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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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思想　文化　宗教性　融合

一、回族经济思想形成的背景

(一)宗教背景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作为一种新兴宗教文化，凭借其教义本身的优势和教规的简单，很快就在与其他宗教的抗衡中取得优势。它是一种实用主义文化，其思想内容丰富，全方位引导和影响着穆斯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伊斯兰教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思想。穆斯林在各个环节的经济活动中都是以为基础，以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为准则。伊斯兰教于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传入我国，在漫长岁月里，伊斯兰教受到中国传统经济方式、历史文化、思想观念和传统习俗的影响。并逐渐在中国扎根、传播和发展，最终成为回、东乡、保安、撒拉、维吾尔、哈萨克等10个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

(二)文化背景

回族的经济思想是在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背景的极大的文化空间内展开的，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合体，其中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的核心。当伊斯兰文化以宗教为核心传入中国的时候，儒家学说已有千年的历史，深入人心，是传统文化和思想的主流。伊斯兰文化逐渐吸收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这种改造和吸收的工作，使那些被吸收的优秀成分，不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成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一部分。

二、回族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商业思想

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中，有关商业经济、商业道德的论述占有相当的分量。《古兰经》中多处提到“出外奋斗者”“大地上寻找财富者”，主要指的就是商人，并认为经商是受真主喜爱的职业，鼓励教民远行经商，“谁为主道而迁徙，谁在大地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财源……真主必报酬谁”，此外伊斯兰经典中还多处提到了商业经营思想，包括互惠交易、严禁重利、合理竞争、严禁投机等原则。

中国回族典籍中较少涉及明确鼓励经商的问题，经济问题多从商业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论述。明末清初回族学者刘智在《天方典礼》中说：“士尽其学，农尽其力，工尽其能，贾尽其有，言语信实，买卖公平，称量度数，不以入加，不以出减，不虚托本利，不谬称好丑，不全己亏人。无讳无匿。是可谓公正也矣”。刘智深受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虽然承认商业的流通作用，但是依然将农业列在首位。在他的著作中关于商业道德的论述明显多于汉族学者，可以明显感觉到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痕迹。

(二)福利思想

伊斯兰教提倡人人有享受所赏赐财富的权利，教民应该对贫穷者、鳏寡孤独者、残疾者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给予帮助和救济。并规定了许多宗教义务比如缴纳天课(伊斯兰教以真主名义向穆斯林征收宗教课税)、提倡在自己的财力范围内的施舍、建立瓦克夫制度(财产所有者以奉献的名义永久性捐献他们的固定资产给清真寺)、减免贫困者的债务等途径，

中国回族学者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指出“五常之二。日施。施有二：曰‘己之施’、曰‘物之施’，己之施，乃身心智慧之于主也，施之于亲也，施之于君也，施之于天下也；物之施，乃以财帛谷粟之类，施于危困，济于饥寒”，王岱舆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阐述了施济的内涵。而且精神上的“施”，增加了“施之于君”的内容，这同儒家忠孝君主的思想相一致。

从注重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回族学者同经典伊斯兰思想的观点相同。严厉禁止高利贷行为，认为这是与真主的意愿是相违背的，“因人之身命财物，本非自有，皆真主之恩赐也，所以仁者爱人，若不爱人。将何以验其感恩也。凡仁义之施有二：仁者推己及人，当有人己之殊，不分人己而言仁义者谬矣。若民物皆与己一体，惟知爱己奉己，而不推之人者，即小人耳，何也小人直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岂得称仁义乎?夫德之厚者，在远而不在近，若近爱自身，以及其亲爱，虽异类亦能，况小人乎?惟智人君子，能施远爱，包括宇宙，无所不及……”王岱舆把感恩真主与仁爱、施舍与仁爱相一致，从而从理论上证明了伊斯兰原教旨义与儒家“仁”的精神是一致的。

(三)分配思想

伊斯兰教反对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认为真主赐予的财富人人有权利占有和享用，不容许个别人的聚敛和囤积，以免导致社会财富占有上的悬殊差距，天课制度，禁止高利贷、提倡施舍等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了防止财富过度集中。但是《古兰经》中也有大量章节说明个人财富占有的合理性，“他以你们为大地的代治者，并使你们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级，以便他考验你们如何享受他赏赐你们的恩典”，由于个人能力、健康状况、机遇等的不同，事实上又承认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中国回族学者从伊斯兰教义出发，结合儒家伦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刘智在《天方典礼》中论述了寻常百姓“聚敛”的恶果：“聚敛之家，鲜克有终”。“贪积不舍谓之聚；科取无道谓之敛；鲜克。犹不得也；有终，谓永享而有后也。今世得好子孙承受之，后世得好福报安享之，皆谓有终。贪积不舍，不仁也；科取不道，不义也；不仁不义，而欲永享有后，自古无闻也。”刘智从儒家的“仁义”角度剖析了何谓聚敛，并以教义阐释聚敛必造报应。从而既用儒家伦理思想解释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伦理道德，同时又规劝教民依照原教旨以减少贪欲，求得“两世吉庆”。

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指出“阴阳必不可缺，天地必不可同。贵贱必不可一，君子小人必不可少。高者高之，下者下之。因才而用，各得其宜。”这与上述伊斯兰教中容许财产在一定范围内的等级占有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是这更明显的体现出与中国封建社会“高低贵贱、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的社会不平等秩序相吻合，与当时社会的等级观念是同源的，不同于伊斯兰教从人的本性差距角度肯定贫富差距。

(四)消费思想

伊斯兰经典中有关消费的具体论述十分丰富，不仅有关于消费价值取向、基本原则。而且专门论述了饮食、服饰、家庭用具、招待客人和婚丧嫁娶等具体的消费原则。伊斯兰教的标准是“中道”原则，要求消费行为与一般居民消费习惯和收入水平相适应，没有浪费或炫耀方面的压力，而儒家的消费原则为俭不违礼。用不伤义。即二者都主张在一个适度的标准范围内消费。“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信道的人们啊!真主已准许你们享受的佳美食物，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禁物，你们不要过分。真主的确不喜爱过分的人。你们当吃真主所供给你们的合法而佳美的食物，你们当敬畏你们所信仰的真主”凡是有助于提高人类社会生活、风气、秩序、人的健康和良好精神风貌的消费，以及宗教消费都是应当提倡的“阿丹的子孙啊!每逢礼拜。你们必须穿着服饰。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分。真主确是不喜欢过分者的。”

《古兰经》、《圣训经》和伊斯兰教法中较详细地规定了

穆斯林的饮食禁戒。包括有关食用动物的规定。有关酒和麻醉品的禁戒规定以及服饰的规定等，其中对猪肉的禁忌在回族穆斯林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强调得格外严格。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政治环境的影响，回民逐渐开始穿汉族服饰，采用汉族姓名，生活方式逐渐疏远于先民，为了防止本民族的伊斯兰文化淹没在汉文化的大海中，唯有在饮食方面保持伊斯兰教法，谨守民族文化特性，才能保证回族的独特发展。

三、回族经济思想的特点分析

(一)宗教性

回族的经济思想是从伊斯兰教的教义、教律中衍生出来的，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以伊斯兰精神为最高原则，通过各种内在和外在手段来规范个人与团体从事生产、交换、分配以及对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行为。特别是在民族聚居地区，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我国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心目中仍具有相当神圣的地位。对其仍怀有深厚的眷恋之情。无论生活环境、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生产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回族穆斯林社会浓厚的伊斯兰文化特色始终存在。

(二)民族性

据统计，在我国2369个县和市当中，约有2310个县和市有回族人居住，主要聚居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甘肃、青海以及河南、河北、山东、云南等省分布也较多，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形态。这种分布格局为回族独特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小聚居”提供了伊斯兰教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自然、社会屏障；“大分散”又决定了可以更多地接纳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渗入与熏陶，但是这种学习并不是以牺牲本民族的文化为代价，他们始终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个性。

(三)伦理性

回族伊斯兰思想家们几乎都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关心经济活动，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是从整个物质生产过程的角度来思考生产和经营的纯经济问题。原教旨义虽然在经济思想中也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但是也十分重视经济发展的问题，而回族经济思想的伦理化色彩同中国传统儒学不从生产、经营、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关注经济问题的特征有着相一致的方面。在回族传统经济伦理道德的漫长发展历程中，伊斯兰教经济道德规范在回族的思想意识中始终没有淡化，其人伦范围所涉及的人的道德及其社会制约得以合理的彰显，它既具备伊斯兰教的品格特质。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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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就是收集数据、整理数据以及分析数据的方法论学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持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保证其能够对所需要应用的数据进行有效整理与收集，进而形成统计思想，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

