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哲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理性；情感；仁；生

成德践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儒家的不易信条。“亲亲、尊尊”的德性伦理，是儒家义理的核心内容。在先秦，孔子首次为儒家的德性伦理提出了一个合理可靠的论证，其核心在于情感原则。在孔子之前，“人为什么要过道德生活”这个命题是和具有人格神色彩的天、帝关联在一起的。孔子的仁学，以情感为第一原则，以理性和情感的统一为主线，开创了以“道德何以可能和何以必须”为根本课题的儒家哲学。孔子的仁学中，天的人格神意味淡化，而道德实践的主体－人的作用凸显，以亲情为起点的情感原则和有别于认知理性的实践理性原则双翼并举，最终指向一条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成圣之路。道德何以可能？何以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孔子从孝、悌这种真真切切的可感可验的家庭亲情为出发点，为他的仁学体系建立了一个普遍性原则－情感。孔子认为，人是有情感的生灵，每个人从一出生，就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1]，从出生到老死，时时刻刻都处于父母、兄弟、朋友等五伦的情感互动之中。情感生活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人又是有理性的生灵，每个人都能从“有限”的爱亲推广到“无限”的爱人。既然情感是必须的，而且又可以是普遍的，因此，德性伦理就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有共同的，不因人、因时、因地而变的标准。这样，孔子的仁学就为“人要过有德性的日常生活”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论证。还应该强调的是，情感原则，是内在的。因此儒家哲学注重体验、体证。孔子为儒家哲学建立的主体性原则，以情感为核心的情感和理性相统一的原则，对后世儒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孟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实际上就是指恻隐之情人皆有之。孟子的“义在内”，“仁义内在”的论述，是对孔子建立的情感原则的内在性和普遍性的进一步论证，而且有了新的内容。孔子建立的情感原则，是从孝、悌的亲情而来的，其主要特点是真实无伪，孔子是用“人之生也直”[1]这一说法来说明此点的。真实的情感在理性的提撕下成为“爱人”的普遍情感，并在实践过程中，无过无不及地表达为礼仪，也就是外王层面。在孟子的时代，对“情”的讨论进一步深入了。（郭店竹简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孟子承继了孔子的义理规模，认证了情感原则的内在性和普遍性，但他比孔子更进一步，他在源头上，把情感认定为是“善”的，以“恻隐之情”来讲“情”，就是说，情之本是善的，这体现在他的性本善的说法中。“性本善”就是“情本善”。爱是情，但是，爱也有个是非对错，“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2]这样的恻隐之情，已经是知是知非的理性的情感了。也就是说，孟子把在孔子处必须交付给理性的，要在实践过程中予以调节才得以无过无不及的情感简洁地浓缩到他的本善之情中。因此，在孟子的理论中，他很少言及“中庸”，很少言及在孔子处时时要言及的以理性调节情感。因为，孟子的本善之情已经具有理性的品格，即无过无不及的中庸品格。这样，在孟子处，重心就着落在如何把这个本善之情“扩而充之”了。当然，扩而充之，这也涉及到了人的理性的作用。儒家义理的核心是情感和理性，即便象孟子，已经把理性品格内化在本善之情中，他也同样强调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理性是不可或缺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当然是情感。这是强调了情感的内在性和普遍性。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表述把孔子仁学的核心原则－情感原则完全肯定下来，并做为成人之“道”的出发点，同时，强调“发而中节谓之和”，也就是说，在成德践履的过程中，理性的调适功能同样不可忽视，所以才要“修道之谓教”。《中庸》的思想和孟子的“性本善”的学说，都是在孔子开出的义理框架内的，核心在于情感原则，理性和情感的关系是其中的主线。通常把“天人合一”做为先秦儒学的指归，似乎并不确切。先秦儒学是基于内在情感的主体性道德哲学。先秦道家，基于批判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以“形而上的负的方法”实现人对自身理性的否定性的超越，才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理路。而先秦儒学，从孔子开始，把情感作为道德实践的出发点后，天就基本上只是个虚位，而同时，对人的理性是作正面的评述的，不然，何以言“克己复礼”？何以言“修身”？如果说在孔子处，还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的感叹，到了孟子和《中庸》，就只讲知天、事天，讲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是天下之达道，进一步把情感原则作为道德践履的出发点和核心，并把这一内在而普遍性的原则完全肯定下来。正因为情感原则，儒学才要讲体验、体证，它有别于思辨的道家智慧，不需要形而上的体系的完美构造；正因为实践理性原则，儒学才需要修身，才需要道德践履，由此成圣之道是个死而后已的永无止境的过程，需要慎思，明辨和笃行，需要不断学习和反省。而先秦道家则是种境界形态的思辨哲学。

汉代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来重建儒家的纲常伦理，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原因的。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天是赏善罚恶的绝对至善的人格神。这是一种神学目的论思想。从儒学内部的发展来看，他的这一理论是和孔孟儒学异质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他不象孔孟那样把情感作为纲常伦理的出发点和核心原则。因此，他就必须张扬人的理性。在神学目的论的大框架下，他同时极力张扬了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没有背离儒家，而且，还作出了他的独特贡献。同时，他的目的论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为宋明理学的自然目的论提供了思路。

魏晋间玄学思潮起。有无之辨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课题。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儒家的纲常伦理并没有受到大的挑战。而如果纯粹从思想史的层面看，玄学反倒为儒家的道德伦理作了形而上的论证。这是一种时代背景下的儒道合流。玄学为儒家道德哲学提供了一种思辨的方法论，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就发展为儒学的体用论了。郭象的理论，认为名教和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裴頠的崇有论则认为名教不可越，而王弼的贵无论是最具有形而上的理论色彩的，认为必须越名教而任自然，但是，王弼仍然声称孔子是圣人。圣人有情无情论，也是当时论争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孔孟儒学的两个基本要素理性和情感，在玄学思潮中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讨论。贵无论和贵有论，实际上都对人的理性能力进行了深入探讨，再加上情感问题的重新提出，自然这一概念的重新阐释，这些都开启了有宋一代新儒学的先驱者们的思路。

真正对儒学义理构成挑战的是佛学。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魏晋期间有个大发展，而到了隋唐，是其鼎盛时期。华严宗、唯识宗、天台宗，尤其是禅宗的盛行，使得儒家道德哲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现实的社会政治层面，儒家的纲常伦理依然是占统治地位，但是，有识之儒者清醒地看到，如果儒家仁义的内圣之学已然动摇，那纲常伦理的外王层面的大厦就岌岌可危了。韩愈、李翱等人作了重建人文价值体系的尝试。韩愈的《原道》辟头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他在《原性》中进一步提出性三品说，认为性是与生俱来的，情是接于物而生的，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情则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李翱在《复性书》中，则明确提出，要为儒家义理立性命之源，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他们试图找到一个内在的普遍性的原则，重新来论证儒家德性伦理。他们在儒家经典中以《大学》和《中庸》为据，这也是一个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上承先秦儒学，而下启宋明理学的。然而，他们对孔孟儒学的义理核心并没有把握住，对佛学之于儒学义理的真正挑战之处看得不清，因此，他们没能建立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儒学。这个历史性任务有待于来者。

延至北宋初期，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高举反佛老二氏的大旗，可是，他们基本上还是着眼于社会政治层面来应对佛学，力斥其逃君臣之礼，去父子之情，绝夫妇之义。公正地说，他们从韩愈、李翱走到的地方又往后退了一步。他们只是尝试重建仁义道统。而实质上，不破就不能立。如果不能把握儒学义理的根本精神，和佛学对儒学德性伦理的挑战究竟在何处，就不可能重建新儒学。

