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风险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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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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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因素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黑龙江省资源型企业对俄直接投资风险预警及控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E072）；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创新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4B079）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6月9日

一、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现状

所谓资源型企业，是指通过占有自然资源，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辅以后续加工，尽可能利用区域内存在的自然条件，依靠资源的消耗实现成长的企业。而对外投资风险，是指在进行国际投资活动中，由于不确定性的投资环境变化，导致投资者发生损失的风险。目前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产业转型的路径研究、区位选择方面的研究、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研究、投资的战略研究以及从政府角度、企业文化影响角度、生态行为角度、环境机制角度等多方面进行探讨研究。本课题组成员刘爽、孙倩曾在2013年发表的“基于利益博弈的黑龙江省对俄能源合作路径探析”一文，给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本文试图从一个更为全面的角度对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遇到的风险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为后期的风险预警控制机制研究起到基础性的规范作用。

二、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约束风险影响因素

（一）国家因素。伴随着全球资源竞争的到来，从配置格局来看，发达国家掌握着大多数资源。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的占有量相关。据统计，发达国家消耗全球资源要比发展中国家多，在日益激烈的资源竞争下，我国必须向发达国家一样实行全球资源战略，积极参与资源重新配置，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国资源型企业紧跟发达国家并购浪潮，正努力扩大自身规模，大规模收购控制全球资源市场，从而扩大对外投资市场，进而增强对全球资源市场的控制力和占有力。

（二）制度因素。政治环境是对外投资的一项重要因素。东道国的政治环境直接影响投资方的风险，是对外投资首先考虑的。所谓政治风险，包括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东道国政治制度风险，如政策倾向、民族和宗教斗争、政权交替的方式等，这些都很可能影响当局者对外投资的立场和态度；第二，政策制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也可能影响国外投资者的利益；第三，投资壁垒风险，这其中包含市场准入与劳务、签证政策两个因素在内，它们针对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产生政策风险。

（三）法律因素。所谓法律风险，是指由于违反了投资国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章制度而引起承担法律责任或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法律法规方面的风险。国内关于对外投资的相关立法不够完善，对外投资的审批制度繁琐等；其二，经济方面的法律风险。常见的有税法方面、知识产权方面、合同法方面以及公司治理方面。

三、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资源风险影响因素

（一）市场需求风险因素。市场需求风险因素是指东道国行业的市场容量、潜力和成熟度。我国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在受到本国及东道国行业市场规模影响的同时，还受到东道国商品市场的供求状况、行业发展态势等方面的影响。具体分析，消费者在市场上的需求会直接影响资源型企业的发展。东道国的消费者需求偏好、消费品位以及消费方式既要受到经济和人口发展水平的影响，还要受到国家文化以及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国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时既要通过分析国家文化差异，还要通过明显的产品特征、文化属性引导甚至改变东道国的消费需求偏好。

（二）自然资源风险因素。所谓自然资源因素，是指天然形成的并能提供基本物资和功能性的生态资产，如土地、水、矿产、生物体、自我净化、清洁能力等，这些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其资源储量影响资源型企业的长期发展前途；其资源分布的空间差异性影响资源型企业区域分布特点。

（三）环境保护因素。资源型企业大多数为高消耗和高污染的基础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常伴随着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多年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都是建立在以资源、能源大规模消耗的基础之上，对环境保护意识重视程度不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超出负荷。无论是从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的角度，还是从实现我国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角度，在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因素背景下来研究资源型企业的对外投资都是十分必要的。

四、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行为风险影响因素

（一）技术风险因素。技术作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存在的基础条件，它是企业持续存在于发展的核心要素，而技术创新程度会给企业带来直接的技术层面的风险。企业内部的技术创新、技术整合或者工艺流程方式都会给单个企业的竞争带来优势。因此，在大规模生产方式下，技术风险体现在对产业技术轨道的主导设计和控制能力上。技术风险因素取决于企业技术力量的强弱，相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资源型企业具有较高的劳动密集度，工艺、设备和技术的更新相对缓慢。当前，部分资源型企业缺乏完善的、有效的、系统的技术研发平台，造成了企业自主创新水平不高，资源利用水平较低，研发与技术成果转化衔接不紧密的现象时而出现。

（二）竞争风险因素。竞争风险因素是指生产的产品具有相似功能、相似特点的资源型企业间互相竞争的局面或激烈程度，其变现为现存企业的竞争、新设立企业的竞争、替代品的竞争、供求双方议价能力等。

（三）人力资本风险因素。资源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以某种自然资源为依托，对其进行系统的发掘，而在自然资源发掘过程中，人力资本的投入就显得十分重要，它使资源型企业价值链条提升的同时，也可以对资源型企业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配比结构进行改善，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四）生态行为因素。资源型企业的生态行为是指由于内外力量的驱动，促使资源型企业从事环境管理等活动，例如改变生产过程、理念以及公司的产品，从而使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好地适应环境，向生态企业转变，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伴随着环境问题也逐渐增多，人们关注的焦点已转向污染物排放多、资源消耗大的企业。与此同时，规章制度、来自股东的压力、道德考虑、关键事件、获得竞争优势、高层管理者的观念等多种因素迫使企业采取生态行为。

（五）文化风险因素。文化风险因素是一项经常被忽视的因素，资本在国际投资活动中运行的同时，文化也在国际投资活动中相互渗透。由于不同区域的人们对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着不同之处，如在来自不同地区的同一跨国公司的员工，势必会存在潜在的文化风险，如此多元化的人才构成给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常常表现在各民族的优越感、以自我为中心的小群体联盟，这些是文化风险产生的根源。因此，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对文化风险有效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具体地可以从建立广泛的文化管理理念、进行有针对性的跨文化培训和文化审慎评估等前期准备工作，从而顺利地实现对外投资的目的，控制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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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滨海是蓝黄两大国家战略的叠加区，既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重点规划的“四区三园”中占据“一区一园”，又是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集约发展区。根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潍坊市制定了《潍坊市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和《潍坊滨海海洋经济新区发展规划》，潍坊市委也做出了《关于突破滨海加快蓝黄战略实施推动全市科学发展的决定》，《决定》提出，举全市之力突破滨海。滨海经济开发区也提出了“一城四园”的规划结构。这为滨海新区的建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潍坊滨海海洋经济新区发展规划中突出要建设滨海水城和七大特色海洋产业园区，势必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融资困难无疑是在新区建设中面临的最大问题。

为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本论文通过对融资策略进行研究为进驻滨海新区的企业找出适合自己的融资策略，解决多数企业的融资困境，从而为产业园区建设献计献策，为突破滨海，拓展融资渠道提供理论支撑，并为政府制定相关的投资融资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二、研究意义

1.拓宽融资渠道，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滨海新区的“一城四园”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目前企业的最主要的融资渠道是银行间接融资，间接融资比重过大直接导致银行业负担过重，增加不良资产和坏账比例，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本论文旨在研究在园区建设中能够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多种融资策略，为企业搭建更为广泛的融资平台，通过构建更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来为滨海特色海洋产业园区的建设保驾护航。

2.提高经济效益，优化海洋产业结构

通过对发展特色海洋产业园区的融资策略的研究，为园区内企业提供多种融资渠道。企业可以根据内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发展状况选择最优的融资方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有效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海洋高科技产业发展

滨海特色海洋产业园区建设以海洋高端产业、新兴产业为主。海洋高科技产业是充满风险的产业，因此依靠银行来支持海洋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需要多种多样的融资渠道来满足海洋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促进海洋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4.选择合理的融资策略，实现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园区内各企业自身的特点不尽相同，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可以为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不同的融资策略，使企业能够在控制融资成本的同时，保证企业资金的充足。滨海特色海洋产业园区建设还应该以大局为重，不仅是要解决现在产业面临的问题，更应该以未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三、滨海建设特色海洋产业园区的融资策略研究

