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理论范文
时间：2023-04-05 14:51:4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保障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商业保险；社会保障体系；新型福利国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强调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要实现包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在内的十八个总体目标。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分析其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问题，对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起步较晚，真正形成一定的体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从20世纪80年代起，当市场经济机制开始引入中国时，利益机制迅速渗透到国有企业，它在带来企业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企业之间由于经济效益和职工人口结构不同而出现负担过重或过轻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于是客观上便出现了企业劳动保险社会化的改革要求，但由于受当时国家财力方面的限制，在强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分担问题上，重心主要放在多渠道筹资方面，到20世纪90年代，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改革的关注力很快转向了收支平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积累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形成，加入WTO后，加快了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步伐，加速了中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健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问题被列入到重要议事日程，并成为理论界、媒体和企业阶层高度关注和争论不休的热点，经过不断改革和完善，到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保障架构体系初步形成，社会保障制度在弥补市场缺陷、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1世纪以后，当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普遍开始陷入“囚徒困境”，面临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也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各种问题和矛盾逐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
(一)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十五”期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新的进展，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然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晴雨表”、“助推器”和“稳定器”的社会保障功能不仅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制约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1994年起推行的国家大中型企业改革为例，当时，国务院推出1013家大中型企业进行国企改革试点，同时，地方各省、市政府也推出了2500多家国企改革，计划3年结束，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改革进程进展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保障等措施相对滞后。
21世纪初，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描绘的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无一不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息息相关，当前的社会保障现实却不尽如人意，社会保障的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矛盾仍然非常突出，不仅占中国人口2／3还多的农业人口基本上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连国企职工、城镇居民的养老统筹、医疗保障等问题还有待解决，统筹层次低，统筹收支不平衡，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与调剂范围狭窄，企业负担过重，社会化管理环节薄弱，保障基金的监管能力不强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现阶段还停滞于社会保障的技术性环节，未有效形成应有的理论指导与实践体系，社会保障的长远规划有待完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加快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步伐，社会保障体制如何迎头跟上，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未能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进程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与发展路径，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制度?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要不要实行大而全的全国统筹制度?商业保险应当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仅仅作为一种补充等重大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各项社会保障的改革措施仍在试点与探索过程中缓慢前进。
(三)社会保障结构体系不合理问题越来越突出，不能适应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
1.过分依赖个别部门的社会保障能力，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保障功能未能得到综合发挥和充分利用，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差异化程度日益拉大，上亿农民工的保障和农村养老、医疗保险等问题还没来得及考虑，又面临着大量下岗职工、城镇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体制转轨的双重压力，迅速增长的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压力加大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风险，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状况不容乐观，从1998年开始，社会统筹账户连续出现收不抵支，迫使政府财政从后台走向前台；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部门、行业乃至企业的自保功能锐减，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特别是对近几年来迅速崛起的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大功能和作用没有被很好地利用，社会保险部门与商业保险的联动功能和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而且在一些地区还不断在发生磨擦，争市场、争客源现象时有发生。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显失公平现象和非法制化因素依然存在，在部分省份还比较严重。突出表现为，一方面，统筹资金受区域划界影响，省与省之间不能实现优势互补，而是各自为保，在一些省份，甚至在市、县之间，都出现互不相剂情况，城镇差、地域差矛盾不但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相反还拉大了省与省，市与市之间在大量流动人口资金转移方面存在的矛盾，严重影响到社会统筹的功能和效率；另一方面，正由于覆盖面和统筹调剂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使现行的社会保险费率明显偏高，造成企业和个人支付压力特别是国有企业支付压力过重，客观上造成企业竞争上的不公平；在农村，计划经济时期传统的乡村保障体系如合作医疗等已被废除，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日趋恶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1998年以后也基本中断；社会保障立法工作相对滞后，管理成本急增，管理效能下降，致使许多改革措施难于得到有效实施。
3.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保险部门负荷太重，一方面，全国仅有的不足10万人的社保队伍面对上亿保障对象，无论在收费层面，还是在支付环节，管理手段、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都亟待提升。但如果扩充队伍，又面临增大成本的重负压力；另一方面，由于项目繁杂，收支方面又缺乏应有的法律规范，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以及企业与个人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为数不少的欺保、骗保和逃保等现象，迫使社保部门不得不腾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化解矛盾和问题。同时，由于在保障基金管理和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挤占、挪用甚至贪污浪费现象亦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到现行制度的正常运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保险基金在制度设计上出现的偏差及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不能及时到位等原因，形成了目前社保基金巨大历史债务的压力问题。
二、重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市场、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结构关系发生着重大变化，劳动力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增多，一国之间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增速，个人游离于企业、企业特别是民私营企业游离于国家的现象大量存在，带有中国特色的亿万农民工流动问题最为突出；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也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调整和变化，进一步带动了社会行为主体作用和地位的变化；重构充分考虑现实市场条件和制度基础的、立足于中国国情的、适合于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有助于推动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着力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福利国家
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新型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学习、甄别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成功的经验与教训，明确我们中长期的奋斗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勾画好新型福利国家的宏伟蓝图并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和总结，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应下大力气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我们既要做好当前工作，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社会保障利益问题，又要提前做好远景规划，让广大人民群众能憧憬到未来美好的社会保障。
(二)商业保险应当而且可以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积极作用
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发挥其应有的强大的保险保障功能，对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商业保险天然的社会属性和保障功能，决定了它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当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商业保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就其属性和功能看，其触角渗透到经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是稳定的“晴雨表”、安全的“稳定器”、发展的“助推器”，它与社会保险有异曲同工之处。首先，通过保险制度的安排，应用大数法则和概率原理，集合多数经济单位，建立雄厚的保险基金，对约定的灾害事故或意外损失给予经济补偿，从而起到稳定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近几年来普及的投连、分红型寿险产品，有很好的“积谷防饥”功效；其次，通过其资金融通功能，一方面为国家经济建设筹措大量可用资金，另一方面，通过资金运用手段，达到升值增值的目的，从而强化保险社会保障功能；第三，是应用其责无旁贷的社会管理功能，参与到社会安全管理、社会救助活动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各个环节，为国家经济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为全面建设小康服务。
2.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一是合同的保障性。它通过合同的形式确定双方的权力与义务，可以避免政策变动或政府行为的干扰，具有长期稳定性和法律约束力，有利于约束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人为失误和有失公允；有利于化解政府与企业乃至与个人的纠纷和矛盾，解除保障对象对长期有效性的疑虑。二是商业保险覆盖领域广阔，网络架构遍及全国各地乃至乡村；商业保险公司大多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管理手段和管理能力较强，实力雄厚，基础比较扎实，具有充分的拓展能力，特别是强大的再保险支持系统，是任何保障部门或机构所不能比拟的。三是商业保险有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专业化队伍，180多万保险从业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保险事业正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投身于中国的保险事业，保险队伍将不断发展壮大。四是以自愿投保为前提的展业宣传模式容易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可以减少大量不必要的矛盾纠纷和争执，有助于提升人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需要具有的对国家、对社会应有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堵截或避免出现赖汉思想和行为。五是通过大量补偿案例的传播和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普及和提升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和保险保障意识。六是商业保险在投保和支付等方面，不受居民身份、农民身份；集体身份、国有身份；在岗与不在岗等方面的差异限制，可以将社会保险中最复杂最难解决的人口流动矛盾简单化。七是商业保险的费率杠杆功能有助于克服“劫富济贫”或“劫贫济富”的矛盾，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八是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为政府和被保障对象提供了多途径的选择平台，有助于尽可能满足被保障对象对最基本层面的保险保障需求；有助于提升保险公司服务水准和管理能力。
3.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为核心，国家相关部委(如民政部、农业部、卫生部、教育部等)、地方各级政府、行业以及企业和个人相补充的多元化社会保障结构体系。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资源分散和人员散居比较明显的人口大国，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底子仍然较薄以及社会保障意识还较淡薄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国情，决定了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不应也不可能仅通过某种统一的途径来解决社会保险甚至社会保障的所有问题，回顾我国社会保障的历史发展现状不难看出，无论是起初的“企业自保”还是”98年以后由专门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统一筹划，均很难从长远和根本的层面解决问题，更难适应我国多元化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当在社会保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上，充分调动和发挥国家相关部委、地方各级政府、行业以及企业与个人的积极性和资源优势，应当允许和支持有条件的部门、行业、地方政府乃至企业在自主选择投保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只要是有利于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减轻社会保障压力的，都应当给予包括税收政策的支持。德国著名经济学者艾哈德在谈到社会保障制度时曾经指出：为了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经济发展就像做蛋糕，最好的办法是把蛋糕做大，将着眼点放在增加新财富上，而不是如何分割现有财富，出路在于乘法而不是除法。绝对理想化的平均主义是不现实的，在国家财力仍然非常有限的人口大国，短期内就希望能将整个社会保障问题统揽起来的做法也不切合实际。因此，要想实现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就应当将整个社会保障资源动员起来，在政策与制度设计上，形成以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为双重核心，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各司其责的良性互动机制，重视个人保障，既是国家的责任，同时也应当是企业和个人的责任，任何过分强调“企业人”或“社会人”的说法都不妥当。
现有社会保障机关的主要职能，应当更多地放在宏观社会保障体制和机制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上，同时加强对政策与制度执行的监督；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劳动就业、职业培训、劳动保护和劳动者综合素质提高等方面；社会保险中心在集中精力办好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相关医疗保险等的基础上，关注的人群应当集中在公民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遭遇各种不可预见风险、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保险层面；商业保险应当进一步明确职责和任务，强化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积极作用；其它职能机构和部门应当本着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政策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想方设法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为构建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应当体现科学发展观精神和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相一致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各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努力构建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保障途径多渠道，资金来源多层次，设计科学化，管理规范化，服务社会化，公平制度化，权责清晰，务实高效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三、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定位