这个历史性的任务，落在了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身上。在考察他们对新儒学的建立各自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大体地描述一下佛学理论主要在哪些方面对儒家学说构成挑战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威胁。大致可以从宇宙论、人生论、心性论来说。佛学认为，山河大地一切皆是虚幻，宇宙万物是人心生灭妄想所生之虚幻之境；生死是可以轮回的，人的形灭了，神仍在，不断地轮回。人生是个苦海，爱嗔痴三毒使得人生在世，永无快乐之时。心是作用心，万法唯心。万物皆因缘而生，缘起而性空，总之，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空。实际上，我们可以简单明了地这么说，佛学理论把儒家义理中的两大要素理性和情感毫不留情地击碎，这是釜底抽薪之举，这种挑战是极其严峻的。强调亲亲、尊尊，以孝悌为仁义之本的纲常伦理，不管是以情感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孔孟仁学，还是以理性为出发点和核心的荀子的礼学，还是预设了纯粹至善的人格神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在被抽掉了理性和情感两大要素之后，确实是大厦将倾。内在的普遍性的原则无法建立，内圣层面无法挺立，那外王层面更是无从谈起。佛学的根本理论已经把理性和情感的不可靠和不确定性说得很透彻了，如果只是简单地重新以情感或理性作为内在普遍性原则，名之曰性命之源，那是一种无视佛学挑战的作法，至少是无法与之相衡的。如何重新找到一个无可置疑的基点，找到一个完全可靠的内在普遍性原则，从而为儒家义理寻找一条出路，为道德何以可能和何以必须的问题重新予以论证，这就是北宋理学的急切的历史性课题。

考察北宋理学这几位代表人物，时刻必须关注以下两点：其一，他的理论如何回应和反驳佛学？其二，他的理论找到了什么样的内在普遍性原则，来重建儒家的德性伦理？不用这两点来衡量一个理论体系，那很可能要么失之简单，要么失之附会。以下我们略微评述一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几位代表人物。

《太极图说》和《通书》是周敦颐的主要著作。其特点是以《易传》为文本依据，以阴阳五行说构造宇宙论模式，宇宙万物生生不息，来自太极之动静。实际上，本源是无极也罢，是太极也罢，都是次要的，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周敦颐以此来回应佛学的山河大地皆幻的宇宙论，彼言一切皆为“假有”，我则言一切皆“真实”，彼言“虚”，我则言“实”。天地万物一切皆实，这确实是很关键性的一点，如果一切皆是虚幻，礼义仁智信从何谈起？所以，周敦颐从此点入手，以回应佛学，是大有功于儒学的。在他之后，儒家无一例外地，或言阴阳五行之变化，或言气之流行，都是为了回应佛学的山河大地一切皆幻之说的。周敦颐认为人得五行之气而贵为天地之灵，而“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立人极焉”[3]，人极其实就是人之性，就是他找到的一个内在而普遍的原则。在《通书》中，他更进一步，以“诚”来说明这一内在而普遍的原则，诚是内在的性命之源，是周的理论中的基点。诚既是万物化生之源，也是人的仁义礼智信的德性伦理生活之本，是内在于人的普遍原则。先秦儒学在论证人要过德性伦理生活时，并不涉及宇宙论，而是直接从人的情感存在出发。作为北宋理学的第一个理论体系，周敦颐的以“诚”为核心的理论，把宇宙论与德性伦理相关联，正是为了回应佛学的挑战，而做出的一种返本开新的尝试。佛学的宇宙论和其心性论是紧密相联的，山河大地一切皆幻的宇宙论是万法唯心，缘起性空的佛学心性论的必然的逻辑的推演。相应地，周敦颐也用天人合一的模式回应佛学。太极或曰诚，是宇宙的本体（本体这一范畴，无疑地是来自玄学和佛氏，先秦儒学是没有也不必要有这个范畴的），也是道德实践主体－人的本体，展开为仁智礼义信五常，为德性生活之依据。宇宙的本体－诚是仁义本体的担保，如此，他认为，就为儒家人文价值的重建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基点。还有，更值得注意的是，周敦颐认为，诚是百行之源，亦是人性之源，把宇宙论和人性论融为一体，其背后的理论模式是“天人合一”。前面我们谈到，先秦儒学是没有这个天人合一的模式的。《中庸》中讲天命之谓性，看起来似乎是把天和人关联在一起，实质上，只是为了表明“性”的内在普遍性的特质，而性又是指未发之喜怒哀乐之情，并明确指出，这是“天下之大本”，《中庸》的理论并没有什么天人合一的理路。要有天人合一的理路，前提必须是目的论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就是一种神学目的论。而周敦颐的诚既是宇宙万物之源，又是仁义礼智性之源，这是自然目的论的思想。从宋明理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目的论的思想为新时期的儒学重开生面，是回应佛道二氏尤其是佛学理论的最强大的武器，自然目的论的思想对儒学的发展其功至伟。朱子尊周敦颐为理学的开山祖师，良有以也。人为什么要过德性伦理生活?德性伦理有没有普遍的标准？儒家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在先秦，孔孟以人的情感这一内在而普遍的原则来论证此命题，北宋理学承继了这一问题，并依托于自然目的论，在更高的层面来论证“道德何以可能和何以必须”。人应该过德性伦理生活，而且这是人的使命，是人生在世的目的。道德践履之路就是人完成其使命之路。人一生在世间，就走在了这条成圣的终极关怀之路上。但是，天地间阴阳化生，动静无已，万物生生不息源自太极（或曰诚）本体，这一论断是理性的独断么？“有限”的个体是何以可能在道德践履之路上实现其“成人”之目的？万化之源的太极（诚）本体又是如何成为“人极”的呢？周敦颐是以“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这一说法来衔接天道和人道的，还未能从理论上贯通天道与人道，合而为一。所以，天人合一在他那里，似乎只是个境界形态。玄学的体用论是种境界形态的形上学，而从六祖慧能起，禅宗已经提出“砍柴挑水，皆是妙道”，这意示着佛学已经试图从境界形态的天人合一之学转出来，向人间佛学转化，开始切近地指点即人即佛。再加上佛学对人的理性和情感的正面意义已经消解得让儒家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因此，对儒家而言，自然目的论如果要稳稳地站住脚跟，那么对人的理性和情感这两大要素就要重新加以审视和肯定。这样，自然目的论才能真正成为批判的武器。自然目的论的思想在周敦颐处并未展开，也未完善，不过，作为理学先驱，周敦颐开启了新儒学的康庄大道。

张载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愿，为新儒学构造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堪称北宋理学的巨擘，如果从哲学体系的营构上讲，恐怕程颢、程颐也不能与之相比。对张载理论的考察，我们仍然从如何回应佛学和如何寻找到一个内在而普遍的原则两点入手。《正蒙》是张载的主要著作。“太虚”这一范畴是张载的独特的理论贡献，“太虚即气”和“心统性情”是其两个主要命题。“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惟尽性者一之。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4]。以太虚即气，回应佛氏的山河大地皆幻之说；以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的划分，消解佛氏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不可靠性的论断。太虚与气，似乎是体用关系，而且，即体即用。对照周敦颐的理论，可以看到，张载以“气”统赅阴阳五行之化生，但“太虚”并非周敦颐的“太极”，也就是说，太虚和气并不是体用关系那么简单。实际上，太虚有个基本特点在张载的理论体系是最关键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本人没有明言，或许自己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也许这就是二程说他有苦心极力之象之所在。太虚的基本特点就是“生”，甚至可以直接了当地说，太虚就是天地万物之“生”性，太虚即生，这在张载的理论中简直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可惜他没能以“生生”为基点营造其理论体系，只差一步之遥。“生生”正是后来二程为新儒学体系找到的一个真正的无可置疑的基点。二程理论以天理为核心，天理的根本特点就是“生生”，二程反复强调，生生之谓易，天只是以生为道，人亦是以生为道。依“生生”义，人的理性和情感的正面意义就重新得到了肯定，新儒学的自然目的论才真正有了无可置疑的立足点。我生故我在，这简直可以说是儒学在宋明时期重新焕发活力的根本原因所在。二程之后的儒学，尉为大观，重放异彩，无不得力于此一根本性的基点。如果说，在先秦，孔子以情感为核心，为内在的普遍性原则，始建立起儒学义理框架的话，那么，宋明理学正是以生为核心，为内在的普遍性原则，建立起新儒学的理论大厦的。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篇2