关键词：

经济学；研究；统计学思想

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统计学思想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其中包含着估计思想、拟合思想、均值思想等，有利于提高经济学研究效率，凸显出经济学的研究价值，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1经济学中统计思想分类

1.1统计思想之估计思想

统计思想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特点的学科，其涉及的内容较广，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使得主要的思想部分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在统计思想中估计思想是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因为估计思想是一种认识方式，能够将利用样本对统计的总体进行预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提高预测准确度。与此同时，样本是统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显示总体属性的基础上，可以利用样本的研究结果预测总体概况，但是，统计样本很容易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导致统计数据与总体数据出现偏差。

1.2统计思想之拟合思想

拟合思想就是在统计期间，能够对不同类型的事物的表象关系进行分析，保证能够拟合出事物的前后顺序，使得错综复杂、难以分辨的信息规律凸显出来，进而形成良好的发展趋势。

1.3统计思想之均值思想

对于统计思想而言，均值思想就是根据统计学的基本特征凸显出事物的一般性规律，使得经济学研究人员可以全面了解事物发展规律，避免出现各类干扰因素影响其统计准确性，进而提高经济学研究质量。

1.4统计思想之联系思想

经济学研究中各类事物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应用统计联系思想，才能保证人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可以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提高变量考察效率[1]。

1.5统计思想之差异思想

统计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概括性，与差异思想存在密切的联系，主要因为差异思想可以引导经济学研究人员能够根据事物之间的差异，对事物进行统计与概括，进而形成良好的数据研究体系。

2经济学研究中统计思想的应用路径

2.1经济学研究风险决策时应用统计思想

在经济研究决策期间，经常会存在不确定的因素，使得经济活动承担一定风险。由此可见，在经济研究决策之前，必须要利用科学的方式制定工作制度，保证能够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首先，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企业要利用正确的决策规避盈利亏损。其次，企业要正确估量经营中可能出现的经济损失，保证能够制定完善的措施规避企业的损失。最后，企业可以利用统计学的概率论原理，形成竖形图像实施分析工作，进而提高企业的发展效益[2]。

2.2经济学研究市场调查中应用统计思想

经济学研究人员在市场调查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分析统计学的应用特点，保证能够有目的性的对市场调查内容进行分类，并且提高数据记录效率，使其达到系统性目的。同时，经济学研究人员还要正确分析所搜集的市场信息，及时发现企业的缺点，并采取有效措施弥补，为企业在市场中的发展提供正确方向。另外，经济学研究人员还要利用统计学思想全面判断市场需求，提出更多的可行性战略条目，例如：取样调查、抽样调查等，使得统计思想能够更好的应用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为其发展奠定坚实基础[3]。

2.3经济学研究经济预测时应用统计思想

在统计学理论中，经济预测与风险预测是有所不同的，经济预测就是对未来各类不确定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保证能够利用科学的手段实施经济预测工作，避免对经济进行臆想与胡乱猜测[4]。同时，在经济预测期间，不可以出现利用直觉与经验预测的问题，必须要根据经济预测要求，科学、精确的实施计算工作，在搜索各类相关资料的同时，不断分析与判断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企业决策者可以利用统计思想中经济预测手段加深对企业未来经济的了解，以便于做出更加完善的决策。经济预测指标包括以下三种：一是经济预测范围。二是经济预测时效。三是经济预测性质。每个标准都有自身存在的意义，可以促进经济学研究效率的提高。

3结束语

在经济学研究期间，相关研究人员必须要全面分析统计思想，确保能够将其有效应用在研究工作中，在提高研究质量的基础上，凸显经济学研究价值，为其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作者：许欢 单位：唐山人民医院

参考文献：

[1]陈小琴,潘东明.基于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鲜切花产业统计数据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3,28(32):128-137.

[2]毓欣.本世纪公共经济学研究重点的统计揭示--基于《公共经济学杂志》2003-13年间的分析[C].中国财政学会2013年年会暨第十八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论文集.2013:70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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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

“诚”与“信”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在商业领域，诚实信用原则就是商业的生命。“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指出了“诚”是宇宙的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规律，坚守善道就能达到“诚”的目的。“信”与“诚”通，“信者，诚也，从人言”。“信”成为维系社会的一般道德要求，企业以“信”实行声誉管理，可以把诚信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2.“宁俭勿奢”的自律意识。

儒家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企业的成本收益，节约生产资料的使用，切勿铺张浪费，充分做好资源的配置工作。“礼，与其奢，宁俭”，简化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也就是降低交易成本。

3.“以义驭利”的行为准则。

儒家认为致富达贵是人的欲望，“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强调精神追求比富贵更重要，因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利”与“义”上，儒家主张“穷不失义”、“富不忘义”，反对“见利忘义”、“不以其道得之”。因此人的行为要符合一定的准则，人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和道德伦理规范。在企业的经营中，反对把道义与功利对立起来，企业的管理者必须“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秉执着这种义利观和致富有道的思想，实现义与利的统一，把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起来，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

4.利于企业和谐的“礼”、“仁”。

“礼”是一种规则，“仁”是一种责任。“仁者爱人”是儒家倡导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也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孔子仁爱的对象大大超出了家族和等级的界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种“人和”的环境，是任何事业成功的基础。孟子因此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假定人性本善的“性善论”是其推行仁政、实行管理的基础，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充分认识和把握人性，根据人性的特点进行管理。人先天的善须通过后天的扩充，才能表现为善的德性，从而“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都能成为管理者。因此，在企业管理中要注重提高员工的修养，注重对员工的教育。这就要求管理者尊重、关心、培育和爱护员工，公正地对待人与事，为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5.“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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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色诺芬 财富 劳动分工 商品价格

一、 色诺芬的对财富的认识

由于财富与人类生存相联，古代社会人们为了生存就要求开始研究最初的经济问题，古代希腊流传下来较早研究经济问题的著作是色诺芬写的《经济论》一书，在色诺芬的著作里“财富”与“经济”是同一词，什么是财富？色诺芬写道：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举例说：“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来说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有处的石头"”，不过“对于不会使用笛子的人们来说，一支笛子只有在他们卖掉它时是财富，而在保存着不卖时就不是财富。”色诺芬认为物品有两种用途，一是使用，二是交换财富就是有用的东西，而对于财富的源泉，色诺芬认为：“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使用价值即是财富，农业是财富的源泉，这是色诺芬的观点。

色诺芬也有关于财富来源问题的探讨。他强调农业是财富最重要的来源，“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农业“是一个自由民所能做的增加财产”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开采白银，从事商贸活动，出租房屋、土地、船只和奴隶等，也可以增加财富。他曾提出在市场附近、港口和城市“为零售商人建造一些房屋和店铺，那它们不但对雅典是一种装饰品，而且也可以由此获得大量的收入”。国家还可以出租公共船只，“从这个泉源也可以获得大量的收入”。不过色诺芬较为轻视手工业生产，将手工业归属“粗俗的技艺”之列，他主张希腊的自由民不应该从事手工业，而应该让外邦人或奴隶去做这些工作。

二、色诺芬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

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提到了劳动分工问题。他说：“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这种观点在他的另一书《居鲁士的教育》中阐发得更加明白：在小市镇上，一个工人要制造床、门、犁和桌子，甚至要造房子，即使这样，也还不易谋生。一个人做这样多的工作，要想做好，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在大城市中，一个人只要从事一种手工业，就可以维持生活了，有时甚至还不用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只做一种最简单工作的人，当然会把工作做得很好。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引证了这段话，并作了这样的评述：“色诺芬在此只注意使用价值的品质，虽然他已经知道分工的程度是依存于市场范围”。

三、色诺芬关于商品价格的理论

在商品价格受供求影响的这个问题上，色诺芬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商品具有使用和交换两种用途，并根据市场上经常出现的现象和生活经验，认识到商品价格的波动是依存于市场供求的变化。他说：“当农产品价格低廉时，农业就无利可图，许多农民就会放弃耕耘而从事商业、旅店业或借贷业。”同样，他还认为，当铜器或铁器生产过多，价格就会变得低廉，工人就会因此破产失业。这说明色诺芬已经意识到供求变化对价格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供求变动而产生的价格变动会影响到社会劳动的分配。

