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经济法范文
时间:2023-03-15 14:35:5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涉外经济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走不出的泥沼———现有的六种观点
1.独立部门说。有学者认为涉外经济法因其具有特殊的调整对象,而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例如,林毓辉主编的《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该书序言中即表明:“涉外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如同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它以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存在的客观依据,并以此作为自己调整的对象,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涉外经济关系。”[1]
2.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综观国内的经济法学著作,一般都把涉外经济法视为国内经济法的调整领域之一。例如,徐杰的《经济法概论》,肖平的《中国经济法》。此外,有些涉外经济法学专著,虽然强调涉外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特定性,但也同样坚持“涉外经济法是我国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2]。例如,焦志勇的《涉外经济法概论》。
3.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经济法学者通常认为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国内法渊源。例如,姚梅镇编写的《国际经济法概论》在论述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时,明确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涉外经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3]。陈安主编的《国际经济法专论》也作了类似的表述:“国际经济法是一种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其内容涉及……各国的涉外经济法等。”[4]72
4.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私法学者通常把某些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私法的范畴。例如,李双元的《国际私法学》认为国际私法调整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应是广义的,其中就包括涉外公司关系[5]。韩德培的《国际私法新论》将国际私法的范围界定为:“国际私法……还包括国际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综观该书的内容,“国际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涉外经济法律[6]。
5.国际商法组成部分说。有学者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内容,例如,冯大同主编的《国际商法》(新编本)对国际商法的定义为:“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7]。在这个定义下,涉外经济立法被涵盖。同时,在国际商法的渊源一节里,该书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补充,并在其后的内容中进行了广泛的阐析。
6.民法组成部分说。国内有些民法著作在体例上包含了涉外经济法律的内容,例如王作堂的《民法教程》明确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定性为民事立法[8]。
(二)我的质疑———进路的展开
1.涉外经济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目前,各国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有两种立法模式,即“内外统一”和“内外分流”。显然,在第一种模式下,涉外经济法没有“独立”的前提。而在第二种模式中,尽管涉外经济法与纯粹调整本国境内经济关系的国内经济法相比贴上了“跨国”的标签,但其仍不应具有“独立”的地位。以我国为例,现阶段我国还存在一定数量的涉外经济法与国内法律制度相分离,其中以“三资企业法”最为典型。但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制不健全,公司法没有出台的背景下产生的。自加入WTO以来,从对外资立法“废、改、立”的步伐中可以预见,我国涉外经济法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的融合势所必然。并且,世界上多数国家也都未将涉外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因此,“独立部门说”是不合适的。
2.涉外经济法不是国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首先,从一国的角度看,虽然涉外经济法具有某些国内经济法的属性,但从全球角度观察,它无疑已构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法律规范均在调整不同范围的国际经济关系。关于涉外经济法归属于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理由,下文将进行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其次,有学者认为,涉外经济法将抛弃“内外分流”的立法模式,“内外统一”是大势所趋,并将此作为由国内经济法来涵盖涉外经济法的论据。对此,需要强调的是,“内外统一”的立法模式是趋势,但它只是一种过程,并非一种结果。尽管可以预见,统一调整对内对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将慢慢占国内经济法律的主导地位,但只要国家还存在,各国利益相异,“涉外经济法律制度从理念到实践都不会消失”[9]。
3.涉外经济法不是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国际上的通说认为,国际私法是指解决国家之间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属于程序法,而涉外经济法属于实体法。如果随意地扩大国际私法的范围而忽视国际通行的观点,并把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私法,从学术和实践上看都是不可取的。
4.涉外经济法不是国际商法的组成部分。涉外经济法是指调整涉外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①。涉外经济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隶属关系。而国际商法调整的是在一般经济交往活动中各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商品货币关系。因此,涉外经济法与国际商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5.涉外经济法不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因本文采用经济法的“狭义说”,故可从前文的论述中推出,用民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就如同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一样,是不恰当的。退一步讲,即使站在经济法“广义说”的立场上,将我国涉外经济法的规范类型分为两类: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和商事性质的规范。前者当然不属于民法范畴,问题是后者去向何处?笔者认为,也不应视为民法的组成部分。理由是,虽然民法和商法的分界在理论上并无定论,但我国民法强调私权,崇尚意思自治,而商法却带有公益的色彩,这一点与传统大陆法系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是不同的。就涉外经济法而言,更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因此,从私权与公益分立的角度来看,将民法作为涉外经济法的归宿是不合适的。
二、涉外经济法的归宿:国际经济法
事实上,对事物本质的概括,不可能涵盖事物的全貌,总有处于此事物与彼事物的“边缘地带”,因而可能出现“亦此亦彼”而非“非此即彼”的情况[10]。因此,我们在探讨法的本质时,应重点抓住核心性、必然性的因素,并对边缘性、偶然性的因素,以及“亦此亦彼”的现象保持适当的关注,这才是全面认识事物的要义所在。基于这样的理念,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涉外经济法的核心性、必然性因素在于它所调整的涉外经济关系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一)法学角度的分析
从法理上看,这种观点体现了逻辑与实用相互兼顾的理念。有学者认为,一个跨国法律现象必然会涉及到众多法律部门,但如果把一个行为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部门放在一个盘子里就构成了一个新的法律部门,这是荒谬的,国际经济法应该把别人调整的东西还给别人[11]。
笔者认为,尽管这种观点坚持了一个法律部门只能以一类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学理论,在逻辑上是严密的,然而“部门法划分的科学性在于善于区别必要的交错和不应有的重复以至混乱,善于使逻辑和实用相互兼顾”[12]。国际经济法的“广义说”②之所以包含了涉外经济法,正是从实用主义的理念出发的。它没有拘泥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进路,并未把“法律调整什么”作为唯一的大前提,而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进路,以“问题是什么”为逻辑起点。虽然关于这种研究进路的法律移植是否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兼容还没有定论,或者说多大程度的移植才最符合我国国情尚需探讨,但从方法论上看,它是面向实际,有所创新和可资借鉴的。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不必墨守成规地一味强调法律体系严密的逻辑性,而是要在逻辑和实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具体而言,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其调整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多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这并非法学家的臆断,而是由社会关系复杂化、多样化的客观趋势决定的。
从实用的角度看,首先,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任性地为所欲为,而是在一种“共进”的理念指引下,彼此合作。因此,如果只对这个“复合体”中各国的涉外经济关系进行研究,就不能解决国际社会对其相互协调时所产生的问题。同样,如果只研究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各国的涉外经济关系是协调的根本内容。如果将这两种关系生硬地分割开来,不仅否认了国际经济法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也不利于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其次,国际经济法作为在国际层面上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的法律,其主旨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目前,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税收等一系列领域所形成的规则已具有鲜明的“国际性”,而不再是“地域性的的涉外规则”[13]。换言之,涉外经济立法的视野应更多关注国际层面的协调才能迎接现实的挑战。
从逻辑的角度看,即使国际经济关系是多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但在国际交往合作中,这多种社会关系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调整这一“复合体”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由于这一调整对象的内在联系而集合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规范群[14]20。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传统法学部门划分的理论逻辑也并不矛盾。
正如潘抱存教授所说:“国际经济法综合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发展成为区别于传统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发展部门,是完全符合系统科学最优化原则的。”①
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的有害论是值得商榷的。有学者认为,如果将涉外经济法视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则混淆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界限,肯定了某些国家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的正确性,是有害的。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从本质上担心的是发展中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合理权威受到削弱,而发达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凌驾地位得到扩张。事实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时刻警惕国家经济受到不正当的限制是正确的,然而,是不是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就一定会加深这种忧虑,或者说是不是让涉外经济法回归国内法这种忧虑就不存在了呢?笔者认为,不尽如此。