1.内源型融资策略

内源型融资策略是园区内企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原始资本的积累和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来实现的融资策略。该策略来源于下列几种情况：（1）个人存款。个人存款主要是指企业负责人、管理层和内部员工自己的储蓄。该融资方式由于是企业内部融资，因此具有融资成本低、资金使用方便的优势。（2）亲戚朋友借款。即企业负责人、管理层和内部职工从亲戚朋友处筹借款项。该融资方式一般需要通过合同的方式来界定合同双方相应的权力和义务。（3）私人投资者。园区内成长性比较好的中小型企业会吸引一些正在寻找合适投资途径的投资者，他们投资于该企业对双方都是双赢的。

2.债务型融资策略

该策略通过第三方的担保或企业的信用来取得资金供给方的资金使用权，并以一定的利息作为对资金供给方的回报。该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贷款是海洋产业园区内企业常用的融资策略。该策略适合园区中的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难以贷到。（2）发行债券融资。发行债券的融资方式主要有两种，即私募发行和公募发行。（3）商业票据融资。该模式要求票据发行人具有很高的信用级别，因此该模式适合大型企业，不适合信用级别低的中小企业。

3.股权型融资策略

股权型融资策略是企业面向全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常用融资策略。该策略可以通过直接上市和间接上市两种方式来实现。（1）直接上市融资。符合发行条件的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国内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来上市，也可以通过香港市场上市，有条件的还可以在海外上市。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可以选择创业板市场来上市筹集资金。（2）间接上市融资。特色海洋产业园区内多数企业以中小型企业居多，且多数不符合直接上市的条件，可以通过借壳的方式来间接上市募集资金。企业通过购买某上市公司部分股权来获得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通过优化资产配置使上市公司的利润获得高速增长，从而达到再融资的条件。对产业园区内中小科技企业来说，间接融资是比直接融资更为有效的融资方式。

4.吸引风险投资策略

滨海特色海洋产业园区主要以新型海洋高科技企业为主，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适合该策略。风险投资主体主要有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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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海岛及周边海域 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海洋综合管理 风险预防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岛屿或岛是指四面环水并在涨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我国拥有6536个面积大于500m2的海岛,海岛总面积约80km2。海岛四周被海水包围,成因、形态和价值各不相同,但都与其周边相关海域一起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环境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由于偏重海岛海域的经济开发,而忽视了对海岛海域环境的保护,造成目前海岛海域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局面。

    我国作为海洋大国,近40年来,与海洋相关的法制建设已得到重视,在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基础上,我国关于海洋的综合立法和单独立法陆续出台。一些海洋、海岛和海域环境保护立法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研究成果逐步为各级立法机关所采纳,海域环境保护立法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原因,与主要海洋国家相比,我国海域环境保护立法,尤其是在海岛海域环境保护立法上仍相对落后。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环境保护立法中出现了一些适应海洋发展需要的新原则和新理论,例如风险预防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海洋综合管理理论、环境影响评价机制以及生态修复原则等。但我国现行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中对上述原则和理论的借鉴和体现还显不足。我国需要将海岛及其周边海域作为整体,综合考虑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建立立足国情并与世界接轨的环境保护法律框架。

    一、我国海岛及周边海域的环境问题

    由于海岛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稳定性差、易遭到损害且被认知度不足,一旦受到人为的破坏,就难以或根本不能得到恢复。目前我国海岛及其周边海域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有:第一,资源开发无序。很多无居民海岛上存在掠夺式的开采现象,采石、挖沙、挖掘珊瑚礁和贝壳堤、砍伐树木和捕捉岛鸟等,都严重干扰和破坏海岛资源。第二,海岛海域生态失衡严重。由于非法开发及陆源污染物的影响,在华东、华南的海岛周围海域赤潮频发,不顾及海岛的环境容量,超负荷接待游客,加剧了海岛及周边海域污染、干扰海岛生物的繁衍栖息和生存、造成了海岛及周边海域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失衡。第三,监管不力。海岛具有四面环水的自然特点,这也就决定其与大陆之间交通不便,经济交流不畅,国家对海岛进行法制监管存在困难。我国相当一部分海岛仍存在着炸岛、炸礁,修建实体连岛坝和海岛大面积围垦等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属性的行为。

    二、我国的相关立法及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高速发展和海岛资源全面开发中,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海洋和海岛开发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加强了海洋、海岛相关立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中国政府作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于1994制定颁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我国第一部关于海岛保护与管理的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以下简称海岛保护法)于2010年3月1日开始施行,这填补了我国海岛保护法律体系的立法空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一道初步建立起海岛及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在规范海洋环境保护行为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我国海岛及海域环境保护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方面尚未成熟,表现在立法上就会出现一些立法空白,例如,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属性的行为,海岛及周边海域自然矿产资源的勘探,鱼类资源开发及合理捕捞,旅游资源的开发等影响海岛海域环境的问题都亟需法规制度建设。

    三、思考与探究

    在海岛和海洋环境保护领域,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已明显不能满足海岛海域环境保护对立法的需求。在国际层面,一些理念和原则被逐渐引入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中。因此,应该放眼世界,针对我国海岛海域环境的现状,在我国现行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借鉴先进的立法原则和技术来改良整个海岛及海洋保护立法体系,以达到国内海岛海域环境立法与国际相关先进立法的无缝对接。

    第一,在我国海岛海域环境保护立法中规定风险预防原则,以弥补法律法规制定的滞后性。风险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并逐渐发展到区域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在1984年的第二届国际北海保护会议中获得共识并被采纳,会后发表的《伦敦宣言》中,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风险预防原则。1992年《里约宣言》中的第十五项原则对风险预防作了最为权威的表达 。1990年以后生效的所有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性法律文件几乎都就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规定,例如《波罗的海海域环境保护协定》及《联合国跨界与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公约》等。随着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及各国立法中逐步被借鉴和采纳,其适用范围也从海洋环境保护领域逐步扩展到环境法的其他领域,并日渐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风险预防原则是近二十几年来国际环境立法中最具创新性,最具影响力,且最重要的新兴概念和原则,现今许多国家在国内海洋环境立法中都引入风险预防原则,例如《比利时海洋保护法》、《加拿大海洋法》、《英国防止石油污染法》及《澳大利亚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等。然而,在我国现行环境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岛保护法中都还没有规定风险预防原则,但在2002年10月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风险预防原则已有体现,该法规定建立环境预测和评估机制,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国内法学界,尤其是在环境法学研究领域,对风险预防原则不乏探讨,经过多年研究,学者们对风险预防原则的基本内容、基本构成和内在逻辑性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阐述和分析。也有学者提出,未来我国有必要在对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时引入风险预防原则。但我国传统“治理已造成损害的环境污染”的环境价值理念与该原则有所冲突,因此,我国有必要制定出“以法为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基本政策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的环境问题。

    第二,探讨将海洋综合管理理论应用于海岛海域环境保护立法之中,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海域环境保护立法。海洋综合管理是政府对特定海域涉海事务进行管理的高层次形态,20世纪30年代起源于美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中指出,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有学者对其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因为海洋难以用一种单一的海洋综合管理系统来管理。我国学者最早于1997年阐述了海洋综合管理的概念、客观基础及其与行业管理的关系。海洋综合管理的“综合”是把海洋区域作为一个资源和使用者的完善系统来管理,是国家通过各级政府对海洋的空间资源环境和权益等进行的全面的统筹协调的管理活动,以在整个国家或地区建立起海洋综合管理的立法框架。此外,对海洋综合管理模式的选择应适合各个国家自身的特点,例如,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海岛管理中存在一些职责交叉、条块分割以及权力和义务混乱的局面,因而我国有必要调整国家海洋管理模式,建立并实行以综合管理为主,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第三,要充分考虑海岛及海域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我国海岛海域环境劣化的现实,开展海岛海域环境修复的立法。我国海岛保护法已提及对遭受建设工程项目破坏的海岛进行修复,但是在海岛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没有涉及海岛及海洋环境生态修复的规定。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应政策提出加强海岛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的同时,应尽早将生态修复作为保护海岛及海洋环境的重点内容进行立法,使得我国海岛海域生态可持续发展有法律的保障。当然,在海岛海域生态修复的立法过程中,必然面临着问题和挑战,一方面选择何种方式对海岛及其周边海域进行修复需要跨学科深入研究;另一方面,要保障相关法律有效施行,制定法律法规的目的还是在于并付诸实施。未来的法律要在加大整治和修复力度,推进景观保护,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大海岛监管力度,打击非法活动,促进海岛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配合行政法律规定,明确相应机关的权力和责任,切实推进海岛及其海域生态修复。

    世界离不开中国,海岛海域环境保护是国际责任,割裂中国与世界的海洋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的关系无疑是非理性选择。因此,我国在研究制定海岛海域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时,应充分考虑国际公约的各项原则,也要借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海岛及海洋立法的成功先例,以国际的视角,从立法到执法尽可能多的和国际环境法形成协调一致。

篇6

1:长春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设计题目.

