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司法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少年司法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2］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中国刑事杂志》2000年第5期.

篇2

一、少年期的概念

少年期是指人生中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从外在上来看表现为一个持续的年龄阶段,从实质上来看是指人生中的一段心理、生理发展的特殊时期。从少年期在人生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少年期是人一生中的基础性时期。少年司法制度是成人社会给予少年的一种特殊的保护,它将少年违法犯罪行为放入一个独立的司法程序中,同时关注到了儿童的福利。

二、少年期的特质

1.易感性高;2.自我控制能力差;3.易出现叛逆心理。

由于少年具有这些特质,下至家庭、上至国家都对少年的成长、发展负有责任。少年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仅是其自身的责任,国家、社会、家庭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这其中尤以国家的责任为重。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是从最初“拯救儿童运动”兴起,这场运动使得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伊利诺伊州少年法院,与此同时,《无人照管、疏于管教及罪错少年处遇和监管法令》通过并生效,慈善家和儿童福利家们所支持的保护少年的各种理念被法律所确认,由此,美国少年法院就在扞卫儿童权利、保护少年的思想基础上建立,并以此为基点发展并形成了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三、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理念

(一)国家亲权理念(parenspatriae)

国家亲权是由父母亲权逐步变换而来,经历了一个由父母亲权占绝对支配地位到以父母亲权为主、国家亲权为辅再到国家亲权为主、父母亲权为辅的过程。

国家亲权理念对美国少年司法制度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通过运用国家亲权理念,国家对少年事件的干预具有了合法性,少年司法制度对涉及儿童福利的案件具有了管辖权,使得少年司法制度具有了福利型的特征。第二,国家亲权理念排斥对少年采用刑罚,主张用矫正的方式来对待少年违法犯罪人,这就促进了少年司法制度中的少年矫正制度的发展。第三,国家亲权理念追求少年司法的个别化,这种个别化是为了实现其对少年矫正和少年福利的要求,这也使得少年司法制度与普通的成人刑事司法制度排斥刑罚个别化的追求具有了本质性的区别,同时也确立了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刑罚个别化理念。

(二)儿童无罪与公众责任理念

儿童无罪与公众责任理念是随着儿童期的发现和儿童观的形成而树立的。儿童期的形成是在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一时期,此时人们开始意识到外部环境对儿童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儿童期的儿童生理、心理发育尚不完善,处于迅速的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从外界汲取知识和经验,儿童所实施的行为大多依靠学习和模仿,如果儿童实施了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很大程度上要去责问其生长的环境和对其负有教育责任的人,这就是儿童无罪和公众责任理念所产生的一个过程。“儿童无罪”支持了儿童对其行为只能负一部分责任,其所处的环境和对其进行教育的人亦应承担责任,这就当然的树立了另外一个理念——“公众责任”理念。正是因为儿童期的被发现,儿童特质的被认识,儿童观的形成,才使得“少年无罪”与“公众责任”的理念形成,而这两个理念的形成,要求对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少年不作为普通的成人违法犯罪人来对待,而是采用一种特殊、符合少年特质的制度来处理。因此,“儿童无罪”与“公众责任理念”是美国少年司法制度产生的重要依据,也是少年司法制度对儿童进行特殊保护的依据。

(三)社会防卫与刑罚个别化的理念

美国少年司法制度中社会防卫与刑罚个别化的理念是受到实证主义犯罪学派的社会防卫的观点影响而形成。

在社会防卫方面,实证主义犯罪学派的理论认为首先要改变将刑罚视为社会防卫的手段,改变传统的将刑罚视为单纯的惩罚工具的观念。其次,认为要实现刑罚方为社会的功能,就应当将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重点,将刑罚的矫治功能放大。再次,认为应当重视社会环境的改善,以此作为减少犯罪的方法。最后,对于那些具有人身危险性的非犯罪人,以保安处分来对其实现社会控制,来实现社会防卫的目的。

篇3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2］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中国刑事杂志》2000年第5期.

篇4

[论文摘要] 少年犯罪问题在现代社会变得日益严峻，为预防、控制和减少少年犯罪，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我国由于多种原因，少年司法制度构建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少年司法制度存有较大差距。为加快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本文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不足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提出了完善构想。

我们认为，可对少年司法制度作如下定义：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性组织应用法律法规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对少年犯罪人进行保护、教育和改造，以实现保护少年和社会双重目标的一种专门司法制度。有学者认为，根据社会学的观点，司法制度是由概念系统、组织系统、规则系统和设备系统所构成，这与法国社会学家弗里德曼关于法律制度是由结构、实体以及文化所组成的观点有很大的类似之处。概念系统就是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础，不同类型的司法制度，其理论基础并不相同。组织系统就是司法组织体系，它由各个司法机构和法律授权的专门组织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规则系统是指司法规范体系，包括司法组织规则和司法活动规则。设备系统是指司法物质设施，是司法组织赖以进行正常活动的物质基础，包括法庭、监狱以及其他物质设备。概念系统和规则系统属于“软”系统，组织系统和设备系统属于“硬”系统，司法制度就是一个“软”“硬”皆备的大系统。对此，笔者深以为然。

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不足

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自建立以来，取得了很大发展，为预防、控制和减少少年犯罪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但与发达国家具有百多年历史的少年司法制度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存有许多不足。

在规则系统方面，表现为独立的、完善的少年司法法律体系的缺失。首先，表现为现有法律规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规定不够完善。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等法律有关条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司法文件，都对少年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作了一些特殊规定，特别是作为纲领性的少年保护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我国未成年人的保护更是作了全面规定，但上述法律法规关于少年权益保护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道德性、号召性条款过多，缺乏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对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没有详细明确的界定。其次，表现为没有形成独立于成年犯罪人的少年法律体系。现代世界多数国家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殊情况，一般均有专门的立法，如德国制定了《少年法院法》、印度制定的《儿童法》、日本制定有《儿童福利法》、《少年院法》、《少年审判规则》等有关少年的专门法规，集中规定少年案件实体与程序问题，切实做到对未成年人犯罪后受到的法律追诉、审判和实施的监改方式、处罚方法与成年犯罪人有所不同，以期实现少年司法制度的特有目的。与此相比，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门立法很少，有关少年犯罪、少年权益的保护，主要依靠调整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调整，未能充分关注少年犯罪人身心的特殊性，没有对少年人实行区别对待、加以特别保护，可以说是不公正、不合理、也是不科学的。再次，表现为法律规定法院受案范围过于狭窄。我国审判机关依法受理的少年案件，主要是有关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不包括违法案件，更不包括需要监督和照管的案件。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经验，适当扩大我国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最后，表现为立法落后于司法实践需要。纵览现有的立法，虽然对少年司法制度有所规范，但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与社会现实的需要不相适应。实践中，有些具有生命力的少年司法做法却没有法律对此作出规定。

在组织体系方面，表现为未成年人司法专门机构的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专门性的少年警察机构、少年检察机构、少年审判机构、少年矫正机构、少年律师机构等。由于系统功能的整体性，少年司法机构的不健全使得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优势无法发挥，不能很好地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等对少年犯罪人进行特别保护的刑事政策。

在概念系统上，表现为对少年司法制度独立价值认识不足。时至今日，在许多人观念中，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观不是站在社会发展之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价值取向上看待，而是以成年人之于未成年人弱势群体的天然同情、怜悯的感性认识来看待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把制度上的要求视为司法者情感上的恩赐，虽然一般而言并无不可，但因社会治安不好开展严打时，此种价值观往往会导致对未成年人待遇的忽视。

在设备系统方面，表现为少年司法制度赖以运作的物质条件及高素质的少年司法工作人员的欠缺。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尚不十分发达，不少地方的财政收入难以满足正常的社会发展需要，司法部门正常的办案经费不能得到充分保证，完善的狱政设施及高素质的少年司法人员严重不足，难以完全实现法律所规定的分押、分管、防止犯罪人交叉感染的良好愿望，也很难达到少年司法的目标。设备系统的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从司法机构及人员来看，现行兼职型少年司法机构和人员在工作中，由于司法力量相对不足，往往要身兼数职，需办理大量普通刑事案件，这使得他们常常无暇他顾，无形中影响了对少年犯的跟踪帮教工作；从少年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来看，真正素质高，能力强的、理想的少年司法工作者十分缺少，与少年司法工作的高要求很不适应。

二、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完善之构想

（一）进一步完善少年司法制度的概念系统

我国相关立法虽已将“教育、感化、挽救”、“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等先进的少年司法理念确立为少年司法活动的指导原则，但人们对确立此原则的法理学根据并非十分了解，以至于人们对少年司法制度的独立性价值认识不足，认为国家对少年犯罪人的宽大处理仅是出于对其同情、怜悯。此种认识的偏差，不利于人们自觉地贯彻少年司法原则，确保少年司法目标的实现，故有必要明确构建少年司法原则的法理学根据。一般认为，此原则确立的法理学根据主要有：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特殊性、国家亲权理论、刑事近代学派理论等。

