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语境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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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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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发展情况和社会价值取向影响大学体育文化的功能。从文化角度来分析，文化具有传递、继承、辐射以及创新等功能。大学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同样具有健身、育人、导向和创新等功能。

(一)学术功能

体育文化的学术功能，与体育学科自身发展相适应。在传统教学中，主要是在体育院校和体育科研部门才能体现出体育文化的学术功能，而现在，由于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不断涌现，许多高校也对体育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由于是一些综合性的高等院校，更加注重对体育科研机构的建设，这是新形势下，对大学体育文化学术功能的一种拓展。

(二)导向功能

大学体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学体育文化的特殊性导向功能。大学体育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与国家、集体及校园利益相一致，又要把校园体育行为引导到体育建设目标上。体育在长期的教学、训练科研以及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体育价值观念，并不断进行升华，在为校园体育行为提供参照的同时，也引领校园文化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社交网络交际的频繁，大学体育和日常生活逐渐融合。“终身体育”“全民健身”“健康第一”等思想观念的提出，促使大学体育文化对社会体育潮流或多或少起到了导向性作用。

(三)竞技功能

体育是竞技比赛的一种表现，因而，大学体育文化也少不了竞技功能。尤其是在现代高校体育教学中，更加注重对体育文化竞技功能的开发与利用。从而更好的体现“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体现出本校体育项目的特色。将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进行有机结合，不仅能够增强本校的体育项目竞赛的实力，同时也为创建独具特色的大学体育文化营造出了良好氛围，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创新功能

大学校园是体育历史文化的“储存室”，同时也是体育文化的“加工厂”。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体育文化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促进了体育教学、训练、科研等在创新中得到了发展。创新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体育新技术、新观念等不断涌现与推广，促使大学体育的发展也多姿多彩。

二、文化多样性环境下对高校体育文化的反思

高校体育文化在展现当代体育发展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呈现出了新时期高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素养。在当前多样化环境下，高校体育文化不仅要与世界体育文化、社会主流文化发展相适应，同时也要体现出本校体育事业的发展特色，发挥出高校体育主导文化的作用。

(一)坚持普适性与特色性相协调统一

在现阶段文化多样性语境下，高校体育文化建设需要坚持体育文化普适性与特色性的相互协调统一。首先，高校体育文化要坚持其普适性，紧跟时代步伐，体现时代气息，保证高校体育文化与社会体育文化的协调;其次，作为高校体育，又要体现出其自我的特色，凸显个性，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同时，也要正确处理高校体育文化多样新与个性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体育文化面对的是全体学生与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具有形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高校体育文化要挖掘出自己的特色，并要保持。但是很多高校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到位，为了提高学生的体育成绩，仅仅突出了几个比较占有优势的体育项目，忽略了体育文化多样化的特点。还有些高校，没有立足于本校的发展实际，将把整个学界体育文化建设作为了风向标，盲目发展，未能体现本校特色。这些极端思想与行为都不够正确，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二)以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

素质教育在我国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中，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作用。高校体育文化在建设过程中也应以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真正体现出素质教学的内容。过去，我们在教育中过度重视文化课成绩，但如今，我们的教育正处于向素质教育转型的时期。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体育文化也应该与这一指导思想进行接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素质教育中，需要重视校园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作用。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一个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有利于培养体育兴趣，自觉养成学生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

1.彰显体育精神。国与国，校与校、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竞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在体育比赛中，有利于形成学生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提升集体的凝聚力。高校体育文化的建设和宣传，对于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推进素质教育是有重要作用的。

2.培养竞争合作精神。体育精神能够激发起学生的竞争意识，有利于他们以良好的心态应对将来日趋激烈的职场竞争。同时，体育项目中的团体合作性，促使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形成协作配合的意识，这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良好契机。

3.塑造学生性格。体育竞赛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塑造学生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性格起着十分重要作用。

(三)尊重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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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胡壮麟（1994）将语境分为“上下文”、“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并指出任何一个语言使用者都属于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每个言语社团都有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习语和价值标准，这些构成了语言的文化语境。一般而言，文化语境指在话语事件中参与者所共有的有关社会机构和思想意识方面的背景知识。本族语讲话者不仅用他们自己的声音讲话，而且还要将他们的社会和语言社团建立起来的共有知识、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隐喻表达方式和他们用以表达他们的经历的范畴在语言交际中体现出来。所以本族语讲话者对他们之间的话语是可以预测和理解的。而这些知识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是难题，因为外语学习者没有本族语讲话者所记忆的东西和知识。由于外语课堂上教师和学生通常都不是本族语讲话者，所以他们经常意识不到他们话语中的文化内涵。这样，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该使学生学会本族语的话语模式，把它们用到他们的外语交流中去。

二、课堂话语与文化构建

在外语课堂上，文化的创造和激活是通过学生之间或者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来实现的。在对话中，参与者不仅重塑了已有的文化语境，而且还具有创造一个新文化的潜力，因为对话是在外语学习环境中进行的，讲话者和听话者在交际中都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发话者同时也是受话者；受话者同时也是阐释者。在课堂话语产出过程中，发话者向受话者发话，同时认为他发出的话符合受话者的交际目的；在阐释过程中，受话者建立了发话者讲话目的的印象，并传送给发话者。

