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审查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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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某学校理化生实验室设备招标项目，招标公告要求投标供应商应取得ISO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其产品应取得国家3C强制认证证书，但招标文件未要求提供证书原件，开标评标工作进展顺利，评标结果显示“万圆”、“平泰”两家供应商分别为排序第

一、第二意向中标供应商。从招标结果公示的当日起，“平泰”就以每天3个电话的频率反映“万圆”的前述两个证书有假，招标采购单位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立即与证书的发证机构取得联系加以确认，确认结果表明“万圆”的3C强制认证证书系伪造，遂否决“万圆”的中标资格，并报告采购监管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某地计算机设备定点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开标时，共有8家供应商参与角逐，除A、B两家新近开办的供应商外，其它供应商都有颇具规模且久经标场的老企业，实力较新开办企业自然胜出一筹，A、B两企业也有自知之明，但求胜心切又苦于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投标资料，于是脑筋一转启动了“造假机器”，走东奔西，全速造假，在投标文件中掺杂了大量虚假资料，以A公司为例，注册开张仅两年时间，全部员工仅有5人，年销售收入20万元左右，系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但其提供的投标资料却和当地老字号企业不相上下，如技术人员多达16人，纳税高达12万元，而当地开办数年且具一定规模的老字号定点供应商技术人员大多为6人左右，全年纳税金额在9万元左右。当次参与评审的专家都是当地人，专家们对该项目投标供应商的情况都非常清楚，评标委员会一致认定A、B投标供应商在技术人员和纳税金额两评标依据上存在严重造假行为。

为防止资质性材料造假的供应商中标，建立“再审查”制度十分必要

招标后对供应商特别是中标供应商的资质性材料进行“再审查”不失为采购工作实践中的有益探索和尝试，是处理解决采购失误的一种补救性措施，但需正确引导，规范操作。

让“再审查”才能采购合同签订前的必经程序。财政部门担负着政府采购工作的监管职能，要及时总结“再审查”的成功做法及不足之处，研究其必要性和科学性，并从立法定规的角度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规程，将“再审查”纳入法制化轨道，方便招标采购机构执行，规定在招标结果确定后对中标供应商的相关资质性证书证件进行“再审查”，审查通过后再签订合同。

加强对“再审查”环节的监管。要加强对审查环节的监督工作，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在招标活动结束后要主动介入“再审查”工作，对其实施必要的监督，监察机关也要对相关人员实施追踪监察，招标采购机构审查结束后应及时地将审查结果报监管部门备案。

“再审查”工作要严密组织。

招标采购机构在对中标供应商的资质性材料进行“再审查”时，一定要出于公心。坚持原则，做到是非分明，重证据轻言辞，必要时可对中标供应商进行实地考察，防止一些“包装靓丽”的空壳公司蒙混过关，审查人如与被审查对象有利害关系应实行回避制度，避免人为因素干扰。

要正确把握审查的期限。切忌久拖不决，保证“再审查”的时效性，可与处理供应商质疑有机地结合进来，不要因噎废食，耽误采购项目实施，审查时间为中标公告后、合同签订前。

“再审查”的内容和方法。内容包括资格性材料，列入评审要素的相关技术性、证明性材料，如合同、经注册会计师验证的会计报表、技术人员职称证书等。审查时应坚持实事求是，要求供应商出具资质性材料原件，然后去函、去电和发证单位核对，如有必要应派专人到实地核对。要注意收集审查资料，及时整理归档，保证资料的完整性，以备后查。做好语言文字记录工作，将审查情况记录在案，方便日后查阅，审查结果要及时公开，以书面形式通知被审查的供应商，并在媒体上公布，也可与采购结果一并在政府采购信息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再审查”出现问题的处理。首先，如涉及提供虚假资料的要严格对照法律条款处理，追究投标供应商的法律责任，同时与被侵权的发证机关或有关证书、证件认证机构取得联系，协助发证机关、认证机关依法追究造假人的法律责任。其次，对于第一候选中标供应商因资质性材料造假而被否决中标资格的，招标采购单位应作出书面结论并让该供应商确认，作为采购文件存档；对于递补的第二候选中标供应商，一要对其资质性材料进行严格的审查，二要在资质性材料审查通过后对其投标报价进行谈判，要供应商作出适当下浮，基本接近被否决中标资格的投标供应商报价，三要让其交纳招标文件规定的履约保证金。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要超前把供应商资格审查工作做细做实，尽量避免矛盾后移，为“再审查”减压，招标采购机构在采购采购信息时应列明供应商的资格条件，在发放招标文件、询价文件等采购文件时从严审查供应商资质，在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活动中还应资格预审公告，在评审阶段首先要对投标供应商进行资格性审查。

治理供应商资质性材料造假问题的对策措施

篇2

第一条为加强国省道等新、改建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设计文件的审查管理，保证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设计变更文件的编制质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设计文件审查是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质量监督管理的重要环节，是公路工程基本建设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建设各方必须严格执行。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新建和改建的国省道（不含高速公路）、单独立项的高速公路连接线以及其他特殊公路项目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工可”报告）和设计文件审查。其他公路工程项目可参照执行。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的“工可”报告评审，是指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与规范及公路建设规划等，对“工可”报告提出的交通量预测分析、路线走向、建设规模、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款、设计方案比选、经济评价、工程数量、土地利用、投资估算及筹资方案和图表资料等内容进行评审。

本办法所指的设计文件审查，包括初步设计文件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和设计变更文件审查。

初步设计文件审查，是指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与规范、“工可”报告批复文件等对初步设计的建设规模、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款、工程方案、构造物方案、工程数量、概算、工程地质等基础资料及工程对沿线设施的影响等进行审查。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是指项目业主（建设单位）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与规范，对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强制性条款、技术规范和规程、结构安全性、经济合理性、实施可行性等内容，基础资料完整性及初步设计文件批复意见执行情况等进行审查。

设计变更文件审查是指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对设计变更的原因、标准、设计方案、概算等进行审查。

第五条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列入交通部及省交通基本建设计划项目的“工可”报告和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工作。

第六条“工可”报告和设计文件审查需提交以下资料：

（一）有关部门对上一个基本建设环节的批准文件及附件；

（二）工程勘察报告；

（三）全套报告或设计文件（审查部门要求提供的计算资料）；

（四）设计阶段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设计招标后签订的设计合同；

（五）审查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七条“工可”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审查分为符合性审查和技术性审查。符合性审查通过后，方可进行技术性审查。

（一）符合性审查是指依据国家、交通部和我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对“工可”报告、初步设计文件中的有关符合性内容进行审查。符合性审查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审查。

（二）技术性审查是指依据有关专业设计规范、规程等技术标准对“工可”报告和设计文件中技术性内容进行审查。技术性审查由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商发改部门联合）组织进行。

第八条“工可”报告和设计文件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等级和业务许可范围的单位编制，一般应有两个或以上同等深度的工程方案进行比选。

第二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与管理

第九条“工可”报告审查主要程序：

（一）项目业主（建设单位）检查。“工可”报告编制后，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应根据基本建设程序和合同要求，对“工可”报告进行检查，并将符合要求的“工可”报告按项目隶属关系报市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初审。

（二）市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市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将经初审符合要求的“工可”报告，以请示文件的形式报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附初审意见。

（三）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符合性审查。“工可”报告通过符合性审查的，进入技术性审查阶段；未通过符合性审查的，退回市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

（四）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或商发改部门联合组织）技术性审查，形成“工可”报告评审专家组意见。

（五）“工可”报告编制单位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工可”报告后，提交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条“工可”报告符合性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编制单位承担的工程是否在其资质等级和业务许可范围内；“工可”报告的签署是否符合规定；有关的审批手续是否齐全；规模和标准是否与规划相符；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国家环境保护（饮用水源保护、风景名胜保护等）、国防军事、水土保持、文物保护、城市规划、土地利用等规定。

第十一条“工可”报告技术性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工可”报告内容是否齐全，编制深度是否达到编制要求。

（二）“工可”方案是否符合公路建设规划、路网规划等。

（三）项目建设是否符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否符合当地城市建设规划、旅游区、风景名胜保护等的规划。

（四）交通量的分析与预测是否采用相关公路历史交通量调查资料（连续10年或以上）或是否补充“OD”调查，采用的最近年国民经济及交通量数据是否考虑周围路网（包括项目影响区高速公路、国省道等干线公路、铁路、航道等）分流影响，是否按项目分等级、分路段及不同路基宽度提供分段预测的交通量数据等。

