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劳动力，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农村服务市场劳动力就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效应: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减轻了人口对耕地的压力,缓解了农村的就业矛盾,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农村劳动力的非农活动逐渐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并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投资提供了资金保障,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农业的现代化;农村劳动力流动大大增强了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在生产要素、资金、信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从而打破了乡村地区的封闭状态;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促进了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也提高了外出打工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使部分贫困地区和劳动力过剩地区的农业收入上升(或阻止其下降),也适应了城市经济对弹性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要,减缓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繁荣了城市经济的同时,也加剧了诸如交通拥挤、就业困难等“城市病”;农村劳动力流向农村非农产业,活跃了农村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土地抛荒等问题。所以,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要做审慎思考。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问题突出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主要是指年龄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数是从校门直接外出务工经商,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务农常识和经历也没有,他们追求城市生活,有着很强的市场竞争意识,他们把外出务工经商作为改变生活态度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他们对乡土认同感在减弱、对城市认同感在增强,但又未被城市社会所接纳,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不稳定,这会进一步强化农村人口的流动性。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经济不景气、陷入失业困境时,不会回归农村而是选择继续流动生活,他们将面临生存危机,会更加边缘化,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因此,加快城市改革步伐,增强城市包容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尤其是对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得到社会承认,使社会对他们有认同感、他们在城市有归属感,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稳定状态。

农村劳动力单向流动加重城市负担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没有太大改变,难以吸收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尤其是推行使得隐性失业显性化,这就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到2005年,乡村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2%,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的农业人口约1.3亿,其中农民工大约在1亿左右。各地政府或有关部门为了当地经济发展,大肆宣传“打工”经济、加强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培训、实施对进城务工的农民便利的政策等措施,提高对进城务工的农民组织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盲目性。但是,城市并不是解决如此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惟一途径。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现状决定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城市已处于“饱和”状态,自身就面临着大量失业和下岗人员的压力,不太可能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相反,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那些在城市得到了锻炼、开阔了视野的农村劳动力,那些通过各种教育、培训机构增强了知识和技能的新生代农业人口以及城市当中有志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优秀人才都会流向农村,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现阶段应采取各种措施合理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市和农村非农产业中就业;同时也要积极筹划吸引更多的优秀分子参与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来。

农村劳动力单向流出不利于农业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尤其是有文化的青年农民会以赚钱的多少来决定自己的从业行为。由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因此,即使提高了流动成本,只要外出打工收入高于种田收入,也会形成相当的流动规模,这也是近年来就业环境有所恶化,农民外出就业冲动仍持续高涨的内在原因。与农业劳动力的流动相适应,流动人员中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农民占的比例较大,且有上升趋势。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业人才的流失是同时存在的。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来看,它既满足了第一、二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推动了乡镇企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又减轻了农村的隐形失业。但是,从农业人才的流失来看,它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加快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老化、女性化的发展趋势,使农业发展缓慢,削弱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其次,农业人才的流失,使文化素质本来就普遍偏低的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更为低下,从而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审视,农业人才流失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业人才的流失都是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解决农业人才流失问题要从农村实际出发。从长远看,应着眼于提高农民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从目前来看,应引导农业人才回流。在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中,由于各种原因,也有一部分人员返回农村。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回来不是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非农业生产。因此,引导农业人才回流,主要是指吸引有文化的青年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从理论上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务农的收益大体上与务工、经商相当时,才能吸引农村的优质劳动力回流,才能维系农业的发展。从实践来看,应主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通过国家宏观调控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实行适度规模经营,通过规模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因为,小规模经营投入再多,也难以使种田收入与务工、经商相当。因此,必须有一个适度的规模经营,并相应地增加投入,增加农业机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规模经营获得足以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收益,这样才能吸引一部分有文化的青年农民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农业才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发展现代大农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过程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就业将会日益多元化,也就是我国农村劳动力除了继续在农村从事传统农业外,还可能有一部分会到城市去谋生。但正如前所述,我国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和城市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不能效仿发达国家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开拓具有巨大就业空间的农村市场是当前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有效途径。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从直接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非全都离开了农业,而是应该运用发展现代大农业的理念,积极创造农业服务部门,把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利用起来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如美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推行教育和训练计划使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直接为农业服务,或更准确地说,是为现代大农业服务。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工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使农业生产日益社会化。农业服务业迅速增多,形成了“农业供应——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销售”这样一个庞大的“大农业生产系统”。通过发展现代大农业,延长农业生产线不但细化农业产业分工,完善了农村产业结构,而且扩大了农村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如1984年,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只有270万人,而在农业产前部门有劳动力200万人,农业产后部门的劳动力高达1630万人。所以,我国在现有生产力水平和我国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不能仅仅通过把农村劳动力输出到城市就业,而是应该努力把我国的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大农业,把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的大批富余劳动力主要通过发展现代大农业来吸纳,通过发展农业产前、产后以及为农业服务的产业发展来消化吸收农村劳动力。

参考文献:

1.辜胜阻主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冯治.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与规律[M].人民出版社,2004

篇2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对策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就业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非农就业比重上升。2004年从事农林牧渔的就业比重为61.57％,比2000年下降6.81％;工业就业10.94％,比2000年提高2.37％;商、饮、服务业就业比重为5.44％,比1999年提高1.79％。200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约10260万人,比上年增长约440万人,1998～2004年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380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4％。[1]预计今后几年农村转移新增劳动力将在400万～500万人,增长4％-5％。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表现为,本乡内非农就业比例下降,流向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上升,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有较大增强,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的趋势明显。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继续减弱,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逐渐被外出务工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就业方式所取代,外出务工人员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稳定性增强,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就业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体制变革、观念更新,家庭经济就业、自主创业、城市就业这三种基本的就业形式,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结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79～1999年的20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高达14％,即在GDP年均近9.6个百分点的增长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达1.4个百分点。[2]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

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更高的非农业部门中就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效应。

1.增加产出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中就业,将大大提高其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效应一般可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12.8％。在未来30年中,如果劳动力转移的劳动力市场等障碍得以消除,使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致相等的话,劳动力的部门间和地区间转移可以对CDP年均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正面效应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以这种方式推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物质投入,只需对城乡就业结构作出调整。

2.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由于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人地关系大大缓解,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随着农民的劳动平均产出水平上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农民收入中高于维持生存所需的部分,可用于追加农业投资,农业本身也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1965-1977年是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转移的重要时期。1965年日本每个农民年收入为14.6万日元,1978年,每1万名农民拥有的汽车量达到了65.7辆。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日本农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实现了生活城市化和电气化。在中国,1994年农村中纯农业劳动力的年纯收入为1826元,兼业者为4160元,非农业劳动者则为5200元,三者之比是1:2.28:2.85。以劳动日收入计,每个纯农业劳动力每日的纯收入平均为8元,约等于每个非农业劳动力每日纯收入的53％。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年平均务工收入6471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工资性收入人均为998元。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推动农民增收。

3.扩大非农业利润,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有利于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乡劳动力的市场竞争,使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上升势头变缓,企业相对人工成本下降,利润相应上升。同时,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还会为现代经济部门创造出新增利润,刺激现代经济部门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加快工业化进程。