2:吉林省森工集团信息化发展前景与规划.

3: 吉林省林业设计院网络中心网络改造与发展规划.

4: 吉林省林业系统生态信息高速公路构建课题.

二、论文撰写与设计研究的目的:

吉林省的林业分布十分广泛,以长白山系为主要脉络的山地广泛分布各种森林资源,而作为林业及林业环境的发展,林业生态信息则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系统,快捷,准确,合理,系统的采集,处理,分析,存储这些信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现实的问题.在信息交流的这个世界中,信息好比货物,我们需要将这些货物(信息)进行合理的处理,其中以硬件为主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是这些货物(信息)交流的"公路"和"处理厂",我做这个题目,就是要为它画出一条"公路"和若干"处理方法"的蓝图.

由于森工集团这样的特定企业,其一,它是一个统一管理的企业,具有集团化的特点,网络的构建具有统一性.其二,它又在地理上是一个分散的企业,网络点也具有分散性.然而,分散中还具有集中的特点,它的网络系统的设计就应该是板块化的.从信息的角度来讲,信息的种类多,各种信息的采集传输处理角度也不尽相同,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硬件的地域布局,也要考虑软件平台的配合.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更新观念,大步向前.我相信,在导师的精心指导下,经过我的努力,我将为它们创造出一条平坦,宽阔的"高速公路".

1,论文(设计)研究的对象:

拟订以吉林省林业系统为地理模型,以林业网络综合服务为基本需求,以网络拓扑结构为设计方向,以软件整合为应用方法,开发设计一套完整的基于集散集团企业的企业网络系统.

2,论文(设计)研究预期达到目标:

通过设计,论文的撰写,预期达到网络设计全面化,软件整合合理化,网络性能最优化,资金应用最低化,工程周期最短化的目标.

3,论文(设计)研究的内容:

一),主要问题:

设计解决网络地域规范与现有网络资源的利用和开发.

设计解决集中单位的网络统一部署.

设计解决多类型网络的接口部署.

设计解决分散网络用户的接入问题.

设计解决远程瘦用户网络分散点的性能价格合理化问题.

设计解决具有针对性的输入设备的自动化信息采集问题.

合理部署网络服务中心的网络平衡.

优化网络服务系统,营造合理的网络平台.

网络安全问题.

10,基本应用软件整合问题.

[nextpage]

二),论文(设计)包含的部分:

1,地理模型与网络模型的整合.

2,企业内部集中部门网络设计.

3,企业内部分散单元网络设计——总体分散.

4,企业内部分散单元网络设计——远程结点.

5,企业内部分散单元网络设计——移动结点.

6,企业网络窗口(企业外信息交流)设计.

7,企业网络中心,服务平台的设计.

8,企业网络基本应用软件结构设计.

9,企业网络特定终端接点设计.

10,企业网络整合设计.

5,论文(设计)的实验方法及理由:

由于设计的过程并不是工程的施工过程,在设计过程中详尽的去现场建设肯定有很大的难度,也不是十分可行的,那么我们在设计的阶段就应该进行仿真试验和科学计算.第一步,通过小型网络测试软件平台,第二步,构建多个小型网络搭建全局网络模拟环境,第三步,构建干扰源利用小型网络集总仿真测试.

6,论文(设计)实施安排表:

1.论文(设计)阶段第一周次:相关理论的学习研究,阅读参考文献资料,制订课题研究的实施方案,准备试验用网络硬件和软件形成试验程序表及试验细则.

2.论文(设计)阶段第二周次:开始第一轮实验,进行小型网络构建试验,模拟网络服务中心,模拟区域板块,模拟远程及移动网络.

3.论文(设计)阶段第三周次:进行接口模拟试验,测试软件应用平台,完善课题研究方案.

4.论文(设计)阶段第四周次:完成第一轮实验,提交中期成果(实验报告1).

5.论文(设计)阶段第五周次:进行第二轮实验,模拟环境(干扰仿真)实验,提交实验报告2.

6.论文(设计)阶段第六周次:完成结题报告,形成论文.

三,论文(设计)实施工具及参考资料:

小型网络环境,模拟干扰环境,软件平台.

吴企渊《计算机网络》.

郑纪蛟《计算机网络》.

陈济彪 丹青 等 《计算机局域网与企业网》.

christian huitema 《因特网路由技术》.

[美]othmar kyas 《网络安全技术——风险分析,策略与防火墙》.

其他相关设备,软件的说明书.

1、论文(设计)的创新点:

努力实现网络资源的全面应用,摆脱将单纯的网络硬件设计为企业网络设计的模式,大胆实践将软件部署与硬件设计阶段相整合的网络设计方法.

题目可行性说明及预期成果:

2、可行性说明:

篇7

【摘 要】 本文论述了国内外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研究现状，分析了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风险评价的区别。并以陕西省某氟化工建设项目为例，提出了氟化工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的技术路线，指出了氟化工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应达到的目标。其重点是提出合理可行的防范应急、减缓措施及应急预案，以使氟化工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达到可接受水平。

【关键词】 氟化工；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

20世纪80年生的印度博帕尔市农药厂异氰酸甲酷毒气泄漏与前苏联切尔诺利核电站事故，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重大环境灾难事故，一再告诉人们环境风险评价不容忽视。2011年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4时46分，在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此次地震震级之高，并引起海啸、火灾、核事故等一系列次生灾害。尤其由强震和强震引发的海啸等一系列原因造成了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性物质外泄事故，使日本东部地区出现宛如世界末日般的景象。2011年4月12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把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提升至最高的7级，至此，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平级”1，2。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环境安全事故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地震撼，环境安全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人们不禁要问，面对大工业化的文明时代，为什么人类变得越来越脆弱？举世震惊的重大突发性事故环境危害问题已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已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环境风险评价是风险评价的一种。在环境科学中定义为：“评估事件发生概率以及在不同概率下事件后果的严重性，并决定采取适宜的对策”。广义上讲是指对人类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所引发或面临的危害(包括自然灾害)对人体健康、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等所造成的可能损失进行评估，并据此进行管理和决策的过程。狭义上，环境风险评价常指对有毒有害物质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进行概率估计，并提出减小环境风险的方案和对策［3］。

环境影响评价是人们在采取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行动之前，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识别、预测和评价该行动可能带来的影响，按照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原则进行决策，并在行动之前制定出消除或减轻负面影响的措施，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4］。

本文以陕西省某氟化工建设项目为例，分析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风险评价的区别，提出氟化工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的技术路线和环境风险评价应达到的目标。以为实践提供参考。

一、选题的意义及背景

陕西省某市地处秦岭南麓中段，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该市市域内萤石资源丰富，根据该市《萤石矿产资源整合方案》，萤石资源的保有储量为240多万吨，萤石矿区分布于一州、四县，主要矿区有谢湾乡―高耀乡萤石矿区、杨峪河松树咀―麻池河桃园萤石矿区、十里坪镇萤石矿区、九间房萤石矿区。但由于现有矿山企业分布散、规模小，存在采富弃贫现象，造成了宝贵资源浪费。另外，目前大部分萤石矿均作为初级原矿销售，不能发挥资源的经济优势。