（五）研究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技术标准、规范；“工可”推荐方案是否符合安全、经济、实用、美观、节约用地的原则，是否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等国家和省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总体布局是否技术可行、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各专业方案内容是否符合技术要求，工程量计算是否准确，“工可”报告是否提出两个或以上的工程方案进行比选，深度是否达到要求。

（六）建设条件是否真实可靠、选择的建设方案是否可行。跨海湾、大江、大河、水库等建设桥梁的，是否提供符合要求的水深及地质调查，长大隧道、地质条件差、高边坡、地质灾害隐患的是否提供地质调查资料等。

（七）投资估算编制是否客观、全面、准确，选用的费率及材料单价是否合理，资金筹措方案是否合理可行。

（八）所选用的经济评价参数是否合理，选用的经济评价技术指标是否符合要求，是否采用最不利条件进行评价分析，结论是否科学、正确。

第十二条一级公路或技术复杂的重要工程项目，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应在技术性审查前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咨询单位出具“工可”报告咨询意见。

第十三条技术性审查（会议审查）的一般程序：

（一）“工可”报告编制单位向大会介绍报告编制情况，详细介绍路线走向、工程规模、技术标准、主要工程方案、比选及推荐方案、投资估算、经济评价、存在的问题和拟采取的措施建议等主要内容。

（二）项目业主（建设单位）根据需要组织参加会议人员对项目的一些关键位置、路线走向等进行实地踏勘。

（三）进行过“工可”报告咨询的项目，咨询单位应汇报初审报告；编制单位对初审报告中主要内容进行答复，并提交会议讨论。

（四）大会讨论，并形成会议审查专家组意见或会议纪要。

第十四条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修改后的“工可”报告的主要内容、下阶段建议和投资估算作出批复或上报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五条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和编制单位应根据批准的“工可”报告和估算，结合评审意见，开展初步设计和各项建设准备工作。

“工可”报告未经批复，不得进行初步设计。

第十六条批复后的“工可”报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需进行“工可”调整，并应按“工可”报告审查程序重新报批：

（一）公路技术等级等主要技术指标有变化的；

（二）公路里程长度变化达到总里程的10%及以上的；

（三）公路起、终点发生变化的；

（四）其他与“工可”批复文件有较大出入的。

第三章初步设计审查与管理

第十七条初步设计文件编制的深度和内容应符合《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设计文件编制办法》规定，初步设计总概算不得超出“工可”批准估算的10%，否则应重新报批“工可”报告或修改初步设计文件。

第十八条初步设计审查主要程序：

（一）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应根据公路工程基本建设程序和合同要求，对编制的初步设计文件进行检查，并将符合要求的初步设计文件，按项目隶属关系报市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初审。

（二）市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将初审符合要求的初步设计，以请示文件的形式报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附初审意见。

（三）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初步设计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通过符合性审查的初步设计，进入技术性审查阶段；未通过符合性审查的初步设计，退回市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

（四）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商发改部门联合）组织技术性审查，形成初步设计审查专家组意见或会议纪要。

（五）设计单位根据审查意见修改补充完善初步设计文件，提交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九条初步设计文件符合性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设计单位承担的工程是否在其资质等级和业务许可范围内；设计文件的签署是否符合规定；有关的审批手续是否齐全；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文物保护、土地使用等规定。

第二十条初步设计技术性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初步设计内容是否齐全，编制深度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二）技术标准与建设规模是否符合“工可”报告批复要求；

（三）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款及技术标准、规范，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安全、经济、实用、美观、节约用地的原则，总体布局是否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各专业设计内容是否符合技术要求，工程量统计是否准确，方案的比选深度是否达到要求；

（四）概算编制是否客观、全面、正确、合理；

（五）工程地质等基础资料是否满足要求等。

第二十一条一级公路或技术复杂的重要工程项目，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应在审查前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或咨询单位出具初步设计文件初审报告。

第二十二条技术性审查（会议审查）的主要程序：

（一）设计单位介绍设计情况，内容应包括：路线走向、工程规模、技术标准、工可报告批复执行情况、各篇章的设计方案、各个工程比选方案及推荐方案、概算等主要设计内容以及存在的问题、拟采取的措施等；

（二）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应组织参加会议人员对项目的一些关键位置、路线走向等进行实地踏勘；

（三）进行过设计咨询的项目，咨询单位应汇报初审报告；设计单位应对初审报告中的主要内容进行答复，并提交会议讨论；

（四）大会讨论，并形成会议审查专家组意见或会议纪要。

第二十三条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补充完善后的初步设计文件的主要内容、建议和总概算作出批复或上报有关部门审批。

第二十四条初步设计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

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是进行施工图设计的主要依据，经批准的总概算是控制工程造价、编制年度基建投资计划的依据。

第二十五条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应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开展施工图设计和各项建设准备工作。

第四章施工图设计审查与管理

第二十六条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实行咨询审查和会议（专家）审查的“双审”制度。

（一）咨询审查。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委托有相应工程咨询或设计资质的单位，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咨询审查，并出具咨询审查报告。

（二）会议（专家）审查。项目业主（建设单位）组织有关专家和部门召开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会议，根据咨询单位提出的设计咨询审查报告，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形成施工图审查意见，报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对一些相对较简单的项目，可由项目业主（建设单位）直接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进行会议审查。

第二十七条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主要程序：

（一）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委托有相应工程咨询或设计资质的单位，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咨询审查，并出具咨询审查报告。

（二）项目业主（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与咨询单位对咨询审查报告中提出的内容进行沟通，分别形成施工图送审稿和咨询审查报告并及时组织召开审查会。审查意见形成后，设计单位应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完善施工图文件。

（三）项目业主（建设单位）按照项目管理隶属关系，将完善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审查意见报市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初审。

（四）市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将初审符合要求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审查意见，报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五）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自收到完整齐备的申请资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批复。

第二十八条咨询审查报告中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勘察设计单位资质和从业个人资格是否与所勘察、设计工程的规模、技术等要求相符合。

（二）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工程初步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图设计。

（三）是否符合公路工程强制性标准、有关技术规范和规程要求。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是否齐全，是否达到规定的技术深度要求。

（五）对施工图设计文件的总体评价以及路线、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交叉工程、安全设施等内容的评价；提出的优化、修改意见和图表。

（六）对于技术复杂的大型结构工程，咨询单位应根据设计单位提供的结构计算书详细复核、计算后提出复核报告。

（七）主审人对各部分审查意见的归纳整理，以及提出的综合审查意见、结论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会议（专家）审查的主要程序：

（一）设计单位介绍设计情况，内容包括：路线走向、工程规模、“工可”报告及初步设计批复执行情况；工程强制性技术标准、有关技术规范的执行情况；对初步设计文件所作的局部修改、调整内容；环评、水保等批复意见的执行情况；咨询审查报告中提出意见的答复等。

（二）咨询单位介绍咨询审查情况，内容包括：项目咨询审查的概括；对施工图设计文件执行初步设计批复的情况进行评价，对采用的有关标准、规范进行评价；分项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评价，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不合理内容提出修改意见；对结构物安全性的验算结果；与设计单位就有关内容协商、交流的结果；结论和建议等。

（三）大会讨论，并形成会议审查专家组意见或会议纪要。

第三十条设计单位根据审查意见和咨询审查意见，修改完善施工图设计文件，报市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并由市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将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初审意见，以请示文件的形式报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报送时，应提交下列资料：

（一）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批准文件、会议审查意见；

（二）有关环评、水保等专项批复文件；

（三）工程地质详勘报告；

（四）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

（五）咨询、设计单位提供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咨询报告；

（六）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需要提供的其它资料。

第三十一条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修改完善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批。审查不合格的，应将不合格内容告知项目业主(建设单位)，由项目业主（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修改后，重新办理报批。

第三十二条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复或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批准的项目，其施工图不准使用。

第五章设计变更审查与管理

第三十三条本办法所称设计变更，是指自工程项目施工图设计批准之日起至通过竣工验收正式交付使用之日止，对已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施工图设计文件所进行的修改、完善和调整等行为。

