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侵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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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侵权；外部性成本；充分赔偿

在我国，环境侵权数量正日趋增加。环境损害赔偿问题不仅关系到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也关系到公民的基本环境权益的保护和环境法律制度的实施。然而，环境侵权作为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其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学者们大多是从法学理论上进行探讨，很少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事实上，侵权行为是一种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由于市场自身的缺陷，不能把环境效益的损失转化为侵权行为人的内部成本，从而行为人不会自觉防止环境污染、控制环境侵权。我们有必要运用经济学的有关原理来分析环境侵权的形成原因，寻找最科学的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在法律中引入经济学的方法来有效控制环境侵权。

一、环境侵权的动因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环境侵权的动因。企业在“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指导下，时刻都在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期望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高的收益。而环境侵权是为实现其终极目标所附带产生的一种副(负)产品。作为一个排污企业，它会尽可能地把治污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减少生产的总成本。因为大部分治污成本对企业来说属于外部成本，企业不会主动支付这部分成本。而未加治理的污染，会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环境权益，从而产生环境侵权。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环境经济学者揭示了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是外部性问题。环境权益的冲突，是竞争性环境功能在环境资源稀缺性条件下发生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的经济学理论形态就是人们所熟悉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外部不经济性”理论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于1910年提出。1920年马歇尔的学生庇古(Pigou)在发展福利经济学理论时指出，外部性是指厂商或者某项经济活动所引起的与本活动的成本与收益没有直接联系，从而未计入本经济活动之内的外部的经济影响，它是相对于本项活动财务上所付出的费用及取得的效益出发考虑的。环境侵权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

明知要赔偿还是进行污染，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污染是有效率的，其所受到的损失要低于防止污染所需花费的成本。行为人从不法行为中获利，其获利数额越大，行为人就越可能宁可选择污染后进行赔偿也不事先采取预防措施。其实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事故的发生，任何人也都会愿意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但问题在于当事人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来避免事故的发生。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要对促使潜在的加害人采取预防措施产生有效的激励，其先决条件是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赔偿必须等于或者大于事故成本；也就是说，赔偿必须是完全的。

二、环境侵权的责任比较

环境侵权案件中，侵权人和受害者之间的经济实力、信息掌控能力相差悬殊，这种不平衡使得在实践中环境污染案件受害者败多胜少；即便胜诉，受害人也仅仅只能获得因为身体或财产受到损害而给予的赔偿。单纯的同质赔偿常常使受害人感觉得不偿失，认为自己为诉讼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很多，而实际获得赔偿较少，导致污染受害者面对司法救济时态度消极。这使得加害人对于环境的谨慎程度会大大降低，从而造成环境侵权现象泛滥，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公平价值。仅仅赔偿有形损失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在现实的环境侵权案件中未能有效地阻止侵权甚至还有激励侵权的嫌疑。当侵权人在衡量其预防侵权的成本大于赔偿侵权损失的成本时，他宁可侵权，还有可能采取策略或利用机会主义因素逃避被追究的责任；受害人没有正确的激励采取积极的行动寻求损害赔偿，还有可能得不到救济。这样持续的结果便是，环境侵权行为依旧大量发生，社会上的公民仍要为企业的生产获益付出沉重的代价，社会的总体效益下降。

一般性的等价于受害人所受损失的赔偿不足以控制环境侵权，一种更为严厉的惩罚性赔偿在我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上自法学专家下至普通民众，都在呼吁将其尽快引入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之中，以弥补现行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缺陷。作为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等国家中广泛适用的一项原则，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环境侵权救济方面正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它是在同质赔偿的基础上通过对加害人课以高过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的形式，对受害人因诉讼而付出的诉讼费、律师费、诉讼过程中的鉴定费以及在诉讼过程中所遭受的心里创痛和消耗的精力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它在有效救济原告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可以加大加害人的违法成本，并能有效地剥夺加害人原本所预计的在补偿性赔偿之外依然可以获得的额外利益，可以对环境侵权加害企业产生实实在在的威慑力。此外，惩罚性赔偿还能够激励受害人提讼，对加害企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进行监督、抑制，防止环境侵权现象的泛滥，从而使法律得到充分的实现。可见，惩罚性赔偿不仅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还同时具有制裁及预防和激励的功能。

所谓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大大提高损害赔偿金，使得侵权成本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可以促使侵权人将外部性纳入考虑，变得更加小心，从而大大减少环境侵权事件的发生。但是，赔偿范围被过分扩张的话，就是将预防或注意的成本过多地分配给企业，会产生生产的低效率，严重限制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企业有可能会为了避免污染的高责任成本而严格限制自己的生产规模。所以，如此设定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虽然避免了外部效应的发生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公平，但却是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的，并且可能导致经济停滞，最终将影响社会的持续发展。这对于社会总体利益来说仍然是不经济的，也是无效率的。正如大卫·D·弗里德曼指出的：我们的目标是取得有效率的预防措施，从而得到有效率的风险水平。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世界：只有在检查成本至少与减少可能发生事故的成本相等的情况下，我才会再检查一次我的刹车系统。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没有风险的世界，而是一个只发生有效率的事故的世界，只有一个事故其本身的价值高于采用预防措施来组织它的成本时，它才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会而且只会采取成本合理的预防措施。当一种制度课加给人们过重的注意义务以至于超出了这个注意程度能够带给社会的效益时，这个制度必然不利于社会总体效益的提高，是不值得提倡的。我们规定责任范围的目标在于，促使社会只发生经济的或者说有效率的环境污染，而不是为了防止污染而杜绝生产。惩罚性损害赔偿运用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仍然是不经济的，因而仍然是不可取的。

三、改进路径的选择

在法经济学领域，损害赔偿制度应当是一种将外部性内化并因而产生出有效率的选择的法律机制。效率一词被波斯纳用来表示使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科斯指出，公害普通法可以被看作一种通过将财产权分配给对他最有价值的那一方当事人而增进资源的使用价值的一种尝试。确定加害人应在何种范围内进行赔偿取决于何种赔偿范围的设定更有利于社会财富最大化，因此社会财富最大化原则是判定是否应当赔偿以及赔偿多少的标准。在波斯纳看来，所谓财富乃是个人为某物进行的自愿的支付或者自愿接受的数额，财富最大化原则就是支配法官所进行的对较高价值的选择原则。(一)财富最大化原则

在经济学家看来，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确定最有效益的污染水平。也就是说，外部效应也有个最优值的问题。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的设定以实现最优污染水平为目标。企业有了一个合理的预期，会将预防成本和污染的责任成本进行综合考虑，其生产规模将会控制最优污染水平所对应的生产总量，从而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也正是经济学家所苦苦追求的目标。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应规定的赔偿范围是能够完全将外部性内部化的赔偿范围，即应确立充分赔偿原则：侵权人赔偿受害者所有的损失，使受害者恢复到侵权发生前的状况。只有这样，外部性因素才会被行为人充分考虑到行为的成本中。使受害者恢复原状也正是庇古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所暗示的，侵权者强加给受害者一定的成本，所以要支付与受害者因此所遭受的损失相同的数额，这样就给了侵权者一个动机，使其在做决定时恰当地考虑外部成本。

(二)环境侵权责任的改进方案

既然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所有损失，使受害人恢复到原有的状况，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既有人身、财产损害，也有对公众的环境损害，那么环境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范围应包括如下：

1.财产、人身损害的赔偿

财产损害是指由于侵权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财产权或人身权而致其经济利益之损失。对这种行为而致的财产损害各国一般实行全额赔偿原则，包括赔偿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上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人身损害指侵权行为对受害人的人身权、健康权等的侵害，并致受害人伤残或死亡。对于人身损害应当赔偿由此引起的全部财产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它必要的费用。

环境侵权对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均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的身体健康。而这种已经形成的损害和潜在的危害，采用排除侵害等方法难以消除，而基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的实际赔偿费用也远不能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借助精神损害赔偿给予经济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是合理的。

