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思想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 卢卡奇物化和异化思想背景

卢卡奇早期物化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全书以卢卡奇对的初步理解为起点，结合一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的特殊历史背景，卢卡奇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是，书中物化理论思想是卢卡奇在没有大量阅读经典著作的前提下提出的，没有建立在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观和历史观的前提下，仅仅从马克思关于商品的拜物教的观点出发结合黑格尔、胡塞尔、韦伯等西方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形成的物化思想。

而卢卡奇晚期比较成熟的异化理论主要体现在卢卡奇晚年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二战后，时代主题由“战争和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各国进入了发展的稳定期，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得到缓和，虽伴有偶尔的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呈现繁荣的发展态势。资本主义物化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另外，此时的卢卡奇已经大量的阅读了关于社会发展的相关著作，这对卢卡奇全面认识异化理论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让卢卡奇认清了一切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并对其进行批判，形成比较成熟的异化理论。

二、 卢卡奇早期物化思想

卢卡奇物化理论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中严重扭曲的人的伦理价值观和生活态度进行严厉的批判，但此时的卢卡奇对于物化理论的研究与那些立足于人道主义的起点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和声讨的思想理论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现象进行指控和责骂，而没有找到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问题，没有从物质生产支配人的精神状况和社会发展出发。但是，当时卢卡奇已经加入到共产国际，并且在价值观上也树立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思想。

三、 卢卡奇晚期异化理论

最早使用异化概念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他在历史观上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异化阶段是由于私有制的产生而造成人性的堕落和罪恶的时代。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神学的过程中也使用异化概念和理论，他认为异化是人的愿望在世俗世界不能够实现，只能在虚构的理想社会中实现，那里有代表公平正义的上帝和神，但是这种虚构的美好社会和上帝不仅不能帮助实现人类愿望反而使得人们任何事都寄托于神和虚幻世界，造成一种对待世俗生活的消极态度，这就是宗教的危害。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虽然继承了费尔巴哈关于异化的思想，也把异化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手段，但是马克思已经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剥削现象，从物质生产实践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商品拜物教中深入研究异化理论。卢卡奇在前苏联学习马克思理论后，不断的反省自己早期物化理论的不足，并且从唯物史观的前提，用异化理论修正和重新阐述早期物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对哲学的运用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卢卡奇认为劳动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表现为外在人的活动，也就是异化，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主要表现在人的能力发展同其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抗，要对资本主义舆论及其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日常生活的异化和意识形态的异化是卢卡奇理论论述的起点。当今不断激化的社会存在同资本对其控制的企图之间的斗争，正是人类摆脱异化的控制、争取获得自身解放的努力。

四、 卢卡奇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比较

卢卡奇的早期思想是通过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来认识研究，混淆了异化和对象化的本质区别，忽视了异化和对象化虽表现为同一过程，但异化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另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还混淆了物化和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的结果是人被物化，人与人的关系被理解为物与物的关系，物化和异化从人与它活动对象和产物的角度被区分开了。尽管卢卡奇是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中得到关于异化的解读，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物化和异化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没有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但是在卢卡奇晚年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却是对与异化范畴相关的外化、对象化、物化的概念进行比较，从而明确了异化的范畴。卢卡奇认为对象化和外化在客观上保持一致，“客体的对象化和主体的外化，这两者作为一个整体过程而构成了人类实践和理论的基础。”[1]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着重强调了无产阶级意识对于消除异化的重要性。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助于扬弃物化，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活动彻底改造自身和社会，在革命过程中将无产阶级自我意识和理论实践相结合，对于物化的克服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此书中卢卡奇过分强调了无产阶级意识在革命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而马克思则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在物质生产的社会中才能实现异化的扬弃。但是在卢卡奇后期的思想中，卢卡奇关于异化的本质已经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有了新的认识，新的超越。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指出异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只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才能加以克服，个人对自身异化的克服离不开个人所处的现实社会。卢卡奇曾明确说过：“脱离自己在其中生存的那个社会而独立存在的个性是不可能有的，因此，这种广为传扬的个性与社会性的对立乃是一种空洞的抽象。如果某个异化问题愈是深刻地触及到一个人的真正的个性并引起他的思考，那么这个异化问题本身便愈是具有社会性，便愈是一个合类性问题。”[2]所以，卢卡奇说摆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异化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以一种新的社会新式代替旧的社会形式，以新的完整的个性代替旧的局部的个性。

五、 结语

异化理论作为卢卡奇重大理论创新，最先反对降低异化在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从卢卡奇最先的物化概念到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赋予与异化新的内涵，是其理论的支撑点之一，也是理解社会存在的切入点之一。卢卡奇晚年的异化理论对于我们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研究个人在人的发展困境和前景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参考文献]

[1]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M].白锡塑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32页.

篇2

关键词：哈特；刑法；语言哲学；日常语言分析

自《法律的概念》的中译本问世以来，作为新分析法学的领军人物，哈特的法哲学思想得到了国内学界普遍、持续的关注。然而，哈特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刑法学家，他的刑法思想与其法哲学思想一样均是深邃和独特的。1953年哈特与A・M・奥诺雷合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此书主要阐述了刑法中犯罪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提出的“直接因果关系”的观点在学术界一直具有权威的影响力。而于1968年出版的《惩罚与责任》则是哈特关于刑法理论的论文集。在这本书里，哈特对刑法中的诸多问题的分析都运用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思路，[1]毋庸置疑，这种独特的分析方法在刑法领域另辟蹊径开创了刑法研究的新视域。

一、“内在观点”与刑法强制性

“强制性”一直作为法律与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规范的本质区别，这种观点始终在西方法哲学的本体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法律强制论也反映在对刑法的本质分析之中。因为，刑法是我们不是服从就是违犯的法律，其规则所要求的被称为“责任”。如果我们不服从，即被说成是“违反”了法律；我们所做得在法律上就是“错误的”，是“规避”责任，或是“犯罪”。刑法所执行的社会功能就是设定和限定某些种类的行为，以作为他所适用的人们不作为或作为之事，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依法对违反或触犯刑法的行为施加的惩罚或制裁，是提供强制的做出这些行为的动机。所以，刑法及其制裁与传统的法律命令模式中以威胁为后盾的普遍命令之间，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

对于刑法的传统强制观念，哈特提出了其独到的观点：“刑法的独特方法使用规则把某种行为指定为指引作为整体社会成员或社会中的某些阶层的标准，即它们被期待在没有官员的帮助或干预的情况下，去理解这些规则，了解这些规则适用于他们，并去遵守这些规则。只有当法律被违反，并且法律的这个主要作用失效时，有关官员才去确认违反法律的事实和施加威胁性制裁。”[1]哈特认为刑法的对社会的特殊作用在于，它听任社会成员自己去发现规则，并使他们的行为与规则相符；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自己将规则“适用于”自己，尽管系于该规则的制裁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遵守规则的动因。很明显，哈特把传统的刑法强制性观念给弱化了，而是认为刑法乃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之一，而人们对它的遵守则来源于对它的认可与接受。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哈特引入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即“内在观点”，这一理论在于强调将规则视为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标准。如果仅仅强调刑法是依仗强制力来在日常生活中实施的，那么显然忽视了社会中某一部分成员所采取的积极合作的态度，而正是这一部分人的积极合作才使刑法展现了其存在的意义。

