。现在恰恰是能改变制度的利益主体，它们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改变既有制度的内在动力也因此极小。

综上所述，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实现自由迁徙，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统筹户籍制度、就业制度、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市政管理制度、政治体制等作综合的改革。具体而言，推进我国迁徙自由立法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将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写入宪法。宪法权利的确认是一种理论和观念的规范性宣示。宪法权利不仅具有现实的一面，而且更具有体现理想追求和理念状态的价值性一面。确认迁徙自由这一基本人权，为相关的制度改革与立法确立了一个具有最高效力的法的价值目标，也为进一步确认和保障迁徙自由的立法提供宪法依据；同时，还能预防公权力对公民依法享有的迁徙权与居住自由权的任意侵犯。

2.通过国家统一立法，规范人口管理政策，避免各地自行其是或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目前各地出现的各种试验性地方户口管理政策，其出发点往往是地方利益的考虑，实行的是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有必要通过国家立法，以法律的强制力保障全体公民能在统一的户籍制度中享受同等待遇。

3.改变户籍管理方式，取消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口迁徙的行政限制。户籍管理机关应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经常住所和生活来源等证明材料来确认并登记其为本地常住居民。

4.合理确定迁徙自由的法律界限。与其他任何自由一样，迁徙自由并非绝对权利，政府同样应对其予以依法规制。迁徙自由的实质是取消城市与农村，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迁徙限制，但并不排除国家为保障公共安全与秩序、公共卫生与风化或他人权利而进行的必要的法律框限。

5.国家应保障进城定居的农民在就业、就医、子女入托、入学、高考等社会服务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6.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城市居民的法律特权，实现城乡居民法律上的一视同仁，逐步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7.对于农民以及外来民工应予特别保障。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劣势地位，解决农民问题不能只把他们推向市场。农民已为现代化作出太多的牺牲，国家应该实行以工补农的政策。对进城农民，给予更多的支持与帮助；否则对他们而言，迁徙自由可能意味着从贫穷的农村到城市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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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90年代初，南下的民工潮潮涨潮落，求职的民工源源不断，给东南沿海地区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出人意料的是，10年以后，民工荒成为东部地区企业发展的困扰。本文从效用论出发，联系阻力论分析了我国目前民工荒的原因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 民工荒 效用 农村劳动力

从上世纪80 年代起，随着市场化改革，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民工潮”。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2816万人，比上年减少238万人，减少7.8%，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上年减少954万人，减少22.5%。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分别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19.4%和22.6%，分别比上年下降2.4和7.6个百分点，全国大范围内相继出现“民工荒”现象。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是基于“经济人”理性假设的个体行为选择，其流动的目的在于追求更高的效用水平，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取决于在家务农与进城务工两种就业方式带来的财富效用水平的比较。效用概念是微观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经济人的行为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追求自身财富效用的最大化。由于劳动力面临在家务农与进城务工两种就业方式的选择，这种抉择导致了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在家务农的劳动力就业方式能够取得的最大净收入作为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只取决于进城务工的预期效用水平。

预期效用函数的构建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意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测度工具。从理论上讲，预期效用函数值越大，劳动力流动意愿越强烈。这是对劳动力流动意愿顺向测度方法。但由于效用函数无法确定具体形式，因此，通过效用函数对劳动力流动的顺向测度无法实现数量化。我们可以对劳动力流动进行逆向测度。所谓逆向测度，是指对劳动力流动阻碍作用的测度。影响预期效用的因素对阻力系数的大小同样产生影响。相应地，我们总结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四大阻力如下：

1．空间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空间距离的阻碍，流动目的地越远，流动阻力越大。

2．能力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就业技能阻碍，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流动阻力大。

3．风险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工资兑付风险的阻碍，工资被拖欠、被拒付的风险越大，劳动者流动阻力大。

4．心理阻力。一般而言，农民工所在城市的社会环境越公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小。

农民工的流动受多种因素堵塞制约，现阶段出现发达地区劳动力的短缺现象，主要是各种阻力导致劳动力流动不通畅所致。一些企业为了解决用工问题，采取了为农民工提供带薪休假、报销探亲往返车船费、准时发放工资、以及提高工资与福利待遇等有效措施，挽留农民工。但从长远看，农民工的流动受到阻碍重重，单靠个别企业的行为只能解决该企业的燃眉之急，同行业企业可能出现相互挖人的恶性竞争。因此，需要政府相关配套政策解决企业用工短缺问题。

