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环境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教育体系

学校作为公民环境教育的主要阵地，是宣传、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相关法律、政策和培养生态意识的中坚力量，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无疑是公民环境教育持续长远发展的关键。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进行公民环境教育，可利用学校这一阵地，通过完善学校的环境教育体系来达到环境教育的目的。首先，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加强幼儿环境教育。对幼儿环境教育，我们必须明白“在教育儿童时，我们当然应该把功夫用在他们的习惯方面，然后再及于理性方面”①，必须尊重幼儿学习的规律，重视兴趣的培养和直接的体验。其次，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强化中小学环境教育。遵照教育部《中小学环境教育专题教育大纲》的精神，中小学环境教育应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再次，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抓好高校环境教育。大学生是将来“两型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因此，高校环境教育是学校环境教育的关键。完善的环境教育体系也离不开合理、科学的教材。要进行公民环境教育，须加大学术研究，组织编写更多条理清晰、实践性强，更接近大众的、内容生动而思想深刻的教材。产学研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是把教育、研究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关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学术教学和研究，只有当它与“两型社会”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发展“两型”产业，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希冀于纯粹的给学生灌输关于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理念就能为构建“两型社会”培养出生态公民，是欠成熟的考虑。通过产学研的结合，可以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素质的学生队伍直接服务于低碳经济所倡导的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等，而低碳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为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的深入研究提供物质基础，并为广大学生提供实践生态理念的最佳平台。可见，产学研相结合开创的是一种多赢的局面，绿色产业因此而获得了促进发展的生产力，环境科学因此而获得了保障研究的后盾，环境教育因此而获得了联系实践的桥梁。

企业责任

培养企业责任意识。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源。因此，保证生态环境教育工作的成效，“对企业而言，它要求负责任的企业不能只具有消极被动的责任意识，更应当具有‘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以一种实现责任的精神，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向导，在确定行为的目的、手段、结果都无害以后，才去从事追求盈利的生产经营活动”。②具备了环境污染防治的责任感和“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企业将在实现经济资本积累的同时，获得一种道德资本———一种“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③。由企业自觉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感积淀的道德资本不仅能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且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引导企业节能减排，转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要环节。节能减排与我们常说的“低碳”联系紧密，企业主要应在这样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开发运用绿色能源。二是积极推进低碳化、生态化的绿色生产。要培养企业的责任意识和引导企业节能减排，一方面是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对企业进行的环境教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挥有影响力的企业在行业和社会中的权威，对其它企业和社会公众树立榜样，发挥对公民进行环境教育的作用。企业的节能减排是对前瞻性责任意识实践，也是企业道德资本的积累，它不仅可以直接为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贡献，其榜样作用还为深入开展公民环境教育，实现“两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影响。

传统文化

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等思想中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以至于我们的前辈们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与自然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不管是儒家抑或道家，其主要就表现就是尊重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是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和谐整体来考虑……在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人类的生产活动，从而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关系。在推崇生态伦理的同时，我国古代先贤也非常重视从制度和法律层面来追求生态文明。“历朝都立有类似保护动物的法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统治者虽然原来是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但入主中原以后，也能适当地注意保护动物。”④因此，中国先哲言简意赅的格言、警句里深刻的生态智慧，都可供我们运用于“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公民环境教育。促进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打开传统文化的经典，我们会发现先哲们的言论和文章都简短、晦涩。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清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⑤但是，这种暗示却也为我们大众理解其中的智慧增添了难度。因此，要为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智慧，必须将传统文化大众化，要把深奥、晦涩的传统哲学思想转化成通俗易懂、接近生活的生活智慧，特别是传统文化中关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部分。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主要可以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当局组织编写一些推广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二是通过电视、网络的传播媒体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三是在学校开设普及传统思想精髓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在条件适合的大学还可以增设国学院。

篇2

关键词：环境权；环境的权利与人类的环境权利；公权力与私权利；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与社会本位

环境权是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因此对环境权的定位的不同，必然导致环境法理论探讨的发展方向的完全不同。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发表蔡守秋先生的《环境权初探》时起，环境权的专题理论研究开始受到关注，法学和环境类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至今已达数百篇。各位学者专家从不同的环境权定位出发，得出了众多绝然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理论。这也许是百家争鸣的一种好现象，但对于全球特别是我国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我们急需要的是一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所以目前理论界的这种众说纷纭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混乱的、有害的无序状态。归根究底是由于对环境权的定位问题导致的这种局面。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环境的权利”与“人类的环境权利”之争

“环境权”依然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理论术语。这种模糊性首先表现在对“环境”概念的理解上。目前学界关于环境权理论争论得最为激烈的是环境权究竟是一种“环境的权利”还是“人类的环境权利”问题。对“环境”概念的理解的不同，由此问题转化而来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伦理关怀，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是唯一的道德，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他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只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道德共同体范围之外。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前者主张人是一种具有自在的目的的最高级的存在物，其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都应得到满足；后者则试图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承认自然的精神价值，认可人对自然的责任。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并非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动物、植物、物种，甚至河流、岩石、生态系统及自然本身都具有内在价值，它们也是道德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和成员，是否具有理性和具有某些生物学特征并不能成为“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的必要条件。生物、物种在道德地位上是平等的，人类中心主义表现出人类这一物种的偏见，是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纳入伦理调整的范围，人类的伦理规范应扩展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来调节和制约的关系，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至所有存在物，人类由自然的主人变为自然的普通成员和普通公民。

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近来主张，环境法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主张科学地拓宽了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的范围，符合环境法的内在逻辑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显示了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别的法律部门不同的特征。但笔者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在法律中是行不通的。因为，传统法律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未将权利赋予“非人类生物”。我们无法通过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法去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相反，任何一种权利正好是某一种社会权利结构的具体反映。我个人也赞同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但我不认为，这种主张改换了法律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而将“非人类生物”当作法律关系的主体看待，更不认为一个部门法的调整对象的发展和理论突破，将导致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整个法律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或者实现“法律的生态化”。相反，这种主张将视角扩展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物质关系，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与传统法律的立场有所不同：除了维护人类眼前的现实利益，还要维护未来世代人类的利益；除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通过环境这个物质媒介发生的社会关系)，还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通过这种调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律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并没有错，错的是人类日益膨胀的自私自利和逐利动机，以及由此发生的对自然界的贪婪索取和疯狂掠夺，和对人类全体、对未来世代人类的不负责任。国外某些环境法律赋予“非人类生物”“权利”的做法，并非真的是要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实质上，这种做法是为了维护人类整体的利益而将“非人类生物”当作“形式主体”对待，“非人类生物”的“权利”仍然由人类来行使。将“非人类生物”作为客体或“形式主体”的做法并无本质差异。只是立法技术的不同。笔者认为，不能从这些立法中得出自然体享有权利的结论；更不能把这种主观上的结论等同于法律的真实。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一下主张自然的权利的学者的初衷，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也正是为了矫枉过正才故做惊人之论。由于生态中心主义在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人和自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正确阐释可持续发展全球战略等重大问题上，不断发出与国际环境保护运动主流不同的声音，乃至造成公众认识的?昆乱，也导致了目前关于环境权理论的混乱局面。

二、“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与“社会本位”之争

权利是法律的核心性命题。法理学通常认为权利是规定或隐含于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则与此相对。在权利学说的发展历程中，曾先后出现过“义务本位说”、“权利本位说”和“社会本位说”。

以义务作为法律制度设计的中心，立法皆为禁止性和义务性规定，其以身份关系为基础，强调等级身份秩序，早已为现代立法潮流所淘汰。

权利本位建立在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中。权利成为法律的中心观念，个人权利之保护成为法律的最高使命。但是这种极端的个性张扬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使社会共同生活之增进，法律即强使人负担特定义务，限制或剥夺其某些权利，“契约到身份”的转化趋势加强，“私法公法化”及“所有权社会化”即是其集中体现。

关于环境权的重要争论还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争论的焦点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具有对应性与一致性。法理学的经典命题是“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但是也一直受到有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权利、义务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应当由“权利——义务”的线性思维进入权利、义务、权力的几何思维空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必须在区分权利与权力的前提下考量，即义务是为保障权利实现和权力的有效运行而受到的约束。体现在环境权中，即是根据环境权内容的不同，有时环境权主体身兼权利义务，而有时环境权主体只享有权利，义务的履行则由其他的义务主体实现。

环境权的设计必须以“社会本位说”为根基。以义务为重心来设计环境权制度，初衷虽好，但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权利勃兴的事实，也容易遭受国民感情上的抵制。而社会本位在强调权利的同时，也强调权利主体为实现权利而对社会的义务，其实质上仍是以权利为中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采用“环境权”这一概念而不是有学者提出的“公众环境保护权”。“公众环境保护”在普通国民的直觉中应是一项义务，而人们内心中对义务的履行有一种不自觉的逃避与敬畏，但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不能内化为公民内心的价值信仰，其实施与实效无疑是一句空话。

三、“公权利”与“私权利”之争

学界按照权利主体将之划分为“公权利”与“私权利”，认为私权利是满足个人需要的权利，而公权利则是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团体及其责任人在职务上的权利，也称做“权力”。这种划分是否科学，有待商榷。将权力视为权利中的一种(“公权利”)，权利本位将有异化为“权力本位”的危险。权力本质上是一种职责、职权，具有不平等与不可放弃性的典型特征，与人们通常所称的权利差异极大。笔者以为，现行环境权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一些学者混淆“权利”与“权力”的区分，或是试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环境权体系。虽然同一种权利对于不同权利主体来说具有相当的差别性，但保持每一权利主体属性、特征的同一却是必要的，否则便不能归为一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国家环境权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法上的职责，更确切地应称为“国家环境管理权”，实难划入环境权的范畴而与公民环境权等归入一类。

环境权的产生源自传统私权利与公权利对环境保护的不完善，它源于市场机制对环境保护的功能。是典型的为弥补外部不经济性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法权，是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和措施限制、禁止个人有害环境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的法律依据，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

但承认环境权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并不能抹煞其本质上的私权属性。公法介入只是因为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但社会不同于国家或个人，它无法表现为法律上的主体，所以一种保护社会利益的规范只能以规范国家与私人或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保护社会利益的法律规范，在法律形式上只能表现为公法关系或私法关系。而不可能是其他。

因此，社会利益虽然在实质上可以受到法律保护而成为“社会性权利”，但是在形式上却只能表现为公法或私法的形式。由于其并非纯粹的私权利或公权利，表现在法律上便出现了“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的现象，也即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性私权”和“个体性公权”。环境权即是这样一种社会权，这种法律属性便是本文立论的根基所在。

篇3

棚民的对徽州山区的无序垦殖和恶性开采，对徽州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直接影响到了所在山区原有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形成了较为严峻的“棚民”与土著居民对立的社会问题。

