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思想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董仲舒强调用“义”即教化来限制和约束人的非分的欲望。此外，他还主张用政令、刑罚尤其是等级制度来制约和规范人的求利活动。但政令、刑罚不是他最为提倡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遵守等级制度本身也是董仲舒所讲“义”的要求之一，但它作为一项伦理制度规范，又与单纯作为思想教化的道德之“义”有所不同。相比完全出于自觉性的道德教化之“义”，遵守等级制度之“义”带有更多的强制性，至少是一种规范和礼的制度，是道德所必须遵循的。因此有必要将其单列出来加以考察。

（一）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而发展到他那时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传统所提供的借鉴使他正确地认识到——理想中的和谐安定大一统社会，必须是在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各方面布局和运转都是有序的；而维持这样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唯有以君主为首的等级制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事实上就是一个等级制社会。

董仲舒所讲的等级，开始是作为一种纯粹人伦关系上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三纲”。中国古代对于处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常关系的思想，在先秦儒家和法家那里就已经存在。而董仲舒则是更明确地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的思想，并附会上阴阳之意和天意来进一步论述其尊卑关系。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其间的关系是“阳尊阴卑”（《阳尊阴卑》）。他还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因此是不能改变的。

三纲是实现董仲舒理想社会等级秩序的总纲，是他最为欣赏的人伦等级基本公式。三纲概括了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父子、夫妇关系是基础，这种对家族宗法伦常关系的强化，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可以说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就是家庭伦常关系的扩大，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其中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相同的。

董仲舒认为，“凡物必有合”（《基义》）。“合”就是相互配合，协调统一。他说，“阴者阳之合”，因此“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子合”（《基义》）。怎么合呢？这就要靠上对下的慈爱和下对上的忠孝，正如他所说：“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深察名号》）董仲舒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合”，而不是“争”，可见三纲的根本用意在于维护不同等级人们之间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社会的合谐稳定。三纲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之一，它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对巩固当时处在上升阶段的封建生产关系，保证国家社会以及家庭的和平安定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

董仲舒主张用等级秩序来制约和规范人的求利活动，这样的等级规范就不是上述那种纯粹的道德准则了，而已变成一种经济伦理规范，虽然它的调节对象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重点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人的经济行为。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并不完全等同于三纲的内容，它反映的是不同阶层(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但它以三纲为基础，明确上下、尊卑、贵贱的利益等差秩序，因此与三纲的三种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前文已分析过，董仲舒是根据人性求利这一客观情况而提出教化主张的；同样，他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等级与教化在作用目标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荀子曾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荀子认识到若有一个“度量分界”，就能抑制争夺。他认为“礼”就是调节物欲的“度量分界”，所以要“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

在以等级之礼来约束求利行为这一点上，可以说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观点。他说：“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而无礼则争，流争则 乱；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天道》），“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奉本》），所以“君子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天道》）。

董仲舒把“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看作是“众人之情”（《度制》）。认为富人虽然不盗，但却能凭“富贵之资”骄矜自势，横行霸道。因此在他看来，造成争乱的不仅是生活不下去的大贫之人，还有那些养尊处优的大富之人。这是一个比荀子更有见地的思想。他说，圣明的君主正是洞察到这种“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度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楚庄王》）。

事实上，董仲舒是把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移植到社会经济关系中来，从而形成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规范。就拿“三纲”的基本内容——父子、夫妻的家庭伦常关系——来说，一个家庭之所以会和睦无争，不就是因为有固定的父子、夫妇之伦的慈敬关系吗。因此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也必须确立一种象家庭伦常那样的人伦等差关系，使每一类人以至每个人的所得都有道德上的明确规定，这样人们就不会为物质利益去争夺撕杀了。如果“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因此如要以乱为治，以贫为富，就“非反之制度不可”。如“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就会“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度制》），这样动乱和纷争就难于避免了。董仲舒毕生研究《春秋》大义，无论是在社会的政治、人伦、经济等各种关系中，《春秋》最敬重的是“名分”，最反对的是“僭越”。按照《春秋》的规定，“亲有尊卑，位有上下”，上不能侵下，下也不能侵上，必须各守其位，“各死其事”而“事不逾矩（《五行相生》）。

董仲舒极力提倡以等级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这跟他主张以教化来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一样，其目的并不是要完全制止和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虽然他认为“民之情，不能制其欲”，求利若流水，但也必须要逐渐地“使之变化，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这种等级制规定并“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地施》）。当然他也讲节制欲望，并且他讲等级经济伦理多以节欲论的形式出现，如他说“节欲顺行而伦得”（《天地施》）。但要节的是按等级制规定所不应有的非分欲望，而对符合等级规范的欲望并不是要“节”、“夺”，而是要“安”。他说圣人治理国家，是“因天地之情性，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但“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其足”（《保位权》）。因此等级制规定不仅不是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而是主张在自己所立足的等级层次上充分地享有应得的经济利益。

由于大富或大贫都会导致横行纷争，因此董仲舒立了两条原则：“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并主张“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度制》）。“调均”就必然要“有时损少而益多，有时损多而益少”，但基本的标准仍然是“少而不至绝，多而不至溢”（《基义》），从而避免“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董仲舒传》）。他讲的“调均”、“利可均布”，并不是要人人平均、绝对平均，而是一种等级制“平均”，即人们只能追求按上下、尊卑这种等级制占有关系所应得的利益，而对这些应得利益则应给予充分满足。

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不是按贫富的经济地位来划分，而是按上下尊卑关系来划分，因此“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必须“各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服制》）。按照这种上下尊卑关系，“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度制》）。社会国家就是通过这种等级制的利益“调均”、“均布”，从而达到有序、和谐与安定的。

四、“不与民争利”是董仲舒经济政策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11］

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随着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巩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及国家轻重政策的实施，封建国家与社会各方面在经济领域中“与民争利”的现象越来越多。思想敏锐的董仲舒如实地看到了这一在当时日见突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针锋相对地提出“不与民争利”的思想主张，并把这一主张作为衡量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是非的重要标准。

（一）“与民争利”的表现

篇2

关键词：思想史；经济；范式规定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26－02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经济思想史要提升科学品质，研究方法上必须要有范式规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综合各位名家及众多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从理论和操作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理论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遵循的指导思想、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及服务目标

（一）以为指导思想

作为最先运用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第一人，胡寄窗先生笃信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的指导意义，并应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实践，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其亲身经历验证并加深了其对这一点的认识，比如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认识就是依据的基本原理解决了一直困扰的问题。

而另一位名家叶世昌先生则提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以为主导”。

赵靖先生则具体明确地提出：“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研究经济思想史中的运用。”

在老一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之后近些年来也涌现了一股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的思潮。资本主义思想也在逐步影响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二）迥异的研究体系

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采取何种体系有两种迥异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不要以不适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摈弃传统的受西方经济思想史影响的“商品―资本”研究模式，而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地产―地租、赋税”的研究模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编写经济思想史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应是通过现代的经济术语来分析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

胡寄窗先生从多个方面阐述了以现代的经济术语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带来的好处。比如在正确用词方面，他提出了“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即用现代语言诠释古代语言，使两个时空连接在一起。

（三）理论研究方法

1．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胡寄窗先生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他认为各类经济范畴进行对比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时，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他最终得出结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政治经济学前史》就是运用此法的实例。

叶世昌先生也指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参照西方经济学。但不要用所学得的经济学知识硬套中国的经济思想，不应对前人的经济思想做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从中国社会的特点出发，从研究对象的实际理论和主张出发，而不是从相承的某种模式出发。”

香港树仁学院宋叙五教授提出的两个时空完全不同的社会如果经济发展程度相近会产生相近似的经济思想的观点，则把中国古代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与西方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这又是一种推崇比较分析的观点。

现今又出现了通过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从中找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的文章，并且这种现象几乎成了潮流。也有学者认为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2．与现代经济理论的融合

一种意见应将古人的思想停留在原有水平，用古人的语言来解释；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将古人的思想拔高到现代水平，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和分析，即“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寄窗先生提出“古人思想现代化”，一方面遵循严格的历史性，另一方面要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准确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而不能无中生有、牵强附会。他指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需的过程：一是“转译”；二是“对口径”；三是“加工”。他的这一观点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研究的总指导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界的许多学者在努力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融入现代经济理论之中，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历史基础。比如，北京大学的石世奇教授提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概念欲望和稀缺与先秦各家的经济思想的基础相联系，山西财经大学的毕世宏认为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产业经济思想促进中国目前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等。

（四）服务目标

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服务，这是中国思想史界的共识。

武汉大学的郭笑撰博士主张引进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方法以及运用最新的研究手段特别是网络资源。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成为宏观经济的理论支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以史为鉴。

安徽师范大学戴家龙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不断对中国经济思想典籍进行的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要真正融入现代经济科学之中、在现代经济理论之林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取决于其对今天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影响能力。”

当前将古代经济思想与现实经济结合起来考察的“古为今用”之作不断涌现。

二、从操作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具体方法

（一）以人物来编排

编撰经济思想史的通常方法是根据时间、年代顺序整理研究人物思想，据此编排章节结构，另外附以点评。在分析人物时可结合多种因素，如人物的其他思想、观点，其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其经济思想的源泉与影响等。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了解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但也有一些缺点：首先，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比如理论的延续性、观点的持续变化、结论未完结、经济学者有待历史考验；其次，由于人物数量、思想素材很少，经济理论发展的面貌难以全面反映；再次，由于能够建立完整理论体系的经济学者、学派数量极少，历史的完整性难以依靠此方法获得。