为了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向城市顺利转移，解决当前“民工荒”现象，可以采取以下的政策措施降低劳动力转移的阻力系数。

第一，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目前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还未普及，农民工输出数量大，但技能低，劳务收入不高，这是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加强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实现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提高农民进军市场的本领，是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和亟待落实的任务。

第二，提高《劳动法》执法力度，规范用工行为，降低工资兑付风险。最近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工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要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应严格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第三，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消除二元户籍制度，取消就业限制，并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以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

第四，关爱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为农民工提供健康娱乐活动场所，为夫妻分居农民工提供配偶探亲便利条件，形成尊重农民工的社会氛围等等；减轻其心理压力。应该重视农民工的文化权利，包括文化参与权和享受权。建议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将社会保障、子女上学、文化权利三大核心问题纳入国家立法轨道，过渡期内可考虑先出台一些条例或地方性的法规。政府应调整公共财政政策，建立农民工的文化专项经费，将农民工文化活动经费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央和省级政府还可设立“农民工文化发展基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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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士梅,徐志勇.我国东南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人口学刊.2005.3.

[4]王仕豪,张智勇.制造业中农民工用工短缺:基于粘性工资的一种解释.中国人口科学.2006.2.

[5]刘尔铎.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短缺与民工荒.人口学刊.2006.1.

[6]章铮,谭琴.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效应――兼论民工荒.中国工业经济.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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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税 税收思想 课税原则 税负转嫁 比较优势

消费定义及范围界定

从广义上讲，消费可以理解为人类对可用资源的耗用，它不仅意味着人们对有形物品等物质资源的使用或耗用，也意味着人们对劳动资源的使用，甚至还意味着对时间资源的耗费，但是，经济学对消费所下的定义专指直接满足人们当前需要的资源耗费。这样，消费税自然是以一定时期消费行为或消费品为课税对象的税收。

针对消费课税的工具有好几种，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消费税，即直接由商品或劳务的消费者或者使用者缴纳的，针对个人消费支出征收的税。另一类是间接消费税，也称间接税、流转税、销售税，它是指以消费品的交易数额或数量为计税依据，由消费品或劳务的销售者或提供者作为纳税人缴纳的税收。

其中，间接消费税按征税范围的差别，可分为选择性消费品税和一般消费品税，选择性消费品税是指对少数部分消费品课征的消费税，课税对象是有选择和有限制的，而且通常实行差别税率，如烟草税、酒税、茶税、盐税等。一般消费品税是指对普遍的或一般的消费品课征的消费税，它往往在征税范围上包罗万象，在税率上是统一的。从征税的政策意图上考虑，选择性消费税是用来达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一般消费品税通常用来取得财政收入。中国税收书籍所指的消费税应该理解为选择性消费品税，而以下则是对选择性消费品税的重点论述。

历史上各经济学派的消费税思想

大卫·李嘉图认为，用于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支出，应该给予限制；而用于必需品的消费是维持劳动者再生产费用，应该给予保护和鼓励。与之相对应，对奢侈品征税不会不利于生产，因为它不成为生产的成本，而对必需品的征税会使工资水平上升，是对生产资本的征税，因而不利于生产。由此，他赞成消费税而反对货物税。消费税会带来两种效应：一种是收入效应，它指货币收入购买力减弱、购买的商品变少、效用水平降低；另一种是替代效应，它指由于一种商品价格上升，另一种商品价格不变，消费者会减少购买价格昂贵的商品，而更多购买价格不变的商品。在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下，税收的收入效应只能使纳税人收入减少，支付能力和满足程度下降，但不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就不破坏帕累托效率条件，即生产商品之间边际转换率仍等于两种商品的价格比率，其中边际转换率是指利用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增加一个单位的某种商品的生产所不得不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产量；但税收替代效应扭曲人们对商品的选择行为，从而造成资源不合理配置，使效率条件遭到破坏。这时，征收一般消费税，就能消除不同商品的替代效应的损失，从而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由于市场往往是有缺陷的，利用消费税的替代效应，则会矫正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消除市场失灵。

