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范文
时间：2023-04-06 06: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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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人类基因组计划 生命伦理 尊重自主性原则 不伤害原则 行善原则 正义原则
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Analyze the "Four Principles" of Life Ethics
――Take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s for Example
PENG N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20)
AbstractHuman genome projects research the overall level of existence, the structure of gene and fun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s and in the bottom of the mysteries of life,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s are faced by the infringement of privacy and genetic discrimination, the genetic test genetic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issues, a series of ethical problems are waiting for being solved, we should upholdthese ethic principle: Respect for autonomy, nonmaleficence, beneficence and justice.
Key wordshuman genome projects; life ethics; respect for autonomy; nonmaleficence; beneficence; justice
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①举世瞩目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开创了生命科学一个崭新的纪元。HGP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为自然科学史上的“三计划”，但它对人类自身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另两项。HGP是由美国科学家1985年首先提出。由国际合作组织包括有美、英、日、中、德、法等国参加进行了人体基因作图，测定人体23对染色体由3?09核苷酸组成的全部DNA序列，发现所有人类约3-4万个基因并阐明其在染色体上的位置，破译人类全部遗传信息，使得人类第一次从分子全面地认识自我，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翻然繁荣具有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担心它的负面影响，产生基因歧视，基因隐私被侵犯，基因资源的争夺战等种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隐私权被侵犯。公司员工某种可怕疾病的隐患被所在公司的管理层发现，会不会把他解雇？而保险公司、雇主、法官、学校、收容所、法律实施部门等谁应该获得遗传信息？这些信息又会被怎样利用？一旦拥有了这些信息之后，雇主、保险公司和学校等是否会利用这些信息去做只对他们有利的事？
（2）产生基因歧视。孩子在出生前，父母通过鉴定知道他有某种身体上的缺陷或健康的隐患，会不会选择杀婴？基因歧视问题不仅仅与个人、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息息相关，甚至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如社会问题，婚姻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等相继出现。
（3）遗传检测问题。一个满怀欣喜到医院检查的孕妇面对痛苦的选择，要么生一个残疾儿，要么做人工流产。对于以上情况，基因检测技术的应用可能又会把“遗传与环境谁主沉浮”的争论再次推向，由于HGP已经发现了包括XY染色体在内的许多基因都与人的健康、性格、情绪有关，这似乎为基因决定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从而导致种族主义的再次泛滥，然而这是与HGP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4）基因资源的商业化问题。有人把基因说成是“绿色黄金”，而把HGP比喻成淘金车，一旦有了专利之争，就会引发基因抢夺战。而人体基因组数目的有限性，发现一个少一个。所以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抢夺发展中国家遗传信息。而产品商业化问题也会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所以如何使人类基因能够“共有、共为、共享”，避免基因掠夺，成为摆伦理学家、法学家等面前的又一道伦理难题。
而生命伦理学是一门研究与生命相关的所有伦理学问题的交叉学科。美国是生命伦理学发源地。②它的研究涉及到日常生活：它以生命为中心，研究包括在科学技术应用在医学、生物学所引起的伦理争论，以及怎样解决这些伦理困境。而生命伦理原则是在生命科学领域研究中人们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它不是一般伦理原则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延伸，也不是从生命科学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它应是生物科学技术与伦理相互作用的产物。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是伦理学界公认的普遍原则。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出自于《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一书，此书为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比彻姆（Tom Beauchamp）和查尔瑞斯（James Childress）合著。这部著作明确提出和阐释了后来影响极大的“四大原则”，即尊重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和公正原则 。而在HGP 中具体表现为：
（1）尊重自主性原则指的是尊重每个独立个体所做的自愿选择，也就是说“尊重有自主性的人意味着适当的承认这个人的能力和观点，包括承认他/她持有某些看法的权力，承认他做出某些选择、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从事某些行为的权力”。③
任何“基因身份”都不应该有损于人的尊严的身份证明,只有当时人最有权力决定是否公布，向谁公布，由谁来解读自己的基因图谱。④必须坚持知情同意或知情选择原则是基因研究、基因知识的应用的前提。应用到人类基因组计划上来，就是说，知情同意或选择权主要指在基因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参与者必须是自主自愿的，然后让参与者充分了解研究的性质、目的、目标及成果的用途以及潜在的危险，最后才能让其决定是否参与；尊重参与者做出的有关遗传材料或信息储存或用作他用的任何选择；遗传咨询应遵循尊重个人和家庭。
（2）不伤害原则是指一种不伤害他人的义务。不伤害来源于人的自然特性、人的脆弱性的特点。⑤不伤害的基本内容是：个人或集体的行为不应该对其他人或集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研究人员不能给受试者或病人带来本来可以避免的伤害。如果造成伤害，实验立即停止。当两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受试者利益应当优先考虑。
（3）有利原则。有利的表现形式也包括利他、仁爱和人性，具体是指利他的行为。有利原则是指把他人利益作出的行动看作一种道德义务。
人类遗传信息揭开生命的奥秘，也会造成基因歧视。研究人员应该本着仁慈、善良的心从事研究、对待受试者。HGP 以及基因知识的应用不应该给病人、当事人、受试者以及利益相关者造成伤害，应该有利于他们，在利害均存时应权衡利弊得失，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
（4）公正原则，可理解为正义、平等。“正义的概念就是由于它的在分配权力和义务、决定社会利益的适当划分方面所确定的。”⑥
平等不仅指地位的平等，而且指权利的平等。每个人都应享受最基本的权利。例如生存的权利，劳动的权利、安全的需要、受人尊重的权利等等。那么在基因知识的成果运用及利益分配方面都应坚持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发达国家不应以任何名义对第三世界国家搞基因资源掠夺，尊重知情同意权，保护样品提供者的利益，把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平台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要恪守HGP精神，反对任何研究机构把从众多样品提供者身上获取的遗传信息为自己所用。对于人类基因组应该坚持“共有、共为、共享”，反对基因歧视，坚持人人平等。
上面这些生命伦理原则仅仅是对于已经发生的或预测会产生的伦理问题做出的回应，但由于HGP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在后基因组计划实施过程中很可能还会出现难以预料的伦理难题，相信人类凭着自己的理性和智慧能够积极应对和解决它。
注释
①Donis-keller, Hetal. A genetic linkage map of the human genome[J]. Cell,1987.51:319-337.
②徐天民,程之范,李传俊,等.中西医学伦理学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8.
③Tom L. Beauchamp and LeRoy Walyers,Contemporary Issues in Bioeth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9.
