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范文
时间：2023-03-27 19: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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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引言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当今最具潜质的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领域,还是在政治学与教育学领域,学者们都在教育与健康问题、社区与家庭问题、民主政治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竞争优势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寻求社会资本视角的解释。
引入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管理学研究方面的最新发展之一,当它扩展到企业层次之后,企业管理领域对其显示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可以发现,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成员之间运行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Coleman,1990;Burt,1992;Granovetter,1973等)现已成为管理和组织的主流理论;它的出现为包括管理在内的许多研究领域的学者反思以往理论研究的局限性,转换理论研究的视角,深化对原有研究议题的解释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由于社会资本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是重视并综合反映社会行为方面的各种关系,管理研究有可能通过借用这一概念来超越传统的静态分析。因此,有理由相信,社会资本理论对当今一系列管理和组织领域的热点问题仍具有强大的解释能力,据此展开研究对管理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2文献回顾
2.1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者Bourdieu(1977)提出,此后研究学者对此概念作出了广泛的定义。其中被广为引用的是Coleman(1990)的定义,他指出,社会资本是多种实体,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特征:它们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所构成,而且它们有利于处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各人的特定行动。简言之,社会资本就是嵌入网络结构中的网络资源和能力。
社会资本的最初研究,是以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为主体的,后来许多学者发现,社会资本可以在很多层面上进行研究,如个人层次、组织层次、组织间层次以及整个国家层次等(Tsai&Ghoshal,1998)。对于社会资本层次的划分,被广为采用的是Brown(1997)所提出的构架,他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的分析作为观察社会资本的方式。微观层次社会资本是个体通过社会连带的对外连接,对外寻求情绪支持、信息交换、交易机会等资源;中观层次社会资本探讨的是网络的结构,包括个体的结构位置和集体的结构形态,以及结构特制能带来的资源;宏观社会资本的观察中心在于社会系统中的文化、规范、领导、组织以及政经制度等。其中,组织社会资本(organizationalsocialcapital)是组织拥有的结构的某些特质,可以带来特定的行动或资源,最终为组织作为一个群体带来整体的利益(Luo,2005)。组织的社会资本即包含了组织内部的宏观社会资本,又包括了组织的外部社会资本。
对于社会资本的构面及其在管理学界如何衡量,最常被引用的当属Nahapiet和Ghoshal(1998)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群体中的人际连带网络发展处的信任、合作进而为行动者带来资源,其内涵可分为三个层面:(1)结构:网络连带(构成网络结构的社会连带)、网络构型(网络结构)、可使用的组织;(2)认知:共有编码、共同语言、共有故事;(3)关系:包括信任、规范、认同、义务。2.2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领域
近年来,世界许多著名管理期刊刊登了许多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行管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国外学者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应用于工作绩效、资源交换、组织创新和组织间合作等许多管理问题的研究。
国内较早研究企业社会资本的是边燕杰等人,此后,还有一些学者如陈传明、郑胜利、周小虎、张方华及武志伟等,分别探讨了企业社会资本的主体、企业和企业家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企业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的区别、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与内部社会资本、企业资本与技术创新和持续竞争优势的关系等。
1.企业战略管理研究
在企业管理的宏观领域,社会资本理论被用于解释企业联盟行为、企业产品和技术创新、企业在行业关系网中的地位等方面。
(1)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弗泰恩和阿特金森(2000)则通过社会资本对科技创新影响的研究后指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企业的创新更多的是来自于合作、快速学习和广泛的社会网络,这三者又必须以良好的社会资本为基础。随着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创新过程中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创新的社会网络理论更重视关系和知识在创新过程中的战略重要性。在创新的社会网络理论中,社会资本是创新的重要因素。
(2)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优势。Burt(1992),Roger,etal(2001),Akdere(2004)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3)社会资本与企业网络。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这一经济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类型。而企业社会资本包括了企业制度、企业网络、企业关系、企业信任和企业秩序等多方面要素。企业网络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作为联系紧密的跨企业网络,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战略联盟的互信及协作,形成联盟组织的长期信任关系(Adler,1999;Cullen,Johnson,Sakanq,2000等)。除此之外,社会资本理论还被广泛应用于区域产业创新和产业集群治理等方面。
2.知识管理研究
企业理论演进到知识理论后,企业被理解成为从事知识创造和转移的高效专业的社会化团体,企业知识的创造和利用过程成为研究热点问题。事实上,企业的知识创造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企业网络的价值,借助这个概念可以较好地把握企业知识创造和转移的社会化过程;也可以解释知识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的根源。
Nahapiet&Ghoshal(1998)认为,组织的优势在于创造和共享知识,并且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和智力资本形成的四个条件之间的关系。同时,很多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对于不同企业间的知识转移非常重要。社会资本的建立能有效地促进隐性与显性知识的转移(Nonaka&Takeuchi,2000)。
3.社会资本的权变管理
社会资本理论的早期研究更多地将注意力停留在积极面上,事实上,企业获取社会资本可能会表现为入不敷出,使得获取社会资本表现出较大负债;同时,社会资本的获取还会面临着各种风险选择。企业社会资本的功效及同时可能产生的企业社会负债的风险研究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Gabby&Zucherman,1996;周小虎,2006)。
科学管理企业的社会资本,应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不同的网络要素组合,对网络要素组合的利弊进行权衡,以较高的效率进行知识的创造,获取和保持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地位。
3企业社会资本的最新研究进展与趋势
西方国家管理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研究的焦点仍集中在企业的知识共享与创新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对于企业显性知识、潜在知识、隐性知识等不同种类的知识传播所需要的社会网络结构构型(AnssiSmedlund,2008),利用社会资本获取知识的途径,社会资本和社会认同有助于激励虚拟组织中的成员进行知识共享,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产品开发战略的积极效用得到加强(M.-H.Hsieh,K.-H.Tsai,2007)。一些学者也对传统观点进行了反思和修正,ChowandChan(2008)指出,社会网络和目标共享对组织员工知识共享的意愿有明显作用,但社会信任和共享知识的态度以及道德选择没有直接影响(Bakker,Leenders,Gabbay,2006)。
篇2
【关键词】社会资本；理论争辩；研究前沿
自20世纪20年代“社会资本”的概念出现在学者们的视野中，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关于“社会资本”的讨论从未停息，各位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社会资本做了论述和界定，以求探索社会资本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而学者们的核心争论多与其选择的分析层次有关，基于此，本文希望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进行梳理，比较不同分析层次的理论优势，以促进社会资本的系统化研究。
一、社会资本分析层次的争辩
20世90年代，伴随着社会资本现代意义的开启，社会资本的研究呈现出以个人为中心的研究和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两条路径。而除了这种以研究取向的不同划分之外，不同学者又从社会资本的系统化理论架构出发，将其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
（一）个人为中心和社会为中心的分析层次
1、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理论
个人层次的关注点包括：（1）个人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投资；（2）个人通过何种方式获取嵌入在网络关系中的资源，并用这种资源产生回报。坚持这种分析战略的社会学家主要包括林南、伯特和波茨等。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又被称为社会资源理论，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体为了从嵌入性资源获取回报而在社会网络中进行的投资”。①而伯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②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③
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理论具有三点特征：其一，社会关系网络孕育了社会资本，离开了网络，社会资本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其二，社会资本更多的包含了信任、规范等文化资本，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源；其三，社会资本更是一种获取效益的投资活动。
2、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理论
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群体、社团或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关注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网络中的群体参与，并把社会资本看做社会共有的公共物品，可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福祉。其中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理论都是这种分析的典范。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可以转化的并具有高度生产性的，凭借社会资本，行为者能够直接获得经济资源，并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④詹姆斯·科尔曼作为社会资本研究的集大成者，把社会资本看作是“具有两个共同特征的各种实体，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不管其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⑤普特南把政治参与和民主的议题加入到社会资本中，把社会资本看作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规范、网络和信任”。⑥
然而不论是个人为中心，还是社会为中心，学者们在一个观点上达成了共识：社会关系网络中成员的互动维持和再生产了社会资本。其中，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理论奠定了社会资本作为集体资产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普特南又提出了公民参与，把社会资本看作社会组织的特征，使社会资本与公民福祉、制度绩效、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把社会资本理论放入了更具现实意义的研究框架之中。⑦
（二）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分析层次
与个人和社会的分析层次不同，这一分析层次主要从理论的系统化角度出发，学者托马斯·福特·布朗和乔纳森·H. 特纳都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过这种分析。本文希望通过对社会资本理论这三个层次进行研究，区别出微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以及宏观社会资本的不同界定以及适合的研究领域。⑧
1、微观社会资本