（二）根据热点（或重点）问题编排

即按时间顺序以某些热点（或重点）问题为专题，然后归纳综合与此相关的探讨观点，据此编排章节结构。

其优点是由于不受时空的限制，信息量大，较为客观。但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从庞杂的思想素材中梳理出有价值的理论与科学研究成果。

（三）因循发展的线索，展现发展的过程

“写经济思想史，不能偏重于技术性的观点综述，而应着重梳理有价值的思想形成和演变的轨迹。”我们要从浩渺的思想资料中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整理、合理表现出理论史的线索，并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作理论分析和评判。

赵靖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必须也只能按照自身的特殊矛盾性来划分，而不能机械地搬用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析方法。”按照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特殊矛盾性和具体历史特点，他认为可以把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三大阶段。其中，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阶段可分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形成的时期、中国封建经济思想支配的时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又可分为近代初期带有某些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思想和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没落两个时期。

这种方法要把握两点：一要“还原历史”，而非“制造历史”。即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客观地反映考察对象的历史内容，而不能主观臆断；其二，要史、论结合。不能仅仅限于整理历史资料和描述发展流程，还需要进行理论分析、评价阐释。

“历史的方法是通过总体考察、归纳和类比分析，从诸多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范性。如果从这一方法论要求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和研究内容就有一定的限制，思想材料必须能够提炼出理论要素，可以归入一种理论线索或理论体系。”

总之，虽然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界长期存在着众多研究者及相应数目的理论和观点，但在这个领域，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显示着蓬勃的生命力，研究领域在不断延伸，愈加呈现出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多学科交叉和其他学科融会贯通的特征。我们深信，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学术体裁等方面会有更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1] 程霖，刘甲朋．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思想[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7）．

[2] 叶世昌．谈谈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1）．

[3] 赵晓雷．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论纲[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2）．

[4]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学刊，1986，（3）．

篇3

【关键词】烟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转型时期

一、新时期烟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和问题研究

（一）烟草企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不足

目前而言，我国烟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威信，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烟草企业自身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陷入了误区。过去数年，烟草企业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下，从有利方面而言，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再向市场经济转化，竞争意识、经济意识和自我意识日益增强，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政治大局观念被眼前经营利润蒙蔽、企业使命感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却越来越被淡化等一系列问题。烟草企业自身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判断陷入了“迷信市场经济”的误区，在他们眼中，企业的任务有且只有生产经营，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当经济转型，企业增长放缓时，思想政治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削减，反而有扩大的迹象。

（二）烟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性不足

近十年来，我国众多烟草企业都经历了一系列变革，经营理念、员工构成等企业的方方面面在改革中都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唯有企业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受到传统模式的局限。很多烟草企业难以建立一套健全的政工队伍，其原因在于不少烟草企业在精兵简政、裁撤冗员的过程中，缩减了本已十分精简的政工机构队伍，导致政工机构普遍存在人手不足的困境。一些烟草企业的政工人员往往身兼数职，整天忙于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和行政工作，无法在思想政治工作上投入全部精力，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素质难以满足转型期复杂社会经济形势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三）烟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不完善

从烟草企业整体看，提升企业内各部门之间的互动交流、联系，对于做好烟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现状是，由于烟草企业各部门度思想政治工作的认知、理解不全面，导致思想政治管理在各部门中处于隐形状态，部门之间互动不足，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与管理得不到重视。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部门来看，同样由于部分烟草企业对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认知，使得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设置不完善、机制不充实，企业内部管理部门中政工部门的地位不高，既没有对企业发展建设的发言权，企业本身也缺乏对政工部门工作的检查、考核以及奖惩机制。

二、对新时期烟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建

（一）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切合实际

过去烟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游离于企业中心工作之外，方式方法也以“开会、学习、发材料”等“老三样”为主，在实践中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烟草企业的转型压力和改革压力都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程度的同时也要避免政工单位走入“清谈馆”的误区。思想政治工作要抓日常生产经营中的主要矛盾、关键问题，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性和指导性，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对企业日常工作的指导和“再加工”，用科学理论不断推进企业改革和员工队伍建设。

（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以人为本

新常态对许多烟草企业的经营效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企业效益则直接影响职工的切身利益，这决定了“以人为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性从来不会像今天一般重要。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入基层职工，只有切实了解职工群众在生活、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才能够有的放矢，急职工之所急。通过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让干部职工感受集体组织的关怀，让他们明白自己受到重视，软化进而化解经济转型期企业与干部职工间的内部矛盾。

（三）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有的放矢

针对性是一个企业具备长远发展眼光的重要指标，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要求，任何工作，都必须先确定一个目标。烟草企业肩负国家宏观财政和自身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必须有的放矢。实施差别化、针对性的工作方式对于经济转型期的烟草企业来说非常重要。针对企业内不同人群、不同岗位开展有目的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自身也要加强理论储备和人才储备以应对不同情况和需求，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执行起来才会事半功倍。

三、结语

在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新常态”和烟草企业自身深化改革的双重背景下，烟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工作任务、方法、主体和客体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烟草企业的政工人员应当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八个字铭记于心，为早日完成“全面增强中国烟草整体竞争实力，努力实现烟草行业上缴财政总额接近万亿”的光荣使命奉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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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在其早期宗教批判中，在把国家看作是人的“类”本质体现的前提下，认为国家的政治解放虽然把宗教放逐到世俗生活中，但并没有使宗教信徒获得解放和自由。随着从生产与实践出发重释国家和人的本质，对宗教的批判也从对影响宗教的世俗政治力量延伸到经济领域，逐步形成了唯物主义宗教观。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3-0056-08

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宗教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新进展，如关于马克思宗教思想的经典论述的重新审视，对马克思中后期的文化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关于宗教思想论述的关注等等，虽然近年来有的学者也指出马克思宗教思想更为重要的部分，是在其中后期关于宗教与文化相关问题的思想中，但对马克思早期宗教思想一系列重要文本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宗教思想与马克思的政治批判思想和经济批判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的厘清，是全面认识马克思宗教思想乃至把握马克思整体思想的重要前提。

对马克思早期宗教思想与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关系的研究，离不开当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特定历史背景：一是马克思在早年博士论文完成之后，更多地转向了对法哲学这样的实践哲学问题的思考；二是与此同时青年黑格尔派却对国家与法这样的问题回避，而更多地以“人”的问题和宗教问题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也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对象的批判，一个是对黑格尔理性“神”的批判，另一个是对青年黑格尔派抽象的“人”的批判。对黑格尔理性“神”的批判，把“神”从绝对观念拉回到“人”间，而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人的批判，使对宗教的批判转向了对代表私人利益的市民社会经济异化的批判。只有通过对马克思早期关于宗教与国家的政治解放和宗教与经济异化等问题的研究，才能为准确认识马克思唯物主义宗教观的形成、发展和确立提供有效的途径。

一、国家的实质与宗教信徒的解放

宗教改革使宗教世俗制度得以破坏和重建，宗教逐渐被驱逐出国家政治领域，但国家的政治解放和宗教的世俗化并没有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在早期宗教批判中从人与国家关系角度分析国家的本质，他认为国家是人的本质即“类”生活的体现，而国家的政治解放却没有使人的“类”本质得以解放，宗教信徒也不可能通过政治解放而获得解放。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导言》三部著作针对国家与宗教信徒解放问题进行了集中阐述。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主要围绕着国家的本质以及人的本质的认识紧密展开。对宗教的批判一方面通过对黑格尔把国家的本质看作是绝对理念的实体化进行批判，指出国家本质的属人性，清除国家的神秘性；另一方面指出宗教信徒要获得解放，只实现“政治解放”即实现国家与宗教的分离，还不能实现人的“类”本质解放，也不能恢复本来的宗教精神。此时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仍局限在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中，但对宗教问题的世俗原因的关注，为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家的实质是什么，是马克思早年在大学学习法律时就遇到的问题，在大学二年级时马克思未完成的300页法律书稿，就是遇到了公法与私法如何来划分的问题，正如在1837年11月给父亲写信时提到，他遇到了“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如何来看待国家的实质，其背后的哲学依据是什么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把研究的兴趣转向了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现在看来这些问题更多的是对法哲学的思考，“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首先阐释了他对国家观念的理解。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对于这个普遍的最终目的，马克思是反对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认识。首先如果按照黑格尔的界定，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矛盾统一体，那么这个概念就会出现二律背反，国家既是市民社会和家庭的外在必然性，又是内在目的。其次，黑格尔的国家观念是“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这个“现实理念”具有一定原则和目的行动。国家、法和市民社会是绝对观念在现实中的展现，这些制度和法使观念得到确认的同时也获得自由，国家是客观精神最后的发展阶段。由此可见，国家中的人是在绝对观念内才有可能获得自由，个体受到国家的限制，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剥夺了个体的自由。马克思认为黑格尔颠倒了这个关系，国家的本质应当从人的生活中去寻找，它具有属人性质的，而不是黑格尔认为的由“现实理念”生成。当国家目的和国家权力被说成实体的特殊存在方式，国家也就被神秘化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这样描述，“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同基督教对其他一切宗教关系是一样的”。