(一)主要任务
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要任务，是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手段，不断改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保险业发展，积极引入保险机制参与社会管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推进公共服务创新”的要求，努力在保险产品的设计、保险服务手段的提升、保险网络的安排以及扩大保险覆盖层面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对保险保障的需求，为构建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二)目标定位
一是坚持商业化经营原则，运用保险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和手段，按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要求积极开展保险业务，不断提高保险的风险防范能力和风险保障实力，防止出现越位或错位。
二是坚持自身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原则，正确处理好保险与保障、近期与长远、责任与利益的相互关系，以服从、服务于社会保障事业为己任，加强与社会保障机构的合作、沟通和联系，始终把国家利益和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三是坚持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政策思路，积极参与和支持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重构进程，找准商业保险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位置，加强诚信建设，拓宽服务领域，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保险业发展和社会保障事业服务。
四、构建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依据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进一步深入，加速了中国社会保障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进程，纵观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正艰难而又积极地从低层次发展向中、高层次发展的社会演进，其走向表现为从一个看似合理而实际并不公平的社会保障向看似不合理但总体相对公平的社会保障发展。
2.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居核心地位的单一的社会保险模式已越来越受到来自内外部因素的挑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社会统筹收不抵支问题，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国家与企业和个人之间在保险基金的征收和支出方面存在的矛盾和利益博弈问题，上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广大农村人口的最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问题，老龄化问题等已逐渐显现，如果仅仅试图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扩大社会保险统筹覆盖面，提高保险费征收水平甚至降低支付标准，或通过延长申领时间等方法来解决问题，必然会加剧矛盾，事倍功半。其根本出路应当是通过国家宏观推动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的方式去加以解决和克服。商业保险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可以加速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与完善的进程。
3.社会保障是一个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需要一个全民共同参与的过程，因此，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去解决现实问题，远要比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去解决要科学，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可以借鉴，如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当是解决当前农民就医难问题的最直接有效，也是最受农民欢迎的好办法，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建立更多的农村合作医疗机构，鼓励和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和支持。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险、责任保险、医疗保险等和农村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大有可为。
4.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既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政府与企业和个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因此，能否抓住当前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进一步树立全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将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改革能否深化并获得成功的关键。
(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具体措施
1.重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必然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及时加以解决，因此，建议建立国家社会保障协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由国务院牵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保监会、财政部、民政部、农业部等相关部门组成社会保障改革与创新协调小组，定期召开协调会议，沟通信息，研究和解决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篇2
内容摘要：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一国的宏观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其对一国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影响，目前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通过分析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可以在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人力资本的各种属性，如人力资本的生产性、分配性、消费性、创造性、流动性及私人性和社会性等，以期为更好地挖掘和利用人力资本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人力资本理论 社会保障 人力资本属性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国已逐步形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军人保障和其他制度为基本内容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中国内地社会保障制度的体系框架仍在进一步构建之中，笔者曾提出将义务教育保障、城市最低住房保障和贫困大学生就学保障纳入正式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一种既有别于西方“福利国家”，又有别于传统社会保障的“和谐社会保障”模式。
一般认为，社会保障具有“社会安全网”和“社会稳定器”的双重功能，但学界很少讨论社会保障对一国人力资本形成所做出的贡献。笔者认为，社会保障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一种“资本”性投入；社会保障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也蕴含着人力资本本身所具有的消费性；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性质与人力资本的分配性密不可分；社会保障本质上也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一部分，是人力资本的生产性决定的。简言之，在社会保障的视角下，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
人力资本理论的内涵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的渊源可上溯到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近代微观经济学奠基人马歇尔等，他们认为，在各种资本投资中，对人本身的投资是最具价值的。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对这一观点进行深入论证。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长期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时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使美国农业生产的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1960年，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著名演讲，指出了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以舒尔茨的这次演讲为开端，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深入地研究这一课题，“人力资本”的概念广泛见诸于国际学术界。
在对人力资本研究的热潮中，贝克尔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贝克尔著述甚多，其中《生育率的经济分析》（1960）、《人力资本》（1964）、《家庭论》（1981）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经典性”论著，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另一位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开拓者明塞尔则把人力资本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并将其应用于收入分配和劳动市场行为研究。其主要贡献有：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模型，论证在均衡条件下不同人力资本投资量与个人终生挣得的贴现值相等，把收入分配问题引入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中。
（二）当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内涵
当代西方经济学普遍认为，资本主要有两种形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体现在物质形式方面的资本为物质资本，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为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的以其数量和质量形式表示的资本，它表现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等。
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投资形成的。而对人力的投资则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的支出等。贝克尔认为，投资活动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主要影响未来福利；另一种则主要影响现在的福利。他认为，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货币和消费的投资就是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和收入的信息等多种形式。当用于满足未来需求的支出时，一般而言，只有当预期收益的现值至少等于支出的现值时，人们才愿意做出这种支出。在分析形成人力资本时，贝克尔主要强调了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的重要作用。为简化起见，贝克尔把教育投资限定在一个时期内，而把收益扩展为所有其他时期，由此来讨论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这样有助于个人做出是否继续作人力资本投资的决定。对于在职培训，由于培训会降低现期收益，并提高现期支出，但如果培训可以大幅度提高未来的收益，企业就会乐于提供这种培训。另外，贝克尔还将培训进一步划分为两种：一般培训与特殊培训，并对二者就雇员和雇主在培训成本支出和培训收益获取上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社会保障视角下的人力资本理论阐释
社会保障通过收入补偿、支出补偿以及互助互济，使受到创伤的社会机体和个人机体得以恢复，并重新投入运行，此外，社会保障在改善医疗保健、促进基础教育公平及保障城市最低住房的过程中，也促进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人力资本的形成，并赋予人力资本许多新的属性。
（一）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形成
人力资本除了通过专门的人力投资形成外，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民生制度安排，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到城乡义务教育保障、城市最低住房保障，无一不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着影响。
首先，社会救助是国家与社会面向由贫困人口与不幸者组成的社会脆弱群体提供款物接济和扶助的一种生活保障政策，它通常被视为政府的当然责任或义务，采取的也是非供款制与无偿救助的方式，目标是帮助社会脆弱群体摆脱生存危机，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救助的外延，则包括灾害救济、贫困救济和其他针对社会脆弱群体的扶助措施；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之上的民营社会化保障事业，它的最直接目的是帮助现实社会中的脆弱社会群体，贫民、灾民、孤老残幼等都是慈善事业的工作对象，因此它与政府举办的救灾济贫及有关福利事业是相通的。显然，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是人类自身生产得以延续的保障，对于社会脆弱群体而言，它是人力资本得以形成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社会保险是以劳动者为保障对象，以劳动者的年老、疾病、伤残、失业、死亡等特殊事件为保障内容的一种生活保障政策，它强调受保障者权利与义务相结合，采取的是受益者与雇佣单位等共同供款和强制实施的方式，目的是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保险的项目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外，有些国家和地区还建立有单独的生育保险、遗属保险、护理保险乃至灾害社会保险制度等。与社会救助解决的主要是脆弱社会成员的即期生存危机相比，社会保险解决的则是劳动者未来的和不确定的风险。可见，社会保险是社会、单位和个人花费在人力（劳动者）上的人力保健等方面的开支，这种投资无疑会在未来的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收益，因此，也可以将社会保险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再次，社会福利的含义在世界各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英、美等国，社会福利是一个包容甚广的大概念，他们将社会保障囊括在内，比如在英国，社会福利被定义为“是为了保障全体国民的物质的、精神的社会最低生活水准而由政府和民间提供的各项社会服务的总和。”而中国的社会福利则是专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社会化的福利设施和有关福利津贴，以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服务需要并促使其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的一种社会政策。中国的社会福利隶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笔者曾撰文指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介于广义福利概念与狭义社会保障概念之间，是一种鼓励社会成员积极向上的保障和激励机制。以国家（通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社会（通过从事福利事业的社会团体）为责任主体的社会福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成员在生活服务、保健、教育等方面的福利需求，这既是社会成员在生活质量、身体素质与文化素质等方面发展权的体现，也是社会成员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之一。
最后，笔者曾撰文建议将城乡义务教育和城市最低住房保障制度纳入正式社会保障体系的范畴。一方面，从国际国内的情况来看，社会成员的基础教育或称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通常是具有福利色彩的公益事业，这一特点决定了作为基础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保障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教育福利与失业保障范围内的技能培训，作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对一国人力资本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住房作为“城市人”的消费热点，不仅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的产业，同时也是“城市人”的“三座大山”之一，国家如果将城市最低住房保障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居民的经济负担，将可支配收入更多的用于教育、健康保健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
（二）社会保障视角下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
1.人力资本的“资本”属性。从筹资渠道来看，社会保障强调了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的作用，实质上这三者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而且这种投资，于个人和国家而言，都是一种“资本”性的投资。
人力资本，就其实体形成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换言之，人力资本是某特定经济主体预先投资而形成的，并作为生产经营要素或获利手段来使用，以取得预期收益的“资本”，它强调投资收益回报、价值增值、所有者权益和人力的个体素质或精神存量的形成和积累。
2.人力资本的文化性与经济性。社会保障中的城乡义务教育保障及再就业培训，不但能形成一定的人力资本，而且这种人力资本还具有文化性和经济性并存的双重属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人力资本理论无非就是强调人的重要性，但如果把人当作“资本”来看待，难免会有贬低人格之嫌，由此认为人力资本的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是格格不入的。有关人力资本的文化性与其经济性相矛盾的观点，实质上是经济学传统中的“物本观”在价值观念上的扭曲反映。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作为社会文化过程具有文化性，与它作为投入产出过程具有经济性，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人力资本的二重属性之间是内在统一的，正如工农业生产活动的生物、工艺属性与其经济属性不相矛盾一样。
