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律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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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采取行为的机关为标准，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所采取的全部行为，以区别于立法机关所采取的立法行为和司法机关所采取的司法行为。这种意义称为形式意义或者机关意义的行政行为。形式意义的行政行为能够区别行政行为和立法行为及司法行为的法律制度，但是不能区别行政机关内部不同性质行为的法律制度。

2、以行为本身的性质和内容为标准，行政行为是适用普遍性的规则于具体事件的行为，制定普遍性的规则的行为是立法行为，适用法律解决争端的行为是司法行为。这种意义称为实质意义的行政行为。实质意义的行政行为能够说明普遍和具体行政行为法律制度的不同，不能说明行政机关的全部行为。因为行政机关必须同时采取普遍和具体行为。这种实质意义的行政行为，在法国的行政诉讼上意义不大。

3、以行为的作用为标准，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用以产生行政法上效果的法律行为，以及私人由于法律或者行政机关授权执行公务时所采取的某些行为。这种行为称为功能意义的行政行为。功能意义的行政行为主要根据行政法院的判例而产生的理论。行政法院在确定行政法的适用范围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适用行政机关、公共权力和公务几个标准，以说明行政活动的性质和作用。学术界据此以确定行政行为的意义。这是法国一般理解的行政行为的意义。王名扬先生认同这种定义，认为现代法国行政法对行政行为的定义是：行政行为是行政活动的法律手段，用以达到一定的法律效果。

德国，由于行政诉讼的范围限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处理，其行政法学往往采取实质意义的行政行为的观念。德国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是19世纪行政法理论的创造。行政行为是涉及一种范围很广的行政措施的总称，虽然这些措施在细节上不同，但他们确实具有共性，即都是行政机关针对公民或者法人，就特定具体事件作出的决定。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5条第1款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行政行为的定义：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为了调整公法领域的具体事件而采取的，对外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命令、决定或其他措施。

法德两国对行政行为的理解对我国研究行政法、科学定义行政行为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对行政行为的研究应当立足我国的本土资源，考虑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在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模式进行科学分析评价的基础上，界定行政行为。

笔者认为，对行政机关活动的研究应当以行为的核心要素——行政职权为关注的重点。任何淡化这一要素的研究都是不可取的。根据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成果，将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行为是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行使权力，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法律行为。

该定义包含了以下内容：

1、行政行为的主体是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不享有行政职权的组织所为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

2、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行为，行政主体没有行使权力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例如，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从事的民事活动等非权力行为就不是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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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WTO规范体系的特殊性

WTO规范体系是由国际公约（如《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多边协定（如《货物贸易多边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等），国际组织规章（如《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等）。国际组织的决定与宣言（如《关于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措施的决定》、《关于世界贸易组织对实现全球经济决策更大一致性所作贡献的宣言》等等），以及各国的加入决定书等等组成。这些公约、多边协定、国际组织规章、国际组织的宣言与决定以及加入决定书等无疑都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约束国家的国际行为的规范，因而属于传统国际法的范畴，具有传统国际法的本质和特征①。然而，与传统国际法相比，WTO的规范体系却有着显著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对传统国际法所规范的行为范围的拓展，而且表现在对传统国际法的本质特征的拓展。兹一一列举之：

1、与传统国际法相比，WTO规范体系的规范对象发生实质性变化。

传统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与国家间、国家与国际组织间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所规范的对象对国家来说，仅是国家的对外行为，或称国家的国际行为。而对国家的国内行为，传统的国际法向来都根据原则将其排除在国际法的规范对象之外。与传统的国际法不同，WTO的规范体系，不仅将国家的对外行为作为规范对象，而且将国家的国内行为也作为规范的对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下称“入世议定书”）第二条A款2项对国家的国内行为方式做出规定，即：“中国应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也就是说，对国家有关贸易的国内行为，WTO要求以“统任何国家加入WTO，都会面临一系列的“入世问题”。所谓入世问题，是指加入国如何调整和变革现存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甚至部分政治制度，使之符合WTO规范体系要求的问题。“入世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与WTO规范体系的不相适应性。“入世问题”的严重程度与这种不相适应性成正比。二是WTO规范体系的特殊性。这是产生“入世问题”的更重要的原因。正是WTO规范体系的特殊性，才使得各成员国的国内制度不但有必要符合WTO规范体系，而且必须符合WTO的规范体系，才使得调整和变革国内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不但成为必要，而且成为必须。因此，要探讨入世对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冲击和挑战，就必须从分析和研究WTO规范体系的特殊性入手。

一、WTO规范体系的特殊性

WTO规范体系是由国际公约（如《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多边协定（如《货物贸易多边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等），国际组织规章（如《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等）。国际组织的决定与宣言（如《关于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措施的决定》、《关于世界贸易组织对实现全球经济决策更大一致性所作贡献的宣言》等等），以及各国的加入决定书等等组成。这些公约、多边协定、国际组织规章、国际组织的宣言与决定以及加入决定书等无疑都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约束国家的国际行为的规范，因而属于传统国际法的范畴，具有传统国际法的本质和特征①。然而，与传统国际法相比，WTO的规范体系却有着显著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对传统国际法所规范的行为范围的拓展，而且表现在对传统国际法的本质特征的拓展。兹一一列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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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查依据

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应以行政机关依职权并符合制定并公布的符合行政程序基本原则的具有普通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具体来讲有：

（一）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程序方面的规定。《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专门规定行政程序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行政程序法律规范是毫无疑问的。我国的行政法律、法规中，绝大多数主要规定实体问题，同时还对有关行政程序问题作出了一些规定。如《土地管理法》第四章有关征用土地审批程序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四章中关于裁决与执行的规定，《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三章关于商标注册的审查的规定等等，这些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程序方面的规定，均属于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范畴，同时也是人民法院衡量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标准。

（二）规章中的行政程序现象。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因此，规章中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亦属于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范畴。因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参照规章，而不是依据规章，所以只有经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符合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的，才能作为法院衡量具体行政行为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标准，反之则不能。

（三）规范性文件中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由于行政管理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所管理的行政事务非常复杂，加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因此法律法规及规章不可能对所有的行政程序问题一一作出具体的规定。不具有制定规章权的行政机关对其职权范围内的行政管理工作，在法律、法规及规章有关行政程序规定不具体或者没有规定的情况下，用所公布的规范性文件确认和规范行政管理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和符合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视为法定程序，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行政案件时，应予以参考。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不少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布承诺制度中的一些承诺，缩短了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审批许可证，营业执照等期限，这些规定可以作为行政机关对其内部工作人员的工作要求，但不能作为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标准。人民法院审理具体行政案件时，应以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作为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标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对有关强制执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行政行为的程序问题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在一些行政管理领域，有关这类行政行为的程序的法律规范还很不完善或处于空白。为保证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因法律规范不健全而受到损害，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行政案件时，应以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为标准，参照行政处罚的有关规定，审查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二、审查方式

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既是一个事实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所谓事实问题就是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所谓法律问题，是指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有关程序问题的规定。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时，首先要查清被告或者被告的内部机构，派出机构实施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实问题，尔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方面的事实进行衡量，判断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

根据行政诉讼法关于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规定，法庭应当要求被告说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事实，并向法庭提交证明其事实的证据，尔后由其他当事人进行质证，提供反证。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所说明的程序事实的，不能认定，其他当事人提供或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否定被告说明的程序事实的，亦不能认定。法院查清事实后，再由被告向法庭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程序的规范性文件，并宣读其依据的条文。其他当事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某项法律规范的规定，可以向法庭提供该文件，并在法庭上宣读有关条文。当事人宣读完某个规范性文件后，法庭应当审查该文件的效力，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标准。法庭认为被告应当提供而没有提供的文件或应当宣读而没有宣读的条文，由审判人员当庭出示，宣读有关条文。

三、审查的具体内容

行政程序是由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组成的。因此，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审查法定方式。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由行政管理活动的形式种类和外在表现形式两个部分组成。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形式种类主要分为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三种，例如《行政处罚法》第五章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什么样的行政处罚应当采用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如果行政机关未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应采取一般程序作出处罚决定的却采取简易程序，即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外在表现形式通常分为要式和非要式两种形式。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采取要式行为，而不能采取非要式行为。例如，《行政处罚法》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必须采取书面方式，不能采取口头形式。如果缺少书面决定书，必然违反法定程序。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时，首先要审查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要求，凡是不符合的均应予以撤销。

（二）审查法定步骤。所谓步骤，是指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若干必经阶段。它是行政程序的基本要素，任何行政程序作为一个过程均要通过一个个步骤来完成。如果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务过程中，缺少法律、法规及规章中规定的必须进行的一个或者几个步骤，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就有可能违反公正原则，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可能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其他公民的利益。因此，我国不少法律、法规及规章中均规定缺少步骤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例如：《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申请用地的，必须持国家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向行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点，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用地位置和界限，提供规划设计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规划土地。”如果土地管理部门在城市规划部门未核发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未批准前作出划拔土地的决定，即属违反法定程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步骤，是指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中必须进行的并影响到决定的正确性的步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未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要求如检查中未出示证件等，不可能影响到公正处理的，原则上不应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