三、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许多困难,有些问题正在阻碍农村劳动力就业,进而成为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1.城乡结构矛盾明显,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一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2004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2.9％,其中工业增加值为45.9％,但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41.8％。[3]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恰恰最容易进入城市服务业。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市场准人条件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充分等等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和排斥。三是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不高,就业竞争能力较弱。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就业结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现较大差异,缺乏技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人数庞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技术素质偏低。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人数高达3亿,占农村人口的20.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8％;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仅占5％。四是随着城市失业数量的增加,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愈加激烈,过高的城市失业率会加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按照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在现有经济结构状况下,每年将新增就业岗位200万到800万个,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万到1500万个之间,再加上农村还有2亿多富余劳动力,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传统行业出现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许多人再就业困难;而新兴的产业、行业和技术职业需要的素质较高的人员又供不应求。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对我国的影响更加直接,劳动力素质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更为艰巨。

2.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不宽松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业、工种限制虽然正在逐步取消,但仍存在其它制度性的限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还未完全消除;城镇公共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对农民剩余劳动力开放还需解决观念、体制和物质技术条件等问题,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还需做大量工作。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虽然有所上升,但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成本也在迅速增加,农民工务工收入在扣除住房、子女教育、生活消费等方面支出后就所剩不多了。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资源和服务以及大量额外支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积极性。

3.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其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依然严峻,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加点和超时工作,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不按规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等。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4小时。据有关方面调查,2004年上报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为336亿元(至2004年底偿付比例为98.4％)。2005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人数占农民工总数的28.7％,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占13.8％,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占10.0％,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12.9％。由于统计口径和调查误差等原因,农民工实际参保率很可能还要低。

4.农民工社会保障普遍缺乏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不少企业不为进城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将社会保险金负担转嫁给劳动者个人而形成超额利润,这一方面使资本积累加快,另一方面使劳动者贫困加深。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者缺乏社会保障的竞争模式,必然使GDP分配中资本的分配比例过大,而消费分配的比例过小。同时也造成了企业竞争的不平等,影响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

四、促进农村就业的主要措施

农村就业问题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从农村就业问题入手,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基本方法、途径是有效缓解当前“三农”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条思路。作者认为,应当重点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剩余,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村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要做到这一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使我国农业生产率迅速得到提高,从而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

2.重视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聚集有着密切的关系,哪里产业聚集效应大,哪里吸引的劳动力就多。反过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又加速了这些地区的产业聚集。但是,伴随这种正反馈机制的形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利的。

只有当中、西部地区有自己强大的产业聚集,实现东、中、西部产业趋同,地区差距才可能缩小。[4]因比,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大的地区,要认真研究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足够发展后,会向下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因此,做好产业承接,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在本区域内转移,这既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加速本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但是,产业转移除受比较优势的因素影响外,制度、市场等因素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地区虽有比较优势,但是制度成本高,市场发育滞后,产业转移也会受阻。

另外,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比不上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大力推动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优化投资环境,加快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发展。

3.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就业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大、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门类较多,聚集效应强,消费水平较高,为解决农村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动城市化,要不断加快现有大、中城市发展,继续调整和完善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档次,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各类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大、中城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用。小城镇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路径。我国多数小城镇现有人口规模小,经济发展空间较大,吸纳就业能力较强,农民进镇成本低,可以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现实需求。还要看到,多数农民是在搞好土地承包经营的同时兼营二、三产业,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还不完全具备离开土地进入离家很远的大、中城市的条件。小城镇具有与农村联系紧密的区位优势,便于直接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促进水利、道路、环保、农电和通讯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旧居住在村里,让那些在村外工作的人每天往返上班,比单纯将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新建的小城市和城镇更加便捷、有效。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体现特色,注重质量,逐步完善,把扩大就业需求,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优先目标。为此,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经济,引导乡镇企业合理聚集,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根据小城镇特点,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以产业为依托,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特色经济,逐步扩大产业规模。完善小城镇的投融资、用地、户籍、购房、发展二、三产业等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小城镇发展,拓宽小城镇投融资渠道,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企业、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发展小城镇的各项公益事业。在保护耕地和农民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妥善解决城镇建设用地。

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对农民工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4.消除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歧视,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劳动保障权利。进城农村劳动力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城市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和歧视,实际上是对城市本身发展的阻碍和限制。从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缓解“三农”矛盾、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的基本思路出发,当务之急是实现有利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首先,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地位的平等,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管理,取消对农村劳动力的各种限制,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其次,以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来带动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由于就业成本低、富有效率等特点,是适合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政府应适当地发展非正规部门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尽快完善有利于非正规部门发展的政策,为它们提供小额贷款。大力开展创业培训,为非正规就业提供信用担保支持,逐步形成创业培训、项目管理、开业指导、小额贷款、政策扶持相结合的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的工作机制。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推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采取国家补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办法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问题,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

5.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分割十分严重,农民进城就业壁垒重重,对缓解短期劳动力供给局部短缺矛盾极为不利。首先,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构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有效机制,改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环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社会保障与福利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劳动者及其后代平等的教育和培训的权利。消除就业歧视,使农民享受市民待遇,打破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身份、户籍、住房、培训、医疗卫生等待遇的制度限制,使农民进城就业者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其次,要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关注劳动力需求不足,对劳动力供给关注较少。面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新形势,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的局部短缺,政府和企业应提高劳动力供求预测意识,及时根据劳动力供求变化,掌握更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制定相应对策,维护劳动力市场供求稳定。再次,以改善劳动力供给为目标,努力完善收入政策。一是以工资指导线为宏观手段,按照企业名义工资率逐年增长水平应等于全国平均长期劳动增长率的要求,引导工资合理增长。同时,加强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借助于法律或行政手段对工资、价格实行管制,如对价格和工资进行冻结;另一方面,推行以激励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即对工资增长率超过工资指导线的企业课以重税,对工资增长率低于工资指导线的企业予以减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裁员与减薪替代经验,以减薪的办法减轻简单裁员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震荡。如一些西方大的跨国公司开始注重社会形象和社会责任,他们在需要裁员时,先与职工代表商议用降低10％的工薪福利的办法替代10％的裁员计划,如果1年以后公司业绩仍没有好转,才考虑实施裁员计划。最后,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依法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通过舆论引导和政策推动,加强宣传力度,严肃劳动保障执法,净化劳动力市场环境,规范企业用工和工资支付行为,严格社会保险费用征缴,强化企业劳动保护和劳动者自我防患意识,完善劳动者对侵权案件的投诉举报与受理制度,健全劳动保障争议调解和仲裁机制,依法依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真正实现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集约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高素质劳动力意味着高工资、高福利、高产出,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业市场竞争迫使城乡劳动力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这种竞争也是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关键。各级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足够的经费用于普通劳动者培训,使财政政策真正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农村劳动力提高素质。同时,鼓励和引导用人单位积极承担起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任务,以提高农村进城就业者的职业技能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2005.

[2]中国经济网[EB/OL].,2005-10-20.