（二）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规则体系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法律体系存有严重不足，亟需完善，这既是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要求，也是实践的迫切需要。我国是《北京规则》的参与制定国和缔约国，该条约要求成员国“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少年的法律、法规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 “应当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他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

首先，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的少年法律体系。我国现有不少学者业已提出了建立我国少年法律体系的见解。有的学者主张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少年法典；有的学者主张在现有刑法典基础上，单设少年犯罪的特殊章节，条件成熟时再制定少年刑法、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有的学者主张为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配套，可以分别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法》和《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法》，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少年法律体系。上述观点表明我国学者关于应该完善少年立法已取得了共识，存在分歧的只是采用何种法律表现形式。笔者以为少年立法重要的固然是内容，但形式也是应该慎重考虑的。我国目前有关少年的立法就是一种分散式规定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少年法律显得过于分散，系统性不够，未能突出少年司法制度应有的独立性、重要性，不便于人们掌握运用少年法律保护少年人的合法权益。此外，此种分散形式使得少年司法规定缺少应有的总的指导原则总领全局，不利于少年法律体系构建的和谐统一。鉴于此，笔者以为第一种主张是妥当的，第二、三种主张存在的缺陷和我国目前少年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未有二致，故不足取。在具体制定我国综合性的少年法典时，可借鉴德国少年法院法的立法模式。该法详细规定了少年法院法的适用范围、指导原则、少年违法行为及其后果、少年法院组织和少年刑事诉讼程序、执行和行刑等少年犯罪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问题。 转贴于

其次，完善少年法律对少年权益的保护规定。如前所述，我国少年法律对少年权益的保护规定，存在多方面的不足，需要完善。在刑事实体方面，应明确规定少年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宗旨与目的，强调保护处分为主，刑事处罚为辅，奉行优先保护少年原则；根据未成年人自身特点，明确规定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管制、拘役刑罚及过于严厉的死刑（包括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对未成年人不适用，因为此类刑罚对犯罪未成年人来说要么改造效果不大，可能造成交叉感染，留下犯罪记录，影响其重返社会，要么处罚过重，有违国际轻刑化趋势与教育保护的少年司法原则；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增加相对不定期刑及前科消灭制度的规定，以便更好地发挥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功能；在缓刑适用上应做出与成年人不同的特别规定，缓刑条件不应过于严格，提高对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率，切实贯彻非监禁化的少年司法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处罚的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增加规定的可操作性，减少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对少年权益的侵害；建立适合未成年人自身特点的刑罚裁量与执行制度，扩大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等。在刑事程序方面，建立少年刑事案件的专门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制度，由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审判、少年矫正等专门机构和人员行使相应职权，采取与成年人不同的方法，如在调查少年犯罪行为的同时，注意调查少年犯罪人出生日期、生活环境、成长过程、社会交往以及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审查其犯罪事实和犯罪动机；在审理上，采取不公开的形式，与成年人分开审理，审理时必须态度诚恳等；在处理上，对未成年人贯彻宽大原则。在执行方面，建立起一套包括监禁、缓刑和假释的未成年罪犯的刑罚执行制度体系，以满足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的需要。

再次，扩大少年法庭对少年案件的受理范围。由于国外大多数国家使用广义的少年概念，所以少年司法制度的管辖范围是宽泛的，不仅包括违法犯罪少年，而且包括“需要监督的少年”和“需要照管保护的少年”，如日本的家庭裁判所管辖的少年案件是非常广泛的，从对象来看，包括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和虞犯少年；从内容来看，包括应受刑事制裁的刑事案件、未构成刑法上的犯罪、构成刑法上犯罪但不应受刑事制裁的保护案件和危害少年福利的成人案件。我国少年法庭受案范围仅限于少年刑事案件的局面不利于充分发挥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故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在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将少年严重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纳入到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之中，适用严格的少年司法程序进行处理，加强对少年人教育、感化、挽救，避免行政机关处理过程中的随意性。这与《北京规则》确立的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并不矛盾，因为适当扩大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目的主要在于加强对少年教育保护，这与《北京规则》减少对少年司法干预的精神是一致的。

最后，加快立法步伐，满足现实对法律的迫切需要。我国关于少年司法的许多规定，处于规章、行政命令的层次、缺乏权威性和统一性，如公安部《看守所条例》；有的处于试行、暂行阶段，没有进一步总结定型，上升为法律，如1986年司法部颁发的《少年犯管教所暂行管理办法（试行）》；有的还没有相应的、配套的、完善的、可操作性的法规，如《少年犯罪立案、侦查、起诉法》等；有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已时过境迁，无法适用了，如1954年《劳动改造条例》等。对于此类规定，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完善，通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将其转化为法律。另外，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富有生命力的做法，应该加紧调研，尽快将其成功的做法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解决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三）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组织体系和设备体系

少年司法制度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少年司法制度仅指少年案件审判制度，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包括少年审判制度、少年警察制度、少年检察制度、少年监狱制度、少年律师制度、少年调解制度、少年仲裁制度和少年公正制度等。从多数国家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来看，大体经历了由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向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过渡的阶段。目前，人们对广义少年司法制度具体范围认识存有差异，但多数国家认同对少年刑事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一条龙的少年司法体系。 我国对此可以借鉴，设立与少年法庭相配套的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辩护、少年矫治等制度，积极发挥少年司法制度在预防少年犯罪、教育保护矫治少年犯罪人的整体作用，实现少年司法制度既保护少年合法权益，也保护社会利益的双重目的。在两者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优先保护少年犯人的利益。

为了确保上述制度的有效运作，随着经济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可对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加大投入，建立起与上述少年司法制度相配套的硬件设施，比如少年犯管教所、少年犯羁押所、独立的少年法院等，实现对少年犯人分押、分管、分审；加强对专门少年司法人员的培训工作，使其了解少年司法与成年人司法的不同，明确少年司法工作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胜任少年司法工作并热爱少年司法工作。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少年法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姚建龙. 少年司法制度概念论[J]. 当代青年研究，2002，(5).

篇5

对于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的差异性，有很多不同的表述，但最核心的一点是两者的立场不同。前者是儿童本位，即为了确保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少年司法中的实现；而后者是社会本位，即根据犯罪人危害社会行为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处罚。

做一个简单的比方，少年司法是向前看，而刑事司法则是向后看：少年司法以行为人为中心，向前看追求失足少年的健康成长；而刑事司法则是以行为为中心，向后看行为人危害社会的行为并追求定罪量刑的准确性。

由于少年司法关注的是少年健康成长的需求，而不是根据其危害社会行为予以惩罚，因此少年司法具有去刑事化的特点。简单说就是不把犯罪当犯罪行为看，而认为是罪错，而且认为这种错不仅仅是孩子的错，也是社会之错、学校之错、国家之错。而在刑事司法的眼中，行为人的行为是恶，应当以恶（刑罚）治恶。

正因为如此，少年司法的运作具有功夫在案外、案结事不了的特点，它需要评估涉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求，并聚集社会资源共同满足这些需求，以实现该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健康成长的目的。少年司法也由此具有了专业司法而非量化司法的特点，即往往无法以办案量或者其他量化性指标进行评价，而需要以满足少年健康成长的专业性来进行衡量。

现代少年司法制度具有二元结构的特点，这种二元结构制度设计表现在两个方面：

1.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的二元结构。即强调少年司法的独立性，以确保少年司法的特殊性得到尊重。正因为如此，少年司法具有与刑事司法二元分立的特点。当然，这种二元分立在不同的国家实现程度不一样。在英美法系国家以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是完全独立的，甚至在概念术语上都强调要区分开。

当然，即便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完全二元分立的国家，也会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联结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弃权。虽然少年司法突出保护优先，以教代刑，但如果未成年人的行为太过恶劣，除了年龄之外看不出他与成年人有什么区别，那么则可以采取放弃管辖权（waiver）的方式，按照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把该恶性未成年人丢给刑事司法当作成年人来对待，给予与成年人同样的待遇包括处罚。

2.少年司法与儿童福利（社会支持）的二元结构。由于少年司法认为未成年人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其健康成长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结果，因此其运作具有评估涉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求并给予相应满足的特点。然而，涉罪未成年人的需求是多样的，需要通过聚集社会资源来满足这些需求，以实现该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健康成长的目的，这些社会资源也被统称为社会支持体系。可以说，如果离开了社会支持体系的支持，少年司法的实际运作即和刑事司法没有本质性差异。

在国外，少年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主要表现为儿童福利体系，因为福利部门在社会支持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提供社会资源的责任基本上由福利部门承担。在我国，被称为社会支持体系。必须正视的是，在我国现阶段少年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而且在多数地区还很不健全。

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之间通过弃权来衔接，而少年司法与社会支持之间的衔接则是通过转介。弃权，即将严重涉罪未成年人转送成年人刑事司法系统当作成年人来对待的过程。转介即基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要求，将已经进入少年司法体系中未成年人的需求，转给非司法机构服务与满足的过程。少年司法负责发现少年健康成长的需求并且转介这种需求，而社会支持体系则负责承接这些需求，并提供专业性的服务。

