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监督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审判监督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年来，法律各界对审判监督工作中的问题及改革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改革实践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探讨和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审判监督改革既是一种工作层面上的改革，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不管是工作改革还是制度改革，须以具体的司法实践为基础，而现今的改革研究往往囿于单纯的理论思考或制度借鉴，如何从操作层面上探寻对审判监督工作及制度的改革路径，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进一步思考及行动的目标。基于此，本文试图立足于审判监督工作实际，从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出发，对现有制度框架下的工作改革以及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作一些探讨。

一、审判监督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由于法律对审监程序的规范比较少，审判监督庭成立时间比较短，与审监制度相关的各种关系尚未理顺，审监制度本身及改革的定位也未明确，加之审判监督工作承载的法律、社会及政治责任又比较重，其在整个法院审判工作中成为矛盾最为突出的部门。

（一）申诉和申请再审无序化

1、向法院申诉及申请再审的途径不通畅。

我国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但这一渠道在现实中并不通畅。如：2002年至2004年9月，浙江省全省法院决定立案复查的案件，仅占各类申诉（申请再审）案件总数的9.8％；同期全省提起再审的案件，仅占各类复查案件总数的23.1％，占申诉案件总数的2%.与此相比较，通过检察院抗诉取得再审要容易得多。如浙江省全省检察院同期的抗诉率（决定抗诉案件数／检察院当年复查案件结案数×100%）高达56.2％，比上述法院23.1%的复查再审率高出一倍多。由于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申诉）的请求不能得到很好救济，而申诉要获得成功又必须得到法院的最终支持，故而很大一部分申诉人走上了"曲线申诉"和"关系申诉"之路，向检察院、各级人大、政协、党委以及有关领导申诉，通过检察院提起抗诉、人大个案监督、党委政协转申诉材料、有关领导及各种关系打招呼等方式，要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复查或再审。

2、外部监督程序不规范。

各种外部监督促使再审的案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2002年至2004年9月，浙江省高级法院办结检察院抗诉、人大、政协、党委及其他途径要求法院复查而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占全年再审案件总数的55.6％。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是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方式，而人大、政协、党委等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虽然也可归结于广泛意义上的监督，但这些监督途径一方面不加区分地利用了宪法意义上的"申诉"，无法在诉讼法律中找到相应的适用程序，很难保障程序上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将这些部门原来的工作监督推进到个案监督，对个案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头评价，给当事人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助长了申诉人对待申诉权"无限化"的倾向，与诉讼法上申请再审权的有限性特征相违背[01]，同时也破坏了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基本配置，损害了司法机关乃至整个国家机关体系的权威形象，最终不利于司法公正。

3、复查程序不透明。

我国诉讼法律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但对法院如何审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没有具体规定。如今审监实务中的复查程序，在诉讼法律中没有涉及，申诉复查案件的审理长期处于一种没有具体程序规范约束的状态。当事人既未能规范化地参与到复查程序中去，也很难通过正当途径了解复查的过程，故而受到了诸多质疑[02].为了更好地保障申请再审人及对方当事人的诉辩权利，并尽可能地使复查程序透明化，近年来许多法院试行"听证"程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该程序本身并无法律规范约束，法院的职权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均无明确界定，故其对复查程序公正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4、提起再审的标准不明确。

调查发现，对于提起再审的标准，普遍反映在实务中难以掌握。形成这一状况，首先是因为法律标准本身不明确。我国法律对再审事由的规定[03]相当概括而不确定，法律规定的"确有错误"概念模糊不清，而且对"新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等等均未予以具体界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10日颁发的《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虽对应当再审的情形作了一些规定，但仍不够具体和明确，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其次，社会标准和政治标准的掺入也成为司法实务中无法忽视的方面。由于法律标准本身并不明确，就为其他标准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社会公众对裁判"确有错误"的理解，往往仅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其对事物的个性化判断，不考虑司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为了达到其申诉目的，经常借助新闻媒体等舆论力量以及种种非正常手段对法院施压。[04]另一方面，法院对提起再审实务的把握，也未能为社会提供确定的标准和界限。而且审判监督作为司法制度之一，它是存在于司法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大背景之内的，法律规定本身以及实际运行均能够说明，审判监督在某种程度上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因而政治标准必然紧密地融入了审判监督司法实务。

5、"人人都可申诉却又申诉难"的局面。

由于法律对再审事由的规定过于宽泛和原则，申诉的途径并不局限于法院和检察院，在实务中也很难对申请再审时限按照法律规定的两年予以严格贯彻，因而申诉权在法律上和实践上都被泛化和无限化了。申诉人基于其对终审判决的不信任感，为了获得其内心认为的"公正"，可以相当随意地提出申诉。如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2003年审结一审案件603537件，审结二审案件40065件，而全省法院收到申诉来信也有57811件次，接待申诉来访13396人次。由于法院对申请再审（申诉）的复查极为严格，申诉人获得再审的比例极低。而提起再审标准的不明确，又可能使法院对提起再审的权力行使存在任意性和随机性，未必严格依据对原审裁判的评价决定是否提起再审，再审资源分配不公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诸种原因导致了"申诉难"的局面。

（二）审判监督程序操作困难

1、缺乏独立的再审诉讼程序规范。

审判监督庭的业务涵括了民事、刑事、行政等各个诉讼领域，相对于一、二审程序，再审的启动和审理程序亦有其独特性。审判监督工作所涉及的工作内容的广泛性与特殊性，足以要求国家法律对审判监督程序构建一个独立而完备的体系。然而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却相当简略，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设置一审程序条文为39条，而规定审判监督程序的条文仅为12条，尤其在程序操作上，缺乏独立的再审程序规范，大部分是参照一、二审来处理的。我国现行法律对审判监督程序规定得过于简单化，致使司法实践在很多方面无规可循。比如：再审当事人如何列明、再审（尤其是抗诉）庭审程序如何操作、抗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如何、再审中的主体变化如何处理、再审审理的结果有哪些，这些重大程序问题法律均未予以明确。

2、程序运行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有错误"造成的混乱。现行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其落脚点在于"确有错误"[05]，因而对经复查提起再审的案件，其前提是已经认定原生效判决"确有错误".为适应上述法律规定，体现出对裁判是否正确判断的慎重性，司法实务中的复查程序实际上是一个实体审查程序，因此复查程序所得出"确有错误"的结论，是一种实体性判断。而复查程序得出的结论很容易与再审的结果产生矛盾。如果复查程序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经再审审理却认为原判是正确的，并予以维持，那么就会导致当事人认知上的混乱，这样既不利于服判息诉，也削弱了法院裁判的权威性。

（2）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矛盾重重。主要表现在：一是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行政诉讼，打破了民行诉讼中原告、被告、法院平衡稳定的三角关系，检察院的地位难以摆正，给整个程序的运行带来诸多困难[06]；二是检察机关在抗诉中强化其作为与法院同等评价力的司法机关地位，对个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强调其独立性，造成了当事人认识上的混乱，增加了法院息诉服判工作的难度；三是这一监督方式在近年来有逐步加强之势，抗诉再审的增加致使诉讼成本的攀升。然而抗诉再审案件的改判率并不高。如2002年至2004年9月份，浙江省全省法院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改判率平均仅为21.5％。可见，频繁启动这一监督程序并不符合诉讼以及监督上的经济原则。

3、复查和再审管辖不科学。

我国法律没有对申诉人应当向哪一级法院申诉，申诉复查案件以及再审案件应当由哪一级法院管辖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申诉人首先向原审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只有原审法院作出复查或再审决定后，上级法院才对申请再审案件予以受理。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六条规定："申请再审或申诉一般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民事案件，一般应当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再审".上述程序设置要求法院对自己作出的生效裁判予以重新审查，一方面，审理中较难摆脱原判的框架，另一方面，基于裁判的慎重性及法院形象的考虑，对本院案件改判程序要求较高，即使确有错误的案件，改判也很难。这种程序设置难以保障监督的效果和再审的客观公正，不尽科学。

4、程序烦琐低效。

在现行审监程序下，一个申诉案件要经过审查、复查、再审层层"把关"，又由于案件管辖上的不确定性，处理方式的多样化，有时法院在选择上，更多考虑的是处理上的方便，而忽视了诉讼的成本和当事人的讼累。于是经常发生当事人为一个案件在几级法院之间频繁来回奔波的"案件旅行"现象。比如：当事人不服判决，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诉，原审法院立案审查后驳回了申诉；当事人又向上一级法院申诉，法院立案受理后，经审查认为有一定道理，函转原审法院复查；原审法院复查后再次驳回申诉；当事人不服，向检察院申诉，检察院向上一级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审查后，函转下级法院再审。下级法院再审后认为原判正确，又维持了原判；当事人再次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诉，上级法院进行了提审，经审理认为原判漏列了当事人或认定事实不清，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审理……。上述"案件旅行"现象也反映了当前审监实务中"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的现状。

（三）审监工作体制不成熟

1、审监职责、分工混乱。

审监庭的基本工作职责是办理再审案件，但实践上各级法院审监庭还承担了其他庞杂事务。调查发现，各级法院审监庭的工作职责相当多样化，除了办理再审案件、办理申诉复查案件、案件质量评查、国家赔偿确认之外，还存在旁听庭审等审判督查、发回重审案件的审理、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接待日、上诉案件登记移送、改判案件审核及责任确认等十几种工作职能。关于审理再审案件上的分工，有的法院是"立案庭形式审查，审监庭发再审裁定并再审"，有的法院是"立案庭进行一定程度的实体审查并发再审裁定，审监庭再审"，也有的法院是"立案庭负责登记立案，复查与再审均由审监庭负责"，还有个别法院是"立案庭、审监庭对案件联合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再审，由审监庭再审".审监庭职能及部门分工的混乱，使上下级法院间的统一协调和工作指导产生了困难。

2、职能与力量不相适应。

审判监督庭的基本职能是审查已生效的裁判，这一工作本身要求审监工作人员应当具有更高的法律素养和实务经验，而实践中审监工作人员实际配备难以适应其职能需要。据调查，浙江省有54%的法院反映审监工作人员太少，其中包括大部分中级法院。工作人员少的问题，在基层法院更加突出，浙江全省有35个基层法院甚至无法组成一个合议庭，占基层法院总数的39％。审监工作力量还存在配备不强的问题，审监工作人员中整体学历不高，全省大专及以下学历的占42％；年龄总体偏大，51岁以上的占39%；审监庭庭长担任院审委会委员的仅占37.3％，比例太低。审监力量上的欠缺，为"精审监"原则的贯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还有63％的法院反映领导对审监庭的工作不够重视与支持。

