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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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商品劳务税；资本积累；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是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题，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任务更为艰巨，要求也更为迫切。规范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的价格机制作用，它能够自动地促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运行，而对于以市场为配置资源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适当干预经济发展的意义则更为重要。

税收是国家对部分产品或国民收入进行的法定分配，它同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的主要工具和为其他财政政策筹资的主要手段。一般说来，现代税收除筹财政资金的基本职能之外，还具有三大经济调节功能，即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调节收入合理分配以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在发达国家，所得税是主体税种，税收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都是所得税，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税源构成和征管能力等因素，商品劳务税往往成为主体税种，因而其在税收政策实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品劳务税是以商品和劳务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课税体系。它主要包括消费税、销售税、增值税和关税。本文拟对经济发展中的商品劳务税作一理论上的探讨。

一、发展资本积累与商品劳务税

在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增长和在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有着压倒一切的意义，但经济增长要受资本积累规模的约束。因而，如何形成足够的发展资金，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般而论，一国的资本积累有两种来源，一是利用外资，二是动员国内资金，尤其是国内储蓄。国内储蓄包括居民个人储蓄、企业储蓄（税后利润）和政府公共储蓄（主要来源于税收）。税收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储蓄、投资方面有两条渠道：一是通过征税筹集财政资金，增加公共储蓄或政府用于公共投资的集中性财力；二是通过制定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刺激企业和居民个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扩大私人投资。

在发展经济学的税收政策思路中，一国资本积累水平同税收收入水平相关，也和税制结构选择相关。发展中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税制结构，选择什么税作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在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看来，首先应服从于扩大和刺激储蓄、促进资本积累的需要。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商品劳务税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体税种，对发展资本的筹集发挥主要作用。为此，他们作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商品劳务税的范围主要是指一般销售税、消费税、以及营业税和关税等间接税。从总体上看，这些税收的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较高。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愈低，商品劳务税的比重愈高。据资料显示，在低收入国家，商品劳务税占全部税收总项的比重为41%，而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30.9%，如果将进出口关税并入商品劳务税计算，高收入国家的比重为32.4%，而低收入国家高达71.1%.这表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较高的商品劳务税比重相联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商品劳务税作为主体税种具有稳定的筹资功能和较低的征管成本，但根据税收效率的分析，它会对经济增长和市场机制产生较大的扭曲效应，这就需要适当提高所得税比重，推行商品劳务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

二、优化产业结构与商品劳务税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的理解，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以更多的投入或更高的效率去经营更多的产业，还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量分布的变化。在一国资源量为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产业结构变化，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

考察西方国家10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产业结构变化的长期趋势是：初级产业主导制造业主导服务业主导。而引起或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如同经济发展的动因一样复杂，从外因分析，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其配套的财政、税收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特别是税收政策在推动一国产业结构形成、发展和优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商品劳务税来说，它作用的大小是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中争论颇多的问题，下面我们来作简单探讨。

首先，在讲座经济体制下，商品作价主要采用国家指令性或指导性计划价格，商品劳务税在配合价格调节生产和消费，以促进产业结构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低税和高税不能直接形成低价和高价，因而商品劳务税对于调节产业结构的功能必将削弱。其次，商品劳务税作为间接税，具有易于转嫁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间接税的税负转嫁机制将充分发挥其作用，这决定了运用商品劳务税调节产业结构具有不确定性，甚至使政策目标落空。第三，商品劳务税与价格直接关联，其本身会扭曲商品的相对价格，导致消费者剩余损失；扭曲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而导致生产者剩余损失。因而最终不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第四，商品劳务税还会对产业政策发生扭曲，这突出表现在增值税选型上。以我国为例，在生产型增值税实行统一税率的情况下，加工工业的进税抵扣比重大，税负轻；基础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进项税抵扣比重轻，税负重。显然，生产型增值税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产业政策相背离的。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过分强调商品劳务税对于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而应适当弱化。税收对于产业结构的调节应主要依靠所得税优惠来发挥作用，同时适当发挥商品劳务税的辅作用。

三、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与商品劳务税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以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是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和。在同一个国家，由于地区间劳动素质、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地理和交通条件，以及其他社会性、国民性因素的差异，往往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既有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甚至经济落后地区。税收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如何采取有效的税收政策以及商品劳务税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则值得探讨。这对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般来说，税收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地区总税负水平的轻重，影响本地企业的积累能力；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广度和深度，影响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税制结构对地区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里，我们重点从第三方面分析商品劳务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地方财力的强弱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来说也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发展中国政府大多选择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税种，这对地方财力有两大好处：第一，这些地区的税源比较充实，税收收入不受企业成本费用高低影响，有利于保证落后地区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增加当地公共积累，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各项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第二，有利于减轻落后地区企业的负担。因为商品劳务税属于间接税，可转嫁税，这样地方政府可以从中取得稳定、可行的收入，同时又将税款转嫁给购买方，经济落后地区将从中受益。

四、收入合理分配与商品劳务税

实现收入合理分配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一国GNP获得增长，但社会分配状况恶化了，低收入阶层较之过去相对乃至绝对贫困，就可能出现有增长、无发展或高增长、低发展的情况。对我国而言，这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根据库兹沓茨的“倒U假说”，收入分配不均是一国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要从根本上消除，只能以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为动力，实现经济结构的变革，但同时政府并非对之无能为力。在政府的各项政策中，以实现收入均等化为目标的税收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税收以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主要包括所得税、商品劳务税、财产税以及社会保险税对转移支付制度的筹资作用。对商品劳务税的调节机制而言，主要是消费税对高收入阶层支付能力的调节。国际通行的商品劳务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一般说来，增值税对各类商品和劳务普遍课征，是中性的，因而增值税不论是由企业负担，还是消费者负担，通常都不具备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消费税则不同，只是对某些特殊消费品课征，是非中性的，收入阶层一部分收入在流通领域里就转化用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

从理论上讲，消费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不象个人所得税那样直接、有效，但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消费税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标或许更切合实际。这是因为：（1）发展中国家一般实行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而消费税又占相当大比例，往往高于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2）征税消费品的选择，一般都是对奢侈品征税或重税、对必需品免税或轻税，这样就把绝大部分税加在高收入阶层身上，因而也具有与所有税相似的累进课税效应。（3）与所得税和财产税相比，消费税税源易控管，逃税难度较大，能够保证政府的分配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同时，由于消费税的非中性特性，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有负面影响，容易产生“超额负担”。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对此进行效率与公平、增长与效率的权衡。

