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交易市场范文
时间:2023-04-04 22: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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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水权交易;水权分配市场;水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合约
我国是一个贫水国家,水资源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水资源如何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得到最优配置并产生出巨大的综合效益,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2000年11月24日,浙江东阳和义乌之间进行了水权交易,南水北调工程也即将进入水市场进行水权交易,这些都表明我国在水资源经济管理上加大了力度,并向市场化迈出了一大步。然而,目前我国的水权交易正处于探索阶段,为此,本文从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以及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这四个方面对我国水权交易的发展作了初步探讨。
一、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农业时代,由于人口少,水资源的用途局限于饮用、农业灌溉,对水的需求不大。而与不大的需求相对照,由于农业时代生态环境比较好,水资源的供给相对要多。因此较小的对水的需求与较大的自然水的供给,使得花费其余稀缺资源保护水的努力是不经济的。工业时代,水资源的用途越来越多,对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自然水的供给能力越来越弱化,水资源的绝对稀缺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套法律上强有力的产权制度,则由于存在的“囚徒困境”:一方面将导致资源的滥用,并使当前和长期的资源最优利用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会加剧个人或群体在使用资源上的摩擦和对抗,并出现用暴力手段占有资源以及设置、维护某种排他性的产权。因此,当稀缺资源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水资源越来越稀缺,加之水资源需求弹性小和不存在替代效应,这样不同利益单位的经济组织就有了界定水资源产权的冲动。
西方产权经济理论曾指出:在资源稀缺、同时又缺乏滥用资源的有效约束条件下,要创造资源的最大财富产出,就必须进行资源保护的投资,也就是建立资源的排他性所有权,在明确所有权后,受利已利益的驱动,创造资源的有效使用动力。马克思认为资源稀缺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经济意义和经济学基础,这是一种机会成本的选择。康芒斯则把所有权看作是资源稀缺的制度反映,而产权的交易和转让正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和基础环节。在资源财产权得到明确而清晰界定的条件下,只要这些权利能自由交换,作为市场层面(即外部性)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就能通过交换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中国目前的水资源现状可以概括为几对矛盾:区域矛盾,即上游与下游、南方与北方之间由于地理位置差异引起的矛盾;时间矛盾,即丰水期与枯水期、用水高峰与用水低谷之间由于降水和用水的时间差异引起的矛盾;用途途径,即农业用水与城市用水、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之间由于使用水的用途差异引起的矛盾;利用矛盾,即淡水与咸水、洁净水与污染水之间由于水资源利用率的差异引起的矛盾。诸如此类的矛盾还有很多,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构织成一张纷繁复杂的矛盾网,而每对矛盾在某个层面上都表现为一种水资源的稀缺。因此,要理顺并解开这张矛盾网,改善我国目前的水资源管理现状的一个有效解决办法就是明确水资源财产权,通过水权交易市场重新配置现有的供给,以期达到水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是历史发展做出的选择。
二、发展水权市场的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的水资源分配体制是一种指令配置模式的延续,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来配置水资源。在这种模式下,水价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浪费严重,供需矛盾日趋尖锐。在水资源日益稀缺、市场转型的新形势下,旧的配置方式不能有效协调地方利益矛盾,必须进行改革。发展水权交易市场,通过水权转让可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在价值规律作用下,资源总是由利用效率低向利用效率高、收益低向收益高的方向调整,以实现局部和全社会最大利益。在大部分可开发的水资源已被分配占用的情况下,人们关注通过销售和转让来重新配置那些已经被分配的资源,多数水权转让是从较低收益的经济活动向较高收益的经济活动转让,如从农业用水向城镇供水和工业用水转让。通过市场交换,双方的利益同时增加,水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在科学配置的前提下,水资源的有效利用达到优化,这是市场效率的体现。
通过水权交易,全社会节水意识增强。通过水权的划定,上下游用水成本相应增加,上游多用水就意味着丧失潜在收益,即用水要付出机会成本,而下游多用水要付出直接成本,这就为上下游都创造了节水激励,全社会的节水意识都会大大增强。
此外,由于市场具有动态性,能够反映总水量的变化和用水需求的变化,部分消除了指令分配各地区水量的不合理性。通过发展水权市场还可以抑制或避免新建供水工程。通过水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可利用的资源量,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以市场方式实现水权在不同行业部门间的转让。
三、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
水权分配市场主要由水权批售市场构成,所进行的是水资源的所有者(国家或水资源管理部门)和用水户之间的初次水权交易,通过分配,水资源的使用权由政府向市场主体转移。对于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主要侧重于水权分配制度的确定、水权分配方式的选择以及水权登记制度的设立等一些行政、政策性管理。
(一)水权的分配制度
水权的初始分配制度规定(简称水权分配制度)一般有三种:一是“自由取用”水权制,即把水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纯自然物而自由取用的水权分配方式;二是按照“先来先用”的原则进行分配的制度,简称“优先专用水权制度”,又称“等候式”水权制度;三是竞争性水权制度,是指在水资源短缺的前提下,对现有的水资源进行竞争性分配。其分配制度又可分为两种形式,即行政性分配和市场分配。行政性分配是指政府按照一定的模式对现有的水资源进行指令性分配的过程。市场分配即是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进行水权初始分配的过程,实践中主要采用拍卖模式。不同的水资源禀赋决定不同的水资源分配体制。在我国,由于地域面积广大,各地水资源的短缺程度不同,因而水权分配制度也有所不同。在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由于水资源充裕,其分配体制多采用前两种方式。而在北方地区,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多采用竞争性水权分配制度。如在黄河流域,由于水资源的极度缺乏,自1987年开始执行“分水方案”,即在扣除输沙等生态用水210亿立方米的前提下,将剩余的370亿立方米黄河水按一定比例分配到了沿黄各省、自治区(胡鞍钢,王亚华,2000)。一般而言,水权市场的建立只有在水资源短缺地区才有意义,因此,我们讨论的水权分配市场中的分配制度主要是指竞争性水权制度。
(二)水权的分配模式
不同的分配模式将产生不同的效益与成本,对经济影响的程度亦将有所差异。在竞争性水权制度下,水资源的条件不同,水权分配的模式可能不同;在同一水资源条件下,对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行业,水权分配的模式也不同。实践中,主要有如下水权分配模式:1、人口分配模式。在进行水权初始分配时,将可分配水量按人口分解到各用水户,使人人享受同等的用水权。这种模式体现了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但忽略了不同行业从业人员对水资源的需求差异。2、面积分配模式。按照水源地周围地区面积进行分配,用水业户所辖的区域面积越大,所分配的水资源越多。3、产值分配模式。即按照GDP产值指标分配水权,产值越高,所分配的水权量越大。因此产值分配原则是一种效率遵循原则。4、混合分配模式。即依据人口、地域面积和GDP产值进行加权平均的一种折衷的分配模式。5、现状分配模式。现状分配模式是在承认用水户用水现状的基础上,以现有的用水量(上一年或近几年的加权平均值)为标准,依据“溯往原则”进行水权分配。6、市场分配模式。即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对水权进行分配。一般而言,这部分水权的拍卖价格高于上述分配的水权价格,参与竞买者一般是水资源边际产出较高的行业,由于有较高的效益预期,往往会对这部分水资源产权支付较高的价格。
(三)水权的登记制度
水权登记制度的作用是对用水进行统筹安排和管理,以规范用水,保护水权人的利益。其管理内容是:规定需要进行水权登记的取水范围,授权地方政府,制订各地具体的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取水量和取水顺序。在进行水权登记时,水权人应当提交水权登记申请书和水权登记所依据的有关文件,在该水权与第三者有利害关系时,还要提供第三者的承诺书或者其它文件。水权登记书应当包括下列事项:1、提出水权申请的单位或者个人(即申请人)的名称、姓名、地址;2、取水起始时间及期限;3、取水目的、取水量、年内各月的用水量、保证率等;4、申请理由;5、水源及取水地点;6、取水方式;7、节水措施;8、退水地点和退水所含主要污染物以及污水处理措施等。对于水源流经两县(市)以上或水权影响到两县(市)以上者,其水权登记应由上一级主管机关(或其委托机构)办理。水源流经两省(市)以上或水权利害关系影响到两省(市)以上者,其水权登记应由中央主管机关(或其委托机构)办理。对于由中央政府主办的水利事业,应由中央政府主管机关负责办理水权登记。对于登记的水权,因水源水量不足而发生争执时,用水目的顺序在先者有优先权;顺序相同者,先取得水权者有优先权;顺序相同而同时取得水权者,可按水权登记额定用水量比例分配之或轮流使用。
四、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
我国目前虽然还没有成熟的水权交易市场,但个别地方水权交易活动已经出现。因此,亟待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水权交易市场。据此本文特提出建立一种合约化的水权交易市场。
(一)水权交易市场的布设
由于我国各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均匀、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建立适宜全国范围的水权交易市场是比较困难的;加之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要从流域和大区域做起。所以,目前国家设立水权交易市场应以大河流域为单元,首先在水资源比较紧缺并且经济比较发达的北方大中城市建立试点,然后针对各地区实际情况加以推广。在流域范围内建立以水资源所有权管理为中心,分级管理、监督到位、关系协调、运行有效的统一管理,这是当前国际水资源政策的核心。在大区域上进行的水资源统一规划、调配,各地方不得干涉,从而打破地方行政区划的界限,可以对整个流域的水利工程和环境治理进行统筹安排。
(二)水权交易市场的供求结构
引入竞争机制,建立水权交易市场。一方面,供水部门的结构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打破行业垄断,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此,在国家对供水设施的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其经营权可分离出来,实行有偿转让。这样,既解决了建设与管理脱节的问题,又能有效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改变过去城市供水系统由政府包揽、国家财政投资无力的局面,实现供水系统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供水系统运行的市场化。另一方面,用水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近年来,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国家一再强调要开源节流。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涉及到用水观念、经济、技术、法规和公众参与等多个方面,涉及社会用水结构的重新配置。现代经济是货币经济,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水权交易,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优化用水量在不同行业的配置份额,追求最佳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用水向科学、良性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水权交易合约的设定