（三）审查法定顺序。所谓顺序，是指步骤的先后次序。法律、法规及规章中规定的行政程序的顺序，是立法机关在总结行政执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从特殊中抽象出一般，按照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确定的行政程序的步骤顺序。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颠倒顺序，不仅有可能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会影响行政质量。行政执法中颠倒行政程序的顺序必然违反了客观规律和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要求，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发现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颠倒顺序的，均应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行政程序中颠倒顺序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①先裁决后取证。如，原告到人民法院后，行政机关才进行大量的调查取证，向法庭提交的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基本上是原告后收集的。②裁决后告知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一些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不告知当事人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才告知。③先执行后裁决。有些行政机关由于受利益驱动，在未作出裁决前，先将当事人的存款划在自己的帐号上，或违反规定将扣押的当事人的物品变卖、拍卖。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前，行政机关只能依法冻结当事人的存款，扣押当事人的物品，无特殊情况不能划拔、变卖、拍卖。

（四）审查法定时限。任何一个行政程序都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如果行政机关可以不受时间限制，那么行政机关将无工作效率可言。我国许多法律、法规及规章中对行政程序中的时间限制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说，时间限制亦是法定程序的要素之一。法律、法规及规章中对有关行政程序中的时间限制的规定，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在规定的期间内完成，反之则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性质。由于行政管理涉及面非常广泛，而且情况复杂多变，所以对一些有关行政管理程序的期限，法律、法规及规章中没有明确作出规定，无制定规章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所确定的期限，应视为法定期限，行政机关亦不能违反。如果无制定规章权的行政机关也没有规定的，原则上可以参照行政复议的期限判决是否超出法定期限。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复议期限内未作出复议裁决，这种情况属于违反期限规定的性质。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中“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六条“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人民法院的，应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规定，申请复议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也就是说申请人取得了救济途径。法院审理这类案件时，应视为复议机关维持了原具体行政行为，以原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的对象。据此，法院不应因复议机关超过了法定复议期限，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作出复议裁决。

审查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问题。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在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况下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可能造成行政处理不公正。为防止不公正问题的发生，我国的许多法律、法规及规章中都明确规定这种情况属于违法行为。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时，还应查清执法人员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问题。在审查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时，主要通过原告、第三人提供证据，或者法院根据原告、第三人提供线索取得的证据，或者法院在审查有关证据中发现这方面的问题。经庭审质证认定的证据证实被告的执法人员存在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况，应当认定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

四、审查行政监督程序的两个问题

由于行政监督程序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审查行政机关按照行政监督程序作出的决定时，应当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审查复议裁决的程序范围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经复议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复议裁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案件，审查的对象应当是原具体行政行为；复议裁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的对象应当是复议裁决。因此，人民法院审理前一类案件，只需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问题，而勿须审查复议裁决的程序。审理后一类案件，因审查的对象是复议裁决，一般应当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审查复议裁决的程序问题，可以不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因其他理由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中原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决定撤销变更，并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除应审查复议裁决的程序问题外，还应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问题。如果发现原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并影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的，复议裁决即属于违法，应判决撤销复议裁决，并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裁决。

（二）审查行政申诉裁决的程序范围问题。行政机关的申诉裁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这类裁决而的案件，也就存在审查行政程序的问题。这类案件经过多次处理，一般拖的时间较长，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提高行政效力，尽快稳定行政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应只审查申诉裁决的程序问题，不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问题。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

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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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人们习惯地把行政机关不正确地称为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如果不是从与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检察、审判机关相比较的角度，即不是把国家权力机关称为立法机关、把国家检察机关和国家审判机关称为司法机关的话，把国家行政机关说成是从事国家行政管理的国家机关，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从与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国家审判机关相比较的角度来看，把国家行政机关说成是进行国家行政管理的机关则是不正确的。这种不正确的说法，导致了许多错误的或想当然的观念，即尽管行政机关是由与其他国家机关相同的、有血有肉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尽管国家检察、审判机关中专权、违法的现象也并不少见，但行政机关似乎成了“天生”的不讲法、不守法和专横、武断的代表，从而形成了行政法上所谓的“控权论”。其实，国家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我国《宪法》第85、105条明文规定，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即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就是执行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法规和决议的国家机关，也就是执法机关。行政机关的任务，就是主动、持续地去执行法律规范，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实现立法的意图或法律规范的目的。这不同于司法。司法的任务在于适用法律，即运用法律处理各种利益纠纷，具有被动性，以“不告不理”为原则（如果没有纠纷或没有告发，就不能去“挖掘”纠纷或动员告发，因此目前所谓的“司法提前介入”是不正确的）。行政机关作为一种执法机关，只能以“效率优先，兼顾公正”为原则；而国家权力机关作为一种立法机关或表达意志的机关、法院作为一种司法机关，则只能以“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为原则。

法的实施需要相应的手段。人们习惯地把法的实施手段分为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习惯地将行政机关所采用的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的手段称为行政手段。我认为，这也是一种不正确的法律观念，容易导致三种手段之间的互相对立，经济手段的变质和异化，也容易导致人们把行政手段想象成专断的手段，还造成了行政机关缩手缩脚、不敢放手执法、片面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法律手段”的被动局面。总之，将行政手段排除在法律手段之外，是不利于行政权威的维护和运用的。其实，这种分类从逻辑上看并没有科学、统一的分类标准，是违反分类规则的。从法学上看，凡是依法实施的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依法实施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也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具体表现为审批和许可、稽查和征收、奖励和处罚及各种强制措施等。这些手段是法律赋于行政机关实施的一种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机关自行设定和实施的人治手段。这种“行政手段”之所以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归根结蒂是由行政法的基础即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在这个矛盾中，公共利益是第一位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支配着个人利益。这种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决定着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行政机关具有命令和强制权，个人利益的主体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当然应服从行政机关的命令。否则，政府权威、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就无从谈起，社会也将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同志指出：“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各种适当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1]

总之，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行政手段”是法律手段。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应以“效率优先，兼顾公正”为原则，用足各种法律手段，大胆执法。

二、依法运用法律手段

（一）基层国家机关的主要任务是依法运用法律手段城市的区级国家机关是我国的基层国家机关，主要任务在于充分地运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所提供的各种法律手段，加强行政执法的力度，并总结经验教训，为上级国家机关创设法律手段提供事实基础。相反，区级国家机关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创设各种法律手段，即使创设了也不一定合法。这是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处罚法》等的规定，行政行为的作出应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或参照。这就意味着，只有法律、法规和规章所创设的法律手段，才有可能是合法的法律手段。因此，区级国家机关应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把精力集中到如何加强执法的力度上来。那种一谈到加强执法，就召开会议、发几个文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试图以此创造出某些执法手段来的努力也是徒劳无益的。

（二）依法运用法律手段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运用法律手段应符合法律的要求，即应依法运用法律手段，这是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

“依法”的“法”，是指法律、法规和规章。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采用法律手段只能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根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对上级机关的决议、决定、指示、命令和通知等也应执行，也是行政执法的依据。但这些决议、命令等本身必须合法，否则是无效的，就不应执行，因为该“上级”的级别不可能超过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并且，只有当这些决议、命令等已向社会公布，有关的法律规范是一种准用性法律规范时，这些决议、命令等才能作为依据。对那些以地方保护和部门垄断为目的的命令和指示等，更应予抵制。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和统一。

依法运用法律手段，不仅要求法律手段的运用应符合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而且还应符合立法的本意或法律的目的。我们不能有意或无意地利用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来违背立法的目的。否则，就是了。

依法运用法律手段，还意味着行政机关运用法律手段的权限和内容、程序和形式都应合法。权限合法，是指行政机关在运用法律手段时不得超越职权和。内容合法，是指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所认定的主要事实要清楚，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要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程序和形式合法，是指行政机关所运用法律手段应符合法定的程序和形式。我们可把权限和内容合法统称为实质上的合法；把程序和形式上的合法统称为形式上的合法。以往，我们的经验是很重视实质上的合法，对此仍应予保持。但从现在起，我认为我们对形式上的合法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这是因为，形式上的合法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形式上的合法能促进和保障实质上合法的实现；合法的实质就要求具有合法的形式，否则，实质上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和攻击。

（三）依法运用法律手段的例外法律规范的制定是以例常情况为基础的，因而就不适用于特殊的例外情况。当例外情况出现时，仍教条或机械地按法律规范执法，并不符合立法的目的，反而违反了立法的目的、损害了公共利益，因此并不能认为是依法办事。这时，就应根据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要求来变通法律规范的执行。但这种变通应得到事先的批准；在紧急情况下，事先来不及办理批准手续的，在事后应得到追认或确认。否则，任意的变通，会造成行政专横。