五、通货膨胀与商品劳务税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巨大的财政赤字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它困扰着这些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如何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家政府所追求的重要政策目标。在20世纪末，从1997年起，“有7个经济本（指日本、墨西哥、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韩国、香港-引者注）经历了与大萧条极为相似的严重经济衰退”，中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因此，治理通货紧缩又成了很多国家当前的经济任务。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同样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通货紧缩的主要特征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尽管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经济衰退或是造成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治理通货紧缩的主要措施是实施和推行扩张性的财政对策、货币政策、相应的产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税收政策方面，目标是刺激消费者需求，除开征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财产税之外，还要进一步降低商品劳务税中有关投资和消费的税收，提高投资倾向和消费倾向，以推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

税收政策与通货膨胀问题的相关性有三个方面，即税收收入水平、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对商品劳务税来讲，我们重点分析税收收入水平中增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增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消费税实现的。虽然消费税由于转嫁性，在短期内可能会推动商品价格上涨，但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也会抑制需求，从而在较长时期内降低通货膨胀压力。消费税的这种反通货膨胀效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具有一定需求弹性的生活必需品征收一般消费税，二是对部分高消费品征收特别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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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09年执行的我国成品油税费改革形式上是增加成品油现有消费税单位税额,取消公路养路费等收费,实质上主要是实行燃油税改革,同时征收环境保护税。从征税范围、税率和税收用途来看,我国税费改革没有处理好公路用油与非路用油这个燃油税的固有难题,将非路用油全部纳入了征税范围,同时又将新增税收收入主要用于公路支出,所以改革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2008年12月18日,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规定成品油税费改革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其主要内容有:(1)取消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2)提高现行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3)逐步取消二级公路收费。本文从税费改革目的、征税范围、税率和税收用途等方面对我国成品油税费改革进行剖析。

一、从税费改革目的方面分析

成品油作为一种特殊商品,除了征收一般商品税外,还可单独征收特殊商品税,从税收原理上讲,主要有两种:一是燃油税。道路的修建和维护应该由道路使用者付费,一般认为,道路的使用与用油联系紧密,所以可通过对汽车用油征税的方式达到征收道路使用费的目的,这种税符合税收原则中的公平原则,即所谓的受益税,多用路多交税。根据燃油税的征税原理,要求区分开道路用油和非路用油,并对非路用油免税。二是环境保护税。油的消费会污染环境,根据外部性理论,此时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油的消费量超过了社会要求的最优消费量,解决方法之一是通过对用油征税的方式,提高油的价格,减少其消费。这种税符合税收原则中的效率原则,有利于矫正负外部性。另外,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大量开采终有枯竭的一天,站在社会的角度,应该节约使用,并寻找新的替代品,这也要求对石油消费征税,提高油品价格。

可见,对成品油征税主要有两种目的,即征收道路使用费和促进节能环保。征收燃油税的目的是征收道路使用费,但也能部分实现节能环保,因为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油的价格提高了,车辆应少用油,采取的措施是购买更加节能的汽车或(和)减少用车,但燃油税对非路用油没有效果。征收环境保护税的目的是节能环保,一是提高油的价格,减少油的消费;二是促进节能技术的开发和使用;三是促进替代环保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

我国本次税费改革的目的有四个:建立规范的交通税费制度;促进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公平负担;依法筹措交通基础设施维护和建设资金。从我国当前成品油税费改革目的来看,我国的改革主要是征收燃油税,将公路养护和修建所需资金由收费变为税收筹集。从规范性方面看,公路收费由地方政府批准,任意性较强,不如税收规范,在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公路三乱”就是最好例证。燃油税作为一种特殊的受益税,具备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特征,又能将纳税与受益较好地结合起来,所以征收燃油税能实现“建立规范的交通税费制度,依法筹措交通基础设施维护和建设资金”的目的。从公平性方面看,燃油税在公平负担方面也有所改善。我国公路收费采用两种方式,一是按时间和车辆固定征收,这种方式不能体现多用路多付费原则,因此其公平性不如受益税形式的燃油税;二是在公路上设立收费站,这种方式将用路与付费直接对应起来,很好地体现了多用路多付费原则,从这点上讲它甚至比燃油税更加公平,但燃油税除了体现多用路多付费原则外,还可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全国一盘棋意义上的公平,并且设立收费站的方式成本极高,收费方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来收费,付费方在本来畅通无阻的公路上停下来交费,其成本也不可低估;征收燃油税也能提高成品油价格,部分实现促进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的目的。

我国当前成品油税费改革将“促进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作为一个主要目的,表明我国的改革将不完全是征收燃油税,还有可能征收环境保护税。

二、从征税范围方面分析

燃油税和环境保护税要求的征税范围并不相同。燃油税开征的前提是用路和用油存在对应关系,但在实际中,用油和用路有三种组合关系:用路用油;不用路用油;用路不用油。这三种组合中只有第一种存在对应关系,因此征收燃油税时对油征税要区别不同情况:对第一种组合的用油征税,对第二种组合的用油免税,对第三种组合中的用路也应征税,其中如何区分第一种组合与第二种组合用油是征收燃油税的一个难题。从国外已征收燃油税的国家看,一般都采用了相应的免税措施,比如:美国对非路用油免税,并采用染色方式区分应税、免税柴油和煤油。

环境保护税是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和使用短缺资源征税。从污染环境来看,用油可分为燃料用油和原料用油;燃料用油会污染环境,但原料用油不会,所以只应对燃料油征税,促使消费者少用油和使用替代燃料,但替代燃料也有可能污染环境,因此在对燃料油征税时,还应对同样会污染环境的燃料油替代品征税,以保证征税能促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从资源短缺来看,所有油都是由不可再生的石油加工而成,所以要对所有油征税。可见,环境保护税要求对所有油都征税,但对燃料油应征更重的税。

我国成品油税费改革中没有开征燃油税和环境保护税等新税种,而是直接提高了现行消费税单位税额,这种处理方式简便易行,并且在实质上增加消费税也相当于征收了燃油税或环境保护税。我国本次税费改革的征税范围为:汽油、柴油、石脑油、溶剂油、油、航空煤油和燃料油。从我国税费改革的征税范围可以发现,我国几乎对所有油都征税,免税的很少,且都是暂时性的免税,所以从征收燃油税的角度看,本次改革对油的征税范围过宽,或者讲在征税时没有解决好道路用油与非路用油这个难题,同时对用路不用油问题也无相关规定。当然,我国的这次税费改革不仅仅是开征燃油税,更可能是燃油税和环境保护税的叠加,所以征税范围宽一些是正常的,但对不同油的税率高低要作区分:道路用油的税率应高于非路用油;燃料用油的税率应高于原料用油。另外,对用路不用油和对影响环境的其它燃料都要征税,否则将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但我国的税费改革中并无相关规定。

