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利益范文
时间：2023-04-02 17:27:4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公共利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具体表现如下：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篇2
摘要：经济法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优先考虑对象作为法律的核心精神,构成了经济法有别于民法或者其他的部门法的一种特质。经济法专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自然也应该有自己的制度安排和内涵,否则,一切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只能是一种空谈。本文阐述了经济法对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意义并且分析了经济法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以期为更好的实现经济法中社会公众利益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实现机制
一、前言
社会公共利益一直是用来作为论证国家和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政府权力的法律目的、法律秩序和正当目的的终极价值的基础性概念,并被各国法律，甚至是宪法上规定为用来限制个体的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对司法实践、立法、执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法是用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经济法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作为法律的核心精神,构成了经济法有别于民法或者其他的部门法的一种特质。经济法专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自然也应该有自己的制度安排和内涵,否则,一切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只只能是一种空谈。本文就经济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探讨。
二、经济法对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意义
1、经济法规范了社会经济细胞即企业的社会地位和相关的规范
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主体。整个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物质资料都要由企业提供。而且，现代社会生产分工细密，协作关系复杂。因此，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企业的活动也不是“私人”的事情了，而变成了社会性质的活动。不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规范，一旦出现问题就会破坏整个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所以现代社会条件下，对经济细胞的企业实行国家调控是一种必要，同时也是一种必需。
2、经济法规范了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
社会化的生产离不开彼此的分工协作和竞争。这种与社会经济运行有关的协作和竞争绝不是社会组织“私人”的事情。这种协作是整个社会协作，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竞争也应该是在统一游戏规则内的有序的、对社会有促进作用的竞争，而不能允许不正当竞争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破坏和损害。
3、经济法规范了社会保障关系
劳动和社会保障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很关注的国家大事。它一方面体现了社会进步的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社会获得高质量、高水平劳动者的重要步骤和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了社会经济的需要，国家也要对社会的劳动者实施有效保护。
4、经济法规范了涉外的经济关系
当代社会国际经济一体化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经济融入到了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中。这样，我国的经济与国际接轨为对外贸易、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等都需要进行有效的规范。
三、经济法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
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我们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不只是某个集团、部门或者单位的利益，更不可能是某个个体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群众性和广泛性，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能够有利于公众的工作、学习、生产、和生活。如果破坏了社会公共利益，这必将影响到广大群众的安居乐业，给大家带来诸多的不便，同时也违背了社会的公平性。
1、传统的救济途径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显得明显不足
现代社会的经济快速增长给社会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如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资源的滥用和浪费和消费者权益问题等等，这类行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被害主体的分散性和侵害利益的扩散性。传统的那种个体诉讼对于这种现象明显缺乏有效的规范措施，只有依靠经济法来保护这些社会公共利益的理念，才能够寻求到一种新的解决之路。
2、突破传统理念，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第一，通过民众诉讼。民众诉讼赋予了普通公众更加多诉讼的权利，他们在相对比较宽泛的条件下就能够提讼。当然，这种诉讼不是无限制的，可以被限制在如资源的滥用垄断环境污染等严重损害或者威胁社会公共公益的诉讼中。
第二，通过集团诉讼代表人。在现行民诉法中，集团诉讼代表人往往需要原告人数的确定，而且也需要授权，当规模公害发生时，这种制度可以做到全面而有效的救济，经济法应该赋予这些代表人，依据自己的判断，对全部被害者的利益相关人员进行诉讼的权利，即使被害者的损害和范围难以得到计量和证明，也不需要授予诉讼进行权，同时还不妨碍代表人的诉讼权利。
第三，通过专门机构诉讼。为了阻止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那种不正当行为，以英国为典型代表，许多国家设立专门的人员和机构来接受个人的检举，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讼。
第四，通过代位诉讼。为了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很多国家在司法实践中都对法定社会团体的原告资格进行了赋予。代位诉讼可以削弱对原告资格的限制，扩大原告的范围，同时也能够加强对中小企业、消费者、劳动者这些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以抗衡相对强势的侵害方，并通过组织起来的社团，可以让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从费力、费时的法律诉讼中解脱出来，实现公益的有效救济。
四、结束语
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应该由多个法律条规来进行完成，经济法也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说，经济法学界既不应该推卸经济法对于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的义务，也不应该把所有的社会公共利益全部揽入到经济法的范围里来，更不应该引起那些不必要的地盘之争。众所周知，社会公共利益是代表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所有能够利用的方式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呢?为什么不可以给予当事人必要的关于经济法的司法救济呢?对于经济法中社会公共利益的讨论，远远没有结束，值得我们在以后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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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我国社会阶层利益矛盾的根源和表现
我国各阶层利益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不同利益群体在实现自身利益时所采用的实现方式的不合理性，这种结果会导致不平衡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造成大量的社会矛盾，甚至是社会分化的恶性循环。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背景（战争和经济危机），就是基于社会的不和谐，解决不和谐的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正是经济法的使命所在。我国社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体现在：
（一）贫富两极分化
我国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与国际标准的对比中，自1978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递增，2005年增至0.47，说明我国社会存在两极分化的隐患。其次，地区贫富差距加大，东部地区经济年均增速高出西部2.3%。一直以来，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福建都被认为是人均收入最高的五个省份，而人均收入低的省份则集中在宁夏、青海等省，这种区域收入差距的加大加速了贫富的两极分化，越来越多的人们被迫成为弱势群体，造成社会动荡的潜在威胁。
（二）城乡收入差距增大
2006年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万亿国内金融资产中80% 被城市居民拥有，尽管我国政府针对农民的补贴、赋税政策一直在完善与改进，但是仍然出现了农民收入与贫富差距同时增加的现象。这种“相对变穷”不仅会引起农民阶层的负面情绪，甚至造成许多经济、政治问题，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快速发展。
（三）不健全的社会保障系统
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安全阀”，显然，我国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上存在着一些问题。而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公共投入较少，社会再分配偏向强势阶层，弱势群体无法得到生存条件上的基本保障，一旦产生利益心理失衡，就会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团结。
经济法的利益配置功能
经济法作为“第三法域”的出现，不仅强调保护市场中个体利益的实现和满足，而且还要重视社会公共利益。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要克服“市场失灵”的状况，这就要通过经济法的利益配置功能。总体来说，经济法的利益配置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利益分配、利益维护和利益保障。
（一）经济法的利益分配功能
经济法的利益分配功能，一方面是通过实现对于市场资源的分配来干预市场；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分配政治资格（与市场相关）来实现对于政府的干预。
1.重塑与完善企业制度。在企业的内部环境中，企业法通过各种公司制度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如所有者、经营者、监督者之间的利益进行合理的分配，从而为企业进行外部竞争构建稳固支撑的内部环境；在外部环境中，企业法在企业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如社会、国家、债权人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维护市场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2.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理性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但是，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理性人准则的失灵。为了从实质上解决不同主体间形成利益的合理分配格局，经济法赋予某些人以“特权”，实行市场准入制度。这种表面上的“不公平”恰恰成为了“最优组合”，并从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与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3.“看得见的手”—利益再分配。经济法的利益再分配就是通过国家和社会制度来调整、矫正、恢复利益在各市场主体间的公平合理分配，促进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发展。
（二）经济法的利益维护功能
经济法的利益维护功能构成了经济法利益配置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衔接了经济法的利益配置功能以及后续的利益保障功能。
1.维护消费者权益。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了经营者一方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针对经济法主体的具体性，采取倾斜性配置方式，通过规定经营者更多的义务，来维护消费者在整个利益格局中的公平与权力。
2.维护市场竞争利益。针对“市场失灵”的情况，经济法从市场竞争的秩序、合理的格局、正确的运行机制出发，来维护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在市场竞争中，极易出现经营者利用竞争优势造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经济法通过排除、举出不正当行为，以及相应的处理措施，来维护市场活动中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3.维护产品质量关系中的利益。一直以来，产品作为市场经济的“水源”，受到经济法方方面面的规范与监督。经济法始终关注于消费者利益的合理配置与维护上，因此，消费者作为产品的使用者，对于产品质量和产品责任的规范就是从根源上保证了“消费者”，也就体现了经济法的利益维护功能。
4.维护广告法律关系中的利益。毫无疑问，铺天盖地的广而告之为消费者提供了形形的产品信息，继而也就成为了消费者知晓产品特性的主要手段。因此，维护广告法律关系中的利益隶属于经济法的视域范围。《广告法》通过对广告经营者、者等组成的广告市场秩序的规范和维护，来实现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承诺。
（三）经济法的利益保障功能
经济法的利益保障功能作为经济法的武器，保障了法定权利的实际运作，发挥了纸上权利的实际效力。经济法一般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对自身利益的保障：诉讼方式、行政方式以及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中经济法的利益配置功能
（一）和谐社会要求利益均衡配置
篇4
1.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江苏南京 210029；2.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江苏南京 210029
[摘要] 社会工作是协助他人适应所在的社会环境，增强或恢复其社会功能的专业服务。医疗活动中社会工作主要用于协助病人解除心理、社会问题，有效利用现有卫生服务。我国开展医院社会工作的历史悠久。社会工作与公立医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社会工作的认识，需要提升到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并且对新医改的深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
关键词 ] 社会工作；公立医院；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5）03（a）-0119-03
Social Service build Soft Power of the Public Hospitals
WANG Yiting1 WANG Jialing2 WANG Qicheng2 LI Hao2
1.Kangda College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210029 China；2.Yizheng College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210029 China
[Abstract] Social work is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 to assist others to adapt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o enhance or restore its social function. Medical social work is mainly to help patients reliev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problems， leading to the utilization of the existing health services effectively.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of social work in hospitals in our country. Social work has connected with public hospitals. Social work should be considered strategically from the point of soft power， which will give a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new medical reformation.