拉姆齐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最优的税制应该能确保在对不同需求弹性的商品征税时，达到总的消费者剩余最小。这就要求各种商品的税率与其需求弹性成反比，使得从不同需求弹性的商品征得的最后一单位税收所引起的效率损失都相等，也即边际税收的效率损失相等。只要从某种商品征得的最后一单位税收引起的效率损失大于其他的商品，那么就有可能通过改变征税办法降低效率损失，只要适当降低该商品税率，提高其他商品税率，就能够实现效率损失最小化。由于必需品的需求弹性远低于奢侈品，因此拉姆齐主张对必需品征收高税，而对奢侈品征收低税。从而体现了对富人消费征税的累退性质。

凯恩斯认为随着人们的收入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那么多，即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国家就应贯彻实施具有累退性的消费税，以此刺激消费。根据拉弗曲线，消费越旺盛，对投资的倍加乘数作用就愈强，国民产值更高，从而扩大税基，即使消费税税率累退，政府的税收收入也可能会增加，不过却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

消费税的课税原则

（一）税收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用尽可能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取得尽可能多的税收收入，并通过税收分配促使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现代税收理论一般把税收效率原则概括为：第一，资源配置角度。税收分配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使社会从可利用的资源中获得最大利益。第二，经济运行角度。税收分配要有利于经济运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第三，税务行政角度。在征税过程中征税主体支出的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要尽可能地最小。

（二）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是指国家征税应使各个纳税人的税负与其负担能力相适应，并使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平衡。衡量税收公平原则的标准有两个，即支付能力原则和受益原则。

支付能力原则是指按纳税能力缴纳税收的原则。该原则包含两层含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要求对相同的人给予相同的税收对待，纵向公平是指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税收对待，通常富人比穷人更有税收支付能力，理应多纳税。但是，由于凯恩斯指出个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即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所占的比例，随收入增加而减少。若征一般消费品税，则富人因有较低消费倾向，所以应交纳的税收占其收入的比率较低，不能体现按纳税能力课征的原则。因此，应采取对富人群体普遍消费的奢侈品课以高税，对穷人所依赖的低档品给予免税，才能体现按纳税能力纳税的原则。

受益原则要求纳税人根据他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所获得的利益缴纳相应的税收。从政府公共服务得益相同的人应缴纳相同的税收，从政府公共服务中得益多或少的人，应缴纳较多或较少的税收。在多数场合，政府公共品的收费可以通过征管手段的革新来杜绝“免费搭便车”现象，对未交费的使用者予以排斥，如燃油税就是以油计税，行驶少，对道路资源的占用和损耗少，则交税少。

（三）税收财政原则

税收财政原则是指一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变革，都必须有利于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亦即保证国家各方面支出的需要。根据拉弗对税收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税率与税收收入、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函数关系：当税率为零时，市场经济活动或税基为最大，但税收为零，税率稍有提高后，税基会相应缩小，但其程度较小，故税收总额还会增加；当税率上升至某一最适度的点，税收极大化，找到最佳税率。如果超过这一点， 继续提高税率，就进入“拉弗”，因税基以更大程度缩小，即市场活力或生产加速萎缩，反而导致税收下降；当税率处于的末端，即税率为100%时，税收也相应降至零。因此，财政原则并不意味着就是税率越高，税收收入就越大。

消费税的税负转嫁

完全竞争市场。消费品的供给完全无弹性，即供给弹性系数等于0。供给完全无弹性，说明当某种消费品因政府征税而价格不能提高时，任何单个厂商对价格的相对下降没有任何反应，其生产量不会因价格下降而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单个厂商可以谋求税负向后转嫁，但却不能把税负向前转嫁给消费者，除非各个厂商在整个工业体系下形成一股力量，才能够通过消费品提价的方式，把税负转嫁给消费者。

垄断市场。由于消费的需求不是完全无弹性，消费者虽然无法选择其他的消费品提供者，但却可以通过减少甚至停止消费的方式来规避这种税收，因此垄断厂商不能任意将消费税转嫁给消费者。现考察一下垄断厂商转嫁消费税的程度。通常意义上，从量税与从价税在税负归宿上是有差别的，在征收相同金额的税款时，从价税使产出减少的数量小于从量税，这是因为，从价税是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的，它使得边际收入降低的比率小于税率本身，而从量税恰好降低了与税率等同的边际收入比率，由于垄断生产者是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决定产量，当边际收入降低的比率较小时，产量也相应减少的较少，这样，从价税比从量税使垄断者的产量减少的幅度较小，换言之，从价税使价格上升的幅度低于从量税，垄断者难以通过提价的方式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因此，采取从价税可征得更高的税额，并使得厂商的垄断利润更少。

