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化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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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城市群对策

城市化的含意及其指标众说纷纭，角度不同，见地也不同。我们认为城市化的本质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从市场经济的供求角度看，可把城市生活视为一种特殊商品，城市化就是城市生活这种特殊商品的普及化。实施城市化战略对于我国未来20年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的意义。

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决定因素及可能性

今后20年是我国工业化中期发展时期，经济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趋势。其标志是我国工业化初期产业，如纺织、普通食品、普通建材等，已处于严重的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状态。难以再带动我国经济继续增长。目前，工业化的主导产业已转向以机械电子为主的装备制造业和以建材、建筑业为主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来。这些产业的未来需求量大、投资量多、资本技术密集，它们的发展无疑会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这就决定了我国未来20年城市化必然是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另外据估计，今后20年至少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人们普遍认为，未来20年我国经济仍将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是我国未来2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在此对实现这一目的的可能性和条件作一分析。从国内形势看，国内有效需求后劲不足，居民消费呈现疲软状态，传统的消费观念根深蒂固，如何发挥少存款多投资拉动需求，刺激消费传统的第一、二产业趋于成熟并走多从次化、纵深化、一体化发展，而第三产业未改变产业布局，进出口结构，解决就业问题，带动消费。城市化战略为其提供了环境，并且逐步改变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从国际形势看，经济一体化、全球一体化，中国要增强竞争实力为其向规模发展，而小城市小乡镇不能发挥规模经济]经济战略优势、品牌战略，建立综合型、政治型、经济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点的城市。随着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小作坊，小工厂，小企业已不适应当代要求，走城市化战略是国际形势的要求。中国沿海的环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发展成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三大城市群，表明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方向、趋势。

二、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的趋势预测

在我国工业化中期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下，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1997年）左右，今后将进入从30％发展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以及我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我们认为，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将出现以下几个基本趋势。

（一）大城市将比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更快

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市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大城市经济效益高、居民收入水平高，虽然建设成本也相对高一些，但最终收益（收入减成本）还是比中小城市好。二是大城市功能全，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大城市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三是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更强有力的带动腹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而且，在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增多和重要的时候，在城市群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大城市的作用更加明显，原来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四是随着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有效地解决所谓“大城市病”现象，从而为大城市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例如，城市交通拥挤可以采取有轨交通、路口立交、路口停车线前移和路口四角扩宽等方法和手段加以解决。大城市环境问题随着环保产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环保设施的建设已能够有效的控制。

因此，未来我国的城市化应当注意大城市的作用，在不放慢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的前提下，鼓励大城市适当超前发展。当然也还要注意不要超一定的“度”，我们认为以大城市人口增长保持在整个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1倍以内为宜。同时，发展大城市也要注意环境保护和城市容量问题。因此，在考虑加快发展大城市时，一定要注意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与资源和环境等条件的容量问题，做到大中小规模城市合理的协调发展。

（二）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代表城市群将在城市化进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武汉等特大城市根据其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与国际交往作用的事实，在新的一轮对外开放纷纷制定了建立国际大都市的战略设想，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又增加了新的积极因素。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所谓中央商务中心区（CBD）的建设。CBD是国内外大公司总部的聚集分布区，它负责组织和指挥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企业、工厂以及商业机构有效运行。由于各路大公司聚集在一起，它们能就近从事各种那些位于繁华的闹市区的大百货商店、大商场所无法比拟的大笔交易。

城市群（带）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扩展演变规律来看，其顺序是由“点”到“线”到“面”，当城市发展向“线”两边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时城市带就出现了。中国沿海的环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发展成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三大城市群，今后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这三个大城市群集聚。城市化的高级形式，大城市群目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以此为中心，中国还应考虑规划一系列的城市经济带，并发展一批有特色的中心城市，如综合型、政治型、经济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点的城市。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面、线、点形成后，将有一半的人口、GDP的80％、全国工业产值的90％以及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这些地域产生。

关于未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1996年我国政府向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住区发展报告》预测：到200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4．5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35％；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6．3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45％。

三、加速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对策与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化的起飞也已到来。为保证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和措施。

（一）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服务价格的开放，将会有力地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但由于城市化进入起飞阶段后，城建规模巨大，估计每年约需投资总额高达5000亿元左右，如此惊人的投资单靠财政投资和价格开放后的收入是绝对不够的。目前国家财政总收入也只有8000亿元左右，因此，必须进一步开拓城建筹资渠道。根据国外经验，可选择的筹资渠道有政府专项城建债券、以BOT方式吸收社会资金和外资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是城市入户电网线路的改造、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城市交通枢纽、城市水源设施、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等。

（二）必须逐步开放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促进城市化按市场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城市生活”的巨大供需差额，根本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低价限制政策。它使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处于供应严重不足的状态。低价政策往往使城市基础设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必然要靠政府大量的财政补贴维持正常运转。城市基础设施管理部门一般都很少有资金用于更新和建设，形成了城市基础建设越多，财政负担越重的恶性循环。为改变这一状况，建立起城市化发展的良好的微观运行机制是关键。首先，使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管理部门企业化，摆脱行政干预，走向市场，成为市场的主体。其次，在考虑到居民的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放开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的价格，并把原来的财政上的“暗补”变为进入居民收入的“明补”。最后，对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价格，建立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主管部门和居民共同参加的价格协调机制，按“成本+合理利润”的原则，共同制定大家能够接受的合理的价格。

只有通过上述改革，才能一方面有效地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供应，另一方面适当抑止现有城市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过度的需求。从而使“城市生活”在市场的调节下达到供求平衡，以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城市基础设施价格放开后，开始是会有一个价格上涨的时期，但随着“城市生活”供应量在较高的价格的引导下迅速提高，在供求关系的共同作用下，将使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逐步下降到正常的水平。从而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按市场经济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三）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

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要求其消费者有相适的选择权利。否则市场的分割势必还会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在此，有人担心户籍制度的取消会引起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使城市人满为患。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种现象不可能发生，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放开，使“城市生活”的价值得以真正体现出来，户口放开的城市只可能吸引那些符合这一收入水平的人进入，低于这一收入水平的人群在市场价格的调节下会自动离开，以寻求符合其收入水平的地方。这一点实际上被我国目前在许多方面已不起作用的户籍制度本身所证实。当然，在一些特殊的大城市里会暂时出现一些“贫民窟”现象，但只要对此加以特殊的行政干预，这一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在此还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城乡差别还很大，户籍制度在调整人口的合理分布、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等方面还起着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户籍制度的取消是一项长期的目标，不能操之过急，要有步骤分阶段逐步地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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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 径流 城市防洪

中图分类号：TV8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21-0083-01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大发展和经济的迅猛增长，中国城市化进程特别迅速，城市本身的发展对洪水灾害的发生和加剧都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城市地面结构的变化不仅改变城市局地气候，而且改变当地水文水势，城市建设中基础设施的不足，特别是供给水建设发展不平衡和城市防洪设施不重视，这些问题对洪水灾害的加剧都有显著影响，这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薄弱点。

1 城市快速发展对城市防洪的影响

1.1 城市地面结构的变化对水文水势的影响

随着城市发展，树木、农作物、草地等面积逐步减小，工业区、商业区和居民区规模、面积不断增大，使径流系数增大，城市化过程使相当部分的流域为不透水表面所覆盖，减少了蓄水洼地。图1为城市化地区径流系数和透水率关系示意图。

地面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天然水的循环过程和分配方式，天然降水落到地面以后大约有10%形成地表径流，约有40%左右消耗于陆面的蒸发和冲填洼地，约有50%的降水通过渗蓄存在于地下水位之上的包气带，后又在重力的作用下补偿地下水，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地面不透水层可达70%～90%，这样对于洪灾的发生和强度有着很大的影响。根据美国文献报道，如果当不透水地面占20%，平均洪水流量为17.8m3/s时洪水汇流时间为3.5h。当不透水地面为40%，平均洪水流量为57.8m3/s时，洪水汇流时间为0.4h，这一信息表明城市地面硬化对洪灾发生有直接影响，高径流系数使得雨水汇流速度大大提高，从而使洪峰出现时间提前。

1.2 城市化过程中的防洪设施严重滞后

随着经济的迅猛和稳定增长，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步伐很快，但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是基础市政建设和防洪基础建设速度非常慢。

在中国现有的642座有防洪任务的城市，在1998年的大洪水前，约有80%的城市防洪标准低于50年一遇，100年一遇的城市只有少数城市，如北京、上海、沈阳、长春、哈尔滨等，50年一遇及以上的只有88座，只占据全部的18%，而约有21%的城市不到10年一遇。

这样看来中国的城市防洪设施的建设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不一致且滞后，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已经建设的防洪设施质量很差，譬如中国现有的堤防有3个不足表现：①已有的堤防堤基条件太差，大多堤防是依河、依湖或依江而建，基础岩性多为沙质的基地，而且大多堤基没有经过处理。②已有的堤身质量较差，不少堤防是在原来已有民堤的基础上逐渐加高和培厚而成。③已有的堤防堤后多为坑塘，多年来堤防的建设大多是就近取土，更有甚者是堤后直接取土，而取土后的土塘又大多没有深处理，只是薄土覆盖，因此当洪水来临时面临的洪水威胁就更大，经常出现管涌、滑坡、岸崩等险情。

2 防洪对策

2.1 收集雨水

尽可能收集楼顶、屋面产生的径流，将雨水收集起来，用于消防、植树、洗车、冲洗厕所和冷却水补给等，也可以经处理后供饮用。以此减少地下水的用量。据统计，日本目前已拥有雨水利用设施的建筑物100多座，屋面集水面积20多万m2。此外，雨水利用在日本显示出独特的商业价值，他们正在着手向阿拉伯国家出口雨水。

2.2 采用透水路面和透水铺装系统

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可以采用透水路面和透水铺装系统，使雨水进入路面结构和下面的土壤。

透水路面按其排水方式可分为全透式路面和半透式（排水式） 路面。主要起到贮蓄雨水并延缓径流的作用。

透水性铺装系统是由一系列的混凝土块和塑料网状结构， 填以沙子、砾石及土壤组成，具有孔隙通透性。Watanabe对日本横滨布设的渗透性铺装开展径流控制研究， 结果表明该设施削减了15%～20%的径流洪峰。

2.3 增加城市绿化面积

在进行城区建设规划时，一般要求城市绿化覆盖率应大于市区用地的30%。在城市区域植树和增加绿地面积，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而且在减小城市区域径流量、削减洪峰流量、改善径流水质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2.4 增加渗水池、雨水调节池和湿地面积

渗水池是在地面池中种植一定的水生植物，通过池中植物根系净化水质；通过水位变化来调节地表径流量。渗水池即可作为野生动物的栖居地，又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一般利用天然低洼地作为地面渗水池是非常经济的。

调节池一般可以截留约40%～90%的固体和相关的污染物以及约20%～70%的溶解性污染物（尤其是营养成分），从而达到有效减缓地表径流的目的。此外雨水调节池还具有地下水补充、给水和娱乐的作用，能够体现出其美学和亲水价值。

湿地在雨季时成了水位的调节库，由于水位比陆地低，附近雨水就汇聚到这里，它可调节水的流量，湿地和森林一样，可大大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泛滥时能减小洪水流速，面积较大的湿地还起到滞洪、调蓄的作用。

2.5 完善雨水管理方面政策法规

此外，在采用降雨径流控制措施的同时，也应不断完善雨水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其措施主要包括城市发展的资源规划（例如控制不渗透地表面积、积极植树种草增加绿地面积、充分利用城市水面蓄水等）、自然水体的保护和利用（如严禁填埋河道）等。

3.结论

总之，城市化的发展对洪水灾害的发生和破坏程度有着很大的关联。城市化过程改变了城市区域暴雨径流条件，使径流总量增大，洪峰流量提高，峰现时间提前；城市化的发展不仅使城市周围的生态、河湖环境恶化，同时城市化的本身发展改变了城市地表结构，大量的城市生活垃圾加大了洪水灾害的破坏程度。为了减小城市化的影响，在发展城市的同时，既要合理地进行建设规划和生产布局，又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大对水资源、水环境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日）村濑诚，刘延恺.雨水收集利用技术和实例.同心出版社.2005.