儒家哲学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相反，它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儒家哲学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儒家哲学独有的特质，使其在经历了两千余年风雨后，仍然屹立于东方，占据我国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是由于儒家哲学思想适应中国国情，已深埋于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之中，更适应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学思想特质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洗礼，仍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产生深远的影响。”[1]甚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哲学思想具有广博的文化底蕴，其动态演进、层次分明、多维构建等特质，使之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动态演进

“以时间维度为标准，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运动的；以空间维度为标准，则同一个事物上一秒与下秒所处的空间也不尽相同。”[2]儒家哲学思想贯穿历史两千余年，历经战乱、思想变革无数，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对当代社会仍然产生深远的影响，足以证明其内在的动态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进。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盛行独尊儒术的两汉，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变化于西学涌入的明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与重视。从发展脉络来窥探其自身特质，无疑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质决定了它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形势的发展轨迹。在封建社会，以“仁政、仁人、齐礼”等伦理道德思想来为政教清明服务，以“修、齐、治平”的思想来管理、约束个人；如今在经济社会，又以“内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论与性恶论”丰富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人性化与规范化的内涵。

但纵观儒家思想的演进史，无论其学说如何形成分支，如何变化，始终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练历史沧桑，仍然俘获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学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断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动态演进特质，是保障其不断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

（二）层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逻辑性强的哲学体系，“具有跨文化、跨时代、跨层次的特点”[3]。其跨时代性，在动态演进特质中已体现出来。其多层次性则是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决定的，可从四个层次解读。

最内层为核心层，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爱。这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解读。“仁爱”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状态，并通过“恭敬礼让”“宽以待人”“诚信”“敬忠”等理念展现出来。这些理念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级或同事间提倡“恭敬礼让”，对待客户提倡“宽以待人”，企业合作提倡“诚信为本”，员工职业素养提倡“敬忠职守”，等等。

第二层为社会伦理价值观，关乎人性立足之本，讲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关系。“天人合一”讲求个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对现代企业而言，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才能使企业维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则强调个体修为提升，通过个人能力影响周边人和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备“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第三层为教育伦理价值观，关乎“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讲，人力资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环节，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命脉，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业人才培养中，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台湾已经走在了前列。

最外层为处世价值观，强调中庸、和谐、“人无信而不立”等处世哲学思想。诚信可谓企业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则是企业适应时展、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理念之源，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三）多维构建

儒家管理哲学具有完善的价值体系，也拥有多维度的建构视野。其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学说强调“为政以德”“爱人贵民”“知人善任”和“见利思义”等管理思想，将“人”在管理伦理中的作用视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强调“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意识；在教育方面，强调“仁政”“爱民”“富民”等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人才发展战略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教育方面还提到“修身”与“教化”的观念，儒家哲学认为“人具有无限可塑性”，只要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就能够发挥出无限潜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体现了儒家哲学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哲学更是细化精化，从个人修为到国家制度执行，都具有详细的论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统一的道德标准。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

（一）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异质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义利观”价值取向异质。儒家管理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伦理道德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重义轻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经济社会时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标，故二者对于“义”“利”的偏重择取存在价值取向差异。其次是“中和”思想与“竞争”意识的冲突。儒家讲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气质内敛，“知天性”“率性而为”即可；而在企业管理中，人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是无可避免的，这是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故二者对于人才何以自处、何以生存问题，存在价值观认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轻器”与“真才实干”的冲突。儒家管理哲学注重精神世界的锻造，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而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精神食粮，需要“真才实干”才能“兴邦”，才能使企业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行，二者在追求“形”与“质”的落脚点上存在差异。第四是“德治”与“法治”的冲突。儒家追求道德修养，以“仁”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伦理道德作为管理工具；而现代企业管理是以制度为核心的，强调“法治”，提倡管理的规范与标准，二者在情与法的取舍上存在差异。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同构关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学用“礼法”规范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强调“德法并重”，即“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哲学不仅用道德来约束人，也用刑罚来惩戒人；而现代企业强调“秩序”，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和企业经营秩序，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诚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归一处，儒家管理哲学尤为看重人的“诚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贵以诚”；那么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强调“诚信经营”和“信用”，拥有这两样法宝，才能使企业达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学中“仁爱”“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际关系的高级原则，尽管现代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产品适应大众需求，使企业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四，团队协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爱”“德政”等理念体现了群体价值的重要性，表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为团队合作意识。第五，儒家管理哲学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温、良、恭、谨、让”的五德修为，注重勤俭节约，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企业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树立企业目标等思想，与之如出一辙。

（三）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互补关系

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尽管其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异质，但异质因素并非一成不变、不能转化，只要善加运用，补充阻碍企业管理消极因素的不足之处，将其转化为促进企业管理的因素，从而形成二者的互补关系。

一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物化有关系的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反而阻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缓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放大人的主体地位，修正人与物的主次关系，维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

二是现代企业进入法制化管理时代，依法办事固然是维护企业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业失去了“人情味儿”。虽然法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维持人类关系的却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礼法”观念，先“礼”后“法”，先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再以法制规范人的行为，既不逾越法律法规，又使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立，为企业聚拢人才，统一员工思想，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也是围绕经济效益建立的，这使得企业在执行既定经营目标时，过于投入，导致重利轻义思想蔓延，不正当竞争手段、歪风邪气滋长，最终走入企业形象毁坏的困局。儒家哲学则恰恰相反，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脚步，帮助企业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中平衡“义”与“利”的关系，发挥调节剂的作用。

四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其陷入过度关注自身，忽略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经济环境的境地，容易导致企业走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路，包括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现象，都是企业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的结果。儒家哲学追求“公义胜私欲”的群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也存在压抑个性发展的不足，但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可平衡企业对个体和整体的关注度，使企业在考虑自身得失的同时，掌握行业趋势，了解社会经济环境，为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础。

五是社会资源越来越少，而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导致一些企业铤而走险，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以谋取暴利。儒家哲学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观念。其追求和谐共赢，追求公平竞争的理念，用之现代企业管理，可通过伦理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强化企业的经营秩序理念，引导企业走上公平竞争之路。

六是企业在生存发展压力下，在资本积累阶段，往往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即以资源换生存。这种经营理念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使得企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弱化的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核心竞争力，使得企业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弱。儒家哲学不仅强调“不违农时”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为核心生态伦理思想。这一哲学理念可有效遏制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提高企业适应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局限与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我国哲学发展史的奠基学说。虽然其历经两千余年的文化洗礼，仍然历久弥新，但要融入当代经济社会，也不能全盘接收，而是以当前国情为基础，有策略、有侧重地继承、融合和发扬。一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华；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其一，粹取精华，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学思想诞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成长、成熟于封建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继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机械性地全部运用。用辩证思维来看，儒家哲学思想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固然对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但其消极、腐化的一面，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桎梏，对企业管理也同样起到消极作用。故对待儒家管理哲学，应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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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学具有为现实社会政治服务的务实性，有利于社会长治久安的稳定性，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的人本性，提倡“和”与“公”的群体性，以“忠”与“孝”体现向心性，坚持“中和”的和谐性，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性等特点，而以道德主义为其根本特征，加以历代统治者对儒学尊奉崇拜与极力倡导推行，使儒学在中国历代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发展与延续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中，在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创造与发展中，都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致使中国封建文化在世界中世纪史上始终居于领先地位，特别是盛极一时的汉唐文化，博大精深，泽被四方，堪称世界楷模。

