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征管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4 14: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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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文章通过分析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税式征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推行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提出了建议。
一、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必要性
社会保险费征收税式管理是社保费筹资制度发展的必然这既是扩大参保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增强基金抗风险能力的需要，同时也是有效控制参保单位和职工在参保和缴费问题上的逆向选择、防止参保缴费上的道德风险的需要，除此之外还有如下两点。
(1)税式征管是进一步明确社会保险各主体之间法律责任的需要。目前，社会保险费征缴环节中的核定制度带来的突出问题是：申报主体、核定主体和征缴主体三方之间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参保单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少报、漏报社保费现象，还有一些社会保险机构(包括行业垂直管理系统的代办机构)将归集的社保费不按期如实向核定机关和征收机关申报解缴，而是占压(有的跨月份短期占压，有的跨年度长期占压)，有的甚至挪用于炒股；有的把社保费作为收入当工资发放等现象。检查机关发现这些问题时，因法律责任难以界定而无法处罚。因为缴费人在缴纳社会保险费之前需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参保人数和缴费基数进核定，核定确认的缴费数是征收机关依法征缴的依据，企业未申报的，但又确实是那些代办机构归集的社保费。面对参保人利益受到损害和社保费隐性流失等情况，检查机关无处罚的法律依据，只好不了了之。执法部门在划分上述三者之间的法律责任时，感到有些无奈，即缴费人本应承担的如实申报的责任转嫁给了核定机关和征收机关，核定机关没有足额核定，应核定尽核；征收机关没有足额征收，应收尽收。如果对缴费人不如实申报事实进行处罚也不妥，因为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的缴费数是经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盖章认可的，这种认可具有法律效率。如要缴费人承担不如实申报的法律责任，则法律依据不足，因为征收机关以核定机关的核定数为征收依据，企业申报不实，核定机关有责任。实行税式征管后，建立参保单位和缴费个人自行申报制度，征收机关将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数作为征收依据。如果参保缴费单位不如实申报，一旦发现，就可以追究申报主体的法律责任。所以，实行税式征管，建立自行申报制度，自核自缴，既有利于明确社会保险费征纳双方的法律责任，又能提高全社会参保缴费的法律责任和意识，还能强化府保险费足额征收，使地税部门和社保部门真正做到各负其责，相互协调。
(2)税式征管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实施规范管理，进一步提高社保基金征缴率的需要。目前社会保险缴费制度安排导致企业申报核定的工资总额与企业的实际工资总额不相符。以湖北省省直统筹为例，社会保险费申报不足核定不足情况普遍存在。没有做到应核尽核，应征尽征，30％费源流失(见表1)。国家政策规定了申报缴费的下限和上限，即参保人申报缴费工资基数按参保的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至300％进行保底和封项。社保费实施地税全责征收后，通过实行“双基数”申报，能解决社保费旧征缴办法中基数核定欠规范的问题，并能按企业的实际用工情况和实际工资水平确定企业应缴社保费数额，确保所产生的原始应征数据真实可靠，从而有效抑制目前社保费申报和征缴中出现的费源流失问题。
2、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的可行性
(1)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已具备“准税收”的属性。国家是社会保险费的唯一管理主体，有比较完备而且具备一定立法层次的政策制度体系，确定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征收管理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固定性和规范性。从养老保险制度改为统账分离，统筹账户要向个人账户划拨的问题得到破解。社保费实行税式管理，税务机关可以根据企业工资总额据实征收，有效调节平衡参保人员利益分配，发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的优势。现有养老保险制度为社会保险费税式管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税务机关征收的实践为实行社保费税式管理奠定了工作基础。全国已有20个省、市、区实行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税务机关充分利用税收征收管理资源、优势和经验，对社会保险费实行费式管理，建立费源台账，实行源泉控制；建立了社会保险费费源管理制度，开展征缴稽查，清收各类欠费；开发了征缴软件，对社会保险费实行了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实行税务征收省市较之以前普遍征缴率和收入总量都大幅提高，即社保基金征缴率相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的省份，其征缴率要高出10％以上，每年征缴率均高达95％以上。税务机关是专业化的、社会化的征收组织，基础设施好，管理规范，特别是“金税工程”的实施，大大提高了科技化、精细化管理的水平，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征管信息网络。税务机关可以借用税收征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税务机构遍布全国，拥有经验丰富的税务人员、严格的管理机制和完善的征管手段，便于规模化、集约化管理，降低税费征收成本。
(3)国内一些省份率先推行地税机关全责征收社保费的实践为全面推行税式征管提出了可能性。如广东省于2005年就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地税机关全责征收社保费，劳动社保部门将不再负责社保费的申报、核定、追缴工作，建立起了地税部门负责社保费申报、核定、征收、追欠、查处、统计和化解，社保部门负责社保费登记、计账、待遇审批和基金发放管理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真正实现了社保费“收支两条线”。广东省还建立“缴费人自行申报缴纳，地税机关重点稽查、以查促管”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明确企业应按有关缴费政策规定和要求自行计算、如实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律责任，强化了缴费人自觉申报缴费意识，明确征缴双方法律责任，理顺征缴双方关系。
(4)国际经验也证明了社保费税式征管在实践上的可行性。世界上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32个国家和地区是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保税或费。许多国家社保基金筹资形式的主要部分是“费”而非“税”，但征管体制则归属于税务部门。如英国上议院决定于1999年4月1日将原社会保障部的社会保障缴款征收机构及其征收职能并入税务署，国家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缴款政策由税务署制定。俄罗斯也实行了社会保险“费改税”的改革。2000年8月5日普京签署新《税法典》，将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付费部分改为统一的社会税，养老保险费由改革前的缴费形式变为以统一社会税形式缴纳，其征收机关由原来的社会保障部门改为税务部门。国外的经验为我国改革社保费筹资方式、实行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提供了可行性参考。
二、推行社会保险费税式征管的建议
1、理顺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体制
首先，要从国家决策层上统一认识，尽快改变目前在征管上的“双轨制”，在全国明确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的主体地位。其次，赋予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的职能。按照谋其事、负其责、授其权的原则，实行事、责、权的高度统一，明确授予税务部门社会保险费参保登记、申报缴费和计费工资基数核定以及检查、处罚等征收管理各个环节完整的管辖权，以利于税务部门充分发挥征收管理优势，强化社保费的征收管理。
2、在缴费工资基数上，实行“双基数”申报制度
分为企业缴费工资基数和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其中，企业缴费工资基数，应按本单位全部职工申报缴费工资之和，实行保底不封顶进行申报核定，即取消按社会平均工资或按职工平均工资为核定依据的做法，改为以企业全部工资(包括各种津补贴、奖金、加班工资，年薪等货币化收入)作为申报的依据，据实申报征收。个人缴费工资基数按原政策规定，实行按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一300％保底和封顶进行申报核定。既避免高收入者逃缴个人所得税，也避免把初次分配的差距带入再分配领域。
3、实行社会保险费与税收一体化管理
一是强化登记管理。企业在办理税务登记的同时，必须办理参保登记；税务部门每年对企业进行年审时，应一并审查企业是否已纳入参保范围，加大强制参保的力度，做到应保尽保。二是强化征收管理。税务部门在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一并对社保费的计费工资基数加强管理，确保计费工资基数的真实、准确，确保如实计算。三是强化稽查管理，把社保费一并纳入税务稽查范围，查税必查费。
4、建立简洁、便民等多元化缴费方式
参保企业直接到税务缴费大厅申报缴费；对灵活就业人员应按照便民原则，由税务部门委托国有商业银行，让参保者就地选档划卡缴费。即凡属参保范围的缴费人在社区区点办理了参保登记手续后，自行确定一张用于缴费的有效银行卡，实行划卡缴费，这样既可以方便缴费人交款，又可以节约征缴成本，提高征缴效率。
5、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用省级统筹制度的步伐
不仅养老保险应当实行省级统筹，医疗保险等其他险种也应当实行省级统筹，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费的税式征管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必要选择、必然要求和必备条件。
6、加快社保费征收的信息化建设
特别是要借用税收网络平台，尽快建立参保人员数据库和费源管理基础信息体系，积极推进与社保、财政、银行、国库等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为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税务征管)社保费奠定坚实的基础，为社会各界的监督提供充分的依据。还要在税务机关内部完善管理职能，整合业务流程，完善征管统计软件，加强社保费申报开票、征、管、查之间的协调配合，各个环节和职能既分工负责又紧密衔接。
篇2
[论文摘要]网络交易本质上是销售行为，应该依法纳税，研究 企业 网络交易税收征管问题已经势在必行。本文在分析我国企业网络交易所产生的税收问题的基础上，从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以解决网络交易的税收难题。
一、我国网络交易的现状
网络交易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在网络中推销商品并进行货款结算。这种交易快捷、方便的营销手段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企业网络交易对于传统商务而言是一次质的飞跃，它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促进了 经济 全球化 发展 的进程。据it市场研究公司(idc)的调研数据显示：2007年，
三、完善我国 网络 交易税收的对策
(一)完善现行税法，补充有关针对网络贸易的税收条款
目前我国尚没有与 企业 网络交易相配套的税收方面的 法律 规定，使得网络税收问题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借鉴国际经验，以现行税法为基础，对企业网络交易中的纳税义务人、课税对象、纳税环节、纳税地点、纳税期限等税制的各要素给予明确的界定，以确保建立公平的税收法制环境。