关于徽州棚民问题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尚嫌不够深入。本文拟通过对徽州方志、家谱、档案、碑刻和文书等材料的分析，对棚民进入徽州山区后，给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以及徽州本土官民的应对措施，进行系统剖析和论述。

一、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和数量分布

关于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清代安徽道宪杨懋恬在《查禁棚民案稿》中云：“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4]对照上面所引康熙《婺源县治》的序文，杨懋恬关于徽州棚民起源于明代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如杨懋恬所指出的那样，徽州山区棚民最盛的时期是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婺源县棚民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时间是乾隆三年（1738），其他如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大体也介于乾隆初年前后。考虑到祁门地当徽州府往安徽省盛会安庆孔道，故安庆进入此地的棚民应当不会晚于婺源。

进入徽州山区垦殖和经营的棚民数量，以毗邻的安庆等府为最多，其次为邻省的江西和浙江，远者甚至还有来自福建的棚民。“该民等籍隶（安庆府）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桐城等处，间有江西、浙江民人，徽属距伊等原籍甚近。”[5]

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租地种植苞芦和挖山烧炭等活动，曾经和当地土著居民产生了严重矛盾，导致纷争和诉讼不断，但这种矛盾都还是小范围的。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才因休宁县耆民程元通赴京控告棚民方会中等逞凶酿成命案，棚民和土著居民的矛盾方才引起朝廷的重视。但徽州山区究竟聚集了多少棚民，不同的记载，数量也差异较大。据办理抚剿徽州棚民事宜的高廷瑶估计，约有万余人，“棚民之多，以万计也”。[6]还是高廷瑶，在办理棚民事宜后，他又说：“余思徽郡属境，俱有棚民，不下数十万人。”[7]而据杨懋恬饬令徽属各县确查，其具体数字8681丁口。徽州府六县棚民的具体分布如下表：

所在县|棚民所搭棚数|棚民丁口数

歙县|334|1415

休宁|395|2522

婺源|74|295

祁门|579|3465

黟县|9|69

绩溪|172|915

合计|1563|8681

以上统计相对较为精细，但由于徽州是高山纵横，加上棚民本身想方设法隐匿不报，因此，其数据难以完全与实际完全一致。至少黟县的数据就不够准确。根据黟县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十年（1805））和嘉庆十六年（1811））连续颁布的四份关于严禁棚民造窑烧砖、水口烧煤、租山开垦和开煤烧灰等禁令的情况来看，黟县的棚民之害应是相当严重的，其棚民数量绝非表上统计的69丁口。又据道光四年（1824））安徽巡抚陶澍编查皖南棚民保甲事宜统计，此时，在大量棚民已被驱逐和勒令退山回原籍的情况下，编入保甲的徽州棚民依然还有156户，具体分布是：[8]

所在县名|棚民户数|选充棚头数|备注

歙县|156|17|

休宁|231|24|

祁门|432|24|

黟县|10|1|

绩溪|12|——|居住分散，不便编设棚头。

合计|841|66|

不管是数万还是数十万，清代中叶以后徽州棚民的数量不会是一个小数字。我们今天在徽州调查期间，发现很多以“棚”为名的村落，如祁门乔山，休宁回溪、南塘，以及歙县柘林、蓝田等地，都有大量以“棚”为村的村落。这些棚村在乾隆以前是没有的。更为要紧的是，这些棚民聚居村，至今竟然还能操着一口流利的安庆方言。可见，当年棚民的数量是极其可观的。

二、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进行无序甚至野蛮开开垦与开发，给徽州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徽州“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瀦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剡利不得田其间。”[9]如此恶劣而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徽州的粮食生产始终不能自给。“徽介万山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膳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10]因此，徽州经济结构中，以养山植树、贩运木材为主的山林经济产业占据着很大的比重。这一经济结构早在宋代即已形成，“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河。”[11]“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12]山场林木不仅是徽州人赖以维生的主要资源，而且，由于它们可以涵养水源，使徽州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保持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康状态。

棚民的大规模进入，并进行无序的垦山种田和煤炭等矿物开采，造成了水土流失，使得徽州山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乾隆年间，安庆人携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其种法必焚山掘根，务尽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尽童，田尤受害。雨集则砂石并陨，雨止则水源理竭，不可复耕者，所在皆有。大溪旱不能蓄，涝不能泻，原田多被涨没。一邑之患，莫甚于此。”[13]休宁人程元通在赴京控诉棚民罪状时，就曾声泪俱下地陈述棚民对休宁山区生态的破坏。他说“我们住居地方，环抱皆山，祸遭流匪方会中等向无业地棍程金谷等盗租山场，搭棚纠集多人，私行开垦，种植苞谷，以致山倾石泻，涨塞河道，山上坟茔尽行挖掘，山下田庐皆受其害”。[14]

在徽州一府六县棚民聚集人数最多的祁门山区，因棚民租山种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等生态灾难也最为剧烈。祁门西乡箬坑，向为王氏宗族聚居地，在棚民到来之前，这里的居民安居乐业，过着一种相对富足的生活，“我环溪基迁于宋，迹发于明，聚族而居，历年有所。向来田少山多，居人之日用饮食，取给于田者，不敌取给于山。当年兴养成材，年年木弃取，络绎不绝。所以家有生机，人皆乐利，……无不衣食余饶。”[15]然自乾隆三十年（1765）棚民进入之后，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居民平静富有的生活环境也如明日黄花，“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异民临境，遍山锄种，近日地方效尤。每遇蛟水，山崩土裂，石走沙驰，堆积田园，国课永累。且住后来龙山场，合族公业，亦尽开挖锄种。人居其下，命脉攸关。此日坑河满积，一雨则村内洪水横流，祠前沙石壅塞。目击心伤，人皆切齿。”[16]祁门北乡的程氏宗族聚居村善和也是倍受棚民之害最烈的地区之一，同箬坑一样，山场林业是善和经济的命脉，诚如《窦山公家议》所云：“田之所出，效近而利微；山之所产，效远而利大。今治山者递年所需，不为无费。然后利甚大，有非田租可伦。”[17]就是这样一个仕宦、商贾辈出的山村，清代乾嘉时期，也遭遇到了棚民的大肆侵袭。为此，全族父老集议，由程钝根主笔撰写了程氏宗族驱逐棚民的檄文——《驱棚除害记》。在这篇驱逐棚民的檄文中，程钝根历数了棚民的九大危害，其中前三项均系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危害。“伐茂林，挖根株，山成濯濯，萌蘖不生，樵采无地，为害一也；山赖树木为荫，荫去则雨露无滋。泥土枯槁，蒙泉易竭。虽时非亢旱，而源涸流微，不足以资灌溉，以至频年岁比不登，民苦饥谨，为害二也；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排，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18]

可见，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租山垦殖苞芦和赁山挖煤烧灰，直接造成了徽州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据有关史料，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植被的大量破坏。徽州历史上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境内山峦重嶂，河川纵横，森林植被面积广阔，所谓“重冈複岭参天际人，岩谷幽阻林莽丛茂”。[19]茂密的山场林木，不仅涵养水源，使徽州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还给徽州带来丰厚的财富资源。清代中叶以降，棚民的大规模入境，进行野蛮的垦殖与开采，使得徽州大量的山场林木遭到砍伐，植被覆盖率急剧降低，特别是在一些棚民聚居较为集中的山村，不少林木丰茂之山被砍削殆尽。“自棚民租种以来，凡自棚民租种以来，凡崚嶒险峻之处，无不开垦，草皮去尽，则沙土不能停留。……不但不植不留，而且根株尽掘，甚至草莱屡被烧锄，萌芽绝望。”[20]在黟县，棚民“或开土党凿石，或租种苞芦，草木不留，山石立断，一邑之生灵受害。”[21]

其次是水土流失的加剧。植被受到破坏的直接后果，必然导致水土流失的加剧。黟县知县吴甸华在嘉庆十六年七月颁布的《禁租山开垦示》的禁令中，对棚民租山开垦所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有着深刻的揭示，禁令指出：“石山戴土，一经垦松，适遇暴雨，沙石滚下，其势猛悍，山下成熟田亩，多被冲压，以致失业。邑境内现有虚粮，或因此故。其为农田害，一也；山坡溜水，有涧达溪，垦后夹沙带石，壅滞滩河。舟楫难行，竹簰亦碍。其为水道害，二也。”[22]水土流失不仅使得徽州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而且阻碍了道路的畅通，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徽州府通往省会安庆的必经之路——祁门大洪岭山道，就因棚民于道路两旁砍伐树木、种植苞芦而造成的水土流失而一度变得“木濯草斩，泥松沙削……积塞道途”。[23]至于因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的生活，更是触目惊心。如果说祁门社景村嘉庆九年（1804）的《奉府宪示禁》所说的“棚内有祸人之，每逢霉雨，河壅溪涨，遂使良田高平低没，……将来住宅墓址难免无虞”，[24]还只是一种预测的话，那么，在祁门箬坑和休宁田，由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则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在箬坑，箬溪“水为一村血脉，屡岁洪水暴涨，人则栖息无所，物亦渍湿难堪。且祠内污泥壅积，灵爽何所凭依？沿坑屋宇，长在水中，居者宁无痛恨？”[25]在休宁浯田，因遭棚民开垦，导致“溪圳尽塞，河水泛滥，田园交涨，房屋冲坍。”[26]

最后是自然灾害频繁。植被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徽州的自然灾害逐渐变得频繁起来，尤其是在棚敏为害最烈的山区僻壤，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在歙县北乡，“迩为外郡流民赁以开垦，凿石刨山，兴种包芦。土人始惑于利，既则效尤。寝致山皮剥削，石阞沙倾，霉月淋，乱石随水而下，淤塞溪流，磕撞途径，田庐涨没。”[27]祁门在棚民涌入山区进行野蛮开垦最烈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曾经发生了一次大洪灾，这次洪灾一共造成了六千人溺毙。这年五月，“初六日，夜大风雨。初七日清晨，东北诸乡蛟水齐发，城中洪水陡起，长三丈余。县署前水深二丈五尺余，学宫水深二丈八尺余。冲圮谯楼、仓廒、民田、庐舍、雉堞数处，乡间梁坝皆坏。为从来未有之灾”。[28]虽然这次祁门历史上最严重的水灾不一定全部因棚民垦山而发生，但棚民滥砍乱伐开山种田所导致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降低，至少说是引发这次损失惨重的洪灾的重要因素之一。

棚民在开发徽州山区、发展山区经济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是，比起其对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来，这一开发山区活动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它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直接导致了徽州山区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三、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