寡头市场。根据斯威齐模型，每个寡头都相信，自己对商品提价，则别的寡头不会提价，自己对商品降价，别的寡头却会降价，因此，当征收消费税时，就没有寡头会在征税后提高价格，因此税负就由寡头们来承担，但若所有的寡头能达成联盟或勾结起来，则也是可能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的。

由于实行消费税征收时，税负的法定归宿与经济归宿往往并不一致，通过对消费税的税负转嫁问题研究，可以使得税收政策的制定者能够利用消费税来调节收入分配，若穷人消费的低廉商品的税负，主要是由消费者承担，则应该予以免税，若富人消费的高档商品的税负主要是由富人承担，则应征高额消费税。

消费税的比较优势

（一） 基于效率目标对资源配置的改善

消费税的课税对象有三种：一是存在消费偏好误差的劣质品，二是产生负外部效应的污染品，三是难以收费的混合品。

对劣质品消费所带来的利益可能被消费者高估或低估了，从而产生消费偏好的误差，对消费者个人来说，会因过度消费该劣质品而对其福利产生负效用，消费行为本身也可能会造成外部负效应。可是，许多消费者对此却视而不见，尽管他们为满足不合理的消费需求往往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但以效率标准衡量，若能消除消费偏好误差，无疑将有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消费税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可以有效地矫正消费偏好的误差，因为消费税提高了消费成本，在消费者刚性的收入约束条件下，收入效应对消费数量的减少产生作用，替代效应则使消费者选择可替代的未税消费品，从而纠正消费者的不良消费嗜好。

有些污染产品会产生外部不经济，而又不能依据产权加以明确划分。因此，必须依赖政府或社会公共行动，政府通过征消费品税，使消费行为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从而使生产者或消费者通过交税承担其产生的外部成本。消费税的交纳使生产者减少污染，而政府则能利用可观的税收收入来治理环境污染。目前，很多国家开征了环境税，大多是对以损害环境而产生出的商品课以消费品税。

对于难以收费的消费品，若通过改变课税的办法能很容易征到税，且征管成本不太高，就不失为一种合理分配税收负担的好办法。目前，我国已开征的燃油税就可以理解为是对使用公路的消费者课税，因无法测定每一条公路上的消费者从对公路的使用中所获得的利益，所以用燃油的耗用量来近似地间接衡量这种消费利益并以此征税，这种做法在实际运用中较可行。

（二） 基于公平目标对收入分配的调整

消费税调节收入水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扩大税基和提高税率的办法来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费负担。2006年4月，财政部对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扩大奢侈品的征税范围，合理界定奢侈品的定义，既不能挫伤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又要有效的调节高收入者的消费。

（三）基于财政目标对政府税收收入的提高

对于低需求弹性的消费品课税，可以筹集到巨额的财政收入但却只会造成极小的扭曲效应，从而产生的税收超额负担也比较轻，其中，税收超额负担是指由征税引起的商品或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带来的福利损失。以一种不产生外部效应的奢侈品为例，若它的价格需求弹性为0，并且对其消费的收入弹性大于1，即消费者收入增加或者减少1%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量的升降百分比将大于1%，那么，可以断定该种商品为富人生活的必需品，对它征收消费税不会导致富人改变其选择行为，从而能够保证政府取得稳定财政收入。

参考文献：

1.刘宇飞.西方财政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朱为群.消费课税的经济分析（M）.上海财大出版社，2001

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篇9

内容摘要：传统贸易理论对关税保护政策的分析都假定关税是外生的，而基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学对关税问题的研究强调关税的内生性，侧重分析关税保护政策的形成过程及保护的水平和结构。本文对内生关税理论作了简要介绍，并从制度、需求和供给角度对关税保护的水平和结构作了详细分析，最后对关税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做出总结和概括。

关键词：关税保护 政治经济学分析 利益集团

关税作为一项古老的贸易保护措施，其研究出现得比较早。但是，传统贸易理论对于关税的分析大多集中在关税的经济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方面，都假定关税外生化。而这与现实的贸易保护是不符的，因为如果强调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自由贸易应该是理想的选择，关税保护最多只是次优的选择。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对现实的关税保护作了较好的说明。与传统贸易理论不同，政治经济学分析强调关税的内生化问题，指出关税保护措施的形成过程以及不同行业关税保护程度不同的原因。