三、关于特殊手段的运用

行政法律手段是一种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的，是不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同意或接受为条件的手段，即具有鲜明强制性的手段。从单个的行政执法来说，这种手段是必要的，这种手段的运用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总体上说，政府的存在及运行有赖于公众的信任、理解与合作。行政法律手段的普遍运用，日积月累，就会使公众产生抵触和不满情绪，从而降低政府在公众中的威信，损害政府的形象。为此，从本世纪、特别是本世纪中叶以来，各国的行政执法除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外，还广泛采用了一些特殊手段。这些特殊手段主要是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它们与一般的行政法律手段相比，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强制性较弱，主要是设法取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自觉履行；二是性质不甚明确，到底是不是法律手段或法律行为，是不是行政法律手段，在理论上有较大的争论。但从法学上说，行政指导等手段即使不是法律手段，由于并没有强制规定公民等的权利义务，是允许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在西方国家，之所以广泛采用这类手段，是为了骗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合作，树立自己良好的“服务”形象，巩固其统治。这些手段在我国也是可以采用的，以便政府与人民间建立起真正的信任与合作关系，沟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同志早就指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应多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2]

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职责而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订立的合同。它的订立与民事合同的订立一样，是以自愿、诚实信用和意思表示一致为原则的。因此，这种方式有利于公众的接受、信任与合作，从而有利于行政职责的圆满实现，增强行政效益。但它的订立又与民事合同的订立不同，并不都是以等价、有偿为原则的；它的履行也与民事合同的履行不同，行政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有权单方面解除或变更该合同（当然，这种变更和解除权也是有条件的，并应承担损失补偿责任）。但是，以行政合同履行行政职责并不是行政执法的一般方式，而是例外方式。并且，行政机关只有在认为以行政合同方式履行职责更为有利于公共利益时才能以行政合同代替行政法律手段。因此，以行政合同实现行政职责并不影响行政权威和公共利益。目前，我国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一样行政合同的情况并不少见，只是还没有按行政合同来规范和认定而已。例如，我国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和社会秩序等领域的各种各样的责任制，就属于行政合同的范畴，即行政担保合同或行政保证合同，只是目前还不规范，还没有提高到行政合同法制的高度。又如，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合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租赁合同、粮食定购合同和公共工程合同等，都是行政合同，只是没有被认定为行政合同而被认定为经济合同罢了。其实，把行政合同认定为经济合同并按经济合同来处理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使行政机关被降格为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相等的地位，使公共利益被置于与个人利益同等的地位，对法律的实施和公共利益的维护是非常不利的。

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以号召、倡导、鼓励、引导、劝导、告诫、建议、说服教育等形式来实施法律的一种手段。它不具有强制性，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果，因此是不是一种法律手段在国内外行政法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这种手段对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取得公众对实现行政职责的配合与信任，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且，这种手段符合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同时，这种手段也为我国《宪法》所确认。《宪法》第8、9条分别规定：“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在单行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指导的规定更多。因此，行政指导的广泛运用是合法和可行的。但应当注意的是，行政指导的实现取决于公民等的接受和合作，公民等也有权不接受这种指导。行政机关不能把行政指导变成行政强制，对不接受行政指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能给予行政处罚等制裁。对是否予以制裁，仍应按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进行认定。同时，行政机关也不能一味地强调说服教育等行政指导手段。对通过行政指导手段难以实现而依法又必须实现的职责，应依法运用法律手段予以及时实现。否则，行政权威和公共利益是难以维护和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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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制度

制定和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实施法律、法规、规章，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重要方式。相对具体行政行为而言，规范性文件违法对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损害更大。因此，必须建立、健全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制度，保证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符合法律规定。防止和纠正规范性文件中存在的违法或不当等问题，提高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质量，是宪法赋予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

（一）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制度。

为了保证我省各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内容合法，保障政府行政决策合法性、科学性，20*年12月4日，省人民政府了《安徽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明确要求县级以上政府所属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必须经由同级政府法制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建立了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制度。

根据省政府的规定，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在印发前，应当送同级政府法制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并提交以下材料：1、提请审查的公函；2、规范性文件文本；3、规范性文件的说明；4、制定规范性文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上级行政机关的命令和决定；5、制定规范性文件所依据的其他有关资料。政府法制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工作；文件制定部门应当认真研究吸收政府法制部门提出的书面审查意见。政府法制部门发现未经其审查而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可以提请本级政府撤销该文件，并在公开文件的载体上公告。

（二）规范性文件公开制度

为增强行政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20*年12月4日，省人民政府了《安徽省行政机关文件公开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必须采取规定形式规范性文件，让与之有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悉，建立了规范性文件公开制度。

根据省政府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依法向社会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涉及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文件都应采取规定的形式公布。文件制定机关按以下顺序确定公开文件的载体：1、本级人民政府公报；2、本行政区域内普遍发行的报纸；3、本级政府或本部门的网站4、公告栏和能够让行政管理相对人及时知悉的其他载体。规章的公布，按照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执行。公开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格式文本由政府法制部门提供。对于发现政府所属部门和下一级政府没有按规定公开文件的，政府授权政府法制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政府法制部门提请本级政府撤销该文件，并予以公告。

（三）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

为了加强对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存在的合法和适当性问题，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国家和省建立了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

1、规章备案制度

《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据此，*年3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地方政府规章和国务院部门规章备案工作的通知》，建立了规章备案制度。20*年12月14日，国务院对*年2月8日的《法规规章备案规定》进行修订，公布了《法规规章备案条例》，对原有备案制度进行了较大修改、调整和充实，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规章备案监督制度。

根据《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的规定，规章备案的范围是：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制定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政府制定的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报送国务院备案。国务院法制机构履行备案审查职责，对报送备案的规章，就下列事项进行审查：（1）是否超越权限；（2）下位法是否违反上位法的规定；（3）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或者不同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是否应当改变或者撤销一方的或者双方的规定；（4）规章的规定是否适当；（5）是否违背法定程序。审查的处理程序是：（1）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处理；（2）规章超越权限，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其规定不适当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建议制定机关自行纠正；或者由国务院法制机构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决定，并通知制定机关；（3）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决定，并通知制定机关。（4）规章在制定技术上存在问题的，国务院法制机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意见，由制定机关自行处理。规章的制定机关应当自接到有关处理通知之日起30日内，将处理情况报国务院法制机构。

2、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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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法上，违法行政行为区分为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行政行为，其区别标准包括“瑕疵重大明显”与“欠缺主要法律要素”。显然，龙岗警方悬挂横幅属于有“瑕疵”的可撤消的行政行为。但对“瑕疵”和“明显的”范围和幅度的界定，国内外行政法学界没有统一的标准。在笔者看来，瑕疵即至少是任何人对该瑕疵的存在都不需要特别的调查，一见便能识别的情形，以及行政机关在进行特别的行政处分时，未尽到其职务上当然应该尽到的调查义务，并且，该调查义务的履行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即行政机关所作的行政行为在普通人依据一般常识就可以轻易地认为是不合理的；对行政机关而言，因没有履行最低限度的合理注意义务从而使其行为违反重要的要件，并且达到了在谁看来都是明白的错误程度。龙岗派出所依法打击辖区内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其法定职责，但在履行这一职责时没有任何必要将犯罪团伙的地域性作为唯一特征单独强调。因为某种犯罪团伙的根本特征在于所从事违法活动的类型和手段等因素，而且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人违法都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无论他们是由河南人组成还是深圳人组成。但是该派出所悬挂出的横幅上的“河南籍”字样让人一目了然，虽然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来自某一地区的团伙单在本地作案造成的后果，并且主观上是为了当地人民群众便于识别这些团伙，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分子的活动，从而达到破获这类在当地已经造成严重社会治安案件的目的，但是，就横幅上的字样来讲，其行为是有“瑕疵”且很“明显”的，它至少可能对在本地区或者经过本地区的普通某个地区人心里不愉快、心情不舒服的感受，所以才受到包括河南籍公民在内的众多人的质疑甚至反对。

事后龙岗警方主动“道歉”的行为，法律意义在于对其行政行为瑕疵的补救和完善。目前，我国《行政程序法》尚未出台，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对此种行为的规定还不甚清楚（公安机关执法主要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国外行政法实践较为成熟的国家对可撤消行政行为和无效行政行为的处理主要有补正、追认和转换三种形式。所谓补正，是指对程序或形式违法但轻微的行政行为，通过事后补正剔除其违法性，使之成为合法的行为，即只要行政行为的瑕疵并不会完全导致该行为给相对人权益和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与其撤销而作出同样的处分，倒不如将存在的瑕疵积极消除，维持当初的行政行为的效力，这于保证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行政效率都是有益的。因此，龙岗分局在删除横幅上的“河南籍”字样后，完全可以继续悬挂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横幅，继续对举报者予以奖励，以便履行保护公共安全的法定职责。事实表明，龙岗分局道歉后，有些先前感到“气愤”的河南籍公民，表示“理解和接受”，更令人鼓舞的是，在深圳的河南老乡还“签名誓树好形象。”从此中不难发现，行政机关对执法活动中的瑕疵，如果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并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甚至消除由于瑕疵行政行为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这兴许是“道歉”之举留给我们的首要思考之处。