徽州社会原本是一个宗族聚居的社会，宗族和乡村民间会社组织，在当时的徽州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赵吉士所指出的那样，新安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有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29]徽州乡村这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在棚民大规模涌入下，发生了变动。社会治安形势也变得异常的严峻起来。

概括而言，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徽州平静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在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之前，徽州人按照历史上沉淀下来的相沿数十百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过着一种以宗族血缘组织为共同体的乡村社会生活，“农力最为勤苦，缘地势陡绝。……大山之所落，力垦为田，层累而上十余级不盈一亩。刀耕火种，望收成于万一。深山穷民，仰给杂粮。早出偕耕于山，耦樵于林，以警狼虎；暮则相与荷锄，负薪以归。……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谊，讲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贫民亦安土怀生，虽单寒亦不肯卖子流庸。婚配论门第，重别臧获之等”。[30]棚民来到徽州山区后，相当地宗族成员私自租山耕种或开采，并与当地居民通婚，所谓“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31]棚民初来时，由于徽州山场大部分实行宗族成员股份制经营，故族中一些贪利之辈，便将自己的股份租与棚民垦种、开采，“初起于租山者之贪利，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户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棚户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获利倍蓰。是以趋之若骛，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年至三十年。迨山膏已竭，又复别租他山，以至沙土冲泻，淤塞河道农田。伐木搭棚，毁伤坟茔薪木。本不利于地方，历来奉文查禁，无如人情见利必趋，不肖之土民阳奉阴违，无业之异民遂争先恐后，日聚日多”。[32]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当地土著居民和棚民的矛盾不断加剧，原先宗族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破。

第二，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棚民的野蛮开垦与开采，在经济与社会文化上，与当地土著居民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各种土棚纷争与诉讼事项增多，加上一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异籍赌棍、乞乞丐组织也随棚民一道进入徽州，致使赌博、盗窃、强讨强索事件屡屡发生，直接造成了徽州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棚民“越境租地，开垦山场，其人刁玩成习，强悍为多，居民每不胜其扰。是以占地侵山，动成讼案。……近年以来，棚民恃无所钩稽，故智复萌，斗殴、抢夺之风又炽”。[33]乾隆中期以来，举凡祁门洪迎瑞、洪大由案，休宁程金官案，直至休宁程元通赴京呈控等土棚相争案件，都是徽州社会治安恶化、土棚矛盾激化的直接反映。至于带有黑社会组织性质的赌博、乞讨、盗抢之徒，更使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在休宁，“迩年，时有无籍游民，多属少年壮丁，结党成群，借丐为名，强讨恶索。小窃叉鸡，其名曰单。其单有首，散则莫其踪，聚则难清其数。一遇婚娶丧祭，遂行纠集男妇，户开则升堂入室，户并则抛石击门，强索酒食，议折银钱。稍不遂欲，动辄滋端”。[34]祁门新安，“地当孔道，商贾往来，行李络绎。向则肃然，安居无事。近则恶丐结党联群，有号石埭陈贵地方王喇子、庐州王陈草包等等，名为甲头，以约束丐为辞，实则四党扰害，眷党旬肥。……外来匪徒，以讨乞为名，恃强滋扰，最为民害”。[35]祁门多通包括新安、彭龙、桃源等地立于嘉庆、道光年间的禁止赌博和流丐入境碑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棚民以及随之而进入徽州的乞丐、赌徒和黑社会组织，给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所造成的影响。

第三，良田受损，物价特别是米价腾贵，给徽州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了困难。徽州本来就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山区，粮食不能自给，每年居民所必需的粮食要有三分之二靠从境外输入。棚民入境垦山、挖矿，不仅使居民的良田受损，赋税、柴薪供给受到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需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因为河道被棚民垦山造成的水土流失所堵塞，致使境外粮食不能即使运进徽州，导致粮价飞涨，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正如《驱棚除害记》所列举的棚民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九大灾害中所指出的那样，“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牌，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山河田亩多被{上为“入”字，下为“水”字}积，欲图开复，费倍买田。耕农多叹失业，贫户永累虚供，穷困日甚，为害四也；久之衣食无出，饥寒为非。法律虽严，莫可禁止，为害五也；河积水涨，桥崩屋坏，往来病涉，栖息遭危，为害六也”。[36]“柴薪价值，较之数年前顿增几倍。居民樵苏之利，当然无存”。[37]显然，因棚民对生态的破坏，给徽州土著居民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他们生活的贫困化。

第四，精神生活受到严重伤害。徽州向来重视阴阳居处环境的选择。在他们精神和内心世界里，祖先的坟墓风水直接关乎到后代子孙的幸福与否。棚民的滥砍乱伐，使土著居民祖先坟茔龙脉和荫木受到了破坏，“至于龙脉之伤戕，丁财折耗；古冢之平毁，坟墓遭殃，此尤祸之惨烈者。”[38]而且，在信仰和讲求风水堪舆风水的徽州，不仅是宗族祖先的坟茔，而且各县的县龙也因棚民的大肆砍伐而倍受荼毒。于是，休宁、婺源、祁门和黟县等士绅和官府，都纷纷发出了保县龙、禁棚民的呼吁和告示。棚民这种对徽州人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伤害，是直接导致土棚矛盾激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要素。正是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使得黟县知县吴甸华在连续发出三份禁令之后，还赋《安龙吟·禁种巴芦烧石煤以筦山脉钥水口也》诗，以示对棚民的憎恨与忿懣。诗云：“兹土安且敦，扶舆积之厚。连山络其脉，曲水环其口。秦县直至今，宁宇阅年久。如何牟利徒，甘受外奸诱。赁山恣垦发，邻患于焉狃。（休邑、祁门近奉宪驱逐棚民——原注。）不知崔嵬巅，冲沙裂石陡。石壅逈溪流，沙板失畦亩。山越况匪驯，是用驱之走。保民旧田河，完我好冈阜。或又石焚石，山骨目击剖。岂忘名在碑，何贪利斯薮。（嘉庆十年，有呈请示勒石——原注。）水驶山停之，钤束亮非偶。肯使郁厜（“厂”头下“義”字），化为缺培塿。渍言共惊诧，公吁来耆苟。任天即民福，因地乃官守。筦钥吾弗严，翳谁执其究。去弊当拔根，汛防议干掫。（屡禁烧煤，业已停止。恐日久废弛，因晋省请于抚宪，准移驻墩铺，分兵看守，为久远计。——原注。）但期长谧宁，无复自纷纠。两禁不可捍，有如山水寿。”[39]

总之，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即使在道光年间根据朝廷制定的章程和规定，大部分棚民被驱逐回原籍，少数棚民定居下来，他们也未能完全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的住宅还保留着原籍的建筑样式，“低小之屋，或以土为墙，或以草为瓦，四都源瑶、碣源之棚民，以及烧炭挖栲、种山蔔苞芦者，大率类此。不讲光线，仅蔽风雨，床与灶接，人与畜居。或一室一妇也，或十室八室而无二三妇也。”[40]他们的语言也基本保留着家乡的乡音方言。

四、徽州官府和乡绅对棚民的态度及其处置方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开进徽州山区，开垦与开采以后，引起了徽州地方官府和乡村士绅阶层的震动。如何对待和处置棚民这一陌生的社会群体，成为摆在徽州官府和士绅面前的一件棘手的问题。同时，僻居徽州深山老林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宗族社会社员，面对陌生棚民的无序开垦和野蛮开采，无论在心态和行为上，也都出现了急速的变化。

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对待和处置棚民的态度是有分歧的，即使是在嘉庆十二年（1807）休宁土棚相争酿成命案、程元通赴京控诉之后，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也对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就休宁、祁门、黟县和婺源知县而言，他们偏重于对棚民进行驱逐，以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就办理棚民事宜的芜湖道宪杨懋恬和高廷瑶，他们在奉命对棚民进行调查后，一方面坚决执行朝廷查禁棚民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棚民与传统的强租霸耕之凶恶匪棍不同。因此，杨懋恬认为，“各县寻常控案，每县不过数件、数十件而止。至黟县、婺源历久，土棚相安，从无控案。可见，各棚民俱系种地良民，并非凶恶匪棍，亦无不法扰害实迹。”[41]高廷瑶在会同芜湖道宪杨懋恬率兵四百前往徽州擒剿棚民时，就对棚民抱有深深的同情。他认定程元通赴京呈控棚民之案有诬，并与诸知县协商，暂时驻兵县城，待廉得其实后再行定夺。他说：“此辈虽棚居，然力农事、长子孙，由来历久，迥与游民托名种山、支棚匿奸者不同。况附郭不及百里，果其聚众肆行，胡被害者不闻一人？而闾长里胥又皆毫无觉察？夫岂无畏牵连之祸？赴诉长官者，乃独不远数千里而京控？此其挟仇诬陷情弊彰矣。今不按虚实，而遽加之兵，彼被控者心怀疑惧，铤而走险，势将激成抗拒。兼以众兵涌入，难免秧及池鱼。我辈为县司牧，可不计出万全虑而后动乎？”[42]于是，高廷瑶亲自轻骑进入山区，“于是，保甲来迎，诸棚民跪谒者踵至。其远近男妇纷纷千百人夹道欢呼，绝无惊惧情状。……余与县尹留宿数日，徐察其迹，亲阅各棚民家，全无影响”。[43]

当然，由于聚居休宁浯田的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以“棚民方会中等纠集多人、踞种山场、逞凶酿命等情”，于嘉庆十二年亲自赴京呈控。引起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不安。尽管安徽巡抚初彭龄奉命委勘后，认定程元通所控之词多有不实，“程元通系族长，年已七十六岁。程怡仁所递之词，系祠长程绍兰主意。词内所称掘濠筑垒、祖墓遭掘、程柏押毙、尸匿不交、程靳被捆无踪等情节，均属架捏”。[44]但是，清王朝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采取了以驱逐棚民退山回籍为主、编查棚民入保甲为辅的政策，制定了《棚民退山回籍章程》，这就是所谓的“十二年递解之法”。“除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编入保甲者，另册送部备查，毋庸勒令回籍外，其余棚民以租典地契内年限为断。其载有年限者，概俟限满后退山回籍。现在年限已满，及不载年限、承种已久者，令再种二年，于嘉庆十四年退山回籍。其近年承种，不载年限者，应令该抚转饬地方官，谕令严立年限，至迟不得逾十年各等语，并经修《户部则例》，一并载入在案”。[45]对租山招棚之山主，清王朝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用《酌议棚民退还山场章程》制定者安徽巡抚初彭龄的话来说，就是“棚民固利其土膏，若无山主召租，亦无从托足，是棚民与山主实表里为奸。此次查办之后，若不严定专条，有犯从重科罪，恐日久玩生，复蹈故辙。应请嗣后如将山场混召异籍之人，搭棚开垦至五十亩者，无论公业私业，均照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不及五十亩者，减一等，租价入官。承租之人不论山数多寡，照强占官民山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减一等。父兄子弟同犯，以凡人首从论。族长、祠长失于查察，照不应重律科罪。令该族族长、祠长勒石公祠中，庶棚民绝迹，土民益臻宁辑”。这条规定不久即以例的方式，载入《大清律例》之中。

