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哲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哲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生态哲学

篇1

任何技术产品的出现都在把饼做大

VOIP的出现和未来的流行，不是为了灭掉传统无线语音设备而生，而是为了用户和热点覆盖时能够得到足够的带宽的同时，不要付出更多的话费为生。它的普及最终会导致无线市场的扩大，因为VOIP不可能像无线广域网一样的无盲点覆盖。同时，市场上会多一种VOIP手机的选择，扩大了手机市场。

同样，IPTV的产生也不是为了削弱传统电视市场，是为了用户定制、点播视频节目而生。它的出现或今后的成熟，应用结果不但会导致用户对带宽的需求，还会使已经几乎不会快速增长的传统电视终端上增加设备而增值。

VOIP和IPTV的需求都会使目前对公共宽带租赁业务扩大，通信后台设备升级的需求。

是推进不是取代

上世纪90年代末期，蓝牙、WAP、WLAN的出现都曾经引起业界的恐慌。恐慌之后，蓝牙的应用被定位在私域网（几米距离），WAP的应用也没取代任何设备上网，只是增加了手机与互联网上联接而已。WLAN仍在局域网中，补充了笔记本机、台式机向网络的最后几米、几十米的冲刺，创造出另一个市场。

蓝牙、WAP、WLAN的技术应用说明了它们的出现是推进了无线互联，并没有取代任何传统的设备、产品和技术应用。

再来看看一个已经发生了被取代的例子―呼机。90年代初，呼机出现后，没有取代电话，而且促进了固网电话的增长，同时为未来手机市场做好了准备。到21世纪初呼机被手机取代，那是因为手机涵盖了呼机的功能，成就了短信业务的庞大市场，而整个过程经历了10年。

篇2

一

讲“天人之际”首先必须讲“天”，但“天”究竟是什么？历来有争议。在《易传》中，明显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天”或者是神，或者是自然界。但是从《易传》各篇的论述来看，答案似乎是明确的。

《易传》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天、地便代表了自然界。如果天、地相对而言，天泛指地面以上的整个天空，如果再分而言之，大体上又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当时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宇宙空间，似与天文学、宇宙学有关；一是指地球以上的大气层，似与气象学有关。这两方面的内容在《易传》中都有论述，前者如日、月、星、辰，后者如风、雷、雨、露，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易传》在谈到“天”之诸象时，都与生命现象有关，如“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乾·彖传》）、“天地变化，草木番”（《坤·文言》）。如果天、地合而言之，则常常以“天”代表天、地，亦即代表整个自然界。在《易传》看来，天地间的万物皆“统”之于天，地与天相辅相成，不可缺一，但地毕竟“顺承天”，因此，天能够代表天地自然界。以天为最高神的思想，在《易传》中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地与天相对而言，指人类和一切生命生存于其上的大地，它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家园。没有任何一种生命是能够离开大地的，天空中飞鸟也不例外。天地乾坤如此重要，所以《易传》称之为“易之门”，“易之蕴”，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易”就是讲天地自然界的，天地自然界即是“易”之所蕴涵，这是一个分析的命题。正如《系辞上》所说：“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易传》不仅用天、地代表自然界(亦可称为宇宙自然界)，而且看到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意义，这才是《易传》“自然观”的特点。它是从人的生命存在出发去理解自然界的。乾卦之《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卦之《象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万物的生命来源于天，生成于地，正因为如此，《说卦传》将乾、坤二卦视为父母卦。“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这所谓“父母”，是指宇宙自然界这个大父母，不是指人类家庭中的父母，是讲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讲人类自身的血缘关系。当然，这里的父、母二字是从人类引伸而来的，因此有人说《易传》对自然界的看法是一种“拟人化”、“移情说”，并进而归结为原始神秘主义。

我们说，这种比拟确实具有某种“原始性”，因为它是从人类生命的最原始、最初始的根源而言的，但是如果把这说成是人与自然混而不分的神秘主义，则是有问题的。因为《易传》不仅明确区分了人与天地，提出了著名的“三材”学说（下面还要讨论），而且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易传》讲天人关系，常常用比拟的方法，（“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比类”、“拟议”等等），这里有深刻的哲学道理，并非一般的自然哲学语言或认识沦的逻辑语言所能说明。因为它处处都关心生命问题，关心人的问题，讲自然界也是从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关系立论的，不是将自然界单纯地看作一个“对象”。

在《易传》看来，人与自然界本来是统一的，不能分离。人类离了自然界，还有什么生命？自然界离了人类，还有什么意义？乾、坤二卦是代表天、地的，天地本是以发育生长万物为功能。天之大，具有无限性、永恒性，所谓“天地之道恒久不息”，就是形容其无限永恒之意义的。在现代宇宙学的发展中，有些学者提出宇宙是“有限”的，这种学说如果成立，那也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并不妨碍天对人而言具有无限性意义。所谓“万物资始”，是说明万物生命是由天而来的，天就是生命之源。地之厚，能够“生物”，也能够“载物”，是一切生命得以存在的基础。所谓“万物资生”，就是说明万物的生命是由地而生成的。在这个意:上，并且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易传》将天地比之为父母，并没有其他任何神秘的意义。所谓“称乎父”、“称乎母”，只是说在发育生长万物的意义上，天可“称”之为父，地可“称”之为母，父母只是个“称呼”，并不是说天地是真父母。人们说，“大地是人类的母亲”，这不只是文学语言，也是真正的哲学语言。可见，称天地为父母，是有哲学意义的，人类生命确乎是由天地自然界经予的，人对自然界有一种崇敬之心，这是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得生命，反而傲视自然，以为自己了不起。

二

这样看来，人作为天之所“始”，地之所“生”，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一部分，确实与其他万物不同，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在自然界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作用。这正是《易传》所特别强调的，也是《易传》哲学的特殊意义之所在。《系辞传》与《说卦传》都讲到“三材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视为“三材”，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足以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所谓“材”，不只是材质、材料，而且指才能。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没有人之道？天之道在“始万物”，地之道在“生万物”，那么，人之道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是《易传》所要讲座的问题。其结论就是，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这是就卦象卦位而言的。“周易”是由卦组成的，每一卦都有六爻，每两个爻组成一“材”，共有三材，即代表天、地、人。对“易”卦的这种解释，意在说明，“周易”就是讲天、地、人三材之道的，进而言之，是讲人与天地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这反映了《系辞》作者对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作用之极端重视，三材并列而人居其一，说明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但是《系辞传》虽提出了“三材”，却没有说明“三材之道”是什么，《说卦传》回答了这个问题。(由此或可说明《系辞下》与《说卦传》的先后问题，即先有《系辞下》而后有《说卦传》；当然也不排除相反的可能性，即先有《说卦传》说明“三材之道”，后来的《系辞下》不必再说了。这类问题只是顺便说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说卦传》指明“三材之道”的实际内容，不仅发挥了《易经》思想，而且概括了《易传》各篇的基本精神。

天、地、人三者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则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在这一点上，天、地、人真正统一起来了。

阴阳作为天之道，是两种普遍的要素或成分，同时又是两种最基本的功能或作用。正是这两种要素及其作用推动了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产生了一切生命。《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就是对阴阳普遍性意义的认识。在中国哲学中，阴阳可用来解释一切现象，因此有人称之为“阴阳模式”。但阴阳的根本意义是说明生命的，不是说明无生命的自然界的，是生成论的，不是机械论的，因此它和一般所说的正负还不完全一样。柔刚显然是同阴阳对应的，但阴阳是无形的，多以气言之，故为天之道，柔刚则是有形的，多以形言之，故为地之道。大地上的万物多是有形的，可以感觉到，触摸到，故以柔刚概括之，有些则是就其性能而言的，即具有刚柔之性、现代科学与哲学所说的“刚性材料”与之也有相近的意思。石是刚的，土是柔的，火是刚的，水是柔的，但这些东西及其性能与生命并不是毫无关系，在《易传》看来，它们恰恰是生命存在的条件或基础。

仁义则是就人而言的，只有人才有仁义，也只有人才能尽其仁义而“成物”。所谓“顺性命之理”，就是指人而言的，但“性命之理”，就其根源而言，又是与阴阳、刚柔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正是从生命的意义上说的。天地能生物，所生之物便有性命，便足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这正是由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这里有一种“进化”的无穷过程，这种过程具有道德目的性意义，就是说，自然界的生成变化是向着一个有秩化的目的进行的，人的仁义之性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对此《序卦传》进行了系统说明。“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很清楚，自然界的万物是由天地“生”出来的，这种生成是由低向高发展的，《序卦传》还描述了这一过程的顺序，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这可说是万物生成与人类进化的一幅自然历史图画。“万物”是指一切存在物，包括有生命与无生命之物，而以无生命之物为主。“男女”则是指有生命之物，不只是指人类，雌雄、牝牡皆用“男女”代表。“男女”也就是“阴阳”。由此往后，才有夫妇、父子、君臣等家庭、社会关系，由此便有仁义之性，礼义之措。这里重要的是，人的仁义与天地之阴阳、柔刚是一种生命的“进化”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横向关系，它说明，人性是不能离开“自然性”的。这所谓“自然性”，不是纯粹生物学上所说的生物性，而是具有生命的目的意义和道德意义，也就是说，对人而言，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源，而且是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根源。人之所以能够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固然是由于人具有一种特殊地位，但这种特殊地位追根到底是由自然界给予的，而且同时便负有一种使命。

