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史学理论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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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认为，多元化史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形成，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使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在下降，故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其中包括将哲学认识方式、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以探求各个文明地区和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各个社会分域的历史发展规律，从事历史理论研究；也可将价值认识方式与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的理论指导，自觉抵制“指导思想多元化”以及“左”倾思想影响下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唯物史观传人中国之后，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较严重的混乱，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否定的社会思潮。并在国内思想界有所反映，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其三，外国历史学理论思潮大量涌人国内，但由于缺乏的科学分析，致使一些人误认为这些理论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其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提出了诸如“现时代的本质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需要面对现实，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关注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及时地回应社会的呼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为了应对唯物史观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一，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包括史学在内的所谓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第三，高度重视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仅要重现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辉煌，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把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史学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有的学者认为，坚持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基本原理．近一个世纪历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这种理论才提供给了人们认识历史问题的最锐利的武器，而那种赋予唯物史观的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们的范畴的东西也当作其基本原理去宜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史学的健康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通过历史研究的实践，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去丰富和发展的唯物史观。

有的学者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学中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第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条化甚至是情绪化看待唯物史观；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所谓的“修正”与否定；第三，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唯物史观做剪裁与歪曲以至否定，第四，通过各种形式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宣扬与唯物史观相左的历史观念．所以，必须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应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进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加強对唯物史观产生背景、时代意义、根本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灵魂与精髓，澄清当前史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其二，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其三，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学要在新世纪获得更大的发展，关键还在于要有一大批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优秀学术成果；其四，作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的学术根基广布于哲学、历史等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具体研究工作中，而作为学术与普通大众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艺作品能否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则是唯物史观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研究中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在运用唯物史观之理论上的公式化与教条化；另一则是沿袭唯心史观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诠释模式．实际上，唯物史观的思想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从广大民众、统治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分析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唯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进而揭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也是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虽然时下没有人会对应该丰富和发展持有异议。但是一旦涉及原创性的经典结论，人们便很难有所突破，往往使丰富发展流于一句空话。而新的文化哲学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因为新文化观具有它的理论生命力，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具有容纳解释能力，不像其他哲学思潮和流派很少明确阐述自身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搁置。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这一理论系统不间断地且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之所以这样在于其具备下列特点：第一，这一理论体系是实践的理论体系，即理论之冲破象牙塔、学院的禁锢。摆脱纯意识之形式转化为社会物质力量，是通过实践实现的，而社会实践本身就具有广泛联系，从而构成开放系统；第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性，从而既具长时间合理性又具有解读和发展的空间，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学人、思想家薪火传承，宜传诠释，发展创新．开放的系统较之封闭的系统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终结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主要参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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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人格

知识的创新是通过有创新欲望和创新能力的人实现的。因此，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要使学生具有创造性人格。

1、使学生具有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

要使学生具有创造性人格，首先要有不断创新的欲望和需求，有了不断创新的欲望，才能进行有意识、有意义的创新活动，才可能达到创新的目的。中国具有几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对于这些，中学生总是充满好奇，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在教师看来非常幼稚，甚至是无意义的。但对于学生来说，却是一种探索、一种创新，是一种好奇心的满足。故此，不管学生提出的问题多么幼稚、多么无意义，教师都不要简单地禁止和否定，都要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正确的引导，从而使学生具有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

2、使学生具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创新就预示着风险。一个人创新活动的成功，也许是成千上万的人创新失败的结果。面对创新路上的困难，人们只有具备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始终不一的坚持创新，才可能获得创新的硕果。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品质应该是历史学科的优势。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很多都是经过科学家的艰苦劳动和无数次的失败才创造出来的。另外，在近代史上，无数革命先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经历无数次的探索和失败后，中国革命才取得成功。这些史实都能在学生的心灵深处产生震撼，从而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升华，逐步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

二、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所谓发散性思维，就是围绕问题多方寻求解决问题的的过程。现行的历史教材，总的来讲比较重视科学性、逻辑性，而对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方面并没有足够的重视，这就需要历史教师在教学中来弥补。通过开展“历史小论文”“历史创作”等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考问题，培养他们的创作性思维。

一个学生在历史小论文中通过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展开多方面的联想。首先“纵向联想”，指出林则徐视死如归的力量源泉来自“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炽热的爱国之心”。接着“逆向联想”，痛斥当今社会上极少数只顾个人利益，而忘了国家利益的渣滓。还展开“横向联想”，联想到当今的青年学生应该继承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由一位历史人物，这位同学展开了如此丰富的联想，充分体现了创造性思维发散性的特点，如果经常开展这类活动，会极大地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三、培养学生思维的独创性

思维的独创性，包括学习过程、方法掌握与选择的独特性，思考问题角度与质疑内容的独特性，解决问题方式的独特性，学习结果表达的独特性。

1、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

对现成的科学理论和传统观点提出质疑是创造出新颖、超常成果的途径，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需要。

历史教学中，教师应鼓励学生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一个学生在《从隋亡唐兴看人才》一文中指出：隋炀帝心胸狭窄、不容贤才是导致隋朝迅速灭亡的加速器。而唐初之所以会出现“贞观之治”是与唐太宗爱护人才、善于用人密不可分的。该生从人才的角度分析隋灭唐兴，这在以往著述中很少提及。这种探索精神是非常大胆而可贵的。在指导学生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应引导他们善于大胆质疑，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求得解决，这样才能进步。

2、鼓励学生标新立异

“标新”和“立异”都是一种创新。鼓励学生大胆独立思考，敢于标新立异，“反弹琵琶”这是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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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视野”在姚斯的接受美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但这一概念却不是姚斯最早提出并应用的。最先把“视野”这一概念引入哲学的是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和尼采，存在主义先驱海德格尔也曾在其文中提到过“视野”，他认为其构成了人在历史中的存在，并将这一概念称之为“先有”“先见”“先知”，阐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更是在其著作中反复提及“视野”二字，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和社会学家曼海姆是最早将“期待”和“视野”合并使用的两位大家，表明了与文化事务的先在联系。艺术史家冈布里奇把“期待视野”定义为一种“思维定向，记录过分感受性的偏离与变异”。姚斯将“视野”这一概念进行重构，以现象学美学和阐释学美学为主要文学理论基础，把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所称的“理解视野”被姚斯改造成为“期待视野”。姚斯的“期待视野”以解释学为其基本研究思路，在他看来“期待视野”是指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读者通过调动自己的各种经验、兴趣趣味、个人素养、个人理想等积累，在作品面前综合形成的一种对文学作品的最高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具体的阅读活动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由此，姚斯提出了期待视野的两种文学形态：一种是狭窄的文学期待视野，一种是在更为广阔的生活期待视野。阅读视野就是以上两种视域相互融合构成的。

