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体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保障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社会保障自1536年英国颁布《济贫法》，经历了社会救助模式、社会保险模式、福利国家等阶段。，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都面临着重新整合的挑战。在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建立多层次的有机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稳定。社会保障的基础主要是：由于“生存机会的分配从来都不是均衡的”，以及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因此，社会成员必须做一个最好的选择。哈耶克曾将自由社会的保障分为两种：第一是防止严重的物质匮乏的保障，即确保每个人维持生计的某种最低需要；第二种是某种生活水准的保障。他认为应建立最低收入保障和特定收人保障这两种制度，但国家在这种制度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提倡在对自由市场发展的同时，国家要对其负面加以调控，以谋求一种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间的均衡。因此，社会保障的功能是在保证社会公平的基础上，保证和促进劳动力再生产，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在根本上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社会保障主要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失业、犯罪等社会问题。

（一）贫困问题。财富分配不公平是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虽然少数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大多数人富起来是一条社会发展的途径，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来制度模式转换的代价——过程代价，即贫富分化。外来人口由于他们自身素质的缺陷、社会不平等的就业机会等，其中部分人陷入贫困。在对浙江省绍兴县柯桥地区（以下简称柯桥）的调查中发现，外来人员的人口数量已超越了本地人口，这导致本地人口的生活压力骤增。由于各地生活成本不同，人口的移居虽然能使个别成员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整体上整个社会生活是否得到改变尚有疑问。

（二）失业问题。笔者在柯桥发现了几个问题：1、为数不少的外来打工人员认为现在工作不好找，有不公平对待的感觉；2、柯桥周边因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失土农民”，因本身素质等原因而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3、复员军人、知青因未能安置到较好的工作岗位或处于待岗状态而上访。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失业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1、技术进步造成的技术性失业。2、劳动力相对过剩和隐性劳动力显性化。3、产业结构不合理。柯桥现以轻纺业为主业，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在市场竞争中随时面临着经济衰退等带来的无法自我消化的负面影响。4、制度模式不合理。表现在就业机会不均等、不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等方面。

（三）犯罪问题。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柯桥的一些社会现象有：1、轻纺城中联托运市场较为混乱，一些不法商户采用违法犯罪手段争抢地盘，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如俞明东、买买提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2、不法商人有向商会等社团组织渗透的现象。3、在外来人口聚居之地，时常发生违法犯罪事件。犯罪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对人的权利和情感的侵犯。犯罪行为对社会的侵害，正是表现在使其他社会成员失去其生存或发展的空间，这是产生贫困、失业的根源。如果说犯罪的可能性取决于推动力和犯罪的活动范围的话，那么预防犯罪应该从制定明确而通俗的、传播知识、褒扬美德、完善等入手，同时彻底消除贫困这一犯罪的根源。

二、基础有机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

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曾说过：“良善生活就如我们心中所想象的，需要一套社会条件，而没有了它们就不会成功。”这种社会条件在一定意义上是制度模式，因此，应综合考虑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与学科的综合性问题。

（一）传统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一项制度的创设，总体上应该既符合客观又符合人的意志与需要。制度创设的目的是为人服务的，如果连人的需要都不能满足的话，那么这项制度的意义何在呢？柯桥有的借转型之际将职工的养老保险等一下子推向社会，结果是社会保险账户形成了许多的空账。社会保障从企业本位向社会本位转换是不争事实，问题是一步到位式的选择能否切实满足社会对保障模式的需求呢？人在无法实现最基本的需求时，是无法实现自我的，更不必说实现社会的进步。另一误区是，认为只要有了制度模式，将所有的社会保障项目归于一个部门即大功告成。其实在传统的各自形成的政府部门管理领域中，简单的集中并不能解决问题，倒是应该考虑如何发挥各部门之所长。

我国对社会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仍反映出不少的问题：1、公平与效率的政策取向有失偏颇。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取向片面地以一定程度公平的丧失来换取效率。基于社会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价值取向的不平衡性及社会发展过程中主观目的性与客观制约性之间的矛盾，社会发展以丧失公平为代价而向前推进。如城乡二元结构造就了城乡收入结构中城镇的“高福利”与农村的“负福利”的反差；由于缺少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和人员流动造成了障碍；长期实施的“高就业低收入”的充分就业政策，导致企业过度储备劳动力，形成隐性失业问题。2、企业本位。 国有企业负担了职工的福利，这实质是将本应由政府和社会承担的这部分责任转嫁给了企业。虽然社会已开始承担这部分责任，但遗留的问题是让后一代人背负起了两代人的沉重包袱。3、社会保险制度的缺失。体现在保险基金管理运行和监管制度中的漏洞等。

（二）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一种制度创新之际，都存在一个对现实思考的路径问题。我国的制度模式设计常犯两种错误：一是对现行体制进行“头痛医头”式的改造；二是中央与地方各行其是，全国无统一的制度模式。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往往单独分隔开来设计，导致在整个体系中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各地区在收付制度、集资渠道、基金管理等方面均存在极大的差异，无法真正实现制度的衔接。现实的困境给制度的并轨带来了巨大的成本。

社会保障应考虑社会发展的各种情势及其本身的特点。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已呈现出在寻找改革突破口的同时，相应的配套改革却不能跟进的弊端，形成了一些制度真空。笔者赞同将“民生为本”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点。这是因为：首先，一方面国情制约了以高福利方式为社会成员提供某种较高水准的保障；另一方面在保证基本民生的前提下，可以产生大量的公共社会需求，反过来刺激社会生产。其次，这一体系应该是多元的，需要由政府承诺的基础性保障和社会自主发展的市场经营模式、由全国和地方多层次构建的体系组成。最后，这种基础性的、多元的体系应经过有机的整合，形成一个责任界限明确、相互衔接并广泛覆盖的整体。

三、维系社会稳定的社会保险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甚是庞大，限于篇幅，这里主要针对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及农村社会保障等关涉到现代社会稳定的详加阐述。

（一）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由于其融资方面的差异，形成两种制度模式：第一种是用一部分在劳动者退休期间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创造的财富来支付养老金，由此形成现收现付制；第二种是劳动者通过在工作期间的收入积累一笔基金，交由某个机构集中管理，在其退休后以投资所得向其支付养老金——基金制。现收现付制在本质上是以支定收，这种制度安排将在代际之间达成“帕累托有效”，即如果在外部条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每一代人均可通过下一代人交费来增加福利又不使下一代的福利减少。现收现付制的“挤出效应”，使参加者有条件在工作期间减少为退休后生活保障进行的个人储蓄，因此现收现付制具有调节资本市场的功能。基金制则较为单纯，劳动者交费后由基金集中运作，但第一代参加者要同时为自己和上一代人交费。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个人储蓄不会因为基金收益的增加而减少，基金制缺乏资本积累调节的功能。这两种制度在社会化程度上存在差异，具有优势互补的可能性。

现今采取的是部分积累制。在调查中发现，要实施这一制度，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1、空账问题。部分积累制在表面上为职工个人建立了个人账户，但在实质上是为了在基金制框架内实际与代内的收益再分配。基金制是不具备再分配功能的，这是逃避缴费的重要原因。2、基本养老金覆盖面问题。现柯桥地区已发文强调在 2001年底所有企业职工均须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于制度的不统一，打工者回乡后养老金的接轨问题 （缴费率、领取年限等），使他们对此持有疑虑。另外，柯桥周边地区的失土农民，在他们的户籍转为城镇户口后，养老保险又成为一个现实问题。3、在职职工负担增加。这是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必然代价。4、部分积累基金管理运作问题。由政府部门运作保障从总体上看管理成本较大，效率颇为低下。由于基金制要体现投资的收益，在银行利率不断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基金的资金必然会投向市场与实业，由政府部门来管理显然不太合理。5、养老金支付的道德风险。社会成员和管理机构都存在这方面的危机。