一方面,承认涉外经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不会加深这种忧虑。顾名思义,国际经济活动具有跨国性的特点,任何超越一国国界的经济交往活动,诸如贸易、投资、信贷、运输、保险,技术转让等等,总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发生在某一东道国境内,这正是各国家通过涉外经济法所调整和制约的领域。从宏观上看,一国的涉外经济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是具备合理性的。同时,这也并不必然导致对国家经济的侵犯。因为,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特别是其中的“领域管辖权”(即“属地管辖权”,territorialjurisdiction)准则,各国对于部分或大部分在本国境内开展的国际(涉外)经济交往活动,理所当然地享有充分的依法予以管辖的权利。并且,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属地优越权”(territorialsupremacy)准则,各国的国内法在管辖本国境内的涉外经济交往活动、调整本国境内的涉外经济关系方面,应当优先适用[4]77。
另一方面,让涉外经济法回归国内经济法也不能消除忧虑的存在。国际法规范在我国的适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适用,一般仅在民商事领域,更多的法律规范是通过转化成国内法而间接适用的。涉外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这种间接适用的载体。从最初的自由市场,过渡到社会市场,再发展成现在的国际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之外单独地进行体外循环。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出发,国际社会在尽力协调着各国的涉外经济法,尽量求大同存小异;从各国家自己的利益出发,最大程度地参与国际市场中的经济交往活动,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在外源型和内发型的这两种力量交互影响中,各国共同缔结了大量的双边、多边、区域,全球性条约。而在目前来看,这些条约的制定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了履行在这些条约中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就必然要修改自己的涉外经济法。也就是说,虽然涉外经济法本质上属于一国的国内法,但在制定、修改,废除这类法律规范的时候,国内立法机关的意志间接地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影响。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仍然说只要坚持涉外经济法是国内法,就能拥有绝对的经济,可以排除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见,国家经济是否受到不当限制,问题并不在于涉外经济法属于国际还是国内的范畴。我们对国家经济时刻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但这与涉外经济法的归属没有直接关系。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济法的法律规范并不具有自己独立的属性,事实上,即使将“性质各异的法律规范综合在一起称为国际经济法,也并没有改变国际经济法所包括的法律规范各自原来的属性。”[14]87
(二)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从国际调节的理论来看②,倘若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那么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将失去起点和终点。众所周知,在国际上还未形成统一市场之前,各国国内经济市场的稳健运行是由“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配合、相互作用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交通、通讯领域技术的突飞猛进,促成了国际化和全球化市场的形成,这就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健全的经济调节机制,否则,国际市场将是无序的,不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存在“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两种机制,它们仍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仅凭这两者显然不能满足市场国际化的需要,于是“国际调节”机制应运而生,与前两种机制在良性的互动中,构成了一种全新的调节机制体系格局。考察当前以WTO及其规则体系为首的各种国际经济调节组织和规范,不难发现,其重点均主要放在对各国涉外经济法的规制上,即推进全球经济自由化进程,消除各国政府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因此,可作如下归纳:“国际调节”所针对的是“国家调节”,“国际调节”是对各国“国家调节”的再调节[15]。而“国际调节”主要依赖的是国际经济法,“国家调节”则是通过一国涉外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的。缘此,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在一定程度上,始于协调各国涉外经济法之目的,终于其所包含的双边、多边、区域、全球性条约等国际法规范在相关国家涉外经济立法中得到回应之时,如此循环往复。因此,如将涉外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割裂开来,会造成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③。
把一国的涉外经济法和调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一道纳入国际经济法,是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趋势的[16]。因为,涉外经济关系具有双重性,从属地原则来看,它是国内经济法调整的领域,但从各国涉外市场是国际化市场组成部分的角度出发,涉外经济关系又和国际经济法紧密相关。基于这种双重性,涉外经济法究竟应该归向何处才更有前途呢?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自20世纪初以来,国际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人们需要突破法律给经济交往带来的束缚。于是,私法的趋同化和统一化现象日渐显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ATT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促使成员国的有关国内经济立法与这些国际组织的规则协调一致。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推动了私法统一化和公法协调化的进程。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触及的领域日趋宽泛,所形成的协调一致的国际规则日益增多,从而在很多领域中,使各国从理念到规则都走上了逐步统一的道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将一国的涉外经济法放在“国际”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才是更科学合理的。任何看不到这个大趋势的研究都是盲目的,任何违反这个大趋势的决定都是欠妥当的。
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一些专门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但关于这些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学界意见分歧很大,众说纷纭,影响所及,就使部门法和各学科间的界限混淆不清,以至造成法律体系紊乱,内容重叠,相互矛盾。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法律教学研究的开展,而且使人们对我国法律体系的合理性及法律部门和学科划分的可靠性产生疑惑,甚至会导致法律实践的混乱。如何科学地判定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是一个必须认真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此略抒浅见,以供商榷。
一、关于涉外经济法律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的主要观点
目前我国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
1.独立部门说一些学者认为涉外经济类法律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并称之为涉外经济法。例如林毓辉主编的《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一书序言中说:“涉外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如同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它以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存在的客观依据,并以此作为自己调整的对象,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涉外经济关系”[1](P.1)。目前,许多高校开设了涉外经济法这门课程。
2.国际经济法组成部门说国际经济法学者,通常不承认涉外经济法律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把它看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姚梅镇教授较早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他所主编的《国际经济法概论》(1989年版)在论述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时,明确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涉外经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2](p.28)。笔者也曾采取这种观点,把涉外经济法律看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3.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国内经济法学著作,多把涉外经济法律视为国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有些还明确论述了涉外经济关系与我国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例如徐杰主编的《经济法概论》把涉外经济关系作为我国经济法调整的四大领域之一[3](p.11);肖平主编的《中国经济法》把涉外经济关系作为我国经济法调整的五大领域之一[4](p.14);费宗yī@①主编的《中国经济法》也设专章介绍外商投资企业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5](第5、16章)。
4.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我国的私法著作通常包含涉外经济法律的内容,例如姚壮、任继圣所著的《国际私法基础》把涉外经济立法称为国际私法的专用实体规范[6](pp.3~8)。余先予的《简明国际私法》也认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包括国内立法中的实体规范,并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作为典型例证[7](pp.6~8)。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编的《国际私法》也设专门章节介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8]。1997年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新论》在介绍国际私法的范围时说:“国际私法……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而从该书内容看,“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涉外经济法律[9](p.9)。
5.国际商法组成部分(或补充)说有的学者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内容(或者补充),例如冯大同主编的《国际商法》(新编本)对国际商法的定义为:“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0](p.1),在该定义下,涉外经济立法被涵盖。该书在介绍国际商法的渊源时,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补充[10](p.5),并在各章节进行了广泛的介绍。
6.民法组成部分说我国有些民法著作把某些涉外经济法律纳入民法的范围,例如王作堂等著的《民法教程》(北京大学试用教材)明确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列为民事立法[11](p.26)。
二、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混乱的原因
在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与学科划分问题上,我国学者之所以意见不一,出现混乱,主要有以下原因:
1.立法环节对法律体系的规划性不强立法环节对法律体系的规划性如何是法律部门和学科划分是否清晰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有很大进展,法制日趋完备,但我国原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在法制建设的许多方面缺乏经验,立法中对法律体系的规划难免有不足之处,“公益”与“私权”界限不清就是其中问题之一。这就造成国家公法过多干预私权行为,许多单行法规中既有民商性规范又有行政性规范,从而使我国民商法的内容有别于西方民商法,我国行政法的内容也有别于西方行政法,我国经济法的内容更大别于西方的经济法,这种立法特点势必导致部门法与学科界限争议。我国在立法环节上没有很好地注意分清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界限,这是造成学者之间在法律部门与学科划分上互相矛盾的客观基础。