第三十四条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考虑设计变更：

（一）因自然条件（如水文、地形、地质情况等）与设计文件出入较大的；因施工条件所限，材料规格、品种、质量难以达到设计要求的。

（二）不降低原设计技术标准，而能节省原材料，或者可少占用耕地，并便利施工，缩短工期和节省投资的。

（三）能提高技术标准，减少工程病害，便于采用新技术，提高工程使用年限或者提高服务等级，而不增加投资或者增加较小数量投资的。

（四）由于铁路、水利、工矿、环保、文物以及地方工作等方面不可预见的因素，需要公路变更设计的。

（五）上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提出新的要求。

第三十五条设计变更分为重大设计变更、较大设计变更和一般设计变更。

（一）国省道等新、改建公路工程的设计变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重大设计变更：

1．连续长度2公里以上的路线方案调整；

2．路基宽度、路面结构类型及厚度的调整；

3．特大、大、中桥位、桥型、跨径、净宽、桥梁全长、荷载标准和主要结构的改变；

4．隧道位置、长度、洞口型式的改变；

5．设计变更导致单项工程增减费用超过200万元，累计增减费用超过500万元；

6．超过初步设计批准概算的。

（二）国省道等新、改建公路工程的设计变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较大设计变更：

1．长度小于2公里的路线方案调整；

2．路基不良地质处治方案的改变；

3．小桥位置、座数，2米跨径以上的涵洞、通道座数的调整和增减；

4．防护工程位置、结构、数量的改变；

5．设计变更导致单项工程增减费用超过50万元而少于200万元，累计增减费用不超过500万元。

（三）国省道等新、改建公路工程的一般设计变更是指除重大设计变更和较大设计变更以外的其它设计变更计。

第三十六条国省道等新、改建公路工程的重大设计变更，由项目业主（建设单位）报经市级交通主管部门初审后，报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报批；较大设计变更由项目业主（建设单位）报市级交通主管部门审批；一般变更设计由项目业主（建设单位）负责审查批准。

第三十七条设计变更的一般程序：

（一）勘察设计、施工及监理单位以书面形式向项目业主（建设单位）提出设计变更的建议，并应注明变更设计的理由。项目业主（建设单位）也可以直接提出设计变更的建议。

（二）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对设计变更建议及理由进行审查核实。

一般设计变更的建议，由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审查确认后决定是否实施。

较大设计变更的建议，由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审查确认后，向市级交通主管部门提出设计变更的申请，由市级交通主管部门审查批复后，报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重大设计变更的建议，由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审查论证后，应通过项目所在市交通主管部门，向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工程设计变更的申请。

（三）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重大设计变更申请进行审查。需要专家评审的，应通知项目业主（建设单位），由项目业主（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及有关专家对设计变更文件进行经济、技术论证。

第三十八条设计变更申请，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设计变更申请请示，包括拟变更设计的公路项目名称、工程的基本情况、原设计单位、设计变更的类别、变更的主要内容、变更的主要理由等

（二）拟变更项目的原设计文件；

（三）对设计变更申请的调查核实情况、合理性论证情况；

（四）初步技术方案，包括提供用地、安全、经济、耐久、环保等初步资料；

（五）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勘察设计材料。

第三十九条重大设计变更申请经批准后，项目业主（建设单位）方可组织设计单位编制设计变更文件。报审设计变更文件，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设计变更说明（变更原因、主要内容、设计方案、概算等）；

（二）设计变更的勘察设计图纸及原设计相应图纸；

（三）工程量、投资变化对照清单和分项概、预算文件；

（四）提供安全、经济、耐久、环保、美观、用地等详细比较资料，如涉及水利、环保、国土等相关部门的有关事宜，应提供这些相关部门的意见。

第四十条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应建立公路工程设计变更管理台账，定期对设计变更情况进行汇总，每半年将汇总情况报市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随时对设计变更情况进行检查。

第四十一条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公路工程设计变更文件时，工程费用按《公路基本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编制办法》核定。

第四十二条由于公路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等有关单位的过失引起公路工程设计变更并造成损失的，有关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费用和相关责任。

第四十三条项目实施过程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突破总概算。经批准的公路工程设计变更，其费用变化纳入决算。未经批准的设计变更，其费用不得纳入决算。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四条咨询、审查单位有关审查人员，如有、、的行为，由审查单位的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各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工可”报告、勘察设计的管理，建立健全“工可”报告、勘察、设计的质量监督和事故报告制度，对工程“工可”报告编制、勘察、设计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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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倾销；司法审查；WTO；国内法院；行政决定

为确保各成员方政府履行WTO协议的义务，保证从事进出动的商户不受各成员方政府行为的侵犯，WTO协议设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程序通过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撤销、维持以及变更行政决定，发挥司法最终解决纠纷的职能。WTO<<反倾销协议》第l3条规定：“国内立法含有反倾销措施规定的各成员，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决机构或者程序，以特别用于迅速审查与最终裁决和属于第ll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为切实履行WTO协议的义务．我国在“入世”后先后颁布了《反倾销条例》(2001年l0月31日)、《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l2月3日)，对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作出具体规定。

一、反倾销司法审查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

司法审查制度是现代民主国家所确定的对行政权实施有效监督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审查行政行为是否违背宪法和法律，达到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司法审查以独立法院的司法权力来制约行政权力，典型地反映国家权力的分工与制约，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我国1989年公布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明确界分，通过设置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机制．防止个人权利受到政府权力的侵犯。

WTO<反倾销协议》是约束各成员方反倾销贸易政策的国际条约，为确保条约在各成员方境内得到切实的履行，《反倾销协议》建立条约履行的实施和保障机制。这种保障机制包括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国际层面的保障机制就是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按照WTO<<关于解决争端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附件l的列举，成员方因履行《反倾销协议》产生的争端属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管辖的范围。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各成员方关于履行《反倾销协议》的纠纷，参与争端解决的当事人是有关成员方政府．解决争端的法律依据是《反倾销协议》。由于个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个人不能直接享受和承担《反倾销协议》的权利和义务，不能成为WTO争端解决程序的当事人。当从事贸易活动的个人(或法人)认为自己的贸易权利受到WTO有关成员方政府反倾销措施的侵犯．并且该措施违反了该成员方所承担的《反倾销协议》的义务，该个人不能直接到WTO的争端解决机构(DSB)去起诉该成员方．他只能通过本国政府代表他行使外交保护权，由他本国政府出面去DSB起诉该成员方。当然，这要建立在他的本国也是WTO成员方的前提之下。

国内层面的保障机制也即本文所指的司法审查，当从事贸易活动的个人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某成员方(包括本国和外国)政府反倾销措施的侵犯时，他可以向该成员方的司法机关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机关审查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于各国在涉外行政诉讼上普遍采取国民待遇原则．提起行政诉讼的既可以是司法机关所在国的个人、法人，也可以不是司法机关所在国的个人、法人。我国有学者认为：“根据相互主义原则，我国的个人或企业也可以援引WTO的规则，在国内直接起诉外国政府。”①我以为，这种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根据国家主权豁免这一国际习惯法规则，一个国家在外国法院就有司法豁免权．其行为不受外国法院的管辖。

上述的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保障机制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无管辖隶属或审级关系。WTO的DSB适用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和《反倾销协议》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成员方国内法院的司法审查适用国内的行政诉讼法。国内法院在进行反倾销司法审查时．无需等待WTO的DSB作出裁决，DSB的裁决对于成员方的国内法院也无直接拘束力．DSB的裁决充其量对成员方国内法院具有说服力，国内法院亦无义务就案件争议问题提请DSB作出指示。反之，DSB受理反倾销争端的案件，也无需等待有关成员方的国内法院作出判决，因为《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并未要求国际程序的启动要建立在争端所涉当事人“用尽当地救济”的前提下。在GATT／WTO的实践中，迄今尚未有哪一成员方主张应适用用尽当地救济这一习惯法规则。从受反倾销措施影响的当事人的角度看，启动国内程序比国际程序及时、经济、主动，因为国际程序的启动首先有赖于当事人本国是否愿意代表其行使外交保护权。而本国政府考虑是否行使外交保护权、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的因素有本国利益丧失和损害的程度、启动争端解决程序的费用、与被诉国的关系等等因素。

另一方面，成员方法院的反倾销司法审查程序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是相互联系的。反倾销司法审查程序的建立，对于WTO各成员方来说，首先是一种义务，各成员方对这一义务的履行还需要接受WTO争端解决程序的监督和制约。②当WTO一成员方认为另一成员方的反倾销司法审查与《反倾销协议》不一致，从而不能给予本国出口商的贸易权利以充分救济的情况下，它可以诉请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于实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成员方而言，完善本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履行WTO《反倾销协议》的义务，有利于将本国政府反倾销行为与外国出口商之间的矛盾消化在国内．避免被外国在DSB起诉而引起贸易报复的危险。

二、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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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构建