二、“期待视野”的内涵

“期待视野”这一概念从内部结构上分析是三部分组成的，即类型的现在理解、已经熟识作品的形式与主题、诗歌语言和实践语言的对立。前两部分是指读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的定向期待，第三部分是指接受活动中的创新期待。

（一）定向期待划定了文学接受的基本方向。接受主体在文学接受活动过程中会构成一定的审美心理，并会在这个相对的时间内形成较为稳定的阅读心理定势。这种状态是由“主体的需要和相应的客观环境”因素决定的儿这种既定形成的接受主体的“心理定势”就是所谓的定向期待，它是读者进行文学接受的前提，也将影响或决定继起的文学接受活动。读者进行文学接受活动时，其生活经历和文学经历会对文本形成一种阅读期待视野，当读者以定向期待投入作品之中时就会自动填补文本中的空白并连接其断裂的部分，充分体会文本的意味。这种表现就说明读者的阅读期待是具有预期性的，也就是文学接受活动中形成的“自我世界”，并会试图将作家构造的“作品世界”纳入其中来实现同化。两者相重叠的部分就是作品被理解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定向期待视野。可以看出，定向期待为文学接受规定了基本的走向，对文本的任何理解都是定向期待的重新整合。

（二）创新期待使文学接受得以升华。人在进行文学活动的时候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会不断通过自我调节，积极地改变和应对新事物。所以说，如果读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以定向期待进入，那么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的阅读视野就不会随其自身的文学经验的增加得到相应的充实与提高。也就是说，读者在定向期待的作用下，对作品进行理解，对读者而言，作家所创造的作品世界不一定与其定向期待视野一致，对于陌生与新鲜的作品世界，读者有可能会排斥，也有可能引起好奇，于是敞开已有的期待视野来接受新的文学经验从而顺应作品，这就是所谓的创新期待。读者应以定向期待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主体理解，并在创新期待视野的推动下不断寻找和修正定向视野，伴随文学接受活动的发展，使其阅读期待视野得到升华

（三）审美距离说。姚斯认为文学史就是作品和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互作用，不断产生审美距离而发生期待视野的改变，从而产生新作品的过程。姚斯将既定期待视野与新作品之间出现的不一致命名为“审美距离”。作品的创新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好的作品往往既满足读者的定向期待，又不断打破他的定向期待，以塞万提斯的著名作品《唐吉坷德》为例，人们在进行文学接受过程之中，既定的定向期待视野是对美妙神奇的古老传说的追求，但细读作品，读者就会发现，文章写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骑士小说，而是一部讽刺意味极浓的作品，这打破了读者在阅读初期的期待视野，被改变讽刺性地被现实。即便如此，这部作品还是成为了流传历史的经典作品，在全世界享誉盛名。引导并形成了读者对骑士小说的新的期待视野。所以说，文学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建立、改变、修正、再建立期待视野的过程。

（四）个人期待视野与公共期待视野。姚斯认为，接受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公共期待视野。他将期待视野分为个人期待视野与公共期待视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共同期待的视野就是所谓的公共期待视野，它决定这这一时期个人期待视野的生成、变化与发展，使其在进行文学接受活动中所受到的公共期待视野下开始并完成。公共期待视野是群众个体期待视野的融合与升华，它伴随个人期待视野的发展而发展。公共期待视野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视野和水准的集结，决定了这个时代群众个体读者的文学接受的发展与方向。

三、“期待视野”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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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Abdel-Rahman,H.M.(1990),“AgglomerationEconomies,TypesandSizesofCitiesJournalofUrbanEconomics.27,25-45.

Arnott,R.(1979),“OptimalCitySizeinaSpatialEconomy,”JournalofUrbanEconomics,6,65-89.

BaumgardnerJ.R.(1988):“TheDivisionofLabor,LocalMarkets,andWorkerOrganization,”JournalofPoliticalEcnomy,96,509-527.

Blaug,M.(1996).EconomicTheoryinRetrospect,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Fujita,M.(1988),“AMonopolisticCompetitionModelofSpatialAgglomeration:DifferentiatedProductApproach,”RegionalScience&UrbanEconomics,25,505-28.

Fujita,M.(1989),UrbanEconomicTheory:LandUseandCitySiz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Fujita,M.andKrugman,P.(1994),“OntheEvolutionofHierarchicalUrbanSystems,”mimeograph,DepartmentofRegionalScience,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hiladelphia,PA.

Fujita,M.andMori,T.(1997),“StructuralstabilityandevolutionofUrbansystems”,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27,399-442.

Fujita,M.AndThissem,J.-F.(1996),"Economiesofagglomeration",JournalofJapaneseandInternationalEconomies,10,339-78.

Fujita,M.,andKrugman,P.(1995),“WhenistheEconomyMonocentric:vonThünenandChamberlinUnified,”RegionalScience&UrbanEconomics,25,505-28.

Fujita,M.,andThisse,J.-F.(2002),EconomicsofAgglomera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Fujita,M.,Krugman,P.,andVenables,A.J.(1999),TheSpatialEconomy,MITPress.

Gordon,B.(1975),EconomicAnalysisbeforeAdamSmith,London,Macmillan,p.41.