相关理论综述

（一）理论分析

最早涉及关税内生化思想的学术分析可以追溯到马歇尔，马歇尔（1922）指出关税保护措施虽然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存在扭曲，但是在政策实践中更容易被采纳。01Son（1965）、Stigler（1971）、Pieus（1975）和PeltZman（1976）通过分析行业的搭便车问题和游说政府能力问题后，得出企业数目少以及分布集中度和买方集中度高的行业能进行有效游说，获得较高的关税保护水平。01son（1983）分析了影响收入和就业水平提高的经济环境下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组织会更加有效，所以关税保护水平和行业产出、就业增长率呈负相关，和进口渗透率呈正相关。Frey（1984）指出关税是利益集团在政治市场博弈均衡的结果，利益集团投入资源从关税保护中获得租金，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对关税制定有重要影响。Grossman和Helpman（1994）在其保护待售模型中引入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该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助以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利益集团游说活动直接决定保护的结构和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权数及利益集团规模一定的前提下，保护率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及其有效组织程度。该模型较好地分析关税的内生化问题，指出了关税的制定过程及其行业差异的成因，极大推进了关税内生化理论的发展。盛斌（2002）通过修正Grossman and 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建立了中国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模型。其模型结论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是隐性的，关税率的形成过程与其他国家单纯的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形成均衡关税率的过程不同。

（二）实证分析

Krol（1996）运用向量自回归的方法，利用日本（1890一1970年）的数据来检验关税内生化问题，结果证实关税变化是内生的，关税不是用来促进经济活动，而是反应于宏观经济扰动。当现实经济状况不利于进口竞争产业时，该产业便会寻求保护。同时，政府通过征收关税对进口竞争产业实行保护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Goldberg和Maggi（1999）使用美国1983年制造业的数据率先对保护待售模型进行了检验，说明保护待售模型基本上能够有效解释不同行业关税保护水平的差异。Terribile and Thornton（2002）对意大利1890―196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来说明关税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平均关税与生产、消费价格、贸易条件和外贸平衡都存在协整关系。这同时也说明宏观经济波动会影响，关税成为产业和贸易发展战略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调节手段，体现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国家中心论。盛斌（2002）利用自己创建的一整套跨部门（36个工业部门）和时间序列（1992-1996）的数据库，对影响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其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王元颖（2006） 在盛斌的贸易保护的计量经济模型基础上，通过扩展数据并采用面板回归的计量方法和Hausman检验的技术，验证了关税在中国也是内生的假说。我国的关税保护同样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达成均衡的产物，既考虑了培育优质产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问题，也兼顾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

关税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关税保护的制度分析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福利水平，保护贸易会导致经济的扭曲。所以，自由贸易应该为各国政府所推崇。然而，现实中通常由于存在一个贸易保护的政治市场，为各相关利益集团所需要，导致关税保护政策的普遍存在。

关税是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一国政府通过对贸易商品征收关税，可以扩大一国的财政收入来源。在现今的世界各经济体中，关税收入在某些国家的财政收入中仍然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尤其是一些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类国家由于经济落后，税收来源少，再加上税收人才短缺，以及关税的征收又比较简便，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会强烈支持关税保护，反对自由贸易。

关税是相关利益集团博弈达成均衡的结果。关税作为一公共产品，它的存在自然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因此，在一经济体中，反对关税的利益集团和赞成关税的利益集团往往是同时存在的。赞成关税保护的利益集团一般是进口竞争部门，因为一旦消减关税乃至取消关税保护，他们的利益会收到直接的影响。这些部门的工会和工人，在总体上都会反对自由贸易，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能够分享关税保护带来的利益。由于关税保护对这样集团的影响是可见的、直接的，所以该集团很容易组织起来要求关税保护，在政治市场上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当经济衰退导致失业率上升时，他们会以增加就业和产出为由要求提高关税保护。这一呼声会显得特别有力，工会也会积极推动。

反对关税保护的利益集团主要有出口商和消费者。出口商经常会意识到本国进行关税保护会导致他国的报复，不利于自己出口产品市场的扩大，损害其利益。然而，出口商很难把这种利益损害转化为实际政治行动，因为这种损害是间接的，很难估算。而对于可能会反对关税保护的另一利益集团―消费者，由于其人数众多，难以行动，加之他们的支出花费在很多商品上，用于进口商品消费只占很小一部分，关税保护导致其损失有时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消费者一般不会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关税保护。