[Key words] Social service；Soft power；Public hospital
[作者简介] 王屹亭（1977-），女，江苏南京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卫生经济学和医院管理。
医疗活动中社会工作主要用于协助病人解除心理、社会问题，有效利用现有卫生服务。从1921年协和医院首创“医务社会服务部”开始，我国开展医院社会工作的历史悠久。但是，目前在我国的医疗实践中，社会工作仍然停留在可有可无的地位。普遍认为社会工作是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社工人员的人事关系和工资成本的归属还有不同的看法[1]。相关制度与政策研究也停留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角度[2]。事实上，社会工作具有深厚的内涵。对社会工作的认识，需要提升到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在我国，公立医院占主体地位，也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通过社会工作构建公立医院的软实力将对新医改的深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1 社会工作和公立医院的历史溯源
社会工作的出发点是利他，最后的立足点是社会功能的恢复—即“助人自助”，展现了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关怀。虽然科学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是伴随工业化进程而产生的，至今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但是社会工作起源于贫民救济或慈善事业，他们主体各异、形式多样，是后来发展的基础。而公立医院的发展和演变也身处其中。
1.1社会工作的前身—社会救济催生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最初的源头是宗教救济所，也是社会工作的早期形式。有记载最早的公立医院是370年的凯撒城。在宗教的统治与影响下，以信仰为第一要义，主要目标是帮助患者[3]。13世纪初教会医院开始被政府接手，城市管理者注入公共资金，巴黎、罗马、伦敦等出现大型城市医院。这一阶段除了传染病医院和军医院之外，医院主要是收治穷人的。医院条件简陋，但毕竟是“无论声望、信仰和性别的，向所有病人敞开大门的收容所”。恶劣的治疗环境和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决定了只有贫民患者才会自愿被收容。直到19世纪，大部分病人仍然留在家庭，由私人医生上门诊疗[4]。早期公立医院的技术优势并不突出，医疗活动被包含于社会工作的。
1.2社会工作与公立医院同步实现现代化转型
19世纪末，医学理论的完善和技术创新带来了各种诊疗设备，而这些设备大多只能集中在医院。公立医院的技术色彩变得浓厚，所耗用的药品和设备日渐复杂，医药费用大比例上升。越来越多的中上阶层民众对医院服务产生需求，私人医生不再是主流的行医模式[5]。技术规范和患者的主管感受上都对公立医院的诊疗环境提出要求。公立医院必须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1891 年美国克利沃兰德市将济贫院转变为城市医院，社会工作者进入医院为城市医院的病人建立病案纪录，以确认病人身份。1900 年开展院外救济，社会工作者协助医院将塞满长期病人和无家可归内战老兵的病房“清理”出来[6]。随着社会工作在公立医院转型过程中创造出巨大价值，社会工作自身也迈出了职业化的步伐。当今美国医院是否设立社会服务部是鉴定医院是否合格的一项指标[7]。
1.3 东西方文明交融下的公立医院社会工作
中国医药文化底蕴深厚，但传统中医社会服务功能发展缓慢：从北魏开始出现由国家设立收治病人的医馆，从唐宋至明清各朝都有类似机构，但始终未能推广和延续。中医现代化的进程停滞不前，现代化是被西医裹挟的结果。当传教士携带西医技术进入中国的时候，所面临的恶劣环境不仅包括贫弱的民众，还有出于无知和恐惧而编造的谣言。为了提高疗效和消除误解，西医必须更大限度地介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国式的熟人社会也给西方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世纪初外籍专家蒲爱德、兰安生受聘协和医学院，为了提高卫生服务的效果，以“社会服务”、“地段保健”理念为指导的全方位诊疗实践是中国医院社会工作的开端，后来又通过本土人员培训将实践推广至乡村。公立医院处于三级保健系统的核心地位，对乡级保健所和村级保健员进行技术指导，同时公立医院也拥有通往末梢的社会工作渠道。建国后由财产公有制提供经济基础，包容了传统医药的三级保健系统在全国推广开来，取得举世瞩目的卫生成果[8]。这也使得中国经验被各国所重视和借鉴。
2 软实力对于公立医院的战略意义
从历史传承中可以发现公立医院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战略目标：一是向所有的病人敞开大门，即使患者身无分文也要提供基本的救助；二是在医疗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开源节流控制预算，实现持久运营。同时历史经验也显示：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柔性的、非强制性的、非交易性的手段为公立医院目标实现起到巨大作用。199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耐于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与硬实力相区别：硬实力是通过武力强制和利益交换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并达到自己目的；软实力则是通过价值观的感召来吸引他人自愿采取和自己目标一致的行动[9]。软实力最早用于制定宏观层面的外交战略，也用于微观组织的战略管理。公立医院调动内部和外部的资源的能力—对患者、员工以及社会各界的影响力，也可以归结为软实力和硬实力。其中，软实力更具战略意义。
2.1硬实力在公立医院的发挥空间有限
公立医院的强制力仅限于特定的情境和范围。公立医院可以具备剥夺对方人身、财产等社会权利的能力，强制地征集社会资源、组织卫生工作。但只在特殊的情况如爆发疫情或战争，或其它处于高度集权的社会状态，公立医院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表才具有这样的强制力。多数情况下作为行政系统的末端，公立医院的强制力是有限的。因为经常要面对弱势群体，公立医院甚至无法像作为一般民事主体借助司法系统的强制力。他们拥有的、能够被剥夺的东西已经很少，所以司法强制对他们并不构成有效的威胁。强制措施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的时候，公立医院也很难获得司法部门的配合。
公立医院也不能够自由运用经济杠杆。公立医院掌握一定的财政预算，可以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集中一部分资源。公立医院的服务也具备一定的市场价值。但是公立医院不是企业，为了保证公平性，服务过程不是等价的交易关系。耗用服务最多的群体，支付能力很可能是最低的。工作最为繁重的部门，可能是经济效益最差的部门。如果过度强调趋利避害的经济理性，公立医院的运营容易背离正确的方向。所以一般情况下公立医院对内和对外都无法使用经济杠杆。同时公立医院的服务即使具备市场价值也不能够随意交换。非市场化是公立医院的基本要求，一旦过界公立医院将失去立足之本，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主体。
2.2 软实力在公立医院的作用
首先，公立医院的软实力体现在医患关系管理，树立医院的威信、获得患者的信任。公立医院的资源是稀缺的，低价政策和共付制度都会刺激患者过度使用。床位是关键的医疗资源，轻症患者不及时出院就会影响重症患者的收治，道义劝说是加快病床周转最好的方法。软实力决定了劝说能否奏效。另外，医疗过程存在各种无法预计的可能。治疗结果不符合人们预期的纠纷，会干扰医疗秩序甚至造成严重后果。软实力体现在患方相信院方会尽力，能够配合治疗过程，理智地对待医疗风险。
其次公立医院的软实力体现在人力资源管理，调动医院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凝聚人心、提高服务水平。医务人员是知识型员工，不能依靠简单的科层监督。软实力是员工的自我认同，是最好的激励作用。另外，公立医院为了履行救助、教学等社会职能，同时也为了控制人员成本，需要容纳多种短期雇佣关系，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除了常见的见习、实习、进修之外，还可能存在劳务派遣、多点兼职人员。软实力所传递的价值观是身份各异的员工平等合作、实现组织目标的基点。
最后公立医院的软实力体现在公共关系管理，医院主动接纳媒体监督、利用媒体开展形象宣传。公立医院是公共资源分配的平台，公开和透明可以防范腐败、增强信心、减少因误解而产生的负面信息。同时，公立医院还是资源集聚的平台，除了政府的财政投入之外，还要吸引其它社会资源投入才能让医院有更充裕的物质支持。对此，软实力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市场交易。无论是资金数量还是舆论效果方面，无偿捐赠比有偿服务更适合公立医院作为筹资渠道。
3 社会工作转化为医院的软实力
公立医院成立专门的社会服务部门、有专业的社工人员和专项的预算，并不等于具备了软实力。只有将社会工作 “助人自助”的理念融入医院的管理，并进行制度改造和流程再造才能形成软实力。
3.1扶危助困是软实力的基本价值
软实力是价值观的传递。社会工作的重点是弱势群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和弱肉强食是自然法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保障竞争落败的一方也能够维持生存，是避免社会割裂和动荡的基本做法。对弱者怜悯和照顾的背后是对平等生存权利的认可，是最能够激起人们共鸣的情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进入强势群体，但是自然和社会的规律让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弱势群体的一员。所以，扶危助困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价值观
扶危助困的价值观要求社会工作着眼于医务工作的大局，突破部门和对象的局限建立更加公平的制度和流程。等候就诊的患者是弱者，他们接受服务可能需要轮候和等待，但要给予同样的机会：服务先后只能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来分配；公立医院不应该以支付能力作为区分服务的标准。同时，直接面对疾病、承担压力与风险的医务人员也是弱者，他们的薪酬可能是多样化的，但是福利和保障必须公平，才能营造助人的团队。院方对医务人员能够不论学历、等级、合同期限，都给予平等的尊重和爱护，医务人员才能对患者不论收入、地位、亲疏关系，都给予平等的救助和关怀。
3.2自立自强是软实力的核心价值
软实力还需要可持续的社会工作来不断传递价值观。对弱者的帮助如果停留包办代替，会让他们滋生惰性、消极等待。弱者成为社会的负担，帮助就成了逆向淘汰。社会工作要作为常态延续下去，必须实现弱者自觉减少对帮扶的依赖。用自强自立的价值观鼓励他们从受助到自助、再到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助人。人们对于强者也有着天然的崇拜和效仿之情，平等发展的权利也是更高层次的共同追求。所以，自强自立的价值观才是软实力传递的核心内容。
自立自强的价值观要求社会工作在服务的同时给对方以明确的期望，使他们的行为和医院的目标一致。给予医务人员完善的福利和保障，同时也要促使他们不断提升职业技能和素养。给予患者机会平等和危急优先的权利，也要促进患者主动降低公共资源的占用、提高病床周转率等。另外，在对外宣传展示自身形象的同时要拓展院外资源，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协作、吸纳公众捐助等。
开展社会工作和软实力建设不仅仅是公立医院内部的范畴，还涉及更深更广的制度完善和改造。当社会工作在适宜的制度环境下形成自身的良性循环，公立医院不仅自身具备软实力，还会成为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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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下面我就今年电力设施保护工作谈几点意见：
一、各级领导和安全员要高度重视电力设施保护工作。
大家知道我市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形势不容乐观，去年我市发生一起110KV拉线UT线夹被盗造成的倒杆断线事故，发生了一起220KV线下成片银杏树超高造成的跳闸事故。电力设施被盗和树线矛盾形势十分严峻，已经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已经引起了县领导和上级供电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我们也因此在上级供电公司有关会议上做了检讨性发言。要改变电力设施被盗和树线矛盾突出的状况，保证千里银线畅通无阻，首先我们公司系统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和安全员要高度重视电力设施保护工作，把它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要充分认识到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做不好，就是失职，就会影响大局的稳定，影响企业的声誉，影响邳州经济的发展，甚至影响整个电业的形象。各级领导和安全员高度重视电力设施保护工作，自觉行动起来狠抓这项工作，我想电力保护工作的被动局面一定可以得到改观。
二、各有关单位要切实行动起来开展好线路清障专项行动。