三、从税率方面分析

根据税收理论,燃油税和环境保护税要求的税率也不相同。燃油税作为道路使用费的替代,从理论上讲其最优税率应该这么确定,即征收的燃油税刚好能弥补道路建设和维护支出,所以税率高低应与政府提供的免费道路情况和汽车多少相关。免费道路较多、路况较好,税率应较高;行驶的汽车较多,税率可较低。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矫正税,根据外部性理论其最优税率应该等于边际社会损害,所以税率应由油的用量、油的用途和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反感程度决定。一般来讲,油的消费量越大,边际社会损害会越大;燃料用油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更大;经济越发达,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会越高。因此,环境保护税最好采用累进税率,对燃料用油征收更高的税率,发达国家的税率应该高于发展中国家。

燃油税宜采用定额税率,从量计征。道路使用费与油的用量联系紧密,用路多用油也多,如果物价稳定,油价也稳定,燃油税从量从价计征是一致的;如果发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而油价紧随一般物价上涨或下跌,则从价计征优于从量计征。但现实中的油价与一般物价变化并不一致,比如,近几年来,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不足40美元上升到接近150美元,近段时间又下跌到40多美元,原油市场价格波动剧烈程度远高于一般物价,如果燃油税采用从价计征,则会进一步加剧油价波动,增加用油风险,也不利于筹集稳定的道路修建和维护费用。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已开征燃油税的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韩国等都采用从量计征。环境保护税也宜采用定额税率,因为其征税的目的是减少油的用量,没有必要在油价高时征收更重的税,油价低时征收更轻的税。

我国本次税费改革的税率为:汽油、石脑油、溶剂油、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每升提高0.8元,柴油、燃料油、航空煤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每升提高0.7元。从上面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定额税率比较科学,至于税率高低的确定,我国主要是按照取消的6项收费和已审批的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规模计算的结果,相当于将取消的上述收费转变为成品油消费税,这种税率确定方法存在一定问题,因为它完全是按照燃油税计算的,但从征税范围来看,我国的这次税费改革不完全是开征燃油税,结果使得道路用油税负太轻,非路用油税负过高。根据前面的分析,科学的确定方法应分别计算燃油税和环境保护税的税率,对不同种类用油采用不同税率,使得道路用油税率最高;非路用油中的燃料用油次之;工业原料用油税率最低。

还可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税率来评价我国税负的轻重。据报道,目前美国的成品油税率相当于油价的30%,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等国在汽油零售价格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1.8%、63.8%、67.6%、60.3%、65.4%和63.9%,我国在成品油消费税改革后约占零售价格的34.6%,有人由此得出我国的税率偏低的结论。笔者认为下结论前还要考虑一些重要因素:一是要考虑各国的税制结构。各国税制结构不同,有的以所得税为主,有的以商品税为主,不同税制结构下一般商品税差异肯定很大,上面的统计数字包含了一般商品税(主要指增值税),因此比较时要将其剔除。二是要考虑人们对环境的要求程度。一般来讲,经济越发达,人们对环境要求越严格,环境保护税税率应越高。三是要考虑汽车普及程度。发达国家私家小汽车是必需品,而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奢侈品,所以发达国家燃油税税率高低都不影响公平,发展中国家税率太低则不公平,相当于补助了富人。

四、从税收用途方面分析

燃油税作为一种受益税,从税收原理上讲应该专款专用,国外的实践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如美国、日本和印度都坚持专款专用;不过,也有部分国家例外,如英国的石油消费税、石油收益税和石油特许使用费都作为一般财政收入。环境保护税是较新的税,从税收原理上讲并不像燃油税那样刻意追求专款专用,但税款如果专门用于环境治理也有其合理性。

我国本次税费改革新增成品油消费税连同由此相应增加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实行专款专用,并按以下顺序分配:替代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的支出;补助各地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对种粮农民增加补贴,对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进行补贴;增量资金,按照各地燃油消耗量、交通设施当量里程等因素进行分配,适当体现全国交通的均衡发展。我国此次税费改革新增税款强调专款专用,且主要用于公路支出,这符合燃油税的税收原理,但我国燃油税的征税范围较宽,没有处理好道路用油与非路用油难题,所以当前的专款专用实际上存在非路用油部门对公路部门的补助问题。据统计,农业、铁路、航空、航运、工业、矿山、发电、渔业、林业等部门都是用油大户,其中农用柴油占柴油总消耗量的50%以上,主要用于耕作、排灌、收割、粮食加工等。在这些部门中,只有航空煤油、某些工业用途的石脑油暂时免税,其他用油都和道路用油一样缴纳了燃油税,在税收分配时应该对这些已税部门都给予适当补偿,但现在只对农业部门的种粮补助,则相当于拿其他已税部门的资金来补助公路部门,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一是扭曲资源配置,影响非路用油部门的正常发展;二是将对农业种粮用油的补偿款误认为是财政补贴,从而影响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三是容易忽略成品油消费税分配中很大一部分相当于财政一般收入对道路的补贴。另外,新增税款分配时还对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进行补贴,这些补助对象主要是用油量大,税费改革后其税收支出大于原来缴费,为维持其正常发展,适当补助是应该的,但补助款应当来源于一般财政收入,因为燃油税是道路使用费。

【参考文献】

[1]刘斌.燃油税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J].涉外税务,2008(5):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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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部市场、税法规制、外部化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有一类现象可谓屡见不鲜：跨国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子公司，频繁地进行着大量的国际贸易；企业集团的各个成员，在积极地进行着“互通有无”的经济活动；许多单位的后勤部门，对内部机构和职工提供着形式多样的有偿服务，等等。诸如此类的内部交易现象，本文统称为“内部市场”现象。

所谓“内部市场”，是指组织体的内部机构、成员之间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市场。它是在“内部人”之间照一定的“内部规则”从事交易活动而构成的市场（注1）。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被分成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使市场主体所遵循的规则被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元分立”，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产生了重要影响（2）。

过去，人们对外部市场普通关注较多，而对内部市场的存在则多予忽视。在制度建设上，人们通常考虑的也是对主体之间的外部交易活动如何进行规范，而对内部交易的规制则疏于建构。但事实上，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内外有别”的两个市场将长期延续，因此，研究两个市场及其影响，尤其应是经济学和法学领域的重要课题（3）。