二、犯罪行为的“控制力说”

在刑法理论中，危害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刑法学的一个基石范畴。这种意志行为说对英国刑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突出的代表人物当属英国著名法学家约翰・奥斯丁，他认为：承担刑事责任，除了要求有犯意――对有关事项的认识与对结果的预见以外，还有另一重要的条件即被告的“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必须是自愿的而不能是不自愿的。在刑事责任中，这一条件比犯意更为重要，因为在“严格”责任或“绝对”责任的情况下，犯意也许可以缺少但这一条件则不可或缺。

首先，哈特借鉴J・L・奥斯汀的日常语言分析批判了奥斯丁的理论并对刑法中的“行为”做出了新的思考。在哈特看来，奥斯丁的“意志行为说”的缺陷之一就是把不作为毫无理由的限定在“自愿”与“不自愿”的标准勘定中。[2]故意的不作为当然应该成为刑法惩罚的对象，但刑法同时也应惩罚出于疏忽的不作为，而奥斯丁的理论显然没有把后者包含在内。

其次，奥斯丁把不自愿界定为没有先存的有关意志或企图发生的肌肉运动或收缩。哈特认为，虽然这种对不自愿的界定的确可以解释一些具体情况，但是奥斯丁的理论仅仅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一件事件是不自愿而没有提供任何标准说什么时候不作为是不自愿的。这就是奥斯丁“意志行为论”的缺陷之二。对于不作为，哈特清晰地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由于一些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人不自愿的没有能力去做某事，即控制力脱离行为之外。例如，甲在正驾驶的车中由于突然昏迷而未能按照交通信号暂停，我们便不能用没有相应的期望而发生的肌肉运动或收缩而让甲承担刑事责任；二是人有能力做某事但却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疏忽而陷入不作为，即主动的不作为。如，乙骑车遇红灯时应停车但乙故意闯灯未停。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应该区别对待这两种不作为，哈特主张只有在第二种情况下行为人才应该负刑事责任，因为只有故意的不作为才是应该受谴责的。

篇3

摘要：《墨子》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性精神、重实用的倾向及重利重义的侠义精神，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透过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潜移默化产生的。《墨子》文艺思想观念的反映，不是单纯理论性的直接表述，而是透过其重要的思想理论反映出来并对后世产生影响的艺术观念，这种影响表现为墨家思想因子的渗入。

关键词：现实性；三表法；实用；重利重义

韩非子将墨家与儒家并称为先秦两大显学，墨子所开创的墨家学派是社会中下层利益的代表，反贵族化特征明显。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所说：“中国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某些思想特征，是空前绝后地以系统的理论形态呈现在墨子此人或此书中的（不包括墨辨）。”[1]至汉代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之后墨家思想就被从社会主导思想中排挤下来，不被社会的上层统治者所承认。但墨家思想却一直在社会中下层中延续，墨家思想对整个社会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尤其在唐以后，属于社会中下层的市民阶层日趋壮大，与之相适应的通俗文学日渐兴盛，墨家思想对文学思想领域的渗透日益显现。

现今学界对《墨子》的研究，受墨子重质尚用观念的影响，认为墨子是反文学的，所以对《墨子》关于文学方面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墨子》五十三篇的文学艺术价值上，而忽视了墨子思想中对后世文学思想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总体上看来《墨子》全书所体现出的思想是重质尚用，反文学的，但书中的很多思想却影响了后世文学思想的发展，对一些作家创作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墨子思想中已经存在了影响后世文学思想发展的因子，这正是《墨子》对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所在。下文将从三部分逐一探讨。

一、三表法中文学现实性精神的体现

《墨子》中所提出的三表法，是墨家思想中衡量得失利弊的一个重要标准。它反映了墨子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就是站在社会中下层人民利益的角度上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纵观《墨子》全书，从百姓和国家利益出发阐述思想主张所体现出来的现实性精神，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基础。

墨子三表法出自于《非命篇》：

“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2]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3]

“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4]

三篇中对三表法的表述略有差异，但总体归结起来就可以看出墨家考察是非利害的三个标准：即是否与古之圣王之意相符，是否源于百姓耳目之实，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考察古之圣王之意，是墨家尊天事鬼思想的反映，也是先秦尊古崇古思想的一种表现。而后两个标准，从国家百姓之利出发，发为言谈，则反映出墨子思想中的现实性精神，尤其强调言谈之所出，要从社会现实出发。三法所指的对象是言谈，但实则也是墨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墨子的很多思想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如《尚贤中》篇所讲：“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尚贤之为说，而不可不察此者也。”[5]。在选贤任能方面，也要考察其是否利于国家百姓，重视国家百姓之利，此即为政事之本。在《非攻》、《节葬》等篇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思想基础都与三表法表述的意思类似。由此可以看出来，墨子将国家百姓之利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所体现的现实性精神在墨子思想中体现明显，在《贵义篇》中他将三表法的标准扩展到一言一行，“子墨子曰：‘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6]。这种对百姓利益的重视，成为墨子思想体系中现实性精神的重要体现。

重视百姓之利，是墨子思想体系中反贵族化的重要表现，这种思想文艺化的一种体现就是文学创作中的现实性精神。这种重视百姓利益的思想在不同的时代在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尤其是在社会处于战乱、民不聊生的历史时期，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学作品屡见不鲜，这些作品构成了文学思想史上重现实的文学创作精神。从一些民歌中对百姓生活困苦的直白表述，到诗圣杜甫诗歌中对民生的文艺化抒写，都能够在其中明显的看到墨家现实性精神的体现。到唐宋之后，通俗文学的兴起，更是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写入戏曲、小说中，这些从广义上来说都是墨家现实性精神在后世文学思想中的体现。

二、重实用的文学观念

《墨子》书中对于文学很少论及，其关于文学的观念也明显是建立在三表法思想基础之上的，具体体现为重实用，从另一方面来说，重实用的文学观念也是墨子节用节葬思想在文艺领域的一个延伸。

《墨子》一书中明确提到有关文学、言谈的地方共有三处：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7]

“子墨子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文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8]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为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9]

以上三处，墨子将文学与言谈并举，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文学是与言谈相类的广义的文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将文学与言谈的作用等而视之，重视文学和言谈一样的实用价值。这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评价道，“墨家尚质不尚文，其对于诗只是断章取义以为自己立说的一种帮助而已。……这虽不足以窥探其对诗的见解，但可以窥探其对诗的态度亦只是一种利用而已”[10]。墨家重视的是文学或者言谈的质，也就是重视他们作为一种表达工具的作用。墨家所追求的是言谈、文学能起到利国家百姓的作用，而不重视文的审美价值，只追求其实用价值。这与儒家强调“文质彬彬”的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墨子》一书虽然对文学少有提及，但从墨家思想整体上所反映出来的重质轻文思想，在先秦许多著作中都有所提及。《韩非子・外储说》中提到，“今世之谈，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辨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其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辨”[11]。墨子思想重在用，为了防止因文害用，所以墨子之言多不辨于辞。