[2]丁跃元，侯立柱，张书函，基于透水砖铺装系统的城市雨水利用.北京水务.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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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将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从一些资料可以看出，拉美的*、*以及亚洲的“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城市化水平达到42%，城市化已具备快速发展的条件，为我们城市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我们欠发达地区来讲，城市化对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有利于促进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够带来较高的规模效益、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较大的外部扩散效益。因此，城市化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共同经验，是一个大方向，我们也必须走这条路。我们要像抓工业和农业一样，把城市化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切实抓好抓实。

第二，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依托和相互促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又是工业化的推动器。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后，城市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比如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伦敦的人口就从10万人猛增到100万人，二战后的日本工业化水平从28%提高到30%，而同期的城市化水平从28%提高到75%。城市化水平提高了，不仅促使产业非农化，也促使二、三产业和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推动三大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最佳配置；也使教育、科研、住宅等社会性基础设施和供水、供电、交通等工程性基础设施不断得到完善；也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发生根本的转变，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最主要的是靠工业化这个“发动机”和城市化这个“助推器”。目前，*工业化正处于加快发展时期，特别是今年以来，工业发展速度非常快，元—4月份，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51.9%，实现利税增长141%，实现利润总额增长314.6%。这些将为*城市化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要抢抓机遇，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化跳跃式发展，使我县城市化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第三，城市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推进城市化，就是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促进农业向非农产业、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转移。*目前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7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始终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也是重点和难点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出路是推进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民。我

们规划到2010年，*城市人口要达到10万人以上，*城市化水平由现在的24.7%提高到30%以上，每年平均需要向县城转移农村人口将近1万人，农民可以从中人均增收300元以上。这项工程非常宏伟和艰巨，必须要用全新的思路，强有力的举措才能实现。

目前*的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与经济发展和在全区中的位置严重不符。主要表现为：一是城市化水平比较低，现在城市化率仅为24.7%（含陶乐地区），比全区低15个百分点，比全国低17个百分点。二是县城和集镇规模偏小，功能不强。县城人口为6万人，低于10万人的全国平均水平。姚伏、黄渠桥等集镇非农人口也远远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基础设施水平低，工业支撑力量不明显，商贸不发达，对县域经济带动力不强。三是观念落后。一些同志把城市化等同于城市建设，认为城市化就是盖高楼修马路，没有把生产要素聚集作为关键，缺乏现代经营和管理城市的理念。今年确定的重点城市化建设项目思路不宽，办法不多，措施不硬，规划论证的多，开工建设的少。四是资金短缺，体制不顺。城市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政府单方投入，多元化城市建设的投融资体制还没有建立健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欠帐较多。城乡二元结构分割严重，对推进城市化的合力不强，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存在与城市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这些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要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和我县工业化进程加快的有利机遇，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动力，走出一条欠发达地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新路子。

二、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化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面向全国，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坚持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信息化紧密结合，按照适度超前，布局合理，重点突出，梯度推进的方针，依托*市和*市，集中力量把*县城做强做美，择优培育重点集镇，全面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充分发挥城镇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努力开创城市化发展的新局面。

要围绕到2010年使县城居住人口增加到10万人，建成面积达7.5平方公里，把*建设成为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文明，生态优良，环境优美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这样一个目标，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定不移地实施西区建设战略。*要提高城市化水平，必须在改造老城区的基础上，把工作的着力点和着眼点放在推进西区开发进程，建设*新城上来，要形成规模，建立区域性中心城市，真正形成聚集效应和极化效应，全面提升*的经济实力。在这一点上，市委、市人民政府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大武口向东发展，*向西发展，逐步实现对接。对于*县来讲，这是机遇和优势。西区建设不是形象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德政工程和民心工程，直接关系到今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我们要从长远考虑，思路观念上要有个大的转变，站在全市发展的高度上，站在区域统筹发展的高度上考虑西区建设，加快西区开发进度，绝不能观望等待、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坐失良机。

二是着眼长远，科学制定规划。对这个问题，占龙

同志已经讲得很明确，我不想重复多讲，只强调一点，搞城市规划，必须讲求科学性，规划一经确定，要确保规划的权威性。大量事实说明，一个建筑物设计不当造成的损失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而规划不当，造成的损失是几亿、十几亿、几十亿甚至更大。包头市的城市规划是60年代原苏联专家设计的，至今仍在坚持使用。我们在规划当中，存不存在朝令夕改的问题，我们的规划能否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高起点搞规划，要有长远和战略眼光，注意把长远和当前结合起来，我认为在规划审批上应该坚持“宁缺勿滥”，对一时拿不准的建设项目，可以先放一放，不要马上批，做到适度超前，为未来发展留下空间，避免规划区内没完没了的拆迁、改造，最大限度地多留遗产，少留遗憾。

三是要创新经营城市机制。*城市化的任务十分艰巨，资金短缺的问题尤为突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创新思路，经营城市。经营城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城市的一种新手段，它把城市作为最大的国有资产来规划、建设、管理和经营，通过营造好的城市投资环境和居住环境，创造城市品牌，增强城市的辐射力和带动作用。经营城市的主体是政府，经营过程中既有政府行为，也有市场行为。通过前几年经营城市的探索，我们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开始运作，学到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在今后的城市化工作中，一定要坚持运用。县委、政府的分管领导和直接从事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会经营城市，要通过城市资产经营，以城聚财，以城兴城。当然经营城市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拍卖土地，还要将一些基础设施和公用服务设施等资源推向市场，通过招投标、产权转让、入股、拍卖，使用权出让、经营权转让，拍卖、经营特许权，以及合作、合资等方式，促进城市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逐步形成投资、经营、回收的良性循环。总之，经营城市对县政府和有关部门来讲是一项新课题，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研究，使之成为发展城市化的主要资金来源，改变过去由政府作为城市建设投资主体的现状。

四是加快体制转换，加强城市管理。科学的管理是城市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我想在现阶段，城市管理要重点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变。第一，从突击性管理向经常性管理转变，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运用先进管理手段，推进城市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高管理的长期效果。随着城区的逐年扩大，清扫保洁范围也要随之扩大，不能城市扩大了，保洁范围不延伸，造成城乡结合部脏乱差现象得不到根本治理。第二，要从行政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变。对城市中的乱贴乱画、乱停乱摆、乱扔乱放现象，城管部门要加大城市管理的执法力度，强制人们改变卫生陋习，自觉遵守秩序。第三，要从制约管理向服务管理转变。管理就是服务，从服务出发搞好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中。建设局及下属单位都要积极推进政务公开，改进服务态度，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第四，管理重心由上向下转变。城市管理工作由县、乡两级政府分工负责，县政府抓规划等大事，城管部门和城关镇街道办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街道管理、整治、社会治安和社区建设等方面，逐步把社区管理作为城市管理的重要基础来抓，加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市民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自觉性。

五是增强城镇功能，提高城市文明水平。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城镇教育、科研、文化、娱乐、美化等社会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交通、邮电、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住宅、绿化、污染治理等工程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地处西北，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在城市建设中要尽可能多搞些绿地、林带和湿地，提高城市品位。在西区建设和旧城道路改造中，供电、通信、广电、供水、供热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各类管线设计、安装要最大可能一次性到位，能地埋的，全部地埋，不要“今天修路，明天挖路”。在加大县城建设的同时，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陶乐、姚伏、宝丰等中心集镇，涉及到的乡镇要把集镇建设与管理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县上要重点扶持，不要把有限的资金撒胡椒面，并把这项工作列入这几个镇的考核，以点带面，增强集镇的辐射带动

力。推进城市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群众享受现代城市的一切文明成果，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加快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重视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增强市民的文化素质，保持和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六是调整优化结构，为加快城市化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要根据*的产业基础和资源、环境等条件，大力调整优化城乡经济结构，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发展第三产业，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当前要抓好太沙、崇岗工业园区的招商引资和环境治理工作，积极规划建设红乐工业园区，在陶乐镇积极引进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不断提高工业化水平，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要加大市场建设力度，争取今年建成钟鼓楼商城，规划建设建材、粮油等专业批发市场，积极整合玉皇阁大市场、城关果蔬批发市场，发展现代物流业。要依托沙湖、玉皇阁、陶乐沙漠公园等旅游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旅游，提高旅游业的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餐饮、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服务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县城转移，提高城市化水平。

三、加强领导，统一协调，全方位推进城市化进程

推进城市化对我们来说是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许多新情况需要我们研究，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我们必须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把实施城市化战略落实到实处。

一要明确责任，强化领导。根据县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和县十四届二次人代会精神，经县委、政府研究，确定了县级领导包“双十”工程项目责任制，对确定的项目，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狠抓落实。半年，县委常委会要专题听取“双十”工程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并将进展情况通报全县，希望负责工程项目的县级领导要率先垂范，定期召开汇报会议，经常深入到项目实地，帮助责任单位协调解决问题。城建等部门要充分发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促进项目尽快完成。

二要团结协作，密切配合抓落实。城市化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不可能单凭某一个部门就能将工作完成，各相关部门必须在县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服从大局，密切配合，按照各自的职能，齐抓共管，尽责尽力。要一个声音喊到底，不允许一个部门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城建、土地、环保、人劳、民政、社保等有关部门要正确处理部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城市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关系，正确处理城市化和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的关系，正确处理加快城市建设和依法行政的关系，认真解决我县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

三要转变作风，真抓实干。工作靠抓，事业靠干。当前，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更需要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关键是在“真”、“实”上下功夫，就是要真心真意地抓，实实在在地干，不搞形式主义，不弄虚作假，不尚空谈，专务实效，不能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以讲话贯彻讲话。抓城市化工作不能光空喊，说套话、空话，那没用，真抓实干要讲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真抓，不是乱抓；实干，不是蛮干，真抓实干，贵在创新。我们必须按照十六大提出的要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工作中体现“四新”要求，用创新的精神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积极创新工作机制，不断创新观念，创新思路，创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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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扩大与城郊农业的存在着许多矛盾，而这些矛盾主