本文依据参加主体的不同，把内部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的内部市场”，如跨国公司或企业集团的关联交易等所形成的内部市场；另一类是“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如机关内设的后勤机构因提供相关服务而形成的内部市场。对于企业的内部市场，虽然研究尚待深入，但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有关关联交易的研究，有关转让定价制度的研究等；对于“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则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法学界，研究都比较欠缺。因此，本文并不准备仅以关联交易或转让定价问题作为重点进行讨论，而是要在通常探讨的对关联交易的规制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对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制度取舍和规制选择。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分别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企业内部市场的成因，以及相应的税法规制；非企业内部市场的成因，以及相应的税法规制；同时，还要提出对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本文试图说明：内部市场是引发法律规避，特别是税法规避的重要诱因，为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努力压缩或清理内部市场，逐步建立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法制，增进税法适用的普遍性。

二、对企业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

价格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人所共知的。从经济学上说，价格可以分为外部的市场价格和内部转让定价（transfer pricing）（4）。其中，转让定价是在内部的关联交易中形成的价格。上述的价格分类，本身就是对企业内外两个市场的承认。

企业的内部市场，是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形成的。随着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的发展，企业内部的关联交易越来越多，从而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内部市场。各类企业的内部市场，既可能局限于一国内部，也可能跨越多个国家。对此，我国税法不仅承认其存在，且规定了相应的规制措施。为了更全面、更有针对性地研究企业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问题，有必要对内部市场的成因做出分析，特别是对其中最重要的经济与法律方面的原因更应着重探讨。

（一）企业内部市场形成的经济和法律原因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框架下，已经受到了很多批评和挑战，无论是李嘉图（D.Ricardian）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后来的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g）的资源禀赋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当前国际贸易的现状。尤其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大量的国际贸易在人均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间进行？为什么会形成规模可观的内部市场？这使得学者更加注意引入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Theory）以及博弈论（Game Theory）等理论来展开分析，从而使传统理论的研究方向发生了重要转变（5）。

跨国公司的国际贸易为什么要内部化？与此相类似，为什么国内的企业也大量进行内部交易？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科斯（R.Coase）早已作过经典分析。他认为，内部化的实质是通过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来取代市场，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比市场调节更高的效率（6）。在外部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充满不确定性，且各国的法制、各地的习惯等影响交易的因素差异较大，因而企业的交易成本必然过大，从而会影响其效率和效益。而如果采取内部贸易的途径，则可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交易成本，减少贸易摩擦，推进贸易发展。可见，贸易的内部化，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7）

事实上，不仅在跨国公司的内部存在着大量内部贸易，即使是不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也可能从事关联交易。这从我国有关关联交易的定义中可看出（8）。事实上，企业集团的内部市场之存在自不待言，因为在集团内部的子公司之间、分公司之间、或者它们相互之间极易形成内部市场；即使是非企业集团，也可能由于同其他企业存在着销售等方面的关系，而形成实质上的内部市场。此外，导致企业之间关联交易大量发生的原因，除经济因素外，法律因素也非常重要。从税法的角度说，在各个国家之间，由于税法差异而导致的税负差别往往很大，这是诱导转让定价行为大量发生的重要根源。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可能由于税制或法制的不统一，而形成不同的税收管辖区或不同税负区，从而导致转让定价的发生。例如，我国存在着内地、香港、澳门等不同的税收管辖区，又存在着特区与非特区、优惠区与非优惠区等不同的区域，这必然使企业可能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进行主体/客体的转移，从而形成企业的内部市场。

明确内部市场形成的经济和法律上的成因，对于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特别是税法规制，是很有意义的。这样才能因势利导，有的放矢。

（二）相应的税法规制

上述经济性和法律性原因的存在，使跨国公司等各类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内部市场来转让定价，这不仅改变了通常以市场价格为信号的贸易秩序，使市场关系更趋复杂化，而且也带来了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垄断、不公平贸易、税收规避、逃避外汇管制等问题，从而对于一国的经济和法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并且，其中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

应当承认，在利益驱动下，企业的内部交易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其转让定价等活动自然会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负面效应就可以视而不见，放任自流，恰恰相反，给予适度的、全面的、有针对性的规制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规制应避免对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从上述的经济性原因来看，对于企业的内部化趋势，税法是不可能禁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税法规制就不需要或不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上说，税法都可以做出一种抽象要求，即“从事内部交易的主体必须按照独立竞争原则行事，使它们像不存在关联关系一样，从而把内部市场变成一个法律上的外部市场，实现内部市场的”外部化“。这样才符合通常应有的市场竞争规律，才更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和确保社会公平。

针对上述的法律性原因，要加强对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就需要努力完善税制，尤其要实现一国税法的统一适用。因为税法的统一适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常重要。即使是由于实行一国两制而形成的特殊区域，也应通过解决“区际冲突”的办法来实现企业税负的公平。例如，可以通过一定的安排，使内部市场活动与外部市场活动的效果类似，从而解决税负不公等问题。从税法的角度来讲，国家进行相应规制，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保障财政收入和统一的市场竞争秩序，防止税款流失和当事人之间的税负不公。

可见，从经济上说，企业要实现外部市场的“内部化”而从法律上说，国家要实现内部市场的“外部化”。两者的角度、目标不同，但都有各自的合理性。

由于企业的内部市场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可能会长期存在，因而对于税法规制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其发展。

事实上，各国在制定转让定价税制，或者在其他领域对关联交易进行规制时，都非常强调“独立竞争原则”（Arm‘s Length Principle），即强调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像“陌生社会”的“陌生企业”所形成的外部市场一样，这样的经济交往才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正常交易”，也才是税法或其他相关法律所认可的。否则，如果这些“熟人企业”之间的内部市场不按照独立竞争的原则进行市场竞争，从而可能形成不同于外部市场的价格，则相关国家机关有权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使其行为同独立的市场主体之间的行为在经济效果上相一致。

上述原则已在税法规制的现实中得到体现。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旨在规制转让定价行为的“反避税制度”，确定了征税机关对于从事关联交易企业的应纳税额的合理调整权。这种调整权实际上是对规避税法的内部市场行为的一种否定。由于内部市场行为较为普遍，因而这种调整权也体现在各类税法中。

例如，在商品税领域，我国在关税制度中完税价格的确定方面，就规定了海关对于相关主体所申报税额的确定权；在增值税制度、消费税制度等领域，也强调在申报税额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征税机关享有税额核定权，等等（9）。又如，在所得税领域，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涉外企业，如果它们与关联企业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额，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的调整（10）。

可见，我国对内部市场的规律集中地体现在关联交易方面。对于关联企业及其关联交易，在税收征管制度、所得税制度、商品税制度中都有体现。这说明，内部市场问题已经进入了现行制度的视野，并已产生了相应的制度回应。（11）