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其本质根植于人的属性之中，体现在人的“类”生活的普遍性之上，国家是人的本质的体现。马克思强调国家的属人性，而不是普遍的抽象的概念。但与此同时，国家的政治解放并不能使宗教信徒获得解放。马克思从政治完善的国家人手对国家进行分析。政治完善的国家体现着属人的类生活性质，与市民社会的私利生活有所不同。马克思把人的生活划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具有私人利益性的市民社会生活，一个是政治的“类”生活。人的本质不在于私利性的生活，而在于“类”生活。同样，马克思认为国家的本质不在于私利性，而在于“类”的普遍性上。由于国家本质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国家成为人获得自由的中介物，“国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这个“类”生活体现出普遍性，与黑格尔所指的来自于观念的普遍性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这个观点的错误在于：“因为他抽象地、孤立地考察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而把特殊的个体性看作与它们对立的东西；但是，他忘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方式和活动的方式。”马克思认为国家的普遍性来自于人本身，但不是抽象的观念。那么，一个宗教信徒在国家获得政治解放时，也就是国家与宗教相分离，宗教不去影响政治时，是不是就可以达到宗教信徒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解放，即“类”本质获得自由呢？马克思是这样解释的，“犹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通过政治解放，宗教被驱逐出国家的政治领域，但并不一定能使人的“类”本质获得自由，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国家层面使宗教与国家分离，但宗教仍存在于市民社会中。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

二、世俗的桎梏与犹太人解放问题

在政治解放的国家中，宗教信徒获得解放，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进一步回答。鲍威尔认为犹太人的问题也就是解放的问题，其方法是“消灭宗教”，从而使犹太人获得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马克思认为鲍威尔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获得政治解放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等于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政治解放的实质就是“人”的私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保障，代表“公民”的国家成了市民社会实现目的的手段。此时对鲍威尔和政治国家法律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国家的本质应当是人的“类”本质认识阶段，但对在政治解放后的国家，如何看待进入到“私人”领域中的宗教问题则被提出来。

鲍威尔认为国家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是一回事，国家获得政治解放，人同时获得解放。马克思认为鲍威尔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首先要明确犹太人的问题是什么。鲍威尔所讲的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是界定在基督教这个特定的国家中，而不是“一般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在政治上还没有摆脱宗教影响，在这样的国家里，犹太人的问题就是神学问题，可以通过宗教与国家政权的剥离而使得国家获得政治解放，从而使“公民”获得解放。但在已经获得政治解放的国家里，犹太人的问题就不是神学问题，而是“立宪制的问题，是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是世俗问题。“既然我们看到，甚至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我们撇开政治国家在宗教上的软弱无能，而去批判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这样也就批判了它在宗教上的软弱无能。”这个世俗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指市民社会把国家当作其实现私利的手段，通过国家的法律等世俗手段对宗教产生影响。政治解放使国家摆脱了宗教束缚，也就意味着国家摆脱了狭隘的世俗宗教即宗教对世俗国家的干涉，并不能说明宗教不受国家束缚和影响。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当国家成为市民社会实现其私利的手段时，国家就变成了宗教的世俗桎梏，国家反过来影响宗教，只有恢复国家的本质功能，也就是体现人的“类”本质时，人才能获得解放，宗教信徒才能获得解放。

那么，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怎样形成对宗教的桎梏，并导致人的本质丧失而使人没有获得自由和解放呢？是因为代表市民社会的私法把国家变成了实现其利益的手段，国家成为市民社会的附属物，而市民社会的私利性却并不能代表国家所体现的人的“类”本质精神。马克思认为，法律依据规范领域的不同而划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管辖政治国家普遍利益，而私法管辖私人利益。宗教信徒与普通人一样也存在着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政治生活由公法规制，而市民生活由私法规制。政治解放就是“公民”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是国家把宗教从公法领域中驱逐，把变成私法规制的范围。马克思考察获得政治解放国家的法律，指出代表普遍利益的公民权与代表私人权利的人权之间的分离，并没有体现出“人权”从属于“公民权”，从而也导致了人的本质的丧失。马克思认为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在公民权中，在公民权中体现了“类”自由。如果使公民权从属于市民社会的“人权”概念，人并没有获得自由，也没有获得解放。公民权以公法形式代表着国家，而人权则以私法形式代表着“人”。两者应当是人权从属公民权，人才能获得解放从而获得自由。在政治解放的国家中，马克思认为虽然国家在政治上摆脱了宗教的影响，但从“人权”与“公民权”关系上，在法律上体现的是“公民权”从属于“人权”，人们并没有因此获得自由。在1793年宪法《人权和公民宣言》中，自由是这样界定的：“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权利”。那么什么是不损害他人，这个是否损害他人的界限还是由法律来界定。这个自由最终是从他人的自由权利中界定，又回到了市民社会的人权概念中。其结果是自由导致人的分离，从而人也就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是这样表达的，自由“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在这里提到的“结合”就是一般的普遍的“类”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的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如果人与人分离，则体现市民社会是代表私利的人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问题，关键就是如何界定人的本质问题。人的本质是“类”的普遍性，还是代表市民社会的私利。对人的本质的不同回答，则对人是否解放的答案也不同。如果把1793年宪法规定的自由概念的界定当成是一种正确的概念，也就是把自由概念界定在私法领域中，那么就是承认人的本质是从市民社会中界定，自由也就应当是使公法从属于私法，公法是私法实现的工具。而如果把人的“类”本质当成人的本质，自由就应当是私法从属于公法。马克思此时认为人的本质是“类”生活，人要获得解放并获得自由，就是私法从属于公法，人与人之间应当表现出来的是“类”的普遍性，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宪法中关于人的自由的界定，是在把人的本质界定为市民社会属性的前提下界定的。宪法虽然说给予每个人的人权，实际上是承认人的本质体现在代表私利的市民社会中，这不会让人获得解放，从而世俗的力量对宗教形成了桎梏。

在对人的解放进行详细的说明之后，马克思进一步论述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是何种意义上的解放。首先，鲍威尔认为犹太人解放问题是一个神学问题，是“谁的福分最大”的问题。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应当从社会因素去寻找，而不是神学问题，神学问题是关于国家政治解放的问题，在“现代国家”中政治解放业已实现。那么犹太人的解放应当从一般普遍的“类”生活中去寻找还是从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犹太人把“自私自利”、“利己主义”、“金钱”当作是犹太人崇拜的神。犹太人的神是世俗的神，这样看来犹太人的生活并不能体现人的“类”本质生活，他们把自身的自由界定在市民社会中，与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利己主义是一致的，所以犹太人需要解放。解放的方法就是消除犹太人的利己主义，如果消除“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经商牟利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存在”，这是马克思基于人的本质认识给出的答案。

马克思关于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更多的是对法哲学问题的思考。首先，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犹太人的政治解放问题，是个“神学”问题，就是国家要从神学统治下走出来，成为一个政治国家。一个“真正”的政治国家，给了犹太人作为“公民”的一般普遍的权利，并给予了犹太人以及其他人的权利，但这个政治国家给予的自由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在于它使“公法”从属于“私法”。其次，在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里，如何使犹太人获得自由。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使“私法”从属于“公法”，使人的本质的“类”自由得以展现，于是犹太人以及国家中的所有人也获得自由。具体对犹太人的要求就是消除做生意这样的“利己主义”前提。

三、宗教的异化与劳动的异化

如果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鲍威尔关于政治解放问题中论及的世俗对宗教的桎梏更多的是法哲学问题，那么在其后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则更多的把世俗问题指向了经济问题。在关于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使对宗教的批判也由神学批判深入到私人领域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在由政治批判进入到经济批判领域的转换过程中，对宗教异化理论的认识尤显重要，对这个问题不同的认识也导致对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不同认识。国外有的宗教研究者甚至认为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宗教异化理论的论述是马克思关于宗教本质的完整论述，而国内有些学者也基于劳动异化理论，认为这一时期宗教异化理论也是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精华。实际上马克思关于宗教异化问题的认识，是基于人本主义思想的一种认识。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影响，在其异化理论中（包括劳动异化和宗教异化理论）还带有人道主义历史观的痕迹。对宗教异化的批判和对劳动异化的批判是在追求自我意识自由的前提下展开。通过对异化的批判，恢复人的“类”本质，是马克思对劳动异化与宗教异化批判的意旨。

马克思认为宗教和劳动都具有属人的性质，是人追求自由的一种本质表现。在异化条件下，宗教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使和劳动变成了一种与动物一样的本能（对于动物来说只有生理需求才是自由），而人与动物的区别表现在人的本质即意志自由方面，异化使人变得不自由。“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马克思用劳动异化形成的产品的外化来说明人的自由意志的不自由。马克思在阐释劳动外化时指出，劳动作为属人的属性，其劳动产品应属于人，而劳动的异化造成了非属人性质。本来劳动会让人感到愉悦，而劳动异化让人感到痛苦；劳动应当让人感到自在，而劳动异化导致只有在劳动之外工人才感觉自在；劳动应当是自愿的，而异化劳动导致劳动变成强迫。宗教的异化与劳动的异化一样，宗教本来应当是属于人自己，而在异化的情况下，宗教外化为一种对人的统治力量。宗教的信仰应当是让人感到愉悦的，结果信仰宗教让人感到压抑，人本身是自由自主的活动，异化的宗教却让这些活动变成了异己的力量。