要是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和操作的不规范带来的。本文针对城郊

农业发展，分别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基层民主组织

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字】城郊农业 城市化进程

发展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其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加快。沿海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地处内陆的吉林省的城市化进程也已悄然展开。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这种扩张的直接结果就是将大量的农地纳入城建规划，将城市边缘的农村变为城市的一分子。但在城市化初期，由于制度不健全，操作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了城郊农业的发展，损害了城郊农民的利益。如何解决城市化给城郊农业带来的问题，更好的维护农民的利益，完成城郊农村向城市的平稳过渡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城市化进程给城郊农业带来的问题

城郊农村一头连着城市，一头牵着农村，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经济上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在生产方式上仍属于农村。农民大多拥有自己的土地，以经营农地为生，而且生产手段上仍承袭农村的传统；另一方面在生产服务对象上又明显的受城市的影响。城郊的农民大都利用离城市比较近的便利条件，根据城市需要进行生产。在我们问访的农户中有68%的农民将粮地改为菜地，有条件的甚至采用大棚温室技术，将蔬菜销往城市。城郊农民在信息掌握，技术运用和销售渠道上都比偏远的农村便利，而且也有比较强的市场观念。但也正由于地处城市边缘，城郊农业在城市化进程中首先受到冲击，出现了很多问题。

土地被征，失地农民没保障。在城郊农业中，征地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本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但在征地过程中的违规操作和制度的不完善极大的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首先是变相征地。在四间村，村民指着一条马路告诉我们那条马路所在地原先是他们的耕地，但上面(指政府)要修路，就被占用了。但政府没有按规定给与他们补偿，而是以重新分地为名将土地收回重新承包，却把要修路的地段划分在分地范围之外，这样就使原属于农民的耕地变成了公家所有，再修路就不需要给农民补偿金了。农民的耕地就这样被变相占用了。其次，被正当占用的耕地也没有给农民足够的补偿。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尤其在城郊，耕地本来就少，问访的农户中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许多农民都把它当作“保命田”。但为了城建的需要，土地只能被征用，但补偿金却很少。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对

我们说她只有一亩多地，现在也要被征了。政府的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20.5元，合计一亩只有2000千元左右，而且只是一次性补偿，也就是说这两千元买走了农民十几年的承包期。可是这位老太太年纪已经很大了，打工做生意都是不可能的，失去了保命田，只能靠着两千多元的补偿金解决以后十余年的生活需要。而且农民没有完善的养老保险和保障，他们正在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分”的“三无”游民。再者，政府在征地过程中还有意无意的隐瞒了国家的征地法规和补偿办法。信息闭塞的农民没有政府的传达，他们是无法了解国家政府文件的。他们根本不清楚自己享有的权利，更别说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了。而且土地多是被政府征用后拍卖给公司，却没有给农民市场价格的知情权，只是用行政手段定个地价一次性的给予农民补偿。农民只能被动接受政府的补偿，无法享受到自己土地的价值增值。

在城郊农村的问访中我们还发现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实施的并不完善。在分地过程中，有的农民因为种种限制分不到田，而有的农民却能分到几份田。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他1982年从军队转业回乡，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只能把户口落在他亲戚那里，而当时承包土地时，村里以他的户口不在此地为由没有分地给他，而户口地却因为他不在本地居住也没有给他土地，在承包期的二十年里，他只能靠租种别人的田地来生活。到2002年再次承包时他又没有分到田，理由是他转户口时没有农田，办的是自理口粮户，所以不能参与分田。可是同时村里有一些人出外打工，不愿意种田，都不接受分田，那些土地便归队里所有。他几次找负责人问询也都毫无结果。问访中其他农民也反映在承包分田的过程中生产队有吃喝现象，不少都靠拉关系，走后门来承包土地。村民也只能是听之任之，毫无办法。

政府占用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需要，但由于政府没有给农民足够的知情权，没有妥善的安排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这使农民在被征地时有很大的不满情绪。许多失地农民无力讨个说法，就只能以消极抵抗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这导致了大量农村闲散劳动力的存在，不仅造成劳动力的浪费同时也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城市化过程不仅使农民失去了土地，而且在其他资源方面也受到了不同的程度的损害。城市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扩张的过程。城郊农田的征用大都用来引进企业，建立工厂，而且许多在城市里不宜建立的重污染企业也都建在城郊。在问访中我们看到四间村附近的一个化肥厂巨大的烟囱正不断的向外吐着浓烟。据村民介绍，那个化肥厂污染很严重，冒出的烟特别呛人，化肥厂附近的农作物大都被熏死了。经过农民的上访请求，化肥厂才同意对厂区周围的农户进行补偿，而对稍远处但同样深受其害的农户不予理睬。化肥厂的污染不仅使农民经济上遭受损失而且也使他们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另外，由于周边工厂的建立，大量的抽取地下水用于工业生产，使得附近的村民不仅没水灌溉农田，甚至连生活用水都有困难。虽然政府已经给他们通了自来水，但并没有兑现免费用水的承诺，只过了一年就开始向农民收取水费了，这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另外，城郊农村处于农村与城市之间，也是由闭塞走向开放，由自给自足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一方面城郊农村改变了以“产粮为主，只等收购”的传统经营方式，开始针对城市的需要进行生产；但另一方面城市并没有为他们建立起完善的市场体系，城郊农村处于市场秩序混乱的状态。在问访中有63.7%的农户反映市场管理混乱，服务态度不好，收费严重。目前长春市公有的蔬菜批发市场只有光复路一个，而在农村附近的小市场大多很零散，归个人承包，收费很不规范。在公有的市场里只凭自产证和1元市场管理费就可以进去卖菜，可是公有市场挤得人太多就不可避免的存在压级压价现象，而且离农户相对较远，上也不便利；附近的小市场个人说了算，收费很高，有的一天要20元，如果不交甚至还砸摊抢东西，菜农们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城市化进程中对城郊农村偏重了索取而忽视了给予。城市化本应是将城郊农村纳入城市，使之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是城市化文明化的扩展和延伸。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却没有重视城郊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我们在问访中发现城郊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依然很单一落后 。72%的农户还是通过电视广播获取信息，68.2%的农户不识字。城郊农村的这种信息闭塞，文化落后直接束缚了农民向城市转移，使他们在失去土地之后，不能及时的转变角色从事其他职业。这同时也阻碍了城市文明的扩张和延伸，使城市化进程不能顺利的进行。

原因及对策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造成失地农民生活无保障，究其根源仍然在于制度问题。

首先是土地制度问题。我国现行与土地有关的宪法、土地法、土地管理法、 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5部均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这种“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很笼统的。所谓的集体所有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土地当作一种公共物品来看待，不具有排他性，即谁都可以从土地上分得自己的利益。产权不明晰，就无法产生市场主体，这就使得在征地过程中，无法明确到底谁应有控制权，谁应享受到最大利益，只能通过货币安置来简单解决。“货币安置”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征地农民的安置包括就业安置，农民在失地之后，可以很快转变成国企的工人。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用工方式也逐渐市场化，政府无法再利用行政手段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于是货币化安置便成为大多数政府的选择。货币安置一来可以减轻国土部门和用地单位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二来货币安置是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表面上很符合市场规则，容易被农民接受。实际上“一次性货币安置”是用短期有限的资金收益买断了农民的长期使用经营权，将农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外，而且有限的货币安置费用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的长期的生活出路问题。笔者认为在所有权方面应明确规定土地公有即最终所有权归属国家，而农民享有使用权，现实中承包二十年就是指农民拥有二十年的使用权。政府或公司要征地用地就必须以合理公平的资金赎买农民的使用权，如果要永久占用则必须按照农民的承包期限来赎买使用权，就是说如果一个农民的土地还有15年承包期满，那么征地方必须支付与农户15年经营土地所获收入相当的补偿金。而且一旦明确农民的使用权，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就有了发言权，他们可以与公司政府进行议价，自主的决定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出卖还是出租，使农民真正参与到土地的增值收益分配中，避免了“一次性货币安置”的弊端。另外要强调政府在土地上享有的只是所有权，一旦农民承包了土地，农民就有了土地使用权。农民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不能依仗行政手段强行的征用土地，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毁约，侵害了农民的使用权。即使政府用于公益性设施建设也要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农民的社保基金，使农民能长期的受益。

其次，在对农民进行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现有的户籍制度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限制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而设立的，并沿用至今。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严格划分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做法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一方面户籍制度的存在限制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在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农村出现了许多失地农民，他们虽然脱离了土地，不再从事农业，但他们的身份依旧是农民，因而始终不能被城市所接纳。笔者认为既然农民已经脱离了土地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而应称之为“自由劳动者”。但户籍制度的存在却使他们并不自由。他们进城打工依然要顶着“农民工”的称号，忍受种种不公平的待遇。这就使他们的就业成本很大，不利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因而农民就不愿失去土地，对征地存在很大的抵触情绪，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旧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也使农民不能得到公平的社会保障待遇。农民与城乡居民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农民拥有“保命田” ，他们即使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还有土地作为最后一道屏障，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保证自给自足，土地在某种意义上是农民手中的一种资本。一旦失去了这种资本，就相当于城市中下岗工人一般，生活上没有依靠。但农民身份使他们不能象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城市居民社会生活最低保障金。而社会养老保险也不能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只有改变现有的僵化的户籍制度才能有效的保证农民的利益。有人提出“一证一卡”走天下（一证指身份证，一卡指社会保障卡）①　这种“一证一卡”制度既保证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身份平等，又使城郊失地农民有了社会保障。一旦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就必须要享有同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金，即使农民没有失去土地，只要其生活水平在社会最低生活线之下也要给予他们必要的补助。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农村依然不能放松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完善。村委、生产队等基层组织是农民集体组织的代表，应充分做到为农民服务，维护农民的利益。首先，要健全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在征地中出现的许多违规现象都是由于某些村干部的暗中操作导致的，使农民在出售土地时遭受很大损失。只有加强民主监督力度，将所有的操作都置于阳光之下，接受农民监督才能最有效的保护农民的利益，杜绝违规操作和不法现象。其次，在城市扩张中不能弱化基层组织的作用。基层组织在城市化进程中要更好的起到维护农民利益的屏障作用，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思考和处理问题。在征地以及在其他方面上要代表农民去谈判，为农民争利益，而不应与公司站在一起强占农民的利益。再者，基层组织也要起到带头作用，为农民增收做贡献。城郊农业由于受城市化影响，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粮食农业。应积极利用城郊的地理条件，进行特色农业经营，如种花、种菜等。而完成这种经营方式的转变单靠农民的个人力量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基层组织充分发挥自身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将农民组织起来，给农民以政策方向上的引导和技术信息上的支持，增强农民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使城郊农民能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最大的收益。