HendersonJ.V.(1974):“TheSizesandTypesofCities,”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9,64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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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学的物质载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当前的电子媒介文化几个阶段。作为口传文化时期的口头文学其物质载体是人类的口头语言，在人类早期科技文化水平不发达的时期，人类早期文学的伟大成果就是通过人类口头语言的代代相传而得以保存，像《荷马史诗》这样伟大的史诗作品就是通过人类的口传而得以传递的，人类最初的口头文学创作绝对不是任性而为的，它是对语言创作规律的自觉把握，同时也是对生活世界中生活事件与生命情感的自觉想象和诗意还原，因而在口头文学中也存在着当下文学所要具备的情感因素和生命意义。随着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印刷技术的出现，人类的文学有了印刷文本这样的物质载体，这对于人类文学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口头文学的发展主要借助于语言的口头化和记忆的便捷性，也就是说，口头文学创作只能基于“记忆和倾听”，离开了这两者，口头创作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文学文本的诞生则确立了文学自身的书面文本，人们通过阅读、分析和体认这些书面文本可以形成对文学的认知；它可以使创作者的思想意图永恒化，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文学接受的可能，从而使创作本身有了直接的可以体验和模仿的固定文本，因而印刷文化的出现确立了文本的“定型化”的历程，它摆脱了口头创作文体的模糊性以及意象单元和情节单元的非明晰性，这对于文学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电子传媒时代，在电子传媒时代，文学的载体又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不可否认，进入信息化时代，传统文学存在形式和传播方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即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书刊的印刷出版，大有被网络传播的信息数码的形式取代的趋势，似乎一个文学作品‘无纸化’的时代即将到来。”[5]也就是说，随着电子高科技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出现，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似乎越来越简捷，文学的“超文本”时代已经到来。文学“无纸化”时代以及“超文本”时代的来临对文学的发展应该说并非是一件坏事，文学作为精英文化的象征曾高居在“象牙塔”之中，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一直是在狭小的知识分子空间中进行，当文学超越了纸质文本的束缚在广阔的网络空间播撒时，大众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中来，这也就直接导致了“网络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然而，面对信息技术时代的幽灵，文学也似乎品尝到了走出“象牙塔”的孤寂和无奈。电信技术的高度发展，图像制作技术也就越来越方便快捷，图像出现了几何级的增长势头，电影、电视和图像广告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学这一传统的纸质媒体艺术逐渐出现了衰落之势，现在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人们借助于图像的视觉感官来认知这个“图象化”的时代，诸如中国传统的文学著作被拍成电影电视、纯文学期刊的改版和停办等等，大有图像压倒文字的趋势。因而“在电视、电影、网络等电子媒体的强大攻势下，曾被视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已节节败退，失去社会生活和公众意识的支持，循入日渐逼仄的‘边缘化’境地。”[6]正是在这种电信时代科技进步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生存境遇问题成为了许多文学研究者思考的重心。法国的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就认为“在特定的电信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①,德里达的信奉者、美国加州大学文学教授米勒也认为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二分法在今天的电子媒介时代已经悄然逝去，过去在书中读到而在现实中无法见到的事物“出现在今天的电影和电视屏幕上，就如同旧日里潜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恐惧现在被公开展示出来了，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我们可以跟它面对面、看到、听到它们，而不仅是在书页中读到。我想，这可能就是德里达所谓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导致精神分析的终结。”[4]这也就说明了在电子媒介时代图像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视觉欲望，而且还能够将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通过数字模拟技术给呈现出来，例如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的恐龙、《冰河时代》中展示的史前的古迹等都是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见到事物，这说明电子媒介时代的数字模拟技术的确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在影视中可以看到的事物在书本中也许根本无法看到。电子媒介时代“图像对文字的优势”被有的学者称为“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7]：在“读图时代”图像取得了文化上的“霸权”，文字沦为了图像的“奴仆”。如果这一论断符合事实的话，“图像”取代“文字”的时代将指日可待，“文学的终结”也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正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从美学角度来说，文字和图像本来各具特色，图像以其直观性和具体性见长，而文字以其抽象性和联想性著称。文字读物可以唤起读者更加丰富的联想和多义性的体验，在解析现象的深刻内涵和思想的深度方面，有着独特的表意功能。图像化的结果将文字的深义感性化和直观化，这无疑给阅读增添了新的意趣和。抽象的文字和直观的图像互为阐发，无疑使得阅读带有游戏性，从文字到图像，再从图像到文字，来回的转换把阅读理解转变成视觉直观。”[7]这说明了文字和图像是各具优势的，由文字语言组成的文学在思想深刻性和想象性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而图像在感官化和形象性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这说明了在电子媒介时代由图像组成的影视艺术和印刷文化时代由“文字”构成的文学是两种有着不同表现形态和艺术特质的艺术种类，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各自的艺术特色范围内相互促进和发展。影视是现代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影视艺术是通过画面、声音和蒙太奇等影视语言，在银幕屏幕上创造出感性直观的形象，再现和表现生活的一门艺术，它通过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听觉器官，使观众获得一种视听感官上的享受；而文学由于以语言文字作为媒介和手段，使得文学形成了许多自身独具的审美特征，集中体现在情感性与思想性、间接性与广阔性、结构性与语言美等几个方面。任何文学作品都包含着作家的主观情感。文学的情感性越浓烈，越能感染读者，就越富有艺术魅力。文学由于采用语言作为媒介，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正是由于文学作品能够深入到人的内心的情感精神世界，直接披露出人物最复杂、最丰富、最隐秘的情感，使得语言艺术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更加深刻。文学的思想性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远远超过了其它艺术形式。虽然所有文艺作品总会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作家、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和对生活的认识，从而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但在各类艺术中，还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形象最富有深刻性和思想性。语言艺术之所以具有这种优势和特长，同样是与它采用语言作为媒介分不开的，因为只有语言才能直接表达人的思想，在直接披露人的思想认识、评价判断方面具有最强的艺术表现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总是被情感所包裹并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只有将情感渗透在思想里的作品才能具有震撼心灵的艺术魅力，使读者在激动不已的同时去深入领会作品蕴藏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情感性也离不开思想性，因为这种情感往往是在理性思想指导下成为具有特定爱憎情感的倾向性。文学作品的结构与语言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们不仅是构成文学作品的重要艺术手段，而且本身也具有审美价值。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必须需要利用结构这个重要手段来完成。对于文学作品来讲，结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关系到整个作品的成败得失。文学所具有的这些语言艺术的特征是作为视觉艺术的影视所无法比拟的，在思想深刻性、情感表现性以及语言结构美方面文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使以图像为主因的影视艺术再发展也不可能使文学消亡，因为“看图像”和“读文字”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消费方式，图像的感性形象和文字的理性抽象只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存在着彼此替代的关系。因而，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终结论”可能有着西方的学术背景，但是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文学危机”另一方面的知识背景是文化研究的兴起所导致的“文学的越界和扩容”问题。文化研究的兴起对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冲击是当前我国文艺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几年来，“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吵得沸沸扬扬，持“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主张的学者认为“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日常生活空间。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和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界限。”