在外语课堂中，各个参与者通过发话和交际条件的改变，以及课堂话语的接受和阐释条件的改变来创造自己的文化。教师与学生一方面在交际中固化传统的课堂文化，另一方面又要激发和塑造目标语的文化，按目标语文化规则行事。

所以，教师自己在外语课堂中成为建立新文化语境的工具。他们需要不断地了解和研究学生的意图和目的来确定不同语境，使这些不同的语境具有新的文化意义。

三、文化教学基本内容

以下内容因素可作为目标语文化教学的基本内容。把这些因素确定为教学内容是因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学生是否能够运用所学的语言项目来进行语言交际。换言之，如果学生掌握不好或不掌握这些因素，就不能适当地将所学的语言项目运用于社会交际。

1、话语构成所涉及的文化背景

构成话语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包括目标语文化所涉及的经济、政治、习俗、习惯、社会活动等。学生需要了解这些因素，来把所涉及的社会活动进行准确的文化定位。

2、话语所涉及的活动类型和领域

学生需要了解话语所涉及的活动类型和领域，以便能够了解在目标语文化中哪些题材是可能出现的、哪些是经常出现的、哪些是很少出现的、哪些是禁忌的以及各个类型与领域之间是什么关系等。

3、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

社会交际中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种类多样，包括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同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等。学生需要了解目标语社会文化系统中不同的角色关系对交际造成的不同影响。

四、文化教学内容与方法反思

从文化语境的角度看，文化包罗万象，复杂异常。在外语教学和学习中，我们需要抓住文化的关键和核心部分而不能对文化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进行探讨。对此，有人提出了文化中心概念，它既包括日常习惯和行为规范，又包括文化主要的价值系统、惯常的思维模式、本族语者需要面对的对人类社会和人性本身的某些流行的假设等。然而，这种所谓中心概念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确定哪些是外国文化有的方面，对中心概念的教学和学习对外语教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实际的文化语境不是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几个知识点的教学和学习就可以掌握，只有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和实际的交际活动中才能真正学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不仅仅是知识，更主要是基于意义潜势的行为能力，它存在于人最根本的生活能力和交际能力之中。而从外语教学的角度讲，文化语境存在于语言的实际运用过程之中，其学习离不开语言运用。

另外，文化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单纯地谈论文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场合都具有一致表现的东西，而是表现在社会不同的次范畴中。文化课程对于了解外国文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课程所涉及的内容对整个外国文化语境而言只是冰山一角，属于相对显性的文化知识。而大量的文化现象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它们直接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行为和日常交际之中，我们在任何时候所讲的任何语言和进行的任何交际都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在外语教学中直接教授文化知识讲解文化知识点是必要的，但文化不能只依赖文化课程的课堂教授，文化学习需要融入到整个外语教学过程中：在听、说、读、写、译等教学中都要时刻注意文化现象并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化意义潜势，使文化既表现为知识，又表现为能力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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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在后殖民语境下，作为翻译研究的根本理论对等理论出现了文化转向。多层次对等理论在全面关照语言本体层面对等的基础上，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翻译学的研究视野，倡导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文化功能的等值，反映了后殖民理论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差异，主张平等对话的思想，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均有着深远的意义，是翻译研究的深化。中国译学从中可以得到极好的启示，即加强汉外翻译实践，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提升译者身份和译学地位。

一、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发展脉络

对等(equivalence)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翻译学发展过程中争论最多的话题，也是随着翻译学的发展，不断深化、日臻完善的课题。

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对对等理论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从中国传统译论代表“信达雅”到现代译论“神似”、“化境”说，直至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和谐说”等等，对翻译中语言、风格直至整体美学效果的不同层面的对等进行了阐述。但是，传统翻译研究基本上由“忠实”、“准确”等概念所主导，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局限于静态语言转换机制。

国外对等译论以奈达(Nida)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formal correspondence and functional e－quivalence)影响最大，后有波波维奇(Popovic)、巴斯奈特(Bassnett)以及莫奈·贝克(Mona Bak－er)的分层次对等理论，跨越了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局限，使对等理论研究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在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导下，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对等理论研究必然将从语言内部层面走向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从而给予翻译以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启示。

奈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dynamic correspondence)突出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引发了很多批判和误解。后来，他将功能对等中的“信息”作了引申，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语言形式。他认为，形式也表达意义，在功能对等的翻译中，不但要求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90年代中期，奈达放弃句子转换生成的观点，将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对等理论。对动态对等或者说功能对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看来是不够的，没有一种译文可以称得上与原文是完美的对等，虽然可以认为它们达到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因此，他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翻译对等概念——“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所谓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所谓最低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他认为，在最高与最低之间，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可见，经过多年的探索，奈达逐渐将对等的范围从语言内部向读者反应扩展。

波波维奇将等值从词法、句法、篇章及文体等语言层面分为：

(1)语言对等(1inguistic equivalence)：原语与目的语在词法和句法等语言层面构成共质，有时可以采用字对字的翻译；

(2)词形对等(纵聚合关系的对等)(paradig—matic 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纵聚合语言表达轴上各要素之间具有对等关系；

(3)文体对等(stylistic 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各个要素在功能上的对等，旨在表达同一、恒定的意义；