通过对异化劳动与人的本质关系的考察，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的结果就是人成为非人，人在异化过程中，人的类本质丧失。异化导致了人的不自由表现在两个具体领域：一个是生产劳动领域，一个是精神领域，即宗教领域。此外，马克思通过生产领域与精神领域的关系分析，进一步指出宗教异化与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一一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马克思在这里谈到了宗教与生产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明确指出生产规律支配着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但这只是表明这些规律，即生产这样的现实反而决定了这些意识领域，导致了这些领域的不自由，由生产现实来决定的方式是异化的表现，宗教也被生产这样的现实力量支配从而异化了。虽然表面上看这种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特征，但实际上还是唯心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说明生产的现实决定人的本质，反而认为生产是导致异化的手段。人的本质不在生产中，而是在一般的“类”生活中。但关于异化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把劳动和作为人的本性来看待宗教与现实生产关系，这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经济批判与宗教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宗教的异化和劳动异化的认识都是基于对人的“类”本质自由的认识，对生产的认识、对私有财产的认识还是基于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认识，并认为国家的政治生活是高于市民社会生活的。但随着《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的完成，马克思把国家与人的本质观念根植于实践中，对宗教的批判由对国家与法的批判转向了对生产实践的批判，在逐步形成唯物史观的同时，也在向唯物主义宗教观转变。

首先，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之神的地位进行批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鲍威尔的宗教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同时在批判中扬弃先前一系列著作中的一个核心词汇――“自我意识”，从而逐步确立自己的唯物主义宗教观。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是一种神学思想，如果说黑格尔哲学是理性神学，它把绝对精神推到了“神”的地位，那么，鲍威尔在以“自我意识”取代绝对精神时，也把“自我意识”推向了“神”的位置，也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神学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对旧哲学以及包括费尔巴哈等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哲学仍然是停留在抽象领域而未涉及实践领域。他们认为现实的人以及人的实践是一个卑微的领域，“批判的批判认为人类就是精神空虚的群众，这样它就为思辨认为现实的人无限渺小的论点提供了最明显的证据。”他们认为宗教就是纯粹的思想上的事情，不与实践领域中的事件产生关联，如政治、法律等，“没有什么可多谈的”，“疑问恰恰是：什么是宗教问题，特别是，当前什么是宗教问题？这位神学家将根据表面现象作出判断，把宗教问题就看成宗教问题。但是，请‘批判’回想一下它为反驳欣里克斯教授所作的那番解释：当前的政治利益具有社会意义，关于政治利益‘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其次，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也从抽象的“类”的认识转向从实践中去理解。马克思在《导言》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还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虽然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观点还是有所不同，但是并没有走出费尔巴哈。在对宗教的批判中，马克思也是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映射”论。二者认识的不同在于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论述中，马克思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只是单纯去谈“类”，而是进一步从现实中寻找产生的原因。虽然马克思没有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是“爱”进行批判①，但对法、国家和制度的批判已经比费尔巴哈走得更远了。对宗教的批判也从“映射”转入到尘世的批判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但对人的本质认识不同，就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宗教观。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类”，并进一步指出是“爱”，马克思否认这种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唯物史观论述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整提出来的，他把人的本质归为“现实关系的总和”。这时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已经不是抽象的“类”，而是现实的生活，是人的“感性”的活动。所以，从此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关于宗教的本质的成熟认识不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而是在唯物史观逐渐走向成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关于人本质的论述。

再次，对国家本质认识的转变与对宗教的批判。对鲍威尔的“自由意识”的批判，也引发了马克思对国家本质认识的变化。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认为国家的基础不再是“类”本质，而是与物质利益相关的自然基础，“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鲍威尔主张政治国家的解放就是达到自我意识的自由，其结果就是“政治的权威就代替了宗教的权威。他对耶和华的信仰就变成了对普鲁士国家的信仰。”这实际上没有关注宗教影响的实际发生地――市民社会。由于对国家的观念发生变化，马克思对宗教批判的认识也发生转变。当把国家的本质看成是人的“类”生活时，通过宗教批判实现国家与宗教的分离达到国家的政治解放，其目的是恢复人的本质，当把国家的基础看做是与物质利益相关，宗教批判的目标则明确指向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鲍威尔认为现实社会的困难就是针对国家、政治和法层面的，主要是它们阻碍了自由意识的自由。而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宗教的问题源自市民社会，而不是政治国家问题，也不是空谈人类解放问题，“而鲍威尔先生却心安理得地认为‘宗教问题’就是‘宗教问题’。”鲍威尔认为只要取消宗教特权，就不会存在任何宗教，相反马克思则认为只有自由，才能真正做到取消宗教特权。“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它只有通过自由贸易才获得真正的实现；同样，只有在不存在任何享有特权宗教的地方（请看实行共和制的北美各州），宗教才实际上普遍地发展起来。”鲍威尔在国家层面上对宗教的批判没有取消宗教，反而使宗教发展起来。对鲍威尔的自由意识的批判，使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解推进到市民社会中，而不再是停留在国家的类本质生活中。对宗教的批判也不再是国家的政治解放问题，而转入市民社会生活中。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基于物质生产分工的认识基础上对国家概念进行重释。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的分工导致了单个家庭或者是单个人的利益与共同利益产生矛盾，而国家就是共同利益的代表。“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总是存在着各种冲突，共同利益有时就会变为“异己”的力量出现，因为有时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会利用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就是国家异化的表现，因为这样的共同体的活动不是依据自愿而形成的，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们自身的联合体。所以，马克思认为国家是共同利益的代表，但国家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必须是劳动者自愿形成的。

马克思在重新认识“国家”这个的概念时，对宗教的认识也有了新的认识。先前认为宗教的苦难在国家与法之中，此时则认为国家与人的本质都应当从现实的物质生产中去理解。所以宗教的苦难不再是“自我意识”观念的解放，而是对现实生产的认识与批判。宗教的批判也只有通过对现实生产关系的批判才能恢复自身的面貌，从而形成唯物主义的宗教观。这种宗教观认为应当从生产中去理解宗教问题。同时也从生产和交往方式的角度去理解物质生产对宗教的决定性作用。人类的历史不是观念的历史，不是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普遍的概念的历史，不是“政治的”或“宗教的”概念的描述。人类历史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所以，马克思也阐释了宗教的另一方面就是“宗教无历史”，“不应忘记，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宗教“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

篇5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三农”问题的现实严峻性和极端重要性日渐凸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经济的稳定、协调和健康增长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解决“三农”问题都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1］。开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加快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充分合理地利用农业生产要素、进行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供政策依据，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目前对于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有以全国层面、以省为范围的研究，以及某个农业产业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但是以某个典型地貌类型的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还较少。四川丘陵地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重要农业经济区域，作为四川省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个四川经济发展的全局和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在当前中央关注“三农”问题的宏观背景下，四川农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3］。

四川省1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县均集中分布于丘陵地区，丘陵地区人口、耕地面积和农业增加值分别占全省的59．9％、57．9％和59．5％，粮食面积为全省的60％左右，粮食总产量占全省的80％以上，商品粮占全省的90％左右［4］。泸县位于四川省南部长江、沱江之滨，是四川省双季稻、中稻及再生稻适宜种植区域，也是四川省典型丘陵农业大县［5］。泸县作为100万人口的丘陵农业大县，常年水稻种植面积3．67万hm2，名列全省第四位，粮食总产量达50万t，其中稻谷总产量达35万t，名列全省第一位。泸县的生猪产业也是名列前茅，成为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的主要途径，现已建成商品瘦肉型猪基地县、动物疫病示范区和动物疫情测报站。2010年末总人口为108．5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8．47万人，全年粮食总产量达53．60万t，增产0．5％；油料产量0．94万t，增长3．8％；水果3．20万t，增长5．0％；猪牛羊肉产量达12．97万t，增产4．0％，农作物生产持续稳定，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选取具有西部典型丘陵特点、农业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泸县作为研究区域，利用泸县1980～2009年以来各种投入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时间序列资料，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四川丘陵地区乃至整个四川省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一种生产函数。其一般形式为：Y＝AXβ11Xβ22Xβ33…Xβnn（1）其中，Y表示产出量，A是基年的技术水平，Xi（i＝1，2，…，n）表示各投入要素量，βi（i＝1，2，…，n）表示投入要素Xi的产出弹性系数。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误差项的设定不同，则所用的测算方法与结果就有差异。我们这里假设无乘法误差，且形式为（1）式，则可对两边取对数，使之线性化，可得：lnY＝lnA＋β1lnX1＋β2lnX2＋β3lnX3＋…＋βnlnXn（2）本文选用泸县农业的长期生产函数为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初步确定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为劳动力、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建设投资等，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如下：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μi（3）式中，Y表示农业经济增长；X1表示劳动力投入；X2表示土地投入；X3表示化肥投入；X4表示机械投入；X5表示资金投入。本研究拟采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来代表农业经济增长，以乡村从业人员代表劳动力投入，以年末实有农作物播种面积代表土地投入，以年内化肥施用量代表化肥投入，以农业机械总动力代表机械投入，以农业建设投资代表资金投入。

2实证分析

2．1模型求解根据泸县统计局1980～2009年关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乡村从业人员、年末实有农作物播种面积、年内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建设投资的统计数据，同时为了方便建模和避免异方差的出现，对原始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后，得到样本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式（3）进行估计，计量输出结果见表2。根据表2中的偏回归系数可得到如下回归方程（4）：lnY＝13．7915＋0．2280lnX1－1．3773lnX2＋0．9844lnX3＋0．9557lnX4＋0．0496lnX5（4）