萤石是氟化工的基础原材料。氟化工作为国家化工新材料优先发展的行业，其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在该市建设氟化工项目能够整合萤石矿产资源，对矿产资源进行深加工，可使地区资源优势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与该市政府合作，利用该地区丰富的萤石资源，在规划的循环工业经济区内，建设氟硅化工产业园，生产氟系列产品，该园区是陕西省发展的重点项目。

在评估以氟污染为主的化工和以苯系物污染为主的石化项目中，曾反映出未进行规划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缺憾。如以氟污染为主的化工企业选址在两河交汇地带，且最近距离不足30m，历史上造成的选址不合理，显然是由于缺少科学合理的规划造成的。这种不合理的规划布局存在相当大的环境安全隐患。由于规划环评滞后，从重化工园区规划、选址、布局、环境风险因素与几率、环境安全等方面的环境可行性来看，为该项目及今后项目建设均留下制约发展的伏笔。对于化工石化类新建项目，应注重满足在规划环评的基础上，对环境风险评价进行重点评估；拟在化工石化集中工业园区、基地建设的石化项目，应考虑相邻企业之间是否具有“相容性”，项目布局、厂界距离、生产装置、储罐区等应考虑风险避让，防止某一企业风险事故引发连锁作用，殃及相邻企业发生连锁风险事故，产生新的伴生、次生污染，为此，应提出区域性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5］。石化企业在环境影响评价所确定的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的情况下，环境质量仍存在着被破坏的风险，而这种风险的产生往往就是由于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所造成的，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产生及所要寻求的对策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6］。

二、国内外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研究现状

20世纪50年代开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各种技术风险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也促使人们不断加强对重大建设项目技术的风险事故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核管制委员会(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NRC)发表了著名的报告“大型核电站中重大事故的理论可能性及其后果”。到60年代初期，科技文献中已有风险分析的文章出现。1973年，NRC首次提出了环境风险的概念，标志着环境风险评价的正式开端。1975年，NRC在没有核电站事故先例的情况下，应用安全系统工程分析方法，提出了著名的《核电站风险报告》(WASH-1400)，该报告所建立的概率风险系统评价方法，为评估核电站事故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技术路线。其后世界银行很快颁布了有关《控制影响厂外人员和环境的重大危险事故》的导则和指南［7］。同时，故障树分析、事件树分析方法等也得到了大的发展，并形成了一系列实际应用程序。

随着人们对环境风险的日益重视，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已部分融入了风险评价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在国外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在法国还专门成立了国家工业环境及风险研究所，研究内容涉及除核技术之外的所有化学污染风险和技术风险，并且对不同介质(空气、水及土壤)、不同责任者(从工厂到用户)、不同性质(物理、化学、生物及经济)、不同受体(人类、动物、植物及人类财富)，不同阶段(从事故发生到恢复过程)的多种风险进行分析。对事故风险评价的流程，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做了大量研究。1983年美国科学院(NAS)《联邦政府的风险评价:管理程序》，提出健康风险评价的“四步法”，即危险鉴别、剂量-效应评价、暴露评价和风险表征，后被美国环保局采用［8］。

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引入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很多学者对于我国开展环境风险评价的必要性、研究目的、内容、方法进行了探讨，并对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2004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颁布实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明确指出:为有利于项目建设全过程的风险管理，将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范畴。提出评价流程包括风险识别、源项分析、后果计算、风险评价、风险管理、应急措施等共六项。作为对我国建设项目开展环境风险评价的技术性规范，是国内的环境风险评价法制化、规范化及标准化的标志。从中可以看出，环境风险评价是环境影响评价的一部分。环境影响评价中考虑的影响是指由系统引起的，其影响后果是相对确定的，影响程度也相对较易度量，而对影响的条件性、不确定性或概率性方面一般是不考虑的。而环境风险评价主要是预测不确定性事件发生后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和波及范围。可以这样说，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引人风险评价不是为了增加另外一个评价体系，而是为了提高整个环境影响评价的质量9，10。

表1列举了环境风险评价与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区别［11］，从中可以看出，环境影响评价研究重点是正常运行工况下，长时间释放污染物，采用确定性的评价方法，评价时段较长，采用的多为确定论方法和长期措施；而环境风险评价其重点是事故情况，瞬时或短时间释放污染物，评价方法多以概率论和随机方法为主，评价时段较短，其对策主要是以防范措施和应急计划为主。

表1 环境风险评价与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不同点

项目环境风险评价(ERA)环境影响评价(EIA)

分析重点突发事故正常运行工况

持续时间很短很长

应计算的物理效应火、爆炸，向空气和

地面水释放污染物向空气、地表、地下水释放污染物、噪声、热污染等

释放类型瞬时或短时间长时间连续释放

应考虑的影响类型突发性的激烈的效应以及事故后期的长远效应连续的、累积的效应

主要危害受体人和建筑、生态人和生态

危害性质急性受毒;灾难性的慢性受毒

大气扩散模式烟团模式、分段烟羽模式连续烟羽模式

照射时间很短很长

源项确定较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很小

评价方法概率方法确定论方法

防范措施与应急计划需要不需要

三、氟化工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路线

通过拟建地自然、社会经济概况调查、生态调查和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监测，了解该区域环境功能定位，掌握评价区环境特征；通过工程分析，明确工程污染源种类、数量以及分布特征，确定工程污染物排放特征和排放量；根据所在地环境特征和项目污染物排放特征，选择相应的预测模式和有关参数，预测工程投产后对厂区周围环境影响的范围、程度及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论证工程环保设施的可行性，提出防治环境污染的对策和措施，充分发挥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工程建设与所在区域环境的协调发展；从环境的角度，明确提出项目环境可行性的结论、并提出项目环境管理的相关要求和建议，给政府部门决策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境保护管理以及设计部门完善环境保护方案设计提供科学依据。氟化工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路线框图见右图1。

四、结语

本课题运用环境工程、项目管理和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分析和预测氟化工建设项目存在的潜在危险、有害因素，氟化工建设项目建设和运行期间可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或事故（一般不包括人为破坏及自然灾害破坏）引起有毒有害的泄漏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火灾、爆炸等所造成的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损害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防范应急、减缓措施及应急预案，以使氟化工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达到可接受水平。

图1 氟化工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路线框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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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柯，赵辉.“3.11”日本地震后的通信需求和应对措施［J］.中国减灾，2011（4上）.46-47.

［3］ 郑铭.环境影响评价导论［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9-10.

［4］ 田野，赵文喜.环境风险评价在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A］.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C］.2006:1266-1269.

［5］ 耿晓梅.有关化工石化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评估的探讨［J］.环境保护科学，2007.33(2).83-85.

［6］ 王英彬.石化企业环境风险评价应用研究［J］.安全、健康和环境，2008.8(7).24-26.

［7］ World Bank.Guidelines for Identifying，Analyzing and Controlling Major Hazard Install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S］.Office of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1985.

［8］ 杜喜臣.化工行业环境风险评价方法的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9］ 郭颖杰，张树深.风险预测在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J］.中国环境管理，2002(5).30-32.

［10］ 胡二邦，姚仁太，任智强等.环境风险评价浅论［J］.辐射防护通讯，2004.24(l).20-26.

［11］ 金腊华，邓家权，吴小明.环境评价方法与实践［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248-267.