墨子于文学言谈的实用倾向，是文学思想史中功利文学观的一个重要源头。后世文学发展中这种功利性文学观体现在许多作家的创作理论当中，这些作家的共同点在于重视文学的功用，积极提倡文学在关注社会现实中发挥其价值，此后有关文以载道、文道关系的论争，也都是此种思想的发展，更有甚者提出作文害道等较为激进的文学主张，从中也都可以看到墨子重实用文学观的思想因子。文学中的文质之辨，其实也就是关于文学创作中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探讨，两者皆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属性，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对两者各有侧重，实质上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间接反映。

三、墨家侠义思想对文学思想的影响

墨家的侠义观，与文学史上武侠小说的创作紧密相关。墨家所提倡的侠义观在先秦应该是极为盛行的，这可以从史书中对先秦刺客、侠义之士的描写中看得出来，这些也应该是武侠小说中侠客的最初原型。

《墨子》一书中对于义的论述显得相当宽泛，所指的内涵也很广。《耕柱第四十六》，“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12]。这里所言的“义”指的是仁义之道，是从利人利民的角度来讲的。在《贵义第四十七》，则是整篇来论述“万事莫贵于义”，这里的“义”就是百姓国家之利。在《经上篇》更是直言“义，利也”。《墨子》所讲的这种义利观，就是侠义观的最初的一种精神体现。在《修身第二》中讲：“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13]，重利，利他利人，这实际上也是墨子兼爱思想的一种体现。墨家所代表的这一阶层的人，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他们要维护这一个阶层的利益，重利重义就是他们美好理想的一种展示。此外，在《墨子》其他的一些篇章中，我们通过墨子的各种经历还可以看出墨子所崇尚的利国、利民的重利观。如《公输第五十》讲墨子如何出于大义而与公输班、楚王论战，以阻止楚国攻宋。最后，“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14]，表现了墨子追求大义，不慕虚名精神。墨家这种侠义精神在后世的著作中都有提及，《淮南子・泰族训》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15]。这里对墨家的评价，就带有浓重的侠义色彩了。

墨家的这种由重利重义思想发展而来的侠义观，一直在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延续着，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真正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来，就是在市民阶层壮大以后，他们出现了对文学审美的要求之后，通俗文学应运而生，墨家这种重义重利的思想随之演变成了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思想。到后来的武侠小说的出现更是对墨家义利思想的更好诠释与发展。

从最初贵族化特征较为明显的诗、文，到后来戏曲、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形式的出现，直至当代白话小说的盛行，中国文学形式的出现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通俗化的趋势，就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学的受众由最初的上层贵族，逐渐扩展到下层的市民平民阶层，而墨家思想作为中下层群体的思想体现，就会随着文学的下移更加日趋明显的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所以说，《墨子》一书中的一些思想就构成了后来文学思想演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8：50.

[2][3][4][5][6][7][8][9]及[12][13][14]均出自[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闲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265、272-273、277、72、442、208、272-273、282、431、10、488.

[10]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42-43.

篇4

【摘要】和谐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和”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的发展历史，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不仅闪烁着东方式的哲学智慧，而且在促进社会进步、维系社会稳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源远流长，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

【关键词】和谐思想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

和谐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中国文化中，“和”与“谐”同义，而“和谐”在古代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和”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的发展历史，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不仅闪烁着东方式的哲学智慧，而且在促进社会进步、维系社会稳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源远流长，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中国思想历史上，儒家自然观的基本思想主要倡导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既然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人类理应善待自然，就更应尊重自然秩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人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尊重并保护自然，而不能破坏自然，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和片面地利用自然。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荀子在《荀子·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忘。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一种最基本的态度。《礼记·中庸》指出：“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这就清楚地说明，人和万物是平等的、人并不比其他万物具有更高的地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是道教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它反映了道教“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道法自然”的和谐原则。道教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的法则就是“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

二、人与人的和谐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能够宽厚待人，与人和谐相处，是君子人格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更是把“人和”看得高于一切。道家代表作《老子》说：“知和曰常。”在老子看来，整个天地是一个和谐。”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77章)。他主张人要效法天道，通过无争、去奢、知足，达到人与人的相对和谐。

三、人与自身和谐

儒家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人、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基本途径。儒家要求人们首先要妥善处理义与利、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的关系。儒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肯定人的正当欲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孔子还提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所以培养坦荡荡的心胸开阔、仁民爱物、“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的君子就成为实现社会和谐、天人和谐的基础。在人的心与身的关系上，中国古人主张人之身心和谐，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正确处理理与欲的关系。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主张“返朴归真”，认为人的生命存在要与自然沟通，节制和超越物质欲望，不让尘世的喜怒哀乐扰乱自己恬淡、自由、纯洁的心境，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的自然天性。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的修道方式。庄子为达到“圣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的自由境界，明确提出“坐忘”、“守道”、“心斋”等修道方法，通过摒弃内在的心理干扰以及外在功名利禄等利害关系的束缚，以开阔、通达的心态面对现实人生，将阻碍和不利于个体达于静极状态的因素驱散、排除，使心灵澄明出一个纯净的天地，使人真正成为自由意志的人，而不是异己力量的奴婢，从而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越境界。

篇5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前提和财富源泉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方能进行。”因此，“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即是说，任何生产力都是以一定的自然条件即环境为前提的,离开了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里，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前提的思想是清晰明确的。

与此同时，通过劳动过程的精准描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自然界和劳动一起构成财富的源泉。马克思认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表现”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

（二）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人类必须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科学态度。只有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才可以减少和避免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指出：“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耗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马克思强调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在于说明自然界同人本身的联系，在于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不能否定自然界更不能独立于自然而存在。因此，马克思把自然界当作是人的身体的延伸，这是极富有见地的理论，在价值取向上就是说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人的身体的结构的一部分，不容忽视，不容损害。人类保护自然界和顺应自然规律正确利用自然界，就是保障人的生存，就是在积极生产人自己的活动的机能。显然，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就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观点，包含了生态学的哲学思考，极具意义。

（三）“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的思想

“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揭示的是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实质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人道主义”。由于“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要将自己的实践活动根植于自然系统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那种将自然界看作敌人，而采取一味斗争的态度，与自然界“和解”的态度，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从而使各种环境问题就能得以缓解。

二、我国发展生态经济的误区

生态经济强调生态资本在经济建设中的投入效益, 生态环境既是经济活动的载体, 又是生产要素, 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也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经济强调生态建设和生态利用并重, 在利用时抓环境保护, 力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和保护在发展中动态平衡。总之, 生态经济是生态和经济并重、双赢的经济形式, 而不仅仅以其中之一为目标。我国一些地方却不是这样来看待生态经济的, 归纳起来有两类错误的行为, 以生态换经济的行为和以经济换生态的行为。

一类是许多地方本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山清水秀, 空气清洁, 树木繁茂, 资源丰富, 但是在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的政策下, 资源被过度开发, 空气和水被污染, 人为的痕迹破坏了自然的风光。