总之，对企业的内部市场进行税法规制，对于防止国际和国内层面的低税竞争，确保国家之间与企业之间的公平的竞争秩序，防止国家的“财政降格”，预防财政危机，都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在国际层面对解决企业内部市场问题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从总体上看，尽管目前在制度建设上还有一定的漏洞和缺陷，但在立法规模、层次和成效方面，比规制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制度建设要好得多。因此，对非企业内部市场的规制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对非企业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

（一）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存在及其成因

可能是人们认为非企业内部市场对经济和法律的影响相对不大的缘故，从制度建设到学术研究，对非企业的内部市场问题都关注不够，相关的制度资源也并不多见。我国目前对此类内部市场所做出的规范，主要是以国家税务总局的《通知》或《批复》的形式存在的。尽管对这些规范的效力、合法性等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但这些规范实际上确实在发挥着“规范”的作用，并已在事上生成了一系列“类型化规范”。由于这些被忽视的“类型化”规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而非常有研究的价值。

从历史源流上看，我国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形成，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轨有关。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市场分工、社会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例如，高校、部队等非营营利性的组织，长期是不面向公开的市场的，其后勤保障长期没有实行社会化，因而形成了面向“内部人”的“内部市场”。从近些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人们对企业这类典型的市场主体应当面向市场（即外部市场）是殆无异议的；而对于具有一定公益性的学校、部队等非企业性、非营利性的主体是否应面向市场，则始终存在争议。这实际上也是上述单位得以存在“内部市场”的重要原因。

从主体的角度说，学校、部队等主体的内部市场之所以能够长期存续，还因为这些组织体内部存在着需要大量的、较为稳定的商品供应的群体，并且该群体组织体存在着地位上的不平等关系或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这是形成内部市场的直接动因。

与上述历史的、主体的原因相联系，我国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存在，还有经济的、体制的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从经济的角度说，非企业单位在理论上是非营利性的组织体，因而本来是不应从事经营性的活动的，特别是不应对外从事经营活动；但由于存在着体制上的原因，这些单位往往是具有公益性的组织体，且负有为内部成员提供一定福利的任务，同时又要养一批不能推向市场的冗员，因而不得不从事一些经营活动。这样至少可以实现自我服务，如果能同时解决一点财政经费不足的问题，则当然更是“锦上添花”，并且这种对经费的需求有时甚至还是内部市场形成的重要动力。而在法律上，恰恰对这个部分的立法是比较欠缺的，于是非企业性的内部市场便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以致于发展到不仅对内经营，而且也开始对外发展，于是又产生了如何“脱钩”、“停办”等较为棘手的相关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非企业内部市场的成因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不进行较为全面的、根本的变革，则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就必然会发展，并可能使非企业主体发生性质上的转变。因此，全面深化各类体制改革，对于解决内部市场问题尤为必要。

针对上述的历史和经济原因，必须注意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改变计划经济的观念和影响，并调整好非企业单位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解决好“市场准入”和“市场禁入”的问题；针对上述主体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必须深化各类体制的改革，使非企业单位能够获得从事其根本经济活动的经济来源，理顺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惟有如此，税法规制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对非企业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

根据人们的通识，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求有统一市场、统一的法制，这样才可能确保法律的普遍、统一适用，才可能使市场竞争更加公平。一种主体，不管它在性质上、设立宗旨上属于哪一类，只要它从事的是实际上的经营活动，那么，就应当把它作为一般市场主体来对待，而不应有更多的特殊待遇。

事实上，内部市场毕竟也是市场，其收入与税法规定的各项应税收入并无本质差异。也就是说，依据可税性理论，凡是具有非公益性的营利性收入，一定是可以征税的（12）。因此，这些收入同样也是可税的。而各类《通知》和《批复》作出的内外有别的规定，与税法本意是否相合，对这些非企业性单位的营利性收入是否应当全面采取免税政策，都是值得探讨的。

应当说，在税法上承认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存在，并进行相应的规制，是在经济过渡或称转轨时期不得已的现象，但此类市场的存在实际上是不合理的，相关制度也不过是对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的一种描述和确认。对非企业的内部市场之所以给予优惠，主要是因为这些非企业单位是具有一定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组织体，它们或者不具有可税性，或者应当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帮助，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对其给惠也算作是对财政供给不足的一个补充。因此，在税法规制方面，就不可能对以营利为目的的外部市场给予完全相同的税法待遇。

随着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的深入，非企业单位的内部市场转化为外部市场是一个基本的趋势。虽然在实践中有许多特殊情况，因而对这个问题不能“一刀切”，但统一的市场、统一的法制不允许有太多的“特殊”。法律能够对各类营利性的主体（不管在性质上是否属于纯粹的企业）普遍适用，是实现法治、实现“依法治税”的重要基础。因此，从税法规制的角度说，并不是要强化内部市场，对其发展给予过多的鼓励和优惠，而恰恰是要将其做与外部市场相同的规制。这样才有利于市场的统一化、社会化、专业化的发展。

在发展趋向方面，由于非企业的内部市场从社会福利或整体的角度来说，并不具有合理性，与市场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也不相符合，因此，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些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应当逐步转为外部市场，使整个市场的发展更趋于合理。对于在过渡期间所需要的补贴，可以其他的财政支持的方式来体现，而不一定要通过税法上的不公平待遇来实现。因为法律的正当程序、平等征税对于税收法治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改变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已经有了相关的努力。这也是为建立统一的市场而做出的努力。例如，在《关于国务院各部门机关服务中心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下发后，北京市又做出了补规定，要求国务院各部门机关服务中心，要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要求，到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手续，并依法纳税。这样，才能使其从缺乏规制的内部市场的状态转为外部市场。此外，为防止税法规避，北京市还规定，各中心必须分别核算和申报对内、对外提供的服务收入、成本，以合理确定应税收入及免税收入，对划分不清的，一律视同对外服务征税（13）。这表明，北京市税务机关对统一市场、统一税制是有其认识的，并且，对内部市场可能造成的税法规避问题也是有考虑的。其规定比税务总局的《通知》要更加完备一些。

四、相关的思考

在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方面，除了上面涉及到的问题以外，还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值得探讨：

其一，综合规制问题。“内部市场”的存在，不仅加大了税法制度的难度，而且也增加了法律调整的难度。在税法上如何来规制“内部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市场”自身如何发展。而其自身的发展则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如体制问题等，这是税法单方面所不能解决的。即使单纯从法律的角度说，税法的调整也有赖于其他法律的调整。因此，从系统论和综合控制的角度来看，加强对内部市场的综合规制是非常必要的。