其次，行政执法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将法律条文适用于立法者事先设计好的某种确定的情境的活动，而是执法人员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时，正确执行实施法律的一项复杂的创造性劳动。这就要求执法人员必需提高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更好地依法行政，合理行政。但是，行政机关对社会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的对某个地区文化的偏见，或者妖魔化的宣传，而要选择使用这个地区的特定词汇作为实现某个行政目的，必须格外注意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因素也可以构成相关因素。就此而言，横幅事件以具体案件的方式为行政程序理论，瑕疵行政行为的补救，合理行政，比例行政，平等原则等，都提出了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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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我国的诉讼程序法包括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而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纠纷,并不都是刑事、民事、行政纠纷各自完全独立,往往会发生刑事与民事、刑事与行政、或者民事与行政相互交叉的情形,其中最为常见的为刑事与民事、民事与行政案件的相互交叉问题。对于刑事、民事交叉案件,我国现行法律已有了相关规定,而对于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如何处理,则缺乏明确规定,给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问题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本文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我国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审理的现状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制度分别为行政争议、民事争议的解决提供了相应的法规范。但在不少案件中，例一：房产纠纷案中，一方当事人在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认为该争议房屋户主登记有误，要求法院一并解决确认该争议房屋的真正户主问题；例二：离婚纠纷案中，法院经审理发现结婚证中一方当事人利用了她（或他）姐（或兄）的身份证办理了结婚登记，但结婚证里的结婚合影相片又是一方当事人本人；例三：一方当事人要求撤销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处罚决定，而利害关系一方则根据该行政处罚决定要求对方赔偿损失；等等。诸如此类案件往往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部门，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引起了不同性质的争议，分别按照不同的诉讼程序寻求解决，其结果很可能引发"超级马拉松诉讼"现象。构建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合并审理机制，是当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所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1、实体法律方面的现状

虽然在不少法律规定中隐含着有关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审理机制的规定，只是不那么明确、系统和充分而已。例如，《物权法》第21条第2款规定："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登记错误的人追偿"。该规定使得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解决问题被明确提出。《森林法》第17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土地管理法》第16条第1、3款分别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第40、41条，《草原法》第16条等规定中也有类似的情形。此类规定赋予了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同时，也包含了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附带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使。这里的""并未明确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但是，对"处理决定不服"而""，无疑是行政诉讼。

此类规定依然难以应对司法实践中对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审理机制的需求。因为这些法规范所规定的情形虽然使用了"处理"，但其性质大多与《行政诉讼解释》第61条规定的"行政裁决"相近或相似，这些规定依然是关于行政裁决情况下的有限的"一并审理"问题，况且，所有这些规定中皆没有明确的"一并审理"的表述，更未提供具体的审理程序规则，因此其同样不能成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依据和可行性的支持。而新《专利法》对专利侵权赔偿数额的问题规定可以由当事人申请专利行政机关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民事诉讼，也没有规定民事附带行政诉讼，甚至连一并审理、分别审理等程序意识也没有凸显出来。

2、诉讼法律方面的现状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普遍存在。由于在立法时没有充分预计或考虑到这种情况，对于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如何审理的问题，现行《行政诉讼法》未作任何规定，而现行《民事诉讼法》仅作了概括性的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民事诉讼。"这不仅使得公民在诉讼之初就无法确定自己是先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先提起行政诉讼，抑或对两种争议同时进行诉讼，公民的诉求因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往往被法院驳回或不予受理，而且使得人民法院在处理该类交叉案件时常常遭遇困惑--各地法院做法各异，往往出现民事裁判与行政裁判不相一致甚至相抵触的情形。

3、司法解释方面的现状

伴随《行政诉讼法》的施行，我国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日渐增多。为尽快解决这个问题，20__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解释》）第61条规定了行政裁决情况下法院的"一并审理"制。根据该规定，法院对行政、民事争议进行一并审理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所作出的行政裁决；2、被诉行政裁决违法；3、民事争议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一并审理的要求。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法院都无权一并审理。当然，行政裁决情况下法院"可以"进行"一并审理"，这表明是否进行一并审理的判断权在于法院。不过，在一并审理中，民事争议是在行政介入之前已经存在，行政裁决和一并审理的根本目的都是寻求对民事争议的最终解决，这一根本目的当然是对法院"可以"裁断权的重要制约。同时，《行政诉讼

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

围绕《行政诉讼解释》第61条规定的"一并审理"制，产生了关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否等同于"一并审理"的分歧。有人认为该条采用的是"一并审理"的用语，而没有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用法，表明理论界讨论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及其相关程序没有被最高法院认可。的确，该规定只是阐明了行政裁决情况下法院"可以"进行"一并审理"，而且对"一并审理"的相关具体程序机制也没有进一步规定。这使得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等相关机制至今未作为解决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审理机制而得以正式、全面确立。加之《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2款关于"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的规定，以及该法第5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的规定，从审查主体和审查内容上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更使得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等合并审理机制的理论难以在现行体制下发展。

二、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类型

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是指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因在法律事实相互联系，在处理上分为因果或者互为前提、相互影响的案件。归纳起来，具体表现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

1、以民事争议为主、涉及行政争议的交叉案件

以民事争议为主、涉及行政争议的交叉案件，通常出现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是因民事纠纷而引起的诉讼。在民事诉讼中，民事争议的解决取决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行为即成为民事争议处理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审理民事案件的依据时，法院首先要解决该抽象行政行为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其二，当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当事人主张事实的证据或者抗辩理由时，法院也须解决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例如，甲因乙占用房屋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乙向法院提交了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甲认为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不合法；这时，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是民事侵权案件关键事实认定的依据，而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这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成为了解决民事纠纷的前提。

2、以行政争议为主、涉及民事争议的交叉案件

以行政争议为主、涉及民事争议的交叉案件通常出现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它是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请求法院审理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的诉讼形式。如甲与乙之间有房屋买卖合同，甲不服某县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这涉及甲与乙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有效性。这类案件既存在行政争议，也存在民事争议，但行政争议处于核心地位；这类案件中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在事实上或者法律上存在内在的交叉性；这类案件中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可以分开审理，但行政争议解决以民事争议的解决为前提，民事争议的解决不以行政争议的解决为先决条件。

3、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并重的交叉案件

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并重的交叉案件，是指因同一法律事实而引发的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之间相互独立的案件。例如，甲单位在建房时超过规划部门批准的范围建设围墙，影响邻居乙居住的通行。乙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规划局履行法定职责，对甲予以处罚；同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甲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这类案件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对独立，一案的处理结果并不影响对另一案的处理；法院完全可以分开审理，分开审理时一案可不以另一案件处理结果作为定案的依据。

三、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合并审理机制的借鉴

1、国外审理行政、民事交叉案件的经验借鉴

在存在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之分的国家和地区，为了避免发生两套法院系统之间的矛盾，对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审理，是选择了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同时审理的办法。只是在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先中止民事诉讼，待行政法院作出判决之后，普通法院以行政法院的判决为依据对民事诉讼作出裁判。为更好地解决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管辖问题，防止两种系统的法院相互争抢或推诿案件，设置了权限争议法庭。这种权限争议法庭对解决不同审判法院之间的权限冲突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

在不存在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之分的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基于公、私不分的法律传统，由普通法院受理各类诉讼案件，采用同一套法院，适用同一诉讼程序。法院内部也没有民事庭和行政庭的区别，民事、行政案件或者两者关联的案件均由同一法院审理。对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采取了合并审理的做法，并确立了先解决公法问题，然后再处理私法上争议的原则，这样的制度安排，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讼累，又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还可以避免法院就同一事实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

我国关于行政民事交叉审理机制的讨论大多倾向于围绕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而展开，对域外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审理机制的多元化、多重性架构等关注不够，或者了解不准、不深，还很难对这些重要借鉴进行消化、吸收和运用。对外国的制度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的学习和借鉴，需要相应的时间和配套条件，尤其是对相关规范的法社会学考察非常重要。而这方面正是我们所欠缺的。

2、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借鉴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多年来积累的实践经验，为我国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创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刑事诉讼法》第53条明确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人认为，同样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所产生的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适用附带诉讼也就无可厚非了。从诉讼程序上讲，都是利用非民事诉讼程序审理解决民事争议，是跨庭审理的特殊行为。鉴于两者具有上述相同之处，似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借鉴并吸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中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成果，使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了。更何况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已经证明，附带诉讼便于全面查清案情、及时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节约诉讼成本和提高审判效率，有利于及时、公正、准确地处理交叉案件，依法保障公民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如果说从立法政策的角度探讨借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经验，上述观点的确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毕竟是不同的两套诉讼制度，在借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构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时，不能用简单类比的方法，因而要透过表面看到附带诉讼的本质特征--关联性及附带诉讼的优点：效益性、统一性，结合行政诉讼自身的特点加以规定。若要在实践层面探讨借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经验，在不 存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法规范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经验借鉴需要特别慎重。