另一类则是该地方本来没有可以作为旅游的生态环境, 但是地方出于某种考虑, 而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生态旅游景点。对这类行为, 我们应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如果发展生态旅游的投入能够以收益的形式回收, 那么我们不妨将这种行为看作一种投资, 该投资以产业的形式存在, 并且是盈利的, 那么我们可以支持这种投资。如果非但没有盈利反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则应该寻找更好的经济、环境双赢的经济活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应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和支撑点, 并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综合考虑, 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三、增强全民生态经济教育，更好为和谐社会服务

生态经济教育是指使受教育者掌握生态环境系统(包括森林生态系统) 和经济系统的性质及规律,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的关系,认识生态环境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克服对生态环境冷漠无知的态度,确认与自然协调发展新观念的教育活动。

1.协调的自然观。全球都市化正在改变人类的物质和社会生活环境,加快全球的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诸如,人均耕地面积的锐减,水资源的日益紧张等问题使人们感到了资源所带来的压力。人类应确认生物和环境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权利和地位,从而自觉地善待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最主要的是改变自己的主体性立场。必须把人类自身的利益看作是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放弃孤立地、主观地对待人类权利的态度。

2.适度的消费观。在当今，一些人把所消费掉的东西多少,消费水平的高低,看成是事业成败和自我价值实现的主要标志,人变成了消费机器。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极其不正确的。人类应该树立“全面的需求”与“适可而止的消费”的观念,在维持和延续环境资源的前提下有节制地消费。在生活方式方面要走生态道路;树立生态消费的新思路;包括在能源消耗、交通方式的选择、日常生活消费方式的选择等方面都要避免浪费。

3.持续的发展观。20世纪中后期,出现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浪潮。但在后期，这种发展观及其实践模式受到来自经济发展自身的严峻挑战。从70年代起,社会发展的概念进入一个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深刻,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点: 一是整体发展,即把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矛盾或利益加以整合,使之协调发展;二是持续发展,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过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以确保子孙后代的发展;三是公平发展,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公平。

4.综合的效益观。以森林为例：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和林副产品,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利用自身的群体效应,对环境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发挥着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林业具有三大效益,即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在三大效益中,生态效益越来越重要,经济效益在林业中一般而言已不再占优势地位。人们必须深刻领悟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内涵,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林业持续发展。

篇6

关键词：丰子恺；儿童；艺术教育；教育思想；教育目的；竹影

众所周知，丰子恺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画家、散文家和书法家，更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尤其重视儿童的艺术教育，对此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教育观点。《竹影》主要讲述了年少时的丰子恺和弟弟，以及弟弟的同学借着月光在屋后院子的水门汀画竹影，并通过爸爸的教导，领悟到了艺术美的故事。这篇散文虽然不长，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窥探出丰子恺的儿童艺术教育思想。

一、艺术教育必须与生活相关联

丰子恺撰写《竹影》这篇散文，主要是想通过“画竹影”这件趣事对儿童进行艺术教育。但月光下的竹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景象，随手涂鸦也是儿童生活中很常见的行为，这样的取材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我想这和他认为艺术教育应该和生活相关联的思想密不可分。文中孩子们画竹影这一行为，可以看成是儿童的随手涂鸦，儿童的随手涂鸦其实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画像，是他们思想情感的表现，是他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所思所想所悟。丰子恺认为，评判一幅儿童画的好坏，最重要的是看它是否与生活相关联，如果一幅儿童画与生活相关联，那就是值得称赞的画作。同时，他也告诫人们“不仅儿童画是如此而已，文艺之事，无论绘画，无论文学，无论音乐，都要与生活相关联，都要是生活的反映，都要具有艺术的形式、表现的技巧、与最重要的思想感情。艺术缺乏了这一点，就会变成机械的、无聊的雕虫小技”。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儿童画也好，文学音乐也罢，只要是有关艺术的就必须与生活相关联。那么，艺术教育当然也是如此。艺术教育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图画和音乐学科，因为图画音乐只是“直接的艺术的教科”，艺术教育应该融入一切的学科之中；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教育只有与生活相关联才能称之为“完整的艺术教育”。所以，丰子恺取材于“画竹影”这件趣事来实施儿童的艺术教育，主要是因为竹影这一景物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之中的，画竹影这一行为也是来自于儿童的日常生活之中的。艺术必须与生活相关联，儿童的艺术教育当然也必须如此。

二、艺术教育要坚持“儿童本位”思想

当孩子们正在兴致勃勃地画竹影时，爸爸出现了。原文写道：“忽然一个大人的声音在我们头上慢慢地响出来：‘这是管夫人的！’大家吃了一惊，立起身来，看见爸爸反背着手立在水门汀旁的草地上看我们描竹，他明明是来得很久了。华明难为情似的站了起来，他拿木炭的手藏在背后，似乎害怕爸爸责备他弄脏了我家的水门汀。”从“大家吃了一惊，立起身来”和“华明难为情似的站了起来，他拿木炭的手藏在背后，似乎害怕爸爸责备他弄脏了我家的水门汀”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孩子们当时是很紧张害怕的，主要是由于他们弄脏了水门汀，这反映出儿童随手涂鸦的行为在大人眼里是不被允许的。不仅是在那个时代不被允许，就算是在当下，也是会被制止的。那爸爸看见孩子们在画竹影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是不是也像其他大人一样，马上制止孩子们的行为，并呵斥责骂他们呢？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出，爸爸并没有那样做，或许从一开始爸爸就没有想过要那样做，因为文中还写道了这样一句话“他明明是来得很久了”，如果爸爸要制止孩子们的行为，应该早就动手了。从爸爸的这一行为中我们完全可以窥探出丰子恺“儿童本位”的艺术教育思想。他在《儿童的大人化》里提到：“大人因不理解孩子，而强迫孩子照大人自己一样地做人，这是一般的儿童教育上的病根。”“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想是丰子恺教育思想的基础，他认为我们必须以儿童为本位，充分尊重儿童的天性，不要用大人的标准去约束儿童的行为。文中孩子们画的竹影就是一幅幅儿童画，一副“思想感情特殊，而画技未练的人所作的画，是‘重兴味’而‘轻理法’的绘画”。“重兴味”强调儿童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和游戏活动中的趣味性和随意性，“小孩子的生活，全是趣味本位的生活，他们为趣味而游戏，为趣味而废寝忘食”。他们可以将袜子和鞋子脱下来给凳子穿上；吃藕时，用红线在藕片上有规则的孔中穿出一朵花来；他们也可以将两把芭蕉扇当做自行车来骑等等，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成人的眼里，童心就是一种“趣味”。孩子们因为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所以生活中处处都充满着趣味。“人生无论何事，第一必须有‘趣味’，然后能欢喜地从事。这‘趣味’就是艺术的。”所以儿童画完全是孩子们由“趣味”而生发出来的艺术。“轻理法”强调的是儿童绘画时根本不注意绘画的技法。因为儿童处于身心发展还不健全的时期，他们根本不懂如何细致地观察物体的各个部分，不知道如何用线条和色彩去表现眼前的物体，所671周刊以只能粗略地把物体的轮廓画出来。丰子恺认为“他们本能地将事物去提纯、简化，把事物最重要的特征、最本质的东西反映出来，在提炼简化这方面，儿童比大人做得好”。因为大人的眼光常常被思虑所迷惑，看不清楚物象本身的姿态，儿童的思虑却非常简单，最容易发现物象的本相。可以说儿童画是忠于主观，故意把客观加以变化而表现的画作，和中国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一切中国画都是忠于主观，不肯依照实物而描写的，儿童画和中国画都是主观派艺术。