微观社会资本强调在特定网络中的个人调动资源的能力，关注嵌入在网络中的个人，布朗又把这一层面的社会资本称为“嵌入自我”的观点。这一阵营下的理论学家包括了科尔曼、波茨和林南。微观社会资本和以个人为中心的层次在关注点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上文所论述的个人为中心分析层次中，已经简单介绍了波茨和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波茨在理论中引入价值和规范，认为它们有助于推动个人建立社会联系他跳出了于理性选择范式，把社会资本的研究带入了更广阔的空间。
林南坚持在行动和社会结构的互动中开展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其理论体系中包含了资源、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三个核心概念，分别对应投资对象、投资场所和投资者及其活动。于是，社会资本变成一种运动着的投资过程，是面对资源争取回报的行动。社会资本不再是一种静态的客观对象，更是一种实践。⑨
科尔曼承认社会背景的理性选择理论，通过思考人们之间的关系类型进而探讨理，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信任，认为社会网络的差异会影响个体之间的信任水平。科尔曼的理论为过渡性理论，为中观社会资本做了铺垫。
2、中观社会资本
布朗把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称为“结构”的观点。主要讨论了社会资本特定网络中的结构化，以及资源在不同结构中的流动方式。在这个理论阵营的理论家包括罗纳德·伯特以及所有以组织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研究。可以说，这个研究层次包含了一部分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研究。
伯特的“结构洞社会资本理论”试图隐喻“社会资本”是一种竞争优势，告诉企业家和组织必须扩大自己的网络关系，加强不可替代性关系的建设，致使竞争对手被孤立，而自己获得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回报。⑩伯特否定了网络背后多样化动力对竞争性结果的重要性，比如信任，他认为信任是人特有的。
中观层次对网络的关注把群体组织纳入了视野中，其中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的典范，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性，使社会资本超越了个体的意义，上升到“公共物品”的社会层面。普特南把社会资本等同于市镇甚至整个国家这样的社区中的“公民精神”的水平。在他看来，像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就像拥有常规资本的人一样，拥有社会资本的人也希望尽量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但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品”，是从中获益者的私有财产，不能由私人部门提供。
3、宏观社会资本
布朗把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为“嵌入结构”的观点，主要讨论了社会资本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以及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关注社会联系受到“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宏观分析避开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考察了社会制度和与其建立联系的人以及这些联系的表现方式。这种宏观分析的观点不多，相关的理论主要出现在文化社会学的经济研究中，而并不直接关注社会资本。世界银行试图通过研究社会资本，建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之间关系；武考克希望构建一种理论综合作为分析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框架；福山把社会资本看作一种文化和价值规范，并且考察了普遍信任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这些都属于宏观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
二、两种分析层次的比较
个人为中心和社会为中心的分析层次主要是从个人和群体为单位划分了社会组织的研究对象，前者属于个人，为个人利益服务，后者属于群体、社区或者社会每一个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是为所有成员的公共利益服务。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分析层次主要强调个人、结构和嵌入的结构，分别关注了自我为中心的力量、网络的结构化和嵌入在较大系统中的网络（见表2-1）。
社会资本不同层次的界定要求研究者在运用社会资本分析具体问题时必须采用相应的理论表述。如果将适用于集体的理论套在了个体身上，就会出现林南曾论述的“生态谬误”，即从某个层次上得出的结论被运用在了其他层次上。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个人为中心和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其研究对象都是个体，关注点都是个人在特定网络中的资源动员能力，做具体问题的研究时，可以相互借鉴。
三、研究前沿：合理化的分类
篇3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 V.B?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3)能力发展的视角。世界银行在过去的15年间,对贫困的认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1981年的贫困定义相比,《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传统的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进行了扩充,加入了能力因素,认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2000―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又在“能力贫困”的定义之中,加进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涵义,意指“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受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同时“还意味着面临许多风险(暴力、犯罪、自然灾害和被迫失学等)的可能性。”而对能力贫困在理论上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森关于可行能力(capability)――贫困视角的提出,把对贫困性质的认识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所谓“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并且“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足)、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失败。”当然,这种可行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完全否认将低收入视为贫困主要原因之一的传统观点,同时还将反贫困的政策视角从直接的生活质量改善,拓展到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在于,通过把注意力从手段(而且是经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种特定手段,即收入),转向了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强化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解释。
将现有文献关于贫困的概念归纳起来,CDP(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在对欠发达国家2006年的回顾和总结中认为,贫困包含三方面要素:低收入、人力资本的缺乏以及经济上的脆弱性(“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2006)。应该说,这个概括虽然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乏所导致的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融入到贫困概念的框架之中,已经比较贴近现代文明对贫困的认识和解释了,但仍有其不足,也就是欠缺社会资本的视角。在一个日益开放或转型的社会中,贫困群体所表现出的封闭性、边缘化倾向能够用社会资本分析工具加以解释并给出政策取向;同时,社会资本的弱化对知识贫困、人文贫困乃至收入贫困都有正相关性(有关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因此,采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维度视角导出的贫困概念,不仅包含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还包含边缘性贫困,就是指因缺乏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包括组织、网络、信任、合作、参与、声望、地位等),而在匿名社会里可能遭受歧视、排挤、打击而陷入社会边缘的贫困状态。结合三种“资本结构”的维度来看待贫困,兴许给出的答案能够较为圆满地解读现代社会贫困,也符合人类社会认知贫困的思想演变趋势。
二、从发展角度看“资本”概念的演进: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从认识发展的角度看,人们对资本这个通过一定的行为能够带来更多回报的资源有着不断深入、递进的认识过程。人们最早关注的是物质资源(自然资源),强调货币资本的积累,以推动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创造;但后来发现仅仅从人们拥有的物质资料和经济要素并不能全部解释其所获得的回报,于是,人们开始关注技术,并且较为看重人力资源开发,强调人力资本的投资,指出个人的知识、技能、所受教育程度,乃至身体健康水平都会产生追加的经济价值从而增加回报,但局限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仍然不能完整地解释所获取的全部回报;因此,再到后来人们认识到除了个人(组织)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在行动中还可以借助与使用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以获得更多利益回报及其便利,并可能节省为此目的而投入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的数量。因而以网络、信任、合作、信息、共享、互惠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源仍然能够给人们提供便利、增加回报,体现出资本的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社会资源之所以能够构成资本,是因为它能替代某些资源,也就是说,它能节省没有它而必须付出更多的资源。尽管人们在获取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时会因人而异,然而这些资源一旦以资本形式存在都会以“义务――期望”的社会逻辑发挥“赊欠――回报”的投资机制作用。而这种投资的特征在于,一是体现在它存在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二是它能够给社会资本拥有者带来增殖,是无形资产(这里所谓的“增殖”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看,一方面是创造新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当社会学家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时候,资本家族又添加了新的一员。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等于为以上的理论框架增加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即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
由此可见,人们一直致力于探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源,从最早关注物质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等),到后来看重技术资本(技术资源:技术的改造和创新),再到后来关注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劳动力的管理与开发)和文化资本(文化价值观念及制度元素),直到近年来又将研究目光聚焦于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资源:社会结构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反映了人们对于促成发展的资本要素的认识越来越全面深刻,而这种认识也为人们探讨反贫困的路径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方案。
三、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及其反贫困功能
通过前文对贫困认知的简单回顾,可以发现,从资本结构的三个基本的维度――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出发,来解读和治理贫困问题是适当而必要的。
1、物质资本维度
无偿或低偿地赋予贫困者以一定的物质资本(包括技术资本),为这些贫困人口跳出贫困陷阱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这也正是迈克尔・谢若登提出为有劳动力的穷人建立“资产账户”的意义。由于贫困者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他们逐渐丧失了一种重要的自立意识,并且逐渐习惯了现有的状况。如果仅仅将这些人群纳入低保的范围,就很难打破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从而也谈不上使他们跳出贫困的陷阱了。使贫困人群拥有物质资本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可以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的心态,树立起较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自强的信念;另一方面,一定的物质资本赋予贫困者一个较为平等的创业起点,保证了已脱贫者拥有持续脱贫的潜力和可持续生计的物质基础,不至于因为自身的无助和物质的极度匮乏而再次陷入贫困。
2、人力资本维度