找准需求 确保儿童利益最大化

为了确保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少年司法中的实现.在司法机关传统职能之外但又为少年司法运作所必需的社会支持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需求，即完成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所必需的非司法机关力量的介入，主要包括社会调查、心理测试、合适成年人参与、人民陪审员参审等。二是未成年人的考察帮教需求，主要包括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期间的考察帮教、附条件不起诉期间的考察帮教、社区矫正期间的考察帮教等。三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康复需求，主要包括心理辅导需求和医疗需求。四是未成年人的就学需求，即为未成年人提供教育支持。五是未成年人的就业需求，即为未成年人提供就业服务。六是未成年人的生活需求，即为未成年人提供衣食住行的支持。

上述六大需求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从需求发生的阶段来看，刑事诉讼需求和考察帮教需求主要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之中；而身心康复、就学、就业、生活需求则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在刑罚执行期间，还可能发生在回归社会期间。其次，从需求的专业性来看，刑事诉讼需求、心理测试、社会调查、考察帮教和身心康复需求对专业性的要求程度非常高，往往需要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才可提供；而就学、就业、生活需求相对而言要弱一些，一般性的社会志愿力量亦可提供当然这并非绝对的。

当然，由于少年司法具有走向综合司法的趋势，在办理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过程中（尤其是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也具有司法转介的需求，这些需求与未成年人罪错案件相比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

超越全能司法

需要通过司法转介机制交给社会支持体系提供服务的各种需求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不属于司法机关的传统职能范围，但又是少年司法追求确保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实现所必需提供的服务。

在社会发育不成熟的背景下，司法机关在少年司法发育的早期阶段曾经一度采取的是全能司法模式，即涉案未成年人所有的需求均由司法机关自身提供。因此，早期少年司法官也具有全能司法官的特点，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均不例外。例如，未成年人没地方住，司法机关负责提供甚至带到司法官自己家里住；未成年人没钱，司法机关捐钱；没学上，司法机关直接去联系学校；没有工作，司法机关负责安排；心理有问题，司法机关自己提供心理辅导《法官妈妈》这部电影非常生动地展示了早期少年司法的全能司法特色。尽管司法机关的这些事迹值得赞赏，但这种典型的全能司法模式绝非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特点。因为，全能司法模式一方面超出了司法的职能范围，另一方面司法的这种越俎代庖也具有不专业、无法持续的不足。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少年司法的发育早期，由于社会发育尤其是福利体系发育很不成熟，这种全能司法模式也具有不得已性。

篇6

 

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结构的现状及困境

 

少年司法制度的结构就是指组成少年司法制度的各个部分及其搭配组合间某种稳定的联系。根据系统论的观点，功能是系统结构中多个联系互动作用所形成的整体性，稳定健全的结构，有助于发挥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功能。一般地，司法制度是由概念系统、规则系统、组织系统和设备系统几方面构成。概念系统就是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础，不同类型的司法制度，其理论基础并不相同。组织系统就是司法组织体系，它是由各个司法机构和法律授权的专门组织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规则系统是指司法规范体系，包括司法组织规则和司法活动规则。

 

设备系统是指司法物质设施，是司法组织赖以进行正常活动的物质基础，包括法庭、监狱以及其他物质设备。概念系统和规则系统属于“软”系统，组织系统和设备系统属于“硬”系统，司法制度就是一个“软”“硬”皆备的大系统?]一般认为，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少年法庭的建立宣告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因为特定的历史背景、法律依据等因素的考虑，当时的少年法庭实质只是附设于普通法院下的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

 

少年法庭的出现，以其办案的实际效果，雄辩地证明了少年法庭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与欢迎。少年司法制度自创立以来，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现从司法制度四大组成系统，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现状作些分析。

 

1.关于概念系统

 

联合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控制与矫正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先后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重要公约，弱化了刑罚的报应观念，强调特殊预防中的教育刑论，重视刑罚的个别化，以轻缓的刑罚或多种非刑罚方法来处理未成年人犯罪，优先适用教育改造措施，不得已求其次才适用刑罚，即使如此，也应和成年人犯罪处罚有所区别。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价值取向上的变化和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司法保护的做法，显示了对未成年人的刑法特殊保护理念，即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应优于保护社会利益，对未成年犯罪人应重在教育、感化、挽救，而非惩罚。此种理念集中表现在上述国际性条约所确立的保护少年的基本原则之中，即依法保护原则、双向保护原则、相称原则、少年司法社会化原则、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倡导行刑社会化和非监禁处理及少年司法专门化原则。我国是上述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或参加国，其先进的少年司法理念也为国内立法所接受。如1992年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1999年生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条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足于教育和保护，从小抓起，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预防和矫治”。上述立法规定表明，我国业已确立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少年司法原则。从上述分析出发，依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丨简称幻匕京规则》，以下同)以及我国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精神，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框架下的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与《北京规则》关于少年定义略有不同的是，我国关于少年年龄只有年龄上限(未满18周岁)的规定，而没有具体年龄下限的规定，并且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少年和未成年人同义，不作区分。 [2]在概念系统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少年司法制度独立价值认识不足。时至今日，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观不是站在社会发展之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价值取向上看待，而是以成年人之于未成年人弱势群体的天然同情、怜悯的感性认识来看待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把制度上的要求视为司法者情感上的恩赐，虽然一般而言并无不可，但因社会治安不好严打时，此种价值观往往会导致对未成年人待遇的忽视，走上少年人刑事政策的反面。

 

2.关于规则系统

 

中国目前尚未制定有关少年案件和少年司法的专门法律，对少年案件的处理主要依据是我国研U法>>、研IJ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 等法律有关条款关于少年案件处理的特殊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司法文件，如《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邀陪审员的联合通知》等。这些法律法规针对少年犯罪人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就少年案件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及矫治方法作了一些不同于成年人的规定，体现了对违法犯罪的少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可以说我国已从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基本上形成了少年司法制度规则体系的雏形。但在规则系统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为缺失独立完善的少年司法法律体系。

 

第一，现有法律规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规定不够完善。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关于少年权益保护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道德、号召性条款多，缺乏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对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没有详细明确的界定。这种缺乏操作性的规定不利于发挥立法对司法实践的规范和有效指导作用，给予了司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造成不同法院以及不同法官对同一类型、同一性质的案件作出不同的裁量结果，有损法律的统一性、公正性、权威性，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矫正教育和权利保护。工读教育、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等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定笼统而概括，可操作性差，而对于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的处置则根本没有统一的规定，且处罚机关繁杂，易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利于少年司法目标的实现。[3]

 

第二，没有形成独立于成年犯罪人的少年法律体系。现代世界多数国家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殊情况，一般均有专门的立法，如德国制定了 〈沙年法院法〉、印度制定的《儿童法)>、日本制定有《儿童福利法》、《少年院法》、《少年审判规则》等有关少年的专门法规。与此相比，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门立法很少，有关少年犯罪、少年权益的保护，主要用为成年人制定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调整，未能充分关注少年犯罪人身心的特殊性，没有对少年实行区别对待、加以特别保护，可以说是不公正、不合理，也是不科学的。如在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处罚适用的是与成年人共同适用的刑法典;对少年刑事案件的审判，适用的是对少年案件诉讼程序规定很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制定了〈铁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矢必和《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邀陪审员的联合通知》，但仍远远不能适应目前少年审判的实际需要，如区别于成年人的少年刑事案件独立司法体制问题、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司法体制的设置问题、对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的管辖和审理问题等。[4]

 

第三，现有立法落后于司法实践需要。纵览现有的立法，虽然对少年司法制度有所规范，但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与社会现实的需要不相适应。实践中，有些具有生命力的少年司法做法却没有法律对此作出规定。例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设立的少年法庭、少年案件起诉组、少年案件侦查、预审组等，虽然都有益于对少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的贯彻执行，并已被社会所认可，但没有明确的立法依据。立法上的滞后，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根据现实需要设立了一些制度，但无法律依据的尴尬局面。

 

3.关于组织体系我国现行处理少年司法案件的专门组织机构主要是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等，它们依照法定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分工协作，分别承担处理少年案件的部分职能，共同形成了少年司法组织体系。在处理少年犯罪案件过程中，各自履行的职能主要表现为：首先由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立案，立案之后随即进行侦查，侦查终结后，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少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凿，应当追宄刑事责任的，即作出起诉决定，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审判，发现有罪的，作出有罪判决并宣告相应的处罚措施，这些处罚措施可以是刑罚，也可以是非刑罚处罚措施;最后，由相应的执行矫正机关予以执行对少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改造。

 

组织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未成年人司法专门机构的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专门性的少年警察机构、少年检察机构、少年审判机构、少年矫正机构、少年律师机构等。仅就审判组织而言，目前少年法庭的的组织形式大体上包括以下几种：(I)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专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c 3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附设于刑庭内，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3)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这种少年庭不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还受理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4)在刑事审判庭中指定专人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由于机构设置各异，运行机制各异，缺乏系统性，抑制了系统功能的整体性发挥，从而使得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优势无法体现出来，不能很好贯彻教育、感化、挽救、对少年犯罪人进行特别保护的刑事政策。

 