篇3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转移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

由于的实施以及科技的进步，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使莱芜市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尽管自1990年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步伐明显加快，然而其总量规模仍然居高不下，进一步转移的压力有增无减。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将会严重影响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有利于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促进农民增收以及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使得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减少，从而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使得人均农业收入增加，而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村居民的时间资源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众所周知，农业劳动力平均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就业不充分，而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由就业不足转向较为充分的就业，从而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特别是存在兼业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农户中，非农收入构成其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总量，这是不争的事实。1990年以来，莱芜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提高，从1990年的822元增加到2007年的5912.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增长率为12.3%。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攀升。在表1中可见：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占66.5％，而非农收入只占到33.5％，为农业收入的一半；2000年，农业收入的比重下降到48.4％，非农业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占到51.6％；2005年，非农收入的比重继续上升，达到52.39％。可以预见，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继续推进，非农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的上升趋势将会持续。非农收入增加对农民纯收入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0—2007年期间，非农收入增长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58.1％，远高于农业收入41.9％的贡献率。这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决定性因素，转移的数量越多、速度越快，对农民增收地促进作用就越强。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配置效应

1、理论模型说明

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而且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结构主义增长理论认为，结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产业结构的变化会显著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转移效益属于资源再配置或结构转换效益问题，这种部门间资源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是以不同部门间的劳动力生产效率不同为前提的，劳动力从效率低的部门向效率高的部门转移势必会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效率。因此，在测量具有不同边际生产率的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对增长的作用时，就要比较生产率总增长率与生产率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劳动力再配置效益。那么，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再配置对经济的贡献究竟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下面使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测度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配置作用。

社会总产出Y，可以表示为总劳动生产率P与投入劳动力数量L的乘积。用G（X）表示各要素的增长率，则可得：

GY=GL+GP+GLGP（1）

这说明，总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以及二者乘积之和。因此可以分别得到考察期内劳动力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EL，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产出增长的贡献EP，以及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共同作用不可分解部分对产出增长得贡献ELP。

GP=（I1GP1+I2GP2）+（I1GR1+I2GR2）（2）

式（2）中I1、I2分别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在总产出中的比重，GP1、GP2分别代表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第二项代表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就业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记为A（P）。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以及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Eap=A（P）/GP；EaY=A（P）/GP（3）

在具体测算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为：

A（P）=GP-（I1GP1+I2GP2）（4）2、实证分析

利用莱芜市1990—2007年的统计数据，采用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出1990年以来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表2中看出，1990—2007年，莱芜市GDP年均增长率10.39％，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6.78％，农业和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年均增长3.69％和5.38％；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约19.23％，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1.61％。

分段来看，1995—2000年，我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增长，GDP年均增长9.83％，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达到10.89％。在此期间，农业劳动力素质得到一定提高，青年劳动力不愿再从事脏、苦、累的农业生产，开始向城市转移，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约18.25％，对GDP增长的贡献约为14.45％。2000—2005年，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约为9.13％，对GDP增长的贡献约为12.76％，比上一时期有所下降。但2005—2007年以来，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效益又有所回升，对GDP增长的贡献上升为15.29％，这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党和政府加大对农业扶持力度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直接结果。

总体来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结构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这种资源再配置效应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尤其突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规律，寻求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显得十分重要。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式选择

在莱芜市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各区（县）先后创造和总结出以下几种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

1、进入乡镇企业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农民可以在工作之余从事农业生产，就地转移使劳动力的可分性较强，农业和本地兼业之间易于协调，而且农民的转移成本小。缺点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在较低技术含量下增加投资的外延扩张。自1995年以来，乡镇企业由于有机构成提高、资源浪费严重，没有形成较好的规模经济，与城市工业竞争的优势不断减弱，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

2、进入城市

这种转移模式的优点是弥补了城市就业的供求缺口。城市建筑、家政、餐饮等脏、险、累的行业，其工资水平和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较低，城市劳动力不愿从事，因而需求与供给缺口相对较大，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好弥补了供求缺口，也有利于加快城市化的发展。缺点是农民进城与城市待业人员急剧增加之间存在着矛盾，使得农民进城就业的机会相对减少。另外，农民文化水平较低、转移到城市的成本较大、土地及家庭等因素都使农民转向城市就业受到一定的制约。

3、在农村内部消化吸收

这种转移模式的优点是可以促进农村各要素的重新配置。莱芜市目前有大量的三荒地、荒山等资源，如果将这些资源开发利用，可以吸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而且，实施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农民的就业机会，不但可以缓解城乡转移的就业压力，从长远来看，还可以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缺点是，由于目前许多地方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导致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不高。

四、结论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农民收入增加，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规律，寻求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分析得出，莱芜市农业剩余劳动力应选择以向城市转移为主、本地兼业转移为辅的转移模式。

【参考文献】

[1]莱芜统计局：莱芜统计年鉴[Z].莱芜：莱芜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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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几个特点

1、具有较强的裙带性。经亲朋好友介绍或引路而实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大多数，通过政府或职业中介机构组织劳务输出实现转移的人数相对较少。特别是青年劳动力流动周期长，有的农村青年已完全摆脱了农业生产而长期在外从事流动就业，流动时间在5年以上的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3%左右。

2、流动区域相对集中。北湖区石盖塘镇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遍及全国各地，但是，流动区域相对集中珠江三角洲及郴州市区等地区。随着北湖区石盖塘镇镇域经济的加强，宇腾化工、裕湘面业等企业扩产，在镇区就业的农民工有增加趋势。

3、具有明显的兼业性。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相当一部分农民既保留着土地的承包权，又加入了外出务工大潮，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外出做工经商，属亦工亦农性转移。

4、依然以从事纯体力劳动为主。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65.4%，由于他们普遍素质偏低，技能单一，这与就业市场要求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形成反差，他们外出就业的空间逐渐缩减，大部分只能从事劳动技能低、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行业。

5、由单纯的打工者向个体私营业主转变。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通过自己多年在外打工单位从事管理或技术工种等工作，掌握了一定的技能，积蓄了一定资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他们便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纷纷返乡创办经济实体，从而真正发家致富。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仍存在盲目性。改革开放以来，自发性转移一直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最主要的方式，同时由于基层就业信息网络尚未健全，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缺乏足够的信息渠道和就业指导，导致盲目性很大。农村劳动力无序化流动给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劳动力宏观调控、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和城乡统筹就业等工作增加了难度，降低了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同时也给输入地的社会治安、城市交通、住房建设、计划生育等方面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3、农村劳动力就业尚没有完全可靠的保障。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劳动力在向二、三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诸多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如在就业机会上，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方面受到更多的限制;在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及有效监督，使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方面不仅大大低于城市职工，而且没有保障，外出务工人员中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89.6%，其中一部分合同签订不规范;参加养老保险人员64%，少数参加了工伤保险。近几年，尽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但完全落实到位仍需要一段时间。

4、较低的素质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领域。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特别是转移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突出表现在低学历的偏多，高学历的极少;体力型的偏多，经过专业培训的较少。受农村劳动力素质、技能低的客观条件影响，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转移领域也越来越窄。

三、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和建议

1、健全体系，不断完善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投入，加强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硬件、软件建设和乡镇劳动保障平台及村级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着力构筑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化服务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培训和管理体系，有效

地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同时，要完善政策配套，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加快土地有序流转，实行土地承包权与耕作经营权的分离;支持农民进城打工和就业，实行城乡统筹就业、平等就业;积极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使农村劳动力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并逐步过渡到城乡劳动者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2、抓好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首先要进行思想引导。引导农村劳动力不要盲目地挤大学这张门，要认识职业技能教育也是一条很好的谋生之路。其次，要加大培训力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级政府和劳动培训机构要加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按照市场需求，扩大社会办学的范围，积极发展职业教育、电视教育、函授教育等多样化的继续教育项目，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和帮助农民学习掌握新技能，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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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农村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6-0093-03