3、工作体制改革矛盾重重。

在以"公正与效率"为指导的审判监督改革中，如何贯彻落实"立审分立"原则，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主流观点（包括最高法院）认为：立案庭与审监庭分立，审判监督职能由两个业务庭分工行使，再审立案由立案庭负责，再审审理由审监庭负责，通过两个部门两道把关，能够保证审判监督工作更加公正。事实上，最高法院的上述设计在现实操作中弊端颇多：由于复查阶段事实上是一种实体审查，如果复查阶段的实体审查及再审案件的立案均由同一个审判庭作出，那么实际上又造成了新的立审不分；对于一个立案庭作出再审决定的案件，其在再审裁定中即已经认定"确有错误"，如果审监庭作出实体改判，那么实际上仅仅是对立案庭"确有错误"结论的确认，出个判决书而已，审监庭开庭审理的意义就值得检讨了；如果审监庭不予改判，那么同一法院对一个审监案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方面对法院自身而言是很不严肃的，也会引起法院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当事人会无所适从，可能引发新的申诉，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和服判息诉。另外，立案庭和审监庭分立后，由于基层法院的再审案件数量很少，法院不可能配备很强的审判力量，于是产生了上文提到的很多基层法院审监庭尚无法组成一个合议庭的状况。这样，基层法院的审监庭职能定位改革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二、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审判监督程序及审判监督工作中存在各种问题，均可究及根本的制度因素，审监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制度改革需要以理论与实践的长期积累为基础，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因此，探寻制度内的应对措施以及改革举措，是当前之当务之急。笔者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和建议。

（一）规范复查和再审程序，引导审判监督有序化。

1、拓宽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规范其他再审途径。

除现行法律规定的启动再审途径外，在司法实务中还存在人大查报、政协来函、党政领导交办等其他的再审案件来源。为弥补这些再审途径中存在的种种制度性缺陷，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要途径，法院启动再审、检察院抗诉为补充救济的再审启动程序制度。

首先，合理规范启动再审的途径，拓宽并使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途径得以通畅，是关键所在。应当建立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制度，对复查案件的立案标准、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审查期限及结案方式予以明文规定。其中应明确以下几方面：一是应规定不管当事人申请再审还是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均统一受两年再审时限的约束。二是应在审判监督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对确有错误、新证据、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枉法裁判等事由分别予以具体细化规定，统一适用于三种启动再审的途径中。三是应规定当事人向同一法院只能提出一次申诉或申请再审，一个法院对一个案件只能复查一次。四是规范并推广目前行之有效的申诉听证制度。这样，使当事人申请再审及对申请再审的审查均有规可循，摆脱"暗箱操作"的嫌疑，增加当事人对法院内部监督的信任，从而使法院内部监督的再审渠道得以通畅。

其次，规范其他监督途径。一是尽量缩小法院主动再审和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的范围，因司法裁判统一性的需要、发现原裁判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有利害关系案外人申诉等，应作为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的主要情形。二是应将人大查报、政协来函、党政领导交办等案件，统一归口到申请再审案件进行复查审理。凡通过有关机关转过来的申诉材料，如果当事人事先没有向法院申诉或申请再审，应当都必须到立案部门补办申诉手续，只有经审查符合复查立案条件的，才予立案。三是应与检察机关、人大、政协的机关加强联系与沟通，在审判监督工作方面达成制度性共识，使这些监督形式更好地纳入到审监程序意义上的规范化监督中来。

2、规范再审程序。

规范再审程序，首先需要规范的是抗诉案件的再审：一是应摆正抗诉机关的地位，在因当事人申诉而抗诉的案件中，除了证明其提起抗诉符合抗诉条件外，检察院仅是监督者的身份，不应过多地参与到再审诉讼过程，再审过程中不应允许检察院如诉讼一方那样与对方当事人进行诉辩活动；二是为了保障民事、行政诉讼结构的稳定性及双方当事人诉辩权利的平等性，检察院不应动用调查取证权为一方当事人调取证据，民事、行政诉讼举证权利与义务均应归于当事人，如查明证据属检察院为一方当事人所取的，再审中应不予采纳；三是由于抗诉再审案件系因检察院的抗诉而引起，故法审理抗诉案件的范围，原则上应以抗诉范围为限。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如当事人超出抗诉范围的理由确能认定原判错误时，才能采纳当事人的申诉理由予以改判。

为了进一步规范再审程序，使其易于操作，可以制定"审判监督工作细则"，对再审阶段的立案标准、管辖、审理方式、审理范围、审理程序、审理期限、改判标准等具体操作规程予以细化规定。其中应明确：第一，为了改变当前无限再审的现状，应当严格执行一个法院对一个民事、行政案件只能再审一次的规定；第二，再审案件的审理，应针对申请再审请求，在原审诉讼（公诉）请求范围内进行，不能超出原审诉讼（公诉）请求作出判决；第三，对于改判的标准，应严格予以把握。对于确实有错的案件，坚决要改；没有错的案件，坚决不能改；可改可不改，处于法官自由裁量范围内的，一般也不能改。笔者认为，对于下列案件，一般应予维持：⑴原裁判在事实认定、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瑕疵或疏漏，但原裁判结果正确或者基本正确的；⑵原裁判结果误差在法官自由裁量幅度范围内的；⑶原裁判定性有部分错误，但即使定性问题纠正后，原判结果仍在可以维持范围内的；⑷虽因有新证据提供足以原生效裁判，但该新证据是当事人在一、二审期间应当知道的或已掌握而未举证或有意不举证的；⑸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因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存在对证据判断及适用法律的不同理解导致裁判结果有差异的；⑹原裁判应一并审理，但未审理部分可以另案解决的；⑺原裁判有错引、漏引法条情况，但原裁判结果仍在可以维持范围内的；⑻原裁判有错误，但可以用其他方法补救或已无纠正必要的。

（二）科学调整审监工作分工，明确审监庭职能范围。

1、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审监工作分工。

从工作量的角度看，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的立案工作任务繁重，申诉复查及再审案件数量相对较少；而对于高级法院与最高法院而言，立案数量相对较少，申诉复查及再审案件的办案工作较为繁重。如果对于职能分工全国上下一而统之，很有可能造成全国四级法院审监办案和立案工作的同级失衡。因此，对于审判监督工作的部门分工问题，不宜搞一刀切，应当根据不同级别、不同地域法院立案及审判监督工作的不同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地确定分工状况。

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角度而言，对于审判监督工作分工，建议实行复查与再审的连续制。即立案庭负责形式审查，凡申诉（申请再审）符合形式要件的（类似于民事案件的审查），均予以立案，由审监庭负责复查和再审。这种复查与再审有效对接的连续制，既符合"立审分立"的内在精神，也能有效地避免前述种种问题的产生，既能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又能更大程度上保障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是符合审监改革方向的。

2、明确审判监督庭的职能范围。

作为审判业务庭，办理再审案件应是审监庭的第一要职，以纠错的形式维护司法公正是审监工作的核心，也是审监庭存在的价值所在。同时，在法院审判改革引向深入、内部监督机制尚未完善的当前，可以适当拓宽监督的渠道，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监督模式，即除法定再审监督职能外，审监庭其它职能的延伸，可定位在院长授权对其他审判业务庭进行管理监督。如有的法院为了强化监督及管理参谋作用，重新定位监督职能，把审监庭定位为案件再审、案件质量管理、业务指导三位一体的监督部门，并采取案件质量评查、庭审旁听、定期审监工作通报、案例分析等多种监督方式，监督的重点转向立案、收费、开庭审理、调解到裁决、执行等各个程序环节，使监督从办案结果监督向办案全过程的监督转变。这种从大审判监督的角度，对审判监督工作的探索和定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制度改革——再审之诉的构建与规范

审判监督工作实践中所反映的种种问题，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在法律制度上彻底予以修正，建立新的再审制度，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司法界的共识。审监改革走向制度改革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无法解决以下三方面根本性的问题：一是现有审监制度的制度理念是建立在"有错必纠"及强职权主义的基础之上，与现代诉讼的规律及法院的被动地位难以契合；二是现行以国家干预为基础的审监制度设计与对生效裁判异议权的当事人处分性存在强烈矛盾；三是现行审监制度未能很好地理清公民申诉权与诉讼上申请再审权的关系，也未能理清分权意义上权力监督与对具体案件司法监督之间的关系。

法院作为一个审判机关，不管在何种审判程序之下，均是作为一个被动者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法院只能是被动地行使审判权。现代诉讼理论认为，任何的诉讼权利主张及处分均应归属于诉讼权利所有者，而不能由其它主体如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来行使。建立在强职权主义基础上的现行审监制度，使法院、检察院以及其它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等，不当地介入了诉讼权利行使及处分范畴，导致审判监督程序的诉讼和审判程序性质被歪曲。故摆正相关国家机关的地位，恰当规范审判权、检察权、行政权等的行使范围，正确定位再审诉权，从而恢复审判监督程序的诉讼程序性质，是审判监督改革的关键。因此，我国的审判监督改革应使再审制度建立在诉的制度基础之上，也即以当事人积极的再审诉权和再审法院消极的裁判权为基本架构，构建再审之诉制度。再审之诉制度是依据诉讼规律而建立的规范的制度，其能够有效地运用诉的各种要素来规范"诉"和"审"两方面，从而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审监工作中诉和审的无序、无限状况。

更为具体的设想是，我国应当修改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在其中分别以再审之诉为基础设定再审程序；或者制定《再审程序法》，由于民事、刑事、行政再审之诉有其不同之处，应分成三部分分别规定。再审之诉和、上诉一样，均属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可以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因再审之诉针对的是已生效的判决，其条件应比、上诉更加严格。提起再审之诉的条件主要包括提起的主体、客体、事由、形式、期限、管辖、诉讼费等，其中，具体而明确地规定提起再审之诉的主体和事由，应是再审之诉条件的核心。再审之诉的审判通常分为两个阶段依次进行。法院受理再审之诉后，首先应审查再审之诉是否合法、再审之诉有无再审事由（即再审之诉的形式审查或再审立案审查）。形式审查认为合法且具有再审事由的，裁定提起再审。然后是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再审案件的审理与原一、二审均有所不同，应根据再审程序的自身特点设计再审审理程序。经过再审审理，如原裁判不当，可在不服的限度内撤销并作出取代原裁判的裁判；如原裁判虽然存在再审事由，但仍认为裁判正当的，则应判决驳回再审之诉的诉讼请求，维持原裁判。

注释：

[01]参见章武生：《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1期，P108；《再论申请再审制度》，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P68-74.

[02]参见郑泰安、周伟蓉：《论民事案件申请再审及申诉复查听证制度》，载《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6期，P81；张卫平：《论民事再审事由审查程序的法定化》，载《法学》2000年第2期，P18.