古人显然对当时的“天文”、“地理”和“人文”进行了仔细观察，并从生命活动中体会到人与天地即自然的生命关系，而不是将自然界仅仅作为人之外的对象去观察而已。《系辞下》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八卦究竟是不是伏羲所作，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古之“圣人”作八卦，是在“仰观俯察”与“近取诸身，选取诸物”的过程中作成的。这里所说的“近取诸身”，不仅仅是纯观察的观察问题，而与人自身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密切相关，不仅是客观的观察，而且是主观的体验，观察和体验是不能分开的，也就是说，在观察中有生命体验，在体验中有客观观察。这样作的结果，当然不只是创造出纯客观的“自然哲学”，而是人与自然合一的生命哲学。

这一点被某些人称之为原始落后性与末开化性，即没有将人从自然界真正分离出来，建立起人的独立意识或人的主体性。但是，如前所说《易传》并没有将人与自然完全混一而是很重视人的地位与作用。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易传》己经自觉地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生命联系，而不只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当《乾·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时，就不仅仅是“法天”、“法地”，即效法天地之义，而是变成了人的内在需要，人的生命目的本身。当《乾·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文言》说，“利贞者，性情也”时，这个意思就更加清楚了，“乾道”即天道，就内在于人而存在，就是人之“性命”，人之“性情”，具体而言，就是仁义。这就是《易传》讲“三材之道”的义蕴所在。

三

那么，“易”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经过上面的分析就更加清楚了。历来说“易”者，都认为“易”有三义，三个方面的意义合起来，就能代表“易”的全部精神。所谓三义就是，一者“变易”，即认为“易”是讲变化之道的，也就是讲“辩证法”的；这方面的内容确实很丰富，不必多举。二者“简易”，即认为“易”虽然包罗万象，但有一个最简化的公式或“模式”，有人称之为“套子”，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装迸这个套子，都可以用这个“模式”来说明，甚至可以数字化、符号化。这方面确实也有很多例子。三者“不易”，即认为“易”虽讲变化，但这变化之“道”却是永恒不变的，这也可以说是“以不变应万变”。这方面的内容《易传》也讲过。总而言之，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符合《易传》的精神。但是，除此之外，“易”有没有更重要更根本的精神？这正是今日研究易学者应当进一步追问的。其实，《易传》早已作出了回答，这就是“生”，即它的生命意义。讲“变易”也好，“简易”也好，其核心是“生”即生命问题，这就是“易”的根本精神。也就是说，“周易”不是一般的讲世界的辩证法，也不是一般的讲宇宙“模式”，而是落在生命上，所谓乾坤、阴阳、变化等等，都要落在“万物化生”（《系辞下》)上，最终落在人的“性情”、“性命”上。用《易传》的话说，“生生之渭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上》)，这才是“易”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系辞下》的“生生之谓易”，是对“易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最直接最明确的回答，也是对“易”的根本精神的最透彻的说明，也可以说是对“易”之何以为“易”的一个最明确的定义。“易”就是“生”，这也是一个分析命题。“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在中国哲学史上常被人们所引用的这些话，正是从“周易”而来的，也是最能反映中国哲学精神的。“生生”是连续不断的生成过程，没有一刻停息，它不是有一个“主宰者”创造生命，而是自然界本身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创造，天地本身就是这个样子，以“生生”为基本的存在方式。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就在于“生”，所谓“变化”之理，“易简”之理，说到底就是“生生”之理。

《易传》进而提出天地以“生”为“德”，这就不只是讲生成问题，而是赋予天地以某种道德意义。冯友兰先生所说“天”之诸义中之一义，就有义理之天、道德之天，《易传》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庶乎近之。但是仔细说来，天地虽以“生”为“大德”，但天还是那个自然之天，地还是那个自然之地，天地只是“生生不息”，并没有某种人格化的道德目的道德意识，它既不是如同基督教的上帝那样，以其自身的完美性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也不是如同斯宾诺莎的“上帝”(即自然)或康德的“绝对命令”那样，按照某种“必然性”或“先验法则”创造秩序和人类道德。这些都是实体论的说法，无论“上帝”还是“物自身”，都是绝对实体，而《易传》所说“天”(或“天地”)，并不是实体，而是“大化流行”的过程，以其“流行”表明其“存在”，以其“生生”表明其“本体”。

那么，天地以“生”为“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它说明了自然目的性这一意义，即自然界本身在其变化生成中有一种有序化的秩序，这种有序性包涵着生命的目的性，我们称之为自然目的性。

所说“意义”，当然是对人而言的，离开人，便无“意义”，但这种对人而言的“意义”，却又是自然界所具有的，不是人给它安上去的。何以能知道？由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体验而知。《易传》论“天人之际”，其奥妙就在这里。这不仅是一个价值推论，而且是自然演化的事实。“意义”虽是由人创造的，“目的”也是人的目的，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人的创造，人的目的，又是从何而来？答案只能有三种：一是由上帝或神给予的(自然神论包括在内)，或精神实体给予的，这是宗教神学或理性化的神学所主张的；二是由人自己创造的，这是人类中心论所主张的；三是由自然界给予的，这就是《易传》哲学所主张的。《易传》之所以崇尚自然，谈到“天地”时总有一种崇敬感与使命感，原因就在这里。

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在于“生生之德”，自然界的目的性在于“善”（《乾·文言》：“元者，善之长也。”）,“德”与“善”都是说明生命价值的，也是对人而言的，其实现则在于人。《易传》言天必言人，言人则必言天，其用意也在于此。人之德性与目的，就其最初根源或“初始条件”而言是由天地即自然界给予的，但要真正变成人的“德性”，则只能靠人自己去实现。后来的中国哲学如玄学、佛学与宋明理学，有“本体论”之说，特别是宋明理学，提出一个道理本体与宇宙本体，作为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最后根源，但这所谓“本体”，同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即实体)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与《易传》哲学是直接有关的(理学家们都以《易传》为其理论来源与基础)，而《易传》哲学虽然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以及“太极生两仪”之说，但就其理论意义而言，则是讲生命过程的，是讲人在自然界的生生不已的过程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应起何种作用。所以，人的问题始终是它所关注的。《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是《易传》讲天人之学的真正目的。

四

按照《易传》的天人观，人作为天地之所“生”，只是万物中的一个成员，如果以“类”言之，人只是万物中的“一类”成员。但人毕竟不同于万物，人不仅有特殊地位，而且有特殊作用，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有“仁义”之性，有“性命”之理，这就决定了，人在天地万物之中，负有一种神圣的使命。

所谓“天人之际”，不是只从“天”一方面来说的，也不是只从“人”一方面来说的，而是从天、人两方面来说的，只有从人与自然两方面着眼，才能说明二者的关系。从“天”方面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这并没有完结，“万物化生”之后，便有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这一层说，又有两方面。一是天对人而言，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即自然界使人各有其性命；一是人对天而言，便是“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即实现自然界赋予人的目的，完成人之所以为人之性。

《易经》乾卦卦辞有“元、亨、利、贞”四字，《文言传》解释说，元、亨、利、贞是天之“四德”，又称之为仁、礼、义、正四德，这就真正变成人的德性了。天之“四德”之中，“元者，善之长也”，是说元是善的真正的生长点，但这还只是一种“向善”的自然过程，真正“继”此而生者便是人，人继此而为善，这才是自然目的的实现。人虽然“继”之而有善，但能不能成为人之“性”，还有待人自身去完成，这却是人自身的事，不是“继”之而为善就算完事了。这说明“善”只是一种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出来，真正实现出来还要“成性”。

事实上〈易传》所说的“元”，就是儒家所说的“仁”,“仁”即是爱，是一种道德情感。《系辞上》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有敦厚的仁德，便能爱万物。这应是人性的真正实现，也是仁的目的的实现。《坤·象辞》说：“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厚德”也就是“敦仁”,“载物”也就是“爱物”。不爱，能有负载万物的责任与气量吗？

“成性”是人自身的事情，但又不只是人自身的事，它关系到如何对待自然界的万物这样一个问题。对待自然界万物的态度问题能不能解决，又关系到人能不能“成性”的问题。所谓“成性”，便蕴涵着对万物的爱，对万物有一种义务。“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系

辞上》）“存存”即存其所存，所存之“存”，就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其所存，就像出人门户一样，是人人应当实行的，这个“道义”就是道德义务，有没有“道义”，就是能不能尽道德义务。可见《易传》讲“存在”哲学，是有道德意义的，是要追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这个价值就是普遍的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

《易传》虽讲普遍的道德理性，但也不能归结为泛道德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上，它既讲仁，同时也讲知，是仁知并重、德业并进的。“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乐天知命，故不忧。”（《系辞上》）既要以知“周”天下，又要以道义“济”天下。它还主张“穷神知化”，了解宇宙自然界的神妙变化之道，即生生之道，以此安排人类的生活。人的衣、食、住、行都要依靠自然界，取之于自然界，这是人类共同的需要，《易传》也不例外，它对历史上的技术与工具的发明创造是很尊重的，所谓“进德修业”（《乾·文言》)、“崇德广业”、“盛德大业”（《系辞上》）之学，不仅从道德上树立了人的主体性，以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而且从智性上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以及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周易”之所以“广大悉备”，由此亦可以得到说明。