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1600多个自然村的问卷调查显示，70%以上的村庄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在能出去就业的情况下都已外出打工。农村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转变，人口出现老龄化、妇女化、儿童化趋势，也给农村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从目前人均占有农用地数量来看，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改变，外出就业仍然是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所以，各地方政府积极引导帮助农民工外出务工，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农民工只是作为廉价劳动力被经济发达地区的二三产业所吸纳，其权益和生存环境得不到很好的保障，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依然严峻，而且还潜藏着严重的社会隐患。为此，本文基于湖北省保康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调查报告，研究农村劳动力相关问题。

一、保康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的问题

湖北省保康县是一个全山区县，总面积3225平方公里，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地势起伏多变，降水集中，旱、涝、风、雹等自然灾害几乎每年都有发生；县域总人口28.6万人，农村人口23.07万人，占总人口的80.7%；耕地总资源35.19万亩，占总面积的7.27%，常用耕地面积33.68万亩，其中水田仅5.85万亩；林地340万亩，占总面积的70.28%。据统计，保康农村现有劳动力为11.52万人，而农业的合理需求仅为6.5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达5.02万人。近几年来，保康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呈加速趋势，2005年4.5万人，2006年5万人，2007年5.2万人，2008年5.8万人，2009年7万人（包含临时外出务工），而且，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远高于农民收入，2005年农民工人均年工资6005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1倍，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31.8%。不可否认，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生活，而且还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经济发展意识，不少农民利用获取的资金、技术和经验回乡创业，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也要看到，农村劳动力流动也给农村发展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农业发展后劲不足

据调查显示，保康县外流务工的农村劳动力16至40岁青壮年占94%，其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占农村同等学历总人数的76%。他们是农村劳动力中最活跃的分子、最有创造力的群体，是农村发展的“主力军”，其外流必然导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素质平均下降。不仅如此，而且留守在家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文化素质不高，甚至看不懂农药说明书，施肥用药出错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科技知识普及和新技术应用，制约了茶叶、烟叶、桑蚕等特色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茶叶产业，由于劳动力外流，留守的劳动力素质不高，致使茶园管理水平低、茶叶缺人及时采摘（季节性的劳动力需求），严重影响其规模化发展。同时，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劳动力减少，使抛荒、撂荒现象严重。这种状况既造成农用地资源浪费，又降低农业效益，甚至还严重危及农村的发展后劲。

（二）社会管理难度加大

就管理主体层面而言，由于大量综合素质较高的青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农村基层组织发展缺乏年青对象，很多村子找不到合适的后备干部，党员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性别结构出现断层，基层组织不够健全，部分村子只剩下一个主职干部，致使在开展“一事一议”时，村内重大事务久拖不决，导致计划生育、公益劳动、法制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治安管理等工作无法落实，影响甚至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就管理对象而言，一是由于外流育龄人员较多，流动性很大，输出地与输人地在管理上衔接困难，造成计划外生育时有发生；二是夫妻双方有一人在外务工，长期两地分居，由此引起夫妻感情破裂、家庭关系紧张，因婚姻关系扭曲而导致的刑事案件屡见不鲜；三是部分外流返乡人员将一些不良习俗带回农村，不安心从事生产，以身试法现象屡禁不止，也给农村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农民工的大量输出，加大了农村社会管理的难度。

（三）农民工的伤残负担向农村转移

由于外流农民工整体素质较低、竞争能力较弱、就业门路狭窄，大多数农民工集中在一些高强度、高危险行业，加上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差，职业病和工伤事故较多。据统计，近三年保康县外流农民工因工伤亡775人，其中伤残527人，死亡248人。在伤残返乡的农民工中，很多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无法继续在城镇生存，只能回到农村，长期由家人照顾，生活无来源，使本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加贫困。特别是部分农民工因法律意识淡薄、劳动保障意识较差，伤残后得不到相应的经济赔偿，需要政府救济，大大增加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可见，伤残农民工的元经济赔偿返乡，无疑把本应城镇和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转移给了农村，给农村发展带来极大的阻力。

（四）农村婚龄青年性别比严重失衡

外流务工的农民工，逐步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城市务工多年的农村未婚女青年想从贫困、封闭、落后的农村解脱出来，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也会选择在城市安家。据调查，2000年至2005年，保康县平均每年有3万人外流务工，未婚女青年占31%，但这些未婚女青年回乡率不到40%，也就是说五年来保康县至少有5000名婚龄女青年在外地结婚安家，导致农村婚龄青年性别比严重失衡。因此，农村青年性别比的严重失衡，给社会安全稳定的带来了隐患，严重阻碍农村发展。

二、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的原因

（一）农业产业的缺陷

农业生产是随季节推移而循环往复的自然生产过程，受到气候、地理区位等自然条件的制约，使农业存在严重的产业缺陷：第一，农业提供稀少的劳动机会。农产品的生产时间，包括农户劳动时间和农作物自然生长时间，其中农户劳动时间是很有限的。这种“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差异，在农业上特别显著”（马克思，1870年），造成农户较长时间里处于农闲状态，严重缺乏劳动机会。第二，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农作物长达数月的生长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不形成财富的农闲时间，不能让农户在长时期内获得满意的总收入，使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不愿意选择农业，从而使农业缺乏熟练、专业的劳动力力。而且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几乎都是以“农户”为单位的传统农业耕作模式，不可避免地阻碍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而难以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因此，农业存在严重的产业缺陷，使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而外流。

（二）政策体制的缺陷

自建国以来，我国实施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造成产业、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具体表现在：第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缺乏工业布局的保康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它实际上是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政府人为地压低农产品价格，为加快工业化进程提供原始积累。尽管这种战略促进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但也导致了农业的落后现状，使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第二，城市“偏向”发展战略，使以农业为主的保康与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差距更大。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必然人为阻断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工业不需要的时候被禁锢在农村，以保障城市居民的充分就业，为城市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尽管城市“偏向”发展战略促进城市及其工业的发展，但也阻碍农村及其农业的发展，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因此，长期“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农业发展滞后，产业缺陷更为明显，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可以流动的条件下大量外流。

（三）人均耕地面积大量减少

在我国长期“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中，一方面，不仅农村人口被长期地禁锢在土地上，而且人口不断地增加，使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另一方面，二三产业的发展、城镇的扩张、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使农用耕地大量地被占用，而且所占耕地大多是城镇周围和交通沿线的质量高、长期投入积累多的良田，尽管不断开垦荒地增补，但耕地总量也在不断减少，也造成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到2009年末，保康农业总人口23.5万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81%，耕地面积33.6万亩，人均耕地仅1.43亩（数据来源：2009年保康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此外，长期的、不和谐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造成耕地质量严重下降，农村耕地和种植面积逐年下降，闲置和撂荒问题凸显，仅2003-2007年的5年时间里，我国耕地面积就减少了8300千公顷，这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因此，人均耕地面积的严重不足以及耕地质量的下降，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而外流。