3、我国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处理的实践经验借鉴

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尚未确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中也没有确立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但是，许多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做法实际上就是采用这些创新方式来解决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这些经验当然是弥足珍贵的。而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审判经验的法官队伍，也为全面建立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合并审理机制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和前项一样，其不足还是在法规范。

四、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合并审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1、先行政后民事

在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交叉形成的诉讼案件中，对民事争议的解决往往要根据行政争议的处理结果为依据。行政诉讼中能否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作出正确的裁决，直接影响民事诉讼的处理。相反民事诉讼中如果不考虑相关的行政诉讼，那么，民事审判的裁决结果就可能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非经法定的行政复议程序和司法审查程序撤销，即具有法定效力，民事审判无权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审查。如果民事诉讼先于行政诉讼审理，则容易造成法院的两份裁决文书自相矛盾，引起当事人对法官或法院的误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应先中止民事诉讼，待行政案件判决后再进行审理。

2、先民事后行政

在行政主体确权的行政行为中，有的不是自由裁量行为，而是属于羁束行政行为。如颁发证照的行为，如果当事人发生权属争议，只能先提起民事诉讼。但当事人以行政机关不作为而提起行政诉讼时，就产生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交叉的问题。行政机关颁发证照，主要是依据当事人提交的基本权利证明，只有在当事人权属确定后，行政机关才可以"作为"即办证。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为慎重起见，应先解决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视民事审理结果再对行政诉讼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判决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判决，这样就从根本上理顺了二者的关系，对最终解决纠纷，减少讼累都是有利的。

3、行政与民事分别进行

在一种诉讼结果是另一诉讼的前提或重要证据时，一般采取先行政后民事或先民事后行政的处理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特别的情况，即基于同一事实既可提起民事诉讼，又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种情况从法学理论上讲实际上是一种诉讼竞合。两种诉讼可同时进行，也可以由当事人选择进行，法院应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分别作出裁决，只要注意二者的裁决内容不要重复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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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法律关系第三人/多边法律关系/行政程序/行政复议

【正文】

“平衡论”这一行政法基本观念的提出，从辩证的角度把握住了行政权与公民权这一对行政法的最基本矛盾，使法学界开始重视对公民权利的研究。本文以此为背景，提出行政法律关系第三人（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行政第三人）的概念，并探讨对行政第三人的合法是否需要保护和怎样保护的问题。

一、行政第三人的法律界定

（一）行政第三人产生的背景。20世纪以后，行政权开始以积极的态度涉足公民的私生活领域，发挥给付职能，与此相适应，现代行政法认为：1.国家介入私生活领域，就应当以同等的态度对待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第三人，使第三人也有权利要求政府尽妥善而周全的保护义务。2.从前被认为是反射利益的事项，现在尽量解释为法律保护的利益。这是现代行政法在反射利益论上的一个重大发展，使行政权深入到公民的个人生活中予以照顾，而不再从公益的反射中体现公民的利益。第三人权利保护开始被重视且逐步扩展，第三人作为独立权利主体不再被冷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活跃于行政法律关系中。

（二）行政第三人的特征。从权利与权力的对峙性角度来讲，行政相对人与行政第三人均属于权利主体的范畴，与权力主体相对应；从权利与权力的本源性角度来讲，权利与权力的冲突是表面的，二者本源上一致的。但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行政第三人既不从属于行政相对人也不从属于行政主体，有其独立的利益、价值取向与权利保护要求。行政第三人就是指：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主观上并未指向，但客观上侵犯其合法权益，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律规定对其合法权益保护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组织。其主要特征如下：第一，行政第三人具有独立的权利主体资格。行政第三人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一样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均服从于同一法律秩序。第二，行政第三人是被行政行为实质侵益之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种行为又被称为具有第三人效力的行政行为，即指行政行为不仅对相对人发生影响，同时也对第三人造成影响。第三，行政第三人必须严格依法律规定而产生。第三人是从反射利益向法律保护利益的转变过程中而产生的，但反射利益不可能全部转化为第三人的直接权利，因为政府尚需要保留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灵活保护的权力。所以行政第三人的权利必须严格规定在法律范围之中。

（三）为第三人正名。方世荣教授在其博士论文《行政相对人之探讨》一文中，也提到在行政主体与行政行为所直接指向的相对人以外还存在一类主体的权利值得法律保护，但方文认为这类主体也是相对人，只不过是暗指相对人而已。本文难以赞同此种观点：首先，这不符合法律关系的含义。方世荣先生提出对相对人的理解应从法律关系角度入手，这一点无须置疑，正因为从行政法律关系角度理解，才出现了三边关系乃至多边关系的现象。多边法律关系是指有三个以上主体参加并相对的法律关系，虽然逻辑上可以按主体分解为若干双边关系，但由于法律关系中的客体往往不能分割或不易分割，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不能分解。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是行政行为，而对行政相对人与第三人，行政行为难以分解，各方均围绕行政行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成为同一法律关系的主体。其次，用暗指相对人来表达行政第三人的概念，不利于对其保护。因为这样仅表明其与行政主体的相对关系，未将其置于三边乃至多边法律关系中，在对第三人的保护中难免有片面之嫌。最后，暗指相对人的称呼不为各国所承认。在英美法系国家，美国有直接利害关系人和间接利害关系人之称，但他们同处于一个行政法律关系中；德、日更为明确分为相对人与第三人，二者亦处于同一行政法律关系中。由于我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概念的传统称呼，所以无法对应使用间接利害关系人的概念，把那些被行政行为影响其合法权益的人叫做第三人顺理成章。

二、我国行政第三人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时代背景。我国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庞大的行政权所给予市场主体的是无孔不入的管理，体现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本末倒置，人民只能被动地服从，无任何独立性而言。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与人民之间恢复本来的源流关系；人民是者，政府是人民的创造物与所有物，社会服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政府还权于社会，退出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管理，开始以宏观调控为管理手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私生活领域无任何责任，政府虽然不应干涉私生活领域，但应积极为私生活领域提供服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当承担积极行政的责任，以积极增进人民福利为己任，以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扶持弱小、救济贫困为给付之宗旨。政府此种积极行政行为当然不应该把行政第三人排除出去，行政第三人也需要政府的保护与关怀，其不应该再如从前那样不被人问津，也不应再有从前“零落黄泥辗作尘”的独自哀伤了。同时，行政第三人作为市场主体中的一员，只有其权利得到周全的保护，资源才能得到合理配置，市场经济体制才会健康地发展。

（二）法学基础理论：正义的实现和平等的保护。“正义的目标就在于满足个人的合理要求和主张，并且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力的程度——这个维持文明的社会所必须的——这就是正义的目标。”对行政第三人权利的保护不仅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在于实现符合法律要求的社会秩序。行政相对人与行政第三人都是独立的权利主体，相互无依附关系；二者都是与行政主体相对而出现的，都有被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的可能，为何对行政相对人的保护早早被法律认定，而第三人的权利迟迟得不到救济？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履行宪法与法律规定的义务。显然，对相对人与第三人作同等考虑与保护才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才不至于出现特权阶层和无权阶层。同时，公民权利意识和普遍提高也日益要求把这种宪法上的平等权利具体化为行政法上的平等权利。

（三）行政法基础理论：“平衡论”的提出与完善。“平衡论”认为，一方面，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并维护这些权力有效地行使，以达到行使行政权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强调行政公开，重视公民的参与和权利救济，以及对行政的监督；这两方面不能偏废。行政第三人作为行政法主体之一，是这种平衡的直接参与者，忽视行政第三人的存在，平衡的理想目标就有落空的可能。如行政机关违法颁发证照，使那些原本不具备合法条件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合法”从事一定的民事活动，当这些人和组织在民事活动中侵犯他方的合法权益时，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公共利益与第三人利益同时被侵害，其直接原因在于行政机关的许可行为。这时就需要合理分配给行政第三人以公法上的权利，使其得以要求撤销发放证明的行政行为并获得赔偿。结果第三人被侵害的个体利益获得补救，客观上也维护了公共利益。正是“平衡论”对公民权的关注，对权利主体的认可，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1.涉及第三人的行政行为，充分肯定第三人的权利，使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前全面考虑，综合平衡。当然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使第三人也成为监督者，增加对行政权的监督力度，2.当公共利益屈从于相对人的个体利益时，行政第三人通过对自己个体利益的保护，客观上起到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调节器的作用。