3.人力资本的创造性。人力资本的创造性与人的社会化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剔除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人的发展经历了小农经济社会的“家庭人”、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单位人”，一直到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人”等几个阶段。对社会保障而言，人的社会化进程决定着社会保障的发展进程，在人走向社会化的条件下，社会保障便成了全社会的事业和全民的事业。反过来，社会保障对人的社会化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人”是人力资本的天然所有者，也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一般而言，经济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无外乎面临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是受自然环境和条件的约束，二是受社会环境和条件的约束。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以自然人力（体力）为基础的智能或精神创造力（脑力），是创造社会财富、成为价值增值源泉的主体创造力，也即智能人力是人力资本的本质规定性。另一方面，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力资本的创造性还表现在改进人与人之间分工协作及利益关系的社会组织能力方面。人力资本的载体，是存在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因此，社会文化传统、人际交往关系、分工协作组织及各种制度知识经过长期积累凝结在“人”的身上，形成某种社会性的精神创造力，就成为人力资本内在规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人力资本创造力的社会规定性，会促进知识技能在人与人之间的互补、替代和积累，使整个社会的精神创造力在规模上无限扩张、在动态上持续增长。
4.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及其配置。当前社会保障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以更好地发挥其功能，而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实现社会保险跨省区的转移接续，则能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本的流动及其配置。
人力资本的流动性主要是指人力资本在区域间、产业间的转换和流动。人力资本是异质的，性质不同的人力资本其功能也不尽相同。生产者、管理者和经营者具有各异的人力资本，在企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农民、工人和工程师的人力资本在性质上也有很大差别，他们在各自的职业空间发挥作用。沿海开放城市和内陆农村地区所需人力资本的差别也很大，可见，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和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决定着其转换与流动的水平和方向。简言之，人力资本以市场信号为指引，在不同企业间、产业间、区域间不断转移和流动，是实现人力资本优化配置的必然途径。
5.人力资本的私人性和社会性。从社会保障的筹资主体来看，宏观层面既有国家的投入，微观层面亦有企业和个人的投入，因而社会保障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私人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人力资本是体现、凝结和贮存在特定的人身上，与作为其载体或天然所有者的个人须臾不可分离，并经由个人形成、支配和使用才能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力资本是一种具有显著个体性或私人性的资本。当某种人力资本的效用互联性很低时，社会中的个人效用与其他人是否具有或能否获得该种人力资本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已拥有人力资本者，对于使更多人获得人力资本的互助安排意愿很低。这是纯粹的私人性人力资本。一般来讲，私人性人力资本具有竞争性特征，即已拥有者的效用随着新增拥有者的增多而降低；反之，当某种人力资本的效用互联性较高时，个人效用的增加及其实现与其他人是否具有或能否获得该种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在这场合，已拥有人力资本者对于使更多人获得人力资本的互助安排意愿较高。这便是社会性的人力资本。社会性人力资本往往存在“规模界点”，也就是该种人力资本的个人效用的实现，以足够的分享该种人力资本的其他个人的数量为条件。典型的例子是语言能力，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在仅有一人而无第二人掌握该种语言时，这种能力就完全失去了效用。
6.人力资本的生产性、分配性和消费性。萨伊（1803）首创了西方经济学的“三分法”，即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机械地不分主次地并列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三部分。社会保障在形式上无疑属于分配与再分配领域，但就分配关系反作于生产而言，社会保障又具有促进生产的属性。同时，通过社会保障措施可以缩小贫富差距，进而起到刺激和扩大消费的效应。简言之，通过社会保障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人力资本的生产性、分配性和消费性。
所谓生产性人力资本，就是个人所获得的主要由于其潜在的可增加经济性的生产能力的价值而被重视的知识和技能，主要体现在个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调配所掌握的不同生产要素的能力和处理生产中不均衡状态的能力；相对而言，分配性人力资本则是一种非生产性人力资本，它与一个集团、组织乃至国家维持或改变既有的经济财富在个人之间、集团之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配相关。我们将之狭隘地定义为个人所获得的主要由于其潜在的可用于财富分配过程的能力的价值而被重视的知识、态度和技能；所谓人力资本的消费性，主要是指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行为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及其内在联系性。
一般来讲，人力资本的消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具有同一性。舒尔茨(1961)曾经指出“好多我们称之为消费的东西，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二是人力资本投资对现期消费具有替代性。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以获得未来更大的效用或使生命周期中的消费平滑化。
三是不同性质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一方面，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有利于扩大个人消费。家庭或个人以外的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增加个人或家庭用于人力资本的收入或免除人力资本方面花费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增加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私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则相对复杂一些。这主要体现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个方面，在人力资本品价格一定的情况下，居民收入提高会使得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其他消费支出同时增加。其他条件不变，如果资本品价格发生变化，则会出现替代效应。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安排，它具有数量上“普惠性”的特征，然而学术界目前很少有人关注社会保障对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促进人力资本形成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其实，就象一国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样，社会保障不仅可以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且还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从而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概括说来，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的各类项目，特别是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下的各项保障措施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二是社会保障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关乎“人”的正式的制度安排，除了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功能外，其在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拓宽了人力资本的各种属性。有关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形成的关联度和影响度，则是需要进一步进行定量研究的问题。而深入透彻的阐释人力资本的各种属性，无疑可以为我们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本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李珍.社会保障理论[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
2.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商务印书馆，2000
3.[美]加里•S•贝克尔. 梁小民译.人力资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舒尔茨(Schulta,T.W.).人力资本投资(1971).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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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大部分时期内，实行的是以职工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说，这一明显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较好地发挥了社会保障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支持和推动作用。但随着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不断暴露出其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地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尤其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对社会保障体制逐步进行了改革。但迄今为止，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形成，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基础和核心环节的社会保障资金在筹措、管理及使用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完善和不规范的地方。这种情况已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各项经济制度的改革不相适应。因此，改革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本文试从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人手，谈谈对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看法。
(一)对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评价
我国现行的以“现收现付”和各部门、各行业多元分散筹资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在资金的筹措、管理和使用等环节存在一系列问题：
1．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法政出多门，筹资方式不规范，缺乏法律保障，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制度。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在筹集上主要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制定具体筹资办法和比例，先以养老保险统筹为例：上海市规定的统筹比例是25．5％，北京市、天津市是18％，河北省是16％，江苏省内的无锡市为23．5％，而同一省内的仪征市仅为10％；北京市的三资企业是按16％统筹，而集体企业规定的统筹比例则高达27％。再以医疗保险为例，1998年召开的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原则上以地区为统筹单位，也可实行县级统筹。”这种筹资方式在实际执行中，不仅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规定不一致，即使同一地区不同类型企业的缴费标准往往也不相同，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负担水平悬殊，不仅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而且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客观上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筹资方式在实践中的另一弊端是筹资的方法、制度多数是以部门、行业规章的形式出现，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在筹资过程中，往往刚性不足，再加上征收力量不足，手段软化，拖欠、不缴或少缴统筹金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不规范的筹资方式很难为社会保障及时足额地提供资金，影响了社会保障作用的发挥。
2．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混乱，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在管理上仍没有克服多元化分散化的积弊，表现为自设机构，多头管理。具体来讲，劳动部门负责城镇国有企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民政部门负责农村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人事部门负责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养老保险；卫生部门负责医疗保险；保险公司负责城镇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各级工会特别是基层工会，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职工福利的事务性管理和服务工作。另外，铁路、邮电、金融、电力、煤炭等行业和系统还自行实行社会保障，各有各的管理办法，这种各自为政、分散管理的体制导致机构重叠，执行成本高昂。同时，由于各部门自行制定征收标准和支付办法，使杜保资金在管理上缺乏强有力的宏观协调平衡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客观上不利于保证社保资金的安全性，也有碍社会保障制度积极作用的有效发挥。
3．社会保障资金在使用上存在漏洞，不能真正做到专款专用。现行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可以按比例从统筹金中提取管理费的办法，是造成管理费用提取混乱和开支过大的主要原因。据有关资料显示，某地失业保险机构的管理费用占失业保险费总支出的33％，而直接用于救济失业职工的部分仅占总支出的7％，其余的支出都是用于风险投资或其他方面的。另据报载，1997年度全国共谈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90亿元。可以说，上述局面的形成是与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多方筹资、分散管理的筹资方式直接相关的，这种对社会保障资金的坐收、坐支，收支一条线管理办法，不仅形成高额的管理费用，而且也为部分管理者的腐败创造了条件。
可见，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在筹措、管理和使用上存在的诸多问题都直接导源于不合理的资金筹集方式。因此，有必要用新的筹资方式代替原有的多元分散的筹资方式，以适应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国际比较
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基础，因此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一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的核心环节。由于国情的差异和所实行社会保障模式、保障范围的不同，世界各国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目前世界上已经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建立个人储蓄账户。这种筹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它是实行政府强制社会保障模式国家所普遍采用的筹资方式。在这一筹资方式下，要求雇主和雇员分别按规定的标准把社会保障费用存入雇员的个人帐户，社会保障费的本金和利息均归雇员所有，由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和支配，政府有权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适当的调剂；二是征收社会保障税或社会保障费。这种筹资方式常见于实行政府提供保障模式的国家，主要是按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分别规定税率(或缴费率)，由雇主和雇员分别按一定比例缴纳，也有少数国家规定完全由雇主缴纳。社会保障税(或费)，也称社会保险税，或称社会保障缴款，是一国政府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而开征的一种税或税收形式的缴款，主要是对薪金和工资所得课征，由专门的管理机构(如税务机关等)负责征收和管理，其收支一般纳入国家预算(实行收费形式的国家也有收入不纳入预算的情况)，实行“专税专用”或“专费专用”，超支部分由财政拨款补足。从当今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情况来看，社会保障税以其所特有的规范和效率赢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青睐，成为当今各国普遍采用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征收不同形式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已有80多个，它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也包括了一些如埃及、阿根廷、巴西、巴拿马、阿曼等发展中国家，而且在荷兰、法国、瑞士、瑞典、西班牙、巴西等国，社会保障税更已成为第一号税种。社会保障税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兴起
和发展，充分说明了它的优越性。
(三)社会保障税是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最佳选择
借鉴世界各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成功经验，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缺陷，我们认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是我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方式的最佳选择。
1．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有助于打破地区、部门、行业间的条决分割，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目前我国所实行的多方筹资、自定标准的筹资方式客观上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企业间因缴费标准不同而负担高低悬殊的局面，不仅负担不均的矛盾突出，而且还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部门行业间的合理流动。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实现税率的统一和征收机关的统一，将彻底改变上述局面，实现人力资源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和更高层次上的顺畅流动。统一的社会保障税还有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从而促成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