其二，规制方向问题。内部市场的发展方向是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应予清理或外部化，对此殆无异议；而作为企业的内部市场，由于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市场主体的需求，因而这种内部市场是不会很快就消失的。为此，税法必须针对这种情况，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尤其要针对国际和国内的诸多转让定价问题，制定相应的制度，以进行有效的规制。通过规制，引导内部市场的发展方向，使其更能够符合通常的外部市场的一般原则。在这方面，各国的认识是比较接近的。

其三，规制的内部化问题。外部的市场价格与内部的转让定价的区分，不仅已承认了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的划分，而且对法律的调整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关联交易大量存在，而法律在设计上又主要是用来调整外部关系，因此，如何实现法律规制的“内部化”，以提高法律调整的实效，同样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过去，法律的调整存在着许多“外部性”或外部化的问题，一方面，法律调整本身是要“外向”的，但同时也会影响到该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之外的相关主体的利益，从而产生社会福利的损失问题。因此，如何使法律调整更加“内敛”，使社会成本的分担更加公平，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其四，规制政策问题。规制涉及到许多政策性问题，如对公益性问题如何看待和解决，如何解决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冲突，等等。其中，如何规制第三部门，尤为重要。根据可税性原理，如果属于第三部门的机构从事营利性活动，当然也要按市场主体来对待。这样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相关的问题（14）。

其五，挑战传统问题。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也带来了税法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对税法的特征、税收的特征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例如，为规制内部市场而形成的转让定价方面的“预约定价制度”（APAS）（15），就已经对税收的强制性特征提出了挑战。对于这些问题应如何认识，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六，内外有别问题。随着WTO等所确立的国际经贸规则的日益深入人心，人们都认识到国民待遇原则的重要性，都认识到税制对于各类主体的一视同仁的应然性。因此，对于在内资企业与涉外企业之间存在的内外有别的两套税制，人们一般都认为应当废除：而对于有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之间存在的内外有别问题应当如何处理，与是否含有涉外因素的“内外有别”是否应属同一性质？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应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结论

内部市场是重要的经济现象，加强对内部市场的法律规制的研究很有必要，它是法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此外，内部市场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值得关注。事实上，即使国家给予许多优惠，内部市场的实际操作者，也极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而只关注自己的小群体或族群的利益。更何况国家的给惠，还会引诱许多本来不应享有这些优惠的组织体来“挂靠”、“沾光”，最后可能把国家的良好愿望和利益全部击破、沾“光”。这是违背国家给惠初衷的。由于内部市场的存在不仅会引发税收逃避、导致国家税收流失，而且也是产生本位主义和腐败的重要渊薮，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对内部市场予以清理、转化，以逐步形成“外部化”的、可控的统一市场，并实行统一的法制。从税法规制的角度说，必须使税法制度与补贴制度等相关制度有机配合，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地适用税法，以增进税法适用的平等性和普遍性。

「注释

[1] 这里的内部市场，也可能是国际市场，而并非必然是国内市场。我认为，确定内部市场存在的关键要素，是内部人、内部规则、内部交易。这里的内部人可能分布于世界各地，也可能局限于一个地区；这里的内部规则既可以能与国家法律的精神一致，也可能与之相背；这里的内部交易是内部人按照内部规则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满足上述要素，即可认定存在内部市场。

[2] 仅从法律的角度说，如果内部市场所遵行的内部规则和所追求的目标与国家法律的精神相违背，则国家就可能会以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内部市场进行规范。例如，在税法方面，为了解决企业通过内部市场转移利润以逃避缴纳所得税义务的问题，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或反避税的制度（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及《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即有此类规定）。这些都体现了内部市场的存在对制度建设的影响。

[3]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探讨法律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等问题是有意义的，而且探讨对内外两个市场的规制也是有意义的。

[4] 对于转让定价，可以从价格分类的角度做静态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从转移利润等角度做动态的理解。税法上的规制主要是倾向于规制动态的转让定价的行为，从而控制静态的转让定价的形成，进而对有关商品和所得方面的税收进行控制。

[5] 例如，马歇尔（Marshall，1920）、施蒂格勒（Stigler，1951）等从内部规模经济的角度，伊希尔（Ethier，1982）从外部规模经济的角度，都作了重要的研究。

[6] 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作为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在其早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或译为《企业的本质》、《公司的本质》）这一不朽的论文中，就已提出了这一思想。

[7] 研究和评介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论文已有一些，如朱刚体：《交易费用、市场效率与公司内国际贸易理论》，载于《国际贸易问题》1997年第11期；卢荣忠等：《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几个问题》，载于《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2期。

[8] 根据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36条的规定，关联企业，是指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1、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2、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3、其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关系。这种定义与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482节的规定是很类似的。

[9] 增值税暂行条例〔S〕。第7条，消费税暂行条例〔S〕。第10条，营业税暂行条例〔S〕。第6条，以及进出口关税条例〔S〕。第17条。

[10]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S〕。第10条，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S〕。第13条，税收征收管理法〔S〕。第24条。

[11]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3条，以及该法的《实施细则》第52—5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4条、以及该法的《实施细则》第36—41条，均有关于关联企业制度方面的规定，这说明我国对关联企业的规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

[12] 参见《北京市地方税务公报》〔J〕。

[13] 可税性理论主要说明，征税对象具备哪些条件才是可以征税的，或者说对其征税才是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一般说来，影响征税对象可税性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收益性、公益性和营利性。通常具有收益性和营利性，就是可税的。参见拙文《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2000年第5期。

篇4

论文摘要：在借鉴国外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模式——减免税制和税前扣除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以非营利组织的法律界定为切入点，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基本设想。认为非营利组织应当是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法人。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特质，建议在税法中应当区分公益性和互益性、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的非营利组织，并赋予不同的减免税待遇；应当统一向公益性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前扣除标准，允许超限额部分递延扣除，并建立公益性捐赠的直接扣除制，允许境外公益性捐赠限额扣除。

一、非营利组织的法律界定

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关于非营利组织的法律界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将非营利组织分为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其中第10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第10条第3款规定：“本法所称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是指依法成立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2条规定，允许捐赠者在所得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所涉及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1)依法登记，具有法人资格；(2)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且不以营利为目的；(3)全部资产及其增值为该法人所有；(4)收益和营运结余主要用于符合该法人设立目的的事业；(5)终止后的剩余财产不属任何个人或者营利组织；(6)不经营与其设立目的无关的业务；(7)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8)捐赠者不以任何形式参与社会团体财产的分配；(9)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民政部门等登记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从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对非营利组织给的界定并不明确和统一。因此，目前迫切需要从法律上特别是正在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中明确界定非营利组织的定义。