④卢风,肖魏.应用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篇2
1 生命伦理学的研究现状
1.1辅助生殖技术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repro¬ductivetechniques,ART)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技术之一。辅助生殖技术是指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配子(卵子和)、合子(受精卵)或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它是替代自然生殖过程的某一步骤或全部步骤的医学技术。现代生殖技术，广义上分为三个部分:人工授精，指收集丈夫或自愿献精者的，由医师注入女性生殖道，已达到受孕目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各种衍生技术，指从女性体内取出卵子，在器皿内培养后，加入经技术处理的，待卵子受精后，继续培养，到形成早期胚胎时，再转移到子宫内着床，发育成胎儿直至分娩技术无性生殖、又叫克隆技术。它指运用现代医学技术，不通过两性结合，而进行高等动物生殖的技术。辅助生殖发展，自1978年第一例体外受精成功后，逐渐成为一种广泛应用于治疗不孕不育的技术。但这一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从1980年到2000年的时间里发达国家中每7对夫妇中就有一对患有不育症。在芬兰，每年都有3000对夫妇寻求辅助生殖的帮助。而在中国通过辅助技术治疗不孕不育技术人的数量也在日益增多。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给无数不孕不育家庭带来了幸福与希望，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尚存争议的社会伦理问题。
辅助生殖技术引起的社会伦理问题也很多，至今仍颇受争议，没有得到解决。以母亲为例:母亲主要解决因妇女子宫疾病引起的不育问题。母亲是用不自然的手段达到自然生育的目的。但是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什么是“非自然”“自然”本来就很难划清。母亲涉嫌买卖婴儿，这种行为等于是有意放弃孩子而去怀孕，如果母亲靠它赚钱，这就等于是买卖孩子，将儿童当成可任意交易、处置的财产，这种论点值得思考，特别是在商业味十足的今天。母亲将第三者引入生育过程，破坏了爱情和婚姻。但是这样的观点同样存在于领养关系，所以很难确定。母亲的孩子归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母亲十月怀胎与腹内胎儿有了难以割舍的母子之情，她们会不情愿把子女交给委托夫妇，甚至想方设法与孩子保持联系，这种扯不清的母子之情会给几方都带来感情上的伤害。
对于辅助生殖技术中人工授精、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逃不出以下几种争论:谁是孩子的父母;他有几个父亲母亲；卵子及其子宫代孕能否成为商品吗；还有就是在这种可控制范围内，人工授精能用于优生吗；人们认为一方面人类生殖技术将破坏自然法则，当、卵子、受精卵在应用中商品化后，都会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追求高质量，只需求提供最好的，结果直接导致人类基因因此变得单调、缺乏多样性。另一方面，人类生殖技术会导致人类伦理关系的复杂与混乱。母亲分为“孕育母亲”遗传母亲“养育母亲”，而父亲又分为“遗传父亲”“养育父亲”，这对于人类传统的家庭模式、人伦关系等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在商业化的今天，这一系列问题都涉及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侵犯。也可能涉及这一代、下一代和未来世代。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理性地使用，而不是被错用和滥用。
1.2安乐死近三十年，安乐死已成为生命伦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而敏感的话题。安乐死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为“患痛苦的不治之症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无痛苦致死之术”。国内目前对安乐死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有人认为安乐死“是指对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解除其极度的痛苦，由病人本人或亲属要求，经医生鉴定和有关司法部门认可，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的过程”。
关于安乐死的概念，中外学者都曾企图给以科学的界定，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观学者们的观点，它包含了以下几种含义: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其死前的痛苦而主动采取积极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其临死前的痛苦，应患者的要求而采取积极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治疗给其带来的痛苦，放弃治疗，不再人为地延长其生命。国外有些学者将安乐死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某种措施加速患者死亡，亦被称为积极安乐死。它是根据垂死患者或家属的要求采取某种处理办法，让其安然舒服的死去，迅速完成死亡过程。被动安乐死是对于确定无法挽救其生命的患者，在预测后果的基础上，根据垂死患者或家属的要求，停止无望的救治，故又称“听任死亡”，国内不少医疗单位实际上正在悄然实施。
对于安乐死的观点，学者们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对安乐死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赐人以死亡与医生的职责不相容;安乐死是一种对生存权利的剥夺，它将造成社会对生命的理解的漠视、丧失爱心、越发的功利化;安乐死容易被不怀好意者利用，很多时候并非出于病人的真实意愿。肯定者则认为：安乐死体现了尊重患者的人权，符合生命伦理学原则中的自主权原则;安乐死符合患者及其家属的自身利益体现了生命质量，符合生命价值的原则;安乐死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节约医疗卫生资源，体现了有利原则和公正原则;安乐死符合现代医学目的和医学发展目标的价值取向。除此以外他们认为对于医学中所理解的不可挽救、濒临死亡的危重病人，只要通过严格的审查，实施的安乐死，体现了人类对死亡认识的理性觉醒，符合人道主义原则。
人既然具有生存的权利，当面对死亡时，为何就不能具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当一个经历病魔折磨又无法救治的人来说，就是生不如死。他们已感受不到任何的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的存在，增加亲人痛苦、社会的负担以及日复一日的忍受病痛的折磨与煎熬。社会应该保护个人对其生命的自由选择。安乐死的目标是维护死亡的尊严，免除病人精神和肉体遭受痛苦折磨，达到舒适或愉快地死亡的状态，同时还是走向死亡的一种良好的状态。安乐死并不在于人为地加速死亡，而是尊重人的自主权，肯定人类通过对生命的觉悟来控制死亡过程，减少痛苦，显示死亡过程的应有尊严，这充分体现了善待生命丰富内涵。
1.3脑死亡自1959年法国学者第一次提出“脑死亡”(BrainDeath)概念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脑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在1968年提出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脑死亡诊断的四条标准：即在排除了体温低于32.2°C、或刚服用过巴比妥类及其他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这两种情况外，如果一个病人没有反应性和感受性，无运动及呼吸、各种反射消失，脑电图平坦、而且24h内反复测试后无变化、这个病人即被宣告死亡。脑死亡标准的确立，在人类史上了开辟了人们对死亡认识的新阶段。这种标准已为医学界普遍接受、并在相当多的国家得到承认。全球发达国家无一例外的将脑死亡或脑细胞完全死亡作为判断死亡的唯一而科学标准，同时联合国个成员国中已有80个国家承认脑死亡的标准气然而长期以来，医学上把心肺活动不可逆的停止作为判断死亡的依据。在中国临床判断死亡的标准是心脏停止跳动、自主呼吸消失、血压为零。将心脏跳动、呼吸运动作为判断人生命终结的标准是一直被社会公众和医学界所认可实施。但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脑功能活动已经成为了人生命最重要的特征，也就是说不管采取何种医疗手段最终都必然导致心脏死亡，因此面对历史的进步，给脑死亡以应有的地位已是势在必行。
为什么要放弃传统的心脏死亡概念?提出这个问题就因为有了新的生命维持技术。新的生命维持技术(life-sustainingtechnologies)是指一个人还能维持其心跳、顺畅的呼吸当他已经出现了全脑死亡，但是这种维持超不过两个星期，因为他的大脑已经不可逆转的死了。同时我们还需要审视一下这种脑死亡的判段标准是否会对病人、家庭和社会有利、或造成伤害？对“脑死亡”判定持肯定意见的人认为：脑死亡是真死亡。“脑死亡”是科学判定死亡的方法。实施“脑死亡”维护了死者尊严，减轻了家属的负担，节省了宝贵的医疗资源。器官移植技术具有良好的发展与广阔前景。质疑或反对“脑死亡”的观点的人则认为:脑死亡概念违背了人道主义原则，尤其是它的提出建立在器官移植基础上;“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生的愿望是人类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人类无法容忍将心脏还在跳动的病人送进坟墓;胎儿也是生命，但是胎儿没有表达自己意愿、喜好的能力，人们对孕妇使用脑死标准时是否有权去剥夺胎儿的生命？如何判定?
同时在实际的医疗应用中有很大问题:哪一个级别的医院和专家来做此判定;医生如何让普通公众理解脑死亡判定的科学性;医生的诊断、专家的判断如何能让人信服;“植物人”和“脑死亡”病人的状态该如何的区分;“脑死亡”判定标准是否有可能将被滥用？“脑死亡”判定在我国有无立法的必要？
在脑死亡标准的问题上，绝对不能站在受体立场进行评判，也不能站在供者和家属的立场来评价人道与否绝对，而应该站在社会公益的立场出发，即从社会的价值出发，兼顾个人价值。充分尊重患者脑死亡，这对人文关怀与安乐死、临终关怀具有同样的意义，同时是对生命尊严的维护，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1.4器官移植器官移植(OrganTransplantation)被在20世纪世界医学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开创了新篇章，它是医学高科技发展的成果之一，同时也享有21世纪“医学之巅”的美誉。器官移植及活体器官移植通常是指通过手术或其他方法将某个健康的器官放置到一个危在旦夕、患有严重疾病的病人身体上，让其器官继续发挥作用，从而使被捐赠者获得新的生存机会。活体器官移植是指摘除活供体一个或多个器官，通过手术方法将其置于同种或异种受体体内，达到治疗疾病和挽救生命之目的的技术。目前活体器官移植仅限于肾脏、胰腺、、卵巢、角膜、小肠等成对生长的及骨髓等部分器官或组织。现代器官移植是从肾移植开始的,1954年Merrill进行了首例肾移植手术并获得成功。这是人类器官移植划时代的标志。在欧美确立了脑死亡概念，临床器官移植得到很大的发展。我国与国外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方面相比起步大概晚了十几年，但是近些年来我国的器官移植发展非常迅速，在一些大型医院与器官移植中心，器官移植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的顶尖水平。
即使器官移植成为了标准的外科疗法，并且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在要求各种器官移植的患者越来越多情况下，存在着诸多令人困扰的伦理难题。器官移植的最大难题是器官来源问题，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这是一个“求”远远超过“供”的问题。据统计，我国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治病的人数达到150万左右人，但每年只有1.3万例器官移植手术得以实施；我国每年新发生的肾功能衰竭患者有50万人以上，但得以做移植手术的也只有4000人，大多数患者只能处于“等待供者”的状况。当前移植器官的来源主要有4种一活体供者、异种器官、尸体供者、胎儿供体。而我国器官采集主要是尸体供者，可是对死亡标准的判断又使医生陷入了困境。在采取器官之前，医生需要准确无误地判定死亡与否，执行相关手续;在执行过程中，医生不能为了得到器官而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必须严格地掌握脑死亡的标准。对于死亡的判断世界上三种分类，第一种是心脏死亡，即当心脏停止跳动时认定其死亡;二是呼吸停止、脉搏停止及瞳孔放大三症状同时出现时认定死亡;三是脑死亡，这种提法较晚，它的判定标准是以当脑亡或大脑皮层和脑干全部死亡时、即人不可能再复苏都定为死亡。这三种死亡界定只有第三种脑死亡被认为是器官移植的最好来源，因为脑死亡者在呼吸机的帮助下，会保持血液循环，器官质量较好。