（一）审查范围：全面审查与重点审查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对象是已作出逮捕决定并被执行的犯罪嫌疑人。依据刑诉法第93规定，检察机关审查的对象应当包括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的全部三类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较高羁押率、较长羁押期限与法定羁押条件不适配的问题，应当主要集中在罪行较轻的已捕案件；同时还应当考虑当前检察机关特别是承担审查任务的侦查监督部门案多人少任务重的实际情况，将有限的司法资源发挥出作用。因此，审查应当突出以下重点：1.可能判3年以下的轻罪案件；2.犯罪主体或者相关利害人具有一定特殊情形的案件，如犯罪嫌疑人系75周岁以上老年人、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或者犯罪嫌疑人突患严重疾病，或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生活不能自理，其可能系唯一抚（扶）养人等；3.案件的事实证据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适用的法律、司法解释等发生变化等。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径行逮捕的，作出逮捕决定时不需要考虑犯罪嫌疑人是否具备五种法定社会危险性情形之一，但是如果依据新的证据等，不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身份已查清，不能当然地再认为具备羁押的必要性，应当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重点案件，对是否具备社会危险性等进行审查。

（二）审查途径：发现与应申请审查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规定，检察机关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途径是“人民检察院发现或者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申请”。在侦查阶段侦查监督部门“发现”包括多种路径：一是围绕重点案件开展捕后跟踪监督，二是在办理审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案件、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案件或者开展其他侦查活动监督时发现，三是接受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人民团体等申请（此时不同于犯罪嫌疑人、被告方的申请，是否启动审查程序，还需要由检察机关视情依法决定），四是检察机关控申、监所等部门或者看守所等向侦查监督部门移交有关材料或者提出有关意见等。此外，有关规定赋予了犯罪嫌疑人等申请检察机关进行羁押必要性的诉讼权利，增加了其对羁押异议的救济途径，检察机关接受申请时即应当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应当说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理由，有相关证据或者其他材料的，应当提供。

（三）审查内容：羁押必要性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内容主要是逮捕的条件是否变化，继续羁押是否适当，与刑事诉讼法修改前侦查监督部门对犯罪嫌疑人逮捕的三个条件之一的“逮捕必要性”条件（该条件已被五种法定的社会危险性所替代）不同。羁押必要性审查内容包括有关继续适用逮捕（羁押）的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危险性条件，其中有一项发生变化，导致继续羁押成为无必要、不适当或者不合法，检察机关都应当依法提出有关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此外，影响继续羁押的其他情况还包括：案件事实是否查清，证据已收集固定；羁押期限是否届满；继续羁押是否将超过依法可能判处的刑期；是否已具备监护、帮教条件；以及是否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怀孕、系生活不能自理人的唯一抚养人等。

（四）审查方式：全面、客观、中立

犯罪嫌疑人是否具备继续羁押必要性，必须依据一定的事实材料进行审查判断，通过审查材料、听取意见，客观、中立地提出建议。侦查监督部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既要查阅有关案卷材料，重点了解案件事实是否查清，所需证据是否收集固定，又要认真审查有关人员提供的证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有关证明材料，还要做到听取多方意见，听取侦查机关、侦查人员的意见，了解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对侦查工作有无不良影响，听取犯罪嫌疑人的理由，查明其认罪悔罪态度，必要时可以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学校、村（居）委会或所在单位进行品行调查，并听取被害人等的意见。为了提高建议的准确性、公信力，还可以采取公开答疑或者听证的方式进行审查。

（五）审查处理：增强建议实效

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认为不需要继续羁的，以建议的方式向侦查机关提出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并说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理由及有关法律依据，必要时附有关的证据材料。法律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检察机关，侦查机关逾期不处理、不通知或者无故不采纳检察机关的建议的，应当进行督促处理，必要时可以依法纠正其违法行为；对于经审查侦查机关的不采纳理由不能成立的，可以通过上级检察机关向同级侦查机关提出，督促落实。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配套保障措施

（一）强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减少对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依赖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主要是指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等，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不象逮捕强制措施严重限制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和诉讼权利的实现。国际上一般都确立了以非羁押为基本、羁押为例外的基本原则。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首要的是克服对逮捕强制措施的依赖思想，强化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

一是进一步转变观念，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在实处。克服“有罪即捕”、“一押到底”的思想，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慎重选用强制措施，对于危害不大、社会危险性较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不采用强制措施的，应当尽量不采用强制措施；能采用低强度强制措施（取保候审）的不采取高强度强制措施（逮捕），能不羁押的则建议变更强制措施。通过对犯罪嫌疑人个别化、差别化地适用羁押强制措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分化犯罪，挽救失足者，体现“宽严相济”、“轻轻重重”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实现个别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统一。

二是用足用好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作了较大的修改，强化了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有利于减少办案机关的对拘留、逮捕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依赖。实践中，办案机关往往担心犯罪嫌疑人脱逃不应诉的情况，而不敢、不愿作出不捕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办案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有选择地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的规定，包括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不得与特定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等。侦查监督部门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时，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向侦查机关提出适用上述有关特殊禁止令的建议，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效能，防止出现社会危险性，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保护社会安全。

（二）建立健全司法协作机制，保障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有效运作

一是加强与侦查机关的司法协作。建立完善与侦查机关的案情通报、信息共享等联系机制，拓宽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信息来源；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沟通配合机制，及时了解案件的侦查取证进展情况，充分听取办案机关、办案人员的意见；建立跟踪回访机制，发现犯罪嫌疑人出现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及时向侦查机关提出意见，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逮捕。通过与侦查机关会签有关文件、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解决遇到的问题，推动规范高效开展工作。

二是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依照宪法和法律，上下级检察院之间是领导关系，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业务工作进行指挥、指导和监督。上级检察院可以通过制定有关意见、办法等规范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内容、程序、方式等，指导下级检察院开展工作；下级检察院向侦查机关送达有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的同时，应当报上级检察院备案审查，上级检察院有权指令纠正下级检察院的错误决定；侦查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建议拒不回复或者处理不当的，下级检察院应当及时向上级检察院报告，由上级检察院向同级侦查机关提出，督促下级侦查机关纠正。

三是强化检察机关内部各相关业务部门的衔接配合。侦查监督部门要加强与控申、监所、公诉等部门的密切配合，建立与有关业务部门的情况通报、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结果反馈等制度，畅通监督渠道，形成监督合力。通过与控申、监所部门的联系，扩大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信息来源；通过与监所部门衔接，采取联合对监管场所巡访、问卷调查、与被羁押人员谈话等方式，及时了解犯罪嫌疑人身体、精神状况，及时听取有关意见，以评估羁押必要性；通过与公诉部门衔接，必要时听取公诉部门的意见，把准继续羁押的必要，对侦查机关提出的无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建议，抄送公诉部门，有利于公诉部门在后续工作中加强对羁押的审查，提高量刑建议的合理性、准确性。

（三）加强与相关办案机制的衔接，提高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实效

1.执法办案风险评估机制。检察机关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提出有关建议时，应当充分评估风险情况，包括犯罪嫌疑人再次犯罪、不应诉、被害方上访以及维稳等风险。风险评估不是目的，需要把风险防范工作做好，把风险降到最小，一要加强与侦查机关沟通联系，强化风险预测、防范，二要了解有关社区（村居）的意见，采用取保候审是否对所在社区具有不良影响，三要加强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和跟踪督导，促使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2.刑事和解机制。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公诉案件可以从宽处罚，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的决定。司法实践表明，很多轻微刑事案件由于受侵害的对象特定，一旦当事人捕后达成和解，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降低，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一定修复，犯罪嫌疑人很可能被处以较轻的刑罚。在羁押必要性审查过程中，检察机关除了加强对刑事和解的审查，确保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还应当对当事人双方均有和解意愿的案件，依法积极开展刑事和解工作，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后，及时向侦查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3.释法说理机制。做好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释法说理工作，要注意把握不同的说理对象，讲究方式方法，依法进行，注重效果，同时要注意保守侦查秘密。一是对侦查机关说理，加强建议书的说理性，重点围绕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理由，包括涉嫌犯罪轻微，认罪悔罪，谅解和解，犯罪事实基本查清，证据已收集固定等展开；二是对不羁押可能引起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委托的诉讼人、辩护人质疑、上访的，通过情、法、理对被害方说理，提高检察机关的公信力；三是对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辩护人不服检察机关不建议变更进行说理，促使其理解法律规定，服从、配合侦查工作的开展。