色诺芬揭示了市场流通的客观现象：商品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经常发生上下波动，这标志着当时中、西方学者对商品价格与市场供求关系的认识均已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但是，们的思想认识也存在一个缺陷，这就是只认识了市场供求状况会影响商品的价格，而忽视了商品的价值决定价格，不能从生产商品自身所消耗的劳动量大小来说明对价格高低的决定，从而也就不能自觉地去认识价值规律及其自发作用，导致了“流通领域中的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的错误结论。

通过对色诺芬这几点的经济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他重视农业而轻视手工业，称“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他认为，奴隶主的任务在于管好自己的庄园、财产，使财富不断增加。他发现财物有两种用途，一是使用，二是交换。他还看到了商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时，价格会上下波动。此外，他还论述了劳动分工的必要性，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而且专门从事一种技艺会造得更多更好，这也是他的一大贡献。他对货币也有独到的见解，这为以后的学者研究货币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但其学说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当然，这种局限性也是当时历史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我们不能苛求于作者。他在经济、史学等领域做的深入研究使之成为伟大的经济、史学和思想巨人。

参考资料：

1、《经济论》，色诺芬，商务印书馆，1961年出版；

2、《经济思想史》，(美)斯坦利 L. 布鲁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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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创造财富是《易经》社会分工思想的社会基础

研究《易经》蕴含的各种思想，我们经常会追溯《易经》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形态。狩猎在原始人的生活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狩猎的发展同生产工具的改进及其原始人的组织程度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人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积累了经验，创造了各种狩猎方法。《易经?屯卦》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当时人们在山中逐鹿，如没有掌管山泽的虞人引导，只能是空人茫茫林海；君子应当见机行事，此时不如放弃追逐。如果继续前追会有忧憾。当然狩猎的方法很多，古人除了用棍棒、石块、投枪驱赶和追捕动物外，还利用陷阱、罗网等捕捉野兽，或者将野兽逼上悬崖坠死。猎捕的形式，一般是依靠集体力量进行围捕，这就是“屯如，遭如，乘马班如。”狩猎有困难，不依靠大家的力量不行，而且还要有分工。在狩猎发展的同时，捕鱼也逐渐发展了起来。狩猎和捕鱼的发展，使原始人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食物来源增多了，人们从只吃植物食物转变到兼吃肉类食物。肉类食物含有人的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重要物质。并大大地缩短了消化进化所需要的时间，这就使得原始人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从事真正的人的生活。《易经?鼎卦》“象辞”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古代社会，鼎是一种烹饪器具的物象。把木材放进火里燃烧，通过鼎就可以烹饪食物。恩格斯认为这种变化是人类超出动物界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写道：“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越远，他超出了动物界也就越高。”鼎是人类社会用火来烹饪食物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工具，后来成了古代中国人最高王权的象征。

原始人在生产实践中观察到，当摩擦或打击燧石时会出现火花，当钻木、锯木时会有火焰发生。从看到这些现象到发明和制造出取火的工具，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原始人通过摩、钻、锯、打等方法进行人工取火，特别是摩和钻火的发明和利用对于原始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易经》说：“水流湿，火就燥”。水与火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无论如何都是极其重要的。火使人们的食物从生食进化到熟食，从而进一步缩短了人食用食物后的消化过程，同时使可食的东西增多了，有利于大大增进原始人的身体健康；火为原始人提供了御寒的能力，同时可作为光源；火可以用来制造生产工具和武器，用以防御猛兽的袭击；使用火和食用煮熟的肉类食物，还扩大了原始人活动和居住的范围，使他们能适应各种气候条件，可以从炎热的、偏暖的地带向比较寒冷的地带迁移，从而使人类的足迹遍布地球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切表明原始人和自然斗争的能力大大增强了。恩格斯对火的发现和利用在原始社会发展中的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易经》对火的解释为：“泽中有火，革。”(《易经?革卦》)同样告诉我们，大地上有火，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变革。

在《易经》所展示的思想中，战争甚至促进了社会分工。《易经?师卦》“象辞”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一支良好的军队，没有明确的分工是不行的。能够以正确方式和原则，布置得井井有条，便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国家。如果分工明确，互相响应，即使处于危险之中也能化险为夷。凭借这样分工明确的管理方式治理天下，百姓也会臣服，自然会吉祥顺意，又哪会有灾祸呢。在古代社会，与战争有关的发明当属弓箭，弓箭的发明是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文化史上许多人也认为弓箭的发明是原始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向摩擦石器过渡的标志。弓箭是一种复杂的武器，包括弓、箭、弦几个部分，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需要经验的长期积累和比较发达的智力。恩格斯高度评价这项发明，他指出：“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武器。”

《易经》的作者看到了分工对于社会生活的作用。《易经?坤卦》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古人要求在社会分工中处于有学问又贤明地位的人应该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理清头绪，使社会当中的每个人都处于恰当的位置，将自己的美德贡献于社会，通达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发展事业，这便达到了美的极限。古人的描述确实很美，同时又非常生动。在古代社会，当农业和畜牧业分开时，人们才知道“黄中通理”，开始不单纯从自然谋得现成的生活资料，而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控制动、植物的生产和繁衍，这不正是“位居正体，美在其中”吗?农业和畜牧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使人们不仅获得了可靠的生活资料来源，而且还为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也正是“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当然，古人对于社会分工的认识是粗浅的，朦胧的。

对于《易经》之前的社会，《易经》描述得非常美好。“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手正，乃化成天下。柔丽手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易经?离卦》)美丽的日月高高地挂在天空之中，百谷草木附丽在土地之上，上下光明又附丽于正道。所以能够教化天下，有良好的规则促成天下昌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处于合适的位置，因此，亨通顺利，畜养母牛使自己的养牛业壮大，这样的生活真可谓吉祥。实际上在《易经》之前的社会，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之后，不同的部落由于其活动地带的自然条件不同，逐渐发展成为分别专门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部落，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种分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又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由于分工，进入了金属时代，《易经?媚卦》指出：“系于金棍，贞吉”，这是说“紧紧系缚在金属制成的刹车上，坚守正确的方式可获吉祥”。人类最先使用的金属是铜，以铜制鼎。由于铜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在工具制造上没有得到广泛使用。后来发展到利用铜和锡的合金，又叫青铜。再以后才发展到利用铁制作工具。文化史上把广泛利用青铜的时期叫作青铜时代，广泛利用铁的时期叫铁器时代。这还如《鼎卦》所说是“玉铉在上，刚柔节也。”金属的利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易经?鼎卦》说：“鼎玉铉，大吉，无不利，”金属工具，特别是铁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后人皆知的。在金属工具的推动下，农业和畜牧业有了新的显著的进步。同时，手工业发展起来了。手工业原来是和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出现金 属工具以后，它逐渐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的发展，使制作技术日益完善和精巧，产品日益多样化。金属工具的出现在《易经》之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引起了重大的革命，也是原始社会瓦解阶段。

二、《易经》体现的社会分工的基本特征

在《易经》以前的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走出原始社会的形态，在许多部落，还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相互平等和互助合作的关系；但也有一些部落，由于进化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加快，形成了私有财产，人们在社会中是有竞争的。在《易经?比卦》中有这样的阐述，“有学之比，无咎。”即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相互帮助，没有公害，分工比较简单；但接着又说：“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这是说有明确的分工，以十分清楚的方式分工合作。在这一领地上，大家共同田猎，由三面包围驱赶，听任前方的禽兽逃走，猎取后面的，这是由分工而形成的效率，是很有收获的。

由于社会进步和逐渐出现剩余，私有财产便逐渐形成。财富的多寡已经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人们也越来越看到分工的效率。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人们对财富增长的要求，符合人们的利益，促进了“万物资始”，促进了“进德修业”，“欲及时也”。

在《易经》形成的年代，生产工具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生产中除了使用精制的木器、石器、骨器等生产工具外，已开始大量使用经过初步改良的金属工具，例如中国商代社会就已经开始使用以青铜制作的斧、锛、刀、锯、钻、凿、镰等生产工具。较之原始社会，生产工具不仅在质地上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可以按不同生产活动的要求制造出各种专业性工具，生产工具的种类大大增加了。古代希腊曾经过使用斧、铰车、车轮、车轴、天秤、滑车，以及铜或铁的齿轮等为数众多的生产工具。特别是当时人们已经懂得了用牛耕田，把牲畜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来使用，这是生产工具的一个不可小视的重大进步。