4.关于设备体系目前，我国处理少年案件与处理成年人案件的人员基本上没有大的差异，多为从事成年司法工作的普通司法工作人员，专门从事少年司法工作高素质的人员严重缺乏;少年案件的处理机构与成年人的案件处理机构也没有大的差别，多为普通司法机构，只是在法院内部附设了少年法庭，负责审理少年案件;在执行机构上，设立了少年犯管教所、工读学校等矫正机构对少年犯进行单独关押教育改造，防止少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关押在一起相互感染。

 

在设备系统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少年司法制度赖以运作的物质条件及高素质的少年司法工作人员的欠缺。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尚不十分发达，不少地方的财政收入难以满足正常的社会发展需要，司法部门正常的办案经费不能得到充分保证，完善的狱政设施及高素质的少年司法人员严重不足，难以完全实现法律所规定的分押、分管、防止犯罪人交叉感染的良好愿望，也很难达到少年司法的目标。设备系统的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从司法机构及人员来看，现行兼职型少年司法机构和人员在工作中，由于司法力量相对不足，往往要身兼数职，需办理大量普通刑事案件，这使得他们常常无暇他顾，无形中影响了对少年犯的跟踪帮教工作;从少年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来看，真正素质高、能力强、理想的少年司法工作者十分缺少，与少年司法工作的高要求很不适应。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丨试行)中要求。少年法庭的审判长应当由知识面广、业务素质好，熟悉少年特点，善于做失足少年思想教育工作的审判员担任;从未成年犯罪人关押、矫正场所来看，囿于经济条件限制，许多关押、矫治场所严重不足，难以做到未成年未决犯、已决犯与成年犯分关、分押和分别矫治的要求，严重影响了教育、改造的效果，使法律规定虚置化。

 

二、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出路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自诞生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少年犯罪人的预防、保护、矫治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但现有的少年司法制度存有诸多不足，不能很好地满足少年司法实践的需要，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少年司法经验，从少年司法制度结构的四大组成系统方面，完善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1.改革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概念系统我国相关立法虽已将教育、感化、挽救，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等先进的少年司法理念确立为少年司法活动的指导原则，但人们对确立此原则的法理学根据并非十分了解，以至于人们对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价值认识不足，认为国家对少年犯罪人的宽大处理仅是出于对其同情、怜悯。此种认识的偏差，不利于人们自觉地贯彻少年司法原则，确保少年司法目标的实现，故有必要明确构建少年司法原则的法理学根据。

 

一般认为，此原则确立的法理学根据主要有：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特殊性、国家亲权理论、刑事近代学派理论等。现具体阐述如下：首先，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特殊性。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展未达成熟阶段，思维相对简单，自控能力较差，易感情用事，明辨是非的能力较成人低，易受不良因素影响，进而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鉴于未成年犯罪人生理、心理尚未成熟的上述特点，理应将“不能预谋犯罪”的儿童与那些经过深思熟虑而实施犯罪的成年人区别对待，对失足少年重在教育、感化、挽救、拉一把，促其重新回归社会而不是推一下。另外，少年违法犯罪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反应也与成年人有所不同，如果不考虑未成年人的特点，采用与成年人相同的处理方式，就有可能在他们尚未成熟的心灵上，形成一定的心理障碍，直接影响处罚的效果。

 

其次，国家亲权理论。国家亲权，即国家作为一国之家长，是本国内无法律能力者丨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享有监护权利，承担监护义务，对其进行保护、教育、照管和监护。根据这一原则，政府有代表国家保护少年权益的义务，对一些成长环境不良、生活无助和父母无监护条件或能力的少年负有监护的责任。作为监护人的国家不能只是对自己的监护人进行惩戒，而应注重教育，故国家亲权理论下，对未成年犯罪人应从保护教育改造的角度出发，特殊对待。

 

最后，刑事近代学派理论。刑事古典学派基于客观主义立场，认为人人都是理性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自由，行为人实施犯罪是其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所以应依据危害大小承担相应的报应刑，因而古典学派对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未作区别处理。然而，古典学派关于理性人自由意志的假设，很快就被实证学派证明是一种幻想。实证学派通过大量实证事实说明了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绝非如古典学派所言的自由意志选择的产物，而是行为人自身、社会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换句话说，犯罪是被决定的而非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既然如此，追宄行为人的责任便不能是道义责任，只能是基于社会保护需要的社会责任，强调不同行为人的危险人格是责任大小的衡量依据，惩罚的目的不在于报应而是另有目的。此时，未成年人才受到了特别关注，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处遇获得理论上的支持，才使得区别对待两者成为现实。不过，早期的实证学派过分强调了社会防卫，有过分牺牲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之嫌。因此，二战后格拉马蒂卡的社会防卫论以及安塞尔的新社会防卫论对实证学派的社会防卫论作了改进，前者认为不应牺牲个人来保全社会，而应该对个人和社会同等保护，后者认为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以保护个人为基础，以犯罪人的处遇为核心，特别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

 

2.改革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规则体系如前所述，我国少年法律体系存有严重不足，亟需完善，这既是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要求，也是实践的迫切需要。我国是 €11：京规则》的参与制定国和缔约国，该条约要求成员国“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少年的法律、法规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 “应当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他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被称为“法官妈妈”的尚秀云针对我国当前少年法律规定的不足，曾发出这样的呼吁，“在审判工作中我迫切地感受到我国应该有适合审理少年犯罪案件的实体法和程序法。

 

我们国家对犯罪的孩子仍然用的是成人法，只不过在条文中有一些对未成年人罪犯实行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我们非常希望能有自己的少年司法制度，这对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首先，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的少年法律体系。我国现有不少学者业已提出了建立我国少年法律体系的见解。有的学者主张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少年法典;有的学者主张在现有刑法典基础上，单设少年犯罪的特殊章节，条件成熟时再制定少年刑法、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有的学者主张为与〈颇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相配套，可以分别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法》和《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法》，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少年法律体系。上述观点表明我国学者关于应该完善少年立法已取得了共识，存在分歧的只是采用何种法律表现形式。笔者以为少年立法重要的固然是内容，但形式也是应该慎重考虑的。

 

我国目前有关少年的立法就是一种分散式规定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少年法律显得过于分散，系统性不够，未能突出少年司法制度应有的独立性、重要性，不便于人们掌握运用少年法律保护少年人的合法权益。此外，此种分散形式使得少年司法规定缺少应有的总的指导原则总领全局，不利于少年法律体系构建的和谐统一。鉴于此，笔者以为第一种主张是妥当的，第二、三种主张存在的缺陷和我国目前少年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未有二致，故不足取。在具体制定我国综合性的少年法典时，可资借鉴德国少年法院法的立法模式。该法详细规定了少年法院法的适用范围、指导原则、少年违法行为及其后果、少年法院组织和少年刑事诉讼程序、执行和行刑等少年犯罪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问题。

 

其次，完善少年法律对少年权益的保护规定。如前所述，我国少年法律对少年权益的保护规定，存在多方面的不足，需要完善。在刑事实体方面，应明确规定少年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宗旨与目的，强调保护处分为主，刑事处罚为辅，奉行优先保护少年原则;根据未成年人自身特点，明确规定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管制、拘役刑罚及过于严厉的死刑(包括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对未成年人不适用，因为此类刑罚对犯罪未成年人来说要么改造效果不大，可能造成交叉感染，留下犯罪记录，影响其重返社会，要么处罚过重，有违国际轻刑化趋势与教育保护的少年司法原则;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增加相对不定期刑及前科消灭制度的规定，以便更好地发挥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功能;在缓刑适用上应作出与成年人不同的特别规定，缓刑条件不应过于严格，有助于提高对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率，切实贯彻非监禁化的少年司法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处罚的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增加规定的可操作性，减少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对少年权益的侵害;建立适合未成年人自身特点的刑罚裁量与执行制度，扩大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等。

 

在刑事程序方面，建立少年刑事案件的专门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制度，由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审判、少年矫正等专门机构和人员行使相应职权，采取与成年人不同的方法，如在调查少年犯罪行为的同时，注意调查少年犯罪人出生曰期、生活环境、成长过程、社会交往以及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审查其犯罪事实和犯罪动机;在审理上，采取不公开的形式，与成年人分开审理，审理时必须态度诚恳等;在处理上，对未成年人贯彻宽大原则。在执行方面，建立起一套包括监禁、缓刑和假释的未成年罪犯的刑罚执行制度体系，以满足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的需要。

 

再次，扩大少年法庭对少年案件的受理范围。由于国外大多数国家使用广义的少年概念，所以少年司法制度的管辖范围是宽泛的，不仅包括违法犯罪少年，而且包括 “需要监督的少年”和“需要照管保护的少年”，如日本的家庭裁判所管辖的少年案件是非常广泛的，从对象来看，包括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和虞犯少年;从内容来看，包括应受刑事制裁的刑事案件、未构成刑法上的犯罪、构成刑法上犯罪但不应受刑事制裁的保护案件和危害少年福利的成人案件。我国少年法庭受案范围仅限于少年刑事案件的局面不利于充分发挥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故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在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将少年严重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纳入到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之中，适用严格的少年司法程序进行处理，加强对少年人教育、感化、挽救，避免行政机关处理过程中的随意性。这与《北京规则》确立的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并不矛盾，因为适当扩大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目的主要在于加强对少年教育保护，这与《北京规则》减少对少年司法干预的精神是一致的。