（四）城乡劳动力收入级差较大

城乡劳动力收入级差较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原因在于：在以劳动时间为计时工资的农产品价格核算体系下，农户存在大量的没有工资报酬的农闲时间。直接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效率较低，出现务农收入远远低于务工收入。城乡劳动力收入较大级差的存在，造成农民对农村劳动的不满足，而产生向城市流动的动机。理性的农民在比较利益驱动下不会选择种地，而是选择外流做工，使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相对落后的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因此，也正是这种原因，造成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

（五）技术进步促使农村劳动力的外流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技术进步也是农村劳动力外溢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技术进步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出现技术排挤农业劳动力的现象，使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而外流；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不仅带来了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而且也增加劳动力的需求，在城乡劳动力收入级差较大的状况下，利益驱动促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因此，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造成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而外流。

三、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建议

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不仅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而且有效增加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收入，但这种外出务工形式不是实质上的劳动力转移，而是一种务工方式的转变。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已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农村劳动力不外出务工，较少的人均耕地面积和发展滞后的二三产业，难以消化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难以实行农业机械化生产，难以提高农地利用效率和农民收入，难以改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农村精英劳动力大量外流，造成人口结构的恶化、农村有效劳动力严重不足，使耕地出现撂荒、农村发展后劲缺乏，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应高度重视，统筹规划，把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可从以下方面着手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保障农村经济社会生态的健康发展。

（一）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笔者认为，要想实现本质上的劳动力转移就必须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实现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缓解农村劳动力输出带来的儿童教育、老人赡养、社会治安等多种社会问题，既降低了劳动力输出的社会成本，也有效促进当地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地方财税收入，又大量节约劳动力转移成本，减缓转移中的交通运输和转移前后的社会管理等压力。因此，地方政府应立足于本地的实际情况，克服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不利条件，充分认识并发挥发挥比较优势，正视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迎难而上，逐步解除县域经济发展阻力，发展特色产业、打工经济和循环经济等，大力推进县域经济的稳步发展，以吸纳转移农村劳动力，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二）加强土地合法有序流转

在传统农业增收潜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依据其比较优势，引导传统农业转向特色农业，从而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引导农业劳动力合理流动。但在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土地使用模式下，必须建立土地合法有序流转秩序，保证特色产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因此，应在“自愿、合法、规范”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变单一的土地经营权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统一的农户承包权，引导农民将自己的土地出租、入股或抵押。同时，也应加强土地流转立法，按照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标准，对土地使用权作为生产要素实行有偿转让，推动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加快土地向农业生产能手集中，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提高土地利用率，扩大特色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三）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目前农村的基础设施、信息物流条件还相当差，这既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外出务工致富者不愿返乡创业的主要原因，尽管他们有回乡创业的强烈愿望。因此，必须抢抓新农村建设的机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改善信息物流环境，不仅让更多的农村青年安心在农村生活发展，而且有效吸引外出务工致富者将已有的资金和已掌握的技术和经验带回农村，发展家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转变观念，把招商引资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条件同等给予返乡创业者，必要时给予必要的金融支持，让他们把在外学到的本领、经验以及积累的资金带回家乡，扶持他们做大做强，在本地创业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搞好农村社会管理，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就业能力。一是优化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和知识结构，加强基层干部培养，增强基层组织的生机与活力；二是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村民代表议事制度，规范村民重大事务的民主决策程序，让农民群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保障村民自治权利；三是探索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公共教育设施、公共文化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使“留守儿童”和因伤致残的农民工得到基本生活保障，保证广大农村和谐发展。

篇6

 

关键词：养老文化 劳动力转移 新型养老 

 

一、中国传统养老文化存在的缺陷 

(一)完全依赖家庭养老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家庭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是养老的天然港湾。骨肉亲情,使家庭养老能更好满足老人之精神慰藉。但时过境迁,由于中国过分依赖家庭养老,使社会养老发展滞后,人们在观念上也难以接受,这为今天农村养老出现问题埋下了隐患。 

(二)与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紧密相联 

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人口流动小,生产、生活节奏缓慢而稳定。家庭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基本单位,又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由于人口流动小,几代同堂,养老所需生活照料不缺资源,养老所需的精神慰藉也因有孝规范而不成为问题。由于农业社会容易产生自足、平等心理,因此老人也满足于平等地享受物质成果,而不在乎物质的多寡,丰衣足食是他们的期盼。因而传统养老是建立在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之上。 

二、劳动力转移对传统养老文化的冲击 

(一)家庭养老的文化根源影响力下降 

中国农村的养老主要依靠家庭。这种养老方式之所以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家庭养老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大趋势下,这种传统文化在农村根深蒂固的地位也开始松动。 

在农村传统文化中,家庭养老文化主要体现为,家庭是人们生活与居住的场所,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农民的日常生活工作都在家庭内进行,甚至于人们的精神需求也都主要来自家庭。家庭是老人获得安全保障的基点,也是传统社会里老人安度晚年的最佳场所。但是,在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下,农村家庭已经不再是农民唯一的居住与生活场所。进入城市的农民的居住地点频繁变动,他们的家庭已经转变为他们休息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农村老年人在意愿上甚至实际行动上倾向于选择在养老机构养老,也说明了家庭养老文化对于农民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 

(二)传统的孝文化观念有所淡化 

在中国农村这样传统文化兴盛的地方,在家庭中晚辈对长辈的赡养、照料是天经地义的事。农村老年人对家庭的依赖更强,老年人往往作为财富、知识的象征,接受着子女的赡养。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农村经济日益市场化,人们的观念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孝文化观念有所淡化。一些人唯恐因供养老人而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愿意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直接导致了赡养问题的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年轻人不再固守乡土,而是走向社会,不再把侍奉父母视为人生第一大事,而是寻求个人的自我发展。而长久的城市生活也增强了农民的自我中心意识,农民对利益的重视凸现,越来越倾向于看重自身利益,孝的成本攀高。在处理与老人关系中,则体现为自我中心意识,忽视老人的利益,忽视对老人赡养的责任。 

三、新型尊老文化的新特点 

(一)权利与义务相辅相成 

我国宪法对亲子关系和义务作了明确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同样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根据这一规定,子女不仅应当尊敬,关心父母,而且在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应竭尽全力赡养父母。 

(二)相互尊重,相互亲爱的新情感 

在现代社会,传统约束子女的父权主义大大削弱乃至被取缔,宽松的家庭环境使亲子关系越发融洽,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亲爱的情感极容易产生,子女对父母表现出来的敬爱之情,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注重情感的新尊老显著区别于传统的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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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 劳动力 新模式 反乡农民 创业

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逐步地、分阶段地转移，即采取梯度转移模式，一般认为转移层次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内部转移，它是指种植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畜牧业、渔业、林业等方面的转移。二是农业外部转移，它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以及城镇中的二、三产业的转移。前一种转移方式农民从事相近产业，转移成本相对较低，就业风险相对较小，也有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后一种转移方式，转移成本相对较高，风险相对较大，但这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转移成本全由农民个人支付，那么剩余劳动力很难得到消化，转移的目的很难实现。深入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消除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基本情况分析

返乡人员创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种方式，尤其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实施“凤返巢”工程，建立绿色通道，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来创业，本地企业比外来企业可以更好地消化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本地企业员工的稳定性相对增强，反过来也促使了返乡创业人员更好地发展。