儒学是一种政治文化，具有维护王权、调节矛盾、安定社会、加强建立在自然经济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封建制度的特殊社会功能，在思想上有利于政治长期稳定。儒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学说，“仁”是儒学思想的核心，是做人的最高原则、标准和模式，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要做到“恭、宽、信、敏、惠”，要做到“孝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遵循“中庸之道”，凡事讲求“过犹不及”，这既是儒家的思想方法，也是他们的处世哲学。儒家讲求“德政”，即崇尚“王道”，主张适度使用民力，反对苛敛。儒家强调个人修养，“克己”、“修身”，以提高执行仁德的自觉性，培养与完善理想人格。

儒学铸就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形成中华道德国家、礼仪之邦的传统。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成为中国人极为可贵的“国魂”和“民风”，使我们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伟大贡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出儒家刻苦耐劳和奋发向上的精神。“乐以忘忧”则是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儒家崇尚气节与民族自尊精神的体现。

儒学具有教育价值。儒家的教育思想是追求“为己之学”，主张“有教无类”，强调人的自我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教育的主体性体现为由己之学，是人为了自己而主动地学习，教育的精神就是使受教育者主动地学习。这种教育理念启发和引导我们要自己学习、主动学习。儒家的教育理念，重视经典的人文教养，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的模范，以德行优于知识，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或全人的教育理念，突出“学”和自我的主动性在教育过程中的意义，着眼在把人变成全面发展的高尚之人。儒家的教育理念不仅仅是对狭义的教育的认知，而且蕴涵着整个古典时代对“人”的理解。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的外在需求

“和”的观念是儒学传统的一个重要价值，它包含三个不同层面的意思，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用“和”的理念来解决这三个层面出现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天与人，“和故万物不失”、“和故万物皆化”，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当今社会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等问题亟待解决，虽然这些问题不是文化观念所能独立解决的，但是其解决最终需要一定的文化观念为基础。第二个层面是指国家、民族间的和平，主张“修文来远”、“讲信修睦”。当今社会虽然整体稳定，但民族矛盾、国际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儒家“和”的观念有利于国家和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第三个层面是人际关系的和睦。儒家主张上下“和敬”、邻里“和顺”、家庭“和亲”。当今社会人际疏离、家庭解体、老人失养的现象日趋普遍，儒学“和”的思想有助于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社会严整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

近年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刺激，使不少人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社会道德水平下降，集体观念淡薄，腐败之风蔓延，诚信思想缺失，假冒伪劣肆虐。在世风日下之际，需要以儒家思想中以“仁”为核心，对人性自省。需要复兴儒学，重新找回立国之本，重建民族精神支柱。

儒家主张“仁”“和”、追求社会稳定的和谐思想，对今天我们坚持稳定改革发展方针具有重要意义。儒学的崇德尚教人文思想，特别是儒学中许多传统美德如公而忘私、勤劳节俭、严己宽人、谦虚礼貌、尊老爱幼、互敬互爱等，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具有借鉴意义。

三、儒学复兴的可能性

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当代新儒家的出现，开启了儒学的新事业。他们从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等不同角度和侧面对儒学进行的深入研究，对儒学进行新的诠释和解读，极大地丰富了儒学的内容，促成了传统儒学向当代儒学的转换。儒家哲学研究呈现出繁荣局面，不仅拓宽了儒学的研究领域，使儒学研究不断系统化、成果不断完善。其理论成果也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现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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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人本哲学的发展和确立与我国古代人本思想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商朝以前，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强化王权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鬼神大加尊崇[1]。《礼记•表记》中也有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了西周时期，人们对鬼神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并把人们的行为和意愿看做是天、神意志的代表,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民之所欲，天必从之”[3]。进入春秋以后，“重人轻神”的思想逐步形成。春秋中期已出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由当时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宰相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4]”，道出了人民在国家稳固、安危中的根本地位。之后到了春秋末期，儒学创始人孔子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和重视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和在社会的主体地位，并结合自己的学说，创立了人本主义哲学。儒家人本哲学重视对人性的认识，认为人不仅具有生物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儒家人本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仁”，“仁”者，爱人。要做到“仁”，就要做到以下5点：恭、宽、信、敏、惠。具体来说，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遵循“忠恕之道”。“修齐治平”在儒家人本哲学中体现了“修己安人”的待人之道。

2儒家人本哲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2.1儒家人本哲学的人性观与现代人类医学

人具有运动性语言中枢和知觉性语言中枢的特殊结构，人是以语言拥有世界的动物，人们通过语言的交流，可以引感、开放内心世界；同时，人也是唯一可以被语言符号伤害以及患语言疾病的动物，而且，人还是唯一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医治的动物[8]。人的疾病与健康，不仅仅涉及到生理、心理或社会某一个单一层面，而是他们的整合，且三者密切联系，相互影响。根据现代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只有当三者是一种和谐统一的良好状态时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健康。而某一方面的疾患都会牵涉和影响到其他方面，如心理或生理疾病所致社会功能损害和缺失，还有社会关系引发的心理和生理问题等。所以，与动物医学不同，人类医学除了自然科学性外，还具有人文性质。医生在给患者看病时，不仅要看到患者的生理层面，而且要看到其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随着现代社会和医学的发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就是很好的例证。

2.2“仁”的人本哲学与现代医学人文关怀

“仁”是儒家人本哲学的核心概念，孔子在《论语》中使用了109次“仁”。《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就是要关心和爱护他人，不是弄虚作假，虚情假意，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养，而是从“与人为善”的本心出发，真诚地爱护他人。怎么样才能做到“仁”呢，《论语•阳货》中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谦逊恭敬、宽容大度、诚实守信、行事聪敏、恩惠于人，待人处事做到以上几点就是“仁”了。而具体来说，仁的施行，在于推己及人，也即“忠恕”之道。“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人着想的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就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尽己为人谓之忠[9]。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恕”。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忠恕之道”。孔子认为这就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9]。人文关怀是对人的主体地位，对符合人性的需求，以及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条件及保障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人格的肯定[10]。医学人文关怀主张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医学价值观，医学人文关怀就是对病人不仅要提供必须的医疗技术服务，同时要为病人提供精神的文化的情感的服务[11]。这就要求医护人员对患者要有仁爱之心。作为专业人员，在患者面前更要谦逊恭敬，把患者当做自己的服务对象，以平等观念和服务意识去面对患者。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面对患者对专业知识的无知以及作为疾患承受者的一些不当言行，医护人员要给与宽容和理解，并给与必要的解释和指导。医护人员还要诚信待人，不弄虚作假，欺骗患者。在医疗护理中，医护人员要严格按照科学的操作程序，思维敏捷，行为果断，不因自己的失责和大意而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医护人员还应根据安全性、实用性等特点以及患者的实际情况包括体质、家庭经济等因素为患者选择适当安全的治疗方法、药物等。医生救死扶伤，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医生是给人们恩惠的，应该以利于患者和惠于患者为出发点。用孔子的话说，就是要推己及人，遵循“忠恕之道”。其实这与现代心理学中的“换位思考”和“黄金法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医护人员和患者首先学会换位思考，然后以自己调换角色后希望对方对待自己的方式去作为。医护人员以如果自己是患者希望医护人员怎么对待自己去对待患者，而患者以如果自己是医护人员希望患者怎么样对待自己去对待医护人员。这样通过为别人着想，不仅很好的体现医护人员对患者的仁爱之心，而且能够构建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