(4)语篇对等(横向组合关系对等)(textual／syntagmatic 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篇章结构形式上的对等。

可见，波波维奇对翻译等值的探讨，停留在语言内部，但是他将对等按照语言结构层次进行划分，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中的等值不是同一(sameness)，或者数学意义上的等值，而是多层次的对等。她援引诺伊贝特和皮尔斯语篇理论的观点，认为翻译等值属于符号学的范畴，由句法、语法和语用三方面的对等构成。而且这三方面的对等构成一定的层次关系：语义对等优先于句法对等，而语用对等以前两种对等为前提和补充。巴斯奈特强调，等值问题的研究应该把对等放在文化及时空的背景来看待。巴斯奈特在其与列夫维尔(Lefevere)两人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对“功能对等”又作出如下解释：等值即指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承担其功能的方式与原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曾经发挥或承担的功能方式一致。显然，这里的等值内涵已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等值概念。在这个定义的理论框架下，译者为了获得功能上的对等，除了语言层次的润饰，还需文化上的整合，从而满足文化价值系统下等值的全新标准，也明确了多层次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莫奈·贝克将对等层次进一步细化为5个层次：

(1)词层对等；

(2)词组对等，包括搭配、习语和成语的翻译：

(3)语法对等，对照原语与目的语语法范畴的多样性；

(4)语篇对等，涉及主题、信息结构和连贯性的对等；

(5)语用对等，照顾到内涵的传承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翻译是一项交际活动，译文不是一个静止的文本，而是原文作者意愿的载体，译者的任务是如何在目的语文化中将这一意愿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另一个读者群。这里，对等理论不仅在语言内部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而且从语用的视角再次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研究视野，追求文化层面的语用对等。

二、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后殖民语境

综合上述，文化转向的对等理论，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的差异，主张不同文化的平等。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将翻译看作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更增强了解除、摆脱宗主国的精神控制的要求，这当然是一个比体制变革更艰难的文化政治工程。不少后殖民学者认识到要重塑民族身份，抵抗霸权文化的侵略。从更加广泛的意义来说，虽然殖民主义早已结束，但殖民主义作为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代名词仍然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形式在经济、科技领域进行着垄断，在社会、文化上进行不遗余力的“渗透”，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取向弱化甚至瓦解殖民地、弱势文化的本土文化。

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直到今天，许多领域仍然承受着这种“不在场”的殖民影响。在中医领域，本土化问题和中国意识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中医现状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是“西化”，即向西方医学的异化。哲学领域，中国哲学面临的尴尬局面是：我们加以诠释的概念，是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我们现在用以诠释的概念，是些移植的外文词。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危机可能比通常所想的还要深重。现代中国哲学的身份令人置疑。而作为跨文化交际重要渠道的翻译实践领域，中西方存在着严重“逆差”。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著作仅仅近千册。翻译实践主体的文学交流，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中国对西方文学的引入，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西方文学名著，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了广泛和系统的翻译，而西方似乎更重视中国古典文学，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则缺乏热情。这一现象似乎与上述中国学的发展相互矛盾，但可能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如果中国学者不做出努力，西方中国学研究是否会停留在赛义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所论述的情景中?即他们的研究根本不是建立在对东方客观全面的了解基础之上，而是用被扭曲、被肢解的“海市蜃楼”或“想象性东方”，以此作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虚构的东方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将东方纳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实现文化殖民和语言殖民。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显然就会存在一种滞后性，造成中国文化的失语状态。更为堪忧的是，我们正面临着西方不遗余力的渗透和西化的巨大威胁。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使者，中国译者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促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繁荣。

三、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意义

(一)理论建构意义

对等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中心理论，从传统侧重语言形式对等的规范性研究逐渐转向涉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在巴斯奈特和莫奈·贝克的对等理论中，语用对等将翻译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交际情景之下，消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统治的影响，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和谐互动。

吕俊对目前翻译文化转向做了较为全面透彻的反思，认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研究深化的过程。但是他担心，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否定对语言问题的本体研究，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解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研究不仅是理论的深入，进一步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将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意识形态学的研究成果融为一体，使这门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学科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平台，而且，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将文化因素置于多层次对等体系之下，与语言内部因素相辅相成。在这里，翻译的语言本体研究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关照下，将更为全面、科学、有效，必然推动翻译学的发展趋于成熟。对等理论从影响翻译的内部因素向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拓展，关照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将翻译研究引向探求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更高层次的对等，诸如作者与译者地位的对等，即主体间性的转向，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并以此来反观翻译语言内部层面的对等策略，有着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对目前译界的热点如翻译主体间性的转向、弱势文化民族身份的重塑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二)翻译学科地位的提升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对等的研究，必然提升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 文化价值的对等，使译者与作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译者地位从“隐形”、“女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与作者一起共同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和谐互动，使人类文明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巴斯奈特和勒菲维尔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 turn)便是有力的佐证。德里达(Derrida)甚至将哲学问题的研究最终归结到翻译研究上。他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试图通过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阐明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本质和意义的观点。