 

最后，加快立法步伐，满足现实对法律的迫切需要。我国关于少年司法的许多规定，处于规章、行政命令的层次，缺乏权威性和统一性，如公安部《看守所条例》;有的处于试行、暂行阶段，没有进一步总结定型，上升为法律，如1986年司法部颁发的〈沙年犯管教所暂行管理办法丨试行)》;有的还没有相应的、配套的、完善的、可操作性的法规，如〈沙年犯罪立案、侦查、起诉法>> 等;有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已时过境迁，无法适用了，如1954年〈傍动改造条例》等。对于此类规定，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完善，通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将其转化为法律。另外，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富有生命力的做法，应该加紧调研，尽快将其成功的做法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解决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3.改革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组织体系和设备体系少年司法制度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少年司法制度仅指少年案件审判制度，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包括少年审判制度、少年警察制度、少年检察制度、少年监狱制度、少年律师制度、少年调解制度、少年仲裁制度和少年公正制度等。从多数国家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来看，大体经历了由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向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过渡的阶段。目前，人们对广义少年司法制度具体范围认识存有差异，但多数国家认同对少年刑事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一条龙的少年司法体系。我国对此可以借鉴，设立与少年法庭相配套的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辩护、少年矫治等制度，积极发挥少年司法制度在预防少年犯罪、教育保护矫治少年犯罪人的整体作用，实现少年司法制度既保护少年合法权益，也保护社会利益的双重目的。在两者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优先保护少年犯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立足于少年的特殊性，从本土资源出发，建立合理的少年审判评价体系。尽管现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独立，居中裁判，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但少年司法制度却要求法官积极主动的参与少年审判，法官要承担对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少年犯的调查、教育、帮教、回访、解决就业、升学等职能。

 

少年法官审判职能的扩大化正是少年司法的特殊性所在，这种特殊性必须得到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保障。在现有以成人模式为主导的司法制度下的法官评价体系之下，少年法官所付出的成效显着的辛勤劳动不但得不到肯定，反而受到是否超出法官职责范围的质疑。现行法院的目标管理制度无法合理地评价少年法庭审判人员的工作，这已严重影响到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少年司法制度迫切需要突破寄身于成人司法模式下的格局，凸显其特殊性与独立性。为了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制度所存在的矛盾及其发展问题，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水平不一的实际状况，在组织体系方面，建立一种多元化的少年司法制度格局应是改革的出路。可以考虑在有条件的地方创设少年法院，当然寄希望通过创设少年法院来解决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她至少给我们一种预期。

 

为了确保上述制度的有效运作，随着经济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可对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加大投入，建立起与上述少年司法制度相配套的硬件设施，比如少年犯管教所、少年犯羁押所、独立的少年法院等，实现对少年犯人分押、分管、分审;加强对专门少年司法人员的培训工作，使其了解少年司法与成年人司法的不同，明确少年司法工作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胜任少年司法工作并热爱少年司法工作。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少年法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1] 李亚学。少年教养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

 

[2] 康均心。法院改革研对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 田幸。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til J].青少年犯罪问题[李亚学。少年教养制度比较研究[Mj .北京：群众出版社

篇7

关键词：少年犯罪；少年司法；成人司法

中图分类号：DF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3-0066-02

何谓少年司法？至今并无统一界定，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赞同少年司法的建构应当以专门性的少年审判机构的建立和运作为基本前提，所以，1984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中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可以被视为现代少年司法制度在中国出现和起步。但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直到今天，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构模式和路径选择还未达成一致共识，甚至还有许多人质疑少年司法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司法体制内部传统法制派保守力量的掣肘使得我国在推进少年司法现代化的道路上阻力颇多，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笔者以为，少年司法确实有着与传统成人司法差异巨大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而正是这种差异，使得少年司法具有相当必要的独立性与成人司法相分离，而非在成人司法体系内部做出适当调整。

一、少年犯罪与成人犯罪

同样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为什么需要区别对待，因为少年与成人这两类犯罪主体存在的巨大差异性使得少年犯罪与成人犯罪有着本质区别。

（一）少年与成人的差异

少年是成人的对称。把少年视为成人的财产，而非一个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个人，其法律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76年的《汉谟拉比法典》，无须觉得这种法律观念已过时久远，对少年提供法律上的特殊保护不过才一百多年的时间。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制定的少年法庭法和建立的少年司法制度标志着构筑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柔性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孩子也被看作是依赖于成人社会的，并不具有独立性（包括独立的法律地位和人格）。他们“有耳无口”，只需倾听教诲，无需有自己主张；他们被看作是“穿着小号衣服的成人（小大人）”，对孩子的评判只需把成人社会的衡量标准拿来缩略运用即可。孩子是无权的，也不需要权利，如果拥有某种权益，当然也是由成人赋予的。至于少年权益的满足能达到什么程度，那得看成人的慷慨程度，毕竟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而如何分配社会资源是在成人世界里完成的。所以至今还有许多人并不承认在孩子面前有个强大的成人社会，也并不认为少年司法需要从成人司法中分离出来，因为既然是同样的犯罪行为，比照成人犯罪从轻或减轻处罚即可。

少年与成人最根本的区别是主体的年龄特征，年龄可以被看作是两者的生理性差异，二者的生理差别导致其理性程度的差别。现代科学日益提供证据证明少年与成人是存在质的差异的，大量神经科学和行为学的研究成果显示，大脑的发育一直持续到25岁左右，大脑完全成熟前的最后一块发育区域是前额叶，前额叶的作用是阻止人们作出轻率、冲动的决定。这些发现构成了少年司法的生理学基础。慢慢地，少年与成人在生理上的差异被引申到二者心理、精神、行为和社会态度上的差异。现代科学继续巩固着这样一种社会观念即“成人是理性的，少年是非理性的”，把少年混杂进成人司法行列是一种司法不公，某些恶性极端的少年犯罪案件或者因营养水平提高导致生理发育提早成熟等现象短期内难以有效这种社会观念。

（二）少年犯罪与成人犯罪的区别

少年犯罪与成人犯罪具有概念上的本质区别，少年犯罪的英文被严格要求使用“juvenile delinquency”一词，而非一般犯罪概念如“crime”者“offense”。“juvenile delinquency”一词有多种表述，可以被译为“少年非行”“少年不法行为”“青春期越轨”“非犯罪的违法行为”等，其多样化的表述也显示出与成人犯罪的明确性要求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文语境里，有些学者将少年犯罪表述为“少年罪错”，这也是首先在概念上表明少年犯罪与成人犯罪具有本质区别，如果说成人犯罪是一种“恶”行，那么少年犯罪则是一种“错”行，行的是少年，但错的却不光是少年，更是成人的错、家庭的错、社会的错――一种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良社会化过程）自己难以有效避免的需要成人以宽容、关怀、温暖去教育、感化、挽救的错。毕竟，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少年犯罪，我们会发现不良的社会环境是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导致少年行为失范的主要原因；学校教育的失误和对待问题少年标签化的不公平对待是导致少年辍学，过早流入社会埋下犯罪隐患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少年犯罪与成人犯罪的区别恰恰就在于后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前者的罪错将由全社会买单，包括其自身、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

二、少年司法与成人司法

（一）何谓少年司法

少年司法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制度，无论它与成人司法之间有多大的鸿沟，本质上仍属于司法制度的范畴。但其完整确切的内涵是什么，在我国还未形成统一认识。有学者认为，少年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性组织应用法律处理未成年人的诉讼案件和非诉讼事件，以保护和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专门司法制度，它是这些机关和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活动原则和工作制度的总称。也有学者认为，少年司法是指根据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预防本人再犯为目的，以其独立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所确定的减缓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惩罚和保护其健康成长的特殊的司法制度。

虽然学者关于少年司法含义的界定各不相同，但都包括几个共同特征，第一，强调少年司法的人道主义模式，主张对罪错少年的保护；第二，强调少年司法完全不同于成人司法的独立性；第三，强调少年司法庞杂完善的系统性和少年司法制度一体化。

（二）少年司法与成人司法的区别

成人司法的人性假设是“理性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遵循着趋利避害的功利主义行为模式，其犯罪行为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少年司法因主体的特殊性而只能做“非理性人”的人性假设。正是这种在选择自己行为时理性程度的差异使得少年需要与成人完全不同的理念和规则来规范，继续用缩略版的成人刑事司法的标准来处置少年法律事务是一种以大欺小、倚强凌弱的简单和粗暴。

少年犯罪是一种社会疾患，承担责任的并不仅仅是犯罪少年，而是家庭和整个社会，所以在少年司法中并不存在“罪责自负”，少年所无法和难以承担的责任都将由家庭和社会分担。对少年犯罪比照成人司法标准缩略式的处遇既无法代表社会惩治犯罪防止再犯，也无法实现对少年的保护。它在一定程度上仅仅代表着成人世界的话语霸权，成人司法标准的强迫和对少年司法本质属性的误认，这些直接决定了少年法律地位的不平等状态。