2.3儒家人本哲学的“修齐治平”与现代医学人文管理

有学者认为，“修齐治平”体现了儒家人本思想中“修己安人”的待人之道。在现代医学中，医生作为服务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和技能，另一方面是要提高自己的医学人文技能，提高自己对患者心理的了解和认识，提高与患者沟通的能力以及与患者建构良好和谐医患关系的技能，还要提高自己的理论和认识水平，对人类疾病和健康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认识。这都需要医护人员不断的学习新知识、新理论，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全面素质。这样才能更好地医治和解除患者的病痛。不仅如此，医生的内在素养和专业技能会通过其一言一行表现出来，而患者就据此对医生形成信任或怀疑、镇静或不安、安全或不安全、敬仰或怨恨、对疾病的良好的预后充满信心或失去信心等心理。具有良好内在素养和高水平专业技能的医生其言行往往就能够很好的安抚患者心理，使患者产生信任、安全、镇静、对所患疾病的康复充满信心和希望等积极向上的心理。而且这样的医生也会得到患者的敬仰。这也就是“修己安人”的过程。特别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中，心理医生的内在素养和人格魅力是安抚来访者不安焦虑情绪以及影响来访者做出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儒家人本哲学中“修齐治平”，也就是“修己安人”的思想在现代医学人文管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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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先秦时期 儒家文学 人文哲学思想

一、先秦儒家文学作品的总体概述

先秦时期是儒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孔子是这一学派和思想的创立者和奠基人，被后人尊称为孔圣人。在先秦时期，有关孔子的思想著述当中，主要包含在《论语》《大学》《中庸》和《易传》当中，这是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思想最为闪耀的依据。在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当中，涵盖着孔子对人文哲学思想的一些思考和观点，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庸”之道的人文哲学思想，这是孔子和有关孔子的著作当中，可以总结出来的有关他在人文哲学思想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思想。《论语》这部著作是记录孔子言行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是他弟子和再传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作出的努力的思想结晶，成为对后人影响非常深远的一部儒家必读书籍。先秦时期儒家的第二位代表人物就是孟子，他被后人尊称为亚圣，在儒家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孔子，他在《孟子》当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孟子》这本书是记录他本人言行的一部汇编，是他和自己的弟子一起努力编写成册的，主要记录的是孟子的语言和他在政治上的一些看法以及行动。在这部书当中，主要可以总结出孟子在思想上的性善论观点，这也是这部书和孟子本人的人文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先秦时期儒家学派还出了另外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那就是荀子，《荀子》这部著作是荀子思想的结晶，虽然在个别观点上和前面两位代表人物会有一些不同，甚至是对立，但是就整部《荀子》来看，其中的人文哲学思想也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和价值。

二、先秦儒家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哲学思想的总体概述

先秦是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的诞生和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三位代表人物在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传承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是孔子创立了这一学派，在其代表作品中，提出了他的有关人文哲学思想。孔子强调的是通过中庸之道来达到处世为人，这可以说是孔子人文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华。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被尊称为亚圣。他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和弘扬上，也有不朽的贡献。他主张民贵君轻，极力反对发动武装、进行征伐，可以说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荀子虽然是比较另类的一位圣人，有别于孔子在人文哲学思想上的重视“仁”，也不同于孟子在这方面的强调“仁义内在”，荀子主张一切讲究客观的“礼”。

三、先秦儒家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一）儒家的处世原则

在先秦时期的儒家代表文学作品当中，蕴藏着非常深刻的人文哲学思想。首先表现在儒家的处世原则上。《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一个热爱真理的人来说，为了得到真理，即使是牺牲自己性命也是值得的，这种人文哲学思想很好地支持了那些为了真理不断坚持和拼搏的人们。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把追求真理放到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他看来，一个人不追寻真理就是枉费生存，我们作为一个有行知的人，必须要保持着一颗不断追寻真理的心，只有不停地向真理靠近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哪怕是早上得到真理，在晚上死去也是可以获得永恒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信仰真理，维护真理，坚持去追求真理，才能不断地领悟到我们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其次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上，从儒家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儒家所主张的是希望知识分子可以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职责。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说的是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担负一定的历史责任，这样才可以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自己应该有的奉献。最后表现在儒家还特别注重讲究个人的气节。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孟子》当中也有相关的论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二）对财富上的认识

我们在儒家经典文学作品当中，发现值得我们现在还要学习和继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就是对于财富的认识和态度。儒家表现的是对于财富的不在乎，甚至是摒弃和轻蔑，因此，儒家的先贤们都各个俭朴，言行一致。《论语》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作为老师，大加赞赏自己的得意弟子颜回所坚持的简单生活。《论语》还记录了孔子对于富贵的态度，“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将金钱财富看作过眼云烟一般的圣人态度，是我们这些后人的巨大财富。《孟子》中详细阐述了孟子关于财富的看法：“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就是孟子的直接表露。他认为，一味追求金钱，会使得一个人失去更为重要的仁德。因此，我们必须很好地理解孟子在《孟子》一书当中阐述的这些有关人文哲学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准确对待财富，去享有一个完美而有价值的人生。在谈到社会公平的时候，无论是《论语》《孟子》，还是《荀子》，都有详细的解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这是《孟子》中记载孟子极为严苛地道出他对社会不公平的呼声。由于在我们的儒家思想内涵当中，先哲们都提倡的是积极地对待社会财富，这为我们后人在面临金钱选择的时候，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持。在崇尚节俭、强调社会公平的人文哲学思想下，我们应该接受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把这样正确地对待金钱和财富的观点，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中去，以此达到人生境界的新高度，从而追寻更加有意义的人生。

（三）儒家对和谐的主张

在优秀的儒家文化当中，经典的儒家文学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蓝图。在《论语》中有具体的特征表现，在《孟子》中有详细的行为准则，在《荀子》中提醒人们注意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中庸》中也有处理一些有碍于和谐的很好方法。儒家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中流砥柱，一直都是主张和谐，向往美好，这也是儒家留给后人的优秀的人文哲学思想的精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是《中庸》中阐述和谐的话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说的是世间彼此都是共生共存的，我们应该发挥我们每个人的特长和优点，去帮助周围的一切，这样的话，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符合天地之间变化进步的规律，也是和衷共济的具体体现。《孟子》中的阐述更为具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美好社会的向往和真实表达，九州之内和乐温馨，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还补充：为社会进步，促进和谐的人，正是作为君子的条件，圣人们给我们描绘着美好的和谐社会，我们可以在这些先秦儒家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到答案，蕴藏在这其中的人文哲学思想，可以成为我们当今社会学习的榜样。 语

结语

在浩瀚的儒家文学作品当中，一些经典的文学所承载的人文哲学思想，使得儒家思想更加光彩熠熠。在当今的社会，我们仍然强调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可以为我们的社会进步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指导和支持，通过分析阐述在先秦儒家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哲学思想，详细从《论语》和《孟子》等著作当中为大家挖掘出其中的优秀人文哲学思想，以供当下社会学习。语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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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物质生活的单方面充裕和满足不可能保障人的“幸福”和“快乐”。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由于过分崇尚物质追求，或者说迫于“必须不断地索取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而放弃和缺失了对精神文明―――思想文化的修养，从而导致心灵支撑的脆弱，不少人的“亚健康”就是这样产生的。人们这样那样的心理疾患突显了出来，使无法满足“物质”欲望的人“郁闷”、“浮躁”、“不安”……即使是个衣食无忧的人，也可能经常感到空虚和无聊……很多人似乎只在物质的得失间思考和生活，变得没有理想，没有信念，也变得“弱不禁风”，一旦失去或得到曾经刻意追求的东西，就会失望，就会感到“不过如此”，就会失去生活的乐趣和信心。

文化修养的缺失是人们产生心理危机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心理问题的剧增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都在探究解决的办法，但什么最有效呢？

篇7

一、用“屡教不改”评判学生

给学生贴上“屡教不改”的标签时，不知这些教师是否想过，假如自己“屡教”了，可学生依然“不改”，那自己对待学生的观念对了吗？自己“教”的方式正确了吗？有些教师可谓天天在“教育”学生，苦口婆心，软硬兼施，弄得身心俱疲，但细细分析，每一次都是换汤不换药的老调子。这样的老调子，三次四次和一百次有何差别呢，无非是让学生越来越嫌你嗦，教师的“恨铁不成钢”只会成为学生的“耳边风”了。