【作者简介】

篇8

现代气候变化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引起地球平均气温升高所造成的可能危害，如地球生态系统的改变、海平面上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过去150多年里，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而增加，1901年以来，世界平均气温上升了0.74℃。从1978年开始可以获得的卫星数据表明，北冰洋冰层的年均厚度正以每十年近3%的速度消融，夏季减少更快，超过7%。北极冰冠的体积已不足50年前的一半。在这段时期内，北极地区的平均气温上升了大约7℃。面对严峻的形势，如何抑制全球变暖趋势，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一个迫切的政治议题。但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治理气候变化问题中存在“吉登斯悖论”①现象，我们称之为“青蛙效应”，意即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听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等到灾难来临时，人类再想应对它，为时已晚。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许多公民来说，气候变化是一个“想后”的议题，而不是一个“思前”议题的原因。有关态度调查表明，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为此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精英当中，气候变化“屈尊”成为一种姿态政治——韬略听起来宏伟壮阔，但内容空洞。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公民都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抑制全球变暖趋势。③气候变化风险的间接性、不可见性使得有些国家只关注于当前利益的获取，忽视气候变化带给未来的风险。短视和冷漠使得有些公民、国家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却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而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少数国家原意承担责任、采取措施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短视和冷漠也加重了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不公。

一、“吉登斯困境”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指人人都应享有清洁环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环境之害的权利，也有保护和促进环境改善的义务，主张权、责、利相对称。④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所有人公平地享受环境权利，公平地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代内之间是这样，代际之间更应该如此；第二，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所有人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同时，承担补偿自然的责任，以实现利用和保护的平衡。环境公平分为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两大类，代内公平又分为国际公平、区域公平、阶层和群体公平。⑤气候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危险的，引起气候变化的是人类活动。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日益增多，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温室气体排放的无国界性、全球性使得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地生产环境不公，例如温室气体排放国与风险受害国、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存在的环境不公问题使得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日益复杂。

（一）气候变化的代内环境正义问题

代内环境公平是指同代人之间同等享有清洁环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环境之害的权利，也有保护和促进环境改善的义务，强调同代人之间的社会公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管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在工业化道路上前进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向大气中排放工业废气，理应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承担相应的责任，避免“吉登斯悖论”现象的出现。然而有些温室气体排放国尽管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风险，但他们同样不愿意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因为他们认为气候变化的风险对于他们而言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但事实上这种行为与思想会导致全球范围代内环境不公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国家层面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发展本国经济、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中大量排放工业废气，成为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加害者。温室气体排放过多将导致全球变暖，影响气候变化，并且这种风险具有无国界性，也即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危害则由全球社会共同承担。温室气体排放国正是利用气候变化的无国界性，将气候变化的风险分摊给全世界，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些国家抱有侥幸心理，认为风险对于自身而言是无形的、间接的、不可见的，于是他们就以此为借口放弃采取措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从而出现“吉登斯悖论”现象。这种将风险分摊的现象尤以某些发达国家最为明显，发达国家将某些排放工业废气严重的企业转移至欠发达地区，转移局部气候变化风险。风险分摊的做法对其他未过多排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放温室气体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存在显著的社会不公平，构成国际社会的代内环境正义问题。一国为追求本国经济利益，在工业化进程中损害其他国家享有环境之益的权利，拒绝承担环境之害的义务，这种以本国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是导致全球环境不公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全球代内环境不公问题又成为“吉登斯悖论”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公民个人层面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气候变化是一个“想后”的议题，而不是一个“思前”的议题，也即关于气候变化问题，公民关注的是气候变化风险发生后应该如何解决，而不是在风险发生之前如何来预防，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提出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预防原则”。为什么公民缺乏气候变化的预防意识？尽管公民认识到气候变化存在的风险，但绝大多数人并未采取实际行动来改变他们的日常习惯，以减轻这场浩劫。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行为如驾车、乘飞机、乱砍乱伐等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或是降低环境吸收CO2的能力。或许就因为每一个公民的这种行为对于整个地球而言微乎其微，但是每一个公民个体的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一部分，终将汇合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公民致力于关 注自身利益的满足，将个人行为会带来的风险转移给整个人类承受，在每个个体看来，气候变化的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为风险很少只针对个体发生，通常受害者是一个群体。错误观念的导向下公民的行为造就了某种程度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

（二）气候变化的代际环境正义问题

代际环境正义是指当代与后代人在利用环境资源问题上保持恰当的比例，既不能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过度利用自然而使后代人无资源可用，破坏甚至毁坏他们的生存基础，也不能为了子孙后代的需要而使当代人生活在贫困中。①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无论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还是国家，在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时总是更多地倾向于发展经济，甚至通过过度地开发利用资源、排放废气污染物等途径来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代人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忽视后代人利用资源和享受环境的权利。同时当代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大量排放工业废气，但却不采取解决措施改善大气质量，将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的风险转嫁给后代人承担，也称为风险继承，使后代人承担未能获得相应收益的社会成本，造成环境代际的不公平。气候变化是地球上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长期累积的结果，而其影响也将是代际传递的，因此会产生环境不公的代际传递。②气候变化的长期性使得人类在排放温室气体的时候很少考虑到气候变化将给未来产生的各种风险，人类将风险留给后代人，自己享受发展的成果，将后代人置于一种不公平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当代人认为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他们总在避免承担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不愿采取行动改善气候状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在排放温室气体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个酝酿代际环境不公问题的过程。环境不公是现代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解决气候问题引发的环境不公问题，必须不断推进和深化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进程。

二、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克服“吉登斯悖论”，就一定要让言语变成行动，发展出能有效治理气候变化的政治。吉登斯认为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应该有两个阶段：目前正处于第一阶段，即将该议题纳入政治议程，而第二阶段必须将气候变化政治化深植于我们的制度和公民的日常关切之中。①

（一）气候变化问题进入政治议程

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有一个过程。1960年代中期，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向政府提出报告：二氧化碳将导致全球气候变暖，1970年代初，科学家开展一系列气候问题研究，呼吁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威胁予以重视，这一时期主要是科学家致力于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政治议程，希望政府予以重视。1985年在奥地利的菲拉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赫（Villach）召开的“评估CO2及其他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及有关影响”的国际会议，就经济、社会和科技等方面的政策选择进行深入研究，呼吁政府在决策上加以重视。在1988年召开的多伦多会议上，气候问题已经正式成为一项国际政治议程，有来自48个国家的300多名科学家、政治家以及联合国组织、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指出，全球变暖所造成的最终后果可能仅次于核战争。多伦多会议后，政治家不能不对于日益增长的公众关注和科学上的共识作出一系列反应。这些反应包括：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决策者提供气候变化科学背景和政策建议的评估报告；频繁召开国际会议，高层政治家纷纷发表声明，表达为控制和减缓气候变化采取对策的政治意愿；提出限制CO2排放的目标，等等。这些努力导致了1990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开始，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至此，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或环境问题，而成为一个轰轰烈烈的全球性问题，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异常错综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②气候变化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逐步纳入政治议程，这是气候变化政治化的第一阶段。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实际上也就是将气候变化的风险纳入政治议程、使其进入公众视野，即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风险将逐步地被更多的公民、组织、社会团体、国家认识和了解。风险公开化有助于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恐慌，改变原有的“气候变化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具体的”观念，时刻认识到气候变化风险的严重性，自觉改变日常行为习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风险公开化有助于减轻环境不公，欠发达地区的公民和政府将形成利益同盟，要求温室气体排放者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督促国家和个人减少导致气候变暖的各种行为，从而维护自身利益，改变处于环境不公平的状态；温室气体排放者将逐渐意识到“短视行为”和“以本国为中心”等观念的错误性，在发展的同时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从而避免自身遭受更为严重的气候变化风险。进入政治议程，气候变化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环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发展中的政治和政策问题，这使得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和广大公民的努力。但是目前很多国际会议还仅限于提出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未能就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达成一致意见。