[03]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4、20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77条、179条、180条、18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64条。

[04]2003年度在浙江省就有两个典型案例：一个是申诉人在省政府门口喝农药自杀，要求法院依其意见改判；另一个是在法院多次根据其申诉请求改判的情况下，仍提出更高的超出法律范围的要求，长期在法院门口摆地摊，严重扰然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

篇2

论文摘要--------------------------------------------第一页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第二页

二、对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不同观点------------------第二页

三、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及不足之外----------------第四页

四、关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出路与方向----------第六页

五、改进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第八页

参考文献--------------------------------------------第十页

论文摘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审判监督程序显出了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太相适应,出现了一些弊端。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是一种特殊程序。在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亦被称为“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具有四个特征:事后性、法定性、权力性、补救性。当前,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和其他国内外诸多社会舆论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希望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能够尽快得到修正与完善。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加大了理论的研究力度,并着手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再此,就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略陈意见。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关键词:特征 观点 弊端 出路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予以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审判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审判监督程序,是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只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才能运用。困此,它是一种特殊程序。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1、事后性。裁判在未宣判和未生效之前不得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2、法定性。提出再审的理由是法定的,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民事诉讼法》第179条、180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64条所规定的几种情形,均不得提起再审。行使审判监督权的主体也是法定的,包括各级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各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上级人民检察院,除此之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

3、权力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主监督,也不同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这些监督不会必然引起法律后果,而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启动再审程序。

4、补救性。其目的是纠正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二、对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

持此观点的法学家表述的原因如下:

1、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弊端带给司法权威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破坏了司法公正的作用,即对法院工作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2、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存在表面司法裁判的无终局性,与WTO的裁判应当及时终结的理念,或者说与外国人主张裁判应有既判力的理念极不相符,故亦应予以摒弃。

3、在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法律规定,也无专门适用再审程序裁处案件的职能庭室及相应法官,因而主张取消我国的再审程序法律制度。

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必要性在于:

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比起三审终审制而言,显然要更节省司法资源,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满足司法效率的现代化要求,同时亦更为迎合中国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伸冤理念。以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并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就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而言,申诉可以说是普遍受到尊重的人权之一,

司法制度中的再审程序,不过是申诉权利于司法领域的扩张表现而已,再审程序的价值即在于此。人们不应以任何其它的理由对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横加质疑,而是应当正确面对再审程序的改革,尽快革除现行再审程序制度层面的弊端,积极推进再审改革的法律进程。 事实上,两大之中再审程序的理念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皆存在再审制度,只是不同国家再审制度的繁简,再审机构,再审名称等各不相同,但都有针对生效裁判错误给予相应救济的程序,亦即我们所说的再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在大陆法系各类诉讼法典之中,几乎皆有关于再审程序专章或专项条文明文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六编第三分编,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卷第二编,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等等,在英美法系中,虽无完整系统的再审程序,同样有关于再审制度的明文规定,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3条,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9到62条,1995年英国刑事上诉法第二部分关于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规定等。从两大法系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来看,再审制度的存在与审级的设立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日本采取的是四级三审,德国普遍法院实行的是三级三审,法国普遍法院实行的也是三级三审。美国联邦以及州法院双重系统皆采取三审终审制,但是这些国家同样存在再审制度。即使像国际法院,虽然只采取一审终审制,但也允许以发现能够影响判决的、决定性的,且在诉讼过程中不可获知的新事实,申请重新审理。

两大法系的国家,多为WTO组织的成员,裁判既判力的理念亦确实是由这些国家所提倡的,为什么两大法系下的这些国家至今仍然保留再审程序的法律制度呢?看来,以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人云亦云论调以及审级多少或者入世为由,甚至关于既判力的机械理解,来否定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树立科学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

目前,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设计的再审程序,一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即是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或不当,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使人民法院再审的提起与再审的审理集于一身,这种非常理想化的制度,实则违背了“诉审分离”的基本诉讼理念,导致纠纷的解决没有止境。另一方面就是过于偏重纠正错案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违背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一事不再审”的原则。我国三大诉讼法律中并未就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做出明文明规定,但其内容的指导思想是有错误必纠,这从相关法律条文关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当事人可以“确有错误”作为发起再审理由的规定中即可看出。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原则在审判监督工作中的作用,建立符合审判监督工作规律和特殊性的指导思想,即“强化证据意识,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正如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后,在处理申诉,再审事件时,一般不再有错必纠,以免发生歧义和误解,但再审工作必须贯彻‘有错必纠’方针在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以依据纠错替代有错必纠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三、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及不足之处:

申诉与申请再审不加区分,作为宪法保障下的公民的申诉权利在三大诉讼法中的延伸体现,便是请求再审的权利。这种权利,正如宪法所保障的其它任何公民权利一样,当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之时,定然要按照司法的特性来设计行使。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权利应不受限制的主张,既是对宪法规定法本身的曲解,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然而,长期以来的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一方面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另一方面可以申诉方式通过多种非法定渠道要求对生效裁判进行复查以及再审,对这种申诉没有申请时间等任何的限制,以致于各级法院门前时常为这引起申诉群众拥堵不堪。

职权色彩过于浓厚。这从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既可看出,原本审判疾步程序的法律价值在于回应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愿望。但是,由于现行审判监督制度下,只有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权再审权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致使当事人的申诉愿望常常被无限期搁置,申诉权大有形同虚设之感,当事人对此极不满。

有权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过于宽泛。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案件当事人(刑事案件还包括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诉和申请再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应当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据此,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再审。法律之所以规定宽泛的提起监督的主体和途径,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纠正错误,防止错案发生,实现司法公正。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督主体多、监督途径广,相应的增加了监督程序的启动频率。一个案件只要一方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满意,便会穷尽法律规定的途径,到处申诉,或自己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或向检察院申诉而抗诉启动再审,提起再审的主体和再审途径宽泛,虽然可以最大可能的纠正错案,但也“最大可能的导致了再审案件的增多,再审案件增多最直接的不良后果是导致终审不终”,影响裁判的稳定性,冲击司法权威。

引发的再审理由过笼统。确有错误是人民检察院以有。人民法院引发再审的主要法定理由,而什么是确有错误?的确很难界定。至于其它引发再审的理由,诸如主要证据不足,违反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等,司法实践中把握起来极为宽泛,缺乏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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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就要过去了，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全庭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能够带领全庭同志不断加强和改进审判作风，全面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较好地完成了上级法院和本院党组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我院审监庭一直与审判管理办公室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合署办公，全庭同志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本院的审判监督工作和全院的审判管理工作。去年，我庭被共青团徐州市委和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彰命名为市级青年文明号先进集体;今年，我庭又被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市级先进集体;被徐州市妇联授予巾帼文明岗称号，我庭的工作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年来，我和我庭的同志在坚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原则下，能够正确处理审判监督与维护司法权威的关系，严格把好案件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卡。同时在确保全院质效数据的真实、准确下，加强了指标数据的分析运用，为院长狠抓全院审判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受到领导和上级法院的肯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认真抓好政治思想学习，注重作风建设

一年来，我能够认真学习党的纲领、文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政治立场坚定。党的十七大召开后，我能够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并能够深切领会其精神内涵。平时能够认真学习和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注重提高政治思想素养。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挑战，力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突破。今年下半年，我区开展的基层执法评议工作开始以来，我能够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积极予以配合。我庭对全院的绩效考评结果在网上公布，对错案追究制度、网上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工作全面开展，使我院的审判质效每月在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全市审判质量效率指标数据排名中有所进步。

二、能够自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廉洁自律

我能够自觉遵守市中院制定的“五条禁令”、省高院制订的“六条禁令”、最高院的“十三条不准”，平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反省自己，进行自查自纠。通过教育学习和整顿，充分认识到法官应当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尚的精神情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在八小时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我能够做到能够严格自律，行为检点，谨慎出行，谨慎交友，谨慎对待律师与当事人，遵守社会公德，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清廉公正，努力树立良好形象。我和我庭人员没有贪赃枉法的案件，没有超审限的案件，没有错案的发生。

三、深化审判方式改革，提高办案水平

我能够自己并带领全庭同志认真完成领导交给我庭的各项工作,工作认真负责，严把案件质量关。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合议庭职能，强化庭审功能，使全庭的各项综合指标位于全市法院前列。近三年，我庭共受理各类申请再审、再审案件70余件，全部已审结。再审改判20余件。已审结的案件无一被发回或改判。未发生一起上访事件。由于申请再审、再审案件具有当事人矛盾尖锐、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的特点，我庭全体干警慎重审理每个申请再审、再审案件，采取调判结合的审理手段，公正及时地审理每一件案件，维护了法院裁判的即判力和法律权威性，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刘建华诉丰县凤城镇政府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再审案，由于涉案工程建于1994年，后又经多次改造，而双方当事人对工程造价存在重大争议，导致矛盾激化，原告多次上访、。为查明案件事实，确定工程原始状态，该庭审判人员前后5次下丰县调查取证。案件进入鉴定阶段后，我到工程现场主持，由鉴定机构及双方当事人对实地进行了测量，最终确定工程造价。遂作出丰县凤城镇政府给付刘建华工程款15万元的再审判决，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平息了一件老上访案件。又如在我担任审判长的陈静诉韦根离婚申请再审案中，由于原审判决对房屋分割不明，致使当事人在离婚后，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经常闹到当地的派出所，申请再审人更是以死相逼。在详细了解案情后，我耐心地对双方当事人进行疏导，并到实地进行勘验，先做通双方家人的工作，并借助双方的家人又现场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使得双方的纠纷得以化解，避免了恶性案件的发生。

在审理好每一件案件的同时，我庭还肩负着对全院已审结案件的质量评查工作。今年1-9月份，我院共审、执结案件1600余件，我庭共评查各类案件681件，约占总结案件的42.5%。重点评查12件。我庭全年共开展案件抽查活动4次、专项评查3次，法律文书专项评查1次，并对被评案件进行了等次评定。形成通报向全院公布。我还参与并组织了审判委员会成员对全院法官的庭审能力进行考评的活动，为全院的法官审判业绩考核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和材料;还积极完成了院里组织的优秀法律文书的评查评选工作。另外，我庭还建立了对二审和再审改判发回案件逐案分析制度。对改判和发回重审案件进行个案分析，并按季度以通报的形式向全院予以公布。

四、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对全院审结案件的案件质量监督评查、案件流程管理、审判质量效率指标体系、法官审判业绩考核等多方面工作，集审判、监督和管理等职能于一身。审判管理工作是由我们审监庭兼职完成。2009年，我们在司法统计、审判质效统计、“四项”案件流程管理、扎口结案等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取得了一些成绩。司法统计及审判质效统计工作中，我们确保全院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及时性，为院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上级法院提供了真实的数据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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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20__年12月至20__年11月，我科共受理各类移送案件555件897人，上期积存40件75人，退报12件39人，提级审理案件26件70人，转其他院审理7件16人（以上合计640件1097人）。其中经济案件14件14人，法纪案件2件4人，刑事案件624件1079人；受案数555件897人与上年同期541件844人相比，案件上升0.7，人数上升6.3。

提起公诉案件553件873人，与去年同期533件811人相比，案件上升3.8，人数上升7.6。提起公诉案件准确率和法定时限内结案率均达100。

不案件9件16人，退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案件36件97人（含20__年12月退补12件39人），侦查机关撤回案件9件25人，年末无积存。