（二）关税保护的需求分析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既有赞成关税保护的利益集团，也有反对关税保护的利益集团，他们之间的博弈决定关税保护的形成和保护程度的大小。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般认为赞成关税保护的利益集团更易于行动，其游说活动更加有效，形成了对关税保护的政策需求。进口竞争部门通过有效组织进行游说，通过实行关税保护或提高关税可以使其获得一定收益，但是游说活动也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因此，进口竞争部门因关税保护获得收益与为游说而支出的成本就决定关税保护政策的形成及保护程度的高低。

进口竞争部门的进行关税保护游说活动的成本、收益情况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关税水平，纵轴表示游说的成本或收益；OA是游说的成本曲线，代表用货币表示的为促成关税保护进行游说活动的成本支出；OB是表示得自于关税保护的收益曲线，代表进口竞争部门从实施的关税保护政策中获得收益的货币价值。OA线向上倾斜说明进口竞争部门进行游说活动，随着关税水平的上升游说成本越来越大，即游说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OB曲线表明关税上升的幅度越大，进口竞争部门从关税保护中获得收益就越大，在图中切点所对应的关税水平为T0，此时进口竞争部门获得收益最大，此次关税水平也代表了最高关税水平。但并不是所有行业的进口竞争部门进行游说活动都是值得的，如果某一行业进口竞争部门最初的游说成本是曲线OC，始终位于收益曲线OB之上，则游说是不值得的。

所以对于利益集团来说，在游说收益一定的情况下，游说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是否会进行游说活动，进而决定对关税保护政策的需求。对于一特定集团来说，集体行动组织的难易程度直接决定了其游说成本的高低，如果最初的组织成本已经支付过或由于其他目的已经存在以组织形式，其从事游说活动成本就会比较低。这也验证了在现实经济中容易有效组织的利益集团或由于某种原因已经组织好的利益集团更容易获得政策的保护。

（三）关税保护的供给分析

关税保护政策不是有公众投票直接决定，而是由政府部门颁布实施，构成了关税保护政策的供给。政府作为以特殊的利益团体，也有自己一些特定的理想目标。大多数政府通常把赢得民众的支持和再次当选当作其追求目标。如前所述，社会中的其他利益团体对待关税保护政策的态度不同，消费者支持自由贸易但不会为此积极游说，而需要关税保护的利益集团极力进行游说活动。政府会注意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提供关税保护政策满足其需要，以获得最大化的政治支持和资金上的帮助。在现实的经济中，赤字的政府比较热衷于关税保护政策。

在关税供给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利益团体是行政管理当局，他们负责准备、形成并实施关税保护政策。行政管理部门也有他们特定利益目标，假定其目标是效用最大化，用官僚效用函数来表示。对于官僚效用的函数，影响其效用最大化主要的因素为威望、权力和影响力。而这些影响因素又是社会其他各利益集团给予的，这些利益集团又多从属于某个特定的经济部门。所以积极游说的利益集团对行政管理部门的影响会比较大，能获得政策的保护。

结论

关税保护政策是在政治市场里决定的，是相关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均衡的结果。赞成关税的利益集团主要由进口竞争行业组成，由于它们有效组织进行游说活动，具有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反对关税的利益集团集团主要是由消费者组成，由于其人数众多，关税保护使其遭受的损失是间接的，难以计量，存在着搭便车效应，所以很难有效组织进行游说活动以反对关税保护。关税保护的水平和结构是由关税保护需求方（主要是进口竞争部门）和供给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在政治市场上达到平衡的结果。所以，关税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所分析的那样是外生的，而是由相关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内生决定的。同样，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内生关税理论也同样适用。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关税作为资源分配和贸易政策措施的一种重要手段，其保护水平和结构同样是中国政府和国内各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

参考文献：

1.Goldberg，Pinelopi and Maggi，Giovanni，1999，“Proteetionfor Sale：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1.89，No.5，December

2.Grossman，G．M and Helpman．E．，1994，“Protection for Sal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1.84，No.4，September

3.Krol，Robert，1996，Testing tarif endogeneity in Janpan：Acomparison of pre-and post•war periods，Economics Letters 5O