一旦教师用“屡教不改”来评判学生，那就是教师也在“屡教不改”，更需要教师去反思、分析自己的教育行为。

二、处理学生“问题”时，特别容易情绪化

教师处理学生“问题”的情绪化，一方面表明了教师对教育、对学生缺乏应有的责任心，由于纯粹凭自己喜好和厌恶的性情与感受去对待学生，往往造成教育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教师个性心理的不成熟与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是教师自身压抑、焦虑、苦闷的反应。这些反应既来源于“问题生”制造的“问题”，更是来源于教师对待他们的不正确方式的本身，而这两者又可能“相辅相成”，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教师越处理不好学生“问题”，学生“问题”就越大，教师就更加情绪化。

情绪化的教师很容易“制造”出情绪化的学生！

三、总是一味地讲道理

有些“问题生”也并不是不懂教师所讲的道理，只是在成长过程中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他们心理的不成熟，性情的不稳定，自控力差，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教师在行为上给予他们可操作的恰如其分的规范与引导，为他们指引实实在在的马上就能行动的“方向”和“道路”。教师应该让“问题生”融入生活、学习本身去体验和感悟自己的对错，而不是用“讲道理”的方式，这反而使学生脱离了生活实际。如果道理是脱离学生生活经验的道理，即使这样的道理条条是真理，对孩子而言也是苍白无力。更何况，一些“问题生”也不一定能听得懂教师的这些“道理”，那教师一而再，再而三地讲，岂不是无的放矢的纸上谈兵？这不止是教师枉费了心思，更是消蚀了师生间的融洽关系，而这又是转化“问题生”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教育，终究是一句空话。

四、习惯于时时盯着学生的“短处”

有些教师一说起“问题生”，闯入脑海的就是他们的种种“短处”，并且习惯于时时盯着这些短处不放，除了批评还是批评，好像唯有如此，才能控制住“问题生”，才能时时刻刻敲响他们的警钟，引起他们的重视，促进他们的改变。实际上，这样的观念和做法所得到的结果总是事与愿违的：由于教师对学生“短处”反复地关注，就等于强化了“问题生”对自己消极的认识和自我贬低。他们就会认为周围老师和同学也是这么看待自己，自己就是一无是处的。要是学生一直处在这样的氛围中，就很容易陷入焦虑、烦躁、自卑、悲观的境地，或是自怜自艾，或是破罐破摔，或是愤世嫉俗，或是玩世不恭……

无论怎样，转化“问题生”的前提是，教师要悦纳学生的“短处”，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能否真心真意坚持不懈地去做却是最关键的。古人言“女为悦己者容”，“问题生”何尝不是为欣赏自己的老师而努力改变呢？

五、有意无意间把学生进行比较

这些教师以为，把“问题生”同“优秀生”进行比较，就能为他们树立学习的榜样，增加积极向上的动力。其实不然，凡是有过这样比较的教师都可能发现，“问题生”不但依然是老样子，而且有些还出现新的“问题”：敌视教师。原因就在于教师的“横向比较”。这是把“问题生”难做到的或做不到的“短处”同优秀生的“长处”相比较。假设“问题生”真的有些进步，如此比较，“问题生”还是处于下风处于劣势。因此，越比越伤“问题生”的自信和自尊，即便教师是出于好心、苦心，哪怕是无意的，可是站在“问题生”的角度去看，也难免成了变相的“批评”和隐性的“贬低”。何况有些“问题生”原本就比较敏感脆弱，更是觉得教师这是在“嘲讽”和“打击”他了。

教师要比较也只能进行“纵向比较”，就是把学生的过去、现在以及设想中的将来进行比较，参照物是他自己――相对来讲，“问题生”是比较容易接纳自己的。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化与进步，教师都要善于发现，乐于肯定，这样学生才能发现自己也是可以变化的，才能有愉悦的体验，才能感受到教师是真正为自己好。亲其师方能信其道！

六、对学生的“关注”总是苛求性的

有些教师出于狭隘的“爱”和责任感，以及自身性格上的完美主义，总期望着学生经自己的“教育”，能在短期内把所有的“问题”都消除干净，不再出现。比如成绩差的能快速地大幅度地提高；作业丢三落四的都能按时完成；上课做小动作的能转变为课课自觉遵守纪律，上课投入认真；骂人打架调皮捣蛋的能礼貌待人，言行有理有度等等。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教师不厌其烦不辞辛劳地“关注”学生，在上述方面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屡屡“帮助”学生，看似“帮助”，实为强人所难，而对“问题生”出现的点滴变化和进步却又忽略不计、视而不见。不用说，教师如此的要求和做法是难以如愿的，因为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犯错不断改错的过程，大错小错，或多或少，不是教师人为所能立刻杜绝的，而且他们总是在“进步“的台阶上一级级地前进又后退，后退又前进地反复着，教师盼着他们一次性立马就能上好几个台阶甚至到达顶层不后退，这既违背小孩子的年龄特征，也不符合客观现实。这样想，实质是教师缺乏教育耐性和心理浮躁的表现。

“关注”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关键是教师要考虑它的技巧和方式，能让学生喜欢的“关注”，才是成功的“关注”。

七、忽视学生所关注和喜欢的东西

有些教师特别看重“问题生”常出“问题”的学习、品行方面的问题，而惟独对他们所关注和喜欢的无动于衷、漠然视之，甚至还会进行限制和排斥，认为“问题生”学习和品行都成问题了，其他的兴趣和爱好也就没必要去发展了。

假如“问题生”连自己正当的兴趣和爱好都没法去做，而在“短处”上又时常受打击，那他们除了去出“问题”来发泄自己的精力和压抑的情绪之外，还能干嘛呢？

教师关注学生所关注的，喜欢学生所喜欢的，尤其是参与和投入到“问题生”的兴趣和爱好中去，体验他们的酸甜苦辣，这是进入“问题生”心灵世界的捷径。教师要摒弃应试教育的观点，凭借多元智能的理论来解读和对待学生，如此，“问题生”才更有可能告别“问题”。

八、总认为学生没把“问题”彻底解决，是不尊重老师

“问题生”经过教育，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老毛病犯了又犯也是很正常的。如果教师认为他们如此反复是挑衅的行为，是不尊重自己，那自然就会觉得尊严受到挑战，自尊受到伤害，出于寻求心理上的自卫与平衡，必然采用打击报复的方式惩戒学生，严重的就陷入了“体罚”的沼泽难以自拔。

看看现实，我们不难发现，很少出现“问题生”反复攻击心胸宽广、有仁爱宽容之心的教师，反倒是那些立场坚定地提倡“只有学生先尊重老师，做老师的才能尊重学生”的教师时常被“问题生”攻击和报复。原因在于这类教师自尊心过强，心胸过窄，过于敏感脆弱、死板被动，把主动权交到了“问题生”的手里，很容易就被他们过激的情绪和言行所控制。这样的教师常常说自己被“问题生”气死了。

实际上，“问题生”教育成功的基础，首先是教师的观念问题。教师要真正理解为人师表者就是先知先觉先行者，以德报怨是教师教育的最高技巧和境界。惟有做到这点，才是真正的“以尊重引导尊重”。――教育的水平，最终也是教师为人修养的水平。

九、觉得学生不可救药，最终决定放弃他

有些教师对“问题生”无能为力、深恶痛绝时，就会放弃他们。这让“问题生”很明显地感受出教师对他的极度讨厌，如此，师生关系必然紧张恶化，更加陷入敌对的状态。再加上此时的“问题生”大都处于被“孤立”的境地，本能的反应就是制造更多更大的问题和麻烦以引起师生的关注，哪怕这样的关注是贬低的、打击的、惩罚性的。

篇8

会计生涯平淡精彩

让时光回溯到1958年,梁学濂先生中学毕业后开始投身会计行业,他先在本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较短的一段时间后,辗转进入了国际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KPMG)工作。