三、大人要平等的对待孩子

后文继续写道：“爸爸似乎很理解他的意思，立刻对着他说道：‘谁想出来的？这画法真好玩呢！我也来描几瓣看。’弟弟连忙拣木炭给他。爸爸也蹲在地上描竹叶了，这时候华明方才放心，我们也更加高兴。”从这里可以看出，爸爸不但没有制止孩子们画竹影的行为，还自己参与到绘画中。但前文提到爸爸只是在旁边看，就像大多数的家长一样，当孩子们在画画时，大人们只是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那为什么后来爸爸还要参与到孩子们的绘画中去呢？因为丰子恺曾在《儿童苦》里说，“试看现在的家庭里，桌子都比小孩子的头高，椅子都是小孩子所坐不着的，门都是小孩子开不着的，谈的话与做的事都是小孩子所听不懂又感不到兴味的”，“一切日常生活诸事，都以大人自己为本位，把小孩子当作附属物，全不参考小孩子的意见，顾到小孩子的方便，或征求小孩子的同意。”他深感世间儿童者的痛苦，所以告诫大人们应该设身处地想想孩子们的生活，应该站在和孩子们一样的高度去看世界，也就是要大人们平等的对待孩子。当孩子们正在创作“艺术作品”时，应该俯下身去和孩子们一起参与，一起创作，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孩子融入其中，平等的对待孩子。

四、大人要因势利导设计孩子学习

虽然丰子恺强调要坚持“儿童本位”的艺术教育思想，但绝不是任由儿童胡乱地进行艺术创作，在适当的年龄段，大人们就应该对其技法上的错误进行纠正，并补充知识上的不足。所以他认为大人们不仅要参与孩子们的艺术创作，还一定要懂得因势利导设计孩子学习。在《竹影》中，丰子恺虚拟了一个父亲的形象，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强调“儿童本位”的艺术教育思想，尊重儿童的童心、童趣。二是因势利导提升孩子们的艺术眼光、艺术涵养。文中，孩子们正是在爸爸的教导下，知晓了吴昌硕、官夫人、赵子昂等人；了解了“画马的困难在于马本身上，画竹的困难在于竹叶的结合上”；懂得了“中国画不注重‘像不像’，不像西洋画那样画得同真物一样”；此外，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明白了“那些竹叶的方向、疏密、浓淡、肥瘦，以及集合的形体，似乎都有意义，表现着一种美的姿态，一种活的神气”，从而提升了孩子们的艺术眼光、艺术涵养。所以当面对孩子们的随手涂鸦时，千万不要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脏乱的、不整洁的、不道德的，非得严令禁止不可。然后就要没收他们口袋里私藏着的炭条、黄泥块和粉笔头，边没收的时候还要边狠狠地教育一番，殊不知过了几日，孩子们的口袋里又私藏了炭条、黄泥块和粉笔头，当大人们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又会取出这些画具来，在雪白的墙壁上，光亮的地板上，整洁的门窗上，重新开始他们的艺术创作。这样的情况屡禁不止，与其去阻止他们，何不因势利导设计孩子学习呢？这就是丰子恺说的：“所谓培养，就是做父母做小学先生的人，应该趁机助长，修正他们对于事物的看法。助长其适宜者，修正其过分者。”丰子恺对艺术教育的目的有三重解读。第一，他认为“教育是教人以真善美的理想，使人可以窥见崇高广大的人世。从人的心理上说，真、善、美就是知、情、意。知情意，三面一齐发育，造成崇高的人格，这样的教育就完备了。”如果其中有一面偏废，那这样的教育就是不健全的。科学是真的、知的；道德是善的、意的；艺术是美的、情的。这是教育的三大方面，所以艺术教育就是美的教育和情的教育，教人“涵养美感”、“陶冶情操”，学会艺术的生活。第二，人的心灵向来是很广大自由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碰到的钉子越来越多，为了能够顺利的生活下去，我们渐渐压抑了内心自由奔放的感情。但是那颗渴望自由的心却一直在悸动，这就是“人生的苦闷”的根源。“艺术的境地，就是我们大人所开辟以发泄这人生的苦闷的乐园，就是我们大人在无可奈何之中想出来的慰藉，享乐的方法”。艺术教育是为了让人摆脱“人生的苦闷”。第三，他继承了李叔同的艺术教育观点：“先识器而后文艺”，识器是辨识艺术的外在形式，然后在艺术形式的辨识中涵养艺术人格，艺术修养，这是一个涵养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艺术教育的直接目的是教人掌握艺术技法，但这只是艺术教育的目的之一，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对人进行人格和德行的培养。

综上，《竹影》这篇散文体现了四点丰子恺的儿童艺术教育思想。第一，艺术教育必须与生活相关联；第二，艺术教育要坚持“儿童本位”思想；第三，大人要平等的对待孩子；第四，大人要因势利导设计孩子学习。

作者:郝益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丰子恺著．丰子恺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08．

［2］徐俊西主编，殷国明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48丰子恺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06．

篇7

关键词:研究生 思想教育 原则 内容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00-02

伴随国家研究生培养的快速发展,人才竞争日益激烈。按照我国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人才要求的标准衡量,当代研究生不仅需要具有本学科、专业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还需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素质。因此在注重规范研究生培养环节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加强对研究生的思想教育。

1 研究生的思想行为特点

我们招收的研究生为全日制研究生,属最高层次的受教育者。作为一个独立的受教育群体,研究生在生理、心理、思想、学习、研究和生活方式上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1.1 研究生的生理、心理特点

目前,我单位研究生的年龄多在21～27岁之间,没有工作经历,均为应届本科考入我单位继续攻读学位者。从生理阶段看,他们都处于青年晚期或成年期;从心理发展阶段看,他们的个性发展基本或已经成熟,心理需求趋向于较高层次的成就需要。

1.2 研究生思想特点

思想活跃,求新意识强,总体趋向于成熟。自我意识和独立性开始增强,具有一定分析评判能力,但还不够成熟,看问题存有较大的片面性。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基本形成,但还处于易变阶段。

1.3 研究生学习、研究的特点

由于我单位为综合性科研设计单位,专业分布较为广泛,因此研究生在学习、研究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

(1)人员分布较散。由于研究方向不尽相同,他们学习、科研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呈现出分散性的特点,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所根据课题研究方向进行论文撰写、文献查阅或参与科学实验活动。

(2)学习压力较大。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工作是紧密结合基层单位有关课题实际科研、生产任务的。

(3)要求较高。随着国家和单位对研究生培养环节的进一步规范,对研究生本人的培养目标更加明确。首先,研究生既是学生,又是一位准科研工作者,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又应成为知识的使用和创造者;除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外,大量的时间都应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是导师课题研究中的助手或是主要依靠的力量。其次,从我们培养研究生的目的和期望值看,要求他们承担比本科生更重要的社会责任,要求他们中间尽快有人脱颖而出,成为本专业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4)师生关系密切。首先他们是导师的助手,受导师影响较大。其次,研究生一部分补贴的是从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经费中分配的。