“知周乎万物”之知，无疑具有客观认识的性质，“极深研几”、“当名辨物”(《系辞上》)等等，都有认识论、逻辑学的意义。至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乾·文言》），则包涵着古代协同学的原则。观察、推类等认识方法也都受到极大的重视。知对于德、业都很重要，尤其与功业、事业有直接联系，而“业”是以“致用”为目的的。治理天下是业，创造发明也是业，安排经济、生产活动更是业，其中当然包涵着对自然界的认识与研发。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易传》的“崇德广业”之学，将德性与知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整体互动的联系，而不是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更不是向知性一面发展。这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德”不仅是个人的德性，而且要施之于万物，如同自然界的雨露一样，使万物得到它的润泽。只有这样，才能称之为“盛德”，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易传》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表现在这里。

“人文”一词是《易传》首先提出的，泛指人类文明。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以及人类所从事的实践活动，都属于“人文”。但是《易传》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离开自然界，且只能在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去创造，去完成。这就是“人文化成”。《贲·彖

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包括“地文”)代表自然界的变化生生之道。按照《系辞》、《说卦》所说，天之道为阴阳，地之道为柔刚，但《贲·彖传》却以刚柔说明天文，可见，刚柔即是阴阳。刚柔交错而生变化，变化而生生不已，如上所说，我们不能将《易传》所说的“变化”简单地理解为机械的物理变化(尽管它是最基本的)，也不能仅仅理解为生物学的自然进化，而应当理解为与人类活动密切相连的生命流行，其中便有目的性和道德进化论的意义。这才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渭易”、“元者善之长，……”以及“复其见天地之心”(《复·彖传》)的意义所在。万物变化是在时间中进行的，生命流行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所以“时”的观念非常重要。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是“时变”，这种变化直接关系到人类的活动，因此，要“观天文”而“察时变”，便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时变”相适应、相谐调。只有在人与自然相适应、相谐调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人类文明，推行“人文”以行之天下，从而出现“天下文明”的景象。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化成”固属于“人文”，却不离“天文”，不仅如此，“化成”本身即包涵着完成自然界的生命过程这一目的，即不仅要行之于“天下”（指社会)，而且要行之于“天地”（指自然)。这是人的责任与使命，用《易传》的话说，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象传》)。“裁成”决不是对自然界实行制裁、控制或任意改造，以满足人的欲望，以显示人的成功，而是裁度以成之，按照自然界的生生之道完成自然界的生命过程。“辅相”即是辅佐天地以完成其生长之“宜”。大要生存，当然需要向大自然索取，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但问题的关键是，人不能只“索取”而不“回报”，只享受其“权利”而不尽其“义务”。正好相反，人在获得自然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条件的同时，更要“裁成”、“辅佐”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义，从而也就完成了人的生命目的。《易传》所说的“裁成”“辅相”与《中庸》所说的“参赞”“化育”具有相同的意义，都是指通过人的活动，实现自然界的生生之道。这既是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人的“德性”所要求的，人类的知性活动应当在这一前提下进行。

五

《易传》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这里所说的“天”，具有超越义，但并不是实体，它无非是宇宙自然界的全称，是一种哲学的概括。所谓“天人合一”境界，就是与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合一的存在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易传》所说的“大人”、“圣人”，就是实现了这种境界的人。“大人”之所以为“大”,“圣人”之所以为“圣”，就在于他们能与“天德”合一，充分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是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一个全面的描述，它不仅包括“大人”的道德人格，而且包括“大人”的种种功业。“与天地合其德”之“德”，从天的方面说，就是“生生之德”,“元亨利贞”之德；从人的方面说，就是“性命”之德，“仁义礼正”之德。“生”始终是天德之根本义，由“生”而有仁义等等德性。既然如此，所谓“合德”，就是完成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的目的，其中当然包涵着“裁成”“辅相”之功。

《易传》还提出理、性、命三个范畴，成为后儒特别是宋明儒家建立其理学体系的重要来源。周敦颐在其《通书》中，专门设立“理性命”一章，进行了发挥，其他理学家也都视之为重要范畴。后来，理成为理学的最高范畴，性成为理学的核心范畴，命则成为沟通天人的关键范畴。这三个范畴就其关系而言是讲“天人合一”的，其基本思路在《易传》中已经形成了。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就是这一思想的比较完整的表述。

篇3

关键词：生态平衡；生态危机；善待主义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064-02

人类对自然环境无节制、无理性的开发利用，滥采滥伐打破了自然界原有的系统平衡性，严重破坏了部分地区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从而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针对此种境况，我们必须重新确定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不应当把自然仅仅置于一个被奴役的地位，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应该以环境的牺牲为代价。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活动必须顺应大自然的规律，使自然与人类和睦相处，协调发展，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关于生态平衡的基本理念

（一）生态平衡的含义及特点

所谓生态平衡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生态系统发展到了相对成熟阶段的时候，其中系统内的各个要素与环境之间、各个要素之间，环境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合理利用，通过物质循环、信息传递、能量流动，使它们之间保持着一种高度协调一致的关系。换言之，即处于平衡状态的生态系统中，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与环节之间也处于相互协调的关系之中。在一定的时空界限内，系统内的输入和输出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系统自身具有自我恢复的功能。

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平衡状态。首先，生态平衡是动态的平衡而不是静态的平衡。我们所说的生态系统的平衡，实际上是处于非平衡状态中的稳态。其次，生态平衡是相对的，是在长时间的范围内形成的。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生态系统的变化，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但从总体范围来看，生态系统是处于平衡的状态的。再次，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弹性。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的功能，能够自我调节和自我洁净。但是这种自我修复和调节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便不能够自动恢复。最后，生态系统的维护不单只是维护生态系统最初的稳定和谐的状态，还是指要在人类有目的有秩序的实践活动下，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功能，建设一种更为合理的结构，实现最大化的生态效益。

（二）影响生态平衡的因素

影响生态平衡的因素有很多，总体上分为两大类，一是人为的外部的原因，一是自然自身的内部的原因。其中，人为的原因占主导方面，是影响生态平衡最大的影响因素。人类为维护自身利益，追求经济利益，过度攫取森林资源，以致地表覆盖物大面积的破坏，造成了水土流失、沙尘暴等恶劣现象，进而导致了气候异常、物种消失、生态系统失衡等，打破了生态原有的结构。罗马俱乐部总裁奥尔利欧·佩奇指出：“自然界以其惊人的智慧发展了自我控制、自我调整，成为生命有机体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的一种调节装置。这种特性给各种生态系统带来了显著的能力，使之能够排斥外来的污染物或异常物体。但在现代人们的压力下，在许多领域已经打乱了这种制约性。”[1]

二、生态平衡的哲学思考

（一）平衡是最好的状态

现代生态集大成者尤金·奥德姆认为，平衡是最好的状态。他于1981年提出了控制论和自然平衡对比的观点，把自然界看做是一系列成熟的或早期的平衡生态系统，这也使他十分坚决地支持保护土地，使之尽可能地接近于天然状态。

尤金·奥德姆坚持认为，所有生态系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具有“发展历程”——一种能够给整个自然界及各个单独的组成部分以总体方向的发展规划。它们的战略就是“在有效的能量供给和占优势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界限内，尽可能达到大而多样化的有机结构”。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处在两种状态之下，一是系统处于向理想目标发展的过程中；一是系统已完成完善过程，达到既定目标，这个目标也就是达到一种健康有序的状态。奥德姆坚信，每一个单独的生态系统或者是正在向既定目标发展，或者就是已经达到了健康有序的目标。每一生态系统所追求的目标无一例外地是要使系统内的各因素处于平衡有序的状态，也就是奥德姆所说的“体内平衡”。奥德姆认为“体内平衡”类似于人体自身系统的健康平衡，多种外部病毒感染因素不断侵犯身体，扰乱身体内部的平衡和谐，进而引发各种疾病困扰。但同时身体自身系统也会自我调节，产生抵抗因子，将这些进入身体的侵略者驱逐出去。同理，影响生态系统平衡性的一大因素即是外部因素扰乱，但这种干扰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始终总是围绕着一个稳定点在波动的，就像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样。一种健康正常状态总是处于无穷无尽但很成功的斗争中以保持着这一稳定点。

（二）大自然的惩罚

长久以来，人类急功近利，只注重眼前经济利益，不顾长远发展，过分开发、掠夺资源，造成了资源无节制的浪费。人类具有发现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然而，人类在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却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客观条件对人类自身的限制约束作用，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全球生态危机严重，这恰恰表明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没有协调好自身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关系。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里的报复，不仅仅指出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攻击破坏，更表现出了大自然在抵制人类无节制疯狂举动的主动性。当人类的行为超出了大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范围，自然界就会给予人类一定的报复和惩罚，阻碍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

生态系统的平衡，对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环节的漏洞都会影响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协调。生态平衡关系着人类的整体利益，维系生态平衡就是在维系人类的利益。

篇4

关键词：信息、信息哲学、信息进化及其规律、主体研究、生态、生态危机、宇宙觉醒、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前言

生态危机和信息社会是全球化进程中当代世界的的两大基本问题。从宇宙及生态的信息本性、信息进化及其规律的深处来看，二者的实质都是在揭示信息的革命性进化与互联增强。信息技术、信息研究、知识等，成为基础性研究的范畴。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态危机，即高级信息系统的危机。全球化进程既增加克服危机的机会，也可能因认识不深操作不当而错失机会，加重危机。

全球化进步中，信息物质能源相互关联的严重失衡情势如不改变，生态研究与保护，将是愿望与现实、破坏与滥护、前进与倒退的重重矛盾。因此，生态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现实社会进行全面的更新审视，必须有人类总体行为方式的自觉，必须纳入以哲学为灵魂的社会工程。