2.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

由于自然环境具有特殊性，在污染损害情况较重时环境往往无法恢复而导致一种连续性的损失，因此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其实应该作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现实中往往是被忽略的。从中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例看，由于中国的法制水平还很低，对环境的损害以及恢复的费用的主张非常少。这种现状使得企业可以将污染的后果强加给社会，企业必然会怠于采取环境损害的预防措施，从而导致社会承担巨大的、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成本，因此既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公平的。无论是基于效率的考虑，还是基于公平的考虑，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都应该纳入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具体应包括三个部分：环境资源经济价值损失的赔偿；环境资源生态价值损害的赔偿；环境污染后的恢复费用的补偿。

(1)环境资源经济价值损失

环境经济价值的损失作为法律认可的一种实质性损害，已经成为法律救济的对象。但是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中国法制水平及受害人的法律知识有限等原因，在现实中提起这种主张的很少。例如，一个农民的农田被污染，导致农作物绝收，他最多只会提出对农作物的损害赔偿请求，而不会提起对土地使用价值降低的赔偿请求。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应明确包括这一点。

(2)环境资源生态价值损害

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不是传统意义的财产。法律认可的损失通常是那些可被认识、感知，进而可被界定。再进而可被数量化，最后又能被社会的某种规范或标准认可，如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损失。在当今的科学技术水平下，虽然人们已经揭示了环境资源的多方面功能，如调节功能、承载功能、生产功能、信息功能等，但是能在传统经济学中真正获得规范和恰当的价值计量的，仅占少数，主要集中于承载功能和生产功能的一些内容。不可能期待环境资源的损失有一个全面、精确的计算，因为人们是用永远有限的知识去认知一个无限复杂的自然体。的确，目前我们只能在知识残缺不全的情况下计算环境资源的生态损失。在实践中我们一方面要应用已有的成熟知识去计算环境损失；另一方面应以一种开放式的态度去容纳新的科研成果，通过司法实践去传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在计算环境损害赔偿数额时也要将环境的生态效益考量在内。至于具体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采用波斯纳提出的“影子价格法”等间接计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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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人权；实质公平

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环境问题”也骤然成为全球性课题。就我国而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及其救济将成为今后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然而，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学研究是注释法学或者说伪注释法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对环境法的发展是百弊无一利的，使得环境法学的研究长期处于低水平 重复研究状态。[1]环境法学研究需要理论，我国的环境法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却存在着相对滞后的情况。现实对环境法的迫切要求与理论研究落后之间的矛盾，影响着我国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并最终制约环境问题的解决，影响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而，加强环境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是摆在法学家面前的重要任务。[2]

相对于传统的一般侵权行为而言，环境侵权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型侵权行为，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由于环境侵权表现出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技术性、潜伏性与复杂性等本质特性，使得无论立法界还是学界对环境侵权在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分担、起诉资格等方面都无一例外的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举动。进一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是现代新型侵权行为所共有的现象。这不仅是法律之公平正义价值的再现，也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体现，而在笔者看来，更为准确的说是弱者保护理念在侵权领域的反映和运用，是通过赋予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以弱者地位，通过立法给予受害人特殊保护，补救其弱者地位，维持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弱者保护理念贯穿于环境侵权的全过程，对环境侵权制度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于环境侵权的立法、司法等具有指导意义。将弱者保护理论切实运用到我国环境侵权领域，是对我国环境侵权法学研究的理论贡献。环境侵权中的弱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我国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研究，有关的立法也未直接涉及。诚于有学者所言，环境法学需要理论，没有理论的环境法学研究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而我国现在最缺乏的也就是理论。[3]

一、弱者保护是环境侵权的自身要求

弱者是相对于强者而言的，离开这对范畴，弱者保护也就无从谈起，而弱者与强者之间，本质区别在于两者具有某种不平等性或者不对等性。环境侵权受害人如果想获得弱者身份，换言之，要想将弱者保护理念植入环境侵权领域，就必须要求环境侵权本身具有这种不平等性或者不对等性。

环境侵权作为新型的特殊侵权，与传统的一般侵权具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是否具有不平等性就是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之一。一方面，加害人往往是在经济、技术和信息上都处于明显优势的大企业、大公司，而受害人大都是弱小的一般民众。另一方面，环境侵权是以环境为媒介发生的财产、人身或环境损害，具有缓慢性、潜伏性和连续性、损害原因的查究往往需要相当科技知识背景的支撑。以上状况的存在造成环境民事纠纷中存在明显的当事人特性上的不对等、法院活动上的不对等、程序上之利益与实体上利益不对等、败诉危险分派上的不对等等诸多对受害人不利的问题或情形。[4]环境侵权的不平等性不仅表现在行为主体地位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表现在环境侵权的当事人的不特定性、环境侵权的价值性、侵权行为的继续性和后发行、侵权行为的地域性和国际性等特征上。

首先，行为主体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各主体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其作为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机会也大体相当，因此传统侵权行为人一般在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而环境侵权行为中的加害人多具有特殊经济地位和实力的工商企业，而受害人多为认知能力、防御能力和诉讼能力均较弱的分散的普通公众，二者地位事实上存在很大差异。[5]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将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推向弱者地位，而环境侵权属于民法范畴，而民法又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因此法律必须对丧失平等性的受害人予以弱者保护，对丧失的平等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填补。

（二）环境侵权的当事人的不特定性

在传统侵权法律关系中，加害人与受害人是特定的，而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具有不特定性。着这种不特定性包括三个情形：最常见的是受害人的不特定，其次是加害人的不特定，最后还可能存在加害人与受害人的不特定，甚至出现局部混同的想象。同时这种不特定性不仅体现在代际内，还出现在代际间。当事人的不特定性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主张权利更加困难，首当其冲的就体现在起诉资格的限制，各国侵权法都要求原告证明自己与要求法院审理的事项有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的证明就使得受害人望而却步，再加上环境侵权本身的复杂性、继续性和后发行等特点，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在程序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也环境法律难以贯彻，环境侵权事故屡屡出现的原因之一。这种不特定性就要求我们在环境侵权领域运用弱者保护理念进行制度的创新。如美国就确立了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虽在起诉资格方面仍比较苛刻，但目前有缓和的迹象。[6]

（三）环境侵权的价值性

传统的侵权行为基本都是单纯的致人损害行为，不仅对受害人造成损害，而且往往危害社会安全，违反社会公共秩序。“因而在价值判断上，传统的侵权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行为。由于环境侵害始终与经济发展相伴随，诸如排放烟尘、倾倒废物等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从事公共福利活动中的衍生行为，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还带来相当程度的利益性。因此，在价值判断上，其属于社会生活常规、有价值、有意义的合法行为，甚至是国家鼓励的活动。”[7]环境侵权在很多概况下本身具有合法性，换言之，加害人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和过错，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却因此受到损害，依传统侵权的过错归责原则，受害人权益是难以得到保障的。无过错的归责原则的引入，是弱者保护理念在环境侵权领域的最大体现，是人们在法制进程中自觉与不自觉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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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名誉权；侵权；网络名誉权

一、网络名誉权的研究现状及其重要性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名誉权保护的长效机制。首先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了名誉权，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其次从民法、刑法等多方位落实了对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如：《民法通则》第101条、第120条；《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36条等。

尽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将调整传统名誉权的法律规范应用于互联网，但这种司法实践是无可厚非的，我国现有案例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如2007年6月扬州大学法学院周立胜副教授诉“西祠胡同”名誉权侵权案；2007年李亚鹏诉新浪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名誉权案以及2011年药家鑫父亲诉张显侵犯名誉权等。

二、网络名誉权的含义、特征

所谓“网络侵犯名誉权”是指通过互联网在网上登载包括文字、图片等各种形式的信息，毁损公民或法人的名誉，降低其社会评价，造成严重后果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网络名誉侵权是在特殊的网络环境下对于名誉权的侵害行为，是传统名誉权的一种延伸，无论网络主体还是网上活动都是虚拟空间里的现实存在。网络名誉侵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网络名誉侵权具有虚拟性。侵权人的信息以无形数据的形式，网民可以自由复制粘贴或者直接链接侵权信息。

第二，网络名誉侵权具有隐蔽性。以信息海量性著称的网络，每时每刻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想要及时找到侵权信息是难以实现的。