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心跳停止”作为死亡的标准，按照这一死亡标准，自愿捐献遗体的器官根本就无法使用。即使近几年我国在脑死亡立法中有了一定进展，但远远不足以解决实践中医生所要完成的使命。可供移植器官的需要严重地超过供体器官由此引发了另一个伦理难题一器官可否成为商品？一方面对于医务人员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人有机会活下去，而另一些不得不死去的困难抉择。另一方面因为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却很多，而供体器官的来源很少，这就可能使人体器官成为稀有的高价商品。当人体器官分配商业化以后，人将被降低为物，从而严重危及并践踏人的尊严，加剧人们在生死面前出现的不平等，扩大贫富之间的鸿沟。有钱人可以购买器官而获得再生的机会，而贫困的人只能在绝望的条件下出售自己的器官。在器官移植的过程中，知情同意是非常关键的原则。必须在知情同意基础上获得可供移植的器官，得到病人与病人家属的同意。但是医务人员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首先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将尸体解剖视为不礼、不孝、不仁、不义”这造成了人们对器官移植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了供体器官的大量匮乏。而如果医务人员在病人还活着的时候去征询病人或病人家属是否同意在病人死后把器官捐献出来，这对于与病痛做斗争的病人及家属是难以接受、不予支持的。所以器官移植在传统的思维观念与知情同意原则中夹缝生存。除了器官移植中器官来源的伦理问题外，还有很多引人深思的伦理问题，比如器官移植后对供者施行经济补偿及补偿程度的合理性问题，器官移植受体分配原则、标准，器官移植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观，移植了动物器官的人(即嵌合人)是否会产生意识、思维、行为的改变及生物安全性问题，对于异种（非人类器官）的移植，及我国有限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等问题。
在解决器官移植伦理学问题之前，还将面对很多的挑战。器官移植帮助患者生命得以延续，即使现在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阻力，但随着人们对器官移植的认识与深入研究，它终将成为一种常规医学治疗手段，为更多的人造福、带来生的希望，为饱受病痛折磨、濒临死亡的患者带来福音。
篇3
1我国生命伦理学研究和发展的概况
生命伦理学于20世纪50~60年代起源于美国。
我国的生命伦理学(Boehis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至今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1988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安乐死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以及在岳阳举行的生殖技术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学术会议，以及前后两起法律案件(陕西汉中的安乐死案件和上海的人工授精案件)标志着生命伦理学在中国兴起。随后，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在许多学者的推动下，不断的向前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果。
第一，出版了一批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著作，
为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的教学、科研提供了一些较好的教材和研究专著。例如，邱仁宗教授所著的〈性命伦理学》(1987年)等等。
第二，翻译了一些生命伦理学著作。这些著作的翻译为我国学者了解国外的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第三，一些学者对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所引起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李本富教授对“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争论”进行了分析;毛新志和殷正坤教授对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3];王延光博士从“遗传信息的隐私权问题、基因组图谱的信息使用与人的社会权利、基因组信息和医学解释与心理压力及名誉损害、基因资源的专利”等等方面对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4];宋可群、李玉珍、王琦对基因治疗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5]。许多学者对当代生命科学技术所引起的伦理难题所进行的研究和探讨促进了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
第四，召开了为数众多的国内、国际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研讨会，推动了生命伦理学的国内、国际学术交流。
第五，成立了一些学术或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成立将积极促进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的发展。
第六，创办了3种相关的生命伦理学专业杂志一《中国医学伦理学》、《医学与哲学》和《医学与社会》。这些杂志为发表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舞台，为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人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为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第七，一些单位组织了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研修班，提高了生命伦理学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生命伦理学素养。
2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与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许多问题。
2.1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
我国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同生命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有关。一方面，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它不谋求建立体系，而是以问题为取向，其目的是如何更好地解决生命科学或医疗保健中提出的伦理问题，向决策机构提供伦理和管理建议，供决策机构参考。这样，生命伦理学就没有哲学那样玄而又玄，没有哲学那么深奥。另一方面，生命伦理学是一门跨学科的交叉学科，本身涉及到许多学科(包括生物学、医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等)这就对生命伦理学研究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生命伦理学研究人员有生物学或医学背景，而且要求他们有良好的哲学/仑理学功底和外语水平以及较强的科研能力。如果从事生命伦理学教学或研究的人员缺乏医学、生物学背景，就很难进入到这个学科领域;如果他们没有良好的哲学仑理学理论，很难将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深入下去;而如果他们的外语水平不好，则很难读懂外文文献，就不能获得第一手资料，这些都会制约研究人员对生命伦理学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研究人员杂乱，有良好素质(具备上述4项要求)的学者太少。
目前，我国业已形成了一股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热潮。什么人都研究生命伦理学，不少人缺乏伦理学背景和正规培养、训练的研究人员都一拥而上，这本身反映了部分研究人员对生命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缺乏了解。当然，更多的人关注生命伦理学，更多的人投入到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对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如果什么人都参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这不仅不能促进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反而给大家一种什么人都能研究生命伦理学的错觉，这本身不利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第三，合理运用生命伦理学理论和原则对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哲学反思还很欠缺。一方面，由于一些研究人员缺乏基本的生命伦理学理论知识，他们就很难把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分析透彻;有些人员运用生命伦理学理论分析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时，理论和实际问题分析不紧密，伦理学理论、原则和具体的伦理学问题脱节或者是简单的套用伦理学理论、原则分析伦理问题，伦理学理论、原则和具体的伦理学问题是两张皮，而不是浑然一体。另一方面，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掌握分析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方法，如正反伦理论证的方法和案例分析法。目前，国内能够灵活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不多，所以对生命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分析也显得平淡。
2.2许多学者热衷于研究高新技术等热点伦理问题，忽视了一些更重要的伦理问题
美国青年学者JmesDwye傅士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中德医学伦理学教学研修班”的授课中指出：当代生命伦理学家应该反思自己的工作和研究，而且应该做出检讨。当代生命伦理学家都集中研究高新技术中出现的伦理难题等热点问题，而忽视了一些根本的伦理问题。高新技术等热点伦理问题受到许多人的关注，而一些更迫切、更紧急、更基本的问题却被我们忽视。在我国，有许多更重要的伦理问题需要生命伦理学学者进行认真的研究。例如，农民的基本卫生医疗问题、农民基本的医疗保险问题、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艾滋病防治问题、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青少年人流手术的规范问题、公正问题、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等等都显得更加迫切和紧急，而关注的人并不多，这确实需要我们反思。部分《医学伦理学〉嫩材的内容陈旧，质量有待提高。
2.3我国的生命伦理学还没有本土化
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基本上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生命伦理学，这在刚开始引进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我国的生命伦理学从引进到发展近20年了，还没有真正实现本土化，这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地方。其实，我国的道家、儒家传统有丰富的生命伦理学思想，有待我们挖掘。例如，中国道家的“自然主义传统”对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有指导作用，儒家的“仁爱”原则是对西方生命伦理4个基本原则的整合与超越。
2.4生命伦理学的中青年学者严重不足
目前，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还是主要靠老一辈的学者撑着，而中青年学者严重匮乏，出类拔萃的生命伦理学的中青年学者更是凤毛麟角，这制约了我国生命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2.5学术研究机构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研究机构分散，一些研究机构形同虚设，它们没有或很少从事生命伦理学研究或者开展相关的生命伦理学活动。
3发展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对策
为了推动我国生命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使生命伦理学在我国能够茁壮成长，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3.1整合资源，共同合作
由于一个单位的资源和科研力量有限，我们应该整合资源和科研人员，跨单位、跨地区甚至跨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进行一些有份量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工作和开展一些有意义的学术活动。这就要求打破单位界限、学术界限，摒弃门户之见，，紧密合作。2001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的翟晓梅博士申请到北京市科委软课题一现代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的伦理、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就是由邱仁宗、翟晓梅负责，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的骨干老师杜惠群、张新庆(博士生)周一曼和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的3位生命伦理学的博士生合作的结果，该课题于2003年7月份结题，主要研究成果也在邱仁宗，翟晓梅主编的《生命伦理学概论》出版。现在，我们迫切的工作就是将国内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机构的资源整合起来，开展一些生命伦理学的活动，做一些实质性的研究工作，改变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研究机构形同虚设的局面。