信息社会提出了急迫的研究课题──物质世界中信息进化的客观必然性。这一进化从深藏于宇宙自身普遍联系发展的本性之中展开，达到了必须清楚揭示的阶段。宇宙的信息本性及其进化已成为一切哲学性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在对生态问题的研探中，在对人类中心论和反人类中心主义分析中，应用了宇宙信息本性与进化等新概念，并初步考察了信息进化的主要规律，其在从初始向生态、向人态、向人类代言的过渡中的展开。因为篇幅限制，本文只是另篇论纲性文章的简缩。恳切欢迎各方指教。

一

深广发展的生态运动中，一些人士把生态危机的根源追究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观念上。"人类中心论"就是被追究出来的一个主要思想根源。他们认为："人类中心"自然观使人们以主人的心态和身份，把奴役、掠夺、破坏自然作为生存目的；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破坏更为严重；因此，导致狂傲行为的"人类中心论" 是生存环境恶化的祸根；要彻底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必须以"反人类中心主义"来彻底取代人类中心论。

现代反人类中心主义不是统一的学派。20年代产生、70年代日益受重视的生态伦理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混合了多种古代、近论和宗教的生态伦理学，其主流观点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主张人与生物乃至所有存在物的平等，要推广人类伦理到生态系统，反对"人类利己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等等。（参考文献：《哲学译丛》1994年第5期，"生态伦理学专栏"；1999年第2期，"环境哲学专栏"。）

生态伦理学折射了这样的事实：生态危机正逼迫人类进一步觉醒，催促主体成熟并按信息发展本身具有的辩证要求进行规范。反人类中心主义重提了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问题，从某种角度强调了人类传统科学观与价值观的分裂与矛盾。美国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倾向于指出：在生态关系中很难确定孤立的个体价值，个体价值与整体价值不可分，而作为主观性的价值存在于客观的生态关系之中。（参见罗尔斯顿《尊重生命：禅宗能帮助我们建立一门环境伦理学吗？》，载于《哲学译丛》1994年第5期）分析与萃取这类思想，将有助于深入揭示科学与价值的辩证关系，深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但是，生态危机真的是起因于人类中心论吗？真的是起因于人类狭隘的伦理观念吗？

人类中心论历史久远，它是人对自身、位置、意义、所处关系不断进行的认识及评价态度，表现为阶段性的不同结果。在认识论上，它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时常冒头的前提。与反人类中心主义相反，我们认为，表现为人类中心论的认识历程的实质是：宇宙通过人的觉悟而自我苏醒的过程。

人对外界关系的适应，是通过变革自身关系即自适应来进行。为了要以整体统一存在的成熟主体，来与自然相互作用，自有成熟的符号体系文化以来，人类用了至少几千年的时间来形成这个迄今尚未形成的整体，大量精力是耗费在"理顺自己"上了。自视为中心的，历来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即能够实施狂妄意志和狂妄消费的个人、阶级和某些"先进民族"。在此意义上，人类迄今为止是多中心的。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从来不是人类整体的自觉行为。因此，把生态危机的肇因仅仅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嫁祸于人或自我欺骗，是与风车作战。

人类中心论的"罪行"被特定为近现代的严重现象，似乎与文艺复兴、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现实社会主义"都脱不了干系。但是，正是在资本主义时期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发生了有意地、大规模地掠夺、战争、污染等对大自然的人为破坏。这不可能归因于"人类中心论"。人态的破坏才是生态破坏的根源，这种双重破坏在资本主义达到了交互恶性促进的地步。在当代，把生态危机归罪于"人类中心"，是是逐利制度中必然产生的、对"利润中心"和人类分裂的现实的误认与掩饰。很明显，纠正这种误认，革除这种掩饰，变革人的存在体制，促成人类主体的觉悟，才是达成生态优化、消灭"人的狂妄自大"的根本途径。

150年前，马克思创立了从内到外各种关系来看人们如何通过内部关系以应对内外关系、在历史进程与关系进化中人如何成长为"人类"的全新哲学，才奠定了可持续认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现行认识必须深刻反映这样的事实：由于宇宙的信息本性及其进化规律，由于宇宙的"宏隐序、潜基因"辩证展开的历史进程，将成长起一个统一的人类主体，而这一整体自觉的主体的出现，正是生态问题彻底解决的基础条件。

人的存在体现于内部与环境的多重相互关系，这些关系中的特点是人的主体化──产生于被动关系中的越来越能动、系统关系与控制以及扩展的人的实践域；而主体、能动、实践发生与发展的根本因素，来自宇宙的本性：信息与信息进化。人自身，从来是认识的出发点与归宿──为了人、通过人、达到人。这是解决一切与人相关问题包括生态问题的关键。因此，把人放回到自然的历史中，尤其地，放到宇宙信息进化史中来考察，是目前最恰当的科学方法。

二

信息与信息进化是与宇宙同在的固有本性，即物质世界的整体相关性，是律动与噪音、多层次律动性、复合性律动及不同律动的关联性、结构性、展开/卷入性；而偶然与必然、有序与扰乱等重重辩证作用是进化的根本推动因素。实体与关联性是同一个东西，它们随着宇宙进化而发展、显现、转化。

宇宙信息本性的进化可粗略地表达为三个阶段：宇宙的信息本性在有生命物质产生出来以前是潜在的的，在人产生出来以前是自在的、自主萌芽的，在社会人(即自由人)产生出来以前是个体性的、微观上主体化的、可独立显现的，只有在社会人形成以后，才会是整体显现的、主导的、自由与主体的。

信息及其进化的基本特性与规律是：新的系统关联加速发展；发展既是强化特定的局域内联，也是扩张广域互联；发展出递归的即返身的特性（自我复制、自我调用、自我关注、自我意识、创造与外化、寻求所来将去的时间性关联等）；产生出主体性；主体性将发展"次级信息与更加信息化"的系统并通过互联泛化而居上位走向控制中心，也更新并提升既有的关联，在增强的关联别增强时间性关联；控制一方面向最简独立媒介及纯粹关系表达发展，一方面更紧密结合并运作质量能量；产生出"意义、目的和选择"──相关的有"标准、图式、格局、基因性"等──以符合整体的动态均衡和谐，发展到"苏醒、意识、觉醒、觉悟"；最后的综合效应是"自由和幸福"。

生命是信息进化的重大阶段。出现生命后，物间关联被新的关联结构物提取，并作为操作对象。生命物质的本性之一就是强化特定的关联。物种，就是高度特化的既返身又外扩的关联。基因就是这种高度特化的关联的代表。主体，正是从这种能够自我返身操作的关联中产生出来的。

心理尤其意识是信息进化的更重大阶段，是更加特化与泛化的关联方式。意识的重要特征是能用纯粹的信息关联方式（我们称之为二级、次级或多级信息如符号化）等来表达、提取、操作或虚拟自身及其他的关联。而能够在纯粹关系或虚拟中递归返身，就产生了自我意识。

尽管关联是整体性的关联，但整体关联过程是以个体自身关联的方式实现的。任何一个能返身关联的物都强化它自身的存在和延续，并以此向外关联。这就是所谓"自私"的起源。生物在既有的联系方式中自然地产生出基因这一特殊的联系方式，不自觉地适应整体的普遍联系。生物是通过自然盲目地改变基因来进行适应系统外的普遍而动态的联系，因此，生物无意识地遵循了“实践的整体性“。

人则不同。人发展了自我意识，也发展了生产力。他有能力与"不适应"的自然对抗，而不是主要通过盲目等待基因突变的的方式去适应。新的关联方式产生的可能性不是唯一的，惯性、反映误差、反应程度以及利益等因素，使有一定主体性的人产生试图背离自然的倾向；把趋势和方向误为现实，把成长误为成熟，把单个显现的自由萌芽误为整体已经超越，这可能导致自大倾向，而这种倾向一经有意识的聚集和利用，才爆发为大规模的破坏。本质上，这也是未苏醒的自然，通过人进行的一种自我破坏，这也是自然必然会通过人的发展来纠正的趋势。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来，自私自大倾向真正地狂妄发作。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社会的各个单元与自然界的关系还主要表现为依赖，即使要破坏能力也有限，影响的空间小，时间上也不能与自然"抢速度"。而到了资本主义，"发达了"的地区和很多想发达的地区都一概地转变为大规模的掠夺。自然界现在似乎难以通过自然淘汰的方式消灭那些“不自然“的社会状态，就象现在有各种“能力“使一个完全“不自然“的畸形婴儿活下去一样。

但是，自然界永远保持优先。自然只是暂时很难，但绝不是长期都无力来取消人类存在方式中多重割裂的这一面。如果人类不自觉适应，自然将强行来制服。任何误以为已经战胜了客观必然性的恣意胡为的时间越长，所带来的毁灭可能性与等级也就越高。对"有幸"来表达宇宙本性、能够"自由选择"的"生物"来说，因自己自私贪婪而"选择"走向灭绝的话，就只能是生态人态的双重悲剧了。这也是自然界自己的一次"失败"。它最有可能通过人类来达到自觉化的失败。但自然有的是时间，在时空中，她可以另选代表。

三

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马克思也说，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美的规律"，就是包括人在内的整体自然界不断动态发展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只能由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来表达。因此，人类不是要作为自然界的私利中心，作为自然的统治者"为自然界立法"，而是要作为自然界信息发展的最高产物和功能，成为自然界的信息中心，为自然界代言或执法。作为扬弃了的人类中心论和反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人类代言论："替天宣道、替天行道"。人类代言，就是把自己的思维和认知体系作为地球的自我意识，承担起自然界的神经中枢、自觉意识、目的性优化选择的责任。这既是自然界赋予人类以意识，也是人类赋予自然以意识。迄今为止，这一宇宙苏醒的辩证历史过程，还主要是自然自发的进化过程；但是在过程中，这一"目的"越来越明确了。