2．2模型检验及修正

模型整体效果较好，F＝128．1205＞F0．05（5，30）＝2．53；解释力较强，调整后的R2达到0．9564；在显著性水平α＝0．05下，所有参数不都是显著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回归系数的t值都大于t0．025（30）＝2．042；DW＝1．1155，当显著性水平为α＝0．05时，n＝30，k＝5（不包括常数项），查德宾—沃森统计表得到：dL＝1．071，dU＝1．833；由于dL＜DW＝1．1155＜dU，DW处于二者之间，无法判断是否存在随机扰动项零自相关的假设H0，故需进一步进行自相关检验。由于德宾－沃森检验法中，DW处于dL、dU二者之间，无法判断式（2）是否存在自相关，改用图形法进行检验。将式（2）回归后的残差和滞后一期的残差值做散点图（图1），大部分散点落在第Ⅰ、第Ⅲ象限，则存在正自相关。利用广义差分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广义差分法处理后，原模型可以修正为式（5）：lnY＝8．2693－0．2233lnX1－1．2185lnX2＋0．8777lnX3＋0．8344lnX4＋0．0562lnX5（5）T值（0．5545）（－1．1187）（2．8331）（4．0164）（1．2341）其中R2＝0．9029，调整后的R2＝0．8817，F＝42．7586，DW＝1．9402。修正后的结果，各变量回归系数的t值已有所改进，只有乡村从业人员与农业经济的关系在统计较微弱；调整后的R2＝0．8817，解释力较强；F值在5％显著水平下能通过检验，说明整个方程是显著成立的，dU＜DW＝1．9402＜4－dU，说明已经不再存在序列相关。

2．3模型结果分析

农业劳动力的弹性系数在1980～2009年间约是－0．2233，即泸县的劳动力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乃至过剩的状态下，也就是说在投入产出曲线上，劳动力投入已经处于甚至超过了总产量的最高点，处于总产量的下降区间，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很难对生产有促进作用，反而会增加农业经济增长的负担。同时在基层农业统计指标中，由于统计操作中的实际困难，对乡村从业人员人数的统计更多的是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反映，仅仅是对具有劳动能力的当地户籍成年农村人口进行的汇总，并不是对实际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统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的结果。在当前我国西部农村劳动力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的背景下，泸县作为四川省一个农民工输出大县，成年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都外出打工挣钱养家，家里则仅剩下中老年人在农村务农，勉强维持农业生产，农业劳动力的弹性必然偏小甚至为负值，这种现象在西部农村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弹性系数是－1．2185，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作物播种面积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减少1．2185％，这并不说明耕地减少越快，农业经济增长就越快，反而说明越来越多的耕地没有用于农业生产，许多耕地被用在非农业领域；化肥施用量的弹性系数是0．8777，表明化肥使用量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增加0．8777％，因此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化肥是农业总产值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弹性系数是0．8344，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农业机械总动力每提高1％，农业总产值增加0．8344％，由于泸县地处西南丘陵区，和广大的西部农业生产一样，一方面耕地高低起伏，土地细碎化，另一方面农业基础设施缺乏，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耕地机械化的推广面临很大的困难，但从长远来看，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农业基础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是0．0562，表明农业基础建设投资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增加0．0562％，农业基础建设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原因在于农业基础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作用时间具有滞后性，当年的投资只能在随后几年发挥作用。#p#分页标题#e#

3建议

3．1发展现代农业，吸引农业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传统的农业生产与其他产业相比，生产周期长，手工劳作比重大，产出率低，农产品价格低，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宁可远离家乡到沿海城市去打工，收入也比在家乡单纯从事农业生产要高。通过这几年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农村的发展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要真正留住当地农业生产所需要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只有在农产品附加值上下功夫。要发展现代农业，建立和完善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其在农产品流通环节的重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和农村服务领域，从事农产品加工、运输、营销等农业后向。通过深加工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改变农民长期以来仅靠销售初级产品来增收的局面，同时也避免了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利益被截留在流通领域，从而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3．2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护耕地资源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资源，耕地的保护刻不容缓。耕地的保护包括数量保护和质量保护两个方面，耕地质量保护体系包括培植、提高耕地的自然肥力和改善附着在耕地上的设施状况［6］。西部地区耕地后备资源有限，且多是山地、坡地及荒地，开发难度较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农用地的增加及水土流失所导致耕地的损失，将使耕地有减无增。因此，在耕地面积有限且不断减少的背景下，不能忽视对土地资源的合理保护和使用，要从依靠资源消耗型生产的增长方式转向保护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应该严格控制非农业占用耕地，并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及土地复垦的力度，千方百计稳定农作物播种面积。

3．3改善施肥结构，注重土壤肥力的提高

在集约化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今天，化肥对土地的替代作用越来越显著，农产品产量增长越来越依赖化肥的增产效果［7］。近年来，由于施用量相对较小的粮油作物种植面积减少，而施用量较大的蔬菜瓜果面积大幅度增加，容易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单质氮、磷肥呈直线下降的势头，代表现代施肥水平的钾肥、复合肥及其微量元素肥料的推广应用呈现发展趋势，导致化肥总使用量稳中有增。农业生产过程中，适量的化肥使用能够促进作物生长，缩短农民投入的回收周期。因此，在过去的30年里，农业生产中使用化肥是农业总产值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过分地依赖化肥来发展农业生产，不仅会带来各种面源污染，更严重的是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而有机肥则具有培肥土壤和养育农作物的双重功能。要提高地力，关键在于用地与改良土壤相结合，施肥是养地改土增产的重要措施。因此，在今后的农业生产中应增加绿肥和有机肥的投入，适当减轻化肥这种短期生产投入，更加关注土壤质量恢复和保障，减少化肥环境问题的形成。

3．4因地制宜，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对农业经济的增长都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农业机械化不容忽视［8］。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有巨大差异，同时，在以为基础的土地制度下，土地地块较小，规模化经营程度较低，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机械的应用和发展。在此可以借鉴日本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即各地因地制宜地发展小型农业机械，在小地块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加大对农机研发和农民购机的补贴，以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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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积极心理学；后进生；思想转化；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6（b）-0000-00

基于传统心理学多指消极心理学，主要是以人类心理问题、心理疾病诊断与治疗为中心的研究，而很少涉及到健康，勇气和爱。传统心理学大多把注意力放在神经衰弱、抑郁、焦虑这些症状上，只研究人类的弱点和问题。

1概念界定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是指利用心理学目前已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来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个心理学思潮。积极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本身潜力的科学。它旨在发掘使个人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积极心理学的本质特征：“致力于研究普通人的活力与美德的科学。”主张研究人类积极的品质，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使人类走向幸福。

《教育大辞典》里指出，“后进生”是指思想品德发展上距离教育目标的要求较远， 在思想行为上存在较多缺点， 落后于一般同学的学生。后进生的表现不仅是学习成绩差，更主要的是心理、品德不良。

一般班级当中“后进生”可以划分为三种：一种是学习后进生，这类学生不会出现违规违纪现象，思想各方面表现良好，只是学习成绩较差；第二种是思想行为后进生，这一类学生学习成绩不错，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其在行为习惯上表现不良，如任性，和同学闹矛盾，不爱劳动等等；第三种是学习和思想都后进的学生，这一类学生是班级管理的重中之重，他们学习成绩较落后，思想行为上表现不良，并且二者经常形成恶性循环。

2积极心理学的意义

1对个人成长而言，积极心理学主要提供积极的心理特征。如爱的能力，积极的看待世界的方法，积极的人际关系；积极心理学涉及有价值的主观体验，诸如：幸福感，对生活充满希望，乐观积极的心态。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实，和一般人相比，那些具有积极观念的人具有更良好的社会道德和更佳的社会适应能力，他们能更轻松地面对压力、逆境和损失，即使面临最不利的社会环境，他们也能应付自如，积极情绪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2积极心理学强调心理学对人性优点的认识。心理学的功能应该是建设而不是修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正常的，健康的普通人。积极心理学倡导发扬人性的美德，恢复人性的积极面。积极心理学强调认的内在积极力量与群体，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与交互作用。积极人格特质是积极心理学得以建立的基础，因为积极心理学是以人类的自我管理、自我导向为前提的。

3 “后进生”问题的成因分析

中学生身心发展处于质的转变期，各项生理、心理机能日趋成熟和完善，智力发展迅速，处于身心急剧发展的转变时期，许多新的东西突然涌现，未成年学生来不及消化和适应这些变化，因而在心理上产生诸多的不良情绪体验。

主观方面：学习兴趣低下，丧失自信心，青少年时期，非智力因素、生理因素对学生思想感情及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他们正处于身心矛盾期，经受不住困难的考验。意志不坚强，自控能力差，学习是一种极其艰苦的脑力劳动。

客观方面：家庭教育的失误成为后进生形成的重要因素。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和终身老师。因此，家庭在孩子的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家长家庭教育方式不当，方法不正确。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有些家长忙于工作或只强调物质生活，对子女的教育和学习漠不关心。

4“后进生”思想转化的策略

赞同思想是行为的指导，那些具有积极观念的人具有更良好的社会道德和更佳的社会适应能力，他们能更轻松地面对压力、逆境和损失，即使面临最不利的社会环境，他们也能应付自如。本文在积极心理学背景下，对后进生思想转化提出了一些有效策略。

（1）培养后进生积极的情绪体验，教师和家长要加强对后进生的情绪，情感的调节，使其保持健康的情绪。激发学习兴趣是学困生迅速转化和持续进步的基本动力。教师应该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教师应该为学困生体验成功的机会，为他们提供积极前进，争取成功的动力。

（2）培养后进生积极的认知。学困生往往自我评价较低，自卑感强。教师应该适时的以恰当的方式，对后进生进行肯定性评价。教师要尽量改变原有的评价方式，让后进生在评价中发现自己，激励自己，为后进生在学习成长中树立自信，让后进生能够发挥其特长和优势。品尝在成功中带来的喜悦。