3.2加强生命伦理学理论的哲学探索，深化生命伦理学的伦理问题的哲学思考
徐宗良教授指出，对具体的问题进行伦理判断，在对有关的准则、规范展开争议之际，着重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功能本身做一番认真的哲学思考，以及对其建设寻求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是十分必要的[6]。正如美国学者古尔德所言:确定“应该是怎样”的前提条件必须依靠逻辑的连贯性，以及对前提条件存在的原因进行哲学的研究[7]。这就意味着不仅要梳理出生命伦理学内在的逻辑关系，而且生命伦理学还十分必要依赖道德哲学、生命哲学、生物学哲学、生存哲学的研究，以此去确立理论基础，从而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各种价值判断的冲突[8]。因此，对生命伦理学理论和原则进行哲学探索并随着科技的发展进行理论创新，是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需要挖掘中国古代哲学像道家、儒家的生命伦理学思想，实现我国生命伦理学的本土化。对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从哲学上进行反思，深化生命伦理学问题的哲学探索，对于促进和发展生命伦理学具重要的意义，是关系到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3.3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1批有实力的中青年学者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发展很快的学科，英美的研究和发展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加强生命伦理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培养我国的生命伦理学教学和研究人才，有巨大促进作用。为此，一是尽量多组织一些高水平的生命伦理学学术研讨会;二是开展国际课题的合作;三是遴选一批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到国外学习与培养。
3.4普及生命伦理学教育
对大学生、医院工作人员、决策机构的管理者、高校教师进行培训，并出版一些通俗易懂、趣味性强的有关生命伦理学的科普读物，普及生命伦理学教育。
3.5规范生命伦理学的研究队伍
鉴于目前我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人员混乱，参差不齐，应该规范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净化生命伦理学的研究环境。生命伦理学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当然，要满足进行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所有条件，目前在我国不现实。但是，至少要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对于有志从事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人员在某些方面欠缺的，可以一边研究，一边补缺。因此，对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一方面，我们要鼓励有志于从事生命伦理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学者参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壮大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队伍。另一方面，我们对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应该采取“宁缺无滥”的政策，整饬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3.6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部门应该给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以应有的重视
第一，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对一些生命伦理问题设立专项课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例如，农民的基本卫生医疗问题、农民基本的医疗保险问题、人口的老龄化问题、青少年性健康教育问题、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等等)更要优先支持，研究和解决这些生命伦理学问题推动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第二，设立国家级生命伦理学研究基地。建议国家级生命伦理学研究基地设在北京，整合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生命伦理学学者(可以在上海、武汉、南京建立分基地)进行国家课题、国际课题的研究，推动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
虽然当代中国的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存在许多问题，但是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与发展业已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只要我国的广大生命伦理学的学者共同努力，不断创新，我们相信我国的生命伦理学会发展得更好，生命伦理学一定能在我国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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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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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医精诚”的思想内涵及传统医学思想教育的困境
1．1“大医精诚”的思想内涵
医学名著《千金方•大医精诚》中系统的阐述了为“医大者”应具备的素质要求和职业操守。《大医精诚》在要求医者具有精湛医术的同时特别强调“医乃仁术”的观点和要求。儒、释、道诸家道德观在《大医精诚》中均有体现:儒家———“医乃仁术”、佛家———“大慈大悲”、道家———“无欲无求”，为行医者树立了可谓“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的美德风范。“大医精诚”对医生群体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对医生的要求过高甚至太过苛刻。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环境下，医生作为职业人，也有形形恰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阐述的各类现实需求。一味地强调为医者必须“大慈大悲”“无欲无求”，并且会给社会大众造成一种“凡是医生就必须看好患者的病，且必须‘无欲无求’，不计付出和回报”的不良氛围。医学科学新技术的应用和保健服务不断更新升级面临种种全新的、现实伦理问题需要应答，而在全球化境遇中的社会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以及道德观多元化让我国传统的医学伦理在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层面陷入困局。
1．2传统医学伦理学“译介－嫁接”方式在本土医学生思想教育教学中困境的探源
中国的医学伦理最先引介于西医，是一种“译介－嫁接”的舶来品。这种“翻译－引介－消化－推广”的方式，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是“水土不服”:西方崇尚“自由”“实现个人价值”，医学伦理学也充斥着职业人观念，互利互惠;而我国传统医学道德观———“大医精诚”要求行医者“无欲无求”“大慈大悲”“精诚仁朴”，两种观念有一定的冲突，在实践过程中让医生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翻译－引介－推广”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造成观念滞后于社会现实。在传统的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教材范式层面，现行诸版的医学伦理学教材:“概念欠规范，内容不准确”“内容较为雷同，目的性不强”“重知识，缺能力培养”。目前大致有三类范式的教材:其一，罗国杰教授将理论与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相结合之范式;其二，在美德伦理框架下，强调个人思想道德修养的范式，该种范式以廖申白教授相关作品为代表;其三，王海明教授将美德伦理学、元伦理学以及规范伦理学在个人和社会视角下相结合的范式。当前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习惯采用“4+1”，即四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一门形式与政策课，以教师讲述为主，多为大班教学，缺乏师生互动和社会实践。学校“重专业技能，轻思想教育”的培养方式，更让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成为薄弱环节。早在1983年，一些医学伦理学家就呼吁将医学伦理学引入大学课堂，帮助医学生确认并澄清生物、医疗过程中的相关道德问题。尽管一些高校也相继开设医学伦理学相关课程，但其教学成效欠佳。
2“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学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
2．1协同教育是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有效途径
生命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及其各自的传统伦理各有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视“舍生取义”“重集体协调、轻个人理想”，形成了极端重视自我反省、自我完善、自我克制的内在修养提高。而西方文化重视自由、平等以及效率，追求个体的自我意识以及个性自由。西方社会在宗教的长期影响下，强调社会成员享有在一定约束下的最大个体自由。相应的医学伦理学是一种对医生这一职业群体的约束，医生享有在约束下的最大自由。但是全球化进程打破了文化上的各自封闭和相互独立，文化大融合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提倡尊重、宽容、合作以及相互消融，是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理想追求。
2．2有利于重构医患和谐的良好局面
医患矛盾突出已成为我国当前医疗卫生领域不争的事实。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医疗机构发生医疗纠纷约为7万件左右，每一起事件都会令眼下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医患矛盾突出在溶蚀医(护)患之间本来脆弱的信任关系的同时，也招致社会舆情对医生职业群体的污名，并摧毁着医生“白衣天使”的光辉形象。医生职业群体形象的塌陷除了个别媒体不良渲染和推波助澜外，与医生的道德素质滑坡有着极大的联系，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失败。“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学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为学校开展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探索出便捷、可行的教学范式，为医学生提供出正确合理的价值选择，为政府和社会营造出和谐的医疗环境。当然，这也需要政府、医院、医生、患者等诸多利益主体相互协调，寻求达成各方互惠互益的共识条件。
2．3协同教育是对中华文明的薪火传承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大医精诚”医学人文精神的至高要求，是对历代医家医术医德的高度概括，是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知识体系内在的统一性的具体体现。“大医精诚”既要求医生要有精湛的医术，又要求行医者有高尚的医德。良好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是医务工作者的必备条件，中国传统医学的行医准则，也是对医师思想品德和职业技能要求的经典概括。大医精诚精神的重塑和重视，极大地传承和发扬着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是中华文明薪火传承的可贵写照。在“协同创新”被提出的当今社会，提升文化软实力不仅是要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且必须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批判吸收先进文化。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资源平台，实现知识共享，进行多方位的交流、多样化的协作，促成文化的跃升。在吸收西方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教学经验的同时，利用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知识体系内在的统一性，将中医文化精髓之“大医精诚”精神融入生命伦理学，是做好我国本土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明智之举。