1.4 研究生生活方式的特点

我们所培养的研究生随着年龄的增大,在刻苦攻读学位、完成学业的同时,还必须面对家庭、婚姻和经济生活等实际情况。由于专业上的分布不同和培养环节上的不同,以及他们在年龄、社会阅历、心理素质等方面的不同;所以研究生在大部分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是以个体劳动为特征的,在生活方式上也具有较大的个性差异。

2 研究生的思想状况

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与研究生接触过程中,通过观察、了解发现当前研究生思想状况总体上看是好的。他们热爱祖国、胸怀大志、尊敬师长、勤奋好学、渴望自身成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以下几点。

(1)应届生思想成熟度较低。随着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研究生中的独生子女群体开始出现。他们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危机感不强,对问题尤其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较差,看问题存在较大的片面性。

(2)人格更具有个性化。由于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逐渐重视学生的创造力的培养,这种自然科学领域内鼓励个性化的教育方式有时会影响学生对事物的思维方式。研究生作为这个领域内最为活跃的表现群体,他们人格的个性化色彩日趋浓重。

(3)自我优越感强。由于研究生相对本科生来讲,还是相对少数,因此他们思想上有一种优越和自豪感。

(4)对说教式思想工作方式认同性较低。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媒体的影响,研究生对社会上的各种现象较为敏感,靠书本的说教式思想工作方法的收效日渐微小。

3 研究生的思想教育原则

根据我单位研究生思想行为特点及思想状况,我认为加强研究生思想教育应遵循以下教育原则。

3.1 加强思想教育与严格日常管理结合的原则

实行思想教育和管理的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是做好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有效途径。科学管理是思想教育的有效载体;而思想教育又是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保证。思想教育不能独立于管理之外;管理也不能脱离思想教育孤立地进行。渗透思想教育的管理是能动的管理;贯穿于管理中的思想教育是有效的教育。

3.1.1 把好研究生录取关

研究生录取是人才培养的“进口”,只有严格审核生源政治和业务质量,才有开展研究生思想教育的良好基础。几年来,我们在完成招考工作中,组成核电相关领域的专家小组进行复试工作。在复试过程中,不仅要考核生源的业务素质,同时也加强对其思想政治素质的考核力度。通过调档、审档可以对考生的政治信仰、思想品德、文化素质、生理、心理素质等有了基本了解。注意避免把一些思想政治素质甚至生理、心理不合格的考生招录进来。在研究生入学后,还要认真做好复查工作。以保证研究生队伍的质量。

3.1.2 严格研究生学籍管理

研究生学习、研究活动分散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教育必须与严格学籍管理相结合,在管理中渗透思想教育。

(1)抓好研究生新生教育。

研究生入学后,组织他们学习有关研究生管理文件,使他们能够尽快了解培养研究生的相关政策,迅速进入学习、研究工作的角色。

篇8

关键词：大学；校训；差异

一、大学校训的内涵

校训，一般定义为：“学校制定的全体师生需遵守的行为准则与规范”。从解释中可看出，校训具有规范性、指导性，其主要目的是规范师生的行为与道德，使之符合学校所追求的教育理念及价值取向。学校精神和文化的灵魂是校训，因此，中外大学都十分重视校训的制定与诠释。不同学校的校训各有不同，反映的不仅是一国的历史、语言、文化特征的差异，更体现的是不同学校的教育文化理念及精神的追求。

二、中西校训思想内容的比较

(一)中国校训的思想内容

中国大学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向西方学习的产物，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也随之传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道德思想、教育理念等思想和社会现实制约的影响，导入我国的西方教育思想在中西文化交流、现代与传统的思想碰撞中得到不断的调适与发展，从而形成了我国大学独有的充满自身特色的多元化的教学理念和宗旨，这在校训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1.引经注典，承续传统

各类大学不约而合地引用了中国传统古典著作和耳闻则诵的名言警句，有湖南大学、天津大学的“实事求是”源自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1]；南京师范大学的“笃实敏行”出自《论语•子张》；香港大学校训“明德格物”出自于《礼记•大学》……这些都反映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深刻影响着大学教育和治学精神的培养，表明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伟大生命力[2]。

2.顺应时代，紧随潮流

通过深入分析和考察各类大学校训拟定的历史发展及校领导对其内涵的解释，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大学校训在一方面坚持继承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将其发展，使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浙江大学将“求是”作为校训，并将其在学校的发展中得以充分发扬与倡导。1897年创办的求是学院为浙江大学的前身，1901年更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1928年正式定名为浙江大学[3]。1938年11月，当时的校长竺可桢提出并决定将“求是”定为浙江大学校训，并在此后的多次会议和演讲中对“求是”进行深刻阐释，并于1941年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演讲中，就“求是”的内涵解释为牺牲精神、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对此，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竺可桢校长赋予“求是”的时代气息，即要求大学教育要紧靠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追求科学真知，服务社会[4]。

3.中西合璧，相辅相成

在中国教会大学的校训中尤为显现了中国传统教育价值观与西方大学理念的融合。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源自《论语》的一语，其英语校训“光和真理”则是来自西方传统格言，这两则格言的结合反映出中西教育价值取向的合璧，这是一种在结合古典儒家的精神气质的基础上，又符合基督教的教义的体现，表明了中国教会学校的特殊性质[5]。

(二)西方校训的思想内容

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宗教文化，尤其受基督教的影响深刻，大学弥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另一方面，西方大学强烈倡导“独立”、“自主”、“自由”等教育理念，这些都在西方大学校训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如牛津大学校训是“上帝乃知识之神”、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和光明”、斯坦福大学以“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为校训、哈佛大学的校训为“让真理与你为友”、普林斯顿大学以“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世界”定为校训[6]。将校训进行解读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校训多为简练语言，寓意深刻，丰富蕴涵各类大学的价值观，如求知、求真和捍卫学术自由与独立等。同时，紧随时代的步伐，将服务社会和国家的理念在校训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

三、比较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大学，仍然受传统思想“大学之道”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从大学校训中可以一目了然，同时也反映在了当代大学教育凸显出来的问题上。目前的高校教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以死记硬背为主、重分数和理论轻实际，教育方法和思想陈旧落后等现象十分常见。另外，受本文主义思想影响，校园里缺乏科学、严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而在西方国家，如哈佛大学，在进现代100多年的发展中，尤其重视借鉴和学习高等教育强国的优秀的先进的教育经验，开拓创新，开创了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的新时代。其成功之道在于掌握并发扬了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学术“自主”等教育精神。俗话说的好：“借他山之石，可攻玉”，我国大学要想挤进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必须要向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的大学学习它们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大学的实际发展情况和自身特点，进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提升我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四、结语

虽然中西大学的校训在思想内容方面受各自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社会的影响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它们都真实的体现出各自大学的文化和精神，其校训内容都蕴涵了各所大学教育的宗旨、理想、精神、责任、价值观和质量观等，也都体现出现代大学的目标：各类大学都应在“自由”和“自治”精神的引导下，坚持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崇恕.世界知名大学校训校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348-350.