水权交易市场是国家设立的产权交易市场的组成成分,应具有其固定的交易程序和交易规则,通过买卖水权交易合约来完成水权交易。水权交易合约是指在水权交易市场内达成的标准的、受法律约束的并规定在未来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内交收一定数量及质量的水资源商品的合约。它包括年度内的短期水权交易合约和年际间的长期水权交易合约两种形式。水权交易合约的内容一般包括:交易单位、成交价格、交易时间、交易日内价格波动限度、最后交易日、交割方式、合约到期日、交割地点等。其中,成交价格也叫敲定价格,它是水权供需双方在交易市场上通过公开讨价还价形成的。这种合约是一个标准化的合约,除了水权交易的成交价格是买卖双方协定的以外,水资源商品的水量、水质、成交方式、结算方式、对冲及交货期等都在水权交易合约中有严格规定,而且一切都要以服从法律、法规为前提。在进行合约化的水权交易时,要预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用于交易双方不能如期履约的情况下,交易中心清算部门对受损方给予保障和补偿,这样可以实现对水权交易市场的风险管理,确保水权交易市场的正常运行。
总之,市场经济实践已经证明,生产要素产权没有流动性,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就极难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十分困难,资源就难以充分合理利用。因此,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完善与改革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需要完善水资源产权,在保证国家对水资源管理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扩大水资源产权的流转范围。水权交易的出现既是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后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水权交易是水权供求双方在水市场上进行水资源使用权、经营权的买卖活动。水权交易的结果是引导水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地区或部门,流向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用户。落后和欠发达地区或部门在发展阶段通过转让水权获得发展资金,而发达地区或部门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水权满足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达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因此,我们应加强对水权交易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为我国水权交易的广泛实施创造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董浩:“关于发展水权市场的思考”,《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1年第11期。
2、张岳:《中国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
篇2
【关键词】水权交易;水权分配市场;水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合约
我国是一个贫水国家,水资源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水资源如何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得到最优配置并产生出巨大的综合效益,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2000年11月24日,浙江东阳和义乌之间进行了水权交易,南水北调工程也即将进入水市场进行水权交易,这些都表明我国在水资源经济管理上加大了力度,并向市场化迈出了一大步。然而,目前我国的水权交易正处于探索阶段,为此,本文从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以及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这四个方面对我国水权交易的发展作了初步探讨。
一、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农业时代,由于人口少,水资源的用途局限于饮用、农业灌溉,对水的需求不大。而与不大的需求相对照,由于农业时代生态环境比较好,水资源的供给相对要多。因此较小的对水的需求与较大的自然水的供给,使得花费其余稀缺资源保护水的努力是不经济的。工业时代,水资源的用途越来越多,对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自然水的供给能力越来越弱化,水资源的绝对稀缺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套法律上强有力的产权制度,则由于存在的“囚徒困境”:一方面将导致资源的滥用,并使当前和长期的资源最优利用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会加剧个人或群体在使用资源上的摩擦和对抗,并出现用暴力手段占有资源以及设置、维护某种排他性的产权。因此,当稀缺资源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水资源越来越稀缺,加之水资源需求弹性小和不存在替代效应,这样不同利益单位的经济组织就有了界定水资源产权的冲动。
西方产权经济理论曾指出:在资源稀缺、同时又缺乏滥用资源的有效约束条件下,要创造资源的最大财富产出,就必须进行资源保护的投资,也就是建立资源的排他性所有权,在明确所有权后,受利已利益的驱动,创造资源的有效使用动力。马克思认为资源稀缺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经济意义和经济学基础,这是一种机会成本的选择。康芒斯则把所有权看作是资源稀缺的制度反映,而产权的交易和转让正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和基础环节。在资源财产权得到明确而清晰界定的条件下,只要这些权利能自由交换,作为市场层面(即外部性)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就能通过交换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中国目前的水资源现状可以概括为几对矛盾:区域矛盾,即上游与下游、南方与北方之间由于地理位置差异引起的矛盾;时间矛盾,即丰水期与枯水期、用水高峰与用水低谷之间由于降水和用水的时间差异引起的矛盾;用途途径,即农业用水与城市用水、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之间由于使用水的用途差异引起的矛盾;利用矛盾,即淡水与咸水、洁净水与污染水之间由于水资源利用率的差异引起的矛盾。诸如此类的矛盾还有很多,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构织成一张纷繁复杂的矛盾网,而每对矛盾在某个层面上都表现为一种水资源的稀缺。因此,要理顺并解开这张矛盾网,改善我国目前的水资源管理现状的一个有效解决办法就是明确水资源财产权,通过水权交易市场重新配置现有的供给,以期达到水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是历史发展做出的选择。
二、发展水权市场的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的水资源分配体制是一种指令配置模式的延续,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来配置水资源。在这种模式下,水价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浪费严重,供需矛盾日趋尖锐。在水资源日益稀缺、市场转型的新形势下,旧的配置方式不能有效协调地方利益矛盾,必须进行改革。发展水权交易市场,通过水权转让可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在价值规律作用下,资源总是由利用效率低向利用效率高、收益低向收益高的方向调整,以实现局部和全社会最大利益。在大部分可开发的水资源已被分配占用的情况下,人们关注通过销售和转让来重新配置那些已经被分配的资源,多数水权转让是从较低收益的经济活动向较高收益的经济活动转让,如从农业用水向城镇供水和工业用水转让。通过市场交换,双方的利益同时增加,水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在科学配置的前提下,水资源的有效利用达到优化,这是市场效率的体现。
通过水权交易,全社会节水意识增强。通过水权的划定,上下游用水成本相应增加,上游多用水就意味着丧失潜在收益,即用水要付出机会成本,而下游多用水要付出直接成本,这就为上下游都创造了节水激励,全社会的节水意识都会大大增强。
此外,由于市场具有动态性,能够反映总水量的变化和用水需求的变化,部分消除了指令分配各地区水量的不合理性。通过发展水权市场还可以抑制或避免新建供水工程。通过水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可利用的资源量,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以市场方式实现水权在不同行业部门间的转让。
三、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
水权分配市场主要由水权批售市场构成,所进行的是水资源的所有者(国家或水资源管理部门)和用水户之间的初次水权交易,通过分配,水资源的使用权由政府向市场主体转移。对于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主要侧重于水权分配制度的确定、水权分配方式的选择以及水权登记制度的设立等一些行政、政策性管理。
(一)水权的分配制度
水权的初始分配制度规定(简称水权分配制度)一般有三种:一是“自由取用”水权制,即把水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纯自然物而自由取用的水权分配方式;二是按照“先来先用”的原则进行分配的制度,简称“优先专用水权制度”,又称“等候式”水权制度;三是竞争性水权制度,是指在水资源短缺的前提下,对现有的水资源进行竞争性分配。其分配制度又可分为两种形式,即行政性分配和市场分配。行政性分配是指政府按照一定的模式对现有的水资源进行指令性分配的过程。市场分配即是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进行水权初始分配的过程,实践中主要采用拍卖模式。不同的水资源禀赋决定不同的水资源分配体制。在我国,由于地域面积广大,各地水资源的短缺程度不同,因而水权分配制度也有所不同。在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由于水资源充裕,其分配体制多采用前两种方式。而在北方地区,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多采用竞争性水权分配制度。如在黄河流域,由于水资源的极度缺乏,自1987年开始执行“分水方案”,即在扣除输沙等生态用水210亿立方米的前提下,将剩余的370亿立方米黄河水按一定比例分配到了沿黄各省、自治区(胡鞍钢,王亚华,2000)。一般而言,水权市场的建立只有在水资源短缺地区才有意义,因此,我们讨论的水权分配市场中的分配制度主要是指竞争性水权制度。
(二)水权的分配模式
不同的分配模式将产生不同的效益与成本,对经济影响的程度亦将有所差异。在竞争性水权制度下,水资源的条件不同,水权分配的模式可能不同;在同一水资源条件下,对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行业,水权分配的模式也不同。实践中,主要有如下水权分配模式:1、人口分配模式。在进行水权初始分配时,将可分配水量按人口分解到各用水户,使人人享受同等的用水权。这种模式体现了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但忽略了不同行业从业人员对水资源的需求差异。2、面积分配模式。按照水源地周围地区面积进行分配,用水业户所辖的区域面积越大,所分配的水资源越多。3、产值分配模式。即按照GDP产值指标分配水权,产值越高,所分配的水权量越大。因此产值分配原则是一种效率遵循原则。4、混合分配模式。即依据人口、地域面积和GDP产值进行加权平均的一种折衷的分配模式。5、现状分配模式。现状分配模式是在承认用水户用水现状的基础上,以现有的用水量(上一年或近几年的加权平均值)为标准,依据“溯往原则”进行水权分配。6、市场分配模式。即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对水权进行分配。一般而言,这部分水权的拍卖价格高于上述分配的水权价格,参与竞买者一般是水资源边际产出较高的行业,由于有较高的效益预期,往往会对这部分水资源产权支付较高的价格。
(三)水权的登记制度
水权登记制度的作用是对用水进行统筹安排和管理,以规范用水,保护水权人的利益。其管理内容是:规定需要进行水权登记的取水范围,授权地方政府,制订各地具体的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取水量和取水顺序。在进行水权登记时,水权人应当提交水权登记申请书和水权登记所依据的有关文件,在该水权与第三者有利害关系时,还要提供第三者的承诺书或者其它文件。水权登记书应当包括下列事项:1、提出水权申请的单位或者个人(即申请人)的名称、姓名、地址;2、取水起始时间及期限;3、取水目的、取水量、年内各月的用水量、保证率等;4、申请理由;5、水源及取水地点;6、取水方式;7、节水措施;8、退水地点和退水所含主要污染物以及污水处理措施等。对于水源流经两县(市)以上或水权影响到两县(市)以上者,其水权登记应由上一级主管机关(或其委托机构)办理。水源流经两省(市)以上或水权利害关系影响到两省(市)以上者,其水权登记应由中央主管机关(或其委托机构)办理。对于由中央政府主办的水利事业,应由中央政府主管机关负责办理水权登记。对于登记的水权,因水源水量不足而发生争执时,用水目的顺序在先者有优先权;顺序相同者,先取得水权者有优先权;顺序相同而同时取得水权者,可按水权登记额定用水量比例分配之或轮流使用。