（四）民法保护的局限性。近代行政法不承认行政法律关系的三边性与多边性，当行政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仅以私法予以保护。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1.难以起到监督行政权的作用。由于行政权的准许，使得行政相对人依此准许而行为，结果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仅以民法进行调整，则民事法律关系中只能显示相对人与第三人关系，行政主体就从民法的调整范围内逃脱了责任。2.难以避免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第三人造成侵权时，民法才涉足调整，这时相对人已投入了大量的劳力、物力、人力与时间，第三人也付出一定的代价，社会资源的无效投入甚至负投入是民法无法挽救的。3.难以避免损害的继续发生。王和雄先生曾说：“让第三人得直接针对处分表示不服，诉请行政法院撤销，始为除去第三人所受不利之釜底抽薪之计。”民法对违法行政行为无力触及，致使违法行政行为继续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法赋予行政第三人权利，保护其直接对行政行为寻求救济，彻底清除不合法的行政行为，避免损害的继续发生。

三、行政第三人权利保护的途径

行政第三人的权利需要而且应当被保护，这已获得了我国法律的充分认可。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保护行政第三人权利的动人画卷。其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这项规定突破了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资格的限制，对原告资格作了从宽解释，把行政第三人也纳入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范围之内。在行政诉讼中行政第三人终于获得了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独立主体资格，享有了权。在对行政第三人权利保护的美好前途憧憬的同时，我们亦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才是一个起点，还需要诸多配套法律的公布与出台。

（一）通过行政程序对行政第三人权利进行保护。迟至行政诉讼程序才开始关注行政第三人权利的保护问题，未免失之过晚。譬如：我国防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护堤护岸林木，不得任意砍伐。采伐护堤护岸林木的，须经河道、湖泊管理机构同意后，依法办理采伐许可手续，并完成规定的更新补种任务。如果在行政主体许可相对人采伐护堤护岸林申请的行政行为过程中，因采伐护堤护岸林而可能被置于洪水危险之下的居民，不能参加到行政许可程序中，须等到行政许可行为出现，才能提起行政诉讼，一切岂不晚矣？所以，在将来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应当有行政第三人的一席之地，使其真正成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下面这些程序是保护行政第三人的基本程序。

1、通知制度。行政程序是依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或行政主体依职权而开始的，行政第三人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获知对其有影响的程序何时开始，何时结束。而参与到行政程序中是行政第三人得以主张权利的前提条件。因此，行政主体有义务通知行政第三人参加到行政程序中来。(1)对可以确定的第三人，直接以书面方式通知为要件。(2)对于尚难以确定的第三人，可以采用公告方法进行通知。

2、听证制度。行政主体在做了有关决定之前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质证，这就是听证。听证制度对行政相对人适用，当然对行政第三人也适用，尤其对那些因行政第三人参加而引起的听证程序，行政主体更应给其充分的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综合平衡各方利益，行政主体才不至于因偏听偏信使利益发生重大倾斜。日本的公听会很值得我们借鉴，“行政机关依申请而处分时，若该法令将有关申请人以外之人利益考虑规定为许可之要件，则应视实际必要致力召开公听会或依其他适当之方法提供机会听取申请人以外之人之意见。”

3、说明理由制度。行政主体做出涉及行政相对人或行政第三人权益不利影响的决定、裁决时，必须在决定书、裁决书中说明事实根据、法律根据等。说明理由制度是行政公开的必要制度之一，可以更好地保证行政行为的质量，这对行政第三人也是至关重要的，高质量的行政行为能够使行政第三人获得更可靠的权利保护；同时也是体现对第三人权利和人格的尊重；而且为行政第三人寻求司法救济、法院审查行政行为提供直接和便利的切入点。

（二）通过行政复议途径对行政第三人权利进行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之后，除法律特别规定之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选择性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999年4月29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后，行政复议更成为与行政诉讼相配合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况且，行政复议亦有其相对行政诉讼而言的一些优点。首先，行政复议除遵循合法性原则外，还可以遵循合理性原则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其次，行政复议机关享有直接变更权；再次，行政复议期限相较行政诉讼期限短暂、灵活。这些优点的存在，可以充分保证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提高行政效率，及时阻止违法和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发生效力，节省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费用。充分发挥行政复议法的优势资源，保护行政第三人的权利是必要的。而现行行政复议法仅允许行政第三人在行政复议中以行政复议第三人身份出现，未赋予其行政复议申请人的主体资格，尽管这样也可以部分实现保护行政第三人权利的功能，但毕竟行政第三人不享有主动申请，引起行政复议程序的资格，行政第三人处于被动地位，不免有歧视行政第三人，未将行政相对人行政第三人置于同等地位的嫌疑。因此赋予更多的行政第三人以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资格，当为行政复议法完善的一个方向。

从世界各国来看，对行政第三人权利的保护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德国建筑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发给土地所有权人等建筑许可时，邻地所有人或其他人可对行政机关提出撤销建筑许可之诉讼。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对行政第三人的保护起步均其较晚，但发展很快。譬如：德国行政法理论，已经发展到依据应予斟酌或顾及原则之邻人诉讼理论，该理论认为未对第三人权利予以斟酌或顾及时，第三人就可以以此为由提讼，大大扩展了原告资格范围；并且，在实践中德国亦存在大量保护行政第三人权利的案例。而我国实务上虽有很大进步，但仍有诸多方面需要完善，尤其理论上尚缺乏深入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法治的一大缺陷。希望本文粗浅的认识能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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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皮纯协主编．行政处罚法〔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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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公害当事人的不平等性。公害当事人就其各自拥有的信息、掌握的科技、控制的财力等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加害人工矿企业处于优势地位，受害人普通大众一般处于劣势地位。二是公害的不确定性。在公害的发生过程中，公害的原因事实与所产生损害的程度往往不够明确，尤其是加害原因事实与受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确，导致责任归属不易确定。三是公害的合法性。就公害发生源的原因行为而言，由于大多数经营工矿企业者有营业执照，已经行政许可，所以，多数公害是合法的工矿活动附随产生的副作用。四是公害所侵害的权利的复合性。公害侵害的不仅是特定受害人的身体健康权、财产权，而且还包括公益性的环境权。

权利的实现依赖救济。公害事件发生后，可有多种救济途径，行政的、民事的以及两者并行的救济方式等。本文着重寻求有益的行政救济途径，因为受害人如果以传统的民事赔偿理论解决该问题会有如下缺陷：

1.因果关系问题。现代科技高度发达，公害的产生原因如何，超出一般受害人的知识和能力范围。如要受害人举出因果关系的证据，实属不易。

2.诉讼拖延问题。因果关系若由人民法院采用科学检验方法主动取证，势必拖延诉讼。有时受害人若等取得赔偿后再行医治，恐怕早已处于绝境之中。

3.加害人赔偿能力问题。传统的民事救济理论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实行自己责任，法院只能责求加害人以其资力负担赔偿。如果加害人赔偿能力不足，或者以巧妙的手段转移、隐匿其责任财产，受害人即使获得一纸胜诉判决，也无从获得充分有效的赔偿。

所以，单纯依靠传统的民事救济程序试图对公害问题予以解决，显得力不从心。这就要寻求新的救济途径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运用公害行政救济制度会对我国公害问题的立法有所裨益。

一、行政上的公害纠纷处理制度，即凭借行政权的作用，利用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斡旋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以协助受害人及时获得法律救济。行政机关处于调解人的地位，出面协调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使当事人免于传统民事诉讼程序的烦累及拖延，迅速达成赔偿协议。在该制度的程序设计上，一定要尽可能地予以简化，使受害人可以迳行提起。此制度在我国最具本土性，因为我国民众习惯于出现类似问题后求助于政府。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已经有类似就公害引起的损害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规定，但是其操作性不强，而且适用范围比较狭窄。

二、公害救济金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在受害人提出申请救济时，以简易程序审查其原因，在能认定公害发生原因的情况下，即可不问具体责任主体而直接支付给其一定金额的赔偿救济金，其实质在于贯彻行政上的救济制度，使受害人获得公平的赔偿。此种公平，意指受害人对于公害的发生与扩大无实质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个人权益不能无端受到侵害。但该制度必须与国家对工矿企业的税收制度相配合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公害行政诉讼。上述两制度都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权力，若不予以监督，行政机关可能会滥用权力，导致公众利益受到损害。

公害行政诉讼制度是赋予对行政处分不服的当事人（受害人或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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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绿色贸易壁垒;非正当性;发展中国家

Abstract:The green trade barrieris the strict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Thisbarrier with strong elusiveness， low transparency and unpredictability has become the very big barrier for developing nations’ foreign trade， particularly for China’s foreign trade. This article has and analyzed the invalidity of the green trade barrier form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according to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Key words: green trade barrier;invalidity;developing countries 

随着WTO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使用遭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绿色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成为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市场准入的常用和有效手段，而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也成为遭受绿色贸易壁垒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绿色贸易壁垒，思考如何理性和辩证地看待，探寻积极利用的方式来完善我国的绿色贸易壁垒法律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概念 绿色贸易壁垒(Green Trade Barrier)，又称“环境贸易壁垒”，是在国际贸易中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概念。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由于立场不同，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含义有不同的观点，有关国际公约或条约也未对其作出官方的界定。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 环境名义说：绿色贸易壁垒是进口国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类和动植物健康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环境贸易措施，禁止或限制外国产品进口，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1]。