[2]赵金昭.略论高等院校的校训[J].洛阳大学学报,2003(1):108-109.

[3]周谷品.近代中国大学校训[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2):96-99.

[4]李犟.我国大学校训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走势[J].高等教育研究,2005(1):83-85.

[5]王春喜,程斯辉.中外大学校训比较研究[J].教育科学,2007(3):31-34.

篇9

关键词: 柏拉图;理想国;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D631.15

1 柏拉图的生平简介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客观唯物主义的奠基人。他出生于雅典贵族家庭,青少年时期曾学习文学、音乐和绘画,并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20岁后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前后8年。苏格拉底去世后,他离开雅典,四处游历。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创办学园,收徒讲学,培养了包括亚里士多德等一大批学生。其一生著作颇丰,所著内容多以对话体出现,他的精神和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阿尔福莱德•诺尔特怀特海所说的“全部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可以说是对柏拉图思想最富价值的概括。柏拉图倡导通过教育来培养公民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的品德,使社会各阶层的公民都能够遵循

社会道德规范,整个国家从而达到一个至善、正义、公正的状态。

2 理想国的大背景

教育不仅仅是《理想国》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这本书的一个大背景。柏拉图本身就是一个教育者,他所提出和教导的哲学就是建立在苏格拉底的教学基础上。因为教育是一种积极的手段,统治者可以通过教育而将人性朝着正确的方向塑造,从而创造出一个和谐的国家。现代的人们不能不感到惊讶的是,柏拉图竟然用那么的篇幅来讨论教育的问题,竟然用那么直言不讳的方式宣称国家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他本人把教育称之为“惟一重大的事情”,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教育占据着极其显著的地位。卢梭就曾经说过,《理想国》这本书几乎根本就不是一部政治著作,而是迄今为止当时最伟大的讨论教育问题的专著。在理想国的第2卷和第3卷中,苏格拉底对灵魂、知识和现实的性质的探究还不够深,但是他已经察觉到了教育的首要性。在第376节中,在描绘完护卫者那种哲学之犬式的特点之后,苏格拉底问到:“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培养教育他们呢?”接着,在第423节中,有一句贯穿理想国始终的陈述,他向阿德曼图建议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和培养”。因为,如果人们受了良好的教育就能成为事理通达的人。以及在425节中的“很可能……教育给人带来的爱好会决定其他……”。教育是如此的重要,必须与整个社会团体联系起来。

《理想国》的内容众多,但是苏格拉底对教育的最深刻论述思想仍然凝聚在他的洞穴想象上。文章描述了眼睛可能从两个方面被迷惑:从黑暗到光明或是从光明到黑暗的瞬间转变。他说:“教育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中去似的”,而“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灵魂本身具有一种知识的能力,教育只是使这种天赋固有的能力能够掌握正确的方向,使它从黑暗转向光明,从变化世界真实世界,转向真理,认识善的理念。教育并不是在空板上记下知识的内容、信息甚至是技巧,而是对目光、思想以及灵魂的洗涤。

3 柏拉图的关于教育理论的主要观点

柏拉图认为既然赋予了教育以这等程度的重要性,国家教育便不能听任私人要求和某一商业化机构的左右,而必须由国家本身来提供所必须的手段,必须确使公民们真正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训练,并且必须确保所提供的教育与国家的和谐相符合,柏拉图的计划就是要实行一种由国家控制的义务教育体制。柏拉图的教育规划主要分为几大部分: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同时柏拉图还主张全民教育、男女平等教育以及各种形式的艺术教育。

3.1 学前教育

儿童在三岁以前,由女仆专职负责饮食起居;教育则由国家最优秀的公民来监督实施。对儿童的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的阶段,最容易受陶冶,你把它塑造成什么型式,就能成什么型式”。胎教也是必要的,应该“指示怀孕的妇女要注意运动”,是为了有利于未出生的孩子所需要的那种训练。孩子出生后,必须确保女仆甚至在他能走路之前给他有益的运动和空气,尤其是不许孩子由于过早走路而伤害自己。婴孩应尽可能接近于仿佛他一直在大海上那样生活,应该把他上下摆动,让他歌唱,以便使他免受惊吓,这是发展勇敢和坚定性格的首要的准备工作。3―6岁的儿童要集中到神庙的儿童游戏场上,由国家选派公民监督教育,饮食起居由女仆负责。教育内容主要是讲故事、做游戏、学音乐等。柏拉图对幼儿教育很重视,认为讲给幼儿的故事要经过挑选,剔除不健康的,应选择那些能激发幼儿勇敢、正义和高尚品德的故事。

3.2 初等教育

理想国中勾画的初等教育计划主要是对当时通行的教育方式的一种改革,而不是发明一种全新的教育制度,主要包括音乐和体育方面的训练,还有诗以及各种高级形式的文学。儿童在6岁时开始进入男女分校学习,接受同样的教育,并且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分别进入国家办的文法学校、弦琴学校和体操学校学习。这一阶段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情感和道德,发展儿童灵魂中的低级部分,形成节制的品德。18岁毕业后,大多数人,尤其是手工业者、农民的子弟要进入社会做一个顺从的劳动者。富人家的子弟在18―20岁期间要接受较高一级的教育,培养他们的意志和勇敢,使之成为保卫国家的军人。柏拉图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认识美。认识美、爱美,才会最终认识世界上最美的事物―智慧,才会爱智慧,这种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柏拉图和大多数希腊人特别强调音乐,把它列为“七艺”中的重要课程,接受过音乐教育的儿童长大了更富有创造力。音乐直接作用于人的灵魂,是灵魂提升的一个有效途径。音乐能更好的教育灵魂,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人也会与那些在行为举止上表现优美的人交往,而远离那些表现粗俗的人。这样就会出现“美好的灵魂与形体和谐地结合为一体”这种最美好的景象。音乐教育之后,年轻人应该接受体育锻炼,音乐和体育是互补的。

3.3 高等教育

这是国家对极少数具有所谓金质潜能的年轻人所施加的促使其灵魂转向、直观善的理念而最终成为理想的统治者――哲学王的教育。其内容为: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声学。依照这个次序将灵魂从可见世界逐级上升,最后达到辩证法――哲学的世界。在理想国的第七卷,苏格拉底对哲学王的教育提出了一个精练而又极为抽象的计划。在感知中有些事物是不需要借助理性思维的,单是感觉自身就可以作出适当的判断,这就是不能同时引起相反感觉的事物。可是有些事物却是会同时引起矛盾的感觉的,这就需要理性思维来考虑,这是由可见世界向可知世界迈进的第一步。需用数学来“教育我们的那些天赋最高的公民”,即哲学家和拥有哲学思维的统治者。第二,几何学。这门学科从产生那天起,就不是纯思辨的。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军事上,它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力。“几何学的对象乃是永恒的事物,而不是某些有时产生和灭亡的事物。”第三,天文学。这门学科作为灵魂转向的内容,虽然“天的制造者已经把天和天里面的星体造得不能再好了”。但我们要真正研究天文学,并且正确地使用灵魂中的天赋理智的话,我们就应该像研究几何学那样来研究天文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不去管天空中那些可见的事物。

