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风险范文
时间：2023-04-05 10:44:0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场风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漫长的农耕中国，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曾是被千万遍赞颂过的美好景象。那时，粮食就是财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诗人笔下的开元盛世是何等的富庶和殷实。然而，现在的情形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果实并不直接等于通用财富，我们未必能看到过去所熟悉的那份“丰收的喜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农业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在市场化条件下，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传统的勤快和懒惰，似乎已不是富裕和贫穷的主要原因了，他们或贫或富，更多的是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带给农民的并非总是福音，实际的情况经常表现为市场主宰农民，而不是农民主宰市场。对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营，社会化的大市场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力量，二者之间的对接问题已严重地困扰着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农民的持续增收，而且随着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这个问题变得日益突出。
其实，发达国家的实践早已证明，在现代农业中，决定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主导因素是市场需求，而不是生产和供给。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对供给总量规模的扩张构成了强劲的制约。正因如此，欧美国家农业政策的重心也是放在了应对过剩条件下的农民利益保护问题上，而不是主要用以促进生产。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已基本上告别了农产品短缺的时代，进入了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后，粮食生产一度出现了下降，但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最近3年连续增产；而畜产品、水产品和水果、蔬菜等都得到持续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需求增速已经明显降了下来，特别是城镇居民的食品需求已经稳定了下来。从供求两方面的变化看，我国农产品生产总体过剩的情况在加剧。相应地，农业的市场风险也随之增加。
从各地的实践看，谷贱伤农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媒体报道，*6年运城市某村*0多亩耕地，有三分之一种了西瓜，但是西瓜卖不动，村民有三分之一的西瓜都倒掉了，卖出去的也只有每亩*元的收入，而投入达300元。西安阎良区有的农民由于菜价过低而用拖拉机将丰收的芹菜翻埋。北京大兴区有农民因为白菜卖不出去而在菜地里放羊。笔者春节回乡，发现因为买不出去，有的地里还有未收的白菜。鄙县农民饲养了4万头奶牛，数年前的市场价格是每头接近1万元，现在降到了不足5000元，全县农民损失超过2亿元。诸如此类的事例说明，市场经济波峰浪谷的冲击，对广大农民的利益而言，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巨大威胁。
二、农业市场风险为什么如此之大
那么，我国农业市场风险为何如此之大呢？如果农民兄弟问“明年该种什么？”，是没有人（或部门）能给出准确答案的，而跟着市场的感觉走，听任市场调节，又是靠不住的。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根据笔者的观察，其原因应该说不一而足，择要而言：
1、小农经营具有天然局限性，同时我国的市场体系建设滞后。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放开市场和价格是件容易的事，是一个“快变量”，这只需一道政令并在一夜之间就可完成。但市场主体的发育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慢变量”。从实际情况看，广大农民的市场经营能力普遍较低，市场谈判能力弱，加之市场交易的体系和规则还不够健全和规范，使得农民在搜集、辨析和处理有关市场信息并做出决策时，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极易一哄而上、一哄而下，造成市场进入的盲目性和市场均衡的脆弱性，严重影响了收入的稳定增加。马克思当年曾说商品价值的实现是“惊险的一跳”，对于我国农民而言，更为惊险。
2、政府缺乏应对农业生产过剩的经验和控制风险的政策体系。过去我国政府主要解决的是农业生产不足的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应对农业生产过剩，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目前，由于粮食生产的特殊重要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种粮的利益，“农民兄弟不用怕，政府有个保护价”，粮食生产的市场风险是最低的。但对于占农民收入半壁江山的畜牧业和水果、蔬菜等的生产，基本上没有相应的风险控制的政策安排。*6年家禽和生猪价格的剧烈波动，给养殖户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水果和蔬菜的生产则是年复一年地面临着市场风险的考验。
3、全球化给我国农业带来挑战。*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WTO，作为加入WTO的条件，我国承诺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做出了多方面的让步。我国农业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我们超小型的家庭农业经营，要与经营规模比我们大百倍甚至更多的、同时享受着巨额补贴的欧美大农场去一比高低，这必然会给我国的农业生产带来挑战。比如，我国连续数年成为棉花净进口国，且进口数量逐年递增。*5年棉花进口量增加到257万吨，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美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棉花生产实施了高额补贴，从而造成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低迷，使得国产棉花在价格上无法与美棉竞争。这种情况下，国内纺织企业力争多拿进口配额，纷纷采购进口棉，导致棉花进口规模大量增加，国产棉销售不畅，直接影响棉农植棉收益。据笔者*6年7月在新疆的调查，截至当年4月，新疆收购皮棉180万吨，但销售量不足90万吨，一半以上的棉花还在各类收购企业手中。乐施会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的棉花产量在*5年减少约10%，棉农将损失17.2亿元的收入，并减少72万个就业岗位。*4年世界银行出版物《全球农业贸易与发展中国家》（M.AtamanAksoy,JohnChristopherBeghin，*5）指出，贸易完全自由化后中国农民将是最大的输家：与维持乌拉圭回合相比，贸易完全自由化后，在2015年中国农民的损失将达到750亿美元；农业总就业减6.6%，收入下降3.1%；谷物和糖料就业人数减少达26.6%。
三、如何控制市场风险
控制农业的市场风险是农民的迫切愿望，毫无疑问是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那么如何控制市场风险呢？这里着重谈三点：
1、土地要有规模，农民要有合作。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略有下降。过去我们经常以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来证明小农经营的有效性，但笔者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库中看到，目前日本农民的人均土地规模已经是我国的7倍，韩国是我国的3.5倍。我国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不断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改造农业的微观基础，否则不仅难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农民的增收空间有限，而且也给控制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和市场风险带来瓶颈约束。我们曾经“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够”（这是同志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复讲述的一个观点），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现在对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同样估计不够。必须明确，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是无法真正建成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政府的勤勉和努力很可能是事倍功半的。
在这个问题上，集体林权改革的成功实践是很好参照，对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极具启发意义，应以此为契机把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引向深入，逐步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