信息进化的客观趋势现已强烈地表现出：人类必须成为这样的信息中心。用生态哲学家拉塞尔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应该成为地球的大脑。（注:参见彼得拉塞尔：《觉醒的地球》第4章。中文版，东方出版社，1991年。同时参见马克思《手稿》中关于：人是地球的大脑，地球是他的肢体。）。

人类作为自然的信息中心，是要按照整个自然界因此产生整体利益并在宏观均衡和谐的基础上，去认识、管理、控制、协调、优化，主体性地推进宇宙原本在盲目与可能性中碰撞的信息质量能量进程，抑制混乱，走向幸福。是从对立的"被控-欲控"走向由人代表的宇宙的阶段性全位次自控──这就是宇宙信息本性进化的轨迹。人的实践域，还将通过与其他宇宙智能物互联的方式扩展，这对宇宙信息的发展本性来说，是必然的。

对于原初没有但越来越显现出来的自然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就必然性和决定论方面而言，人帮助它"发现"方向与目的；就越来越成熟的信息主体而言，人帮助它在多种可能性中从自然选择走向自觉选择；就偶然与必然共同作用的统性而言，宇宙就这样通过自身演化达到自我认识，开始全新的发展阶段。

转贴于四

但是，在不成熟期(现时仍在)，部分"人类"按照自己狭隘的利益应用自然界赋予的信息功能，象忤逆不孝的娇纵儿一样，回头来榨夺自然母亲。这跟一些统治者把社会赋予功能仅仅用来为自己服务一样，同时，又把一己私利说成是整体利益，并且，向社会传染这种毛病。因此，生态问题的关键在人态。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即相互规定的。在根本的关系上，人类社会处于自然平台上，自然规定社会；在具体、历史的关系中，进入人类实践域的自然处于社会的平台上，处于特定生产方式平台上，社会规定自然。

随着信息的进化发展，很多原因尤其是有主体介入事件的原因，要由结果来说明和证实；对于后来演化出来、与主体相关的"真善美"等更是如此。结果是原因的产物，但也决定原因的性质和意义，在越有主体介入的实践域，越是这样。性质和意义是动态产生发展的特殊关联方式──理解。这种理解是认识和实践的全面把握──是否理解？谁在理解？发展的的主体最大利益在哪里？信息演化每一步的图式范式、格局、标准、规范、局限以至偶然的涨落等，怎样在交互作用中导致自身与各方的突破与变化，并影响到前后的其他步骤？信息进化的基本规律之一是加速互联并增加质量能量和信息的相互作用，这种互联不仅是空间的和结构层次的，而且也是时间的。意大利的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克罗齐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更可以说，任何历史都含有未定义的过去和可选择的未来。

另外，对主体性而言，一切关系都将在进程中对象化，而一切对象同样都被关系化，这由信息的走向主体性、扩张互联性、运作质能性等本性所决定。人类实践域内的生态已经纳入了人类社会关系之中，特别是在展开的主体隐序之一──高度发展的现代生产力条件下，社会态决定着生态，而不是相反。人态和生态关系的辩证理解逻辑是：①

人无条件是是自然的；② 自然越来越是人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完成的了自然等于人，完成了的人等于自然；这就是最高的和完成的人道主义。

五

因此，反人类中心主义呼吁的"回归生态"是不现实的。善良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危急的状况下，起到了相当的治标作用，但无力治本。从实践意义上说，只有超越才是真正的"回归"，即信息本性的充分展开。超越，包括现行人态和生态。

现代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生态关系，即通过盲目的物种竞争来形成、保持或打破的关系，这是发展中产生出来的阶段性错误或物种不适应状态。现行人类只是这种自然体系中最危险又最有希望的新品种，他的某些极端化发展正在使整个生态走向毁灭。要制止这种危机而继续和谐发展，就只有否定即扬弃自身。

私有制尤其资本主义，部分地、新阶段地展开了人的本质力量，人有了能力对环境进行前所未有的质量与能量运作，这是强化与泛化普遍关联的进阶，也是可使错误大量聚集并成为总体危机的时刻。主体成长中的致错方面既是由于盲目力量和前期格局的作用，也加上了半成熟主体的负向强化──这往往被当作自由意志的成功。当有所发达的信息沦为对质能畸形追求的奴隶时，它可以大量制造欺骗性或安慰性的阐释、说明、情感支撑、伪审美等，来走向危机。这种"恐龙式错误"已不再适应环境（更谈不上代言责任了），解决的唯一办法是高级形式的"基因突变"，即超越生态革新人态。

当代电脑网络的发展揭示了各种互联与发展现实可能性，它表明深广的加速的互联和通过信息的发展而全面发展是信息进化的一条规律。电脑网络在信息哲学上的要义之一，就是被视为宇宙神经系统的预演和初长成。当人们可以在计算机上递归地模拟宇宙自身的历史尤其信息进化史时，这差不多也就是说人或更高智慧物可以用实际的质能操作来创造新的生物和生态、新的星系与自然家园、甚至递归地再造自身。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也是宇宙的代行者，他彻底改变了并提升了宇宙的原始行为方式，使其尽可能地按照意义或价值去演化。成为代言人和代行者，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全面的超越。

康德曾描绘过人类现存和应该的状态。他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认为：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理性唯有"在全物种的身上而不是在各个人的身上"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要达到这点，必须改变"病态地被迫组成的社会一致性"，"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建立起"普遍法治的世界公民状态"。"尽管在个别人的身上随处都闪烁着智慧，可是我们却发见，就其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P2)。康德及很多圣贤们想说的，正是人态的超越。

反人类中心者总是对"战胜自然、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等话语表示反感。但是在以自然方式为主的互联中，在对本质力量的展示与认知中，在自然危害更险恶于人为破坏时，这类雄心的表现是必然的，是信息发展的必经方式。征服不等于破坏，排除了利润追逐与畸形消费的"征服"仅仅是恰当的利用和趋利避害的控制而已。这个方向既是"游戏规则"也是征服的实质──"自由意志选择"。正象海德格尔所说，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看守者和牧羊人(注*参见海德格尔)。中国的老子则在更早就表达了这个思想。是领导，更是公仆，这就是人类的全面责任。

作为征服自然的当前第一步，合理的要求便是：征服资本主义私有制。

六

如追究人态反信息进化的现实根源，超越的对象、超越的障碍、危机的罪魁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利润中心论"而不是人类中心论。资本主义与信息发展及整体关联是矛盾的，是生态危机及所有可控危机的总根源。

在私有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部分人才既有实力又刻意地以"人"的名义畸形膨胀私欲，并以先进的信息技术把信息纳入维护与追逐私利的圈子，甚至制造信息性的生态破坏──电磁污染、垃圾信息、信息爆炸、电子畸形消费等。资本，从信息进化角度，只是一种病毒化与癌化的关联媒介：它追求自身的无限增殖，以无限逐利性入侵一切事物来扩展资本性。这就是质量能量信息的全面危机当然包括生态危机的根源。

原始社会时期只有自然破坏与原始破坏。前资本主义社会，虽有人为破坏，有些也较严重，但仍是局部性的，大自然恢复平衡的力量占着上风，而来自自然方面的灾害还更危险些，这也是人类中心征服自然的理由。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形成了大规模造成普遍生态恶化的生产能力、掠夺能力与畸形消费能力。真正造成生态恶化的不是生产力，更不是人类本然的消费，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这种方式决定的对剩余价值与利润、对种种实在的制造的虚幻的利益追求，以及"利润动物"的人生目的。

资本是质量能量信息在某种程度发达阶段的失信物+畸形发展物。它推动过人的进步。但它已成了更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它将所借助的进步的人道主义拉向癌化的钱道主义──为了钱、通过钱、达到无限的钱。

资本的对立是人、是社会，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曾有过的进步性解放性的必然继承者──使新的信息进化成果不堙没于被大量运作起来的质量能量，而是继续高擎宇宙信息主体化觉醒发展的旗帜。资本来自社会又凌驾于、异化、非人化社会，资本积聚成了社会互联的桎梏。从信息哲学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战斗当下表现为信息与资本的决斗。"电子支付、符号经济、知识经济"等，典型地表现了资本与信息复杂的胶着缠斗状况。

在这种关键时刻，如不加入更自觉的意识，信息并不能确保占上风──资本的意图就是共同毁灭。一切都已卷入互联漩涡，任其自然就是积聚更大的危机。

国际剥削与法人剥削（集团剥削）虽然表现着消极的社会化，但更掩盖与拖延着更大的掠夺，并且将生态问题异地化异时化。但信息进化的本性之一就是加速地互联，处于高阶上位的东西必然将此前的东西全面纳入与引导。只要更清楚更深刻地揭示出本质和规律，就一定能化为物质、能量与信息的综合变革作用。

篇5

一、生态哲学概述

（一）生态哲学的产生

生态哲学是在生态学的基础上产生的，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门科学。在人口与工业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和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用传统的生态学方法解决生态问题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用哲学的观点思考这一问题，生态学与哲学的结合产生了生态哲学。