对贫困者进行充分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是一种重要的反贫困策略。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就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遭到挫折的结果,因此人的素质的改进对于反贫困战略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所谓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是通过对人力资源一定的开发性投入(货币、资本或实物),使人力资源质量及数量指标均有所改善,并且这种改善最终反映为劳动能力提高、劳动产出增加以及健康水平提高的一种投资行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是多方面的,关于这些,舒尔茨等人提出了通过教育支出、职业培训支出、劳动力流动和迁徙支出、保健营养支出等,作为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投资要素。通过必要的人力资本的培养,贫困人群就可以重新获得被剥夺了的“基本可行能力”,从而为他们的长久脱贫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我国反贫困政策选择中,对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大学毕业就业困难学生的技能培训、创业支持,职业指导、求职介绍将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
3、社会资本维度
虽然业已存在的种种论据表明社会资本的内在作用机制可能恰好也是贫困产生和反贫困困难的原因所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证明了社会资本对增长、公平和缓解贫困等发展成果的作用(格鲁特厄特,1996)。组织和制度可以为特定的贫困人口提供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机制和平台,进而推动了贫困人口的反贫困进程。例如共享信息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信息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组织和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贫困人口而言,信息的获得渠道较少,对信息的准确性和正确性缺乏判断能力,对信息的利用能力更是有限(即使知道一个极好的投资机会也会由于资本金的缺乏而放弃)。相关社会资本的构建将有助于向贫困人口传播充分和正确的信息,整合扶贫资源,提高其配置和使用效益,从而推动其脱贫进程。
其实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支持性的网络关系,即社会网络资本。通过它人们可以减少达到目的的成本。对于寻求保障的贫困者而言,社会资本的意义体现在:它可以转化为贫困者所需要的帮助,减少他获取资源所需的成本,这样也就相当于让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障。而社会资本发挥保障功能的空间主要是非正式支持网络和自然支持网络的涵盖领域,其中包括家庭、家族、亲戚朋友、社区共同体中包含的支持关系以及与非营利机构(主要指民间组织)建立的信任和支持关系所涉及的领域。贫困者社会资本发挥自助保障功能的方式是多样的,如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的精神保障作用,有支持关系的网络成员所握有的某些物品提供给需求者的行为所产生的物质保障作用,社会资源的转借起到的支持和保障作用,成员在网络之中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对提高群体决策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方面的作用等等。这也正是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斗争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
篇4
关键词:社会资本理论;资源;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F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019-02
资本最初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一般来说,它代表已经被生产出来的或者自然的生产因素的存储,这种存储被认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能够产生效益｡社会资本概念无疑借用了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了解目前社会资本发展的状况,认清理论界的共识,分析理论各学者的不同论点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1 社会资本的定义
首先我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进行概括,这里列举了最有影响的一些定义｡(详见下表)
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从网络组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互惠信任以及合作行动等各个不同的侧面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界定｡但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普特南､福山等认为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网络资源､相互信任与合作行为｡
2 现有理论对社会资本的共识[2]
2.1 社会资本是一种崭新的概念工具
早在社会资本概念正式提出之前,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就用社会资本作为分析工具,对个人的求职行为和结果进行考察｡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具体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最后得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力量”假设,即对于求职者而言,弱的关系网络可能比强的关系网络显得更有力量｡在政治学领域里,科尔曼在《社会资本与欧洲民主》中指出,社会资本是公民社会的粘合剂,许多无法通过国家调节和正式的民主程序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社群的自我调节来实现｡
2.2 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如信任､规范､声望等,但都离不开社会关系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各种资源的集合关系网络｡科尔曼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分为义务与期望､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如果社会关系瓦解了,社会资本也就会消亡殆尽｡因此,必须尽力维持社会关系｡社会资源理论的首倡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之中｡伯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结合诸多学者的观点,有人认为,社会资本可以看作是社会关系及其网络的延伸,而社会关系就是一种狭义的社会资本[3]｡
2.3 社会资本具有积极的功效
如上所述,虽然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去考察社会资本,但是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概念工具,社会资本具有积极的功效｡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的主要功能除了满足个人利益外,还有着将统治阶级的直接经济统治转化为非经济形式,从而使其获得合法性的作用｡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行动者能否实现某个特定的工具性行动｡社会资本具有识别社会结构的功能,社会资本如果运用得当,具有生产性､原始性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本就具有人力､物力资本所无法替代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支持功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也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通过社会资本的有效组织来实现社会的｡
3 现有理论就社会资本存在的争议
3.1 分析的基础和出发点
一些学者从个体出发分析社会资本,如林南认为,研究的焦点在于通过个人运用社会资本,如何获取和使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获得工具性行动中的回报和保持情感性行动中的收益｡因此,在这种微观层次上,假定个人进行的这些投资对于个人具有期望回报,那么社会资本就被视为与人力资本类似,个人回报聚积也对集体有利｡这种分析的焦点是个人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和获得嵌入于关系中的资源以产生回报｡与此同时,一些学者集中研究了以群体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其中,主要以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为代表,他们主要关注:一是某些群体如何发展和维持或多或少的社会资本作为其集体资产;二是这些集体资产如何增加群体成员的生活机会｡这种观点的核心是探索集体性社会资本创造和维持的要素及过程｡
3.2 社会资本的本质是资源还是结构
总的来看,在与社会资本理论相关的文献中体现出来的一般共识是,社会资本为个人通过其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动员稀缺资源的能力｡但是,社会资本到底是有助于实现个人或团体目标的资源本身,还是一种特定结构､一种获取资源的手段和途径?“资源说”的代表人物布迪厄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在他看来,社会资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社会关系本身,它使个人可以获取各种资源;二是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林南也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获取或动员的资源｡而“结构说”的代表人物科尔曼则认为,社会资本比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更不具体,但同样能促进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主要作为要素本身而不是要素动员渠道而存在｡他没有区分资源和通过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获取资源的能力,这就使以后的研究者既把社会资本视为资源本身,又在资源动员手段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3.3 社会资本的测量
究竟用哪些指标来测量社会资本,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指标｡著名的“弱关系力量”假设的提出者格兰诺维特用四个指标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互动的频率､情感密度､熟识或相互信任的程度以及互惠交换｡伯特则认为,社会资本受到网络限制､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网络等级等四个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林南还认为,其他的指标如社会网络的规模､密度､同质性和异质性､内聚性和封闭性等也是测量社会资本的候选指标｡
3.4 社会资本是否具有消极的功效
绝大多数有关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集中在其积极功能方面,唯独波茨鲜明地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功能｡第一,在一个群体中,为群体成员带来收益的强关系,通常也会阻碍该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获得为该群体控制的特定社会资源｡这意味着非群体成员在获取这种资源时必须付出更昂贵的代价｡第二,个人所属的群体或社区的封闭性,将会阻止成员的创新能力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整个群体从社会资本获益是以牺牲和限制个人自由为代价的｡社会联系的加强,必将导致个体服从群体甚至令个体消失于群体之中的局面｡第四,由于少数民族或劣势群体共同的敌视和反对主流社会的经历,在群体团结得到巩固和保持被压制群体成员基本稳定的同时,也使更有野心和创新精神的成员被迫离开其熟悉的群体和社区｡简而言之,社会联系能够极大地控制个人的任并提供摄取资源的特许渠道;但是,社会联系也限制了个人自由,并通过特殊的偏爱阻止局外人进入获取同一资源的渠道｡
参考文献:
[1] 邹宜斌.社会资本: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评论,2005,(6):1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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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区域社会资本；区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6-0021-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与高速的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却是逐渐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这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经济的统一。因此，探索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寻找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可谓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乎“物质资本差异论”“人力资本差异论”“地理区位差异论”“区域政策差异论”四种。而事实上，中国地域辽阔，造成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除以上因素外，在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环境等方面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影响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的原因可能并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原因，区域制度、区域文化、区域传统习俗、区域思想观念等社会资本因素也可能成为影响区域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后又一种重要的资本形态，它的引入不仅扩展了资本研究的范畴，而且还为深入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和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区域经济增长中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其分析层次
（一）区域经济增长中社会资本的定义