学习这些科目的目的,是为最终的哲学规律――辨证法作准备的,辨证法是在《理想国》中规定的一个过程,一个提问的过程,它是一种绝对的开端或第一原则,它不赖于其他的假设,而是停留在自我满足的基础上。柏拉图将这第一原则称为善的理念。这些阶段结束后,其中的极少量的天资聪慧的,造诣较深的人可继续受教育,用20年的时间来研究辨证法,培养学生用理智去衡量各种事物。这是最后阶段的教育,学生50岁毕业后可担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成为哲学王。到此为止,柏拉图的培养“哲学王”的教育目标就完成了。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是直接为其所构建的理想国家服务的。他认为,统治者最需要抓好的大事只有一个,就是教育,即通过音乐和体育培养出优秀的公民。培养公民的教育只是初等教育,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最高知识的、真正合格的城邦统治者,即集智慧与权力于一身的“哲学王”。

《理想国》一书所提出的不仅最有特色而且也最有原创性的建议就是高等教育制度。

4 全民、全面、平等教育

柏拉图主张应当在全体公民中实施全面的社会教育,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文法、修辞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和辨证法,称为“七艺”。柏拉图认为教育不能采取灌输的方式,不要企图将灵魂所没有的东西硬灌输进灵魂中去,而要采取诱导的方式,更难能可贵的是柏拉图是西方教育史上最先提出男女的平等教育问题,柏拉图相信男孩和女孩的天赋能力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不论男女都应当受到同样的教育,而且妇女也应当和男人一样适合于担任公职。柏拉图的主张旨在使全部公民的天赋能力都能够为国家所用。同时柏拉图也认为教育是义务的、终身的,这种教育理念已成为各国普遍遵守的教育原则。

5 总结

柏拉图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提出系统教育理论的人,其教育思想涵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所有阶段和各个方面。柏拉图的理想国家是一个教育的理想国家,而教育就是使灵魂转向以达到最高理念的唯一方式。他不仅为理想国家设计了完整的教育制度,而且也依据灵魂提升的阶段性,设计了理想的教育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阶段性学习和训练就可以促使灵魂逐级上升,并最终获得真、善、美的知识。但他的教育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他的教育思想是为其乌托邦式的国家政权服务的,带有强烈的阶级性。尽管提出终身教育,但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的,而是分等级的,是对第一、二等级即统治阶级实施的。尽管如此,他的教育思想对整个西方的教育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篇10

2.城邦及立法的产生。在谈到城邦的产生时，雅典人是这样叙述的：经历了无数的灾难(洪水、瘟疫等)之后，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幸存者们起先大概在荒僻的地方按隔离的家族群生活，很少甚至没有互相联络的手段，几乎没有生产工具。当他们开始恢复彼此交往时，他们大体上仿照游牧者的方式靠他们的畜牧产品生活，不积累“可以携带的财产”，因此，没有竞争和贪心。他们的生活由家长管辖，每个家长为自家制定规章。经过一段时间，人类从这种“游牧生活”过渡到农业生活，并且在山顶上新拓居地。为了防御危险，一些家庭会结合在“大屋子”下。由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特定的习俗或规则，“大屋子”会从每个家庭带进拓居地的各种规则中挑选可以为共同体接受的东西，加以整理，发展成一种新的生活规则，这就是原始立法的起源。当洪水的记忆完全消失时，人们就会敢于走下高地，进入平原，较大规模地建立像荷马史诗中描写的伊利奥斯那样的城邦。当然，“这些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极其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演变的”。

3.政体。柏拉图主张的是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相结合的混合政体。“两者——专制和自由——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事情就变得好多了”。柏拉图还主张分权。他认为，为了任何国家的永久福利，需要在几个方面划分最高权力，把完全的统治权集中在同一人手中是毁灭性的。

4.法律权威。他说，在一个“真正的政体”中，统治者不是阶级利益集团，而是上帝，而上帝藉以使其命令家喻户晓的声音，就是法律。因此，良好政体的根本原则是，统治者不应是个人或阶级，而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法律。

5.立法、执法和守法。柏拉图在书中构建了人们的一切行为都由具体的法律来规范的新理想国。

由此可见，柏拉图在他的晚年思想中实际上已经由早期的理想国式的所谓“人治”转向了后人所称的“法治”，这与亚里士多德后来的法治思想不可谓不一致。众所周知的亚里士多德法治“公式”：

一、要有制定的良好的法律；二、制定好的法律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在《法律篇》中都能找到出处。柏拉图强调的法律形式实际上就是良法的问题，而柏拉图不仅强调了守法，也强调了立法与执法，从当今的意义上看，柏拉图似乎比亚里士多德更加进步。这一点与我们的传统认识有了巨大的不同，那么怎么解释这样的进步与退步呢?

我认为，所谓的柏拉图的人治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甚至柏拉图前期的理想国思想和后期的法律篇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柏拉图一生最后20年里，曾经是希腊精神生活中心的古老城邦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叙拉古远征瓦解之后，雅典沦为第二流强国；在泽凯莱战争结束之时，斯巴达的霸权地位也一去不复返。希腊文明的存在，因东面的波斯人和西面的迦太基人的侵犯而遭到威胁。要保住希腊文明，只有依靠新城邦的建立或者老城邦的复兴。而这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崭新或复兴社会提供一套完善的政体和基本法律。柏拉图的《法律篇》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不可否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有所谓人治的主张，即由“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的哲学王来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并呕心沥血地为此制定了理论基础，但当别人问他这种理想国在人间能否实现时，柏拉图自己也感到惶惑，承认这种理想国只存在于天上，他说，“或许天上边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晚年的柏拉图根据自己长期切身的政治实践所带来的惨痛教训，意识到“理想国”是不切实际的，在人间无法实现，转而主张法治。基于这种认识，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设计了新理想国的蓝图。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也认为柏拉图在其后半生对他的法律思想作了“实质性的修改”。

我认为，这样的看法仅仅看到了表面现象，却并为发现本质的同一。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强调法治的良好功效以及具体的法律形式(即良法)的重要性和立法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同样强调了制定良好的法律。但是，这样完美的法律应当由谁来制定呢?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出答案。他的老师柏拉图自己也回答不出来，事实上，他又一次陷入了如同理想国一样的惶惑中，于是转而唯心的求助于上帝，认为统治者不是阶级利益集团，而是上帝，而上帝藉以使其命令家喻户晓的声音，就是法律。

那么也就是说，《法律篇》中的法律靠人同样制定不出，还是得依靠天上的上帝，这同《理想国》中虚构的哲学王又有多大的差异呢?可见，柏拉图的思想根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法律篇》中，智慧具体化为法律，也许可说冻结为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法律规范在总体上可能是最为合理的。因而，现实的国家是法治的国家，是依靠守法的意向，通过培养服从法律的精神试图达到和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法治思想应当起源自柏拉图，而非大家普遍公认的亚里士多德，并且柏拉图前期的所谓“人治”思想和后期的思想实际上也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是具体形式的差异。

参考文献：

[1]沈宗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

[2]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

[3]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