在提起公诉的553件873人中，抢劫案件56件95人，与上年同期49件89人相比，案件上升14，人数上升7；盗窃案件180件285人，与上年同期165件26人相比，案件上升9，人数上升9；诈骗案件33件47人，与上年同期21件24人相比，案件上升57，人数上升96；故意伤害案件92件117人，与上年同期70件91人相比，案件上升31，人数上升29；其它案件192件329人，与上年同期224件346人相比，案件下降14，人数下降5。

20__年，出庭支持公诉277件，适用简易程序223件。法院下达判决500件794人。抗诉案件3件7人。

（二）主要作法

1、加强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把好监督关。一是加强侦查监督，对重大案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5件。本着严细认真的态度，认真审查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每一起案件。发挥主诉检察官个人和主诉检察官会议的互补性，改变公安机关案件定性错误13件，追诉漏犯5人，追诉漏罪8起，规范了意见书粘贴、卷宗装订、页号打印等常规性工作。二是加强审判监督，提出抗诉3件，均得到市检察院的支持。开辟审判监督的新领域，深挖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向自侦部门移送徇私枉法案件线索1件，有力地净化了审判环境。

2、加强青少年维权和检察改革探索工作，把好特色关。青少年维权工作是我院的一项特色性工作，我院负责__区、龙凤区、红岗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查工作。我科结合未成年人的生长发育特点，选取也二名熟悉未成年人心理、素质较高的女主诉检察官专门承办此类案件，贯彻“治病救人”的刑事政策，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例如，防止错案1件，通过骨龄鉴定，对1名未满16周岁的盗窃犯罪嫌疑人建议公安机关撤案，公安机关已采纳检察建议。对2名犯罪情节轻微的在校学生依法作出相对不决定。组织八一农大人文学院辅修法学专业的大一学生60人旁听未成年犯罪案件的审理，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在公诉改革方面，积极探索了青少年犯罪案件分案审查制度，选取了一件典型案件，将共同犯罪中的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分案、分案审理，更有利地促进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公诉科代表我院申报了国家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并顺利地被团中央、最高检等单位联合授予“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荣誉称号。

3、加强公诉科内部机制建设，把好规范关。公诉科内部工作机制进一步理顺。从细节入手，规范了受案登记、分案顺序、取保候审案件的审查期限、补查案件的收卷、律师阅卷登记、公诉案件审查报告及书的格式与编号、不案卷的装订等日常工作，使公诉工作的程序进一步规范。组织了公诉庭审观摩一次，锤炼公诉人的出庭支持公诉水平。

（三）存在的问题：

1、工作量大，人员超负荷工作。我院公诉科共有1名检察员，5名助理检察员，承担了每年500余件案件的审查工作，每年人均办案100件左右。每名主诉检察官全年平均每周就要审查二件案件，每件案件的审查时间平均只有2.5天，工作负荷是全市基层检察院最重的。

2、在出庭规范化方面，由于公诉科6名检察官，但只有1名书记员，在落实上级院要求的出庭公诉必须配备1名书记员的规定时力不从心。

二、明年工作打算

1、20__年的公诉工作要紧紧围绕省院关于基层院规范化建设分类考核标准来进行，一切工作盯着目标看、围着目标干。保证、不案件准确率达到100，杜绝无罪案件，杜绝公诉环节的超期羁押。

2、选树优秀公诉人工作要取得突破。优秀公诉人是公诉工作重要的支点，其可以起到以点代面的作用。要开创争先创优的局面，形成竞争的态势。积极提高观摩庭的数量和质量，通过开观摩庭，锤炼人员素质，将优秀公诉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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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其性质、地位和任务决定了检察机关的执法思想要立足于法律监督，并紧紧围绕法律监督去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这是检察机关执法思想的根本所在。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正和正义，强调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2003年6月份开始，全国检察机关广泛开展了“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在这种新的执法思想指导下，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必然成为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履行宪法、法律赋予职责的主要体现，符合惩治司法腐败、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因此，强化刑事诉讼监督，强化对批准逮捕决定执行的监督、侦查活动的监督、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以及强化民事行政的法律监督自然成为检察机关的核心工作。

一、明确监督职权，强化权力观念。

检察权实质就是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检察权所具有的独立性，代表了权力的国家性，接受的是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不隶属于任何一级政府，检察权这一特殊地位，标志了国家权力的性质；其二，从领导体制上也体现了检察权的国家性，宪法规定，各级检察院和专门检察属于上下级领导关系，说明检察权是统一的国家的权力；其三，法律是统一的，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法律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殊性和地域性。因此，法律的这种统一性，决定了检察权的国家性。

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主要目的就是保证国家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和正确实施。具体讲就是检察权即法律监督权的核心是通过行使国家权力，由法定的具有司法监督权的检察机关依法对各种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和执法、司法活动进行监视、察看、约束、制约、控制、检查和督促，以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维护法律的尊严。这种权力，是一种以国家权力作后盾，人民利益为根本，公正司法，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为目的的国家权力。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实质就是一种法律权威，她的国家性、公信力及人们对她的信仰决定这种权威性质，亦即通过法律监督控制权力，这是与个人权威的根本区别，也是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

二、突出监督重点，强化办案监督。

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重要的是通过办案来实现，办案是实施法律监督最有效的手段。古人云：天下之高，不难于无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完备的法律，只有通过正确有效地实施，才能发挥其作用。当前，一些司法机关办关系案、金钱案、条子案、油水案的现象时有发生，官吏腐败、司法腐败已严重地防碍了法律的正确实施。所以，在法律实施地整体运作机制中，通过依法办案，达到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特别是通过刑事及民事法律监督，达到清除司法腐败，保障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的目的，已成为当务之急。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侦查监督，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或者不诉，同时进行立案监督，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二是审判监督，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三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活动实行监督，主要是侦查贪污、渎职犯罪行为。四是监所监督，即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五是民事、行政监督。这五大职责，重点是对从事司法活动人员的监督，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司法监督权的核心内容。刑事诉讼第18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这一规定表明，检察机关直接查办上术职务犯罪案件，既是法律监督的重点，也是检察机关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司法监督权的具体表现。

既然法律监督的重点是司法监督，那么强化监督力度则是势所必然的人。强化司法监督必须通过办案来体现，只有通过强化刑事诉讼监督强化对批准逮捕决定执行的监督、侦查活动的监督、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侦查活动的监督、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等五个具体环节，同时强化民事行政的法律监督，从中发现问题，进而发现违法犯罪案件，依法该立则立，该诉则诉，该抗就抗，力争通过办案，把司法监督落到实处。

三、完善法律规则，强化程序监督

程序法的正确实施是实体法得以正确施行的先决条件和基本保障。所谓司法监督，既包括对实体法的监督，也包括对诉讼程序的监督，二者缺一不可。这里强调的注重程序，就是通过程序公正促进实体公正，程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证实体法的适用，而且还在于它通过科学的程序防止、制约司法权被滥用，赋予诉讼主体应有的权利并提供相应的保障，程序决定了法治和人治这间的界限。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执行监督权和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权。这些权力构成了检察机关对整个刑事及民事诉讼活动及法律监督。因此，要想全面、正确、及时、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就必须做到程序与实体并重。

强化程序监督，一方面要强化诉讼监督，即：加强立案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对审判活动包括一审、二审、再审、死刑复核中违反诉讼程序问题的发现和纠正；对执行刑罚监督着重依法纠正判决生效后不交付执行和不依法执行问题，依法纠正违法适用保外就医、减刑、假释的，特别是以钱抵刑的问题。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自身亦应严格按程序行使职权，以往不按程序办案引出的教训是沉痛的，当时刻记取。

强化程序监督，还需要以立法上完善法律监督的程序，应当增加监督的硬性规定，由于立法的缺陷，已造成了监督上的软弱乏力，影响了检察机关监督职能作用的发挥。刑事诉讼第87条、129条、137条、169条、181条、212条、215条、223条、224条的规定，对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监督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从实践中看，一些规定仍显硬性不足，纠正违法缺乏强制力保证，如在立案监督上，由于法律未对检察机关通知公安立案而公安机关不立案时如何采取法律措施作出硬性规定，从客观上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再如《纠正违法通知书》虽然是一种监督手段，但由于缺乏强制力的保证，监督效力显得不够。变更强制措施也带有随意性，虽然刑诉法第73条有规定，但在实践中，公安机关自行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法律监督机制上乏力，导致监督乏力。如民事、行政审判监督，虽然也有规定，但由于规定的不具体，抗诉仅仅是一种事后监督，一些必要的实质性的监督手段和保障措施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在监督程序上也不尽完善，由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监督程序上规定对于原则，使实际操作缺乏依据，尤其是在调卷、审级、期限、执行等重要环节上，检、法两家没有可供共同执行的具体而又合理的法律规定，虽然高检院制定了一些有关规则，但也是一家之意，审判机关只按审判机关的规定办，也影响了监督工作的开展。目前，一些基层院在开展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时，大多采取协调的方法，这有违立法之本意，使监督陷入讨价还价的尴尬境地。

四、理顺执法关系，强制制约监督。

检察机关与公安、法院同属于国家权力机关，均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职权，但由于分工的不同，就自然出现了既有配合，又有制约和依法监督的关系。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由于人们对这种关系认识不足，往往“重配合轻制约，重关系轻职责，重效率轻监督，”甚至一些个别领导也以“大局为重，要加强配合，注意关系”为由强调配合，把搞好关系视为公检法三家的共同要求，及至在交付审查工作报告中，涉及检察院如何监督纠正公、示一些问题的文字也被一笔勾掉，唯恐因此引起不满，影响关系，致使互相制约形同走过场，互相配合形同“合署办公”。这种以重配合重关系的执法关系，显然削弱了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并严重影响着司法公正。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基层院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和执法形势，创造了不少有利于工作开展的执法方法，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在实施新法时期，仍沿用旧的方法显然已不合时宜，且有违法法律规定，如提前介入制度等。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确定了检察机关在三大诉讼中的地位和职能，依法监督已成为依法治国、维护司法公正的法律要求。因此，那种以配合代制约、以协调统制约、以关系妨碍监督的做法应当抛弃，代之以制约监督新观念，即：制约、监督也是一种配合，而且是更积极的配合，监督不仅是发现问题，更是解决问题的新观念，配合是在制约前提下的配合，是不妨碍履行监督职权的配合，而制约也是在相互依据职权基础上的制约，这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法律原则所决定的。

五、拓宽监督方式，强化预防监督

预防监督在整个司法监督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做好预防监督，对于减少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徇私枉法，促进公正司法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人云：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至人未起人患，治未病之疾。这两句古语，均说明一个道理，即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不能独立地看待和处理案件，应坚持打击、保护、促进、服务的统一，在严格依法监督的同时，讲求监督的政策和策略，坚持社会、政治、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预防监督就是这种执法思想的具体体现。笔者所在院，在预防监督上即取得较好成果，如在辖区的监狱开展的监督岗、管教岗双岗达标联手预防活动；把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监督工作前移，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变静态监督为动态监督。在刑事立案监督中，与公安机关联合制定刑事立案监督制度，规定检察院可以到派出所了解立案和未立案情况，通知立案的案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立案，未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必须说明真正理由等。在民事、行政审判监督中，与法院联合制定了民行办案规范化制度，各司其职，解决了阅卷难和久拖不办的问题。同时在监狱、街道、乡村、学校、军队广泛开展了检务公开活动，形成了声势。这样就有效预防了司法不公等问题。