建立专门的企业网络交易登记制度，使用企业网络交易专用发票，确立 电子 申报纳税方式，明确电子申报数据的法律效力；确立电子票据和电子账册的法律地位，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例如，我国可以立法规定网上交易者应经工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注册批准，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登记，税务部门根本无从查起。同时我国应加快制定鼓励电子商务 发展 的财税政策，加快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税费优惠政策，加强电子商务的税费管理。
针对网络贸易的特征，重新界定居民、所得来源地、商品、劳务、特许权转让等互联网税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重点修改与网络贸易关系重大的流转税、所得税法。流转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首先，增值税法中要增加有形贸易(离线交易)的征税规定，明确货物销售，包括一切有形动产，不论这种有形动产通过什么方式实现，都征收增值税；其次，营业税法的修订，把网上服务归结于营业税范围，计入服务业，按服务业征税，而将在线交易明确为“特许权”，按“转让无形资产”的税目征税；再次，相应的所得税也应适当调整，如因网络贸易引起的所得税税基在国家之间任意发生转移，造成国际避税，给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带来严重的冲击，因此网络贸易在所得税法中的完善成为税法修订的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的企业网络交易税收制度能够规范网络交易市场，促进良性的竞争市场，使其健康地发展起来。
(二)建立完善的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实现征税自动化
为适应网络 经济 的“无纸化”，必须尽快建立电子纳税申报制度。征税机构必须首先实现电子化、网络化，并使自己的网络和银行、海关、工商、网络营销者的私人网络甚至国外税务机构的网络连通，建立完善的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实现征税自动化。全国从国税总局到省、地市、县四级建立一个统一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通过 计算 机网络和该系统实现税务机关对企业网络交易及电子商务经营状况的严密监视。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可以减少征税成本和工作量，增强税务部门的征税效率和监管力度。而纳税人则不出门就可以通过该系统进行报税和缴纳税款。同时，税务局与银行实现了税银联网，保证了税款能及时上缴国库。
税务部门应当加大税收征管科研投入力度，从硬件、软件和人才上改善监控条件，提高硬件的先进程度和软件的智能程度，建立备案、核算、代扣代缴等税收征管制度，开发自动征税软件等专业软件，利用高科技技术来鉴定网上交易，审计追踪电子商务活动流程，简化纳税登记、申报和纳税程序，对电子商务实行有效税收征管。
(三)在互联网上设立税收监控中心
税务部门可以在互联网上设立一个税收监控中心。要求企业提供有关的合法身份证明和银行账户信息、税务登记证等资料，与提供网上支付手段的银行、交易双方的认证机构等部门联网。当买方企业登录到卖方企业主页的网站，选购商品，通过卖方主页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要求每一笔交易都被实时地传送到税收监控中心。通过该中心，反馈信息给买方，保障买方合法的权益，同时也能令卖方(网络交易企业)顺利完成电子票据的生成，以此无纸凭证进行缴税。税务部门通过在互联网上的税收监控中心，提供统一的计算机发票管理系统，将发票系统与企业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实行对接，掌握网络交易卖方进货渠道、进货量、进货价格等信息。这样，税务部门联合物流公司、仓库、银行等各个环节通过交易平台的税控装置，获得了纳税人真实的网上交易数据，就可以监控网络交易的应纳税额，实现网上交易数据共享机制，加强了网络交易平台的征税管理。
(四)完善征纳双方共享的网络交易税务管理平台
由于企业网络交易能在世界各地瞬间完成传递与计算机自动处理，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需求与销售、银行汇兑、保险、货物托运及纳税申报等过程无需人员干预，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因此，它要求税务、财务管理从管理方式上，能够实现业务协同、远程处理、在线管理、集中式管理模式。
篇3
【?P键词】新常态；营改增；房地产
【Keywords】 new normal； changing business tax into VAT； real estate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11-0055-02
1 引言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合理的分配关系，符合当时经济体制下的税收征管要求，发挥了正面效应。如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税制更规范、形态更合理的新常态阶段，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低成本、优结构、新动力的中高速发展阶段，全面推行营改增的试点工作，就是在适应新常态。
2 新常态下房地产企业营改增前后税率的比较
房地产企业所销售的房产主要为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故选取了房地产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项目在营改增前后税率进行比较分析。（见表1）
从表1可以得知，营改增之前房地产企业没有纳税人的区别。营改增之后，房地产开发企业仍然采用5%的征收率，但是在销售不动产和转让土地使用权方面，税率上升至11%。尽管税率上升，但是由于增值税较于营业税特殊的计算税费方式，只要能够取得足够多的正规可抵扣的进项税发票，在税率的计算中，房地产企业需上交的税费未必会增高。所以预收税费的方式保证了纳税人的税款均衡入库，但在本质上只是交税的时间不同，并不会影响缴纳税费金额的变化。
3 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税负的影响
某房地产企业在某省市中心地段开发的住宅楼盘的成本及销售数据如表2。
为方便计算，案例预设了以下基本条件：①假定案例中的房地产企业为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后企业按照11%的税率纳税。②假设房价在税改前后没有发生变化。③假定所有在抵扣范围内的进项税额都能够取得正规可抵扣的发票。
3.1 营改增前
营业税额=9000*5%=450元/平方米
城市维护建设税=450*7%=31.5元/平方米
教育费附加=450*3%=13.5元/平方米
地方教育费附加=450*2%=9元/平方米
土地增值税相关计算数据：增值额=9000-（2000+200+150）-（450+31.5+13.5+9）-100-800=5246元/平方米
土地增值税=5246*50%-3754（扣除金额）*15%=2623-563.1=2059.9元/平方米
企业所得税=（9000-300-200-2000-100-150-800-504-2059.9）*25%=721.56元/平方米
营改增之前的税负率=（504+2059.9+721.56）/9000*100%=36.51%
3.2 营改增后
销项税额=9000/（1+11%）*11%=891.89元/平方米
进项税额=（2000+200）/（1+11%）*11%+（200+150）/（1+6%）*6%=237.83元/平方米
增值税额=891.89-237.83=654.06元/平方米
城市维护建设税=654.06*7%=45.78元/平方米
教育费附加=654.06*3%=19.62元/平方米
地方教育费附加=654.06*2%=13.08元/平方米
土地增值税计算相关数据：增值额=9000/（1+11%）-（2000+200+150）-（654.06+45.78+19.62+13.08）-100-800=4125.57元/平方米
土地增值税=4125.57*50%-3982.54（扣除金额）*15%=1429.41元/平方米
企业所得税=[9000/（1+11%）-300-200-2000-100-150-800-732.54-1429.41]*25%=599.04元/平方米
营改增后的税负率=（732.54+1429.41+599.04）/9000/（1+11%）*100%=34.05%
根据上述计算比较，得出表3。
由表3分析可知，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的增值税和附加?承担力增重。而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的税额下降较多，由于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在总税额中的份额较大，所以引起房地产企业的税负率下降了约2.5%。
这种核算方式使企业税负明显下降，论文假设了所有能够抵扣的进行税额都能够取得正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在之后的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只要取得可以抵扣的更多进项税，房地产企业需要缴纳的税额会越来越少[1]。
4 房地产企业应对营改增的对策
4.1 强化企业内部控制，提升财务人员水平
房地产企业是国家的核心产业之一，要想使其长久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就必须加大对财务人员的培训力度，促使其做账能力能够符合新时期营改增的需求，这样才能顺应时代的经济发展，使房地产企业可以在变革的市场中站稳脚步[2]。
4.2 积极进行税务筹划，降低企业的财务压力
房地产企业应当站在税务风险的角度，根据风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同时，相关财务管理人员应充分利用税收优惠的政策，节约企业成本，减轻税负。
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社会保障改革 障碍 可持续性
该论文是北京工商大学2014年度青年基金及专著资助项目（编号QNJJ2014-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社会保障领域费改税的背景
（一）理论背景
社会保险是以现在的劳动与付出换取将来自己丧失劳动力之后的生存资本与空间，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老年人口都应享有基本的养老保险）、收益的排他性（达到一定的缴费条件才能领取养老金），因而属于“准公共品”的范畴，应由公共部门和私人共同提供。在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某些准公共物品受益对象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局限性， 对它们的提供仅仅采取收费的融资形式难以筹集足够的资金， 政府往往还从税收中给予一定的补贴， 即采取税费混合的提供方式。（郑秉文，2007）。社会保险税与费作为两种政府筹集社会保险基金的模式，都具有强制性与固定性的“税收特征”，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是否存在“无偿性”。税收的无偿性决定了税收收入无需直接偿还给纳税人， 可由国家统筹安排使用；而费的缴纳者应从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中直接受益， 因而具有明显的“补偿性”和“对等性”。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知，学术界主张我国社会保险费改税的依据有：与国际接轨、提高征缴率、提升征缴的权威性、降低征缴成本、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部分学者对我国推进社会保险费改税主张既非从税、也非从费。张胜民（2011）指出，开征社会保险税最根本的动机是：发挥税收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增强其资金调剂力度，提高统筹层次，将政府的责任显性化。牛忠志，张思明（2012）建议我国实行社会保障税费共济，即体现征税和收费这两种筹措社会保障资金方式的共生与互补。笔者认同对我国社会保险费改税保持中性的观点，税与费的筹资模式有其各自的适用条件，为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与均等化，应将二者有机结合，达到互济共赢。
（二）现实背景
1、美国OASDI改革经验的参照
美国的OASDI计划，即社会养老保险计划，是为了给那些因退休、死亡或残疾而造成经济损失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经济补偿而强制性建立的、通过一项由专门的工资税（payroll tax）来筹资的社会保险计划。该计划源于美国1935年颁布的《社会保障法》，随着美国社会近八十年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有以下特点为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了参照：一是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受益者享受的社会保障福利水平与个人工作的期限与收入有关，同时具有缴纳社会保障税的法定义务。通过SSN（社会保障号）加以约束，既保证了纳税的持续性和避免重复征税，也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福利提供了依据。二是基础养老金的基本支柱作用，根据OECD数据，2014年美国的国家养老金替代率为35.2%，根据历史数据，美国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的调低，是为了发挥多支柱、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作用。三是信息化、社会化水平高，通过社会保障号信息联动性，保证人员流动的情况下社保记录的完善性，将个人工作收入、信用状况与社会保障紧密挂钩，避免拖欠社保缴费的情形发生。