同时，加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通过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等，进一步加快农村专业合作社，壮大并充分发挥农业行业协会的作用，推广“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规范和发展“订单农业”，以期增加农民的获利机会，降低市场风险。
2、完善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其中，需要强调的是：第一，要完善和拓展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服务功能，推动农产品运销企业和物流配送企业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加强农产品低温仓储和冷链系统建设，建立多种模式的农产品冷链体系，形成产、贮、运、销配套服务体系，探索和推广“超市+基地”、“超市+农村流通合作经济组织”、“超市+批发市场”、“超市+社会化物流中心”等经营模式。这也意味着，今后我国需要下大力气培育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流通企业。国际经验证明，农产品的市场营销需要适度的垄断，这是提高质量标准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必然选择。
第二，逐步建立起主要农产品生产、供求、价格、监测与预警体系。加强省、地（市）特别是县乡级农产品生产信息的搜集、处理和工作；加快农产品信息网络和价格监测网络建设；建立农产品信息制度，及时通报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提供农产品市场分析和预测报告；完善价格监测体系，提高农产品供求、价格监测预警能力；建立农产品市场供求和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急机制。
3、建立农业价格支持的政策体系。国际经验表明，降低农业市场风险，需要政府建立一套完整的支持政策体系。我认为，建立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关键是要用足WTO“绿箱”政策（《农业协议》第6.1条），用好“黄箱”政策（第6.2、6.4、6.5条），增强支持力度，扩大支持范围，完善支持机制。简要而言：
第一，增强力度。资料显示（李显德，*6），*5年OECD国家农业支持总水平(TSE)为3852亿美元，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得到12346美元的支持，其中美国为49193美元，欧盟为2*0美元，日本为20912美元；平均每公顷耕地得到923美元的支持，其中美国为632美元/公顷，欧盟为1815美元/公顷，日本为13555美元/公顷。OECD国家农民的农业总收入中约1/3是来自于政府各种各样的补贴和支持。我国曾经很长时间对农业实行了征税政策（即PSE值为负），目前已由征税转向了支持。但总体上讲，农业支持的力度还很弱。无论从农业发展的内在需要看，还是从国家能力上看，农业支持水平都应该有一个更大幅度的提高。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普遍存在着认识的误区是，认为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补贴，而我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补贴，所以补贴不起。事实上，农业补贴主要是针对农产品的数量而非农民的人数。发达国家的农民比例尽管很小，但所经营的土地规模和生产的产品数量却很大，比如美国平均农场规模是我国农户经营规模的500多倍，其城市消费者在农产品价格支持方面的相对人均负担显然更大。
第二，扩大范围。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一要对水稻、小麦以外的种植业实行价格支持政策，如玉米、棉花、油料、杂粮、豆类等，并对重点地区给予重点支持。比如，过去7年来我国棉花需求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产需缺口和进口数量不断增大，但国家并没有出台一项扶持棉花生产的重大举措，甚至连原有的一些优惠政策也相继取消，因此给予棉花生产补贴和价格支持，应当是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之一。
二要对畜牧业给予补贴，特别是要对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给予重点支持。资料表明，西北地区拥有草地26亿多亩，占全国的2/3，而牧业产值仅占全国的7.5%。全区农牧业结构中，种植业占70%左右，畜牧业比重仅为28.5%左右。我们认为，国家有必要实施“西北畜牧业振兴计划”，作为开发大西北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优先内容。其核心：一是加快西北的畜种改良。西北地区的畜种多为地方品种，既低产，又增加生态压力，与国外差距甚大，应该加快国外良种的引进，加快对当地畜种的杂交改良。中央政府要像实施粮食“良种补贴”一样，对西北地区畜牧业原种繁殖和杂交改良给予补贴，而且力度应该更大。二是加快建立人工草料生产基地。据世界银行估算，新疆和甘肃有46%和48%的草原属于中度或严重退化。另据研究，在荒漠干旱草原区，建设一亩有水利条件的人工饲草基地，一般可以解放、保护40－50亩天然荒漠草场，“建设一小片，保护一大片”。国家大幅度增加对粮食主产区投入和补贴的同时，也应加大对西北人工饲草基地建设的投入和对农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补贴。
三要对生态脆弱带进行补贴。我国从*0年开始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国家给予相应的粮食、现金和种苗等补贴，工程受到了3*多万退耕还林还草农户的欢迎。问题是，即使按照当初设计的生态林补助8年计算（经济林5年），也很快就要到期。工程实施之初，声称到期后可根据农民实际收入情况，需要补多少年再继续补多少年；但这种模糊的说法，很难转化成科学的政策。建议由对农民退耕损失进行补偿转向对农民参与生态维护和保育的补贴，借鉴国际经验，实施专门的生态脆弱带补贴计划。
第三，完善机制。目前我国在“三农”方面的专项资金多而凌乱，且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即使是专门的人士也无法对其有全面准确的了解。这就必然影响到“三农”政策的科学性和效率，同时也容易滋生各种问题。为此，需要尽快编制今后5到10年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总体预算框架，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仅仅提出一个“三农”支出“三个高于”的笼统原则。
篇2
关键词：市场风险 风险评估 风险预警
企业的市场风险是企业市场营销活动中由于内外部与市场有关因素的影响而随机出现的对企业造成损害的可能性。随着市场竞争的逐渐加剧，企业的市场风险加剧，给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如何对企业市场风险进行管理已经成了大部分企业急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预警的角度对企业的市场风险管理进行研究。
一、企业市场风险预警系统构建
企业的市场风险预警系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预警系统是指为了防范可能偏离正常发展轨道或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而建立起来的报警系统。而广义的市场风险预警系统则包括市场风险识别系统、市场风险评估系统、市场风险预警系统和市场风险处理系统。关于企业市场风险的预警系统构建的思路，本文按照广义的市场风险预警包含的子系统来构建。
(一)市场风险识别子系统 由于每个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有很大差异，企业内部的组织架构以及核心能力也各有不同，因此，没有一种风险预警的方案能够适应所有的企业。(1)市场风险识别的基础。市场风险识别的主要依据是信息，因而必须建立灵敏的市场信息收集与分析系统。市场风险信息是原始信息向征兆信息转换的结果。市场风险的原始信息既包括市场风险历史信息和即时信息，也包括市场风险实际信息和判断信息，还包括国内市场信息和国际市场信息以及与该产品、该产业相关的科技经济社会信息。而市场风险的征兆信息则是指能够体现出来具有市场风险的直观的、经过加工处理的信息。一个完善的市场风险预警系统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配合：首先要有强大的信息网来进行支持，进行信息收集、统计与传输；其次是高效的中央信息处理系统，储存和处理从信息网传人的各种信息，进行综合、甄别和简化。最后是建立科学的信息分析系统，对缺乏的信息进行分析并进行征兆信息的分析，从而精确地识别市场风险。(2)风险识别的人员构建。通常来说，企业的市场风险管理由销售总经理全面负责，同时要求企业营销系统内部各方面必须相互协调，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广泛参与。从销售总经理到普通员工，都应把风险管理作为自己的一项职责，并有专门负责做风险识别与分析的专职人员。(3)市场风险的主要识别技术。市场风险的主要识别方法有：第一，因素目录法，即将一个特定行业内的公司所共同的市场风险的潜在因素列成详细的清单，并根据该清单对照本企业的各个因素是否具有市场风险，从而识别企业的市场风险；第二，内部分析法，即营销部门自我识别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风险的方法。可以作为常规性经营规划循环过程的一部分来完成，典型的是通过一个业务单元的员工会议。营销部门自我识别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风险的好处主要在于企业营销部门比较熟悉企业的情况，掌握的一手资料比较多，容易识别企业的市场风险，但主要缺点是企业的营销部门对外界的形势了解不一定很充分，另外，企业营销部门掌握的分析技术是否先进也是影响企业市场风险识别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外部专家分析法，即从企业外部请专家对企业的市场风险做综合评估。由于专家掌握了专业的风险识别技巧，其对风险的识别能力可能会更高一些，准确性也就高一些。而且相对于内部营销人员，专家对企业的评价受感情因素的影响小一些，准确度相对较高，但对企业的情况不可能像企业的内部员工一样了解地那么清楚，信息的掌握上会存在一定的缺失风险，会影响风险识别的准确性；第四，底限触发器法，即通过将现在的市场事项与预先确定的标准进行对比，一旦该事项的实际指标达到了预先确定的标准的最低值，触发器就被触发，立即提醒管理当局关注；第五，研讨与访谈法。这种技术是通过经过对市场风险研究与讨论，发现企业潜在的市场风险，为进一步的市场风险管理做好准备；第六，因素过程分析法，即通过构建一个过程模型，用输入、转换和输出三个因素进行分析，来考察市场风险因素在变化过程。通过该分析影响一个过程的内外部因素，企业能识别那些可能影响市场营销过程及其目标实现的因素。