2．有助于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具体负责税款的征收，并把收入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形成征收、管理、使用各部门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同时，通过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和审批，把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纳入国家立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之下，这将使社会保障资金的合理筹措、保值增值和有效使用得到有力的保证。
3．有助于促进“企业保险”向“社会保险”的转变，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长期以来，制约我国国有企业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负担沉重，而造成企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就是企业职工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的统筹费和住房公积金等，都要由企业来承担。企业要承担这些占工资总额70—80％的福利支出，尤其是目前在国有企业举步维艰、经济效益不佳的情况下，沉重的保险开支，使企业雪上加霜，不堪重负。开征社会保障税，遵循“普遍纳税，共同负担”的征收原则，凡有纳税能力的劳动者及其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纳税义务，变“企业保险”为“社会保险”，既缓解了保险资金来源不足的矛盾，也为企业走出困境减轻了压力。
4．有利于逐步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有近70％的人口在农村，但是，社会保障对于广大农村人口几乎是一片空白，城镇职工所能享受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基本与他们无关。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社会成员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农民所得到的社会保障却与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职工享受的保障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尽管各级政府对农村的部分特困户也定期或不定期地以不同方式给予扶贫、救济，但是，依然分散的、低水平的保险资金筹集方式对于大量需要救济扶助的农村孤寡老人、残疾人来说，无疑于杯水车薪。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每年以600万人左右的速度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已接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但社会保障与其还有一定的距离。随着我国税费改革的深入，在不增加农民和乡镇企业负担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保障税的开征，逐步建立起农村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既能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缩小城乡差别，又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
5．有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统一负责社会保障所需要资金的筹集，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税务机构的人力和物力，降低社会保障筹资成本；由专门机构负责社保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专业化的管理将使规模经济效应得以更好的发挥，有助于实现管理费用的最小化。这两方面作用的发挥将最终促成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使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6．有助于克服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种种阻力，保证筹资工作的顺利进行。税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特征将增强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约束力，杜绝拖欠、不缴和少缴的现象。进而筹资工作的顺利进行将有力地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
(四)对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初步设想
为保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是十分必要的。借鉴国外社会保障税开征的成功经验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基本状况，近阶段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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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课程；考核；改革
课程考核是为了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和技能的运用情况，也是教师检查教学效果、调整教学进度、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因此选择有效的考核方式对日常教学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传统的考试以期末试卷考试为主，题型由名词解释、填空、选择、简答等构成，所考内容基本上是对课本知识的复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背诵和记忆上，这种考试模式很难对学生的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不适用于操作性、实践性较强的高职专业主干课程。就高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课程而言，应树立能力本位职教理念，将能力考核作为考核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强调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实际工作能力。
能力本位教育是一种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它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其核心是从职业岗位的需要出发确定能力目标，按照岗位群的需要，层层分解，确定从事行业所应具备的能力，明确培养目标，以这些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针对《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课程，笔者和课程组其他教师通过到中、小型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开发中心等机构调研，得出课程定位应是培养“准社保专员”，并从岗位实际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出发，对工作岗位群进行调研，分析工作岗位的任职要求，得出了从事社会保障各项业务所需的关键能力和职业素养，从而确立了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考核内容。
一、考核内容
通过调研可以得知高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就业面向的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部内设职位，除人力资源部经理、招聘专员、培训专员、薪酬专员、绩效考核员外还有“社保专员岗”，人力资源开发中心除人才交流部、档案管理部、人才评荐部、人才培训部外还专设“社保部”。因此本课程目标定位是培养社保专员，即熟练运用社会保障政策知识和业务经办技能，解决单位社保事务的高素质人才，所以考核点也集中在两方面：
1.考核学生社保岗位工作技能。社保专员岗位的职责，一是每月定期做好社保申报缴费、人员增减核定、关系转移、退休人员社保事务处理等工作；二是为员工提供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法律法规的政策咨询、知识培训；三是预防和处理社会保险、福利待遇方面的争议。因此本课程试图通过实地参观、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方法，培养学生两方面工作技能：一是社会保障政策尤其是“五险一金”政策的理解、应用能力；二是社会保障业务办理能力，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业务的办理能力，当然考核点也集中在社保政策掌握、业务办理能力上。
2.考核学生社保岗位工作素养。笔者通过行业企业调查，分析得出社保专员应具备的主要工作素养，一是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为单位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缴费人数是否瞒报、漏报，关系到职工和社会群体利益，需要认真核算，正确填报，单位不正确的做法，也需要与主管领导进行恰当的沟通。二是要有积极的工作态度。接受员工社保政策咨询，处理社保争议，建立与社保局、医保中心等业务经办机构良好的关系，离不开积极的工作态度。因此，在社保业务技能实训中，也应将这些工作素养作为指标进行考评，以强化学生的职业素养。
二、考核形式
笔者在本课程的考核中全面贯彻了能力教育本位理念，考核方式采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模式。
1.形成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所取得的成绩及所反映出的情感、态度、策略等方面的发展做出的评价，是基于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察、记录、反思而做出的发展性评价。其目的是激励学生学习，帮助学生有效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培养合作精神。形成性评价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评价转变成评价的主体和积极参与者。
本课程课堂教学主要学习项目五险一金，按照“引导案例——社保政策知识——案例分析——社保业务程序介绍——填报表——校内实训室模拟公司社保业务办理——分析评价”程序进行，教学侧重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培育。所以课堂学习项目评价主要针对学生模拟业务办理情况进行，即评价班内各小组完成的模拟公司社保业务报表填写情况和角色模拟的社保业务办理过程，所占总分值比为30%，评价主体采用小组成员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相结合方式。为避免小组成员在完成任务中出现“搭便车”行为，采取了随机抽取报表内容提问、随机抽取安排角色的方式。
2.终结性评价。终结性评价一般是一个学期教学结束后对最终结果所进行的评价，目的是对学生阶段性学习的质量做出结论性评价。期末终结性评价可引入口答竞赛等模式，目前本课程以纸质试卷方式评价，所占总分值比为70%，题型有单选、多选、判断、案例分析、填报表题构成。单选、多选、判断部分可采用闭卷形式，重点考核政策知识，案例分析题、填报表题可采用开卷形式，侧重考核学生能否利用社保政策解决现实问题和业务办理技能，且这两类侧重能力考核的题型占到了卷面分数的60%。
三、考核主体
期末终结性评价若以纸质试卷方式进行，则可以教师评价为主。但在日常形成性评价中，学生的课堂活动表现如何，仅靠教师单方面评价，可能会使评价结果出现偏差，也不利于促进学生学习和反思，为此要引入多元主体考核，即在课堂小组活动中采用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相结合方式。
多元主体的作用在于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对学生活动表现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学生的自我评价是指学生对自身所从事活动进行的评价，是学生自我认识的基本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意识被唤醒，积极性、自主性得以激发，能有效地促进学生自我了解、自我教育，有助于个体的发展和提高；学生互评是指完成活动后，在同学之间或小组之间进行的交流和相互评价。互评使学生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他人的优点、缺点，充分地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教师评价具有其专业性和客观性，通过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态度、方法、策略及所取得的进步的观察，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客观的评价。笔者对人力专业学生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多元主体评价实践，在学期初制定了评价标准，以课堂学生观察、小组打分，课堂点评相结合方式得出成绩，学生自评占20%，教师评占50%，小组互评占30%。当然在评价标准制订和应用过程中，学生可参与评价标准的讨论使评价表更为科学。通过学生自评和互评，极大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兴趣，教师在评价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一方面体现在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作为教学评价活动过程的指导者、合作者和促进者上，教师在实施过程中还及时收集反馈信息，以此为依据对教学进行反思及调整，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四、考核指标和标准
纸质试卷各部分因有分值说明和标准答案，教师一般能做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但针对学生行为类的表现要想做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则需制订合理的评价指标和标准。
本课程日常考核项有学生社保业务办理的评价，由于业务办理体现为学生在角色扮演中的行为表现，所以笔者专门设计了业务办理程序和考核指标、标准。角色扮演程序上要求各小组中一人扮演企业社保专员，其他组员分别扮演社保局经办人员、地税局工作人员、银行工作人员等，要求“社保专员”拿着报表、企业证件等资料，模拟进入社保局、地税局、银行等机构办理社保相关业务。考核指标包括业务熟练度、团队精神、工作态度等，针对每位同学的表现，由各组自我评价、其他组评价、教师评价和点评完成。评价表设计如下：
五、考核实施效果
从笔者的实际教学效果看，这种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考核方式，学生普遍反映良好。学生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方式，亲身体验、亲手操作，就会反思自己对理论知识和技能掌握程度如何，知道自己需要学习什么。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同学间的沟通、协调等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但在课堂组织学生技能演练活动中，也存在一些难点，实施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学设计，还需要教师能够很好地协调和组织学生，能操纵和掌握大局，积极引导学生顺利完成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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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其的物资保障基础。从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现状出发分析目前存在如何对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最后提出进行社保基金市场化运营的方式。
一、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和管理分析
(一)社会保障基金涵义以及来源
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为了实施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法律、行政或市场运营等手段筹集积累的资金．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首要问题和核心问题，是社会保障制度能顺利进行的基础和物资保障。因此，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问题尤其是如何在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中实现保值、增值是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从具体项目来分主要包括:由城乡企业参保企业和职工缴费建立起来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和个人缴费建立起来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政府财政全部拨款建立起来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依靠企业和职工缴费建立起来的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建立起来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基金，等等。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按筹集的方式分可分为一下三类:一是国家强制执行的由投保人和其单位共同缴费筹资的社会保险基金主要用于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障，住房保障等。第二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用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社区服务的基金。第三是以个人投保，企业投保和互保险形式存在的商业保险基金。
(二)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现状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统筹制度，从实施到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并且初步建立了多层次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模式，但是在对社保基金的管理和投资方面还有一定的问题。
1.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渠道单一，流动性比较差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近年来社保基金的增长速度快，在通货膨胀的风险下如何使社保基金有效的保值增值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目前根据有关规定我国社保基金只能投资国债和存入银行，这种投资安全系数高，但从长远来看存在贬值和流动性较差的风险。社保基金贬值的问题来源于通货膨胀。而流动性较差的问题是因为对国债的投资。目前社保基金实行的是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法，基金的余额除预留两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其余的按规定只能全部用于购买国家特种定向债券，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用于其他任何形式的投资。从我国现在发行的债券种类来看凭证式国债的利率比较高，我国的社保基金基本投资在凭证式国债，但凭证式国债一般不能上市流通，流动性较差，所以社保基金在做这种投资后的流动性也比较差。
2.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社保基金面临入不敷出的问题
随着全球进入老龄化社会，各国政府都在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退休福利的问题，特别是社保基金的管理问题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关注。我国也即将面临一场人口的变化，目前我国还处于一个较年轻的社会，2004年我国60岁及上的老龄人占人口总数的11%，但到2040年，联合国估计该比例将上升到28%。我国也将面临老年化问题。随着老龄化问题以及因国企改革退休，下岗职工的增多，用于养老，医疗保障的费用以及下岗职工的失业保障基金大大增多，这使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急剧大幅增长，而社会保障基金却增长缓慢并存在贬值的风险，这使我国社会保障基金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
二、针对以上管理问题提出几点改革建议
为了解决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中遇到的社保基金筹集问题，我国大部分学者以及社会上从事社保工作的人员，提出了很多解决的方法，大致归纳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改社会保障费为社会保障税