为切实加强通道管理工作，05年12月2日我公司以邳电总字175号下发了《关于开展线路清障专项活动的通知》，不少单位迅速行动起来，在这里提出表扬的是__供电所成立了组织制定了实施方案，进行了宣传发动，并按照文件要求及时将本镇境内从10KV到110KV线路隐患上报公司，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对工作负责的精神，而有些单位对上级下达的文件要求不当一回事，不组织，不宣传，不实施，不上报，这是对工作极不负责的态度，这样会贻误工作，是当前上级对工作要求所不允许的。希望这种现象今后再也不要发生。线路通道专项清障活动是集中一段时间对线路通道中存在的隐患认真进行排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处理消除隐患，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现在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强调客观的多，从主观找原因的少，总认为困难重重无法解决，实际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有的供电所处理树线矛盾时不讲条件，处理的比较好，不是这些供电所没有困难，而是这些供电所创造性的开展工作，把困难克服了。希望清障工作还没有开展好的供电所向这些先进的供电所学习，按照文件要求切实开展好线路通道专项清障活动，使本镇境内的线路通道畅通无阻。当然做为上级领导要充分考虑到清障工作中所面临的困难，给各供电所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一是责权利交给大家；二是积极协调地方政府，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为切实搞好这次线路清障专项治理工作，要明确责任并认真落实责任制。过境110KV及以上线路的清障由属地管理单位供电所负责，联责考核总经理工作部；自管35KV及以上线路的清障由变电工区负责，联责考核生产运营部；10KV及以下线路清障由各供电所负责，联责考核农电管理所。35KV及以上线路的清障工作要在3月底完成。公司将每月召开一次通道工作会议，及时调度清障情况，协调处理清障中遇到的问题。会后有关单位要把任务领回去，结合实际创造性的开展工作，想方设法，克服困难，确保完成任务。任务能不能完成也是对各单位领导干部工作能力的检验，希望各单位领导高度重视，切实负起责任来。
三、加强线路巡视，及时消除设备隐患
实际情况总是如此，不少事故的发生都是与巡线不到位有关，有些事故在未发生之前，只要及时发现消除隐患，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变电工区和各供电所要分段明确线路巡视责任人，定期进行巡视，两方协调最少要保证35KV及以上线路每月巡视一遍。要将巡视到位情况纳入月度绩效考核，对因巡视不到位所造成的事故，要有相应的处罚。在巡视过程中发现的隐患，能处理的及时进行处理，不能处理的及时上报本单位领导处理，本单位处理不了的上报公司处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上级下达的隐患整改通知单要认真按要求去处理，隐患整改通知单是纳入考核的，一般地讲上级下达隐患通知单都是急需处理的问题，不及时处理，会误大事，造成事故要承担责任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心中有数。
四、切实做好防电力设施被盗工作。
篇6
【关键词】武汉江汉路；城市公共艺术；文化社会心理；分析
城市公共艺术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其对于文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为此，有必要对城市公共艺术进行深入的剖析，将公共艺术运用到城市的建设发展中，促进现代化人文城市的建设。
一、城市公共艺术和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关系
城市公共艺术的任务之一是运用移情的方法让受影响群体产生亲社会的行为，这些既包含了公共艺术范围的内容也含有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内容。江汉路位于汉口江滩上，长约1.6公里，宽约10至25米，是武汉一条百年老街。现在的江汉路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的聚集地，是老江汉路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的地方，在这里，公共艺术将两个时代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产生前所未有的和谐相融的局面。对江汉路进行社会文化心理分析研究，有助于创建更多更符合武汉的故乡情怀，同时对公共艺术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公共艺术建立的江汉路市民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自觉
（一）自我认同是维持互动的内在支持。自我认同是个体认同自己属于某个群体、某个地位、某个文化中的过程，为了维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人需要得到相应的群体认同，而成为某一群体的一员可以给个体带来相应的归属感。文化认同是社会认同的重要部分，它把个体所属的文化和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相应的归属感，艺术认同是文化认同的重要部分。在江汉路建立公共艺术是为了加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提升个体的归属感，公共艺术的特点之一是参与性，这一特点符合认同感的概念，认同感是联系人格和社会以及文化的桥梁。公共艺术也受地域特点的影响，好的公共艺术作品有几个必要的条件：独特的构思、鲜活的地域特点、独一无二的艺术性。地域特点是指作品带有浓厚的地方文化底蕴，能表现一个区域、一方人民、一座城市的历史。
（二）老市民的生活片段与公共艺术产生的文化自觉。江汉路的步行街上有着许多耳熟能详的公共艺术，其都是按照真人的比例打造，来源于老汉口的群众，其中热干面是武汉代表性的美食，反映了武汉人的生活饮食，挑水则反映了武汉在缺水时期，每家每户都要凭水牌才能挑水用的历史，纳凉则表现了在过去没有空调的年代，武汉人都把竹床挪到马路上，形成的就是竹床阵，是武汉独特的夏季纳凉方式。这些都是能反映汉口文化的生活片段，这些取材都能表现群众的本地情节，建立具有历史感、代表性的公共艺术，使市民得到认同感和归属感。武汉人对城市的认同，通常源自对城市外表的考虑，结合自己的主观意识、文化环境等方面得到综合认识，这种认识和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江汉路也通过这些公共艺术和道路上的建筑物、江滩等事物结合起来，形成了武汉独特的文化魅力。通过公共艺术在打造江汉路的文化魅力的同时，也让武汉的市民得到了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使每个个体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和满足感。
三、江汉路公共艺术的社会情感分析
目前江汉路的公共艺术的建立，不单是经济推动的作用，同时也是现代城市发展的趋势，也是群众的社会情感的体现。市民在江汉路的公共艺术中游览，这些公共艺术是对武汉人的生活的赞美、是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这些公共艺术与群众内心的文化认同、心理需求和认同感等相互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公共艺术的设计者和市民的个体情感互相交错，从而使人们在观赏公共艺术的时候，出于本身对自然的热爱和敬畏，会产生欢喜、愉悦的情感。这些情感是武汉人这一社会群体所共同具有的，其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情感互相交融，产生了印象深刻、直达内心的体验和感受。这些感受和体验不断叠加，促使人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促进武汉地理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武汉通过保障生态文明发展的方式有助于武汉在中部城市中的崛起，这一系列的体验在社会群体中不断传开，使社会群体建立共同的文化认同感。这些积极向上的情感指引武汉人建立正确的文化、情感和生活态度，对武汉的发展进步有着深远的意义。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公共艺术在建设人文城市、打造城市独一无二的文化魅力、提高城市的知名度、促进城市的崛起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城市公共艺术还会使受影响的个体产生文化上的认同感、归属感，从而产生对城市的热爱，涌现强烈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提高民众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热爱和骄傲，有助于现代化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媛媛.武汉江汉路城市公共艺术的文化社会心理分析[J].中国包装,2015,(1):60-62.
[2]向春芳.城市公共空间艺术设计方案[J].神州（下旬刊）,2013,(7):237.
[3]郭媛媛.论城市公共艺术的心理学特征分析[D].武汉理工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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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益集团；公共政策；行为模式；房地产
1房地产利益集团政府的双方关系
在西方,利益集团又称利益团体、压力团体、院外活动集团等,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渗透于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在我国，最近几年对于利益集团的研究发展迅速。戴维•杜鲁门在《政府过程》中指出,利益集团是任何建立在享有一个或更多共同看法基础上,并且向社会其他集团或组织提出某种要求的组织。利益集团是自愿性的组织,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为了寻求某种目标而结合在一起。大多数利益集团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仅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一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将国家的政策推向更有利于个人，而不是国家利益的方向。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结果就有可能导致强势群体控制公共政策,进而损害公共利益。其中，房地产行业逐渐成为中国最强大的游说团体，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房地产市场总体上处于供给的结构性过剩和高房价收入比以及消费预期导致的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商品房的高空置率和居民住房不足的矛盾;土地资源的低效率使用等等。
随着房价逐步由一个经济问题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政府开始了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然而,实际效果却不如人意,甚至出现“愈调愈高”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是主要原因。在房地产市场上政府、开发商和消费者三个行为主体中,对房地产价格产生最大影响的两个主体是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双方利益集团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断博弈，这也是在我国经济转型阶段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
2房地产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模式
假设待开发的土地是闲置的空地。在博弈的第一个阶段,政府判断是否拍卖土地的开发权,若不拍卖,则其收益为零。影响政府选择的因素很多,比如土地的面积、地理位置、周围环境,城区规划等。如果决定拍卖土地使用权,政府要作前期规划,设计拍卖规则,并对参加竞拍的开发商进行审查,包括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信水平、工程质量等。拍卖过程中,各开发商凭借对该土地带来的预期经济收益的判断和成本的比较,分轮叫出能接受的价格,直至能接受的最高价格,最终由出价最高的开发商得到使用权。
在博弈的第二个阶段,房地产开发商在取得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后,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屋建设预备项目计划备案手续。之后,房地产开发商方可向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在开发建设中,房地产开发商应当在规划、土地、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各项审批手续,并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在这一阶段,政府则监督开发商是否有违规违法建设。
博弈的第三个阶段,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综合验收。对综合验收合格的项目核发综合验收合格证,同意交付使用;综合验收不合格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出整改意见。
在这种行为模式中，土地交易可能存在暗箱操作，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在标价最高者中标的拍卖方式下,隐含着一些对卖方不利的危险因素,若竞标人之间形成某种形式上的串通,会使土地的价格大大降低,从而导致最终国有资产的流失。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预先设置一个底价,若最高竞价达不到这个价格,则不能成交,同时要求投标人支付一定的投标费用,促使投标人积极争取中标。当然也不能迷信公开招标或拍卖形式下所形成的土地价格就是市场价格,因为开发商对未来市场的乐观预测、开发商之间的博弈和非理以及伴随着开发商的道德风险等,都有可能使其可接受的交易价格偏离市场的轨道。因此，还需要公共政策制定者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
3公共政策制定者加强对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建议