篇3
1．土地要有规模，农民要有合作。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略有下降。我国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不断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改造农业的微观基础，否则不仅难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农民的增收空间有限，而且也给控制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和市场风险带来瓶颈约束。
在这个问题上，集体林权改革的成功实践是很好的参照，对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极具启发意义，应以此为契机把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引向深入，逐步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
同时，加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通过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等，进一步加快农村专业合作社，壮大并充分发挥农业行业协会的作用，推广“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规范和发展“订单农业”，以期增加农民的获利机会，降低市场风险。
2．完善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其中，需要强调的是：第一，要完善和拓展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服务功能，推动农产品运销企业和物流配送企业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加强农产品低温仓储和冷链系统建设，建立多种模式的农产品冷链体系，形成产、贮、运、销配套服务体系，探索和推广“超市+基地”、“超市+农村流通合作经济组织”、“超市+批发市场”、“超市+社会化物流中心”等经营模式。这也意味着，今后我国需要下大力气培育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流通企业。国际经验证明，农产品的市场营销需要适度的垄断，这是提高质量标准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必然选择。第二，逐步建立起主要农产品生产、供求、价格、监测与预警体系。加强省、地(市)特别是县乡级农产品生产信息的搜集、处理和工作；加快农产品信息网络和价格监测网络建设；建立农产品信息制度，及时通报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提供农产品市场分析和预测报告；完善价格监测体系，提高农产品供求、价格监测预警能力；建立农产品市场供求和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急机制。
篇4
一、财务公司市场风险管理的现状
国内财务公司目前在金融市场上主要从事本外币股票、债券、外汇即期等业务。大部分财务公司按照业务类型分部门管理上述交易，并就不同交易品种分别设立了交易限额、敞口限额及止损限额，初步建立了市场风险的授权与监控制度。随着财务公司所从事的交易品种的增加与交易规模的增大，目前的市场风险管理水平已滞后于商业银行，也不能满足外部监管的需要，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市场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较为松散
国内相当数量的财务公司并没有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市场风险政策和额度控制主要由公司董事会或投资委员会以及公司业务负责人承担；各业务部门既是业务执行者同时也是市场风险的日常管理者。这样比较松散的架构容易造成市场风险授权不清晰、责任不明确、业务部门隐藏风险等情况。
（二）市场风险管理政策程序尚不完善
有关交易品种、交易额度的设定基本都是各业务部门采取事前一事一报的方式，市场风险管理程序主要停留在事前评估环节；另外，对交易没有明确划分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一些自营交易和代客交易也没有严格区分，因此对纳入市场风险评估的交易范围没有统一标准。
（三）市场风险管理方法手段较为粗放
对各项交易工具或组合的市场风险量化手段主要是各业务部门就各项工具或组合分别汇总的交易规模（名义金额）、外汇敞口以及浮动盈亏等，没有分风险因素分拆各项工具或组合，也没有进行公司整体的风险价值的测算。这样一是不能确切说明集中在汇率、利率等市场风险因素上的市场风险分别是多少，二是不能回答整个公司的潜在市场风险到底多大。
（四）市场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非常薄弱。
国内大多财务公司对市场风险管理的薄弱之处最主要的体现就是没有一套适用的市场风险的信息管理系统。多数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工具还停留在手工或半手工阶段，既缺乏效率也容易出错。
二、加强财务公司市场风险管理的建议
要建立与财务公司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完善的、可靠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从长远看，需要推进以下工作：
第一，要建立由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公司高级管理层（风险总监）、风险管理部门以及业务经营部门职责明确的市场风险管理架构；第二，要制定与收益相匹配的风险限额管理政策，根据各业务部门的收益目标制定其应当承受的风险水平；第三，要建立明确的事前审批、事中监督、事后报告的市场风险管理制度与程序；第四，要采用风险价值（VaR）、交易额度、盯市以及压力测试等全方位的计量方法，分因素识别、计量、汇总单一或组合工具的市场风险值；第五，要加大对市场风险管理人力与物力的投入，引进适合自身的市场风险管理系统并注重培养专业化的市场风险管理人员。
从近期看，在目前财务公司交易账户自营交易的种类和笔数都较少的情况下，可利用其现有资源对市场风险实行风险限额两级授权、分级汇报的管理程序。
限额（Limits）管理是目前各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进行控制的主要方法。风险限额主要包括交易限额、风险价值限额、止损限额和压力测试限额等。各个限额不仅可以分配到不同的层级和业务单元，还可以按照风险要素或金融工具类型分别设立。财务公司的风险限额管理的主要思路是：
（一）风险限额二级授权
第一级授权为公司对业务部门的授权，授权内容一是各业务部门可交易的产品品种和期限，二是各业务部门交易账户自营头寸的风险价值限额和止损限额（年）。限额大小主要考虑年初或年中对各业务部门的利润考核指标。
第二级授权为各业务部门对各交易团队的授权，授权内容一是各交易团队可交易的产品的品种和期限，二是各种产品交易账户自营头寸的交易限额和止损限额（日、年）。各部门负责人根据本部门每日市场风险汇总情况，随时调整对各交易团队的授权。
（二）分级汇报
各交易团队对需要超出交易额度的交易需事先汇报给部门负责人，经授权调整后方可进行交易，每日部门风险管理人员向部门负责人汇报各交易团队对交易限额及止损限额的执行情况；各业务部门对授权范围外的产品或可能超出风险价值授权的交易需及时汇报给公司负责人，经授权后方可进行交易，每日部门向公司负责人汇报部门的风险价值限额及止损限额执行情况，对于超额情况需做出书面解释。
篇5
本文将在数据检验的基础上确定本模型VAR的计算方法。笔者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检验，以确定数据的基本性质。计算后的数据序列基本特征值（见表1）显示：
（1）两类指数序列分布均为非正态分布。
（2）两类指数序列分布均为非对称分布。为了进一步准确判断数据序列特征，笔者利用QQ图对指数收益率进行检验（见图1和图2）。结果显示：两类指数收益率不服从正态分布，且为非对称分布。由此，本文选用广义自回归条件方差及其扩展（GARCH族）模型计算VAR取值。为确定ARCH模型的具体形式，笔者进行了ARCH效应判断（ARCH-LM检验）及滞后阶数p的选取，以确定模型中的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形式（见表2和图3）。数据显示债券指数序列存在显著的ARCH效应，残差序列存在一阶ARCH效应。因此确定建立GARCH（1，1）类模型计算VAR取值，由此得出香港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风险程度。
风险测算
确定后的具体模型计算如下：模型的收益方程为：指数的标准差；qα代表在给定显著性水平下对应的分位数。由以上步骤计算出的VAR值为香港人民币离岸债券指数收益率在显著性水平下的最大可能损失值，即市场风险程度。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得出的结果（见表3）。将所得各参数代入式（7），计算得出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风险评估结果（见表4）。
结论
根据定义计算得出的VAR取值应为负数，表示在正常市场条件下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上，一段时间内金融市场发生的可能最大损失。其绝对值愈大，则市场损失愈大，表明市场风险愈大,反之亦然。以上经验性研究结果显示：