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就是要消解传统的精英主义美学思想，促进审美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它的性质就是企图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来取代审美文化。”[9]它在美学文艺学领域的主要表征则在于对人文精神的消解，让消费文化进入正统的审美文化之中。落实到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消解了文艺理论研究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促成了文艺学的边界移动和扩容。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人文精神的消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日常生活审美化使雅俗文化的区分丧失意义。雅的文化为了表示自己“亲民”的姿态，主动纡尊降格；俗的文化也在现时代的怀旧情境下披上了精英的外套，在技术的包装下翩然走上文化的T形台。其背后的动力更多的是商业化原则在操纵；雅俗文化不但丧失了彼此曾经有过的界限，也在物欲化的世界里丧失了各自的主体性。其次，由于审美主体性的丧失，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对感性解放的功劳就要打折验收了。主体感性的解放在此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艺术审美能力上的真正提升，而是消费社会的商业化原则在作祟，主体好像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得到了感望的满足，而实际上这一切在其深层处处受到经济权力话语的制约和商业化原则的左右。文化大众化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负面影响，比起它在审美上的积极意义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在商业化原则下所强调的物质性与当下性，如今正不断地使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疏离感，人存在于这个社会的自由感、社会感乃至安全感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侵蚀。其结果是，审美活动在摆脱了理性强制之后又遭到物质化的清洗，演变成了一种适时转化个人物质欲望的代偿性活动，更多地依存在物质享受之上。由此我们自然可以推论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人文精神消解的最后一个症候式表现，即，从文化领域看，高层文化或雅文化也与现实同一起来。高层文化本来与现实相疏远、相脱离，而这种疏远化的特征正是高层文化能够保存与现实不同的另一个向度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高层文化超越现实向度的体现，即任何高层文化总有理想的向度。确实，高层文化过去总是与社会现实相矛盾，而且只是具有特权的少数人即精英知识分子才能享受它的乐趣，描绘它的理想。现时代，高层文化与现实的“间距”已经被克服，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看来高雅文化与俗文化没有任何的界限，这样就消解了高雅文化的精神内涵，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和介入功能。“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所导致的文艺学边界的移动和扩容则是引起文艺理论研究界争论的核心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在审美泛化的理论语境下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的调整和拓宽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这样传统的文学研究所关注的文学经典将会终结，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文学研究的未来方向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文学’、‘艺术’的定义……这应该视作对文艺学的挑战，同时也是文艺学千载难逢的机遇”[8]。挑战在于对文学经典的背弃并转而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感性问题，而机遇则是“它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的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其研究的主旨则已经不是简单的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8]很明显“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所倡导的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扩容已经与经典的文艺学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经典的文艺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现象、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其主旨在于揭示文学活动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审美规律，文艺学的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事实、文学活动和文学问题这一点应该是无可怀疑的，无论文艺学边界如何移动也不可能抛弃文学活动自身规律去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因为文学活动的“审美”功能在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们走向作为精神意义的超越之境，其含义是“无利害静观的自由愉悦”，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中的“审美”却是一种欲望的消费，其功能是的自我满足，其实是一种“非审美”，按照康德的观点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并没有普遍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操纵下所制造的审美假象[10]。因而通过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来认定当下文学的危机也是不成立的。电信时代的文学处境和审美泛化的事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我们的文学研究的根基。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根本就不存在着危机和困境，形势一片大好呢？当然也不是，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的确出现了危机和困境，但其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外在的客观社会氛围的变化，而是在于我们的诗学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问题，他们关注文学理论自身的建构，直接从某个哲学体系或者抽象命题出发来推演诗学体系，相对忽视了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阐释，即使有对作品的阐释也只是作为其体系的例证而存在，这就不可避免造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之间脱节的现象，如果诗学理论远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作品自身而只是在哲理化的形上高度自我欣赏和满足，不出现危机才是怪事。因而在诗学严重理性化的今天，诗学不应该再在逻辑化、体系化的封闭结构中继续兜圈子，我们呼吁一种重返文学文本自身的诗学理论建构。