2.对如何处理法律关系的多重性缺乏研究在法律部门与学科划分上,我国学界一般是以调整某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之总和构成一个部门法的原则来界定部门法的范围,然后根据这样界定的部门法范围来确定学科范围。当一些社会关系具有多重属性时,例如合同关系,既可称为民事关系,也可称为商事关系,又可称为经济关系,以上述原则界定法律部门和学科的范围势必产生混乱,造成各部门法调整对象和学科内容重叠。涉外经济关系正是多重属性社会关系的典型。对具有多重社会关系属性的法律,其部门与学科的归属应如何确定?各部门法和学科之间如何相互照应,恰当衔接?在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不免出现各种不同意见。
3.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尚待明确在部门法与学科划分上,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各国学者通常把国际法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领域而与国内法并列。但国际法本身是否构成一个法律部门或者仅仅是一个学科?国际法是否也应该象国内法那样分成一些部门法?可否打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来划分部门法?这些问题在国内学术界颇有争议,从而也影响到部门和学科划分上的歧异。
4.对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混淆不清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也是造成我国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混乱的重要原因。我们发现,当学者出于研究或教学的需要把某些法律渊源拢于一书时,往往宣称这些法律渊源构成一个部门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部门法构成一个学科和一门课程的基础,但部门法是依法律体系的特点而划分,是一个实务性概念,它使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工具便于掌握和运用,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具有直接意义;学科依某一研究领域的综合特点(如内容、研究方法)而定,学科是一个学术性概念,在法律实务中没有直接意义;课程的设置则依教学需要,以方便学生掌握知识为原则。因此,部门法、学科、课程三者之间的范围有可能不一致,有些学科会打破部门法体系,并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分类;有些课程则只讲授某一部门法的部分内容,例如商标法、房地产法等课程就是如此。
三、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应当属于国内经济法
我们认为,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应当属于国内经济法,不应划入其他法律部门和学科,现将缘由说明如下:
1.涉外经济法律不应成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涉外经济法律不应成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界限不可混淆
一般国际经济法学的著作都承认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国内法,而国际经济法属于国际法,这在国家学科分类上已有明论。如果将本来属于国内法的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经济法,就成了用国际法包含国内法,势必混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并使人们误以为国内法也可以具有类似国际法的效力。正由于混淆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有的国际经济法学者做出错误论断,提出国内法的域外效力乃是大势所趋,这岂不等于肯定某些国家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是正确的,而我国反对国内法的域外效力反而错了。这种观点显然是很有害的。
第二,主张涉外经济法律是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的理由难以成立
到目前为止,国际经济法学著作中,主张涉外经济法律为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的理由,主要是说国际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对其调整需要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互相配合。这一论据本是事实,但却不能证明国际经济法可以涵盖涉外经济法律,因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不同部门法之间互相配合乃是常有的事,岂可因此否定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如果因为互相配合就可以用国际经济法去涵盖涉外经济法律,那么,反过来用涉外经济法这样的概念去涵盖国际法的内容又何尝不可呢?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涉外经济法著作出现了。
第三,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不等于割断二者的联系。
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律,是从划清部门法与学科界限的角度而言的,从学问相通的观点看,某一学科的学者往往要对相邻学科的事物进行研究,这是中外的通例。学科的范围和该学科学者的研究范围不是同一回事。在实践中,国际经济法与各国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是互相配合、协调运作的,研究国际经济法离不开对各国相关经济法的涉猎。不涵盖并不意味着不能研究,只是国际经济法学者的主攻方向应该落在本学科范围之内。
2.涉外经济法律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有的学者把涉外经济法律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多数国家并不存在涉外经济法这样一个法律部门,我国存在一定数量的涉外经济法律,并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分离,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处于低级阶段和法制不健全的反映。例如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吸引外资,我国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该法只有十五条,内容简略,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但它是在我国没有公司法的情况下出台的,其实际价值主要是弥补了公司法的空缺。如果在1979年之前我国就存在一部成熟的公司法以及相关的法律,就没有必要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了。其他涉外经济法律出台的因由,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大同小异。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涉外经济法律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融合是必然趋势。涉外经济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没有前途的。
3.涉外经济法律不是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
根据国际上通行的观点,国际私法是指解决国家之间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属于程序法。而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实体法。如果不顾及国际通行的观点而人为地扩大国际私法的范围,并把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私法,从学术和实践上看都是不可取的,笔者曾在《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关系》[13]一文中详述此意,兹不赘言。
4.涉外经济法律不是国际商法的组成部分
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也是不恰当的。我国的法律学科分类并没有列出国际商法,按照我国的法学分科体系,所谓国际商法实属于国际经济法的范围。依此论来,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就如同用国际经济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一样,这是不恰当的。
5.涉外经济法律也不是民法的组成部分
经济法与民法之间界限何在,并无定论。我国的涉外经济法律,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规范,即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和商事性质的规范。前者当然不属于民法,问题是后者归属民法是否恰当?笔者认为不妥。因为我国立法的总体特点虽属大陆法系,但我国立法并没有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模式,大陆法系多把商法与民法并称民商法,商法作为民事特别法,在商法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商法规范,在商法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在民商合一的情况下,商事规范似可被归入民法[14](p.45)。民法属于“私权”性质的法律。但从“私权”与“公益”分立的民法观念来看,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商事规范,而是更多地体现国家利益原则。因此,把商事性质的涉外经济法律纳入民法也是不妥当的。
6.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国内经济法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已经不言而喻,涉外经济法律应归属国内经济法。关于涉外经济法律在国内经济法中的地位,笔者在此略加赘言。一个国家用何种法律渊源调整涉外经济关系,可有两种方式:一是依国际私法的冲突规范指引,直接用一般性经济立法调整涉外经济关系,而不为之另行立法,被称为内外合一模式,这是国际实践的通例,也符合国际法上的国民待遇原则;二是制定单行的涉外经济法律,排除一般性经济立法在涉外案件中的适用,被称为内外分立模式,这种作法不符合国际实践的通例,只是在个别国家和特殊情况下的产物。用单行的涉外经济立法调整涉外经济关系,通常意味着对外商的差别待遇,除非这种差别待遇是超国民待遇,否则,就很容易被认为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而超国民待遇又对民族工业不利。由此可见,内外分立模式弊病多,不如内外合一模式,抛弃内外分立模式应是我国经济法发展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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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姚壮,任继圣.国际私法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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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冯大同.国际商法(新编本)[M].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1.
[11]王作堂.民法教程(北京大学试用教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2]刘歧山.民法问题新探[M].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篇3
同国内贸易一样,国际贸易中当事人之间也会发生贸易纠纷。但与国内贸易不同的是,由于各国法律对解决同一贸易纠纷的规定不尽一致,处理结果就不一样。因而,法律选择就成为国际贸易中常常碰到的问题。本文运用国际私法理论,结合我国法律适用和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对在我国仲裁和诉讼的涉外经济合同有关法律选择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选择的必要性。在对外贸易中,无论利益取得还是受损,都取决于涉外经济合同的效力、实际履行和司法保护状况。也就是说,利益取得和受损的根本点是法律。对此,由于世界各国法律制度不同,对争议处理的有关组织来讲,就存在一个适用哪国法律的问题;对合同当事人来讲,按照国际惯例,虽然争议的解决方式及其在哪国解决都由当事人选择,但法律适用最为关键。对于这个问题,随着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国家间的民事交往也日益频繁和密切,本着互利互惠和对等的原则,争议无论以何种方式解决及在哪国解决,任何国家都不会一味地从保护本国和本国当事人利益出发作硬性规定,而是允许当事人有条件地选择法律或者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律。又由于当事人一般对以最密切联系地为连接点的准据法较难预测和把握,合同中的法律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有效地选择也就成为国际私法实践中常见适用法律的来源。因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涉外经济合同中合理地选择法律,是当事人通过有效的司法保护实现其合同权益的可靠保证。