除了农村自身的制度建设之外，在城市化建设中，城市方面不能只将城郊农村作为工业扩张的“殖民地”。城市化进程要在更大程度上做到现代化和文明化的扩展和延伸。既然城市化进程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就应将城郊农村看作城市的一部分进行规划。

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减少污染严重的企业，多建立一些农产品加工工业。污染严重的企业建在城郊，虽然减轻了城市居民的环境压力，却损害了城郊农民的利益。这种不顾农民利益而进行恶性工业扩张不利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区域经济中，选择企业厂址很重要的一条是要考虑企业离原料地和产品销售地的距离，以达到运输成本最优。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原料地在农村，而最终产品是销往城市的。在城郊地区建立农产品加工工业正好处于原料产地和销售地的过渡地带，便于农村和城市的物资交流，形成农村——农产品加工企业——城市的市场链条。这样既为农村的农产品销售降低了成本，方便了城市生活的需求，同时也解决了城郊农民的就业问题。而且从生态经济角度看，在城郊建立农产品加工工业也不会给城郊农业带来太大的环境污染，有利于绿色农业的形成和发展。

另一方面城市要积极的接纳农民进城打工，要给农民以必要的技能培训。在这方面浙江省绍兴县的“三单制”培训方法是值得借鉴的。“三单制”是指由用工企业出订单，由培训机构出培训菜单，最后由政府买单。②这样可以给农民多项选择的余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接受培训。既保障了失地农民的利益，同时也为城市用工企业提供了大批有技术的打工者。

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还要加强对城郊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要使城郊农村成为城市的一分子，首先就要在设施建设上跟上城市的步伐。政府应划出专用资金用于提高城郊农村的电话和闭路电视普及率，加强乡村公路的建设以及在城郊农村附近设立小型图书馆和阅览室，方便农民获取知识和信息。而且还要加强城郊农村的农产品销售市场以及农用生产资料市场的建设和管理力度，清理不规范的小市场，维护农民的利益，为农民的生产和销售提供方便。 一个成功的范例

长春市二道区宏伟村是一个典型的市中村，村里的许多土地被征用，村民也曾因为土地赔偿款的集体上访。原来12家，靠集体经营，不但不赚钱，大多数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但经过近几年的，村里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上访村变为有名的先进村。宏伟村集体资产由1997年的1350万元增加到现在的1.25亿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5000元。宏伟村实现了全村无闲置人员，现在退休金最高的村民每月可拿到459元，村民的医疗费也由原来的120元增加到240元。宏伟村一跃进入长春市乡镇企业50强村。从宏伟村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村书记张德柏是远近闻名的好村官，他上任以后首先解决拖了6年的上访问题。他组织精干力量，先后跑了5个城区、19个派出所、24个粮食所，耗时半年时间，为706名村民办理农转非户口，解决了村民睡觉都惦记的问题；接着又四处奔走，为农民解决了拖欠6年的土地补偿费问题。

其次，村里适时顺势的改变经营方式，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千中心，万中心，建设是中心；千道理，万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村书记张德柏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也表现了村领导班子对经济的重视程度。村里首先搞企业转制，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将企业改为个人租赁经营，村里每年都稳稳当当地收入160多万元，打工的村民还能按时开支。而且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使之产生最大的效用。宏伟村在经济开发区有5.3公顷土地，开发区原准备征用。但张德柏认为“卖地不是路子”，他们引进资金1.2亿元，与有关方面联合兴建了“宏伟商城”和住宅楼，村集体资产仅此就增加了5200万元，是卖地的17倍，而且商城每年可收回承租金200多万元。他们在村内半闲置的8公顷低洼地上投入400万元，建起了100栋高标准的日光温室，正式命名为“宏伟农业示范园”，主要引进科技含量高、经济和效益好的高效作物，承包给村民经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③

结语

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在做贡献，是农民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因此，我们更应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重视农民的利益。政府要不断的调整政策，健全制度，充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城郊也要充分利用自身条件，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多出现一些像宏伟村那样的先进集体。城市化对农民来讲，应该是阳光而不是阴影，要在城市化进程中让农民感受到更多的温暖，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解决农民增收问题需要制度创新》来源于深圳中农网

篇5

关键词：城市化 服务业 发展

城市化发展为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服务业的发展则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撑。由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呈现的规律可以看出，城市化进程在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之后，往往会进入一个缓慢发展过程，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中，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了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因此，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是我国新时期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关键举措。所以在城市化背景下考察服务业的发展，对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步伐，促进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使我国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需求相适应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城市化和服务业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虽然应用的方法和角度存在一定差别，但都一致认为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种一致性也存在着内部差别，即是城市化带动服务业发展，或是服务业发展推动城市化，还是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现根据这种差别展开如下分析。

（一）城市化推动服务业发展

H.钱纳里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中研究了1950年-1970年间100多个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认为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工业、服务业劳动力份额也不断提高。Singelmann(1978)最早认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因为城市设施为服务产品的供需双方直接面对面提供了条件。通过对七个工业化国家1920~1970年的劳动力转移情况的实证分析，他发现城市化是促进一个国家从农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重要因素。此外，城市化还促进了政府服务和其他非营利服务行业的发展。Daniels等(1991)分析检验了美国大、中、小城市的区域服务业成长过程，认为城市形成的区域性市场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的提升。Harris(1995)证明了城市是服务业中许多行业的核心载体。YoshimaAraki等(1997)的研究显示城市化促进了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增加。Tiffen(2003)的研究表明服务业将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而得到较快的发展。Chan等(2006)认为城市化推动了服务业的扩张，进而刺激了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的增加。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Singelmann(1978)、Daniels等(1991)、Harris(1995) 、YoshimaAraki等(1997)和Chan等(2006)强调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二）服务业发展促进城市化

Moir(1967)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与城市化联系的紧密程度。他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低级阶段，城市化与第二产业联系更为紧密，而在发达阶段城市化则与服务业的劳动力份额的联系更为紧密。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阶段，服务业的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更大。Vance(1970)认为服务业具有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门类众多、手工操作比例仍然很高等特点，这使得服务业不可能像工厂那样可以大规模地向郊区迁移，并且只有在城市中才能找到所需的大量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因此服务业在就业中占的比例越高，城市化水平就越高。Black&Henderson(1999)对城市发展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第二产业、服务业对城市化有不同影响，在不同的城市规模上城市的主导产业类型存在差别，服务业对城市化推动作用更强。

Vance(1970)强调的是服务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水平的显示作用。而Moir(1967)和Black&Henderson(1999)则强调服务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不同的是前者考察立足于经济发展阶段，而后者强调城市规模变化。

（三）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

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配第研究成果基础上，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条件》一书中提出配第－克拉克定律。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移动，这样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分布在第一产业逐渐减少，在第二、三产业将不断增加。他还认为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这种变动是由于产业之间收入的相对差异，以及人们向高收入产业移动的倾向造成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NP之父”库兹涅茨在克拉克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国民收入对产业结构演变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农业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与农业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都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工业部门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总体上升，但劳动力相对比重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服务部门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几乎所有国家都呈上升趋势，国民收入的相对比较则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这说明服务产业具有很强的吸纳劳动力的特性。 Riddle(1986)利用1981年的截面数据对中等收入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进行了相关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Messina(2004)应用面板数据对OECD成员国制度与服务业就业进行分析，认为政府部门规模、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克拉克、库兹涅茨等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第一产业（农业部门）劳动力和国民收入都呈下降趋势，而第二产业（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服务业部门）劳动力和国民收入则显上升或大体不变的趋势，而城市化水平通常由非农产业部门劳动力或国民收入所占比例来进行衡量。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呈上升趋势，而服务业也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这进一步体现了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是一种协调共进的关系，特别是以劳动力指标进行衡量时这种关系更突出。Riddle(1986)和Messina(2004)都认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同时也要求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国外有关城市化和服务业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少，不管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认为城市化和服务业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有关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方面的论证相对较少。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有关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晚，经过分析发现所有的研究按照不同的侧重点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

（一）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实证研究也有规范分析，还有实例分析，但都一致认为城市化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江小涓等(2004)在研究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以及服务业加快增长的潜力过程中，认为城市化水平是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李辉(2004)在分析了我国各省1998-2002年的增长数据后，发现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同时发生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高敏(2005)具体分析了我国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发展的制约，主要表现为：(1) 较差聚集效应的农村城市化模式不能带动服务业的发展；(2)控制大城市发展的发展道理抑制了生产的发展空间；(3)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模式间接抑制了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郭文杰(2006)利用现代经济计量方法构建多变量的模型，采用中国1978-2004年度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与城市化等经济因素的综合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城市化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服务业发展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城市化引致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产业集聚的邻近效应节省了交易费用，提高了交易效率，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从业人员结构的改变最终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卿前龙（2006）析了城市化对休闲服务业的推动作用。李井奎等(2007)以浙江省为例，研究了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与城市化的相关性，其分析结果再一次应证了服务业具有较高的空间集中度，并且受城市化因素的影响较大。李勇坚等（2008）在分析户籍制度、城市化与服务业增长关系时，考虑了城市化滞后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提出了“教育在所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方向―通过低成本、高速度的教育，将农民推进城市”的观点。

（二）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

谢文惠(1996)认为不同的产业类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也不一样，农业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工业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服务业是城市的后续动力。钱敏泽(2001)认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由于第二产业与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使非农就业比率不断上升造成的。李健英(2002)认为服务业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经济源泉和后续动力。俞国琴(2004)认为服务业发展会增强城市的吸纳能力，有利于加速城市化的进程。曾国平、曹群(2005)的研究表明我国服务业整体保持了强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并具备了继续扩大就业的潜力。曾芬钰（2002）认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呈减少的趋势，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速度开始快于第二产业，因而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直接转移到城市服务业中，加速城市化进程。另外，服务业的发展是城市整体功能发挥的重要条件，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发挥加速了城市化进程.。秦宪文(2004)认为社会化大生产需要配套的服务性行业，如金融保险、通讯科技、商品流通与市场营销行业、以及休闲娱乐、教育医疗等体现城市功能的行业，服务业的发展满足了这种需求，能够使城市经济聚集效益和扩散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彭荣胜(2006)通过对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证明了服务业内部构成不合理所导致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拉力不足，是制约河南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祁苑玲(2003)指出当今世界服务业是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途径。都沁军(2005)认为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提高城市的质量和增加城市化的动力。