四、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
我国目前虽然还没有成熟的水权交易市场,但个别地方水权交易活动已经出现。因此,亟待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水权交易市场。据此本文特提出建立一种合约化的水权交易市场。
(一)水权交易市场的布设
由于我国各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均匀、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建立适宜全国范围的水权交易市场是比较困难的;加之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要从流域和大区域做起。所以,目前国家设立水权交易市场应以大河流域为单元,首先在水资源比较紧缺并且经济比较发达的北方大中城市建立试点,然后针对各地区实际情况加以推广。在流域范围内建立以水资源所有权管理为中心,分级管理、监督到位、关系协调、运行有效的统一管理,这是当前国际水资源政策的核心。在大区域上进行的水资源统一规划、调配,各地方不得干涉,从而打破地方行政区划的界限,可以对整个流域的水利工程和环境治理进行统筹安排。
(二)水权交易市场的供求结构
引入竞争机制,建立水权交易市场。一方面,供水部门的结构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打破行业垄断,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此,在国家对供水设施的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其经营权可分离出来,实行有偿转让。这样,既解决了建设与管理脱节的问题,又能有效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改变过去城市供水系统由政府包揽、国家财政投资无力的局面,实现供水系统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供水系统运行的市场化。另一方面,用水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近年来,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国家一再强调要开源节流。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涉及到用水观念、经济、技术、法规和公众参与等多个方面,涉及社会用水结构的重新配置。现代经济是货币经济,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水权交易,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优化用水量在不同行业的配置份额,追求最佳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用水向科学、良性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水权交易合约的设定
水权交易市场是国家设立的产权交易市场的组成成分,应具有其固定的交易程序和交易规则,通过买卖水权交易合约来完成水权交易。水权交易合约是指在水权交易市场内达成的标准的、受法律约束的并规定在未来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内交收一定数量及质量的水资源商品的合约。它包括年度内的短期水权交易合约和年际间的长期水权交易合约两种形式。水权交易合约的内容一般包括:交易单位、成交价格、交易时间、交易日内价格波动限度、最后交易日、交割方式、合约到期日、交割地点等。其中,成交价格也叫敲定价格,它是水权供需双方在交易市场上通过公开讨价还价形成的。这种合约是一个标准化的合约,除了水权交易的成交价格是买卖双方协定的以外,水资源商品的水量、水质、成交方式、结算方式、对冲及交货期等都在水权交易合约中有严格规定,而且一切都要以服从法律、法规为前提。在进行合约化的水权交易时,要预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用于交易双方不能如期履约的情况下,交易中心清算部门对受损方给予保障和补偿,这样可以实现对水权交易市场的风险管理,确保水权交易市场的正常运行。
总之,市场经济实践已经证明,生产要素产权没有流动性,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就极难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十分困难,资源就难以充分合理利用。因此,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完善与改革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需要完善水资源产权,在保证国家对水资源管理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扩大水资源产权的流转范围。水权交易的出现既是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后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水权交易是水权供求双方在水市场上进行水资源使用权、经营权的买卖活动。水权交易的结果是引导水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地区或部门,流向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用户。落后和欠发达地区或部门在发展阶段通过转让水权获得发展资金,而发达地区或部门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水权满足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达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因此,我们应加强对水权交易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为我国水权交易的广泛实施创造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董浩:“关于发展水权市场的思考”,《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1年第11期。
2、张岳:《中国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
篇3
【关键词】产权交易 功能定位 现状 策略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这对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2004年,国家确定了国有产权进场交易的制度,为产权交易市场的规范提供了政策基础。对新疆而言,虽然区位优势不明显,但资源优势突出,产权流转需求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国企改革、资源转换和资本市场建设等因素催生出新疆产权交易市场。新疆产权交易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构成部分,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促进投资观念改变等层面起到积极作用;全国性资本市场难以为中小企业提供合适的融资渠道,产权交易市场作为非标准化的市场,在产权流转和资产抵押方面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出新的渠道;在中西部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方面,新疆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在缩小金融资源差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以国家的政策性支持和资金支持为契机,新疆产权交易市场发展较快,同时,它也存在着交易活跃程度不高、交易规模小和制度建设不完善等问题,对其筹集资金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起到抑制作用。本文将对新疆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一系列的分析,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产权交易市场的功能及意义
关于产权交易市场的定位主要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产权交易市场是各类企业作为独立的产权主体从事以产权有偿转让为内容的交易场所,包括产权交易所、资产调剂市场、承包市场或租赁市场等;广义的产权交易市场内涵更丰富,指交换产权的场所、领域和交换关系的总和。产权交易产品由有形向无形(实物资产向清晰的产权,包括债权、收益权和使用权等)转变是现行趋势,新疆产权交易市场可以以此为契机,合理定位自身的功能。加快新疆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对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新疆产业结构的优化
目前,新疆的经济结构在经济转型中面临着长期失衡问题,新疆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资源驱动,传统农业及制造业所占比重较大,出口贸易和服务业等发展滞后。同时,国有存量资产在结构和布局方面的不平衡导致新疆产业结构的病态发展。新疆产权交易市场的合理的交易制度安排有利于要素资源的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通过提供的交易平台,提高企业在并购重组和行业的进退方面的效率。新疆产权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础,通过金融特有的手段,在实现新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具有极大的驱动效应。
(二)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饥渴”
目前,新疆共有3.25万家中小企业涉入工业、服务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几大领域,中小企业创造的产值占全疆GDP的30%左右,纳税占35.9%,但中小企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达到73.2% 。中小企业对新疆经济的巨大作用与它们的刚性融资需求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同时,由于自身的规模和实力问题,又难以通过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实现直接融资。新疆产权交易市场通过各种产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转让可以有效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饥渴”,为中小企业的刚性融资需求提供必要的支持。
(三)有助于缩小区域资本市场发展的失衡问题
中东部地区依靠明显的区位优势、经济优势和人才优势等,在产权交易市场的构建中处于领导地位,相反,新疆的产权交易市场的发育程度却较低。截至2010年,新疆上市公司数量为37家,新疆地区在有效利用资本市场层面与沿海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发展进入门槛较低的新疆产权交易市场,充分发挥产权交易市场的经济服务作用,有助于缩小新疆在区域资本市场发展中与中东部的差距。
二、现状分析
2004年,新疆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标志着新疆地方产权市场的诞生。2008年,由自治区国资委控股重组新疆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实现了对新疆产权市场的整合。现行的新疆产权交易市场已具雏形,共有新疆产权交易所和六家地州级(伊犁州和巴州等)产权交易机构从事产权交易,其服务领域涉及国有产权转让、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企业并购重组、股权质押服务、知识产权交易和公共资源交易等。2004年至 2007年,国有产权交易量为100宗,交易额为6.74亿元;2009年,交易量达88宗,交易额达7.98亿元;2010 年,新疆产权交易所共受理各类项目110 宗,完成国有资产及其他各类产权交易10.84亿元,比2009年的7.63亿元增长了42%。但是,新疆产权交易市场依然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交易的活跃程度不高
新疆产权交易市场的交易品种依然较少,非标准化的实物资产是交易品种的主体部分,交易品种和交易主体的多层次设计还不充分。同时,与沿海地区相比,新疆国有资源存量严重不足,国有产权交易的进场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产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不活跃问题较为突出,其中挂牌交易的品种缺乏对投资主体的吸引力,成交率较低。显然,新疆产权交易市场的促进产权流动和价值发现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运行效率低下