（1）地方政府不断规范自身行为，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由于拍卖土地的收入由地方政府支配，导致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以地生财”,只想通过地价的开高,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面对上涨过快的房价,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从国家调控政策中找办法、想对策,相反却“空置”政策,大搞招商引资工程、新城市建设工程和拆迁改造工程,继续通过大拆大建来刺激房地产,增加经营城市的筹码,调控似乎不在他们考虑之列。因此,要想使调控不放空,地方政府就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人民政府,首先要完成肩负的解决“居者有其屋”的问题、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任务。国家进行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除加大监督检查外,问责措施也要跟上;同时，对宏观调控取得实际成效的地方，政府要给予通报表扬,纳入政绩考核。宏观调控措施能不能从文件变为现实,关键就看各级政府落实的决心和力度。
（2）加强政府监督。虽然市场经济中开发商可以自主定价,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企业自主定价需要以成本为基础,低于成本的低价倾销和大大高于成本的暴利,都是法律法规不允许的。房地产不同于普通商品，它总价高,意味着开发商能够轻易获取巨额利润。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开发商善用“虚拟成本”、“虚假需求”、“预期价值”、“设计概念”等来为其高房价自圆其说,如黄金地段、国外理念、绿色家园、环保装修、教育地产等等,通过炒作概念不断放大价格信号,最终的销售价格大大偏离真实成本,而这正是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玄机。面对这块虚增的高额利润,目前缺乏有效的约束与监控,而这恰恰应是下一步房市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一。
（3）完善公共政策，加大对开发商违背政策的惩罚。在国内的很多城市,开发商未取得预售证而擅自售房、一房多售、不按期开盘等违规操作之所以屡禁不止,一方面是由于规则有待进一步明晰,执法力度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则在于规则本身的“疲软“,如对于开发商的违规行为,有关部门的处理结果仅仅是罚款,但少数的罚款和高额的利润比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如果违规者需要付出的成本很低而收益却很大,则由于存在巨大的潜在利润而使得规则本身的威严无以维系;反之,若违反规则的代价大到足以威慑意图违规者,则不需过分强调,也可起到规范与震慑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恩平.超大城市房地产发展的歧路［N］.中国经济时报,2005-05-16.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篇8
[关键词]2011AERA年会；教育技术；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1)05－0003－12
一、会议概况
2011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年会，于4月8日至4月12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召开，来自全球的逾13000名教育研究者参加了本次盛会。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拓展社会想象力，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教育研究”(Inciting the Social Imagination：EducationResearchforthePublicGood)。本届大会的主席KrisD，Guti 6 rrez在主题报告中引用了Mike Rose最近出版的“Why School?”一书中的质疑：学校将教育的目的过于窄化，从而忽视了更广泛的目标：民主教育。Guti 6 rrez指出，在社会和技术剧烈变革的今天，教育研究不应只关注传统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而应更关注国家政策和公共利益。教育研究应避免我们陷入简化论(reductionism)、追求权宜之计(quick fixes)的困境，避免我们对教学、课程、评价、教师培养和教育改革形成过于狭窄的概念。
本次大会选择这个主题，是希望研究者们探究在重新思索教育的希望和潜能的过程中，其概念、方法、政策、范式转变与机遇，利用跨领域的理论和概念、整合的方法和研究途径，回答更为广泛的描述性和解释性问题，从而促进国家政策和公共利益的建构与完善。
二、研究专题述评
我们在本次大会的2392场报告、圆桌会议、招贴、工作坊，总计8042篇会议论文中选取了与教育技术相关的“教学技术”、“学习科学”、“非正式环境中的学习”、“技术・教学・认知・学习”、“技术作为教与学的变革”、“教师专业发展”、“在线教与学”、“虚拟学习环境应用研究”、“新兴技术”、“大脑、神经科学和教育”十个专题进行述评。
(一)教学技术
在本次大会中，“教学技术”专题下共计开设了21个主题，内容涉及“文化与多样性”、“社会化”、“移动学习”、“技术评价”、“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可视化・模拟・建模”、“在线学习”、“虚拟环境”、“游戏”等。
1.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技术设计与应用中的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化等问题
今年“教学技术”专题中包含了“Culture and DiversityinTechnology Design and Integration”、“Diversity andSocialization in Technology”、“Strategies for Socializationin Online andBlended Learning”三个主题。在这三个主题中，研究者们对技术设计和应用中的文化、年龄、性别、社会参与等问题给予了关注。
北科罗拉多州大学的Lori L.Sachau和Susan Hutchinson使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了美国20个州的Food stamp网站和20个墨西哥州政府网站。这些网站面向的对象均为说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裔人群，因此，均包含了一些与文化相关的因素。Sachau和Hutchinson按照10个文化因素，对这些网站进行了编码。编码结果显示，美国网站中的文化因素很低，而墨西哥网站中的文化因素很高。研究者认为，这一结果说明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可以为这样的网站资源的设计提供有用的框架。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engfeng Ken与新墨西哥大学的DeanKwak、Alicia Fedelina Chave使用内容分析、访谈、调查等方法，根据在线学习者的文化和年龄特征，预测他们在三维在线互动中的表现和学习满意度进行了探究。研究结果发现，年龄较大的学习者在有利于个人知识建构的在线互动中表现较弱。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的结果显示，学生所处的非主流文化会影响他们对师生互动、在线课程和远距离教育的满意程度。此外，犹他州立大学的Jonathan Michael Thomas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于详细说明年龄较大的学生如何在课堂情境中使用信息技术时所遇到的困难与挑战。
另一方面，德克萨斯州大学的Fanni Liu Coward、Steven M.Crooks和RaymondFlores开展了一项2*2的实验研究。调查了不同性别的学生在使用动画和静态图像进行学习时的认知差异。在他们的研究中，动画和图像的设计遵循了Mayer的多媒体学习理论。研究发现，女性使用动画学习时表现更好，而男性使用静态图像学习时表现更好。
此外，普渡大学的Hans P.Aagar薪口Larissa A.Olesova调查了678名中西部大学的大学生，在混合学习环境中使用微讨论工具(microdiseussion) Hotseat的情况。研究发现，使用Hotseat频率越高的学生具有更高的社会临场感和参与度，也因此获得更高的成绩。
2.学习者知识的获得、非智力能力的提升成为研究的关注点
例如，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Mohamed Mostafa Ibrachim人考察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 ofMultimediaLearning，CTML)在教育视频设计中的应用及作用。共计204名大学生参与了他们的研究，其中实验组的学生使用基于CTML理论的视频学习昆虫学，对照组的学生则使用普通的视频进行学习。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学生在知识结构和知识迁移方面获得更多地提高。
另一方面，学生的自我效能(self-effective)、自我调节能力(self-regulation)也是本次大会诸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乔治亚南方大学的R，Caroline JonescChades Brent Hedges开发了一个测量工具SELMA，用于测量学习者在在线环境下，或者技术密集的异步学习环境中学习数学时的自我效能感，261名正在修读大学代数课程的学生参与了SELMA调查。根据主因素分析的结果，量表最终抽取出因特网自我效能、数学自我效能、学术自我调节和数学自我调节四个元素。此外，乔治亚大学的
Thcodre J.Kopcha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Christianna L.Alger开展了一项调查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使用技术促进的师范生监督(Technology-Enhanced Student-Teacher Supervision，TESTS)的师范生表现出更高地自我效能水平。
3.在移动学习的技术设计、开发过程中应用设计研究的方法
伦敦都市大学学习技术研究所的John Cook、德国卡塞尔大学的Ben Bachmair和伦敦教育研究院的Norbert Pachler，曾于2010年提出移动学习的社会文化生态学(socio-cultural ecologyof mobileleaming)。在本次大会“教学技术”专题下的“PedagogicallyOrientated Mobile Learning Research：The Case of DesignResearch”主题中，他们和乔治梅森大学的Brenda Barman一起提交了三篇有关在移动学习设计中应用设计研究方法的论文。
Bannan认为，移动技术的加入，为原本就很复杂的学习环境增添了另一层技术功能可供性和限制性，使得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之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了。因此，在移动学习中应用设计研究的方法存在着更多地障碍和困难。而已被研究者们充分论述的综合学习设计框架(IntegrativeLearningDesignFramework，ILDF)，能够为在设计研究境脉下检验应用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的整合情况提供框架。Bannan文章中综述了GO Inquire项目、LETS GO项目等几个移动学习设计研究的例子，这些项目运用了观察、视频分析、可用性设计和参与式设计等方法。这些项目的综述将有助于引导研究者讨论ILDF过程中其他相关的研究方法，从而为技术设计、开发和研究过程的整合提供指导。
在Bachmair、Paehler和Cook三人提出的移动学习的社会生态学中，有两个重要的议题：个人占用(personal appropriation)和用户形成的境脉(user-generated context)。其中，境脉的形成的是指当用户主动地选择、应用学习方案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时，工具所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在境脉形成的过程中，用户是一个知情的参与者，而设计研究能够解决设计这种场景所面临的困难。Cook在文章中简要介绍了CONTSENS项目中的四个案例研究，该项目的聚焦点即为设计能够促进境脉形成的学习资料和活动。
Bachmair和Pachler以移动学习的社会文化生态学为基础，根据在七所学校中开展的为期一年的移动学习项目中收集到的数据，探讨了移动学习中的六个重要元素：非正式学习的整合、情景化学习的建立、学习与媒体境脉的形成、建立日常生活与学校工作之间的对话桥梁、支持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出于教育目的媒体应用、建立响应学生发展和学习的境脉。同时，文章也对伦敦移动学习小组提出的概念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
4.虚拟环境、游戏、在线学习方面的研究有所延续和深入
这其中的一些研究开始将技术的应用与学生的实际行为进行关联。例如，雪城大学的分布式协作工程设计课程中的高级互动发现环境(Advanced Intrusion Detection Environment，AIDE)，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同步在线工具和交流设备。Yiyan wu对学生选择和使用这些工具，以及小组成员间的社会交流进行了分析，描述了不同小组的社会交流图式是如何与该小组的技术使用图式相关联的。
另一方面，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化。例如，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PahsaAntonenko和堪萨斯城儿童医院的Serkan toy使用多元聚类算法(multivariate clusteringalgorithms)分析在线学习环境的登录数据。这一算法使得研究者可以根据学习者参与的活动类型，对点击流数据进行归类。他们陈述了在在线问题解决环境中，如何使用K-means聚类分析和Ward’s聚类分析，同时也指出了使用聚类分析方法分析学习者在线行为的优势和缺陷。
(二)学习科学
本次大会的“学习科学”专题下共设10个主题，内容涉及“数学与科学”、“身份认同”、“游戏设计”、“课堂互动”、“学习科学方法论”等。