二、对涉外经济合同中法律选择的规定。1、必须适用我国法的合同。必须适用我国法,就是不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即使选择了,也属无效选择。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有些情况可能涉及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甚至,因而当事人就不得选择解决该问题所适用的法律,而必须绝对地服从一国法律。这是世界各国常见的通行做法。根据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第2款规定,必须适用我国法的合同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这三种合同当事人各方共同的履行地必须都在中国境内,即上述三种企业必须在中国境内举办,在境外举办这三种企业涉及的有关合同,不受此约束。有人主张这三种企业的含义应不受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对外商投资企业解释的限制,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国有关部门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时需要注意的。2、选择外国法而不予适用的规定。当事人选择了外国法而不予适用,除上述三种合同必须适用我国法外,还有两种情况:第一,外国法的适用可能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就是国际私法理论中的公共秩序保留,也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国际私法法则。第二,当事人选择了程序法和冲突规范。无论仲裁还是诉讼,都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外国实体法的适用一般不直接涉及本国国家利益,但如果当事人选择了外国程序法或冲突规范,将直接危害本国司法独立和国家,或者因应适用的法律难以查明和识别而导致纠纷一时无法解决。3、当事人选择我国法时的法律适用。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当事人选择我国法时的法律适用,分为我国法有规定和无规定两种情况。当事人选择我国法,我国法又有规定的,当然应适用我国法律规定,但我国法律与有关国际条约规定不一致时,则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在解决涉外经济合同纠纷案中,这里的“有关”,一是指适用的公约与争议的涉外经济合同有关;二是我国与对方当事人所在国均为所要适用的国际条约的缔约国或参加国。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不能适用。试举一例:我国某公司与美国某公司3月3日达成协议,由中方公司向美方公司出口一批黄豆,合同采用CIF价格条件,要求中方公司于5月10日前将货运至旧金山港交货,争议处理选择适用我国法。合同签订后,中方公司按合同要求,将货物于5月9日运至旧金山港,但美方以迟交货为由,要求中方公司赔偿13万美元,中方公司不允,美方公司遂向我国法院提讼。在案件审理中,美方公司说合同签订后,双方又口头约定将交货期限提前至4月25日,而实际交货时间为5月9日。法院就此询问中方公司时,公司业务员说确有此事,只因将变更交货日期忘记,才于5月9日交货。显然,解决这一纠纷的关键是合同变更是否有效,而根据当事人的选择,解决这一问题应适用我国法。对此,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32条规定:“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通知或者协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对我国和美国均有效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1条规定:“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这时,由于我国法与该《公约》规定不一致(除合同形式外,还有合同主体资格、违约救济方法等),应适用该《公约》规定,但我国在加入该《公约》时对该条规定声明保留(我国同时声明保留该《公约》第1条(1)款(b)有关适用冲突规范的规定),不能适用。这样,根据我国法,变更因形式不合法而无效,中方公司按约交货,不存在违约。
当事人选择我国法,有时,我国法无相应的法律规定,则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所谓国际惯例,是指在长期的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被世界各国商人普遍接受的一系列例行做法的总和,即国际贸易习惯。这里应加以注意的是,普遍接受并不是指每个商人都接受。因此,对合同当事人来讲,它的约束力要比国际条约弱。既然如此,一个国家对其完全可以有选择性地适用,而对国际条约,除非声明保留的条款,则应当适用。
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的情况,是指与所争议的合同有关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当事人住所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和合同标的物所在地等。实践中,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或者选择的法律无效时,就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即密切联系地法的适用以当事人无选择或选择无效为前提。可见,从仲裁和审判实践角度看,适用法律坚持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两个原则,并且有先后之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人民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法律的通常情况是:1、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适用合同订立时卖方营业所所在地法律。如果合同是在买方营业所所在地谈判并订立的,或者合同主要是依买方确定的条件并应买方发出的招标订立的,或者合同明确规定卖方须在买方营业所所在地履行交货义务的,则适用合同订立时买方营业所所在地法律;2、银行贷款或者担保合同,适用贷款银行或者担保银行所在地法律;3、保险合同,适用保险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4、加工承揽合同,适用加工承揽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5、技术转让合同,适用受让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6、工程承包合同,适用工程所在地法律;7、科技咨询或者设计合同,适用委托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8、劳务合同,适用劳务实施地法律;9、成套设备供应合同,适用设备安装运转地法律;10、合同,适用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11、不动产租赁、买卖或者抵押合同,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12、动产租赁合同,适用出租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13、仓储保管合同,适用仓储保管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
三、法律选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选择的法律必须有充分的了解。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的法律是用以衡量自身行为性质及处理的标准,选择的法律不同,处理结果就不一样。因此,合同当事人对选择的法律事先有充分的了解是必要的。那些一味地或概括地认为某国法律公证而不详细了解的选择,则有失偏颇。2、法律选择必须与主管选择相结合。前已述及,合同争议解决方式及其在哪个国家解决,都由当事人自由选择,这就是主管选择。以在英国通过诉讼解决并选择英国法为例,从诉讼制度类型上讲,我国采用传统的纠问式诉讼,当事人及其人在诉讼中的作用相对较小;而英国采用控辩式诉论,当事人及其人在诉讼中的作用相对较大。这样,我国当事人及其人可能会因不熟悉或不适应该诉讼制度而陷入被动。另,根据英国法律,英国是可以适用冲突规范的国家,所以法院最后适用的准据法可能就不是英国法。因此,把法律选择与主管选择结合起来,一旦发生争议,当事人可以运用自如,达到预期目的。3、法律选择要具体。美国是目前世界贸易大国,当事人在实践中都更多地选择了美国法律,相关合同争议也较多。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除联邦法律外,还有以州为单位形成的各自独立的法律体系。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了美国法,到底适用美国联邦法还是美国当事人所在州的地方法律,目前在国际贸易法理论界看法还不一致,各国实际做法也不一样。
注意参考投资保护协定和司法协定。
投资保护协定是国家、政府间为了彼此保护对方国当事人在本国的投资而达成的协议。它自然地成为当事人直接投资协议的组成部分,因而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和解决合同争议方面,都必须加以参考。司法协定是国家间为了相互承认和协助传递、执行法律文书而达成的协议。这更需要当事人加以参考,因为争议无论在哪国解决,基本都涉及在他国执行的问题,而执行是由执行地国进行的,如果没有这个协定,处理结果再有利,执行地国很可能以各种理由而不予执行,处理结果只能是一纸空文。选择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法律,就更需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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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经济的活跃程度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涉外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外汇金融的有力支持。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各级涉外金融机构要充分认识外汇金融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实事求是地分析主客观环境,根据当前国际金融业务发展现状,审时度势地制定应对策略,切实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外汇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全面提升外汇服务水平,创新业务品种,简化办理程序,落实外汇改革政策。要以人为本,为涉外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全力支持市对外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推进外汇管理改革,落实货币信贷政策
外汇管理部门要按照国家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的部署,结合当前形势和辖区实际,认真落实好各项外汇改革政策,不断优化“窗口服务”质量,简化办事程序,缩短办事时限,提升服务水平,加大对进出口企业等涉汇经济主体的政策培训和指导力度,引导外汇指定银行积极创新外汇金融服务产品,帮助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规避汇率风险,积极支持企业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展对外投资,扩大对外贸易。各涉外金融机构要结合各自工作重点与方向,全面贯彻落实《意见》,积极发挥信贷政策结构调整作用,加大信贷产品的创新力度,合理配置信贷资源,大力支持外贸支柱产业、骨干企业和重要产品的发展。要不失时机地将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国家产业政策有效配合,促进外贸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为全市对外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对外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撑作用。
三、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管理方式转变
外汇管理要始终坚持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有条不紊转变管理方式,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维护辖区经济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主动寻求便利化举措,做到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为企业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务。
(一)缩短行政审批时间。结合实际制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政务公开目录和政务公开指南,将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承办的52项行政许可事项和初审后报国家外汇管理局省分局审批的7项行政许可事项予以公布,明确每一项行政许可项目的办理依据、对象范围、办理条件、办理时限和办理程序,给企业提供便利。同时缩短行政审批时间,将收到行政相对人完整材料之日起需5到20个工作日内办结的审批业务均缩短为2个工作日内办结,能当日办结的争取当日办结。
(二)认真贯彻落实三项制度。即“承诺办理制”,对承诺办理的外汇业务无条件按要求办理;“首问负责制”,对企业咨询办理的外汇业务负责接待的第一位工作人员完成全业务的操作;“零收费制”,在外汇管理局办理的每一笔外汇业务和业务单据不收取银行、企业任何费用。
(三)积极开辟收结汇“绿色通道”。在政策允许、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为诚实守信企业开辟收结汇“绿色通道”,改进和完善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和贸易信贷登记管理,对信誉好的优质企业开辟“高速通道”,采取企业用汇后核注、银行实时报备的方式,便利企业资金运用,最大限度地减少真实性审核给经济主体带来的额外成本。
(四)放宽出口收汇核销单的发放标准。对于首次领单的出口企业,只要提供真实的出口合同,按照企业要求发单;对于出口收汇核销率高的企业,按照企业需求发放;对于有逾期未核销情况的出口企业,在其说明一定时期内可以核销的理由后,酌情发放;对于用单量大的出口企业,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定期征求意见,采取预约方式,满足企业的出口需要。
(五)改进收结汇联网核查工作。对企业确已出口但因数据传输时滞造成可收汇额不足的,允许其先结汇后核查。将出口企业预收货款收汇比例调高至上年度收汇总额的30%,将部分业务审核权限下放到外汇指定银行。在加强贸易收结汇与贸易活动真实性、一致性审核的同时,便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贸易融资和收回货款,保障资金安全。
(六)提高出口企业收付汇比例。在加强贸易收结汇与贸易活动真实性、一致性审核的同时,将企业预收货款比例由10%调高至30%,将部分审核权限下放到外汇指定银行。简化企业申请贸易信贷临时额度、注销、退汇等环节的审批程序,对于不能满足出口预收汇比例和进口延期付汇比例需求的企业,坚持贸易真实性原则,适当提高其基础比例。取消企业已在贸易信贷系统中登记的3万美元以下的小额预收货款和延期付款的比例限制。