六、完善内约机制，强化自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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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第三人 救济 再审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其他救济方式的并存

（一）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第三人的其他救济方式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将第三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来理解，两类第三人基本都有自身的救济途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对诉讼标的拥有独立的请求权，那么他既可以选择在诉讼中参与进去，在诉讼终结后法律文书生效，他也可以选择另行提起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未被裁判承担民事责任时不符合启动本制度的资格，在其被裁判承担民事责任时，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依我国法律规定可以提起上诉，如果是在诉讼终结法律文书生效后才发现才会启动本诉讼制度。这种情形出现的概率也较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如果未参加诉讼，还被作为民事责任承担主体，其可以主张缺席审判的事由提起再审进行救济。 所以，第三人存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之外的救济方式。在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经进入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现状下，有必要区分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再审之诉、案外人异议之诉等制度之间的关系，使得当事人撤销之诉的定位更加明晰。

（二）多种救济方式的启动顺序应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再审的一种特殊类型，是立法对第三人通过再审救济自身权益的明确化。但是，在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再审是对生效判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0条中十三项再审事由时进行一种事后救济性诉讼。前诉讼在存在错误的情况下，通过再审之诉也可以进行救济，但是为了避免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再审之诉的冲突，在同一时间内二者不能同时进行，如果第三人选择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形式进行救济，之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判决已经替代了前诉讼的判决。此时，第三人想通过事后救济程序进行救济应通过申请再审的形式进行。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再审的启动顺序与相互之间的关系应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为：第三人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三款的情形时可以选择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或者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选择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后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的规定可以申请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其次，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与案外人异议制度之间的启动顺序。案外人异议制度是指民事诉讼案件进行到执行阶段时，案外人对执行的标的存在异议，提出异议后被驳回，案外人认为存在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异议，提起的异议之诉。这一诉讼在性质上来说是一种普通诉讼。与之相比，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也存在一定的“异议”，不过这一“异议”正是针对原诉讼的判决裁定的，所以第三人撤销之诉和案外人异议之诉所救济的类型是一种互补关系，二者在启动顺序上不存在冲突。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应明确为再审的特殊类型

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再审之诉同为事后对前诉生效法律文书的事后救济，在审判监督程序一章中应把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其特殊类型，这样的结构设计有利于对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再审之诉之间的关系作出相应的规定。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一种事后的救济性程序，赋予了第三人事后救济的权利，但作为事后的救济程序与再审的关系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判决效力问题、适用程序的问题、审理法院等具体审理中的各类问题都面临与再审的衔接问题，需要法律条文进行明确的规定予以明确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判决效力问题、适用程序的问题、审理法院等具体审理问题。

将第三人撤销之诉归为再审之诉的特殊形式主要是因为这样的立法设计可以将第三人撤销之诉限制为程序保障机制，避免对既判力形成冲击。第三人应参加前诉讼而未参加，而且是由于自身以外的原因，这是第三人程序权利的被侵犯，出于对其程序权利的保护赋予其事后救济的机会。法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只要求第三人未参加前诉讼且权益被前诉讼涉及即可，这是对第三人实体权利的彻底保护，但这会冲击既判力，法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处于实体权利保护的目的在这二者之间做出了立法的选择。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构架并不适宜作出这样的立法，再审之诉制度经过立法的多次修改限定在固定的范围内进行，将第三人撤销之诉同样限定为一种再审之诉，但是考虑到其特有的个性将其作为特殊类型对待。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判决与既存判决的关系

（一）比较法国民事诉讼法和我国台湾的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法国民事诉讼法对此做出了规定，前诉讼的判决在其当事人之间仍然发生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判决如果变更了原判决，原判决于原当事人之间不失其效力，但必须合一确定者不在此限。但是，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2条规定：“撤销原判决相关判项的，应当告知案外人以及再审当事人可以提起新的诉讼解决相关争议。”是以撤销判决消灭原生效判决的效力为原则的。 就上文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撤销判决会消灭原判决的效力。这一解释是在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进入我国之前针对再审制度的规定。再审制度是对既定裁判的全面否定，从而达到彻底解决纠纷的目的。但是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存在针对前诉法律文书的部分错误的提出的情形，对于不存在错误的部分或者说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未进行质疑的部分，从处分原则的角度考虑，在并未申请质疑原判决的情况下，经审理的判决就此失效。这样对前诉讼当事人的权益也是一种侵害，对于原判决只需就对第三人有损的错误部分进行修正即可，前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无需进行改变。因为，前诉讼当事人并未对生效法律文书提起再审，第三人针对损害其权益的部分进行了质疑。在错误部分得到纠正后，在否定其他部分的效力也不会起到保护第三人的效果，对于前诉讼当事人也是一种侵害。

（二）前诉判决未涉及第三人部分内容及效力应予以保留

司法权对进入诉讼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裁判，但是应以当事人的请求为启动前提，这也是处分原则的应有之意。我国民事诉讼立法虽无判决相对性之类的规定，但是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情形中，却不得不直面这一问题，前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未涉及第三人权益的部分应当保留其效力。前诉讼当事人并非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启动主体，第三人撤销之诉对前诉讼作出的法律文书进行审查也并非其意愿。前诉讼法律文书的错误更多的是人民法院的责任，当事人并无较大过错，而且未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部分是对前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裁判，对二者之间已经起到了定纷止争的结果，将其保留效力是有意义的，不过对于恶意诈害诉讼的当事人则另当别论。个人认为可以采用折中的方法，对于这一部分内容，第三人撤销之诉进行裁判时保留其内容但以新的法律文书的形式进行宣告裁判，但对于有证据证明前诉讼当事人系以诉讼的方式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因其权利义务关系未认定清楚的可能性较大，应予以重新进行审理作出新的裁判结果。

四、相关制度的配套完善

（一）诉讼告知制度

第三人的权益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等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受到损害，第三人在权益受到损害后通过撤销之诉进行救济与我国民事诉讼法诉讼中的第三人制度并不能衔接起来。我国原有的关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规定与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时需证明“不能归责于自身的原因”无法前后呼应。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必要仿照我国台湾地区立法规定人民法院有义务对其进行诉讼告知，以配套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将这一内容明确为人民法院的义务，以完善人民法院诉讼告知的规定。如果人民法院在第三人主体为参加诉讼的情况下裁决了其权益，又向其送达法律文书则构成缺席审判。在人民法院未向第三人主体送达的情形下，就构成了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的主体要件的要求。之所以需要设置这样的告知制度，是因为在某些案件之中，审理的人们法院未发觉第三人的存在或者虽然意识到第三人这一主体但是未认识到其利害关系的程度，这时第三人事后如果想要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进行救济，可以以法院未向其告知诉讼结果为由证明自己未参加诉讼是因为不能归责于自身的原因。

诉讼告知制度不是对当事人之外第三人的发现，只是针对法律文书的送达的一种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完一个民事诉讼案件后作出了相应的法律文书，对其能够知晓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进行法律文书的送达。设置了诉讼告知制度，如果第三人没有收到前诉讼的法律文书，在其事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时证明自己是否是应参加而因为自身之外的原因未参加前诉讼程序的证明衔接起来。

（二）恶意诉讼规制制度

针对第三人滥用第三人撤销之诉诉权的情形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相应的制裁措施。 第三人如果恶意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人民法院在审理时查明前诉讼法律文书没有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而且第三人是出于主观的恶意目的提起本诉讼的，这一情形应通过罚款和严重情节予以拘留的惩罚进行惩戒。对于第三人的主观恶意目的，可以由前诉讼当事人举证证明第三人是否存在这一目的。前诉讼当事人至少应证明第三人知晓前诉讼故意不予参加、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未受到损害、第三人明确知晓前诉讼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涉及自身权益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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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 再审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背景和制度简介

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起源于法国，我国学者将其译成第三人提出取消判决的异议。如今，当事人故意串通，通过虚假诉讼得到生效裁判文书，以此获得合法的执行根据，侵害第三人民事权益的现象屡屡发生。为了遏制上述所出现的恶意诉讼现象，第三人撤销之诉应运而生。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即赋予民事权益受损的案外人附条件并且附期限申请法院变更或撤销生效裁判的一种事后救济程序。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与其它两种案外人救济途径比较分析

《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条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是指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主张对该案件执行标的实体性权利，并以该项权利向法院提出异议，意在阻却法院对特定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然后由法院确认其实体权利是否存在，并作出是否排除强制执行的裁决的民事诉讼法律行为。该制度设计初衷是为了纠正执行行为所涉及标的物权属判断错误而设立的救济制度。如所有权、知识产权的归属异议。

目前实践中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该途径限于在“执行过程中”，而实践中一些当事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与案外人合谋提前转移财产，恶意诉讼案件往往未进入执行阶段即履行完毕，即无法适用此规定。[2]第二，案外人执行异议前置程序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所谓前置程序，即人民法院对于案外人执行标的提出的书面异议，在十五日内审查完毕后视案外人理由是否成立而作出相应裁定的一种形式审查程序。有学者指出此程序表面上看来可以筛选争议案件，减少诉累，但绝大多数的执行异议当事人均因对审查裁定不服而继续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由此可见前置程序的存在本意为迅速解决争议，实则事与愿违，反而使程序拖沓。

而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创设了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对受生效裁判损害的案外人权益提供了另一种救济途径。《解释》第5条第1款规定：“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此条同《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的案外人仅限在“执行阶段”提出执行异议制度相比，明显有更大的进步，无疑对案外人权益救济有更大意义。但是，《解释》关于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的规定比较简单，遗留了诸多问题，例如如何确定适格的案外人、如何审理此类案件，看似明晰，实则模糊，导致理解上的分歧、操作上的混乱。

相比上述三种案外人救济制度，首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限于执行阶段，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其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按照立法者的表述，主要是比较另行起诉和再审的方式救济第三人的优劣后作出的，制度设计便捷，有利于案外人通过正当的司法途径保护其民事权益。但对于新构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依然较为模糊，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鉴于此，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理论研究必定有助于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准确适用。