1.研究者们对学习科学的热点聚焦之一的“身份认同”进行深入探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Deborah A.Fields认为，太多的研究只关注“实践”和“叙述”两者中的一个，于是他使用身份认同的三个分析视角，来理解青少年在跨越情境和时间的情况下是如何形成身份认同的。他认为，身份认同应该包含严格区分但又密切相关的三个概念：实践中的身份认同(identities―in-practice，即时活动)，自我叙述(self-narratives，自我理解)和他人叙述(others’-narratives，其他人对某人的理解)。Fields的研究跟踪了4名1l岁的孩子，对这些孩子在班级、体育活动、和同伴玩耍、和家人一起等不同情境中的行为，进行了观察录像(共计280／小时)，并对四名对孩子的生活起重要作用的年轻人进行了访谈(共计60次)，对不同情境中身份认同的轨迹建构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其中一位名叫célie的孩子的个案分析，Fields指出了在不同的情境中，不同的实践、自我叙述和他人叙述三者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塑造出身份认同这一不同轨迹的。
James Gee的理论主张，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都具有四类身份认同：自然身份认同(Nature identity，指代个人的生物学特征)、机构身份认同(Institutional identity，指代与社会和组织结构相关的个人特征)、对话认同(Discourse identity，指代社会互动中产生的特征)和类同认同(Affinity identity，指代个人的兴趣、爱好等)。但在不同的情境中，每类认同所表现出来的程度有所不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Cynthia CarterChing以Gee的理论为起点，使用扎根理论、诠释学对话、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在线课程以及参与课程的37名教师的播客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博客这一情境中，对话认同是最初的聚焦点。
佛罗里达大学的Ben Devane在进行了为期四年的基于游戏的学习社区CivWodd的探究中阐述了两个问题：(1)基于游戏的学习社区中关于身份认同的信息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来的?(2)我们是如何理解身份认同在不同的时间标度上形成的过程?他将身份认同视作是在不同时间标度内发生的，内部相互联系过程的多层次系统。研究以一个8岁的非洲裔美国人Salim为例，通过使用人种志话语分析框架，对50个小时的互动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他的认同努力(identity work)可以被
认为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纽带。通过这一纽带，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身份认同的不同轨迹和认同努力在多个层面上相互交织在一起。
2.儿童的直观概念作为科学学习的基础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Gregg solomon认为，如何将儿童认知能力的研究与早期教育情境中科学和数学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是NSF及教育科学与工程评价项目(Research and Evaluation 0n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REESE)的主要关注点之一。美国罗格斯大学的Roche!Gelman)，为，学前儿童经常基于感觉做出判断，这些判断可以作为儿童学习的基础。在Gelman的研究中，儿童们围坐一圈，轮流观察一个苹果，研究者记录下儿童的回答。随后，儿童们开始推测苹果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并切开苹果检查他们的推测。之后他们又开始对比和比较两种不同的水果，使用放大镜做更细微的观察。随着时间的推进，儿童对于“水果”一词的理解更有意义，知识组织得更有条理。
此外，密歇根大学的E.Margaret Evans和Jonathan Lane通过儿童对共同祖先和自然选择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儿童的直观概念为他们的科学理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Kathleen E.Metz对关于小学低年级阶段进化论课程的教与学进行了研究。研究者通过植物学和动物学两个课程模块来确定教学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前后测和嵌入式评价对概念性发展做出横向分析，发现学生对进化论的了解加深了。此项研究揭示了小学生能够掌握一些自然选择机制的核心观点，并利用这些观点阐释生物机制的改变。
(三)技术・教学・认知・学习
本次大会的“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专题共包括11个主题，内容涉及“知识地图”、“计算思维”、“高级认知”、“高级学习”、“学习环境”、“教师教育”、“适应性教学系统”等方面。
1.计算思维(ComputationalThinking，CT)的定义、教学策略和支持
例如，加州大学圣他库斯分校的Linda L_Werner等人报告了正在进行中的研究：使中学生参与计算思维的策略研究。他们认为，计算思维作为在信息社会中发展所需的关键技能，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如何使中学生参与计算思维却没有具体的指导。其中一个原因是目前计算思维的概念在学者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但教育工作者需要更明确的定义、教学策略和评估工具以支持学生培养和发展计算思维。在本次大会中，他们报告了在研究中用到的使中学生参与计算思维的策略，并对研究中对这些策略的有效性的评估方法进行了介绍。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表明，合作解决问题的学生相比单独解决问题的学生，有着更加频繁和复杂的计算思维活动。
圣塔菲研究所的Irene Lee在本次大会中介绍了GUTS项目中所用到的教学方法和用以评估学习者计算思维的考察方法，探讨了如何在复杂系统中通过建模和仿真培养学习者的计算思维。GUTs是一个在暑期和课余时间开展的关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项目。参加项目的中学生将对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行调查和模拟。在GUTS项目中，建模和仿真是培养学习者计算思维的主要方式。学习者在理解、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进行计算思维。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学会了组建自己的模型，锻炼了能力，计算思维作为一种问题解决方式也被采用。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者能够将计算思维迁移到其他实际问题中。Irene Lee指出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1)介绍了一种中学生的计算思维在实践中的表现模型；(2)建议了一种培养计算思维的教学过程；(3)提出一套用以评估青少年计算思维的工具。
2.适应性教学系统(Adaptive Tutoring Systems)仍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苏塞克斯大学的Benedict du Boula介绍了动机在智能教学系统(IntelligentTutoring Systems)和其他适应性教学系统中的角色。在智能教学系统和智能学习环境领域中，Boulay致力于研究此类系统和环境在知识和技能获取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在中小学、大学和公司培训中的应用，目前研究围绕着元认知――学习的情感和动机层面而不是仅限于认知层面。例如，帮助学习者管理和调节自己的学习，通过采用长期有效的策略，采用系统游戏化(gaming the system)来避免短期的不适应等；帮助学习者调节伴随学习产生的不同感受；探索激励和促进学习者进一步学习的方法等。在本次大会中，Boulay回顾了在Sussex研究中针对这些“元”问题用到的方法，探讨了系统是如何处理这些动机问题的。
“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专题的主席，来自MERGE研究所的Joseph M.Seandura，他是雪城大学、密歇根大学、MIT、斯坦福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名誉教授，曾发表200多部公开发表物，其中包括8部有关心理学、软件工程、人工智能、数学教育和教学研究的书籍。Scandura教授是结构学习理论(Structural LearningTheory)的提出者，《数学教育研究》杂志创办人，《结构学习和智力系统》杂志总编辑。同时，他还是美国心理学协会、IEEE、ACE、AERA成员，曾多次在在AERA、国际心理学大会、软件技术会议等会议上组织分会议、发表讲话。在本次大会上，他介绍了“TutorIT数学”(WWW.省略)。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TutorIT数学提供了一种将自动化(automation)运用于教育的新方法。TutorIT学教程可以动态地调整教学内容以满足学习者个性化需求，迅速判断学习者已经掌握和未掌握或需加强的学习内容，然后组织并呈现与学习者当前学习能力最相关的学习内容。TutorIT学教程能够保证学生掌握各种数学技能，学习者在选择学习内容后，只要能完成一个给定的TutorIT数学教程的学习，就能够掌握这种技能。TutorIT数学是基于计算机的教学(CBI)系统的一个重大进展。其他CBI教学本质上都遵循相同的模式：提供教学，然后进行测试，看学习者掌握了哪些内容，是“一种教学适合所有学生(One size fit all)”，没有提供“一个学生对应一种教学(One-to-One)”的个性化关注。TutorIT学的目的不是要取代教师，而是通过比任何人或教科书更有效地完成教学中可以自动化的部分的方式，支持传统教学。
(四)非正式环境中的学习
本次大会中，“非正式环境的研究”专题下共设8个主题，但相关的研究在“学习科学”、
“在线教与学”等其他专题中均有所涉及。
1.场馆中的学习仍然是非正式环境研究的重中之重
蒙特利尔大学的Arme-Marie Emond主张文化机构中的研究
必须关注参观者与艺术品的互动交流，这样才能引导艺术博物馆的专家设计艺术品以及确定它们的摆放位置。但文献中却鲜有艺术博物馆研究如何引导博物馆专家更好理解参观者与艺术品的互动。为了完全理解参观者的想法以及使展品变得有意义，必须记录参观者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研究者们认为，科学学习的动机、好奇、情感的参与以及意愿坚持都是科学学习的重要方面。杜兰大学的Lisa E.Szechter和Elizabeth J.Carey主要探究学生的科学态度是否能够决定他们对待两种不同展品时所做出的行为。实验包含两个任务导向不同的展品。一个有明确的目标，另一个则无。对科学有着极大兴趣的学生对开放式的展品即没有明确目标的展品，表现极大热情并且对其做观察记录。研究证明，观众在展品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就决定了他们的观察方式。美国阿克迪亚大学的Julia D.Plummer和Kim J.Small采访了36名天文馆专家关于他们设计学习环境的信念以及对观众的期望。研究揭示了天文馆专家比起其他非正式研究者们更重视知识的增长。
2.认为儿童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在于一个事实
科学知识是广泛参与民主社会的基础
这个论点中隐含的一个假设是，利用科学作为理性思维。美国西北大学的Pryce Davis对一个有关科学对话的电视节目进行探究，主要展示参与者是如何使用媒体产物的知识对假设做出判断。研究结果证明，在众多公共知识范围里，独立的科学知识不能走向成功的道路。科学学习无处不在，学习资源更是广泛地存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密歇根大学的JonD，Miller使用长达22年的针对美国青年的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 of AmericanYouth，TheLSAY)报告中的数据，介绍了美国年轻人对不同层次――因特网、电视、书籍、杂志、博物馆、动物园、水族馆、天文馆，以及俱乐部还有一些机构组织的非正式科学学习资源的使用情况。该研究从1987年开始调查这些7到10年级的年轻人，获得了大量非正式科学学习的实质内容，并揭示了大学水平的科学课程，是促进非正式科学学习资源使用的主要因素。
(五)技术作为教与学的变革
本次大会中，该专题下共设13个主题，内容涉及“分析和评价教师知识”、“K-12在线学习”、“教与学中的技术”、“教与学中的游戏与设备”、“教与学中的社会工具”等。
1.TPACK相关研究仍旧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在“AnaIyzjⅡg and AssessingTeacher Knowledgeand Practice'’主题中，研究者们就教师TPACK水平的测量和评价进行了探讨。这其中的一些研究主要关注TPACK评价量规的开发与建立。北卡罗来纳大学的David K.Pugalee和俄勒冈州立大学的Margaret L_Niess认为，尽管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者开发过不同的教师TPACK评价量规，当前有关TPAcK评价的研究将TPACK的结构过于简单化。他对之前的TPAC商平价研究进行了综述，提出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评价量规。又如，蒙大纳州立大学的Nicholas Lux、Art W.Banget和波士顿太学的David Whittier开发了一份职前教师TPACK调查问卷，并使用探索性主因素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问卷的题目进行了删选。最终问卷保留了除去TCK外的六个部分，共计25道题目。同时，TPACK概念的提出者Mishra和Koehler也指出，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是当前研究的核心问题。
此外，另一些研究则关注在各项教师教育项目中，教师TPACK水平的变化与发展情况。例如，斯塔顿岛大学的IrinaLyublinskaya和Eleni Toumakj开发了一套量表，用于评价教师的书面文本和行为。这些教师在纽约的公立学校教授综合代数。为期一年的PD课程要求这些教师在课程中使用TI-Nspire技术。研究结果显示，教师TPACK水平的变化并非线性。如果教师的TPACK水平更高，学生的成绩更好。特拉华大学的Chrystalla Mouza、Sule Yilmaz Ozden、Rama Nandakumar与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Rachel A.Karchme用Schmidt等人的问卷，对职前教师的TPACK进行了测量，发现在技术整合课程的前后，教师们的TPACK知识获得了很大地提升。此外，美国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专业发展项目，培训教师将笔记本、移动设备和其他工具整合到中学的课堂中。内华达大学的NealStrudler、P.G.Schrader和克拉克郡学区的Loretta Asay对该项目对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发现该项目有效地影响了参与者的态度、自我效能和TPACK水平。