徽州乡村宗族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对棚民的蜂拥而至，采取了坚决的严禁和果断的驱逐举措。可以说，在清代中叶的驱逐棚民活动中，他们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包括清王朝中央和徽州地方官府最终能够下定决心驱逐棚民，这批乡绅们所做的努力是不可低估的。或者说没有乡绅的疾首顿足般的呼吁和影响，中央和地方官府在对待棚民的问题上或许不会那么坚决、果断和严厉。我们在文书、碑刻、谱牒和其他相关文献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关于乡村宗族、会社和在野乡绅在禁止和驱逐棚民方面的史料。

在棚民潮涌动的初期，徽州宗族、会社和乡绅即发出了强烈的禁止和驱逐的呼声。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休宁北乡儒村吴氏宗族族长吴懋长、吴世宗、吴钟溪、吴家漳、吴世茂和监生吴地保、吴兴等即以棚民“匪数潜滋。或曰行究，或夜起狼偷，砍树药鱼，肆无顾忌”的名义，呈请到徽州府和休宁县，由恳请徽州府颁发禁示，“勒石永禁，保荫保族，以杜侵害”。[46]乾隆四十六年（1781），黟县知县在阖邑士绅的强烈请求下，以棚民“江西窑匠邹国仲等于芙蓉嶂山下窝僻之处、县龙正身地方，觅租北向地业，将来龙山塝劈入，造窑烧砖，火灼龙脉”为由，勒石颁布《保县龙脉示》，严令“有关县龙之处，永远不得自行出租与人开砌劈挖泥土、烧造砖瓦。附近居民，亦不许凿挖有关县龙石土，并种山药、种苕、埋苕窖等项损伤龙脉，一概禁止”。[47]乾隆五十年（1785），婺源汪口俞氏监生俞大璋等因汪口向山自“乾隆四十三年，无藉之徒盗行砍伐”，而集体向婺源知县彭家桂恳请颁示勒石严禁。[48]次年七月，汪口俞氏宗族族长、监生俞奎茂等十数名乡绅，再次就蓄树垂荫之向山林木，遭受“旦旦斧金，害及数十年冢也。累累鍬锄，坑逾数仞；天根斩削，地脉陵夷，所以财赋萧条，人文寥落。”敦请婺源知县予以勒石严禁。[49]在棚民为害最剧、土棚矛盾最烈的休宁浯田岭，乾隆五十九年（1794），聚居于此的程氏宗族乡绅程华苍等，“因异地棚民挖山垦种、地方无知贪其小利，滥召妄租”，使得“山遭残废，樵采无资，砂石下泻，田被涨荒。……深山大泽，异族盈千，啸聚成群，恐贻害匪浅”为由，恳请休宁知县“吁恩示禁、宁民杜害”。[50]

在棚民规模最大、为害最剧的嘉庆时期，徽州一府六县乡村士绅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发起了禁逐棚民、保卫家园的运动。

在休宁聚居棚民最多的地区——浯田岭、江田村、岭南、牛岭、青山、方圩和横源七村，以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祠长程绍兰为首的乡绅组织，不远数千里，亲赴北京呈控棚民方会中等。在祁门，善和程氏宗族以附贡生程国华为首的乡绅，邀集合族父老，以棚民“开垦锄种为虑，嘉庆年间，恐请张宪驱逐棚匪五十四座，合境胥安”，[51]并亲撰《驱棚除害记》，历数棚民九大危害，云“棚匪之害地方也，甚于兵燹”。[52]在黄古田、环砂、渚口、社景、箬坑等棚民垦山最烈的地区，宗族和乡绅都奋然而起，组织起了规模庞大的乡村力量，对棚民进行驱逐。宗族、乡约和会社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积极的基层堡垒作用。祁门善和、环砂和休宁浯田岭的程氏宗族、休宁商山和儒村的吴氏宗族、祁门黄古田的汪氏宗族和箬坑的王履和堂养山会，祁门侯潭和婺源汪口的乡约，都在驱逐棚民、捍卫家园的运动中，起到了中坚的作用。

不过，在论述针对棚民这一社会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徽州乡村社会宗族和乡绅组织，必须借助地方官府的力量。无论是诉诸词讼，还是敦请官方出示严禁，这些组织和力量都离不开官府的支持。正是宗族、乡约、会社等组织与封建地方官府的协调与互动，才最终将棚民这一社会问题加以解决。尽管这种解决方式不一定完全满足宗族、乡约和会社以及乡绅的全部要求，但至少通过对棚民事件的处置，我们看到了徽州社会中的民间组织和乡绅势力在处理基层事务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清代中叶的棚民，作为徽州历史上最后一次可称为是移民的运动，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对徽州山区的滥砍乱伐、对徽州生态环境的破坏，直到百余年后，依然使徽州承受着这一恶果。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在探究徽州由富变穷的根源时，就曾把深林资源的破坏当成了最为主要的原因，并将“兴树艺”作为振兴徽州经济的头等事务。他说：“自唐宋以来，（徽州）便号富州，今何忽贫瘠如此？当务之急，莫要于讲树艺之事。”因此，在肯定棚民对山区经济开发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他们对山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的破坏及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复原历史、阐释历史。

注释

[1][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赠程君五十叙》。

[2]康熙《婺源县志》卷首《旧序·詹养沈序》。

[3][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5]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6][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7][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8][清]陶澍：《陶澍集》上册《奏疏·日记·编查皖省棚民保甲折子》，岳鹿书社1998年版，第425页。

[9]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10]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汪伟奏疏》。

[11]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

[12]淳熙《新安志》卷二《物产·木果》。

[13]同治《祁门县志》卷十二《水利志·水碓》。

[14]《嘉庆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赓音等为安徽休宁耆民程元通呈控棚民占山扰害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15]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6]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7][明]程昌：《窦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

[18]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19]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六《杂志·祥异》。

[20][清]方椿楚《颂山房杂著》，转引自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21]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年知县苏禁水口烧煤示》。

[22]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禁租山开垦示》。

[23]《清道光二年十一月祁门大洪岭道路两侧山场永禁种植苞芦碑记》，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大坦乡大洪岭头。

[24]《清嘉庆九年五月十七日祁门社景黄一本堂奉府宪示禁碑》，原碑现置于安徽省祁门县横联乡社景村。

[25]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26]《清嘉庆八年十月休宁浯田岭严禁棚民入山恳种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浯田岭一家杂货店墙壁上。

[27]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28]道光《徽州府志》卷十六之一《杂记·祥异》。

[29][清]赵吉士：《寄苑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记》。

[30]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31]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32]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3]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4]《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休宁县奉宪严禁无籍游民强讨恶索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镇唐头村。

[35]《清道光五年闰六月初二日祁门奉宪永禁匪丐入境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新安乡政府。

[36]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7]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8]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9]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六《艺文志·诗》。

[40][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民情习惯·休宁风俗之习惯》。

[41]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42][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3][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4]《嘉庆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安徽巡抚初彭龄为休宁县浯田岭等七处棚民已拆棚退山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45]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46]《清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休宁县儒村奉赋宪禁示棚民砍树药鱼等不法事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儒村乡。

[47]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乾隆四十六年知县顾保县龙脉示》。

[48]《清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婺源知县严禁盗伐汪口村严禁盗伐向山林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49]《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婺源汪口村奉邑尊示禁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50]《清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休宁浯田岭严禁召租棚民种山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一杂货店墙壁中。

[51]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一本卷十二《东房新春显派泰支昂分世系》。

篇4

环境艺术设计课堂不同于其他理论教学课堂,设计讲究实践,因此如果单纯依靠理论讲解,难以让学生掌握课程知识和达到课程的技能要求,而如果单纯依靠设计作业去强化,又不容易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导致大部分学生都是敷衍了事,而将设计赛事和展览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则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效率。近年来,各种设计竞赛及展览层出不穷,而高校向来是各种设计比赛和展览的重要参与者,同时设计比赛与设计展览也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元素被引入艺术设计课堂教学中。由于环境艺术设计竞赛与展览的目的性强,对成果要求较高,因此对艺术设计课堂教学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赛事展览与艺术设计课堂教学的结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首先要对教学计划进行设计,掌握竞赛展览介入的时机。每个课程都有其独立的体系,因此教师在上课前必须进行课程的整体设计,从而指导整个教学环节,达到教学的最优化。如果想把设计竞赛很好地融入到教学环节,必须在课程设计开始便有整体规划。设计竞赛是综合性的设计教育活动,要求参与者有良好的专业技能,因此设计竞赛适合放在大三进行,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专业课,竞赛也很容易与之融合。这需要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能够积极调整教学方式,制定较为灵活的教学计划,为竞赛项目的实施完成留下充足的时间。同时为了更大程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可以适当将竞赛结果与课程评价相关联。比如长沙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在大三的公共空间设计课程当中就结合了技能抽查组织和设计课堂教学。环境艺术设计技能抽查其中一个模块就是室内设计公共空间设计模块，在教学上，修改了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把以前的公共空间基本设计理论的内容省略，主要以技能抽查的项目拿来给学生做模拟训练，做辅导。以公共空间设计的KTV包房设计、餐饮空间设计、酒店客房设计、办公室设计等等作为学生训练的主题，把设计理论的知识点穿插到实训当中来讲，完全以符合公司需要的技能抽查的标准来要求学生，这样，学生在实践中就掌握了必备技能和重点知识理论知识也能在实践中来理解、掌握和消化。这个课程的教学改革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真正实现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教赛结合”,全面提高了教学质量,也培养了企业真正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第二，对相关竞赛展览进行必要分类。为了恰如其分地融入竞赛，对各层次的设计竞赛进行分类和选择非常重要,因为设计比赛层出不穷,但是并非每个比赛都适合融入到课堂教学,且不同比赛也需要和不同的课堂教学相结合。选择竞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选择适合本课程内容的竞赛,比如家具设计课程中,可以选择“2014‘安吉椅业杯’中国座椅设计大奖赛”。把比赛融入到课堂，用比赛的要求来要求学生做设计，他们的认真程度比传统的模拟练习更大，因为真实性很强，对于作业的要求也会更加严谨地执行。如果比赛中能够得到一两个奖，对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起到了更大的推动作用，这样的教学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其二,选择最能锻炼学生综合能力的比赛项目,比如在指导大三学生进行毕业设计的同时，也可以参加“中国高等学校环境设计学年奖——城市设计/景观/建筑/室内/光环境专业毕业设计竞赛”的比赛项目,老师可以用此竞赛的要求来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促进教学实践与学习交流，激发学生对本专业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坚实地迈入社会与市场，也能催生中国环境设计专业创新人才。