国外关于非营利组织的认定标准，一般文献经常引用沃夫(Wolf)所归纳的非营利组织的5项特质作为认定标准：(1)有服务大众的宗旨；(2)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结构；(3)有一个不致令任何个人利己营私的管理制度；(4)本身具有合法免税地位；(5)具有可提供捐赠人减(免)税的合法地位。1993年联合国、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共同编写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也阐明了非营利机构的性质和主要特点：(1)向社会提供公益；(2)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以营利为目的；(3)非营利机构并不意味着其不能创造营运结余，但是其结余不得“分红”；(4)非营利机构通常得到优惠的税收政策，包括免交所得税；(5)非营利机构受到社会和政策的严格审视，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6)财产处置的特殊性，即非营利机构的所有权不能是私有的，其财产不能在市场上交易，不能强迫兼并。从上述著名学者和国际组织给出的标准可以看出，尽管有关学者或国际组织对非营利组织的认定标准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包含了公益性、非营利性和税收优惠性的三大特点。“公益性”即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宗旨应当体现社会公共利益，目标在于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缺陷，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不是谋求国家利益或者个人利益最大化；“非营利性”即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宗旨不是为了获取利润并在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分配，而是为了从事公益事业或追求成员的共同利益；“税收优惠性”即非营利组织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或者个人，作为特别纳税人享有特殊税收优惠待遇，也就是说，国家通过税式支出支持和鼓励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非营利组织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主体至少应当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非营利组织是依法登记成立的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法人；(2)非营利组织是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3)非营利组织以公益性或者互益性为其活动宗旨；(4)非营利组织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社会组织。因此，笔者认为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应当包含公益性、非营利性和税收优惠性要素，即非营利组织是指依法成立，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并且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法人。

二、国外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模式

各国税法对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规制一般包括：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特殊税收待遇规制和向非营利组织实施捐赠的特殊税收待遇规制。

(一)非营利组织自身特殊税收待遇规制模式——减税或免税制

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特殊税收待遇规制主要表现为税法对不同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所得和其他财产或行为的减免税优惠。从各国税法对非营利组织自身减免税待遇的法律规制来看，各国税收立法普遍遵循的规则主要包括：

1、将非营利组织分为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和互益性非营利组织，不同性质的非营利组织享有不同的税收待遇。如，日本《法人税法》将非营利组织主要分为：公共法人和公益法人。公共法人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质，且其所进行的事业均属于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因此免征法人税；公益法人是以追求公益为目的的法人，所以只对其所得中的由收益事业中所产生的所得进行课税，对其他所得不课税；在德国，如果一个非营利组织以追求公共福利、慈善事业或者宗教发展为其活动宗旨，该组织则可以享受一系列的特别税收优惠待遇；然而，当一个非营利组织以为会员服务或者使会员受益或互惠为其活动宗旨时，就不能完全享受特别税收优惠待遇。从上述各国税法的规定可以看出，由于公益性非营利组织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救济和公共福利等社会责任，从而相应减轻了政府责任和财政负担，因此，各国税法对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规制主要在于强化税式支出，扩大减免税范围。互益性非营利组织虽然也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但其主要宗旨还是为其成员提供服务，而不是服务于整个社会，如果对其进行大量减免税，则会相应增加财政负担造成税收流失。因此，各国税法对互益性非营利组织的规制主要在于弱化税式支出，缩小减免税范围。

2、将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分为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不同性质的商业活动享有不同的税收待遇。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分配中的特殊主体，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捐赠收入、拨款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以及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各国税法基本上都对非营利组织的捐赠收入、拨款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全部免税，但对其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是否免税各国在税法规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如，菲律宾《税收改革法》规定，非营利组织有权享受免税待遇，但是只要这些组织通过使用房地产或者其他资产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该组织从中获得的任何类型和性质的收入，无论进行何种处置都必须依法纳税。美国国税局的指导原则是，如果一个免税机构财富的产生和分配或者创收服务的开展，对其实行免税目的是重要的，而不是靠创收用于其他目标，那么它的创收活动就是与教育、科研、慈善等或该机构的其他免税目的“有关”的。当一个机构的无关经营活动达到相当程度，以致令人怀疑其创办与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从事无关经营活动时，这个机构的免税资格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凡经美国国内税务局查实并赋予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均可得到所得税、财产税、失业税的全额免除。但是，如果非营利组织从事与其组织宗旨无关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时，其所得税、财产税和失业税都应当依法缴纳。从上述各国税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尽管各国在处理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和营利性的关系问题上有不同的认识，但各国都普遍认为，只有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活动收入用于公益或非营利目的，并且该活动对于公益目的的实现是必要的，才能享受税法规定的税收优惠待遇，否则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活动收入就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如果普遍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将会造成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破坏。

3、非营利组织能够享受多个税种的税收优惠待遇，而且不同性质的非营利组织所享受优惠待遇的税种范围不同，灵活性比较大。由于非营利组织受不分配利润的约束，即非营利组织获得的净收入不能分配给对该组织实施控制的成员，必须完全用于公益事业或非营利事业的发展，因此，几乎所有国家都对非营利组织获得的捐赠、政府补贴或拨款、会费等收入免征所得税和利润税。而当非营利组织属于公益组织范畴时，其享受税收优惠的税种还会涉及到商品税、财产税、行为税等其他若干税种，对此各国税法有不同的规定。如按照德国税收法案的规定，具有免税资格的公益组织一般可以享受到的免税待遇主要包括：免征法人所得税；公益组织在继承遗产后其免税身份还可持续10年，并且免征遗产税和捐赠税；免征商业税和净资产税。在澳大利亚，依据其联邦和各州税法的规定，依法登记取得法人地位的非营利组织可以提出免税申请，免税税种主要包括所得税、资本增值税等联邦税，以及土地税、印花税、财产税等各州税。从上述各国的税法规定可以看出，各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范围因“公益性”和“互益性”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公益性组织的税收优惠范围要大于互益性组织的优惠范围，从而体现了各国政府对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支持和鼓励。