（二）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

气候变化的政治化要求国家和政府成为重要的活动者，因此吉登斯认为第二阶段就是要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主要是指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在国家内部，为实现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政府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政府应该树立一种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必须有某种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的“计划”①，即制定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性政策方案，将气候变化与政治联合并稳定于政府活动中。具备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的“计划”可以使政府宏观把握、约束国内各行业、各地区、各社会团体等主体之间的行为，通过平衡各方利益，有节制的利用资源实现环境不公问题的解决，促进环境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第二，政府应该注意保持有关气候变化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平衡各党派之间、社会团体之间 以及各行业之间利益，维持政策稳定执行，打造某种类型的跨党派框架以推进放眼长远的政治。气候变化的无国界性、全球性使得仅有国家内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部治理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加强国际合作，制定大部分国家都认可的国际政策才能保障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成功治理。尽管目前气候变化已经纳入国际政治议程，但是国际合作存在难度大、进展慢、效率低等问题，国际社会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以一纸不具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收场，国际合作难度大。国际合作的困难主要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气候变化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谋求各自利益，存在国际性的环境不公问题，无法实现彼此真正的合作；第二，气候变化对各国威胁的程度不同，对多数国家而言，气候问题还没有形成现实、直接、明确、迫切的威胁；第三，在责、权、利关系上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平衡。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中各国的责、权、利关系不确定和不平衡使得各国通常不愿主动承担责任。环境正义要求人们在环境权益上实现责、权、利的平等，环境权益分配不公使得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内的责、权、利关系更加的不明确，国际合作将更加的困难。

但是，合作共赢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国际合作更应该具备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将气候变化融入国际事务；保持国际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统筹各国行为，避免部分国家将气候变化的风险转移或是将风险继承，减少环境正义问题的出现，实现国家在平等地位上的合作，同时政策稳定有利于各国更好地适应和持续实施气候变化政策。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失败了，但它所制造的政治动能将推动建立起一套新的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全球治理制度。这是今后国际合作发展的方向：建立全球化的政策制定标杆；推进新国际制度的创建，建立起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多边机制并赋予其一套有法律强制力的监管措施等等。②国际合作应该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约束力，重要的是保证治理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只有在避免环境正义问题的出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真正的合作。

气候变化政治化的第二阶段还要求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推出新的双边行动和协作形式。要想有能力减缓气候变化，社会的所有成员必须参与进来，“吉登斯悖论”的解开也有赖于提倡、促进每个公民积极参与到改变日常不良行为习惯的行动中来，而不仅仅依靠恐惧使公民行动。建立多边协作机制和多元治理模式，将气候变化深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提高公民环境保护意识和维护环境权、生存权等权利意识；将治理气候变化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文化，指导公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如果公民能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的风险是直接的、有形的、可见的，威胁气候的行为总会以某种形式反过来威胁人类社会，而每一个公民终将不能避免风险的危害，“吉登斯悖论”将失去成立的前提，公民将改变自身的日常行为规范，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如公民可能减少每周驾驶SUV的次数，减少私家车辆的行驶路程等等，这将平衡公民之间、公民与后代人之间的权益，缓解环境正义问题。如果公民能够意识到其他地方、其他人群的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将最终使风险危害自身，意识到环境正义问题的存在，自身正在承受着因他人行为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时候，公民将产生反抗倾向，形成利益群体共同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生存权等等，要求建立治理气候变化机制，督促其他群体采取措施改善气候状况、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公民社会的能量，动员个人行动，建立多元治理、多层治理模式是气候变化的政治化的一个方向，也是有效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方式。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亟待国际社会、国家内部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尽管气候变化风险给人类带来可怕的后果，如印尼海啸造成导致约25万人丧生，很多人不会对它们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而是袖手旁观，以致出现“吉登斯悖论”现象。气候变化的政治必须处理“吉登斯悖论”，促进治理行为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并将其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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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以西部矿业为例，结合资源型企业特点，嵌入生态影响因素，重新构建与客观区位环境相适应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选取企业2011―2014年度数据为训练样本，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各项指标的优劣进行评价得出，论文构建的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关联度较高。以企业2015年度数据为检验样本，发现企业在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污染控制能力及环保力度等方面存在不足，提出了针对性的绩效管控对策。

关键词：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资源型企业 绩效评价 管理控制

根据全国的主体功能区规划，青海属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两屏三带”生态地区，生态地位特殊。资源型企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其社会责任具有明显异于其他类型企业的特征，但目前资源型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问题较为突出，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也给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论文基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以西部矿业为例，嵌入环境因素来重新构建生态脆弱地区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引导企业综合考虑企业发展的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自觉维护生态秩序，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形成资源型企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长效机制。

一、理论基础

（一）生态经济理论

传统经济学注重资源所能创造的价值而忽视了资源过度开发使用带来的外部经济性，对自然资源肆意消耗的成本费用由环境“买单”的后果是造成各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企业自愿买单的结果就是污染治理支出，被动埋单的结果则是受到有关环保监管部门的处罚，最终导致企业经济利益流失的同时名誉受损。自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并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来，“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实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新部署。生态文明时代下，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显得尤为迫切。事实证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协调可以保证经济的良性发展。生态经济理论旨在协调生态、经济两者间的相互关系，主张坚持走生态发展的道路，明确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对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鼻祖Freeman给利益相关者下了一个日后成为经典的定义：“一个组织里的利益相关者是可以影响到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其实现影响的群体或个人”。可见Freeman是从广义的角度来定义利益相关者的概念。

当代企业具有经济、生态、社会三重属性，因此绩效评价的价值导向应当是包含企业三重属性的广义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这里广义利益相关者是包含了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后代利益相关者、社会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相关者等，而对于后代、间接利益相关者，企业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创造直接影响着他们以及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二、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西部矿业为例

（一）资源型企业概念界定

资源是物力、财力、人力等各种物质要素的总称，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之分，狭义的资源仅指自然资源。资源型企业是通过占有自然资源，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或以自然资源为主要投入，辅以后续加工，尽可能利用区域内存在的自然条件，依靠资源的消耗实现成长，最终以盈利为目的，具有法人资格，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盈利性经济实体。

（二）西部矿业简介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矿业）是青海省一家以矿产资源综合开发为主业的大型矿业上市公司。主要从事铜、铅、锌、铝、铁等基本金属、黑色金属和非金属磷矿的采选、冶炼、贸易等业务。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公司逐渐形成了以资源开发为基础，以技术进步为动力，以发展民族经济为己任的资源型大型矿业集团公司。

（三）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现有绩效评价体系没有考虑资源型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因素，不能有效激励企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本文以西部矿业为例，根据企业独特环境特点及企业性质，嵌入环境因素，引入生态收益有关指标，结合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重新构建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全面考核企业的经营绩效。具体指标体系设计如表1所示。

三、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在西部矿业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本文选取青海省资源型上市公司――西部矿业为样本，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通过计算各指标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之间的关联度，进行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优劣的评价。

（一）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介绍

灰色系统理论是我国学者邓聚龙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析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优劣水平，即对各绩效评价指标进行排序，分析各评价指标与理想指标的接近程度，评价指标与理想指标越接近，其关联度就越大。其中关联度最大的评价指标为最优。

（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在西部矿业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1.数据选取。本文选取西部矿业2011―2014年度的财务与非财务数据，财务信息来源于和讯网披露的年度报告，非财务信息主要依靠实地调研和阅读企业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取得（见下页表2）。

2.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见下页表3）。

3.计算绝对差值OX0（k）-Xi（k）O。结果见下页表4。

min minOX0（k）-Xi（k）O=min（0.0700，0.0300，0.3445，0.0400，14.8700，17.6400，0.0055，0.0375，0.4800，0.7500，0.3598，0.2856，6.2300，0.2356，0.4966，0.2441）=0.0055为两级最小差；

max maxOX0（k）-Xi（k）O=max（0.9300，0.9700，0.8900，0.9600，15.2361，18.2666，0.1235，0.2000，0.8111，1.1100，0.3774，0.7300，7.3614，0.8200，1.0004，0.9819）=18.2666为两级最大差。

4.计算关联系数。利用公式ξ0i（k）=[min minOX0（k）-Xi（k）O+ρ max maxOX0（k）-Xi（k）O]/ [OX0（k）-Xi（k）O+ρ max maxOX0（k）-Xi（k）O]，ρ取0.5，求得共计4×16个关联系数ξ0i（k）。