（3）提高后进生自我效能感。高自尊和强效能感可以促进个人力量和顺应能力的发展，当人们相信自己会在努力争取的目标上获得成功时，人会感到更幸福和健康。影响自我效能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个人行为的结果成与败能提高自我效能感。成功的机会会提高自我效能感。

（4）对后进生评价，要转变评价标准，树立多元智力理论。评价学生总要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准则，美国哈佛大学加德纳教授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智力包括语言智力，数学逻辑智力，音乐智力，空间智力，人际交往智力，自我认知智力，观察辨别智力，存在智力等，每个个体都是不同智力的组合，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5营造轻松的氛围，对学生实行赏识性评价。会欣赏学生的老师是幸福的，被老师欣赏的学生是快乐的。实行赏识性评价，针对不同的学生，应该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首先要克服心理定势，评价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发展，而不是觐别与选拔，端正评价的态度。

后进生思想转化工作是当前基础教育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多年来对于后进生转化的研究和实践从未间断。如果教师能够采纳有效地方法促进后进生的思想转化，发扬后进生的某些优点，激发其潜在的力量，并最终为后进生提供更多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在积极心理学背景下，强调培养后进生积极的情绪，强调幸福的体验；重视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增加成功的体验。突出赏识性评价，挖掘每个学生的闪光点。积极心理学背景下的，后进生思想转化以及相关问题还有待继续；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积极心理学领域还有很多领域值得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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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精益思想生产的相关概述

精益生产方式把单件生产方式、大量生产进行了综合，是适应需求市场多样化而对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的一种替代，不但具有单件小批量生产灵活多变的优点，还居于降低成本、大批量流水生产高效率的优点。我国内关于精益生产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相关理论也已经成熟。各企业应把精益生产方式融合到企业的生产管理系统中，并与企业实际情况相结合，逐步形成一套属于企业的生产管理发展体系，把消除浪费贯彻到每一个环节中，促使精益思想在各个领域得到了更好的应用，为企业管理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二、传统成本管理模式主要存在问题以及调整

（一）传统成本管理模式主要存在问题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成本管理显得极其关键和重要，它主要是指企业进行各项生产活动的时候，对成本预测、决策、计划以及控制分析等一系列管理行为的总称。和精益思想生产模式对比，存在很多缺陷以及不足，未能充分考虑企业总体生产成本，只是一味的追求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不符合现今企业运营模式需求。传统生产模式仅仅有少数几个人来参加管理，且这种管理方式在事前无法对成本进行有效控制，缺乏集成，导致成本管理系统无法对企业的日常运作进行衡量，甚至误导企业管理者，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决策，不利益企业长远发展。

（二）基于精益生产的成本管理调整

对于企业来说，传统的成本管理不利于他们顺利实现精益生产。 为此，必须要对传统成本管理进行改革，构建出完善成本管理系统与精益生产方式匹配。

1、对传统的成本管理流程进行改革

传统成本管理流程缺少对事前的有效计划和控制，无法为企业提供精准的成本信息，也无法为企业消除浪费提供决策依据。对于成本管理流程的改进主要是通过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对业务进行重组，达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以及生产效率目的。

2、构件高效集成成本管理系统

对于一个实行精益生产管理模式的企业来说，需把成本管理和组织决策有效结合在一起，通过利用信息技术以及集成管理等现代化工具，把组织内的生产、决策人员、信息流整合成一个高效的集成成本管理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企业可以对费用预先进行估计，根据数据进行合理预算，进而为企业提供出一个精准的成本信息，为企业决策提供有力的指导依据。

3、对整个供应链成本进行管理

一个企业的供应链主要包括有成本采购、成本设计、成本生产、成本物流、成本服务五个方面。为此，在精益生产方式下的要求下，企业管理者应该要把成本管理和精益管理有效结合在一起，从采购、设计、生产、物流以及服务等环节消除浪费，对产品的设计进行优化，在最大限度上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以及质量目的，进而实现对整个供应链成本管理。

三、优化精益生产成本管理模式

（一）优化精益设计成本管理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精益成本主要是设计出来。很多相关资料显示，在产品的成本中，大约有八分之八十为约束成本，这种约束成本在设计阶段已经形成。为此，在设计阶段对成本进行控制是尽可能的把产品的有效途径降低。

产品的设计以及工序是产品设计成本管理最主要的两个阶段。所以，在这个阶段内，应该加强对产本的成本管理力度，在确保产品质量达到行业规定标准的前提下，确保成本费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除此之外，要想促使成本管理工作更加精益求精，在设计过程中必须要遵守以下几个设计原则：首先，确保把目标成分均匀的落实到每一个产品以及零件当中，在对目标利润进行确定的时候可以使用销售减法来进行。其次，不管产品在哪一个开发阶段，均需要预测和分析目标成本的实际水平，达到优化精益设计的目的。

（二）优化精益制造成本管理

当对设计的产品展开大批量生产之后，对成本的数据进行采集以及对这些数据成本进行管理是实现精益生产的重要前提。需要严格遵守生产规定的标准以及流程来分析、采集成本实际，并准确分析实际成本、标准成本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改进问题，保证数据收集符合实际需要。这种分析方法是下一代产品成本规划活动的开始，是通过消除各种浪费改善成本活动，更是对对精益制造方式进行优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对精益制造的成本控制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会计、成本管理方法来实现。其中，作业成本管理方法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它是一种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管理方法，通过对成本进行分析以及对系统资源进行分配，其最主要的目标是进一步提高客户价值。采用这类类型的管理模式，对整个资源的消耗过程进行分析，并把消耗的成本动因找出来，可以为最终的消耗效率提供参考依据，积极识别增值作业、非增值作业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把精益成本基本管理思想充分的展现出来。要想进一步优化精益制造成本，重点是要对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进行改善。要求员工积极摒弃落后观念，与时俱进，树立精益生产方式的市场理念，在修正过程中不断完善，加强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以及对技术水平的实践，重视成本管理，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突出客户价值。同时不断提高生产环节的管理水平，对流程持续进行优化，为技术顺利应用奠定扎实基础。

（三）优化目标成本管理与供应链

对于成本管理来说，最主要的核心工具就是价值工程。价值工程是是目标成本管理的核心工具，它主要是指通过一个团队有组织、有计划、有智慧的活动，从产品的功能、创造性、生产阶段以及具体实施方案进行综合分析考虑，以便实现最低的产品生产实现最大产品功能的生产目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进行：一是需要进行成本削减的功进行识别。二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改善措施。三是对降低成本措施进行切实可行的评价。把不需要的功能剔除，并对过程功能成本进行控制。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对产品的功能进行设计，当产品的功能与客户的需求相符合的时候，才能在市场上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促使产品立于不败之地，从根本上来提高销售额以及市场占有率，该功能价值才会得到真正的体现。例如：现主要分析我国汽车制作供应链，经过实际调查分析、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在汽车整个供应链过程当中，成本进一步缩减可以从零部件生产技术以及供应两个方面来着手进行。从实际情况看，我国汽车在制作过程所需成本依然很高，销量也很高。但零部件、集中度以及国产化依然不高，与国外合资技术给我国制造企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汽车制造技术还存在很多不足。为此，在汽车零部件供给体系中，应该要进一步增强供应商的生产能力，培育更好的零部件企业，减少供应商数量，实现资源规模化以及集中化，并把这种良好的管理思想以及优质的生产方法延续到各个下游企业当中，及时找出供应商网络所存在的问题，并加以优化、整合。不断延续这种生产方式，在最大程度上对采购成本进行限制，确保规模策略符合实际需求，从根本上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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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现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1-4]，财务困境研究基本上围绕两条主线展开。其一是财务困境的预测研究，即如何构建更为精确的预测模型，以服务于投资者评估投资风险等不同的目的；其二是财务困境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即财务困境究竟是如何影响公司业绩的，此类研究可以归纳为“财务困境成本”与“财务困境收益”之争。目前在财务学界，学者们对于财务困境预测研究只是在适用模型和变量选择上有所区别，而在财务困境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理解上观点则完全相反。因此，第二条主线的研究似乎已成为继“资本结构之谜”“股利之谜”和“ipo之谜”后的又一个财务学谜题。

一、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关于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价值）的影响，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无关论，即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没有影响；第二种是财务困境成本论，即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存在负面影响；第三种是财务困境收益论，即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存在正面影响。

（一）无关论

早期的经典文献并未考虑到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或者认为这种影响即使存在，也是微不足道的。例如，modigliani和miller[5]在其正式模型中就没有考虑财务困境（破产）成本对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和公司价值的影响。他们只是在文章的脚注中提到，即使未来预期收益大于债务本息，企业也可能出现清算重组，而企业的经营业绩在重组期间无疑会受到影响。由此推知，这两位财务学大师并不否定财务困境成本的存在性，只是认为其并不构成影响资本结构决策的关键变量。

warner[3]以11家铁路企业为样本测度财务困境（破产）的直接成本。他发现，在平均意义上破产成本大约仅占破产之前第7年企业市场价值的1%，即使到了破产申请日这一比例也只上升至5.3%，因此warner得出了破产成本无足轻重的结论。虽然warner的研究样本选择了规模较大的铁路企业，克服了baxter[6]研究样本规模较小的不足，但依然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行业选择的局限性，因为铁路行业存在进入壁垒，铁路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机会损失要小于其他行业的企业；其二是样本量小（11家铁路企业）；其三是没有考察财务困境（破产）的间接成本。以上局限性的存在致使warner的研究结论不具有一般性。值得肯定的是，warner的工作在构建财务困境相关成本测度和估计的方法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7].