（二）生态哲学的研究内容

生态哲学是哲学的一种，从本质上来看生态哲学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因此生态哲学的研究内容也包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简单来说生态哲学研究的是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生态哲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于生态本身的内容，二是人们对生态的认识；三是人与生态关系的价值；四是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

二、中西方生态哲学的观点分析

虽然生态哲学的产生是近代的事，但是生态观却可以向更早期的历史追溯，古代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形成的哲学观点可以算是生态哲学的最早期起源。以下笔者从我国古代传统的生态观和西方生态哲学的发展来进行简单的介绍：

（一）中国传统的生态观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观点中，我国古代哲学家就已经有过明确的表述，例如“天人合一”，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在《易经》中就提到人要以自然为法，遵循自然界的规律进行人类活动，在此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围绕着“天人合一”观点产生了众多思想流派，虽然表述的观点不一而足，但是落脚点都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核心上，以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生态哲学观点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

（二）西方生态哲学的主要观点

对西方生态哲学观点的追溯并不像我国一样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历史，西方生态哲学观点的产生就是近代以来，在出现了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后才引起的哲学反思。西方哲学观点在生态观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简单来说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态观和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观，这两种生态观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这两种生态哲学观点各有优点和不足，在此我们不做一一赘述。

（三）生态哲学思想的主要观点

思想在中西方的哲学思想体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哲学思想中并没有直接明确的表述过生态哲学思想，但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表述中实际上就包含了生态哲学观点。生态哲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包括两点：一是在人与自然拉关系的表述中揭示了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源；二是提供了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方法，例如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与自然相处中要遵循自然规律，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等。

三、生态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生态哲学本身就是为了解决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当代中国正面临着生态破坏带来的危害，解决生态问题刻不容缓，与此同时，解决生态问题也需要科学的思想指导，古代的生态观对我们固然有着思想上的指导作用，但是生态哲学观点更具系统性，以下笔者主要对生态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进行分析。

（一）确立了处理经济建设与生态和谐之间的关系的原则

首先，按照生态哲学的要求我们在发展建设中尊重自然规律，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广泛的开展着各种工程建设，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对自然进行改变，这就需要我们考虑到对生态可能造成的影响，吸取相关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只有认识、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其次，生态哲学对我们认识发展具有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发展的认识陷入到经济增长的单向模式中，我们也在这一模式下取得了经济迅猛发展的巨大成就。

（二）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们在继承古代生态观的基础上，以思想为指导，提出了符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又经过不断的发展形成了当前的科学发展观，并将生态和谐作为重要主题，可见我们在生态问题上的重视和决心。科学发展观中不单强调生态的和谐，从总体上要求人与自然要和谐统一，在这一原则要求下，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方法和方向：首先，强化对全社会的生态教育，逐步引导和树立起生态文明的思想意识；其次，在经济建设中要关注生态，改变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長方式，倡导循环经济，实现和谐发展；再次，解决生态问题的过程中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依靠科学技术，尽量的减少污染排放，缓解给生态带来的巨大压力；最后，改变人们是生活方式，倡导文明、绿色，为保护环境和生态做出贡献。

四、结语

当前我国正处在科学发展观的发展道路上，科学发展观中明确的提出要生态和谐，在生态和谐的建设中找到科学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对我们的生态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从历史追溯来分析了生态哲学的发展和主要内容，从生态哲学观点中引出了对我们当代中国的意义，生态哲学不但具有理论意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该问题的剖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1]彭立学.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维度[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5，34（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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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危机；哲学基础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3 — 0040 — 02

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一种社会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新阶段，是比工业文明更进步更高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共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是指人类的主流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己能自觉地把自然生态效应纳入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之内。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谐目标，进而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那么，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到底是什么呢？本文从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生态思维方式三个维度对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一、生态世界观的形成及意义

（一）中西方古代哲学家的生态思想

1.古希腊朴素的生态观

西方最早对自然做哲学思考的精神活动始于古希腊。无论是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还是唯心主义自然观都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过对现实自然现象的观察，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一种朴素的辨证思维方式。它把外部世界的自然事物，理解为是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中的变体存在，把变体存在的动变本性理解、把握为本体存在即本原物的变动本性的产物和表现，从而在归根到底上用本原物的变动本性，来理解、阐释变体存在—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

2.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中，尤以对“天、地、人”及其关系的反思为主。“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核心思想，我国是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农耕仰仗于天，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这一思想对于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自然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破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哲学的生态观

马克思对生态文化的思考是在其实践哲学的框架中进行的。他的哲学立场已经超越了意识哲学和思辨哲学范式，开始转向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的理解范式。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人类日益陷入的现代文明困境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现实背景。马克思的生态文化思想也正根植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的意识到生态问题不仅是自然环境的问题，更关涉到人类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方方面面，社会、文化和精神也是普遍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一是人与自然相冲突，引发了自然生态危机；二是人与自我相冲突，引发了精神生态危机；三是人与他人相冲突，引发了社会生态危机。他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1〕从文化的角度而言，“生态文化”则可以分为外部生态文化既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和内部生态文化既人类的精神生态。“内部生态文化”与“外部生态文化”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要真正解决生态问题，不仅仅是解决狭义的自然生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解决社会生态问题和精神生态问题。

二、生态价值观的历史演化

（一）生态价值观的历史演化

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断的变化，自然对人的价值也不断变化，人类的生态价值观也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

1.原始文明时期的生态价值观

原始时期的人类是依附于自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2〕。可见原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只有依附在自然之下，并在其恩惠之下才能生存下去。

2.农业文明时期的生态价值观

大约在一万年前人类终于告别了漫长的原始社会，走进了农业文明时期。这一时期人类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农业和畜牧业，相对于原始社会，这一时期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类对自然的依赖由本能变成了自觉，人类开始从顺应自然转变为干预自然。但是，这种干预行为的能力是有限的，基本上还是适应自然，或者是强化自然的某些特征，体现的还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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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生态哲学主张人类生态责任意识的发挥，认为自然界的化育是人类的“天赋”责任，人的主体性的发挥表现在“如何完成自然界的‘生生之德’或‘生生之道’”。《中庸》中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二十二章），这充分说明了生态责任意识发端于人“诚”之心、“仁”之性，只有对自然万物具有普遍的生命关怀，致力于探寻自然界之规律，并在身体力行中尽万物之性，才能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人际与身心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也是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不得不面对的课题。孔子“中庸之道”强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通过不同因素的转化达到天、地、人的整体和谐发展，《道德经》中亦有云：“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贪得无厌、欲求过多成为人类无止境追求物质财富的根源，亦成为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和谐的重要原因，想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复归于朴”或“雕琢复朴”，而这种发自内心的“知足”感也成为人类获得身心愉悦及和谐心灵的基础。正是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中所体现的“尊重自然”“平等仁爱”“责任意识”“人际和谐”等精神内核及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的历史文化关照为我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与智力保障，对反思过去忽视生态建设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以发挥中国现代化“后发优势”提供精神动力。

二、“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生态困境改革开放

30年，我们在欢呼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辉煌时也应该看到，西方工业文明思维方式基础上“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虽已造就巨大物质财富，但此种发展模式已造成严重生态危机：人民群众的呼吸安全、水安全及食品安全无法实现，这种以生态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并非持续健康的发展，这也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瓶颈。

1．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党的十报告理性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难题，据中国《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显示，中国“能源需求过快增长，石油对外依存度从本世纪初的26％上升至2011年的57％”［3］，能源缺口的逐年增加的现实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与此同时，环境问题的频频出现危害民众基本生存安全，据环保部《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良好———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2．7％，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7．3％。”尽管中国逐年增加治理环境投入，但是这种弥补生态欠债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资源环境状况，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此类问题的出现与长期经济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经济行为直接相关。由于人们单纯的将自然界作为获得财富的源泉，以“人有价值，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的认识为前提，以“为生产而生产”的价值观念为指导，从而采用无限制消耗自然资源乃至牺牲部分群体生态及生命权益的方式发展经济，因此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首要克服经济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存在，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为人民幸福与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经济。

2．“唯GDP”指标刺激下环境非正义行为的存在据《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2年环境保护部直接调度处理了33起突发环境事件”，其中，直接影响饮用水源地的水污染事件高达七成。2013年4月环境保护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对北京永定河、大清河、北运河、潮白河以及蓟运河5大水系展开的实地调研显示，尽管北京全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已达83％，但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排入环境的数量每天仍然高达300多万吨。除此之外，在2013年2月下旬至3月环保部组织开展的华北平原排污企业地下水污染专项检查中，“检查涉水排污企业25875家，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558件，发现55家企业存在利用渗井、渗坑或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排放、输送或者存贮污水的违法问题”，此类事件往往起因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漏洞及监管不力情况下企业转嫁污染行为，对水源所在地居民的饮水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唯GDP”的政策考核机制的存在增加地方政府及企业沦为“GDP”指标及金钱奴隶的风险，也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在环境权益享有及责任承担上的不公平。因此，解决此种以追求政绩为目的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代价的分配不公正问题，首要任务是强化“绿色GDP”的政策考核机制，以生态文明制度为保障促进科学发展。