少年司法与成人司法的分离，就是要扭转这种不平等。

三、少年司法与成人司法的分离

对罪错少年的司法审判并不单纯是为了给予犯“错”的孩子以等价报应，试问有哪个父母会对犯了“错”的孩子“以血还血”的给予报复才能修复他们所受到的伤害。社会给予孩子（包括罪错少年）的应当是“父母般的温情”。所以，我们需要把少年司法从传统成人司法中分离出来，少年司法因其自身的特殊性、独立性也必须与成人司法相分离，它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司法体系，独立的立法、司法原则和理念，自有的实体法、程序法和处置法。少年司法处遇如果只是比照成人司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就难以实现对罪错少年的特殊保护。许多国家针对少年犯罪，均有专门立法、专门程序追诉，确保针对罪错少年适用与成人犯罪不同的法律追诉、审判、处遇方式，以实现对少年最大的保护，达到最好的康复效果。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少年法，刑法对犯罪少年也没有规定特殊的法律后果，虽然已经设立了相对独立的少年司法机构，法院对犯罪少年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以及适当放宽缓刑的适用条件等，但是由于没有刑罚以外的其它处分措施可供选择，因而设置少年司法机构教育与保护罪错少年的实质目的难以实现。所以，虽然我国法律一直强调对少年犯罪要“教育、感化、挽救”，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种理念与现代少年司法制度较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的理念很接近――但由于缺乏针对少年犯罪特殊的教育处分措施来代替刑罚，在实现这一理念的具体手段上，我们与上述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少年司法是个开放的系统，它并不是成人司法的组成部分，而是全部社会控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与社会组织结构的紧密联系上要远超过成人司法。例如，少年治罪的原因是他人的教唆还是家庭的原因，在司法中是很重要的判案证据。因为少年犯罪的原因不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是本人因素、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等问题相互结合、综合污染的结果。因此，少年健康人格的养成需要自身、家庭、学院、政府、社会都竭尽全力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每一个在不良社会化过程中走入歧途的少年都是对这社会每一个成人的拷问，而马文？沃尔夫冈提出著名的“6%定律”（从少年犯变成为累犯的6%的罪犯犯下了当地50%的罪案）也是对现行失效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拷问。

参考文献：

[1]皮艺军.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体化[J].法学杂志，2005（3）.

[2]冯锐.关于少年犯罪与完善少年司法制度的思考[J].江苏社会科学，2005（3）.

篇8

（一）日本少年处遇机构的设置

根据少年法的规定，设立家庭法院。少年司法机构以及处遇设施的设置也是以家庭法院为中心展开的。主要包括儿童自立支援机构、保护观察所、少年院等。其中的儿童自立支援机构是根据《儿童福祉法》设立的，旨在构建一种家庭式的、气氛开放的环境，不采取强力手段。少年院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使入院者能够自觉地养成一种勤勉的精神，消除不适应社会的原因，并力图培养其成为身心健康的少年。少年院还对入院者进行生活指导和职业规划，并对其学习进行辅导教育。

（二）日本少年处遇流程

日本少年案件的移送采取的是全案移送主义。只要有未成年犯罪的案件，或者是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都统一由家庭法院展开调查和审理。即使是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负责调查的案件也要先交由根据少年法设立的家庭法院进行调查。并由家庭法院控制整个案件的流向。家庭法院可以根据不同的案情，决定是否开始审理。如果认为根据儿童福祉法即可处理的，必须将该案件移送各都道府县的行政机关或者儿童咨询所。如果认为不可开庭或不适合开庭的，可以结束案件，做出不审判的决定。一旦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其最终结果可能为：审判不开始决定、不处分决定、移送儿童福祉机构的决定、移送给检察官的决定（即所谓的“逆送”）、保护处分。保护处分中最为常见的措施是保护观察，可以受到保护观察处分的除了经家庭法院审判的，还包括从少年院假退院（类似于假释）者、刑罚执行犹豫而给予保护观察处分者、以及从妇人辅导员假退院者（主要针对违反《卖春防止法》规定的对象）。在所有的保护处分措施中，移送少年院是最重的措施。进行“逆送”的案件，原则上处理等同于成年人的程序，但在刑罚裁量上会有所不同。

二、对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检讨

（一）对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检讨

1.日本的少年司法理念清晰，并且在制度的安排上始终如一地贯彻了这一思想。而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政策则相对模糊。较日本少年法中具体、明确的刑事政策而言，我国的“宽严相济，以宽为先”等政策显得模棱两可，导致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不能充分体现，缺乏可操作性、且难以实现统一的标准。这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教育和挽救”的政策要求似乎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少年司法理念必须要更多地提倡行提前干预和事后挽救。2.在考察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的同时也应该注意，日本少年司法制度是基于福利主义和国家亲权理论而建立的，其必然带来司法成本的过分高昂，而实际的运行效果又未可知。日本少年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引来了民意的热烈反响，从日本少年法的三次修订来看，也是受两方压力而形成的。一方面的声音要求在司法整体严峻的情况下也要对少年犯罪进行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又要求加强对犯罪少年的人权保护。而这两种意见又是相互矛盾的，很难在日本少年法中全面展示。并且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有诸多不足，并亟待改善。对于转型期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也存在相同的问题，这也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当下应该积极面对的现实。

（二）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检讨

1.应适当扩大未成年人司法的关注范围。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18周岁的人具备完全刑事行为能力，但是依照我国国情，18周岁到23周岁的人往往还是学生，或刚刚步入社会，一般都没有独立生活、涉世不深，很难认为其已经为事实上已经独立的“成年人”。如果一律在司法对策方面按照成年人同等对待并不合理。仅仅将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纳入到考察范围显然是不够的。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规范对象应当适当扩展，保护措施和矫治措施不应仅包括未成年人，也应当适当包括部分成年人。2.犯罪预防责任主体尚待明确。中国的未成年人处遇制度更多地强调家长和学校的责任，是值得检讨的。例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也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从上述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基本处遇和矫正的责任仍然属于学校和家长。但该条第二款又规定：“对未成年人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应当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或者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一般认为，导致未成年人的严重不良行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庭的教育不利和学校权限和精力的不足。而要对不良少年进行矫治需要父母和所在学校进行申请，明显缺乏可操作性。而将审批的权力授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做法也值得探讨。这样的制度安排难恐怕以实现立法目的。3.刑罚处断没有体现出未成年人的特殊性要求。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很遗憾，相应制度的可操作性太差，导致在实际的未成年人司法活动中难以起到应有的核心作用。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条文也过于简单，并无法体现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而现行刑法又都是以成年人为量刑标准，面对具体个案时，仅仅是比照同案犯适度减刑。我国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时候，仍然等同于成年人犯罪的模式来对待。因此很难体现“面对少年未来”这样的宗旨、也无法达到“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政策要求。例如未成年人的假释制度、非监禁刑的适用没有体现，缓刑适用没有进一步的规定，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等应该予以明确，未成年人能否适用财产罪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另外，我国司法解释也努力地在未成年人刑法适用方面做出积极地贡献。但是，有些司法解释，如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发生，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4.缺乏被害人司法救助机制。由于未成年人没有主动维权能力，导致其无法启动司法程序，所以更需要有司法救助机制对其进行保护。现有制度关注的问题仅限定在家长、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责任承担，而对于不良行为侵害的被害人没有更多的直接保护措施。对于别害人的救济应该是未成年人司法关注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如果不能为被害者提供良好的救济途径，就会使受害人丧失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如果不能为被害人提供更多恢复措施，其受伤害的心理影响可能要远远超过不良行为本身的损害。所以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应该更多地关注被害人司法救助机制的建设。

三、我国未成年人处遇机制亟待改善

（一）处遇设施的机制

未成年人司法的福利系统是包括收养、教养、教育、心理辅导、医疗卫生、被害人紧急救助，以及社会调查、沟通公检法、NGO等一些列社会力量的完整体系。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有类似日本的儿童自立支援中心的援助机构。这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时间较短有关。但是如果没有未成年人司法的福利系统，就很难说有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立整体完整的未成年人处遇制度，保证未成年人处遇设施的充分是十分必要的。

（二）不良少年行为的司法机构设置有待完善

在未成年人司法实践中一方面要设立侦查阶段的少年犯警察机关和少年检察机关专门负责不良行为（非行行为）。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建立完整的未成年人审判机制，设立专门的少年法庭，用以实现非犯罪行为的分流。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而不是由侦查部门来处理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以期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目的。

（三）处遇流程

篇9

一、当前中国少年的犯罪状况及犯罪原因分析

（一）少年犯罪状况分析

与成年人犯罪不同，未成年人犯罪有其自身的特点。近些年来，不仅未成年人犯罪率逐年上升，而且其原有的一些特点也逐渐发生改变。以江苏省近七年来的青少年犯罪数据为例，可以发现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所表现出的特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成年人犯罪涉及领域日趋广泛，但类型相对较为集中，多集中于侵财类和暴力型犯罪。首先是侵财型犯罪仍居高不下，盗抢类侵财型犯罪，无论是件数或涉案人数均居首位，约占全部涉少刑事案件的60%左右，部分地区甚至达70%以上；其次，暴力型犯罪案件比较突出，且呈上升趋势。类犯罪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日趋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类型的青少年犯罪，如信用卡诈骗、开设赌场、复制传播物品、妨害公务案件等。