andrade和kaplan[8]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31宗陷入财务（而非经济上）困境的高杠杆交易（highlyleveragedtransactions）进行研究发现，综合考虑高杠杆交易的正效应和财务困境的负效应之后，企业的价值略有增加，也就是说高杠杆交易为企业创造了价值。财务困境成本估计占企业价值的10%～20%，最保守的估计也不超过23%.这一估计值与altman的估计值11%～17%基本吻合[7].必须指出的是，andrade和kaplan对财务困境成本的定义采用财务困境开始前1年年末到困境解除年度年末之间经营业绩损失的比例，而alt man的估计值是破产之前3年破产成本占企业价值的平均比例。虽然andrade和kaplan的全样本分析似乎找到了财务困境成本存在的证据，但an drade和kaplan进一步对未经历不利经济波动的企业子样本进行研究，发现扣除经济因素的影响之后，财务困境成本在统计意义上并不存在。

bergstr m和sundgren[9]以上世纪90年代初期瑞典经济衰退时期经历了财务困境的28家企业为样本，考察了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困境企业在重组前后3年的对比期间里盈利性和流动性等财务指标没有明显差异，从而认为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二）财务困境成本论

baxter[6]对mm理论提出了批判，他认为在存在破产或丧失偿债能力可能性的情况下，过度运用财务杠杆将导致财务困境（破产）成本的上升，从而提高平均资本成本，最终降低公司的总价值。baxter最早将财务困境（破产）成本划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一般认为，直接成本包括破产时发生的支付给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的费用、法庭指定的重组委员会（信托人）支出以及企业经理人员处理破产事务损失的时间价值。间接成本则包括销售和利润的损失，由于获取外部融资的难度加大而增加的筹资成本，供应商为规避财务困境企业的信用风险而要求提高供货价格，客户的流失等“机会的损失”。而且，baxter认为这种“财务窘迫（financialembarrassment）对企业净经营收益流量的负效应”可能比直接成本影响更大。但baxter也指出，要想区分企业销售和盈利的下降究竟是财务困境造成的，还是前者本身导致了财务困境的发生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毁灭风险（riskofruin）是否提高了高杠杆企业的资本成本依然是个实证问题”。

altman[7]首次对财务困境（破产）的间接成本进行计量。他选择1970～1978年间破产的12家零售企业和7家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开创性地运用回归技术和证券分析师的预测两种估计方法计算预期盈利，再以预期盈利与实际盈利之差额度量财务困境（破产）的间接成本。altman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在破产的前3年破产成本达到企业价值的11%～17%.应该说，altman对财务困境（破产）成本的估计较之于以往的研究更为全面、准确，但早先baxter所指的销售和盈利的下降与财务困境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在altman的研究中依然没有被理顺。换言之，如果界定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价值）的影响未能剔除因业绩下滑（经济困境）而导致财务困境的情况，那么财务困境成本的计量必然有所偏误。

为了消除经济困境对财务困境的影响，opler和titman[2]设计将样本企业按所处行业区分为经济困境与非经济困境行业，研究高杠杆企业相对于低杠杆企业在行业不景气（industrydownturn）时的业绩变化，如果高杠杆企业相对于低杠杆企业在行业不景气时业绩更差，说明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负面的，即存在财务困境成本；反之，则验证了“财务困境收益”之说。opler和tit man的研究发现，当行业不景气时，高杠杆企业相对于采取保守融资策略的同行业竞争对手企业失去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具体来说，最高杠杆组企业比最低杠杆组企业的销售额相对下降26%，权益市场价值下降幅度基本相当。这一结果支持财务困境成本显著为正。

（三）财务困境收益论

事实上，财务困境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与上述学者只考察财务困境成本问题不同，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财务困境收益的观点，其中表述最好的可能是jensen[10].显然，jensen关于财务困境收益的观点与其同年提出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是一脉相承的。根据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债务很少且有大量的自由现金流量（满足npv大于零的全部投资需求之后的剩余现金）的企业很可能会浪费资金。而财务困境企业的管理当局因其履行债务的任务更为紧迫，处境更为危险，资金被浪费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在不存在其他激励制度安排的情况下，谨小慎微地偿还债务可能会对管理效率产生有益的影响。1989年，jensen在《公众公司的消失》一文中正式提出“财务困境收益”概念。他认为财务困境会迫使企业管理层采取积极行动以提高经营和管理效率，进而改善业绩。否则，作为公司内部控制机制的董事会会考虑变更高级管理人员。

支持jensen的财务困境收益假说的经验研究不乏其例。harris和raviv[11]、kaplan[12]、wruck[4]认为财务困境至少可以带来三方面收益：（1）赶走表现糟糕的管理层；（2）改善经营业绩；（3）促使企业剥离（卖掉）业绩不良的资产。andrade和kaplan[8]的研究发现31家财务困境公司中有23家明显采取了削减成本和改善经营的措施，15家更换了董事会主席或ceo等高级管理人员。whitaker[13]的研究也支持jensen提出的财务困境收益假说。whitaker发现，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之后，平均而言企业的经营业绩和市场价值都有所提高。logit回归结果显示，如果企业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而陷入财务困境，那么管理者行为是企业摆脱财务困境至关重要的因素。

二、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最近国内的学者也开始涉足财务困境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这一研究领域，并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吕长江、韩慧博[14]定义财务困境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1994年以后连续两年流动比率小于1；（2）这两年中至少有一年营业利润小于零。他们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间接财务困境成本显著为正，从总体来看，间接困境成本约占公司价值的25%～36 5%，而且资本结构对财务困境间接成本具有显著影响，即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在困境期内将损失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虽然这一结论与opler和titman[2]完全一致，但吕长江、韩慧博的研究设计未能剔除经济困境的影响。

与吕长江、韩慧博对财务困境的界定有所不同，吴世农、章之旺[15]选择了1998～2002年间沪深股市40家st摘帽公司a股为财务困境企业样本，从“经营业绩观”和“权益价值观”两个角度考察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财务困境成本。研究发现，从陷入财务困境之前到解除财务困境之后，企业经行业调整之后的平均主营业绩虽然有所增长，但经过市场调整之后的权益市场价值平均下降了2.04%，表明投资者平均承担2.04%的财务困境成本。实证检验同时表明，当财务困境企业所在行业业绩不佳时财务困境成本更高。

吕长江、赵宇恒[16]以1999～2001年被特别处理的78家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这类公司重组与业绩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重组对st公司命运具有明显的影响，重组具有即时效应，但其作用是有限的，并未带来以后年度的业绩全面改善和提高。

必须指出的是，吕长江、韩慧博与吴世农、章之旺的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可比性，原因在于研究设计存在两方面的差异：（1）财务困境的界定不一致；（2）前者仅仅从经营业绩观来考察财务困境成本。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两篇文章均以实际上已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为研究样本。无论是基于流动比率小于1且营业利润小于零的定义，还是基于st的定义，均表明企业已实际陷入财务困境，而非仅仅面临潜在财务困境的威胁。我们认为，对于财务困境如何影响公司业绩的研究不应仅仅定位于财务困境企业。正如altman在谈及破产成本时所指出的，“间接的破产成本并非局限于那些实际失败的企业，只要是存在高破产概率的企业，无论其最终失败与否，均会招致这些（间接破产）成本”[7].同理，财务困境成本并非局限于那些实际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任何企业，只要有负债，财务困境的潜在压力或大或小总会存在。另外，以实际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为研究样本，还会造成无法区分经济困境和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的不同影响。

三、未来研究展望

（一）应剔除经济困境的影响

为克服国内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消除经济困境对财务困境的影响，我们认为可借鉴opler和titman的设计思路，先将沪深股市自建市以来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按行业区分为经济困境行业和非经济困境行业，再将样本按财务杠杆的高低分类，考察在行业处于经济困境时高杠杆组企业的业绩是否比低杠杆组企业更差，即财务困境是否会对企业业绩产生不利影响。opler和titman对经济困境的定义为行业平均销售增长率为负，平均股票收益率低于-30%，两个条件同时具备。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股票收益率标准是为了避免将销售业绩短期下滑的企业定义为经济困境，而销售业绩标准是为了避免将健康企业因股价下跌而定义为经济困境。显然，opler和titman对经济困境的定义非常严格，但基于我国股市效率问题考虑，我们认为股票收益率标准并不适合于我国国情。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经济困境可定义为行业平均（中位数）销售增长率为负值，即行业处于业绩下滑阶段。

（二）关于公司业绩指标的选择

按照财务困境成本的观点，公司在陷入财务困境后，供应商会对企业的偿债能力进行重新评估，顾客则会重新考虑公司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这些都可能导致公司的销售（营业）额在财务困境前后发生较大的波动。因此，销售增长率可以作为公司业绩度量的首选指标。必须指出的是，虽然销售增长率是企业在陷入经济困境和财务困境时业绩变化的最直接量度，而且具有度量上的客观性，有利于不同企业之间进行比较，但该指标的价值相关性不及利润类指标。基于财务困境的收益观，企业在陷入财务困境时销售业绩的下滑，有可能是企业采取收缩战略（downsizing）、清理非盈利项目、裁减冗员的结果，因此，研究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若仅考察销售增长率单个指标，则有失偏颇。在此情况下，以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度量公司业绩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依据在于两个方面：（1）虽然roe和roa是证券监管机构和投资者所熟悉的度量公司财务业绩的重要指标，但是利润构成中的其他业务利润、营业外收支和投资收益相对于主营业务利润来说，更易于被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所操纵；（2）主营业务利润更能反映一个企业基本的、持续的盈利能力。同时以销售增长率和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从不同的侧面度量公司业绩可以起到优点互补、相互印证的作用。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不同的行业而言，其成熟度和市场竞争程度一般存在较大差异，为消除这种差异的影响，以销售增长率和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度量公司业绩时，应进行行业调整。具体计算可参照单个公司的业绩指标剔除行业平均值（均值或中位数）。