2、优化中国中长期税制结构的需要
我国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所得税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逐步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这两项收入分别从1994年的13.6%和14.4%提高到到了21.5%和31.9%，截止2013年底，两者的比重合计达到58.1%，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直接税（费）收入已呈现与流转税平分秋色的格局。但从税制结构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仍属于专项特殊规费。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费改税的进程缓慢，不利于规范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渠道，也不利于税收调节领域的拓宽和调节功能的增强。（国家税务总局课题组，2009）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客观上要求既要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税制环境，以鼓励市场公平竞争，又要提高调控水平，以防范市场风险和调节社会分配不公。在社会保障领域推进费税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发挥养老保险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作用，通过设计合理得当的税制，发挥基本养老金的保障作用。
二、社会保障费改税的障碍分析：
（一）制度安排障碍
1、社会保险基金双重征管带来责任分担障碍
我国1999年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社会保险费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目前全国一半以上的省市实行的是单项或多项社会保险费由税务机关征收。这种双重征管体制存在一些弊端：一是税务机关征缴可利用现有的网络队伍，降低征收成本， 但与社保经办机构的衔接易产生摩擦。实务中存在核准的统计口径问题，、票据的传递时滞问题、复审差错的纠正问题等；二是短期内征缴额可能有所突破， 但长期看税务机关容易把精力简单放在“收费”上，从而忽视社保制度的长期效应；三是在资金的征缴、划拨、发放等环节之间容易产生脱节， 易导致社保资金的挪用。在费改税过程中，如何将社会保险基金合理纳入我国的税收统计制度，不仅关乎税收效应的正常发挥，更关乎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建设。对此，有关学者提出社会保障费改税问题应当尽早确定，统筹层次也应当尽快提高，并在提高统筹层次时候，把征收机构统一起来。（朱青，2007）
2、统账结合不适宜全面费改税，增加制度复杂性
由于我国实行社会统筹账户与个人积累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 从理论上，社会统筹部分可改为征税， 体现基础养老金的社会统筹作用；但个人账户部分强调个人的缴费积累，具有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特点，因而不适合费改税。如果将社保缴款如此一部分征税、一部分征费， 将人为地增加制度的复杂性，增加制度运行的成本。实行费改税带来的税收刚性也不会提高制度的可持续性，未来社会保障领域改革的空间将明显受到限制。
（二）立法层面障碍
1、立法一致性的障碍
开征社会保险税需要进行完善的税制设计，税制要素的确定需要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社会实际综合考量，而“税收法定”的原则客观上要求我国首先出台《社会保障法》，将税制要素以法定的形式确立。纳税人的设置上，美国对个体业主征收自营人员保险税，是为个体业主（除医生外）的老年、遗属、伤残及医院保险而课征的。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水平比较低，只能对城镇企业与在职人口征税。在制度统筹上无法体现社会保障“全覆盖”的要求。在税率的设置上，借鉴国际社会保障税的税负比重，我国税率的确定既要满足社保资金需求，还要考虑人口老龄化等社会背景因素，经过精算计量，实行不同行业、不同收入人群的差别化税率，由此也带来立法层面难以统一的障碍。
2、执法管理上的障碍
实行费改税在法律层面增强了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的强制性，因而需要配套的法制监管，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足量征缴。然而目前我国企业和个人逃费现象严重，究其原因包括：第一， 费率门槛太高， 企业和个人负担较重，逃费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第二， 社保制度便携性太差， 全国联网的社保体系尚未完成，因而非正规部门和农民工等群体无法在制度中得到稳定可靠的保障，不情愿加入社保；第三， 个人账户比例太小， 回报率太低， 制度设计上没有吸引力，基金保值增值的风险与收益没有明显关联度。而费改税后，客观上要求税务稽查部门对偷逃税款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管，但是我们目前社会保障配套信息系统的不完善阻碍了执法管理上的透明度与实际效果的提升。
三、我国“十三五”时期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议
（一）加快顶层制度设计，社会保障预算管理科学化、信息化
我国目前采取的社会保障缴费形式是统筹缴费，征缴手段软化，拖欠现象严重，难以满足社会保障的需求，必须进行改革。（李珍，（2014）131）随着2014年新预算法的颁布，建立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险的社会化服务水平。运用信息化的手段管理社会保障基金，一方面要加快社会保障信息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另一方面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个人账户长期不经济，收益率低于工资增长率，难以体现效率优先，养老保险“广覆盖”目标带来的低门槛造成了养老金面临不足的风险，也导致了制度的不可持续。因此，化解社会保障领域改革障碍的重拳在于制度的结构性调整。
（二）转变三方责任义务机制，发展市场化养老服务业
在社会保障领域，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职责。政府的支出责任体现在保证起点公平上，即通过基础养老、基础医疗服务的提供保证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相当；由于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刚性，为提高保障水平，应当发挥微观主体作用，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服务业，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养老水平。根据《全球养老调查》，丹麦、荷兰等国都大力发展公私结合的养老服务业，新加坡等国组织乐龄志愿者（平均年龄大于55周岁）义务服务，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应当着力促进新兴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重视非正式的养老服务行业发展，一方面要加快专业护理服务队伍的建设，鼓励青年就业者从事养老服务行业，满足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人群需求，缓解社会养老压力；另一方面对从事居家养老的私立机构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在全社会形成爱老、助老新风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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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界定：影响因素与国际经验
（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税收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
论文百事通准确把握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需要全面、充分、科学地考察和分析影响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因素，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正确处理宏观税负与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水平、政府职能范围和政府非税收入规模。
1.经济增长水平因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增长水平正相关。经济增长水平愈高，社会产品愈丰富，人均GDP的水平就愈高，这样税基就比较宽广，整个社会税收的承受能力就强。因此，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经济发达国家，其宏观税负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从理论上讲，宏观税负水平增长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协调同步。据有关专家测定，西方国家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通常大于1，而这一弹性系数在我国保持在0.8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2.政府职能范围因素。一定时期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政府职能范围宽、事权多，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数量就多，宏观税负水平就应高一些，反之则低。现代社会中政府的规模和作用范围日益扩大。政府职能范围拓展，必将使政府支出的规模不断膨胀，要求有较大规模的税收来支持，这样必然要求宏观税负水平不断提高。在税收收入成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定时期财政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来反映税收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支持程度。根据灰色模型的测定量，税收规模对政府履行其职能提供稳定的支持，一般应满足：-0.03<政府职能税收支持的发展系数<+0.03.
3.从非税收入规模因素。税收并不是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惟一方式和渠道。在衡量宏观税负水平时，需要考察政府通过非税方式取得的收入规模的大小。因为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创造的可供分配使用的GDP是一个定量，政府的各种收入都来源于当期社会所创造的GDP，在满足政府一定支出需要的情况下，通过非税形式取得的收入规模大，通过税收取得的收入规模必然减少。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以上缴利润代替税收，从而导致税制结构简单，税收数量减少，财政收入中企业利润的份额大，而税收的份额则相应少，宏观税负水平也随之较低。但是合理的税负，则要求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相结合，统筹安排。从各国财政收入构成看，都有或多或少的非税收入。如日本、美国、法国、荷兰、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中央政府的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都在10%左右。发展中国家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为15%～25%.所以，税收负担并不是纳税人的全部负担，政府取得财政收入也不仅仅只有税收一种形式。要保证宏观税负水平合理化，首先应保证政府收入形式规范化。按照灰色模型的测定量，在政府收入形式较为规范的条件下，实际税收状态与税收基本能力的发展系数的差距应小于0.03.