4.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司法价值追求正义，迟到的正义并非正义。因此，司法价值必须讲究效率，要求以投入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而做到正确、合法、及时地推进案件的办理。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与轻微刑事案件速办理机制相衔接，推动无羁押必要的案件在侦查、、审判等各个诉讼环节快速办理，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使诉讼资源得以科学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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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是指本局在公开政府信息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拟公开政府信息是否进行的审核把关。

第三条本局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和保密委员会负责对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本局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信息公开办公室）在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和保密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的组织管理。

本局局内各单位是保密审查的责任单位。

第四条保密审查坚持结合实际，依法审查，既保守国家秘密又有利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原则。

第五条本局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均列入保密审查范围。

第六条拟公开的政府信息中，重点对以下内容进行保密审查：

（一）本局重大决策事项；

（二）以本局名义制订的规范性文件；

（三）本局领导、局内各单位领导在全省性会议、专题会议、研讨会、座谈会等会议上的讲话稿、发言录音整理的文字材料；

（四）月度、季度、年度等税收收入数据，税源、征管、稽查、财务、机构人员、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统计数据；

（五）税务稽查案件查处情况；

（六）税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情况；

（七）涉及税制改革、税收政策调整、税收征管改革和行政管理改革的措施和方案；

（八）人事任免、机构调整信息。

第七条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保密审查：

（一）是否属于密级（秘密、机密、绝密）文件内容，保密期限是否期满；

（二）是否属于本局尚未决定的事项；

（三）信息公开后是否可能直接造成国家税收流失；

（四）信息公开后是否可能严重干扰政府和本部门正常工作秩序；

（五）信息公开后是否可能造成社会和经济秩序混乱；

（六）是否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七）是否存在不宜公开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对拟公开的一般性政府信息，由信息提供部门进行保密审查，部门领导审签后，交由信息公开办公室予以公开；对拟公开的重要信息，信息提供部门报分管局领导审批。

对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重大利益，或者公开后可能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政府信息，除履行以上程序外，需报保密委员会进行保密审查，信息公开领导小组主要领导批准后，交由信息公开办公室予以公开。

第九条保密委员会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经信息公开领导小组负责人批准，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相关规定报上级机关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第十条对拟公开政府信息的保密审查应与该信息的其他审核工作同步进行，保密审查时间不影响信息公开的时限要求。

第十一条对泄密或因保密审查不当造成不良后果和重大影响的，按照局机关保密工作责任制度和《广东省国家税务局系统政务公开实施办法》（粤国税发〔2006〕124号）第十九条规定追究相关部门及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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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在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法制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应该定位于教育引导、传播知识的功能上，力求满足公众对法制信息和法律知识的需求，同时兼顾传播法律思想、塑造公众的法律理念，而决不是追求片面的经济利益。然而，笔者在这一案件中却看到了令人不安的因素，它涉及到新闻报道权的行使问题，涉及到行政机关的事先审查制度，还涉及到国家秘密的范围问题。

新闻媒体能否报道正在侦查中的犯罪案件呢？回答是当然可以。新闻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可能会掌握犯罪线索、犯罪分子的行迹、甚至会比公安机关了解更多犯罪的细节。新闻媒体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新闻线索进行追踪采访之后，可以独立地制作新闻作品。新闻媒体制作新闻作品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扰，只对新闻作品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新闻报道发出之后，如果涉嫌侵犯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新闻媒体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在本案中“同案犯已经抓获”，是新闻媒体制作的新闻作品。事实上这类新闻并非罕见，是否起到了“通风报信”的作用，不是行政机关说了就可算数。当然媒体也需要有配合警方破案的意识。但公安机关要想阻止新闻媒体新闻报道，必须有法律依据。而根据我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除非被有关部门认定为国家秘密，否则，行政机关不得擅自要求新闻媒体删除或者修改新闻作品。

在这一案件中，公安机关向新闻媒体发出最后通牒，既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没有履行审查的义务，而是用近乎恐吓的手段，迫使新闻媒体乖乖就范。如果这种现象普遍存在，那么公安机关可以随时勒令新闻媒体新闻报道，或者停止新闻报道，公安机关就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可以对新闻媒体发号施令的新闻审查机关。

透过这一案件，可以看出我国制定新闻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发生类似的事件，那么，公安机关不得直接向新闻机构命令，而应当提交申请，请求司法机关对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是否违反国家保密法的规定进行司法审查，然后由法院根据新闻报道的内容和性质作出裁定。在既没有司法审查，又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公安机关粗暴要求网站删除有关信息，是一种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违法行为。

为了防止此类行为再度发生，我国应当建立必要的隔离制度，在行政机关与新闻媒体之间构筑一道防火墙，防止行政机关通过各种方式干涉新闻报道活动。首先，除非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任何行政机关不得对其新闻媒体发号施令，不能对新闻报道进行事先审查，或者事后勒令新闻媒体删除或者修改有关新闻报道；其次，必须建立新闻司法审查制度，如果行政机关认为新闻报道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泄露了国家秘密，必须在第一时间里收集证据，向人民法院，要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如果赋予行政机关直接对新闻媒体进行审查的权力，那么，行政机关就会成为不受新闻舆论监督的特殊的国家权力机构。

近年来，随着我国网络新闻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公安机关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处理网络新闻传播中出现的法律纠纷。人们注意到，一些公安机关在办理黄色案件的过程中，可以不经批准直接侵入到公民私人通信领域，对公民之间的通话和视频进行跟踪监视，这是严重侵犯公民宪法上的通讯秘密和通信自由权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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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羁押必要性审查 程序保障 刑罚预支 审查标准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93条新增了人民检察院对批准逮捕后羁押的必要性审查权能，但是立法层面的规定仍显得较为笼统，需要后续的立法、司法解释进行细化。因此，批准逮捕后羁押的必要性审查相关问题值得探讨。 推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目前，《刑事诉讼法》只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做出了原则性规定，按照法理的要求，代表公权力的行为必须遵循“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的原t，否则即构成程序违法和公共行为越权。按照我国刑事立法的惯性，“法律”位阶层面的刑事立法往往在原则层面规定某一项制度，具体实施的办法有待于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细化规定。在实践当中，由于职权直接与职责相连，所以必须颁布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实施办法，一项制度才有实施的空间和可能，否则会因执行者本能的风险规避和利益权衡而直接架空一项原则性制度的推行。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时间。未决羁押的审查，理论上应该从侦查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时开始。从目前看守所的驻所工作看，公安机关37天的最高拘留期限相对于后续的漫长诉讼过程尚不是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造成讼累的长期羁押往往从检察机关的批捕开始直至人民法院的审判完成，所以在制度推行初期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要求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开始时间规定在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之后，即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作为工作的重点和过渡无可厚非，然而在诉讼理念和配套制度达到成熟的时候，立法有必要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开始启动时间提前至刑事拘留之后，彻底实现对未决羁押必要性的全程审查。

羁押必要性审查内容的确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羁押并非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故不存在独立的羁押适用理由。未决羁押所依附的刑事拘留、逮捕的适用理由就当然成为羁押的理由。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并无细致具体区别于拘留、逮捕理由的“羁押必要性”标准，仿佛“必要性”是个挂在嘴边却很难细化的概念。学者张兆松在《论羁押必要性审查十大问题》一文中对“无羁押必要性”的概括的借鉴意义很强。我们在推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之前，必须先建立具体标准，且该标准不能等同于“羁押合法性”标准。我们需要区分“存在羁押理由的事实”和“存在犯罪理由的事实”，即不可将可能存在犯罪行为直接等同于存在羁押的必要性。 推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标准

基于羁押的预防新罪、保障程序、避免窜供、伪证、妨害证人作证等功能，羁押必要性的标准应分为以下几类：

程序保障标准。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具备真诚悔过、自首、立功等标准；主体居住地是否为本地，主体本身是否具有稳定社会关系并足以缴纳保证金或是否能够提出具有稳定职业、社会关系的保证人等条件的；是否会窜供，妨害证人作证等。

社会影响标准。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积极退赃或积极赔偿，得到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而具备了刑事和解等条件。

主体生理标准。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系未成年，其家庭、学校所在地的社区等具备监护、帮教等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系75岁以上的老年人及是否患有不宜收押的疾病等情况的。

再犯新罪可能。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为初犯、累犯，是否受到过其余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等情况。

达致“无羁押必要性”标准的方式。对于上述谈及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内容，根据刑事诉讼原理和司法活动的本质属性，检察人员对于有无羁押的必要性的判断应采取听证的方式完成心证，即采取收集证据的方式，证明主体按照证据规则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或者不具有羁押的必要性，并达到一定证明标准，审查者通过听取双方举证质证过程形成心证。