与生产工具的发展相联系，在《易经》形成的夏、商、周朝代，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在中国商代社会的甲骨文中，有关土地的文字有田、畴、井、疆等，这说明水利灌溉、农田修整、作物栽培等农业耕作技术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易经?临卦》指出：“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手工业生产技术在当时的发展更为迅速，这一点我们从在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鼎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个方形大鼎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通耳133厘米，重量达87.5公斤。其四周饰有蟠龙和饕餮的花纹，制作甚为精美。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没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是难以制作出来的。

夏商周时代社会的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生产过程中开始广泛采用劳动的简单协作，并且在一些生产活动中出现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复杂协作。例如，在商代青铜加工制造业或其他手工作坊里，经常有几十到上百人共同协作生产。开矿和建筑工程中的协作规模更大。古代埃及金字塔建筑群清楚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劳动协作状况。在埃及，金字塔群大大小小共有70多座，其中以胡夫金字塔规模最大。金字塔用230多万块巨石切成，平均每块重2.5吨。塔高约146.5米，塔周长约有12里。塔内有结构复杂的地下宫殿，整个建筑设计严密，工程牢固。如此宏大复杂的工程，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不组织成千上万的工匠，没有严密而有序的分工协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国社会在商代分工协作就很发达，尤其以青铜器制造业最为显著。当时制造青铜器物要经过采料、配料、冶炼、制模、制范、浇铸、修整等一系列工序，分工极为精细。大型铜器制作过程中分工极为复杂，还要有分铸部件、合铸成体等多道工序。《易经?鼎卦》指出：“鼎耳革事，其行塞”就是说鼎器的耳柄经过变革，改变其移动不便的状态，使美味的野鸡煮熟之后被人方便食用。

在《易经》形成前后的夏商周代，农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农产品已有稻、梁、黍、麦、豆、稷、粟以及桑、麻、瓜果之类.基本上已具备了后世的农作物种类。例如，我国殷代的甲骨文中，就有有关谷物名称的许多文字，如禾、麦、稷、粟等。《易经?系辞下传》曾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这是说伏羲死后，神农氏继起，他砍削树木做成犁头，揉弯大棒制成犁柄，将犁具除草耕耘的便利，教导天下百姓。这大概是取法益卦的卦象。

我们也可作以比较，例如，在我国商代时古罗马已经制造出带轮的犁和割谷机。古埃及普遍使用了新式的梯形犁。中国商代开始，用石臼加工谷物。当时中国社会的农业技术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像农田耕作技术、农业灌溉技术、农业作物种子选择技术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商代后期已经广泛给农田施用粪肥，提高了粮食产量。古埃及建立了很有效益的农田灌溉系统，扩大了耕地面积，使粮食生产大为发展。在《易经》形成前后，中国古代劳动者在极为艰苦、繁重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经验，推动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善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农业生产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与农业生产发展相联系，当时的畜牧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猪、马、牛、羊等在当时已被大量地饲养，有的达数百头之多，这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已经很兴盛了。《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曾说：“牧人掌牧六畜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栓。”“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

我国的商周时代手工业发展尤为迅速。首先，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考古工作者曾从殷墟发掘出玉工、骨工、冶铸等作坊的遗址，这些作坊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有一个铸铜的作坊遗址的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其次，不仅手工业工具得到了较大改善，而且手工业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当时的青铜器、陶器、漆器、玉器及木器等的制造制作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据考古者发现，中国古代的车形制作极为精巧，车的部件和马的佩饰有几十种名称，制造这样的车需要木工、金工、漆工、皮革工、铜工等多种技术高超的工匠的密切协作，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手工业，工艺水平相当高。第三，手工业门类很多，产品种类也很多。据甲骨文的记载，中国殷代社会的手工业已有工具制造、冶炼、制陶、舟车、皮革、酿酒、织帛、制裘、缝纫等，产品种类众多。在殷商时代，手工业的门类及产品又有了显著地增加。例如，漆器是在商代开始出现的一种新工艺，纹饰多模仿青铜器，用鲜艳的黑红两色构成许多美丽的图案；商代纺织工艺不但能织平纹的绢，还能织抽花纹绦织绮，是世界上最早的提花丝织物。商代社会我国工匠发展了制陶工艺，制造出了白陶和青釉器，这两种陶器都是用高岭土烧制而成，具有质地坚硬、细腻等特点。其中有釉器的制作是《易经》之前由中国古代劳动者发明瓷器制作技术的开始。《易经?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三、《易经》展现的社会分工的基本轮廓

在《易经》所推衍的六十四卦中，表面上用巫术包裹着，实际上每一卦紧紧围绕的核心是经济利益，其中所描述的社会分工尽管不像现代社会这样清晰，不大符合现代人的思维逻辑，但只要我们加以归纳和总结，就可以看出其所体现的社会分工思想。

1.《易经》所包含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念。《易经?乾卦》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坤卦”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屯卦”曰：“天造草昧，宣建侯而不宁。”“解卦”曰：“田获三狐，得黄矢”等等。描述了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它发生在《易经》形成以前的年代。早在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原始人就发明了弓箭；以后经过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又学会了制陶技术，并懂得了驯养动物和种植植物，这都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创造了条件。但《易经》说的很笼统，轮廓不清晰。在《易经》形成之前的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在水草丰裕适于游牧的地方，一些部落就开始驯养和繁殖牲畜，终于从渔猎经济转变为主要从事原始畜牧业，转化为游牧部落。《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把种牛种马都集合起来，放牧在母畜群中；对于死亡的马驹牛犊，一生下来就要记录在数。而另一些没有转化为游牧部落的原始人，则从采集经济转变为主要从事原始农业，成为从事种植业生产的部落。这样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现代人称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历史阶段，生产力的主要特点是出现了织布机以及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尤其是会制造铜器以及铜、锡合金――青铜器。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原始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这便是《易经》所说的：“德合无疆”。不但改良了畜牧业的生产工具，也改良了农业的生产工具。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还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不但产生了与氏族相对立的个体家庭，开始出现了牲畜的工具的私有，而且出现了氏族之间的争斗。《易经?师卦》说：“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就是要求得到争斗之中的胜利。

2.《易经》所包含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理念。在《易经》形成之前，中国古代社会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后，由于金属工具的使用，特别是铁犁、铁斧等铁器工具的出现，使得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生产领域也扩大了。织布业、金属加工业及其他手工业，显示出生产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在农业生产中，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而且还能进行多种农作物的生产。这不但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也使得劳动方式多样化了。正如《易经?系辞下传》所说：“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云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说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经常变化的。周遍流转，上下往来没有常规，没有固定的法则，只有根据变化了解其趋向。恩格斯指出：“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出来了，生产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价值。”这次社会大分工引起的社会活动的变化是，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土地也逐渐转化为私有；原来零散的氏族部落越来越融入于整体大社会。《易经》之中，家庭的利益已经得到确认。

3.《易经》对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论述更为深刻。显然，社会第三次大分工是指社会分化出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商品交换的群体――商人。它发生在恩格斯称作“文明时代的门槛”的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变的时期，即原始社会瓦解，奴隶社会形成的时期，《易经》也正是形成于这一时期。由于前两次社会大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利有攸往”就在于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需要的若干剩余产品，而剩余的条件下由于分工的不同，需要经常地进行交换；尤其是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发生和发展以后，便接着出现了直接为交换的目的而进行的生产。这就是说。在中间的夏商周时代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出来以后，又出现了商品生产。商周时期我国的商品交换是十分频繁的。于是自然产生这样一种需求，即有人专门经营商品交换业务，充当各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曾说：“货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凡卖特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浮制，巡而考之。”周礼中所谓的质人乃商品市场的管理者。虽然从表面上看商品交换并不占重要地位，但《易经》却多处予以阐述。这说明《易经》形成之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时期。”

四、《易经》社会分工经济思想的瑕疵

在《易经》通篇都贯穿的社会分工理念中，有几种观点是不能为我们所认同的。第一是“君子”与“小人”的社会分工思想，其思想基础是维护“王权”和轻视百姓的利益；第二是轻视体力劳动，过分推崇脑力劳动，其立意是维护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第三是在《易经》的社会分工思想中有“薄赋敛”的思想；第四是限制百姓消费的社会分工思想。