在中国，翻译学学科地位刚刚确立，学科的发展、地位的提升任重而道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为中国译学界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背景和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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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浅予的人物画有西方写实的根底，但他的一些意笔人物画突破了写实的局限，强化了笔墨和线条的表现，其人物造型的准确性多来自写生手法，这使他的意笔人物画更接近传统文人画。较之叶浅予，黄胄更加强化了人物画的线条表现，速写式线条的迅疾多变构成黄胄人物画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黄胄的人物画以线破形，凸显人物画的线条表现，较之徐派人物画更具生动、自然之效，更促使京派人物画向传统文人画倾斜，从而构成与徐氏学派人物画不同的审美取向。

从蒋兆和到叶浅予、黄胄，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徐氏写实主义对人物画创作的观念笼罩，这标志着写实主义人物画逐渐向传统文人画过渡。但这一切无疑都仍是在写实主义内部进行的，无法从根本上冲破写实主义的框架。彻底冲破写实主义的观念，推动中国人物画的现代转型，还要依赖时代审美观念的变革和中西美术融合碰撞背景下的多元化审美价值。

“85美术新潮”在为中国现代美术带来多元化审美的同时，也促使中国现代美术创作呈现多元化态势。在当代中国美术全面经受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冲击的过程中，传统文人画也作为制衡力量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写实主义在经受了现代艺术对它的全面冲击、洗礼后，也以顽强的生命力，主动融入现代美术思潮，以新的面貌和创作形态继续占据着当代中国画坛的主流地位。

京派绘画创作开始冲破“素描为一切造型基础”的写实主义观念，开启全新的现代探索。在绘画观念方面，后京派画风打破了主题性创作的泛政治化母题的辖制，弱化了绘画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在绘画语言方面，素描写实手法已从唯一正宗的地位开始降落，西方现代派变形、夸张、抽象、泼彩、构成、肌理等造型手法成为这个时期京派人物画创作突破写实画风辖制的有效手段。西方现代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现代画风恰恰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相互融合，开创了后京派文人画创作的新格局。

后京派传统文人画的复兴主要体现在山水画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以李可染为代表的京派山水画派在画坛迅速崛起，成为写实主义山水的北派典范，与以傅抱石、钱松喦等为代表的金陵画派南北遥相对峙，两者成为20世纪中期中国写实主义山水画的两大流派。后京派山水画基本上全面抛弃了写实主义山水画的创作路子，重新回归文人画山水传统。他们的山水画不再像李可染山水画那样注重反映社会现实、表现宏大叙事和政治性母题，而是一如传统文人山水画那样强调表现心性和笔墨韵味。虽然后京派山水画家所宗法的南宗山水，使他们无法在风格图式上认同李可染，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不面对他，李可染仍然是一座无法绕开的大山。从当代新文人山水画派的审美创作倾向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山水画有忽视风格、偏重笔墨的倾向，这导致当代山水画复古风气的盛行。但仅就复兴传统山水画、重建其价值尊严而言，当代京派山水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传统文人画的复兴对于京派花鸟画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京派早期以花鸟画为宗，如齐白石、陈半丁、陈师曾、李苦禅皆以花鸟画著称。20世纪50年代之后，无论人物画、山水画皆走上写实主义道路，力求用写实主义推动中国画的现代转型，而唯有花鸟画逐渐边缘化，与写实主义相对立，成为被抑制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京派花鸟画在全面回归传统文人画的同时，也开启了花鸟画的现代性探索，除笔墨之外，其在图式、构成、风格等方面都力求追寻一种现代况味，因而在后京派花鸟画创作格局中，除大写意花鸟画外，也出现了工笔写意花鸟、现代花鸟画。这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大写意花鸟画家要数崔子范。崔子范并不是学画出身，这使其从根基上就挣脱了来自传统绘画的种种束缚，齐白石曾称他的画是真正的大写意。

就京派绘画的现代性范式建构来说，其人物画最为成功。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吸取和与传统文人画的融合，京派写实主义绘画基本完成了人物画的现代转型。在后京派人物画家中，张道兴是最出色的，他的人物画虽有写实的底子，其本人也有驾驭宏大叙事的本领，但他的画已没有多少素描的影子了，而是纯以传统笔墨线条为之，这突出表现在他的人物画的面部刻画上。他不用光影阴暗界面的素描法，而是用平涂勾线极力靠近传统笔墨，但造型的准确却来自写实的深厚功底。因而他的画虽极力强调变形夸张，但形准却成为其人物画达乎神韵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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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我国高职高专院校1288所，在校生达1000余万人，受众群体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尽管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总体上讲，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比如，高职学生的社会地位、认可度及收入还不高；作为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其培养质量与职业岗位的要求尚有不少差距；高职教育还没能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重要生力军；在世界日益更新的工业技术发展以及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中，高职教育还没有准备好等。当务之急就是必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加快高职教育本身的蜕变升级，改革才能保生存，改革才能促发展，改革才能出红利，切实提高高职教育“含金量”。坚持职业教育旗帜，科学定位培养规格，积极探索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办学体制机制创新，扎实推进内涵建设，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教育的需要、区域经济建设的需要、时展的需要。