(七)实施进出口收付汇差额核销。在把握真实性审核的原则下,对因市场行情变动等原因引起的进出口收付汇差额,酌情给予差额核销,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由于国际市场产品价格波动造成的进出口核销难题。对有真实贸易背景、确因金融危机等国内外因素而产生的逾期未核销情况,根据企业申请适当延长核销期限,采取适时跟踪等措施加强外汇服务。
(八)完善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按照均衡管理的原则,认真贯彻国家外汇管理局《服务贸易及收益和经常转移外汇收支真实性审核监督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为企业提供规范、透明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管理政策。
(九)放宽境外投资项目审批权限。积极支持全市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支持我市企业抓住有利时机,开发境外资源,开拓境外市场。简化相关手续,1000万美元以下(含1000万美元)的境外投资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直接审批,1000万美元以上的境外投资报国家外汇管理局省分局审批。放宽跨境融资限制,便利境内企业“走出去”所需外汇资金的获取和运用。
(十)完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服务。适当放宽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账户管理限制,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流入超过账户最高限额时,允许企业在一定的比例内结汇使用。简化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年检手续,推行网上联合年检,降低年检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四、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外汇管理透明度
充分发挥外汇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为政府招商引资、企业引进战略投资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优化全市贸易和外商投资结构,积极支持涉外企业的外汇资金需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外汇政策法规宣传工作。继续组织开展“国际收支宣传周”、“诚信兴商宣传月”等宣传活动,对新出台的外汇管理法规,通过新闻媒体、银企座谈、业务培训等形式,解读相关政策,普及汇率风险防范知识,积极帮助涉汇企业采取避险措施,降低企业外汇成本,提高企业经营能力和经营效益,更好地为外汇管理和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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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技术开发区;户外广告;引导;控制
中图分类号: C35 文献标识码: A
1.前言
户外广告是在九十年代末期产生,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蓬勃发展的产物。但是由于户外广告种类繁多,而且专门针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广告规划实践与研究尚不多见,因此开发区户外广告规划不能简单的套用普通的城市功能区的规划方法。
本文以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告规划为例,在现有的基础上探索了一套针对开发区广告规划布局的体系方案,为以后工业园区广告规划提供实践依据。
2.户外广告的概念及规划设置概况
2.1户外广告的定义
户外广告是指在露天或室外的公共场所向消费者传递信息的广告物体,1利用建(构)筑物、公共设施、公共空间等户外场所广告信息而设置、悬挂的户外媒体。
2.2一般户外广告规划的基本方法
不同国家对户外广告设置的指导思想也不同。例如在美国,广告业是其三大产业之一,政府对广告业的行政管理相对较宽松,并尽量提供方便。而新加坡及许多欧洲国家,政府更为重视城市整体景观环境质量,对户外广告设置的管理较为严格。
在国内,常用的方法是在地方规定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采取规划编制来制约和管理城市的广告布设。例如,上海市是通过户外广告设置总体规划对户外广告的布局进行管理。按照不同的城市用地和功能,将城市地块分为禁设区、控制区、展示区三个区域来控制。对于城市道路而言,也采用同样的方法,把道路划分为禁设路段、展示路段和控制路段。2
3.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实践
3.1规划背景
随着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快速发展,企业对于对外展示和宣传需求越来越强烈,户外广告的设置呼声也持续高涨。如何让户外广告设置既能满足企业的商业需求,同时又能塑造优美的城市景观,是城市管理者当下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难题。
因此,为突出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空间特色,合理划定户外广告设置区域,需要提出具体的控制要求,以促进城市景观整洁、美观,保障城市公共安全,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规范城市户外广告设置与管理。
3.2规划特殊性及所遇到的问题
对于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而言,常规城市户外广告设置规划适用性不高。
首先,马鞍山经济开发区商业用地所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较低,很难形成城市级或组团级商业中心。
其次,按照常规的规划手段,工业用地以及物流用地应作为广告规划控制区来布置,居住用地则作为广告规划的限制区来引导,而这两种用地占有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较高,故编制广告的意义不大。
再次,道路的车流量较大,以过境车辆为主,而人流量较少。由于人流无法被吸引到城市功能区里来,因此相较于用地,道路更具有广告布置的意义。
最后,对于产业用地来说,建筑物的尺度通常较大。附属在建筑物的广告又必须与建筑物本身比例相协调。这种情况下,布置出的广告不仅尺寸过大且不美观,可能还会影响厂房车间的使用。所以,在产业建筑的立面上设置附属性广告很困难,其类型具有局限性。
3.3规划策略
控制与展示并重,确立广告设置分区。突出商业区、交通门户、主要交通通道等重点地区,展示城市形象,打造出一定量和一定规模的广告展示节点。
衔接总体规划功能,彰显地域特色,明确广告设置总体布局。把规划区有价值、有意义的资源进行提炼,通过一定的规划手法进行展现,使得广告成为展现规划区优势资源的载体。
对接管理,实行图则控制与通则控制双重管理。
3.4规划内容
3.4.1分区控制
户外广告是覆盖整个城市的景观要素,规划要从全局出发,进行导向分区,划定鼓励与限制发展的不同区域,并对户外广告的设置提出技术性的要求,以规范户外广告的布局与设置。3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参照上海、南京主城等地的编制体系,吸收重庆等地的经验,增加自身特色控制引导要求,将用地分成禁设区、展示区和控制区。
禁设区为严格禁止商业广告设置的区域,主要包括文保单位及其控制地带、居住区、行政办公、中小学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城市雕塑周边,影响雕塑形象及其视觉环境的建筑物、构筑物,城市森林公园及周边。
展示区是指在满足安全、有序的前提下,允许设置多样化户外广告设施,塑造繁荣、丰富的城市景观,主要包括商业步行街区、商业广场等区域。
控制区为除禁设区和展示区外的区域,在满足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可在场地或道路两侧第一界面的建筑上适量设置户外广告设施,严禁在街坊内部设置。主要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里的大片产业用地和研发用地,部分城市公园绿地,节庆广场周边等。
由于经济开发区产业用地所占比例较高,故广告控制区比重较大。但是产业片区由于建筑尺度过大等原因,也不适合布置广告,所以用地的三区划定对于广告规划布置引导不强。
3.4.2路段评价与控制
马鞍山整体城市形态是南北向为主,东西向为辅,同时,规划区也是南北向为主的空间形态,车流量和人流量主要以南北向贯穿规划区。因而,南北向的道路其设置广告的价值更优于东西向的道路。
而规划区主要用地性质是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所以车流量的评价因子权重应当高于人流量。
所以本规划结合道路等级、道路性质、道路周边用地的性质以及预估交通量的大小、人流车流密集程度来综合评价广告设置路段的价值,如表1。
表1、路段因子评价表
1分 2分 3分
路段区位 无公建或公建少 建筑集中区有一定公建和少量商业 商业建筑集中区,人流车流汇聚的广场
道路性质 支路 交通性次干道、交通性主干道 南北向贯穿的交通性干道、生活性次干道、生活性主干道、快速路
人车密度程度 低密集区 较高密集区 高密集区
通过对表1中三项影响因素进行评估,路段因子的综合评分用X表示。X>7的广告路段为一类价值区域,设置价值高,鼓励设置广告;4<X<7的广告路段为二类价值区域,设置价值不高;X<6的广告路段设置价值低,无需设置广告。
路段设置将规划区所有的路段划分为禁设路段、展示路段、控制路段。
禁设路段一般为道路两侧均为禁设区、或者道路两侧以禁设区为主的主次干道,以及城市支路;道路两侧均为展示区、或者道路两侧以展示区为主的主次干道,以及贯穿工业区展示工业区特色产业、有条件为工业区的产业做宣传的路段为展示路段;控制路段为道路两侧均为控制区又无产业或者自然资源特色的主次干道。
3.4.3片区主题风貌的引导(DIS理念的融入)
DIS指的是在户外广告规划中,有意识有计划地利用或创造城市所规划范围内每一区域的形象系统(District Identity System),为所规划的区域、路段和街点进行个性化形象的定位。4因此,按照每个片区不同的特色将规划区分为六片,分别为钢铁加工产业片、现代制造产业片、数字电子产业片、现代商务片、绿化景观片和居住生活片 ,如图1所示。
3.4.3.1钢铁加工产业片:
包括采石河路以北的产业区片区,包含了开发区起步区的核心部分。风格简约大气,广告色彩变化集中在冷色系中,突出钢铁产业的特色片区。
3.4.3.2现代制造产业片:
包括开发区起步区在节庆广场以南的部分产业片区。风格时尚大气,广告色彩以冷色调为主,同时融入暖色调,体现现代化气息,产业与商务、居住片区交融处进行柔和过渡。
3.4.3.3数字电子产业片:
包括银塘片区的大部分产业片区,包含了一类二类工业组团、物流仓储组团和城市森林公园。广告尺度、色彩、形式不能破坏城市公园的自然风貌,要求与自然有较高的融合性。
3.4.3.4现代商务片:
主要包括银区的公共服务核心, 是广告最为集中和最富有变化的商业广告区。风格现代,突出商业街区的特色。尺度与建筑体量一致,色彩以暖色调为主,烘托繁华商业气息。
3.4.3.5绿化景观片:
包含节庆广场周边,是独立式广告较为集中分布的区域,但是不能影响采石河的自然风貌景观。 靠近河流位置的广告可以布置尺度较小的实物造型广告,在避免对滨水景观产生影响的同时产起到点缀风貌的作用。其他广告要求尺度适中,数量不可以过多。内容要求包括部分公益广告。
3.4.3.6居住生活片:
包括银塘片区的居住组团,以居住功能为主。风格体现安静与和谐,尺度小,色彩以浅色为主,浅色渲染出居住温馨的气息。内容包括部分公益广告。以广告画、宣传牌、灯箱广告、城市家具广告(站台)为主,尺度适合,色彩柔和。
3.4.4产业用地特性强化道路的轴线引导
户外广告的市场要素属性决定了对商业价值的追求是影响其分布的内在动因,7而通过之前的评价体系,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十条轴线正是该区域广告设置价值最高的地方。所以将规划区的主要十段干道进行深化,充分利用其产业价值。共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迎宾门户型、迎宾展示型、山水风光型、产业收敛型,如图2所示。
3.4.4.1迎宾门户型
①湖东路――开发区新风貌景观带
开发区广告综合布置的道路,广告内容自由奔放,尺度统一、简约大气,色彩根据不同路口的变化而变化,体现新型的综合城市功能发展轴风貌。
②九华路――北部门户印象广告带
开发区最北部的横向门户道路,广告风格时尚、典雅,具有东西向的视觉连贯性,给经此而过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型支架广告、高立柱广告与小型独立支撑广告相结合,广告色彩以中性色调为主,全路平缓过渡,不出现跳跃。
③超山路――休闲生活广告带
节庆广场、银黄组团核心、超山与此广告带息息相关,广告以灯光结合高立柱广告为主,体现产业开发区、居住与商务银黄的时代精神风貌,以冷色调为主,广告设置以公益广告为主。
④银黄路――科技生活广告带
体现开发区南部组团次要核心与高新科技产业区新形象,采用简约大气的路灯广告以及单立柱广告的形式,结合灯光广告,烘托银区的气势与新面貌,色彩以浅色调为主,展现银黄产城融合的形象。
3.4.4.2迎宾展示型
①常合高速――综合迎宾广告带
体现桥东的休闲生活气息以及马鞍山长江大桥的门户形象,采用简洁、统一的形式,结合路灯设置,尺度宜人,以体现商务、居住生活的暖色调为统一,工业产业、物流仓储路段采用大尺度、鲜亮色彩的广告形式突出门户空间形象。
②宁芜高速――迎宾展示广告带
开发区东部过境高速的广告展示带,对于马鞍山开发区地区形象的提升具有战略性地位。色彩上选择冷色系,与东部产业区色彩风格统一,通过高立柱形式,展示开发区的雄厚的实力、多元的色彩、完美的创意。
3.4.4.3山水风光型
①江东大道――城市公园生态广告带
体现绿色与休闲、生态与宁静,结合路灯布置尺度宜人、简洁工整的广告,色彩偏绿,产业地段广告内容除了为产业本身内容外,可以布置少量商业指示性广告,通过广告将产业、商业、居住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产业与公园交界节点处布置高立柱广告宣传开发区整体品质,同时结合部分公益性广告。
②采石河路――绿地广场综合广告带
体现滨水风貌的景观广告带,路灯广告结合小型独立支撑式广告,10米至20米布置一处,色彩以蓝白相间为主,尺度适中、氛围趣味,充分体节庆广场的魅力。有规律布置少量高立柱广告,包含部分公益性广告。
3.4.4.4产业收敛型
湖西路、红旗路――纵贯均衡产业形象广告带
湖西路产业形象广告带,纵贯开发区南北,是体现开发区产业文化的广告带,根据湖西路所穿越的产业分区的不同而有变化,但整条路的广告尺度不变,色彩在红色系当中有深浅变化。节庆广场、金山湖路段不设置产业广告,具体结合采石河路、湖东路廊道广告规划。
红旗路根据所穿越的产业分区的不同而有变化,整条路的广告尺度不变,色彩在红色系当中有深浅变化。
4.小结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告规划通过对片区和轴线的引导,不仅优化了城市产业片区,而且合理整合了自然与空间资源,为改善城市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该广告规划也解决了工业区设置广告的难题,为后面相似项目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樊志育.广告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6.