一次,梁学濂先生参与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同一名外国会计师一起合作,在梁学濂先生漂亮地完成了工作之后,这名外国会计师对于以梁学濂先生的职位,竟然拥有如此高水平的专业素质,感到惊讶又敬佩,遂向其老板推荐他升职。梁学濂先生始终保持着认真和高标准的专业态度,深受老板赏识,会计事务所的另一位老板甚至特意在备忘录上写着有难度的案子要交给梁学濂先生做,还让他在毕马威短期内连升两级。这对梁学濂先生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和肯定。

梁学濂先生一边工作的同时,还一边进修。上世纪60年代,考会计师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考“CA”,即英国的会计师。必须到英国会计事务所工作,一边工作一边考试;另一个是在香港考“ASA”,即澳大利亚的会计师或英国的会计师“ACCA”。梁学濂先生选择了“ASA”,是因为澳大利亚函授课程较能引起学习兴趣。凭着刻苦的学习,他拿到了澳大利亚认证的会计师资格。

1968年,梁学濂先生决定离开毕马威,创办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当时有人找他合作,提议自己提供客户,只要他负责签名就行,却被他拒绝了。因为梁学濂先生坚持的是保证真实的信誉,从一点一滴做起。在创业的初期,他在业界近十年积攒下来的良好人脉发挥了积极作用,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急于求成的心态,一步步稳扎稳打发展着。

在发展的过程中,梁学濂先生和他的会计师事务所不断面对着各种挑战和机会,本着忠于专业道德,力求为客户解决问题的原则,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才能慢慢由当初的小企业发展成现在的中型企业。

梁学濂先生说,多年的会计生涯中有一件事印象最深刻:当时一家客户准备上市,要求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来做,有人质疑,上市工作从来都是国际会计师行承办的,但客户却对梁学濂先生表示了充分的信心。面对客户的信任,梁学濂率领自己的会计团队完成了工作,客户的股票以一百六十余倍超额认购打破了保荐人最初的疑虑。但梁学濂先生并未将所有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谦逊地说:“客户的支持非常重要。”但若没有他一贯勤恳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品质、个人魅力的积攒和踏实的努力做基础,这样的机会是难以寻得的。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梁学濂先生已立志为国家开放尽一份国民的努力。

他利用会计专业知识加上香港的自由经济行之有效的经验作为基础,从下列的方向,以他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有限资源,并得到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爱国华侨潘杏元女士协助,使他的理念得以实现。

(1)强调税务的收入对国民福利及服务的功能。在1989年开始为海南省(当时还未建省)税务局分三班在港举办税务研讨班,包括与香港税务局长及高级评税主任等坐谈,了解港税局的有效运作和掌握香港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以致资源如何分配到社会服务,如医疗、教育等。

(2)政府审计如何保持其独立性以维持对各政府部门支出的监察及其效益,这方面梁学濂先生亦向香港审计署取得了支持参与,与海南省审计a干部座谈。

(3)中国开放及吸引外资的效果有赖投资环境的优劣包括有关干部的管理质素。在这方面,梁学濂先生举办工商管理干部研讨班,安排有关干部参观考察香港有关部门如商业登记处、公司注册处、土地证记处等的运作,从而简化了外商投资的审批。

(4)如何使初起步的“民间审计”和较先进的国外会计接轨,在这方面梁学濂先生积极参与国际联网,主持国际性和区域性的会议,并邀请中国会计师以观察员身份列席此等会议。值此机会,使国内会计师加强对外沟通了解和交流。例如,以香港成员所的地位替国际会计师联网主持了一次国际会议和一次亚太区会议,并在内地西安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当时恰好中国北方十省的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正副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在西安开会研究民间审计的架构和注册等问题。梁学濂先生也没有错过此机会,通过安排一课,使中外会计师共同参与和交流。虽有语言上的障碍,但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上述的培训班以海南省为开端,继而涵盖的地区包括北京、上海、新疆、甘肃、河南、四川、黑龙江、福建、安徽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

现在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在深圳、上海都设了办事处。事务所接待的很多大客户都是一些在英国、美国、德国及香港上市的公司,以及地产发展商、国际化建筑公司,具有香港主板、创业板上市及新加坡上市、美国上市等执业业绩,是香港华人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2007年8月14日,以香港作为桥梁,响应中国财政部建议,把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以配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加大向国外投资的发展方向服务。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合并协议,更名为“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创建于1985年,是中国大陆成立最早的民办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也是中国目前实力较强、服务功能较齐全的一家大型会计中介机构。

梁学濂先生说:“作为一间中型的会计、财务顾问公司,而能提供跨国性财务顾问工作,使我们引以为荣。在大陆的参与,使我们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人际关系。”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梁学濂先生表示前景广阔美好。

专业诚信 服务至上

中国儒家提倡教化,而法家则相反,大力鼓吹刑律,但耐人寻味的是,法家如韩非子,也十分讲究诚信。根在内地的梁学濂先生深深懂得诚信的道理,“人无信则不立”,这不仅是商海的规则,也是做人的根本。缘于这一点,使梁学濂先生在商海中牢牢扎根,不断前进。

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能稳健地走过四十个春秋的不凡历程,取胜于梁学濂先生的严谨诚信品质和专业优秀的服务团队。

在梁学濂先生眼里,做一名会计师有三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一,会计的标准,即对专业技能的要求;第二,严谨自律的性格,尤其是品质方面的自律;第三,做人的原则、道德的要求。三条之中除了专业技能外,两条都是对品质的要求。即使在市场人才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招聘员工都是将人品摆在第一位,会计师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排第二。

梁学濂先生介绍:“会计师的严谨和诚信,因其行业地位的特殊性,不但关乎个人的品质信誉,更关乎所服务客户的大众利益。和企业合作,会计师所签的报告是银行和其它债权人做事和决定的依据。而每项投资在进行之前,也需要有会计师来进行财务方面的核数测评和报告,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之一就是会计师的报告,包括董事局的报告等。这个报告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决定。”

会计行业正面对新兴科技和新产品市场的挑战,因此专业服务必须以相当的专业知识配合,不断自我增值、吸收广泛的知识,使服务达致专业水平。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在专业和服务两方面也做得极具特色、优秀。梁学濂先生说:“得到客户的认同,是我们最大的回报。”

在诚信为本的基础上,对于香港会计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梁学濂先生对国家的政策和未来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香港会计的发展一定要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现在中国已经有相应政策及方针,希望会计师行业能够做大做强。现在国内的经济局势也已经和以前不同,以前中国都是吸引资金进口,经济发展越来越强大,中国的企业也不断对外投资,现在变成资金净出口,中国的会计师行业跟随发展趋势配合经济发展,也要走向世界。而香港的会计行业因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国际经验较多,对走向世界这方面无疑是具备一定优势的。与国内会计师互相配合,更能响应国家对会计行业“做大、做强、做出去”的号召。

秉承传统锺情文化

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作为中国人,虽然学的是会计,但梁学濂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无比热爱。他特别推崇近代的黄遵宪,为黄遵宪“树碑立传”,是他的坚决意志。

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是近代中国卓越的外交家、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和民俗学家。曾任清政府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外交官,被学术界誉为“近代第一个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

2001年8月,在北京召开“黄遵宪与中国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嘉应大学、云南大学的教授出席。著名汉学家饶宗颐、钱仲联为讨论会题词,祝贺首届国际“黄学”(把黄遵宪研究作为一门专门学问)讨论会召开。作为香港受邀嘉宾之一,梁学濂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早在本次讨论会之前,梁学濂先生就通过与香港学者、“黄学”专家怡然先生的交往,加深了对“黄学”研究活动的认识。2001年第4期《梅州侨乡月报》刊载他本人写的文章:《愿海内外有识之士共同振兴“黄学”――传达总理对黄遵宪的高度评价》。文中说“十余年前,先生刚担任上海市长,在一次接见香港客人的会谈中,手中拿着黄遵宪先生的铜像图片,倾心赞叹这位历史人物的不朽功业,肯定他是值得后人尊敬和怀念的变法改革先行者。”