新疆共有七家产权交易机构,但并未形成统一的产权交易系统,产权交易信息流通不畅显然会增加产权交易平台的运行成本。关于企业产权交易的决定和审批问题,自治区、地州及县级政府都有权利决定产权交易活动的可行性,其中不乏政府职能部门的越权和缺位现象。监管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产权交易活动的低效性和无序性,这难免会造成新疆产权交易市场运行效率的低下。
篇4
碳交易是指买卖双方通过购买合同或者碳减排购买协议,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购买方向出让方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额,再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的目标。
2013年11月,伴随着上海、北京碳交易市场锣声的响起,中国最大两座城市的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中国引入的碳交易市场机制,目的不仅在于解决生态保护问题,对于解决人、社会和区域的公平发展问题也是一种有效的机制和方法。而中国在碳交易方面迈出这样的关键一步,也是我国环保市场培育和发展的突破性进展。
上海和北京启动碳交易市场
2013年11月26日和28日,上海和北京先后启动了碳交易市场。11月26 日,伴随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和上海市市长杨雄共同敲响的锣声,上海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当天中国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和上海石化共购买了申能集团6000吨碳配额,完成了基于配额的首笔碳排放权交易。在这个过程中,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获得首笔碳交易结算银行证书,成为上海碳交易试点首家交易资金存管和清算银行,并开始为60家参与企业提供交易开户服务。上海开启的碳排放交易首日累计成交量为1.2 万吨,成交金额 31.7万元。
2013年11月28 日,北京市碳交易市场正式开启。北京碳交易主要包括排放数据报告、第三方核查、配额分配、买卖交易和履约五个环节。当日上午,中国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成功购买京能集团2万吨碳配额作为第一笔碳排放权交易,拉开北京市碳交易市场大幕。之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下属中节能绿碳(北京)公司出资购买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旗下中化金茂物业公司每年1000吨碳排放指标(配额),此交易成为中国建筑业碳交易的第一单。
据介绍,“十二五”期间,国家给北京市下达了万元GDP能耗下降17%、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的目标。根据测算,通过二氧化碳的配额交易,其减排量对北京市完成目标的贡献率可达40%以上,将有效降低社会综合减排成本。目前,北大、清华等院校,包括中国疾控中心、中日友好等15家医院,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大剧院等成为重点控制排放单位。
目前,加上于2013年6月18日上线的深圳碳排放交易平台,7个碳交易试点城市中的3个已经进入了正式碳交易阶段,北京、上海、广东的碳市场启动,也预示着中国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碳交易市场,进一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走出了关键一步。
碳交易是未来碳金融的制高点
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是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后开始的。为了能够完成《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目标,当时参与签订《京都议定书》的附件国家(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便开始了构建碳交易市场的行动,以强制碳排放企业节能减排,推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形成。据了解,《京都议定书》通过引进三个灵活的市场机制以解决公共环境问题。其中联合履行(JI)和国际排放贸易(IET)机制打通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清洁发展机制(CDM)则是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桥梁。
为了构建完善的碳交易市场,发达国家纷纷从立法、教育、传播等方面加快碳交易市场的推进,并持续挖掘其商业潜力,碳交易市场也逐渐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不过从根本上来说,碳交易并不是实体“碳产品”的交易,而是一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互结合的交易模式。
其中欧盟构建的碳交易市场最为完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活跃的交易市场。据了解,从2005年1月1日起,欧洲开始实施“欧洲排放交易体系”(EUETS)。EUETS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计划,涉及到了电力、石油、钢铁等多个行业部门。该计划不仅覆盖了欧盟各个成员国,而且还包括瑞士、挪威等非欧盟国家。为了扩大欧洲排放交易体系的影响度,2004年11月份EUETS指令,允许其成员从2005年起可以购买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产生的核证减排指标,这样就有限度地实现了EUETS与CDM、JI的衔接。通过其他交易机制的衔接,欧洲排放交易体系就逐渐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碳交易市场。
美国虽然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但是美国也在积极构建国内的碳交易市场。2003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开始运营实行的是会员制,最初拥有美国电力公司、杜邦等13家创始会员,后来随着影响的扩大,会员也越来越多。CCX交易的产品称为碳金融工具合约,碳金融工具合约不仅包括碳配额,还包括碳减排量,如CDM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CCX是世界上第一个并且也是北美地区唯一一个自愿交易平台,但是会员对其承诺的减排量必须承担法律义务。CCX交易的品种极其丰富,包含二氧化碳等《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所有6种温室气体。
不仅欧盟和美国建立了碳交易市场,各附件国家基本上都建立了自己的碳交易市场。例如,加拿大1998年启动了“加拿大GERT计划”;澳大利亚2000年建立了“澳大利亚SFE交易所”;英国2002年建立了“英国排放交易体系”;挪威2005年建立了“挪威排放交易体系”;法国2007年建立了“法国未来电力交易所”等。
这么多国家集中精力来发展碳交易市场,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构建碳交易市场,通过制定国际碳交易市场规则,以推动国内低碳经济的发展。碳交易市场甚至成为部分发达国家以此来争夺未来碳金融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的工具。碳交易这种通过金融资本引导和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模式,也被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
而对于中国来说,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正是在这里。如果中国不紧跟形势变化,中国与美国和欧洲的差距将迅速拉大,极有可能成为碳交易市场的牺牲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2011年开始,欧盟基于“碳交易”基础之上的碳关税已经开始实施,其“屠刀”直接指向了欧盟以外的发展中国家。
2012年1月1日,欧盟将对所有飞经欧洲的航空公司收取高昂的碳排放税,亦即“碳关税”。 包括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三大国有航空公司,春秋航空、吉祥航空等民营航空公司,国泰等港澳航空公司及多家货运航空公司在内的33家中国航空公司被纳入名单,并分属不同欧盟成员国管理。根据中国民航局的初步测算,若国内航空公司所有飞欧盟的航班均被纳入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则每年中国民航业将向欧盟支付的“买路钱”将高达近8亿元,2020年超过30亿元,从2002年到2020年的9年间,将累计支出约176亿元,这就是欧盟掌握“碳交易”游戏规则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我国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从2009年就开始呼吁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建立中国自己的碳交易平台。因为根据欧盟规定,如果航空公司所在国有自己覆盖航空业的碳市场,飞欧洲航班的碳排放额度可以在本国抵消,面对中国航企在日益逼近的巨额“碳关税”面前,即将陷入高价向发达国家购买碳减排量的尴尬境地,中国建立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中国仍旧在“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在2012年以前一直没有正常运营的碳市场,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在国际碳交易方面的被动局面。据了解,由于专业人才和中介机构的短缺,中国从事碳交易的中介结构很少有权力和能力核实CDM项目,也没有能力编制高质量的CDM项目设计文件,同时他们对CDM交易的制度、规则了解不多,无法独立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中国目前虽然是国际碳交易市场上最大的供给国,每年创造大批的碳减排量,但是中国仍处在国际碳交易链条的最低端,没有定价的权力。
而出现这样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原有的机制下,主要的第三方认证机构都是欧洲国家来设计和制定的。此外,很多的交易标准,如黄金标准等也是由欧美发达国家来制定的。正是由于中国缺乏自己的碳交易体系,也就造成了在国际碳交易市场规则制定中,中国根本没有发言权。其中一个令国人昼夜难安的现实就是,中国根本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核证减排量(CERs)价格,并且CERS的价格一直被发达国家人为的压低,成为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初级产品”出售国。面对如此碳交易的“霸权”,为了对抗国际买家的压价,中国政府后来只能通过政府行政限价的方式来弥补损失,但是通过行政手段来限制市场交易价格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人士的批评,同时这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经过长期的准备,2012年,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成为碳交易市场首批试点城市。深圳、上海、北京是我国最主要的一线城市,其碳交易市场的启动,也被认为是中国形成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破冰行为。目前,其他四个省市也将在2014年-2015年间陆续启动。
不过,由于我国碳交易市场刚刚起步,制度设立、交易规则等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就指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技术要求高的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持续的工作,中国需要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相比国际上相对成熟的欧盟碳交易体系,我们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市场成熟度比较低,低碳意识和碳价观念还有待加强。鉴于欧盟碳交易体系最近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因此中国要培养战略眼光和前瞻意识。”
面对融入国际统一碳交易市场的巨大难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碳交易市场近几年的任务还是积累经验。解振华指出,近几年的任务是首先把中国自己的碳交易市场建立起来,建立一套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机制,然后再和国际接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游戏规则应体现发展中国家特点,让其能够跟发达国家的市场与规则相融合。“最后达成一个既适合发达国家,也适合发展中国家,又能够体现区别责任原则的规则,这样我们就可以参加到全球碳市场当中去,”解振华说。