1.《易经》的君子与小人的社会分工思想。在《易经》中，无处不在地把君子与小人对立起来。《易经?乾卦?文言》日：“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这是对君子的赞誉。而对所谓小人则没有那么客气。《易经?泰卦》有这样的结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君子之道是不断发展，小人之道是日趋消亡。《易经?大有卦》又说：“公用亨于天下，小人弗克也。”这是说公侯受到天子的宴饮招待，如果小人也能这样，那是做不到的，小人担当此任务会有祸害。《易经》极力在其社会分工思想中张扬君子之和同，贬损小人之和同。如果天下到处都是君子，君子之道大行，人同此心，心同斯理，那么天下下人就走到了一起，形成“天下之志”。只有君子才能与天下人的心志相通，团结带领天下人奔向大同社会。这是《易经》社会分工理念的理想，也是《易经》通篇宣扬的君子的人生理想境界。

2.《易经》轻视体力劳动，过分推崇脑力劳动，在于维护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易经?乾卦》文言日：“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文言是孔夫子所作，是孔夫子对《易经》的感想。“夫大人者”乃所谓统治天下的脑力劳动者。《易经》强调的分工明显地表现为轻视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人民。《易经》认为：“学稼”，“学为圃”是小人之事。《易经》的继承者孔夫子更强调这一点，提出君子是不愿去参加这种劳动的。他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这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君子谋道不谋食”：在《易经》和其继承者孔夫子看来，社会上“君子”与小人的天然的分工是，君子谋道，小人谋食，前者专门从事研究礼、义、信，谋划招徕和役使四方之民的道理和办法；后者则是专门“用稼”，“为圃”，从事“谋食”的劳动来供养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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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

引言：所谓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合理经济发展形态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社会经济得以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正确地在经济圈、社会圈、生物圈的不同层次中力求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生产、消费、流通都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求，在产业发展上建立生态农业和社生态工业，在区域发展上建立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总之，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延伸或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

一、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和研究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决定了以可持续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关系。从经济方面来讲，传统经济也就是传统社会生产方式、人类自身关系及其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反映。

如在传统经济中，受人与自然对抗认识的支配，那些非市场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不被作为经济资源和财富看待的，并日认为它们的供给是无限的，不考虑经济活动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不断增长的经济财富作为经济学追求的目标，由于传统发展思想和理论指导，产生了严重的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不良恶果，如它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短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产生了产品分配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并由此引起了国际间和国内各种政治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而且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姚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必然要对传统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方式进行反思，以寻求能满足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持续生存(这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福利目标)和发展的道路，因此也就产生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比如：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使得中国利用外资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2005年中国得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外国投资，而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大约是2500亿美元。如果中国实行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给外商投资带来新的机遇，中国政府已把吸引外商投资作为实施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还有对中国内部经济调整作了很大影响，促进了各种大型工程的实施。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经济发展主要是以价值来表现，并以价值的变化来反映其规模变化的，但仅考虑价值的变化而不考虑其他的变化，那么经济发展很可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分析经济发展，在注重价值分析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其他方方面面，将它们与价值分析结合起来。

人们知道，在传统再生产分析中只考虑价值的生产与平衡，只要价值的生产是以扩大的方式进行、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该生产、经济就能正常进行，但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则不仅要求价值生产的扩大和各部分之间比例的正常，而且要求价值的生产与其他各种流量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而且这种比例的要求更严格，如果达不到这种要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难以进行下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就是因为其他各种因素，其中尤其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变化不能满足其要求的产物，所以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与其他环境相适应。

保持经济系统稳定和发展，如果能量和自然资源输入经济系统的量，超过了自然系统再生产这些能量和自然资源的速度，就会出现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就是因为传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与能量消耗的速度，超过自然界再生产它们速度，使经济发展难以长久持续的结果。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一项共同事业，实现这项事业对我国来讲更显重要和迫切。因为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更恶劣，资源短缺状况更严重，所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为强烈。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条件、因难、思路和途径等、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

1、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其发展模式是什么，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如果仅仅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社会公平公正、公众参与等这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或共同范式而没有特定的战略模式，是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些基本要求只能在特定的模式和在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而特定的模式与经济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国情中是不同的，如对公平与公正的理解，不同的文化对它们的理解也就不同，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方式与程度也不同，所以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还必须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特定模式。

2、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最主要的就是生态环境和资源满足不了传统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生态环境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与世界各国或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酷程度和资源的短缺程度是非常高的，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需要，成为我国最紧迫的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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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辅教授不幸离我们而去。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位相知多年的老友，而且也失去了不时以新思想启迪我们的大师。从年龄上说，董辅教授只大我们三岁，而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来说，他却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先行者。他许多年前就已提出所有制改革的创见，至今仍使我们深受启发。他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师级人物。称他是富有创见的经济思想家，我们想，经济学界中谁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董辅教授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最大贡献，是独立地提出了所有制改革理论。早在1979年，他就率先提出改革国家所有制的设想，认为国家所有制之下，企业不能像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那样自主经营，政府和企业之间极不正常，这正是阻碍经济正常运行的主要障碍，体制改革必须从这里开始。要知道，在1979年提出这样的设想，需要有多大的勇气！今天回想起来，这25年的改革不就是循着这样的一条道路一步步走过来的吗？

董辅教授知识渊博，涉及的研究领域很广，包括资本市场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收入分配理论，期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等。而最重要的也是他费力最多的，仍然是所有制改革理论。归结起来，他在所有制理论中的创见主要反映于以下三方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国有企业的功能随着体制的转换而改变、社会正走向有产阶级化。

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董辅教授指出，那种认为公有制只有全民（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理论是从苏联教科书中搬过来的。中国改革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可以多样化的。董辅教授就这个问题提出了如下的看法：一定要为公有制的多种形式正名。

他的核心观点是：以往的全民（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可以合称为“共同所有制”，“这种公有制的特点是，一个单位（国家、企业、社区、团体等）的财产是这个单位的成员的共同财产，而这些成员却不是共同财产的某个特定份额的所有者。”那么，究竟有哪些企业属于“公众所有制”企业呢！他指出：“除了合作社所有制外，公众所有制还有其他的实现形式。公众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都是公众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对于当时已有争议的公众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质，董辅教授认为，“确实，在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的早期阶段，在公司的股权中，一些家庭股东和其他私人股东曾在公司中占有相当大的股份，具有绝对控股的地位，但尽管如此，毕竟有一些社会公众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从而使公司的所有制具有了一些公众性，以后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序的提高，证券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了股票的投资，更有养老基金、投资基金作为实力强大的机构投资者，这样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越来越公众化了，股份有限公司逐渐地演变成公众公司，它们的所有制也逐渐演变成为公众所有制。”应当指出，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观点，它告诉人们，要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待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如果不是动态地考察所有制形式问题，就会被成见所束缚住。

国有企业的功能随着体制的转换而改变

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上市或转让等多种途径来进行改革。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有一种看法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企业的最大功能是保证指令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保证社会资源能够集中于中央政府以便通过制订指令性计划来配置，因此，一旦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无论是通过资产重组方式来实现还是通过上市或转让方式来实现），国有企业还会保持原来的功能吗？可以设想，这种看法在相当大的程序上阻碍了国有企业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董辅教授指出，正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要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而国有企业原来的功能将被新的功能所代替，这同样是必然的趋势。他写道：“在计划经济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形成和发展的情况下，如果仍以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所发挥的功能来看待国有企业，那就会使国有企业的改革误入歧途，或者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某些部门仍将保留或兴办一些国有的或国家控股的企业，但这些企业的功能已经不同于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功能了。它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功能可以从促进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上来确定。具体地说，这种功能在于：1、保证政府对市场的调节更有成效；2、不要盈利为目的，而以向人民提供优良的服务和产品、港口人们的需要为目的；3、有助于提高市场经济的整体效率，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4、有助于提高国民经济长远效率；5、保证国家和社会安全；6、为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对自然垄断部门进行经营。

董辅教授认为，“要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国有企业能够在使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妥善结合中发挥其应有的甚至特有的功能。”他的这些论断对我们有极在的启发性。

社会正走向有产阶级化

在有关私营经济发展方面，董辅教授同样提出了不少新思想。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多次到浙江考察，他对私营经济的观点是在实地调整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为什么要发展私营经济？经济学界有些人论述到，发展私营经济是出于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考虑，或者说，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当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有必要发民私营经济。董辅教授认为，这种说法并没有透彻阐明我国发展私营经济的原因。他问道：“如果认为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由于我国的生产力落后，或者说，由于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就是说，等到将来生产力提高了，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去了，我们就要重新公有化了。逻辑上一定是这样的。” 董辅教授由此提出了发展私营经济的基本依据――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他论证道：生产力水平越高，社会目标和需求就越来越多样化，计划经济体制适应不了这样的变化，而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同这样的变化相适应。“而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私营经济，因为没有私营经济就不会有市场经济。”换言之，即使将来我国越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较高了，那时，“同样要由市场经济来配置资源，……我们同样要有私营经济。”