严格标准说：绿色贸易壁垒是作为一个市场准入的障碍，进口国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复杂的卫生检验检疫制度或采取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制度等，对外国产品或服务加以阻止或限制的贸易保护主义新措施[2]。

综合说：绿色贸易壁垒是指一国以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通过制定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服务直接或间接加以限制的贸易手段和环境措施[3]。

本人趋同于第三种观点。对于绿色贸易壁垒应该全面、客观地加以界定，不能仅仅因为绿色贸易壁垒目前给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带来了种种不利影响而一味强调其消极性，全盘否认它。从实施的结果上看，无论进口国真正目的是保护环境还是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或者两者都有，在客观上提高外国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准入门槛，构成了贸易壁垒，形成一种新的非关税壁垒，从而逐步成为国际贸易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4]。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客观上也都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从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因此绿色贸易壁垒具有诸多不合理性和合理性，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客观而全面地作出分析和判断。

二、绿色贸易壁垒的特征

绿色贸易壁垒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保护方式和环境保护措施，具有很明显的双重性。和传统的贸易保护方式相比，有以下突出的特征：

1.名义的合理性 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关注生态环境，追求绿色消费，迫使各国通过 立法满足国民的绿色需求。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在贸易政策上采取绿色贸易壁垒。这种做法不可否认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保护国民的利益，顺应时展的潮流。

2.形式的合法性 绿色贸易壁垒一般是以国际条约、多边协议和国内立法为依据，特别是充分援引了“一般例外条款”，通过制定行政程序立法的方式加以规定和实施。各国绿色贸易壁垒制度是建立在国家行使对内最高权的国际法主权原则上，是行使国家主权的表现，因而其具有合法的外衣和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3.支持的民众性 随着人类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人们对产品品质的环保要求与日俱增。尤其是近年来，有关产品安全问题不断显现，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健康。绿色贸易壁垒的实施不仅正好迎合人们的绿色消费心理，而且通过制定强制标准来保障安全，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4.应用的广泛性 绿色贸易壁垒涉及的内容和保护的范围广。从产品来看，无论是整个产品周期的哪个环节，都要受到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从领域来看，绿色贸易壁垒不仅涉及产品领域，而且涉及服务领域和技术领域，还呈现扩大的趋势。从国家来看，各国都纷纷采用绿色贸易壁垒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产品和服务，而且还不断地效仿他国。

5.实行的灵活性 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实行，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规定，而且是一国行使主权的表现，各国政府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环保要求，设置与之相应的绿色贸易壁垒措施。而且各国的绿色贸易壁垒措施由不同位阶的行政法规、政府规章构成，这样不仅修改程序简单，制定也迅速，各国政府还能随时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最合适的贸易措施，凸现其灵活性。

6.方式的隐蔽性 绿色贸易壁垒是一国根据本国的环境保护标准和科技发展水平而设置的，以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为依据，以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类和动植物健康为名，将贸易保护的目的巧妙地隐藏在具体的操作和实施过程中，很难被明确地辨别和有力地反对。 7.技术的歧视性 绿色贸易壁垒在外在的表现上应该是非歧视性的，许多贸易措施一视同仁，然而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设置同样的市场准入条件，实质是带有客观的歧视性。 三、绿色贸易壁垒非正当性的法律分析 绿色贸易壁垒在保护生态环境、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起了积极的作用，国际条约、多边协议有关环境和贸易立法也为其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其正当性的一面。但是由于一部分国际规则规定模糊抽象，缺乏法律约束力，被新贸易保护主义者滥用，设置绿色贸易壁垒，变相贸易保护，对国际贸易法律体系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具有非正当性。非正当性具体分析如下：

1.绿色贸易壁垒对WTO基本原则的挑战

(1)绿色贸易壁垒对非歧视原则的挑战。非歧视原则是WTO法律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和核心，是指WTO各成员之间应在无歧视的基础上进行贸易，相互的贸易关系中不应存在差别待遇。它通过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条款体现出来[5]。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用不同生产或加工方法生产出的相同产品尽管最终用途和物理特性一样，对环境的影响却可能大相径庭。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名，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和《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对采用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生产方法生产的产品或生产过程中严重损害环境的产品制定一定的环境标准，来限制或禁止国外产品的进口。由于在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基于各成员方的经济技术实力不同，实施的环境标准、环境标志、工艺和生产方法等也存在差异，这种办法无疑是有悖于非歧视原则的，构成了对相同产品的差别待遇。

(2)绿色贸易壁垒对WTO透明度原则的挑战。透明度原则是实现WTO总体目标的重要保证，也是维护各成员方正当权益，避免贸易争端，确保贸易公平、开放、无扭曲地竞争。WTO在《GATT1994》第10条、《SPS协议》第2条、《TBT协议》第7条和附件B中规定各成员方应迅速通知其相关措施的改变，并公布现行的或将施行的有关进口贸易的政策、法令、条例，以及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协定，以使有利益的成员方对其知悉。然而WTO各协议对一些贸易措施是否应受WTO透明度机制约束尚有争议，而且对透明度的程度有不同要求，这增加了透明度管理的难度。WTO各协议都规定了事前公布和通 知，建立国内咨询点对其他成员所提出的相关问题作答复等形式多样实施方式，但是许多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名，在不事先通知出口商所应遵循的具体要求的情况下，采取各种绿色壁垒措施，要求进口产品遵守国内的环保技术以及卫生检疫措施等方面的法令条例，从而为国外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设置贸易障碍，显然是违背了透明度原则。

(3)消极环境补贴及污染产业转移对公平贸易原则的挑战。公平贸易原则要求成员方和出口经营者不应采取不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国际贸易竞争或扭曲国际贸易竞争。为创立维护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环境，WTO特别强调各成员不应实行补贴的贸易战略，出口商不得以倾销的方式在他国销售其商品。有些国家制定和实施相对宽松的环境标准，并对企业及其产品提供消极的环境补贴， 本应由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转嫁给全社会，违背污染者付费原则，从而使本国生产产品无法反映产品的环境成本，而获得国际竞争优势，有悖公平贸易原则。一些发达国家企业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环境标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一批污染严重，能耗过高的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在获得产品市场竞争优势的同时，既大量消耗东道国的资源，又对其环境保护造成极大的损害，不公正地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机会，更有悖于公平贸易原则。

(4)绿色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的挑战。WTO基本原则中的“鼓励发展与经济改革”原则无疑体现了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含义。因此，特殊和差别待遇可被视为处理发展中国家问题应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对此，WTO除了在《GATT》第36条和第37条作了核心规定之外，还在《TBT协议》序言和第11、12条、《SPS协议》第9、10条、《农产品协定》等专门协定中加以明确，并把该项待遇不仅涉及国际货物贸易领域，而且扩大到了服务贸易领域和与贸易有关的其他领域。可是在实践中，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只不过是协议制订者当初的美好愿望而已，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无法实现。WTO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采用国际环境标准，提高环保力度。这种没考虑到不同成员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导致不同的环境保护水平的客观要求，简单地实行“一刀切”的做法，势必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进而制约发展中国家环保水平的提高，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且许多发达国家根本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优势，对进口产品不分国别一律规定非常严格苛刻和复杂的环境标准，形成一道道无法逾越的绿色屏障。

2.绿色贸易壁垒对国家主权原则的挑战 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中的最基本的原则。国家主权是指国家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权力。虽然自近代以来，对主权有不同的理论解释，但各国在实践上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主权，并特别强调主权平等的重要性[6]。一国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依据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而采取绿色贸易壁垒措施，对他国主权的最大挑战主要表现在其国内环境标准或措施的域外管辖权问题上。如果承认了国内绿色贸易壁垒措施的域外效力的合法性，必然会导致对其他成员国国内事务的粗涉，违反了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最早涉及环境标准域外效力问题的案例是1991年墨西哥等国与美国之间的金枪鱼——海豚案①。继金枪鱼案后，印度等四国诉美国禁止虾及虾制品进口案也同样涉及了国内环境措施的域外适用问题②。WTO争端解决机构总体上倾向否定了一国国内绿色贸易壁垒措施的域外效力。不过让人担忧的是，虽然美国以败诉告终，但是上述机构最终确认了美国法律的合法性，只是因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武断和歧视，无法满足《GATT1994》第20条序言的要求，而判决美国败诉。这样的判决无疑为利用以保护环境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绿色贸易壁垒提供了先例，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巨大挑战。 ① 根据美国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案》的规定，如商业性捕鱼技术导致了对海洋哺乳动物的伴随性杀害，或伴随性严重伤害超过了美国标准，则禁止那些与该捕鱼技术有关的商用鱼类或者鱼类制品的进口。这一规定为那些在太平洋该地带进行黄鳍金枪鱼捕捞的国家设定了海豚保护标准。 ② 为了保护珍稀动物海龟，美国国务院于1996年4月19日修正并颁布了新版《濒危物种法》的第609条款实施指导细则，禁止从在捕虾时不使用名为TED的海龟隔离器国家进口海虾及虾制品，并将第609条款延伸适用到境外所有国家和地区。1996年5月，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泰国请求WTO成立专家组审理此案。