为此，笔者对我国未来养老金制度提出如下建议：1、建立一个由中央统筹的国家养老金基金、地方性强制养老保险计划和企业补充性的个人养老保险计划组成的体系。2、彻底转变转轨时期传统的“企业办社会”模式，把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的非生产性资产转换成养老保险启动资金，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管理。3、实行社会保障税制度。从减轻企业负担考虑，有必要进行费改税的尝试。

（二）社会保障体系。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造就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溶入城镇保障体系。造成农村社会成员贫困的因素主要有生态环境恶化致使耕地减少、低收入低素质等形成的恶性循环。因此，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1、的要求。如果一个国家农村人口多数处于贫困状态，对的投入下降。这将不利于农村生产方式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对高产品的需求，本质上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2、社会稳定的需要。在柯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提供保障，如每月30一50元的养老津贴，其经费来源是村办企业的收益或出租土地及其土地上的厂房等收入。“无论何时，只要共识分解、或失去要人们效忠的能力，社会秩序的危机就会成为人们自觉关心的问题。”现今我们正面临城乡二元结构共识的分解，社会稳定不得不作为要加以关注的课题。

调查发现，当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存在的问题有：1、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保障体系。除传统的社会救助、社会优抚保障外，其他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制度化。2、地区间的不平衡。来自贫困地区的外来打工者在家乡基本无社会保障。3、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失土农民”问题。城市化使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最后保障防线——土地，这正好反映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对策主要有：1、建立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应包括社会保险、农村社会成员救助制度、乡镇企业社会保障制度。2、建立与城镇养老保险相一致的部分积累制，建立农村社会成员个人账户，由政府、村集体组织及个人共同承担缴费。3、进一步完善合作医疗。4、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以各级政府财政及村集体组织合理分担组成农村救助基金，对达到一定生活标准以下的成员进行救助。5、建立全国农村社会成员社会保险转移制度。将进城打工者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体系中，等

四、社会保障体系的反思和再选择

（一）意识形态与立法。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个人信念的变迁折射出社会的变迁，新旧观念的冲突累积到一定程度会通过社会制度或社会规则的变迁体现出来。人们正是基于公平的信念，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因为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从社会资源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有必要从他们的收益中划出一部分来救助失去资源利用机会的人们。反观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体系残缺不全、立法层次低、立法主体混乱、法制建设不平衡等问题，根本而言是缺乏立法的合理理念。绍兴县总工会干部曾提出一个疑问：在现阶段他们不知如何为职工争取权利，因为许多情况是无法可依的。不重视法治建设的后果将逐步显露出来。

另一个问题是，在司法过程中应该遵循何种规则。保证程序的公正可能比结果的公正更为重要，程序不应该仅是实现结果公正的工具，更应体现其自身的价值。

（二）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保险基金管理集中于一点就是监督管理。各国都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管理社会化，目的是以社会行为取代企业或政府行为。社会化管理的前提条件主要有：一定的基金积累；全额征收养老保险费；先进的管理技术手段；建立基金预警制度；扩大统筹范围和提高管理层次等。国外现行的模式中有政府直接管理、半官方的自治管理模式和商业保险管理模式三种。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保障事业刚起步的国家而言，宜采用半官方管理模式，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具有半官方性质的独立机构管理基金，政府的职能是立法和监督。

在基金管理的具体运作中，人们除对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模式加以关注外，最关心的莫过于运作风险问题。现有社会保险基金投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投资债券；二是投资证券市场；三是投资于国家重点项目。三者在风险、收益、投资周期等方面各有优劣。我国基金多用于购买债券，形式较为单一，资金运用效率不高。这印证了采取半官方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模式的可行性，同时这也是降低风险的一条途径，有利于政府实施行政监督，民众实施社会监督。

（三）社会保障体系对社会稳定的回应。笔者曾有过一个困惑，人们是为了社会稳定这个具体目标还是为了实现人的基本权利而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博登海默曾写道：“一个制度若要恰当地完成其职能，就不仅要力求实现正义，而且还须致力于创造秩序。”正义与秩序关注的是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不同侧面。正义侧重的是规范和制度的，它们体现对人类的以及它们在增进人类幸福与文明时的价值；秩序侧重的是制度的形式结构。规范和制度的目的是规制人类的行为，以求避免社会的混乱。从这种意义上讲，正义是追求的最终目标，秩序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这是应该首先明确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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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完善，大大影响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制约了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覆盖面相当窄，保障资金严重不足。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很大部分至今无法享受到全面的社会保障，农村的社会保障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标准上都大大低于城市。“占总人口20%的城镇居民享受着89%的国家社会保障资源；而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仅享受11%的社会保障投入。在县城以下集体单位的1000多万职工和2000多万城镇个体经营者基本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权利。”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就是保障资金投入不足，从资金来源看，最根本的是国家投入资金不足。从国外先进国家来看，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主要来自个人、企业和国家，而国家承担了投入的主要部分。中国“国家财政用于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财政投入的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状况不适应，投入总额不但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反而下降”[2]，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社会保障资金投入重城市轻农村、重重工业轻农业现象非常严重。从国家的投资看，对农村人均国家社会保障投资仅为城市的1/15左右（见表1）。我们知道，政府支出中有很大比例属于政府转移支付，用于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失业保险、社会福利等支出。此外，公众从政府获得的转移性支付属于社会保障等，其活跃性非差强。分到居民手中很快直接或间接地用于消费，从而扩大了社会总需求。从表1中我们可以得知，农民获得国家转移性支付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而且其差距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从而大大限制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

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基础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新农村的重点内容，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也是拉动内需动力的新引擎，所以笔者认为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是迫在眉睫，时机已经成熟。

1.通过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加大了对农民的转移性支出，直接提高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之一就是公平正义，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农民的社会保障收入与其消费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相当于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会有效地提高他们的购买力，扩大居民的边际消费能力。长期以来，工农之间的剪刀差严重阻碍了农民的购买力，对农民造成上事实上的不公平。如果能以扩大内需为契机，完善农村社保体系，将直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升亿万农民的消费水平。如果建立了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就可以通过发挥其收入调节功能，不断加大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增加了农民收入，在客观上会有效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增强农民的消费能力。

2.通过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完善了社保体系，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的预期未来收入增加，提高了农民的消费积极性。“一般来说，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居民户的当期和未来收入预期而影响合意总消费Cd的。”农民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预期是制约其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地，消费需求随预期收入的变动而变动，两者呈正方向变动；与收入预期相联系，农民在消费中还要考虑到对未来支出的预期，支出预期和消费需求呈反方向变动。假如人们预期未来收入会稳步增加或至少不会下降，支出可预见度较高且较稳定时，其消费意愿就会增强，即期消费就会增加；反之，当未来支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可能大幅增加时，其消费意愿就会减弱，从而削减即期消费，增加储蓄。所以，只有人们对未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时，才愿意增加即期消费。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降低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抑制过高的储蓄，增加消费。一方面，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为农民增加收入创造多重有利条件，使农民收入稳中有升；另一方面，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会使农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降低，如医疗、养老、基本生活等可以得到保障，他们便会将一部分原本要进行储蓄的收入和一部分前期的储蓄转为消费，从而提高消费水平。