（二）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国际经验
早在1983年，原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选择21个国家，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低税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增长幅度、投资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社会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均大于高税国家。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量关系是：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36%.高税收负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这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而对低收入国家来说，提高宏观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明显。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各国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各种类型国家宏观税负水平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是逐步上升的，目前的平均水平为30%以上；发展中国家税负平均水平一般在16%~20%之间。
按照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税负水平的一般情况看，15%～25％这个区间的宏观税负水平较为适宜，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平均利润水平。
二、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分析
（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的比较
一般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人均GDP水平增加，宏观税负水平也不断提高。我国人均GDP水平自1991年以来一直保持着6%以上的年增长率，是宏观税负水平提高的基础。但是由表2可见，从1994年以后，税收占GDP比重的增长要高于人均GDP水平的增长速度。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在1996年以前是小于1的，即税收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1996年开始，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超过1，在2005年达1.285.从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的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出近几年我国宏观税负在多年下降滞后转向升高趋势，具有一定的恢复性质。但是，这一上升的过程恰好发生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期，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相背离。
（二）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政府执行职能需要的比较
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尚不完全清晰，政府职能的界定还存在不规范之处，这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调整。但应看到，虽然我国财政收入逐年增长，仍不能完全保证政府职能部门运转及公共支出的基本需要。不少基层政府仍是“吃饭财政”。我国财政在增加农业、科技、教育等重点支出方面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但仍然难以满足各方面发展的需要。以教育为例，我国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1994年为2.19%，到2005年为2.54%，仍然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发展的需要看，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地增加，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的不断扩大已是被许多国家发展实践证明了的一个规律。目前我国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促进要素流动、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等各方面都对公共支出水平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
我国财政除了公共支出增长的压力以外，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在的财政支出负担。多年的国债已经积累到相当规模，每年的国债还本付息支出已经占了财政收入一个不小的比例。虽然1997年以后国债规模的扩大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有关，并不完全是因为财政困难所致，但是财政每年要承担相当数量的国债还本付息任务。以2005年为例，国债还息支出达73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3.2%；国债还本支出为1579.82亿元，占当年债务收入的37.8%.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和人口的老龄化过程中，为支付改革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的社会保障开支和承担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负担，也形成财政潜在负债。冲销部分国有银行呆账和地方政府偿还债务也将是财政不可回避的一个负担。从这些方面看，我国目前税收占GDP比重水平与政府职能履行所要求的财力水平是不够适应的。
（三）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企业负担的比较
宏观税负水平与企业税负有关，但两者又是不同的。企业税负水平主要取决于其适用税种的实际税率的高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税负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基础性因素。宏观税负水平除了受税种和税率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税基和税源范围的影响，即使税种和税率不变，甚至有所减少和下降时，如果税基和税源扩大，也有可能导致宏观税负水平上升。如欧盟各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采取降低税率的措施，但其宏观税负仍不断上升，欧盟经济货币联盟区域2005年税收占GDP比率高达45%，使宏观税负达到历史新高，比美国和日本高出14%.其原因就是欧盟各国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采取了扩大税基和加强征管的措施。因此企业的税负轻重并不能简单地看这个国家的税收／GDP比率，而且要看这个国家基本税种的税率。
我国近几年宏观税率上升，但企业基本税种的名义税率并没有变化，工商税收各税种的法定税率仍然保持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的水平上。企业的实际税率则是有升有降，一方面由于财税部门加强税收征管，纠正地方政府随意减免税收等措施而使实际税率上升；另一方面，1994年以来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新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对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提高出口产品的退税率等，则起到了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的作用。当然，在不同产业、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实际税率的这种升降分布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比较客观地看，近年宏观税负上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增加了企业的税负。
通过上述分析，作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我国政府制度内的收入（指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的总和）占GDP的比重与国际上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接近，尚在正常范围内。但是还存在相当大的制度外政府收入，加大了政府实际集中资源的比例。（2）我国宏观税负上升的过程中，企业的法定税率并未提高，总体上讲是属于恢复性和发展性的上升。但是企业确实存在基本税率较高与制度外非规范负担过重的问题。（3）虽然宏观税负上升，税收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政府为执行基本职能和满足基本公共需要的财力仍然存在不足现象。（4）我国近年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税收弹性系数提高较多，与经济低速增长时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化并不单纯是税率水平调整的问题。
三、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理性选择
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选择首先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目前还没有脱离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人均GDP水平比较低，这说明社会的剩余产品率还不高，难以提供更多的税收收入，因此宏观税负水平不宜过高。据世界银行的调查资料显示，一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人均GDP在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0%左右；人均GDF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3%；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人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30%.参考国际经验，就政府制度内收入占GDP比重这一意义的宏观税负来说，我国应选择在20%左右。如果政府制度内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占5%左右，则税收收入占15%左右比较合适。
我国税收以流转税为主体，企业是税收的主要提供者，企业纳税人的承受能力是宏观税负合理水平选择的重要依据。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全社会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尚未完成，加上近几年世界经济不景气，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企业经济效益不佳的局面近期难以彻底改观，企业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宏观税负的上升应以不增加企业税负为基本前提，并且应为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创造条件。
从政府履行职能所需要的财力来看，实践已经证明前几年占GDP1l%左右的税收收入无法满足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调节经济的需要，还造成了对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的过度依赖，带来了管理上的困难和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从发展的趋势看，社会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会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增长，在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保障压力会增大，税费改革等整治政府制度外收入的措施都需要一定的政府财力条件，因此，政府制度内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到20%左右也是必要的。