二、融入经济区建设，探索可持续发展

（一）着眼未来，精确定位

职业教育是社会变革进步、产业发展升级、分工管理细化的必然产物“，职业性”是其与普通教育最大的区别所在。“职业性”的含义包涵两个层面：一是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现代企业的职业岗位、用人标准和需要服务；二是职业教育的根本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就业质量。“职业”属性必然要求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过程、培养模式、规格定位等诸多方面都要面向区域、立足行业、紧贴企业，促进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中原经济区规划》中明确“发展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做大做强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学院抓住“中原经济区”规划建设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区域“装备制造业职教集团”牵头单位的主导作用，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发展道路”的办学方针、“立足行业、服务河北、辐射全国”的办学定位和“全日制高职学历教育为主，社会培训和技术服务并重”的“一体两翼”发展战略。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以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中心，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深入开展校企合作，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办学特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学院整体办学水平，不断提高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为振兴区域经济、提升装备制造产业做出更大贡献。逐步实现“区域装备制造业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基地、区域装备制造技术促进中心、社会培训服务基地”的发展目标。

（二）直面挑战，勇于亮剑

“十”明确提出转变国家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等目标，为高职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机遇。河北省要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的转变，完成装备制造业由低端制造到高端制造、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对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高职院校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严峻考验：生源逐年减少，与行业企业合作办学有待进一步深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够灵活，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质量难以完全适应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师资队伍的工程实践能力欠缺等。面对诸多挑战“，工学结合“”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培养模式使然，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校企合作”是保障“工学结合”“产教融合”有效实施的最佳途径，只有通过创新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深化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强化办学特色、提高培养质量、对接产业发展、服务社会需求，增强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能力，才能实现学院的持续发展。

（三）锲而不舍，科学谋略

1.推进校区建设，优化办学条件，夯实办学基础。

为改善育人环境，优化办学条件，学院按照“科学规划，资源共享；整体设计，分步实施”的原则，积极推进了新校区建设。依托建成的“机电科技园”，全面实施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社会培训和技术服务并重的“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发挥职教集团优势，积极实施“政行企校”合作办学，整合校内场地、师资、科研等资源，政府搭台，联合企业，吸引区域机电类高技能人才，在校内“机电科技园”，共建装备制造类应用技术研发中心；吸引区域现代服务企业入驻科技园，培育软件技术开发、计算机应用、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等规代服务业工作室、外包企业等；积极面向中原经济区开展社会培训和技术服务，解决先进技术成果与生产一线“最后一公里”问题，为企业优化升级服务。

2.加强内涵建设，提升办学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创新以“校企合作”为基础的体制机制，以“工学结合”为核心的人才培养制度，推进内涵建设，强化办学特色，打造学院核心竞争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实现学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专业建设是保障办学、适应社会需求的关键环节，是学院核心竞争力。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变化，主动适应社会需要，按照专业对接产业的原则，完善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专业建设动态调控机制；加强专业建设，重点建设为装备制造产业链提供人才支撑的机电类专业群，打造“机电专业群”品牌；给予政策、资金支持，加大在实训、师资的投入；积极拓展与现代服务业、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课程建设是衡量学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教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为进一步规范课程建设规划与管理，各专业要根据职业岗位标准，不断深化课程改革建设，为我们的客户（学生）提供优质的产品（课程）。建立课程改革激励机制，促进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保证实施效果，提高教学质量；引进竞争机制，以项目形式实施课程建设，实行目标管理；积极吸引行业企业，校企共建形成精品课程（国家级、省级、院级标准）、优质核心课程、人文素养提升课程等“工学结合”课程体系；以课程建设为抓手，积极推进教学资源库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学院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通过打造专业师资团队，实施“名师”工程，改善师资现状，适应社会需求和专业变化。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和《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完善“双师”队伍建设机制，制定学院教师发展规划；完善师资队伍建设规章制度，建立教师再学习和终身学习运行机制，按学院专业发展需求，有目的、有重点地安排教师参加进修培训；教师培训以双师素质培养和知识结构更新的再学习为重点，学历进修为辅助，打造“学习型”专业教学团队；以带头人和领军人才培养为抓手，实施“名师工程”，加大培养和引进力度；加强师德师风、高职理论学习，着力提升教师、辅导员等队伍的政治素养和职教理念。加强实践条件建设是高职院校彰显办学特色、落实课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的重点。依托新校区建设，积极探索校企共建实训基地的组合新模式。围绕课程建设、专业核心能力培养和职业岗位标准要求建设校内实训基地，结合机电科技园建设，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根据专业特色，内外结合，有重点地实施建设，实现校内教学认知实习、模拟仿真实训、生产性实训，校外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的衔接与融通；加强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依托职教集团平台，积极拓展大中型企业开展校企深度融合，满足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毕业生就业等人才培养需要；做好论证，提高实训基地利用率，保证实训效果，切实提高办学效能。

3.改革管理体制，拓展社会服务，提高办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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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武隆》实景演出以武隆壮丽的自然景色为舞台，以濒临消失的“号子”历史文化为切入点，展现了巴蜀大地上的风土人情和专属艺术形式。演出地点位于重庆市武隆县的桃园大峡谷内，山体景观深幽神秘、雄奇壮丽。特别的是要进入剧场内必须步行通过约300米的隧道，在昏暗的隧道两侧设计师匠心独运设置了数十个投影仪，播放的影片图像为演出内容的主要来源——“号子”资料照片以及民俗风光，观众在通过狭长隧道并没有感到不舒服反而感受到演出的吸引力，而剧场内外的矮墙上都绘制了巴蜀人民的日常生活及“号子”们劳作的身影，这些细致的硬质景观不仅配合了演出内容同时极具艺术感染力，在演出开始前制造出了先声夺人的独特效果，这也就是通过实景演出主题提炼出的地域文化又表现到了实际的场地景观中。见图2。