最近几年,由于欧债危机冲击,欧洲经济活动疲弱无力,工业活动减少,欧洲对排放权购买的需求减少,欧盟碳交易市场正深陷困境。而碳市场价格的不断下跌,也直接冲击了正在探索中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比如2008年8月,碳排放许可的价格每吨在40美元以上,高昂的价格促使一些企业开始增加使用绿色的清洁能源、更新设备,而到2013年12月,欧洲碳交易市场上的碳排放许可价格几乎崩溃,已经跌到每吨4美元以下。这种剧烈变化的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价格也预示着我国需要防范交易市场不完善、市场供求关系不透明,乃至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目前,碳交易统一的国际市场尚未形成,国际上既有场外交易机制,也有交易所交易;既有由政府管制产生的市场,也有参加者自愿形成的市场。随着碳交易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多层次深化、财务结构日益复杂、市场规模迅速扩容,我国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依然任重道远,碳资产管理中心、碳金融信息服务中心、碳商品交易中心、碳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中心等机构都亟需建立。
市场化减排路线渐明
我国是温室气体排放数量最大的国家,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碳交易作为一种运用市场化机制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将节能减排的压力传导到企业,促进企业选择低成本减排路径。有关机构预测称,在2014年,中国的地区碳交易市场将覆盖7亿吨碳排放,而澳大利亚、美国加州、欧洲的碳交易市场则分别覆盖3.82亿吨、1.65亿吨及21亿吨碳排放。
随着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的公布以及重点排放领域统计、监测和考核办法的制定,碳排放权交易将成为未来推进我国环境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2013年以来,深圳、上海、北京三个碳交易所陆续开市,预示着中国碳交易市场体系的起步。目前各地正在对碳配额分配、碳排放权拍卖、个人参与碳交易等进行积极试点,建立全国联网的碳交易市场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篇5
不过,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繁荣仍有待政策层面的突破。国发“38号文”从交易制度和股东人数两方面卡住了其发展空间,如果后续政策不突破,则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可能交投萧条、投融资平台效应难以发挥。当然,中央与地方、证券业协会与证券公司之间的博弈可能带来曙光。
场外市场三大推动力
双层架构下场外市场建设提速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一大社会顽疾,学界和实业界提出了众多破解方案。其中,发展场外市场呼声最隆。在此背景下,2006年中关村股份代办启动试点。“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稳步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可以说,通过场外市场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思路得到了管理层的支持。
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利益博弈难以协调,中央推行的全国化统一监管市场理念得不到地方的支持,而地方热衷的地方股权交易所得不到政策的认可,以致场外市场的建设迟迟不见成效。
同样,场外市场也构成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短板。以美国经验看,场外市场是整个资本市场的基石,构成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组成部分,整个资本市场呈金字塔结构:处于塔尖的纽交所,上市公司数量约2800家,中间的纳斯达克约5000家,塔底的场外市场(OTCBB和粉单市场)有8000家以上(图1)。
相比之下,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呈倒三角结构,沪深主板挂牌1300多家,中小板和创业板1000来家,而场外市场不足600家(图2)。
2011年“两会”期间,发展场外市场尤其是新三板扩容的呼声高涨,引发市场极大关注。进入2012年,随着双层架构理念—全国化、高层次的新三板与区域性、低层次的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并行—成熟与付诸实践,中国场外市场建设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
证券公司主导格局雏形已现
2012年5月,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从政策层面首次确认中国场外市场包括四个层次:沪深主板(含中小板)为一板,深市创业板为二板,新三板为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为四板。
随后又先后出台两个重要文件,基本确立了证券公司主导四板的格局。8月底,证券业协会出台《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参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了区域市场的定位,规定证券公司以两种方式参与:一是以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会员的身份开展相关业务;二是在会员基础上,可入股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10月初拟定了《证券公司参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讨论稿)》,明确了证券公司可“全业务”参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并做出净资本不低于10亿元的要求。
明确了证券公司的职责后,各家券商为抢占第一手的项目资源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建设上开始了竞赛。2012年8月刚成立的广州股权交易中心,其控股股东广州国际控股集团同时也是万联证券的控股股东;10月成立的浙江股权交易中心,浙商证券和财通证券各持有10%的股权;拟成立的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中信、国信和安信各持30%、25%和20%股份;兴业证券作为并列第一大股东,参与了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建设,并负责“中心”经营管理。此外,华泰证券、广发证券、海通证券、齐鲁证券、长江证券、方正证券、西部证券等也都参与了当地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建设或筹建柜台交易市场。连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入股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和浙江股权交易中心。在“一省一市场”原则下,未来一段时间,将有更多券商参与,并将上演跑马圈地的故事。
地方政府乐见其成
一个繁荣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对地方经济好处多多:一方面,有助于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这是地方政府最乐见其成的结果;另一方面,有助于整合各类金融资源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为地方GDP蓄能。因此,地方政府对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积极支持,早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未正名之前,截至2011年底,全国各地共有各类股权和产权交易所200多家。
由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尚处于初始阶段,各地对挂牌企业的财政补贴政策尚未全面出台,但我们根据部分省市对挂牌新三板和地方OTC财政补贴的实践,大致可以看出,后者额度约为前者的一半。例如,重庆规定挂牌新三板补贴100万元、挂牌重庆股份转让中心补贴50万元。因此,地方政府对挂牌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财政补贴介于40万-100万元(表1)。
未来5年7800家企业挂牌
总体规模将达近万亿元
随着双层架构理念的明确,区域市场将得到迅速发展。其一,区域市场挂牌门槛低,基本无盈利要求,企业资源丰富;其二,政策扶持,为了打造区域金融市场,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支持企业挂牌并选择本地挂牌;其三,企业挂牌后受益明显,如银行融资更为顺畅、私募股权融资享受更高的估值等。
为方便预测,本文假设如下:
1.市场数量:截至2012年10月,区域市场10家,假设2013-2016年分别是15家、20家、25家、31家。
2.挂牌企业数量:截至2012年11月9日,各区域市场挂牌企业约551家,年底有望达到600家,假设2013-2017年每家市场新增挂牌企业分别是80家、70家、60家、50家、50家(由发达区域向欠发达区域推进)。从现有情况看,区域市场挂牌很活跃,如广州股权交易中心2012年8月成立,到9月底时已有76家公司挂牌,浙江股权交易中心成立首日有55家公司挂牌。
3.平均市值:目前区域市场平均市值1亿-1.3亿元,假设2012年平均市值1亿元,并按每年5%递增。目前天交所挂牌企业平均市值约1亿元,浙江股权交易中心首批挂牌55家企业,总市值达154亿元。
4.私募融资:假设每年20%的企业融资,融资额2000万元(一次定向私募融资额为1000万-3000万元左右)。截至2012年10月初,天交所共为188家企业完成挂牌前私募融资24.79亿元,平均每单1319万元,共有33家企业完成挂牌后增发融资18.91亿元,平均每单5730万元(表2)。
上述假设下,未来5年,区域市场挂牌企业将达7800家,市值近万亿元,累计私募股权融资近1000亿元。这一结论并不夸张,按照“原则上每个省一家区域市场”的文件精神,未来区域市场至少有31家(实际数字可能超过此数,如广东有2家),按每个市场挂牌300家企业测算,区域市场挂牌公司数量将达万家,以1亿元平均市值计,总市值达万亿元。
少数几家市场将占据大部分份额
上述是对全国31家区域股权市场的整体预测,含有均等化的成分。事实上,由于区域经济水平、金融环境等差异巨大,少数几家市场将占据大多数份额。基于此,以区域经济实力(GDP)和金融发展水平两个指标维度,遴选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天津、重庆等七个省市,它们将成为未来区域股权市场的重镇(表3)。需要说明的是,在“区域试点、券商主导”模式下,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的先发优势将被弱化。
假设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等主要市场每年挂牌约100家,天津、上海、重庆三市每年挂牌50家,那么,未来5年,主要区域市场挂牌公司将突破3000家,总市值突破4000亿元。事实上,相比各地方政府表态来看,我们的预测尚属保守,如重庆市金融办副主任、重庆股份转让中心理事长阮路在2012年6月表示,重庆OTC力争在“十二五”末实现挂牌企业300家,总市值1000亿元;广州市副市长欧阳卫民则表示,争取2012年底在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企业达到100家,2013年时达到300家(表4)。
券商和VC/PE是主要受益者
券商受益全产业链参与
证券公司因可全业务链参与而成为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建设的最大受益者。根据当前挂牌区域股权市场的费用明细及挂牌企业融资、转板等业务大致可测算出证券公司的受益情况(表5、6)。
从绝对金额上看,5年合计97.5亿元的营收贡献对券商并无实质影响,但这只是券商的直观收入,而券商参与场外市场,还有资产管理、自营、直投等业务,这些业务的收入贡献尚难以估算。对券商来讲,更重大的意义在于业务链前移并通过全业务链获益。
那么,哪些券商将成为这一轮盛宴中的主要受益者?可以从两条主线寻找端倪。一是区域优势明显的本地化券商,它们将发挥地缘优势,积极参与本区域股权市场的建设,包括入股。这些券商包括广发证券、中信证券、安信证券、国信证券、华泰证券、齐鲁证券、中原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国元证券、西部证券等。
二是业务能力强大的全国化券商,尤其是承揽中小项目业务能力强、全业务链扎实的券商,这些券商主要有申银万国、华泰证券、中信证券、国信证券、平安证券等(表7)。
VC/PE受益退出渠道
VC/PE也将大大受益于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的兴起。
一是业务承揽。在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初期,券商受各种束缚被排斥在大门之外,VC/PE成为参与的主体,业务涵盖了财务顾问、股权投资和推荐挂牌(做市)。
目前,VC/PE是区域股权市场的主角,天交所93家做市商几乎清一色为VC/PE,而上海、重庆、齐鲁市场则分别占据85%、72%和95%,新近成立的广州市场也达53%(表8)。