第三，树立健康的参赛理念,避免功利性与盲目性。竞赛有优势和益处,但它并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并非所有环境艺术设计竞赛都与课程内容相契合。因此需要参赛单位和参赛者学会甄别,同时拥有相对健康的参赛原则,避免或减少盲目性及功利性,尤其在设计教育相对浮躁的当代,更应该以积极的行动、泰然处之的心态面对名种比赛,否则可能得不偿失。

二、将真实社会实践项目引入课堂

第一，首先必须通过实践总结经验，有计划、有创意地组织教学。比如室内设计的教学内容，应在技术与工艺、设计理念与形式的衔接方面，增设现代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课程。在强调系统性设计的同时，建立和完善教学实习基地，使学生了解室内设计等相关知识，这些都有利于室内设计课程的建设和研究的系统性发展。要力求在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等人才培养诸环节中注入新鲜的、系统的教学新理念，从而更好地激发学生的设计创造潜能。第二，在室内设计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拿真实项目来让学生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发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从而做到更好。比如在长沙职业技术学院“室内设计”课程中，就把真实客户请进课堂，让学生了解客户的需求。随后教师又根据室内设计的基本理念，结合室内设计的特点，让学生做设计思维和创造力方面的练习。然后带学生走进工地现场量房，做出设计。在装饰装修过程中，亲身体验走进材料市场选购材料，跟进工地现场施工，了解室内设计工艺流程，深入到室内设计的各道工序，让学生们在一次次的参观学习、修改订正中将理论联系实践，提升设计的务实水平。课程考核也可以请客户参与考评。

三、深化校企合作

首先，和校外的设计公司及企业进行联合教学，聘请一些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士来进行讲座、授课，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开阔学生的眼界，将学生独特、新颖的创意思维能力与社会需要较好地结合，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市场调研能力及社会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设计能力及创意能力，掌握和达到对环境艺术的应用能力和实施能力，使学生对环境艺术设计其他各门课程进行有效地综合和融会贯通,最终能够更深入、更熟练运用环境艺术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同时，校外室内设计与装饰公司及企业在操作中也可以从学生的思维中源源不断地汲取新奇创意和观念，达到互助互利的双赢效果。例如长沙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从社会企业中聘请了资深专家，参与到人才培养方案建设中，帮助学校制定更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方案，提出建设性建议。校外专家也不定时来校为学生进行讲座和授课，能为学生带来最新的企业文化以及专业知识，事实证明，学生的学习兴趣非常大，学院和企业的联合教学达到了较好的效果。其次，实行企业顶岗实习。职业院校最终要完成的使命就是为学生找出路、谋工作，将在学校中学的东西转化为劳动力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顶岗实习即把学生都放到企业去顶岗培训，让他们与企业直接接洽。顶岗实习通常可以放在大学最后一年的下学期，毕业设计前后或同期。提前进入工作状态，提前进行岗前培训，等到学生真正毕业时，不仅专业能力得到了长足进步，也已经熟悉了企业的运作模式，提前结束了试用期和适应期，就可以实现到公司直接上岗。长沙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在大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有为期至少半年的顶岗实习，从环境艺术专业去年的就业情况来看，有90%左右的学生都在顶岗实习的单位通过试用期并正式工作。

四、建立工作室，开展产、学、研相结

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建立工作室是高职院校发展的趋势和需要。例如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建立模型工作室，学生们可以将自己的设计制作成模型，不但能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还能提高他们从图纸到实物这个过程的理解和认识能力，更培养了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这种专业技能和技术是对课堂理论教学的有力补充：对外走市场化道路，利用工作室资源优势，联系企业，待业，承揽业务；对内提供教学实践与科研资源。形成与企业、行业产品与技术发展紧密联系的产品设计与技术联合体，使得专业教学得以更有效地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架起了专业教学与行业技术发展之间的桥梁，为课堂带来了大量来源于生产实际的项目和课题，从而为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提供了坚实可靠。

五小结

篇5

个人知识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和工具来促进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互作用与转换，以满足个人知识获取和知识动态创新等需求。结合社会计算理念、技术和知识转化SECI模型来探析社会计算对个人知识管理的影响，对研究隐性知识的影响因素具有积极作用。SECI模型存在一个基本前提，即不管是人的学习成长还是知识的探索创新，都必须处于社会交往的群体与情境中才能得以实现和完成。而现实情况也正是有了社会的存在，才有了文化的传承活动，因此，用SECI模型来描述个人知识转化是可行的。SECI模型分为社会化（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外在化（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组合化（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内在化（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4个阶段。社会计算的典型应用就是利用SECI模型将难以搜索和表达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促进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互作用与转换，从而提高个人知识管理绩效。

社会计算运用其理念和技术可以实现“隐性知识显性化、显性知识组合化、创造产生新的隐性知识”这一过程。社会化是一个通过共享经历建立隐性知识的过程。在社会化过程中，利用Wikipedia、百度百科、社会性网络服务等技术可支持个人的信息收集和交流，也可提高隐性知识在个体之间的传递效率。此外，通过社会化网络交流，还可消除由于个人价值观念差异而导致的沟通障碍，从而减少知识传播的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外在化是一个用显性化形式来描述隐性知识的过程。

在外在化过程中，利用个人知识管理工具对获得的隐性知识以思维导图、文档文件、音频文件、视频文件等加以描述和表达，随后进行存储，便可提高隐性知识显性化的效率。通过个人知识管理工具，还可实现个人知识的系统化存储，从而减少搜索成本。组合化是一个通过各种媒介将显性知识进行组合的过程。在组合化过程中，利用RSS、网摘、社会化书签等工具对知识进行分类，以实现相关显性知识的聚合和系统化。这些工具不仅可提高知识的系统化传播效率，还可对系统化的知识进行处理从而将相关知识推送至感兴趣的主体，以创造出更多的新的知识。内在化是一个对组合化产生的新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并最终升华为个体隐性知识的过程。在内在化过程中，运用博客、网摘、学习型社区等进行讨论及交流协同学习，可提高知识的消化和吸收效率，从而提高个体的社会竞争力。

在上述4个过程中，社会计算的应用不一定完全存在于某一特定过程中，在社会化过程中也可使用博客、论坛和学习型社区来促进隐性知识的传播。社会计算的理念和技术应用能够很好地支持SECI模型，提高隐性知识的转化效率、知识的传播效率以及个体对知识的消化吸收效率。由此可见，社会计算对个人知识管理的影响是积极的。

2社会计算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管理系统框架

2．1三维体系结构

根据社会计算对SECI的支持，可将社会计算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管理系统描述为三维体系结构，此结构中的每一维都不可或缺，且彼此之间紧密联系又相互影响。个人知识管理过程是交互的，从知识获取到知识存储再到知识释放，整个过程都体现了个体对知识的获取、吸收、传播和创造。因此，个人知识管理过程是迭代的，社会计算提高了该过程中的隐性知识显化效率、知识的分享效率和新知识的创造效率，也较好地解决了目前个人知识管理系统只注重知识积累而忽略知识能量释放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

2．2工作过程

社会计算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管理系统工作过程可描述为：用户在遇到某一问题后产生知识需求，他首先将会在自身的知识存储中进行搜索，系统则会根据用户的查询条件发出检索命令，若查询到相应的显性知识则返回给用户，反之则继续进行检索直到满足用户需求，最后对知识进行释放。系统一方面将补充的知识存储到用户的个人知识库中，另一方面将搜寻的知识返回给用户。在知识搜集过程中用户可利用IM工具、电子邮件或直面交流等多种沟通方式与专家进行交流，并在交流过程中进一步获取和学习更为深层次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从而不断扩充个人知识库，个人知识库的日渐丰富又将更好地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

2．3系统框架

社会计算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管理系统可增强个人知识创造能力、丰富交流方式、提高知识共享效率。框架中描述的功能有助于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由此可见，社会计算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管理系统具有较大优势，具体可归纳为：第一，社会计算增强了个人的知识创造能力。社会计算在组织上的去中心化特点将使得知识不断被理解和创新。第二，社会计算丰富了个人知识存储形式与组织形式。个体需要积累大量信息来支持自己的学习，这些信息不仅应存储于个人电脑硬盘中，还应通过在线存储方式与他人共享。第三，社会计算提高了知识释放的效率。

3结束语

篇6

【关键词】社会工作；留守儿童；教育；环境

当前学者对留守儿童的定义主要注重于留守儿童的年龄、父母外出与外出的时间这三个特征来进行界定。本文把农村留守儿童界定为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地的农村地区，不能和父母双方长达半年以上一起共同生活的18岁以下儿童1。

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是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下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产生的。调查显示，当前我国这一庞大的群体数量已经超过6100万，随着流动人群的增加这一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当前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亲情缺失后的心理健康、行为偏差、道德失范问题。“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这个顺口溜深刻反映了当下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现状，这已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一、社会心理理论下的家庭

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的社会心理发展理论把人的心理发展过程分成八个阶段，每一个发展的阶段都有与之相对的社会心理任务；每一阶段能否顺利度过都会对以后人格的健康发展产生影响。而每个年龄段的教育失误则会给以后的社会发展造成困难。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涉及到了阶段中的前五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要解决的冲突为“基本信任与不信任，自主与害羞和怀疑，主动与内疚2。”而这都是在父母的呵护和照顾中完成，这对以后儿童成长过程中性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家庭是新生个体出生后接触的第一个外界社会环境，家庭是儿童成长教育的第一个教师，家庭教育在留守儿童的教育中具有先导性。心理学家深信早期依恋和婴儿与母亲的持续亲密关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父亲的外出会造成儿童早期的成长中因为权威形象的缺失而使男孩的管教变的困难。另外，与女童相比，父亲这个角色还提供了男子行为学习的基本参照对象，父亲角色的长期缺失会对男童在性别认同上产生不利影响。2015贵州毕节4兄妹服农药中毒死亡事件和2012年5名男童死于毕节垃圾箱内（其中4人是留守儿童）的悲剧，无一例外都和家庭父母角色缺失有很大关系。

二、社会支持理论下的农村社区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每个社会生命个体都有一个支持其生活的社会系统，其中的各个支持力量对个人的帮助是多多少少的，不仅表现在物质提供上也体现在情感和信息的供给上。社会支持系统比较完善的人在面对困难时也能更容易的解决问题。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由家庭的监护人及其外出务工的父母、学校、社区和其他社会支持力量共同组成3。乡村社区作为留守儿童从小生活和成长的地方和场所，也是进行留守儿童教育的另一重要行动主体。社区的支持和建设对儿童健康成长环境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