2.技术使能的评价(Technology-Enhanced Assessments，TEAs)
如今。通过技术传递的评价在各级测试机构中已成为趋势。然而仅仅是将纸笔测验进行数字化并不能发挥出TEAs的潜在优势。为了设计和传递易于被广大学生获取的、精确的测试，TEAs可以和通用设计(UniversalDesign，uD)的原则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在“Technology as anAgent for Change inRethinking the Design and Delivery Of Assessments for AllStudents”主题中，研究者们深入剖析了TEAs是如何使得更好的评价和测量得以实现、如何促进测试的可获取性以及测试评价的有效性等议题。
哈佛大学的Jody E.Clarke-Midura的研究采用以证据为中心的设计(Evidence Centered Design，ECD)框架，设计评价并确保其有效性。通过ECD框架，研究者们将需要测量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与可观察的任务关联起来。在本次大会中，他进行了演示，举例说明研究中所设计的TEA是如何提供有关学生认知路径(cognitive pathways)的相关信息。在他的研究中，TEA不仅仅计算点击的次数，还对学生在探究问题中的行为进行捕捉和解释。目前，clarke-Midura正在开发在线报告形成工具，为教师提供及时的反馈。此外他也将开发量规和算法以解释和分析不同学生的认知路径。
(六)教师专业发展
有关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在多个分报告和特别兴趣小组中均有涉及。但总的来说，这类研究仍旧可以大致归为两类：技术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工具与途径，以及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
1.视频分析作为促进新手教师成为专家教师的方法
视频在促进教师反思方面的作用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在本次大会的“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专题下的“Acceleratingthe development of expertise in classroom teaching'’主题中，研
究者们探讨了视频分析的教学方法在促进职前和在职教师成为专家教师中的作用。研究者们认为，如果教师能更好地分析课堂，更好地关注课堂中学生的思维发展，并因此更好地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学生将获得更多提升。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Karen B，Givvin、Catherine T，Chen、HelenE.Garnier登人，介绍了科学教学分析视频案例(Videocases for Science Teaching Analysis，VISTA)项目的开展情况。在该项目中，5个在线模块被开发用于支持K-8职前教师教授科学方法论课程，重点是教师对课堂中学生的思维和科学内容故事线的关注。共计30名教师参加了项目，其中的7名组成了控制组，剩余的23名组成了对照组。教师观看四段五分钟长的视频，并对视频做出教学、学生和教学内容三方面的书面评价。多层线性分析的结果显示，VISTA项目促进了职前教师的课堂分析能力。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Elizabeth A.VanEs、Mary E.Cashen和Anamarie Auger的研究，同样关注职前教师是否能够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学会关注学生的思维，并根据观察所得的情况，开发更具学生中心性的教学。研究发现，参加基于视频课程的教师对课堂的关注点确实发生了转移，但是每位教师转移的方式不同。一些教师开始关注某几个学生的观点，另一些教师则关注整个班级的学习情况。但总体来说，教师们还投有将有关学生学习的证据和自己的教学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联系起来。
南伊利诺伊大学的Peter Fadde和Vien Cao的研究，将已经在体育界、医疗界和法律界得到广泛和充分应用的基于专家的培训的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 Expertise-based Training，XBT)作为教学设计的理论框架之一。在他们的研究中，专家教师和新手教师都对同样的视频进行编码。新手教师完成编码后，将自己的编码结果与专家教师的进行对比，并对其中的差异进行书面的反馈。
2.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依旧是研究者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例如，普渡大学的Ayesha Sadaf,Tim Newby和Peggy AErtmer对职前教师将Web 2.0整合到未来课堂中的观点、倾向，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他们使用解构式计划行为理论(Decomposed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作为理论框架，分析所收集到的数据。研究发现，职前教师倾向于在未来的教学中整合博客、维基和社会网络工具，而他们对Web 2.0技术有用性的看法是影响这些整台倾向的主要因素。又如，匹兹堡大学的Peter Samuelson Wardrip和Louis M.Gomez凋查了教师是否、以及如何在教学工作中利用学生的社会网络数据。研究发现，教师会根据学生的社会网络数据，设计各种分组策略，以促进学习并建立正面积极的课堂文化。此外，一些研究者就教师对技术整合的看法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教师的教学信念和技术整合、学生学习的关系、教师的反思对教师技术整合理解的发展作用。
(七)在线教与学
在本次大会中，“在线教与学”专题下共设8个主题，内容涉及“美国K-12教育中的在线学习”、“在线讨论的方式”、“在线环境下社会临场感的建立”等。
1.支持在线教与学中的讨论、交流与互动，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西蒙弗雷泽大学的Alyssa F.Wise、Farshid Marbouti等研究者共同探究了在线学习论坛中学生互动的不同形式，根据学生在论坛中表现的行为，划分为三种类型：周密型、自我监控型、独立型。周密型的学生完全按顺序阅读所有的帖子，再访大量不同的告示。自我监控型的学生则花大量的时间检查他，她的帖子是否有回应，继而对他／她自己的帖子进行编辑或者回复。独立型的学生仅仅是把论坛作为他／她个人自我反思的工具。另一方面，如何更好地设计在线讨论或组织在线讨论，这需要技术支持。印第安纳大学的Craig D.Howard和Rodney D Myers为在线异步讨论提供了视频注释的技术，不再受时间和空间上分离的局限，极大提高了学习者的在线交互水平。此外，支持在线学习的讨论工具一直是研究者们研究的重点。海伍德社区学院的Marlowe Mager和Steven Houlet呸有西卡罗来纳大学的Meagan Karvonon。对在线讨论板(DBs)和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1)什么影响了教学设计、教学参与以及学生在DBs中的学习成绩?(2)参与DB的学生是否能预测到在随后的课程学习中的成绩?(3)成绩不同的学生是否能在他们所发的帖子中表现出极大的不同？
2.从在线教与学的视角出发研究社会临场感问题
科罗拉多大学的Patrick R.Lowenthal和Jatma c.Dunlap认为，社会临场感或许是解释人们如何在线互动的最佳原因。在线教育者们试图在教学过程中，以不同的方法来建立该课程的社会临场感，但迄今为止，研究者还不能确定采用何种最好的教学策略来创建社会临场感。乔治梅森大学的Lyrmo Sehrum、MaryEnglish和Lyndsie Galizi根据社会临场感理论，为社区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提供课程资源和创新性策略，并为其创建学习共同体。研究数据来源于教师每周的日记、研究员每周生成的提示，以及两月一次的小组讨论。对收到的数据进行质化研究并对其主轴编码(axial coding)，研究结果显示，创建社会临场感是一个需要时间、精力和信任的过程，一旦确定社会临场感，在线互动就能渐渐开展起来。
(八)虚拟学习环境的应用案例
本次大会中“虚拟学习环境应用研究”专题一共聚集了有关“虚拟环境中的”、“虚拟学习环境的应用研究”、“关于新媒体的创新评估(虚拟+游戏+混合现实)”、
“虚拟世界教育研究”、“虚拟世界应用于教学和学习”等8个主题。
1.教育者对多用户虚拟环境的看法
为了解教育者对多用户虚拟环境(Multi-UserViralEnvironment,MUVE)用于教学的看法，新西兰梅西大学的Vimani Gamage、AlexeiTretiakov和BarbaraCrump开展了一项定性研究，实验数据来源于对参与实验的教育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问卷以使用MUVE教学的潜在好处及影响技术采用的因素为核心，采用开放式问题以鼓励实验参与者详谈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实验结论包括：(1)在使用方便性上，许多教育者认为参与者在游戏玩家／非游戏玩家、男性／女性、“数字时代的土著民”／“数字时代的移民”这三方面差异是导致使用差距产生的可能原因。(2)很多教育工作者认为MUVE与电脑游戏间的相似性是MUVE被采用的障碍，因为“人们会将MUVE中的任何事物
都当成是游戏，重视度不及以正规形式出现的内容”。关于流体验，研究者们担心学习者在MUVE中的注意点是与学习无关的方面，同时也担心沉迷成瘾。(3)对于MUVE中的情感连接，学者们表示怀疑。研究表明，有使用Second Lifr教学经验的教育者和那些没MUVE经验的教育者在使用上差别不大，尽管没有相关经验的教育者在使用MUVE上比较谨慎，但两个组XCMtE应用于教学的整体态度还是积极的。
2.虚拟环境中的评价问题
电脑和3D浸入式虚拟环境的出现，为学生学习行为研究提供了方便，研究者能够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收集研究的相关数据。但鉴于3D浸入式环境的开放性和探索性特点，如何在3D浸入式环境中设计和开展评估活动成为关键。在本次大会中，哈佛大学的Michael Charles Mayrath等人介绍了一种在虚拟环境中设计评估活动――基于证据中心设计的框架。评估活动能为检测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KSAs)水平提供依据。资料观察和测试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这个框架在系统设计虚拟世界评估活动中是可行的。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Brian c.Nelson等人，则探讨了视觉信号技术(visual signalingtechniques)对学习者外在认知负荷和评价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视觉信号技术可以降低学生外在认知负荷且能够提高评估有效性。
此外，开放式虚拟3D环境中嵌入自动的评价系统，已经成为了最近研究的一个焦点。一些支持评价的模型也得以开发，用于指导技术的设计以支持教师和学生。最近这方面的研究表明，任务所花费的时间、行为的精确性以及完整性都是有用的指标的。然而，当设计者和开发者面临决定在哪里、如何有效地实施技术结构以支持核心功能时，他们还需要更好地指导。犹他州立大学的Brett E.Shelton、Jon Scoresby、Jeffrey Olsen、Mary Ann Prlin和Chad Coats的研究，就为有效的开发策略提供了借鉴。Kurt D，Squire等人则探讨了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研究嵌入式评价策略的有效性问题。
3.虚拟世界中的人物化身(Avatar)
虚拟世界为用户提供了诸如视频、音频和文字等多种交流渠道，使得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沉浸式交互成为可能。而以“化身”为中介的身势语及物理操作则更加丰富了这些功能。在这个虚拟环境中，教师和学生相当于雇佣了一个“化身”在虚拟环境中建立起他们在课内和课外的社会存在。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sabine Karine Lawless-Relfj等人分享了她们“Second life中教师‘化身’的社会存在和行为表现”的研究。Karine和Reljic的研究致力于Second Life在高等教育的应用，他们认为，教育研究者已经在研究教师即时行为对学生感知教师社会存在、学生满意度、动机和学习的影响，但极少有研究者注意到在3D虚拟环境中即时行为的影响或代表教师的“化身”的即时行为影响。因此，他们采用两因素混合设计研究法，分析了Sencod Life中教师“化身”的即时行为与学生感知的教师社会存在、学生“化身”共同在场和学习结果的关系，并对当前及未来使用教师“化身”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使用教师“化身”时要注意副语言行为，如音质特征、情感和韵律特征和非语言行为，如人际距离、手势语、人脸表情、唇部同步和目光接触等问题。
阿肯色大学的Dennis Beck介绍了“化身”选择对教师对学生成功的期望和观点的影响。在MUVE中，学习者可以以“化身”的形式与空间中的其他用户及环境物体进行实时交互，也可以通过自定义种族和性别等信息选择不同外表的“化身”。Dennis Beck研究旨在分析学生“化身”的选择，对教师预期和感知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SecondLife中的教师被要求浏览学生“化身”的成绩单、图片和视频，然后填写调查问卷。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对“化身”的种族和性别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教师的预期和感知。
(九)新兴技术
从本次大会参与者提交的论文中我们发现，国外的一些研究表现出了对新兴技术的快速反应与跟进。这些新兴技术包括近两年来在国内外流行的微博客、电子书和Apple系列产品。，