第三，网络名誉侵权具有特殊性。它主要是通过捏造事实诽谤、侮辱他人人格，对某种事实的恶意评论，散布他人的隐私，致使其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损。

第四，网络名誉权侵权责任者具有不确定性。这里所说的责任者不仅仅指侵权言论的者，还包括网络内容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者、非盈利性的网主等。由于未全面实行网络实名制，侵权者的真实情况很难确认。

三、网络名誉侵权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网络名誉侵权的主体范围。传统名誉权中的侵害行为主要是指以言语、文字、漫画等方法贬损他人的社会评价，使其人格或名誉受到损害，所以侵权主体主要是指利用上述方式侮辱、诽谤他人名誉的自然人或法人。而网络名誉侵权的主体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网络接入提供商、网络内容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者等。因为作为平台的提供者，其有义务对社会大众在其平台上的信息进行审查考核，虽然事先审查与考核几乎不可能做到，但是作为网络的管理者可以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平台的提供者如未能履行此种职责，亦应承担责任。

（二）虚拟主体是否可以成为权利主体。网络名誉权产生于自由、开放的网络“虚拟社会”，对于虚拟主体是否享有名誉权，存在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有网络名誉权之说，因为网络空间的行为主体均属虚拟，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或者自然人和法人之间通过网络实施侮辱、诽谤行为与现实生活中实施此等行为存在本质区别。第二种观点认为虚拟主体对应的是现实的主体，而网民对熟知的虚拟主体的评价也必然影响到其现实的生活，因此网络虚拟主体是网络名誉权的主体。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虚拟主体作为网络名誉权的主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网络名誉侵权是承担严格责任还是过错责任。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侵犯他人名誉权应承担一般侵权责任，因此言论者的责任认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对网络服务提供商是否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笔者认为，网络虚拟环境的管理者对于信息的时间、方式无法事先预知和管理，如果让网站经营者承担严格责任会降低网络的巨大外部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有在信息后才行使一定的义务，故对其责任认定应以“合理时间”为尺度。所谓“合理时间”是指在信息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管理者必须承担筛选、鉴别信息，如果未能及时“过滤”则应承担民事和行政责任。

四、如何加强网络名誉权的保护

一方面，网民有权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言论，享受法律赋予的话语权。孟德斯鸠将自由定义为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因此真正的网络自由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网民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时要注意：对涉及他人隐私的文字和图片以及视频要慎重对待，如遇到此类信息，不要转载或下载；确保言论的真实性，客观地描述事实；在发表自己的看法、评论时应避免情绪化，对言论对象施加言语侮辱，即使其所发表的内容真实，也不影响侵权的成立。

另一方面，网络服务商在网络传播中应对网上信息进行把关和编辑，但是也不可能做到及时而有效地剔除所有非法信息。因此，对网络服务商的立法管理应当平衡多方利益，加强自律与监管。另外，虽然很多网站已经通过技术软件能够过滤掉一些敏感语言，但是网民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依然可以上传，而且不同的网络服务商对侮辱性语言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统一网上侮辱性语言的标准确有必要。

参考文献

[1] 许鑫，丁馗.网络环境下名誉侵权及保护对策[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12）.

[2] 杨涛.“虚拟人”也应有名誉权[N].民主与法制时报， 2004.

[3] 刘超.简论网络名誉侵权的概念和特征[J].法制与社会， 2009（31）.

[4] 吴瑛.虚拟空间的隐私侵权责任与言论自由保障[J].新闻大学，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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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社会化

环境侵权的研究是民法与环境法交叉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环境法在形成与发展初期理论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以往的研究焦点基本上囿于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等侵权法的基本范畴，但随着侵权法理论的不断进化与发展，侵权责任社会化的思路逐步被引入了有关环境侵权理论的研究。

环境侵权广义上包括环境污染行为和环境破坏行为。本文所指的环境侵权是狭义的环境侵权，特指环境污染侵权，即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所指“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法自身功能的转变带来了环境侵权构成要件的重构，实现了侵权行为法内部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环境侵权自身的特点和平衡经济发展与受害人权益保护的需要共同决定了环境侵权损害其他社会填补制度（包括社会赔偿机制和社会安全体制）存在的必要性；不同层次的损害填补制度共同构成了环境侵权损害填补制度的体系，力求实现对受害人及时充分的救济。因此，在寻求侵权行为法自身突破的同时，必须积极建立其他的损害填补方式，通过多种损害填补制度的协调合作，构建体系化的损害填补制度。

笔者认为，构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的前提是实现三个转变：其一为道义责任向社会责任的转变，主要是对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调整，包括违法性要件的抛弃、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兴起和因果关系的推定；其二为个人赔偿机制向社会赔偿机制①的转变，包括责任保险制度、财务保证制度和行政补偿制度的建立；其三为单一侵权损害赔偿向综合性社会安全体制转变，包括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责任集中制度和国家给付制度。

一、道义责任向社会责任的转变

道义责任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法律责任理论依据，认为责任的本质是道义的非难，故意和过失实施行为才能成为法律评价的对象。社会责任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法律责任理论依据，认为法律责任是对社会利益系统的维护，以社会本位为基础，法律责任的承担不完全是因为责任主体在道德上的可非难性，也不完全要求有过错存在。

民法理论上道义责任向社会责任的变迁与环境侵权责任的社会化具有同一历史进程并非偶然，它完全适应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要求。道义责任向社会责任的转变在环境侵权责任方面主要表现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调整，包括违法性要件的抛弃、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兴起和因果关系的推定。

1、违法性要件的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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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一律请求；包括请求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一）环境侵权的概念及其特征。对于环境侵权，目前国内没有统一定义。陈泉生认为，环境侵权是因为人为活动致使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或污染而侵害相当地区多数居民生活权益或其他权益的事实，包括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曹明德认为，环境侵权是因为行为人污染环境造成他人财产权、人格权，以及环境权受到损害，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通说认为，环境侵权是指由于环境污染或破坏而导致的对特定的或可认定的生命、健康、财产、精神及环境权益的损害。

环境侵权有别于一般的民事侵权，是人类活动和文明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环境侵权与传统的侵权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对象的不特定性。环境侵权的对象往往是相当地区范围内不特定的多数人和物。环境侵权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必然会影响到后代人的发展机会，使他们发展的基础受到破坏。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后代人并非法律主体，他们的权利不可能得到保护。所以，在将后代人确立为法律主体之前，他们的权利只能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而间接得到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后代人的权利。

2、侵权行为具有正价值。自由、效率、公平是法的价值的体现。在现代社会中，追求效率增长，促进经济发展是法的最终追求。环境侵权与一般侵权全然不同。由于环境侵权始终与经济发展相伴随，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从事公共福利活动的衍生行为，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还带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可将其视为一种有价值的侵害。

3、损害后果的持久性。一般侵权行为是一旦当事人停止实施，侵害即停止。而环境侵权行为的后果往往是各种因素的积累并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作用后才逐渐显示出其危害性，并且其所造成的损害是持续不断的。

（二）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原则及依据。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主要有三种：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环境损害。依照我国法律，财产损害中的损害赔偿采取全部赔偿的原则，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部分。直接损失指侵权行为所导致的受害人现有财产的毁损或灭失；间接损失则是指受害人本来可以得到，但因环境侵权而丧失的那部分利益。

在人身损害中，根据我国民法，一般只赔偿因人身伤害所引起的财产损失，主要是医疗费、误工费、抚养费、抚恤金、丧葬费等，对因人身伤害所引起精神损害不予赔偿。《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可以要求经济赔偿，但只限于对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少数人格权的损害，不适用于环境污染侵害人身权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将对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的损害以及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的情形也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至此，我们认为环境侵害人身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已取得了法律依据。

二、我国环境侵权赔偿责任的局限性

（一）环境侵权中的受害人和加害人不再是平等的主体。受害人往往是财力和智力与加害人相比均相对较弱的自然人，这与常常成为加害主体的企业形成严重的不均衡。受害人在请求救济时，诉讼的时间延长，成本增加，胜诉的风险大。如今的赔偿制度往往使受害人因预期利益与诉讼成本相比，实际获得的赔偿较少，甚至得不偿失，而放弃请求法律救济，从而造成环境侵权现象泛滥。