1.由两类指数序列计算得出的VAR均值表明。香港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市场风险处于极低水平，爆发风险的概率不大。其中，由中银香港人民币债券指数计算得出的VAR均值区间为[4.55E-06，5.08E-06]，表明香港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上单个交易日内由市场风险导致的期望损失可能达到初始价格的0.00455‰至0.00508‰；由中银香港人民币离岸投资级别债券指数计算得出的VAR均值区间为[4.05E-07，4.46E-07]，表明香港人民币离岸投资级别债券市场上单个交易日内由市场风险导致的期望损失可能达到初始价格的0.000405‰至0.000446‰;后者数值低于前者一个数量级。
2.由两类指数序列计算得出的VAR标准差显示。不同信用级别的香港人民币离岸债券风险波动程度存在差异，人民币离岸投资级别债券①风险波动程度低于人民币离岸债券整体风险波动程度两个数量级。结果表明，现阶段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风险可概况如下：
（1）现阶段香港人民币债券整体市场风险可控。
（2）不同香港人民币债券子市场的市场风险不同。
篇6
关键词：碳金融；市场风险；Copula
1.引言
低碳经济的兴起促进了碳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碳金融业务创新也随之兴起。以兴业银行为主的商业银行主要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市场风险受国际汇率影响较大，碳排放交易所交易试点主要交易对象为CCER，主要受碳价波动影响。由此，本文在考虑不同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后，选取Copula函数构建模型这种非传统度量方法来计算碳金融业务的市场风险。
韦艳华等国内外专家在考虑变量的相关性后，把Copula函数应用到以GARCH构建的金融变量边际分布的模型中，研究变量相依性以及整合后的市场风险。周艳菊等基于贝叶斯网络并利用Copula方法度量了我国商业银行在不同置信水平下操作风险损失的VAR和CVAR值，该成果的发表为更准确的度量操作风险提供了依据。李建平等考虑风险相关性后对商业银行主要面临的三类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了集成，实证显示考虑相关性后的VAR值比直接相加的VAR值要小，为研究金融市场整体风险提供新思路。张晨等根据对商业性银行介入碳交易业务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构建的以Copula为基础的模型的结果，认为政府监管对减少碳交易风险起到一定的作用。总体而言，Copula的性质是在非线性单调变换下函数不变，因此，可以对非线性、非对称性的相关模式进行刻画，并且实现风险分散。
2.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Copula函数对中国碳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度量。当使用Copula函数计算市场风险时，主要体现在与VAR度量方法的结合上。Copula将不同的金融资产的边际分布连接起来，得到它们的联合分布，从而据此计算相应的分位数，得到的值也就是市场风险值。假设，F是由Copula函数连接的边际分布的联合分布函数，则对于显著水平的VAR值计算如下：
运用Copula函数构建模型后，拟合不同形式的Copula函数时需要对参数进行估计。本文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具体步骤如下：
（1）利用核密度函数得到A、B两类因子的非参数核密度估计为：
（2）Copula函数中均匀边际分布变量是根据密度函数算出的分布函数得到的，即：
由上述公式得到的是Copula函数中的估计值。
（3）不同Copula函数的参数利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即：
（4）这样不同的Copula结构可以得到不同的Copula函数，即：
3.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13年6月18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中国七所碳交易试点碳交易均价和欧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收益率数据共579组，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wind。碳交易均价定义为：
上式中角标分别代表北京、上海、深圳、湖北、广州、天津、重庆等地。本文将收益率定义为（i=1碳价，i=2汇率）：
3.1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
经过ADF检验，两个收益率序列都是平稳序列，如图1的时间序列图形显示，两个收益率序列围绕着均值上下波动，且其波动性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下表给出两个序列的一些统计特性：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序列的均值和标准差都较小，偏度值比0大，为右偏，峰度值比3大，表现出“尖峰厚尾”的特征。对碳均价和汇率两收益率序列进行正态性检验，得出H=1，即拒绝原假设，认为他们不服从正态分布。
3.2参数估计
Parzen（1962）的研究结果显示了核密度估计具有渐进相容性和渐进正态性的特征。这里选定正态核函数，由正态核的经验法则选取光滑参数，就可以计算碳均价和汇率收益率的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的光滑参数分别为，，其图形如下：
从图2可以看出核密度估计函数基本上拟合了收益率分布的“尖峰厚尾”特征。根据公式可以计算出Copula函数中的估计值。为了验证，是来自上的均匀分布，画出经验分布与均匀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图，图形基本重合。由此得出，确实来自均匀分布。接着求出阿基米德 Copula中各参数估计值。结果如下：
对比上表中各Copula函数的参数值和极大似然值，不难看出Frank函数对应的参数较大，因此初步断定Frank Copula能够描述两序列之间的相关关系。
3.3Copula函数选择
本文根据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计算出了不同阿基米德 Copula的参数估计值。但是这些不同的阿基米德Copula函数中是不是Frank能更准确地刻画两序列之间的相关结构，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本文采取三种函数与均匀分布之间的欧式距离比较，得到如下结果：
从上表中我们看出Frank是最优的，而Gumbel和Clayton函数距离相对较远。因此，在显著性水平为5%情况下，认为两序列的相关结构可以指定非线性的Frank函数描述。进一步计算阿基米德 Copula函数的相关性测度的指标：
从表4中我们看出基于阿基米德 Copula函数的相关性测度指标中Frank的Kendall’s Tau和Spearman’s Rho是最高的。也就意味着Frank对极端事件的尾部相关性能够更好地加以描述，所以它更能恰当地刻画两序列的相关性问题，碳均价和汇率收益率序列整体相关性比较强，与上面的非参数密度实证结果相符。
3.4市场风险VAR
为了得到市场风险的具体数值，对碳均价和汇率收益率进行等权重组合，运用Frank Copula进行蒙特卡罗模拟，计算出不同置信度下的值，结果见下表：
实证结果比较可知：置信度的提高带来VAR的值的增大；碳均价序列的VAR值相比汇率序列的VAR值要大；汇率是受到政府监管的，而碳价监管还未完善；若将两风险的VAR值直接相加要比整合后的VAR值要大，说明不同的风险因子之间的相关性会使市场风险的值变大；而蒙特卡罗模拟的值处于两者之间，市场风险VAR值随着蒙特卡罗模拟模拟的次数增多而增大；由此可知，本文选取的Copula模型很好地将序列间相关性整合在一起，对中国碳金融的市场风险进行了很好的度量。
结论
低碳经济的兴起促进碳金融业务迅速崛起，碳金融服务机构的业务的发展同时也促进经济转型，参与碳金融业务的关键就是有效地实现碳交易市场的风险防控。本文根据研究结果，现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积极构建全国范围内较为完善的碳金融交易平台。一是，统一定价，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统一制定价格，有明确对的价格制定体系，从而提高碳金融交易的市场效率。二是，统一配额，在全面推进碳金融交易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总量控制。三是，统一监管，实现自上而下的审慎监管体制，明确各级部门监管范畴，并防止冲突。
其次，健全交易和监管机制。设立碳排放权交易所交易的进入门槛，确保交易主体具有良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意识，同时设立风险警示制度，通过保证金制度，实现对交易风险的防范。
最后，与国际碳排放交易体系加强合作。对国内相对分散的碳金融交易平台进行深度整合，重点扶持碳金融交易的第三方机构，加强与国际化程度较深的气候交易所的合作，逐步实现中国碳金融交易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韦艳华，张世英.金融市场的相关性分析――Copula-GARCH模型及其应用[J].系统工程，2004，22（4）：7-12.
[2]周艳菊，彭俊，王宗润.基于Bayesian-Copula方法的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度li量[J].中国管理科学，2011，19（4）：17-25.
[3]李建平，丰吉闯等.风险相关性下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集成度量[J].中国管理科学，2010，18（1）：18-25.
[4]张晨，杨玉，张涛.基于Copula模型的商业银行碳金融市场风险整合度量[J].中国管理科学，2015，04：61-69.
[5]柏满迎，孙禄杰.三种Copula-VaR计算方法与传统VaR方法的比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02）：154-160.