目前，全国大约有1.2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近500万农民工利用在外学到的管理和技术、积累的经验和资金，回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创办工商企业。据有关部门测算，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总数约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20%。尽管目前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的人数还不算多，但这些人能量大、创新精神强，代表着发展的方向，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断扩大，正日益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原因。首先，农民工进城就业形势严峻。城镇就业压力比较大，而农民工在大中城市就业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城市非技术性简单劳动岗位基本饱和；城市生活花费大；农民工子女在城里读书必须回家乡参加升学考试，由于各地区教材不统一，影响升学；一些企业对务工人员年龄有限制，超龄劳动力被迫返乡。其次，农民工有强烈的返乡创业愿望。农民工在外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和资本，学到了从商和经营知识，掌握了一定的信息渠道，对家乡的资源、市场、商机比较熟悉，认为返乡创业成功的机会较多。据调查，农民工有5万元就可以做生意，有10万元就可以办企业。大多数返乡农民工创办企业的行业与他们务工的行业基本相同，比较集中于食品、农产品加工、餐饮、建筑、采矿、运输等行业，他们在城里打工积累的经验和资本对返乡创业具有重要作用。第三，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民工返乡创业。建设新农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少资金、缺少人才。农民工返乡创业，促使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流向农村，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活力。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类型。农民工返乡参与新农村建设，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创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返乡农民工在政府支持下，兴办规模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将小农户与大产业、小生产与大市场有效对接起来，形成一批带动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二是兴办二、三产业。许多返乡创业人员利用在城市和大中型企业工作的经验与技术，积极发展为大中型企业服务的配件配套企业，促进了产业发展的合理分工。三是成为经纪人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头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利用亦工亦农亦商的特点，积极参加合作组织和中介组织，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资料购销、传播信息以及开展技术承包、推广新品种新技术、跑流通联市场、兴建特色种养基地和科技示范园等，发展了一批“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集群。四是担任村干部或参加村民议事会及村民理财小组。据报道河南省固始县，在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中，投资办企业的约占34%，搞种植、养殖的约占42%，成为经纪人的约占6%，担任村干部的约占1%。他们都是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作用。农民工返乡创业，实现了从“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加法向“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乘法转变，对新农村建设起着更大的推动作用：一是带回了先进生产力。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以及先进理念，都是农村难以自发产生的，既需要外力注入，又需要内力吸纳。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把外力与内力有机结合起来，把打工时掌握的资源与家乡的资源整合起来。二是开拓了就地转移劳动力的门路。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容量大、门坎低、易接受的就业渠道。三是形成了以工促农的有效载体。返乡创业者来源于农民，又反哺农业。他们通过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扩大了农业经营规模；通过对农业的资金支持，提高了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改善了农业的基础条件；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产品原料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有力促进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农业和商业的有机衔接与结合，有效开拓了市场空间，从而带动农业生产向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方向发展，成为以工促农的重要载体。四是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农民工返乡创业一般都集中在集镇和县城，既增加了集镇和县城的实际人口，又增加了经济总量、扩大了税源。这是一条低成本的小城镇扩张之路。

同时，农民工回乡创业也拓展了回流农民工的就业途径。农民工回乡创业不少属于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的转移，企业所使用的工人，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半数以上是从沿海打工回来的农民工。这就解决了回乡就业农民工随着年龄增长所产生的家庭团聚，照顾老小的实际需要，延续了他们产业工人的生命，成为他们新的就业途径和收入增长点。

农民工回乡创业更开辟了不发达地区农村中年以上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途径。不发达地区农村中年以上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不充分一直是农民收入低下的一个主要难点。根据对301个村的调查，季节富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为15.7%。农村季节性剩余劳动力没有就业的，平均每村就有243人，同时还有9%左右中年为主的常年富余劳动力。回乡农民工创办的一些劳动密集、技术要求不高的企业，吸收了这部分既难以外出打工，也在当地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民就业，为他们提供了低门槛、灵活多样的就业机会，为农民的就业和增收开辟了新的路子。从江西、河南、安徽的实地调查看，回乡农民工创办企业的，有的雇佣三四十岁的农民就业，有的工人就业年龄可以达到50岁以上。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资金缺乏现象普遍。返乡农民有的身怀技术，有的了解市场。虽然农民工返乡时也积累了一定资金，但流动资金、发展资金短缺，贷款困难，这已成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普遍面临的最大障碍。调查显示， 80%的人认为回乡创业最缺的是资金。在投入办企业的资金来源总额中，自有资金、私人借款占大部分，政府和银行支持的资金不到三分之一。贷款难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的金融制度和服务满足不了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需要。

2.自身素质“先天不足”。回乡的农民经历了发达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洗礼，能力有所提高。但大部分人只有中学、甚至小学的文化，“先天”不足导致综合素质不高，无法应对创业的考验。

3.势单力薄难“担纲”。返乡农民工创业，大多数是个人行为，家庭式的创业模式，单枪匹马地干，势单力薄，形不成合力，抗风险能力差。一部分企业市场竞争力差，难有大的作为。

4.熟练技术人才“难招”。大多数回乡创业人员反映管理、营销、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难招，并已成为企业提升发展的障碍。回乡创业的人员出身农民，创业地大多在乡（镇）、村，创办的实体大多属微利项目，生产结构以劳动密集型和手工操作为主，产品科技含量偏低，难以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加之，创业地的生活水准、环境和物质文化条件等缺乏竞争优势和吸引力，导致外地人才和劳动力不愿来，本地人才和优质劳动力则向外流失。

5.经营理念落后及配套产业滞后等也是摆在回乡创业农民眼前的难题。当前，农民工回乡创业还普遍存在经营理念、企业管理、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制度建设等不适应的问题，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比较弱，后续发展面临难题。这一道道“坎”，直接影响着回乡农民的创业。创业失败的返乡农民，有的不得不重新回归耕地，或再次外出打工，甚至成为无业游民。同时，他们的失败也对其他一些欲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产生消极影响，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回乡创业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专业知识不足的限制，思维方式比较传统，营销观念比较落后，市场开拓能力比较差。大部分企业实行家族式管理，难以适应市场变化；另一方面，多数地方农民工回乡创业处于自发状态，政府和有关部门更重视劳务输出，而对农民工回乡创业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引导扶持。

三、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措施

1.提供政策服务，营造宽松创业环境

根据返乡创业工作的实际情况，为了使返乡创业政策更加灵活，更加实际，更能有效增强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吸引力，政府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凡是外地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都可以参照执行，凡是符合本地区实际，对返乡创业有利的措施办法都可以大胆试行，逐渐完善返乡创业优惠政策体系．在政策导向上，坚持降低门槛、放开限制、减少干扰的方针，按照一切从快、从优、从好的原则，根据返乡创业投资额的不同，在土地使用、厂房租赁、产权手续等方面给予优惠；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在所得税、增值税、行政规费等方面给予优惠；加强对返乡创业企业的信贷支持，用优惠政策构筑返乡创业的“助推器”，为返乡创业者开辟“绿色通道”。