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国际上社会保障系统普遍采用的筹资方式，目前在已经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140个国家中有8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采用社会保障税有强制性特点，通过强制征收增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保障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能向社会及时足额的供给社会保障基金；使我国经济体制能更好的同国际接轨，有利于我国的对外开放。
(二)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累积制过渡
现收现付制是根据“量出为入”“以支定收”的原则，依据当年社会保障的支出来筹措社保基金的。采用此种模式可以避免因物价上涨而引起的通货膨胀问题，但因为我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及国企改制大量员工下岗等问题的出现，将会对现收现付制这种筹资模式提出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对现收现付制这种社保基金筹资模式进行改革，必须改为基金累积制。基金累积制是以“量入为出”为原则，是将将来发生的费用提前提取形成社会保障基金，即当期员工的保障费用由自己来承担。采用这种模式可以达到社保基金的收支平衡。但是采取这种模式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漫长的积累过程中会面临通货膨胀的风险。并且我国现在是处于由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当代人要付两代人养老保险的双重负担，因此在这种转变模式中关键要解决如何使社会保障基金增值的问题。
以上两种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方法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解决了社保基金制度改革中的部分问题。保障费改保障税是国家采取强制手段征收社保基金保障了资金的征收效率，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过渡强化了社会保障中公民的自我保障意识。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市场化运营
如何使社会保障基金不贬值达到保值增值是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重要难题。如果继续采用现在的管理模式存入银行或者购买国家债券，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率的调整，通货膨胀等因素很难保证社保基金的保值，甚至是贬值。因此为了社会保障更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社保基金进行市场化运营方式，在市场中获取更高的利润。
(一)社会保障基金市场化运营的内容
社会保障基金的市场化运营，是指由有关的经营机构将社会保障基金投入市场特别是金融资本市场中，使社会保障基金进入社会再生产领域，从而使社会保障基金在市场的经营中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
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基金都能在市场中运营，要将基金分类根据不同的基金来进行市场化经营。根据流动性可以将社保基金分为三类:第一准备金，第二准备金，第三准备金。其中第一准备金是用来支付三个月以内的社会保障的基金；第二准备金是三个月以上一年以内的用于支付的社会保障基金；第三准备金是那些用于支付较长时期后给付的社会保障待遇的部分基金。根据分类，第三准备金流动性不大可以进行中长期投资，这部分基金是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的关键。在进行投资的时候也要考虑要安全问题，由于社保基金的特殊性需要投资者将安全性放在第一位。目前允许社保基金投资的国家都采用多种投资方式相结合的形式，尽量分散投资的风险。
(二)社会保障基金的市场化运营方式
社会保障基金的市场运营根据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类，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社会保障基金的金融市场运营以及非金融市场运营。
1.社保基金的金融市场运营
a.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家债券
这是我国目前采取的最主要的保值增值方式。在我国银行存款和政府债券一般都是由商业银行或者国家委托商业银行来办理的。政府债券的利率一般高于银行的利率，而且风险比银行存款还要低，但是政府债券的偿还期限比较长，且流通性也有一定的限制。
b.购买公司债券和股票
股票是股份公司筹集资本时，向股东发行的载明一定股份的书名证明。股票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两种。公司债券也是公司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有价证券，是持有者拥有公司债权的一种凭证。债券和股票都是属于有价证券，是现在公司融资的一种手段。社保基金在选择投资于股票还是债券是要根据投资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最安全的方式。
c.委托金融机构发放贷款
采用这种方式来运营社会保障基金，基金投资的安全性和金融机构定期存款相当，因为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比银行存款利率高，这样可以使基金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
在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贷款业务时，双方签订的合同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委托贷款的总额，委托期限，贷款利率，偿还期限，资金用途，风险的承担等问题。其别要注意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以及到期后资金的收回问题。
2.社保基金的非金融市场运营
a.直接投资企业事业
社保基金可以直接用以投资企业，事业单位。采用这种方式投资社会保障基金可以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随时了解生产经营的动向，有较大的主动权。并且这种方式的投资可以获得比贷款和存入银行更高的利润。但是，这种投资方式也有一定的缺点，社会保障基金机构要承担全部的风险，安全性相比较前几种投资方式而言比较低，不利于风险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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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契机；伦理缺失；启示
一、儒家的社会保障伦理
儒家思想是对我国影响最深远的传统思想之一，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对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便包括了社会保障的伦理，进而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本节主要介绍了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和其历史局限性。
（一）理论基础
以民为本的道德理论基础。儒家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中，继承并发展了以民为本的理论，指出民众在社会发展和政权转移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上位者要重视民生民意，如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为君者要保证民众的生存需求，实行保民爱民的仁政。以“仁”为本的道德理论基础。“仁”包括人的仁爱道德，也包括仁政德治。人们如果能够由对自己、对亲朋的爱扩大到对社会成员广泛的爱与仁慈，社会就会和谐；国家需要实施社会保障，而且社会保障首先要实现民众的生存，如“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二）具体内容
以民本和仁政为主的“人道性”思想。其中的民本思想指出，社会的发展与治理要重视民众的诉求和愿望，注重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如“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予以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仁政思想则要求为政者要加强自己的德性修养，保持自己的仁政观念，实现爱民与护民。“均无贫”伦理。儒家追求公平、平等和正义，反对贫富分化，如“不患寡而患不均”，①提出要按不同等级、不同身份进行合理的分配，为政者要注重社会保障，来避免严重的贫富分化，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节用爱人”伦理。“节用”要求减轻民众的负担，使得民众可以自力更生，减少政府对保证人民生存的开支，进而减少民众赋税的义务，保证民众的生存，实现良性循环，同时国家要建立适度水平的保障。这两项措施都有利于节省社会保障消费的支出。“爱人”要求当政者关爱民众，注重保障、维护民众的生活。注重“孝”道。儒家认为社会保障不仅要依靠国家，还要依靠家族和乡里，实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而且“孝”道思想强调子女后代对父母的供养、关心和照顾，在当时小农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倡导建立以家庭保障为主的养老模式，我国目前仍以这一养老保障方式为主。“德法兼用”伦理思想。“德法兼用”要求社会保障要注重德法兼治，为政者主动依靠自己的道德情操关爱民众，但在行动和工作上也要有严格的制度要求，对违纪行为给予严肃的处理和警告。
（三）历史局限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存在历史局限性。首先，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旨在通过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达到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在根本上为统治阶级服务，不符合当前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次，传统的儒家社会保障伦理也有一些愚民的手段和措施，用一些教育和说教麻痹民众，以为统治阶级服务。最后，过于依赖执政者的自身道德，不仅不利于对民众的保障，也阻碍了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而且儒家伦理中对一些群体特别是妇女如“三从”“四德”，要求苛刻，影响了制度的公正性。
二、探寻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契机
（一）时代新状况
在新的时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逐渐的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保障保障范围不断扩大。近期我国新常态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相应放缓经济发展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财政的负担能力。在国民对社会保障需求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不断加大。借鉴发达国家高水平保障造成财政危机的经验教训，亟需要求我国合理界定政府和个人的责任，建立适度保障水平。老龄化的迅速发展造成社会保障财力困境，基金缴费者相对减少、接受者相对增加，我国现有的基金收入难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而且人们对老龄人的护理工作和养老服务有更高的要求，这使得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社会保障的社会化发展强调保障实施主体的社会化，强调社会保障要依靠多元主体，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同时解决政府容易忽视或不便解决的边缘问题，确保社会保障的功用，保障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因此，需要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需要推动非政府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
（二）现有社会保障伦理缺失
由于伦理本身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和伦理宣传教育的缺失，我国现有社会保障存在一些伦理缺失的问题。首先，人文关怀不足，保障资源和福利存在不人道的分配现象，将保障和福利的给予视为累赘，歧视受助者的思想与现实状况时有发生，而且一些保障政策没有倾向社会弱者，丧失其保障的目标和公正性。其次，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的原则缺失。保障起点存在特权和歧视问题，保障机会存在权利获得的限制和障碍问题，两者导致保障结果的不公平、不正义。如我国因法制不完善、人情关系等因素造成应受惠的贫困者常常得不到帮助，许多人对受助的贫困者有歧视的心理和行为，歧视色彩较浓，而且我国各地区和人群的保障差异也较大，总体来说发达地区保障好。再次，德法兼治不足。制度和教育对德治的忽视，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造成政策缺乏连贯性和法制性，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不顺畅，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再次，孝文化不足。溺爱和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造成新一代责任意识低下、孝道意识薄弱，不孝或是片面将孝挂钩于物质供给，影响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家庭养老作用的充分发挥。最后，保障机构与保障方式不足。保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存在着机构不足和人员缺失的现象，保障机构和其工作人员专业化程度低、职责不明确、素质低，影响社会保障的作用和作用的发挥。此外，我国养老方式与老年生活保证的层次还不足，比较单一，社会化程度低，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多样化、多层次社会保障需求。
三、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启示
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借鉴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在社会保障方面强调个人责任、家庭保障以及多样化与社会化的保障模式，取得了许多成果，值得我们借鉴。秉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不断探求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力求为中国现代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发扬“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我国建立在“以人为本”思想基础上的社会保障，首先需要转变社会保障是对人的怜悯、恩赐的观念，视社会保障权为国民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国家应尽的责任，是对人们的关爱、对人们自主与发展的关注，人们的发展最终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实现国家与国民的共同进步。其次，加强社会保障机构与人员的建设，建立拥有比较完备项目、职责明确、专业化的服务机构与服务人员，平等的对待社会保障的覆盖群体，不仅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满足，更要保证人们精神生活的满足，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事业。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要针对不同的项目和群体实施不同的保障，又要使社会保障能够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兼顾社会保障的效率和公平。社会保障的有想发挥是使应受保障者受到保障，同一条件的受惠者享受同一制度的保障，并且保障水平适度，能够保障被保障着的基础生活，同时能最大限度的激发被保障者的积极性，避免“懒汉”的出现，提高社会的活力。健全德法兼用的原则。德治主要是要求实现政府“仁爱”和百姓“自爱”，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促进两者道德素质的提高，增强两者的责任心、义务感、道德感和爱心，实现对受助者受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认知，奠定社会保障实施良好的思想基础。此外，法治要求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注重依法保证社会保障参与者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实现各自的诉求，同时也要注重依法保证对社会保障过程中各项行为与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增加违法的机会成本，减少甚至是避免社会保障中不法行为的发生，提高社会保障事业的质量。强调家庭保障的“孝”理论。“孝”是子女后代应具备的起码的道德准则，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针对当前我国孝文化缺失的现状，更加需要注重加强孝文化与家文化的宣传教育。首要也是最迫切的是要注重增强子女的责任意识，教育子女后代学会感恩，懂得尊敬父母长辈、理解父母长辈和关爱父母长辈。其次，提高社会的尊老重老观念，在家庭成员互助互爱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互助互爱，实现社会成员对老人的尊敬、理解和关爱，达到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互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保证责任主体多元化与社会化。社会保障要注重责任分担，建立多元的社会保障责任主体。社会保障不是一个人的事业，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业，而是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事业，需要各方主体共同协作。过于依赖个人，许多弱势群体因承担不起保障费用无法实现保障，具有优势的许多人群又不需要某些保障；过于依赖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也会造成弱势群体参保不起，优势群体不愿参保的现象；过于依赖国家，针对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广袤的国土面积，难以实现全覆盖，国家的财政压力也会过大。这些都会造成应受惠者得不到保障，保证失去了基本作用，难以持续发展的后果。建立资金运作、待遇发放、管理工作和实施主体全面社会化的社会化保障事业，有助于合理分工个人、家庭、单位、社区职责。建立多元责任主体，合理分担，有助于保障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儒家注重仁政，强调国家要保证百姓的生活，儒家也注重节用，强调个人的责任与奋斗，保障事业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四、小结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既要看到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的成就，更要看到其不足。立足传统与现实，借鉴国内外思想和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鉴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伦理缺失和西方文化泛滥的情况，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要重视儒家社会保障伦理中“以人为本”、“均无贫”、“节用爱人”、“孝”道和“德法结合”的思想精髓，注重社会保障事业以民为本、“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兼顾法治与德治、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实现，建立社会保障事业的社会化和责任主体的多元化，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为早日实现和谐社会与中国梦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铮.儒家思想在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中的积极作用[J].理论导报,2014(10):25-27.
[2]黎汝静.日本和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研究——基于影响因素的角度[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8):250-252.
[3]刘丽.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
[4]张俊霞.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及其现代启示[D].山西财经大学,2012.