梁学濂先生祖籍广东南海,这里曾经出过近代名人康有为。而黄遵宪和康有为、梁启超交往很多。梁学濂先生对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十分景仰,自中学时,他就读过黄遵宪的诗,对这位梅州客家人十分敬佩。他认为,黄遵宪为“清一代最有风度,最有教养的外交家”。加强对黄遵宪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外交、思想、文学史都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对于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推动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由于梁学濂先生对黄遵宪的推崇,学术讨论会召开之前,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王晓秋先生南下香港,亲自邀请他参加首届“黄学”讨论会。

就在此次讨论会上,梁学濂先生倡议:为振兴“黄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联络海内外有识之士,

梁学濂先生的倡议,得到了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极大关注。此后不久,黄桂清女士就在广州正式发出倡议书,号召海内外热心人士为振兴“黄学”而努力。

梁学濂先生还是一位“黄学”文化的推动者,对“黄学”研究活动出钱出力。倡议成立“黄遵宪基金”和“黄遵宪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编辑出版《黄遵宪全集》、《黄遵宪年谱长编》、《人境庐诗评》等书籍,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组织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筹集资金修复黄遵宪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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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调查发现，目前初中生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且初中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与叛逆期，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经受不住困难与挫折，在面对挫折时，不知如何面对，往往选择逃避或表现为紧张、焦虑、悲观的情绪状态。针对这种状况，在初中教育中必须重视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加强初中生的挫折教育，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手段正确引导学生勇敢面对困难与挫折，提高学生的抗压能力，让学生保持健康愉悦的心理状态，从而更好地完成学业，使初中生在青春发育期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关键词：新时期；初中生；挫折教育

心理学指出，挫折即人在某种动机的推动下想要达到的目标受阻，因无法克服而产生紧张状态与情绪反应。目前，初中生面临着中考的升学压力，且大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并未受过太多挫折，导致他们在面临困难时，不知如何选择与应对。所以，在大力开展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应切实重视学生的挫折教育，通过实际案例让学生不断分析、总结，从而认识到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应对挫折、修正错误，进而得到发展和完善。

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态度

在初中教育中，应首先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学生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J识和定位，不会因为自我评价不当而在面对困难时带来心理失衡。同时，也要正确认识和评价他人，学会与他人团结协作，学会与他人融洽相处。在各科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把挫折教育渗透到教学当中，正确引导学生面对困难与挫折，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让学生认识到，人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犯错，会面对困难与挫折，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面对挫折，要学会倾诉并分析问题的前因后果，找出合理的应对策略，教育中要告诉学生挫折并不可怕，一定要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地面对。

例如，在初中阶段的学习中，学习成绩与排名一定是学生最关心的。有的学生一直名列前茅，有的学生后来者居上，有的学生却停滞不前，无论怎么努力，学习成绩都平平，无法凸显，排名上下浮动不大，学习进入瓶颈期。面对这种情况，学生会陷入苦恼中，教师应及时发现，及时开展班会，与学生探讨，为学生排忧解难。教会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面对自己的成绩与排名，告诉学生成绩与排名只是阶段性检验，并不能成为永久的评价标准。学生只要肯用功，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一定会有所突破。开展班会时，可由学生主持，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然后就如何提高学习成绩、如何缓解自身压力、如何快乐地投入到学习中等问题进行班内探讨，最后班主任做出总结，鼓励学生，让学生用正确的态度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二、培养学生坚定的自信心

信心是成事的良好基础。自信心就像人生的灯塔，指引前进的方向，面对问题，首先要学会树立自信心。在初中教育中，教师应采用多鼓励少批评，多教育少指责的方式教导学生，尊重学生的自尊心，使学生树立自信心。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学校组织的活动中，强调团结协作意识与参与意识，淡化结果，重在参与。例如，某位学生在英语的学习中遇到困难，面对大篇的阅读、完形填空无从下手。这时，教师应该从基础抓起，检查学生的单词量，给该学生准备几篇稍简单的阅读进行练习，在增大单词量的同时，慢慢加大阅读的难度，让学生从简单入手，寻找自信，一点一点积累，这样的学习才有动力，学生见证了自己的进步，增强了自信心，自然而然也会对英语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三、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古往今来，凡是成就大事业的人，必定有着超乎常人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良好的意志品质是需要慢慢培养的，大道理不能只停留在喊口号上，教师要通过小事情渗透大道理，把道理融入教学中，结合身边发生的小事情，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意志品质发挥的作用。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就是要让学生懂得珍惜时间，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抓紧时间奋斗，让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培养学生的意志力是教师的重要任务，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也要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为学生解决实际困难，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克服困难，战胜挫

败感。

例如，体育课上，体育教师可通过体育运动来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力，如在长跑项目中，锻炼学生的耐力，培养学生坚定的意志力，让学生懂得，只有付出才有收获，让学生真真切切体会到意志力的强大作用。

综上所述，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不仅要求学校培养成绩优异的学生，更要培养独立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学生。提高学生的抗压能力和抗挫败感能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态度。学校有责任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提高学生的素质，教师更要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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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题目分析手段，实现整体阅读的目标

小学语文教师在进行实际的阅读教学之前，常会引导学生对课文题目进行自行解读，而后通过朗读的形式，对课文中的内容进行感悟和体会，这一环节，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审视，对文章思路予以缕清，对阅读内容所表达的主旨进行分析，而后再感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课文结构或是阅读中心予以充分理解，学会从作者的角度分析阅读内容的写作思维和中心思想。

在对课文进行研读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对具体的语文课文题目进行分析，而后通过分析和探究的手段，从阅读文章的题目着手，找寻出其中的关键词，并勇于提出自己对于阅读题目撰写的质疑，从文章题目层面着手，对课文内容或是特征进行重点把控，逐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比如，教师在教授《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课文内容时，教师首先要将自身的引导性作用体现出来，而后安排学生首先对此课文题目的表达方式予以分析，通过细致的探究之后，督促小学生进行精细的阅读课文内容，在此环节，教师可以设置相应的提问句，比如：题目中“桂林山水甲天下”中的“甲”是什么意思？桂林山水体现出哪些特点？作者通过哪些手描述了桂林山水之美？通过问题的设置，促使学生可以自信对文章内容进行分析，令学生仔细认真的从阅读内容中找寻最终的答案，这样就能强化学生对于阅读题目的探究力度，进而提高学生对于语文阅读内容的理解和掌握能力。

二、通过题目替换的方式，进行比较阅读

一些小学语文阅读内容之中，如果安排学生直接进行阅读，就会导致学生无法对课文的重点予以明确定位，或是不能认识课文的主旨或是作者所表达的核心意思，最终的写作环节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能对命题作文充分理解，无法按照要求进行内容写作，此时，教师就可以通过替换题目的方式，强化学生对于题目的记忆，而后教师可对学生的拟题进行评判和鼓励，通过这样的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信心，促使学生可以对课文中的内容和中心进行重点把控，进而提高整个班级学生的学习效率。

比如，小学语文教师在教授《找尾巴》这篇课文内容时，就可以通过讲解文章内容的形式，增加学生对于课文的理解和掌握能力，学生在初步了解了课文内容之后，则可安排学生将文章题目进行重新拟定，尽可能做到符合文章内容，结合自身对于文章的理解和掌握，最终拟定出最为适宜的文章题目，在此过程中，学生就会集中自身全部的注意力，去解析文阅读中的内容，而对文章题目的替换，则是对阅读内容的凝练，更是提升学生阅读水平的重点过程。

这样的教学方式更加利于学生的学习，逐步不仅会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时还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研读题目教学的优势凸显出来，最大程度的提高学生对于阅读内容的理解和掌握，为其他部分的教学内容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