篇7
1我国矿业资本市场的现状
1.1我国矿业资本市场发展历程
我国资本市场经过多年的曲折历程,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我国矿业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矿业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我国矿业资本市场经过较大的发展和变迁,走过了一条政府拨款股市融资多元化并存的发展之路。
(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矿业企业仅是政府投资的外壳和载体,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拨款,其他途径的来源很少,仅有部分的银行贷款。
(2)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矿业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过去单一的政府拨款发展为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融资(如债券、股票)等多种方式;但由于资本市场的不成熟,矿业企业上市受到很大限制,想从资本市场上长期融到大额资金比较困难,从而导致了矿业企业走向了多元化的融资道路。
(3)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为矿业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型矿业资本结构已经形成,以多元化并存的模式进入资本市场。新型资本运营与结构为矿业类公司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证,促进了矿业企业价值链重新组合完善,资本运作与重组提升规模经济效益和产业集中度,矿业公司资本或股权结构类型多样化格局已经形成。
1.2我国矿业资本市场还需进一步完善
随着我国人民风险投资意识的加强,对矿业的投资也已大大加强,2007年我国矿业出现了并购整合资源热潮,新型矿业资本结构已经形成,加速发展我国矿业资本市场已迫在眉睫。
(1)在矿业产业整合与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利用资本市场是矿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矿业集中度低,相对而言只有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较高,有色金属、煤炭等行业产业集中度还很低,在全国矿业整合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企业拥有迅速融资的能力,这部分能力只有通过资本市场才能够简单、快捷地解决。
(2)完善我国矿业资本市场的时机已成熟。A股回归新趋势使国内投资者同时分享矿业企业成长的成果、优质资产定向增发募集注入矿业整合与规模经济前景、优质资产境内上市促进国内矿业兴旺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资源注入上市公司改变主营业务方向有利于国家产业调整、探矿权与上市公司跨地域对接组合新格局初现刺激矿业权作为期权交易平台探索路径、境外上市新案例拓展境外资源与资本市场、跨国资源收购与国内产业整合、新型矿业资本结构的形成等都为加速发展我国矿业资本市场提供了有利时机。
2我国风险投资现状
2.1概述
风险投资又叫创业投资,最早源于美国VentureCapital,指由职业金融家向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投入权益资本并参与其管理的行为。其实质是通过投资于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群,将其中成功的项目进行出售或上市,实现所有者权益的变现,这时不仅能弥补失败项目的损失,而且可使投资者获得高额回报。风险投资在我国是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科研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才新兴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制约了其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为了提高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培育和发展风险投资体系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2特点
(1)风险投资所追求的是高风险、高收益、高增长潜力,但其失败率高达70%左右。在美国,风险投资的长期年均回报率可达20%,是股票投资的2倍,是长期债券投资的5倍,成功的风险投资甚至可以获得100倍至1000倍的回报。
(2)投资者与所投资的企业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3)风险资本一般不以企业分红为目的,而是在退出时以资本增值作为回报,退出的时间一般选择在企业上市或出售时。
(4)风险投资同时投资多个项目,以某些项目的高额回报补偿另一些失败项目的亏损。人们无论进行何种形式的投资,其目的都在于获得一定的预期收益,当然,在投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定的风险,即出现亏损。那么,这些投资者进行风险投资的先决条件就是:进行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超过投资于安全投资所获得的预期收益,并足以补偿其承担的风险。
(5)风险投资属于专业投资。与一般的投资不同,风险投资是利用风险投资家的经验、学识、管理能力帮助创新者创业,只把资金投在风险项目上不能称之为风险投资。
2.3存在的问题[2]
(1)投资主体单一我国的风险投资机构主要是国家创办的,投资主体单一,风险资本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根据科技部的我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2005,从2004年风险投资的资本结构比例来看,政府、银行和国有独资公司占有46%,外资为21%,个人资金占3%,其余为各类企业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短缺问题,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风险投资的资金规模,使风险得不到有效分散。
(2)投资运作不成熟风险投资项目选择较难,投资方式和投资结构不合理,运作管理过程不规范。
(3)资本退出难风险投资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风险资本能否成功退出。而目前我国风险投资项目由于获得退出的渠道不畅通,成功退出的不到三分之一。
(4)缺乏相应激励和约束机制许多风险投资公司基本上沿用传统国有企业管理模式,还没有建立起适合风险投资运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造成风险投资机构自身的人员素质、管理经验都很欠缺,大部分投资公司对投资项目的后期跟踪和辅导跟不上,从而无法与国际上有实力的风险投资机构竞争。被投资方与投资方在投资理念方面存在差异,投资效率较低。
(5)法律未给予充分保护在我国现有经济法律法规中,有许多地方与风险投资运作规则相冲突。从总体上讲,法律法规不健全和不成体系,仍是政府面临和应解决的现实问题。
3加快发展我国矿业资本市场风险投资
3.1我国矿业资本市场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矿业资本市场是资本市场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更是整个矿业市场中最核心、最实质的部分,是矿业行业中勘查、开采等主要矿业活动所需资金的融通场所,影响着当前我国地质勘查业和矿业的改革与发展。矿业的特殊行业性质决定了矿业资本市场的特殊性,而我国的矿业资本市场,更是与我国特色的经济政策密不可分。目前国际矿业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有了新的特点,矿业资本投入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倾斜;短期投机性投资资本活跃,资本流动速度加快;外商直接投资、股权投资规模扩大。与国际矿业资本市场相比较,我国矿业资本市场尚处于全新的发展时期,上市矿业类公司在产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现,矿产勘探与开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资源勘探公司仍然缺乏资金支持,上市仍比较困难,矿业投融资领域中金融工具相对不足,大力建设和发展矿业资本市场风险投资是当务之急。
3.2加快发展我国矿业资本市场风险投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2.1促进市场经济走向成熟
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必须要加快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尽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矿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资对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成熟的市场环境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3.2.2使商业地质勘查活动更加活跃,加快矿业经济发展
矿业投资本身就属于风险投资,激励风险资本进入矿业领域,为矿业市场带来更多风险资金,加快新矿产地的发现和开发,满足经济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求,缺少资金的矿业权发现与风险资本结合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资本收益。
3.2.3缩短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周期
我国一般中小型勘查公司技术力量强,但缺乏资金积累,可用于勘探的资金很少,导致了即使有很好找矿前景也无法继续深入工作,使得许多矿产资源不能及时勘探、开发。而风险投资的进入为矿产资源的进一步勘探、开发提供资金保障,使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3.2.4加快我国中小型民营勘查业和矿业企业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已不再是补充部分,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民营企业很难获得国家财政的支持,社会融资难度大,只有风险资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型民营勘查业和矿业企业的资金难题,促进其迅速成长。
3.2.5加速我国矿产资源的整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矿业集团
由于风险投资的不断投入,企业拥有了大量的资金,通过企业间的兼并收购,拥有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的矿业企业则迅速壮大。这些企业再通过矿产资源的整合,最终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矿业集团。4完善和发展我国矿业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对策浅析
4.1发展成熟的矿业资本市场[3]