综合我国生产力的水平、企业效益状况及政府履行职能的需要，参考宏观税负水平界定的国际经验，在整顿政府收入渠道，取消制度外收入，理顺税费关系和加强税收征管的基础上，将我国制度内政府收入的宏观税负水平保持在20%左右，税收占GDP比重保持在15%左右是合理的。在宏观税负的变动趋势上，应当使其能够随着GDP的增长而提高，即将税收弹性系数保持在1以上，但不能过高。
四、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优化途径
（一）整顿政府收入渠道，理顺税费关系
在政府存在大量非规范的制度外收入的情况下，宏观税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实际意义，即使降低税收占GDP的比重，也不一定能够减轻企业和纳税人的实际税负。在总体负担较高的情况下，很多人提出减税的主张，而实际上如果采取只重视减税，而忽视对制度外收入的整治，结果只会导致分配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和加重企业的负担。因此，彻底整治政府收入渠道，理顺税费关系，减少非规范的制度外收入是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合理化的首要任务。
由于各种乱收费是造成我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低，而政府部门实际集中财力占GDP比重高，企业负担重的主要原因，解决目前政府收入形式不规范的混乱局面，关键是理顺税费关系，建立起以税收收入为主，收费为辅，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运行机制。理顺税费关系必须在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的基础上，对现行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根据其不同的内容实行取消、改税、规范和转制措施：（1）取消非规范的制度外收费；（2）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通过扩大现有税种税基或设置新税种的办法实施“费改税”；（3）在取消不合理收费、对一部分收费项目实行“费改税”的基础上，对需要保留的收费项目，国家通过法律法规予以规范，保留的收费项目应严格限定范围，并实行公开化；（4）结合政府职能的转变，使经营性的事业收费转向市场。
（二）调整税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严格税收征管
由于我国同时存在企业承受能力弱和政府财力不足的矛盾，实现宏观税负合理化，关键是要在不加重企业负担的前提下，保证政府履行职能的需要。为此，需要完善和调整现行的税收格局，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严格税收征管，以增加税收收入。
完善和调整税收格局主要应合理扩大部分税种的税基和扩大非企业税收。如适当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可以先扩大到交通运输业；扩大消费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的征税范围。提高目前低税或无税的产业部门和某些经济行为的税收贡献率，如适当提高第三产业的实际税负。强化个人所得税，在增强收入调节功能的同时，提高居民缴纳税收的比重，改善税收格局。可以通过逐步完善法人支付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个人财产、收入申报制度，强化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制度。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结合完善地方税体系，开征一些新的地方税税种，如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
过多的税收优惠以及由于税收优惠管理不严而衍生的任意减免税、越权减免税，是以往我国税收占GDP比重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影响了税收的公平性，不利于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继续清理过多的税收优惠规定、严格税收优惠管理，是增加税收收入、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的必要措施。各级政府应改变靠减免税收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路，规范和完善目前对各种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沿边开放城市实行税收优惠的政策，纠正这些地区竟相以税收优惠和减免税来吸引投资的做法。税收优惠和减免税应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税收优惠的方式，除减免税外，应主要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形式。杜绝任何税法规定之外的税收优惠和减免税。要坚持依法治税，强化税收征管，减少税收流失，保证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保证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
（三）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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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目前纳税筹划应关注的问题
纳税筹划是在保证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同时,保证企业的利益及企业的发展。在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时,目前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的纳税筹划问题。
(1)企业改革面临的纳税筹划问题。企业随着改制的发展,将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原来企业内部单位的有偿结算收入将按政策缴纳各项税费,这无形中就会增加企业的纳税额。
(2)技术改造纳税筹划。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文件规定,凡在我国境内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企业可以选择有利于自身的技术改造方式和设备购置的顺序来进行纳税筹划。
(3)筹资方式的筹划。从财务管理的角度上讲,企业的筹资方式从性质上划分为负债筹资和权益筹资两种方式。筹资方式的不同会形成纳税上的差异,我们要在不破坏资本结构的前提下,选择适应于企业自身的筹资方式。
1.2企业纳税筹划的必要性
(1)纳税筹划是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措施之一。市场经济是激烈竞争的经济,经济主体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在经济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必然采取各种合法措施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纳税筹划就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有力措施之一。随着我国税制的不断完善,纳税支出已经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支出,如何优化纳税支出的纳税筹划已成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2)纳税筹划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提起纳税筹划,不少人认为纳税筹划就是牺牲国家利益谋取企业私利,这是一种错误观点。纳税筹划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有些企业为了减少本企业的负担便打起了少缴税的主意,但往往是事与愿违;有些企业又在不知不觉地多缴税。这就使纳税筹划逐渐独立出来,并成为企业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活动。
纳税筹划是通过非违法的避税行为和合法的节税方案以及税负转嫁的方法达到尽可能减少纳税行为,从而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也就是说,纳税筹划是纳税人在熟知相关税收法规的基础上,在不违反国家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的科学安排,运用合理的方法和技巧达到规避或减轻税负、最大化企业利益的行为。
企业利益最大化了,同时也就给国家带来了应有的利益,两者并不矛盾,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没有企业的利益,国家利益也会受到影响;同样,企业不保证国家的利益也就没有了长久生存、发展的空间。
(3)纳税筹划要树立守法意识和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纳税筹划是企业合理、合法地对企业的纳税行为进行统筹规划,以减少税费支付,在不违反国家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运用合理的方法和技巧最大化企业利益,与偷税、骗税、抗税和欠税有着本质的区别。
使企业树立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我国《税收征管法》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由此可见,企业的规划在合法的情况下,是受国家法律、法规保护的正当权益。也就是说,无论从企业的角度讲还是从国家、政府即征税方的角度讲进行纳税筹划都有其必要性。税法对不同地区的收受差异,使企业在减轻自身负担的同时自动调节地区间的经济结构,充分体现了国家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
2纳税筹划方案
2.1增值税中运输收入缴纳税款的筹划
由于承担着运送供暖用煤等运输业务,核算中存在着是否单独经营的情况,如果将其纳入增值税混合销售行为,会为企业带来了一个筹划空间。
如公司各单位年提供的外部运输收入按3500万元计算,购买汽车配件及发生的燃料费3100万元。
(1)按非增值税应税项目计算缴纳营业税应发生税费情况:
营业税3500×3%=105万元
城建税105×7%=7.35万元
教育费附加105×4%=4.2万元
支付税费合计116.55万元
(2)按增值税兼营行为处理发生税费情况:
增值税销项税额3500×17%=595万元
增值税进项税额3100×17%=527万元
城建税(595-527)×7%=4.76万元
教育费附加(595-527)×4%=2.72万元
支付税费合计75.48万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按兼营行为处理,企业少支付税费41.07万元,并且可以多抵扣税款527万元。
2.2所得税的纳税筹划空间
企业在年终预计年应纳税所得10.1万元,年终决定向希望工程捐款0.1万元。如不捐赠,企业所得税率33%,税后利润6.77万元;如果捐赠,企业所得税率27%,税后利润7.3万元;企业通过分析计算,这项捐赠给企业带来0.5万元的利润。这里年终预计所得额就是经营中不确定的风险,企业在筹划的同时要考虑化解各种风险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企业的利益。
2.3利用银行贷款的纳税筹划空间
企业拟购买10000万元的设备,以增加赢利,对投资企业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是利用10年积累的资金购买设备还是向银行贷款。财务部门提供了两种方案的纳税对比分析:
(1)用10年积累的10000万元购买设备,投资收益期为10年,每年平均赢利为2000万元。
该厂平均每年纳所得税2000×33%=660万元,10年共纳所得税6600万元。
(2)贷款10000万元购买设备,年平均赢利仍为2000万元,年利息支出150万元,扣除利息后,企业每年赢利1850万元。
这样企业每年纳所得税1850×33%=610.5万元,10年共纳所得税6105万元。
显然,企业以贷款方式进行投资有许多好处,可以提前进行所需要的投资活动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可以减少企业承担的资金风险,减轻税负。
(3)处置报废固定资产的纳税筹划。企业2007年已报废固定资产净残值1500万元,对这些固定资产是整体出售还是拆除后出售进行了分析。拆除后处置预计收入1200万元,拆除费用55万元。
按相关政策,企业不将固定资产拆除,直接销售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问题解答(之一)的通知》(国税函发[1995]288号)文件规定,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其他属于货物的固定资产,暂免缴纳增值税。