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社会资本又称为区域社会资本，它是指内生于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之中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积极影响的区域社会信任体系、区域社会规范、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区域社会文化、区域历史沉淀和区域身份认同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1）区域社会资本从本质而言是一种资本形态。尽管区域社会资本从客观上来看是以一定的区域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从主观上来看表现为信任、互惠、合作等文化道德规范，但从结果上来看，它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具有资本的性质，能给社会成员或组织带来价值增殖。正如科尔曼（1999）所说，社会资本为人们实现特定目标提供便利，如果没有社会资本，目标将难以实现或至少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2）区域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不仅包括学术界公认的社会资本三要素：信任、规范、网络，而且还包括一定区域所独有的区域社会文化、区域历史沉淀和区域身份认同三要素。具体而言，区域社会信任体系包括三个层面，即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区域社会规范可以分为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两个方面，其中正式规范包括各种政策、法律和管理体制等；非正式规范包括各种道德行为规则等。区域社会关系网络按区域内各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人、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社会关系网络。区域社会文化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绝大多数人所普遍认可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等。区域历史沉淀是指区域内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要素的长期累积。区域身份认同是指经过若干代经济主体的努力而形成的使区域内各经济主体都受益的区域共同形象和身份确认。
（二）区域经济增长中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及其相互关系
美国学者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t Brown，2000）从系统论的角度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本文在此借鉴布朗教授的分法，将区域社会资本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而区域企业、产业、区域环境又可以看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因此为了与这三个层面相对应，我们就有必要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相应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以探求其更好地作用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层面的途径。
1. 微观层次的区域社会资本
微观层次的区域社会资本主要关注的是个体自我通过社会网络动员资源的能力，具体到一定区域，则是指区域内部社会个体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网络互动关系。本文主要从企业社会资本的视角剖析微观层次的区域社会资本。所谓企业社会资本就是指蕴藏在企业内部或外部的、能够给企业生存和发展带来稀缺资源能力的社会关系网络。根据企业组织边界的不同，可将企业社会资本划分为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和企业家社会资本三个部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内部存在的，有利于推动企业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促进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从而增加企业内部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蕴涵在其中的潜在资源。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外部存在的、有助于企业获取各种稀缺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结构。企业家社会资本是企业家在一定的社会联系基础上形成的合作关系网络，包括正式的合作关系网络和非正式的合作关系网络。具体而言，我们可以把企业家社会资本划分为基于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和基于企业家组织的社会资本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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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608.2万2011届大学毕业生中有近127万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而高职院校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的迅速发展导致高职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高职毕业生就业问题就成了高职院校教育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研究表明，要促进高职院校毕业生充分就业，应当培养高职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加强对高职生的职业指导，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在高职院校，如何构建合理的高职院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路径，落实好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拓展和积累高职生的社会资本，提高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水平，已摆上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议程。
一、社会资本理论概述
最早引入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在1980年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而获得的、现实的或者未来的资源的集合体。
美国学者格拉诺维特在研究社会资本与就业关系时，提出了“弱关系的力量”的著名假说。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平时与周围两种关系的人在沟通与交流。一种是与我们交流频繁的亲人、同学、同事等，这是一种在很小的范围社会网络中稳定、频繁的交流，格兰诺维特把这种关系称为“强关系”。另外一种交流与之相反，即交流是较浅的、但却存在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如乘客、旅客等曾经相识的路人。格兰诺维特把这种关系称为“弱关系”，并强调在这两种关系中与个体就业最密切的是“弱关系”。
国内研究社会资本与就业的关系最为精辟的是边燕杰，他在1999年提出三类社会关系。第一类是相识；第二类是朋友、同学、战友、同事，甚至是与个体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第三类是亲属。边燕杰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需要获得多种社会关系的支持。其中有来自社会制度性的关系支持，如高校。有非制度性关系的社会支持，如老师、朋友等。也有来自生源地的社会关系，如父母、亲属等。2004年边燕杰又提出了“强关系假设”，认为在我国社会这种社会伦理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更多地会使用强关系，而不是使用弱关系，来达成个体的目的与意愿。
二、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路径的构建
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是指高职生在大学期间进行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过程。职业生涯规划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高职生大学期间的学习与生活的质量，更直接影响到高职生求职就业及未来职业生涯的成败。但目前高职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中仍存在许多的问题。目前多数高校设置有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课程，但不少高校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基本以理论传授为主，教育教学手段采用职业测评软件或传统知识讲授，忽视职业实践及大学生社会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难以满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就业的需求。因此，我们要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社会资本视域下的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路径。
1.高职生自身要加强人际交往，拓展自己的人脉与社会资本。
人际交往是拓展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高职生终究要步入社会，接触的不止亲戚朋友、学校的老师、同学等，将来职场中会遇到形形的人。只有在人际交往中加强锻炼，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灵活运用社交方法，才能扩大社会关系网络。高职生在维护好同学等“强关系”的同时，要努力拓展自己的“弱关系”，把社会关系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实现“弱关系优势”，丰富自己的社会资本。
2.高职生家庭强关系的维护与积累。
中国社会是一个道德伦理为主的人情社会，人情社会决定了强关系是高职生最重要的社会资本网络。强关系中父母、亲戚的职业、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都可为高职生就业提供帮助。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强关系具有稳定性高、认同性强等特点。高职生要在道德规范的框架下学会关爱家人、关爱亲人，主动与亲戚保持感情与信息交流，维护与巩固家庭的社会资本。
3.高职生所在高职院校社会资本的拓展与积累。
（1）高职院校要结合课堂内外的活动，提升高职生综合能力与素质。高职院校一方面需要给学生提供系统有序的课堂教学和实习培训，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还要为学生提供大量的校园活动，为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供良好的平台。鼓励高职生有效地参与课堂内外活动，培育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表达与沟通能力等方面的能力，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积累社会资本。
（2）高职院校要积极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进一步加强校、行、企合作，为高职生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研究表明，实习对高职毕业生就业影响显著。高职院校应尽可能制定详细的实践教学这一环节的规划与目标，要进一步加强校、行、企合作，为学生创设更多实习机会和系统的实践教学活动，构建学生从学校到工作顺利过渡的快速通道。因此，高职院校要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把更多的企业、行业汇集起来，为更多高职生提供更多更好的企业的实习资源和就业机会，拓展和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
（3）高职院校要推进职业指导全员化，激励全体教职工参与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参与高职生社会资本的开发。高职院校拥有丰富的教师资源，不同专业的教职工社会联系的范围有所不同，从整个学校来看，教职工的社会资本量非常庞大。高校历届校友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资本库，运用好校友这一社会联系，对于高职生的就业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学校应该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职工包括历届校友帮助高职生开发社会资本的积极性。比如可以鼓励教职工吸引高职生参加自己主持的课题研究，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教职工可以利用参加各种会议的机会把课题组的学生推荐给有关专业人士，为高职生建立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本积累提供方便。
因此，在高职院校中，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构建高职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路径，有利于帮助高职生认识自我和职场环境，确立目标职业并尽早作出合理规划，拓展与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提升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还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指导全员化，促进高职院校不断加强校行企合作，推进集团化办学水平，提升高职院校整体水平。
（作者单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毛燕峰.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D].山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2.