但是，就目前刑事诉讼环境来看，一方面我国并未形成完全独立封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办案力量不足，尤其是监所检察部门的办案力量配备不足，制度推广的初期可以将工作方式确定为采取书面审阅材料并听取办案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律师意见相结合的方式，等到刑事司法的立法条件、人员条件及思想条件成熟之时，最终过渡为听证程序，实现控辩双方的完全参与。 推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制度风险预估

司法程序中的“行政审批”模式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架空。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生效以来，我国检察系统从未停下对新刑诉法第93条进行探索的脚步，部分检察院分别根据各试点省市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具体工作机制，如四川武胜检察院确立了“由驻所检察官根据在押人员的实际情况向办案单位提出变更强制措施检察建议”工作机制、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检察院确立试行了“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山东蓬莱推出了“以侦监部门为主，公诉、监所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但是，无论何种工作机制，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变为现实仍然需要检察长的批准或者通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说，存在于司法工作中的行政审批模式直接使得讨论羁押必要性审查具体由哪个部门负责的问题成为无用功：在当今检察系统绩效考评体系和“全院利益”的驱动下，羁押必要性审查必然会由审查部门与办案部门之间的角力转变为对全院考评利益最大化的妥协，进而把法律保障未决羁押人员的权利这一立法目的在院内利益的协调下进行消解。所以，司法程序中的“行政审批”模式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受到实效的威胁，要完全实现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立法目的，有待于司法改革将司法活动中的“行政审批”模式彻底解决。

办案人员规避错案风险导致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流于形式。不论哪个部门负责羁押必要性审查，都不可回避“错案”追究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中“错案”概念确立明确清晰的外延，必须考虑一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予羁押，发生逃避诉讼、伪证窜供、危害社会等情况，甚至被害人家属上访，风险究竟由谁承担。说到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继续羁押的必要性属于在客观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观判断意见天然带有差异，所以，建立健全审查主体的保护机制是推进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强心剂。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的办案过错追究机制存在缺陷，表现在错案标准的行政定量化，一定程度上忽视司法运行规律。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今天实行的司法错案追究机制不顾及刑事诉讼中主观判断的“可错性”。可以说，“可错性”实为司法主体主观裁量的差异性和对某种可能性进行判断的时候，由于发生不可预估的情况而天然产生了判断失误比率：主观裁量不可能时时一致，对可能性估计的正确率也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如果我们针对变更强制措施之后发生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妨碍证人作证等情形纳入考评体系作为扣分项目甚至启动责任倒查机制，实质上便是将审查主体作决定时难以预料的后果作为了惩罚的前提条件，必然会使审查主体放弃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立法目的而将有利于保护自身办案安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第一目标，直接后果即为办案人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使得这一制度在最基础的执行活动中寸步难行。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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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 勘察设计质量保证

1概述

近年来，随着我省施工图审查制度的不断完善，我省工程勘察设计水平总体稳定，对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和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我省施工图审查机构定位在公益性事业单位，实行总量控制，不搞竟争。只从根本上杜绝了恶性竞争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为施工图审查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2 勘察设计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

勘察设计企业走向市场后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省勘察设计企业抓住机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目前我省勘察设计企业已达1188家，从业人员达36800多人，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利税。但是，由于市场竞争不够规范，企业诚信不足，合理的工期和费用得不到保证，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房地产行业全面收缩的情况下，勘察设计单位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导致勘察数据和文件造假，未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问题时有发生。

2.1 基础资料存在造假现象

勘察工程的基础资料必须是实测的也是最可靠的。实测类资料最怕做假。尽管个别造假资料并未对工程带来灾难性后果，但其性质是十分恶劣的，后果也是最可怕的。如我们在审查中发现，有些报告在判别液化时，计算表中的标贯击数与剖面图表示的击数不一致，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其结果是把可能液化的场地人为地判为不液化，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些勘察单位为了迎合开发商的意图，把三类建筑场地人为地判成二类；有些设计单位对该加强的梁、柱不加强，减少钢材用量。有些开发商甚至扬言，谁设计的图纸所用钢材最少工程就给谁设计。而我们有些勘察设计单位为了承接业务，竟致国家的法律法规于不顾，严重扰乱了勘察设计市场。

2.2 技术文件把关不严

审核审批是每家勘察设计单位质量保证的重要环节，而现在有些单位的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只挂名不参与实际技术把关工作，较普遍地缺乏岗位责任制概念。特别是有些单位的总工平时忙于应付事务性工作，根本没有时间来认真审查报告图纸，往往签个名就算完事。

3 施工图审查的重要性

施工图审查是指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施工图审查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施工图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的审查。对建设工程和工程勘察设计的质量控制，国家建设部和行业均了若干法规性文件，还有质量管理和控制的专门机构，但却永远也不可能不出现工程质量问题，就像法律再严格但永远不可能不出现犯罪问题一样。十年来的审查结果也证明，虽然勘察设计产品质量在逐年提高，违反强条、强标数在减少。但有些勘察设计单位的产品仍要经过多次修改或补充工作量后才能通过。可见，施工图审查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施工图审查不仅要对勘察文件中涉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内容严格把关，还必须对现场作业原始记录和测试、试验记录等进行核查。对不合格的勘察文件将及时退还建设单位并书面说明不合格原因，发现有关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问题，及时报建设主管部门。施工图审查同时承担着与建设主管部门的信息传输工作，还对新技术、新方法、节能减排的推广起着重要的作用。

3.1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在食品、建筑行业相继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质量事故，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在这么严格的监管条件下还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主要是管理制度问题，我们实行的是质量企业负责制，在目前的市场体制条件下，企业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对质量放松管理。所以，政府有责任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管模式、对企业的质量行为加强监管。我省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就是对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内容的把关部门。从审查机构成立开始，我省就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目前我省已建立了具有江苏特色的施工图审查制度，并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运转有序的施工图审查管理体系，对确保我省施工图审查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2审查机构自身建设的必要性

审图机构自身建设包括人员的稳定和素质的提高。目前，个别审图机构、特别是二类机构，专职专家中老专家偏多，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专家偏少，这主要是经济待遇问题。因此，作为公益性的审图机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应该在制度上给予保障，解决好专业技术人员的后顾之忧，吸引更多的优秀审查人员进入审图机构，同时应加强技术培训和执业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使他们真正成为勘察设计质量的忠诚卫士。

4 结束语

篇9

论文关键词 羁押必要性 权力分配 监督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概述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正是为了解决司法实务中未决羁押滥用所导致的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羁押，通过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合理设计，即做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防止国家强制权的违法侵害，也要防止不因过分强调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而忽视了普遍人权，导致否定或弱化羁押制度，甚至放纵犯罪情况的出现。尽管新刑事诉讼法提出了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但就制度的具体设计并没有详尽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如何设计使用未决羁押，取决于如何权衡有效追诉犯罪和节制国家权力的利益，为了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未决羁押的使用应当遵循必要原则和比例原则，保证未决羁押适用的必要性和合目的性。在司法实务中，必要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实现最终是依赖于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的合理配置和这项权力的合法正当的运行，所以权力分配和权力运行监督在羁押必要性制度的设计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的权力配置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不适宜交由监所部门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权力由检察机关行使，但就具体由哪个业务部门来施行并没有规定。有观点认为监所检察部门本身具有对监管活动监督的权力且常驻看守所，有着职能上和空间上的优势，同时由于监所检察部门未接触案件具有中立性，可以完整的对案件进行评估，有着客观中立的优势，所以羁押必要性审查应该交予监所部门来具体施行，这样可以更客观完全的对被羁押者的羁押必要性进行考察，以实现羁押必要性制度建立的目的。

首先笔者认为尽管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监所部门对监管活动的监督权，但是其主要任务是对被羁押者的表现、思想状况的跟踪以及执行机关执行情况的监督，而这些并不与羁押必要性等同，这只是羁押必要性所包含的一部分需要考虑的因素，实际上后者确定所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远远大于前者的，如若将羁押必要性审查交由监所部门处理，有擅自扩大监所部门权力之嫌。其次虽然监所部门并不接触案件具有中立性，但羁押必要性的审查需要对案件以及案件后续处理情况进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对被羁押者的羁押必要性做出评估，所以监所部门在对羁押必要性审查之前需要对案件的进行彻头彻尾的了解、分析，最终做出评估。但监所所做的了解案件情况的工作上无疑就是在重复侦监、公诉等业务部门的工作，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最后由于监所部门并不承担业务的处理，羁押审查必要性完全由监所部门处理，羁押强制措施的后续是否影响案件的下一步处理，还需要监所部门与相关业务部门以及侦查机关做好沟通，否则监所部门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功能极有可能与侦监部、公诉等部门羁押决定相冲突，甚至有架空其他业务部门权力的可能，导致检察院内部的权力应用的不规范，折损检察机关的权威。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权力应交由侦监和公诉部门行使