第二，共同犯罪所占比例较大，且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较为突出。从江苏省四个独立建制的少年庭的数据来看，共同犯罪所占比例都在30%-40%左右。近年来，未成年人有组织、有预谋地实施抢劫、敲诈勒索、聚众斗殴等犯罪开始呈上升趋势，甚至发生有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共同实施盗窃、抢劫等行为，且大部分以同乡、同学居多。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犯罪手段、社会危害程度也日趋严重，绝大部分是主犯，有的积极预谋、策划犯罪，有的甚至成为犯罪的纠集者，更有甚者是涉黑犯罪的首要分子。犯罪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的未成年人案件不断上升，一般发生在成年人犯罪中的信用卡诈骗、介绍、组织表演等犯罪亦不断涌现。

第三，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所占比例较大。以江苏省苏州市为例，据统计，2009年苏州市判决的未成年被告人中，外来人口占未成年人总数89.2％。根据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庭专题调研分析，外来未成年罪犯又呈现出以下特征：共同犯罪占了犯罪形式比例的84.1％，且以同乡、同学居多；犯罪多集中于侵财类和暴力型犯罪，所占比例超过90％；脱离家庭监管多，外来未成年人在苏州和父母亲友居住共同生活比例仅为20％，绝大多数是单独或者和其他人租住，不少外地未成年罪犯流落于黑网吧、街头；文化程度低。根据专项调研统计，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比例不到50％，且生活技能差、普遍怕吃苦等。

第四，犯罪动机具有单一性，犯罪目的凸显荒诞性。有一部分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往往是好胜猎奇，对照模仿。在实施犯罪时，他们有的是简单地模仿电影电视中的某个镜头和情节，有的是模仿小说或现实社会新近发生的一些作案的犯罪伎俩，有的是同学或朋友间所谓的争强好胜，有的仅仅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而犯罪等。

（二）少年犯罪原因分析

第一，家庭原因。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每个人身心发育的重要场所。一个健康的家庭与父母良好的教育无疑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进步，而一个不良的家庭环境，则会是孩子误入歧途的重要原因。以司法部少年犯罪与改造研究课题组对全国16个省、区、市18所少管所6459名少年犯的问卷调查为例，其中有26.6%的少年犯来自于破裂家庭。这一数据表明，很多未成年人犯罪与其不良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造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家庭方面的原因还包括宠溺过度和缺乏关爱等方面。

第二，教育原因。不得不承认，大多数未成年人犯罪存在着教育缺失的因素。首先，义务教育不尽如人意。一是虽然名为义务教育，但仍要收取基本费用，这笔基础费用虽然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不是问题，但对于贫困家庭仍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且随着年级的增长费用也会增加，或多或少使义务教育难以真正保证所有孩子都能够受到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中国的教育投资自身长期以来都比国际平均水平低4%。即便如此，“这些投资的内部还又存有结构性的问题：它们更多向高等教育和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倾斜，进而导致农村贫困地区在基础教育投资上的严重不足。”①为了维持正常教育的运转，投资不足的农村贫困地区的中小学只能靠增加各种名目的收费，这无疑又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地区的人均教育成本，最终导致一部分本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被拦在了校园之外。另外，教育方式也存在偏差。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模式即为重智轻德，使得很多成绩落后的孩子产生厌学心理，丧失信心和乐观心态，对学校甚至社会产生强烈的厌烦心理，情感认知和品德辨析严重失调，为犯罪埋下祸根。

第三，社会原因和制度背景。少年犯罪的社会原因可谓纷繁复杂，如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国家在对待流动人口政策上的滞后、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的城乡隔离、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导致的“民工潮”、社区帮教制度不完善等等，诸多制度的不完善引起了少年身心发展和所处环境的不均衡和不平等。

二、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现状分析

我国的少年犯罪情势不容乐观，急需建立一个科学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来解决，但我国目前的少年司法制度现状却令人担忧。

（一）缺乏先进的少年司法理念

尽管早在1991年我国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就明确了少年司法基本原则是“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但是，从几十年的少年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少年司法始终没能够从成年法律中独立出来，一直依附于成人法律，使得我们在理念上对于青少年犯罪始终是以成年人之于未成年这一弱势群体的天然同情、怜悯的感性认识来对待，把制度上的要求视为司法者情感上的恩赐，而不是站在社会发展之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价值取向上。②正是这种以成年人为中心的、感性且又不足够科学的少年司法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

（二）缺少完善的少年司法法律体系

少年法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根基，也是少年司法制度构成的重要部分之一。我国目前少年司法法律体系之所以很不健全，首要原因便是我国缺少一部健全合理的少年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通篇都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倡议，缺少可操作性。2006年虽然经过修订，但与最初设想仍有一定差距。

现代国家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殊情况，多数都有独立的法律体系。如德国制定了少年法院法、日本制定有少年审判规则等专门法律法规。虽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单独或联合出台了一些司法解释和规范文件，比如《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等相关规范文件，但在实践中却形同虚设。与此同时，我国少年审判还主要依附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关于少年司法的几条规定，使得法官在处理少年案件时常常处于情与法的纠结之中难以抉择。与此同时，不同法官因为各自的“酌减量”不同而可能导致针对相同案件作出差异较大的判决，难以实现少年案件的量刑均衡，不利于对少年犯的教育矫正。

（三）缺乏独立的少年司法组织体系

一是缺乏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由于少年犯罪有自己的特点，所以针对少年犯罪也应有其独立的司法组织体系。即针对少年犯罪，至少应当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少年犯罪羁押、预审、、审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但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形成与少年法庭相配套的少年警察、少年检察等制度，从而使少年司法制度整体优势无法形成和体现。

首先，公安机关中目前除了在少年司法改革走在前面的少数公安机关为少年犯罪侦查工作设立的独立的机构和人员外（如上海公安局长宁分局早在1986年就建立了上海市第一个少年嫌疑犯专门预审组），多数都没有针对少年司法设置独立的机构和人员。

其次，检察机关也缺乏相应独立的组织机构和专门人员。目前，全国3000多个基层检察院中，虽然已经有2/3以上设置了少年检察的专门机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各地少年检察组织机构发展很不均衡，绝大多数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有些地区针对少年案件实行检察机关职能分离，即少年指导办设置在侦监处，而具体办理少年案件的却是公诉处。这种管办分离的做法不能很好地维护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再次，相对于公安、检察机关，法院应当说在少年司法组织体系中走在最前列，不仅很早就设置了少年法庭，而且不断完善少年法庭的建设。从1984年到2008年，全国共建立少年法庭2219个，专兼职的少年法官7000余人。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少年法庭审理的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司法实践中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案件，比如涉及变更监护人，追索抚养费、探视权等民事案件和治安、教育行政案件也时有发生，这些都应纳入少年司法的保护范围。”①可见我国这种单纯的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机构设置已经不能满足整个社会对少年权益全面保护的要求。

最后，少年管教机构目前虽然相对独立，即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未成年犯的教育矫治由未成年管教所进行教育矫治，但按照少年矫治的需要，少年矫治场所应当配备专门的管教人员、文化和职业技术教师、心理专家、医务人员、生产技术人员等人员。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未成年管教所的文化教师是由犯人担任，职业技术人员大多数是兼职的，并且都是本单位的技术人员，几乎没有专职教师。这必然使得我国的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目的无法实现，无法全面贯彻执行我国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政策。②

二是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协调配合体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单凭少年司法制度的力量难以达到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效果。因此，发挥司法组织以外的家庭、学校等机构和组织，社会公众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各种可能的资源，共同参与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和未成年人保护，才是解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有针对性的科学原则。当前我国组织体系设置里参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综合治理的机构是多方面的，如共青团、妇联、社区、教育等部门。然而，由于未成年人犯罪多数为外来人口，而传统的以街道、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为主的对社区问题少年跟踪帮教制度和预防控制犯罪体系难以应对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员。一些学校出于多方考虑，往往选择排斥、抛弃有违法记录或者犯罪纪录的未成年人，导致了虽然很多机构都担负着帮扶、教育违法犯罪青少年的职责，但是真正能够参与青少年犯罪综合治理的机构其实很少。

三、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构

针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状及问题，构建一个一体化的少年司法制度体系迫在眉睫。少年司法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体系，它应当是一个“以少年侵权受害事件、少年权利状况、青少年犯罪为保护对象，融社会与司法、刑事与福利、刑事民事与行政、保护与维权为中心的多功能的系统。”①这样一个多功能的少年司法系统，应当兼备概念、制度、组织等多个系统。