接着，董辅教授所探讨的一个与此密切有关的问题是：私营经济向何处去？于是又回到本文一开始就涉及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这一命题之上。公众所有制，也就是包括公众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另一种公有制，将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前景之一。他指出：“公众所有制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私有制，它是对私有制的一种‘扬弃’，扬弃不是全盘否定，否定中有肯定，就是说，它已经不是原来的私有制了，但是同时它又保留着私有制，这就叫扬弃。”

董辅教授进而阐明了自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他认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拥有金融资产，以及越来越多的金融资产被公众所拥有，这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事实。这表明，“整个社会在走向有产阶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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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开拓的宏观经济理论被称为继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的理论曾经流行于二战后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学界，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视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因此，研究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有助于我们把握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特点、各种反危机政策措施和世界经济学理论演进，进而更好地兼融世界各种经济理论的合理成份，为合理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人口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凯恩斯 人口经济思想 评析

凯恩斯的人口经济思想渊源

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批判了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传统人口经济学说，尤其是批判了以庇古为代表的就业理论。庇古的就业理论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庇古认为造成失业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货币工资不能够降低，而解决失业问题的手段就在于实行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即降低货币工资的政策，以刺激劳动需求。庇古认为充分就业是常态，劳动市场里的出清是正常现象，只要控制好货币工资的伸缩性，长期大量的失业问题是不可能出现的。凯恩斯认为，1929—1933年经济危机冲击了上述不会产生失业和危机的观点，现实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传统的人口经济学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作为条件和假设的经济自由主义为核心，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就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市场均衡。与其相反，凯恩斯新的人口经济理论核心在于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以解决失业问题。

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按其主要继承情况而言，继承了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说，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所揭示的人们的高消费可以促进繁荣的学说，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

（一）马尔萨斯人口经济思想

马尔萨斯承认一般商品生产存在过剩的可能性，认为产生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中提出了以收获递减规律为基础的人口原理，他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归结为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把人口增长完全看成纯粹的自然现象，提出了两个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第二，男女两性之间的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他从两个公理出发，提出了人口增长和生产资料增长的两个级数的假说，认为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只有通过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灭社会下层，才能削弱这个规律的作用。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还揭示了人口受经济抑制的消极作用与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有着内在联系，从两者的结合上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的动态过程，人口增长受生活资料的限制，人口增长随生活资料的的增加而增长，而由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不同，人口增长不断超过生活资料的水平。

马尔萨斯把人口论用于经济学，系统研究了人口问题，对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的产生具有极大影响。马尔萨斯对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分析，奠定了分析劳动需求、人口与劳动工资等人口与劳动关系的基础。他以商品的供求情况决定价值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维持劳动基金”论，他认为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情况，由于用于维持劳动基金的比例是既定的，因此在劳动市场上，因人口增加导致工人的供给超过了需求，使工人所得的工资呈下降趋势。他否定了作为古典经济学基础的萨伊法则，批判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关于人口增长直接成为有效需求增长的理论，主张人口增长与工资基金的扩大之间存在的速度差异，并揭示了过多的资本积累会产生全面的过剩供给。而过剩供给可能会因为有效需求的不足而发生，从而主张为消除失业、克服危机，应扩大有效需求。凯恩斯继承和发展了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最终发展成为有效需求原理。

（二）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

孟德维尔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景象。在其寓言中，一群蜜蜂在高消费和奢侈生活中，社会繁荣富裕；同样一群蜜蜂在实行节约和致力储蓄时，社会走向衰落和贫穷。这种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学说，要比马尔萨斯有效需求不足和一般商品生产过剩要早一个世纪。凯恩斯大量引证了孟德维尔的观点，为他的学说长期遭到抨击而感到不平。

（三）霍布森收入分配与经济萧条

霍布森是英国经济学家，他主要研究了帝国主义和有效需求学说，他在《工业生理学》一书中指出，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他的理论中涉及到收入分配问题，他认为，当人人都储蓄的时候就会造成储蓄过度，也就是意味着消费不足，这样所产生的后果就是社会变穷、工资下降、工人失业、工商业衰退，也就是产生经济萧条。霍布森在1894年的《现代资本主义演进》和1896年的《失业者问题》中再次重申了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

霍布森考察了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穷人购买力不足和富人储蓄过度等问题， 并进一步考察了产生经济周期的制度根源。霍布森否定了社会利益的和谐一致观点，提出了通过政府来干预经济的思想；霍布森关注劳动者的消费福利问题的思想、为以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而成为福利经济学的先驱者。凯恩斯认为《工业生理学》一书中的思想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并赞扬了霍布森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和过度储蓄会导致失业问题和经济萧条的学说。

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综述

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就业理论，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决定实际就业量，有效需求大小决定就业水平高低。凯恩斯围绕这一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人口经济思想的论述。

（一）生产与人口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原理是人口与生产力的表现，但是把人口放在消费者的角度上来看，造成不能相互适应的一种原因是人口数量过多，使消费总量超出了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从而影响到生产中的积累，构成对生产力的阻力；另一种原因是人口数量过少，难以产生使生产可以持续下去的适度需求，不足以对生产力形成推力。凯恩斯还认为当总供给价格大于总需求价格时，企业主就会因为生产无利可图而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裁减员工，从而使社会就业困难；反之，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企业主就会因为生产有利可图，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为充分就业提供有利条件。只有总供给价格等于总需求价格时，两者处于均衡状态，企业主才能既不缩小生产规模，裁减工人，也不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工人。这种当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处于均衡状态时并且企业主的预期利润达到最大时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凯恩斯进一步认为，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有效需求，以及相应的就业量，但这一就业量并不一定是充分就业量，通常小于充分就业量。这种状况的存在，是由于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条件下有效需求总是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偏好规律的作用。

（二）就业理论

凯恩斯之前，失业被分为两个范畴：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所谓摩擦失业，是指劳动市场的功能缺陷所引起的摩擦所造成的失业。例如，消费者偏好所引起的失业、季节性失业、对工作机会信息不充分所引起的失业。所谓自愿失业是指由于国家或地区立法、社会习俗、集体议价、对变化反应不灵敏、固执己见等原因，工人不能接受现行工资或较现行工资稍低的工资造成的失业。凯恩斯提出了第三个失业范畴，即非自愿失业。凯恩斯把非自愿失业定义为：“当工资品价格比货币价格有所提高时，如果愿意按现行工资工作的劳动总供给和现行的工资下的劳动总需求都大于现有的就业量，那么就存在非自愿失业”。凯恩斯提出的充分就业主张，不是指完全没有失业，凯恩斯对其有特定的解释，他说：我们把没有“非自愿”失业的状况称为“充分”就业，“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同“充分”就业并不矛盾。按他的解释可以理解为只要解决了非自愿失业就是实现了充分就业，也就说只存在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就是实现了充分就业。

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的有效需求D是根据消费需求C和投资需求I决定的，消费需求C取决于就业劳动量L，投资需求I取决于就业劳动量L和人口、技术和制度等其他一些因素Q，所以总需求函数可写为D=C+I=f（L，Q）。总供给Z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依赖于就业劳动量L，所以总供给函数可以写为Z=φ（L），为使经济达到均衡水平，有效需求D必须与总供给Z相等，在Q不变的情况下，可以从φ（L）=f（L，Q）求得均衡就业水平。然而现实经济经常出现不完全就业，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降低利息或扩大政府支出，增加投资需求，可以使有效需求加大，从而吸收闲置劳动力，达到完全就业。

凯恩斯就业理论是先假定货币工资和价格保持不变。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就业量的重要因素，是否能够达到充分就业，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由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造成的。针对就业问题，凯恩斯主张在消费和投资不足时，只有通过政府干预经济政策来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才能促进生产领域的发展，减少失业，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三）人口增长与适度人口