3.通过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和完善，将使广大农民获益终生，改变了农民的持久性收入，将会极大地提高消费的积极性。我们知道，社保收入对农民来说是持久性的收入。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费里德曼（MiltonFriedman）提出过的“持久收入理论”，该理论认为，“家庭（消费者）的收入只能通过改变其一生收入现值来影响其消费、储蓄决策。因此，收入的永久改变对消费的影响要大于收入的暂时改变。临时性的收入、意外获得的财富中大部分将转化为储蓄。相应的，永久性增加的收入则会有更大的比例用于消费。”根据该理论，对于消费者而言当期收入的改变与持久性收入的改变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持久性收入对决定消费需求的影响更大一些。

三、结束语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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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级防疫员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不足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合作市在服务和保障村级防疫员方面还存在不足。一是全市79名村级防疫员要负责37个行政村、2个社区、267个自然村存栏动物的免疫注射、动物标识佩戴、样品采集、产地检疫报检、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以及常年补针工作。2015年，全市春秋两季免疫动物82．55万头（只），平均每名村级防疫员要完成1．04万头（只）动物的免疫注射工作。村级防疫员服务半径较大，劳动强度高；二是由于藏区特有的畜牧业生产方式，牲畜体格大、习性凶猛，村级协检员（防疫员）在工作过程中被家畜踩踏、挑刺、狗咬等致伤事件时有发生。仅2014年秋季动物防疫过程中，就有3名村级防疫员受伤。此类意外伤害对村级协检员（防疫员）除造成身体和精神伤害外，为其家庭带来一些经济损失，直接影响村级防疫队伍的稳定。

2落实法律和政策规定，多渠道投入，完善

村级防疫员保障体系一是贯彻《动物防疫法》第六十七条“对从事动物疫病预防、检疫、监督检查、现场处理疫情以及在工作中接触动物疫病病原体的人员，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施”；《劳动法》第七十五条“国家鼓励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为劳动者建立补充保险”；《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完善村级防疫员防疫工作补贴政策，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和医疗保健措施。”市农牧局自筹资金1．2万元，为全市79名村级防疫员（协检员）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一旦防疫员在防疫工作过程中受伤可获得最高15万人身伤害，2万医疗附加险的赔偿，基本解决了村级防疫员因公受伤后的保障和补偿措施。二是制定和完善了村级防疫员管理办法和考核办法，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合理的将补助经费足额发放到村级防疫员。秋季防疫结束后根据村级防疫员考核结果，及时兑现村级防疫员报酬及补助经费。对生活较为困难的纳入农牧村低保范围，并在整村推进、两节慰问等项目资金、实物上予以优先考虑，通过效绩考核和优惠政策的落实充分调动了村级防疫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三是强化宣传，提高认识。防疫工作事关当地畜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政府重视、部门配合，社会支持，农户理解的系统工程。多渠道、全方位的做好动物防疫宣传工作，不断提高认识，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广泛深入地宣传了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和动物疫病科普知识。特别是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常识，增强了村级防疫人员和广大农牧民群众防控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做好动物防疫工作。乡镇政府高度的重视，《甘肃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责任体系》明确了各级政府的工作职责，乡镇政府对乡级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需早晨天未亮、晚上天黑后去牧民牛、羊圈舍开展免疫工作的性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组织领导、积极推进作用发挥明显，促进了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质量的提高和成效。

3村级防疫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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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与生活保障三部分。养老保障应采取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相结合的模式;医疗保障宜建立大病费用统筹的新型医疗制度;生活保障可仿照城市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应包括:农村养老保障、农村医疗保障与农村生活保障三部分。

  一、养老保障应采取家庭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障相结合的模式

  在我国农村，还不可能实现与城镇职工养老社会保险完全一致的模式，而应实行家庭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障相结合的形式。因为，家庭养老是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做法，目前，这种养老模式的基础并没有完全丧失，要想彻底改变也并非易事，而且借鉴西方一些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顾此失彼的教训，我国农村的家庭养老短期内不可能取消，它仍是农村养老的一部分。

  但是，农村实行社会养老是必然趋势。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是农村社会化生产方式发展的需要，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需要，是对付“白潮”的需要，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需要，是引导农民消费、积累建设资金的需要。此外，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对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都有着积极的意义。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是家庭保障有余而社会养老不足。因此，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是我国农村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当前应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根据《基本方案》及我国一些试点的经验，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低标准起步，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为目的。社会保障水平的设定，一般宜从低到高，留有余地，而不宜盲目攀比，一步到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农村养老社会保险费的交纳和养老金的给付标准应定在一个能基本满足农村实际生活需要的低水平上。凡年满20岁的农民，可根据自身经济实力，选择适合的交费档位和灵活的交费时间参加养老保险。由于大多数60岁以上的健康农民仍可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因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可以适当延长至65岁，标准为100元/人月左右，这个水平基本能满足老年农民的生活需要。

  第二，建立由政府组织和管理、财政投人的强制性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政府负有公共管理的职责，因而是举办公共事业的最稳妥的主体。政府的组织和管理表现为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进行具体事务的管理;设立监督机构，完善监督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强制性养老保险的筹资渠道应多元化，既有农民个人缴纳，也有集体补助，还应有财政的投人。实践表明，强制性的保险，没有政府的投人是很难奏效的。当然，投人的力度应通过科学测算而定。

  第三，建立严格、高效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和运营机制。资金短缺间题是制约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瓶颈。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是农民的“保命钱”，因而，把有限的农民养老保险金管好、用好就显得更加重要。根据国内外经验，实行市场化运作有利于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即由符合规定的市场法友，按有关法规经办农村养老保险业务，进行自主经营管理。国家应对其实行严格、有效的监管，尽量降低和避免风险。

  第四，采取“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的模式。根据对国内外各种保障模式的分析可看出，“个人账户储备积累”模式运行得最为正常，它强调个人的社会保险责任，强化政府的组织和管理责任，逐步淡化政府的交费责任，突出个人的自保意识，这也是国内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取向。因而，我国农村养老社会保险仍将主要靠自己。建立个人账户，个人交费和有关补贴全部记人个人账户，并可以转移和继承。

  第五，制定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农村社会保障是整个社会保障中最薄弱的环节，而立法滞后是这些年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据调查，多数农民有参保的意愿，但总担心政策会变，故而不愿积极主动去参保。因此，必须改变当前仅靠政策指导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现状，尽快制定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二、建立大病费用统筹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20世纪50年代以后，通过运动搞起来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已经名存实亡，农民重新面临看病难的问题。有专家通过调查指出，解决农民看病难的出路在于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应注意的问题是:

  第一，政府牵头，多元筹资。由于长期“以农养工”、“二元保障”，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改革是逆向的。因此，在城市应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而在农村，政府则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对农村社会保障给予支持。建立国家与农户共同投人，风险共担的机制，使国家投人的有限资金发挥引导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作用。同时，要建立多元筹资机制，引导社区经济实体、慈善机构、团体、个人捐助，充实农民医疗保障基金，国家投人的资金可以从国家卫生事业经费中转移一大部分，也可以通过税收转移一部分。