3纳税筹划的建议方案
3.1技术改造纳税筹划设计方案
(1)技术改造纳税筹划的设计思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字(1999)290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审核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013号]文件规定,凡在我国境内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按照规定,企业每一年度投资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得超过该企业当年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如果当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足抵免时,未抵免的投资额可用以后年度企业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延续抵免,但延续抵免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2)建议方案。①当年“新增税款”大于后购置设备尚未抵免的金额时,则当同一技术改造项目分年度购置设备时,在同一抵免年度内,对以前年度分年度购置的设备应分别计算抵免额,即“先购置设备先抵免,后购置设备后抵免”,不影响抵免额。②当年“新增税款”小后购置设备尚未抵免的金额时,则当计算后购置设备的抵免额时,因为本年度应纳税额已经抵免了先购置设备的抵免额,故“新增税款”就有可能不足抵免后购置设备的应抵免额。这种情况下就要先比较先后购置设备抵免额的大小和可抵免剩余年限,再选择是抵免先购置设备还是后购置设备抵免额。
3.2筹资方式的筹划设计方案
《税法》规定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上讲,企业的筹资方式从性质上划分为负债筹资和权益筹资两种方式。筹资方式的不同会形成纳税上的差异,按《税法》规定,债务利息可从所得税前扣除,而股利支出在所得税后支付。两者的差异导致了负债和权益资本对企业税收成本和企业价值的不同影响。
从纳税筹划的角度看,企业适度采取负债筹资比权益性筹资优越得多,企业负债增加,纳税支出减少,每股收益增大,企业价值增加。因此,在提高生产能力筹集资金上可以采取向银行借款、发行企业债券、企业间相互融资等进行筹资。股份制煤炭企业还可以采取尽量减少权益性资本所占的比例等方式进行纳税筹划,但要注意资金结构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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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 工业 化大 发展 、 经济 增长日益明显的社会背景下，建筑企业获取了极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此种状况下，完善建筑企业税收管理工作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现有问题，寻找相应对策，成为建筑企业税收管理当务之急。
一、建筑业的基本特点及其对税收管理的影响
(一)建筑业的基本特点
1．开发和生产项目的特殊性
建筑行业开发和生产项目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开发和生产项目的单件性、流动性和长期性。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一样．建筑业同样具有周期性，且从投入到产出的运行周期往往较长。
2．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
建筑业与国民经济其他多个行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比如水泥、钢铁、玻璃、木材、家电、塑料等各种行业或产业，均在建筑业生产经营中扮演相应角色。正因为此，建筑业也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3．对国家政策的敏感性
国家和政府出台新的政策极易给建筑业带来明显影响，比如国家各项税费在影响建筑业成本核算基础上，使企业利润回报率出现变动．再如政府在建筑业投资规模的大小也直接影响到建筑业规模的变化。
（二)建筑业行业特点对税收管理产生的影响
1．税源变动不易把握
由于建筑业很容易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其税收收入计划、预测等难以保证准确无误，使得建筑企业决策和税收征管把握难度较大。
2．所得税管理难度较大
建筑业常出现开发项目实施时间持续一年以上的情况。对建筑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如果按照正常的以 会计 年度为单位，则很难对收入、配比结转成本等进行准确 计算 。加上有效开发项目具的流动性．给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管理造成更大不便。
3．税务稽查工作复杂
建筑业牵涉其他多个行业，这给某些建筑企业在成本费用上造假提供机会。此外，由于全国各地执行税收政策并非完全一致，则一些建筑企业到税负较低的地区申请代开发票，甚至使用假发票。建筑业材料票使用增值税发票，在上述情况下，地方地税部门稽查难度明显增加。
二、建筑企业税收征管中常见问题
(一)会计核算不规范
目前。建筑业企业账面核算不实、明亏实盈、逃避税务机关监管、偷逃企业所得税等现象严重。一则营业收入申报不真实，其主要原因在于建筑企业挂靠单位多、财务制度不健全、诚信度偏低、账证不规范等问题普遍存在．比如将工程款结算收入或者合同外工程收入、工程差价收入等挂“其他应收款”，再如处理涉私建筑项目时，将私人合伙建房的部分收入以略低于税务机关所确定的最低申报价格入账甚至不入账，私自帐外经营，故意偷漏税款。二则企业列支成本费用随意性较大、成本费用较高．尤其是虚列各种名目开支．如人工费、广告费、业务招待费、借款利息等费用。
(二)个人所得税监管不到位
在建筑业税收收入构成中。营业税占据较大比例．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甚小，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税监管不到位，导致出现较多问题：代扣代缴义务时间滞后、收入难以把握、分包工程常被遗漏、逃税避税现象严重。比如企业承接分包工程所得收入应计人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扣缴的计税金额，但在人账时往往被遗漏，再如个人承包人或挂靠人开具材料发票抵账，用以逃避工薪所得的个人所得税
(三)营业税计税金额申报不足
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相关内容，纳税人从事建筑、装饰、修缮工程作业时，不管其与对方采取何种方式结算．纳税人营业额均应将工程所用原材料及其他物资和动力价款包含在内。在施工过程中，建筑企业需要与其他多种行业产生联系．但相当一部分建筑企业自行采购原材料，只向施工单位支付施工费用则申报缴纳营业税时，施工单位纳税人也只依照所得旋工费进行申报。对于常发生的绿化、木门、水泥路、路灯、电梯等配套及零星工程，均以各种建筑材料、设备等发票形式直接计入且有账目，以减少计税金额。纳税人申报纳税只以施工费为依据，则漏掉了建筑施工过程中自购原材料费用及其他动力价款应缴纳的营业税。
(四)营业税征收难度大
目前．我国建筑企业营业税相关税收政策规定不够合理和明确，客观上助推了纳税人税款申报延时、税款交付拖欠等不良现象的产生．十分不利于营业税征管工作的开展。首先，税收政策中关于建筑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规定过多、过细，在实际操作中遭遇较多难题，尤其是按照建筑营业税纳税人工程价款结算方式的不同，现行政策规定了不同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使得纳税人巧用规定故意延缓税款缴纳期限，税务机关在未能全面掌握工程价款结算方式的情况下．很难确定建筑施工单位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其次．税收政策关于建筑营业税纳税地点规定的多样性也成为税收征管难度的诱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营业税纳税地点做出分散性规定，导致多数建筑企业不按时缴纳税金或者税金分毫不缴，由于时间、空间、人力成本的限制．主管税务部门无法准确掌握工程进度、成本核算、企业劳务、企业收入等具体情况，进而造成施工企业拖欠、少缴税款。
三、加强建筑业税收管理的主要对策
(一)完善税源监控机制
做好税源监控应从管理流程和管理内容两个角度人手。
1．规范管理流程
规范管理流程，应实行有序的项目登记，包括项目开工登记即在办理开工许可手续前，建设单位须与施工单位一同到税务机关办理建筑业税收项目登记手续；项目变更登记，即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停缓建等较大变动时，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须到地税部门办理项目变更登记手续：项目注销登记，即建设单位须在建筑项目竣工验收后．主动到主管地税机关办理项目注销登记手续，进行结清代征税款、交回《委托代征税款证书》、代扣代征税款凭证等一系列税收事宜。
2．细化管理内容
细化管理内容应实施双向申报方式，即建筑单位和建筑 企业 需在建筑项目被纳入正常的税收管理轨道后，分别向项目所在地税收征收分局、机构所在地税收征收分局申报纳税。其中建筑单位应定期明细申报，对工程进度、付款情况、代征税款、工程材料供给等详情进行分项目申报，并建立健全代征税款台账，按月解报税款。建筑企业则首先根据法定要求，办理相关纳税申报手续，并据工程进度将《建筑业税收明细申报表》报送至机构所在地税收征收分局处．以将税源监控延伸至具体的建筑项目，提高纳税申报准确性。
(二)有机协调工作局面
1．明确机构定位和职责
在建筑企业税收征管过程中。对建筑项目所在地税收征收分局、建筑企业机构所在地税收收分局、建筑业税收管理员的地位、职责应予以定位和明确。建筑项目所在地税收征收分局同时监督建设单位代征税款申报、解缴、代征税款及时足额入库，以及施工、贷款结算、开工与竣工验收等各个不同过程，并将税收信息传递给机构所在地税收征收分局。建筑企业机构所在地税收征收分局既要负责对纳税人据项目预算和工程进度实施纳税申报情况的监督．又要对财务核算、税款缴纳等内容予以监管，以向项目所在地税收征收分局传递及时性信息，做好定期分析对比工作。
2．实现动态控制和相互制约
建筑企业税收专业化管理和动态控制要求，税务机关专人、专职、专责地对建筑项目施以跟踪管理方式，其目的在于监管建设单位代扣税款是否合法、建设项目施工进度如何、涉税动态信息是否可靠，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税款从开工到项目竣工验收均能够及时足额入库。建筑业内部机构应相互协调、彼此制约，比如施工单位机构所在地税收征收机构、建筑项目所在地税收征收机构共同、定期对比析纳税申报详情，及时查找漏项工作、申报不及时等问题。
3．构建信息化管理平台
随着 计算 机技术不断翻新，建筑业信息化水平目益提高，其信息化管理诉求也日渐提高。比如借助于平台信息集成功能，对建筑企业内外信息资源有效整合；再如以信息化管理平台的比对预警功能，实现税源智能化管理；或者以平台多元化查询功能，提升税收管理效能，此点最利于建筑行业企业各个职能部门与税收管理员的沟通，以全面及时地监控和了解税源情况。
(三)拓展税收管理范围
1．扩充税源信息渠道
加强建筑业税收管理，须解决税源信息不对称问题，构建信息共享、管控有效的综合治税体系和综合治税 网络 ，积极扩充税源信息渠道。具体来讲，建立健全和相关部门进行信息交换与联系的制度．保证重点建设项目信息的定期获取，并对工程项目计划投资、招投标以及投资完成进度等及时、全面掌握，充分挖掘潜在税源信息．实现现有税源信息准确、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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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刘明兴等
“中国县乡政府绩效
>> 学术观点导读 学术观点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管理 > 学术观点 2013年29期 学术观点 2013年29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焦点 干部考核有待改变
北京大学 刘明兴等
“中国县乡政府绩效考核的实证研究”
《世界经济文汇》2013年第1期
基层政府干部考核的内容重点，同时受到基层政府自身偏好和中央政府政策目标变化的影响。
在基层两级政府的考核目标中，提供公共服务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县、乡政府对下级的考核，均未能充分体现近年来中央政府对新农村建设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两级政府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都没有增强。县政府对于农民增收的重视程度逐步衰减，而中央三农政策变革对乡村考核的影响要大于县乡考核。
其次，县乡和乡村考核的内容重点存在较大差异，农村税费改革及其配套政策对于两级政府考核的影响也是异质性的。税改前后，县乡考核中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类指标不断强化，财政压力性指标没有削弱，县际之间的差异趋于缩小。