1.研究者围绕Apple系列产品展开了初步地研究
德克萨斯大学附属小学的Benjamin Paul Kramer开展了一项质性研究，调查iPod对9年级英语学习者的阅读学习的影响。研究者在iPod中存入了阅读文章的完整音频文件和自行设计的播客，对书的章节进行概要讲述。研究的重点放在iPod对学生阅读文本、参与课堂活动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iPod被广泛地认为提供了学生在课外时间中学习的学术支持。
2010年1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欧巴布也那艺术中心举行的苹果公司会上，Steve Paul Jobs亲自了传闻已久的平板电脑iPad。时隔一年多，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TingYuan、Hui Soo Chae、Gary J，Natriello、George Natwi、Pranav Garg、Zhou Zhou、Joarme Agnitti等人，就在本次大会的“教与学”分报告中的“FromiPadsto podcasts：Alook at socialmedia and 21st-century learning”专题、“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主题的海报专题
“Issues in technology，lnstruction，cognltlon，andlearning”中，展示了两项有关iPad的初步研究。
其中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高中生如何看待使用iPad中的e―book阅读器进行学术工作，并开发了用于未来有关e-book用于学术阅读研究的调查方法。根据创新推广理论(innovatlon difffisiontheory)，研究者设计了一份开放式问卷，并对学生使用iPad进行阅读的过程、他们选择iPad中的e-book阅读器进行学术阅读进行了访谈。学生X~iPadWe-book阅读器给予了积极的反馈，然而在选择阅读器进行学术阅读时，不同的学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研究结果表示，要将这类工具引入学校教学仍需谨慎。
第二项研究对八个iPad电子阅读器的六大功能进行了考察，以评价每一个电子阅读器对支持学术工作的有效性。考察的结果与12位大学生、研究生认为的有用功能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如今常见的iPad上可用的电子阅读应用和参与者所期待的学术型电子阅读器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参与者认为的学术型电子阅读器应具备的核心功能，目前还没有得以实现。因此，研究者认为需要针对高等教育机构中积极地、参与式的学习，设计电子阅读器模型。
尽管这两项研究属于预研究，且只针对iPad中电子阅读器
应用，没有涉及到其他丰富的应用，但我们仍旧看到了研究者们对iPad这样的新兴技术进行深入研究的势头。而另一方面，国外的一些学校已经对iPad的出现做出了反应。例如，美国的Lake Minneola High School就开始选择使用iPad作为学校今后的学习设备。该学校投资70万美元给学生购买了1750台iPad，成为了佛罗里达中部首所给学生提供苹果iPad的公立学校。到9月份，该校的学生就将人手配备一台崭新的iPad。负责这一项目的创新性学习管理人Kathy Halbig表示，iPad的使用将改变该校学生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工作方式。
2.电子书、微博客的教育用途也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关注点
堪萨斯州立大学的Marilyn Kaft和Lotta Larson对电子书如何支持有阅读障碍的学生，以及电子书阅读器如何促进读者群体进行了研究，认为电子书的使用为差异化阅读教学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田纳西大学的Anne McGill-Franzen和德州女子大学的Maria Cahill，则检验了学生在接触到和自由使用了一种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电子书(moving picture book)后的偶然性阅读学习情况。
近两年来，在国内非常流行的微博客也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韩国大学的16名研究生参与了一个混合学习环境。在为期13周的学习中，他们使用了带有微博功能的智能手机。韩国大学的VnjungKo等人通过T检验、半结构化访谈、内容分析，发现TWjtter活动有助于促进参与者的社会临场感。美国大学的Margearet Austin Powers和布尔茅尔学院的HowardM，Glasser使用社会文化视角和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研究方法，调查了文学艺术研究生在使用Twitter微博平台时的反馈和经历。研究表明，研究生使用Twitter的经历，支持了积极的、非传统的师生关系的建立，以及更深层次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和理解。
(十)大脑、神经科学和教育
该专题下共设5个主题，内容涉及“任务设计与分析”“教育神经主题调查”以及一些教育神经研究案例。
1.教育神经科学研究中的测试任务设计与分析
认知神经科学与数学教育两个领域已经开始形成交叉。研究者们认识到，在学科交叉形成的初期，最重要的是关注任务刺激的设计。设计良好的测试任务既符合数学学科的原理，又适合脑电图研究，是跨接数学学习的社会、行为世界和大脑功能的物理和神经活动的桥梁。在“The Centrality of Task Designand Analysis for Documenting the Neural Basis for MathematicsLearning'’主题中，研究者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一些研究者从联系教育神经科学与数学教育的角度出发开展研究。例如，乔治梅森大学的Anthony E.Kelly认为，偏序集(Paially-Ordered Set，Poser)为描述认知功能的细节面貌提供了丰富的数学模型。鉴于认知状况是分层次的，Poset是认知能力的合适模型。其目的是，可以根据某个学生的可观察的反应确定他所处的、最有可能的认知状况。而Poset方法也适用于神经科学的评价，这为此类研究提供了可共享的任务设计原则。又如，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Michael E.Martinez和KIDLABe的Mary Layne Kalbfleisch为了跨接这两个领域，探究了两者的社会结构(social fabrics)。他们调查了两个领域的研究者是如何看待知识建构过程的，并探究了研究者们观点的差异如何增加了建立跨领域的理解的困难性。最终，他们发现一些概念成为了焦点，对两个领域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另一些研究者则从探究数学思维的角度出发开展研究。例如，KIDLAB的Mary Layne Kalbfleisch针对数学学习和认知中的重要元素“流动推理”(fluid reasoning)能力进行调查，展示了表征自然认知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分离出支持自然认知过程的基础技能的重要性。又如，俄勒冈州立大学的John YBaek和印第安纳大学的Richard Lesh使用了一种称为“模型抽取活动”(model-eliciting activity)的数学学习任务，抽取出问题解决境脉中的数学思维，澄清数学思维的本质并将其建模为大脑活动，从而解决神经科学研究中数学学习任务过于简单的问题。
2.神经科学技术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在“Investigations，insights，and issues”主题中，研究者们分享了值得研究的神经科学和教育主题，并对这些研究进行了讨论。这些研究均涉及到具体学科的学习。例如，斯坦福大学的Jessica Tsang等人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探讨了“知觉动作技能是否与抽象的数学概念相关”的问题…。佛罗里达中央大学的Enrique Oritiz在数学和阅读流利程度测试中，使用了功能近红外成像(functional near-infrared imaging，FNIR)技术。该项技术能够对大脑功能进行成像并对血液流动的变化进行测量。而血液流动的变化表示了思考、计算等心理过程的发生。又如，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的Chia-Ju Liu~llHoun-Lin Chiu记录了被试在进行二维化学结构配对时的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发现当学生需要进行心理旋转(mental rotation)时，反应时间变长。
我们注意到，近三年的AERA大会均开设了“Brain，Neurosciences，and Education”特别兴趣小组，但相比其他主题和分报告，该主题下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另一方面，2011年1月9日和lO日，国内首届教育神经科学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因此，尽管目前连接神经科学与教育学两个领域仍需更多的努力，但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中，我们仍旧不难看出，教育神经科学将是未来国内外教育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三、研究特点和趋势
笔者所在的团队已经连续跟踪了三年的AERA会议情况。在每年的大会综述中，我们都选择了若干与教育技术相关的主题进行述评，并罗列出了详细地参考文献。国内的研究者们可以通过对三年述评中每个主题的横向比较，对感兴趣的领域的研究内容和走势有更详细地了解，从而开展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在此，笔者对比了三年AERA会议的总体情况，总结出以下三点本次大会的研究特点与趋势。
(一)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技术设计与应用中的社会参与、多元性、公平性等问题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拓展社会想象力: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教育研究”。大会主席Kris D.Guti 6 rrez也在主题报告中提出教育研究应更多关注国家政策和公共利益。这一研究特点在本次太会的多个专题研讨、多位研究者的研究中的均有所渗透。在这些研究中，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中小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教师这些主流群体，而开始关注成年人、非主流文化人群、残疾学生、天赋群体，以及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群之间的差异。一些研究则开始深入到教学过程中，关注技术支持和促进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交流、互动和公平公正等问题。尽管从本次大会提交的相关论文来看，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算太多，研究的深度也尚有待挖掘，但总体来说，这些关注点已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趋势。
此外，另一些研究探索了教育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有关美国的Zooniverse网站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Zonniverse网站的定位是“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即没有专业人员参与的科学研究。目前，该网站已经集合了一些公众科学的项目，已有440446名志愿者参加到了天文学和太空科学的研究。在非正式学习环境SIG中，研究者们探讨了是什么原因使得公众参与到这样一个自由选择的环境中，网站的设计如何影响公众的参与度。其中，牛津大学的Chris Lintott介绍了各个公众科学项目的选择和开发，尤其是“如何提供真实的科学研究”和“如何提供有吸引力的经历”之间的平衡。霍普斯金大学的Andrea Lardner和Jordan Raddick则以动机理论为基础，对影响公众参与Zooniverse的因素进行了研究。
(二)数据分析方法、理论支撑愈加体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理论支撑与研究设计的结合更加紧密
在2009年的AERA年会上，教育研究就已经体现出了多种研究方法混合的趋势。在浏览本次大会参与者提交的论文时，我们发现这一趋势仍旧在延续，研究者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化。除了问卷、访谈、观察、T检验、相关分析、内容分析等常见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外，认知路径获取、结构方程建模、多层线性分析、多次回归分析，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应用。而像聚类算法、偏序集方法这样太多数教育研究者并不熟悉的研究方法，也开始被应用到教育研究中。
另一方面，理论的应用也同样显示出多样化的特点，社会文化视角、文化维度理论、扎根理论等理论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开始融入到教育研究过程中。此外，我们注意到这些理论在研究设计的过程所起到的切实的支撑作用。例如，应用多媒体学习理论、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设计实验所需的视频、动画和图像；根据创新推广理论设计问卷；在评价的设计中使用以证据为中心的设计；将基于专家的培训理论框架作为教学设计的原则之一；使用解构式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数据等。
(三)一些研究议题得以延续并被赋予新的意义
在本次大会中，像身份认同、社会临场感、Second Life、虚拟世界、社会化工具、TPACK等研究议题继续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而相比前两年的大会，这些研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这其中的一些研究开始形成新的研究聚焦点和研究议题。例如，在本次大会中，有关TPACK的研究将重点放在TPACK的测量工具的开发上；虚拟学习环境中的研究重视评价问题，并形成了嵌入式评价、自动化评价和情境性评价等议题；而模拟学习环境也关注真实感的问题，例如利用新兴技术为学生提供触觉反馈等1761；同时，学生的高级认知能力和相应的教学策略也是在线学习、教育游戏等研究集中关注的问题。