5.计算关联系数均值。

利用公式roi=（1/n）ξ0i（k）计算每个指标的关联系数均值，结果见表6。

6.结果评价。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除A21（存货周转率）、A22（应收账款周转率）两个指标与企业绩效的关联度小于0.5外，其余指标与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程度均大于0.5，指标关联度大于0.5的比重为87.5%（14/16=0.875），说明构建的指标体系能有效地评价企业的绩效。

16项指标按其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A23>A31>A14>A34>A12>A11>A43>A41>B21>A13>A32>B11>A33>A42>A21。其中，指标A23（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程度最高（0.9942），A31（现金比率）次之（0.9888），A14（销售生态收益率）排名第三（0.9645），指标A22（应收账款周转率）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程度最低（0.3365）。

突破传统的企业绩效财务指标评价体系，本文构建的4个财务指标――净资产生态收益率（A11）、总资产生态收益率（A12）、销售生态收益率（A14）、生态收益增长率（A42），2个非财务指标――排污成本率（B11）、环保投资率（B21）与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度分别为0.9565、0.9597、0.9645、0.56661、09234、0.9487，均大于0.5，且除了生态收益增长率外，其余指标与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度均高于0.9，因此，本文在传统的企业绩效财务指标评价体系基础之上，根据西部矿业所处环境的特点，构建的6项绩效评价指标与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程度较高，这6项指标的引入对于提高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有很强的效果性。

由表7可以看出，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的关联程度最高的指标A23（总资产周转率）高于参考值，说明西部矿业在2015年度总资产管理能力提升。除反映企业资产管理能力的三项指标：A21（存货周转率）、A23（总资产周转率）、A22（应收账款周转率）外，其余各项财务指标比率均小于参考值，西部矿业应在日后的经营管理中在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污染治理能力及环保力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企业在绩效考评方面除了对财务指标进行考量外，也应注重污染控制、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指标考量。

四、西部矿业绩效管控对策

本文在传统财务指标体系之上，嵌入环境影响因素，引入生态收益有关指标，重新构建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发现构建的4个财务指标（净资产生态收益率、总资产生态收益率、销售生态收益率、生态收益增长率）和2个非财务指标（排污成本率和环保投资率）在企业2015年度的比率均低于参考值，故针对西部矿业绩效管控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强化环保力度

环保投资力度体现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保意识，与企业绩效成果紧密相关，因此，对于容易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资源型企业而言，强有力的环保举措不仅能为周围环境的良好势态做贡献，而且也能为企业赢得正面的社会形象，这部分不可量化的收益作为一笔无形财富带来企业绩效的提升。

（二）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排污费是企业为污染排放量买单的结果，且污染控制能力与资源型企业绩效高度相关，因此，企业首先应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等，全面履行环境保护职责，通过加强基础管理，强化责任落实，严格监督管理，全面督进节能减排工作，深化隐患排查与治理，有效控制事故风险。其次，企业内部可以建立《环境保护奖惩制度》《环境保护责任制管理制度》《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来督促企业履行环保责任和义务。再次，企业可广泛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员工参加环保设施管理知识培训、环境监测知识培训、总量控制排污监督管理及污染控制新技术培训等，以提高环保岗位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管理水平及环保意识。最后，应鼓励重度污染型企业持续推进污染治理工作，如企业可通过引进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和设备、建立重点污染防治工程、持续加大环境治理投入等措施来减少污染排放。

（三）重视生态收益指标

在对资源型企业进行绩效评价的过程中，财务指标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将财务指标中的传统会计收益指标替换为更为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理念的生态收益指标，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资源型企业的经营成果，准确分析资源型企业的财务风险，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的业绩。在损益表中计算经营成果时，只有将企业对环境影响的耗费作为收入的减项反映，才能客观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只有在负债总额中加上企业因对环境造成危害而形成的环保负债额，才能得出真实可靠的资产负债率，准确分析资源型企业的财务风险。利用生态收益指标及时揭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信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企业的角度来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的业绩。

五、结语

本文以西部矿业为例，以生态经济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通过嵌入环境影响因素，在传统财务指标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与客观区位环境相适应的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以西部矿业2011―2014年度数据为训练样本，2015年度数据为检验样本，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进行分析后发现，论文构建的4个财务指标和2个非财务指标与企业绩效评价结果关联度较高。在分析企业2015年度财务比率时发现，企业在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污染控制能力及环保力度等方面存在不足，故针对企业出现的情况提出相应的绩效管控对策。

论文在构建资源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时，在修缮传统的财务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只引入了两个非财务指标，因此指标尚不够全面，存在局限性，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由于信息收集存在一定的难度，论文以西部矿业2011―2014年度数据为训练样本，2015年度数据为检验样本，样本数据量过小，以期在之后进一步的研究中通过实地调研获取更多企业信息。且论文选择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来衡量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优劣，在方法选择上过于主观，需进一步考证方法的科学性。X

参考文献：

[1]Freeman，R.E.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approach[M].Boston：Pitman，1984.

[2]迟春洁，蒋景楠.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内容和构建思路[J].技术经济，2006，（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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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 制度风险 法律控制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知识产权及风险概述

知识产权，简单来讲就是知识产权人对其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受到保护的专有权利，但是这样的保护是具有时间限制的，即知识产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效性①。知识产权针对智力劳动成果而言，例如各种发明、文学、艺术作品，此外还包括其他的例如标志、名称、图像、外观设计等都属于智慧型的劳动成果。

当今社会，风险存在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它们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科技化色彩，知识产权风险最主要的特征表现在“内生”，换言之，知识产权风险来源于本身，这也是由知识产权的内在特性所决定。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全球化使得知识产权自身的风险及制度风险日益加剧，从而导致知识产权内部发生一系列变化，甚至影响自身的正常发展。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政策激励或者法律保护都无法避免知识产权自身所存在的问题，都无法避免自身潜在的风险问题，而且无论是由于政策、法律制定导致的风险，亦或是其他原因造成的风险，对知识产权自身都会带来致命打击，因此，如何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完善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是当前一个时期内，我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知识产权法作为时代的产物应运而生。

知识产权存在的制度风险分析

当前，社会中存在这不同程度的风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特别是在知识文化领域，随着全球范围内沟通交流的日益频繁，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知识产权风险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各个国家拥有的文化背景、发展历史的不同，每个国家对于知识产权机制的选择也存在诸多差异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归纳：

知识产权的客体存在技术风险。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风险高发的社会，而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层出不穷，也正是因为风险社会存在的特征，所以才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风险社会的形成。可以说，现代风险社会是被人们主观创造出来的，以上论断就源于在人们对于知识的不断探索与发展的过程中会给世界带来不可预估的后果与风险。马克思曾说，人类在不久之后必然会被技术知识所牢牢困住。知识产权制度通常都标志着现代化文明程度，利用法律和制度对知识产权进行适当的尊重和保护，不仅是知识产权价值的一种体现，更是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标志。保护知识产权和发展现代科技这两者之间必须寻求一个平衡点，不仅要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同时也要顺应科技进步的趋势。

现代科技与知识风险之间的联系也是密不可分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不断探索中，知识产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边界纠纷。这种冲突通常表现在网络技术中，例如网络版权领域经常会出现，因为知识产权问题而形成的公共权利与专有权利的界定、数字内容和传播出版领域之间的纠纷，现代化智力成果的发展与传统文化冲突等问题，这些从实际意义中难以区分的纠纷，正是网络技术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专利性会产生一定的负面风险，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技术方面，例如基因专业技术，人们对于基因方面相关的产品进行专利性质的开发与利用，必然会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风险，从而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和潜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变化是一种进步，但也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全球化风险。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制度必然会引起全球化的风险。一部分反对全球化的人们主张，这已经逐渐成长为一种帝国强权制度。而对于这些现象的分析，贝克认为，全世界所面临问题基本上是共同的，但是对于社会认同、利益冲突、国家立场等问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危机遍布世界各地，对人类的生存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但是不能够说这些危机的出现就是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形成而引起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正是全球化的伴衍生物②。它的出现不仅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同时也促进了制度风险的全球化发展，在对待这个问题需要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