3．生态责任意识的缺失面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我国正“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而科学技术作为一把“生态双刃剑”，对其使用倘若依然以“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指引，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则必将在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索取”中引发生态危机。目前中国在工农业生产中引起的土壤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欠债依然巨大，农业生产中为追求产值最大化而过量使用农药及化肥、工业发展中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偷排废气、废水，直接威胁着民众的基本生存安全。近年来频现的“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事件暴露食品添加剂的超标使用现象的大量存在，加之监管层的缺位及群众参与打击意识的薄弱，全社会生态责任意识面临着现实考验。纠其深层次原因，则是生态文明教育未得到重视而导致的公民生态意识的淡薄，尽管公民在面对可能产生环境损害的工程建设时通过网络、举报抗议等方式表达环境诉求，但是正如“避邻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大多建立在偏低的生态科学知识水平基础之上的保护生态行为依然以自身生态权益为出发点。唯有建立起以生态责任意识为核心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念体系，才能促进全社会生态意识向全民化生态行为的转化。

4．环境危害人际和谐据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显示，近年来“人民群众环境诉求不断提高，突发环境事件的数量居高不下，环境问题已成为威胁人体健康、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食品安全、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往往与环境公平相联系成为危害民众的生态安全及环境的诱因。《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达542起，而自1996年至今29％的环境的增速也充分体现公民维护自身生态安全的诉求，以2012年接连发生的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浙江“宁波事件”为例，三起事件中民众均以维护自身健康权利为口号进行抗议，而产生原因皆与环境信息不对等及公民参与缺少沟通渠道直接相关，而此类事件的治理不力不但引发生态风险，也将破坏人际和谐，从根本上动摇人们之间及对政府的信任，而非理性维权行为的发生也将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公众的环境诉求也反映出对安全的基本生存环境及和谐美丽的生活环境的渴求，唯有“政府———企业———公众”从维护共同生态安全出发，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时充分沟通与参与，才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和谐。

三、传统生态哲学对“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历经历史长河的洗礼，其整体性的辨证思维一直延续至今，党的十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及社会建设之中以实现“五位一体”的发展，正是此种思维方式在国家战略层面的体现。我们或许不能从传统生态智慧之中寻找到解决“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阶段性生态难题的具体方法，却可以植根于中国传统的生态哲学深厚的理论土壤，寻找到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文化观照，这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现提供了精神内核及动力保障。

1．克服经济主义价值观的内在约束党的十报告提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从“又好又快”向“持续健康”的转变体现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转向。而在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主义价值观长期影响下，对自然界的价值定位依然停留于狭义的经济价值，认为自然界是物质财富积累的手段，当前中国所做出的保护资源环境的努力往往迫于资源稀缺性的现实压力，而并非从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角度出发。对于此点的深刻认识可以从传统生态哲学智慧中得到启示，如“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的主张体现对山林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尊重自然规律及经济规律的统一。同时，自然界也将为人类提供审美享受，即文化价值所在，如孔子提出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深刻描绘个体生命情感在自然中的融合，在欣赏和体验美景中获得精神愉悦，而对自然界的感悟也成为文学作品及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来源。时至今日，我们通过对矿产、森林资源的研究也不断延伸至对人类文化史的探索，推动着人类科学认识的提升。中国正处于以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产业经济时代，党的十报告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及运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这并非意味着西方工具理性对儒家目的理性的替代，而是将古代生态经济智慧运用于现代化实践，保持经济活动与自然界的和谐一致，实现“万物一体”之仁，此种目的理性指引下的科学技术运用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福祉。而在中国具体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端于明清之际“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及其此后在珠江三角洲的广泛应用为今天发展生态农业提供因地制宜实现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的成功经验，对提高农产品的产出及质量具有积极意义；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必将改变传统资源要素及劳动力要素投入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共荣；同时，生态旅游的繁荣则充分发挥自然界的审美价值，不仅为人们紧张的城市生活提供愉悦的精神享受，也与绿色物流等新兴服务业共同推动着经济发展。

2．环境正义实现的前提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中典型的“圣王之制”的传统把维护民众基本生存权利、履行保护生态责任作为君王治道的重要准则，充分体现决策者科学认识生态环境的价值对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作用，同时在发展模式选择上是否以科学发展为基准也是评价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根本。早在《周易》之中就有对发展模式的探讨：“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系辞传上》），主张圣贤要效法天地建立制度，只有“久”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虽然我国自党的十七大已提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好”字当头，十报告又进一步指出“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促进经济发展，体现出对发展规律认识的进步，而各类企业违法排污现象也暴露出“唯GDP”的政策考核观念影响下，政府及企业的决策往往缺乏理解经济发展的整体与全局视角，在经济建设与保护环境出现矛盾时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党的十提出“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罚机制”，从制度层面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从上古时期通过法令法规规范生产行为以保护生态环境到今天资源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的约束作用，均成为生态文明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实践。同时，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处处显现的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肯定所有万物在道的基础上的平等，如《庄子•秋水》所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最终价值源泉，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作为整体生态系统中的构成部分，对自然界的敬畏、“化育”的生态责任及从自然界获取“给养”的权利平等享有。党的十报告提出“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和“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体现出对自然的价值及尊严的肯定基础上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这与西方主张公平的利用自然、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环境正义原则具有一致的价值追求，并弥补了“人类中心主义”在对待其他生命物种的态度上的缺陷，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提供前提。

3．生态文明价值观念体系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智慧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提供整体主义方法论指引，但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产生于对自然依赖基础之上盲目的敬畏之情，带有非科学的局限因素，而西方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式求解路径则造就了生态科技的极大进步，恰恰弥补东方视野的局限，因此，生态文明价值观“必须博采众家所长，包括许多文明的既有经验、自然世界的复杂网络、对人类历史的透彻理解，以及众多学科的研究结晶”，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出发，以生态科学文化及成果为手段，实现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深发展，以促进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的相互交融。生态文明价值观念体系的建立需要全社会的生态教育做为支撑，中国自古以来十分注重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手段潜移默化的培养人们的生态化思维，从孔子“知天畏命”、“乐山乐水”、“参赞化育”等日常教导，到今天中国家庭中对“节约用水用电”、“绿色消费”的倡导，均对民众保护自然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此种生态意识的萌芽仅限于保护环境的仁义之举，而并未上升为全社会自觉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唯有对传统教育中人才培养模式加以改进，发挥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关键作用，积极开设有关新能源及新型化工材料及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等人文素养课程的训练，培养以人地和谐的自然观为指导，以维护人类生态安全为目的、具有责任意识及人文与科学精神的“生态理性人”，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充分的知识及人才保证。植根于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生态文明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型人才，更重要的在于对塑造健康、积极、智慧的生态化人格的作用。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处处体现着仁慈好生、长养万物的善行，不管是儒家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传下》），还是禅宗中的“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大珠慧海禅师语录•卷下•诸方门人参问语录》），都体现着对生命的仁爱态度。这种建立在同情与尊重之上的对待自然的智慧的态度是生态责任意识产生的前提，更是培养生态化人格的基础。生态化人格的养成，将推动全社会生态意识转化为生态自觉行为，自觉谋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4．实现美丽中国的理论指引党的十报告强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生命与生态安全均建立于“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之上，而近年来频发的环境引发的生态风险成为妨碍公民生态安全的首要因素，解决此类事件的关键在于突破个人主义价值观，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整体主义价值观，转变以他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实现自己的可持续性的思维。《中庸》有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第三十章），虽然自然界中亦有冲突的存在，但是从整体性与多样性来说保持着和谐有序状态，推广到人类社会则是“推己及人”的理解他人。倘若政府、企业及公众都从维护社会和谐的整体性出发，在面对环境突发事件时将会实现政府从群众出发做出的保护生态权益的决策、企业自觉承担环境责任的实践、公众享有知情权基础之上的理性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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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开始并将继续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发展思想，蕴涵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哲学思想。

1.以人为本发展思想的基本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主要包括：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这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必然要求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缺少其中任何一条，就不是以人为本；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五个统筹的要求都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归根结底又都是为了人。因此，以人为本贯穿于整个发展观中，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是人类社会发展观进化的必然结果。发展观的基本问题是人与物的关系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对于发展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逐渐完成了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的转化。现展观强调通过“物”的发展来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即以“人”为中心。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人类社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最新成果，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新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新的判断和解决思路。

以人为本发展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是以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以人为本中的“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要求我们在社会关系中把握人的本质，在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实现人的发展。以人为本强调人在发展中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和作用，人既是发展的主体又是发展的对象，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以人为本展开的，人在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发展。以人为本发展思想注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把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点和落脚点。

以人为本发展思想坚持了的历史主体论，把人看作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对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科学概括。人是历史的主体规定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它是指一切历史创造活动，都是以人为前提，以人为基础，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讲，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基本内涵包括：

第一，发展为了人民。也就是说，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我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统筹兼顾这个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第二，发展依靠人民。即一要尊重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支持发展、参与发展的积极性；二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树立科学的人才观。

第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成果如何分配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改革发展取得的各方面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上，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上，体现在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益上，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以人为本发展思想与生态哲学的一致性

以人为本，倡导的是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关怀，强调的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生态哲学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以人为本发展思想着眼于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包含着人与自然的统一观、协同观，以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可持续发展的意识等为其具体的观念性构成要素，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人-社会-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虽居于主导地位，是管理者，但要遵守自然规律，决不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以人为本发展思想还包含着协同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倡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终极价值，但也同时承认自然的利益及其内在价值，这就把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主张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把人与自然的协同作为规范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准则，这充分体现了一种新的环境价值观，“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一切发展以全面发展的人为价值尺度，一切环境行为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乃至后代人利益在内的全人类整体利益出发，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权益为依归，善待自然，保护环境，建设自然，优化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同进步，可持续发展”。[1]