  第二，建立家庭账户和统筹账户。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成员缴费形成家庭账户，供全家共同使用，主要用于支付家庭成员日常门诊费用。根据测算，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0元的标准交费，基本可以满足这一需要。统筹账户由国家和当地政府出资形成，国家财政补贴，每人每年不少于10元，地方政府投人每人每年不低于2p元，这部分资金集合起来，用于支付患大病、慢性病的患者的医疗费用。大病的确定及统筹范围内的报销比例根据当地情况决定，但基本原则是“以收定支，量人为出”。两个账户分开核算，分别管理，不得挤占挪用。这样农民“病有所医”的问题基本可以解决。除此以外，对于特别困难的成员，应建立社会救助制度。

  第三，强化基金的运营和管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高了各级政府及农民的缴费额，因而结合起来的医疗保险基金将很可观，而且这跟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而保证基金高效运营，保值增值，监管得力至关重要。管得好，将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管不好，合作医疗制度将永远失去存在的群众基础。根据智利的成功经验，基金交由专门的经营机构依市场化原则进行管理，加强投资各环节的风险管理，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和具体的管理规章，并严格执行，这是合作医疗得以开展和健康发展的保证。

  第四，坚持社会化的原则。社会性是社会保障的基本特点，它符合大数法则基本原理，即参与者越多，越普遍，保障效果越好。统筹层次是衡量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统筹层次越高，互济功能越强，保障效果也越明显。因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应当以县(区、镇)而不是以村或乡为基础，通过国家立法(而不仅仅是“自愿参加”)，促使农户参加进来，扩大参保基数，扩大医疗保障基金的规模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应根据各统筹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区情、符合民意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此外，要特别注意激发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意愿，切实为农民办实事。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农民收人水平与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但是，虽然政府一再宣传合作医疗的好处，但响应者并不多。这说明农民社会保障的意识还是不够强，更深层的原因是农民曾狂热地信奉和追随过农村合作医疗，然而最后都心灰意冷了，他们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不敢轻易相信什么了。有资料说，有的地方合作医疗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作风恶劣，侵吞公共利益，谋一己私利，农民感觉不到合作医疗的好处，对组织者失去信任。有的干部及家属多拿药、拿好药，带头欠费。甚至有农民认为，合作医疗就是“群众交钱，干部吃药;群众吃草药，干部吃好药”，农民丧失了对制度公平的信心。因而，新型合作医疗必须注意让干部带好头，公平、公正，让农民真正从中得到实惠，才能激发人们参加合作医疗的热情和意愿。

  三、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给予社会成员以满足其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质帮助，是国家实施的最后一道保障的安全网，也是保障制度最低层次的目标。目前，我国城市已全部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且做到了“应保尽保”，为城市贫困人口构筑了最后一道保障线，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但在农村，这项社会保障的“兜底工程”开展得远远滞后于城市。目前，仅在某些经济发达省市如广东、上海、浙江等地的少数地区开展。事实上，我国农村还有10%的人口尚未脱贫，或由于种种原因返贫，农村人口是最需要帮助和关心的弱势群体。因而，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如何更合理地构建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问题上，有人认为，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事关社会保障制度整体设计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首先需要理清设计思路。一种思路是根据同类人群在不同方面的需要，设立一个不同类型救助金的结构，以满足不同方面的需要。另一种思路是根据救助对象的家庭特征或者本人特征，设计可以有差别的救助金标准系统。也有人认为，农村集体补助特困户资金是“救命钱”，不能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它具有明显的刚性特征，因此，应通过征税的方式筹集资金，这样既可以体现税收在保护贫困人群方面的强制性，也是农村社会救济的发展方向。因此，应将农村集体补助特困户资金与五保户供养资金一起列人新的农业税附加统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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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税;问题;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9-0073-02

1 我国社会保障基本情况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分为城镇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保障,目前已基本建立起了以“三条保障线”以及以养老、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统账结合”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以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逐步得以建立。

2 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系列问题

2.1 社会保障资金短缺

2.1.1 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社会保障资金压力增大

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①并以每年3.3%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2.34亿,2050年将达到4.23亿。②而至2008年年底,养老保险的个人空帐运行规模已达到1.4万亿,如果个人账户继续空帐运行,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增大,社会保障资金压力势必会越来越大。

2.1.2 社会保险费欠缴拒交现象严重

我国目前各地区关于社会保险费缴纳的相关规定主要是依据《社会保障费征缴暂行条例》,大都属于地方性文件,法制性不强,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征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资金收支、公民权益、法律责任等并没有系统地以立法形式进行明确,外加许多企业及个人对其认识不足,导致各地企业单位社会保险费欠缴拒交现象严重,而这也成为导致社会保障资金短缺的重要因素之一。

2.1.3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扩大将导致财政支出压力增大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社会保障覆盖率将会不断增加,同时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也将逐步扩大,资料表明2009年参加新农合农民达到8.33亿人,参合率为94%,同时,国家规划在2020年之前要基本实现养老保险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另外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等人员也将被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范围之中。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提高以及范围的增广,会使得投入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大,这将对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

2.2 社会保障覆盖面较窄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城镇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保障。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主要包括行政机构、各类企业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未把城市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含括其中。农村社会保障的普及在近年来虽然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对某些特殊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仍不能改善。

2.3 社会保障制度不规范

(1)统筹层次低,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民收入分配调节。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行地级统筹,各行政区制定有不同的社会保障规定,社会保险资金也由地方进行管理,统筹层次过低不利于全国性收入分配调节。

(2)各地区社会保障规定不同,流动人群的社保权益难以明确。至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08年末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2416万人,医疗保险4266万人,失业保险1549万人,加之农民工常处于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状态,由于各地区关于社会保障的规定不同,信息数据不能共享,使其很难享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在农民工群体的覆盖率不足10%。

(3)法制性不强,地方政府易对社会保障资金进行违规操作。2006年审计署对城镇社会保险基金进行审计发现社保违规金额71亿,违规资金主要用于对外投资,购建办公用房,弥补行政经费等,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4)征收成本高。现行社会保险费用征缴体制包括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全责征收、地税部门全责征收、地税部门与社会保证部门非全责征几类。由社会保障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成本比较高,而涉及社会保障与税务两个部门的征缴体制又会由于部门间的权责划分问题容易使得社会保障资金的收支产生规范性与安全性的问题。

3 开征社会保障税是解决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系列问题的突破口

(1)提高统筹层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民收入分配调节。开征社会保障税后,将社会保障税税收收入提高到国家统筹层次,由中央进行管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民收入分配调节,有利于消除地区差异,减小贫富差距。

(2)提高统筹层次,解决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开征社会保障税,全国实行同一套社会保障税法,消除了地区间大的差异,流动人口只要持有相关证明,则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享受到相同的社会保障服务。

(3)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面的问题。以税法的形式对社会保险资金的征缴进行规定,则较之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纳更具增强强制性和统一性,因此可以较大程度地提高征收力度,也有利于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

(4)降低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成本。开征社会保障税后,则将征收社会保障税税收收入的责任唯一落在税务机关,由于税务机关拥有丰富的征管经验,又有机构方面的优势,既提高了征收效率,同时又避免了各部门权责不清带来的系列问题。

(5)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开征社会保障税后,将税收收入纳入规范的收支两条线的预算管理,专款专用,提高了社会保障资金的透明度,保证资金安全,防止违规操作等现象的发生。

(6)有利于建立规范稳定的收入来源渠道。由于社会保障税制定的规范性,其征收可以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形成规范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收人来源渠道。

4 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

4.1 纳税人

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应包括全体社会成员,覆盖城镇及农村,不分行业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所有制的性质。包括有固定工薪收入的各类企事业单位,行政单位和个人,和不具有工资薪金收入的自由职业者、个体户、具有营业收益或劳务报酬的人以及农民。