四、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法律对策 面对绿色贸易壁垒变相贸易保护的不正当性，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国际公约、法规，援引WTO中的贸易与环境条款从国际和国内层面上找出我国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主要法律对策，以此突破绿色贸易壁垒，保护我国的环境和对外贸易，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1.国际层面的对策

(1)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积极参加国际谈判。我国必须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同舟共济，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立法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环保公约、条约的谈判和国际环保标准、法规的制定，通过各种谈判机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对话磋商，谋求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在切实保证发展中成员方依照WTO各协定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前提下，最终制定真正顾及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现状与合理要求的公平的多边环境贸易规则，坚决反对发达国家滥用环保借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企图，建立公平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2)根据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建立“绿色贸易信息网”。因绿色贸易壁垒而导致的贸易摩擦，有很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因此，我国应该根据透明度原则的要求，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建立一个加速绿色贸易壁垒有关信息传递的“绿色贸易信息网”，提供快捷而且全面的信息咨询，包括各国绿色贸易壁垒有关的法规、典型案例、环境标准、环境标志、卫生检疫、绿色产品、绿色包装、绿色消费等信息，尤其是针对我国主要的或大宗的出口产品，及时而全面本国的该类信息，达到沟通的目的，以此减少绿色贸易壁垒的发生概率，认真履行WTO的透明度义务。

(3)认真研究有关绿色贸易壁垒的经典案例，善于灵活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解决绿色贸易壁垒纠纷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首先应认真、深入研究有关绿色贸易壁垒的经典案例，不断地总结别国的经验教训，利用谈判机制，主动申请磋商、斡旋、调解和调停程序，尽量把涉及我国的绿色贸易壁垒争端控制在磋商阶段解决。其次要善于灵活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建立投诉和应诉的快速反应机制。再次，要针对所诉的问题进行自我审查，若我国确实存在违反协定的政策或措施，应及时修改或撤销。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使对方在专家组报告通过前撤诉。最后，必须培养熟悉WTO实体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且辩术高超的专业律师队伍，配合政府参与争端解决程序，以维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权益。

(4)加强绿色贸易壁垒有关政策和法规的研究，建立绿色贸易壁垒跟踪预警机制。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前提是享有完整而准确的有关国际贸易的信息，因此，我国应建立绿色贸易壁垒跟踪预警机制。我国可以利用世贸组织成员按WTO透明度原则设立的国家级咨询点，及时收集与绿色贸易壁垒有关的公约、法规、技术标准的信息按照行业或产品分类研究，对大型出口创汇的重点企业实行服务跟踪机制。同时，建立网上在线实时咨询平台，及时依据不同影响程度而设置的不同级别的预警信息，及时地将相关信息有针对性地反馈给相关部门和企业。最后，绿色专家咨询委员会，就国外的政策、法规对我国的影响，提供咨询意见和相应对策。

2.国内层面的法律对策

我国与绿色贸易壁垒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空白，已有的法律法规明显地存在立法落后、可操作性差、保护力度弱、多头立法、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矛盾和重复等问题。我国应根据国际环境公约和国际多边贸易协定，尽快完善我国的绿色贸易壁垒的法律制度[7]。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完善我国《对外贸易法》中的环保例外法规。2011年4月6日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法，也是我国首次较为系统地将一般例外和特殊例外以国内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第2、4项规定以及第二十六条第2项的规定，相当于《GATT》第20条项下的环保例外条款，但其中也有些不太妥善的地方，与《GATT》的环保例外条款不相符。首先，违反了非歧视原则。

该法第十六条第4款“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需要限制或者禁止出口的”中不符合《GATT》第二十六条g款的“同限制国内生产与消费一道实施”这一要求，造成了内外差别待遇，违反了非歧视原则。建议在该条第4款中增加g款的内容，防止该项环保例外权被滥用，以更好地遵循WTO的非歧视原则。其次，法律用语不严谨。该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六条前言的用语都是“可以”，属于授权性规定，而不是强制性规定。各国政府为 保护环境而采取贸易措施，这既是该国的权利，同时也是该国的义务，显然应将“应当”来代替“可以”。最后，缺乏《GATT》环境例外规则的客观要件，容易造成权利滥用。该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六条前言中没有规定采取贸易措施的客观要件，建议应当加上《GATT》环境例外规则中的客观要件，即增加“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防止权利滥用，才能使执法机构谨慎运用。

(2)完善我国的环境标志制度。目前，我国的环境标志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我国的环境标志制度尚存在诸多不足的地方。本人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进行完善：首先，尽快通过立法建立环境标志法律法规，并尽快出台环境标志制度实施细则和管理条例;其次，加速更新环境标志产品的技术指标，尽量与国际接轨。再次，建立国家级的统一认证机构，对产品进行最高级别的统一环境标志认证。同时开展与国际权威认证机构的合作，相互承认对方制定的环境标志，并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标志会议，以便从制度上消除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的消极影响;最后，将环境标志制度中的“自愿申请”原则改为“自愿和强制相结合”原则。对于那些绿色含量极低并直接危害人类健康的产品，应该采取强制认证的方式。对于绿色含量一般的产品，可以采用自愿认证的原则。

(3)建立健全绿色包装制度。目前，我国制定了一些有关包装和标签的法律、法规。如《清洁生产促进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七条对包装物的使用、强制回收、不履行包装强制回收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做了规定。但是，我国没有独立的有关绿色包装制度。对我国制定绿色包装法规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应明确限期禁止使用严重污染环境的包装材料、包装技术和设备;其次，制定减少使用包装物的措施;再次，明确责任，实施“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推行回收再生标志。在实施中包装物的强制回收制度可结合押金制度来实现强制回收;最后，制定优惠措施和惩罚机制相结合制度，对采用新技术生产绿色包装材料的企业、在包装材料上使用可再生资源、使用可重复使用包装的企业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对违反包装物使用、处置等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应制定严厉的惩罚机制。

(4)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绿色税收和绿色关税制度。为了更好地发挥税收对环境问题的调节作用，应在税法中增加绿色税收和绿色关税制度。虽然实施绿色税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产品成本，使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但从长远角度来看，绿色税收体制将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本人认为应从以下两大方面着手： 建立健全绿色税收制度。首先，增加绿色税种。我国应“清费立税”，开征污染物排放税、污染产品税等税种，以更好地发挥税收对企业环保行为的调节作用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其次，明确纳税主体。涉及污染行为的市场主体(法人、非法人与自然人)都应纳入环境税收的纳税主体范围;再次，税款专款专用。国家应将征收的环境税收全部用于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开发、示范和应用于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最后，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推动环保节能产业发展。我国应在税法中体现对实行清洁生产、生产绿色产品等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构建绿色关税制度。当前，我国的进口关税结构存在着缺陷，应实施环境关税制度，实现关税绿化[8]。

具体措施有：首先，我国可以对进口的相同产品征收同类环境税收。如环境关税、环境附加税等。同时对国内资源型产品，包括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征收出口关税。其次，实行绿色税率。对于会给消费或生产带来污染的产品和容易产生污染的加工生产设备应提高进口关税，而对于资源型产品、环保产品和先进环保生产设备应大幅度降低甚至是取消进口关税。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和设备进口，又可以推动国内环保节能产业发展。最后，所征收的绿色关税必须符合非歧视性原则。应对进口产品和国内相同产品征收相当的税费，不搞差别待遇。 (5)完善我国的绿色检验检疫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整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关系的法律法规，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食品安全、动植物检验检疫法律制度体制，并制定了具体实施规章。我国的检验检疫行政执法机构体系已实现“三检”合一(由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主管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以及商品检验)和“两局”合一(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然而作为执法基础的法律法规却仍然陈旧落后，没有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正。

有关检 验检疫的法律及其实施细则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交叉和冲突，导致各部门职能存在着大量的交叉和重叠，在“法规竞合”的情况下享有过大自由裁量权，缺乏行之有效的责任和制约机制。新修订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2005年)作为出入境检验检疫的一项基本行政法规，在质检法律体系“三法分立”的框架范围以内进行了最大限度的调和，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建议应当彻底抛弃“三法分立”与修修补补的立法现状，改为采用统一立法的模式，即将调整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商品检验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集中在一部法律之中，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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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黄生，张亦盟.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J].环境保护，2001，(6):28. 

[2] 朱晓勤.WTO与绿色壁垒：若干法律问题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1，(4):194-199. 

[3] 钟莜红，张志勋，徐 芳.绿色贸易壁垒法律问题及其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3. 

[4] 黄立新.环境与国际贸易的内在冲突与融合[J].外向经济，2000，(1):136. 

[5] 曾建明，陈治东.国际经济法专论(1)[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00. 

[6] 梁 西.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