【2】上海市户外广告设置总体规划.
【3】城市户外广告规划探索.[J].规划师,2000.5:97.
【4】六安市户外广告设置问题及对策分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10:46.
【5】安徽省户外广告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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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国际公法;国际商法
一般来说,近年来绝大多数研究人员已经将国际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对待,但是对于如何定义国际经济法、如何确定它的研究范围,一直是众说纷纭,争议不断。我国的法学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较晚,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一学科的出现成为必然,在国内早已成为高校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本文拟对这一方面的不同观点进行总结、分析,希望可以对这一课题的探索和研究有些裨益。
关于国际经济法定义和范围研究的观点很多,归纳起来,目前的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是“经济的国际法”,这是一种偏重狭义的说法,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众多分支中的一个,应该严格参照国际公法的规则进行划分和研究。传统的观点,一般认为国际公法是用来调整国与国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军事上的、政治上的、外交上的诸多方面的关系的,基本不涉及经济方面的关系。但是目前世界上国际关系的主体已经是经济关系了,随着经济关系的不断增强,越来越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分支来规范和限定如何调整国际法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这就产生了国际经济法。支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欧洲、日本的一些学者:如英国的著名学者G・施瓦增伯格、詹姆斯,法国的弗洛里、朱亚尔、卡罗,日本的金泽良雄等。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用来调整国际法主体(国家、国际组织等等)之间经济关系的国际公法分支就是国际经济法,而将用于调整跨国私人商业事务交易的法律称为“国际商法”或者“国际交易法”。我国支持这类观点的主要有北大的王铁崖、外交部的史久镛等人。笔者认为,这类观点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国内法与国际法,以避免在学科研究上出现重复、交错和混淆,这样的学科体系安排显得结构十分合理。但如果从独立的一门学科的角度出发,这种观点就不是很理想了。因为国际法主体间的经济关系也是离不开个体涉外经济活动的,甚至就是由这些活动组成的,如果不包跨所谓的“国际商法”的范畴,就难以构建一个全面完整的学科体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经济的法”,这是一种偏重广义的说法,也是曾经是国内研究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就是用于调整一切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种跨国经济关系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各国对本国涉外经济活动的和跨国商事主体之间的所有经济关系。涵盖的范围涉及到国内法、国际法、公法、私法等等许多法学部门,因此,国际经济法应该是一种跨学科多门类的边缘性学科。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美国的一些学者,其中以美国著名学者杰塞普的“跨国法”理论最成体系,成为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摒弃了传统上过于严格的法律学科划分,坚持用综合法,将所有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都囊括在内。国内支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以姚梅镇教授为主要代表,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国际经济法教材均采纳梅教授的观点,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既有优点:即打破了学科界限,便于分科导向,便于思维方式的转变,避免了使研究进入狭义的胡同,有益于实践需要,有益于独立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也有缺点:涵盖范围的过于广义使得研究的内容、理论、逻辑、体系显得庞杂分散,教师很难在课时内将这些东西教授给学生,学生也接受不了。在全球化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客观上,很需要重新对国际经济法学科的界定进行重新定义和反思。
第三种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经济规则法”,简单的说,这是一种“规则法”。主要的观点是这种法既需要能够管制各国对本国涉外经济活动,也要能够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能够综合这两方面的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的法律的总和才可以是国际经济法。这种观点也是来源于美国,其中美国国内的国际经济法权威杰克逊教授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目前美国国内的法学教育界,一般都沿用这种观点的理论进行教学,国内的主要代表是南开大学的左海聪教授。随着经济的发展,近些年开始,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开始增多,学界从法律定性、调整对象、使用范围、使用方法、产生发展、法律实践、教学研究等各种角度进行讨论,认为可以把广义的国际经济法分解为调整国际经济管制与协调关系的国际经济法和调整跨国商事主体交易关系的国际商法。相对于狭义说和广义说,笔者更赞同第三种观点的“规则说”。这种说法能够将国际经济法从传统的国际公法中剥离出来,形成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综合性的法律体系。这必将能够满足国际经济法研究范畴中既涉及国家间、国际组织间的经济关系,也涉及各个国家对本国涉外商事管制这一事实,对这一学科的学科建设、教学实践、科学研究都有更加科学合理的帮助。
当然,法律学科的划分绝不是固步自封的,也需要适应时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法律本身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改变也会影响具体的定义和划分。区别必要的交错、不合理的重复、甚至是定义范围的混乱,使理论和实践能够兼顾,才是科学划分法律学科的依据。不管是狭义说,还是广义说,都在一定的时间和范畴内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规则说”都更能适应目前的时展,国际商法从国际经济法中分离出来独立构建一个法律学科已成为必然。
参考文献:
【1】 G・Schwarzenberger, the Province and Standard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J]. International Law Quarterly, 1948,(3):404-405
【2】 左海聪.国际经济法基本问题论纲[J]. 法学评论,2009年,(1)
【3】 P・Jessup. Transnational Law[M]. 1956: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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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涉外地勘企业 人本管理 经济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逐年增加。尽管我国的矿业生产量也增长迅速,但是供需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我国地勘企业必须实施“走出去”战略,与相关国家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坚持人本管理,对于涉外型地勘企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一、涉外地勘项目的特点
⑴远离祖国,多数在非洲国家,交通条件差、生活环境恶劣、物资供应困难;外派人员与家人分离时间长,生活极其单调艰苦;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多数人语言不通,极易产生困惑、急躁、无聊等低落情绪。
⑵涉外地勘项目公司人员结构复杂,专业门类繁多。甲方多为外方或中外方合资公司,现场雇佣的员工为项目所在国当地居民;专业队伍有地质、物探、钻探、测量等,现场管理协调难度较大。
⑶外派人员的学习、交流、提高机会较少。
二、涉外地勘企业人本管理的内涵
涉外地勘企业面对远离祖国、自然条件恶劣、多国文化碰撞等困难和复杂的外部环境,通过树立人本管理的理念,构建人本管理的组织、制度体系,实施员工素质提升工程,做好员工情绪管理,改善员工在海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保障员工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并实施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极大的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向心力,为成功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涉外地勘企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本条件。
三、如何做好涉外地勘企业的人本管理
(一)树立人本管理理念
人本管理必须为全体员工所认可,形成企业共同意志和愿景,才能顺利实施。企业是员工为社会创造财富,造福人类,实现员工理想、体现员工价值的载体和员工成长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企业发展与繁荣,就不可能有每个员工的健康成长与幸福,同时,员工的发展与成长又使企业的发展得以延伸和支撑。只有集智聚慧、凝心聚力、逐日求新、发奋图强,不断使企业价值与员工价值实现有机统一,才能永葆企业的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
树立“人人都是管理者,人人都被管理”的管理理念。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员工,在管理流程中其岗位均被视为管理节点,都必须承担前一程序赋予的管理责任和下一程序赋予的管理权力,每个员工作为管理流程的“控制点”,赋予相应权限,同时作为管理流程的“考核点”,承担相应责任,在权责对等中发挥员工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树立“人人是人才、岗岗出人才,岗位靠竞争、收入凭贡献”的人才理念。每个员工,每个岗位,只要在某一方面能创造性工作,较好解决某一方面问题,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都是企业的人才。只要员工符合岗位要求,通过竞争上岗,并在岗位中最有效发挥自己的能力,员工就能获取与岗位和贡献相称的收入与发展。
(二)构建人本管理体系
(1)确保人本管理组织落实与资金到位。建立更具人性化特点的组织体系,将组织层次扁平化,对部门进行优化调整,对管理职能进行清晰界定,减少管理层次。同时,设立人本管理专项资金,满足人本管理资金需要,确保人本管理所需资金到位和人本管理的持续有效运行。
(2)提高员工自主管理能力,为实施人本管理奠定坚实基础。
(3)确立饱含人文精神的企业共同愿景,将企业发展与员工成长相统一,把人文精神融合到企业愿景中,形成企业与员工个人相统一的价值观。海外项目地理位置相隔较远,直接监督已不可能,行政命令也不适宜,那么,靠什么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队伍凝聚起来呢?只能是依靠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企业传统、共同的企业文化。文化是习惯不是制度,法律强制人达到最低标准,而文化引导人达到最高标准。文化是人心理的灯塔,是一种心理团队契约,靠企业文化来约束人,发展人,达到企业人本管理的理念。要使人自觉地积极工作,主动地开动脑筋,乐意开发自己的潜能,并自愿出色地与他人合作,有效的手段只有一种一那就是企业文化的精神力量。
(三)制定人本管理制度
制定并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着重建立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专业技能人才队伍培养制度;建立学习成果奖励制度,鼓励员工根据工作需要自觉成才;建立竞争上岗制度,实行持证上岗,鼓励员工“精一门、会两门、通三门”,为完善“学习―考核―使用―待遇”一体化激励和员工绩效评价奠定良好基础。
建立工作岗位责任制,确立人本管理激励体系运行的载体。明确员工各岗位责任与权利,付出的应给与应有的报酬和相应的权利,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员工除了解决生活所需之外,还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取得成就,获得自尊,实现自我价值等。
建立考评、选拔、分配制度,落实人本管理激励系统运行的措施,包括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工作评价体系,收入分配体系等。利益分配主要有:确定合理的工资差别,力求使每个人的收入与他们的实际贡献相称;实行弹性工资制,使员工收入与企业实际效益紧密挂钩,在利益分配上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使收入趋于合理;以工资杠杆,引导人们积极解决公司所面临的难题和关键问题,对解决这些问题做出显著贡献的人,加大奖励力度。
(四)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人们在一定的社会中生产、生活,就必然要同其他人结成一定的关系,不同的人际关系会引起不同的情感体验,并影响到组织的凝聚力、工作效率、人的身心健康和个体行为。实行人本管理,就是为了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达成企业成员之间的目标一致性,以实现企业成员之间的目标相容性,以形成目标期望的相容从而建立和谐关系。只有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让所有员工在快乐的心境中工作和生活。用真诚之心、善良之心、仁爱之心和谐相处,关心人、关心集体、关心大局,保持对美好理想、愿望、事物和事业的孜孜以求,员工才能够发挥自我实现价值的能力。对于涉外地勘企业来说,必须处理好项目组内部成员之间、甲方员工之间、当地雇员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遵守劳动法及相关法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同时,仔细做好员工的情绪管理,合理定岗,因岗选人,公平公正的处理每一件事。
(五)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大于天,生命重于泰山。确保海外工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人本管理的重中之重。
首先,建立健全各种安全管理制度,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编制全面、详细、可操作性强的安全生产手册,对全体员工进行全方位安全教育,并在安全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
其次、聘请专家给全体员工介绍工区所在国的民族信仰、风俗习惯、地理条件、法律法规、安全状况、易发疾病及注意事项。
第三,聘请专家对全体员工进行常用的医疗急救处理方法培训,使每个员工都了解简单的、常用的医疗急救处理方法,并使每个工作小组中至少有1-2人熟练掌握,避免由于延误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同时,为每个工作小组配备常用药物。
四、人本管理的实施效果
实行人本管理,使我所管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得到较大的提高。
(一)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明显增强