（一）建构中国少年司法的保护理念

由于我国传统少年司法一开始就直接孕育于普通刑事司法之中，使得少年司法保护带有相当浓厚色彩的刑事性质，少年权利的特殊保护、教育、矫正等理念一直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要建构科学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体系，首先应当更新少年司法的保护理念。

一是树立少年司法中的保护、教育、矫正违法少年的理念。我国目前针对少年违法、犯罪的处罚体系大多还是属于剥夺和限制少年自由的刑罚，这样刑罚的教育和矫正功能显然是很有限的。我们应当首先明确少年司法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惩罚和打击犯罪，而是少年的教育和矫正，只有在教育处罚不能见效的情况下才可诉诸于刑罚。

二是树立国家责任、社会责任的理念。虽然我国针对少年犯罪有一些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制度措施，但却始终未脱离“小成年人”的主题概念和以刑罚为基础的处理模式。②国家始终作为一个管理者、教育者对少年罪犯进行严厉的惩罚教育，却少了一份该有的宽容与温情。而在国家对违法少年进行处罚之后，社会也大多处于缺位状态。因此，必须在少年司法中格外注意对少年罪犯的教育、矫正，促使他们重新回归社会。③

（二）建构中国特色的少年法律体系

一是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构建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前提，就是要有一部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少年法律体系的核心。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应确立未成年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将“儿童利益最大”、“非歧视原则”、“双向保护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确立未成年人的权利类型，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应当享有特殊保护和照料的权利；明确未成年人保护的执法主体和责任主体等。

二是构建独立的少年实体法。当前我国针对少年犯罪主要依据的还是普通刑法，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构建一部独立的少年实体法迫在眉睫。

首先，必须明确少年实体法的调整范围。当前我国对少年实体性规则的管辖范围做了三个不同层级的规定，即一般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并分别由治安管理处罚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等法律进行规制。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对少年犯罪的处理，主要是由人民法院按照成年人刑事法律进行处理，并没有注意到不同少年违法行为间的差异，这不仅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而且也非常不利于少年保护。我国亟待构建系统独立的少年实体法，首先就要明确实体法的调整范围。同时应当构建专门的少年刑法、少年处罚法来规制严重不良行为少年和犯罪少年。

其次，构建独立的少年实体法。针对严重不良行为少年和触犯刑法的少年，制订专门的少年处罚法和少年刑法。少年处罚法主要规制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少年，比如参加不良组织少年、有犯罪倾向少年、吸食少年等等。针对这些少年，少年法院根据少年处罚法对其施以保护性处遇，主要目的是及时纠正少年的不良行为，利于其健康成长。针对触犯刑法的少年，应制订专门的少年刑法，而不是简单地适用普通刑法从轻处罚。少年刑法应从犯罪构成到刑罚措施都具有针对少年犯罪的特殊性，不再过分注重对犯罪少年的惩罚，而是偏向对其进行保护、教育和矫正。

再次，构建独立的少年处遇体系。我国当前对于少年的处遇主要还是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和普通刑罚，完全没有考虑到少年的特殊需要。尽管我国也形成了一套预防和矫正未成年犯罪的方式和措施，例如社会帮教、工读教育、收容教养、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严加管教、劳动教养等等，但是比照国外的先进经验与做法，少年实体法仍然亟需在已有的处遇措施基础之上加以规范，尤其是责任主体、处遇内容、适用程序，减少以前处遇措施中的惩罚色彩，增加教育和保护力度。同时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增加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处遇方式，如监管令、社区服务令等，而这些新的处遇方式在我国也已经有了探索和实践。

三是构建独立的少年程序法。少年司法的特殊性，决定了应有其独特的程序建构。如针对少年犯罪案件，从立案侦查到判决执行的程序都应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程序设置应更多的考虑如何能够更好地教育、矫正和保护少年。然而，目前少年犯罪案件依据的还是刑事诉讼法和一些针对少年的特殊规定，以及一些在多年的少年司法实践中形成的特色制度，如圆桌审判制度、社会调查制度等。尽管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但是还需进一步完善。

建构独立的少年案件诉讼程序，需要明确少年案件的诉讼启动程序，即哪些涉少案件需要有司法机关介入。明确规定少年案件的侦查权限，在侦查过程中要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合法权益，规定适合少年身心特点的司法制度，如审讯隔离制度等。对于少年案件的条件也应有相关规定，出于对少年的教育、矫正和保护原则，应对少年标准较成年人有所放宽，更多地适用保护处分而不是刑事处分。在少年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明确规定少年开庭模式，就我国目前的少年案件圆桌庭审模式完全可以进行制度性的规定，并且要适当减少庭审中的抗辩色彩，以防少年的对抗情绪和侥幸心理。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应做到隔离审判，即成年被告人和未成年被告人进行隔离庭审，强化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保护。完善社会调查制度，明确社会调查的主体和举证责任，为少年案件的审判提供科学依据。探索建立恢复性司法模式、前科消灭制度，为犯罪少年的改造减轻心理负担，也为其日后成长建构一个良好环境。

（三）建构独立的少年司法组织体系

对于少年犯罪案件，究竟应当由普通刑事法院、家事法院还是专门设立的少年法院审理最为适当，各国学者主张和实际做法都不尽一致。但是“中国为什么需要少年法院，因为少年司法所针对的群体是特殊的，所针对的行为是特殊的，少年法院就像儿童医院一样，每一个真正的，而不是‘口号’式的把孩子当成宝贝的成人，都会为孩子选择专门性的儿童医院。中国之所以需要少年法院也正是因为这一个简单却容易被忽视的理由。”①

篇10

从“国家亲权”思想兴起，少年法院渐呈燎原之势，到如履薄冰间，仍坚持扩展问题少年之正当权利，直至矫正思想与传统司法理念双重压力下，少年法院的存废之争……梳理美国少年司法百年，演进脉络百转千回。理念与实践的错落交织，相生互长，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的脉动、嬗变，对于少年司法制度尚属起步阶段的中国不失为一种启迪

星火燎原：

“国家亲权”思想下的少年法院运动

直至19世纪末，在美国，7岁以上的问题少年仍可在刑事法院受审，检察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检控成年被告人无异。

1776年，第一家针对未成年人矫正的拘留所建立。1825年，纽约率先成立了首家庇护所。而从1846起，少年感化院也在美国各地建立起来。由于这些拘留所、庇护所及感化院的设置，很多问题少年可以在一些与传统监所不同的处所进行有效的反思和矫正。目的是让那些犯有过失、对社区造成危害，但却有改好倾向的问题少年施以特殊处分，让他们尽快得到有效的矫正。

在教育和保护理念指导下，1899年，伊利诺州议会通过了《伊利诺州少年法院法》。该法案体现出浓郁的“国家亲权”（parens patriae）思想，亦即政府职责所在是以“国家父母”身份出现，为那些行为有偏差的少年提供适当处分，以便这些问题少年得以矫正并早日回归社会。

发生在1899年的少年亨利・坎布尔一案或应是该法案一个很好的诠释――

当年仅11岁的亨利・坎布尔出现在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库克县厅舍三楼的法庭时，恐怕无从知悉该案给其自身及家庭所带来的后果，更不知晓有多少人在幕后付出艰辛的努力。

这个案子是由坎布尔母亲提起，她指控自己的儿子犯有盗窃罪。立案之后，主审法官与缓刑官们进行了多次非正式沟通，理清案情，并分析适当的处分措施。而在正式庭审时，被告人父母却又反复澄清儿子秉性良好，之所以作奸犯科完全是受到其他坏孩子的蛊惑。他们再三恳请法官手下留情，不要让坎布尔遭受牢狱之灾，建议选择把他送到纽约的祖母家中，严加管教。最后，法官同意这一请求，并做出相应的非正式处理结果。

这一判例对催生美国少年司法制度意义重大，开庭的这一天是1899年7月3日，坎布尔的案件也成为历史上第一所少年法院正式开庭审理的首例案件。该案所反映的深层次意义在于它全新的运作理念，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审判方式与处理方式变革。它点燃了少年法院运动的星星之火，审理问题少年的全新途径与程序很快蔓延至其他州，少年法院运动发展渐呈燎原之势。更为重要的是，未成年人从此在司法体系中可以以独立身份出现，具有完全法律人格。到1950年，美国各州都设立了少年法院。

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化之名，当时法官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拥有几乎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或酌处权。这一时期，少年法院通常被视为非法律机构或社会服务机构，所以并不需要受过专业法律职业训练的检察官。在法官们看来，既然少年法院化身为未成年人的“替代父母”，被委以教化问题少年的重任，那么赋予未成年人过多程序权利纯粹多此一举。在这种非对抗制诉讼模式之下，早期的美国少年司法往往缺乏担负检控责任的检察官，也同样缺乏担负辩护职能的律师。

此外，不定期刑也是这一时期少年法院发展的另一令人瞩目之亮点。适用不定期刑可将问题少年的矫正直接纳入少年法院的视野之下，以判定该少年是否已然弃恶从善。

如履薄冰：不断扩展问题少年权利

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缺乏较系统缜密的法律程序，在处理问题少年的非正式形式以及对正当程序的忽视等方面，美国少年法院逐渐招致各方面广泛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