城乡的不均衡发展造成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集中，使农村社区逐渐凋敝和衰落。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蔓延使农村的家庭结构与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原有的乡村文化与家庭宗族制的变迁已不能给予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多少有力的帮助。部分农村基层在和GDP赛跑的同时使基层组织的管理功能不断弱化，导致留守儿童监管和教育问题缺乏认识和强有力的支持。农村青年的流出造成农村发展和建设缺乏后劲。而城市生活价值观和方式的冲击则使乡村社区逐渐失去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使社会的不良价值观和思想有机可乘，造成青少年犯罪事件频发。

三、社会互动理论下的同辈群体

社会互动理论认为我们在社会中的生活都是由人们的社会互动产生的。社会互动也叫社会交互作用或社会交往，是相关联的各方采取相互社会行动时产生的。它是社会关系布景下，个别与个别、个别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等在心理和行动上彼此影响和感化产生的进程。

青少年作为社会成员的一部分，其社会化离不开社会同辈群体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监管而同辈群体是他们日常亲近和紧密接触的群体，因此，身边同辈群体的行为和价值观念极大地影响留守儿童的行为活动。留守儿童很容易把自己身边的同辈群体作为自己的参照和学习对象，从而对其产生心理上的从属感。当前文化市场的不良信息已经渗透到了农村社区，互联网的存在使留守儿童在缺乏管束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诱导，留守儿童作为生理心理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没有什么抵御不良诱惑的经验，很容易受此影响。一但他们在交友和学习对象上作出错误选择而与不良行为的社会成员互动过多，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行为和道德失范，当前这一社会现象在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也是必然存在的。

四、社会学习理论下的学校

社会学习理论指出观察学习、榜样和自我调节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及行为表现具有重要影响。认为大多数的社会行为活动都是观察后获得的，而最终会获得什么样的行为以及最后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则取决于其参照对象的榜样作用。

留守儿童的教育在入学前是由家庭承担的，之后才是入学后的学校教育。在校期间除了与监护人有亲密的联系之外，就只有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了。老师的言行举止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发挥着表率作用，此外同学作为学习生活中时常接触的群体，日常的示范作用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尽管不断在进行教育体制变革，推进素质教育，可是还是无法摆脱当前应试教育对青少年教育的影响，当前农村教育还是注重应试教育而忽视素质教育，尤其是几年来频出的教师素质问题给学校教育蒙上了阴影。忽视道德和伦理教育使学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产生偏差，造成不良行为的产生以至于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

五、结语

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不但关系到儿童自身以后的全面健康成长，而且涉及农村未来的发展和建设。所以，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把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做好不仅是家庭的义务，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为了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教育，需要家庭和社会的一致努力。父母要担起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应多关心孩子的教育和生活，o他们更多的呵护和温暖。学校和社区应致力净化和提供适合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生活环境，通过各种措施营造关心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学习的长效行动机制，只有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处理好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参考文献：

[1]阳淑华.关于县域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报告[J].中华少年，2015（05）.

[2]郭婷.浅谈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J].理论导报，2010（06）.

[3]李敏，陈道发.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研究[J].教学与管理，2015（06）.

[4] 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王宗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13（03）.[5].

[5] 周宗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注释：

1.阳淑华.关于县域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报告[J].中华少年，2015（05）.

篇7

关键词：民族音乐音乐教育母语环境影响优化

我国有品种繁多的民族音乐，体现了中华各民族鲜明的音乐风格，凝聚着民族艺术的精华。尽管目前学术界和教育领域已经意识到民族音乐文化的珍贵与保存民族音乐的必要性，但在教学实践中还没有把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来。而解决民族音乐文化继承与发扬的关键是教育。

一、音乐教育母语环境的界定与分类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音乐语言，这种不同体现在旋律要素、节奏要素，以及文化价值上，这是每个人在文化上的立足点。进行音乐教育的母语环境就是指在民族音乐的根基上创造音乐学习的民族文化背景，使学生从多层次的环境中接触民族音乐的优秀文化。一个民族以母语为音乐教育，让受教育者生活在整个民族音乐文化的大背景中，这是柯达依音乐教育理念的出发点，也是目前音乐教学的应有的原则。

教学环境在空间上涵括校内外各种因素，笔者将音乐教育环境分为相互交集的三个层次，它们相互影响，决定着学生音乐学习的喜好和学习效果。家庭音乐环境是指以学生家庭为中心的物质与经济状况，家长的音乐文化素质、音乐行为和观念，包括遗传因素等；学校音乐环境不仅包括课堂教学环境、教学设备等物质环境，还包括课间的音响环境、其他课堂上的音响效果、同学以及师生之间的影响等；社会音乐环境主要指学校和家庭之外对学生产生无意识影响的音乐文化氛围。

二、音乐教育母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

从音乐教育环境与音乐教学的关系来看，音乐的母语环境决定了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音乐意识和音乐行为；客观环境的一切因素，都对身处其中的学生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成为引起或消除学生音乐学习动机的重要原因。下面针对音乐母语环境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音乐母语感觉

目前一些学习音乐教育的学生，在演奏、演唱方面拥有一定的技巧性，但对自己的传统音乐却极其陌生，他们一味模仿西方的表达方式而缺少自己的民族风格。主要原因是没有在音乐学习初期建立起音乐母语的感觉，使用音乐进行表述情感的时候缺少一个文化根基、一个立足点，那就是民族音乐文化。我们尝试创设音乐母语环境，是让学生在潜意识中积累自己的民族语汇，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掌握中华民族音乐的意韵、风格，将自己的文化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环境对音乐教学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近代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冗余度（熟悉程度）过低的刺激不易激发起主动的探究、操作行为。主动的期待和主动的探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冗余度的基础上的。”①给学生创造设计一个民族音乐的教育环境可以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信息的熟悉程度，继而对学生音乐母语的提高起到激发积极性和主动探究性的目的。

其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感性音乐能力

我国目前的音乐教学中，有些教师把音乐课的教学重点放在了音乐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上。从实施素质教育的角度来看音乐教学时，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审美力、表现力及创造力，在感悟中陶冶情操，才是学校音乐教学追求的目标。

学习音乐和学习母语一样，都是先听、唱，再慢慢体会学习的内涵。由人的感官本能去学习音乐，以学母语的方式来学音乐，而不是用认知的方式去学音乐。以民歌作为主要内容的是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依教育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大量的民歌演唱更是让学生在亲身参与音乐活动中获得了民族音乐体验和了解相关传统音乐文化。

三、如何优化音乐教育的母语环境

上文在对音乐母语环境的界定中已经提到，音乐教育环境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家庭音乐环境、学校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环境。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如何优化音乐母语环境，调控教育环境对学生音乐学习的影响。

（一）营造家庭的母语音乐氛围

家庭是人的最初环境，对一个人母语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一个喜爱民歌的母亲会在日常生活中哼唱民歌，学生在无意识中接受这种隐性教育，逐渐熟悉民歌的旋律和风格，当这些民歌在音乐课堂上出现时，学生的学习兴趣会被强烈地激发出来。

父母对民族音乐的肯定，或者在观念言谈中流露出对音乐的正面见解会影响孩子音乐思想的形成。例如购买民族音乐资料，一定的音乐欣赏设备，给孩子一些精神上的指导、潜意识的正面影响和示范作用等。从父母延伸到家庭的外延，孩子的亲朋好友，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民族音乐氛围。

（二）优化学校民族音乐环境

学校是培育人才的主要基地，也是进行音乐教育的主阵地，学校环境有着其他环境无法比拟的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优化学校音乐环境，创造良好的民族音乐氛围是优化整个音乐教育环境的关键所在。营造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良好音乐母语环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端正学校音乐教育的大方向，用富于民族特色的母语音乐教育学生

目前，流行音乐、网络音乐充斥文化市场，民族音乐（包括严肃音乐）受到冷落。而民族音乐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出路在于基础音乐教育，从学校音乐教育入手，开展重视民族音乐教育课程的一系列建设工作，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灿烂的民族音乐文化，激发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从而达到爱国主义的教育目的，这是中国民族音乐以及中国音乐教育的出路所在。

2.充分发挥课间音乐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很多学校已经有意识地把铃声换成音乐的声音，并且在课间加播音乐，是个很好的尝试，对课堂音乐教学的影响也很明显。教学楼里的音乐家挂图多为西方音乐家，我们应该把导向目光更多地投向我们的民族文化。

3.加强和其他民族性课程的结合

音乐教育要注重结合文化，去了解和把握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更要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去考虑，从而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的发展。例如在书法艺术课上，老师有意识地播放民族音乐曲目，使学生无意识中提高对这些音乐信息的冗余度，给学生一个全方位的民族文化环境，有利于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民族音乐文化精髓。

（三）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形成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和良好的音乐风气

音乐教育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社会环境对音乐教育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是通过音乐舆论和音乐风气的影响来实现的。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和良好的音乐风气是优良的社会音乐教育环境的标志，同时也是音乐教育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

面对社会音乐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教师要善于指导学生正确选择。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拓宽和丰富自己的音乐信息；也可以从广阔的社会音乐生活里接受各种隐性音乐教育，包括广播、电视、书报杂志及互联网等各种媒体。但是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如何正确地去判断、接受音乐信息，使学生形成正确的音乐审美观。另一方面，社会要努力呈示一个健康的民族音乐氛围，一个良好的音乐母语环境。作为媒体的报刊、广播、电视，要努力造就民族音乐文化的环境，增强民族音乐的凝聚力，正确处理流行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关系，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只有在健康积极的母语音乐舆论和音乐风气的影响下，才能更加有力地促进学生对音乐母语的感受和学习，才能为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奠定良好的基础。

总之，要建设良好的音乐母语环境，就必须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次的教育环境共同努力，只有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从整体上形成良好的音乐教育氛围，从而有利于民族音乐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

综上所述，在基础教育中实施民族音乐教育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而是一个包括母语音乐教育环境在内的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因此，只有全社会参与，营造一个良好的母语音乐教育环境，民族音乐教育的实施和存在才有条件，素质教育的发展才能在民族音乐这个母语音乐教育的基础上立足与发展。

注释：

①许卓娅.幼儿园音乐欣赏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选自第一二届全国音乐教育获奖论文精选[M].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4.