[5]穆怀中.社会保障国际比较[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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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伦理,道德
社会保障制度是各种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总称,是现代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产物。伦理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基础性手段,可以直接影响国家的制度安排,有些内容还能够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面,从而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发展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对于社会保障制度而言也是如此。可以说,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伦理性的社会安全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深厚的伦理内涵,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它是一种公私利益的观念集合。社会保障权力主体和社会保障对象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它们面对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选择时会产生冲突,双方伦理道德的选择就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这时,摒弃特殊利益和个人利益,维护公共利益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对双方最基本的伦理要求。其次,它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的集合。由于公共利益至上的本质规定,作为权力主体的公务人员只有履行了应尽的义务,社会保障对象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因此,权力主体必须以义务为本位,履行公共职责。而社会保障对象要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也必须先履行应尽的义务,如缴纳社会保障费,以及在享受社会保险时的如实告知等义务。再次,它是一种公平与效率的集合。从伦理层面讲,制度的安排要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相协调。公平与效率作为理念,不仅贯穿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始终,而且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在内容上力求充分展现的层面。效率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伦理原则,社会公平则是效率的核心价值。最后,它是一种特定的伦理性的管理文化。社会保障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制度本身会产生一定的伦理价值,而社会保障主体也会形成一定的道德积累,久而久之,这些伦理价值和道德积累会形成一定的伦理风尚,并在实践中不断锤炼成特有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是特定的心理定势、文化积淀和潜移默化所形成的道德意识、道德习惯和伦理传统的集合体。
一、社会保障制度反映伦理的特质
1.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具有伦理色彩
社会保障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扶危济困的道德力量发扬的结果,是人类社会为了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符合人道的标准,使现实社会更加人性化而进行不懈努力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无论是宗教团体或官方或民间的慈善活动,都含有乐善好施的慈善观念和人道主义的影子。社会保障就其本质来说,是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需要某种特殊帮助者提供物质和货币保护,这就使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从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工业国家最初的残忍,到现代社会日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从有限的慈善活动与济贫事业,到现代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它所揭示的并非只是制度的变迁,同时也是人道主义的不断发展”。可以说,伦理道德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前提之一。
2.社会保障制度的对象体现人道精神
社会保障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充分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人道精神。这个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患病者、残疾人、失业者、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者等。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面临生、老、病、死等问题,也难免会碰到疾病、伤残和自然灾害等不幸事件。而以公平和效率为根本特征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由于人先天的智力、体力、家庭等客观条件的不同,必然带来优胜劣汰,甚至导致贫富差距。竞争中的失败者、失业者因失去收入而陷入贫困和生存危机。目前,这一弱势群体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存在的,也是最需要关怀和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为这个弱势群体提供人道精神的基本生活保障,使遭到不幸、遇到困难的人渡过难关,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达到实现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3.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体现互济性、福利性和公益性
社会保障的内容主要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物质生活的扶助,充分体现了社会保障的互济性、福利性和公益性。就保险业而言,目前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这三种保险是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承担资金,对劳动者年老、疾病、失业、工伤等风险实行强制性投保。另外,我国的保险还包括各种商业保险,如财产保险、“中国职工互助保险”等。投保的人很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每个投保人都遇到疾病、失业、工伤等风险,因此,这些保险大都体现互济的特点,即由多数人“共济”少数人的损失和风险。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互助和优抚安置这些社会保障项目是国家和社会对不同类型的人所给予的物质上的支持和抚慰。它们的资金来源一是国家财政,二是个人捐助,基础都是承认他人需要和利益的合法性,是对他人感情和思想上的理解、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从社会心理基础和动力机制来说,这是一种道德同情,前者属社会道德同情,后者属个体道德同情。正是社会保障这种人道性、互济性、福利性和公益性的利益调解机制,营造了全社会的道德氛围。同时,也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调节,使市场经济中的效率和公平矛盾、贫富差距矛盾得到缓解,促进社会公平和安定团结。
二、社会保障制度体现制度伦理的发展成果
制度伦理主要是指以社会基本制度、结构和秩序的伦理维度为中心主题的社会性伦理文化、伦理规范和公民道德体系,如制度正义、社会公平、社会信用体系、公民道德自律等等。任何制度都要以一定的价值认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为前提,都要以一定的伦理精神为底蕴,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例外。社会保障制度尤其需要制度伦理的支撑,具体地说,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必然结果,它无处不以一定的伦理思想和伦理价值为圭臬,因此必须经过受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人的伦理精神的关照。它不仅需要以其有效性来证明它自身,也同样需要以其道德伦理的正当合理性来证明自己,从而使社会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制和选择具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和普遍有效的社会合法性。
对社会保障制度伦理层面的研究与制度伦理本身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前者是制度伦理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与后者有着亲缘关系,二者起源上同根同源,内容上相互渗透,功能上相互支撑,特点虽有异处而又义理相通。基于此,制度伦理为·社会保障制度伦理层面的研究提供伦理依据,而对社会保障制度伦理层面的研究则是制度伦理发展的重要成果。具体来说,一方面,制度伦理所确认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罗尔斯在其《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两部代表作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思想就是,对于一个值得人们欲求的现代民主社会来说,正义、效率和稳定(秩序)是三个既相互联系、又具有同等意义的价值目标。制度伦理的研究主题就在于,社会的制度化实践过程是如何体现、且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这三大价值目标。而这三大目标正是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所追求和力求实现的。在这一层面上,制度伦理是社会保障制度伦理层面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标志的当代规范伦理学的复兴使得社会制度伦理的研究成为现代社会伦理文化的合理期待和现实课题。而制度伦理研究的兴起又成为对社会保
障制度伦理层面研究的先兆。它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基本价值理念、道德论证和社会伦理资源,成为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伦理审视的伦理依据。与此同时,作为制度伦理的一个分支;对社会保障制度伦理层面的研究也促进了制度伦理学的蓬勃发展。 三、社会保障制度与伦理道德互动发展
1.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运行
一方面,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罗尔斯曾指出,人们对社会制度的选择,“不仅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而且建立在道德和政治基础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与人类其他制度形式一样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些思想除了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外,还包括道德思想。从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伦理道德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基础。首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因此,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也就成为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们在社会竞争中的起点、过程和终点的公平。其次,人类社会源远流长的扶弱济贫、友谊互助道德观念,产生了作为社会保障制度雏形的英国的《济贫法》和“友谊社”,而后各国相继建立起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个体同情和社会同情。可见,没有伦理道德的支持也就不会有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另一方面,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早已上升到法律层面,个人捐献作为社会保障活动的主要财政来源也已经被国家税收或强制性征缴保险费所取代。社会保障制度也由国家制定一定的法律、法规,并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但是任何一项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都不能忽视道德因素的作用,因为只有得到普遍的道德赞扬和道德认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才能被社会群体所接受,比较容易实施,否则恰恰相反。而社会保障制度正是获得了社会普遍的道德赞扬和道德认同,因此得到了社会群体的广泛支持。此外,社会保障制度又是由在一定道德观念支配下的社会群体来实施的,社会群体的道德状况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外在环境,成为它得以实施的重要条件。
2.社会保障制度推动伦理道德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社会保障制度推动个人伦理道德的发展。仁爱道德和扶危济困的精神都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强调人应当爱护自己的同类,同情人、帮助人。社会保障制度内在本质也是一种互济互助。推动个人伦理道德的发展,加强自我保障意识建设,是社会保障的基础性思想道德建设。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由政府包揽了全部社会保障义务。这种“大锅饭”制度使职工只有“等、靠、要”的惰性思想,而没有自己的道德责任,缺乏自保意识。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强调劳动者应当对自己负责,积极交纳社会保障金,为年老以及万一出现的灾难、风险储备解困资金。这就在强调政府、社会的责任时,把个人责任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使道德责任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刻,这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责任意识,促进个人责任道德的发展。
其次,社会保障制度推动社会伦理道德的进步。社会保障制度以一种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公平的制度形式出现,坚持一视同仁,所有人不分性别、年龄、等级在享受社会保障权益方面是平等的,这就使人们在享受社会保障公平权益的同时,也受到公平道德的教育,促进了公平道德的发展;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最具人道主义的事业,突破了以往慈善活动的局限,使其空间更为广泛、时间更为持久、形式更为多样。除了捐献钱物之外,
还包括捐献身体器官、无偿献血、提供法律帮助、智力服务等。这些行善活动不仅对行善者和接受者,而且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种道德教育,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人道主义的发展,促进社会伦理道德的进步。
四、正义是社会保障制度伦理意蕴的核心
正义是公共行政伦理的首要原则,一项体现正义的制度安排就是使其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即社会的公平、公正、合理。政治的产生起源于公正分配利益的需要,凡是与政治相关的制度建设都必须将“正义”作为首选的评价标准,因此,它也被看作是制度安排的主要原则凹。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按照的观点,正义涉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并辐射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所派生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正义的制度在特定历史阶段是符合人性的需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社会分配正义的延伸,在其创新和完善的过程中要把正义原则作为首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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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促进下岗职工的再就业
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劳动力的配置方面还是产生着供过于求的状况，这种问题的产生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完善社会中就业的问题。对于该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应该顺利实现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趋势，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进行就业程度的扩展，为广大的就业人群提供就业的渠道。同时对于社会基础产业的投入以及社会基础设备的建设也应该进行相对性的提升，为就业者提供比较稳定的工作岗位，有效的拉动社会的内需状况，促进经济健康的平稳提升，这方面的完善使得我国社会又解决了一部分人民的就业状况。然后，对于社会中企业所有制的完善问题也应该进行全面的规划，充分展现民营企业的自身优势。虽然在现实的社会模式下，公有制企业占到主体的位置，但是非公有制企业也成为解决我国就业劳动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就业的过程中，人们也可以选择自主性创业，这种创业形式也是现在国家比较重点推崇的，这种模式的工作，不仅仅可以给自己带来的工作机会，还可以给周围失业的人员进行了工作机会的扩展，减少国家就业难问题的出现。
国家在促进再就业的形式中，还应该加强劳动力市场的自身建设问题，将社会的失业保险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改进，推动社会整体劳动力的流动情况，科学的制定劳动力市场规范的细则，为各类劳动人员进行免费的就业指导，进一步的保障社会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二、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统计体系
针对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统计体系的问题来说，可以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分析：
1.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构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对于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新和建设，相关的社会保险类型也进行了全面的管理和掌控。虽然在近几年之间我国对于这几项内容都在进行不断的加强，国家对于社会保险的问题也有资金方面的支持。国家对于社会保险基金方面有财政以及政策上的完善，保证我国对于社会保障统计事业的稳定发展，在各个区域都进行了财政预算的支持，使得当地的困难职工生活有较大程度的提升。通过我国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支持来说，这方面的完善是一项必要的发展前提。
2.城市低保政策的建立与完善
在城市的不断发展中，对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问题也进行了全面的更新和完善，积极探索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完善城乡之间比较困难的群众救助体系建设，切实帮助人们的生活状况得到比较有效的提升。
3.积极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我国老龄化问题是一项十分严峻的问题，在未来的长时间规划内容中，应该有针对医疗方面的需求完善，将该内容的指导力度进行加大，同时将医疗保险制度变成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内容，积极有效的推进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执行，让人们可以有病及时医，真正的减轻人民群众看病的负担状况。
4.做好养老金的正常发放
将养老金的内容结合到社会保障统计体系中，有效的将该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就是实现社会保障目的的关键内容，这种内容的展现可以全面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发展，按照现有的社会背景下，将养老金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可以较大程度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实施力度。
三、建立与现代化统计制度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