三、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一）主体条件

立法逻辑结构表明，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定于第三人制度之后，但此处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究竟是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提起还是以无独立请求权身份提起或者是以原告提起，如果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依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以起诉方式参加诉讼的方式，尚可理解；如果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这与该法第56条第2款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申请或法院通知的形式参加诉讼的设置初衷相背离；如果以原告身份起诉，这又模糊了与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的界限，显得救济制度有重叠之嫌，易造成滥用诉权情形发生，因而亟需一套合理的制度平衡、衔接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与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防止救济过度导致司法资源的无端浪费。其次，如果以原告身份起诉，那么被告应该列谁？是原诉原被告还是仅仅只是影响案外人利益的原审原被告的某一方？此种情况，未影响案外人利益的另一方如何列明？如果其表示异议，如何救济？鉴于目前没有统一理论标准，有学者指出可以考虑是原审双方当事人共同侵害第三人的权益还是原审一方当事人损害第三人权益，[6]以此标准列明共同侵权人为共同被告，亦或是原审某一方为被告，其他方以原审地位列明。对于原审当事人的异议处理则可以交由法庭调查审理，作出裁判。

（二）关于“不能归责与本人的事由”的理解

《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即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起诉方式参加诉讼，这是他的权利，参诉与否皆可；该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即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来讲，由自己申请参加诉讼或者是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综上两种第三人，法院都没有必须通知其参加诉讼的义务，那么如何界定第56条第3款中“不能归责与本人的事由”？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具体司法解释，有学者建议引进类似德国等国的诉讼告知制度规定，对经诉讼告知而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课以一定效力（参加效力），但是这对第三人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法律并不据此剥夺第三人独立起诉的权利。

（三）证据要求明确性以及撤销对象广泛性

“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者全部错误”，这是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证据要求，提高发起撤销之诉门槛，防止案外人滥用诉权。可撤销对象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相比法国，其可撤销的对象仅限于生效判决，说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撤销制度可撤销对象范围更广，对案外人保护力度更大。

（四）撤销期限

“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关于提起撤销之诉的期限问题，期限越长，当然就越就更有益于保护案外人受侵害的民事权益，但对判决效力和法律秩序的稳定性冲击越大，兼顾这两种价值趋向，我国规定了“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撤销之诉，比较合理。

（五）受诉法院

关于受诉法院，法律规定“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处规定既考虑到由于原审法院了解案件的事实，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又可以避免出现下级法院撤销上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况。

（六）裁判效力

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目的在于改变或撤销损害己方民事权益的全部或部分裁判，其性质为形成之诉。如果经法院审理诉讼请求不成立，则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不再允许其以相同理由提起撤销之诉。若原告有理由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一，撤销之诉中，原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中对第三人不利的部分失去效力。即原判决、裁定和调解书的胜诉当事人，不得再以原判决、裁定和调解书的胜诉部分对抗作为原告的第三人。第二，基于裁判的稳定性，原生效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在原当事人之间仍然存在相对效力，并不必然因为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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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现在执行中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逐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1-8月份，我院受理的执行案件中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占48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件，增长率为33%。执行中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形式多样，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是造成法院执行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处理不好，会使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影响法律的严肃性。

现结合工作实际谈一谈假婚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的执行。

一、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的种类

（一）通过行政程序办理假离婚手续以逃避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系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被执行人经常利用该条对夫妻共同财产处理规定的不明确，到办理离婚登记的机关办理假离婚，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给其配偶以逃避债务。如范某经销木材时，向王某借款五万元。两年后王某找范某索要此笔钱款，范某以没钱为借口不予偿还。为此王某到法院，王某虽然胜诉，但范某在法定期限内仍未主动履行，王某申请强制执行。当法院执行人员找到范某及其家属要求其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时，他们却说：“我们已在王某前到民政部门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财产及子女归女方所有，每月给付子女抚养费四百元，债务全部由男方承担。”经查双方离婚后始终一起吃住共同生活，即使在法院执行时，他们仍未分居。范某直言到：“就是为了逃避债务才离婚，他告我，我把财产都给女方，债务我自己承担，欠债是我个人行为，我没钱，法院能把我怎么样？要扣工资我每月给儿童四百元抚养费，剩下不到二百元，国家有规定，生活费不能还债，啥时有钱啥时还。”不难看出这就是通过行政程序办理假离婚手续以逃避债务的典型案例。

（二）通过诉讼程序办理假离婚手续以逃避债务

即夫妻双方到人民法院离婚，通过法庭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给无债务一方，目的是以合法形式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如李某申请执行崔某案，1994年5月30日，崔某通过李某从原德都县林业局物资经销站赊购两车皮桦木，价值人民币54，870、47元，崔某出具欠条。因到期崔某未付木材款，李某便向崔某索要，崔某于1994年10月25日给付木材款1，000、00元，余款一直未付。在此期间因销货单位催款，李某便将该笔木材款全部付清，后来李某因多次催要未果到法院。法院于1995年3月13日判决崔某给付李某拖欠木材款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48，824、69元，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1995年4月9日，崔某之妻景某要求与崔某离婚，经法院调解，双方于1995年7月28日达成调解协议，主要财产房屋归景某所有，外债由崔某承担，实际上崔某与景某至今仍在一起生活，该离婚案法院已提起再审。

二、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的认定

分清夫妻双方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至关重要，这是处理借夫妻离婚逃避债务案件的关键。假如夫妻双方确系因情感确已破裂而离婚，其财产分割不在本文所述。假离婚、债务人一方放弃债权，这是债务案件当事人经常惯用的逃避债务的方法。对法院来说首先要分清双方当事人是否是真离婚，什么情况下离婚，什么原因离婚，平素关系如何等等。判断夫妻双方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要从多方面调查。

（一）询问申请执行人。一般来说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比较了解被执行人的婚姻状况及家庭财产情况，是人民法院判断被执行人是否是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的重要线索。但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有利害关系，对其提供的信息，执行人员应当慎重对待，结合其他信息综合分析；

（二）询问基层群众组织。居委会、村委会是群众基层性组织，他们最了解被执行人的婚姻状况、财产情况，且他们一般与被执行人无利害关系，提供的信息比较真实，是人民法院判断被执行人是否是借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的重要依靠力量；

（三）被执行人所在单位。

（四）被执行人的邻居。

（五）被执行人的亲友等等。

总之，认定被执行人是否借假离婚逃避债务要从多方面调查、综合分析。

三、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的执行方法

（一）强制与教育相结合。对于执行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执行人员应采取强制与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执行人员首先应做被执行人的思想工作，向被执行人宣传法律，指出法院认定其为假离婚的事实依据，以及借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法律后果。借假离婚逃避债务案件原因复杂，有的是懂得一些法律知识，但对法律知识理解片面；有的是听信“行家”的指点；有的是目睹身边有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成功的实例而效仿等等。所以执行人员应依据不同案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被执行人的思想工作。部分被执行人通过执行人员的思想工作，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自动履行法律义务。对于少数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被执行人，经执行人员多次教育仍拒不履行义务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六项之规定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

（二）迳行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于通过行政程序协议离婚的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迳行对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执行措施。对于为逃避债务夫妻双方在离婚登记机关协议离婚，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给无债务的一方，人民法院可否对其转移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问题。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能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理由是：协议离婚时夫妻对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的协议经行政机关认可，即具有法律效力，在行政机关未撤销离婚前，法院也无权对其转移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理由是：协议离婚时夫妻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必须具有合法性，不得妨碍法定义务的正常履行，不得损害第三人利益，如双方为逃避债务的履行而约定将财产归一方，债务归另一方，使债权人无法实现债权的，这种约定不具有合法性，属无效约定，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可以迳行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司法实践中通过行政程序处理的离婚案件中，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大量存在，这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当然，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建议行政机关撤销离婚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假如行政机关拒不撤销离婚，人民法院就很难办。因为夫妻双方是借假离婚逃避债务，任何一方均不可能就财产分割问题向人民法院提讼，第三人也无权提讼，无人诉讼，人民法院就无法对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进行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从《婚姻法》该条的立法宗旨看，夫妻双方离婚分割财产时应当先付清债务。所以笔者认为，在法律尚未规定通过行政程序协议离婚的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如何处理前，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应迳行对其转移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可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内就离婚案件的财产分割问题向人民法院提讼，如利害关系人未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内提讼，人民法院可迳行执行；如利害关系人在指定期间内提讼，人民法院则应中止对该项财产的执行，等待裁决。这样既能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能防止通过行政程序借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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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

由于当事人自觉守法意识和诚信观念的缺失或身份自报，致使冒用姓名诉讼偶有发生。当案外人冒用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应诉时，当被告人冒用案外人的身份接受刑事处罚时，如何确定案件的当事人，以及如何预防、纠错，是需要研究的新问题。本文从对冒用姓名诉讼的界定和分类出发，阐述了如何预防、处理冒用姓名诉讼问题，以期对以后的审判工作有所裨益。

【关 键 词】冒用姓名诉讼 预防 处理 当事人更正

身份是能够区分特定个体、自然人的标识，具体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籍贯、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户籍所在地、住址等基本情况。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身份是犯罪主体方面的重要事实，是关系到有罪与无罪、罪重与罪轻的重要问题。对民事诉讼而言，原、被告或第三人的身份则关系到有无诉权，法律是否应予以保护等重大问题。近年来，刑事案件中由于被告人自报身份冒用他人姓名，经核查人民法院按照其自报的身份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随后被告人在服刑期间因被冒用者反映或刑满释放后因犯新罪而发现被告人自报的身份是错误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民事诉讼中，案外人伪造文书、利用公告送达和缺席审判进行冒用姓名诉讼的事情也偶有发生。冒名诉讼发生后，如何及时启动程序进行救济，是当下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冒名诉讼的含义与基本类型

[案一] 被告人张冬成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抓获，在侦查期间，其冒用"张长江"姓名，后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6个月。判决生效后，张长江户籍所在地司法局和派出所在对缓刑犯社区矫正时，发现张长江一直居住在家。嗣后，经对判处缓刑的"张长江"反复讯问，"张长江"交待其真实姓名为张冬成，因曾伙同他人多次实施盗窃而被公安部门网上追逃。为逃避法律制裁，张冬成把拾来的邻村张长江的身份证据为己有，并利用熟悉张长江的家庭情况而冒用了"张长江"姓名。

[案二]赵三与张山二人恶意串通，由赵三至法院张泉，要求张泉返还借款，在诉讼过程中，则由张山冒充张泉来应诉，法院审理后未能发现该恶意串通情形而作出民事判决。在执行过程中，张泉向法院反映所欠赵三的借款已归还，也未参与诉讼。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案确有错误。

[案三]王小海以王大河的身份求职，后因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诉至法院。在诉讼中，王小海均以王大河的身份应诉，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真实姓名不清楚，但对与其发生争议的主体表示认可。

综合上述案例，可以归纳出目前冒用诉讼主要有以下基本类型：

1、冒用原、被告姓名或冒用案外人姓名

以被冒用人是原告或被告，或与案件无关的案外人，可以将冒名诉讼分为冒用原告姓名（案三）、冒用被告姓名（案二）以及冒用案外人的姓名（案一）三种情形。至于冒用第三人姓名的情形，如果被冒用的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则可以归类为冒用原告姓名的冒名诉讼；如果被冒用的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只有在被判决承担责任后才是当事人，故可以将此种情形归类为冒用被告姓名的冒名诉讼。