4.2 征税对象

作为有固定工薪收入的居民,其征税对象应为其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及补贴的总和。对于不具有固定工薪收入的城镇居民,应核定其收入额扣除费用进行征收,至于收入不稳定或难以计算的纳税人可实行定额征收,对于农民,可按照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采用定额征收。至于税款在企事业单位雇员与雇主之间的负担比例,在行政分别由政府补贴、个人负担的比例以及农民分别由政府补贴及个人负担之间的比例可参照目前社会保险费征缴的规定,不宜做太大变动。

4.3 税率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可在制定国家统一税率的基础上允许不同地区在实行范围内浮动税率。同时税率的制定既要保证基本生活水平,又要防止由于保障收入过高而挫伤劳动积极性,但“费改税”后,应保证现有的保障水平不低于原有水平。我国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率为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8%,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缴费率为8%,失业保险费的缴费率为3%,一共为39%,比例较高。因此,可实行国家保障与地区保障两条战线,国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水平,而地方政府以及商业保险机构可提供补充性质保险,从而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4.4 税款的征收管理

为加强税款的征收管理,减少征收成本,税款应由税务机关进行征收。同时应提高社会保障税的统筹层次,由国家税务局进行征收,中央统一管理。另外应将社会保障税税款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按各社会保障项目分别支出,专款专用。

4.5 社会保障税税款收入的积累模式与增值

社会保障税税款收入应采用部分积累式,即在满足现时支出的同时累积一部分税款集中管理,并将积累的税款用于投资风险小收益稳的项目。

参考文献

[1]徐瑞峨.开征社会保障税有关问题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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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极大制约，推进西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必须从战略角度出发予以研究讨论。文章针对中国西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政府功能、农村养老、基层医疗、基础教育、农民收支、社保资金等弊端予以研究，重点从强化政府社保主体功能、建立农村多元养老模式、健全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加大农村教育资源投入、调整农民收入分配结构、拓宽社保资金流入渠道等方面对西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战略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西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战略问题

中国西部地区在地理上基本位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域广袤，西部12省区土地面积达68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71%;经济基础薄弱，2014年西部地区国民收入总值为138073．5亿元，占全国总量的21．78%;社会保障体系差，2010年西部农村每月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98．25元/人，全国平均标准为134．81元/人，相差36．56元，西部农村每月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水平70．16元/人，全国农村平均为82．35元/人，相差12．19元;农村居民基数大，西部农村居民约为1．9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1．34%，占西部总人口的52．63%;民族众多，西部共有44个少数民族、80个自治县，占全国自治县总数的68．38%，是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在社会保障层面，中国西部农村依然处在一种家庭保障、土地保障及国家救济的低层次上，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时，家庭保障已不足以防范工业化给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风险，于是便产生了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障体系研究方面，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在《国富论》提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协调个体利益与社会总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会在个人受益的情况下同时增进社会整体福利。马克思(KarlHeinrichMarx，1875)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在最终进行个人分配之前，扣除一部分社会产品，用来满足社会的保健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的需要。庇古(ArthurCecilPigou，1920)在《福利经济学》中他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作为依据，构建出了社会福利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主张。尼古拉斯•巴尔(NicholasBarr，2003)在《福利国家经济学》中不仅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延伸至“贝弗里奇范式”的福利国家边界，它还给出了“福利国家经济学”的构件和理论框架。

一、西部农村在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主体功能缺失。二战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建立以公共财政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央政府在西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地方财政难以为继。2013年西部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319．91亿元，占西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为12．15%，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为11．57%，中央财政支出比为3．13%。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全面推进，西部农村社保机构人员严重缺乏，2010年西部社会保障业单位从业人员数41832人，仅占全国总从业人数的26．31%，致使各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不断超负荷运转。

2、农村养老面临困境。伴随社会经济转型，西部农村养老体系受到重大考验，处于老制度沦丧、新制度尚未建立的状态。西部老龄化严重，2013年西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9．90%，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另外，西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生存能力弱，新型养老保障资金缺口大，2011年西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基金收入348．08亿元，支出213．85亿元，收支比为1．63:1，全国收支比为1．82: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期西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达到领取待遇年龄参保人数2496．32万人，领取率为28．27%，全国领取率为27．33%，高于全国0．94%。

3、基层医疗条件落后。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经过1992年和1997年两次推广，进展一直比较缓慢，加之西部农村经济贫弱无力，农民居住分散，乡村医疗条件落后，基础设施及医疗队伍建设跟不上社保体系的发展。2012年西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数2．68亿人，占全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数33．29%，同期西部村卫生室数203461个，占全国31．13%;西部每万人拥有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数32．75人，全国平均为34人，西部每万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12．09张，全国平均为12．42张，可见西部农村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无论总量还是均量都落后于全国水平。

4、基础教育水平低下。社会保障是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的一种公共福利，而西部农村现存状况是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下，自身文化知识素养严重缺失，循环累积之下导致西部农村经济越来越差，对社会保障的期望越来越高。2013年西部人口抽样调查表明6岁及6岁以上小学人口数占比为32．96%，同期全国平均为26．36%，初中人口数占比为37．05%，全国平均为40．81%，高中人口数占比为13．47%，全国平均为16．52%，大专及以上人口数占比为9．72%，全国平均为11．32%。

5、农民收支基数较小。西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滞后与农民对社会保障需求旺盛的矛盾，直接根源是西部农民可支配收入基数较小，加之农民收入面临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致使农民对自身医疗、养老预期的不确定性。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3．85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8．88，西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134．08元，同全国城镇居民相差20709．77元，与全国农村居民相差2354．8元。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收入79．92%，西部平均为88．55%，高出全国8．63%，都使得西部农民在自身的支出政策上慎之又慎，对新型农村社保的热情度逐渐下降。

6、社保资金渠道狭窄。西部省份经济社会落后，社会组织机构不发达，民间个人、团体对西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贡献度不高。2013年西部总接受社会捐赠款物合计35．5亿元，占全国总量的6．17%，社会捐赠款32．1亿元，占全国5．67%，民政部门社会捐赠款14．2亿元，占全国13．19%，各类社会组织社会捐赠款17．8亿元，占全国3．88%，对西部农村社保体系建设来起不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西部社会公益福利事业整体偏小，2013年西部福利彩票销售额423．4亿元，占全国23．98%，福利彩票提取公益金125．9亿元，占全国24．65%，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补充功能不强。

二、西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战略思路

1、强化政府社保主体功能。T•H•马歇尔(ThomasHum-phreyMarshall)指出，福利的首要功能就是凌驾于市场来配置部分商品和服务。充足的财政支持是西部农村社会保障能否稳步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国政府长期扮演社保政策扶持的角色，缺乏承担其财政投资主体功能的责任。在国家财力日益强盛的大环境下，政府应当加大对西部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力度，由国家专项资金直接下拨到西部地区，在全国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力度上寻求一个平衡点。同时政府要注重完善社保制度，理顺管理体制，健全信息网络，加强机构人才队伍建设，规范社保监督管理，有效提升基层社保服务能力。

2、建立农村多元养老模式。目前，西部农民的养老保障形式主要还是以农户家庭自我保障为主，政府、社区适当帮扶为辅。面对着汹涌而来的西部老龄化高峰，及农村土地保障功能日益弱化，完全依靠家庭供养或土地收益养老是行不通的，妥善解决西部农村养老问题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目标。要根据西部农村的现实状况，以政府为主体的救济养老保障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补贴为核心的多元养老模式成为时展的必然趋势，即打破传统西部农村单一的养老模式，在又不否定原有模式基础上，构建以政府养老保障为主体，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为基础，建立社会提供农村养老服务的多元现代农村养老保障模式。