[2]张静华.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对高职毕业生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河南省为个案[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3]徐晓军.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双重机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J].青年研究，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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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假设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主要是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健康、技能拥有情况决定的。首先，教育是人们获取基本能力，也是农民工获取城市谋生能力的主要途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以及稳定性，还能够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区位从业时间和行业类别方面的选择能力这几个方面显然又可以影响到农民工在其工作服务城市的融入程度[2]。其次，培训是提高劳动力技术素质从而提高其城市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3]。培训既可以为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所需的实用技能，使其更易外出就业，还可以促进其原有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加快其城市融入进程[4]。最后，健康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劳动参与和城市就业具有显著影响[5]。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重要影响。人力资本拥有量越高，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就越高。2.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假设社会资本一种能够为个体提供和增强社会支持的有效资源。学界普遍认为，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功能，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显得尤为重要。农民工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相对处于社会底层，缺乏与主流社会的有效沟通与融合。现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城市通过正式渠道（政府、工会、司法机构等）获取社会支持的比例非常低，比较现实而且有效的途径是通过自己的亲戚、工友、同乡等社会资本，这是基于信赖而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6]。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重要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其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和数据描述1.样本基本概况有效调查样本共208个，其中，男性95人，女性113人；35岁及以下的青年人占67.31%，36—45岁占29.33%，46岁以上的占3.36%。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的17.79%，初中的12.01%，高中、职技校比例最大，为60.01%，大专及本科以上为10.10%。从行业性质来看，服务业28.37%，建筑业27.88%，运输业6.25%，其他32.21%。月收入水平不足1500元的占48.55%，1500—3000元的占37.98%，3000元以上的占13.47%。72.6%的农民工没有专业技能，20.19%拥有1—3项专业技能，7.21%人拥有3门以上的技能。2.数据描述根据研究设计中的分析，我们将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情况分为3个层次：12—28分值段表示初步融入，29—44分值段表示基本融入，45—60表示完全融入。利用SPSS13.0数据分析软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做了一个单变量的集中趋势测量。测得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最大值为51，最小为22，均值为36.02，中位数为36，偏数系数为0.285，峰度系数为0.718，显示了208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频数分布。从左到右依次为有效变量数值、频数、频数占总数的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样本中半数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处于平均值以下，只有5%的农民工处于完全融入阶。所调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主要在29—44分值阶段，中位数、众数均处于基本融入这一阶段。因此，从总体上看，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不高，大多数农民工处于基本融入阶段。
（二）数据分析与检验1.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从统计分析来看，构成人力资本的4个指标———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健康状况和工作经验，与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386**、0.142**、0.246**、0.289，可见除工作经验外，其他3个指标都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是高度显著的；社会资本的4个指标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35**、0.334**、0.402**、0.163*，因此，社会资本的各项指标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也是高度显著的。2.信度检验该分析用克朗巴哈系数来检验题项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克朗巴哈系数为0.829，大于0.8，这说明了量表内在信度比较好。可见，总体上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评价体系的内在信度是比较理想的。3.因子分析本次调查统计通过对西安农民城市融入数据的计算，得出KM0值是0.751，在KM0取值范围0—1以内，这说明该模型抽样的适当性很好。Bartlett球形检验主要是用于检验数据的分布，以及各个变量间的独立情况。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P<0.05时，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通过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数据的卡方统计值为178.874，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可以拒绝各变量独立性假设[7]。综上，通过对模型的相关性检验，说明模型的因子分析适当性较好。采用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正交旋转以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并绘制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图。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健康状况和工作经历在第一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人力资本；寻找工作时间、社区政策、交往范围和社会组织在第二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负荷可解释为社会资本；居住环境、月均收入、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在第三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经济融入；同理，第4、第5个因子可分别解释为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这与对社会融入所分的3个维度吻合，表明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测量变量的设计基本符合预期目标。4.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方差分析表，反映了模型检验结果。八个自变量对应的系数其t检验的Sig.值为0，t值均大于2。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和健康状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即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城市融入情况越好；技能培训越多，城市融入越好；健康状况越好，城市融入越好。这与金崇芳的研究一致，也验证了假设（1）[8]。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寻找工作时间、交往范围和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即农民工找工作时间越短，其社会资本就越丰富，城市融入的情况就较好；农民工的交往范围越广，其城市融入的情况就越好；参加的社会组织越多，越有利于农民工构建社会网络，融入城市，这与假设（2）相吻合。
三、统计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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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自觉语境中的法社会学研究
西谚有云“凡社会皆有法”。法律和社会发展之间天然就有一种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得法社会学的产生成为一种必然。在法社会学发展史中，法社会学的诞生一般以1913年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出版为基本标志，反映了法学家试图借助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拓展法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的一种尝试和探索。在学术界，法社会学或法律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一般界定为：“是一门社会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也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分析法律与社会关系、探讨法律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1]因此，研究法社会学，既要洞察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也熟悉法学的发展历史。
从法学发展的历史看，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改革始于清末改制时期。由于军事外交上的屡屡失利，当时的学者们对外国学习也逐渐由坚船利炮意义上的器物层面过渡到政治议会意义上的制度层面，最终过渡到民主法治意义上的文化层面。在和西方源远流长的法治传统进行相比较时，中国自身法治传统与法治资源的贫瘠与匮乏彰显的一览无遗。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学习和对法律制度的借鉴便成为中国法学的一条不归之路。一时之间，“言必称罗马”或“言必称西方”成为中国法学界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西方法学理论的强势话语霸权之下，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法学，以至于除了中国法制史领域的琐碎的制度考证与繁细的文献考据之外，早已经已经不复存在了。也正是这种中国法学的消失，才导致了我们中国的法学研究却要步步以西方为师，最终导致了法学界的集体失语症现象。由此可以管窥法学界的法社会学研究，也不过是西方法社会学理论的一种引入、介绍和传播而已，鲜有自己的理论创新。
与法学界的全盘西化不同的是，经过三十余年的恢复与重建，中国社会学已经由最初的效仿西方，进入到了一个强调“理论自觉”的新阶段，主张社会学的研究应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伟大实践，提炼出自己的概念、命题、理论来回应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增强社会学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开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社会学领域的“理论自觉”主张，肇始于教授晚年的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在此基础上，郑杭生教授则明确倡导“理论自觉”学说，在学术研究上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并做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
理论自觉的学术主张对于中国法社会学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法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法社会学既受到法学的影响，也有社会学的内容。法学界的以西为师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中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因为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单靠法律移植和制度引入是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法治社会的[2]。要想使得法律真正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需要对中国的社会本身和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应中国社会情境和文化传统的法律和制度。《法社会学教程》的出版恰恰是理论自觉主张在法社会学领域的一种体现，在其内容上，也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气息和学术自主主张。事实上，早在1996年开始，本书主编郭星华教授带领着他的法社会学研究团队就开始致力于法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提炼、概括再上升到理论层面上来的。这可以看作是理论自觉学术主张在科学研究上的一种自觉体现。而《法社会学教程》的出版就是这种研究思路的一个基本体现，是这些年来在理论自觉指导下所取得研究成果的一个体系化的整理和总结。《法社会学教程》在体系安排上不仅充分梳理西方法社会学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演进脉络，而且将法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和本土经验相结合，分析转型中的中国问题，介绍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以培养了解中国社会实际、适应社会建设需要的人才，发展属于中国自己的法社会学。这不仅是法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目标，也是理论自觉学术主张的基本要求。