解释学-接受美学的兴起

本文诗学作为隐含在具体文本中的一种诗学思想，它是诗学的原初形态。诗学的原初形态，实质上就是批评家立足于文学本文，从本文出发，将作家创作的文本中隐含的“本文诗学”进行理性化的归纳与呈现的结果。通过“文学本文”，建立诗学的基本立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这样的范例。当然，也必须认识到，没有荷马，没有悲剧家，就不可能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同样，没有先秦两汉的文人墨客，也不可能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当然，后起的传统以诗学思想史为依托，寻找诗学与人文学科的沟通，评价文学的功能价值，超越于具体的文学本文之上，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科领域和独立思想立法。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本学诗学作为创作者内在文学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创作诗学，其形态是隐含着的，它隐含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之中，这种内在意识的诗学观念在接受美学看来是一种虚假的观念。按照现在接受美学的观点，当作家创作出作品之后，作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品已经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物在历史的视域中接受读者的审阅，也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死了”；当然，我们今天重建“本文诗学”也不是要回到亚里斯多德和刘勰的水平上，因为亚里斯多德所建构的本文诗学虽然是建立在古希腊文学的基础上，但是由于理性诗学的作祟，亚里斯多德试图为整体的文学立法，他采用了科学主义的完全归纳方法来建构本文诗学，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试图在古希腊的全体的文学作品中归纳出诗学的基本话语主要研究路径，在研究对象上虽然具有本文诗学的特征：即从文学本文出发的特点，但是在方法论上则是科学主义的本质归纳法，并将文学的本质归结为“摹仿”，这样就造成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内在矛盾，从而导致了本文诗学的衰微和理性诗学的勃兴。亚里斯多德的这一方法论困境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兴起时逐渐被诗学家认识到，从这个时期开始人们对希腊文学的认识就不再企图对整体的希腊文学发言，而是从某一个视角切入古希腊文学，采取“诗思”的方法重构古希腊诗学，这种超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方法就是不断的返回古希腊文学文本自身，以“诗性之思”为中心，重新建立文学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联，达成对诗学观念的更新。例如，席勒首先将古希腊与近现代文学进行了一种有趣的对比，从而认识到，古希腊文学偏重于一种素朴精神的表达，是一种素朴的诗学，而近现代诗学则偏重了一种感伤情调的表达，构造的是一种感伤诗学，尽管他并不否定近现代的感伤性诗学，但他似乎更推重素朴的诗学。落实到古希腊诗学的具体分析之上，他特别重视希腊人所具有的一种自由而质朴的生命文化理想从而达到重构希腊诗学的目的；尼采通过解读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艺术，特别是建基于对古希腊语言和古希腊神话的深刻理解，尼采认为古希腊诗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它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特别以狄奥尼索斯为象征的酒神诗学，这是一种生命化诗学。这种以“诗性之思”为中心的诗学方法论就是本文诗学所追求的目标，这一思路也应该是我们今天重建本文诗学所遵从的基本范式。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是建立在先秦两汉文人墨客的作品之上，但是由于当时纯文学与杂文学没有区分开来，《文心雕龙》在研究对象上就包括了骚、诗、乐府、颂、赋、赞等35种体裁，有些体裁则根本不是文学文本，虽然在“文”的本体论“原道”的统摄下展开，但是具体落实在文学创作、批评、发展等环节时，刘勰采取了诗话和词话的方式，对具体的诗学思想不能明确提炼出来。这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基本精神：虽然能够对某一文本发表高明的见解，但是缺乏系统性，也就是说，它只具有特殊性，而不能成为普遍性的诗学观念。因而今天我们重建本文诗学，就是要深入到文本的深处，透过本文的形式要素探寻隐藏在本文中抽象的、必然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批评家通过对本文的分析、论证和思考，去考察这些抽象、必然或普遍性的诗学思想是怎样由本文建构与消解的，因而本文诗学考察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形式要素，更重要的是文本的思想要素。在西方现代文论系统中经历了由“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到“读者中心论”范式文论的转换。“作者中心论”范式文论主要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早期精神分析文论等类型。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从“作者中心”的角度出发，将文学视为一种幻象、直觉或白日梦，把主体的直觉、表现、乃至元欲（性本能）作为文学的根本动源。“作者中心论”范式文论强调作家的中心地位，主要考察作家的创作实践问题以及在创作中所涉及到的心理问题，比如说“天才”、“想象”、“白日梦”和“无意识”等；在“文本中心论”范式中，苏俄的形式主义开创了文本中心主义的先河，再到布拉格结构主义，巴黎的结构主义，20世纪30年代以后英美的新批评也重视文本的阐释。俄国形式主义只关心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和结构，以及由语言形式和结构所组成的“文学性”问题，而对作家是如何进行创作的，作家创作的心理状态如何则完全不予考虑；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见”说和“感受谬见”说更是把文学作品与作家、读者的相互关联彻底隔断，而只是孤立的研究文学作品自身的特性；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日常语言，主要因为文学语言具有某种特殊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还必须通过语言书写的陌生化来加以表达，就整体而言，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主要想通过一种内在的结构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比如俄国的普洛普就在《民间故事形态学》①一书中通过一百多个民间故事的分析，认为故事虽然是不同的，但是人物所承担的功能却只有31种，这种从文本的内在结构出发去解释文学作品的方法直接导致了结构主义的兴起。到了结构主义阶段，更是把文学文本作为了唯一的研究对象，因而出现了“作者死了”的呼吁。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脱节

篇6

要创新历史和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具有层次性和联系性强的特点，其中包含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历史发展的起因和结果、中外历史间的关系、历史和现今的联系等。学生通过学习历史，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自主分析历史和了解历史的能力。为了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历史教师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让学生多角度、多方面地去了解历史、学习历史。历史教学的目的就是激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重视学生在分析问题、概括问题、比较问题等方面的训练，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提高。

二、历史教学理念需要创新

要想创新教学，离不开教师新的教学理念，这是创新的前提。新的教学理念指导着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但是在当今历史教学中，还延用着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还是比较重视应试教育的，正没有真正落实素质教育。新课程标准提出，在教学中要重视学生历史素养的培养，所以，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体验和发展，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既教给学生知识，又培养学生的能力。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是主宰者，只强调自己的教，而不重视学生学习的方法和过程，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的。为了学生将来的发展，作为初中历史教师，要尽快转变教学观念，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把学生看作学习的主人，使课堂不再是教师的一言堂，而成为学生学习和活动的场所把课堂还给学生；注重传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和技巧，不能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样会给学生增加更多的学习负担，抑制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所以，新时代的教师要培养新时代的合格人才，要在教学中树立创新理念。

三、历史教学手段要创新

在历史教学中，教学手段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学生的情况和技术随时变化着的。现在的初中历史教材和内容都在不断地变化，这就要求教师要根据教材的需要不断变换教学手段，而这些变换都需要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对教材钻研的主动性。在历史课堂上，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主要依靠学生探究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创新能力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所以，初中历史教师不管运用哪些教学手段，都要考虑到对学生思维的启迪。另外，课堂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合作、探究的过程，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可实现学生和教师的共同成长。所以，教师在课前要认真钻研教材，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工作，有效利用校本资源，激发学生学习的好奇心，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从而使学生能进一步探究历史资源，达到历史教学创新的目标。

四、师生关系要创新

在以往的课堂中，教师占主导地位，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整个过程就是教师在不停地讲解，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这种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会使学生的思维受到限制，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到的是紧张和无趣，对历史教学毫无兴趣可言，甚至会产生厌烦心理。所以，教师要树立新的教学理念，和学生建立一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拉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首先，教师要做学生的朋友，在课堂上要鼓励学生、信任学生、尊重学生。其次，教师和学生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不管是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课下和学生的交流过程中，都要体现民主和尊重，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了解，共同合作探究。最后，在教学中，教师要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发展为教学目标，通过教学使每一个学生的能力都能得到发展。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探究、大胆想象、大胆发言，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总之，素质教育需要教师和学生建立一种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样才能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五、培养创新型的教师队伍