在乡村考核中，财政压力性指标逐步弱化，招商引资、农民增收、合作医疗等指标有所提升，而廉政建设、政治组织工作、发展集体经济等指标均有所下降。乡镇政府对村两委的考核指标在地区之间的变异在扩大，而这种趋势在县乡考核之中并不明显。
再次，县乡和乡村考核之间并非简单的压力传导关系。县政府在招商引资、农业产业化、社会稳定等工作上不断对乡镇政府施压；但乡镇政府主要通过加大对村干部“一票否决”考核的力度，部分地分散自身维稳的政治压力，但因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在行政和财政能力上的固有差异，这种政治压力难以完全转嫁给村干部。
近年来，大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源于市县政府的政策不合理。若村干部自身利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受侵害，他们可能会在维稳工作中起负面作用。这些均导致社会维稳工作难度增加，实际效果越来越差。单纯依靠压力型的考核体制来推动经济发展，在长期内是难以持续的。 制度 政绩考核诱发污染
厦门大学 踪家峰等
“地区竞争、资本倚重与普遍污染”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WP542号
在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体制下，“自上而下”标尺竞争格局中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使地方政府具有用降低税收来争取投资的动机。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博弈工具在地方招商引资中的作用被不断放大，造成高名义税率、低征管效率的局面，由此引发的恶性竞争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与环境的极度恶化。
对2003年-2010年中国271个地级市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投资每增加一单位，污水排放、SO2排放、烟尘排放分别上升33.9151单位、22.5439单位和15.5032单位。地方政府实际税率每提高一单位，污水排放、SO2排放、烟尘排放分别减少942.378单位、1149.82单位和425.066单位。
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行为导致为增长而污染的现象，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导致政府引致型的污染。而降低污染排放量、提升环境质量，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革现有分税制体制和环境规制体制，建立更为科学的政绩考核体制与公众参与的环保机制。 观点 灾后的商品可得性
麻省理工学院 Alberto Cavallo等
“自然灾害期间的价格和供给中断”
NBER工作论文第19474号
2010年智利大地震和2011年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对超市商品价格和商品可得性会有什么影响？
对这两次自然灾害过后的研究发现，自然灾害对商品可得性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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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再就业优惠证，税收优惠政策
2009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14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4万人，分别为全年目标的103%、164%[1]。税收优惠政策在促进再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降低了自主创业的成本，也实现了下岗失业人员与企业的双赢局面，又盘活了国有企业闲置的辅业资产，加快了经营机制转换，增强了竞争力。同时还也充分发挥了税收在配置经济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调控作用。但取得成效的同时在落实监控优惠政策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促进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监控中存在的问题
（一）少数纳税人利用政策骗取优惠
税收优惠政策复杂多变致使管理漏洞多，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借用“优惠证”骗取免税。《再就业优惠证》本来是国家为了促进再就业而按照一定的标准颁发给下岗失业人员的资格证书，但由于受利益驱动，《再就业优惠证》却成了一些人进行弄虚作假、偷税骗税的“通行证”，严重偏离了扶持就业的初衷。一是“真证假用”的问题突出。一些本不符合减免税条件的经营者通过向持有《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买证、租证、借证，弄虚作假骗取减免税。如有人利用亲戚、朋友的《再就业优惠证》或借用无力从事经营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优惠证》，付给一点“好处费”。二是有些个体经营者为了达到减免税款的目的，采取一证多用、重复使用等方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三是有的借用《再就业优惠证》，重新办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变成新经营户，以骗取免税。四是对于持证异地经营的，税务机关难辨真伪。一些人利用信息共享上的薄弱之处，跨地区从事个体经营，重复享受优惠。甚至有些跨区域经营的通过使用伪造的非本地《再就业优惠证》骗取优惠。为了减少过失，一些地区对持外省再就业证的纳税人申请享受再就业优惠政策的，一概不予受理审批，这又把一些持有真证件的再就业人员拒之税收优惠的门外，如何从征管上解决这一难题直接关系到能否全面落实再就业优惠政策。
第二，利用下岗失业人员骗取免税。有些企业招收下岗失业人员，“用证不用人”，只给一点补贴，将减免优惠占为企业所有；还有一些企业通过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提高吸纳下岗失业人员比例获取税收减免，如某物业公司申报职工总数6人，其中签订劳动合同的下岗人员有3人，而实际雇佣保洁、保安等20余人不签订劳动合同，借此减免税收。
第三，卖发票图利。有的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享受免税优惠后，向税务部门多领发票，因为不建账册，现金交易，就为他人代开发票，甚至将发票出借或卖给其他经营者非法图利。
（二）有的税务机关执行政策存在不足
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地方政府影响，特别是在一些地方财政较紧张的地方，执行打折扣、缺乏积极性，怕落实政策影响收入任务；二是一些地方政策宣传不够，享受税收优惠证的企业、个体户与有关部门统计的下岗失业人数、已发放再就业优惠证人数相比有较大差距。三是不了解企业情况，没有主动落实有关优惠政策和及时取消优惠资格。
（三）有关部门在落实政策上配合不够
目前的再就业税收政策主要是按项目进行优惠，政策多、内容雷同，资格认定分散，政策落实涉及几个部门，申请审批程序都很复杂。如申请享受优惠就需要劳动、民政、财政、国资委、工商、国税、地税等多个部门审批。博士论文，就业再就业优惠证。这就需要形成有效的信息传递和工作协调机制。博士论文，就业再就业优惠证。而目前在实际工作中，上述相关的审批部门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沟通联系制度，难以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无法建立起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综合服务平台，致使税收激励政策难以落实，也无法形成监督控管的工作合力。
健全促进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机制的建议
（一）加强政策跟踪问效
第一，建立严密规范的审批制度。劳动保障部门在发放《再就业优惠证》的过程中，应严格按照个人申请、居民委员会初审、街道办事处审核、返回居住地公示的程序办理，不得任意扩大发放范围。对安置下岗人员的企业要认真核对花名册、合同书及有关部门的认定。并定期对领证人员、享受免税的纳税人进行公示，增强执法的透明度，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错误。对于通过伪造、变造、买卖、借用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再就业优惠证》获得减免税的人员，除了要追缴其已减免的税费款并依法予以处罚外，劳保部门还应收回其《再就业优惠证》并记录在案，情况恶劣的还应移送司法机关，并对社会公开公布。第二，加强对享受税收优惠业户的管理。基层税务机关要做好税源调查摸底，全面建立和规范减免税台账，收集和掌握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和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情况，帮助纳税人主动申请、及时享受政策优惠，同时加强政策执行情况的监控，对不符合条件或骗取政策优惠的纳税人及时依法处理。同时规定持《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或被企业吸纳时，必须将优惠证原件交由税务机关保管，防止一证多用、借证使用等现象。
（二）优化政策管理服务
第一，加大宣传力度，不仅要广泛宣传再就业税收政策，而且要面向下岗失业人员集中的企业和厂矿、社区进行重点宣传。建立税收优惠减免公示制，优惠政策、优惠对象、减免税情况及时向社会公示，接受纳税人、下岗失业人员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发挥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的作用，保证监督渠道畅通。第二，优化税收服务，为享受再就业税收政策的个人和企业提供“一窗式”、多层次的优质服务，完善开通再就业绿色通道，简化办事程序和审批程序。第三，明确执法责任，将政策落实情况作为执法责任制的重要内容，规定领导干部和一般执法人员的相应职责，严格监督考核。第四，优惠税款采用“先分散征收后集中支配”的方式。博士论文，就业再就业优惠证。博士论文，就业再就业优惠证。将优惠税款先依法征收，作为就业扶持基金，由财政、税务、劳动部门共同决定使用，由财政部门管理。博士论文，就业再就业优惠证。基金用途主要为：为优惠对象定期缴纳社会保险费；对自主创业的优惠对象定期发放定额补助；在优惠对象失业后定期发给其生活补助；经批准补充自主创业优惠对象的经营资金；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优惠对象账户上的余款上缴国库。博士论文，就业再就业优惠证。这种方法使就业与再就业优惠政策具备了较强的可操作性。首先，优惠的税款都将直接计入优惠对象的个人账户上，从而杜绝借证、买证、租证、假证经营等现象；其次，由于税款的征收与非优惠对象没有区别，因而也避免了管理机关不放手的问题。
（三）注重相关部门配合
再就业是系统工程，涉及部门较多，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可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信息交流制度，加快信息化软件建设的步伐，尽早实现信息共享，保证再就业税收激励政策落到实处。第一，税务部门要加强与劳动部门的联系，及时掌握下岗失业人员名单，并逐步建立下岗失业人员享受减免税档案，以加强跟踪管理。第二，要加强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联系，在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上增设栏目，分别反映开业时间、变更时间，便于相关部门在落实再就业税收激励政策时准确掌握业户的实际存续状况。同时把工商部门作为一个宣传优惠政策的窗口，让纳税人在办理营业执照时就能及时了解优惠政策。第三，加强与民政部门的联系，了解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并且失业一年以上的城镇其他失业人员的情况。第四，注意加强与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的联系，了解下岗失业人员生产经营变化的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10年1月22日召开的2009年度四季度新闻会。
篇10
一、究竟哪些收入综合课税，哪些收入分类课税
分类与综合相结合计税就是要把部分个人收入归并lwxz8.com 北京写作论文计税，其余部分个人收入分类计税。因此，设计改革方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决定把哪些个人收入归并综合计税，哪些个人收入分类计税。
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把个人收入划分为十一类，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税率分别对不同类别收入课税。这种收入划分是1994年确定的，是以当时个人收入来源结构特征为依据做出的选择，其后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始终没有触及个人收入分类，重点是考虑怎样降低中等收入阶层税负(工薪所得课税费用扣除额从800元提至3 500元、暂停储蓄利息个人所得课税)。如果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课税，当然要研究个人收入分类。