3协同中西医人文精神并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实现路径
3．1合理引导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以营造良好的氛围
信息时代，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在影响公众价值判断、触发社会焦点事件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作用，积极引导、合理动员、正确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以利于中西医文化协同发展，并充分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之中。例如，一些医学伦理学科研组织或机构，利用网络平台，普及“大医精诚”和生命伦理学知识，关注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现状，针砭时弊，提出促成“大医精诚”与生命伦理学协同创新，共同作用于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建设。
3．2重视生命伦理学科研的协同创新
当前我国的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成效不佳，学校重视不够。在国家“政策之窗”尚未打开———问题源流(ProblemStream)尚未形成、政策溪流(PolicyStream)尚未面世、政治源流(PoliticalStream)尚未萌发的状况下，仅仅呼吁政府为“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不够的。从事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应该致力于本土化的生命伦理学探索，并促成相关卫生管理部门对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视。例如，相关的生命(医学)伦理学组织可以召开主题研讨会，通过广泛参与、多方讨论、集思广益，促成中国医学文化与西方医学文化协同发展，为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参考样本。又如，相关科研平台可以公开招标，聘请一些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目前处于研究薄弱环节但亟待改善的医学生思想教育相关问题。
3．3利用MOOC、“翻转课堂”等革新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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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从2015级高职护理专业中随机抽取4个行政班，将其分为2个实验班和2个对照班，共239人，年龄为16--21岁。
1.2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 依据高职护理伦理学的课程特点，从调查高职护生对生命的态度、对死亡与苦难的认知、生活目标、对未来的期待以及对护理伦理学中的生命教育的理解等角度自编的《高职护理伦理学中生命教育调查问卷表》。调查共发放251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51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2）研究设计 实验班的护理伦理学教学中融入生命教育的理念，结合生命教育的内容与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进行授课。对照班则采用传统的教学法，依照教材内容进行授课。经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后，向4个班的护生发放《高职护理伦理学中生命教育调查问卷表》进行调查。
（3）统计学方法。问卷答题数据按班级为单位进行分组，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2.结果
2.1问卷调查结果表明，63.1%的护生认为可以在护理伦理学教学中进行生命教育，并且97.05%的护生觉得护理伦理学教学中生命教育的相关内容会引发自己对生命和未来从事"护士"这个职业的思考。绝大多数相关任课教师和护生都认为高职护理伦理学与生命教育有很多的结合点。
2.2调查中，实验班92%的护生认为自己最宝贵的是生命，对照班的护生仅占30.2%。实验班76%的护生对于死亡毫无准备，并感到害怕，对照班的护生为56%。实验班的护生在对生活的热情、生命的意义、未来的期许、生命控制及对死亡与苦难的接纳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班的同学，并且这些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3.思考
3.1积极培养任课教师的生命教育理念。现阶段，我国高职护理伦理学课程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授课教师大多数没有针对本课程进行过专门的教育与培训。甚至有51.4%的教师为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教师[2]，缺乏专业的医疗护理知识背景，直接导致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学出现照本宣科、教学方法简单和不能结合临床实践等问题。
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的教学能力直接影响课程的教学效果。我们要在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学中融入生命教育首先需要从事教学的教师具备较强的护理伦理学专业授课能力，还要富有创造性，拥有生命教育的理念，并将其运用到实际教学中去。生命教育提倡每一位学生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个体，教师需要尊重和关怀每一位护生的生命价值，引导护生独立思考，帮助更好地完成护理伦理学课程的学习并形成正确的生命观。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可以通过组织短期培训和自学等方法来提高教师们将生命教育和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学相融合的能力。
3.2努力发掘高职护理伦理学课程中的生命教育内容。生命教育即是让学生形成正确面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与死亡问题的教育。高职护生因其专业的特殊性，她们相比普通高校学生的生命教育拥有与之相同的共通性，又能通过护理对象的生命过程来理解生命的意义、追寻生命的價值。高职护理伦理学主要研究护理过程中面对患者的生老病死时，护士如何遵循护理道德原则及规范来处理护际关系与伦理道德问题，其中正蕴含了许多生命教育的内容，诸如安乐死、死亡的定义与标准、临终关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人类干细胞研究与应用、器官移植、尸体料理等，这些教学内容能够激发护生对生命与死亡的意义与价值的思考，有利于教师在护理伦理学课堂中融入生命教育。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师需要努力发掘课程中的这些生命教育内容，并适时适度地将护理伦理教学与生命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使整个课程教学饱含人文气息和生命意味。
3.3不断丰富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学形式。如今高职护理伦理学普遍存在教学形式单一，主要以理论讲授方法为主的问题，这就直接导致教学效果较差。教师们在教学中应当灵活运用案例分析、角色扮演、观看纪录片、主题讨论、头脑风暴及专题讲座等多种教学形式，积极引导护生参与教学，这些丰富的教学形式大大地提高了护生们学习护理伦理知识、思考生命意义的积极性，活跃了高职护理伦理学课堂，加强了生命教育的效果。
笔者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发现，基于生命教育的案例教学法在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学中能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任课教师需提前精心选择或编写融合了生命教育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需能真实反映出护理实践中涉及的生命伦理问题，尽量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技术直观地呈现给护生，使她们能有更强的代入感。随后组织护生查找资料、进行研讨，教师从旁予以指导，寻求最优解决方案。通过分析讨论这些实际生命伦理问题能更好地帮助护生们理解并接受许多枯燥的护理伦理理论，并形成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态度。
面对问卷中"假如你成为了一名护士，需要像非典时期的护士前辈们一样冒着巨大的风险，甚至会失去自己的生命，去完成一项任务时，你会怎么做？"的题目时，62.9%的实验班护生选择了"我会迎难而上"，对照班的护生则为43.2%。可见，通过将生命教育渗透至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学中去，能引导护生们正确认识生命的意义，敬畏生命、保护生命，使之能够积极地直面人生的苦难，勇往直前，并在今后走上护理工作岗位后能更好地承担起治病救人、呵护生命健康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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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校生积极生命教育以积极的生命情感、积极的生命品质、积极的生命关系、积极的生命意义为核心内容，旨在帮助职校生实现知识技能掌握与人生幸福追求的双赢。建构职校生积极生命教育，需要职业教育工作者树立积极生命教育的现念，开设校本化的生命教育模块课程，在职校生活中嵌入积极生命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努力提升职校教师的积极生命素养，拓展积极生命教育的网络平台。
[
关键词 ]职校生积极生命教育 积极心理学
[作者简介]郝永贞（1982-），男，山西寿阳人，江苏理工学院院长办公室，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德育与生命教育；崔景贵（1968-），男，江苏海安人，江苏理工学院副校长、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心理学。（江苏 常州 213001）
[课题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职校生心理与积极职业教育范式研究”（课题批准号：BJA130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得到江苏理工学院心理教育研究所资助。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5)19-0049-0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重视生命教育，这一国家教育战略层面的规定使得生命教育由“要不要开展”的理论阶段逐渐转向“如何开展”的实践探索阶段。近年来，生命教育在江苏、上海、湖北、辽宁、黑龙江、云南等地得到积极实施，但在实践过程中也面临诸多的困境，需要从全新的积极视角重新认识和建构职校生生命教育。
一、消极倾向：职校生生命教育实践的现实困境
（一）功利化的教育目的使职校生生命教育停留在乌托邦状态
受“何以为生”的功利化教育观念影响，职业教育工作者虽然知道生命教育对职校生生命成长的重要意义，但出于现实的考量，他们还是将知识技能的掌握作为职业教育的首要目的。因为学业、技能、就业是可以量化的指标，也是教育主管部门、社会、家长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显性因素。虽然近年来职校生自杀、校园暴力、吸毒、厌学等现象屡见不鲜，但一些职业教育工作者认为只要强化教育管理，上述现象就能避免，生命教育充其量只是锦上添花的点缀。这种功利化的心态和侥幸心理忽视了职校生生命成长和发展的基本诉求，使生命教育很难在职业学校推广。
（二）问题化的教育模式使职校生生命教育沦为工具性教育
生命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大多源于应对青少年自杀、伤害他人及对异类生命的伤害等危机事件。这种取向的生命教育模式主要指向生命自身的安全和他人生命的安全，把保护生命、尊重生命作为教育的重点，试图通过开展安全教育、预防教育、预防艾滋病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矫正青少年存在的各种生命问题，达到帮助青少年保护生命、珍惜生命的目的。不过，一些职业院校采取的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矫正教育模式，使得生命教育停留在珍惜生命、预防自杀的消极层面，大多仅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忽视了生命教育更为重要的激扬生命，使人活得有尊严、有价值的使命，使生命教育成为失去内在价值的工具性教育。