篇7

【中图分类号】I29

七世纪下半叶印度作者檀丁所著的集诗身、庄严、诗病等为一体的《诗镜》在十二世纪下半叶时首先由萨迦班智达将其有选择性地翻译到了所著的《智者入门》中，他的著作中将《诗镜》中对所提到的诗德、风格和及个别的庄严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他在书中重点介绍了味，为十三世纪进一步将《诗镜》完全翻译到藏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八思巴执政时期藏族文人逐步认识了《诗镜》的重要性。并在尼泊尔的班智达勒金噶热的协助下最初由藏族译者雄顿多吉坚参翻译，其后由邦洛追单巴对译本作了简单的注释，并取名为《邦旨》（即：“帮”为作者姓氏，“旨”在古梵文中指注释的意思。）之后在各教派中主要以《邦旨》为教材兴起一场学习印度《诗镜》的，且由各教派的知识分子以此为基础依照自己对《诗镜》的不同理解各自作了不同的注释。1526年由仁蚌巴阿旺吉扎著的《无畏狮孔》、1647年由五世达赖著的《诗镜注妙音戏曲》、1770年由康珠旦增曲吉尼玛著的《诗镜注妙音戏海》、1909年由米旁朗杰加措著的《诗镜注妙音戏说》等著名的《诗镜注》在文学史上相继问世。在近四百余年《诗镜注》的历史上产生了以萨班为代表的“庄严派”。他们认为《诗镜》里主要讲述的是诗的庄严而由此得名。另外是以仁蚌巴为代表的“诗理派”。他们认为《诗镜》主要讲述的是诗的相关理论而由此得名。此外也有个别学者认为《诗镜》里讲述的既有庄严也有诗学理论的，但主要有两大派的代表居多。和平解放之后尤其是在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文学”和“文学理论”、“写作”等概念被现代藏文学界的学者所接纳，并结合这些相关知识对《诗镜》作了新的注释。《诗镜》也有从前简单的“庄严派”和“诗学派”的理解上升到了“文学理论”和“写作”等不同层次上的理解。从十二世纪末至今近八百余年的藏族文学历史长河中《诗镜》以不同层次的理解一直被不同时代的学者、文人所重视和学习着。东噶洛桑赤来的《诗学明鉴》和次旦晓忡的《诗学通论》斯沧洛桑班单的《诗镜注》多识的《诗学要义通俗解说》桑达多吉的《诗学闻思智囊》等近一百多部对《诗镜》的不同解释。重点针对《诗镜》第一章进行阐述的由周毛吉的《诗学探析》和关却加的《诗学概论》洛追坚才的《诗学新光》贡嘎的《藏族文学理论注疏》等。

本文中本人对上述几个不同理解为依据主要以《诗镜》及整个古印度梵语诗学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区内外专家对《诗镜》的研究成果为参考资料，研究《诗镜》在藏族文学理论中的地位。

本文中首先以七世纪《诗镜》先后的古代印度诗学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梵语文学的系统理论总结是从戏剧学开始的，婆落多的《舞论》是印度现存最早的戏剧学著作。《舞论》重视戏剧艺术实践的具体经验，这是优点，美中不足的是，它对具体经验的总结偏重于形式主义的繁琐分析和归类，带有比较浓厚的经验注意色彩。在梵语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舞论》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味。后来的梵语文学批评家加以发展，运用与一切文学形式，使味论成为最重要和最有特色的梵语文学批评原则之一。同时，《舞论》中对梵语诗歌理论的初步总结，也为后来梵语诗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舞论》中，诗歌被视为戏剧的辅助因素，归在“语言表演”类中论述。脱离戏剧学而独立的第一部梵语诗学著作是七世纪婆摩诃的《诗庄严论》，庄严指诗歌修辞。可分“音庄严”和“义庄严”两类，庄严论是一种探讨诗歌形式美中的修辞手法。这是一种很不很备的诗歌理论。但它作为最早出现的梵语诗歌理论，在自觉地探索诗歌艺术魅力方面起到了先驱作用。与婆摩诃同代的檀丁，在庄严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论。他的诗学著作《诗镜》共分三章。第一章论述文学的分类、风格和诗德，第二章论述“义庄严”，第三章论述“音庄严”和诗病。九世纪和十世纪是梵语诗学发展的鼎盛期，产生了两位杰出的梵语诗学家欢增和新护。欢增著有《韵光》，新护著有《韵光注》和《舞论注》。他们两人的诗学以韵论和味论为核心。与庄严论相比，欢增和新护的韵论和味论显然触及诗歌审美因素的更深层次。它们代表了梵语诗学所取得的最高理论成就。直至十六世纪古代印度诗学家对诗的各种理论加以注释和补充，整个诗学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世主的《味海》的出现，标志着梵语诗学的终结。梵语诗学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世界上别树一帜的文学理论体系，它有自己的一套批评概念或术语，如味、情、庄严、诗德、诗病、风格、韵等。就梵语诗学达到的最终成就而言，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可以说是以韵和味为核心，以庄严、风格、诗德为。它对文学本身的特殊规律作了全面细致的探讨。综归上述，我们可以得知檀丁的《诗镜》总结了七世纪前的诗学理论知识，论述了“诗德、风格”等重要的诗学理论概念，为七世纪以后的诗学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性的铺垫。

《诗镜》被介绍到藏族社会后，藏族上层社会的学者随之而学习运用，形成了作家诗中的又一流派。历代学者注释《诗镜》时所写的例诗，实际是新的诗歌创作，只是限于为原文定义服务，难免有些刻板效颦之嫌，且其内容多涉宗教。因此，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兼优者，为数不多。长篇巨著而出之以《诗镜》之指导这，则以五世达赖之《王臣史》和次仁旺杰的《青年达美》、《青颈鸟的故事》为最著名的代表。这种文体，注意修辞技巧的运用和词藻的雕篆，讲究形式，提倡“雅语”，鄙弃所谓的“粗俗俚语”，即群众语言，发展了唯美主义的文风，与民间创作的朴素自然，充满劳动生活气息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当然，作为理论性的著作，《诗镜》丰富了藏族的文艺理论和修辞学理论，增添了文学艺术领域中新的学科，对藏族作家文学的一个方面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当然对于早在七世纪的一部理论性著作，我们用今天的学术眼光去看的话，还会有许多缺陷与不足，任何智者想创建完整的藏族文学理论体系，必须以《诗镜》作为基础加以论述，所以说，《诗镜》是藏族文学理论中的处于基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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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数学；分层教学；理论实践