不过,在券商主导的区域股权市场下,券商将成为参与主体,而VC/PE虽作用下滑,但仍不失重要的一员。我们假设VC/PE承揽40%的保荐业务、融资业务以及交易业务(券商:VC/PE:银行=5:4:1),则未来5年累计将增收53亿元(表9)。
二是投资交易。尽管挂牌区域股权市场门槛极低,但从现有案例来看,基本还是优中选优的企业,大部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属于国家鼓励发展产业,是VC/PE捕捉的关键领域。因此,通过区域市场,VC/PE更容易发现和了解适合自身投资策略的企业,降低项目的搜寻成本。VC/PE投资区域股权市场企业主要有两种方式:提前潜伏,投资拟挂牌企业;参与已挂牌企业的定向增发或股权转让。
三是新增退出渠道。通常来说,退出分IPO、并购,国内以IPO为主。但当前中国VC/PE通过IPO方式退出的难度较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7000家左右的VC/PE基金,按照每个PE基金一年投资一家企业计算,至少也要投资7000家企业,按每年350家IPO计算,一年的投资至少要20年才能消化,而多年累积下来更是不可承受之重。因此,退出路径迫切需要多元化,而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可能是重要选项,如同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上批量挂牌或连续交易,将为VC/PE提供更顺畅的退出通道。
繁荣与否看“38号文”
不过,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还存在不少障碍。目前,地方股权类交易所包括股权交易中心和产权交易所两个类别,其中,前者由金融管理部门监管,后者则分别属于产权交易管理办公室或国资委主管,交易品种也不局限于券商产品、金融产品,甚至包括房产、知识产权、文化产权等。因此,如何整合产权交易平台和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是地方政府的一道难题。
更为重要的是,政策尚有待突破。如前所述,为整顿地方股权交易所,国务院于2011年11月出台“38号文”,并于2012年7月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2012)37号文),这两个文件规定: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不得以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
上述规定从两方面直接掐住了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咽喉。一是交易制度,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连续交易方式;二是股东人数限制。如果不能突破“38号文”的樊篱,则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交投清淡的局面难以扭转,真正的投融资平台也就难以发挥效应,最终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和证券公司餐桌上的鸡肋。
当然,随着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日益突出,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迫切希望找到破解之道,繁荣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成为现阶段最为理想的一种探索,理论上讲不至于半途而废。同时,随着交易制度不断规范、投资者风险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运行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对其的监管有逐步放松的趋势。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大潮下,突破“38号文”也存在可能性。
作者供职于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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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现状
在区域股权市场正名之前,区域性市场开始萌芽并已得到初步发展。2008年9月,天津股权交易所开始运营,开创了区域股权市场的先河,截至2012年11月初,覆盖23个省市,挂牌公司215家,超过中关村的新三板,总市值约212亿元,为区域性市场树立了较好的示范作用。随后,重庆、上海、山东等多个区域市场投入运营。
从覆盖区域上看,天交所最为广泛,23个省市,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和广州股权交易中心则分别覆盖长三角和珠三角。从投资者限定上看,天交所最为开放,允许一般自然人股东参与,而其他几个市场则对自然人股东进行了较严格限定。从交易制度上看,天交所和重庆股份转让中心采取多元化策略,均引入竞价和协商交易机制,而且天交所是目前唯一引入做市商制度的市场,其余的市场则采取单一交易制度,或委托或协商(表1)。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区域市场中,天交所挂牌门槛最高,对企业财务数据的要求最严格,但却最为成功,这表明中国企业资源并不匮乏,重要的是交易制度并由此培育的市场活跃氛围。
篇6
关键词:碳交易;碳市场;路径
作者简介:张伟伟(1981-),长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116-03
2013年6月17日,我国首个碳排放交易市场在深圳正式启动,该交易体系较多地借鉴了国际碳交易市场体系,但仍需不断改进和完善。目前,鉴于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的不乐观,我国在碳交易市场建设过程中不可照搬西方发展模式。因此,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必须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在有选择地借鉴国外成熟碳交易体系的同时,设计出适合中国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交易发展路径。
一、碳交易市场界定
碳排放权交易(碳交易)根据科斯定理的产权理论发展而来,并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得到推广与发展。《京都议定书》认为碳交易是把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的交易,从而利用市场机制解决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Perdan和Azapagic(2011)从具体交易对象出发,认为碳交易是基于市场工具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六种主要温室气体(CO2,CH4,N2O,HFCs,PFCs,和SF6)的交易。公衍照(2012)从交易实质上认为,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将免费资源变为付费资源的金融易。
许春燕(2012)对世界碳交易市场进行了明确分类,按照交易地点分为场内交易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按照交易动机分为强制减排市场和自愿减排市场;按照交易机制分为基于配额的市场和基于项目的市场;按照交易层次分为国际级市场、国家级市场、地区级市场和零售市场。冷罗生(2010)按照排放权交易管理模式不同划分为总量控制交易模式和相对控制交易模式,即碳总量管理与碳强度管理模式。傅强和李涛(2010)从金融角度提出了碳交易现货市场和碳交易期货市场。而盛春光(2013)进行了更细致地划分,提出了碳现货市场、碳资本市场和碳金融衍生品市场。
二、碳交易市场发展路径
(一)碳交易市场发展路径研究回顾
为了推进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发展路径。目前,碳交易市场发展路径主要集中于碳交易动机演变和碳交易区域演进两个方面。
1.碳交易动机演变。根据碳交易动机不同,碳交易市场可分为自愿减排市场和强制减排市场。一些学者认为应先开展自愿减排,然后再推进强制减排。羊志洪等(2011)认为实施强制性的排放总量控制仍为时尚早。因此,王家玮和伊藤敏子(2011)和中山大学法学院课题组(2012)指出碳交易市场应该先从自愿减排市场做起,然后逐渐过渡到强制减排市场。接着,张瑞等(2012)基于碳票交易模式,提出了自愿市场交易、约束市场交易和全面市场交易三个发展阶段。同时,Kollmuss等(2008)认为未来有效的气候政策将是从自愿到强制的逐渐转变,自愿减排市场的关键作用在于为将来强制减排的规则和程序做好铺垫。然而,有些学者主张自愿减排与强制减排交易同时进行。邹亚生和孙佳(2011)和公衍照(2012)提出应以强制减排机制为主,自愿减排为辅构建碳市场。胡雷和王军锋(2013)则以主体功能区划为切入点,主张在优化开发区开展强制减排交易,在重点开发区开展自愿减排交易。
2.碳交易区域演进。陆敏等(2013)基于系统聚类分析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中国应该先建立跨省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彭朗(2013)从各地环境交易平台出发,提出建立多级区域性碳交易市场。而胡雷和王军锋(2013)则以中国主体功能区作为切入点,分析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同时结合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杨志和陈波(2010)、邹亚生和孙佳(2011)、杨锦琦(2012)均认为应该先推行区域性碳交易市场,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性统一碳交易市场。但是,杨志和陈波(2010)认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可以作为中国区域性碳交易市场以及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建设的借鉴。而邹亚生和孙佳(2011)、杨锦琦(2012)认为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应该参考美国的区域温室气体减排倡议(RGGI)和西部气候倡议(WCI)两种交易体系。
碳交易市场的交易层次是不断扩大的。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青年课题组(2010)提出通过合并重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构成全国性统一碳市场。而 Perdan和Azapagic(2011)指出通过目前碳交易机制的地理扩张以及覆盖更多的行业和温室气体,未来有可能形成全球统一碳市场。同时,于同申等(2010)提出了碳交易市场的国际化阶段。Lazarowicz(2009)认为,国际碳市场对接有助于减排的国际合作、降低碳价格波动性并增加低减排成本的接触机会。
(二)简要评述现有发展路径研究
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这些发展路径或是国际经验的总结,或是从中国的现状出发,或是将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虽然存在分歧,但也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为减轻国际上对中国履行减排义务的舆论压力,中国有必要自觉进行强制减排。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快速增长时期,现阶段主要任务仍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全面实施强制减排必将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因此中国尚不能建立全面的强制减排交易市场,从而强制减排交易体系EU ETS也不能作为碳交易市场建设初期的参考体系。
其次,根据碳交易的国际经验,自愿减排交易和强制减排交易各有优劣。自愿减排交易不强制企业减排,企业可自愿参与碳交易,实施起来较容易,但是自愿减排交易无法保证足够的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市场交易稀少,无法达到真正的减排效果。对比而言,强制减排交易需要规定企业的排放限额,增加了市场需求,企业的减排积极性得到提高,但需要建立完善的交易规则和市场体系,实施难度较大。在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初期,既要存在市场需求又要降低实施难度,因此应该实施强制减排与自愿减排交易相结合的策略。
最后,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特征看,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现为显著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从地区发展水平看,一些东部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而有些西部地区却刚刚达到基本的温饱。因此,中国碳交易市场路径的设计必须体现公平的原则。因此,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初期方案设计不可能实施统一的规则,必须采取区域性差异策略。但为了避免公衍照(2012)指出的碳泄漏问题,在地区政策设计时要注重审慎规划。
三、基于文献综述的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路径