3、健全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从2003年我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目前已初步建立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的医疗制度。由于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城乡公共卫生服务差距明显。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滞后，医疗设备条件落后，高素质医务人员缺乏，大病需求难以满足，服务保障能力不足。在我国农村社会转轨、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政府应改变观念，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资金向西部农村倾斜，加强农村医疗设施建设，加强医疗机构管理，提高各级卫生技术人员服务能力，使卫生机构具有提供适合农村居民需求的服务能力，同时协调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初级卫生保健的关系，共同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提高抵抗疾病的风险能力。

4、加大农村教育资源投入。西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困难，实质上来源于我国教育资源的不均等化，特别是缺乏优质教育资源，使得西部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下，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前文中2013年西部人口抽样调查，发现西部小学教育层次高于全国水平，但初中、高中、高等教育都落后于全国，西部农民自身文化知识仅限于识字脱盲状况，难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素质。对西部农村教育资源投入，并不是一味的强调基础小学投入，而是应当以公平为优先，质量为重点，政府为主导，需求为导向，用优质教育资源带动了整个西部薄弱学校发展，培育教育骨干群体，壮大西部教育格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均等化。

5、调整农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西部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内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新局面，一是保持农民经营收入平稳，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广节本降耗技术，消除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的双重市场挤压;二是增加工资性收入，进一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三是提高转移性收入，继续加大对农民的财政补贴，完善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支持;四是加大财产性收入，完善农村产权市场，提高土地征收补偿水平，盘活农村土地和集体经营性资产，鼓励农民参与农村集体经济活动。同时消除各种社会福利上的差别，诸如物价补贴、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收入保障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

6、拓宽社保资金流入渠道。充足的资金是强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保障，纵观国外发达国家成功案例，仅依靠政府财政来建设一个完善的社保网络是不现实的。考虑到西部农村人口的巨大比例，参考其他国家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施行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应积极拓宽社保资金渠道，考虑政府财政外其他可行方式。一是通过税制改革，给予西部特殊的社会保障税收贴现照顾，增强地方财政实力;二是提取彩票公益金收入，增加西部农村社保资金规模;三是国有企业资产划转，对于无偿占用西部资源的中央和地方重点国有企业，划转部分经济利益用于支援地方社保建设;四是充分发挥各民间慈善事业，国家宏观指导吸引更多社会组织或个人参与西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

【参考文献】

［1］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2］张艾，严平．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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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甘肃；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91-02

1 甘肃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

1.1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历史上甘肃省和全国一样，农民的养老一方面主要是靠家庭赡养方式，即依靠子女、孙子孙女的照顾，另一方面主要是靠土地收入。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两种养老方式的实现越来越困难。首先，家庭保障形式随着家庭规模、结构的变迁与人口的流动化和老龄化而难以实现。其次，随着人口的增加，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持续扩展，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加上农业生产容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土地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农民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想依靠土地收入养老风险更大。

1992年，民政部颁布实施《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1993年以来，甘肃省先后在敦煌市和西固区等部分县(市)开展了试点工作。从1995年开始，先在河西、兰州等率先“奔小康”的县（市、区）展开。到1997年，在26个县和半数以上乡镇企业推开。但是，1998年由于政府机构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移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后无具体方案出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部门处于等待观望状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停滞，之后几年投保人数下降，退保人数增多，至今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1.2 农村合作医疗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医疗保障是通过农村合作医疗的方式实现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的全面铺开，家庭成为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依托，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迅速消失，大部分农民只能靠自费医疗。因为收入水平低，农民有病看不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严重。许多农民处于“小病靠拖，大病等死”的境地。

为解决农民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国家于2002年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5月，甘肃省正式启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首批试点包括张掖市山丹县等5个县区。中央财政补助10元，省、市、县三级财政补助10元，农民个人出资10元，共同建立了合作医疗基金。200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甘肃全省所有农村人口，参合人数近1800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0%。

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于建立农村居民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保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3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的重心在城市，对于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够重视。甘肃省农村的低保水平远远低于城市的低保水平（见表1），近三年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均不到城市的10%，每月几元的补助对于那些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孤老残幼、收入水平位于当地贫困线以下的居民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一些偏远山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地区以及民族地区贫困面和贫困程度很大。这些贫困人口的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救助。但是主要由于资金缺乏，农村低保发展缓慢，很多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以钱定人”的现象，覆盖面小且标准很低。

另外，农村低保制度缺乏有效的政策依据。直到2006年，在过去实施农村特困户定期定量救助和开展农村低保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甘肃省政府和省民政厅才制定出台了《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行办法》，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农村低保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

2 甘肃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社会保障覆盖面窄、层次低

甘肃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层次低，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全省2500多万人，农村人口为2046.94万人，占总人口的81.9%，其中有500多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占农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能够享有农村民政保障的只有“三无”农民、五保户和定期救济抚恤的一些贫困人口，尚有很多贫困农民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的人群中,大多是村干部、种养业大户、义务兵、民办教师等所谓的农村“富人”阶层,而纯农户参加的人数较少;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由于有政府较大比例的补贴,农民只缴纳少部分保险费,参保面相对大些，但是由于保障标准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2.2 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缺乏资金支持。资金筹集困难，这是甘肃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难点。主要原因：

政府财政困难，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甘肃近几年的财政支出远远高于财政收入，财政赤字逐年增加，2005年竟然达到174.78亿元（见表2）。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年年亏空，毫无余力再给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资金支持。

集体经济薄弱，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难以发挥有效作用。近年来，乡镇企业由于受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及管理水平等约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导致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进一步下降，从而减少农民非农收入。

农民收入水平低，相当部分的农民目前尚不具备投保的收入水平。2005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980元，全国为325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9.17%，增长率比全国低3.9个百分点。农业基础薄弱，自然条件恶劣；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难度增加；农民整体素质低，限制了劳动力转移速度等多种因素影响使得农民收入一直处于低速增长阶段。

2.3 社会保障宣传教育工作滞后

农民社会保障意识淡薄,对社会保障缺乏了解,参与不积极。农民长期以来受封建文化的影响，认为人的生、老、病、死应该由家庭来负责，家庭保障在农民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是农民最传统的养老思想，儿子是农民家庭保障的根本保证，对现代的社会保障形式则不容易接受。这种思想不但使计划生育工作受阻而且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即使是经济情况比较好的地方,农民投保意识也是很差，他们更热衷于盖住房、装点门面, 甘肃省农户一直保持较高的建房热情，2005年上半年全省农户住宅投资达10.35亿元，占农户总投资的44.57%。

要想使农民打破传统，树立起现代社会保障的意识，必须加大宣传力度，使农民更新观念。然而，各级领导对宣传教育工作重视不够，有些地方的农民虽然了解到社会保障这一新鲜事物，但由于认识不够，对社会保障存在猜疑的心理，而有些偏远山区的农民则根本不知社会保障是何物。

2.4 社会保障处于探索阶段，管理分散

甘肃省的农村社会保障处于探索阶段，对于制度的规范只是进行了短期尝试，存在阶段性、局部性的特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始由民政部门管理，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以后移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制定及组织实施都是由省卫生厅综合管理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则继续由民政厅管理。由于体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存在着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状况，使各种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力量难以形成合力而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规章制度不健全，难以保证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社会保障尚未立法，更没形成法律体系，使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致使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缺乏约束，资金使用存在较大风险；基金运营不合理，保值增值困难。