（二）即使受害人得到了法律的救济，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也仅仅只能获得因为生命、健康或财产受到损害而给予的赔偿，而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环境权益损害则得不到补偿。这使得加害人得以以较少的成本来谋取利益，其他因素被排除在加害人进行选择时的考虑之外。原本应该由被告承担的代价而由受害的原告承担，加害人对于原告的谨慎程度因此就会大大降低，这对于保护相关人的权利和生态环境来说十分不利。

（三）在环境侵权中，受害人往往无论如何谨慎也无法避免受到侵害。因其就生活在环境之中，而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法律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每个人不断地监视环境，在高度防御的状态下生存，但许多加害人则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损害的发生。当然，由于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加害人可能保持了足够的谨慎仍不足以避免环境侵权的发生，但其可通过责任保险制度将这一风险分散化，从而化解因承担赔偿责任而带来的危机。

三、有关国外新损害赔偿制度的创新

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日本因环境公害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现象日趋严重，许多学者提出了新损害赔偿论。以下是其主张：

1、“一律请求”方式的适用。真正的损害赔偿的法理，是妥当地将综合了财产的、精神的损害，确定为对生命、身体侵害的全部赔偿额。即公害被害的早期救济目的，是通过采取将赔偿额定型化，并通过一律请求的方式来实现的。

2、“包括请求”方式的适用。损害，应该包括原告遭受的一切关于社会的、经济的、精神的损害的总体，与单纯以逸失利益为中心的历来的损害论相异。受害人所遭受的社会的、经济的、精神的被害等全部损害作为一个整体，对该损害全体提出了损害赔偿请求。

3、适用以平均工资为基础算定逸失利益的新方法。基于在公害事件中，由于处在同一环境下的居民所遭受到的损害是同等的，应该平等地对待受害人，而且为迅速进行审判，有必要将赔偿额度类型化。这种损害赔偿新方式，比以收入为基础的传统的个别计算方式前进了一步，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四、完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思考

（一）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立法应彻底贯彻“全面救济受害人”的理念。在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包括请求”和“一律请求”方式的适用，是“完全救济受害人”和“恢复原状”理念的具体展开。司法实务中，课以加害人承担为恢复被破坏、被污染的环境税，是因污染或破坏而荒废的地域社会复活的损害赔偿，是恢复原状理念的体现。

（二）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立法应体现“环境再生”理念。在“环境再生”理念下，公害被害的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损害赔偿论关于对各个受害人个人的、受害人个别健康被害的赔偿范围之内，而是从为恢复人类生活之目的的恒久对策、从恢复包含对家庭影响的被害、从地域的再生等出发来把握公害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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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环境;救济;民事侵权;构成要件

    一、前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的迅速发展,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也越来也多。环境侵权是一种新型侵权行为,也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本文主要针对环境侵权行为的概念与特征;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三个方面发表一些自己对环境侵权的认识。

    二、环境侵权行为概述

    (一)环境侵权行为的概念

    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侵害他人的财产或者人身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依照法律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致人损害的行为。侵权行为作为一种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侵权行为一般是行为人自己实施的行为,行为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为行为人之外的人或者物造成的损害负责,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动物致人损害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侵权行为是指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着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发展,全球的环境问题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严重,各国对环境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关于环境保护的立法和关于环境立法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环境权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应运而生的。环境权是指特定的主体对环境资源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对公民个人和企业来说,就是享有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主要包括环境资源的利用权、环境状况的知情权和环境侵害的请求权。对国家来说,环境权就是国家环境资源管理权,是国家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利用各种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对环境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当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被世界各国接受和承认以后,环境侵权行为也随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概念。环境侵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美法学者提出并使用的,但他们并未对之进行严格的界定,而国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则是众说纷纭。曹明德先生认为:“环境侵权是由于人为活动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从而造成他人的财产或身体健康方面的损害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1]陈泉生先生认为:“环境侵权是因为人为活动只是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或污染而侵害相当地区多数居民生活权益或其他权益的事实”[2]。吕忠梅先生将其表述为:“环境侵权行为是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以至于危害居民的环境权益或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行为。”[3]宋宗宇先生将其理解为:“环境侵权行为是指因行为人排放污染物或者从事其他开发利用环境的活动,造成了环境污染或破坏,导致相当地区多数人财产和人身损害,或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事实,并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4]我认为环境侵权行为是指污染者违反环境保护和防治污染的法律规定,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他人合法环境权益损害的行为。环境侵权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首先是一种法律事实——一种由于人类行为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的法律事实。所谓法律事实是指由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者消灭的客观情况或者现象。而环境侵权并非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而是污染者违反环境保护和防治污染的法律规定,污染或破坏环境的活动所导致的。

    (二)环境侵权行为的特征

    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环境侵权行为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主体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和不特定性

    自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与工商业的发达,企业在规模上逐渐大型化甚至巨型化,在工艺技术上逐渐高科技化。为此,企业运作的风险与危险性大大增强,并造成许多事故,如20世纪中叶发生在西方的着名的“公害事件”。在这些事故当中,加害人都为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具有特殊经济、科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的公司、企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的农民、渔民与市民。现代环境侵权不光是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企业的所谓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非难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是极为困难的。而就受害者而言,就更加难以确定。

    2、对象广泛性与客体多样性

    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的行为通常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而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的作用才致人与物损害的。这一复杂的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个系列程序:污染源产生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进入环境媒介(水、土壤、空气等)进入受害人领域造成损害。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如果缺少了其中某一环节,就不可能发生最后的损害结果。显然,环境侵权总体上属于特殊的、间接的侵权行为。其危害地域往往相当广阔,如海洋污染甚至会涉及到世界上几个不同的国家;危害人数往往众多,且不仅局限于当代人,有时还会损及后代人。

    3、价值双重对立性

    在环境侵权行为中,损害乃是伴随人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等活动的产物。在价值判断上,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具有价值的双重对立性。一方面,其污染环境,损害了人们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权益,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另一方面,它又为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具有相当的价值正当性与社会有用性。况且,自然界具有一定的自净和自我恢复能力,在不超越其净化和恢复能力的限度内,各种排污活动和开发建设活动并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权益造成损害。只是当原因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而产生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时,才往往造成侵权现象。因此,对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既不能完全禁止,也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而应权衡经济、社会、环境等各种利益对环境侵权的原因加以适度的调控与限制。

    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两要件说

    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到底包括哪些,学界的观点不一而足。有学者认为,环境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二:“第一,须有污染危害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第二,须有损害事实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5]。有些学者认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应采用二要件说。首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可见,过错已不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我国民法理论,环境污染致害、医疗事故、产品责任、高度危险活动、交通事故等属于特殊侵权民事行为,在其构成要件上均不适用过错主义归责原则,而代之以无过错主义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同时,在环境侵权法领域,采用无过错责任主义归责原则也已是世界各国法律上的通制。因此,过错已不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其次,行为的违法性也不应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无论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只要其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从而具有了危害性,即可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例如,某一区域的所有工厂都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浓度标准或总量标准),即都合法地排放污染物,但当排污总量超过区域环境容量而造成或可能造成污染损害时,则各工厂的排污行为就构成共同环境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排除危害或赔偿损失等责任。即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有关单位并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仍应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由此来看,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是有两个要件构成的,即污染危害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和损害事实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除了两要件说之外,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学界还存在另外一种观点,即三要件说。

    (二)三要件说

    张梓太先生认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三:“第一,加害行为;第二,损害事实;第三;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须有因果关系”[8]。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不同内容的三要件说,一是主张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第一,须有违反环境保护法律的污染环境的行为;第二,须有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第三污染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须有因果关系”[7]。二是另一些学者认为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是下列三部分:“第一,污染环境的行为须具违法性;第二,须有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第三,须有污染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8]。我这里采用的是张梓太先生的三要件说。

    1、污染环境的行为即加害行为。

    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多样性的特点。在“污染环境的行为”要件中,如前所述违法性从总体上讲不是污染赔偿的必要条件,但这一因素将影响赔偿数额的认定。作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污染环境行为如上文所述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所以在其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中只提“污染环境的行为”,而未提及“过错”,这点应与普遍侵权相区别。