1937年凯恩斯在其发表的《人口缩减的一些经济后果》一文中，把人口缩减作为导致经济停滞、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从而形成了人口经济学中的“长期停滞理论”。他认为有效需求的决定因素是生活水平、人口数量和资本技术。当时英国资本技术的发展长期以来呈下降趋势，人们储蓄和消费已成习惯的稳定性，使生活水平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幅度提高，因此扩大有效需求的主要途径只能依靠人口的较快增长。而且他还认为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将有利于增加企业家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从而激发更多的投资活动，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把人口的缩减看成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就开始了因生育率下降而导致的人口转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增长已趋于静止并在规模上呈现缩减。而此时的经济中却存在着大量的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闲置，这种闲置主要是由于消费上的停滞从而使生产不足引起的，人口增长的停滞引起的人口缩减是导致消费不足的原因。因此，凯恩斯从促进有效需求形成的角度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要优于人口的缓慢增长是有一定道理的。

凯恩斯认为人口减少要比人口过剩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他根据当时人口增长的缩减趋势指出，人口增长趋于静态或减少，可以免除马尔萨斯“过剩人口的魔鬼”，但人口缩减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后果是慢性失业和经济长期停滞，所以又会引发马尔萨斯“已失业资源的魔鬼”，并且会产生日益严重的影响。凯恩斯着重强调了人口增长的需求效果，旨在扩大投资和消费，进而使经济恢复均衡。他认为人口增长会给企业家带来新的期望，即使投资过剩也会在以后恢复均衡。

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评析

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成为当时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他的理论在二战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进入“滞胀”期，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走出历史舞台，逐渐被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所取代。

怀纳在1936年《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凯恩斯先生论失业的原因》的评论，他认为凯恩斯使就业量增加、实际工资减少作为基础，这是对收益递减规律分析的不适当运用的结果。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建立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定律基础之上。凯恩斯认为这是由人天生就有爱好储蓄的偏好心理所决定的。可以推论：随着社会产出增加，在消费边际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消费与生产脱节，从而形成生产萎缩和失业现象。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是由社会习惯等因素决定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为了弥补消费不足，增加投资就是重要的手段，但凯恩斯认为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也将引起私人投资不足。

弗里德曼在1968年发表演说《货币政策的作用》，阐明了货币学派关于通货膨胀、失业、经济波动和停滞等重大问题的政策主张。他基本观点是：不管现实中表现如何，工资是完全有伸缩性的，相应的也就没有非自愿的失业。弗里德曼认为，在经济中存在着某种“自然失业率”，这种“自然失业率”是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的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均衡状态失业率，但是这种失业率是可变的。市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实际工资率上升，反之实际工资率下降。实际工资率的升降影响着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因此，在假定不存在各种人为的、制度的干预的情况下，因实际工资率升降而引起的劳动力供求的变化将会反过来对实际工资率起着制动作用。他关于工资伸缩性的论证，不仅拒绝了凯恩斯用过度需求来说明通货膨胀和用需求不足来解释失业问题的论点，而且否认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

凯恩斯主义理论上的错误在于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实践上的错误在于导致滞涨。实际上经济的衰退、停滞、就业不足，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的产品过剩造成的，是科技进步的阶段性结果，是在优化经济结构基础上的新一轮增长起点。所谓的产品过剩是结构性过剩，而并非全面过剩，这种过剩源于生产性企业对市场信息反应的滞后。政府管制价格、刺激需求尽管会减小经济波动，但代价是延缓经济增长。正确办法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适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总之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出现，是西方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路标。以后的经济学家们或宣传、补充或批评、反对，形式不断发展变化，但其人口经济理论至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凯恩斯人口经济思想对中国的意义

（一）中国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原因

对于我国现阶段而言，在凯恩斯影响有效需求不足的三个因素中，生活水平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即人均收入较低而导致的生活水平较低是导致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性原因。虽然有些学者将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结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下引起的出口下降、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下降和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等因素，但是它们只能部分地解释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且这些因素本身也是由于人均收入较低而凸显出来的。尽管人均收入并不能说明财富在社会的分布状况，但是中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和低收入的农村居民构成了我国消费群体的主体，我国的整体生活水平较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人均收入较低、可支配的货币不足，是使人口数量优势不能转化为市场优势，进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性原因。如果人均收入和整体生活水平较高，内需旺盛，出口下降对有效需求的影响将不会如此明显；如果人均收入和整体生活水平较高，人们的自我保障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也不会在大范围内出现对未来预期的下降；如果人均收入和整体生活水平较高，则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起到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我国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只是相当于实际购买力的不足，而从长期来看我国还是一个尚未被充分开发的最大的世界市场。从长期角度来看，有效需求的形成更主要的应该是使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靠调整内需的扩大。

（二）凯恩斯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为了能够缓解中国面临的严峻就业压力，国家制定了扩大内需，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拉动出口的政策，希望通过扩大国内市场的购买力来扩大国内的总需求。并积极扩展海外市场来扩大出口，以此来拉动生产，扩大国内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就业。政府不断运用财政政策，加大财政的投资力度，希望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带动社会生产的繁荣，增加对社会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中央银行不断调低利息，希望老百姓在银行的巨额存款能够进入流通领域，转化为社会巨大的消费能力，让消费的繁荣带动经济的繁荣，促进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由于政府投资的低效率，并没有有效带动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巨大需求。银行调低利率也没有使银行存款减少而流向消费市场，带来消费的繁荣，国内市场依然疲软。对外贸易虽然不断扩大，但是也遇到了很大阻力，造成整个国内的生产力大量闲置，大量工人下岗失业，新增就业人口找工作困难。我国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拉动内需：

1.完善市场机制，建立成熟有效的市场体系。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能够有效减少社会失业率，积极服务于社会，政府的很大部分工作都与就业和保障有关。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还很短，市场体制还不成熟和完善。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得到有效转变，与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不适应，政府还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对经济的干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还没有真正到位。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过于微观化和行政化，不利于发挥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过于苛刻，行政审批过多，不利于个人的自主创业。

2.积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市场的繁荣，拉动经济和就业的有效增长。促进消费市场的繁荣，除了要求政府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外，政府还应该有效控制居民的生活成本，将一部分带有一定公共性质的服务和产品进行必要的政府补贴。国家要适度控制物价水平，使通货膨胀率控制在较低水平，这应该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同时，居民应该改变一切均从节俭出发考虑问题的思想，必要的消费不但有利于增进个人的福利，还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对各种形式的消费大力提倡和鼓励，加强消费产品的宣传和展销，多渠道的提供商品的信息，加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加强网上交易的监管和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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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又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周期，资源短缺、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造成严重的生存环境压力。因此，循环经济日益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随着人与自然环境冲突的加剧，环境伦理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循环经济中到底蕴含着哪些环境伦理思想，这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认识和反思的结果，也是人类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陷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生存危机深刻反省自身发展模式的产物。环境伦理思想源自环境伦理学，它研究和讨论的是生态环境中的人类的伦理道德问题，人类如何在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和提高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来对待自然和保护生物，从而更好的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及在资源与环境方面达到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等思想都在循环经济中得到推广和应用。

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在循环经济中的运用

循环经济为试图解决经济的发展效率与自然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它是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也同样认为经济发展的持续性是建立在自然可持续性存在和发展之上的。环境伦理思想关于自然的价值和权力的论述为:自然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其中自然的外在价值是指自然事物作为资源，能满足人和其他生命的需要，符合人和其他生命的利益。自然的外在价值对人们来说有功利意义，被人所广泛接受，并且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巨大作用，但作为自然价值的内在价值却长久被人类所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生命和自然界自身生存的意义，它富有创造性，创造了地球上适宜生命生存的条件，创造了地球基本的生态过程、生态系统和生态物种，同时表明了生命和自然事物按客观自然规律在地球的生存是合理的，有意义的。

地球产生于46亿年前，而人类在地球上产生却仅是大约300-700万年前。虽然人类社会相对于整个地球的产生甚至生命的产生是短暂的，但人在生命层次序列和生命组织的序列中却处于最高位置。人是环境道德的主体，也是环境道德的人。但由于人类的狂妄自大，人忽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人类开始疯狂的掠夺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直至造成生态危机。自然开始用它最原始的方式开始报复人类，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比如土地严重沙漠化，洪水淹没了人类的家园，各种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等等，此时人类才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人类开始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员，而不是自然的主宰者。以往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只注重自然的外在价值，人类生态价值，却忽视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共同利益，即自然的自身价值，从而导致大自然的报复，这是造成地球生态危机的伦理根源。而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就要明确人与自然不仅以相互利用方式存在，而且也以相互依存的方式维持着地球自然的生态稳定。作为生命序列最高级的物种，却扮演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不称职的调控者。在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上，环境伦理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基本判断的道德依据，我们对自然所赋有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最大限度的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责任，就是恢复和保存自然的内在价值，确立自然的权利，从生态整体主义观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人类认识到自然内在价值及权利基础上所提出的人类经济发展的生态模式，在明确了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学习生态系统的智慧基础上设计出来的。在生态系统中，只要它正常运转.所有输人生态系统的物质都可通过生态食物链一级一级的转移，所有物质都在循环中运动转化。一种有机体被利用后，转化再生为另一种有机体可以利用的形式，几乎所有物质都在循环中被利用。生物圈的物质生产过程就是一种废物还原和废物利用的过程，一种无废物生产的过程。循环经济就是把生态系统的物质运动过程应用到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它是一种物质闭环流动，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即资源在第一次生产出产品后，其剩余物是第二种产品的原料，如仍有剩余就再作为第三种产品的原料，直到全部用完或循环使用，最后不可避免的废物，以对生物和环境无害的形式排放，能被环境中生物吸收和利用。 转贴于