3 构建甘肃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

3.1 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职能

社会保障发挥着社会的“稳定器”、“安全网”和改革的“缓冲器”的功能，这就决定了社会保障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是社会保障产品的供给主体之一。社会保障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只能由政府提供才能实现配给的公平和福利的最优，因此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职能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甘肃省属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政府财政困难，只有中央政府给予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才能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保证。近几年来国家财政状况较好，已经具备这种能力。其次，甘肃地方政府应加大筹资力度，积极探索多渠道的筹资方式。

3.2 以政府出资为基础，积极探索多渠道的筹资方式

资金筹集困难是甘肃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难点，因此，加大农保资金的筹集力度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以政府出资为基础。即使政府财政困难，也应挤出资金来扶持“农保”的建立，以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责，实现全体公民的社会公平。各级政府应该克服困难，多方筹资，尽力扶持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其次，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筹集“农保”经费，如通过发行福利彩票、接收社会捐赠等。最后，针对农户缴费难的问题，可以采取“实物换保障”的办法，根据不同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障费：年轻农民实行“产品换保障”；农村独生子女户或纯女户实行“计划生育换保障”；这样可以有效解决“农保”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加快“农保”建设步伐。

3.3 扩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

为体现社会公平的原则，应将需要救助的所有农民都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但是由于甘肃农村经济落后、政府财政吃紧、社会保障给付的刚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决定了甘肃农村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的社会保障只能是低水平的。因此在制度建立初期应以“低水平、广覆盖”为原则，尽可能的覆盖到所有的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另外，影响农村社会保障的因素例如物价指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等是不断变化的，保障标准应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4 适当发展农业保险，将土地保障、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结合起来

虽然很多论证认为“土地保障”难以为农民提供基本甚至最低保障，但土地至少在目前仍然能为农民提供部分经济保障。由于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甘肃省农业自然灾害爆发频繁，如何解决农业灾害损失的补偿问题是关键。可以探索通过适当发展农业保险的途径来解决农业灾害损失的补偿问题。农业保险一方面具有商业保险的特性，另一面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通过农业保险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通过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体现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把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作为对农民和落后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重要渠道；通过发展农业保险降低土地生产风险，增强土地保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家庭保障具有亲情慰藉和精神满足的功能，弥补了其他保障项目主要通过资金和服务进行的局限。受经济状况、思想、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家庭保障仍占有重要地位。社会保障是所有保障形式发展的终极目标，社会保障取代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是必然趋势，这个过程是渐进式的，现阶段只有将土地保障、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有机结合起来才是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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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全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现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薛金山，2006,(4)12.

［3］杨翠迎,黄祖辉. 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于城乡统筹考虑的一个思路［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7-1.

［4］孙德才，秦臻. 甘肃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财会研究，，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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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长期以来使“三农”在社会保障上基本没有涵盖。由于工作覆盖面不大，社会保障各部门人员工作量也相对较小。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社会保障档案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待我们去分析和解决。

（一）工作任务骤增，管理体制分割，认识存在偏差

由面向城市至覆盖农村，工作量的增长是几何级的，且社会保障体系涉及民政、卫生、劳动人事和工会、残联等多个部门，实践中许多从业人员仍然采用传统手动管理方式，习惯报批审签，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档案档案的数字化、信息化认可度低，且相关管理知识比较缺乏，认识程度不高。

（二）档案管理顶层设计缺位，全局性技术支持不力

作为政府及档案主管机关，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档案管理尤其是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缺失。社会保障政出多门，简单依靠这些部门建立统一标准和规范显然是不可能的。

（三）基层建设相对滞后，软硬件设施均不完善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基层公务人员素质特别是过渡型公务员素质相对较低，由于区域性的经济差异，我国某些地方的计算机和网络普及力度不够，部分地区未实现办公自动化和局域网的建设，基层数据录入传输尚有困难。

二、实现社会保障体系档案管理信息化策略分析

档案管理的信息化不局限于是简单的运用计算机技术，也不只是纸质档案数字化，其内涵在于档案管理信息化是以实现档案信息资料的高度共享和资料网络化为目标，进而引起管理模式的转变。

（一）以人为本，增强管理者信息化管理意识和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社会保障体统档案管理现代化的灵魂是管理者观念的现代化，只有管理者树立依靠科学管理和科技进步的思想观念，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档案意识，才能变被动式服务为主动式服务、开放式服务。与此同时档案工作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档案管理水平的优劣，通过管理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多途径、强手段加强培训、学习，使其能力见长、水平见高，以不换思想就换人、不换能力就换岗的勇气和决心重视档案工作者，从而更好地使社会保障档案管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完善设施联动，规范标准体系，建立信息服务平台

社会保障体系档案管理应当借鉴已有的成果和经验，将档案与互联网、办公自动化等系统连通，完善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系统，扩大现代信息设施覆盖面。全局层面上应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化体系，使档案信息化建设有章可循。档案管理主管部门层面应组织研发和强制推广相关管理软件，推广云技术服务平台，通过数据的聚合、分布和虚拟化操作，探索实现区域联网，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三）探索实施社会保障体系档案管理的“第三方”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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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构建

农民工，是指户口在农村，但已经完全或基本脱离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或经营、或依靠在城镇打工为生的人群。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重要的生力军，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工城镇化提供制度保障，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保险上的参保率很低，在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人数还在下降，在医疗保险上农民工年龄偏低，对生病住院的需求比较少，而且也不稳定，女农民工基本上没有生育保险。

（二）工伤保险不健全，难以保护农民工生命财产安全。因为工伤保险不仅包括事故发生后给予赔偿，还包括事前预防，而我国很多企业劳动条件比较差，安全管理不够，没有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在很多时候大大损害了农民工的利益。

（三）失业保险几乎没有。我国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占80%以上，参保率非常低，但是农民工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在不同的城市和单位之间流动，造成农民工的失业现象比较严重，但只有很少一部分缴纳失业保险，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也不愿意为农民工缴纳保险。

（四）农民工养老保险面临高门槛。我国政策规定：职工累计缴费15年以上才可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而农民工本身具有流动性，如果加入养老保险，一旦离开那个城市，对于企业承担的部分不可带走，变相剥夺农民工的工资，降低了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虽然现在保险关系可以接续，但在实际实行中却面临诸多问题。

（五）农民工的身份界定不清。农民工憧憬城市生活，不愿意回到农村，在农村和城市间奔波，对于纳入农村居民保障体系还是纳入城镇居民保障体系不确定，同时又因为农民工的流动性，没有企业为其缴纳保险费用，我国的农村社保体系也不完善。

（六）农民工很难享受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农民工在城市中对住房有很强的需求，但一般都住在条件较差的集体宿舍或公棚里。现代企业对工人的需求越来越高，但农民工很少参加培训和进修，与时代不符。在收入上，农民工除了工资外，基本没有其他福利收入。在失业时，农民工也没有失业补助；在合法权利受到损害时，也没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成本，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缺失原因

（一）当前的社会保险体系和农民工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政府在进行社会保险的推动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和经济上的承受能力，现行的保险没有对农民工的倾斜，影响了农民工社会保险的推进。

（二）农民工收入比较低，工作流动性强，缺少参加保险的客观条件。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着苦脏累险的工作，但收入比较低，而且农民工的工资和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比较大，使农民工缴纳保险不现实；农民工一般是从事流动性工作，工作不稳定，不具备参加保险的客观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缴纳保险的积极性。