    2、损害事实

    环境污染中的损害,是指受害人因接触或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而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以及财产损失等后果。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其损害的后果既有与其他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相同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共性表现为,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权益的后果,具有客观真实性、确定性和法律上的补救性。损害的特殊性包括:第一、潜伏性,多数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在损害发生时或者发生后不久即显现出来,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则不尽然。只有部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较快显现,而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尤其是损害他人健康的后果要经过较长的潜伏期才显现出来。第二、广泛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案件,其损害都具有广泛性的特征,表现为受污染地域、受害对象、受害的民事权益十分广泛。关于损害事实的认定及赔偿,从审判实践看,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既有财产损害,也有人身损害。因此,因环境侵权产生的损害赔偿,无论在范围、内容和金额方面,都将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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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归责原则；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倒置；民事责任的赔偿。

一、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的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是侵权责任的核心，决定着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分担、免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方法等等。可以说，侵权行为法全部规范都奠基在归责原则之上。

（一）过失责任的缺陷

把过失责任适用于环境侵权，便发现许多缺陷和难以克服的困难：（1）环境侵权大量表现为企业生产活动中排放污染物的行为，除个别事故性污染外，均属正常活动而无过失可言；（2）生产企业的技术秘密使受害人无法了解生产者采用何种工艺、设备、排放何种有害物质，其污染损害是否存在故意过失；（3）通常以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判断加害人是否合法的根据。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污染源集中地区，个别加害人虽符合标准，但排污总量超过该地区环境容量，仍可造成污染损害；（4）受害人无法规避因污染遭受的侵害，若以过失为基础，大量环境污染损害不能构成侵权责任，受害人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护，这将有失法律公平原则。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立法依据

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明文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承担责任的，应承担责任”，行为人的行为只要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都应对其已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

在我国环境法中，对环境侵权行为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1982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环境立法上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先驱，该法第42条是关于环境侵权的最早规定。1984年的《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吸收了《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这一规定，这些规定为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原则提供了环境法上的依据。

我国1969年参加的《国际油污损害赔偿民事责任公约》，对污染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采用也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三）无过错责任的法律特征［1］

（1）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环境侵权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可见，并未考虑加害人的过错。

（2）因果关系是决定责任的基本要件。在过错责任原则下，过错是决定责任的最终要件，而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决定责任的最终要件不是行为人有无过错，而是取决于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且这种因果关系不要求有严格的、直接的证明，只要推定的因果关系存在，加害人就要承担责任。

（3）无过错责任通常与保险制度、责任分担制度相联系，并且通过制度加以实现。不仅可以分担风险，保证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而且减轻了加害人的经济负担。

（四）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意义

首先 ，环境侵权单位大多数是现代企业，企业即使没有过错，也可能给他人造成财产和人身损害。如果坚持过错责任原则，显然无法对无故受害者进行救济。其次，由于环境侵权案件十分复杂，要证明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是十分困难的。要求受害人提出关于加害人有无过错的证据,就必然使受害人陷入不利的境地。第三，环境污染损害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也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即公平合理原则。

（五）无过错责任的免责条件

1、不可抗力。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完全由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在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的单行法里也做了同样的规定。

2、第三人过错。这是指由于加害人和受害人之外的人，因其故意或过失致使加害人排出的有毒物质造成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失，由该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加害人的责任则被免除。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第二款以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第三款对此都有所规定。

3、受害人自我致害。例如，下游的农民把工厂的排污口挖开引污水浇灌自己的农田造成污染损害，这是受害人自身责任引起的损害，排污的工厂不承担该损害的赔偿责任。

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关于环境民事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两种学说。1.三要件说。 (1)须有污染环境、破坏的违法行为；(2)须有污染、破坏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3)污染、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2、二要件说：(1)须有损害环境的行为事实；(2)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此种学说，环境民事侵权不以行为的违法性为要件［3］。笔者认为：以上两种学说，以二要件说的解释更为合理。

（一）环境损害的事实

环境损害具体包括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等。损害事实必须具有可补救性、确定性及其侵犯合法民事权益的后果等要件［4］，笔者认为在是否具备可补救性问题上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现实看，环境侵权往往具有不可补救性，很难使受害者所处的环境恢复到原有状态，或者即使能恢复到原有状态，那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及巨大的人力财力。损害事实的客体可分为1、财产损害，指因侵权造成权利人财产的损害。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明确规定：又依照本规定行使海洋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对公民、法人及其非法人单位的财产造成损害的，也都构成环境侵权的损害事实。2、人身损害，环境侵权不仅表现为对财产价值的损害，而且也表现为对非财产利益的损害。人身损害是指环境侵权对公民的生命健康权造成的损害，主要发生在污染环境的民事责任中，这是最严重的环境损害。3、环境权的损害，这是财产权和人身权无法包括的一种新型权利。对于公民享受良好生活环境权益的损害，环境损害是客观存在的。4、精神损害，又称无形损害，是指因侵权行为引起的受害人精神和肉体上的疼痛。在日本的公害判决中是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我国民法没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承认该损害赔偿的判例。

（二）因果关系

按照传统的民法理论，行为人承担责任的一个必要条件就在于损害事实和加害行为之间要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在环境侵权中，这种理论却有着明显不足，其不足表现在：

侵害环境的污染、破坏行为往往不是即时完成的，要判断损害事实是否是由某侵权行为造成的，通常比较困难，这是因为（1）损害的发生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持续作用、多因素复合积累共同作用的结果。（2）污染物被排放到环境中，其浓度、含量、致受害人发病的分布和概率，以及有毒有害物质致病的机理等，涉及生物、化学、医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领域，需要做的工作量大、繁杂、而且费用高，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污染案件，限于目前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及污染形式的复杂多样性，需要运用未知或前沿性学科的知识进行论证。如果处理环境侵权案件仍要求严格和科学的因果关系证明，就会陷入因果关系的考证与判断之中，导致拖延诉讼时间，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也使环境侵权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环境民法中的因果关系予以突破。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创立了因果关系推定论。

三、因果关系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

1、因果关系推定

因果关系推定是指在确定的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如果无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推定其因果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将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仅规定为一两种形式，不能适应类型多样化、案情复杂化的环境侵权纠纷处理的需要，必须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侵权案件，确定和适用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因果关系推定方法。当务之急是规定因果关系推定的原则，因为方法适用不当不仅会导致具体案件的误判，而且，还严重影响实行因果关系推定所应体现的法的公平与正义之精神的弘扬［5］。

在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因果关系推定的实践中，针对多因一果的实际情况，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共同的因果关系，即所有排污行为都造成污染且单个行为不会造成污染，被告应负连带责任；二是聚合的因果关系，即所有排污行为中只有一个造成污染，被告应负单个举证责任；三是择一的因果关系，即不能确定哪一个排污造成，只要不能完全排除因果关系的存在，就应承担责任［6］，对上述问题的解决仍是我国法律规定之欠缺，因此，针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应适用多元化的方法实行因果关系推定，以对环境侵权受害人给予有效、及时的救济。

2、举证责任倒置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原告负主要举证责任。这一规定被广泛认同为我国环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或举证责任转换的直接依据。2002年4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就特殊情形下的举证责任倒置或部分要件事实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做出了规定。举证责任倒置，亦被称之为“举证责任转换”或“原告举证责任减轻”,其基本要义在于将环境诉讼中本应由原告在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这一般原则下所承担的举证责任，部分转由被告承担，也就是说对本来的证明责任对象从相反的方向承担证明责任。即如果被告否认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则需要提出相反的证据表明其没有或不可能造成相应的环境损害或无另外可行办法代替其所采取的行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法律出于维护政策或法律秩序的需要，特别设定的一些向对方承担证明责任的例外。这是因为：1、受害人对于加害人的侵权行为，无法查证是处于故意、过失或无过错行为，也难以收集涉及有关污染损害事实的证据。2、从提出请求权的权利主体看，受害者大多城市居民和农民，他们会因缺乏有关知识无法举证而不能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责任，不能得到应得的赔偿。