（三）同质化的教育内容使职校生生命教育有名无实
国内生命教育仍处在起步阶段，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层面都不够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职校简单移植套用中学生或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内容进行职校生生命教育。虽然不同教育对象的生命教育在内容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职校生明确的职业定向性使其具有特定的心理和生命特征。与普通高中学生相比，职校生会更多地思考“我是谁”和“我将走向何方”等人生课题，在考虑未来发展及人生抉择时更具现实性；在对社会、他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上，他们易出现困惑、苦闷和焦虑，对家长、老师的管教表现出较普遍的逆反心理和行为；在情绪情感方面，不少职校生存在比较突出的自卑心理，容易给自己贴上“失败者”“淘汰者”“低能儿”“边缘人”的标签。职校生这些特有的心理和生命诉求，需要生命教育给予深切的回应与观照，而同质化的教育内容遮蔽了职校生独有的生命诉求。
二、积极范式：职校生生命教育的科学建构
（一）积极心理学视角：职校生生命教育的基本内涵
积极心理学主张心理学的研究要以人实际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美德和善为出发点，用积极的心态对人的心理现象做出新的解读，寻找其规律，从而激发人自身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并利用这些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来帮助普通人或具有一定天赋的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潜力并获得幸福生活。积极心理学关于人的积极力量和品质的研究，为现代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和积极因素。
积极心理学取向的职校生生命教育是立足于职校生生命的基本诉求，应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出发，充分借鉴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激发职校生的积极生命体验，挖掘、培养职校生的积极生命品质，建构积极的生命关系，追寻积极的生命意义，以实现知识技能掌握与人生幸福追求双赢的教育。
1．积极心理学取向的生命教育是生命教育与积极心理学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是源于生命教育与积极心理学在促进生命成长和发展方面共同的追求——幸福和丰盈的人生，在这一共同目标下，生命教育涵盖了更广的内容，而积极心理学提供了更有效的实现路径。
2.积极心理学取向的职校生生命教育是其他取向生命教育的有益补充。积极心理学取向并不排斥健康、伦理、社会、生死等取向的生命教育内容。当下，职校生确实存在着生命意识淡薄、生命观念扭曲、生命意义虚无等问题，需要对其进行保护生命、珍惜生命、提高生存技能的教育。积极心理学取向的生命教育从积极情绪体验、积极生命品质培养、积极生命关系建构等方面人手，更能激发职校生的积极力量，满足职校生的心理需求和生命诉求。
3．积极心理学取向的职校生生命教育是一种既教人“何以为生”，又教人“为何而生”的双赢教育。积极心理学在教育领域的实践表明，积极情绪能产生更为全面的注意力、更加积极的思维，积极生命品质的培养和自身突出优势的发挥能带给学生更多的成就感、意义感、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意义感反过来又能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这种双赢的教育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优势，营造和谐的师生关系，甚至可能带来职业学校精神面貌的彻底改变。
（二）职校生积极生命教育的核心内容
积极心理学取向的职校生生命教育更强调从积极的视角对学生进行积极力量的培养与挖掘。
1．积极的生命情感教育。积极的情感是个体在内外事物的影响之下而感受到快乐的、积极向上的情绪。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积极情绪能促使个体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使认知更全面、准确，特别是能产生一些创造性或创新性的思想和行为，而且这些思想和行为也更容易迁移到生活的其他方面。积极情绪可以扩展并建构人的智力、社会和身体资源，积极情绪的累积可以成为人们抵抗挫折与不幸的心理资本。面对职校生积极情绪体验的严重缺乏，积极的生命情感教育迫在眉睫，这也是生命教育最有效的切入点。
2．积极的生命品质教育。人性的积极品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更有助于人类深刻地理解自己。长期以来，受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职业学校注重学生知识和技能的习得，而忽视了积极生命品质的培养与发现。积极心理学家用科学的方法归纳出各种不同文化都推崇的6种美德：智慧与知识、仁爱、正义、勇气、节制、精神卓越，并提出了拥有上述美德需要具备的创造性、勇敢、感恩等24种积极生命品质。这些积极生命品质的建构可以通过有效的教育来增强，但更为重要的是发现学生的积极品质，并在每天的生活中发挥这些品质。
3．积极的生命关系教育。人的生命与周围的事物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与周遭生命、所处环境的共在。这种共在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多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际关系良好的人更能积极地认识自我、接纳自我，也更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快乐与幸福，倾向于为他人与社会奉献爱心，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反观当下的职校生，或多或少存在着生命关系紧张的状态。因此，对职校生进行积极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物我关系的教育应该成为生命教育的重要内容。
4．积极的生命意义教育。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以价值、意义和目标作为归宿。人之为“人”的本质，应该说就是一种意义性存在、价值性实体。人的生存和生活如果失去意义的引导，成为“无意义的存在”，那就与动物没有两样，这是人们不堪忍受的。积极心理学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可以实现高远目的和生命意义的可靠之路一那就是追求幸福。积极心理学大师塞利格曼指出，幸福不在遥远的未来，幸福不只是愉悦，幸福来自每一天应用你的突出优势（积极的生命品质），并将优势用于增长知识、力量和美德，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盈蓬勃。积极的生命意义教育可以引导学生体会到生命的真正含义，进而拥有乐观幸福的人生。
（三）职校生积极生命教育的实践策略
积极心理学取向的职校生生命教育既是一种积极的生命教育理念，更是一种积极的生命教育实践。它更注重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全方位的过程、全员化的投入来改善职校生的生命状态，激发职校生的生命活力，提升职校生的生命质量。
1．树立积极生命教育的现念。积极心理学取向的生命教育要求职业教育工作者改变过于关注知识技能掌握的传统理念，树立以人为本、育人至上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不仅让学生掌握知识技能，更让学生活出生命的精彩。具体来说，就是要从发现、矫正学生生命问题为主导的观念，转向挖掘、培养学生积极生命力量的新理念。坚持积极的教育价值观，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有无限的生命潜能，每一位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突出优势，并且可以通过发挥和加强优势，增进生命积极品质。即使面对学生出现的生命问题，教师也应该以积极的视角、发展的眼光，予以正确引导。
2．开设校本化的积极生命教育模块课程。积极心理学取向的生命教育需要专门化的课程来实施与支撑。根据积极生命教育的核心内容，可开设积极情绪、积极品质、积极关系、积极意义等专题模块课程。这些课程需要职业教育工作者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对积极心理学的方法进行改造和改组，变成校本化的生命专题课程。例如，可通过每晚临睡前写下当天的三件好事、感恩、宽恕等练习，培养学生的积极情绪体验；通过寻找和运用自身突出优势练习，培养学生的积极品质；通过沉浸体验练习，引导学生发挥优势专注地做事情，体验成功后的满足感；通过积极主动回应练习，培养学生积极的人际交往能力；通过对不好的事情进行反驳，培养学生乐观的解释风格，形成乐观的人格；等等。这些模块课程都可以借鉴和运用积极心理学经过反复验证的各种量表，通过前后测验让学生感受积极的生命力量。
3．在职校生活中全方位嵌入积极生命教育。生命教育要取得实效，还要在学校生活中进行全方位的渗透。例如，可以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各种问题，找出不好事情的积极方面，培养学生的乐观品质；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课引导学生寻找自己和同学的优点，进行积极地评价；通过德育课认识生命的积极力量，讨论生命的意义，如何活出生命的精彩；通过开展各类积极生命品质最突出人物评选等校园文化活动，发挥榜样的引领与示范作用；通过开展关爱孤寡老人、关注留守儿童等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体验生命的艰辛与美好，激发积极力量。
4．提升职校教师的积极生命素养。不管是开设生命教育专门课程，还是在教育教学中渗透积极生命教育，都需要教师掌握积极生命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教师自身的情绪、状态以及教学方法都能够影响学生们的整体学习氛围。因此，要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和力量，首先要提升教师的积极生命素养。积极心理学取向的生命教育要求教师无条件地接纳学生，用欣赏的眼光和态度去发现学生积极的品质及优势。同时，也要求教师改变自己的认知风格，增强积极的情绪体验，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工作、学生和家庭，进而增强自身的积极能量。
5．拓展积极生命教育的网络平台。今天的职校生置身于信息高度发达、价值多元的网络时代，网络已经成为职校生的一种生活方式。积极心理学取向的生命教育不能回避这一现状，而是要积极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的优势开展生命教育。如学校可以开通官方微博，宣传积极生命教育的理念、知识、方法；教师可以通过创建博客、微博，与学生分享生命经验与体会，坦诚地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教育管理者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向学生推送积极生命的练习方法和案例，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积极的生命教育。此外，还可以开发积极生命教育的应用软件、游戏等，引导学生在有趣的网络文化与活动氛围中进行生命教育的自我学习、体验与感悟。
研究证实，在积极、和谐的氛围中，学生更有可能拥有积极的情绪和乐观向上的品质。积极心理学取向的职校生生命教育，需要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教育支持与合作体系，来推动积极生命教育范式的科学建构与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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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苑小学2000年起在校园设立“悄悄话信箱”，学生在学习和人际等方面遇到困惑，都可以通过这个心灵沟通的绿色通道向信任的老师一吐心曲。近年来“悄悄话信箱”来信调查显示，很多孩子表现出缺乏自尊自信、挫折耐受力低、同伴和亲子关系紧张等问题。多年的教育实践让我们相信，塑造学生阳光心态比培养“神童”更重要，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才是教育的根本意义。为此我校将生命教育理念落实到方方面面，提出要培养学生具有“大气、雅气、灵气、朝气”的精神面貌，在行为上做到“出言有训、眼中有活、行之有范、心中有人”，并以增强学生心理弹性为切入点，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心理弹性指个体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表现出的良好适应过程，学生具有较强心理弹性意味着具有能够从困难经历中“恢复过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学生能够拥有高品质生命的表现。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弹性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中介作用的是内部和外部“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就是能减轻不利处境对儿童消极影响的因素，它与危险因素是相对的。这些保护性因素既可以是个体外部的因素（如同伴、亲子关系等），也可以是个体本身的一些特点（如自尊、自我效能感等）。为进一步提升小学生生命品质，我校针对心理弹性的内部保护性因素，开展了校园心理剧活动，在角色扮演和参与交流中体验生命的意义。针对心理弹性的外部保护因素，我校开展了增进亲子关系的家庭心语活动，在小学生与重要他人的互动中体验生命的价值和乐趣。