（三）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

林汉达(1998)认为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规模过小的城市难以形成较强的人口聚合效应与规模效益，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具有较高的就业弹性，有利于加速市化进程。李健英(2002)认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基础，服务业是城市重要的经济源泉和后续动力，服务业与城市化之具有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杨宜勇(2005)认为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服务业的发展拉动了非农就业增长，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化的发展也促进服务业的较快扩张。同时他指出从二者发展的逻辑顺序和长期进程来看，主要趋势是先有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然后有农村人口的转移和城市化率的上升。晏维龙等(2004)对商品流通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具有纵向和横向强相关性。郑吉昌等(2004)也对服务业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季斌（2007）以1985-2003年的时间序列指标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南京市城市化水平和城市服务业发展的联系，分析表明两者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即一方面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城市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也反过来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刘维奇（2007）分析了我国服务业与城市化的相关性，认为城市化使服务业产业化成为可能，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的需求，促使自我服务向社会服务转移；服务业的发展直接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是城市化进程中吸纳非农就业的主要渠道。唐德才等（2008）应用理论模型对城市化与服务业互动发展的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一方面城市化水平提升促进服务业产值增加，另一方面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深入。赵卫明等（2008）以浙江省为例对经济快速增长、地域城市化与服务业互动关系研究进行了研究，认为“区域结构的演化包括两个最为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二是空间结构的高级化。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表现为服务业比重的持续上升，空间结构的高级化表现为城市化过程。二者相互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国外研究还是国内研究，都体现了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系统关系。从城市化推动服务业发展来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业必然会出现新的发展机遇，虽然可能会存在某些因素影响服务业抓住这个发展机遇，但从长远来看城市化推动服务业的发展是必然的。因此，如果能够对这些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因素进行有效的分析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则可能会缩短这个曲折的过程。从服务业发展促进城市化发展来看，当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则可以使城市化水平向更高、高深层次推进。从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来看，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相适应并不断向前发展将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如果城市化水平发展过快，就要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如果服务业发展相对于城市化发展过快，那么就要充分发挥服务业的促进作用，以实现城市化和服务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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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城市化 农村金融 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195-0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广大中东部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逐步向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产业化方向发展，逐步进入了城市化发展新阶段。

城市化不仅表现为农业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城市区域的扩张，还表现为农村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农民生活形态、生活意识的转变以及经济社会各方面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过渡。在这一特殊的经济格局中，原来的农村金融体系所面临的生存和需求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农村金融包括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村合作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比较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在这些经济模式转型地区，如何重构适应城市化经济发展趋势的农村金融支持体系，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已是当务之急。

一、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农村向城市化的转变是区域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村经济转型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资源的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新的县域、区域发展形势和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对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银行信贷和金融服务和创新都提出了更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1.城市化进程中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迫切需要农村金融的支持。伴随“国退民进”步伐加快，民营经济日益活跃，中小企业在激烈多变的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极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宜兴市民营企业以私营个体经济为主，82％民营企业分布在城市化进程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总量和规模也不断扩大。

从表1可看出民营经济已逐步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成为区域经济体制变革的推动力量。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大量较低成本的信贷资金投入，又需要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然而，由于民营中小企业大多处于创业阶段，生产规模小、资本实力薄弱、设备落后，以及制度方面的限制，是经济发展中的弱势群体，所以，融资问题就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2.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迫切需要大额农贷资金。大多城市化进程地区在原农村基础上，逐步实现以主导产业为重点，区域化布局、规模化建设和产加销一体化的农村产业化，逐步完成以市场为纽带，经济效益为中心，先进技术与生产方式相结合，农工贸一体化的农村工业化。根据宜兴市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镇工业园区资金来源于农村金融贷款、民营信贷及民间资金和地方政府投资的资金比例分别为15.36%、17.25%和34.23%。随着人口向城镇集中，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的进程开展，资金的需求会面临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则需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提供有效可靠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3.农村基础设施等外部环境建设，迫切需要农村金融的大力支持。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国家加大了对农村道路交通、教育、卫生、水利等公共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然而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信贷资金的短缺和脱节现象依然严重。根据统计资料反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资金80%来自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而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很低。

4.农村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迫切需要启动农村消费信贷。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依然在总人口中占主体地位，广大农村地区隐藏着庞大的消费群体。2009年宜兴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20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23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4902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8519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仍大大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虽然全市农村消费品零售额136.36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4.57％，但是住房、教育、耐用消费品等领域的消费信贷在农村地区尚未启动。

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瓶颈和存在的问题

1.支农主体缺位，金融服务配置不平衡。广大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金融支农主体缺位，信贷服务功能弱化。一是商业性金融支农弱化，近年来基层农业银行经营战略调整，管理权限上收，信贷投入向城市及大中型企业集中；二是政策性金融作用萎缩，目前农业发展银行主要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负责，而对非农产业和工业化支持几乎是“真空”，而国家开发银行又尚未进入农村；三是作为农村金融主体，农村信用社自身制度和体系建设正在不断的深入当中，经营和定位问题比较突出。农村商业银行在面向个体经营业主和农户的金融业务依然以传统的存、贷、汇为主，缺少信贷服务品种创新，淡化了农村金融的职责。农商行大额的贷款对象，通常是由政府部门担保的一些大型企业或项目，对转型农村地区个体经营和农户的信贷服务工具缺乏，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一般都得提供相应的抵押和质押，资金运作能力差，加上其贷款受地方政府干预性很大,不能更好满足城市化的经济发展需求。

2.资金积累容易，信贷投入水平却滞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的存款余额提高了，而农民没有投资渠道。同时，由于货币的逐利性原因，信贷资金的流向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事实上，邮政储蓄机构只存不贷，吸收的资金大部分调离了农村；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资金也不自觉地瞄准了中心城市和大的企业；各商业银行农村网点机构，吸取的农民存款资金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支持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县域级金融机构新增存款转化为当地信贷投入的比率平均不足30％。

3.投资风险大，补偿机制与保险机制不健全。产业化的项目投入和工业化的产品创新要受到自然条件、市场环境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不确定性。金融部门对其进行信贷需承担一定的风险，而面对客观存在的风险，尚未建立较完善的担保机制，也缺乏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保险机构的经营理念决定对农保险的品种较少，保险机构在农村分布的薄弱影响了农村经济补偿机制，保险产品供给与农民需求的不匹配，导致城市化进程地区农业保险市场十分不景气。

三、农村金融创新自身服务体系和功能，适应城市化进程发展

1.找准农村金融创新依赖途径，确定农村金融发展目标定位。在城市化进程地区，“三农”的发展后劲十分巨大，农村金融机构的创新要立足“三农”，因地制宜地确定竞争战略，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农村金融必须抢先占领农村地区优质领域和巩固长期的优势地位，立足当地市场，对市场信息反应迅速、全面、真实，挖掘潜力客户，创新业务品种，找准自身发展定位。

农村金融的功能定位要求各农村金融银行部门要树立“零售银行，农户银行，社区银行，中小企业银行”的功能形象，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拓展支农工作思路，延伸支农金融服务，贴近农户金融需求，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农村金融要更新经营理念。一要按照“三农”服务的经营方向，改进服务方式，完善服务功能，切实助推地区经济转型；二要坚持“双赢”取向，在帮助农村经济实现腾飞、增加社会效益的同时，实现农村金融的自身效益；三要更新观念，与时俱进，从支持传统农业向支持“大农业”转变，从支持传统农民向支持现代农民转变，从支持小作坊经济向支持工商业转变。

农村金融要扎根农村，巩固农村市场，支持好农村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等中小企业和各类合作经济的发展，密切关注新建工业园、科技园、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金融需求动向。农村金融要针对不同农村客户及其发展特征，充分发挥“农”字特色，做足“农”字文章，将更多的资金吸引到农村，推进现代农业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一元”结构转变。

2.构建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构架，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职能。

（1）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新型职能。第一，农业发展银行加大政策性支农力度。农村金融主要靠市场机制运作，农发行就是要弥补市场机制的局限性，满足不能通过竞争性金融活动而获得满足的农村金融需求，尤其对体现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地区发展战略或社会发展目标的项目，进行条件优惠的资金融通。拓宽农发行的业务范围，支持好农业科技研发、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允许其发放农业产业化贷款、区域基础设施贷款等，尤其要重点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特色产业和中小企业的项目贷款。农发行要与县域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形成既分工、又竞争的农村金融格局，共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第二，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是化解农业产业化风险、保障农业生产者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有助于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进而更好地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三农”。根据城市化进程中地区农业风险特征，政府应加大农业保险的政策扶持力度，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建立财政保费补贴机制；从财政上加大对农户、地区企业所交纳的保费，为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亏损提供适当补贴；此外还可适时建立国家、省两级农业发展基金，通过政府的适度补贴或委托，吸引和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等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

（2）构建竞争有序的商业性金融体系。农村向城市化进程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依然是竞争性商业金融，各农村金融机构要因地制宜完善自己的服务，开发新型金融保险商品，为富裕农民、发展农业、繁荣农村作出贡献。

首先，农业银行要发挥国有商业银行优势。农业银行一方面要扭转农业银行近年来出现的“离农”倾向，另一方面要将农业银行的业务重心定位于县域经济，发挥其促农支商优势。第一，农业银行要积极调整信贷结构和投向，支持特色产业、劳动密集型特征和比较优势的行业，资金支持重点要从分散农户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科技园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县域工商企业转移。第二，农业银行要将信贷对象重点放在朝阳产业、农业区域特色经济上。第三，农业银行利用自身营业网点广泛的优势，积极开办银行卡、、租赁、担保、保管、理财和信息咨询等新产品，发挥好金融结算和居民消费信用功能，满足区域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其次，农村商业银行体现新型运作模式创新。在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创建的农村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完善信贷业务，继续采用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方式，推进外来人员创业、科技发展等贷款种类和个人消费信用贷款；推广农业产业化基地、农村工业园区综合授信贷款，充分发挥整体融资优势。同时，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推动交易工具和业务品种的创新，不断增强服务功能。积极开办支农金融超市，根据农村“产业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村经济主体的不同特点，采取“一户一策”、“一企一策”的办法解决融资难等问题。

（3）引入互补性发展的新型竞争实体。首先，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金融要允许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形式在地区的生存和发展。政府应积极鼓励民间资本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兴办民营商业银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农村，发展地方民营中小型金融机构，增加对农村民营企业的贷款。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适当发展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充分发挥农民内部互助与融资的作用。其次，建立和健全农村信托机构，开办农用资金的委托业务，农村信息咨询业务，帮助农用企业、农民合理理财，调剂资金余缺，为农村经济市场化导航。

3.完善农村金融创新的信用制度，形成农村金融保障体制。

（1）建立农村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制度。城市化进程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的交易主体具备点多面广线长，贴近农户、深入农村的优势，就资金投入来讲，尽管单次信贷成交数额相比城市可能并不庞大，但是需求分散且广泛，且农民和不成熟的中小企业都是典型的高监督成本的融资对象，如果实行全面的事后监督，其贷款收益往往不足以弥补其监督成本，加上政策因素影响，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严重，极易造成金融机构效益低，引起金融机构“收款难”，农民“贷款难”的恶性循环。因此，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意义就显得十分重大。

（2）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保障体制。首先，建立和完善信贷担保机制。对于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农村金融机构应积极与地方政府相配合，建立适宜的信用担保体制。一方面，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构建农户联保、个体工商户联保、企业联保机制；一方面，各级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成立涉农贷款担保基金，支持“三农”的发展。其次，建立和完善信用风险预警管理机制。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自身，有必要建立起风险防范预警机制。在款项贷出以后，严格实施贷后风险监测，定期跟踪监控信贷资金流向。一旦发现客户账面出现问题或其他可能影响信贷资金安全的迹象，可以立即与该客户联系，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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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西；城市化；城市组团；空间分布；功能分化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5-0115-06