碳市场建设与发展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要分阶段地、有序地、逐步地推进。本文将碳交易市场建设分为碳交易发展探索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全面发展阶段、发展深化阶段。然后通过借鉴国际上碳市场的发展经验,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碳交易动机演变和碳交易区域演进策略分阶段提出了适合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发展路径。
(一)碳交易发展探索阶段
碳交易发展探索阶段主要进行碳交易试点,目前我国正处于该阶段中。碳交易发展探索阶段为碳交易市场的后续发展奠定基础,是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的起点。自2011年,中国确定在7省市实施碳交易试点,并将于2013年底全面启动碳交易。现在,我国各地方纷纷建立了环境权益类交易所,但主要的交易所仍是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和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该阶段的任务主要是逐步完善碳交易的相关机制与法律规范,建立碳排放测量、核查、报告体系以及碳交易的监管体制,同时增加碳交易中介机构,建设碳交易平台和信息服务平台。在试点过程中,确定碳交易试点的行业,选择碳排放量大的行业,例如广东省首批将电力、水泥、钢铁、等九大行业纳入“控排企业” 范围,并在试点过程中逐渐调整交易规则和交易体系。
(二)碳交易初步发展阶段
经过碳交易探索阶段的经验积累,中国可以具备一定的碳交易能力,预计在2015年可以形成区域性碳交易市场。鉴于区域范围的准确界定较为困难,本文在胡雷和王军锋(2013)研究的基础上,从主体功能区的角度建立区域性碳交易市场。按照2010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优化开发区包括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三大区域,重点开发区包括冀中南地区、哈长地区、江淮地区等18个区域。为了实现优化开发区域的低碳经济转型,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在这三个区域实行强制减排交易,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而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仍面临发展不足但也需要进行污染排放控制,因此对重点开发区域实行自愿减排交易。
为使优化开发区域开展的强制减排达到减排效果,可以借鉴美国减排目标更为严格的WCI交易体系发展区域性强制减排交易,从而尽快实现经济转型。优化开发区域在进行强制减排之初可选择高耗能、高碳排放且易于监测的行业进行碳排放配额的发放。鉴于中国节能减排意识较薄弱,对于重点开发区,可借鉴实行会员制的自愿减排交易——CCX(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交易体系发展区域性自愿减排交易。但由于CCX缺少足够的法律约束,造成交易量不断降低,市场走向没落。因此,中国在借鉴CCX交易体系时,避免出现同样的结果,需要加强对区域性自愿减排交易法律法规的制定,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碳减排交易,从而维持市场供求的稳定。
(三)碳交易全面发展阶段
在碳交易初步发展阶段,通过区域性碳交易市场的不断推进,将优化开发区域强制减排覆盖的行业范围逐渐扩大,同时随着自愿减排交易经验的积累逐渐转为强制减排交易。通过减排覆盖行业的扩大以及强制减排区域的扩展与联合,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将顺势成为全国性碳交易市场,进入碳交易全面发展阶段。
对于全国性强制碳交易体系的构建可以适当借鉴EU ETS的发展经验,因为其是全球最完善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但其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欧盟排放配额的超发,欧盟碳排放配额的价格在运行期间波动巨大,大量的剩余配额使得碳价格不断走低,并处于低位运行,这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因此,在中国碳交易体系构建过程中要结合实际碳排放情况,科学、合理地确定碳排放总量和排放配额,从而避免重蹈覆辙。需要强调的是,EU ETS采用的分权化治理模式对中国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还是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因为其兼顾了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并给予各成员国相当大的自主决策权。如果中国能给予各地方政府确定减排量和配额分配的一定自,总体减排目标将更符合实际,整体强制减排效果也会更好。
此外,在推进全国性强制碳交易的过程中仍有必要保留自愿减排交易,形成以强制减排交易为主、自愿减排交易为辅的全国性碳交易市场。自愿减排交易可以使未纳入强制减排范围的个人或组织参与到碳交易中,增强企业的减排意识;同时,自愿减排交易可以增加碳配额的供给和需求,加强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有利于保持碳交易价格的平滑性。
(四)碳交易发展深化阶段
经过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碳交易可进入发展深化阶段。此阶段需要加强与国际上碳交易市场的合作交流,主要方式为碳交易市场对接。首先,与国际碳交易市场进行对接,可提高碳排放配额的国际认可度;其次,碳交易市场对接为我国碳交易市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为碳市场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最后,碳交易市场对接有效地增加了我国碳交易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降低总体减排成本,扩大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影响力,并且在国际碳交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也会逐渐增强。
但是此阶段面临的重大挑战是碳交易市场的兼容性问题,其决定了是碳交易市场能否成功对接。双方在碳商品设计原则、减排目标的严格度、碳信用标准、碳价格调控手段等方面存在的市场差异将成为碳市场对接的巨大阻力。这就需要我国在碳交易政策、标准制定时尽可能地与国际减排政策、标准保持一致;并在碳交易市场对接初期审慎选择目标对接市场,逐步进行市场对接,降低对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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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矿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矿业企业的融资及其他金融服务需求日趋多元化。与此同时,投资群体日益壮大,对于投资产品的选择也更趋多样化。这些为构建多层次矿业资本市场体系,提出了更为迫切要求。现阶段,对广大矿业企业来说,沪、深主板市场门槛较高;风险勘查资本市场尚未建立;场外股权交易市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统一矿业权市场尚未形成。总体来说,我国矿业资本体系还很不完善,无法满足庞大的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因此,加快多层次矿业资本市场体系理论和实践研究,成为矿业发展必然选择。
1发展多层次矿业资本市场体系必要性
1.1解决矿产勘查投资不足有效途径当前,制约我国矿产勘大突破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投资渠道单一、有效投入不足。我国非油气勘查投入中,财政投入一直维持在40%左右(图略)。和世界上主要矿业国家商业性投入和公益性投入大致为95∶5的比例来比,我国还有一定的差距。继续沿用计划经济做法,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已不现实。国外发展实践经验表明:资本市场是矿产勘查融资的主要渠道,世界上的矿产勘查资金主要来自股市,其次来自银行。现阶段,沪、深两市主板、二板上市门槛,令众多矿产资源勘探企业望尘莫及。通过构建多层次矿业资本体系,尤其加快风险勘查资本市场建设,是解决矿产勘查投资不足的有效途径。
1.2促进国有地勘单位改革的强大动力随着地勘行业改革深入,我国公益性地质工作与商业性地质工作分开运行趋势越来越明朗。目前,国有地勘单位仍是矿产勘查主力军,具备人才和技术优势。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地勘单位面对市场经济、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还有诸多不适应的地方。近几年,民营勘查企业依靠优厚待遇招揽国有地勘单位技术人员,再加上自身资金优势,发展迅猛。长此以往,国有地勘单位主力军地位作用将逐渐丧失。国有地勘单位如果争取在风险勘查资本市场甚至是沪、深主板上市,通过上市条件倒逼、外力推动和市场帮助,将促使其转变发展理念,转换经营机制,优化产权结构,壮大经济实力,提升管理水平,增强发展能力,进而继续发挥好主力军作用,实现找矿重大突破。(图略)
1.3提高矿业企业竞争力现实选择我国是位居世界前列矿产资源大国、矿业生产大国、矿产品消费大国、矿产品贸易大国,政府应积极推动多层次矿业资本市场建设,让有实力、想作为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鼓励企业之间兼并重组,进而提高我国矿业领域的产业集中度,培育真正适应国际竞争的矿业集团。建立安全、稳定、规范、有序资本市场体系,将使我国矿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作用更加突出、地位更加重要,强化我国在国际矿产资源定价话语权。
1.4改变矿业经营机制、实现资源市场配置的有效手段在国外风险勘探行业,企业找到一个矿脉的露头,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而继续勘探。企业通过勘探增加储量,进而增加企业资产总值,给予企业进一步融资扩股能力,从而保证企业有能力把该资源整体勘探后,再投资开发该资源。由于资源整体形态清晰,这种模式提高了资源整体利用率,有利于实现整装勘查和探采一体化。反观中国,矿业公司在经过勘探后发现了资源露头,由于没有资本市场机制能够认可其资源价值,企业很难融资进一步勘探。为避免资金链断裂,只能通过小规模开采获取一定利润,进而滚动式发展。这种边采边探模式,虽然企业有利润,但是资源利用率低下,导致效率低下。由此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矿业企业经营模式是向政府和老板要资本以求滚动发展;而国外是向地下资源要资本。这两种机制主要差别,在于对地下资源价值认可方式,是通过市场自动实现,还是通过人力判断界定。因此,矿业资本市场是改变企业经营机制、实现资源市场配置的助推器。
2矿业资本市场发展概况
2.1矿业权交易市场矿业权交易市场是多层次矿业资本市场体系的基础,是我国多层次矿业资本市场的初级形态。一个规范、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充满活力的矿业权交易市场,可以高效率地实现矿业权的流转及其投资收益。随着1996年《矿产资源法》的修改和1998年国务院3个配套法规的出台,矿业权交易市场制度和平台逐渐建立起来。目前,我国已建成的省市(县)矿业权交易平台有21家,储量评审机构37家,矿业权评估机构93家。这些矿业权交易机构在名称上有所差异,或称“矿业权交易中心”,或称“国土资源交易中心”等;在机构性质上,既有全额拨款或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又有公司制企业;在管理体制上,基本上归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业务定位上,既有行政色彩较浓,以矿业权出让为主的机构,又有市场化运作,以平台建设和撮合成交为主的机构;业务范围上,主要特点是地域为主,属地化明显。
2.2股权交易市场股权交易市场,主要是对中小企业进行市场化规范培育,为矿业企业进入风险勘查资本市场和主板市场创造条件。场外股权交易市场的交易品种,侧重非上市公众股份公司、非上市非公众股份公司股权交易,属于标准化合约交易。我国场外交易市场,是伴随着产权交易市场发展演变而来的。产权交易市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984~1997年,是产权交易市场起步阶段,主要是满足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需要,服务于国有企业资产流转。1997~1998年,鉴于产权交易中许多极不规范做法,产权交易市场进入了清理整顿时期,发展进入低谷;1999~2003年,伴随着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产权交易市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联合公布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及10个配套文件,这一系列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各地政府也分别颁布了鼓励本地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我国产权交易市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权市场架构,各产权交易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我国标准化合约交易的场外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有天津股权交易所,在其挂牌交易采掘类企业有盛大矿业、鲁兴钛业两家,其发展趋势是建设成为矿产勘查开采融资服务的场外平台。