二、各实景演出场地景观的地域文化代表元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城市都着各具特色的文化差异，运用到不同的景观中又产生千变万化的效果。在《印象•刘三姐》实景演出场地景观中大量运用“竹”这一地域文化元素，“竹”文化元素将人文与自然相融合。展现宗教文化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演出场地景观采用了大量佛教仿古建筑小品，观众席也铺以蒲团作为“禅坐”，看似粗犷的设计手法表达了独特的“少林”文化。《道解都江堰》演出场地的景观中有两个个元素始终贯彻，分别是装着卵石的“竹笼”和原木三脚架做成的“杩杈”，都江堰水利工程一直以竹笼盛装卵石结合木桩构筑进行截流，这两个元素通过设计演变成各种景观小品。

三、地域文化在实景演出场地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针对实景演出场地景观，地域文化应贯彻到整个景观规划与设计程序中。一方面是对当地文化历史、演出内容的深入发掘，制定全面的地域文化设计计划；另一方面是景观设计的基础设计，包括主题的设定、园区的规划、景观设施设计、植物选配等，设计全程都需要文化内涵的支撑。

（一）应用策略

1．根据具体演出具体分析每个演出都有每个演出的特点、亮点，充分了解具体演出的背景、内容以及要表达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其中运用的地域文化，在实景演出园区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更应该结合园区的实际氛围，要求用恰当的表现配合演出成功。

2．融合实景演出主题内容实景演出的主题及内容是由当地文化得来，它的本身就能够体现地域文化的宝贵素材，可以直接挑选实景演出里的内容转化为场地景观设计可用的元素。实景演出场地是依存实景演出本身存在的，在景观中运用演出剧情中的地域文化元素能让观众在观演前即有心理铺垫，观演后又能在现实场景中寻回剧中的记忆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观演体验过程。

3．代表性元素的运用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和物质元素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文化元素可以提取其精华通过调整梳理转变为精准概况的内容结合到景观设计中，从当地传统历史到色彩偏好，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可替代的元素；物质元素可以挖掘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植物等。从形式、色彩、材质、内涵方面合理归纳，通过设计转换为可实际应用的元素并运用到实景演出场地中。

（二）应用手法

1．布局整体化在布局上合理融入地域文化内涵能使观众在行进过程中对“此时此地”留下清晰明了的印象。布局整体化的主要依据有两点，第一是以原始景观为基底，实景演出依靠独特的自然景色为舞台，借用自然天成的优越景色营造出当地独有的景观基底；第二是围绕主要的地域文化元素构建景观空间，一个地方的文化元素是丰富多样的，提取主要的元素进行整体设计布局从而达成统一的认知印象。《印象•刘三姐》的剧场就以原基地上的竹林为景观基底，各种配套设施的设计也充满了“竹”元素。

2．空间情境化实景演出场地景观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让观众融入到演出情境中去，在空间中制造故事情境引导观众在行进时自然步入主题时空。一般来，说实景演出场地的游线为单线或单线循环，可以将当地的文化历史故事视觉化，如用雕塑、景墙、景观小品等形式表达故事内涵，通过组织游线节奏有意识地让观众在情境节点上逗留观赏。

3．细节符号化在细节上主要从造型、色彩、和质感方面将地域文化元素符号化，挖掘文化内涵完成同构联想并建立具体的形象。造型方面可以用重塑、夸张、变形等手段将地域文化原型转换为可用的元素，设计出符合实际场景的景观物；色彩是最直观的视觉构成，从地域文化角度看色彩有着千差万别的象征意义，根据当地的民俗习惯用色特点整理出合理的色彩搭配，有意识的营造有象征性的环境氛围；人的知觉系统对不同质感有不同感受从而产生不同的联想，通过运用不同的材料控制观众对地域文化的整体认知。如在色彩上，《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量运用了象征佛教文化的明黄色系，《印象•大红袍》、《印象•丽江》场地景观根据地域文化在运用红色元素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形成不同的意象符号。

4．手段科技化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来创造和融合实景是实景演出的重要亮点，在景观设计中利用高科技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成为景观设计创新发展的一个方向，实景演出场地景观设计的科技化场景也随处可见。《印象•武隆》的演出场地中出色的灯光设计是观众感受的刺激点，集散广场上大气浓厚、隧道里的影片投影也是灯光的一部分、观众席椅背的LED灯组成了星光点点，这些都是用心融入了现代科技的产物，提升了《印象•武隆》整个形象的品质感。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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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上中国开展环境教育的步伐紧跟发达国家，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环境教育研究实施的范围窄，领域小，问题多。基于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探究，环境教育面向的对象是全体公民，目的是使人们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正确的态度和行为来对待我们的环境。目前环境教育的实施途径主要是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旅游活动作为非正规环境教育方式之一，旅游文化便是传播环境教育的重要手段。人们在接受环境教育之后环境意识水平得到提高，对旅游文化的吸收与传承，旅游产业的发展与创新将是很大的促进。