2、真正的冒名诉讼与不真正的冒名诉讼

以冒用人与适格的当事人是否具有主体的同一性，可将不具有主体同一性的冒名诉讼称为真正的冒名诉讼，将具有主体同一性的冒名诉讼称为不真正的冒名诉讼。案例二当中的张三冒用张泉姓名以被告的身份冒名诉讼就是真正的冒名诉讼。案例一、三，由于冒用人与适格的当事人具有主体的同一性，此种冒名诉讼就属于不真正的冒名诉讼。

所谓冒用姓名诉讼，简称冒名诉讼，狭义上指案外人冒用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或者应诉的情形；广义上则包括了名义上的诉讼当事人与实际上以自己名义、应诉或者真正被提起公诉之人相分离的情形。本文所探讨的冒名诉讼是广义上的冒名诉讼，既包括案外人冒用原、被告姓名，也包括被告人冒用案外人姓名等多种类型。

二、冒名诉讼之社会危害性研究

（一）冒名诉讼背离了诉讼之理论基础：真实义务

谈及"真实义务" ，不得不说起德国学界以瓦哈为代表的否定说和以海尔维希为代表的肯定说之间的争论，此战最终以真实义务肯定说的胜利而结束。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就事实状况为完全而真实的陈述。有观点认为，无论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不应允许当事人在诉讼中以隐瞒身份、冒名顶替的方式来欺骗法院，制造谎言来侵犯他人的利益并损害法律的威严。

我们主张在法律上不仅要规定当事人真实义务，而且要规定不履行这种义务的责任。当事人在诉讼中应当向法院和对方当事人说真话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一公民的一种道德义务，并有必要将这种义务转化为法律和形成一种责任机制，从而有利于实现诉讼的目的和价值。

（二）冒名诉讼违反了诉讼的思想基础：协同主义诉讼观

奥地利的诉讼法学者弗兰茨·克莱茵认为，司法裁判本身应该具有社会的意义、社会的功能，应该站在社会的伦理基础上来运作司法制度。 德国学者鲁道夫·瓦瑟尔曼认为，应当要求民事诉讼的所有参与者协同诉讼，强调法院、当事人三方的协同关系。 基于此理念，"在民事诉讼中关于对案件事实的探知，法官负有从自己的侧面出发来发现真实的责任。诉讼中既不是绝对由法官一方来发现案件事实，也不是由当事人一方来支配诉讼，协同主义所强调的是两者的相互协同的作用关系。"

我们认为，虽然如何定位法院、当事人三方之间的协同关系还有待研究，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无论是被日本兼子一教授称为’彻底的当事人主义’的法国民事诉讼法，还是被国人视为现代当事人主义典范的美国民事诉讼法，都明显加强了法院的职权。" 在诉讼中，法官应当负有从自己的侧面出发来发现真实的职权，不应给当事人留下利用冒名诉讼来欺骗法院的机会。庭审前，书记员应当积极地协助法官审查核实当事人的身份，尽最大努力来避免冒名诉讼。民事诉讼程序的要求况且如此，更何况刑事诉讼，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的身份审查核实义务要求更高。

（三）冒名诉讼法律责任

1、从刑事方面考量

如何追究假冒、假报身份的诉讼当事人的刑事责任，目前尚没有明确的法律加以规定，但是我们认为，应区别具体的情形对待。

刑事诉讼中，应当将被告人假报身份或者冒用身份的行为作为酌定从重的量刑情节。因为被告人的身份情况属于"重大事实"，有可能影响到法院的定罪量刑，还有可能导致错案的发生，不管被告人出于何种动机隐瞒真实身份，都反映出被告人坦白态度不好，特别是对于隐瞒犯罪前科或者假冒未成年人的被告人，没有悔过表现，改造难度较大，因此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

民事诉讼中，冒用者视情形构成诉讼诈骗，即欺骗法院，使对方交付财物或者财产上利益的一切行为。诉讼诈骗行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诉讼诈骗侵犯的是双重社会关系，包括他人的财产或财产利益及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秩序。一方面，诉讼诈骗行为人骗取被害人的财产或财产利益，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另一方面，行为人向法院提起虚假的诉讼，扰乱了法院的正常秩序。第二，从主观状态上讲，诉讼诈骗的行为人希望通过欺骗法院，从而使法院产生错误认识，以达到侵占他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目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是有充分认识并且追求行为结果发生的，从刑法角度而言，这是一种直接的故意。第三，从客观行为上看，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捏造证据等虚假手段向法院提讼。为实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行为人一般在没有实体请求权的情况下，而虚构事实，并辅以伪造证据等方式向法院提讼。因此，这里欺骗的对象是法院，法院是诉讼诈骗人的直接对象，最终财产损失人是第三人。在诉讼诈骗中，涉及三方主体，分别是行为人、法院、被害人，这与诈骗罪存在区别。诈骗罪只有行为人和被害人两方主体。

2、从行政、民事方面考量

冒名诉讼本质上是一种妨碍诉讼的行为，而且是一种故意的行为。冒名诉讼具有诉讼形式外表具有合法性、诉讼目的不正当性、诉权行使的过程具有隐秘性和欺骗性。冒名虚假诉既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又损害了法院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因此，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于冒用他人身份导致严重错误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根据我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侵犯姓名权、名誉权、财产权的相关规定，被告人冒用他人姓名的行为符合认定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构成的四个要件，即主观上故意、被告人行为具有违法性、侵权行为的损害事实、侵害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追究被告人的侵权责任，要求被告人对被侵权人承担相应的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相应的民事责任。

（四）预防冒名诉讼的有效武器：职权审查与调查

理论上讲，法院要对当事人诉争的实体问题或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做出裁判，必须先具备能够做出裁判的要件，这些要件称为"实体判决要件"或"诉讼要件"。实体判决要件一般包括以下内容：1、当事人实际存在；2、具有当事人能力；3、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4、实施了有效送达；5、属于法院裁判权范围；6、属于审理本案的法院管辖等。法院在诉讼开始后，需要对是否具备这些要件进行审查。如果发现不具备这些要件时，法院应当做出裁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或将案件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事实上，受诉法院对实体判决要件的审理和民事争议（是否构成犯罪如何定罪量刑）的审理是同时并行的，两者往往不能够截然分开，对两者的审理也不存在绝对的前后关系。

司法实践中，在庭前准备中书记员需要先核实当事人的身份，核对当事人提交的身份证明（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等），在开庭时法官也需再次询问、核实当事人的基本信息及到庭情况，并记录在案。当事人在庭后阅看完庭审笔录后须签名确认。在法官和书记员行使完这些审查权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冒名诉讼的出现。当然出于种种原因，如双方当事人串通起来恶意诉讼，或者当事人在隐瞒身份的情况下引发纠纷，这样当事人之间也不会对身份问题提出异议，法院在客观上也很难发现冒名诉讼问题。而当法院对当事人的身份存有疑问时，根据相关规定，法院有权依职权调查取证或者要求检察机关进一步提供依据。

三、冒名诉讼纠错之程序

（一）冒名诉讼中诉讼法上基本要求之权衡

有观点认为，在诉讼的前阶段，程序亟待推进，法官分到案件后，急需完成诉状副本送达、确定开庭日期、通知当事人、证人出庭等庭前准备工作，以赋予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的机会。考虑到诉讼程序前阶段对标准明确性的需求，加快程序的推进并能作出划一的处理，故在此阶段将诉状上所表示的人当作当事人较为妥当。但到了诉讼程序的后阶段，出于程序安定、诉讼经济的需求，为了避免使已经进行的程序归于无效 ，应回顾已经进行的诉讼过程，把曾经以当事人的立场来实施诉讼行为的人（已经被赋予参与诉讼机会并有当事人适格之人）作为当事人较为恰当。

我们认为，在处理冒名诉讼时，一定要基于三方面的考量：其一，要考虑发现冒名诉讼时，诉讼程序处于何种阶段，如被告人是在一审刑事案件中有证据证实被告人自报的身份是错误的系冒用了案外的姓名，法院一般会建议公诉机关重新或者变更；如被告人是在二审刑事案件中，上诉法院一般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消原判、发回重审。其二，要考量冒名诉讼的当事人系真正冒名诉讼，还是不真正的冒名诉讼，如果是在程序的后阶段才发现冒名诉讼，而又属于是不真正的冒名诉讼，即冒用人与真正想解决纠纷的人（适格的当事人）具有主体的同一性，那么出于诉讼法上对程序安定、解决纠纷实效性与扩大法院解决纠纷功能的基本要求，为了避免使已经进行的程序归于无效，应回顾已经进行的诉讼程序，来确定谁是当事人。其三，在确定当事人时，还需要关注发现真实、促进诉讼、当事人公平（对方当事人信赖）和程序权保障等诉讼法上的基本要求，权衡各种利益诉求以实现对冒名诉讼妥当的解决。

（二）诉讼系属中冒名诉讼之处理

1、冒用原告姓名之冒名诉讼

对于甲冒充乙提讼，将丙作为被告之情形：我们认为，应将案件区别为真正的冒名诉讼与不真正的冒名诉讼。如果需要解决的纠纷是发生在乙和丙之间，即冒用人与真正想解决纠纷的人不具有主体的同一性时，针对此类真正的冒名诉讼，若乙追认甲的行为，则甲成为乙的诉讼人；若乙拒绝追认甲的，甲的属于无权，甲与丙之间没有诉之利益，如在乙与丙之间作出实体判决又剥夺了对乙的程序权保障，故应裁定驳回（对于一审而言）或者撤销原判，裁定驳回（对于二审或再审而言），并裁令诉讼费用由甲负担，如果丙为恶意，则要与甲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不真正的冒名诉讼，由于甲与丙之间有真正需要解决的纠纷，且甲参与了诉讼，已经获得了程序权的保障，如果对甲与丙作出实体判决，不仅满足了正当程序的要求，而且实现了程序安定（避免甲再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新的诉讼，也避免了丙可能需要再次应诉）、发现真实、促进诉讼和当事人公平（甲和丙都已经参与了诉讼，花费了金钱、时间和精力）等要求。所以，如果案件尚处于一审，笔者认为可同意当事人提出更正（订正）当事人姓名的申请或依职权更正，并在判决书上陈述该节事实。如果案件已处于二审或再审，法院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可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适用比例较高）；也可在查明事实后改判，对原告姓名进行更正，并在判决书上陈述该节事实（很少适用）。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出于各种客观原因，法院无法查明原告使用的是否是真实的姓名，在判决书中可将乙之姓名列为原告，并在其后的括号内注明"自报"，此方法相应地也可以用于无法查明被告或被告人姓名之情形。