3.以人为本发展思想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它突破了那种把经济和技术增长作为社会发展充分内涵的传统观念，把社会发展理解成人的生存质量及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全面优化。它意味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不断优化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社会和生存效益的最佳组合”。[2]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或在社会领域，以人为本并非指一个集团主体，或者个人主体，它首先是以整个人类为主体，或者说首先是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主体。当然这里所说的人类的整体利益，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代内人类的整体利益，由此出发，要求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走协同发展的道路，尤其要重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二是代际人类的整体利益，由此出发，要求当代人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即在发展中，既要重视当代人的利益，更要重视后代人的利益。

以人为本注重的是以全人类整体为本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以全人类整体为本，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坚持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即“人类整体主义”的原则；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不是均衡的发展，而是要实现人的需要、素质和本质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要求的是在发展中不仅要见物更要见人，不仅要追求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顾及人的生存条件、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的改善和提高程度。要把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为转移，也就是把所有的发展都着眼于人对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以及自身发展需要的满足。

以人为本，即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主体，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说在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的关系方面，坚持人类价值的本位性，强调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优先地位和目的的地位。如果不以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作为发展的动机和目的，那么这种发展就是盲目的、不科学的。把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的，则是生态哲学研究和思考的起点、归宿和内驱力，离开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的价值取向，人所建立的整个社会生活大厦就会崩塌。因此，“以人为本”是在更全面、更合理的意义上对人的主体性原则上的一种肯定、完善和深化，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来讲，以人为本中人的这

种主体性地位是在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中体现出来的，而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也正是通过这种互动体现出来。“人类的主体性不仅包含人作为认识、实践的主体对客观的主动、主导、自主力的肯定，也包括主体对这些能力的自控、自制以及对其活动结果正负效应的自省、自责和责任。”[3]

以哲学为依据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从人的对象性活动、从主体的实践中来理解人的主体性。“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价值论，是人类为了寻找、确立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优越地位，维护自身利益而在历史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假设;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主体，处于主导地位，对自然有开发和利用的权利，并且有管理和维护的责任与义务，因此自然就处于客体地位。由于人类的这种主体地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还认为，人类拥有运用理性力量和科学技术的手段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实现自己的目的与理想。这与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所主张的人的主体性有相似性。这种主体性作用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改造自然与破坏自然。这体现在人能动地改造自然，人是能动的主体，自然界是受动的客体;二是保护自然与补偿自然。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要生存就必须保护自然和补偿自然。因此，“以人为本”是在更全面、更合理的意义上对人的主体性原则上的一种肯定、完善和深化，它吸收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精华屏弃了其糟粕，是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与超越。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来讲，以人为本中人的这种主体性地位是在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中体现出来的，而其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与超越也正是通过这种互动体现出来。

4.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发展思想的最高价值目标

篇9

关键词：生态危机物质变换人化自然生态文明观念

上个世纪中期，全球性生态危机在西方国家被发现，进入21世纪后，人类面临的是更为严重的，更为突出的危机。生态危机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注意，人类也在开始反省危机背后的原因。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反思，尤其是在自然观的指导下进行这种哲学的思考，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

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对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和改造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危害。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生态环境问题，已不是局限在一国的范围，而是成为全球的问题。然而生态环境问题已不是近几十年才形成，自从有人类出现，就存在着环境问题。也就是说，生态环境的问题的实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类的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同大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既然是相互作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人类破坏自然的活动，这种破坏自然活动的历史同人类自身的文明史一样悠久。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敬畏自然，崇拜自然的神力，到开始有意识地改造环境，利用环境，再到大规模的占有自然，尤其是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之后，人类利用和改造环境的能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人类本可以沉浸在这种征服的喜悦之中，然而人类却尝到了恶果。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并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与人类发生作用的自然，环境问题的产生，乃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处在正常的轨道中，人类的自然观念出现了问题。美国学者麦茜特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前工业社会阶段；第二，现代性阶段”，【1】481而恰恰是在第二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

二、关于自然生态的理论及给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启示

马克思曾指出自然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第一源泉”【2】298这就是说人的生存是依赖自然的，人通过与自然发生相互作用，才能生存与发展。生态危机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导致的。

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177人类一方面借助自身的力量从自然中获取自然资源，并将所获取的自然资源转化成自己所需要的物质能量，实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的这种生产和生活消费活动，必然会向自然界排出各种“废弃物”。而这些废弃物最终也会回到大自然中，参与到大自然循环中。

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以劳动为中介的，劳动使人在自然界中得以获取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劳动体现出人的类本质，但是当劳动不是那种自由和自主的活动时，也就出现异化的现象。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人的异化”带来的是“自然的异化”。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理论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存在着破坏的现象。我们通过学习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理论，在人与自然双向作用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合理地调节我们的实践活动，做到“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926–927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建设生态文明应有的观念

今天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以为指导，首先要做的是转变我们观念。

（1）要有整体的观念。自然并不是独立于我们人类之外被动的存在，相反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脱离了自然界人类就无法生存。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同组成了一个系统。

 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要有整体的观念，同样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也要有整体的观念。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和复杂的工程。它需要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社会文明系统。环境问题的实质是发展的问题，既然是发展，就不能单单注重经济的发展，同时要注重经济发展与其他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生态环境是我们进行各项建设的基础，只有在保持人与自然生态良好关系的基础上，我们社会才能更好的发展。

 （2）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马克思早就指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的是“物质变换”，由于“物质变换”的存在，人类才能生存和发展。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要保证这种“物质变换”呈现一种良性发展的态势。生态文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使这种“物质变换”持续健康的进行下去，形成良性发展的局面。要实现这种良性循环，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要做的也很多，但是我们首先要树立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只有这种观念才可能像马克思所说的，“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传给后代”。

（3）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这个“人”指的是人类，并不是个体的人或某个集团。这和人类中心主义有质的区别，人类中心主义在实践中往往是以具体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出发。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从人们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不能为了某个人、某个集团的利益而着眼于局部利益、眼前的利益。

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中，尤其是在观念的树立过程中，要以自然观为指导，分辨出各种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学说的真伪，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吸取有益的理论成果，以正确的理论观念指导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 文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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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生态哲学理论应用在我国古代住宅规划中的启迪

在我国古代建筑规划史上留下了许多经典，人们对居住环境都有过十分丰富的创造，也产生了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地理环境差异、气候条件限制、历史文化特点、风俗习惯不同等等。黄山西南部的古村落宏村就是一个活化石，宏村的特点是仿生学理念布局的应用，因此名扬海内外，有国家瑰宝的美誉。它仿生的动物是牛，应用上独具匠心、别出心裁、严谨合理，周围的地理环境的巧妙利用，很值得今天城市住宅区规划设计借鉴。

2古生态哲学理论在当今社会的继承与发展

我国古生态哲学理论的发展史很大程度是就是我国古代住宅规划史，也是我国古代住宅区发展的哲学史。半坡遗址的早期氏族部落研究，2000多年前周朝祖先的选址，铜雀台在三国时期的发展，颐和园代表了清代建筑文化，古生态哲学理论在以上这些选址和建筑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古生态哲学理论的理性的应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这个理念，已成为当今城市住宅区规划的一个热点和亮点，对这一理论的应用要遵循如下几个原则。

2．1因地制宜

应用古生态哲学理论要主动适应环境的客观性，住宅区规划要在这一前提下进行，北方气候干燥和寒冷出现了窑洞，南方闷热潮湿多雨则出现了吊脚楼，这些建筑形式的出现都是因地制宜在古生态哲学理论中这一原则的产物，通过科学的认证，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这些建筑形式是非常合理的。

2．2与自然和谐相处，即“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古生态哲学理论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的出现和形成到成熟，用今天的科学理论检验，它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的世界观，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态环境的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当今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内涵和我国古生态哲学理论是一致的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谋而合的，我们今天在城市规划和住宅区建设规划中所崇尚和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古生态哲学理论中都可以找到。

3古生态哲学理论对住宅区规划的影响

3．1要求加强住宅区的整体规划观念

住宅区规划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都有悠久的历史，田园文化理念、山水概念、简约概念、生态环保概念，随着城市规划观念的不断发展，规划理念在发展中会不断更新、不断进步、不断成熟，亲和自然、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环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自觉遵守自然规律，把握自然规律表达自己的需求，是城市信宅区规划者历来所追求的更高理想和达到的更好效果。

3．2利用自然、融合自然

古生态哲学理论这一学从古到今都有争议，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是一种文化现象，传统文化色彩有强烈的表现，把它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来研究和对待更科学合理，这一理论积极成份在住宅区规划中产生的影占主导地位，它提供了处理自然要素与住宅区规划等关系方面的理论依据，这份文化遗产应当得到当今城市住宅区规划都的重视，在实际的生活中进行借鉴。

4古生态哲学理论在住宅区设计中的应用

4．1楼栋的朝向和布局

建筑坐北朝南是古生态哲学理论所主张的，我国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与这一朝向有紧密的关联，从气候学来讲是非常科学的，北侧建高层，这就保证了每座建筑在夏天都能通风，达到了消暑降温的目的，而冬天阴冷干燥，大部分时间是北风，这样也达到了避寒保暖的作用。

4．2户型

玄关是住宅区的户型设计规划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作用是保持居住者的私密性，避免一进门就对整个房间一目了然的设计，在功能上还有换鞋挂帽保洁的作用，当然更多的作用是精神上的。

4．3绿化

绿化是衡量一个小区居住环境质量和水准的重要参考因素，大自然与人相互依存、和谐相处，绿色植物在当中起了最大作用，植物可以起到营造一个小环境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城市住宅区规划中对这些因素应予以重视。

5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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