一、引言

在人口和经济活动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城市聚集的同时，城市空间形态开始由单体型城市向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连绵带等组合城市形态转换[1]。城市的组团化发展，能够克服单个城市在资源、幅员等方面的不足，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调整和优化配置资源，实现共同增长[2]；同时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的作用，在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地区之间的共同繁荣[3]。而且，城市的组团化发展还能够通过其枢纽功能和培养功能，使得城市群可能逐渐发展成为交通运输中心、生产中心、商业和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带动周边城市和经济区域发展。

在我国，城市化率是指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500人，与建成区毗连的“城镇统计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4]。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9.95%。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等3个国家层面的城市组团，以及四川盆地、关中、中原、哈大齐、武汉地区、福厦、长株潭等7个区域层面的城市组团[5]171-175。201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进一步明确要推进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等3个特大城市群的优化开发；推进哈长、江淮、海峡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北部湾、成渝、关中—天水等新的大城市群和区域性的城市群重点开发，更凸显了城市组团化发展的政策意图。

《广西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显示，2010年广西城市化率为40.1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84个百分点。但在北部湾经济区被提升为国家层面发展战略之后，经济加快发展也推动着广西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明确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广东西南部和海南西北部等环北部湾的部分地区作为重点开发区，提出要发展壮大北海、钦州、防城港、湛江等城市，形成以南宁为核心、以城际快速交通为纽带的滨海特色城市群。但对于广西而言，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组团化发展，仅仅依赖于将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融入北部湾城市群是不够的。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之外的广西各地区，除因国家政策因素被列入不适于开发的区域之外①，仍有广阔的区域需要在城市化进程中，沿着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5]380。因此，探讨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促进除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4个城市及其他地区各城市、城镇在功能分化与互补基础上的组团化发展，对于广西城市发展进而对于广西全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广西城市化进程预测

由于统计口径变化，广西仅有2000-2010年城市化率的有效数据。2000-2003年广西城市化率从28.15%上升到29.06%②，而2003-2010年广西城市化率则从29.06%上升到40.11%，7年间年均提高1.58个百分点。可见2003年之后广西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以广西2000年之后的城市化率（roc）数据作为因变量、年（year）为自变量构建回归模型。但考虑到2003年应该是广西慢速城市化与快速城市化的转折点，因此对2000-2010年和2003-2010年分别回归，得到回归模型：

2000-2010年：

roc=-2713.087+1.370×year R2=0.968（1）

-16.200 16.400

2003-2010年：

roc=-3071.628+1.548×year R2=0.982（2）

-17.878 18.084

无论是（1）式还是（2）式，回归模型的样本数据均未达到小样本数据量的要求。但期间的数据尤其是2003-2010年间的数据线性效果好，所以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但在样本数据过少情况下得到的回归模型，要用于预测广西以后的城市化进程，还需要其他模型来佐证。表1是采用全国及部分省市相关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1 全国及部分省市相关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

其中，C为常数项；year为年；D为哑变量，表示该地区在样本数据中出现跳跃点年份，之前和之后存在截距差，其中北京出现在1989年，江苏出现在1999年。广东因为2000-2010年间缺少了2001-2004年的数据，因而仅仅依照首尾年份的城镇人口比重计算出其平均城市化率。

分析表1中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从我国整体及江苏的回归结果可见，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年均城市化速度约1.4个百分点。但福建、浙江和广东的数据也表明，当城市化率达到40%之后，城市化速度可能降低到年均1-1.15个百分点。（2）在快速城市化阶段之后，向城市化完善阶段的转折点大致出现在城市化率达到50%-60%。浙江和广东的回归结果显示，此阶段的城市化速度大约年均1.15个百分点。而北京和上海的回归结果则所示，城市化速度则可能降低到年均0.6-0.9个百分点。这一过程大致能延续到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3）目前只有北京和上海达到城市化率高于70%阶段。在此阶段，北京和上海的年均城市化速度分别为0.624和1.14个百分点，均高于此前的相关预测[3]。

依据对广西城市化率数据的回归结果，以及对快速城市化阶段年均城市化率提升及快速城市化向城市化完善阶段转折的验证，得到广西城市化率在今后的演变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2011-2030年广西城市化率预测

注：其中ROC1、ROC2分别为按照广西2003-2010年、2000-2010年的数据回归模型得到的预测曲线，ROC3、ROC4和ROC5分别为以广西达到城市化率60%左右后分别以1.15、0.9和0.6个百分点的年均城市化速度得到的预测，而ROC6、ROC7和ROC8则分别为以广西达到城市化率50%左右后分别以1.15、0.9和0.6个百分点的年均城市化速度得到的预测。

由图可见，按照（1）式或（2）式回归模型，预期广西2017年城市化率将达到50%，在2024年达到60%。以50%为转折点并在之后按照1.15、0.9和0.6个百分点的年均城市化速度演变，则到2030年广西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7%-65%。但如果以60%为转折点，并在之后按照1.15、0.9和0.6个百分点的年均城市化速度演变，则到2030年广西城市化率将达到64%-68%。两种可能的预测路径重叠区域在64%-65%③。

按照1996-2009年广西人口增长率0.82%和2010年总人口5159万计算，预计到2030年广西人口将达到6100万。届时64%-65%的城市化率意味着广西城市人口将超过3900万，比2010年翻一番多。假设广西每个市所辖地区的城市化进程都一致，则每个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将翻一番。而事实上由于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有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因此目前的一些大城市如南宁、柳州和桂林面临的城市人口增长压力将会更大。

三、广西城镇的人口规模分布

在广西各级各类统计年鉴中，目前无法找到针对广西各个地级城市、县级城市和县城的城镇人口数据，而仅有非农业人口数据。这种指标算出的城市化水平显然偏小[6]，但考虑到，城镇本身就是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点[7]，以及城市作为第二、第三产业聚集地的特征，因此可以用非农业人口作为估算城镇人口的参考[4]。本文拟用广西各市、县非农业人口估算各级城市、城镇的城镇人口。估算过程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

（1）由非农业人口指标测算城镇人口指标。广西2010年各市、县非农业人口总数为846.41万人，而同年广西市镇人口总数为1849万人，市镇人口为非农业人口的2.18倍。因此，如果假定广西各市、县非农业人口与城镇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相同的话，则以非农业人口为基础测算广西各市、县的城镇人口时需要在非农业人口的基础上乘以2.18。

（2）乡镇层次非农业人口估算。统计年鉴中，市、县级城镇的非农业人口数还包括了各自所辖乡、镇的非农业人口数，因此，以各市、县非农业人口为基础估算城镇人口时还要剔出其中所包含的乡镇非农业人口数。但由于没有有关广西乡镇非农业人口的确切数据，因此对广西全区乡镇非农业人口的数据也只能作大致的估算。按照南宁和桂林统计年鉴中2009年的数据，南宁市所辖镇（不含县城所在镇）的平均非农业人口为3101人，所辖乡的平均非农业人口为1254人。桂林市所辖镇的非农业人口平均为2519人，所辖乡的非农业人口平均为983人。由此计算桂林和南宁所辖镇的平均非农业人口为2810人，而所辖乡的平均非农业人口为1119人。以此为基础，2010年广西共有702个镇，482个乡（含民族乡），则广西乡镇层次的非农业人口总数为249.58万人，占非农业人口数的29.49%。

（3）广西各城市（市辖区）、县城（城厢镇）城镇人口的估算。以广西2010年各市、县城所辖地区非农业人口数为基准，乘以城市（市辖区）、县城（城厢镇）非农业人口所占比例（70.51%），再乘以由非农业人口估算城镇人口的推算因子2.18，得到如表2所示广西各级城市、城镇的人口规模分布数据。

从表2中的数据可见，作为广西最大的城市南宁，人口超过180万，其次是柳州，城镇人口接近100万，桂林第三，城镇人口约70万。而之后，各城市人口均不足50万，为中小城市。以表2中的数据为基础，可以计算得到广西城市的两城市指数为1.91，四城市指数为0.88，十一城市指数为0.88，比较接近于两城市指数等于2、四城市和十一城市指数等于1的正常值。但从广西区内的3个主要城市的空间分布看，将广西区内的所有城市作为单一城市组团，依靠核心首位城市南宁来驱动发展显然是不够的，而城市的组团分化、依靠各组团内部的中心城市分别驱动各城市组团的发展，进而促进广西全区城市发展成为必然。

表2 广西各城市及城镇人口超过10万人的

县城城镇人口分布（万）④

四、广西城市组团的空间分布

从广西各城市、县城人口分布看，主导广西城市组团化发展的城市主要是南宁、柳州和桂林。按照广西的相关规划，南宁和柳州将规划建设超大城市，而桂林则将规划建设特大城市，由此到2015年，南宁市建成区人口规模力争达到300万人左右，柳州达到230万人，桂林达到120万人⑤。而从三个城市的分布来看，如图2所示，广西城市的组团化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南部以南宁为中心，包括钦州、北海、防城港、玉林、贵港在内的南部北部湾组团，二是以柳州、桂林为轴线，包括来宾、河池、贺州、梧州在内的中北部组团。此外，百色尽管离南宁组团和桂柳组团都距离较远，但整体上还是归属南部组团。

图2 广西城镇组团空间分布图

（1）北部组团。首先，组团内城市的空间分布较为松散。桂林和柳州之间的距离达到140公里。分别以两个城市为中心，半径100公里范围内的城市仅有来宾，之外则是柳州—河池、桂林—贺州的距离约150公里，而梧州无论是与桂林还是柳州的距离均超过了200公里。其次，与城市分布较松散相对的是，北部组团内两个核心城市周围的县城分布体现出较强的集聚性。以柳州为中心，半径50公里范围内的县城有柳江（11公里）、柳城（40公里）、鹿寨（35公里）、象州（48公里）等4个，50-100公里范围内则有忻城、合山、武宣、金秀、融水、融安、罗城、宜州等8个；以桂林为中心，半径50公里范围内有临桂（10公里）、灵川（15公里）、永福（40公里）等3个县城，50-100公里范围内则有兴安、阳朔、平乐、恭城、荔浦、龙胜、资源、灌阳、三江、融安等10个。第三，桂林与柳州两个中心城市之间县城的分布稀少。沿桂柳高速公路，桂林与柳州之间除桂林南部的永福县（距桂林40公里）、柳州北部的鹿寨县（距柳州35公里）之外，中间再无县城分布，而永福与鹿寨之间的距离超过了60公里。