在人本管理制度的指导下,境外项目组成员之间职责明确、奖罚分明,各项任务都落实彻底;内部员工、甲方人员以及当地雇工之间的关系得到适当的处理,并及时有效的安抚了他们的情绪;为员工处创造了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提高了员工的综合素质,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和空间。
(二)有效促进了境外项目的健康发展
在人本管理制度的指导下,自2006年开始迈入国际市场以来,我所已先后在刚果(金)、坦桑尼亚、柬埔寨、菲律宾、俄罗斯、几内亚、塞拉里昂等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地质勘查研究项目,总经费超过1亿元人民币。几内亚铁矿项目自2011年实施以来,项目组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实际找矿效果,受到甲方领导的高度认可,后续合作项目不断扩大,预计总经费超过2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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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的地位;法律体系;法律部门;调整对象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通知,鉴于在实际的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关于经济的纠纷往往与民事、刑事或行政纠纷结合在一起,而导致经济法庭审判的效率低下,所以宣布取消经济法庭的设置。这一举措,是否意味着经济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不再有一席之地了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有必要再次重申经济法的地位问题。
1.经济法地位的涵义
经济法地位,也就是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是指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经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重要性如何。
由于法律体系是由多层次的法律部门组成的,因此要回答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必须说明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如果经济法是某一层次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则表明它在法律体系中具有一定地位;如果经济法在任何层次上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那就是说它不是法律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法律体系中没有什么地位可言。
任何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都在法律体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是,由于它们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它们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又是不同的。要回答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还必须说明它的重要性如何。
2.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在经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问题上,国内外法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些学者认为,所谓经济法,只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是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的总称,其中包括分属于其他许多部门法的法律规范;有些认为,经济法虽然不是一个独立部门法,但可以把各种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综合起来,作为一个学科来加以研究;有些学者把经济法看作是民法或行政法的一种特别法;而直至现在,我国还有人将商法与经济法等同起来,认为经济法其实就是指属于商法的一些法律。
当前,起码在中国,认为经济法是独立部门法的人越来越多,已经争论不大。经济法之所以成为,能够并且在某些国家实际上成为—独立部门法,是有其内在根据的。
1)经济法的产生是符合法的发展规律的。认为,法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并不是不变的。经济法的产生决非偶然,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阶段,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自由竞争规则的活力。以禁止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为核心的新型法律部门便脱颖而出。
2)根据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分析,表明经济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其他法律部门不能调整的,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的特殊性,是确立经济法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主要依据。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本身就是那些需要由国家干预和调整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不同于经济政策的调整,它是指国家将其意志深入到物质关系,使其成为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通常认为,经济法的调整,从功能上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促进、保护、指导;另一方面是限制和禁止。国家对那些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经济关系,需要加以促进、保护和指导;而对那些危及其经济基础和正常经济秩序的社会关系要加以限制和禁止。这些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1,确认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所产生的经济关系。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是指市场主体参加市场活动时在法律上所有的主体资格。如企业的设立、变更、终止等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
第2,调控市场,维护市场秩序所产生的经济关系。市场秩序的内部包括市场交易秩序、市场竞争秩序以及市场主体的利益保障机制等。
第3,为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限制其负面作用,进行宏观调控所产生的经济关系。宏观调控的内部包括计划调控、投资调控、财政税收调控、金融调控以及其它宏观调控关系。
第4,涉外经济关系。它是指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涉外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具有涉外因素的经济关系。如调节与涉外企业的税收优惠问题,反倾销、反补贴问题,三资企业的利益保护问题等。
3)经济法有着自身特有的基本原则和完整的独立体系。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立法宗旨的具体体现,是经济法的规范和法律文件所应贯彻的指导性准则,也是经济法的灵魂和经济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依据之一。其包括平衡协调原则、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各方利益公平原则、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原则等。经济法基本原则同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是不同的。如民商法调整各自然人和法人这些“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其基本任务和立法宗旨重在保护各个体的合法权益,其基本原则是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和命令与服从。除此之外,经济法还有着完整的独立体系。经济法是由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和环节的法律规范所构成,各种法律规范互相关联,互相衔接,并且有着贯彻于全部经济法具体规范的基本指导思想、原则和法律制度,这些经济法规范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4)从经济法与行政法、民商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经济法不能不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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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88年1月1日正式对我国生效。出于对当时国内经济环境刚从计划经济转型,处于起步阶段的考虑,以及从保护国际贸易的安全性等相关因素出发,我国政府交存核准书中对《公约》中规定的因为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公约做出了保留。这项保留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合理和必要的,但是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国内法律制度的充分完善,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另一缔约国法而适用《公约》的情况不会对当事人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可以撤销此项保留。
关键词 :公约;保留;撤销
一、我国对第1 条第(1)款(b)项保留的内容
《公约》第1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a如果这些国家是缔约国;b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理论界习惯把这一保留简称“国际私法规则保留”。第一种情况通常被称为是对《公约》的直接适用。当合同双方当事人均为缔约国,并且没有排除公约的适用,那么在双方当事人产生纠纷时就可以直接适用《公约》。第二种情况被称为《公约》的间接适用。它的目的是为了使一方或者双方营业地不在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也能适用公约,只要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那么《公约》就可以适用,而不是适用缔约国的国内法。从这个角度上说,《公约》第1条第(1)款b项的规定,扩大了公约的适用范围,体现了《公约》为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减少国际贸易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贸易飞速发展的宗旨。在讨论通过该项时,有的国家代表提出删掉此项,但是此种意见没有被接受。为了考虑到这种意见确实存在,公约增加了第95条:任何国家在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时,可声明它不受本公约第1 条第(1)款(b)项的约束。即允许对公约第1条第(1)款(b)项的内容做出保留。
我国在加入该公约时根据公约第95条的声明也对公约第1条第(1)款(b)项声明保留。因此,对我国法院而言,只有符合第1条第(1)款(a)项的适用条件,即仅对当事人营业地均在《公约》缔约国并且在《公约》调整范围内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才可以适用《公约》。
二、中国提出保留的背景和原因
中国政府1986年12月5日正式向联合国递交了核准书,提出了保留并对保留的原因做了阐述,即“第1条第(1)款(b)项是欲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对我国外贸公司恐不方便”。我国原外贸部法司司长张玉卿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对第1款(b)项做出保留的国家,其本意是不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从而使本国的有关法律有机会得以适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济体制的原因,在经济贸易方面都制定了两套法律,即一套适用于国内商业,另一套适用于国际经济贸易。如果这些国家不保留第1款(b)项,则他们的涉外贸易立法就不会得到适用。而保留这一项,公约就只有在第1款(a)项的情况下——货物销售合同的当事人在不同的缔约国内设有营业所才得以适用。我国政府在1986年12月正式核准参见公约时,对第1款b项提出保留。”
当时国家有专门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正是出于对当时国内经济环境刚从计划经济转型处于起步阶段的考虑,特别是当时国内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的立法还不完善,因此中国对此做出了保留声明。目的在于保护相对稚嫩的国内经济合同关系,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前提和环境下提供一个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适应期。
首先,第1 款(b)项的规定使得公约在适用中的标准变得模糊且难以把握。各国在适用各自的冲突规范指引的合同准据法往往不一致,因此公约是否因国际私法规则的引导而适用要受诉讼地法律的限制和法官的左右,造成公约适用的不确定性。况且当时我国法官在处理有关国际法的相关制度的能力普遍都不高,并且地区差异很大,即使是相同的案例也会因为法院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其次,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当合同因国际私法规则适用我国合同法时,公约将代替我国合同法的适用,这就导致我国合同法在处理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中可能没有用武之地。
最后,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或人民法院按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是指现行的实体法,不包括冲突法和程序法。3 如果争议适用的法律包括冲突法,那必然会发生反致,而我国到目前为止,不承认反致制度。因此,如果我国不做出保留,那么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依冲突法指向某个缔约国的法律,基于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立场,则必然会发生适用公约而不适用缔约国法的转致,而转致正是反致的情形之一。
三、该保留在实践中的法律效果
1.《公约》的保留使其在中国的适用更加复杂化
正如美国政府所认为的,缔约国对第1条第(1)款(b)项做出保留,简化了公约的适用范围,公约只能在第1条第(1)款(a)项适用。我国政府1986 年12 月5 日正式向联合国提交核准书,说明做出保留原因时也表明,保留可以使公约的适用范围不至于被扩大适用,在具体的实践中,使得适用公约更加方便。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做出保留后,纠纷产生时,法律的适用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一个具体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处理中,一般会涉及到以下因素:当事人的营业地所在国是否是《公约》的缔约国;法院地国是否是《公约》的缔约国;法院地国的国际私法规则所指向的国家是否是《公约》的缔约国。Winship 教授据此归纳了《公约》第1条第(1)款(b)项适用后会产生54种可能的结果。如图所示4 :