二、中国法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尝试
在学科属性上，法学和社会学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本土性特征：法律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固然要反映本土的文化传统，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运行和基本规律的学科，也要反映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基本特征。与此相适应，法社会学的研究也应该具有本土性特征。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法律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样也反映了一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根植于本民族的精神传统中的法律文化并不能毫无语境地适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因此，即使是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充分参考借鉴西方法律文化的基础上，中国法学以及法社会学的研究仍然要重视本国法律文化的培养和本国法律传统的影响，立足于本国的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依靠本土学者基于学术的本土性所养成的对中国问题的独特敏感性，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分析中国的社会事件，从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基于此种认识，《法社会学教程》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其非常鲜明的本土面向和非常强烈的实践色彩。法社会学作为法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有两个研究取向，一是规范分析，法学界通常采取这种研究取向；二是实证分析，社会学界主要采取这种研究取向。法学教育界从20世纪80年代即开设“法社会学”本科教程，成果颇丰。但是，社会学教育界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关注法社会学课程的建设，且成果寥寥无几。《法社会学教程》作为社会学界唯一的一本法社会学教材，在编写体例和内容安排上都有匠心独具的一面。在第一编“理论脉络与研究方法”部分，主要从学术梳理的角度介绍了法社会学的基本概括和理论发展史。法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概念体系理和论脉络，也有其特有的基本研究方法。从学术发展史角度来厘清法社会学的基本发展历程，对于法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在第二编“法律运行与法律秩序”部分，主要介绍了法律运行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希望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通过法律运行达成社会秩序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选择。在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影响法律运行的因素很多，编者这里选取了对于我国社会发展与法治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的若干个重要因素来综合探讨法律运行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第三编“社会转型与法治建设”部分，主要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产生的、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本土性、现实性问题，通过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试图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社会转型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复杂性，为我们全面厘清社会转型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法社会学教程》的本土性特征非常明显，是编者有意识地运用理论自觉学术主张，对法社会学研究进行高屋建瓴的指导的一个必然结果。
三、创建中国的法社会学学说
当今世界法社会学学说缤纷，学派繁多，观点各异，但是都以其对法社会学发展所起到的独特贡献而在法社会学上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相比较于西方成熟而繁多的法社会学流派，中国的法社会学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中国的法社会学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的学人为中国自己的法社会学发展做出积极的尝试和有意义的探索。《法社会学教程》就是编者为了探寻中国法社会学发展所进行的一次尝试，其最大贡献在于为中国法社会学学说的发展和中国的法社会学流派的形成进行了本土性的探索。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社会科学理论都发端于西方社会，中国本土的法社会学学说几付阙如。提炼中国的法社会学学说，构建中国的法社会学学派就成为法社会学者的当务之急。而要想形成中国的法社会学学说，就需要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将中国的法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现代法治化建设，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颁布法律、法规，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的过程，而是一个重建社会秩序的复杂过程”[3]。在中国的法社会学理论与法社会学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法社会学学说的产生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中国法社会学流派的诞生才能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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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经济发展；非正式制度；信任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5-0019-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基于特殊双重委托问题的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08JC790092)。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该理论一经社会学家提出，就引起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关注。经济学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尽管经济学领域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总体而言，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的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要素的综合体。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上，众多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一研究领域文献的出现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将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历史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学研究框架，人们发现社会资本在促成合作和交易、保证交易制度良好运转、降低交易成本和契约的实施成本、提高资本运行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经济绩效。
一、社会资本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兴起
(一)
“资本”概念的扩展
“社会资本”在概念表述形式上就体现出鲜明的经济学色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是在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行动中被投资和动员的资源，资本的本质属性在于它可以通过投资实现增值，是一种生产性资源。古典经济学将生产要素分为三类：土地、劳动和资本，这里的“资本”是指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物质资本。长期以来，物质资本作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Schuhz和Beck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同质性的假设，将“资本”的范畴从实体性概念过渡到了非物质性概念。
循着“资本”与“人”相结合的思路继续前进，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社会因素的影响。Loury在经济学领域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在研究种族间收入不平等问题时提出，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组织之间的社会资本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以Bourdieu、Coleman和Putnam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然而在广义资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现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划分。资本概念的扩展反映了人们对资本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人们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理解更加全面。
(二)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完善
经济学对于“资本”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同样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将有形的物质资本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强调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使得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完善。人们开始认识到，以教育、培训、健康、迁徙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束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上，即为什么不同国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速度不同。
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巨大进步还需要依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的制度。因此，以信任、规则和网络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家开始将社会资本的贡献作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加以研究①。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考虑社会资本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方面发挥的作用；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探讨非正式制度、社会网络等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绩效的。Putnam认为“社会资本增加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益”。
(三)“东亚奇迹”的启示
在对经济增长的考察中，“东亚奇迹”成为社会资本推动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东亚奇迹”打破了西方国家通过长期的经济微增长实现工业化的传统经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就断言，东方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缺乏类似新教这样的宗教伦理，不能生成资本主义；相反，儒教所主导的东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东亚奇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韦伯的预言。Krugman通过分析也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于劳动力与资本投资的增加，而非与技术进步相联系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因此，他认为这种增长是难以持久的。然而历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地区仍然表现出持续的经济活力。
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理论界较权威的一种观点认为，
“东亚奇迹”只能部分地由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等传统因素解释，和谐的人际关系及儒家文化道德规范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是东亚经济发展的特殊动力和深层原因。东亚社会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的共识、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关系结构、政府与社会间较为和谐的关系、以制度安排和组织设计为特征的政府政策，所有这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增强了经济效率，促进了信息交流以及政府和企业间的合作。
二、经济制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和类型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