二、校园心理剧：增强小学生心理弹性的内部保护因素
研究者发现，心理弹性强的儿童具有四个特征。首先，他们更加积极地面对问题，更多采用积极的问题解决策略，这会产生正面反馈并提高青少年的自尊和自信；其次，他们常具有乐观的性格，能获得他们的积极关注，经常与自己成长的重要成人有紧密联系；第三，他们能够接受和应对生活和学习中的挑战，甚至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向着即定目标前进；最后，他们对生活有一种控制感，相信生活有意义并且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具有这样良好心理弹性的青少年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意义，珍惜、热爱和尊重生命。为此我们开展了校园心理剧活动，通过小学生扮演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角色，在角色扮演、参与感悟、讨论交流中，互相启发互相支持，更加深入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他人感受，获得处理问题的方法并加以练习，增强心理弹性。
我们的校园心理剧基本模式确定为暖身――表演――分享――实践四个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研究，我们摸索出开展校园心理剧必须遵循的规则，包括引领者和剧组成员地位平等；引领者要有能力把握情景剧的主题、控制其进程，并能及时对参演者点拨；氛围宽松，给参演者一个宽敞、自由的活动空间；以学生的自主活动为主，活动过程要伴随解决问题（即注重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实际体验和发展程度）；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评价标准的多元以及评价形式的多元。为提高教师开展校园心理剧的能力，研究选派教师积极参加省、市级专业学习，组织全体人员开展讨论，分头策划、组织、编排富有本班特点的校园心理剧。每周固定时间进行讨论、分析，再实施。活动安排一般在班队课或晨间谈话时段。
为加强校园心理剧的实效性，研究采用教师和学生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使心理剧围绕生命教育主题，针对心理弹性。学校情景剧开设的主要目的是给学生练习、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机会，引导、鼓励学生觉察自己，从而培养学生符合自己或别人需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方法上重过程，重方法，开展教师剧本创作与学生表现评优相结合；即时评价与剧后评价相结合。
三、心语时刻：增强小学生心理弹性的外部保护因素
开展小学生生命教育，除了要增强小学生心理弹性内部保护因素，我们也不能忽略外部保护因素，家庭就是关键方面。很多研究表明，良好的教养环境有利于儿童的成长，父母应该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并很好地照料他；同时给予孩子适当的正面期望，而且当小学生完成这些期望时，家长能提供需要的帮助，对于增强儿童心理弹性也影响深远。为此我们开展了增强小学生心理弹性外部保护因素的心语时刻活动，实现家庭教育从“听话”到“对话”的关系转变，确立民主、平等的亲子关系。
针对众多家庭亲子教育内容随意、形式无序的现象，学校开通各种培训渠道提高家长的亲职能力，依托家长委员会创设“心语时刻”活动。我们根据小学生心理特点，分低、中、高三个年段确定对话主题，给家长在亲子对话内容上提供选择。家长可根据参考主题开展亲子对话。我们在和家长交流中制定了亲子沟通的原则，包括①积极倾听，观察体验。让孩子说话，当孩子在讲话时，不要轻易插嘴，让孩子知道你了解他的说话内容；②适当回应，学会接纳。孩子讲话时不能随意打岔，多用姿态语言，通过点头、拍拍肩膀、眼神等“行为语言”，表示接纳、尊重、关怀，营造宽松对话氛围；③因势利导，等待感悟。亲子对话，要合理找时间并注意场合，既不能随心所欲，避免“词不达意”，更不能一味表达自己的情绪观点，减少“唠叨”。在具体实施时，我们要求家庭每天建立固定“心语”时间，可以是运动或散步、睡前、游戏、亲子阅读、接送孩子途中等。发起谈话时，态度上应该轻松自在，减轻孩子压力，通过天气、新闻等创设轻松、民主的氛围之后，打开孩子的话匣子。与孩子交流的过程是一个有目的、有策略的推进过程。家长要说出孩子的感受，并用积极准确，符合孩子语言特点的话进行总结。谈话结束前，用“我相信你，你一定能做到。”等语言，或笑容和肢体语言鼓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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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激发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激发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心，是振兴中华的重要精神因素。在教学过程中，讲述科学家的真实故事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时机。童第周生前曾经担任动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是我国优秀的教育家、著名的生物学家。1930年，怀揣梦想的童第周远度重洋，来到北欧一座美丽的城市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寒尔。在那里，童第周跟随欧洲著名生物学家勃朗歇尔教授，研究胚胎学。经过不懈努力，童第周在显微镜下成功地剥离了青蛙卵的卵膜，这是他的导师勃朗歇尔教授几年来专注研究，但一直没有成功的课题。童第周在青蛙卵膜剥离技术上的成功，震动了欧洲的生物界，童第周高质量地完成了学业。1937年爆发，深爱着自己祖国的童第周谢绝了国外专家和同学们的挽留，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像童第周这样的科学家有很多，他们的一腔爱国之心令人敬佩，他们做出的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无不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光荣。这些知识可使学生感受到祖国的可爱和伟大，进而激发他们热爱祖国之情，从心底里涌出民族自豪感和光荣感。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的人生理想。
1.2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世界上最快乐的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理想和信念可指引人生的奋斗目标，提供人生的前进动力，提高人生的精神境界；引导大学生做什么人、走什么路、为什么学。作为生物学科的教师，可利用生命科学史的优势教育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确立远大的人生目标，并予以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实现人生价值。英国博物学家查理罗伯特•达尔文是一个从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的人。在他9岁时，就已经有了一个远大的理想，他对父亲说：将来我要环游世界，进行实地考察，去发现世界上未被人类发现的奥秘。但达尔文在父亲的安排下，不得已去学习医学及神学，可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他于1831年放弃神学，随“贝格尔”号做了历时五年的环球航行考察，期间历尽了无数的艰难与险阻，在动植物和地质等方面收集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长达20多年的不懈努力，最终于1859年完成和出版了震惊世界的巨著《物种起源》。此时可针对个别学生由于觉得学习太艰苦而出现松懈的现象，教育学生要像达尔文那样树立远大理想，还要具有为理想奋斗不息的坚强毅力，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暂时的困难和挫折所折服，才会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战胜一切困难和压力，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
1.3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和承受挫折的能力古人云：“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科学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记载科学家为科学的发展而不屈不挠奋斗的工作历史。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的研究历程，揭示了遗传学的两大基本规律。整整8年的苦心钻研，发现并揭示出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然而，孟德尔的研究成果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35年后，另外三位植物学家分别在各自的研究中证实了当年孟德尔提出的遗传学的两大基本规律。这时孟德尔的研究成果才受到科学界的重视和公认，致使遗传学的研究从此快速发展起来。孟德尔的工作如此长久地被人忽视而默默无闻，最终获得辉煌成就的经历是震撼人心的。以此可教育学生“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成长的道路上要树立坚定的信心、要努力加强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并引导学生在遇到挫折时学会合理地认识挫折，正确地对待挫折，教育学生在挫折面前不气馁、不妥协、不对人生和社会失去信心。
1.4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团结合作精神也显得更加重要。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帮助。科学上的每一项重大突破，大多是团结合作的产物。沃森和克里克成功的原因之一应归因于他们的特殊结合，两人相互补充、相互批评以及相互激发出对方的灵感。沃森和克里克阐明了DNA的立体结构，这被欢呼为是二十世纪生物学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其程度可媲美于前一世纪的达尔文和孟德尔的成就。他们在科学研究上可谓是一对最佳搭档，沃森在以噬菌体为实验材料的研究中具有独到见解，却对数学、物理学感到难以驾驭，而克里克则精通这些被沃森视之为有点难度的学科。两个人的性格也截然相反，沃森是个孤独、文静、具有内向性格的人，相反，克里克则以大声谈话和纵情欢笑而为人所熟知。他俩的合作是生物学与物理学互补的最佳典范，也表现出了团队成员之间相互配合的重要。沃森和克里克认为如果没有与对方的合作，他们自己是不能够单独发现DNA的结构的。作为当代大学生，要成就一番事业就一定要有团结协作的精神。
2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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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语文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诚信的教育
过去人们之间相互信任，而如今，再亲近的人之间也相互提防，光怕上当，殊不知那些传销人员不就都是从自己身边的好友骗起的吗？因此，我认为在小学阶段开始就对学生进行诚信美德教育十分重要。由于小学生的感性特点，我们在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时，可以用讲故事的手法，比如，讲诚信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时就可以应用曾子杀猪的故事。故事说的是，曾子的媳妇要去赶集，儿子也要跟着，为了不让儿子跟着，就跟儿子说回来给儿子炖肉吃。结果赶集回来的她，发现曾子正要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宰杀，并想阻止曾子。曾子对她说，你不是答应了回来要给儿子炖肉吃吗？媳妇说，那不是说着玩的吗，你还当真了。曾子说，那当然，面对孩子，我们大人一定要说到做到，否则，以后孩子又怎能相信我们呢？听了这则故事后，学生都非常震撼，认为曾子做得非常对。我又问学生，在我们的生活中，父母是不是也曾经这样跟我们轻易许诺过呢？很多孩子回答：是。但父母事后遵守承诺的没有几个，可见诚信品质的养成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家长要做好榜样，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边人的榜样力量更是无穷的。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为什么我们有的孩子爱撒谎，问题不在孩子身上，而是出在家长身上，家长诺尔不践的言行给孩子树立坏的榜样，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在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时，家庭必须和学校形成合力，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试想，学校的教育再成功，到了家里，学生感受到完全相反的氛围，我们的教育也会失败。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进行尊重教育