2.加强舆论宣传，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情

为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召开外出务工人员联谊会、走访慰问等形式，广泛开展与外出农民工的交流和联系，听取他们的呼声、要求和建议，传递投资环境、返乡创业政策和经济发展等信息，积极引导和鼓励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对返乡投资创业者政治上给地位，事业上给荣誉，经济上给实惠、对业绩显著、贡献突出的创业者，授予“创业之星”、“优秀企业家”等光荣称号。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对返乡创业的典型进行大力宣传。通过长期不断的舆论宣传，让外出务工人员形成“打工不是长久计，创业还是家乡好”的共识，激发他们返乡创业的热情。

3.提供优质服务，为返乡创业者排忧解难

一是加强纪律约束，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建设高效优质的服务环境，制定管理制度。对返乡创业企业实行领导联系制、责任追究制、办事时限制和首问责任制，加强对干部的管理，营造“人人都是发展环境、个个都是招商形象”的良好氛围；二是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联合工商、税务、劳动、公安等部门，依托行政服务中心，简化手续，限时办结，帮助返乡创业人员完成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手续，打造“保姆式”服务平台；三是进行跟踪服务，深入企业了解其在生产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及时帮助解决。政府为推进返乡创业工作，要成立了返乡创业管理办公室，落实专人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由政府出资免费为企业办理各种手续，协助解决创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4.实施创业培训，开展创业服务

为帮助返乡创业农民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增强创业能力，区相关部门举办了各种层次和不同专业的创业训班，全面提高创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同时，还积极联系科研院所和大学的专家教授加强对企业的指导，为返乡创业者提供会计、融资、项目论证、法律维权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帮助其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参考文献：

[1]杜敏.关于农民返乡创业情况的调查报告.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7，8.

[2]范蕾蕾.农民工返乡创业大有可为.农家科技，2006，12.

篇8

关键词：农地处置意愿；农村劳动力；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1-0177-06

近年来我国农地流转虽然有加快的趋势，但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农民职业非农化发展相比，农地流转进程还相对滞后。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造成农村老年辅助劳动力变为主要劳动力，妇女家务型劳动力变为生产型劳动力，青壮年为主体的劳动力结构被老年和妇女为主体的结构所替代。农业劳动力向农业外转移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农地流转的内在驱动力不足致使耕地荒废现象逐渐蔓延，现有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本文参考郑兴明（2015）城镇化与市民化的协同发展农村土地管理的相关研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地处置意愿的相关因素，通过测量农村劳动力家庭资源禀赋、城市融合现状与农地处置意愿的相关性，以期为农地流转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及模型建构

作为理性的市场经济主体，农民对农村土地的处置完全是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农村的内在因素对农民处置农地具有显著影响。农村劳动力所处的外部环境对农民处置农地也会产生显著影响，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农村劳动力来源地与打工所在城市两个方面，可用所在地区、地理区位两个变量来体现农村劳动力来源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可使用农村诙力城镇融合类型来体现这个变量。尽管该变量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观认识，也与农村的内在因素有关联，但是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也是农民工城市融合分化的外在驱动因素，农村劳动力的外部环境对农民处置农地会产生显著影响。

（一）数据来源

从表1可以看出2015年浙江省在城镇化率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杭州、温州、宁波的城镇化率较高，除了这些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这些地区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城区，而城镇化率是按照常住人口来统计的，由于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难以实现与城市的实质性融合，致使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存在不稳定因素。

本次调研是根据城市行业分布，通过随机抽样获得农村劳动力样本的，论证所需要的原始资料来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6年3月15日，调研的目的是为了解农村劳动力外出后农地处置的现状、处置意愿及农地制度改革意愿等事项。杭州、温州、宁波三地共获得有效样本986个，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所示。从来源地来看，3个调查城市来自东、中、西三大区域，农村劳动力分别占有效样本总量的4632%、3118%、225%。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Enter模型方法得到回归模型结果（见表5），模型一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从估计结果来看，家庭年收入（X11）、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因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模型二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年龄（X2）、家庭主要收入来源（X10）、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承包地处置现状（X16）、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因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

研究的结果发现模型一经过10次迭代后HL（Homsmer-Lemeshow）=3526，P=0918，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表6显示年龄（X2）、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承包地处置现状（X16）、处置现状（X17）、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固守”农地承包权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模型二经过11次迭代后HL（Homsmer-Lemeshow）=11523，P=0.348，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表7显示年龄（X2）、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承包地处置现状（X16）、承包地处置现状（X18）、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放弃”农地承包权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结果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农民有关农地的处置意愿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样本个人特征、家庭资源禀赋及外部环境对农民处置农地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

1.样本个人特征方面

第一，年龄（X2）与“固守”高度负相关，与“放弃”高度正相关，说明35岁以下固守农地承包权的概率较小，而在条件满足情况下愿意放弃承包权概率较大，实证结果与理论假设方向一致。原因在于年纪小的农村劳动力的乡土情结比较淡化，他们更认同丰富多彩的城市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如果能得到合理补偿，他们愿意退出农村土地承包权，以期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第二，个人特征中性别（X1）、婚姻（X3）、文化程度（X4）、打工年限（X5、X6、X7）、土地产权认知（X8）、农地改革关注情况（X9），对农民处置农地决策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2.家庭资源禀赋方面

第一，家庭年收入（X11）、（X12）与“固守”显著负相关，家庭年收入（X12）与“放弃”显著正相关，说明低收入家庭愿意放弃农地的可能性极小，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愿意放弃农地的可能性变大。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家庭收入高的农民在非农产业谋生能力较强，愿意定居城镇的决心较大，他们在获得合理补偿情况下倾向于放弃家乡耕地。

第二，家庭成员构成（X14）与“固守”显著正相关，与“放弃”显著负相关，符合理论假设，说明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家庭比较倾向于固守土地。可能的解释是老一代的农民对土地有很深的依赖性，乡土情感浓烈，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土地；受此影响，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也倾向于固守农地承包权。

第三，承包地数量（X15）与“放弃”呈高度负相关，即家里拥有的承包地数量越多，愿意放弃承包地的概率越小，而大多会倾向于“固守”或采取“观望”的态度，这与前面理论假设相一致。原因在于承包地数量越多，潜在的价值也越大，而且按现有的政策可享受更多的种粮补贴，因而放弃土地的意愿较低。

第四，承包地处置现状（X16）与“固守”显著正相关，与“放弃”显著负相关；承包地处置现状（X17）与“固守”显著负相关，承包地处置现状（X18）与“放弃”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农地处置现状显著影响农民处置农地的决策，“自己承包并耕种的”倾向于固守承包权，放弃耕地的可能性极低；“基本荒废的”一般会愿意放弃承包权；相比之下，由于可以获得额外租金，处于流动状态的一般不愿意退出，而会倾向于固守承包权。

3.外部环境方面

第一，家乡所在地区（X19）与“固守”高度正相关，与“放弃”高度负相关，说明来自东部地区的农民倾向于固守农地承包权，而放弃耕地的可能性极低，这与前面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城乡一体化发展较好，农村土地价值上涨的空间也较大，这里的农民拥有农地承包权的偏好较强烈。

第二，家乡地理区位（X20）与“固守”高度负相关，与“放弃”高度正相关，说明家乡地处偏远的农民固守农地承包权的比率极低，而放弃承包权的概率极高，结果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城郊土地极差、地租较高，土地升值空间大，农民放弃承包的可能性很小；反之，偏远地区极差地租低，土地升值空间小，农民愿意退出土地承包嗟母怕屎艽蟆