根据我国流线型的刑事诉讼程序，以审查起诉为界点，之前主要以侦查为主，之后主要以证据审查为主，之前和之后的诉讼任务并不相同，所以审查起诉之前和之后对羁押必要性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不能对羁押的必要性要求进行“一刀切”的规定，应根据不同诉讼阶段的任务和案件变化情况来确定不同阶段的羁押必要性。由于审查起诉之前和之后诉讼任务变化的明显性，所以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应该以审查起诉为分割点，确定不同诉讼阶段对羁押必要性的要求程度，也应该本着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原则确定合适的羁押必要性的审查部门。由于在审查起诉之前，主要有侦监部门审查是否需要逮捕以及延长羁押期限的工作，而在审查起诉之后则有公诉部门继续跟进案件的情况，直至案件得到判决。所以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应该以审查起诉为界点，在审查起诉之前由侦监部门进行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审查起诉之后由公诉部门进行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这样执行的优势在于一是这两个业务部门可以凭借职能优势迅速确定需要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以改变羁押状态的案件，以便后续积极主动跟进审查，更好的实现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功能。二是由于两个业务部门均接触案件，后续案件情况发生变化后，两个业务部门可以凭借对案情的了解迅速做出反应，确定被羁押者是否还具有羁押的必要，提高工作效率，最大程度上节约司法资源；三是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不仅仅要考虑一个阶段的诉讼任务和已经发生的案件变化，还需要考虑下个诉讼阶段任务以及案件可能发生的变化，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恰好由侦监部门、公诉部门连接起来，对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可以将案件的前后连贯起来，防止产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割裂性审查，可以使羁押必要性审查更具有合理性。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的监督

（一）羁押必要性权力运行监督的必要性

任何一项公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都有追求不受约束地运行的本能，以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权力的性质，也是权力运行必须存在监督的根本原因。羁押作为强制措施产生的结果，有可能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其因押剥夺了被羁押者的人身自由，相对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而言，对被羁押者产生的影响更大。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根据案件以及客观事实的变化对被羁押者是否需要继续羁押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需要继续剥夺被羁押者的人身自由。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若运行恰当，对打击犯罪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够打破“一捕了之”的实践困局，实现捕、押分离，减少不必要的羁押，实现司法资源的节约。反之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若被滥用，不仅有放纵犯罪之嫌，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无益，更有可能导致对司法机关权威性、严肃性的破坏，甚至使社会公众产生对法律的质疑，而后者的修复所需要的司法努力绝非短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为了避免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的滥用，需要对该项权力的运行实施监督，保证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行的谨慎，做到勿枉勿纵。

（二）羁押必要性权力运行监督机关确定以及应注意的问题

羁押状态因强制措施的实施可能伴随侦查、起诉、审判整个诉讼阶段，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也应该贯穿于整个诉讼阶段，同时对羁押必要性权力运行的监督更是应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如前所述，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权力若由侦监部门以及公诉部门承担，则监督任务则不能再由上述两个部门承担，因为侦监部门以及公诉部门都在诉讼阶段中承担一定的诉讼任务，又处于追诉犯罪的角色，同时碍于案件考核等问题，为了保证监督的到位和有效，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权力应当交由第三个中立机关行使。由于新刑诉法规定的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具体执行机关所拥有的只是建议的权力，而并非强制执行的权力，所以第三方中立机关在进行监督时应注意下面两个问题：

一是监督程序应该被动启动，而非主动启动。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所针对的对象并非全部案件，而只是有可能发生需要结束羁押状态的案件。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方式包括检察机关主动启动和当事人请求启动两种方式，无论哪种方式，一旦程序启动，也就同时需要启动第三方部门的监督，以保证权力运行的合理合法。而对于并未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案件，第三方部门则不能启动监督程序，因为权力并未运行，否则有越权之嫌。

二是监督的内容是羁押必要性审查部门权力运行的程序以及所提出的建议是否合理。由于新刑诉法规定的改变羁押状态审查部门只具有建议权，并无强制执行的权力，也就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后的建议履行具有或然性，执行部门是否采纳羁押必要性审查部门所提出的建议，最终是由自身决定的。所以第三方监督部门针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应该将监督的基点定位于审查部门程序启动、审查程序、证据采纳的合法性以及最后建议提出的合理性上，而非最后的实际结果上。这样才能保证监督部门监督的针对性。

篇10

[论文摘要]仲裁裁决是仲裁庭对仲裁当事人争议的实体问题所作出的结论性意见，它与终局判决具有相同的效力。为了保证仲裁裁决的公正性和仲裁程序的合法性，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仍应受到法律必要的控制与审查。为了保证仲裁裁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对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应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科学的划定司法审查的范围，即对仲裁裁决进行适度的审查，不仅有助于仲裁优势的充分发挥，保证仲裁价值目标的实现，还能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包括撤销仲裁裁决制度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仲裁法》第五章专门规定了国内仲裁裁决的撤销问题，第六章专门规定了国内仲裁裁决的执行以及不予执行的问题，第七章对涉外仲裁裁决的撤销和执行问题作了特别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也对仲裁裁决的撤销和不予执行问题作了明文规定。具体讲，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范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论述。

一、公共秩序审查

公共秩序，在英美法系国家称为公共政策，原本是国际私法中为保护各国的公共利益而排斥对外国法的适用的一种制度。随着这一制度被广泛采用，各国在仲裁立法中也规定了仲裁裁决违反本国公共政策构成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之一。公共秩序作为保护各国基本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道德信念的准则，其含义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直到目前，对“公共秩序”含义的界定仍局限在各国自己的解释上，而没有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统一的解释。但是，各国对“公共秩序”内涵包括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的规定，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当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是以违反公共秩序为代价时，无论其属于程序事项还是实体事项，法院均有权撤销该仲裁裁决或不予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

我国也采用公共秩序原则。《仲裁法》第58条第6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仲裁法》第63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3款也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公共利益的，裁决不予执行。”《仲裁法》第70条、第7l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60条对涉外仲裁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时，也作了予以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明确规定。

与以仲裁的程序性问题为由撤销仲裁裁决不同，因违反公共秩序为由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不以当事人的申请撤销或不予执行为前提，法院可以依职权自行撤销或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

二、对仲裁裁决的不可仲裁性的审查

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是影响仲裁裁决效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实际上是对仲裁范围实施的一种公共秩序限制。根据主权原则，每一国家均可从本国公共秩序出发，对可仲裁争议的范围做出立法限定。并且，立法上有关争议事项可仲裁性问题的规定也都属于强制性法律规则，对仲裁当事人和仲裁庭均产生法律约束力。一方面，仲裁协议中约定提交仲裁的事项，必须是有关国家立法所允许的采用仲裁方式处理的争议事项，如将立法禁止或限制仲裁解决的争议事项作为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将会导致该仲裁协议无效；另一方面，如果仲裁庭依据该仲裁协议对不可仲裁的争议做出裁决，仲裁做出地国或被请求执行地国法院将会撤销或判定该项仲裁裁决无效或者拒绝执行该项裁决。

我国《仲裁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可仲裁的争议事项为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第3条明确规定了不可仲裁的争议事项，包括：(1)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2)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同时，仲裁争议的不可仲裁性也成为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事由之一。如，在对各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中，《仲裁法》第58条第1款第2项、《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第2项、第260条第1款第2项均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此外，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情形应当包括不可仲裁的争议事项。此外，我国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该公约第5条第2款第1项规定：“争执的事项，依照仲裁裁决执行地国法不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法院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

可见，争议的可仲裁性规则对仲裁裁决能产生双重适用的效果，即它可作为裁决做出地国和被请求执行地国对仲裁裁决实施双重审查的根据。一方面，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是当事人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和法院对其实施司法审查所考虑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争议事项不能提交仲裁解决，也是被请求执行国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和根据。因此，笔者认为，应将争议事项的不可仲裁性单独列为一项审查事由。