一方面，东西方国家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知识产权之间的利益失去平衡，而这种失衡明显的对发达国家更加有利，这种国际知识产权体制的失衡使得发展中国家对于专利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处于劣势，造成发达国家的智力产品集中于私人公司。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与国际人权之间存在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根据联合国人权促进小组委员会的相关调查显示，根据协定的部分并没有对于人权的基本性质与整体之间的性质产生影响，而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人权之间的各种法律都包含着明显的冲突。

总结起来，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选择主要来源于法律，但是在本质上也只是以法律的形式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广泛定义，这样的做法既符合自身对于风险社会的选择，又符合自身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差异，发展中国家由于法律法规等制度不够完善，所以知识产权法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作为支撑，也没有长时间的基础文化作为传承的土壤，如果只是简单粗暴的通过法律移植的手段，结果导致的不仅是收效甚微的一点改变，还有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风险问题”③。

在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逐步呈现，在国际贸易体制中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国内环境瞬息变化，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所以在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按照国际公约中对于知识产权进行必要的保护。此外，发展中国家经验不足，所以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由于长期处于过渡成长时期，未建立健全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同时，政府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验不够，对于相关法律条例也未进一步落实，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知识产权风险的发生，法律与实际保护相脱节。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文化风险及生态风险。当今社会，知识经济的发展、网络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应用，对于知识产权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的说法在于知识产权在为人类创新技术方面创造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专利保护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发展，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技术的负面性与风险之间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无法解决工业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重新进一步改进优化制度方面不合理的因素，或者从根本上建立更加符合时展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新制度。这样的做法是基于对于法律风险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相互存在的背离关系而提出的，也就是说，对于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制度与法律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以及在今后一定时间内依然会促在的潜在威胁。

文化领域中社会风险的表现。对于文化领域存在的各种社会风险，主要原因在于国家之间的文化制度不同，世界文化各不相同之间的冲突。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也正在形成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对于国际社会来看，文化的多样性意味着语言、生活方式、宗教等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领域之间的文化不同，根据国际保护体系制度之中存在的缺陷问题，TRIPS的协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对于文化保护具备非常重要的独创性，但是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却不够重视。对于法律制度方面进行研究发现，国外发达国家对于法律精神和制度非常重视，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形势多种多样，对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也有着相对应的法律进行保护。④对于现在实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一些国家利用知识产权的保护而进行着不为人知的文化侵略的勾当，而且在占有和损害其他文化的文化类型的同时，还对于传统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独创性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导致文化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且，一些国家更是利用自身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的有利地位，以知识产权保护名义对文化的进出口贸易进行垄断，造成很多国家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困境。

文化领域中生态风险的表现。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包含很多含义，例如社会、经济、文化等。对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危机不同于自然灾害的多样性。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主要来源于人为因素，这些人为因素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质。最主要的特点在于，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权利严重失衡，导致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越来越完善，而发展中国家的生物文化资源对于知识产权方面的缺失越来越严重。

知识产权以及法律制度风险控制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企业正实施“走出去”战略，同时也面临了不小的阻力，其主要的阻力来源于海外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截止为止，一些国家恶意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使得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受到严重损害。其中最著名的是通领科技在国外的知识产权案纠纷，主要的原因在于通领科技生产的产品，未获得美国立维腾公司的专利权，审判结果是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地方政府将诉讼驳回，中国企业最终获得了胜利，但是通领科技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过相关部门的调查，在美国对于中国出口企业设置知识产权壁垒的现象十分普遍，许多企业被美国拒之门外。由此看出，我国企业在面对国外的知识产权壁垒的纷争中占据劣势。

许多的跨国公司为了谋取暴利，甚至不惜滥用知识产权，寻找这方面的管理漏洞，从而导致在发展中国家职权滥用的行为十分猖獗，并因此成为了跨国公司打压中国的工具。例如丰田诉讼吉利、思科诉讼华为等案件。这些案件的发生都给我国的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尽管有着TRIPS的协议保护，对于权利持有人在滥用知识产权方面有一定的防范措施，但是我国关于治理滥用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始终没有完善，而且缺乏相应的执行能力以及监管举措。

我国知识产权不断的受到侵害，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问题上不够重视，同时凭借对先进技术以及知识产权制度的有利地位，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进行不正当获取，以此来获得知识产权。例如，我国的传统中医药领域由于没有完整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造成发达国家的滥用与盗用，这不仅对我国中医药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危害，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造成巨大的打击。

知识产权法制控制策略研究

第一，法律控制尊重国际化知识产权发展。立法、行政以及司法手段是管理知识产权的三驾马车，其中立法手段是其它保护程序的前提，也是最根本的保护层。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知识产权的领域愈来愈广，基于此，国家应该出台更为全面详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比如，可以出台一些类似于专业法，著作法能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前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知识产权的发展溯本清源的话都是风险所引起的，所以说，在这一制度的构建当中，还需要对知识产权风险的辨析度进行提高。而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公平公正、完善搞笑的知识产权新秩序，这一新秩序的建立需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下要充分尊重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以发挥其作用。

第二，完善知识产权法制建设。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建设方面，我们应该保证每一个环节与理论都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所提出来的，而且完全的与主观判断相一致。而且，伴随着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不断完善，对于风险的选择也会趋同。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一定要保证对于风险辨识能力。所以，对于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于建立一个完整的、高效的、公平的知识产权新秩序。其中，世界知识产权的新秩序的建立要在全进球知识产权秩序的基础之上，对于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一定要有制约的作用，还要保证在新秩序之中发达国家对于别的国家知识产权的秩序要做到充分的尊重，并且能够正常的发挥出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⑤。还应该通过不断的补充与完善各种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完善知识产权的新秩序。还要注意防止跨国公司利用新秩序的滥用知识产权。针对这一点可以通过补充和完善反垄断法得意实现，从而有限防止国外的知识产权法出现滥用现象，不给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留下可乘之机。

第三，建立知识产权公共领域保护。知识产权的公共领域保护制度，是将公、私利益进行区分的关键节点。虽然说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对一种私有权利的保护，但是这并不是知识产权的最终目的，知识产权的终极目标对知识产权公共利益的保护。但是，知识产权对私权保护确是对公众利益保护的基础，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目前，国家法律层面下的公共领域主要划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就是保护期满的知识产品，再次就是没有实际要求的知识产品；然后就是社会的共有知识、思想、理论等。在这个层面的公共领域之内，可以对科学技术，可以自由的借用科学技术，自由使用标记和相关符号，并且还能够运用功能强的设计思想等，这些都是知识产权的公共性特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私人知识财产的不断膨胀，公共知识财产却在逐渐萎缩，这就造成了私人知识利益与公共知识利益之间的冲突。对知识产权公共领域的保护，既体现了法律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更有利于社会对日益扩大的私人知识产权的控制。知识产权权利扩展、利益失衡，是风险社会法律制度完善的难题，知识的过分产权化会使得资源被过分瓜分，社会发展失去系统平衡。

综上，本文通过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对于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基于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方面，从制度风险和法律控制两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总结出，我国要想在国际市场中真正的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仅有简单的制定法律和规范还不够，最主要的问题在与提高相对应的政策防范意识、法律规定的执行能力以及对潜在危机的和缺陷的预警能力，提高风险的识别能力以及在全球竞争中争取合作共赢的措施。

（作者单位：广州工商学院）

【注释】

①吴汉东：“知识产权法价值的中国语境解读”，《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

②谢钟：《产业安全视角下中国农业外资并购法律审查研究》，武汉大学2012年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③廖志刚：《知识产权与自由贸易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

④张英：《专利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的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