承认自然的固有价值和人类的实践能动作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是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循环经济中的伦理思想体现在生产和消费领域里的生态化转化，承认生态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的价值。

二、循环经济中体现的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原则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三R"为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以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它运用一种新的系统观、经济观、价值观、生产观和消费观实现着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一)循环经济中的代际公平思想分析

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有能力永久的改变或毁坏地球，而且当代人的活动会对后代及未来人类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热带雨林的大面积消失、臭氧层的空洞、土地沙漠化严重等等都将危及后代及未来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对于这种把危害和危险留给后代，是对后代的一种不公平。环境伦理思想中提出的代际公平要求本代人的发展不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至少要留下满足后代人能进一步发展的环境资源，例如保护自然物种的多样性，维持地球生态环境质量等。环境伦理把关怀的对象由代内进一步扩展到代际，就好像为后代人建立一个大的资源与环境的储蓄银行，当代人应只消耗由储蓄银行产生的利息，而应将本金留给后代，以达到代际之间资源与环境的公平分配。人是可以通过理性把握历史的行动，可以通过理性来超越现在，接触未来，所以需要提倡代际正义，有一种面向未来的价值思维，循环经济正是这种面向未来的价值思维的产物。代际公平是循环经济的伦理取向之一，循环经济在生产中减量化原则，要求减少进人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物质量，要求人们必须学会预防废弃物的产生而不是产生后的治理。比如在生产过程中，制造厂就要通过减少每个产品的物质使用量，通过重新设计工艺流程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或减少废弃物排放，提倡消费中多次应用。这种生产中减量化、消费中多次运用的做法，不仅符合经济学规律，更是一种对自然和资源的保护，是对子孙后代的一种公平式做法，是代际公平的一种表现。

(二)循环经济中的代内公平思想分析

作为代际公平的前提和基础的代内公平，对现今的环境保护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代内公平，要求资源和环境在代内要公平分配，强调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高于暂时和局部利益。当代的代内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比如，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利用殖民手段大量剥削能源和资源，不顾后果，目前存在的很多环境问题都是这种行为的积累。而且现今发达国家仍是资源的主要消费者和污染的主要生产者。他们以占世界总量四分之一的人口，消耗掉占世界总量四分之二的能源，木材的85%，钢材的72%，其人均消耗量是发展中国家的9-12倍。不仅如此，一些西方国家还采取了转嫁生态危机的做法，把能耗大、污染重的企业以转让技术，扩大投资和提高援助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直接把有毒的工业和生活垃圾甚至核废料输送到发展中国家来处理。当然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只顾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顾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采用“杀鸡取卵”的行为也是代内不公平的一个表现。

在人类面临严重生态危机的今天，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的控制，其根本原因就是人类追求利益，发展经济的需要，所以人类在探索怎样达到代内公平而又不损害经济发展，不阻碍历史发展的方法途径的过程中，循环经济作为其有效的解决途径就产生了。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是保护环境及自然资源的需要。它的理念是自然无废物，要求在“输出端”减量化的基础上在过程方法上实行再利用的原则，通过再利用，以防止物品过早成为垃圾。在“输出端”方法上实施再循环，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尽可能的再生利用或资源化，以减少垃圾的产生，制成使用能源较少的新产品。循环经济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由线性经济引起的环境退化，根据经济循环中效率与规模关系密切，物质循环范围越小，在生态效益上越合算的规律，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经济循环体系，在全球减量化的基础上，实行再利用及废弃物再循环，形成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资源国际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代内不公平现象的产生，因为代内正义在本质上就是全球性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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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人的本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动方式的理解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现在国内所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前提，而许多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学基础，却简单地将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理解为只具有抽象的阶级属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就认为，马克思关于长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曲解。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行界定与区分，是我们准确把握两大经济学说体系理论区别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思想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与科学实践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1845年春天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在新历史观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实践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实现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断突破的话，人们借以进行物质改造的社会形式则是制约着人的自由的社会界限，狭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市民社会个人盲目异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在内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个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取决于他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如何行动，个人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涵。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首要特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又是以分工、协作等社会化形式进行的，现实的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现实中的每一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财富占有状况、交往对象、政治资源、伦理情感等等，从个人占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体现出其具体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个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在构成具体个人的多元规定性中，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他的其他方面属性。“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具体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每一个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0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方式中获得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占有上的差异性又直接表现为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它既是个人活动的实现条件，也是个人活动的客观界限，它规定了个人活动的具体方式和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规定个人活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或她行动的特点和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分割，每一个人都被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受到他或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带有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并且，分立还造成个人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性，因而还需要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确证这种社会性，人的这一行为目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论解释是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延承与发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人”假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利性，即时刻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充分地掌握关于自我和社会的完整信息，并能够准确找到实现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进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说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个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张扬，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意蕴在于：自由市场中社会福利最为缺失的环节同时也是最能使个人获得最大私利的环节，因此，个人的逐利努力会自发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福利获得增进。可见，“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有效性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假定设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前提，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经济人”假定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过“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们借助于边际分析和数理经济学工具，将新古典经济学搭建成一座逻辑严谨、结构优美的理论大厦，从而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全面阐释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机理和评判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吸纳了西蒙、纳尔逊、西尔伯格等人关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对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的行为特征做出再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

转贴于 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嘶制度经济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从“实际的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新的解释。首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只能获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复杂且多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备有限理性。现实的个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评估能力有限，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财富价值取向。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诺思认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接受约束等一些非财富动机也应当出现在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中。尽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还是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重新界定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逐利的个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外部影响”，即存在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致使个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无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证明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及其具体形式，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使交易费用最小，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程度的最小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很明显，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在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具体区别。大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马克思则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总和”。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传统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背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开始，　“趋利避害”就被假定为人之本性，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来，所谓“理性”是一种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动方案选择，是人们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规避更大利益损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是人们具体行动方式的依据所在，人们根据自身的这种主观认知结构，遵循“认识一动机一反应一行动”的逻辑进行决策和活动。

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释是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人当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甚至将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样，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马克思哲学的意识观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人们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存在某种形式的约束，正是既定的约束条件使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而只能从中选择达到利益目标或偏好的最优途径。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他或她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西方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每一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变成了同一面目、竭尽全力张扬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丰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个人之间存在着的人格个性和行为特点差异不见了。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通过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范畴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修正，逼近了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更为实际的人与人之间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性约束条件上的区别，因此仍然是从相对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因此，这种静止的人性既不会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也不会因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区别。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将个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爱”、“友谊”时，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的，并且马克思特意在说明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前加上两个定语——“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现实中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现实中每个人具体的社会规定性特点来说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的：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用具体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这一动态发展观为马克思的长期社会形态变迁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不得不叹服：“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第三，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丰寓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关于人性的理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霍布斯丛林”，西方经济学传统将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务于人的一己私利。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将正义、利他等因素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义，在他们实际的经济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响、机会主义行为时——被考虑到的也仅仅是利己主义。这种对人性的狭隘单调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理论逻辑结果，就是将现实中人与人之转贴于 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也承认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认为，人利己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丰富的和多方面的。马克思将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纳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是多元的，但同时也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需要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这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渗透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人们通过分工协作形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交易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创设和调整来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费用。

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

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界定的比较，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具有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唯物论特点；不同的个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差异化占有构成了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性质；同时，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占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在。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并赋予时代特点和国情内容，是新时期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方面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从而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唯物、辩证的理论特点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存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上的差别，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其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行行为选择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所占有的社会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式就不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侵犯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化存在，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强调，个人所占有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努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将为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宽广的制度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制度条件，只要我们完善法律法规。转变发展方式，兼顾“五个统筹”，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