三、对仲裁裁决实体问题的审查

对仲裁裁决实体问题的异议包括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目前，我国在涉外仲裁领域尚未采取实质性司法审查，而在国内仲裁方面，《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都肯定了实质性审查的做法。如《仲裁法》第58条中对撤销仲裁裁决的审查事由：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以及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民事诉讼法》第217条中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事由：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以及适用法律有错误。

我国目前实行“双轨制”的司法监督模式，主要体现之一就是对国内仲裁裁决与涉外仲裁裁决进行监督审查的范围不同。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既审查仲裁程序是否公正，也审查案件的有关实体问题；对于涉外仲裁裁决的审查，仅限于程序性事项。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对非实体内容进行广泛的监督，对于仲裁裁决的实体内容的监督则仅以公共政策审查为限，而对其他实体内容不予干预。缩小司法干预的范围，弱化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查，建立适度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大多数国家仲裁立法和实践的一般趋势。我国仲裁法对国内仲裁裁决在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都实行充分的、严格的司法监督，存在监督内容不当的弊端。笔者认为，对涉外仲裁裁决与国内仲裁裁决应采用同一审查标准，即只对仲裁裁决涉及的程序性问题进行审查，取消国内仲裁裁决司法审查事由中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以及“适用法律有错误”的规定。将实体问题的审查范围限定为公共秩序，从而有效地促进仲裁的发展，实现与国际的接轨。

四、对仲裁裁决程序性问题的审查

对仲裁裁决程序问题的审查，也可以说是对仲裁裁决存在“非实质性错误”的审查。凡属于对事实确认和适用法律之外的仲裁裁决所及事项的审查都可以归人对仲裁裁决程序问题的审查，主要包括三项内容。

(一)对仲裁管辖权的审查

仲裁管辖权是指仲裁庭对交付仲裁的案件进行审理并做出仲裁裁决的权限。由仲裁的自治性所决定，仲裁管辖属于自愿管辖，仲裁庭对案件的管辖权来源于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如果仲裁庭无管辖权，则无权进行仲裁审理，其做出的仲裁裁决也属无效。因此，各国仲裁立法普遍规定，仲裁庭没有管辖权是撤销仲裁裁决的基本理由之一。我国《仲裁法》第58条、《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对于没有仲裁协议的或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进一步讲，仲裁管辖权的问题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仲裁庭对所发生的争议案件没有管辖权而做出的仲裁裁决。仲裁庭对所发生的争议案件没有管辖权的情形包括：当事人之间没有仲裁协议；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仲裁协议；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已经过时等。

第二，仲裁庭超越管辖权做出的仲裁裁决。仲裁庭做出仲裁裁决的依据是当事人之间签订的仲裁协议，双方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授予仲裁庭解决特定纠纷的权利，因此，仲裁庭行使仲裁权要受到当事人授权范围的制约。如果仲裁庭超越了当事人的授权做出仲裁裁决，也即仲裁庭裁决了当事人没有提交其进行仲裁的实体法律关系，则为越权裁决，越权裁决是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对越权裁决的撤销，只是撤销仲裁庭越权裁决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整个裁决，法院不能因部分越权裁决就撤销全部仲裁裁决。

第三，仲裁庭未能处理所有争议问题的仲裁裁决。这实际上是属于仲裁庭的“漏裁”问题。那么，漏裁可否影响整个仲裁裁决的效力?漏裁能否作为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对此问题，各国仲裁法的理论和实践也存在着分歧。一种主张认为，出现漏裁情况时应判定该项裁决是有效的，此种裁决不应当被撤销。因为就裁决中已经解决的争议要点而言，仲裁庭是有权处理这些要点的。还有一种主张则认为，应当从总体上把握和衡量漏裁部分的争议事项对整个争议案件的仲裁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如果未能获得解决的争议问题一旦解决，将会改变整个裁决的均衡，影响原裁决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则当事人应有权诉诸于法院，对裁决提出异议。法院也应当对此种情形进行审查，以予补救。从目前现状来看，后一论点已被一些国家的仲裁立法所肯定和支持。例如，1986年《葡萄牙仲裁法》第27条第1款第(e)项规定，“仲裁庭处理的问题超出了对它的任命或遗漏了对有关应予裁决的问题”，构成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原因。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目前，我国《仲裁法》以及相关的仲裁规则中，对于仲裁庭没有充分行使管辖权，没有解决当事人交付其解决的所有争议问题的仲裁裁决，即仲裁庭”漏裁”的仲裁裁决如何处理几乎没有任何规定，既没有赋予仲裁庭在裁决做出后，对漏裁之争议事项经当事人申请或其自行决定做出补充裁决或追加裁决的权力，也没有赋予当事人对仲裁庭做出的“漏裁”的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仲裁裁决异议的权利，当然，法院也就无权对于仲裁庭“漏裁”的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就我国仲裁实务而言，仲裁庭漏裁的情形是存在的。由于仲裁庭“漏裁”的仲裁裁决仍然具有终局的法律效力，如果漏裁部分的争议事项对整个争议案件的仲裁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即如果未能获得解决的争议问题一旦解决，将会改变整个裁决的均衡，影响原裁决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时，法律不赋予当事人对该仲裁裁决提出异议的权利，不赋予法院对此种情形进行审查的权力，那么，将会出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无法得到任何救济，这是与当事人仲裁的初衷和仲裁的价值相违背的。理由如下：第一，仲裁实行“或裁或审”制度，有效的仲裁协议能够排除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如果当事人将争议事项提交仲裁，那么法院就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无司法管辖权，除非该仲裁协议无效。第二，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仲裁裁决一经做出，即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当事人对仲裁中“漏裁”的事项，不能通过司法权予以救济，即使是提起诉讼要求解决该事项，法院也会因无管辖权而驳回其请求。同时，当事人也无法以“仲裁庭没有充分行使管辖权，没有解决当事人交付其解决的所有争议问题”为由对该仲裁裁决提起撤销或不予执行的申请，除非该仲裁裁决同时还具有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或可不予执行的其他情形。当事人对仲裁中“漏裁”的事项，也不能提请仲裁庭做出补充裁决或追加裁决。因为仲裁裁决一经做出，即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没有赋予仲裁庭在裁决做出后，对漏裁之争议事项经当事人申请或其自行决定做出补充裁决或追加裁决的权力。可见，这对当事人是极其不公平的。

因此，笔者建议，我国仲裁立法应当明确赋予仲裁庭在仲裁裁决做出后，对漏裁之争议事项经当事人申请或由其自行决定做出补充裁决或追加裁决。同时，将漏裁作为当事人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的理由和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监督和审查的理由加以明确规定，以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的保障。

此处所指的漏裁与仲裁裁决中遗漏事项是两回事。漏裁是指仲裁庭没有充分行使仲裁权，对当事人提交的实体争议没有全部解决而做出的仲裁裁决，漏裁事项是没有经过裁决的实体事项。仲裁裁决中遗漏事项是仲裁庭已经裁决的事项，仅是没有在裁决书中体现而已。我国《仲裁法》第56条规定：“对裁决书中的文字、计算错误或者仲裁庭已经裁决但在裁决书中遗漏的事项，仲裁庭应当补正；当事人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可以请求仲裁庭补正。”

(二)对仲裁程序的审查

仲裁的公正性和自治性是受适用于仲裁的程序法和仲裁规则保障的，这些程序规则为案件的仲裁审理提出了必须遵循的最低标准。它包括适当地组成仲裁庭，仲裁程序应依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并依从可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则，如给予当事人以适当的开庭和听审通知，平等对待当事人，公平听证，以及让双方当事人享有充分和适当的机会提出申辩。在商事仲裁领域，仲裁庭是否遵循了当事人的仲裁协议选定或约定的仲裁规则，是否给予了当事人以充分答辩或陈述的机会以及是否给予了当事人指定仲裁员或参加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等，都被各国普遍作为当事人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或法院撤销裁决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我国法律对国内仲裁裁决的审查事由仅规定了“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一项，而对涉外仲裁裁决的监督事由则比较全面，包括“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笔者认为，对仲裁程序的监督审查内容，不应因仲裁是否具有涉外因素而不同。因为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涉外仲裁，其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是相同的，均应受到平等的保护。在民事程序中，作为基本原则的辩论原则，要求当事人在民事程序中享有充分和适当的机会提出申辩，公平听证、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7条也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作为民事程序的仲裁程序，当然也适用辩论原则以及民事证据的相关规定。因此，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涉外仲裁，对仲裁程序的监督事由应当统一，包括“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三)对仲裁员行为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