在社会保障统计体系的建立中，应该按照我国现实的国情状况进行针对性的融合，使得社会保障统计体系可以有助于我国社会的团结以及发展，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进行全面推进。在社会保障体系更新的过程中，应该对体系的内容进行认识的提升，按照与时俱进的形式将社会主义保障统计体系进行专业化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未来建设奠定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我国社会主义保障体系的建立还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通过各个方面的团结合作，可以根据现实的基础模式进行全面安全保障体制的建立，为国家今后的发展进行有力的推动。
四、服务决策，提升统计能力以及水平
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过程中，可以使用现在比较普遍的电子设备，将信息化技术进行充分的展现，使用计算机进行信息统计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信息规整也可以比较及时的向上级领导部门进行结果的汇总，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中，必要的数据以及理论支持是各项各项内容的最终形成模式，综合性的提升服务决策的能力。在社会保障体系信息处理阶段，信息资源主要包括各类的统计报表资料以及相关部门的数据资料等。使用计算机的形式将这些资料进行针对性的归类，并按照要求进行专业性的筛选，实现对社会保障体系信息化完善的根本目的。对于统计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状况来说，只有充分展现了统计工作的各种优势，才能为社会保障体系统计模式提升工作质量奠定扎实的基础，为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进行针对性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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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理念／公平社会／底线公平
一、是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分水岭
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制度，它还是并且主要是一项社会制度，社会的基础建设。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补偿、经济支援。它更是一种社会补偿、社会关怀、社会支援。对那些在市场竞争中的失利者、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而言，社会保障表示了社会对他们的承诺和保护：不论他们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风险，社会承诺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和起码的尊严。
但是，在我们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时候，人们注意到了充分认识和高度肯定市场经济的巨大优越性，这当然是必要的，却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独立价值和作用强调不够，因而对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认识模糊。就人的需要而言，好的市场经济应该能够普遍地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但这却是单靠市场经济制度本身难以做到的。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制度，它的核心是自由竞争，市场竞争的规律是优胜劣汰。由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身禀赋包括受教育水平、体能和工作能力不同，社会资源和发展机遇各异，在分配领域中必然损益有别，从而造成社会的贫富差距，并引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被兼并破产，还有相当部分企业因严重亏损而面临困境，由此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下岗和失业现象，一些国有企业的职工以及部分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发生困难，一部分人甚至跌落到贫困线以下，而大量财富却向少部分人手里集中。社会保障是政府通过法律和制度手段，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对社会成员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必要的救助和保护，以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安排。它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的生存权，进而为实现每个人的发展权提供基础条件。通过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实施失业者职业技能培训等措施，保障人的发展权利，拓展人们的发展空间。因此，社会保障是实现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方式。
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不同。社会保障制度是人们通过达致社会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公共品。在这里，人和人之间是非竞争的关系。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弱者，都有可能遭遇危险，又都需要维护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社会保障就是人们达成的风险共担、同舟共济的契约和道德承诺，个人与社会之间有了这个相互承诺，人与人之间才能摆脱那种“豺狼式”的状态；人与社会之间才能摆脱那种只向社会索取，不向社会贡献的关系。只有这种社会承诺建立起来了，市场规则、法律规定才可能被遵守。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规则、法律规定都以人与社会之间的公平契约为前提。所以，市场经济和法制虽然都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但都离不开公平契约这个基础。
就社会发展而言，好的市场经济应该能够促进社会稳定，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也不能单靠市场机制本身，而要靠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结合才能做到。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特点是优质资源向能够获得最大效益的方向流动。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优质资源——青壮劳动力、财力和物力迅速向城市、向工业、向发达地区集聚，“三农”问题积累日甚，地区差别继续扩大，社会发展难以平衡。社会保障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通过社会保障基金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转移支付，使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向低收入者倾斜，从而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维持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以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稳定，社会保障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利益平衡机制，而且也是市场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支撑。
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保证社会基本生活水平的稳定性，推动有效需求适度增长。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积累社会保障资金，形成个人收入不确定部分的补充，当宏观经济大局、微观经济态势发生不期而至的变故，人们面临失业、退休、生病和出现事故伤残等难以抗拒的风险时，社会保障提供了相对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满足基本需要。从而恢复和保持有支付能力需求的适度增长。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了人们的收入预期，提高了人们的安全感，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从而减少经济波动对人们的影响，有利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长远看，21世纪前20年既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机遇期，也是进入老龄社会的风险期。我国是在刚刚进入低水平、不全面的小康社会情况下，迅速跨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一时期又是以独生子女劳动力为就业主力军的阶段，我国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面临重大调整，这都将影响经济发展的活力。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制度是协调代际分配关系、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保障是相对独立的社会体制，它包括经济制度，但并不限于资金筹集和发放，管理和运营，不仅仅是现金保障，还包括服务保障、权益保障、组织保障乃至精神保障。因此，简单地说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够准确的，正如不能把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看做“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尽管这些制度都要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相适应，但社会保障制度毕竟有自己的独立体系，不能归结为“市场经济体制”。
二、社会保障的首要功能：为社会公平提供制度基础
中国有13亿人口，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并不充足的财力解决世界上最庞大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这是一项空前艰巨的伟大事业。特别是中国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背景，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各种社会制度，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财税制度、社会管理体制等等都在发生重大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供给不足、滞后并且前后不一致，难免经常发生。
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设的大力推进，确实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伴随的。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必定是依附于市场经济的。事实上，不搞市场经济，也要搞社会保障，但社会保障的独立地位却一度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仿佛只是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改革，为了给企业卸掉社会包袱、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才需要搞社会保障。后来，又仿佛是为了解决下岗失业职工安置问题，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才需要搞社会保障。这样一来，社会保障好像只是为了解决一时的具体问题，它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的意义被淡化了，其社会功能被忽略了。
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又希望这项制度能够自我运行，着重考虑经济效益是可以理解的，从效率的角度讲也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缴费多的人国家财政和企业单位给予的补贴也多，而少缴费则少补贴，不缴费则无补贴。这样一来，在个人收入差距本来就在迅速拉大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不但没有起它应该起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在不经意间助长了差距拉大的趋势。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考虑的对象范围主要限于城市居民，广大农村除少数有条件的地方自行实施了局部的、有限的社会保障以外，全国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供给基本付诸阙如。例如，在城市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000万城市贫困人口得到了这张“安全网”的有力保护，但在广大农村至少也有3000万贫困人口翘首以待的同样的制度性保障却迟迟不能出台，在城乡差距迅速拉大的背景下，这种制度安排不但没有起它应该起的在城乡居民之间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反而在不经意间助长了城乡差距拉大的趋势。
社会保障制度有利益的层面，也有价值的层面。它的价值追求本来是为了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如果社会保障的理念不明确，只讲“效率”，只追求经济效益不追求社会效益，它就可能陷在利益的计较中，模糊了方向。实现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首要社会功能与核心价值关怀，因而是这项制度的灵魂。
从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和地区的实例看，尽管不能简单地说社会公平程度一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程度成正比，但大体上还是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确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例如英国，在1994—1995财政年度，初始收入分配中，20%高收入家庭与20%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相比，二者相差19.8倍，但是经过收入和消费税收以及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的调节之后，最终收入差距缩小到3.7倍。再比如芬兰，如果单看收入差距，大致在120欧元—1800欧元之间，为15倍，与月工资（200—3000）差距相一致。但月工资在1600欧元以上者不享受国家养老金，月工资在200欧元—1600欧元之间者，享受国家养老金的数额逐步减少，大约从每月440欧元减到0.月工资在2000欧元以上者，不享受住房津贴，月工资在200—2000之间者所享受的住房津贴也逐步减少。这样调整下来，虽然月工资收入相差15倍，但享受养老金的差距却在720欧元-1280欧元之间，仅为1.7倍。
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因种种原因，而存在巨大的差异。但这项制度是有共同理念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社会公正的理念。在市场经济社会，如果没有起码的社会公正，这个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所以，从“贝弗里奇报告”到北欧社会的“均等化原则”，从“基本需要”到“基本权利”，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得到了维护，从而社会保障也从市场经济的陪衬，政府缓和社会矛盾的工具，变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要求社会保障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促进社会公平。社会的公平正义显然主要依靠包括税收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教育制度等等各项社会制度的共同作用，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是当仁不让的主要功能承担者。当然，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好了对促进实现社会公平的作用，也就同时可以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其他方面做出相应的贡献。
三、适度公平就是底线公平
对于社会公正，过去主要是从社会伦理、社会价值的层面去理解的。自罗尔斯提出“作为社会公平的公正”以后，社会公正落实到了经济利益调节和补偿、社会差距的缩小和社会机会的平等这样一个更具体的可操作的层面。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类型，在实现社会公平的能力和作用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别。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公平。它要受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和兼得，是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均衡和协调。
在科学研究和政策设计中，“度”是重要的。没有“度”就没有科学，就没有政策。一个国家，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是确保每一个公民，当他的自我保障能力不足时，不至于沦为贫困、无法就学和不医而亡，也就是保持作为一个公民的起码的体面和尊严。在我国，至少在目前乃至未来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所谓适度公平其实就是底线公平。底线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
“底线公平”是一个确定和描写社会公平度的概念。依据社会保障的基本理论，这个度是指“基本需要”。但从确定社会公平度的要求看，“基本需要”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有较大幅度的变化，它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敏感，伸缩性较大，因而不够稳定，也不太容易定义。应该并且还可从“基本需要”中找出更具稳定性的“需要”——“基础性需求”，它包括：（1）解决温饱的需求（生存需求）；（2）基础教育的需求（发展需求）；（3）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的需求（健康需求）。这就是人人躲不开、社会又公认的“底线”。
“底线”划分了社会成员权利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底线以下部分表现“权利的一致性”，底线以上部分体现权利的差异性。从而，底线公平可以定义为：所有公民在这条“底线”面前所具有的权利的一致性。
在经济水平比较低时，政府要守住底线公平这条线，以确保每个公民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经济水平提高以后，政府仍要守住底线公平这条线，以防止社会保障水平继续刚性上升。在底线以上，政府的责任是调节贫富差距，加强税收能力，而不是搞“福利国家”政策。就市场机制而言，底线以下不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而是公共财政确保的领域，底线以上要靠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是解决社会保障刚性问题的关键。底线公平，不仅适用于经济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而且适用了经济水平较高的阶段。或者说，它应该是确保社会保障健康持续发展——在现在，走向扩面和公平，在将来，防止过度公平和过度福利的——最关键的机制。这就是“柔性调节机制”：“底线”以下部分，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是必保的，刚性的；底线以上的部分是可以用市场机制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去承担的，是柔性的。
四、以底线公平为核心理念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底线公平概念和柔性调节机制，不仅可以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础教育制度、大病统筹和医疗救助等制度的加速推进和完善提供理论论证，还可以为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为社会保障的扩面，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从而有助于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打开新的局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强调“要以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为着力点，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其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对于促进实现社会公平，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而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目前群众要求最为强烈的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将更多的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承认，多年以来，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是太窄。到2005年底为止，纳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只有1.7亿人，纳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只有1.4亿人，而失业保险只覆盖1亿人左右，这种情况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并且已经成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隐患。“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层次，加强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特别是首次明确要求要“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些重要措施将对加速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起重要作用。