相比之下，另一些研究的视角则得到了拓展和深入。例如，北路卡罗莱纳州大学的LisaG，Hervey就在在1：1计算机环境下探讨在职教师TPACK发展的问题。而在“学习科学”专题中的一些研究者就对身份认同的多个维度和层次开展研究。亦有一些研究在已有的研究中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框架，从而产生了新的研究议题。例如在移动学习中应用设计研究的方法，’在技术使能的评价设计中应用通用设计原则和以证据为中心的设计等。
篇9
一、基于利益链的公立医院利益相关者组成分析
（一）核心利益者
出资人。作为公立医院的主要投资主体和所有权代表，目前我国的公立医院出资人主要包括政府相关财政部位、国资委、政府主导的社会法人和医院管理局，这些机构由于具有国家政府性质，因此其权威性和合法性可以得到保证，出资人直接参与到医院的发展重要决策，包括确定公立医院的社会责任，就算现在公立医院进行市场化改革，自负盈亏也并不影响公立医院政府出资人的身份。
医院管理者。医院管理者主要包括院长和高级管理层，在相关的规章和制度下，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和管理智慧负责医院的正常运营。从当前我国公立医院的状态来看，院长长期控制着医院资产剩余权的分配权利，随着新型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化，医院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立，这就使得医院的管理层更加专业，获得的权力也就越大，将自己的意志融入到经营决策当中，优先执行。
医师。医院的医师是人力资本投资最高的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是医院运营中变动风险最大的部分，医师的专业知识以及其创造出来的医院价值远远要高于其他医院工作者。在医院的运营过程中，医师群体可以通过医师公会直接的参与医院的管理工作，拥有足够的发言权和利益分配权，在临床管理中，医师的权力甚至超过的管理层，一旦医师罢工，医院就会出现停摆现象，因此，对他们的关注必须放在最高层级上。
病人。患者是医院经营的主要消费者，随着新型医疗改革的不断推进，患者享受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权利受到保护，作为医疗服务的直接消费者，医院必须充分重视患者的诉求，患者的满意度直接影响着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行。
（二）其他利益相关者
普通员工。公立医院的普通员工就是指医院的管理层和医师之外的所有员工，医院和员工之间存在的是雇佣关系，相互之间存在法律制约，医院应该为员工提供健康的工作环境和服务。
债权人。随着新型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化，医保拨款制度改革使得医院的资金周转面临困难，尤其是公立医院在市场化背景下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医院就不得不向金融机构进行借贷，从而形成债权人，债权人对债务具有追索权，但并不能参与公立医院的经营。
社区及公众。我国公立医院具有很强的社区性，患者主要来自社区，社会有很强的自主监督和获益权力。因此，公立医院不仅需要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还应该承担社区的健康宣传等工作。
二、基于利益链的公立医院社会责任内容
所谓医院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在医院的运行过程中，通过制定相关制度和措施体现出对员工、商业伙伴和患者等履行自身义务的责任，这种责任具有法律和行政上的强制性，也同时具有道德规范性，现代医院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医院的法律责任，主要是指医院应该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国家和政府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应该接受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干预和监督。同时，医院还应该对本院的职工福利和安全等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此外，医院还应该保证患者就医的服务质量等责任。
其次，是医院的环境卫生责任，在医院的运行过程中，对环境卫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因此，医院应该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的要求，严格控制各种医疗资源的使用，有效减少医疗物品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同时，医院还应该为自身运行对环境和资源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其次，是医院的文化责任，在医院的社会责任中，需要培养全体员工对医院的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就是医院文化的集中体现。不管是在哪一个企业，责任感和荣誉感都是企业文化的重要标志，因此，责任感也是医院文化责任的重要体现，医院必须强化自身文化建设，形成全体员工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提高工作认真性，促进医院医疗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
最后，是医院的经济责任和伦理责任，随着医院市场化改革推进，医院从公益性机构向着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转变，因此，医院运营中，必须重视自身的经济责任，提高经济效益才能保证医院的健康发展。同时，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医院也应该坚持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的责任，承担自己的伦理责任。
篇10
关键词 消防；安全；社会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TU9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1）54-0090-01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我国现行的消防管理运行机制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因此，必须消防工作改革创新，使其适应社会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方面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1 社会化消防安全工作管理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
1）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力量薄弱。社会单位是一个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它直接关系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也是消防监督执法工作的重点对象。但随着社会体质改革，经营方式趋于多样化，导致了一些社会单位内部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十分薄弱，火灾形势越来越严峻。一是经营业主消防法制意识淡薄。“重经济、轻安全”的思想长期存在，许多经营业主只关注经济效益，往往忽视或者缺乏对消防安全的认识，放松对消防安全工作的管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流于形式，对员工不进行消防教育和培训，不购置消防器材，火灾隐患不同程度存在。二是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很多企业消防安全员形同虚设，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就直接参与消防安全管理。这些都给消防安全管理留下极大隐患。三是消防安全设施少而旧。许多社会单位在建造厂房、库房和办公房时，由于资金少、规模小，没有依法向公安消防机构申报消防设施审核和验收。同时，其消防器材和设施也比较缺乏，难以满足火灾预防、扑救的需要；
2）单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消防管理组织机构逐渐弱化。首先，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随着消防改革的不断的深化，人们对消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更显示出强化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的紧迫感、必要性、重要性。但是，社会化消防管理工作确是我们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由于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消防安全意识不强，消防安全管理不正规，在消防设施上舍不得花钱，不能熟练掌握基本消防常识。对于日常消防培训、宣传等流于形式。导致员工消防知识匮乏、扑救初期火灾技能差，不能合理处置突发的初期火灾。其次，消防管理组织结构弱化。由于经济体质改革后，很多国有企业职工逐渐下岗分流，原来一些上规模的企业把专职消防管理人员变成了兼职人员，企业消防人员往往一岗多职局面出现，员工出现很多的抵触情绪，一些单位的消防管理组织机构明显弱化。还有一些单位没有真正建立起消防安全组织，没有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导致消防工作职责不明，各项消防安全管理措施无法落到实处；
3）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主体意识不强，员工安全意识淡薄。首先，消防安全责任主体意识不强。很多单位仍然认为消防安全是由消防部门管理，与自己无关。仍在存在“轻消防、重效益”的思想，消防档案建设不规范、消防安全制度不完善、消防设备不完整等现象，并对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具体程序、内容、职责和奖惩措施没有完整的管理思路。同时，即使有的单位明确了相关工作内容和责任人，但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过于笼统等情况发生。其次，员工安全意识淡薄。由于很多单位领导不重视消防安全工作，从不给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培训，也没有让员工清楚的认识到的火灾的危害性，从而导致员工也从根本上不重视消防安全工作。造成单位内部职工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消防安全检查、消防器材的配备维护等经常性工作无从落实。
2 改革创新，不断提升社会单位消防安全能力
1）以务实的理念深化消防宣传。首先，继续深化消防宣传社会化。宣传要建立长效机制，利用规范化的社会各行业在职教育，妇女、儿童、学生的经常性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实现消防教育的连续性、系统性、长期性运作，做到消防安全“防范于未然”。同时，通过宣传取得的实际效果，切实通过宣传推动消防社会化进度，逐步提高全民的消防意识；
2）建立健全消防组织机构，明确逐级消防安全责任。首先，健全消防组织机构。在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下还普遍设有保卫处等消防管理归口职能部门，并设有专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同时，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都应当成立具有一定人员数量的消防队组织，并在当地消防部门的业务指导下进行管理工作，确保单位在应急状态下的统一指挥、协调。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引导单位提高消防安全自我管理能力，实现消防设施正常化、消防管理制度常态化的日常管理新格局，也是提升社会化火灾防范能力的根本所在。其次，形成单位各级人员对消防工作的自我管理意识。建立层层负责的消防安全管理机制，是增强单位各级人员消防安全责任主体意识的有效办法，更能使单位自身火灾隐患自查整改、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消防设施器材维护保养等职责的落实成为可能。因此，单位明确自身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应从实行消防安全责任人制度、确定各阶层、部门的负责人为该责任区的消防安全责任人，从根本上消除单位消防管理盲区和消防安全责任空白点；
3）把消防宣传工作纳入到社会化中。由于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涉及诸多部门、社会企事业单位、社区、乡镇农村和家庭，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活动各个领域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把消防安全宣传工作进行全部覆盖，以宣传教育为中心，开展有效的社会舆情监测与分析，构筑“防火墙”工程。切实有效地激发大家主动参与消防管理、维护社会化消防安全的积极性。
3 结论
总之，安全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是永恒的主题。随着消防工作的社会化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素质不断提高，消防安全工作会辐射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因此，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不仅具有现实作用，而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肖竟章，胡舟.社会化消防安全的特点及措施[J].理工高教研究，20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