世界各国大多采用了举证责任转移原则，来改变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在举证上的不利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也规定对该类案件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加害人污染行为已经发生并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损害事实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具体事实则由加害人负责举证。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反映了该类案件的特点和立法上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

四、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赔偿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损害赔偿因实用性强而最为常用，由于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赔偿必须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金数额的标准。

1、对财产损害的赔偿

应当实行全部赔偿原则，即必须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上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

2、对人身伤害的赔偿

对于人身损害则应当赔偿由此引起的财产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它必要的费用。

3、对于精神损害赔偿

笔者认为，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应当允许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因为环境侵权对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均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的身体健康。而这种已经形成的损害和潜在的危害，采用排除侵害等方法难以消除，而基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的实际赔偿费用也远不能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唯有借助精神损害赔偿给予经济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才比较适宜。既然用物质形式作为对死者家属的抚慰金是可以的，那么以物质形式补偿受害者生活上、精神上的痛苦当然也是合理的。

4、本文主张在目前的赔偿原则之上，再加入惩罚性赔偿。环境污染和破坏并不具有必然的道德可谴责性，采用惩罚性赔偿，针对那些恶意的加害行为加以处罚，以期获得预防之功效。

从理论上讲，由于生产和开发行为本身是合理的，我们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忍受其所带来的不便，这是谋求发展所带来的福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对于生态破坏行为的过度惩罚也是不可取的，它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妨碍经济的发展。但是，恶意的、性质严重的污染破坏行为则应当予以惩罚，比如偷排污水给居民造成较为严重的饮水困难或财产损害，给水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等。（作者单位：广西职工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参考文献：

［1］ 蔡守秋主编：《环境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252

［2］ 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58-159

［3］ 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55-456

［4］ 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法律出版社.20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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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侵权 归责原则 归责体系

一、归责原则学说

目前，学术界对于环境侵权归责原则持三种不同观点，即一元归责体系、二元归责体系和多元归责体系。一元归责体系观点的持有者认为，环境侵权归责原则就是过错归责原则或无过错归责原则的单一归责原则。此种观点在保护受害人和惩罚加害人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但在现实操作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在构成方面，存在着是否包含违法性的争论；在立法方面，存在着责任构成是否包含违法性的问题；在对免责事由的规定上也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统一规定，这致使免责事由的认定更加主观化，也为处于优势地位的加害人逃避责任和法官的徇私枉法创造了有利条件。[1]二元归责体系的持有者坚持过错与无过错归责原则相结合的观点。对于故意污染环境的行为采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对于过失造成环境污染行为的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2]但是采用此种归责原则也是有弊端的，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故意与过失行为的界限模糊，致使受害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救济。多元归责体系的观点则认为无论是过错归责原则还是无过错归责原则，其归宿点都应落到衡平原则。笔者认为衡平原则虽然有一定的优势，它使得人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但是造成环境侵权的行为主体具有不平等性，弱者的合法权益本身就处于危险的状态，还要让他们为此承担责任，显然是不合理的。

基于我国特殊国情和法律体系，我国立法者采纳了一元归责体系，将针对污染环境的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确立为无过错责任原则。

在环境侵权中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旦发生环境侵权纠纷，受害人只需证明排污企业、工厂实施了损害环境的行为，并造成了环境污染损害，而无论加害人的主观心态如何，其是否有过错，都应承担赔偿责任。无过错归责原则在最大程度上减轻了受害人的证明负担，同时又可以有效的督促人们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避免环境污染。

二、无过错归责原则的局限性

无过错归责原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立法的滞后性，现阶段的环境侵权中的无过错责任在理论和实践的运用中仍面临诸多困境。

（一） 无过错责任有违公平公正原则

在无过错责任下，只要侵害事实、因果关系成立，加害人就要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很多在环境侵权中相关联的间接责任人便逃避了法律的追究，其后果均由加害人一人承担，有违民法理论的公平公正原则。在实际生活生产中，有些环境污染是由于政府规划不合理或者制定政策的失误等原因而引发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有一定责任的。此外，有些企业作为当地的经济支柱，政府往往对其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包庇，其也难辞其咎。可见，无过错责任规则原则掩盖了其他间接责任人的责任，对加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当加害人的生产经营自由权与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当明确解决该问题的鲜明立场，需要在两个冲突的权利之间确定一个“是非”标准，维护公平公正原则。[3]

（二） 无过错原则的免责事由缺乏统一的规定

无过错责任与其他归责原则的根本区别就是行为人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的事由为免责的抗辩事由，不能因自己尽到了注意义务或者自身无过错而免责。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等相关立法规定，我国作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主要是不可抗力、受害人自身过错和第三人的过错。由于缺乏关于免责事由的统一规定，各个规定之间确定的免责范围及免责所要达到的程度也不一致，很不利于实践中的操作。

（三） 无过错责任不利于发挥教育预防作用

依据无过错原则的性质，加害人无论有无过错均需承担责任。如此一来，很可能使加害人对判决口服心不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过错与赔偿责任相适应的观念，因而使得对无过错责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这需要一个学习、宣传、熟悉和适应的过程。目前无过错责任运用于环境民事侵权中还处于初级阶段，因而很难发挥民事侵权责任的教育预防作用。[4]

三、完善环境侵权归责体系的建议

（一）引进公平责任原则

由于无过错责任可能掩盖其他间接责任人的责任，对加害人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笔者认为可以将公平责任原则作为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并列的第三种归责原则。一旦引入公平责任，对不具有违法性的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以及间接责任人进行规制，就可以有效弥补无过错责任原则在保护上的单方性和惩罚上的不足，使得无过错责任、过错责任与公平责任能够在环境侵权体系中实现互补与协调统一。公平责任体现了对弱者利益的有效保护，更能有效的保护人权，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

（二）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相结合

我国法律对环境侵权中有部分过错的第三人责任主体地位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该规定对有部分过错的第三人的责任主体并未予以明确，但这并不意味着有部分责任的第三人无责任主体地位。本着对法律公平公正和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追求，我认为我国立法对环境侵权可以采用二元归责体系，即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相结合。在同一个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依无过错责任，令环境侵权直接行为人承担责任；依过错责任，令有部分过错的第三人亦承担责任。

（三）明确规定免责事由

环境污染使用的是相对无过错规则原则，不是绝对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加害人在法定情况出现时可获免责。在这里，我建议立法者将各环境法相关条例的免责事由进行统一规定，包括免责事由需要达到的程度，避免立法的模糊给实践中法官审判带来麻烦。[5]另外，适当的扩充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免责事由。笔者建议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环境侵权免责事由应增加关于当事人采用正当防卫的规定。但为了避免受害人滥用正当防卫或实施不当，破坏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社会秩序，立法者应结合环境侵权中的特点，严格界定其适用范围和条件。这样公民可以有效地运用正当防卫来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促进我国环境环保事业的发展。此外，为避免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积极效果因允许过多的抗辩而受到削弱，免责条件应尽显于不可抗力，且应适当扩大不可抗力的范围。至于受害人自身以及第三人存在过错的，如上所述，适用过错原则与无过错责任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妥当。

（四）适当引入惩罚性赔偿原则

我国现有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只以实际损害为限，因而不具有惩罚性。然而现实中环境侵权既包括合法行为，也包括故意行为。[6]对合法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当然可以充分发挥补偿损失的功能；但是，对故意行为采取与合法行为同样的赔偿措施则有损于法律的公平公正。故意的环境侵权行为主观上已经具有了可非难性，客观上也具有了法益侵害性，法律必须要对其加以惩罚才能体现处理此类问题时与合法侵权行为的不同，同时也才能彰显环境法的教育预防功能。因此我认为，为了弥补无过错责任在制裁、教育、预防功能方面的不足，应当对故意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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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推定、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

一、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推定的概念

在我国，对于环境侵权行为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判断标准，学界的观点并不统一，但大多坚持"三要件说"，即环境侵权行为、环境损害事实、环境侵权行为和环境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因果关系的认定。