“社会资本”概念继经济学家Loury首次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社会学家Bourdieu对其进行系统界定后，Coleman、Putnam、Portes、Fukuyama、Butt和Stiglitz等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定义。作为一种具有经济属性的资源，尽管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涉及到一系列准则、规范、网络和组织等，并且对于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以肯定，但是对于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没有达成一致共识。
综观各种对社会资本的理论界定。笔者认为
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三种观点。第一种是Putnam的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第二种观点来自Coleman，他将社会资本看成是“一系列拥有两个共同要素的不同实体所构成，这些要素均由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构成，而且它们促进了参加者的某些行动”。Coleman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三种形式：义务和期望、信息渠道、社会规范。第三种观点来自North和Olson的研究，他们提出的观点更为宽泛，认为社会资本还应包括使标准规范得以发展及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例如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立法体系和公民政治自由等正式制度关系和结构。
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三种观点虽然表述各异。但都强调了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果的相互影响，并且关注经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提高经济效率的途径。三者的区别在于，Putnam的界定强调了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并肯定了社会资本具有的经济学意义。Coleman特别强调了社会网络的“闭合(closure)”对于社会资本生成的重要性，在他的界定中，社会资本不仅包括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还包括纵向科层组织。而North和Olson的定义则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甚至将某些正式制度也纳入其中。
(二)社会资本的类型
在对社会资本外延的界定上。部分学者对其进行了类型划分(见表1)。Collier区分了“政府社会资本”和“民间社会资本”。Krishna根据集体行动产生的不同途径，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Uphoff依据社会资本的来源及表现、存在的领域、动力因素等角度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Collier、Krishna和Uphoff划分社会资本类型的标准各不一样，但是他们区分的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却分别具备某种共性。“政府社会资本”、
“制度资本”和“结构型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了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它们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而“民间社会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则主要体现了社会资本的非制度属性，它们以内隐的方式存在于群体中，以此影响组织中的个体行为。关于这两组社会资本，Coleman所研究的“开罗Kahn El Khalili市场”和“纽约钻石批发市场”分别提供了两个很好的例证。
虽然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但是社会资本所具有的非个体属性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同。在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中，每个市场上的经济个体都拥有独立的效用函数，而在社会资本范式下，个体的效用函数还受到来自他人和组织的影响。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社会资本的产生来源于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通过重复博弈产生合作解，并使交易双方形成对于声誉进行投资的动机。Uphoff就对社会资本的这种非个体属性进行了精辟的阐释。他提出社会资本的“社会”是指“一定程度的相互关系、一定程度的共同身份、某种程度的相互间而不是个人利益的合作。Coleman也认为”人力资本隶属于人，而社会资本则存在于人们的关系之中。
三、社会资本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关于社会资本的经济效应，经济学的研究中其实早有涉及。由于市场机制中信息的不对称和交易的不确定性，经济交往中存在着“社会成本”，尤其是在市场上搜集信息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以及保证契约执行的成本。因此，Coase和Williamson等在新古典框架下强调经济制度对于市场效率的重要性，他们将制度看成是减少社会成本和获得信息的正式机制④。North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决定着经济行为和交换的路径、规则和规范同样重要。在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中他提出，在一个缺乏规范和信任的地方，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要完全依赖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要依赖支撑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North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中其实已经包含了社会资本的思想。Greif在研究中世纪地中海地区交易模式时，通过对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两种贸易商的对比，用预期的差异解释了两种交易模式在关系上的差异。North和Greif的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用“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是已经涉及到经济发展中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
Serageldin和Crootaert在综合不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的经济作用归纳为“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而对于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多的学者通过实证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在宏观层面，主要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在解决贫困问题中的作用；在微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以及社会资本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与宏观经济增长
社会资本被逐渐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索，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是学者最为感兴趣的研究内容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两个典型的区域发展案例的影响，一个是东亚的经济增长，一个是意大利的区域发展差异。
东亚地区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被称为是“东亚奇迹”，在探究“东亚奇迹”的特殊动力和深层原因时，人们最后总会将目光聚集在其丰富的社会资本上。甚至有学者将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形式概括为“网络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认为以家族或联系密切的种族社群为基础的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信任，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并加速了信息的流动和创新。意大利的区域发展差异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Putnam用了20年时间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以公民参与传统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是决定意大利南北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关键因素。意大利北部地区之所以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南部地区，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合作传统、互惠性规范和市民参与性网络。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设，Helliwell和Putnam选取“市民团体”、“制度绩效”和“公民满意度”这三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用人均GDP作为因变量，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意大利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高于南部地区，同时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南部地区，从而进一步验证了Putnam关于“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理论假设。
在衡量社会资本水平时，大多数学者都选择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进行测度。按照Fukuyama的观点，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础，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程度，取决于该社会普遍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现代私营大企业的发展状况，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LLSV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运用世界价值规调查(WVS)的数据来衡量社会的信任水平，研究发现
信任水平与司法效率、税收服从度、官僚机构效率、市民参与和大企业成功率等因素存在正相关。Knack和Keefer同样利用WVS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信任水平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的结论。张维迎和柯荣柱以中国跨省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了信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其中的一些结果表明，良好的信任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就中国而言，还有助于吸引外资。
有关信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Fukuyama的理论假说，揭示了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信任等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证明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社会资本也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此类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对于社会资本的定量测度尚无统一标准。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不同，采用的量化指标也存在差异，因此得出的结论缺乏统一的可比性。二是在研究中忽视了信任的标准问题，即没有严格区分“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二)社会资本与贫困问题
除了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多学者还将研究焦点集中到贫困问题上。现有文献关于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中作用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组织)层面。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社会网络，家庭通过它拥有的社会网络来获取资源，从而影响就业、家庭福利和贫困的改善。
然而更多的学者还是从社区(组织)层面对贫困地区公共资源管理系统中的社会资本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最具代表的是Ostorm的研究。她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自组织资源治理系统中的社会资本。通过对尼泊尔灌溉系统的案例研究发现，依靠合适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参与合作，可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并提高公共资源的管理效率。Uphoff对斯里兰卡“合作性水资源管理”案例的研究也表明，通过非正式的组织网络和有效的合作，可以提高灌溉系统水资源的管理效率，实现帕累托最优。Narayan和Pritehett对坦桑尼亚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还发现，乡村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引起乡村全部家庭收入的相应增长㈣。