(二)向非营利组织实施捐赠的特殊税收待遇规制模式——税前扣除制

向非营利组织实施捐赠的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主要表现为税法对企业或个人向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捐赠给予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优惠，即允许捐赠者在纳税时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捐赠部分，从而使企业或个人因其向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捐赠而获得一定的税收收益。但税前扣除的幅度，因捐赠对象和捐赠数额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日本税法规定，个人对特定公益事业的捐赠，以超过1万日元的捐款为税前扣除对象，但该项扣除的最高限额为综合课税所得总额的25％，超过部分不得扣除。企业向特定公益法人的捐赠，不得超过捐赠扣除的最高限额(捐赠计人费用的最高限额=期末资本金额×0.00125+当年所得金额×0.0125)，即企业的捐赠金额小于该最高限额时，则按实际捐赠金额扣除，而当企业的捐赠金额大于该最高限额时，则按相当于该最高限额的金额扣除，超过最高限额部分不得扣除。按照美国联邦税法的规定，只有向符合《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款要求的公共慈善组织的捐赠才可以获得税收优惠，其中个人税前扣除的最高额度为个人毛所得的50％；企业税前扣除的最高额度为应税收入的10％，超过部分可以在以后年度顺延扣除，但最长不得超过5年。从上述各国的税法规定可以看出，各国主要是针对向公益性组织实施捐赠的企业或个人给予不同程度的税前扣除优惠，这一方面表明各国政府对公益组织发展的税收支持，鼓励企业或个人向公益组织提供捐赠；另一方面，各国税法也都通过规定税前扣除的最高限额来控制税式支出，防止纳税人滥用税收优惠损害国家税收利益。

三、我国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现状及其缺陷

(一)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现状

在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中对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主要包括：

1、非营利组织自身享有的特殊税收待遇。目前直接针对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主要有：(1)所得税法的特殊待遇规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属于免税收入，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2)流转税法的特殊待遇规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对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以及由残疾人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免征增值税。根据《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的规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以科学研究和教学为目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婚姻介绍，殡葬服务；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文物保护单位举办文化活动的门票收入，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等免征营业税。(3)财产、行为税法的特殊待遇规制。非营利组织享受的财产税、行为税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房产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税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和房产，以及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和房产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等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的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老年服务机构自用房产、土地、车船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车船，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学校、幼儿园、敬老院、医院经批准征用的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的免征契税。从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规范非营利组织自身特殊税收待遇的基本模式为免税制，即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免征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关税、房产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等多个税种。

2、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特殊税收待遇。目前对向非营利组织实施捐赠的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主要有：(1)企业所得税法的特殊待遇规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2)个人所得税法的特殊待遇规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向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的捐赠，其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3)印花税法的特殊待遇规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对财产所有人将财产捐给社会福利单位、学校所立的书据免征印花税。从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规范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特殊税收待遇的基本模式为税前扣除制并辅之以免税制，即允许企业或个人将其公益性捐赠按一定标准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并对捐赠财产所立书据免征印花税。

(二)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缺陷

我国现行税法对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缺陷主要体现在：

1、没有明确划分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和互益性非营利组织及其相关的税收待遇，缺乏对互益性非营利组织的特殊税收待遇规制。目前，在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只规定了取得免税收入的非营利组织的条件，并没有明确哪些组织属于公益性组织哪些组织属于互益性组织。也就是说，不论是公益性组织还是互益性组织取得的收入一律免征企业所得税。而在流转税法、财产税法和行为税法中只是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有关非营利组织享受免税待遇，并没有明确享受相应免税待遇的非营利组织是公益性组织还是互益性组织。这样就形成了在我国税法体系中，不论是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还是互益性非营利组织都享受同等税收待遇的立法局面。这不仅会造成有限免税政策资源的浪费，扩大了政府的税式支出，相应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还会导致税收优惠政策被滥用，使非营利组织成为逃避税的重要渠道。应该说这与各国税法旨在支持公益事业发展，强化对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税式支出，弱化对互益性非营利组织的税式支出的立法原则相悖。

2、没有将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划分为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缺乏对不同性质商业活动的特殊税收待遇规制。目前在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中，虽然明确非营利组织的免税收入不包括其从事营利活动取得的收入，但并没有明确从事营利活动取得的收入是相关商业活动收入还是无关商业活动收入。也就是说，无论是相关商业活动收入还是无关商业活动收入，只要是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活动取得的收入都要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虽在但书中规定：“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以此体现立法上的灵活性，但也导致了税收执法上的混乱和财税主管部门的随意。在其他税法中也都没有明确非营利组织的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所享受的不同税收待遇。如在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只是规定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和房产，以及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和房产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但没有明确这些单位利用其土地、房产从事营利活动时该土地和房产是否享受免税待遇，更没有明确其营利活动是相关商业活动还是无关商业活动以及如何享受税收优惠待遇问题。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从所得税的角度看不利于非营利组织通过多渠道筹措公益性资金来发展公益事业，从财产、行为税的角度看不利于防止非营利组织滥用免税政策从事商业活动，形成不公平市场竞争。

3、向公益性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前扣除标准不统一，缺乏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全面发展的税收激励机制。目前在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中存在着对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按照两档标准进行税前扣除，即全额扣除和按年度利润总额12％或应纳税所得额30％的标准扣除。不同扣除标准导致同属公益性捐赠，但享受不同税收优惠的不公平待遇。综合比较各国的扣除标准，我国的扣除比例明显低于国际标准，而且不允许超限额部分递延扣除。另外，“两法”允许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在税前扣除的捐赠是指通过中国境内公益性社会团体或国家机关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也就是说，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直接向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捐赠不允许税前扣除；另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通过境外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也不允许税前扣除。而我国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捐赠收入，因此，这一规范既不利于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向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实施捐赠，促进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全面发展，也不利于鼓励我国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向国际公益慈善组织进行捐赠，促进国际公益救济事业的开展。

四、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基本设想

基于现行税法对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法律规制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特殊税收待遇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优化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税收优惠

1、区分公益性和互益性非营利组织，并赋予不同的税收优惠待遇。在我国税法体系中，由于没有将非营利组织划分为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和互益性非营利组织，几乎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享受税法规定的相同免税待遇，这种做法不仅会增加政府有限的税式支出，而且还会削弱对公益事业的重点支持。因此，笔者建议在税法中应当明确区分公益性和互益性非营利组织，对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给予免税待遇，对互益性非营利组织给予减税待遇。这样既体现了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全面支持，又体现了政府对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重点扶持，从而反映出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2、区分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并赋予不同的税收优惠待遇。由于对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活动不加区分的与营利性组织的商业活动一样正常予以征税，会影响到非营利组织公益目的的有效实现，不利于鼓励和扶持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因此，笔者建议在税法中应当将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活动分为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对相关商业活动实行减免税，即对非营利组织为公益目的采取经营性商业活动所涉及的财产、行为以及取得的收入减税或者免税；对无关商业活动正税，即对非营利组织与公益目的无关的经营性商业活动所涉及的财产、行为以及取得的收入正税。

(二)强化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