因果关系是指客观事物、现象之间的前因后果的关联性。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即损害责任成立要件上的因果关系，"权利"受侵害是否因其原因事实（加害行为）而发生⑴，只要有环境侵权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损害结果，那么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这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只是囿于人类认知能力、科学技术水平，在法学实务的过程中认定较为困难；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因果关系，在承认事实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对于环境侵权行为人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进行政策考量和立法考量，来决定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和大小。⑵

从法律逻辑上讲，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该是统一的，但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多变，环境损害结果的持续性等因素，这两者之间在现实中并不统一，尤其是对于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比较困难。在此种情况下，因果关系的推定就大有必要。因果关系推定是指对于某种表见事实发生损害，即推定损害与该事实的因果关系存在，受害人无须再证明其间的因果关系，即可对该表见事实之行为请求损害赔偿，而行为人则唯于以反证证明损害与该事实无关时，始可免责的法则。⑶

据上述概念，有学者得出因果关系推定的三步骤⑷，即首先，受害人初步证明。受害人提供表面证据初步证明因果关系存在，这是因果关系推定的前提条件，初步证据的标准是达到"相当程度的盖然性"。其次，推定因果关系成立。"推定"是指由一事实的存在或真实推导出另一事实也是存在或真实的过程，其可以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也可分为实体推定和程序推定。⑸此处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即推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成立。最后，加害人提出反证。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强弱地位，法律赋予加害人免责权，即加害人可以提出证据证明这种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从而作为自己免于承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砝码。

二、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则

对于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规则，综合各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三种标准：

（一）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

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包括两部分，即优势证据说和事实推定说两种。首先，优势证据说因事而异，在关涉人权案件的刑事案件中，有必要必须作出不容怀疑的犯罪证明。而在民事领域中，对双方当事人主张的不同事实进行司法认定，以数学角度看，只要一方当事人的证据优于另一方当事人的证据即可。⑹其次，事实推定说，主张在公害诉讼中，原告对因果关系的证明，只要达到某种程度的盖然性，即可认为原告已尽其举证责任，相反，被告要提出全部因果关系存在可能性的反证，否则，要承担公害民事责任。⑺综上所述，无论是优势证据说还是事实推定说，都是以原告要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为前提，然后使法官在判决中形成内心确认，从而根据原告的初步证据推定因果关系已经存在。倘若被告要避免承担环境损害责任，则需提出优于原告的证据标准。此种标准的缺点在于对"盖然性程度"的认定，存在较大的弹性，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当原告和被告提出的证据都达到盖然性时，法官究竟如何认定尚存疑问。

（二）疫学因果说

疫学因果说，是指运用流行病统计学的方法来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做法为，用医学实验的方法确定一定区域内流行疾病的发生与该区域环境中存在的某些污染物质有关，并且流行疾病患者居住地附近的某些污染源所排放的污染物中恰好含有这些污染物质，则可推定患者所患疾病与某些污染物源排放污染物这一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⑻此种学说适用的条件要求较多，主要是运用医学的方法来进行推定，推定工厂企业的环境侵权行为和环境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曾适用于日本富山骨痛病，四日市哮喘病⑼等。此说优点之处在于降低了盖然性学说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具体的操作实施，但是仍存在一些局限，如只适用于环境污染造成人体患病的场合，由于医学统计的要求也不利于提高环境诉讼的效率。因此，也不适合作为因果关系推定的主要标准。

（三）间接反证说

间接反证说主张，如果原告能够证明其中的部分关联事实，其余部分的事实则被推定为存在，而由被告负反证其不存在的责任。⑽其逻辑顺序为"原告证明部分关联事实--法院据此推定剩余部分事实存在--被告反证剩余部分事实不存在"。在日本，首次采用间接反证法的是1971年新泻地方裁判所作的新泻地方水俣病的案例。间接反证法的适用范围主要为环境侵权所造成的财产性损失，如大气污染、水污染造成的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损失，因环境污染损害的复杂性、渐进性，只需受害人主张部分损害事实的证明，即可推定剩余部分的损害事实的推定。对于此种证明方法，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间接反证法以"部分事实"代替"全部事实"，以"推定事实"代替"应有事实"，笔者并不赞同。间接反证法多为证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但究竟现实生活中因果关系的存在是何种情形，多是事后基于现有事实的逻辑推测和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会掺入人的主观因素，而间接反证法的提出恰恰平衡了环境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地位的强弱差距。

究竟我国应采用何种规则，来进行因果关系的推定，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无论是盖然性标准说，还是疫学因果说，抑或间接反证法，都遵循因果关系推定的三个步骤。因此，学术界多主张采取多元化的推定规则，笔者深表赞同。

三、举证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的区别

在司法实务中，对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容易将举证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相混淆，造成了案件的不同判决结果。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在一般情况下，把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通过对事实要件的分配，转由主张相对方承担，从而加重主张相对方的责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倒置的是因果关系和过错两个事实，而在无过错特殊侵权中，倒置的则只为因果关系。⑿据此得知，举证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尚存在区别⒀，主要如下：

1.立论的前提不同。因果关系推定的前提是原告要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即遵循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需要证明被告存在环境侵权行为，这是法院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逻辑基础；而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在分配证明责任之时，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就由被告承担，原告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被告承担这种证明责任是无条件的，多是基于法律的规定。

2.证明的方向不同。因果关系推定的方向是"原告证明部分事实--法院推定因果关系成立--被告反证获得免除责任"，原告、被告、法院的角色各不相同，只要原告能够证明存在部分案件事实，法院经过逻辑判断，就可以推定因果关系成立，这是一种"正向"的证明⒁，被告的反证只能作为一种责任免责的抗辩；而举证责任倒置中，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转由被告承担，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的不成立，这是一种"反向"的证明。

3.适用的范围不同。因果关系推定适用的范围只是对因果关系的认定，不涉及其他侵权构成要件；而举证责任适用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此，诚如上文所述，对于过错的认定也可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形，即如果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因果关系的不成立，那么其必须承担此种风险--败诉后果。

4.证明的途径不同。因果关系推定中，首先由原告证明初步的因果关系成立的证据，然后法官据此推定因果关系成立，最后被告的反证是抗辩，即遵循"原告--被告"的过程；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中，由于根据法律规定，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由被告承担，因此其证明责任一直在被告一方，不存在"先原告、再被告"的方向，故在证明途径上，二者存有不同。

综上所述，因果关系推定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存在本质的区别，两者相比较可知，前者对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倾斜力度比较小，后者对受害人的倾斜力度比较大，相反，被告所承担的责任轻重也存在不同。

四、对因果关系推定的相关问题的反思

（一）厘清界限：法律对因果关系推定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不清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⒂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污染受害者应当就此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究竟是属于因果关系推定，还是属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在司法实务中，尚有争议。究其原因乃在于我国环境法的发展起步晚，环境法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和条理性，对易混淆的概念界定的不甚清晰。

笔者认为，此条的规定为举证责任倒置。首先，从法律文义来讲，进行语句分解后，我们可得"污染者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此为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根据《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应该由原告承担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可是为了保护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直接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不承担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其次，因果关系推定需要进行事实推定，即由部分事实推出剩余部分的事实，然后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是一种"正向"的证明过程，而此处规定的确实"反向"的证明过程，即由污染者证明因果关系的不成立，这不符合因果关系推定的逻辑顺序。

最后，在本条的规定中，我们无法推倒必须由原告提出初步的证明责任，而是法律直接对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进行了规定，因此，并不存在基础事实的初步证明责任。综上所述，《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的是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而并非是因果关系推定。

（二）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在司法实务中的强力适用

在环境法的司法实务中，我们不难看到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存在困难，大多数的法院多为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即由原告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然后由法院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再由被告提出证据反证以抗辩。究其原因乃在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则过分加重加害人的责任，容易造成加害人在发展经济时的畏手畏脚，而因果关系推定恰恰在加害人和受害人两者利益的保护中起到了缓冲作用。