参考文献：

[1]田慧生著.教学环境论[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2]（美）贝内特·雷默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3]袁善琦主编.音乐教育的基础理论与教学实践[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篇8

1、中心学校号召全乡教师进行政治学习，结合当前教育局党委开展的“科学发展观主题实践活动”和“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重点学习了上级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文件；认真学习了马复兴、汪昌祥、徐永林等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全体教师针对先进寻找差距，写出了深刻的心得体会。

2、中心学校配合团县委做好了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青年员工西部实践团的接待工作，安排两批实践团成员完成了在我校的教学、体验生活、资助贫困学生上高中等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本年度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青年员工西部实践团共资助我校电脑40台、图书500多册，体育器材20多件，共计价值20多万元。经过学校领导积极争取，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成立基金会资助我校初中毕业后上高中的学生，每年8位学生每学年1500元的学费，三年度共计36000元。

3、各学校抓好师生的德育工作，利用国旗下讲话、德育、环保专题讲座、等教育，培养师生的感恩教育；抓好学校师生的安全教育工作，本年度我们利用“食品安全月活动”在全乡学生中宣传食品安全知识，检查校门口食品店等办法杜绝了垃圾食品进校园。配合乡卫生院进行了“手足口病、猪流感”、等传染病的预防工作，本年度我乡师生无一例传染病的发生，本学年我们还加强了学校的值班制度建设，学校领导坚持带班，确保了全乡师生及学校的安全。

4、中心学校争取项目配套资金30万元和学校自筹资金14万元，共同完成了中心学校理化生实验室的建设和设备配套工作，创建了在农村中心学校数一流的标准化理化生实验室和仪器准备室，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中心学校的理化生实验教学还被大通电视台的“万花筒”栏目拍成专题片在全县播放。中心学校、宗阳小学、上和衷小学、吉拉口小学全部开通“校园班班通”工程，“三种模式”的远程教育以基本覆盖全乡，为大面积宣传工作提供了条件。

5、中心学校为迎接市级标准化学校的验收，今年结合大通县创卫工作，投资10余万元完成了校舍维修、粉刷、体音美教学器材的购置、学校会议室的建设等工作；通过项目配套、学校自筹等方式，投资14万元完成了中心学校图书室的建设。经过全校动员、上下一心、齐心协力，顺利完成了上级对中心学校的“西宁市标准化学校”和“大通县德育示范学校”，市级“卫生学校”的验收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6、中心学校总务处同志加班加点自制体育器材、粉刷教室、焊制宣传栏等，为学校节省开支3万多元；总务处同志为学校盖库房7间、粉刷院墙、焊制篮球架等为学校创造产值7万多元。

7、四月份我校在乡党委的大力支持下，种植松柏、丁香、珍珠梅、垂榆、榆叶梅、果树等200余棵，总投资2万余元，大大增加了我校的绿化面积。

8、中心学校争取项目资金5.5万元完成了中心学校5千伏变压器的安装和吉拉口小学动力电源的接通，为学校正常开展教学工作提供了电力保障。自筹资金1.75万元完成了上和衷、宗阳、深沟小学的校舍粉刷工作。

9、“爱绿、护绿”社会实践活动---我为树木浇水

2009年4月16日清晨，大通县*乡中心学校八年级五个班全体师生迎着和煦的阳光，唱着团歌，带着浇水工具来到了*乡后庄村，师生们给道路、巷道两边的树木浇水，小树苗为同学们的到来点头致敬，喝着清清的泉水，真正享受着同学们那激情洋溢的款待，同学们的脸上也露出了亲切的笑容。

10、学校把环境教育作为学校的一件大事来抓，列入学校工作日程，年初制定学校环境计划，各科写出相应的环境计划，专门召开环境教育专题会议，有环境教育专项经费保障，合理利用经费，加大环境建设投资和环境宣传投资。学校充分发挥班班通、广播站、宣传栏、黑板报、永久性的标语等主要阵地，加大了全体师生环保意识，明确了要重视环保教育的重大意义，把环保教育自觉地渗透到各个学科中，把环保渗透作为一个不可忽略的内容，通过课堂教育主渠道开展环境教育。同时，学校环保员马成福老师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的专题系列讲座；中国电信研究院青年员工熊春花同志带领学生到宝库专门进行环保知识讲座。

11、学校政务处、团少队组织学生参加社会的环保绿色行动、环保知识竞答、环保小调查、环保绘画、环保征文（师生环境论文比赛、学生绿色奥运小作文比赛）和纪念“4.22”保护地球日环保活动。值周员和环境保护监督员每天检查和抽查学校教室、环境卫生、学生个人卫生以及学校周边卫生。

12、每年配合县林场和乡镇府参加环境教育社会实践活动。*年配合县林场完成植树、松土等环境整治30余亩；配合乡政府完成5公里的公路地段的卫生死角的清理；对校门口公路两侧经常进行卫生死角清理；开展“树新风、迎奥运、爱环保”小水草社会实践活动，并进行环保知识竞赛，草坪白色垃圾的处理。

本学期，以大通县创建卫生城市为契机，配合乡政府每星期六对宁长公路（县实验林场到城关林家台）三公里地段进行垃圾处理和路面清扫，在校开展“身边不留一点垃圾，身后只留下脚印”活动和养成“谁见谁管、谁见谁拾、谁见谁扫”的良好习惯。

13、各科组积极开展环境教育。物理小组开展了“废电池的危害与回收”宣传活动；化学组开展了“试验废水的处理”活动、地理小组开展了“图片的对比”环境图片展”活动等等，各科通过开展这些美化学校环境活动，使学生加强讲文明、讲卫生、讲环保的意识，组织学生参加社会环保宣传，为社会清理卫生死角，把环保工作延伸到校外，延伸到家庭。

14、学校成立环境监督员，解决校园和校园周边环境问题，对校门口的环境卫生进行监督，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努力促进环境教育。总务处每年组织学生开展垃圾分类、节约、回收资源行动，并且回收资金用在环保宣传活动中。建立了学校、家庭、社会环境教育网络，每学期通过学校召开的家长会定期宣传环境教育，共同参与学校和社会环保活动。让环保教育真正做到家喻户晓。

15、动员宗阳村委会干部，利用村内公路硬化的机会，全面硬化了宗阳小学校园1943平方米，价值达8万余元，其中6万余元为宗阳村委会无偿捐助，2万元为学校自筹。

16、动员吉拉口村委会干部，为吉拉口明德小学铺垫操场1000多平方米，为学校节省开支2万多元；吉拉口村张宝林大夫为吉拉口小学捐助课桌凳40套，价值7200多元。

17、按照国家体委“祖国与我通行”精神在全乡师生中开展了“阳光冬季长跑活动”的启动仪式，并坚持每天执行。

18、学校设有校医室，由专人负责，配备了卫生箱、血压计、体重秤、视力表灯、药品柜、病床等设施和相关常用药品，累计价值达2万元，卫生器械与设备的配备、消毒、安全指标符合国家标准。为了保证学生健康，一方面免费为学生提供一般性医疗服务，对药品进行妥善管理，经常检查，避免变质失效；另一方面，在班主任及体育教师的配合下，每年由县卫生防疫站、乡卫生院对学生进行一次体质检查，发现疾病及时通知家长进行治疗。

二、基本情况

*乡中心学校位于*乡前二村，学校辖区为*乡11个村委会，设有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完全小学4所，初级小学2所。

全乡共有教师114名（女60名），全乡共有小学生1411名（女673名），初中生505名（女238名）。党员42名，占教职工总数的30%。本科学历教师40名，大专学历教师70名，中专学历教师4名，教师学历合格率为100%，目前还有15名教师正在参加自考、函授等形式的本科学历进修学习。中学高级教师6名，中学一级教师26名，中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的43%。西宁市中学学科带头人1名，教育新秀6名。专任教师已全部获得中心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和普通话合格证书。教师年龄结构：30岁以下教师占57%，30—45岁教师占35%，46岁以上教师占8%。

三、今后的工作

1、大力开展环境教育，把环境教育始终贯穿的教学当中。

2、充分利用班班通、广播站、黑板报、宣传栏、家长会、主题班会等阵地进行环境知识宣传。

3、把环境教育渗透在各科当中，让课外活动小组开展各式各样的环保活动。

篇9

关键词：体育；环境；共进化；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18-04

1 20世纪以来人类体育发展面临的课题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健康一直都是人类社会价值利益的最高体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探索和实现健康的可持续性。人类在漫长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维持生命，增进健康的理论与方法。它既包括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环境的理论与方法（自然科学）、同时还包括人类认识、发展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人体科学、社会科学）。前者主要是通过获取自然资源的经济生产方式来为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医疗、卫生、体育、保健、教育、娱乐、养生等方式来适应环境,实现维护和增进健康的可持续性。这些理论与方法对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

然而,伴随产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发展的理念完全忽视了与自然环境“共生”的理念。相反，把自然环境当作改造、征服、统治的对象，肆意的掠夺和破坏，打破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特别是进入 20世纪以后，人类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不断加大，人类依赖大量的榨取自然资源、大量的生产和消费、大量的排放污染废弃物支撑人类生活与健康的现代化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这样的物质文明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急剧污染和破坏，全球气温上升、生物种类的大幅度减少。甚至是给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这表明仅把人类的利益需要放在第一位，而不考虑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最终受害的不仅是自然界而且包括人类自己。

另一方面，体育作为维护和推进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它的理论与方法是来源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理念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伴随18世纪以后的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现代奥林匹克为核心的众多新型体育项目以及理论和方法如雨后春笋不断产生，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健康水平的提高。但是，在现代体育功能的背后，值得我们注意是：（1）依存于产业革命以后的人类发展理念而创新的体育理论、方法，基本上是以认识和挖掘人类自身能力为前提，依靠人类自身的努力（体育的理论、方法、手段）来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体育与外部环境共生的理念，探索维护和创造人类经济、健康与环境和谐发展关系的体育理论和方法则不多见，因而，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恶化并威胁着生物界的可持续性时，体育显得无力。（2）近代以来的新兴体育活动（包括为开展这些活动而进行的所有开发、资源利用等规模化生产和消费活动）与人类其他的活动一样都表现出了环境的外部不经济现象。即它给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负面效果。（3）在全球性环境恶化、“地球数十万种生物减少和灭绝”［1］的今天，体育的功能和效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对此体育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做出怎样回答，这是体育面临的一个划时代的课题。也是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2 20世纪以来人类关于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研究现状

进入20世纪,环境与健康的研究始于发达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的工业化所造成的公害始于发达国家。例如，“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河湾多诺拉事件，1953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2］。“1953年日本九州南部水俣事件，1931-1972年富山事件（骨痛病）和1968年九州的米糠油事件等，造成数百人死亡，上千人残疾”［3］。因此，自50年代起，研究和治理由于工业生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等造成大气、水、土壤、森林、食物污染而导致损害健康的问题，一直都是世界各国关注的主题。我国的环境健康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的环境问题在1980年以前并不严重，尽管“”时期的一些粗放型工业开发与生产给人居环境和人们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相比公共卫生给人们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小的多。环境与健康还没有纳入政府的工作日程。因此，这个时期有关环境健康的研究文献尚不多见。