4.1.1开放矿业资本市场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开放政府服务性政策,政府真正转变职能,制定有利于资本注入的准入原则、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原则、矿业市场透明度原则以及资本市场的自由度加大等原则,为矿业资本打造自由流通的平台,疏通每一个流通环节,保证资本畅通。二是开放矿业投资。目前我国矿业企业进入股票市场融资的准入规则太高,再加上矿业本身的高风险性,使得很多中小型矿业企业没有办法上市融资。创业板市场是矿业企业难得的历史机遇,创业板市场的准入准则应充分考虑矿业的风险、矿业产品特殊性以及基础资源行业的特点。
4.1.2规范政府行为
我国市场化进程要求规范政府行为,矿业资本市场尤其需要一个政府来规范资本流通体制,从我国大的资本市场范畴来看,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职能错位,行政命令扭曲了市场机制,在矿业中这种问题尤其显得突出。矿业需要政府做出规划,但是很多情况下,政府做出的政策规划却是很多来源于市场的行为,不得已而为之。在我国矿业经济运行中,市场要求与政府决策不相适应,彼此发展步伐不协调,从而加大了矿业的市场风险。对于矿业资本市场来说,政府不应该是投资主体,应是企业、个人和外来投资者。政府的职责是在消除或者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发挥作用,同时要规范矿业市场中的操作行为,维持健康的矿业资本市场,保证市场机制作用正常发挥。矿业资本市场需要一个规范的政府行为来规划和引导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同时促进政府完善决策,这是一个协调性问题,而不是谁领导谁的问题。
4.2完善和发展矿业资本市场风险投资
4.2.1发挥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扶持作用
风险投资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因此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需要政府在法律方面发挥保障作用。矿业资本市场风险投资的健康、快速发展必须受法律的保护,而目前我国还存在法律不完善、执法力度不够等方面问题,必须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对矿业资本市场风险投资予以引导和调控。
4.2.2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拓宽资金来源
风险投资要真正成为矿业企业的资金支持体系,必须有雄厚的资本。拓宽资金来源,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发展矿业资本风险投资的首要条件。结合矿业企业实际情况,必须广开投资渠道解决其资金短缺难题:获取中央和地方政府资金用于矿产资源勘查项目,鼓励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把资金投资于矿产资源领域,适度放宽对养老基金的投资限制,积极引导外资参与矿业企业风险投资,加大力度吸引民间资金等。
4.2.3培养精通矿产资源和风险投资知识的综合素质人才
是否具有矿产地质和风险投资业务的综合素质人才是决定矿业资本市场风险投资成败的关键。矿业资本市场风险投资需要大批既精通矿产地质知识,又懂得金融知识的复合型风险投资企业家,他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风险投资的成功与否。
4.2.4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
矿业资本风险投资是将资金投入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开发,这是一种具有巨大风险、投资周期长的行业,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收益。风险投资者正是以最初确定的风险成本来求得更大的收益,国家要使投资者承担这部分投资风险,必须改革税收制度,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以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鼓励风险投资者投资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吸引社会闲散资金的投入。
4.2.5建立和发展风险投资的多种退出方式[2]
目前国际上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主要有:上市、兼够、清算,则我国也应建立和发展矿业资本市场风险投资的多种退出方式。首先,要加大力度规范现有的主板市场,减少其对非上市的股权转让活动的影响。逐步改革和完善股票上市的流通制度,改变法人股不能流通的规定,为风险投资退出渠道通畅提供制度保证和便利条件。其次,在活跃现有主板市场的同时,通过建立二板市场,真正降低矿业企业的上市门槛,吸引境内外资金向矿业企业投资。最后,在我国创业板市场启动之际,考虑到股权转让目标企业和达成转让协议不确定性很大,操作过程比较复杂,我国应当尽快完善有关股权转让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完善矿业权市场和证券市场,规范其市场运行机制,尽可能减少风险投资的退出障碍。要鼓励将风险投资公司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上市公司从而变现的退出方式。
篇8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掀起了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的浪潮。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这是扼制危机蔓延的权宜之计，但本文从银行信用的本质、私人资本的逐利性、信息不对称和防范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的角度分析，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是一项长期策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关键词：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内在经济决定
自2008年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先后掀起了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的浪潮。历来视国有化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洪水猛兽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由政府注资或收购股份的措施对大型商业银行进行救助，以扼制危机的蔓延。这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还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临时的过度性措施，但本文从银行信用的本质、私人资本的逐利性、信息不对称和防范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的角度分析后，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是一项长期策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救助商业银行的主要措施
随着次贷危机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美欧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纷纷采取国有化措施对大型商业银行业进行救助。英国率先于2008年10月8日由政府出资500亿英镑认购商业银行和房屋贷款机构的优先股；10月13日，英国政府向皇家苏格兰银行、劳埃德TSB和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注资370亿英镑，将其部分国有化；2009年2月27日，英国政府再次向深陷困境的苏格兰皇家银行银行注资255亿英镑；2009年3月7日，英国政府在莱斯银行中的股份从原来的43％上升为至少65％。美国紧随英国于2008年10月14日由政府注资1250亿美元购买美国九大银行的优先股；11月17日，美国政府再次斥资335，6亿美元购买21家美国银行的股份。德国政府于2008年12月12日向德国商业银行注资82亿欧元；2009年1月8日，德国政府再次向德国商业银行注资100亿欧元，使德国政府拥有了德国商业银行25％的股份；2009年2月18日，德国通过银行国有化法案，允许政府在6月30日之前将深陷危机的银行收归国有。日本政府于2008年12月19日为银行股权收购公司(Banks&apos；ShareholdingsPurchaseCorp，)所发行债券提供高达20万亿日元的担保，以帮助该公司购买银行股份；2009年2月3日，日本宣布斥资1万亿日元(111亿美元)，购入金融机构的股份，以帮助这些机构补充资本。由此可见，商业银行国有化已成为各国抵御风险、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的经济必然性分析
(一)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可以提升社会公众信心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信用的特殊企业，一旦丧失信用，其经营则难以为继。从这个意义来说，金融危机是信用链条断裂的极端表现，而此次危机就是破坏信用的典型案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实际是以国家信用提升商业银行信用，恢复公众信心和抵御金融危机。由此可以推理，社会公众对商业银行的信心背后实际隐含的是对政府的信心。
相对于其他企业，商业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十分明显，突出的特点是经营高负债性、债权高分散性和股权高分离性，这决定了商业银行是高风险行业，不能等同于一般企业进行控制和调节，由于其风险破坏性极大，一旦危机爆发，不仅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对实体经济有很大危害。因此，对大型商业银行采取国有化不是政府一厢情愿的行为，而是由大型商业银行在一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一是高负债率使商业银行天生具有脆弱性，容易引发信用风险。商业银行依靠对储户的高度负债进行经营，对商业银行而言，如果按照巴塞尔协议规定8％的资本充足率计算，商业银行的负债率要高达90％以上，大大高于非金融企业负债率。需要说明的是，商业银行的负债大部分是存款人的钱，对于这部分负债没有规定商业银行拿任何资产作抵押，从此角度看，存款人承担的风险是很大的。人们之所以愿意把钱长期存放在商业银行，完全建立在对其信任的基础上。客户的信任是商业银行的最大商誉，这些长期、稳定的存款也被称为“核心存款”，可以被银行当作长期附属资本加以使用。在银行完全私有化的条件下，一旦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配置受利益驱动出现投资风险和流动性危机，这时存款人便不再信任商业银行，“核心存款”也不再是长期附属资本，而回归为银行负债的本来面目。此时，挤提存款成为规避风险的唯一办法，货币信用危机的爆发也在所难免了。
二是债权、股权高分散性使得存款人和股东无力约束商业银行，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保证存款人的利益，但没有规定存款人如何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理论上，存款人的存款相当于对商业银行的债权，按理存款人可以约束商业银行的冒险行为，但由于存款人众多分散，加之信息不对称，无法组成集体联盟对商业银行形成有效的约束。从股权结构上讲，由于现代商业银行股权高度分散，股东对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难以形成有效约束，股东大会的权力形同虚设。在股票期权成为高级管理层报酬的主要来源时，高级管理层从事高风险投资，增加银行利润，甚至操纵股价便成为必然之举，极易引发道德风险。