人人都有获得他人尊重的愿望，在与人交往中，我们既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又要体谅到他人也有获得尊重的需要，从而做到自觉尊重他人，从而获得他人对自己的尊重，一个事事、处处以自己为中心的人，是不会受到他人欢迎的。对学生进行尊重教育，从平等教育开始。我们要告诉学生，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是平等的，不存在任何高低贵贱之分，不论你的身份如何、财富如何、地位如何，我们都要平等地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不可否认，在我们的社会上，在我们的周围，还有一些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人，不能平等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对待身份比自己特殊，地位比自己高，财富比自己多的人奴颜婢膝，对不如自己的人，则高高在上，实际上这对子女教育十分不利。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挣钱养活自己，就没有什么可以自卑的。所有的不同的工作只是社会的分工不同而已，并无高低贵贱之别。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到对他人的尊重。对学生进行尊重教育，需要引导学生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老师、同学、家长和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有的学生见到环卫工人，捂着鼻子走，这就是对环卫工人的不尊重，试想，没有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我们的城市怎么能有如此洁净，我们的生活怎么能如此美好？另外，尊重他人需要尊重他人的劳动。在学校里，认真听老师讲课，就是尊重老师的劳动，相反，老师上课讲课，自己在下边搞些小动作，就是对老师的不尊重。课堂上，其他同学认真回答老师的问题，我们认真听，就是给予同学们的尊重，相反，我们不认真听，就是对同学的不尊重。在家里，对父母的辛勤付出，我们也要表示感谢，否则，就是对父母劳动的不尊重。同样在社会上，我们乱扔垃圾，不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就是对整个环卫工人群体劳动的不尊重。尊重他人就要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人人都享有受到他人尊重的最起码的权利，对于他人人格的尊重是最基本的。因此，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侮辱他人，不能谩骂他人，不能无中生有中伤他人，这都是对他人人格尊严的尊重。对学生进行文明礼仪教育，除了以上两点外，我们还要教育学生学会用文明礼貌用语，比如，得到别人的帮助，要记得说声“谢谢”，给别人造成不便，要记得说声“抱歉”，跟人分手，要记得说声“再见”，等等。这些文明用语的使用，将会使人际关系更和谐。牢记以上这些，我们才能成为文明的人，才能成为广受欢迎的人。
作者：崔广洲 单位：大城县旺村镇子牙中心小学
篇10
文明礼仪教育是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仪是道德意识、道德信念、道德情感等精神内涵的外化的产物。大学生只有对礼仪形成正确的认识，深刻理解礼仪内涵，才能产生积极的道德情感，养成正确的道德判断能力。日常生活中，大学生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都能反映出大学生的基本道德素养，体现德育的基本要素。文明礼仪教育不仅能规范大学生的自身行为，还有利于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从而能有效弥补道德教育之不足，使道德教育更加坚实可靠，丰富厚实。文明礼仪教育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力。通过加强文明礼仪教育，大学生能自觉地在社交等公共活动中使用文明用语，主动关心他人，尊重他人。这有助于形成和谐融洽的氛围，从而使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其身心发展。大学生个人的思想修养和文明程度，会从其社会交往时的言谈、举止、仪表和服饰中反映出来，因此，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大学生如能掌握基本的文明礼仪知识规范，基本的交往技巧，遵循平等友爱、诚信真挚等原则，就能很快与交往对象建立起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内化并践行社交礼仪的基本规范，灵活运用人际交往的技巧，大学生就能很快与他人产生共鸣，更好地被别人所接受。因此，接受良好的文明礼仪教育，能帮助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赢得友谊，树立自信，从而使其更好地走向社会，适应社会，走向成功。文明礼仪教育能提升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文明礼仪教育是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能够反映一个学校的精神面貌，更能引领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高校文明礼仪教育的前提是让大学生认识到文明礼仪的重要性。通过文明礼仪教育，大学生能自觉践行文明礼仪规范，争当学礼仪、重礼仪、行礼仪的模范。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提高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和谐。
二、大学生文明礼仪行为缺失现状
当前，以独生子女为主的家庭教育方式和传统教育模式，已经难以适应与时俱进的形势发展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致使部分大学生出现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社会责任感缺乏、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这些问题具体到文明礼仪层面，则是大学校园中存在着的大学生不知礼、不懂礼、不守礼等不文明行为。这与大学校园整体的精神文明建设极不和谐。笔者在某高校开展过针对大学生礼仪行为的相关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日常行为中的文明礼仪缺失令人担忧。调查问卷中有一项为“你认为大学生（包括你自己）的礼仪表现状况如何”，结果显示，有近六成的大学生认为一般，37％的大学生回答“因人而异”，仅有3％的大学生对此表示乐观。此外，笔者还针对大学一年级30名新生展开了随机走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22名大学生认为室友间相互态度冷漠，有7名大学生表示室友间彼此态度一般，仅有3名大学生认为室友“极其热情”。由此可见，大学生知行脱节，人际关系相对冷漠，文明礼仪教育缺失现象严重。虽历经多年的学习教育，但大学生有关礼仪的基本常识、主观愿望与礼仪动机、外化行为相脱节，知礼而不会行礼。大学生基本礼仪的缺失，不仅影响到大学生个人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形象的树立，在一定程度上，更反映出现有教育对于文明礼仪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教育的内容形式急需拓宽。身为高知分子的代表，大学生理应体现出优雅的谈吐，文明的素养，但由于家庭文明礼仪教育的偏颇，社会文明礼仪教育的错位，学校文明礼仪教育的弱化，大学生主观文明礼仪意识淡薄，加之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失礼现象屡见不鲜，部分大学生言谈不文明，脏话连篇，部分大学生情侣在公共场所举止过度亲密，部分大学生不懂尊老爱幼，不懂谦虚，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盲目追求所谓的潮流，凡此等等，均凸显出加强大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的重要性。造成大学生文明礼仪行为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高校文明礼仪教育层面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三。首先，高校对文明礼仪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部分高校没有认识到文明礼仪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文明礼仪教育只是家庭、社会的事情，由此导致对其的关注重视程度不够，开展文明礼仪教育的内容不丰富，形式单一，缺乏针对性；加上受学校主导教育意识的影响，大学生主观上对于文明礼仪教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也不足，因而难以聚焦文明礼仪教育的合力。其次，文明礼仪教育宣传不够。高校对文明礼仪教育主题宣传的力度不大，对先进典型的挖掘和宣传相对缺乏。文明礼仪教育宣传不足乃至校园文明礼仪文化的缺失，导致大学生很难形成正确的礼仪观，文明礼仪素养缺失。再次，缺乏相对完整的文明礼仪规范，对学生不良礼仪行为的教育不及时。教育部于2011年出台了《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指导纲要》，而高校层面却缺乏相对统一的文明礼仪行为规范，当大学生发生不良礼仪行为时，高校不能及时地对其加以批评和引导。此外，高校挫折教育的缺失，导致部分大学生自信心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其失礼行为。部分自信心不足的大学生大多来自于贫困家庭，他们身上背负着家庭的期望。面对未来的社会生活，他们常常因不能选择理想的职业，或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而情绪低落沮丧。家庭的重压，使他们对自我失望，甚至对未来绝望。当此之时，陷入不断的自我否定以及对未来绝望中的他们，生存尚且艰难，自然无暇顾及自己的礼仪行为，致使其失礼行为泛滥。
三、推进大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的路径
文明礼仪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更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推进大学生文明礼仪教育，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形势紧迫。高校应将加强文明礼仪教育，传承礼仪文化，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以行为养成为目标，多渠道、多途径、多角度构建大学生文明礼仪教育体系，为大学生成为一个文明的高尚的人铺平道路。文明礼仪教育应系统全面，致力于在校园内营造良好的文明礼仪氛围。要达到这一目标，仅靠一门文明礼仪教育课程，一次文明礼仪教育讲座，一次文明礼仪教育活动，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构建一个由课程教育、礼仪文化主题教育、校园文化熏陶及社会礼仪践行所组成的完整的教育体系，以此完成和实现文明礼仪教育目标。高校要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文明礼仪基本理论和具体规范教育，把文明礼仪教育列入德育教育的重要范畴之中，把文明礼仪教育内容纳入《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课之中，或开设专门的《大学生礼仪修养》课，从最基本的文明礼仪规范入手，在教会大学生如何规范自身行为，塑造良好的仪表形象的同时，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进而使其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以达到文明礼仪教育与思想道德修养的有机结合。积极向上的心态，是使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的重要保障。要消除外部环境对大学生心理、身体和个性发展的负面影响，高校就必须在加强学生思想教育的同时，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礼仪文化氛围，以全方位促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指出的是，高校文明礼仪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金玉其外的表层上，要及时制定大学生校园文明礼仪修养条例等规章制度，通过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加强礼仪修养，使其克服自身的不良习惯，逐步提高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校园礼仪文化氛围。文明礼仪教育应因地制宜，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良好的道德品质，体现在思想与行为的高度统一上，为此，高校文明礼仪教育需要搭建一座联通学生的桥梁，以提升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再仅仅停留在知识和技能层面，道德品质、诚信观、礼仪行为、价值观、创新能力等等，都是人们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大学生只有真正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了解社会渴求文明礼仪的现状，才能更好地养成文明礼仪行为，提升自我的礼仪修养。对此，学校应不断拓宽文明礼仪教育的形式，让大学生在亲身领会文明礼仪重要性的同时，亲自参与文明社会的构建，将个人的人生目标与日常的学习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从个人文明礼仪行为做起。文明礼仪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联系，有助于学生在客观上更好地认识自我，不断地提升学生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