一、分层教学理论概念探析

分层教学理论的诞生，主要是为了能够弥补以往的教学方式无法针对水平不同的学生进行有效性教学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教学理论的提出对于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在二十世纪初期，分层教学的理论被提出，这种教学理论倡导对于不同水平的学生利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教学，使得处于各个水平阶段的学生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水平。有些人认为，一些学生无法取得良好成绩主要是因为智力的原因，但是美国的一位专家却不认可这个原因，这位专家认为这些学生之所以无法取得良好的成绩，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适合自己的教学条件以及环境，并不是因为智力因素的原因，分层教学理论也就这样出现了，这种理论的出现也主要是为了给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适合他们的教学环境以及条件，从而使得每一个学生都能够获得进步和提升。对于高中数学来说，分层教学的方式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通过实践我们能够发现，如果不能按照学生的具体水平来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那么所获得的教学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以往的一锅端教学方式，对于学生的心理发展和生理发育的不均衡性是缺乏关注的，同时把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态度以及能力都看作智力因素来对学生进行定义，这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学生之间的各个方面的差异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一直按照原有的单一的教学方式，必然会不利于学生的数学水平提高，长此以往，会造成学生的数学水平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所以，在高中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利用分层教学的方法是符合客观需求的，同时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学要求，最重要的是能够提升对于所有学生的教学有效性。

二、高中数学实施分层教学的必要条件

首先，在实施分层教学之前，应该对于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解，通过问卷调查、走访家长以及观察和谈话等方式，对学生的数学水平、数学学习方法以及情感进行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自尊心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心理压力，在进行分层教学之前，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要把原因说清楚，让每个接受分层教学的学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分层教学是对自己有利的，使得不同数学水平的学生都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提升，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其次，要让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数学水平、数学成绩以及态度来自主选择学习层次，教师根据学生所进行的选择结合自己对于学生基本信息的了解以及学生的潜力和心理特征等方面，把学生按照2∶6∶2的比例分为三种层次，在分层的过程中，也要制定必要的发展目标和基本目标，并且要根据班级内部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灵活的调整。

三、高中数学实施分层教学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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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提出人有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需要是类本能的，类本能的基本需要是人性的集中体现，关怀与被关怀既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又是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实践过程。诺丁斯提出关怀具有多样性、关系性。关怀包括对自我的关怀，对亲密人的关怀、对有联系以及远方陌生人的关怀，对非人类的动植物的关怀，对人造工具和物品的关怀以及对思想的关怀。关怀与被关怀既有相互的需要、给予，又有相互的回应和付出，二者是一种“相遇关系”，人与自我、他人、社会以及自然保持和谐，是关怀与被关怀的关系。人类关怀的多样性和关系性是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关怀缺失，心理就会失去和谐状态，长期积累会产生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因此，关怀缺失是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风起云涌，教师也被推到风口浪尖，教师工作责任重，压力大，任务多，变化快，教师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不断警示人们，要重视教师和谐心理的建构。教师心理问题的产生，形成的原因复杂多样，有制度和管理缺陷带来的人文关怀的缺失，有教师间竞争加剧带来的同伴群体关怀不足，有升学率和成绩比拼带来的教师与学生情感性关怀的减弱，有教师工作繁忙无暇休闲带来的自我关怀减少、与家人的感情联系和相互关怀减少等。概括而言，关怀不足或缺失是形成教师心理失谐的关键因素。教师心理和谐包括自我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教师关心自我，才会珍爱健康，珍惜生命，认真选择和从事自己喜欢的教育事业，并从中获得价值感和幸福感；关怀身边的人，才会处理好与家庭、朋友、同事以及邻里的关系，感恩于他人给予的关怀，真诚地奉献自己的爱心，从中获得共情和满足；关心陌生人及远离自己的人，才会具有更博大的胸怀和更宽广的视野，从中获得尊重和包容；关怀自然，才会与自然中的动物、植物、地球上的所有物质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享受自然的恩典、科技的发达，又不会肆意妄为。教师如果没有对自我的认知和关照，没有对他人的友爱和互助，没有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没有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就会使心理失去和谐，从而产生心理问题，影响心理健康。关怀是关怀伦理的核心概念，也是心理和谐的助长剂，心理裂痕的弥合剂。爱因斯坦认为：“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2］诺丁斯认为，教育没有什么最后的产品———没有什么接受教育后能够成为完美的人，但是，教育会培养出那些向我们展示进步和成长的人，而只有一个学会了关心的人，才是有这种进步和成长的张力去追求和实现一生幸福［3］。关怀的学校是师生心理和谐的前提，师生的关怀又是关怀学校的关键。

二、关怀实质：教师关系和谐与共同发展

1．教师关怀是教师关系和谐的核心要素

诺丁斯认为，关怀与被关怀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人们彼此都需要他人的关怀，需要被理解、被给予、被接受、被尊重和被承认。从本质上看，关怀是对人的关系性存在的认同，并以情感化模式引导关系发展，努力创生出一种和谐共建的关系。“关怀是处于关系中的一种生命状态，而非一套具体的行为方式。”［4］教师关怀是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家长、教师与同事、教与学、教师与工作休闲等一系列关系和谐的核心要素，教师关怀源于学生健康成长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发展于教育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师之间的支持、以及与其他人的沟通，强化于师生间心理相容、教学相长，同事之间沟通合作、共同进步。这种关怀是“共通感”、是“移情性理解”，是教师与学生共同成长，是师生间充满人际幸福感和教育幸福感，是教师在教育场域中与学生、同事以及其他人之间的交往、对话、合作、沟通。康德认为，人永远不应该是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人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互为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关怀与被关怀是相互的能量支持，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基本范畴。