4.Magee Christopher，2003.Endogenous tarifs and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0(2003)

5.Terribile，F.and Thornton，J.，2000，The endogeneity of tarifs in a Italy，1890-1969，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0,7

6.李国学.论国际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公共利益原则[J].财经问题研究，2006(6)

篇10

地名本身看起来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语言现象，但其背后也蕴藏着一些有趣的规律，比如考察一下全国各个城市的名字，截至2004年12月31日，全国共661个城市中，有593个城市的市名是由2个字组成，所占比例约为89．7％，而翻开任何一本大城市的地图册，就会发现大多数城市内的地名多数由3个或者更多字所组成，其中又以3个字为多。本文运用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对此现象进行一些诠释。

二、作为制度和公共产品的语言

语言经济学一般将语言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来进行考察，而张卫国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公共产品和制度两方面对语言的经济性质进行了分析。按照他的观点，语言之所以可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是因为从消费的角度看，语言同其他的公共产品一样，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就像天气预报和大众传媒一样，语言使用的潜在收益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被国家或区域内其他人群所分享，并且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不能排除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因此，一个国家或区域内，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不仅如此，由于语言具有很强的网络外部性，语言的公共产品特性与其网络外部性还会相互强化，从而使得语言的公共产品属性更为突出。同时，张还认为，语言作为制度分两种情况：一是指不同语言作为不同的制度，其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指同一种语言在发生（制度）变迁的前后，效率也是不同的［1］。作为一种制度，语言主要规范人们的言语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界定、调整人们之间权利关系或利益，进而有可能影响经济绩效。有效率的语言制度安排应有这样的特点：如果以纯粹交流为目的，在确保意义表达清晰的前提下，能使人们以最少的词语表达出最多的信息，并且能使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总之，作为制度，语言对交易成本有明显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以语言的这两种经济性质为基础，对于与地名有关的语言现象进行语言经济学分析。

三、关于地名长度的语言经济学分析

既然语言具有很明确的公共产品属性［2］，那么地名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因此可以和其他的公共产品一样，进行产品提供的成本———收益分析［3］，这种公共产品提供带来的成本收益不仅取决于产品数量的变化，也取决于每个产品单位成本的变化，而每个产品单位成本的变化可以粗略地由地名的长度来代替。所以我们先来考察一下随着地名长度的变化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变化。具体可见下图，其中横轴表示地名的长度，纵轴则表示随着地名长度的变化带来的潜在收益和成本的变化：首先考察由于地名长度变化带来的收益变化，为此可以画出一条GG曲线来表示地名字数的增长1地名长度均衡点的变化带来的边际收益，并考虑影响该曲线位置的因素。（由于是边际收益曲线，所以GG曲线的斜率为负。）第一个影响因素是集聚或离散的程度，如果地域单位的分布是离散的话（如单个的乡村和城市），就不会产生划分分界线的问题。而在城市特别是大都市内部，在每个分区的内部建筑和公共设施都是团块状的，地名除了指称外，还起着定位和划分界限的问题（当然，这种划分并非绝对清晰的），因此就产生了在地名末尾加入一个表示地貌特征的字（如湾、坝、口、岗、塝、湖等）或表示第二自然特征的字（如桥、路、庙、寺、坟、庄、园等）以辅助实现定位和划分界限功能的潜在需要［4］，换句话说，地域单位分布的集聚程度越高，在地名编码中增加一位的收益越大。GG曲线的位置就越靠右（或靠上）。第二种影响因素是集聚和离散的趋势，在一个城市的内部，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居住人口不断增多，地价从长期来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因此土地利用越来越集约化，随着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约化不断发展，城市的面貌必然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并不断产生新的地名，因此在编码上多留出一位也是很自然的。而如果一个地域内的地理单位是离散分布的，如处于一个地区内的分离的乡村，则由于没有这种集聚的过程，相对来说较少在地名编码上多留一位的需要。因此，地域单元内的集聚趋势越明显，GG曲线的位置就越靠右（或靠上）。第三，居住者间交易（这里交易是广义的）的频密程度，如果把地名的成本定义为记忆成本，把地名的收益定义为对交易成本的减少，那么，要弥补地名所含字增加一个而带来的增加的记忆成本，必然要有相应的较大的交易成本的减少作为收益才能弥补。而这种交易成本的大幅度减少则意味着承载着这些名字的地方在频繁的交易中，其位置作为许多人的公共知识的重要性［5］。也就是说，一个地域单位内部的人群间交易越频繁，地名长度增加带来的收益越大，GG曲线就离纵轴和横轴越远。然后可以来考察由于地名长度的增长带来的边际成本以及由此决定的LL曲线，同样的，由于是边际成本曲线，所以其斜率为正。这条曲线的影响因素比较少，主要取决于语言本身的特点。如果把GG曲线和LL曲线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二者的交点决定了地名的长度。如果地名长度的增长带来的收益越高，平均来说地名就越长，反之地名的平均长度就越低。通过这一非常简单的模型，我们可以解释如下的一些与地名有关的现象：第一，城市的名字一般由两个字组成，这是由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一个国家（或一个省份、一个地区）的各城市之间是离散分布的，而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对于离散分布的地理单位来说，从地名长度的增加带来的收益较小。其次，城市化的推进更多地是通过现有城市的人口集聚和规模扩大来体现，而不是通过城市增多来体现，因此，较短时期内一定地域范围内一般不会出现城市的集聚。最后，由于距离成本，城市之间的交易频率远不如城市内部的交易频率高。［6］以上这种种因素决定了城市的名字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超过两个字。第二，对于城市内部的地名而言，完全和上述城市间的情况相反，因此，城市内部的地名大多超过两个字。第三，省份的名字也是两个字居多，这主要可以由第二和第三个因素解释。由于省份的数量不会发生很快的增长，也由于省份之间的交易频度相对较低，因此限制了其名字长度增长的需要。第四，对于离散分布的乡村来说，虽然难以进行抽样检验，但是由于乡村的离散分布，也由于乡村间的交易频率会比城市间更低，因此很可能其地名的平均长度还低于城市名的平均长度。第五，实际上，在乡村间或者在较为偏僻的荒野存在着大量未命名的地域，这是由于这些地区所承载的交易密度极低，为之命名的收益极低，因此GG曲线与LL曲线的交点极为靠近纵轴，从而使得为其命名成为得不偿失的事情。