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作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构建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网络、增加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存量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贫困治理的目标。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组织信息共享、合作以及集体决策的非正式制度框架，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缓解贫困起着明显的作用。在我国当前二元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反贫困治理要由目前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应当通过构建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贫困群体的社会合作来增加其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有效解决贫困问题。
(三)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Coleman在经典文献“Social Capital in theCreation 0f Human Capital”中首次分析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二者的关系。他把通常的“家庭背景”变量划分为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将家庭的社会资本看成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认为存在于家庭和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对于下一代的人力资本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在Coleman看来，由于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人们向社会资本投资不足。在Coleman的开创性研究之后，部分学者就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Boxman等发现，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会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而变小。Flap和Boxman通过进一步对荷兰企业高管人员的研究发现，无论人力资本处于什么层次，社会资本和收入都存在正相关；但当社会资本处于较高层次时，人力资本的回报将下降。
揭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虽然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社会资本是和人力资本一样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转化还缺乏深入的分析。个体或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系，个体社会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于收入决定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别，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却有不同的解释。部分学者将社会资本概念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的研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Guiso等人的著名研究。Guiso、Sapienza和Zingales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利用献血率和选举参与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水平与家庭现金持有率呈负相关，而与家庭证券持有率呈正相关，即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对金融工具的选择更偏向证券，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较高㈣。Guiso等人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它解释了影响金融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但是没有就社会资本影响金融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说明。
社会资本在微观金融制度中的积极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⑥”。乡村银行主要面向农村贫困群体开展小额信贷，这一模式获得了极大成功。Van Bastelaer考察了社会资本如何降低小额信贷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他认为乡村银行主要的社会资本是员工和成员之间持续的关系，是信贷官员与借贷者之间庇护人和受庇护人的关系等。对于这种微观金融制度的成功，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社会资本促进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良好的信息流，并且降低了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四、社会资本的理论困境和非均衡分布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而且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发展的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rrow就建议放弃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重要概念：信任、规则和网络都不是新东西，博弈论中的“声誉理论”早已涉及，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测度性和定义的模糊性㈣。此外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olow也认为，讨论社会资本与经济运作的关系是难解、复杂的，
“社会资本”概念完全可以代之以“行为模式”一词。
在肯定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问题。Portes和Lan-dolt首次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将社会资本的消极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圈内信任导致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第二是对团体内个人成员形成限制；第三就是社会资本具有负外部性，黑手党家族、集团和青少年犯罪集团就是例证。正因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很多学者认为它可能为腐败、裙带关系和寻租行为提供基础，而在经济领域还可能造成资源的垄断和市场的分割。
同样，Fukuyama也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这种非均衡分布问题。他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曾将不同的文化区分为“低信任度的文化”和“高信任度的文化”，他认为中国、意大利南部地区、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的文化”，而日本、德国、美国等属于“高信任度的文化”。前者的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的社会，后者是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Fukuyama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缺乏超越家族关系的普遍性信任，强势的家族主义使得难以创建大规模的经济组织，而规模的限制终将阻碍家族企业的进一步成长㈣。他认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问题表现为以社会的“特殊信任”替代了“普遍信任”，而这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Fukuyama的推断仍有待商榷，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五、总结和简评
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网络、共同规范和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为解释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经济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很多研究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
篇10
一、社会资本的理论含义
“社会资本”是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的一个最有影响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缘于东亚经济发展，东亚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重要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目标上达成的共识，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和社会关系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相对和谐的关系[3]。国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的界定以科尔曼（Coleman）、布尔迪厄（Bourdieu）、帕特曼（Putnam）的观点为代表。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为提供便利。权威关系、信任关系、规范信息网络、多功能的组织、有意创建的组织等都是社会资本的特定形式[4]。布尔迪厄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体制化关系的网络[5]。帕特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在一个农村地区，一个农夫可以得到他人捆好的作为饲料的干草，他所有的家具会被经常借走，他可以完成超出他的所有的农具和设备所可能完成的工作。社会资本通过合作的促进而提高了社会的效率[6]。我国学者张其仔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网络[7]。总之，国内外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且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本身就是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8]。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使经济学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解释跳出了传统理论单纯分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范围，克服了主流经济学忽视社会网络对产生信任以及确定规范的重要影响的缺陷。
二、模型的建立
四、比较静态分析
对（7-c）、(8)式两边求偏导数可以得到经济中的社会资本积累以及各个经济环境参数的变化对稳态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到如下性质：
命题3边际效用弹性参数σ与经济中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ρ越大，稳态增长率越小。
经济中人们的主观时间偏好率ρ越大，意味着相对于未来消费而言，消费者越缺乏耐心，更偏好当前消费，也就越没有当期投资动力，从而人力资本生产部门的投资(1-v*)H将会减少，这样使得g*H与g*Y减少。边际效用弹性σ越大，意味着代表性家庭越不愿意接受对持续平滑消费模式的偏离，社会计划者将减少人力资本投资，使得g*H与g*Y减少。
命题4产出增长率g*Y与人力资本增长率g*H随人力资本生产部门的生产力参数δ的增加而增加。
提高人力资本生产部门的生产力参数δ意味着人力资本生产部门的产出效率会得到提高，相对于物资生产部门，人力资本生产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更有效率，将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到人力资本生产部门，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增长率g*H，作为社会计划者可以选择更高的产出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
命题5产出增长率g*Y与人力资本增长率g*H随社会资本积累的增加而增加。
增加的社会资本积累将直接增加物资生产部门与人力资本生产部门的产出，社会计划者也可以选择更高的产出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
五、动态分析
位于鞍轨上，再通过对C(v)的动态调整，使得(z*,x*,v*)沿Γ上的轨道运行并收敛到均衡点(z*,x*,v*)。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把社会资本引入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的最优决策模型。仔细分析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通过模型分析可以得出：只要经济有足够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是可以克服消费者相对缺乏耐心等问题，从而保持经济持续的增长。因此，建议：
1、增加现代社会资本的规模。基于我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特殊性，我国社会资本的基础是家庭，然后是血缘、地缘关系的延伸与扩展。因此作为社会计划者的政府首先要保护公民权力，提倡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其次，要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同时，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把相关的组织和活动嵌入到各种民间活动的空间中去，扩大民间组织的广泛性和行动的有效性；最后，要为民众提供其需要的资源为社会资本的扩张提供健全的制度环境，推动新型社会资本的产生，降低社会资本的沉积。
2、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要使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增长，就要建立机制完善的人力资本市场和人力资本投资市场，消除阻碍社会资源进入人力资本生产领域的一切制度。
3、实现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社会计划者可以通过采取各种政策工具来影响人力资本在物资生产部门与教育和研发等人力生产部门的配置，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