从图所知,在这54种可能的结果中,绝大部分是可以清楚看出要么适用《公约》,要么不能适用。但有9种在理论和实践中将会引起分歧,这9种情形都属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营业地位于非缔约国的情形。例如,法院地国是对《公约》提出保留的缔约国,准据法国家是未对《公约》提出保留的缔约国。如果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分别位于法院地国和非缔约国,那么这保留将会使《公约》的适用变得不确定。
2.我国的保留阻碍了当事人之间选择对《公约》的间接适用
根据《公约》第1条第(1)款(b)项,如果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想要在纠纷中适用《公约》,然后到我国法院起诉请求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那么由于我国做出的保留,必然会导致他们的选择得不到支持。为了《公约》能够得以适用,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可能会选择到其他地方去解决纠纷,阻碍了当事人之间选择对《公约》的间接适用。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中国法院经常被排除作为纠纷的解决地,这将不利于中国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中国法律的发展。
四、目前我国应该撤回该保留
一些学者支持保留,认为《公约》第1条第(1)款(b)项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但很有可能与合同当事人的意思有违,因而赞成保留。但本人认为就目前来说,我国没有必要坚持该保留,理由如下:
1.我国提出保留的最大的目的已经丧失了前提基础
当时为了保护相对稚嫩的国内经济关系,也为了提供一个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适应期,我国分别对涉外与非涉外经济合同立法进行了规范。在1981年,我国通过了第一部只适用于国内经济合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1985年通过了第一部仅适用于涉外经济合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为了使《涉外经济合同法》能得以适用,我国才做出保留。但是随着《涉外经济合同法》已经被废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实施,保留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和前提。
2.从条约与国内法关系上看,我国对条约的适用采取的方式既有并入也有转化方式
我国一旦签署了某个条约,都或多或少地将条约纳入我国的国内法体系中,这样在解决纠纷时是适用《公约》还是国内法就无本质上的差别。况且从我国法院的角度来看,查明《公约》要比查明另一缔约国的国内法相对容易得多,可以减轻我国法院的负担。
3.从与《合同法》的对比来看保留的非必要性
《合同法》于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经过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它的制定必然会摒弃与时代脱节的旧观念、旧制度,吸收各国先进的立法经验,与国际接轨。《合同法》与《公约》都追求平等、自由、公平、诚实信用的价值原则,《合同法》总体上沿袭了《公约》的规定,可以说是对《公约》与我国具体国情相适应的一种转化。因此对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涉及到因国际私法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法律的情况,适用《公约》并不会有实际的损害,因此也就不需要做出保留。撤销对此项的保留,将会使现实中的纠纷更容易解决,国内法律将达到很好的衔接,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引文注释
1 参见外经贸部、外交部《关于核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请示》,转引自张玉卿.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9):7.
2 张玉卿.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9):15.
3 董金鑫.试论中国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国际私法规则之保留[J].时代经贸,2007(1):150.
4 蒋彩云.论中国对国际货物贸易销售合同公约第1条第1款b项的保留[D].硕士,暨南大学,2011-6-20:9-10.
篇10
邱一川*
[内容摘要]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从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角度出发,将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杂糅成一个学科进行调整,其症结在于混淆了“法学分科”与“法律运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用法律运用的综合性替代了法学分科的严整性。本文将国际经济法重新界定为“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并从新的视角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梳理,以此佐证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
[关键词] 国际经济法 学科界定 基本原则
一、 广义国际经济法的“水果拼盘说”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 ,是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 。
这一学说的立论基础在于,对某一涉外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既要涉及调整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又要涉及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法律渊源既包括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国际习惯、国际惯例等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民商法、涉外经济管制法以及冲突规范等国内法。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由此得出结论:国际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是“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本身极其错综复杂的忠实反映;也是科学地调整这种复杂关系,对其中的法律症结加以‘综合诊断’和‘辨证施治’的现实需要。”
由此可见,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从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角度出发,认为凡与此相关的法律规范便足以独立地形成一个法学门类。这一学说立足于实用主义,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确实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广义说的观点将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调整,将不同性质、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杂糅在一起,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 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何在?笔者认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混淆了“法学分科”与“法律运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因而在立论基础上存在严重缺陷。
诚然,国际经济关系涉及的主体繁多,错综复杂,的确需要对其中存在的各种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但这是法律运用层面的问题,而不是部门法学分科层面的问题。我们并不能由法律运用上的综合性要求必然地推论相关的法律规范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不同法律部门的综合运用并不等于相关的法学分支就应杂糅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事实上,在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到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中所述及的各种法律规范,相关国家的刑法规范(如一国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也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得以适用。如果按照广义说的论证逻辑,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刑法规范岂不是也应纳入广义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当中。
以此类推,内国经济关系虽不如涉外经济关系复杂,但同样有必要对其中的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对内国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同时涉及内国民商法、内国经济行政法和内国经济刑法等法律规范。试问,按照广义说的理论逻辑,这些相关的内国法律规范是否也应混合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再进一步而言,我们必须从深层次来探讨如下一个问题,即法律运用的综合性能否替代法学分科的必要性和严整性呢?也就是说从法理的角度而言,法学分科的意义何在?尤其是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例外情形层出不穷的新情形下,传统的法学分科的是否仍有必要?笔者认为,某一部门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内部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通过法学分科可以形成一种严整的知识体系,便于认识、分析、运用和预测。学理通说上以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部门法学的标准 ,“独立调整对象”不仅要求以某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且要求这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必须具有质上的共同性。试以民法为例:平等主体之间物权法律关系、债权法律关系、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婚姻法律关系和家庭法律关系虽然相对独立,但上述各种法律关系仍然可以抽象出其质上的共同性,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形成民法总则中的各项内容。不仅如此,民事法律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精神又可以抽象出民法的基本原则。析微而知著,一个严整的法学分支必须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我们并不是为了刻意追求逻辑体系的完整性,而是因为只有这种“从抽象到具象”、“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体系才是真正有助于我们便捷地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和预测发展的,尤其是有助于我们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人类创设各种各样的学科,其目的就在于此。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其以跨国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似乎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但事实上,诚如广义说自己所承认,跨国经济关系既包括跨国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跨国经济管制关系,而这两类社会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广义说将经济流转关系和经济管制关系这两类不同的社会关系放在一起进行调整,既无法进一步抽象出两者之间的共同性,无法形成学科的总论,也无法真正提出学科的基本原则,难免带有人为拼凑的色彩。由此可见,我们决不可因为法律运用中的综合性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这或许并不是学术领域纷争的问题,而是人类认识事物规律的本质要求。
诚然,随着“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渗透等趋势的出现,传统法学分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学科界线周边出现了许多“灰色区域”。但我们认为,决不可因为灰色区域的存在而否定法学分科的必要性;相反,例外情形的存在更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新的角度上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是清一色的,泾渭分明;但是社会关系却是模糊的,黑白之间存在诸多灰色的过渡。学科分类时必须在这一灰色区域中厘定临界点,因此种种例外情形的存在在所难免,不足为奇。对于灰色区域中的例外情形,可以个案处理,也可以作为例外情形以特殊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萘李、骡子等杂交品种后便否定门、纲、目、科、属、种等生物学分类;同样道理,我们亦不能因为法学分科中一些特殊情形或例外情形的存在而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任何科学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贴近现实,也不可能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完全正确的结论;科学的作用只是通过初略的分类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基本正确的结论。
综上而言,部门法学的分科应当是严整的,但在部门法学的运用上却应当是综合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虽注重了法律运用的综合性,却忽略了法学分科的严谨性,将法律运用和法学分科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广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犹如一个水果拼盘:从营养结构和口味搭配出发,人们食用时需要的是各种水果相互搭配的水果拼盘;但我们却难以承认水果拼盘是另成一类的水果,更不可由此而否认水果分类的价值。
二、 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
那么,如何对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进行学科分类呢?笔者认为,如下两点论断是我们分析的出发点:
(1) 国际经济关系当中既包括横向的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纵向的经济管制关系;
(2) 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既涉及各国的国内法规范,也要涉及各种形式的国际法规范。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所有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成四大部分(如下表所示):
经济流转关系 经济管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