（三）农民工对保险缺少应有的认识和重视。社会保障是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的权利，农民工也有权利享有社会保险的保障，但我国农民工维权意识相对淡薄，社会体制也不够坚强，使很多农民工没有参与保险。

（四）企业社会责任心不够。因为农民工的流动性和浮躁性，企业更愿意用熟练工人节省成本，对于很多农民工，企业把他们当作廉价劳动力，忽视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并不给予他们应得的社会保障待遇。

三、对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一）建立流动型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通过改革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加强农村的生活设施建设，为农民工营造一个舒适的养老环境。比如，可建立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险制度，为农民工建立个人账户，使农民工的个人账户虽本人的转移而转移。

（二）建立针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农民工的不同需求建立不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为基础，建立涉及医疗、养老、失业、生育、工伤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建立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农民工一般从事的是苦脏累险的工作，工作条件恶劣，工伤或其他职业伤害事故时有发生。因此，应该建立起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完善农民工的工伤保险体系，包括工伤保险、工伤预防、工伤康复，并且要依靠法律手段保证其实施。

（四）改革户籍制度等不合理的制度。应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放宽户口的迁移限制，这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步骤。要加快城乡统筹步伐，清除一切对农民工歧视或排斥的制度，使他们依法获得与普通劳动者平等的身份，在公平的环境中自主择业。

（五）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要加大农民工参与失业保险的参保力度，为农民工失业保险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同时，培养农民工的就业技能，社保部门可通过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提供农民工的业务素质，促使他们更好的就业。

（六）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可通过颁布针对农民工的法律，如农民工暂住房条例、农民工免费受教育条例、农民工社会保障法规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大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监察，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用人单位严肃处理，要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七）建立贫困救助制度。要建立应急救助基金，在农民工因为工伤、失业等意外使生活陷入困境时，民政部门应该给予农民工应急救助，要保障农民工的最低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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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残疾人有32.89万,其中重度残疾人7万余人。重度残疾人在基本生活、就业、医疗、教育、康复等方面均面临困难,相当一部分人处在贫困线以下。完善重度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是残疾人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关键所在。

一、历城区重度残疾人基本状况样本分析

历城区是济南市最大市辖区,下辖4个街道办事处、12个乡镇,人口90万。作为城郊区,兼有城区和近郊两种资源,符合济南市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市情。经调查统计,所选10个街道、乡镇共有持证重度残疾人2582人,占持证残疾人总数的44%,其中,持证重残人享受低保869人,占持证重残人总数的34%。其中,6个乡镇持证重残人享受低保人数占总数仅为32%,4个街道为45%,同比降低13个百分点。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社会公益福利服务缺乏等原因,尚未能建立全市范围保障水平相当、残疾人普遍受益、人人享有所需基本服务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重度残疾人面临的突出问题:

1.保障基本生活的制度涵盖面不广,重度残疾人社会保障率低。调查所选10个样本单位都有一半以上重残人未纳入低生保,农村更有近三分之二未能享受低保。由于低保制度统一按家庭平均收入标准执行(即“家庭捆绑制”) ,残疾人得不到特别扶助,导致应享受低保待遇的残疾人无法享受,已纳入低保的,如果扣除补差部分,实际发放到手的数额更少。重度残疾人在医疗、康复、辅助用具方面必需开支,大大增加了家庭负担,使这些家庭实际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目前除低保制度外,济南市陆续实行的分类施保、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残疾人大病救助虽发挥一定作用,但由于救助数额有限、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窄、相互衔接难等问题,对重度残疾人是杯水车薪,难以形成长效救助机制。

目前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大都集中在低保制度上。低保是针对家庭收入不足的一项社会救助制度,仅靠这一项制度无法完全解决重度残疾人特殊需求,虽然也采取扩大救助范围和提高救助标准方法予以优待,但从长远看,这种做法不利于残疾人专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2.重度残疾人存在心理问题较为严重。较之一般残疾及健全人心理更脆弱、敏感、承受力低。调查显示,重度残疾人心态低度和谐者占80%;心态中度和谐者占15%;心态高度和谐者占5%。另外“是否享受低保”、“有无职业”、“月均收入”等变量的影响显著,收入越高,则心理和谐程度越高。

3.重度残疾人生存状况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其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尚无法满足。特别在农村,农业税取消后,免税优惠措施随之消失,导致农村残疾人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以2006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480余元,农村重度残疾人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元的占78.1%,低于625元的占41.9%。重度残疾人生活服务和救助扶持供需缺口越来越大。

4.重度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单一滞后。重度残疾人主要依靠原始家庭供养保障模式,而非社会的统筹保障,致使重残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那些无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终身必须有人照顾才能生存,很无奈地依赖着家庭负担,致使多数重度残疾人家庭始终处于沉重的生活和经济压力之下,成为致贫的重要原因。事实表明,重度残疾人不仅造成了本人的痛苦,更对其家庭造成多方面的影响。残疾造成的家庭负担包括直接经济支出和间接经济影响,以及对家庭生活、家属躯体健康、家属情绪心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和家庭社会关系的消极影响。应该认识到,残疾并非完全是残疾人本人及其家庭的责任,社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社会理应对残疾人家庭在照料残疾人方面付出的代价给予适当的补偿,并从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制度角度加以明确落实。

二、完善重度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制定对重度残疾人的专项补助政策,推动残疾人专项社会保障制度不断转型。全国很多城市已建立重度残疾人困难专项补助金制度,对包括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重度残疾人每月发给数额不等的专项补助金。根据外地经验,资金筹集采取市政府、市残联、县(市)区政府3家抬的方式解决。按城镇每人每月100元,农村每人每月60元标准,对重度残疾人发放专项特殊补助。在此基础上,应从法规制度角度,促进残疾人专项社会保障制度从社会救助向社会福利发展,从差别普惠逐步向公平普惠发展,从覆盖贫困、重度残疾人逐步扩展到覆盖全体残疾人,逐步完善残疾人社会福利政策。

(二)坚持普惠基础上的特惠,适当提高重度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进一步降低残疾人进入低保的门槛,提高低保制度在残疾人中的覆盖率。残疾人在计算家庭收入时应给予优惠,重残无业等特别困难的残疾人及其家庭甚至可以不计算家庭收入,全额享受低保补助金。完善残疾人低保户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残困户“应保尽保”。将重度残疾人低保纳入当地低保政策范围的同时,对重度残疾人的保障标准适当提高10%至20%或者实行全额低保。在康复医疗救助、就业援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城镇廉租房政策等方面,也都适当体现对重度残疾人特殊的照顾与倾斜。

(三)建立社会托管托养保障模式。在城市,坚持政府主导,充分发挥慈善机构、社会公益组织、民间社会团体、社会爱心人士的作用,采取公办公管、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兴办重度残疾人寄养托管机构。工疗站的设立不仅可以使残疾人得到妥善安置,还可通过劳动回馈社会,也为他们的家庭解除后顾之忧。

在农村,可以建立残疾人托管托养中心,也可以依托敬老院、五保集中供养中心,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创办残疾人托管托养所,配备医务保健人员,将精神残疾人除外的重度残疾人集中托管托养。经费上,建立残疾人特困保障基金。可以按照重度残疾人家庭的经济状况区别对待,经济条件好的全部由家庭负担;经济条件一般的由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分级适当补助;特殊困难的除由乡镇(街道)、村适当补助外,可以从残疾人特困保障基金中给予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