2旅游环境教育的不足

2.1旅游环境教育理论与实际互动欠缺

在旅游文化中渗透环境教育目前缺少理论基础。一些发展环境教育的基本构想的提出推动了环境教育的开始，由于环境教育具有整体的跨学科的性质，包含的知识层面广泛，在学校推行的环境教育是渗透到其他学科当中，只有部分高等院校设有专门的环境教育专业，环境教育理论不成系统、支离破碎的现状，很难很好地应用到旅游产品中去；环境教育体现出的全民性、终生性、全球性、学际性的基本特征与旅游活动的开放性、娱乐性、渗透性和实践性特点，为旅游环境教育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环境教育的理论基地在学校，实践基地在社会。一个重理论，一个讲实践，只是他们之间的交流太少，直接影响了旅游环境教育的效果。

2.2深入进行环境教育的旅游形式单一

在我国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形式已经从传统旅游演绎成多种形式，如不同目的：会议旅游、奖励旅游、企业旅游、文化旅游等，如不同角度的：山水观光探险型、历史人文观光型、科研考察型、文化体验休闲型、乡村休闲度假型、网络信息型等。这些旅游形式和旅游资源虽然很丰富，有利于环境教育的开展，但是在景区和相关的行业部门环境教育的前提仍就是经济利益，环境教育的贯彻流于形式，效果不佳。目前只有与环境教育相应而生的生态旅游和南岳衡山等少数地区的低碳旅游，在进行环境教育工作方面卓有成效。生态旅游是在近年十七大报告、十报告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得到重视，符合了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文化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天然的耦合关系，可以在游憩的过程对环境和生态做到一定的保护。低碳旅游基于传统景区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在修复和完善景区资源与文化的同时深入环境教育的理念，虽然在效果上还有待研究，但却对我们进行环境教育给予了新的启示。丰富的旅游资源是进行环境教育的重要途径，因此应该广泛、合理地开发旅游中的环境教育手段。

2.3旅游环境教育体系不够完善

旅游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生态环境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已经成为国民收入重要来源的旅游业，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之后，仍然缺少直接的旅游环境教育法律法规，致使政府部门在对待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时不能权衡轻重，环境污染破坏、资源开发利用不当等环境问题依旧存在。经营人员缺少政策的制约和资金的扶持，在经营管理上环境教育未能真正提到日程上，使得原本具有实践性的旅游环境教育缺少了更多的实践平台。旅游主体进行旅游线上运动时，由于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合理的规划，以谋利为主的饭店、宾馆、百货等更是不注重环境教育，不能配合旅游机构完成环境教育的任务。旅游行径的配套设施、服务系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虽然可以体现环境教育的思想，但是功能有限。

2.4旅游环境教育意识发展不协调

2.4.1旅游主体被动感知环境教育知识效果不佳

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需求，是对人们进行环境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广泛的社会成员参加到旅游活动中。调查分析，目前只有少数高学历的人能够以获取环境教育知识为旅游目的，能够自主地学习环境知识和处理环境问题的技能。而大部分参与者的旅游目的依然以观光、游玩、享乐为主，旅游观念未革新，在旅游过程中有可能被动接受环境教育的相关知识，但这种情况下的环境教育效果肯定不佳。

2.4.2旅游环境教育意识淡薄影响可持续发展进度

旅游文化是一种经济产品，它不能够完全以教育为主，所以旅游环境教育效果倍受重视的程度有待提高。人类对维持景区生态文明与保护景区自然资源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与旅游景区的吃、住、行、游、娱、购的相关机构、单位、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旅游主体自身的环境知识很重要，他们的环境意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明投放垃圾”上，注重培养文明行为的同时应掌握解决实践的环境技能与环境理论。环境意识的高低直接作用于我们生存的环境，影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实。

3旅游环境教育的发展对策

3.1政府立法保障经费

政府关于旅游环境教育的立法是必要可行的。由于过去30多年的环境教育一直没有确切的法律做基础，虽有相关的却还应该细化、具体。公众的环境保护观念虽然有所提升，但是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如果国家在旅游行业的运行管理上起到很好的经费保障作用，那么我们的旅游活动便可以在环境教育上加大力度，在旅游活动中开设更多具有实践意义的环境教育主题活动，让游客可以亲自参与其中，体会并学习环境知识与技能。旅游活动对象的广泛性，必然会使得环境教育有所收益。

3.2完善旅游环境教育系统

政府立法保证旅游部门运行的经费也是对旅游环境教育的有力支撑。有了资金和技术的支持，旅游经营人员和相关的事业单位就可以加大力度将环境教育渗透到旅游的每一个环节，或者是开展专门的环境教育活动。不同景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根据旅游主体环境知识的掌握情况，设置相应的环境教育主题。以旅游景区为中心，对其相关环境内部人员，由内向外开展普遍的环境知识与技能的培训，使得每一次的旅游活动都有较好的环境教育收获。

3.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撑，任何一种理论都离不开实践的检验。我国目前实施的环境教育工作，出现了在学校重理论在社会重实践的现象。虽然学校也会安排环境教育实践课程，但是由于各个学校条件上存在差异，只有少数学校会给学生实践的机会。作为社会环境的代表，所开展的环境教育最具实践性，但是以理论为指导的旅游环境教育，似乎是纸上谈兵。改变这样的现状，增加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开发建设更好的旅游实践基地，必定有利于旅游中的环境教育。