（2）南部的北部湾组团。首先，中心城市南宁与周边城市的距离均较远[8]。以南宁为中心，在半径为100公里范围内没有城市，在半径150公里范围内有崇左、钦州、防城港和贵港，与玉林、北海、百色的距离均超过150公里。其次，南宁周边的卫星城镇也很少。半径50公里范围内仅有武鸣县和扶绥县两个县城，半径50-100公里范围内有隆安、上林、宾阳、横县、马山、平果、上思等7个县城，其他的县城均在100公里以上。从乡镇分布看，南宁周围5-7公里半径范围内有石埠镇（西）、安吉镇（北）、沙井镇（西南）、那洪镇（南）、亭子乡（东南）、津头乡（东）。之外则是吴圩（西南）、那马（南）、蒲庙（东南）、江西镇（西）、四塘镇（东）、甘圩镇和甘圩乡（北），距南宁均接近或超过20公里。南部组团的钦州、防城港和北海等北部湾经济区其他3个城市，半径100公里范围内的城市只有南宁，县城也只有东兴、合浦、上思和灵山等4个。布局于南宁与钦州、防城港、北海3市之间的县城十分稀少，仅有偏西的上思县，无法形成城市之间的有效沟通。

（3）从两大城市组团内部的城市规模分布看，通过计算南部组团和北部组团的城市首位度指数（两城市指数）、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⑥，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很显然，无论是分别以桂林和柳州为中心的北部组团还是以南宁为中心的南部组团，各项指数都明显偏离了指数标准值（两城市指数应该是2，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应该是1），表明广西城市组团中城市规模分布极不合理。

表3 广西两大城市组团的城市分布指数

综合以上分析：第一，广西的两个城市组团中心城市周围的县城乃至乡镇分布密度均较低，从而不利于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城市、县城乃至乡镇的发展、蔓延而相互连接，进而形成都市连绵区，因而城市规模的扩大进程会比较缓慢。按部分城市目前的规划，即使是将距离较远的县城规划进入城区，仍然会因为与城市中心的距离太远而不利于在功能分化和产业布局上形成与主城区之间的优势互补效应。第二，城市之间的联系松散。从北部的桂柳组团看，两个中心城市之间赖以联系两个城市经济的次级城镇太少，无法架起沟通和联系两个中心城市经济社会联系的桥梁。从南部组团看，南宁与沿海3市之间同样缺少作为经济社会联系桥梁的县城，而南宁与玉林、贵港、百色之间的状况也大致如此。第三，城市规模分布不合理，主要体现为北部组团中的大城市不够大，两个组团中第二层次的城市与第一层次城市之间规模落差过大。

五、广西北部湾城市组团的功能分化

城市的功能分化是促进城市组团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广西城市中，北部湾组团中南宁、北海、钦州和防城港等4个城市在北部湾经济区整体战略的影响下，近年来在功能分化方面有了一定的体现。南宁作为首位城市，其功能正朝着服务地区经济发展区域中心城市演变。而在优良深水港带来便捷的货物海上运输条件下，防城港和钦州都正逐渐成为经济区域内重化工业和重加工工业的发展基地。北海则充分利用其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已有基础和发展态势，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动北海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

从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看，2006-2010年间，南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三产业仍然保持超过50%的水平，表明与近年来北部湾经济区快速工业化相对应的是南宁第三产业的同样快速发展。钦州和防城港尽管第三产业比重仍维持在30%-35%的较低水平，第二产业比重则迅速提高。因此，在北部湾城市功能分化中，钦州和防城港正朝着承担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和重加工工业发展的角色演变。北海的三次产业结构几乎保持不变，第一产业比重降低了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上升了0.82和2.4个百分点。这表明北海在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中，由于缺乏诸如钦州石化、防城港有色金属等重大工业项目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又相对较慢，因此产业结构演变从而城市功能的变化也就较慢。

城市土地利用的变化反映了城市功能的变化。从表4中1998-2008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4个城市的土地利用分类指标看，南宁因为城市功能向经济区域服务化的转变，因而城市土地的利用主要向居住、公共设施道路、广场和绿地倾斜，与此相应，工业用地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防城港和钦州明显体现出生活用地的大幅度减少，工业用地、交通用地所占比例快速增加，表明这两个城市正因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而促进从生活性城市向生产性城市转变，可以预期这两个城市在未来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也应承担工业基地的角色。北海因定位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因而体现为工业和交通用地比例减少，居住和绿地用地大幅增加。

表4 1998-2009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土地利用 分

类指标变化趋势 单位：%

尽管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之间已经显现出一定的功能分化趋势，但仍然存在核心城市规模不够大、枢纽功能和培养功能不强，各次中心城市规模落差大、功能分化趋势不明显，城市组团整体辐射和带动作用不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广西南部城市组团的整体发展。

六、促进广西城市组团发展的对策

低密度的城镇空间分布和松散的城市联系，加上城市功能分化的趋势不明显，不利于广西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组团化发展。未来二十年是广西快速城市化时期，采取措施促进广西城市组团化发展对于提升广西城市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广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加快城市快速交通干线及网络的建设，缓解由于城市间距离较大对广西城市组团化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于广西南北两大城市组团内部各城市之间的距离普遍较大，因而不利于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交往。以北部湾经济区为例，经济区内公路总量偏小，密度偏低，等级不高[9]。而快速交通干线及网络的建设则可以大大加快城市之间交流与沟通速度。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在城市之间距离本就较小的情况下仍致力于城市之间快速交通干线及网络的建设，以进一步提高城市之间城市流的往来速度，让城市经济在快速的流动中提升活力。因此，要促进广西城市组团的发展，构建快速交通干线及网络必不可少。

第二，提升城市密度，尤其是中心城市周边的城镇密度。城市密度较大意味着城市化进程城市、城镇连绵一体化发展趋势较强，从而增强城市组团的竞争力。而中心城市周边城镇密度的提升则意味着随着中心城市的发展，可以在周边城镇形成城市的新中心而减少中心城市发展进程中某一时期集中开发所带来的成本压力。而且周边城镇的发展可以承担中心城市的部分功能，利于中心城市主体功能的发挥。而要提升广西的城市密度，对于北部城市组团主要是通过加快现有县级城镇及县城周边乡镇的建设，以及桂林和柳州之间高速公路沿线空白地带的城镇培育以强化双中心的城市组团发展态势；对于南部组团则主要是强化单核心南宁与各功能性城市及其周边城镇的建设发展，同时在各城市尤其是沿海3城市与南宁之间城镇空白地区培育卫星城镇。

第三，通过城市功能的分化加强城市之间的联系。广西各城市组团内部的各个城市所承担功能分化不明确。以北部湾为例，应该通过城市功能的分化，明确南宁作为北部湾经济区核心城市，并发挥其作为地区经济服务中心的作用；明确钦州作为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基地及保税港区所确定的对东盟国家贸易交往中心，防城港作为港口物流中心及临港产业发展基地，北海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以此承担各自在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形成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经济整体参与区域和国际性竞争。对于桂北城市组团则应明确柳州作为工业中心，桂林作为科教文化中心的双中心城市体系，促进桂北城市组团的发展。此外，还应促进其他城市在各城市组团中形成相应的主体功能定位，通过城市组团的整体分工合作实现城市经济的整体快速发展。

注释：

①包括被划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资源、龙胜、三江侗族、融水苗族等4个县，及被划入国家禁止开发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涉及24个县的3088平方公里区域。

②2011年《广西统计年鉴》显示，1990年广西城镇人口比重为15.1%，到2000年上升到28.15%，十年间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但2001、2002、2003年则分别仅提高0.05、0.1、0.76个百分点。因此，笔者认为2000-2003年间广西处于城镇人口比重数据调整期。

③以50%与60%中间点即55%为转折点，以0.6、0.9和1.15个百分点的中间值0.9预测，到2030年广西的城市化率将会达到65%。

④表中数据：南宁市区城镇人口为南宁市总人口减去所辖镇人口后的数据；桂林和柳州市辖各区均无镇级单位，因此全部人口均为城镇人口。与2009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广西各城市城区人口数据对比，除防城港偏高较多、贵港偏低较多之外，其他城市的城镇人口数据估算结果都有较强的合理性。

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南宁柳州超大城市桂林特大城市的意见》（桂政发〔2010〕81号）。

⑥两城市指数：S=P1/P2；四城市指数：S=P1/（P2+P3+P4）；十一城市指数：S=2P1/（P2+P3+…+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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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我国的城市化经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过去30年间，中国保持了高速的城市化发展，但它是以发展的不平衡为代价的。这一时期，由于经济的过快增长和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对城市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资金的需求都迅速增长，很多地方将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盲目扩大城市规模，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城镇新增人口主要集中到上海、北京、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少数地区，使得中国城市化布局极不平衡，城镇空间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相适应，使中国资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各种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不断涌现出来，给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资源与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使得人类不能无限制的发展下去，1989年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1996年联合国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人类住区第二次大会，并在会议上提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点

1、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

学术界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聚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伴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善和社会文化的提升，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而反过来，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城市对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控制能力增强，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并使劳动效率提高，也就是说，城市化同样能够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表明，城市化水平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过度城市化或者城市化不足都将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了便于计算，在统计分析中，我们选择单项指标城镇人口比例来度量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用人均GDP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来看，自199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都保持着提高的态势。城市化水平从1999年的35%增长到2008年的46%，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根据诺瑟姆S型曲线所阐述的世界城市化一般规律，中国城市化已进入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而人均GDP从1999年的7159元增长到2008年的22698元超过3000美元，年均增速超过8%，根据国际惯例，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从全球范围来看，2005年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为60%，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值，而且考虑到中国的统计口径是城镇人口而不是城市人口，中国的实际城市化率可能更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城市化滞后，使得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加剧了人均占有耕地资源过少的矛盾，抑制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已经成为阻碍国民经济整体水平提高的因素。

2、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利用

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离开它，人类就难以进行繁衍和发展。所谓自然资源，《辞海》对它的定义是，“天然存在的并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比如土地、矿藏、海洋等，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则将它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主要自然资源总量丰富，国土面积、矿产资源位列全球第三，水资源和森林蓄积量位居全球第六。但是由于人口数量巨大，资源分布不均等原因，中国也是一个资源小国，人均淡水资源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土地面积甚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等。自然资源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短板，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需求对中国的资源供给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截止2008年底，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36295平方公里，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远高于城市化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我国的国土面积虽然大，但是土地条件并不好，生态脆弱的山地、高原和丘陵占据了整个国土面积的2/3，而适宜居住的平原和盆地不到整个土地面积的1/3。在城市向外扩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新增的城市建设用地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占用的农业用地，这导致中国的耕地保有量逐年下降，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恰当的土地开发利用容易引起土地浪费、水土流失和资源破坏等问题。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出席在上海召开的“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时指出，要高度警惕城市发展中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将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比值控制在一个公道的约在1：1.12之间的预值范围内。

同样，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从1999年的13.4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08年的28.5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速超过9%，能源消费增速也远高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能源依赖性强，经济增长模式较为粗放，在城市化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比较低，能源浪费严重。另外，在1999―2008年十年间，中国用水总量不断增加，但是变化幅度不大，维持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但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中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非常低，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因而，即使用水总量增加幅度不大，但在总量基础上也对中国的水资源产生了不能低估的压力，使中国的水资源短缺现象更为突出。