笔者认为，应该对因果关系推定进行明确的法律规定。首先，在环境法法律关系中，加害人多为企业、工厂等强势的市场主题，大多具有雄厚的资金，科研创新能力，而受害人多为农村村民、城市居民等弱势的群体，大多不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为了矫正这种不平等，就需要在实体上和程序上进行立法价值考虑和司法政策倾斜，在法律"公平、正义"的本质要求下，因果关系推定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相比，既没有过分加重加害人的责任，也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其次，由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存在区别，对于环境侵权的案件应该进行立法上的考量，区分二者的适用范围，对于侵权行为恶劣、社会影响大、受害人数多的环境侵权行为，应该适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而相反的案件，则应该适用因果关系的推定。当然，就长远来看，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应该成为环境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认定的主要规则。最后，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范围，有利于司法判决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也有利于司法实务的顺利开展。

（三）正本清源：法学理论研究上对因果关系推定的认识尚不统一

在环境法理论界中，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因果关系推定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存在区别，并且进行了著书立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存不同的认识，如有学者认为"因果关系推定属于举证责任倒置"⒃，也有学者认为"举证责任就不应该倒置"⒄，诚然"水实无华，相荡乃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只有在法律思维的碰撞中，中国法律理论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但在笔者看来，法学理论的研究应该从分歧逐渐走向共识。首先，因果关系推定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存在区别，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属于隶属关系，也不属于交叉关系，只是在价值功效上趋同，即都有利于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证明责任，有利于受害人通过诉讼获得环境损害赔偿，因果关系推定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其次，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应该成为环境侵权案件中认定因果关系的准则，虽然目前我国《侵权责任法》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法官释法的依据不同，导致了目前对法律文本解读的不同。如果举证责任不能倒置，那么对于受害者的救济就更是无从谈起。最后，因果关系推定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区分，有利于学术界对此问题逐渐达成共识，进而有利于环境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促进环境法学事业的繁荣和昌盛。

注释：

⑴王泽鉴著：《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

⑵吕忠梅总主编：《侵害与救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法治基础》，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⑶曾隆兴：《公害纠纷与民事救济》，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版。

⑷吕忠梅总主编：《侵害与救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法治基础》，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⑸邹雄："论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载于《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第97页。

⑹杨素娟："论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载于《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⑺丁凤楚："论国外的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理论-兼论我国相关理论制度的完善"，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99页。

⑻吕忠梅总主编：《侵害与救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法治基础》，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⑼丁凤楚："论国外的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理论-兼论我国相关理论制度的完善"，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00页。

⑽张梓太著：《环境法律责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0页。

⑾对于此点，学者存在争议，一说为日本学者加藤教授提出，一说为日本学者德本震教授，待考证。

⑿曹晖："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2页。

⒀备注：由于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笔者看来，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必须由原告证明，证明损害是由被告引起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则要区分因果关系推定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这涉及到法律价值和政策考量。因此，此处主要论述在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上的区别。

⒁吕忠梅总主编：《侵害与救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法治基础》，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⒂此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因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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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中日比较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7-143-02

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法学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究竟是对其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亦或是二者区分共同适用等，本文将其与日本相关的归责原则做比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探寻我国在未来的立法中所要改革的方向与趋势。

一、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概述

（一）环境侵权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是指因民事主体不履行民事义务或实施侵权行为而应受到的某种制裁。所谓环境侵权指的是由于人为活动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从而造成他人的财产或身体健康方面损害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所以综合两者来看，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即是指公民、法人因污染或破坏环境而侵害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而应承担的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它与环境侵权的行政责任、环境侵权的刑事责任并称为当代三大环境法律责任。在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表述为：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指在行为人的行为致人损害时，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侵权行为的归责主要包括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其中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是相对过错责任原则而言的，他是指不论人有无过错，只要发生了损害后果，就要承担责任。其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失。

二、中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介绍与比较

在经济越来越飞速发展的今天，环境侵权层出不穷，严重影响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但由于其涉及方方面面的证明所需的专业知识，且在实际证明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其往往难以予以清楚证明，因此当下各国对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的原则已经开始重点关注并尝试给予解决措施。

（一）中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在日本，因产业活动等人为原因造成环境污染所导致的与人、物或生活环境相关的损害，通常被称为“公害”，由于日本曾经是公害较为严重的国家，在昭和40年代四大公害（富山县神痛川流域的骨痛病，新泻县阿贺野川流域的水俣病，熊本县水俣湾的水俣病以及四日市哮喘病）等史无前例的公害健康受害的刺激下，其公害法尤其是公害救济的理论、判例和方法，得到了充分的完善，形成了由公害关系基本法、公害行政管制法、公害行政救济法、公害民事救济法、公害犯罪法和环境保护法等组成严密的法律体系，日本堪称是当今世界上公害法制最为完备严密的国家，有的学者也称日本为公害法制的先进国家。

日本在追究追究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方面，实行的是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相结合的归责原则。过错原则传统民法的规则原则，无过错原则只在公害范围内。在立法上，1911年制定的日本工厂法第15条的规定被认为是日本最早规定无过错责任，之后，《矿业法》、《水洗碳业法》、《原子能损害赔偿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质污浊防治法》、《油浊损害赔偿保障法》等都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原则。1972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质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原则。

我国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1982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开创了在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环境民事责任规则原则之先河。此后，1984年的《水污染防治法》确立了我国公害赔偿无过错责任的立法模式。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1987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规定了有关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共同构成了我国侵权民事责任规则原则体系。在侵权民事责任规则体系下，《民法通则》第124条进一步明确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二）中日环境民事责任承担方式

在日本，为了处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纠纷，从法律规定来看，民事责任承担主要为损害赔偿和排除侵害两种方式并重。日本采用无过错原则对侵权行为救济，《矿业法》和《关于原子能损害赔偿的法律》，《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质污染防治法》等特别法都规定了环境损害赔偿。在日本有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精神损害等一切损害在内的抚慰金为请求目标的损害赔偿请求，对包括财产损害、精神损害等一切损害在内为请求目标的请求形式称为“包括请求”。日本还建立了“公害健康补偿制度”，是为了使因公害而遭受健康损害的被害人能够迅速而公正的保护而设立的包含有责任的制度。

另外，在日本不仅针对已经出现的损失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而且还可以要求法院判令排除侵害。环境公害的排除侵害，其内容包括公害源的全面停业、部分停业、禁止工厂建设、妨害设施的设置或改善、缩短作业时间、改变作业方法等。

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环境保护法》第41条及各环境保护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都作了宣言性的规定，对具体的损害赔偿范围并未作明确的具体规定。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只赔偿对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所遭受的直接损害，即现有财产的损害，间接损害一般不予赔偿。对于受害人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也极为狭窄。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并未明确规定.在民法通则第34条规定的十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排除危害这种方式。它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民事责任形式。根据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后果的不同，排除危害分别是指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害等民事责任形式。

三、对我国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的立法性建议

在我国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立法规定不明确，并且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只适用于“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措施，拿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相应改革方案。

首先，我国虽肯定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无过错原则，但在民法通则中同时规定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为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而学界也有人为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人以被告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为其构成要件。所以应在环境污染法律中对归责原则予以明确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还应扩大。

其次，我国对因果关系与举证责任均未作出特别规定。必须加强立法，借鉴别国因果关系推定的理论学说，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因果关系制度。在立法上对因果关系推定法则作出明确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进行补充完善，进一步扩大举证责任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的适用范围和倒置事项，同时，进一步明确规定使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适用方法，完善举证责任到倒置的有关规定。

再次，在环境侵权案件中，若因加害人造成受害人死亡或残疾的，应当对环境侵权受害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通过精神损害赔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受害人及其家属所受到的心灵伤害，尽最大可能恢复其精神健康。我国虽然规定了责任人的侵害排除，但规定得非常笼统，不适用于具体操作。应明确侵害排除的方式，除了责令侵害排除外，还应通过立法确立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赔偿更具调和性的制度。应加强社会救济的途径和方式。

最后，再次，在环境损害的填补方面，我国应建立环境损坏赔偿或补偿基金，或可以要求相关企业对其关闭后若干期限内的环境损害责任采取投保的措施。这主要是针对环境侵害的加害者难以确立或已经关闭，而受害人急需救助等特殊情况。对于赔偿或补偿基金可以由国家通过强制力向有关领域的企业征收环境特别税、环境特别费和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征收的排污费、自然资源补偿费等部分所组成。

参考文献：

[1]舒曼.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研究[D].2008年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