（三）关于财务杠杆的定义

对于财务杠杆的定义应关注两个问题：（1）财务困境对财务杠杆的内生影响问题。事实上，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往往会导致净权益减少，财务杠杆随之提高。为了消除财务困境对财务杠杆的这种内生影响，我们认为应该选择整个业绩度量期间之前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定义财务杠杆。举例来说，如果销售增长率和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度量的是t年度至t+1年度的公司业绩，财务杠杆选择的应是t-1年初的资产负债率。（2）财务杠杆的行业差异问题。不同行业的财务杠杆很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在研究设计中必须予以调整。可行的调整方法有两种：其一，以单个企业的财务杠杆除以该企业所在行业平均值，如此得到该企业的相对财务杠杆值；其二，以某个特定行业的财务杠杆为标准，涉及行业财务杠杆系数，以单个企业的财务杠杆与该系数相乘，得到调整值。

基于以往相关研究发现财务杠杆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考虑，财务杠杆宜设置为哑变量而不是连续变量。例如，lennox[1]发现财务杠杆与破产概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关于财务杠杆哑变量的具体设计可采取不同的分组形式，例如，可以先按资产负债率的高低将样本分为n组，将资产负债率最高的前若干组定义为高杠杆组，变量取值为1，其余组取值为0，也可以在n个杠杆组合中仅取最高、最低各若干组定义为高杠杆组合和低杠杆组合，变量分别取值1和0，居中的杠杆组合予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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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环境设计；人体工程学；环境心理学；绿色设计；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192-01

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猛提高，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各个广场小区拔地而起。这使得环境设计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迅猛的发展。各种设计方法、设计理论、设计材料层出不穷，同时在高速发展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环境设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关系到人们的安全、健康、舒适等。环境设计的对象是人居住生活的各种空间环境，主体是人。因此，环境设计的中心应是“以人为本”。环境设计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求设计师在设计中始终要考虑人的生理、心理、视觉感受等。

一、课题研究背景

环境设计的情况和现状：

目前，环境设计已在国内大范围的发展起来并初步形成了一个规模，逐渐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段时期，城市得到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然而人们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不断破坏、遭到污染、受到各种各样的危害。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开始对自身所处的生产、生活、活动的环境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时代精神要求环境设计回到本源，即：环境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人们服务，要“以人为本”，追求深层次的精神需求。

二、“以人为本”的理论

最近，在中国的环境设计中兴起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论。“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的位置放在核心，树立人在空间中的主导地位，环境中的一景一物均以人的生理和心理感受进行设置，因而“以人为本”将是环境设计成功的基础。人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人为制造的环境中度过，人们对空间环境的要求，是随着个人的物质文化提高而不断变化的。提出环境设计“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当今设计发展和进步的标志，也是对环境设计的必然要求。对于环境设计而言，人是设计的主体和服务对象，环境设计是以满足人和生产生存活动的需要为核心的。环境设计的目的是通过设计构思、施工工艺、装饰材料、陈设到内施、定额法规及施工管理的协调等诸多问题来实现的，环境设计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系统工程，最终目的是创造出空间环境，来满足人们对当时社会的流行时尚、美学观点、社会经济和风格文脉的追求和向往。这就要求环境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为人和人的活动服务。

三、如何实现在环境设计中的“以人为本”

（一）人体工程学在环境设计中的应用

以前的设计师在研究问题时，时常会把人和物、人和环境分开来说，孤立地对待，认为人就是人，物就是物，环境就是环境，让人们去适应物和环境而不是让这些去适应人。现代环境设计日益重视人与物和环境间，以人为主体的具有科学依据的协调。因此，环境设计除了依然十分重视视觉环境的设计外，对物理环境、生理环境以及心理环境的研究和设计也已予以高度重视，并开始运用到设计实践中去。人体工程学联系到室内设计，其含义为：以人为主体，运用人体计测、生理、心理计测等手段和方法，研究人体结构功能、心理、力学等方面与室内环境之间的合理协调关系，以适合人的身心活动要求，取得最佳的使用效能，其目标应是安全、健康、高效能和舒适。人体工程学与有关学科以及人体工程学中人、室内环境和设施的相互关系。

（二）环境心理学在环境设计中的应用

关于环境心理学与环境设计的关系，一本书中曾提到：“不少建筑师很自信，以为建筑将决定人的行为”，但他们“往往忽视人工环境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损害，也很少考虑到什么样的环境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与活动”。以往的心理学“其注意力仅仅放在解释人类的行为上，对于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未加重视。环境心理学则是以心理学的方法对环境进行探讨”，即是在人与环境之间是“以人为本”，从人的心理特征来考虑研究问题，从而使我们对人与环境的关系、对怎样创造室内人工环境，都应具有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环境心理学从总体上既肯定人们对外界环境的认知有相同或类似的反应，同时也十分重视作为使用者的人的个性对环境设计提出的要求，充分理解使用者的行为、个性，在塑造环境时予以充分尊重，但也可以适当地动用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引导”，对个性的影响，真正实现环境设计的“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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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情境教学；初中思想品德课；情境设计；精细化策略

情境教学，即教师依据教学理论与实践，考虑学生需求，创设学习情境，设悬置疑，以激活思维，诱导学生积极思索，相互讨论，合作探究，从而主动构建知识。在初中思想品德课中，若想有效设计情境，教师需注意情境设计的细节问题，力求情境设计的精细化。

一、情境设计蕴含情感，以情导学

列宁曾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教学实践证明，受学生喜爱的课堂教学，无不蕴涵着浓厚的情感。在思想品德教学中，其本质是情感教学，课程知识需要经过生动化的教学语言、直观形象化地展示以及情绪感染，才可激发学生情感，拨动学生心弦，触动学生灵魂，促使其以行动来捍卫真理，此时才可将知识转为成信念，才可实现德育教育。因此，在情境设计时，教师需要注意其首要因素——情感性，以唤醒学生学习驱动力，激发学生求知欲望，保持最佳精神状态，积极投入学习活动中，愿意学习，并乐于学习，主动获取有关知识，陶冶情操，达到知识—能力—觉悟的教学目标。

如学习《珍爱我们的生命》一课时，教师可利用包含情感的话语、生动形象的图片等，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1）板书：永不放弃生的希望。导入：生命既珍贵，也脆弱。在人生旅途中，我们会遇到许多威胁生命的因素，这些威胁可能会使我们的生命面临严峻考验，亦或艰难抉择。有些威胁则突如其来，未给我们任何准备，此时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一起看看课本中巴尼的一次无法想象的经历吧。①在此故事中，哪一场面让你最感动？说说原因。②在我们身边可能也存在这样的奇迹，请将你所知道的事例与本组同伴分享，然后讲述出本组最感人的故事。③听到这些故事，你们有何启示 2）板书：肯定生命，尊重生命。过渡：珍惜生命，永不放弃生的希望，是对社会、对自己负责任的体现。因为每个生命的诞生均能给许多人带来幸福与快乐。那么，一个生命能给他人带来怎样的幸福与快乐？让我们一起阅读教材“小海来到这个世界”，联系如下图片，启发心灵，体会生命的价值。展示照片：一张和睦幸福的全家福照片。议一议：自己的存在为哪些人带来什么样的幸福与快乐？生活中和你打交道的人有哪些？他们对你有何意义？这样，通过饱含情感的话语，丰富多彩的图片，以情导学，开启心灵，使学生感受生命的价值。

二、情境设计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充分利用学生原有的生活经验与知识。因而，在情境教学中，教师需要把握生活性原则，所设情境应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然而，在初中思想品德课程中，思想性是其特点之一。其关注学生良好思想道德品质的养成，爱国主义情感与集体主义情感的培养，正确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树立。所以，教师在设计教学情境时，既要关注学生生活实际与认知结构，更重要的是设计出高于实际生活的学习情境，以唤起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碰撞学生思维，升华学生情感，实现思想品德课的教育功能。

如教学《挫折面前也从容》一课时，教师可讲述张海迪、桑兰等人身残志坚战胜挫折的故事：张海迪由5岁开始，因患病导致高位截瘫，而她却克服了种种困难与病痛的折磨，自学了德语、英语等多种外语，翻译了大量外文材料；桑兰，一个前程似锦的美丽女孩，然而一场意外却改变了她的命运。在训练时，桑兰不幸导致重伤颈椎脊髓，使胸部以下完全瘫痪。自跌倒的那刻起，她便不再是体操冠军，甚至难以无拘无束的行走与奔跑，可17岁的她却坦然擦去父母亲友的泪水，说道：“别难过，我会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2002年9月，她被北京大学正式录取。正是这种不畏惧挫折、困难的精神与毅力，使人们记住了这些坚强的灿烂微笑的美丽女孩。然后让学生根据上述资料，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谈谈自己的感想。通过这样情境，让学生在积极思索中体会到坚强意志的重要性。可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由学生已知世界中充分发掘他们的学习潜能，使其主动探知，学会由生活中升华知识。

三、情境设计多样性，优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