目前，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迫切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尽快地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来。从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问题要予以高度重视。农民工和城里人同工但是没有一样的待遇，这种不公平感就会特别真切。把农民工纳入社保体系问题，有些地方已经做了一些探索。比如，上海市、大连市专为农民工设计了一个不同的制度，但还需要配套和完善。
第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2002年至2004年初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征地5600万亩，4000多万农民失去土地。到目前，失去土地的农民不会少于5000万人。这两年上访告状的群体一部分就是失地农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保障问题解决得不好。从全国来看，浙江省有一些地方例如嘉兴市解决得比较好，对农民实行了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障，标准也还比较符合当地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从全国来讲，这方面还缺乏比较规范的制度安排，还处在探索的过程中。
第三，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在灵活就业人员中，一部分是下岗失业职工，这几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一部分大学生，一部分文化水平、技能水平比较高的在信息产业、文化产业就业的人员，也采取了灵活就业的方式。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有时多，有时少，有时有，有时没有，不大能够连续地按照固定的比例缴费。所以对待灵活就业人员如何设计更好的、更加灵活的制度，也是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
第四，在农村普遍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城里人不一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可以低一些。因为农民有承包地，可以种点粮食、蔬菜。从补差来看，各地农村也有差别，平均起来，实际补差每个贫困人口一年100元—200元就可以了。亚洲开发银行认为有27亿元就够了。这是按农村贫困人口是2700万计算的。那么，即使多算一点，标准再高一点，54亿元或者再多一点，大致相当于用于城镇低保的100亿元左右，就可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所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是可不可以实行的问题，实际上有些省已经搞起来了。
第五，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我国卫生和医疗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是资源分配不公平，大体上说，80%的医疗资源分配给了城市，其中又有80%的医疗资源给了大城市，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远甚于城市居民。2003年，中央决定在农村试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但筹资标准太低。2006年，总理在“两会”上宣布把筹资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50元（中央财政出20元，地方财政出20元，农民个人出10元），并要求迅速推广，到2008年基本普及。这项重大决策结束了农民健康问题没有制度性保障的历史，尽管目前的筹资水平仍然不高，但还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底线公平概念和柔性调节机制，由于区分了不同的需求层次，明确了政府、社会和个人的责任，划分了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的界限，因而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可以提供有益的启发。但以下几个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
第一，扩面和标准的关系。
现在我们提的“广覆盖、低门槛”从总体上讲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毕竟是个穷国、人口大国，社会保障又是人人都需要的，起码在半个世纪以内标准都不能高。“广覆盖、低门槛”实际的效果是门槛也不高，覆盖也不广，这里面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门槛低了覆盖面就宽了的问题。比方说在工伤保险这种事情上应该有不同的门槛吗？我们时常发生农民工受了伤赔偿只相当于城里人的几分之一，“门槛”高固然不利于扩面，但问题的核心是不公平，保障过分和保障不足同时存在，有保障和无保障同时存在。解决的办法，按照底线公平的思路，就是优先把处于底线以下或濒临底线的群体的基础性需求保障起来，城乡并举，贫富兼顾，逐步解决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问题。
第二，政府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
在整个社会保障问题上，政府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怎样建立起一种平衡的、协调的关系？正好像现在减免了农业税，政府就必须承担农业税减免之后原来靠农业税支持的那些社会事业怎么办的责任。例如，原来靠农业税养老的那些“五保户”、乡镇养老院何以为继？农民工的问题也是这样，农民工群体脱离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也就脱离了传统土地保障的范围，他们与城镇其他劳动者一样，面临着城镇就业生活中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各方面的社会风险，客观上也就有进入社会保障网络的需要。政府既然承诺了可以自由流动，那就承担与自由流动相关的责任。面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就不能怕外资不来，不怕私企承担不了。为什么外资可以进来廉价地剥削中国的民工，为什么私企可以无限制地搞原始积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责任个人化，就等于相应地承认了外资不给中国职工交纳社会保障金、私企不给职工参保的合法性。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利用外资的合理性问题了，中国私企的原始积累已经搞了20多年，也应该离开这个阶段了。所以，政府没有必要再担心吓跑了外资和私企，而容忍他们推卸对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责任。
第三，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
前几年，对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一般只是一次性货币补偿，且不说补偿标准普遍偏低，不足于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即使补偿稍多一点，也不能据此应付失业、疾病、养老等风险。最近，四川成都市和浙江许多地方都提出变一次性货币补偿为制度性社会保障，广东省政府要求凡开发商不能对失地农民提供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就不批准征地，这叫“即征即保”。同样道理，任何企业，不论外企、私企，还是国企，只要雇工，就应该提供社会保障，这叫“即雇即保”或“即聘即保”。事实上，前一段时间在农民工问题上普遍存在只用工不保险的现象。不论是从尊重人权还是维护公平出发，只有承诺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用人单位才有资格雇用农民工。
第四，强制和自愿的关系。
政府在社会保障上的最大责任就是实行强制，不论企业和个人是否同意。到目前为止，尽管国家有了法律规定，像工伤保险这样一些保险也没有普遍实行。
篇10
关键词：被害人；诉讼权利；参与权
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1-0132-02
被害人权利保障这一理念自古就有，从历史发展上看，其大至经历了私力救助――公力救助――私力与公力救助相结合的阶段。正如法国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认为的“犯罪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对私人复仇的阻断与否定，国家与法律就是通过刑罚的方法来避免社会陷入复仇和相互侵犯的恶性循环之中的”。可见，法律对于被害人权利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
一、我国对于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现状
被害人的含义通常是从刑事诉讼的角度、犯罪学的角度或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笔者认为被害人主要是指因他人的犯罪行为而使其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国家，本文中被害人主要是指自然人。我国通过立法确立了犯罪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也规定了被害人一些新的诉讼权利，如：赋予被害人委托权、申请回避权；增加被害人的直接权即“公诉转自诉”；强化了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赋予了被害人申请抗诉权。但是，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地位仍不平等。首先，被害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当事人，往往被当做是公诉方的“控方证人”；其次，法律的规定与实践的操作和现实的需要存在和很大的差距，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同等重视。可见，仅通过法律规定并不能真正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二、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中的不和谐因素的分析
随着我国1996年的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及“四方诉讼构造”模式的影响，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然而，实践中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和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侦查阶段，被害人与警察之间的不和谐因素
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侦查阶段拥有的权利，但是对于十分重要的权利，被害人则无法拥有。首先，被害人没有知情权。被害人只能对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拥有知情权；其次，对于强制措施的采取变更和撤销，侦查机关也不会通知被害人；更重要的是，被害人有可能遭受“第二次被害”，另外侦查人员有时为了侦查破案对被害人进行强制检查，尤其是犯的案件。以此看出，被害人在侦查程序中没有真正的当事人地位，他的权利被代表着国家利益的警察所掩盖，被害人与警察之间并不和谐。
（二）审查阶段，被害人与检察官之间的不和谐因素
检察官拥有着垄断的权，他们在公诉案件中代表国家替被害人行使着权，承担着追究和控诉犯罪的职责。但是被害人通常被沦为检察官的控方证人或者只是起到辅助作用的人。因而，被害人与检察官在阶段的关系并不和谐。
“事实上，被害人利益不是完全包含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之中的。公共维护更注重从全方位来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而被害人利益维护主要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侧重于个人的人格、尊严、名誉、财产等利益。”因而，检察官有时必须牺牲一方利益通常是被害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方的利益。笔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如下。
1.行为和动机的不同
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其诉讼的动机和目的最主要的是要求实现对犯罪人的追究与惩罚以及获得赔偿来恢复自己的财产损失从而减少其复仇心理和矛盾冲突；而检察官对于是否能够进入刑事诉讼还要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他们不仅仅考虑被害人的利益，更注重与其他影响条件进行权衡。
2.被害人公诉案件的控告权利被检察官所替代
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双重身份，他既为负责追诉犯罪人，又同时承担法律监督职能，这显然就占用了被害人的追诉权，被害人能否成功，都掌握在检察官的手里。
3.被害人的不出庭，增加了检察官的指控难度
目前我国证人的出庭率低，被害人的出庭率也非常低，其主要原因在于出庭的代价太大，如会耽误时间，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被害人可能受到犯罪人的威胁和打击报复，同时在法庭上也不被重视，受到检察官或法官的粗暴对待，从而对整个形式诉讼程序的感觉非常糟糕。被害人的不出庭导致案件迟延或者检察官的难度增大而被法官驳回诉求。
（三）被害人与法官在审判中的不和谐因素
“被害人在经历了犯罪人、警察、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不正当待遇之后，希望法官最终能实现他们寻求的正义。”被害人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为当事人与裁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被害人还可以对法官的裁判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我国，被害人对法官的作用主要体现于被害人影响陈述对于法官量刑的影响上。被害人影响陈述在我国的局限性表现在：一是我国定罪与量刑的程序不分；二是我国没有像英美国家对法官和陪审员的职能进行分工，他们共同认定事实问题和程序问题，加上实践中重“定性”，轻“量刑”使被害人的参与权置之度外；三是我国的被害人陈述作为特殊的证言，其证明力往往不高。因此，被害人的陈述对其法官判决的影响是微乎甚微的。
（四）诉讼过程中，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不和谐因素
我国在逐步“以被告人为核心”走向“以被害人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的过程中，突出了我国更加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和谐。但是，被害人的有些权利的取得就是以牺牲被告人的权利或国家利益为代价的有事被害人和被告人权利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冲突：“特别是当被害人的权利与被告人的既存权利存在矛盾的时候，已经创设的被害人权利并不是无限的。”当然，这也就面临着被告人的权利会因为被害人的权利增加得到了削弱，但是并不是所有被害人的权利实现都要以降低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来满足被害人的权利实现。因此，我们要认真衡量两者之间权利实现的问题。
三、完善我国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促进社会和谐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完善我国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极为重要，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
（一）赋予被害人充分的诉讼参与权
被害人作为刑事犯罪的直接受害者，在解决其遭受刑事犯罪的利益冲突中，他是可能受到刑事裁判直接影响的主体，被害人进入刑事诉讼，并且享有对刑事诉讼的参与权，应该说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因此，只有被害人参与到诉讼中来，使其能与其他诉讼参与人和谐相处。
1.完善被害人的直接权
被害人可以实现自诉权，但被害人的控告不一定就会引讼的启动。因而，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新的制度即司法审查申请制度来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但是，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防止被害人的滥诉，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如：在被害人提出司法审查申请之时缴纳一定的费用。
2.对被害人的诉讼席位的重视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有通知被害人出庭的义务，实践中法院也不会主动通知。还有前文提到被害人不出庭难的原因，可以看出，被害人在法庭上形同虚设，他们的权利难以实现，难以对法庭审判产生影响。因此被害人在诉讼中必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席位。
3.被害人的陈述的证明力确认
被害人陈述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证据，实践中，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的大小，法官大都会怀疑其陈述的客观真实性，这使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确实的保护。当然法官也是处于中立的地位考虑问题，作出正确的裁判，但是笔者认为，在审判时应对被害人陈述的真假性作出一个确定的衡量，在庭审中充分发挥证据的作用。
4.完善被害人对于判决的制约权
这主要体现在审判阶段中，是被害人与法官之间的不和谐所造成的。由于我国庭审制度不同于英美法系或西方国家，定罪和量刑没有明确的分工，使得被害人无法参与到庭审的判决中来，进而被害人无法对法官的判决造成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国家，允许被害人参与到量刑的阶段中来，这样有助于降低复仇心理，同时可减少不必要的申诉。
（二）赋予被害人上诉的权利
对于这一权利，学者之间看法不一。同意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但凡当事人就应当充分应诉，而充分应诉的最主要保障是程序参与者通过上诉或申诉获得在就同一案件复审程序中富有参与机会。但有的学者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则被害人的上诉权与检察机关的抗诉权相冲突进而会造成诉讼机制的混乱，同时会与“上诉不加刑原则”产生冲突，影响该原则的执行。
笔者赞同前者的观点，因为现实中被害人只能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加上被害人和检察官之间的不和谐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冲突时，其权利就无法实现。
（三）完善被害人的赔偿制度
被害人在受到犯罪人的侵害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能够通过诉讼程序得到保障。笔者认为，被害人的赔偿，不仅仅局限于物质范围，诉讼结果的满意程度最终都会停留在他们的内心。如果法律没有顾及他所遭受的心理伤害，即使得到表面上的损失补救，心理创伤仍然存在于他们的脑海，复仇的可能随时存在，犯罪也可能再次发生，社会威胁仍然存在。由此看来，将被害人的精神补偿纳入法律是不容置疑的，这都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和研究。
总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权利的实现，是刑事诉讼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从实体到程序再到精神层面进行充分保障，同时兼顾到其他利益，努力营造出和谐美好的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氛围，这样才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所在。
参考文献：
[1]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杨正万.刑事被害人研究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3]房保国.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陈续军.鉴定结论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J].人民检察,1998,(5).
[6]高德道,孙付.被害人在刑事公诉中的地位探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1,(10).
[7]Andrew Karmen,Crime Victims:an Introduction to Victimology[M].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