商业银行存在上述巨大的风险隐患，对信用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出现危机后，商业银行的信用将为零，与信用相伴的存款便有被挤兑，导致商业银行出现破产的危险。由于危机的传递和传染效应，一旦一家商业银行经营出现问题。将危及多家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经济动荡和社会不稳定。此时，政府必须站出来通过注资收购股权等途径持有商业银行股份，实施国有化，以国家信用来弥补商业信用的缺失，防范出现挤提存款的风险。虽然这些救助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的扩散和蔓延，但政府事后挽救的成本是极其巨大的。笔者认为政府应加强对大型商业银行的事前监督、管理与控制。以合理引导资金投向，缓解商业银行的脆弱性压力。
(二)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可以抑制高风险投资
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推动国会通过金融服务新法案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宽金融管制。金融管制的放松极大地刺激了金融工具的创新，债券远期、外汇远期、外汇掉期、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货币掉期等金融衍生产品应运而生，虚拟资本的交易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呈现相对独立的自我循环，金融稳定也随之失去了社会最终产品支持的物质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仅为3％左右，国际贸易平均年增长率为5％左右，但国际资本流动却增加了25％，全球股票的总价值增加了250％。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统计，2000年全世界虚拟经济总量是160万亿美元，其中金融衍生品年末余额约95万亿美元，股票债券存量约65万亿美元，是全世界GDP总和的5倍：全世界虚拟资本每天流动量是2万亿美元左右，大约是世界日平均贸易额的50倍。在此背景下，为获取高额利润，商业银行逐渐由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向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发展，开始大量投资于高盈利的金融衍生产品。通常来讲，两倍的杠杆率(即资产／资本)就已经非常高了，而商业银行投资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率却往往高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使得交叉性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尽管从理论上讲单个金融衍生产品具有规避风险的功能，但总体上看，风险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金融市场，并通过金融工具的杠杆率加倍放大，使得整个金融市场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政府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要求商业银行的安全运行，避免高风险，但商业银行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在资本逐利本性和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会乐于冒风险投资于高杠杆金融产品，因此，商业银行本身不具有抑制风险的内部机制，这要求政府必须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与管理，从而蕴含并体现了国有化性质的一个侧面。
(三)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可以一定程度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商业银行蕴含的巨大风险要求政府加大对其监管力度，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管机构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于商业银行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政府监管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监管实践中，商业银行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他们作为微观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难以顾及银行业整体利益。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会故意对报送资料或报表进行篡改。有意隐瞒高风险投资问题，导致监管者不能及时识别、发现问题。首先是逆向选择问题，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商业银行在接受监管时，对监管当局提供的信息报告不真实，使监管当局监管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目前商业银行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信息披露不真实，填报的数据随意性很大，监管当局汇总得出的数据真实性大打折扣。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管当局难以及时、准确地发现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处理金融风险的成本很高。其次是道德风险问题，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充当最后贷款人，当银行流动性危机爆发时可进行紧急救助。中央银行参与救助，不仅仅是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更重要的是清除因集体行为的非理性造成的金融恐慌。但是中央银行的这一举措有可能削弱市场惩戒的约束机制，助长道德风险。
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外部监管的失效要求国家通过国有化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内部股权约束，实现外部监管向内部监管的转化，从而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增大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增强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约束机制，从而抑制商业银行的高风险投资冲动，避免银行的负外部性，同时把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与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结合起来，以实现银行经营稳健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双赢”。
(四)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有利于抵御全球金融市场风险
在社会资源逐步向全球化配置转化的情况下，企业的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开始逐步跨国界、跨地区流动。这种经济一体化趋势在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机遇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经营风险，从而使商业银行的信用环境恶化，借贷风险加大。尤其在金融全球化的特殊背景下，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外部的影响更大。此时，单个银行的资本难以抵御全球金融市场风险，虽然存款保险制度能够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公众利益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心问题。在市场存在缺陷时，必须借助政府“有形的手”，通过国家控股的方式增强银行的信用，维护公众信心，以抵御巨大的国际金融市场风险。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亚洲国家的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银行的商业信用不发达，银行国有化程度普遍较高，也正因为此，亚洲国家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如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经受住了此次危机的考验，表现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据2009年2月9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在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前十名中，中资银行占据了四个位置，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高居三甲。就全世界范围看，国有银行制度非常普遍，拉·波特(LaPorta)等的研究表明，尽管自1970年以来，政府在银行的所有权比重在逐步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比主流经济学家所预期的要小得多。即使在许多银行刚刚完成私有化的1995年，全世界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的平均比重仍为41.7％，即使排除前社会主义国家，也达38.7％。
三、结语
篇9
一、创业板市场风险的定性分析
创业板市场是有上市企业、投资者和风险三个层面的风险，而且与其他部门相比风险较高。上市企业的风险包括技术风险和经营风险；投资者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投资理念不成熟引致的风险、投资判断失误导致的风险、价格风险和道德风险；社会层面的风险有市场运作失败的风险、影响系统性金融安全的风险和社会震荡的风险。这些风险的来源和性质是完全不相同的，有市场自生性的，有成长性的，有人为的，也有因创业板市场可能带给社会的冲击。我们应进行定性分析和区别对待。