四、关于地名指称范围的语言经济学分析

根据科斯的观点，在资源配置中，光谱的一端是社会的资源配置完全整合在唯一的企业中，在光谱的另一端是完全没有企业，资源配置完全靠市场交易实现，而在企业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相等处，就是企业规模的边界。［7］用这个思路来考察某个特定地理范围内的地名的话，其极端之一就是完全没有地名，每次交易或交谈中的约定或默认的地点完全由交谈双方私下确定，也就是说，唯一的地名完全覆盖我们考虑的整个地理空间，此时这个地名唯一的作用就是与该地理空间之外的交往所用。而另一个极端就是为每一个很小的视野可以完全覆盖的地理范围都进行命名。那么，地名的覆盖范围应该怎么确定较好呢？考虑两种成本，命名成本和地点约定成本，而地名的命名成本是随着地名覆盖范围（当然这一范围是模糊的）的减小增大，这是由于地名覆盖范围越小，则地名越多，相应的个人付出的地名学习和记忆成本，命名者所付出的地名确定和普及成本（以使地名和地点的对应成为公共知识），以及到该地点的引导成本就增大。相应地，每次个别交谈的地点约定成本则随着地理范围的扩大而增加，依据这一思路，命名成本可视作提供地名这一公共产品的（随地名覆盖单位范围大小而变化的）边际成本，由于地名的存在而节约的地点约定成本可以视为提供地名这一公共产品的（随地名覆盖单位范围大小而变化的）边际收益，亦即命名的边际收益。（这里，地名对于地点约定成本的节约功能也可以体现出地名作为语言制度的一部分带来的节约交易成本的效果。）这样可以仿照上一节，绘制出解释地名覆盖范围的坐标图，其中的AA曲线代表随着地名覆盖范围减小而增加的命名成本，而DD曲线则代表作随着地名覆盖范围减小，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地点约定成本节约，而带来的命名的边际收益。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决定了均衡的地名覆盖范围。应该指出的是，此处被节约的地点约定成本带来的是当地居民加总的地点约定成本。图2地名覆盖范围均衡值的变化如果地名对于交易成本的节约现象越明显，亦即DD曲线越靠左，则地名的覆盖范围就越小，因此可以推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居民间交易频密程度的提高，地名的覆盖范围会变小。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