个人收入分类没有统一原则，如何分类服务于分类的目的。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对个人收入的分类是从来源角度进行的，一般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四类。这种划分方法与GDP核算中的收入法相对应。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是个人年度经济活动所得，包括职业收入和经营收入(如财产性收入、证券投资收入)两大类。正是由此考虑，制定税制划分个人收入时各国者都把包括遗产和赠与收入在内的转移性收入剔除出去。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类结构看，分类的原则是尽可能细化，从而实现分类计税的税制设计框架。比如涉及人数极少的稿酬所得被单列一类计税，表明课税甚至已细化到针对特定群体如何计税。
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计税，如果个人收入类别划分与实际情况相脱节，那么，不仅税收征管难以操作，而且会直接导致制度缺陷性税收流失。目前个人收入分为十一类基本合理，其中部分收入类别是永远存在的，如工薪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所得等。但必须指出，也有些个人收入类别已名存实亡。比如企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所得，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已不再把资产包给个人去经营，而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让个人以参股方式获取企业资产税后收益，或是按部门绩效核定个人收入，收入多少计入个人工薪所得课税。事业单位改革至今，已不允许把单位资产包给个人去经营，至于单位下属经营性机构部门管理者的收入，虽与绩效挂钩，也是被归入工薪所得。可见，再保留这类收入划分，税收征管无法操作。再比如稿酬所得，属于劳动报酬，单划为一类收入，没有必要。如果继续保留，等于承认收入划分以行业划分为依据，一个行业的收入就要设一个税率，根本不合理。因此，现在确有必要重新设定个人收入类别。
重新设定个人收入类别似可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可确认性；二是经常性；三是普遍性。由此出发，可把现行十一类收入归为七类，即：工薪收入、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资金运作所得(包括利息、股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所得等七类。其中，劳务报酬所得包含现行的稿酬所得，财产性收入包含现行财产转让和财产租赁所得两类收入。财政部门认定征税的其他所得包括现行偶然所得。有必要解释，劳务报酬所得在国外全部计入工薪所得，我国单列一类收入，主要是便于对个人从就业单位以外的机构获取的收入课税，这与我国部分劳动者兼业收入较多的特殊情况有关。但要看到，目前兼业收入占个人收入的比重就总体而言呈下降趋势，因为劳动者本职工作强度普遍大幅提高，兼业能力随之下降。目前兼业收入多的是科技工作者，这与科技工作自主研发成果和职业技术市场化需求度高有关，国外也是如此。
那么，这些收入哪些适于综合课税，哪些适于分类课税呢？要研究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认清什么是综合课税、什么是分类课税。综合课税，就是针对各项个人收入汇总课税，具体包括两个步骤：一是先计算总收入；二是用总收入减去扣除额确定计税收入。分类课税则是针对某一类收入课税。就一般来说，纳入综合课税的收入应具有稳定性，纳入分类课税的收入属于特定来源收入，税率选择往往带有政策意图。
具体到我国而言，归并部分收入综合课税时，难点在于究竟是把不同质收入归到一起课税，还是只把同质收入归到一起综合课税。目前有些国家采用后一类方式，比如澳大利亚。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把同质性收入纳入综合课税是务实的选择。原因在于：一是便于核定扣除额；二是同质性收入来源相对容易确认，从而便于确定具有针对性的税率。由此，可考虑把工薪收入和劳务报酬所得归总为劳动报酬综合课税，涉及现行工薪所得、劳务报酬、企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所得和稿酬所得四类收入。这样做便于统一确定扣除额。当前，把劳动报酬拆成三类分别课税，明显的矛盾就是由于劳动报酬获取成本扣除不均等，最终结果是加大了部分劳动报酬的税负，比如劳务所得，仅只扣除800元，其余部分均按20%征税，税负明显超过工薪所得税负，2000年后三次个税改革均未涉及该税目，确属不公。此外，还可考虑把财产性收入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归总课税，包括现行的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三类收入。因为这三类收入本质上都属于财产经营收入，其许权使用费实际上是个人拥有的无形资产的经营收益，而且财产租赁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两者已在按相同计税方式课税。把上述两大类收入分别归总课税，本质上就是要把居民的现金流量课税和财产存量派生现金课税区分开来，有助于从当期收入能力和综合收入能力两者关系平衡的角度去设计个人所得税制。
个体工商户是我国特有的概念。这类经营主体实际上类似微小企业，只是在管理上未列入企业法人，不要求建立规范化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税收缴纳制度。因此，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实际上包含经营实体所得和经营实体所有者所得两类收入，这与纳入综合课税的个人收入根本不一样。课税时费用扣除额的设计还要考虑经营费用(类似企业所得税的成本扣除)。因此，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仍应分类 课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属于个人投资所得，具有较强不稳定性，而且无法确定费用扣除额，同时又只是个别群体的收入。因此，这类所得只能是分类课税。目前一些国家单设资本利得税，出发点也是因为个人投资性收入具有较强波动性。
二、如何重新确定费用扣除额
所得税的特征是对净收入课税。因此，确定费用扣除额始终是制定所得税制的一个难点。具体到个人所得税来讲，费用扣除额的确定涉及支出范围、物价和个人收入增长状况三大类因素。
在现行分类课税条件下，费用扣除额是分类核定的，如工薪所得费用扣除额、劳务报酬费用扣除额、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费用扣除额等。这种扣除方式一定程度上带有重复扣除的色彩。比如某人月收入包含工薪所得和劳务所得两类收入，就享受了两类扣除。而这两种扣除又都是为弥补生活费支出所做出，实际上是重复性增加了生活费扣除。综合课税，综合性计算扣除额，本质上就是要避免这种重复扣除。如果转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计税模式，就要打破现行的分类费用扣除方式。这是一种复杂的转变。要稳妥实现这种转变，关键点是正确认识费用扣除额的本质。
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的本质是扣除所得获取成本。个人所得分为劳动报酬、投资所得、财产性收入和遗产与赠予所得。前三类所得都有成本支出，最后一类没有成本支出，所以单开税种课税。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政策角度看，个人所得课税成本扣除最大的争议点就是要不要全额扣除。事实是如果选择全额扣除，那么，认定成本全额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劳动报酬成本究竟覆盖哪些支出，就是一个突出例证。如果选择部分扣除，哪些项目可列入扣除范围又是一个难题。究其争议的本质，是纳税人意志与征税人意志的不统一，作为纳税人总是追求全额扣除，但征税人却希望部分扣除。所以，世界各国个人所得课税扣除额的确定都是征纳双方立场协调的结果，根本不存在规范的模板。
按前述设想归入综合课税的劳动报酬，其费用扣除额本质上应是劳动力成本支出，具体包括三类：一是劳动者生存支出，衣、食、住、行等支出；二是劳动力培养支出，如教育、培训支出、图书购买等；三是繁衍支出，如生育支出、赡养人口支出。据此，人均消费性支出首先应扣掉，按1∶1.5赡养系数考虑，单一劳动者该项扣除月全额即应达2 000元。难以核实的是其他类支出扣除额。这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劳动报酬课税费用扣除额究竟是采取分项核定方式还是以因素推算为基础核实总额的方式？目前工薪所得费用扣除额的确定采用的是后者。对劳动报酬综合课税，仍可采用这种方式来核定费用扣除额。因为分项核实与我国个人支出结构非均等化程度较高的现实不相适应。但要指出：在住房商品化条件下，确定劳动报酬费用扣除额应该考虑个人住房贷款因素。目前城市就业人员大部分人依靠银行贷款购房，贷款利率已升至7%，而且城市房价不断攀升，使贷款本金规模相应扩大，贷款100万元20年期的月本息负担要达5 000元以上。目前我国城市内事实上已形成了收入—房价—贷款负担三者同向联动格局，但大城市内个人收入增长稳定性已低于房价和利率两者上涨稳定性，使得大中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生活压力剧增。所以，设计劳动报酬课税费用扣除额，可考虑把贷款利息列为专项扣除。这样做并不仅是体现个人所得费用扣除额的劳动力补偿特征，还可促进房地产市场正常发展。
还要指出，确定劳动报酬课税费用扣除额目前面临的实质问题并不是金额多少，而是思维方式和方法。西方国家在费用扣除额问题上争议不大，关键因素是全社会较为认可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从我国情况看，似应把与物价上涨、赡养负担费用和支出结构变动联动调整作为基本原则明确下来。这是一种动态处理问题的方式，与公众补偿基本生活支出的要求完全可以对接，因而能够减少不必要的争论。但要认识到，按区域确定费用扣除额的思维方式是不科学的。因为费用扣除额对应的是基本生活支出，而这类支出涉及项目的物价各地差别不大，如食品、服装、通讯、交通等。
财产性收入费用扣除额主要涉及中高收入阶层，其中核心问题是如何确保投资和消费正常增长。按前述设想把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归并综合课税，就要重新确定费用扣除额。进行这种改革，核心的难点首先是如何确认这三项所得的同质性。从理论上讲，三者都是凭借财产所有权获取的收入，但从操作角度看，三者的成本表现不一样，财产转让所得的成本是财产原值，财产租赁所得成本则是财产出让期间的使用权成本，特许权使用所得成本是产权使用成本的分期摊销。因此，三者统一确定费用扣除额存在较大的技术性困难，折中的做法只能是据实扣除。
三、如何确定征收期限
从国际经验看，个人所得综合课税是按年度申报纳税。比如法国，纳税人要在下一年度3月1日之前完成申报。按年度征税的科学性是可以避免因月度收入不均衡所带来的超额税负。部分个人所得改为综合课税，有必要研究如何确定征收期限问题。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是按月征收，这是与分类计税模式相吻合的征收模式。如果改为综合课税就要转为按年度征税，这面临着三个问题需要研究：一是制定严格的管控制度，确保代扣代缴单位或个人如实核实、申报年度个人应税所得并及时缴税。目前我国要求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个人申报收入，实践中有漏报现象，这说明有难度，如果按年纳税，代扣代缴单位会出现工作量集中加重情况，可否保证足额及时纳税确有疑问。二是我国财政收支属于现收现支，如果个人所得税按年征收，这笔税款就会脱离当年支出转为下年支用，预算管理要做出相应调整。三是按年征税要求代扣代缴单位在年内核实每个员工从外单位获取的收入(如劳务、稿酬)，这需要相关人员如实报告。也就是说，管理责任完全转到了代扣代缴单位和个人，这对责任感和纳税意识是一种检验。现在分类课税，比如劳务，由付款方扣税，责任清晰，纳税人也很难避税；但综合课税的话，责任全部在劳务获取者的工作单位，付款单位和领取者是否如实及时报告，疑问较大，需要建立相应制度管控。
从我国实践看，完全按年征税不现实，似可采取折中措施，其中突出的制度性约束是费用扣除额是按月核算而不是按年核算。公平起见，综合课税部分可按年度计税，但为防止漏税并与按月核实费用扣除额制度相衔接，工薪所得 收入部分税额可采取按月预缴的方式处理，年终多退少补；劳务和稿酬所得按月逐笔计税。
四、基本结论
个人所得税分类计税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计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改革有必要遵循三项原则：一是循序渐进。就是要根据整体制度变革的方向来设计改革，寻找出台时机，不能急躁冒进。二是降低改革成本，这项改革触及税源管理、征收管理等多方面内容，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税收下降，总体上看要付出较大成本。比如综合课税要增加稽查成本。为此，要先进行系统测算，核实征收成本增长边界。基于此，应完善税收征管网络平台，寻找出合理的制度管控方式。三是统筹兼顾。具体说就是要统筹考虑综合课税与分类课税之间的关系，应使两类计税发挥不同的作用，既体现互补，又体现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