1980年以后，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粗放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加快，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也日益加重，西方发达国家40-50年代出现的较为严重的环境健康问题在我国开始大规模出现。从而促使环境健康问题逐渐成为政府及学术界关注的问题。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198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1989年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环境保护法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与人们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这表明我国政府对于环境与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我国有关环境健康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张晶（1984）浅谈环境与健康的辩证关系［4］；罗典荣（1989）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5］；耿精忠（1993）环境健康回顾与展望［6］；郑振佺(1994)环境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影响［7］；王华东（1991）环境质量评价［8］；姚志麒（1993）环境卫生学［9］；王簃兰(1995)环境与健康［10］；张慧珍（1996）发电车作业环境及工作人员某些健康效应调查［11］；米玉华（1997）水环境与健康［12］；朱惠刚（1999）环境与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13］；林绍颜(2001)环境与健康的评估问题和空间分析［14］；向全永(2004) 环境中氟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危险度评价［15］；陈威（2006）我国环境健康安全体系的现状及今后的对策［16］；孟伟（2007）国内外环境与健康的管理与研究［17］；薛文森(2008)环境弱势群体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18］；王晓辉（2009）环境污染健康损害填补法律制度研究［19］；黄静（2010）别让环境污染再预支健康［20］。从这些研究的总体内容来看，我国环境健康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表现出了不断提高的趋势。在研究中不断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的经验及其理论方法、拓宽了环境健康研究的思路，也促进了环境健康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然而，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研究中，以外部环境作为研究影响与增进人类健康的重要手段——体育功效的文献鲜见。

从现代体育的活动特点研究现代体育给外部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从外部环境的视角研究它对体育功能影响，是从90年代开始的。即1980年联合国向全世界提出“确保地球的持续发展” ［21］的呼吁，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之后，探索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体育健康的研究从其他领域开始向体育渗透，并很快引起了国际奥运会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如“德国Regerl Sburg大学Heinz Lutter教授（1990年）提出体育运动让人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的同时也给大自然带来很多消极影响，指出环境问题是二十一世纪体育面临的大问题”［22］。美国、英国、日本、荷兰、南非等国的学者也对环境与体育健康问题展开了研究。1994年国际奥委会签署了一项体育与环境方面的合作协定，指出“体育与环境密不可分” ［23］。 2003年国际环境规划署和全球运动协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全球体育和环境论坛:2003”的专题研讨会，会议制定了《体育与环境21世纪议程》［24］。另外，悉尼、雅典、北京奥运会都分别对“环保”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规模的投入，对“绿色”体育加速在全球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关于环境体育健康的研究90年代中期逐步得到推广，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自然生态环境对体育的影响研究；（2）体育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研究；（3）“绿色体育”、“生态体育”、“绿色奥运”基本特征和功能的研究；（4）推进生态体育和绿色体育的实证研究及其发展战略的研究。

上述这些研究表明，国内外不仅在高度重视环境与体育的研究，而且还采取了积极行动来推进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发现有关环境与体育健康的概念解释，特别是涉及到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讨论，如引发外部环境污染和破坏而阻碍健康和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营机制理论体系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导致人类健康的伤害和社会福祉费用增大与体育功能受限的研究，有关评价和分析这种损失和代价及其代偿机制的研究，采取怎样的社会经营、评价、管理模式能够更有效地推进社会经济、文化、体育、健康与自然环境相互和谐发展的研究，并将其上升到完善体育科学的发展， 促进民生和21世纪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研究环境与体育健康问题的文献尚不多见。

3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与基本思路

3.1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明确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概念。笔者以为，所谓环境体育健康学就是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社会组织、制度和体制、政策及其社会经济）、人文环境（人们对待生存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人类推进健康的体育产业化、商品化理念与行为方式）与人类体育健康相互关系及其规律，以推进自然与社会经济、文化、体育、健康和谐发展的科学。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以为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具有以下3方面的意义：

（1）通过重新反思现代以来体育在推进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的基本理念，强化和确定人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健康与自然环境相互和谐的发展观在体育学科构造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21世纪中国“绿色·人文·科技奥运”和“全民健身”战略导向和策略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2）从体育的外部环境来系统地研究健康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特别是研究引发外部环境污染和破坏而阻碍健康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营机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体育外部不经济现象的代价与代偿机制的构建问题，这在国内外体育学科领域尚不多见。这一研究将会丰富与完善体育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

(3) 以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想为指导,探索和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理论体系,可为21世纪体育科学朝着有利于推进人类体育健康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方向迈进做出重要的贡献。

3.2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基本思路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总体思路是：维护和推进人类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人类未来的一切活动（包括体育活动）的宗旨都必须以维护生命永存（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命的共存）为首要使命，在此基础上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来促进环境与人类体育健康两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即环境与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简称为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笔者以为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体育在不损害人类生存环境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不仅要满足当代人与经济、文化、生活环境、体育一体化和谐发展的需求，同时还要保护和满足未来人增强健康、发展体育的需求。遵循这样一个总体发展思路，我们把提倡和推行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尺度共存，追求多样利益主体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寻求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人类体育健康与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最佳良策，作为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基本思路。

4 探索和研究环境体育健康学基本步骤与研究内容

4.1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研究步骤

1. 研究环境体育健康的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及其理论体系）；2. 开发和研制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评价体系与环境体育健康的效应分析体系(体育费用效益分析的理论与实证研究)；3. 开展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手段与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理论与实证（我国环境体育健康的经营模式的研究）研究；4. 探索和研究我国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及其运作模式。

4.2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主要内容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科涉及的领域与内容甚多，但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揭示当代环境问题的出现入手，阐述环境与人类体育健康的关系以及环境体育健康的概念及构建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与必要性。明确环境健康与环境体育健康的共异点，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学研究对象与性质，阐明环境体育健康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学科属性）,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宗旨、任务及其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第二，首先从环境科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和分析影响人类健康发展的环境因素（自然、社会、文化、体育），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生态变化与当代社会生活的环境变化给人类的体育与健康带来的影响。它包括大气、水土、森林、草原的环境变化对健康的研究；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对健康的影响；新型社会服务体系的发展对健康的影响；跨越国界的世界经济对健康的影响；人口老年化趋势对健康的影响；休闲新时代兴起给健康带来的影响；生物世纪时代的到来对健康的影响。其次，再从现代体育环境的变迁研究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影响。它包括现代体育资源的开发给健康带来的影响；现代体育的市场机制给健康带来的影响；大规模体育商品生产与消费给健康带来的影响。总之，通过人类健康环境的两个方面(体育外部环境与体育内部环境)来把握人类健康面临的课题与挑战。

第三，应用环境经济解析社会资本积累制度与环境和人类体育健康的关系。尤其是要通过环境经济的外部性理论阐述外部不经济现象对于环境和人类体育健康的影响；运用效应理论阐明体育健康的效应产生过程及其边界效应的特征，从而更加客观认识和把握产业革命以来的环境问题出现根源。客观的理解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及其顺应现代化的一系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与体育现代化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体育的发展给人类的健康及健康环境带来的影响（积极与消极），由此，通过帕累托效应理论,揭示和阐述生态体育、绿色体育、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体育生态环境中的弱势群体——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及政策的完善以及21世纪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支持。

第四，当代的人生存与发展与产业革命以前相比较，最为显著的差异之一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质量下降了。环境质量的恶化给体育健康的影响评价带来了新的课题。即采用传统的方法认识与评价体育锻炼的效果是不是客观，环境质量的好与坏究竟给体育功能及其发展身心带来怎样的效果。这是人们越发关注的问题。围绕这样的问题，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讨论和阐述环境质量概念、环境质量变化的特点、环境质量变化评价的定义与意义、作用、环境质量评价的类型、内容、方法与程序；环境质量评价的标准与健康；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概念与目的、意义、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项目类型、程序与方法、特点与要求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发展方向。从而明确环境质量与体育健康的关系及其规律。

第五，不同的环境质量带来不同的体育健康效应，这种效应的背后都包含有一定的费用或代价。如何认识和评价（定性与定量分析与评价）不同环境质量下带来不同体育健康效果的费用或代价是进一步把握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关系，不断改善环境质量，最大限度地控制环境问题给人类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康复代价，最大限度的减少体育健康的费用，提高环境与体育资源效应的关键。为此，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系统地阐述费用效益分析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体育实践的应用。它应当包括：费用效益分析的概念、特点、原则、方法；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失计算和参数选择；开发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引起的健康损失计算和参数选择；公共体育资源闲置的代价与代偿机制等。尤其是环境污染与公共体育资源的闲置的代价评价及其代偿机制的构建则是解决体育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中之重。

第六，避免或减少环境问题带来的体育健康负效应的关键是要解决环境的经营与管理问题。科学地开发、经营与管理环境，促进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则是21世纪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为此，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系统的阐述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概念、意义、原则、类型及其不同经营管理手段的特点、作用、方法与实施条件。它包括：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政策手段；经济管理手段；法律手段；科技手段；教育手段。以此推进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

第七，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的实质是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把环境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又简称为环境体育健康的共进化。环境体育健康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的基本理论。即阐述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的概念、目标、理论基础（公平〈代际公平〉、公正、民主、效率）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生态化”社会人文意识与价值主张对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生态化”体育资源与设施对体育健康的影响；“绿色”体育盛事对健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指标体系，阐述实现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实践路径。

第八，环境问题是一个跨越国境的世界问题。无论任何一个地域的污染或破坏都可能给整个世界的地球环境以及人类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来解决全球化的环境危机，为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健康创造美好的明天。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对无疆界的环境与健康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与研究，揭示国际化的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与规律。阐述国际社会对环境与体育健康的要求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合作的内容、原则、措施、途径。当今环境体育健康面临的国际化课题主要包括：（1）环境体育健康中的社会利益（结构、矛盾、协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体育健康评价与管理机制以及代偿机制的问题（3）环境体育健康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世代公平的指标体系框架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探索和研究21世纪人类体育的发展道路时，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与学者、专家都把目光投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不言而喻，继续沿用20世纪的体育理论、方法、手段，（即更多侧重人类自我能力的表达和机能潜力挖掘的体育理论与方法，而很少考虑人类的各种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危害，以及被污染与破坏的外部环境给予人类体育功能的制约影响）来解决人类体育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种种课题是困难。因此，笔者以为，从人类的外部环境探索和研究它对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环境、人类体育健康带来的影响，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理论与实践操作方法，尤其是构建基于环境·健康·体育的三维立体化和谐发展的“共进化”经营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运作模式，这对完善和充实人类对于体育科学的认识，寻求21世纪人类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中国，走环境与经济、文化、社会、体育和谐发展道路才是最根本的出路。这也是本文提出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科的目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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