2．教师关怀是教师积极情感的基础品质和教师幸福的生长点

从个体社会化过程来看，个体对世界的满意和信赖源自于最初母亲对孩子的关怀和保护，儿童早期建立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是他们以后对世界产生积极情感的基础，因此，关怀具有基础性的品质，教师关怀品质有助于教师欣赏、热爱、投入、责任等积极情感的产生，是教师幸福的生长点。教师关怀并非康德义务伦理之下的以道德原则和规范对教师行为的约束，而是强调一种能量和力量。教师关怀是教师自我所散发出来的关怀魅力，使学生感到关怀的力量，以身教来加以示范，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不知不觉地受到关怀的熏陶，从关怀中学会关怀［5］。教师关怀是教师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营造一个和谐教师群体、和谐育人环境。教师关怀不是权威式的、居高临下的单方面的情感投入和输出，学生及他人也不是消极被动的情感接受者，双方是平等的“积极贡献者”和“共同享受者”，关怀关系的建立与维系是动态过程，教师和学生通过相互关怀，达成精神的共融和流通。教师对学生的生命、心理以及成长发展给予关怀，学生对教师的努力付出以及价值回馈尊重，教师对他人的需求及发展给予关注，对方产生积极回应，双方同时是关怀者，也是被关怀者，这样的教育过程和情景，个体自我得到确证，美好的情愫与和谐的关系得以建构，教师自然不会“职业倦怠”和“情感枯竭”，师生之间、教师群体之间关怀的积极情感是教育活力的源泉，也是教师幸福感的生长点。

3．教师关怀是师生共同发展与进步的推动力

关怀伦理学的研究回归了对人的情感需要的关怀，主张充分尊重个体的独特性，重视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提出关怀不仅注重个人的发展，而且需要帮助他人的成长和发展。它突破了人本主义强调单向度的自我实现，而是以“相互关怀”“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双向度关怀，显示出鲜明的关系性、利他性。关怀意味着对某事或某人负责，促使其发展。“关怀他人，最有意义的就是助他成长和自我实现。”也就是说，关怀是具有生产性的，关怀这种正能量是教师、学生进步和发展的推动力。正如弗洛姆所说：“真正的爱是生产性的表现，它包括着关心、尊重、责任和认识，它并不是一种为他人所影响之意义上的感情，而是一种努力使被爱者得以成长和幸福的行动，这种行动来源于他自身的爱的能力。”［6］“亲其师，信其道”，教师关怀会成为巨大的教育力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学生的对教师关怀的回应，又会成为教师职业成长的动力。

三、关怀实践：教师心理和谐的达成

关怀是一种品质，一种关系，一种能量，更是一种实践。行动是关怀需要的目的，也是关怀的核心表达。教师关怀是一种特殊行为，教师关怀的实践过程是教师心理和谐的达成过程，实施要点有以下几点：

1．理解尊重

理解和尊重是关怀的前提，理解就是心灵的碰撞、精神的交融和经验的共享。尊重就是认可每一个人都是作为他自身价值的一个独立个体，尊重每一个人的情感和表达，欣赏他们的优点，宽容他们的缺点，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维护他们的尊严。教师对于儿童生命的尊重，要求对儿童生活的理解和支持，教师对儿童发展的尊重，要求对儿童内心的了解与关注，教师对教师同伴的理解尊重，要求教师承认个体差异，具备合作共赢的观念，教师对自然的尊重，要求教师敬畏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2．对话与聆听

对话是基于平等、信任与主体间性理解之上的交流与交往方式，是教师与他人、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形成的基点。对话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相互感应的通道，是平等的信息交流、情感传递、心灵碰撞的平台。诺丁斯认为，对话法是学会如何创立和保持与他人之间关心关系的基本方法，对话时双方共同追求理解、同情和欣赏的心理。吉尔根（Ger－gen．KJ）提出对话意味着教育中多方面力量的参与，“削弱固定的权威，激活对话者间的关系”。比如，师生关系是主体间的对话和交流，是一种平等尊重的主—主关系。学习是合作与建构的过程，是个体与自我、外部世界的“对话”过程。师生在“学习者共同体”中通过对话、文化互动，达到双方视域融合与知识的共同建构。师生关系，就其从本质是双方基于理解、包容而展开的主体间性的平等对话，它是动态生成的双向联系。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建构的不只是学生，还有教师。因此，平等、双向、积极的主体间性的互动必然带来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心理和谐。聆听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叙述—倾听，是敞开心扉的表达，是充满温情的关注，是无条件的接纳。教师通过与学生、与教师、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的对话与聆听，能够达成共识，调控情绪，形成良好的教育环境，从而实现教师的心理和谐。

3．创设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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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者在学案的使用过程中也注意到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出现学案“问题化”、“知识化”、“大众化”等问题，把学案设计成一本“练习册”，或简单地把答案直接呈现给学生；只强调知识技能，而忽视情感价值观的培养；思考题设计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这样做效果会大打折扣。

（2）课堂操作不当。由于学生的基础相差比较大，预习的程度也不一样，导致课堂上具体的环节很难把握，从而不能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

（3）学习小组效果不明显。在有的班级，学生的探讨和交流是很少的。以前没有上课交流的机会，现在给了这个机会，很多学生，不知道怎么用。还有一些学生在思想深处就打上了偏科的烙印，从而对于小科采取放弃或者不重视的态度。同时，小组评价机制仅仅适合本学科，不少学生对此根本不在乎，导致小组评价如同虚设，这些都会影响到学习小组的课堂讨论效果。

（4）课堂驾驭能力不够。有时候，我们的课堂是不放就死，一放就活，一活就乱。小组的讨论很难展开，又很难收住。有的放不开，导致课堂沉闷，根本就不像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课堂。有些课堂过于活跃，影响到正常的课堂秩序。

二、思考与对策

（1）学案教学的使用并不是完成学案就可以了，教师要善于创设历史情境，合理利用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把学生关注的问题引入课堂，把学生的思维引入新知识中。鼓励学生积极学习，主动参与，只有当学生对所学内容感到很好奇，做他们感觉是有意义的事情，并获得成功的喜悦，才会是真正有效的学习。

（2）在使用学案前做好每个板块问题的优化和课堂时间的预设等，设计出更符合自己授课风格的学案教学。可以找个别同学看看，做一做，根据其反映做调整，使学案更贴近学生实际，符合学情。

（3）在教学中应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平等自由交给学生，做学生学习的促进者、主导者，采取学生感兴趣的鼓励措施，比如小组长轮流坐庄，小组竞赛，评选最佳主持人或表现奖等方式，激励学生积极投入到学习中来。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