第三，城市融合类型（X21）与“固守”高度负相关，与“放弃”高度正相关，意味着能与城市实现实质性融合的农民愿意放弃农地承包权的概率很大，在补偿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他们愿意放弃承包地，以便能更好地在城市定居下来。

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样本的个人特征，除了年龄变量外，对其农地处置决策意愿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家庭资源禀赋几乎与所有变量都有高度相关性，说明农民传统的家庭财产观念根深蒂固，家庭因素仍然是影响农民生产决策的重要变量；同时，外部环境对农民处置农地意愿也产生显著性影响。由于家庭因素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改变，而家乡所在地区、家乡地理区位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这就意味着城市融合状态的演进会对农民处置农地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优化不应仅着眼于农村与农业领域，而且要从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协同发展的维度来推进。

三、对策建议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后，为了保持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现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应认真做好外出务工劳动力承包地流转工作，采取转包、出租、转让、入股等形式，使分散承包地流转到种植大户手中，让“不想种的田有人种，会种田的人有田种”，这样既能促进土地集约规模经营，又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第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解决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亦工亦农不稳定等问题。加强农村留守劳动力培训，使每个留守劳动力真正掌握1-2门适用技术，实现农村留守劳动力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第三，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粮油生产比较效益仍然较低，应当改革完善粮油种植补贴办法，扩大品种，提高标准，尤其是增加对规模种植大户的补贴；同时，政府要对农资价格实行干预措施，确保粮油生产大户有利可图，保障粮油产量稳定增长。第四，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应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准入条件，实施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妥善解决好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生活问题。惟其这样，农民工才没有后顾之忧，方可安心在外务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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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简新华，黄锟.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6-160.

篇9

【关键词】教育；农村劳动力；流动；收入

Abstract: Based on micro data from Jilin in 2005， we build micro econometrical models to analysis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migration and earnings by comparing their charact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migration is remarkable and positive. The higher inpidual’s education level is，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of his migration is on condition that others are same; moreover，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earnings is positive， but the schooling returns of migration and rural resident are different， the former is higher than the latter.

Key words: education; rural labor; earnings; mobility

一、引 言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与培训、迁移以及寻找新的工作是劳动者所承担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三种类型。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实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而且通常认为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平均收入。而迁移行为和寻找新的工作则是通过提高既定的知识技能（这些知识技能是从教育和培训中获得的）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能够获得的价格来增加某人人力资本价值的活动。但迁移是具有选择性的，并非是所有人都愿意从事的活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年轻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动性要高一些。国外一些学者在这一方面给出了相应的经验证据。例如L. Long [1]曾指出在美国的同一年龄群体中，一个人是否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是推测迁移可能性的主要因素；A. Speare and J. Harris [2]对印度尼西亚不同年龄、性别和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研究表明，具有小学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具有较高的流动倾向；L. Lanzona[3]对菲律宾的数据分析表明，个体所受的教育越多其流动的可能性越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教育不仅仅是影响个体收入的直接因素，而且也是影响另外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迁移的直接因素。因此，Sahota [4]把教育称作是人力资本理论“内核”中的“内核”。

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尤为突出。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大量存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开始向城市转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这个行为确实给劳动者及其家庭带来了相应的回报。李实[5]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确实提高了外出打工户家庭的收入水平。但这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胡士华[6]利用2000-2002年数据检验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的影响，但并没有指明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关系。另外虽然侯风云[7]和赵力涛[8]等国内学者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但却没有分析其流动的成因。与现有的文献不同，本文既研究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又分析了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工人员的收入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并给出了各教育-年龄组劳动力流动倾向。第三部分利用二元逻辑模型分析了教育以及其它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作用效果。第四部分给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前后教育对其收入的影响效果。另外，我们在构建人力资本模型时，特别地将劳动者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因素也考虑进来，以尽量减少教育收益的估计偏差。

综上所述，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研究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倾向及其收入的影响，提供一个更为直观地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实证依据。

二、农村劳动力统计特征描述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集来自于2005年吉林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其调查对象覆盖了吉林省各个城市和农村的现有人口和外出人口，因此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吉林省的人口特征。该数据集提供了户主、配偶、子女、父母等每一位家庭成员人口和经济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工作单位类型等。在选择样本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一个事实——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性别歧视 ，为了尽可能消除这种影响，我们将农村15岁以上的男性作为基本样本集。由于农民的收入并不是按月获得，因此我们将其年收入换算为月收入。最终样本总量为15305，进城务工样本数为1118，占总样本的7.3%。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3.06岁（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为31岁），可见我们研究的是农村中年轻一代的劳动力流动状况和教育收益。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主要包括两类流动人口：一类是在城市中定居的农村劳动力，另一类是暂时到城市打工的人。我们通常称后者为“候鸟式”流动，当他们赚到一些钱或者家里需要他们时，他们可能会返回农村。

篇10

1、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经济的积极影响

（1）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同时也形成了农村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这种分散式的农业产业模式弊端开始显现，而大量的农民工外出打工后，农村大量的土地开始流转，农业生产由分散化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农村的种田能手可以将闲置的大量土地租借过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管理，大大提高了农村土地的生产效率。

（2）促进了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村劳动力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农民进城后身份发生了转变，由农民变化为产业工人，为了适应工作岗位需要，农民工需要进行培训，学习工作需要的技能，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自身素质不断提高，而且在大城市中，潜移默化中他们的眼界不断开阔，了解到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和资源。这些农民工日后返乡后，不仅将打工所得收入带回家，还有先进的理念以及有价值的咨询和信息，一些佼佼者还在农村进行创业，带动大量的农民一起致富，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

2、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经济的消极影响

（1）降低了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率农村劳动力外出后，部分土地实现了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生产效率提高了，但同时也有大量的土地被搁荒。农村外出的劳动力大多是有知识、有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又以男性为主，留在农村的大多是妇女、小孩和老人以及一些身体残疾没有劳动能力者，这部分人群缺乏劳动能力和种田积极性，大多采用传统的粗放式种植方式，土地生产效率低下，农田单产难以提高，很多中低良田改造工程被搁置，有的地方因为劳动力大量外流，耕地抛荒面积己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对农业生产带来釜底抽薪的影响。

（2）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困难当前，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含量不高，使得现代化科技不适用于农户的小规模经营。随着外出农民的日益增多，留守农民大多是老人和妇女，思想保守，为政府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带来了难题，一些农村即使完全免费，农民也不愿意应用新的农业技术，一些农民表示自己年纪大了，收入靠孩子们外出打工，自己种点地够口粮就可以了，没有积极性去参与技术推广，抱有这种心态的农民不在少数，导致现代农业无法进行很好的推广。

（3）农村第三产业萎缩尽管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增加，会增加生活消费，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是在很多农村，第三产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萎缩。过去，在农村经营小商店、理发店以及修理部的农民被认为是农村经济的带头人，对于解决农民生活生产需要，带到农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一些本来打算在农村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也开始去大城市发展，而且随着大量人口的外流，农村个体工商业的需求市场也开始萎缩，直接导致了大量个体工商户的倒闭，很多农村甚至一个理发店和电器维修店都没有。

二、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