3、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污染排放

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城市化过程中必定要开采资源进行生产，通常，在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和最后报废的各个环节中都会产生废弃物。当废弃物在特定的环境中达到一定的数量或浓度，持续一定的时间，并且会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人类时就成为污染物。污染物按照其影响的环境要素的不同可以分为：大气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土壤污染物等等，并且每类污染物下面的子污染物也有很多种。为了便于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我们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进行探讨。最终选定用废水排放总量来衡量中国水体的污染程度，用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来衡量土壤污染程度，用主要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烟尘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来衡量大气污染程度。

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废水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都保持着持续上升的态势。废水排放总量从2000年的415.2亿吨增加到2010年的617.3亿吨，增长了48.7%，增长幅度非常大。对照美国的发展趋势，我国目前的污水处理发展仅处于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都处在比较初级的发展阶段，中国每年能够处理的污水量远远低于实际排放的污水总量。中国水体污染程度比较严重，水污染防治形势相当严峻。2010年中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总量达到24亿吨，比2005年增加了200%，考虑到位列入统计的城乡居民生活垃圾产生量，中国的土壤污染形势也非常严峻。自2006年中国开始统计氮氧化物排放数据以来，全国氮氧化物排放总量逐年上升，2010年达到1852.4万吨。十五期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大幅增加，虽然随着二氧化硫总量控制措施的实施，二氧化硫排放量开始逐步下降，但是从图中可以看出，2010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仍然高于2000年的水平，中国大气环境质量在整体上仍在继续恶化，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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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化与金融支持：概念和内涵

从理论上看，城市化与金融各成体系，相对独立。而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城市化与金融又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一）城市化

当前被公认的最显著的社会经济现象便是城市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趋势。城市化涉及有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广阔的内涵，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是人口城市化、产业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的综合转化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在经济规律作用下，以城市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动态演化过程。

同时，城市化是一个涉及人们“城市”行为的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模式会逐渐贴近城市的规范，城市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们的生活方式。伴随着人口、产业和空间的演进，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理念也将会向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及城市价值理念深度转变。

（二）金融支持

现代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金融经济，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中枢，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金融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支持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城市发展之间的内在协调机制，具体体现在金融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与经济发展的和谐性方面。②不单纯是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包括金融结构自身演进对城市制度创新、发展转型的支持。

金融支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金融体系所产生的金融功能，金融体系的规模与结构直接影响着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供给规模、结构和质量，决定着金融功能的实现程度，进而决定了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持作用的大小。

二、金融支持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

城市化的演进是复杂而漫长的，犹如一个立体的系统工程，农村经济在向城市化大生产转变的过程中，涉及到城乡人口、资本、技术等多方面的要素。在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各种要素中，金融支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提供资本供给

为城市化提供资本供给是金融支持作用的重要表现。资本是城市化发展中最为活跃的要素，资本供给主要通过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来实现。金融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样也为城市化的发展动员储蓄，提高储蓄向资本的转化效率，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着城市化发展。同时，在风险管理水平提高的前提下，金融体系的发展可以调节资产持有量和投资的比例，也会将储蓄更为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大量持续的资本供给。

（二）提供资源优化

在城市化进程中，金融体系会通过价格机制和信息渠道，在市场的导向下利用自身监管和信息优势对项目投资和收益进行甄别，引导资本向那些投资风险小、盈利水平高或预期回报好的潜在发展集团、行业和区域集中，使得那些更具投资潜力和投资价值的个体、部门及地区都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本，由此资本获得了在不同的产业和群体中进行重组和分配，从而使投资的整体效率得到了提高。同时资本又是另一种主导资源，可以购买和部署其他经济领域，由此使得在城市化发展中，各类经济资源的配置水平和利用效率能够得到改善，进而实现资源优化。

良好的金融发展水平，一个健全而高效的金融体系能够通过资本供给和资本配置，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

三、城市化发展的金融支持路径

金融支持城市化发展不是短期的目标和举措，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庞大的、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城市化发展中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及时进行转变和调整，实现发展战略的相对稳定，建立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金融体系，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城市化发展的各项要求。

（一）推进人口迁移的金融支持

人口城市化的关键在于人口的迁移和转换。近年来，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已经趋于放缓，正在逐?u进入人口城市化发展的成熟阶段，相应的发展重心也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针对提升人口迁移和转换能力，应加强对教育、培训和民生方面的金融支持，通过资本市场促进人力资源形成，向转移人口提供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和发展条件，在城市社会和人文环境方面实现跨越性的提升。

针对城乡经济发展和农村人口金融需求的特点，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各类职业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机构的支持。对技能型、劳动力转移型、实用型、再就业型等培训工程进行有效组织并实施好，加快城乡教育文化设施统筹发展，以此充分奠定亲民化、开放式城郊终身教育体系的坚实基础。

在信贷扶持方面应加快转移人口住房信贷资金发放进程，对贷款的审批手续力求做到简化，对贷款的门槛放低要求，坚持小额、微利的原则，针对转移人口自主择业和创业人员可以优先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力度。大力推动面向转移人口的健康保险、医疗保险发展，针对转移人口多样性的保险保障需求能够做到充分满足，鼓励金融机构建立专用账户，做好农民工养老的金融服务。

应注重微型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树立为转移人口服务的经营理念，结合转移人口生产、生活的实际，设计、建立具有转移人口特色的个人信贷征信系统，设立专门性微型金融部门，有针对地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

（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金融支持

金融支持中国产业城市化进程关键在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充分促进金融体系发挥金融功能，有效运用市场经济机制，对资金投向和资金结构进行及时调整并合理配置，在市场化的作用下实现行业和企业的优胜劣汰。

加大对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研究其个性化信贷需求特征，对适合服务业发展的信贷产品进行多元化、多层次的开发，并建立评级体系，更好地促进服务业内外部信用机制，通过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

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对资金投向的吸引力和带动，可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高性能纤维等新材料，建设新材料产业基地，进行大规模产品生产，促进产业聚集，构建完整的绿色新材料产业链条，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大力发展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业务。同时鼓励科技型企业充分利用多元化债务融资渠道，促进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步伐。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外部环境建设，可以重点支持建设诸如生产资料市场、专业批发市场等具有公共性和长期性的要素市场和基础设施。

（三）推进大城市和城市群的金融支持

金融支持中国空间城市化进程，就是要充分考虑空间地理因素，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投向效益较高的大城市和城市群，扩大城市规模，优化城市布局，有重点、分层次地推进空间城市化发展。

重点支持大城市集聚功能和辐射能力的提升，促进大城市向大都市区转变。支持中等城市建立完备合理、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为其向大城市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促进中等城市向大城市转变。

进一步提高城郊管理水平，加快城郊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覆盖城市郊区的比较完备的公共基础设施体系，改善郊区经济社会环境，减少要素流动障碍，促进人口向郊区流动，加速城市化进程。

建立和完善城郊基础设施网络，把郊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建设同步规划并改造实施，合理划分社区服务的公益性和非公益性领域，实行无偿与有偿服务相结合，以重点城市带动郊区网络的发展，形成网络中的经济增长股，并发挥这些重点城市的聚集和带动效应，建成和谐有序、环境优美、规范便利的新型大城市郊区。

加大对城市群的金融支持，进一步支持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发展，使城市群各城市间的资源，人口和信息，能够迅速流动，夯实城市群发展的基础条件。

充分考虑我国各个区域间发展差异，有侧重地对不同地区给予差别化的金融支持，实现更大区域合作和更大规模的一体化构建一个均衡发展，优势互补，互利互动的区域城市化发展格局。总的来看，东部地区应加大市场导向的金融支持力度。继续推进市场化进程，支持东部提高城市化质量，实现更高水平的城市化。在西部地区则应给予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支持西部地区加快开发和建设，促进其城市化快速发展。

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的血液循环系统，金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休戚相关，在进一步加快城市化发展中必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城市发展与金融支撑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城市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与金融支持发展的路径选择也是多样的。应切实把握好前瞻性和统筹性，完善金融体系，强化金融功能，在人口城市化、产业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等方面做到协调均衡发展，发挥金融对城市化的支持作用，推动中国城市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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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化质量；城市现代化

[DOI]10.13939/ki.zgsc.2015.16.031

1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51.27%。总体来看，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符合城市化发展的“S”曲线规律，城市化朝着合理化和健康化、有序化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健康的因素，使得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也因质量不高而广受诟病。究其原因，改革开放前体制机制缺陷带来的政府方针、政策的误导，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用地扩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新衍生出的一系列资源环境剥夺问题共同导致了当前我国城市化质量问题的滋生。

2 城镇化质量内涵研究

城市化质量是个发展的、多维度的包容性概念。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将城市化的质量内涵定义为：第一，城市化的动力表征，包括城市的“发展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及其可持续性；第二，城市化的公平表征，包括人均财富占有的人际公平、代际公平和区际公平的总和；第三，城市化的质量表征，包括城市对于物质支配水平、生产支持水平、精神愉悦水平和文明享受水平的综合度量。张春梅等认为城镇化质量内涵丰富，具体包括城镇的经济发展质量、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城乡统筹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质量四个方面。方创琳认为城市化质量是经济城市化质量、社会城市化质量和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有机统一。陈波等认为城市化发展质量应对应城市居民消费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效用，表现为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人均拥有公共绿地面积、人均居住面积等指标高低。此外，还有众多研究者，如牛文元、袁晓玲、叶裕民、白先春、国家城调总队、邹军、王成新、刘传江、李明秋等人，他们也都从不同的层次和范围揭示了对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基本认识。总体来看，学术界就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内涵各抒己见，未达成一致。

学术界对于城镇化质量提升对策的研究较为广泛，大致可分为城市化质量提升对策的综合研究、单一方面研究和区域层面研究等。

关于城市化质量提升对策的综合研究方面，陆大道、姚士谋等在对我国国情及城市化发展过程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城镇化健康发展，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城镇化速度不能过快；要建立完善的、有指导作用的管理制度；改革城乡二元化的土地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市场管理的重大作用；要处理好城镇发展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致性。

关于城市化质量提升对策的单一方面研究，胡序威和朱传耿分别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人口城市化的角度，对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对策做出探讨。

从区域视角对城市化质量提升对策研究方面，张春梅、张小林等人以江苏省为例，探讨了我国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对策。陈鸿彬则从发展经济，完善城镇体系规划，创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论述了农村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提升路径。刘艳军等人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主要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4城镇化质量相关研究 沈玲媛等从城市发展指数和城市协调发展度两个方面，运用多元统计等方法，对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城市发展质量进行了比较研究。毛汉英、李小建对城市的可持续性展开研究，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及实际应用。朱英明、韩士元对于城市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指标体系建立进行了探索。还有一些研究是关于城市化发展质量领域的单因素评价研究，如Shafer C.S.、Diener E.等人对城市生活质量进行研究，Christine J.对城市环境质量进行了研究，韩士元对城市经济质量进行了探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