首先，上市企业所面临的技术风险和经营风险，是市场经济特征的表现，是任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主体都不可回避的。可以说，这是市场自生的风险，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些风险也将长期存在。市场之所以有效率，其动力来源是竞争。在竞争中，有追求到经济利益的可能，也有丧失其利益的风险。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才和技术的竞争空前剧烈，技术风险和经营风险也就更加突出。企业不上市，同样也存在这些风险，上市并未使它增大，只不过使它更公开、更透明，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它。这些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永远客观存在的，只能降低或减轻，却永远无法消灭。降低这类风险，要靠自身从工作的完善入手。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素质越高，工作越努力，这类风险就越低。所以又可把这类风险视作工作性风险，它来源于工作的不完善。只要充分挖掘工作潜力，其降低的空间是很大的。
其次，投资者投资理念不成熟及判断失误导致的风险，属于成长性风险。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投资理念日臻成熟，风险意识加强，判断和驾驭市场的能力提高，风险强度是可相对减轻的，但这种风险就整体而言是不能完全消除的。目前我国投资市场上投资理念不成熟是不争的事实，投机性强，风险意识淡薄。笔者认为应对此进行认真反思。长期以来，国家一直在为投资者提供隐性担保。隐性担保改变了投资者对风险的看法，扭曲了投资者的行为，投资者只关心是否能从股票投机中获得高额利润，不愿成为企业的长期投资者，监督企业经营。既然这样，企业也就不懈于改善经营管理，只关心怎样从股市上圈到钱。国家为投资者提供隐性担保的做法，表面上减小了股市的波动，稳定了市场，但并没有减少股市的风险，只是将市场参与者的风险转移到政府身上，由此导致了资产质量下降和不良资产大量积累，这才是威胁经济体系安全的重大风险。其实，几乎每项金融活动都蕴含着个别风险，这种风险与营利动机相伴而行，往往成正相关关系，它不可避免也无必要去回避和消除。既然投资者选择了这样的活动，在期待收益的同时，就要做好承受损失的准备。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可能成熟起来，投资者才能成长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真正市场主体。由此可见，国家取消各种隐性担保，促进广大投资者投资理念成熟起来，已是当务之急。而创业板市场的设立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它可以通过更为市场化的运作让投资者深刻体会到“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纠正错位的投资理念。从这一点来说，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至于由于判断失误导致的风险，在任何市场中都是难以避免的，即使付一点“学费”，也是成长的需要。随着投资者的日渐成熟，判断力提高，这类风险自然会降低。
篇10
一、房地产开发存在风险
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存在诸多因素影响着开发最终结果，改善经营管理，增强竞争能力，强调风险管理有的放矢，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
毋庸置疑国家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行业政策的变化可以给房地产项目开发带来有利影响，也可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政策风险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更加显著，其影响最为直接的是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
由于房地产市场状况关乎民生，其发展的波动不可避免吸引舆论的关注，推动政策按照中央和谐发展的要求，不断进行宏观调控。其手段必然通过金融、财政和土地政策的变动来落实。
众所周知，房地产项目基本依靠银行贷款进行开发，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使依靠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的企业面临着经营风险。银根紧缩使开发企业融资困难，经营压力增大，房价波动导致市场观望程度增加。银行利率的波动也影响着房地产市场变化。当利率上升时，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成本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市场需求降低，开发利润风险增加。税金的强化征收、税种和税率调整，给房地产开发带来成本变动风险。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载体是开发用地，土地政策的变化对房地产行业产生重要影响。政府控制一级土地市场，紧缩或放松土地供应，以及土地政策的执行力度都直接左右土地竞买价格和房地产市场的景气程度，同时对策划和实施中的开发项目带来影响和风险。
政府对过去政策不到位或政策未明确的事项进行追索也是房地产开发成败的风险。例如，笔者所在城市有关政府部门，要求按照规定的标准，核查过去通过不规范运营获得的开发土地。虽然在政府规定时限内，按照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处理并取得土地使用证，但是由于地下容积率未考虑在出让指标内，因此在已经或部分销售完毕的项目办理后续开发或房产手续时，被要求按照当前市场价格补交项目全部地下部分土地出让金，使项目核算陷入被动，甚至亏损。
项目建设施工阶段设计理念落后导致的商品房实用性差、承包商技术和施工管理落后、偷工减料以及项目监管责任心不强、监督不够、失职渎职、滥用权力等导致建筑物存在质量和安全隐患也是伴随房地产开发过程的风险。管理不完善造成工期拖延，不仅房地产市场状况与项目策划时相比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错过最佳租售时机，如已预售，会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损失、信誉损失；还会加大资金成本，增加管理费。在建设期间，随着建筑科学的进步、消防标准提高和节能环保要求的深化，国家和项目当地政府调整产业政策，会要求未竣工项目采用新的或更高的技术标准、施工方法，如禁止施工现场搅拌砂浆，强制推行商品预拌砂浆；提高节能环保要求，强制实行外墙外保温系统和采用太阳能供热水；提升消防设计和材料防火等级等都会使项目开发成本增加。除此之外，建设过程中人工费上涨、建材价格上涨和施工中意外事故等都是这一阶段将要面临的风险。
市场风险是开发过程中最直接的风险。市场供应量、市场购买力、市场价格等指标的动态和不确定，导致商品房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商品房滞销，投资者将承受资金沉淀的风险。房地产开发投资周期较长，其间既可能遭受由于物价下降带来的通货紧缩风险，也可能遭受因物价上涨而形成的通货膨胀风险。项目建成后，房地产销售。出租或物业服务决定着项目投资收益的实现，是房地产开发风险最大的环节之一。营销策划是经营管理的核心，它的成败直接影响到成本能否收回、利润能否实现。价格过高会引起房地产销售困难，难以实现利润；而价格过低不仅会减少房地产利润，还可能致使消费者怀疑商品房的质量，从而影响房地产商在市场中的形象和信誉。物业服务的水平关系到企业的声誉和后继生存与发展，也影响商品房价值的升值能力。房地产开发投资竞争日益激烈，消费者不仅注重其价格和质量，而且注重其售后服务，也即物业服务。
二、房地产风险的预防和应对
政府的政策是根据宏观需要在不断调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国房地产行业起步较晚，市场不规范，受政府政策影响更直接。预防房地产开发风险必须时刻关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特别是房地产开发行业政策和规章的调整。掌握正确的房地产开发方向，根据政策变动及时调整投资策略，有效控制政策风险。
最大限度完善市场调查，了解项目开发相关信息，细致优化开发方案，科学进行风险预测，论证最佳开发时机、开发类型和开发规模，预测开发项目的费用与收益。提供项目开发决策依据，也是降低项目开发决策风险所必须。
分散投资能够最大限度地预防风险对开发项目带来的危害。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经济环境、投资政策、市场供求等情况的差异，对房地产开发收益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分散投资区域，使项目分散于不同的区域，避免某一特定地区某一特定时期的市场不景气对房地产经营的影响，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不同类型的开发项目，其风险大小不同，收益也不同，分散投资种类，可以降低房地产企业的整体风险。确定适合的项目建设运营间隔，分散投资时间，能够减小市场变化而带来的影响。
有选择地实施不同类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针对收入层次不同居民所需的不同类型住宅、写字楼、商店和娱乐场等。比如在一个社区项目中同时建设高层、小高层、多层及联排别墅住宅，以及一定规模的配套商业和非配套办公建筑。或者同时开发的几个项目，物业性质分别不同，或以高档住宅为主、或以商业物业为主、或以综合办公为主、或面向中低收入住宅，以减少收益的不确定性，降低整体开发风险，用个别项目的高收益去弥补个别低收益项目的损失，获取较为平均的收益。使得房地产开发即可降低开发风险又可获取理想的收益。
规范项目管理，可以规避开发风险。首先，通过合理的清单报价，招标选择建设总承包单位，做到清单规范不缺漏项，合同确定计价调整标准，明确范围内固定报价不再调整，固定建设工期，明确工期延期处罚责任和标准，降低建造费用增加和工期延长的风险。工程造价核定不可预见费用或建立风险损失补偿基金，将预计有可能发生的损失直接摊入开发成本，降低在建设期间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带来的风险。在施工过程中加强项目建设过程管理，减少变更和签证，保证质量，控制建设成本。结合预售制度，加大营销力度，在工程建设竣工前，就与租户、客户签订租约或预售合同，避免租金下降、售价跌落的风险，同时降低建设资金成本。
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实行风险专业管理，常态化管理，有效应对开发风险和分析风险。将房地产开发全过程风险因素综合考虑，形成运转高效、制衡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加强风险管理的系统培训，强化员工风险管理意识，提升员工的专业水平，增强企业凝聚力，通过风险管理教育，强化风险意识，掌握防范和处理风险的方法，提升企业抗风险的能力。
三、房地产风险是可以利用的
国家推行开发土地市场化，经营性土地必须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现行竞价出让土地的方式，导致开发用地价格飙升，开发风险加大。政府经营土地一级市场，特别是旧城区改造开发，首先要使开发用地至少达到三通一平，先期需要进行土地改变性质、拆迁补偿和平整土地，前期大量的资金投入，使地方政府工作难以为继。为解决资金问题，笔者所在地方政府，在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之外，设立了土地整理平台，如旧城改造投融资管理中心、城市投资管理中心、西区建设投融资管理中心等，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土地整理的能力，进行土地前期开发。利用参与土地熟化，可以使参与一次公示的开发商先期进行土地一级开发，虽然土地投资期限较长，存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出现不可预见问题和规划不完全确定，甚至在后期竞价失利仅能按本金收回投资的风险，存在的风险减少了竞争对手。但对土地的相关信息进行了了解，通过二次公示准入仅允许参与土地熟化的开发单位竞价受让，降低了成交价的非理性竞争程度，甚至以出让底价中标。同时，利用政府给予的优惠条件，充分利用了政策风险，化解风险为收益。协助政府实现了旧城改造和提升城市化水平，开发项目也达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