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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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

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篇10

1.体育的产业化发展不很乐观。我国体育产业化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相继推出足球、篮球、排球联赛等职业赛事，组建了大量的职业俱乐部。然而，球市不旺，俱乐部自身造血功能差，与发达国家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还相差很远。据统计，美国每天有5家健身中心开业，全国参加健身活动的体育人口高达60%以上。而我国体育产业的经营收入微乎其微，许多俱乐部入不敷出，经营困难，举步维艰。

2.外资竞争的巨大压力。加入WTO后，我国体育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在华投资。全球体育用品企业产值前10名全部进入中国，年产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都已进入我国市场。迄今为止，这些公司几乎占领了我国高档体育用品市场。作为全球范围内的朝阳产业，体育产业回报丰厚。面对奥运这块大蛋糕，如果国内企业再不迅速抢占市场，外资很快就会全面占有，无疑会给初起步的中国体育产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3.中国体育产业的机遇。除了奥运会这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体育企业还面临着以下机遇:一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体育运动意识越来越强，健康投资、体育消费将越来越多；二是出于崇尚体育明星的心理，人们愿意花钱看自己喜欢的体育明星的比赛；三是体育产业是新兴产业，属于朝阳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缓解体育需求增长与国家财政拨款不足的矛盾，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体育纳入第三产业，并已用产业政策的杠杆，吸收社会资金，引导个人消费，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

二、奥运经济与体育产业化的互动

1.加速我国的体育产业化进程。奥运会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国际化的盛会，承办国的政府、组织和企业要与多个国际组织和众多跨国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和商业谈判。因此，从申办到实际运作的全过程都必须按照国际惯例来操作，即以信用为基础，以契约管理为手段，进行商业化运作.这样的操作要求举办国政府、组织和企业调整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管理和运作方式，从而为我国体育真正走市场化道路，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市场运作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推动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运会的市场化运作无疑为全球体育产业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只要运作得当，2008年奥运会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力助推器，更将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火车头。

3.“奥运泡沫”问题需要体育产业化来解决。奥运会4年才一次，很多场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很少几次的利用，大量场馆的闲置，占用了大批资金，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如果经营不好，将给举办国、举办城市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因此要处理好应对大型活动与日常经营的关系问题.以直接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奥运经济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越大，在奥运投资周期结束后，对主办城市和主办国的经济带来的冲击就越大。奥运经济的这一特性在国外被称作“低谷效应”。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体育产业化，通过战略规划周密实施，既要避免奥运经济过热，防止出现“奥运泡沫”，也应通过先期预防和后期预防，把“低谷效应”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三、实现体育产业与奥运经济双赢的对策

1.制定体育产业化和奥运经济发展战略。奥运周期一般为12年左右，我们将其分为奥运前期、当期、后期三个阶段。前期战略包括场馆建设、服务公共设施建设、资金的筹措、赞助商的选择等前期筹备工作。另外，还包括制定适宜的奥运市场开发战略。奥运市场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对这个市场如何开发、包装、销售应尽早做准备，多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模式和运营机制，并与我国的体育产业化战略相结合；当期战略在奥运会召开的前后几年，主要涉及与比赛有关的事宜，包括体育器械、体育设备的选购、比赛的组织、门票彩票的销售、电视转播权及广告的销售、奥运纪念品的开发与制作等，应尽可能按照市场化模式来运作；后期战略在奥运会结束后的几年内，应充分发挥奥运会这个动态的、极具号召力的“人文旅游品牌”的价值，在奥运会结束后的1年～2年里可充分借助奥运余温来吸引国内外旅客旅游、观光和度假。

2.转变体育产业的发展模式。加速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我国目前的体育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府管理型”，体育经费的来源是“行政拨款型”，这无疑限制了体育产业的发展。要从根本上解决体育产业化经费不足的问题，必须将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对接，让体育产业进入资本市场，从而提高体育产业的融资能力。

强化品牌意识，扩大国际影响虽然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很快，但真正属于国际品牌的却寥寥无几。面对奥运会庞大的市场份额和众多跨国企业集团的竞争压力，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必须推出自己的民族品牌，力争较大的市场份额。同时，也可使本国企业借助奥林匹克市场营销计划，推广企业形象和品牌。

加强人才培养。成功举办奥运会需要一大批既懂体育专业、法律，又懂经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体育产业也必须大力发展这方面的人才,我国的体育市场还很不成熟，这方面的人才还相当匮乏，要想使我们的体育产业走向世界，加大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提高市场意识。搞好奥运营销中国体育产业一定要借助奥运会这一契机，加大体育营销力度，以寻求更多赞助商加盟，增加体育产业的产值。我们已提出了“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的概念。应通过奥运会的举办，系统总结我国体育营销方面的经验，继往开来。

总之，奥运经济与体育产业化相得益彰，互为推动，互为促进，那么，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就应把两种战略放在一起考虑，共同开发，共同发展，从而实现二者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张玉超李红卫: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体育学刊，2002.9

[2]苗春迎:北京奥运大商机.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3]陈佳贵:北京奥运商机.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