2、冒用被告姓名之冒名诉讼

对于乙丙，甲冒充丙应诉之情形：在诉讼的前阶段，应按照诉状上的表示将丙作为被告。法院应告知乙应诉者是甲之事实，询问乙到底要诉丙，还是要诉甲。如果乙表示要诉丙，则还需要询问丙有无委托甲为诉讼人的意思，若丙有此意思的，则将甲作为丙的诉讼人来对待；若丙拒绝甲为其案件的，甲的应诉行为属当然无效，应予排除，诉讼程序也需要更新。若乙表示要诉的人是甲，法院应让当事人对被告之姓名作更正；若乙不同意更正的，则裁定驳回。

当法院在诉讼程序的后阶段发现冒名诉讼之情形，对于真正的冒名诉讼，即真正的纠纷发生在乙与丙之间，应询问丙有无追认甲之诉讼行为的意思，如果丙表示追认，则甲的行为有效，视为是丙的诉讼人；如果丙拒绝追认，甲的行为无效，应予以排除，需要更新程序，同时通知丙参加诉讼，这属于任意的当事人变更。

对于发生在诉讼后阶段的冒用被告姓名的不真正冒名诉讼，适格的当事人是乙和甲，一审法院应告知乙申请更正被告丙之姓名为甲，原告乙拒绝更正的，可在告知其法律后果后，裁定驳回。二审或再审法院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可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也可在查明事实后改判，更正被告的姓名，并在裁判中陈述该节事实。

3、冒用案外人姓名之冒名诉讼

对于公诉人丙，丙自报身份冒充甲应诉之情形：属于不真正冒用诉讼，适格的当事人自然是丙，因此无论是在诉讼的前阶段，还是在诉讼的后阶段，法院一般会建议公诉机关重新或者变更将被告人由甲变更为丙。如被告人是在二审刑事案件中，上诉法院发现冒充的事实，上诉法院一般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消原判、发回重审。显然，刑事案件的纠错程序相对民事案件而方，比较简易，但更加严格。

（三）诉讼系属后冒名诉讼之处理

一旦在诉讼系属后才发现冒名诉讼，启动何种程序来纠正已经生效的裁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冒用案外人诉讼之处理

有法院认为，经过核实，对定罪没有影响或者是被告人身份情况不涉及累犯、未成年人等关键量刑情节的，应采用裁定更正的办法来纠正犯罪主体认定错误的问题。理由在于：第一，法院在被告人真实身份不明的情况下，以自报的姓名作出判决是有法律依据的，并且在判决中已经注明其姓名系被告人自报，所以不能认为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第二，如果原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正确的，只是经查证，原判决中被告人自报姓名与真实姓名不符，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第三，以裁定书的方式解决姓名纠正问题，虽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但从刑事诉讼法赋予裁定的功能来看，裁定不仅可以解决案件的程序问题，也可以解决部分实体问题，因此这一做法也是符合法律精神的；第四，被告人自报姓名与真实姓名虽不相符，但在监狱或看守所服刑的仍是自报姓名者本人，从刑罚目的来考虑，已达到了对犯罪者教育与惩治相结合的目的；第五，现在社会流动性很大，被告人服刑释放后，纠错成本大，刑事案件是不能缺席审判的，对于在边远地区居住的罪犯，若提押回原审法院审理，必须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于已刑满释放、去向暂不明的罪犯，再审时往往因找不到原审被告人到庭而被迫中止审理。

也有法院认为只要发现被告人自报身份有误的生效判决，均应按刑事诉讼法第206条的规定，以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理纠正。理由是：1、法院以被告人自报的姓名作出判决，发现系假冒姓名，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告人身份情况是刑事判决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2、被告人虚报身份这一事项体现了较重的人身危险性，表明被告人妄图逃避法律制裁，没有真正的认罪服法。3、查明被告人的真正身份，可以确定被告人是否有前科、是否是累犯，直接影响被告人的量刑。另外，也有利于社会综合治理。

价值取向所反映的乃是主体实践活动所欲追求的目的或目标, 它是一项制度获得正当性的基础所在。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设立目标和具体程序设计与它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第203条、204条、205条从三个方面规定了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相关问题，受我国传统"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立法者在建构我国再审启动程序的时候，从"实事求是，有错必启"原则出发，旨在使案件事实得以澄清，错误判决得以纠正，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从而达到实现诉讼 公正和实现正义的目的。它的价值取向是对实体真实的追求，表现形式是"实事求是，有错必启"。

我们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4条和205条的规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主要有三个：生效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生效判决、裁定在适用法律上有错误和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下简称《样式》)的规定，被告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因本案所受强制措施情况和现羁押处所，是刑事判决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有证据证实被告人自报身份是虚假的情况下，该生效裁判应属于"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的范畴，符合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应通过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来改正错误。对被告人虚报、冒用他人身份情况的生效裁判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1款的规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根据第206条的规定制作判决书，以纠正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错误并改变量刑。直接适用裁定纠正生效裁判，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裁定的适用范围，这种做法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2、冒用原、被告诉讼之处理

日本学者认为，"当事人之所以受判决效力的拘束，其正当性根据在于当事人被赋予参与诉讼程序的地位和机会，而像（被冒用者）乙这样，尽管在形式上作为当事人，但其完全没有获得参与诉讼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就欠缺受判决效力拘束的根据。在这种冒用姓名诉讼的情形中，对于被冒用者乙而言，其无须通过再审程序来撤销（判决），而可以直接主张该判决的效力不及于自身，与此同时，考虑到（上述这种判决）毕竟具有生效判决的外观，乙也存在着受判决效力拘束之危险，因此应当赋予乙通过上诉或者再审来撤销该判决（通过再审来撤销实质上近似于确认无效）的利益。"

我们认为，从目前现有的诉讼制度来看，无论是刑事或民事诉讼，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来处理诉讼系属后的冒名诉讼。根据我国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被冒用人可以酌情选择上述法定事由作为申请再审的事由，在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此外，也可以通过检察机关行使检察监督权提出抗诉或者基于法院的审判监督权启动再审程序。至于日本学者认为，可以不经再审程序而直接主张该判决的效力不及于被冒用人，这种观点我们难以苟同。因为法院的裁判在未经正当程序前，都具有法律赋予的拘束力和既判力，如果任何人都可以主张判决的效力不及于自身，裁判的权威性将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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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民行检察监督；执行监督；建议和意见

一、对民事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从1995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就执行工作先后出台多个司法解释和相关的批复，除限制了检察机关介入法院的执行行为外，逐步完善了法院内部对执行行为的监督制约，对进一步规范法院的执行行为起到积极作用，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而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独立性以及相对封闭性的特点，使其潜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单靠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执行违法问题，执行人员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以肥东县人民法院为例，2010年该院执行局的局长、副局长均因受贿犯罪被判刑。由于检察机关是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应有的法律权威性使其具有其他监督无法超越的优势，更主要它是一种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二、现行法律规定中，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

虽然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对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1年3月，也就执行工作会签了相关文件，并在全国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试点。但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会签文件，都存在着原则性过强、操作规范不健全、无程序规定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一）监督范围过于狭窄且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只有一个条文，没有涉及到监督的范围问题，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签文件的第二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对列举的五种情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但也仅限于这五种情形，对于其他的执行违法行为能否监督不确定。在司法实践中，执行违法现象千差万别，例如，在财物的查封、扣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在拍卖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搜查过程中的违法情形，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中的违法情形等。检察机关能否对上述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法律和会签的文件均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签文件第二条规定的五个方面也存在原则性过强、不具备可操作性的问题，且部分规定无相应的法律规定予以对应。

（二）监督方式过于单一，且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

同样的道理，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采取哪些方式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检察监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签文件的第三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采用检察建议的方式对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并规定了应当经本院检委会讨论决定。司法实践中，民事执行活动中违法行为大量存在，检察机关仅仅采用检察建议的方式，很难达到预期的监督效果；但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会签文件并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采用其他的监督方式对法院的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在人民法院不采纳检察建议时，虽然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法院回复有异议应当通过上级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但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出，没有明确规定，同时，单纯的检察建议也存在刚性不足的弊端。监督方式的单一化，严重制约了执行监督工作的全面、有效开展。在执行措施方面，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现场执行的方式，涉及到搜查行为和强制迁出房屋或者强制退出土地。但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检察机关的民事执行监督工作，只能在违法行为发生后以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由于现场执行本身具有当场性、强制性和快捷性的特点，检察机关对这种执行措施采用事后监督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三）缺乏相应的监督手段，特别是对检察机关的阅卷权没有明确

由于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具有相对封闭性和独立性的特点，当事人在向检察机关申诉时所提供的证据材料非常有限。检察机关必须调阅相应的证据材料来作为其行使监督权的依据，但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签的文件并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可以调阅人民法院的执行卷宗。虽然在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法官涉嫌犯罪案件、抗诉案件、申诉案件过程中，可以查阅人民法院的诉讼卷宗，但对检察机关能否调阅执行卷宗没有规定。检察机关能否依据该条规定调阅法院的执行卷宗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对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建议和意见

（一）在监督的范围和启动程序上，进一步拓展监督范围，完善启动程序

监督的范围上，在坚持“依法监督、居中监督、有限监督、不越位、不代位”的前提下，拓展民事执行监督的范围。把执行活动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以及执行过程中的和解程序纳入人民检察院的执行监督范围，逐步加强检察机关对现场执行活动监督工作，消除执行监督工作中存在的空白点，并在监督工作中积极贯彻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跟踪的监督原则。

在监督的启动程序上，坚持以当事人申诉为主、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为辅的原则。鉴于民事执行活都主要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权利与人身权利，此种权利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受当事人处分权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民事执行行为的监督应当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所谓的检察机关以职权启动，说的是检察机关在未经当时提出申请，也未经法院发出参诉通知的情形下，认为有必要，主动发动职权，向法院发出参诉通知，从而参加民事诉讼过程实施监督的一种方式。特别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案件，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参与可以有效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当然这种执行监督的启动方式应该受严格的限制，并对其适用范围加以明确。

（二）在监督方式上，检察建议与其他监督手段并重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签的文件对检察建议的效力予以明确，但执行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多样化，也要求检察机关采取与之相对应的措施。对一般的执行监督案件，可以要求法院说明执行理由、依据或者不执行的理由、依据；对于执行过程中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或执行人员违法违纪的情况，可以采用纠正违法通知书和建议更换法院承办人等方式；对人民法院执行依据有错误的，可以告知当事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救济或者以职权主动启动再审审查程序；必要的时候可以和本院反渎、反贪等部门联合办案，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敦促法院认真对待检察机关的监督措施。

（三）在监督的手段上，规定检察机关在执行监督过程中，可依法查阅人民法院的执行卷宗和审判卷宗，并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

“实际上，每一项国家权力的正常运作和实现，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都必须辅之必要的手段和措施。”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权在本质上仍然是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为使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权利。法院的执行卷宗是其执行活动的客观记录和集中反映，审判卷宗不仅反映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也客观反映着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作为监督者，只有通过查阅法院的审判卷宗和执行卷宗，才能真正了解法院的判决情况和执行情况，才能判断法院的执行措施、执行程序是否合法，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才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在阅卷的同时也能及时发现那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实现对民事审判活动和执行活动的有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