2.3矿业公司在主板市场上市情况改革开放后,首家股份公司成立于1984年,1990年、1991年分别建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1994年第一家矿业公司在深交所上市挂牌交易,拉开了我国矿业企业上市的大幕。截止到2010年5月底,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有50家,在境内上市公司(A、B股)中所占比重为2.23%。其中:煤炭开采企业24家;油气行业8家;有色金属13家;铁矿石开采1家;黄金采矿4家(历年上市公司统计结果见图2),采掘类上市公司数量占沪、深上市公司总数比重为2.23%。(表略)
3我国矿业资本市场发展主要问题探析
3.1矿业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滞后国际矿业资本市场上,关于矿业企业市场风险都有特别的管理制度,如加拿大的NI43-101条款、澳大利亚的JORC等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体现了其资本市场对矿业行业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我国矿业资本市场制度体系建设还很不完善,主要表现为:①缺乏独立地质师制度;②缺乏关于矿业上市公司勘查、开采投资和地质信息季度披露制度;③缺乏矿业企业银行贷款的可行性报告制度;④缺乏独立的经理人制度。这些管理制度的缺失,不但严重制约着我国矿业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在较大程度上也限制着矿业投融资的顺利开展。
3.2多层次矿业资本市场平台建设滞后
3.2.1缺乏矿产风险勘查资本市场板块国内矿产勘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渠道狭窄,在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中,没有一家专门从事矿产勘查投资和作业的公司。目前,创业板上发行股票和上市交易条件,对主要从事矿产风险勘查企业来讲,其门槛相对较高。
3.2.2矿业权交易市场有待完善目前,我国矿业权交易还处于初步建立和发展阶段,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一级市场发展不平衡、做法不一致,二级市场发展不规范;缺乏全国统一的交易体系和交易信息平台;矿业权交易市场建设缺乏明确配套的法律制度,监督管理机构不健全,交易规则的制定有待规范。这都导致了矿业权交易市场机制还未充分发挥作用,如缺乏统一的交易信息平台,使得交易信息的形成和传输功能受到限制。
3.3中介服务组织和机构建设滞后我国的矿业权交易中介组织建设和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中介服务体系仍然不健全。矿业权中介机构不仅数量少,而且业务范围狭窄,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等方面,较少涉及安全环保、社区发展、生产技术等咨询服务业务。与此同时,一些评估机构评估人员专业水平不高,再加上其它因素,造成矿业权评估质量不高,严重影响了评估机构的公信力,阻碍了行业发展。
4构建多层次矿业资本市场对策建议
4.1明确不同市场服务对象矿业资本市场由多层次交易市场体系构成,包括公开交易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其中,公开交易市场包含主板市场、风险勘查资本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包括股权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矿业权交易市场三个市场。各个市场交易方式、品种、监管机构等有所差别,满足不同企业需求。
4.2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满足多元化投融资需求(1)大力发展主板市场。继续鼓励和支持主板上市公司做优做强,推动更多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公司上市,或通过并购重组方式整合资源,淘汰落后产能。(2)加快推进风险勘查资本市场建设。积极为创新型和高成长性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建立和完善适应创新型企业成长需求相适应的发行上市制度、交易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3)构建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逐步探索和扩大股权交易市场,拓展股权交易市场的功能,为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的转让和流通提供;积极推进全国统一矿业权交易市场建设,逐步形成公开交易市场和场外市场有机联系,相互补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篇8
[关键词]碳交易;低碳经济;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F4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能源逐步枯竭,让人类面临巨大的挑战。各国开始思考减少碳排放,纷纷开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欧盟于2005年初步建立了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已经成为目前最为成功的碳排放交易实践。此外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亚太地区等国家也都积极筹建碳交易市场。中国为实现减排承诺,也于2013年正式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和深圳等七个省市先后启动了碳交易的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此,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创建由理论走向务实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吸取了国外模式的经验,运用市场机制推进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但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值得从国外碳交易的碳交易研究和实践中进一步借鉴经验,并进行研究和改进到国内的碳交易市场建设当中来。
1 国内外碳交易市场的现状
1.1 国外碳交易市场现状
欧盟为实现《京都议定书》减排承诺建立“限额-交易( Cap-and-trade) ”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欧盟将ETS的实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启动期,在实践中学习;第二阶段则是继续发挥ETS的作用以达到《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目标。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 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且最活跃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涵盖了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欧洲经济区3个国家。该体系的总体框架包括两部分:一是设定碳排放总量并进行配额的确定和分配;二是建立碳市场,通过市场机制降低社会整体的减排成本。EU-ETS已于2012年结束第二阶段,正进入第三阶段。
美国虽在国际碳减排行动中一直表现消极,在2001年甚至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其仍积极在国内进行碳交易市场建设。美国于2003年正式运营了世界第一个限额交易型碳交易市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2005年建立了配额分配以拍卖为主的碳减排体系,即区域温室气体倡议,还建立西部气候倡议(WCI)和气候行动储备(CAR)等碳交易市场体系,成果丰富。除了欧盟和美国外,澳大利亚等国也逐步建立了碳交易市场。
1.2 中国碳交易试点现状
2011年10月底,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这七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并提出将试点阶段划为2013~2015 年间。开展试点以求在碳交易机制、规则及核算体系等多个方面进行创新探索,为最终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寻找一条符合国情,又顺应市场机制的道路。
七个省市非常重视碳交易试点,开展了各项基础工作,包括制定地方法律法规,确定总量控制目标和覆盖范围,建立温室气体测量、报告和核查(MRV)制度,分配排放配额,建立交易系统和规则,制定项目减排抵消规则,开发注册登记系统,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建立市场监管体系以及进行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等,形成了较为完整全面的碳交易制度体系[1]。
2 碳交易配额确定及分配的问题
碳交易配额一般分为免费发放和有偿发放两种,另外有偿发放又分为拍卖发放和固定价格购买两种。目前国际上较为通用的是免费发放和拍卖发放两种方式。
2.1 碳交易免费发放配额的确定问题
碳交易免费发放配额的方法一般包括历史排放记录法(祖父法)、行业基准值法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
历史排放记录法是基于历史水平的祖父式分配,是指划定行业或企业的历史排放基准。行业基准值法是基于行业标准排放率的分配方法,该方法的配额根据行业每单位产品的特定排放值(即基准值)进行计算分配,实际的配额数等于基准值乘以特定实施的过去或预测产品。
历史排放记录法操作较为简单,倾向于维持企业现状,不会影响企业的持续性生产,适合在碳排放权交易的第一阶段使用,但缺点是对确定配额前已有减排措施的先进企业不公平,先进企业核定的配额少,反而污染严重的企业会获得更多的排污许可。另外历史法可能因排放许可认证或价格过高阻碍新企业进入市场。而行业基准值法对新老企业都较为公平,可以避免历史法的问题,更有利于行业进步,但操作工作量大。
EU-ETS在第一阶段(2005-2007年)和第二阶段(2008-2012年)配额分配的主要方式是配额免费发放的历史法,而在第三阶段将过度到基准法发放配额。而我国现在的碳交易试点主要通过历史排放记录法与基准法相结合进行配额发放。
2.2碳交易配额的分配问题
EU-ETS从2005年开始启动的三阶段配额分配方法由“免费分配为主,拍卖分配为辅”逐步向“拍卖分配为主,免费分配为辅”过渡。免费分配则由祖父制方法转变为基准值方法,体现了由简单到复杂、由无偿到有偿,最终实现“排放者付费原则”的思路[2]。从2009年启动的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 则采用的是拍卖法。在借鉴EU-ETS和RGGI的已有配额发放方式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最近澳大利亚引入了“固定价格购买法”、新西兰则采取“以行业为基准的混合配额法”的配额发放新方式。“固定价格购买法”和“混合配额法”的出现,表明当前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仍处在“从实践中学习”的阶段[3]。
目前我国各碳交易试点的配额分配均采用免费为主,适当地采用拍卖或固定价格出售等有偿方式。北京、天津、湖北和广东按年度分配配额,上海和深圳则是一次性分配2013-2015年的配额,但在试点期内各年度对配额进行调整。对于配额有偿分配比例,与欧盟碳交易体系(EU-ETS,第一阶段5%、第二阶段10%)类似,广东规定由2013-2014年的3%逐步提高到2015年的10%,深圳不低于3%[4]。
上述分配方式的尝试,对我国碳交易试点配额的合理分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碳交易配额分配这一问题总的来说,虽然如EU-ETS因第一阶段免费发放配额,免费分配配额带来严重市场扭曲、“祖父规则”导致市场不公平、新入和退出规则导致市场无效率,造成配额大量剩余,减排效果不大而遭受诟病[5],但碳交易市场建立初期,鉴于调动各参与者的积极性是最重要的需求,所以应按照祖父分配法进行配额分配。等到市场发展较为成熟之后,分配方式才逐步体现竞争的公平和效益,才可逐步降低免费发放的数量,提高有偿购买的配额比例。所以可以预见,在国际各碳交易市场逐步完善起来时,拍卖发放配额将成为趋势。
3 碳交易的价格问题
碳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划定是碳排放权进行市场交易流通的最重要一环。对碳排放权进行定价,才能使企业清楚认识碳排放权的资源属性,激励企业和社会降低排放,达到减排目标。
我国目前在七个试点省市相继成立了碳交易所,主要通过场内交易完成碳定价。2013年6月以来,各地市场都产生了一定量交易,地方配额月平均价从26元、30元、50元、60元到78 元/t CO2不等,地方之间差异较大。相比之下,欧盟配额、美国加州配额、美国RGGI配额和国际CDM市场CER价格分别为40元、60元、18元和3元人民币。由于中国碳交易试点是七个各自独立的封闭市场,交易规模有限,并且处于政策和市场初始期,当前的交易量和价格并不能反映市场供需、减排成本和遵约等基本情况。
欧盟和美国相继通过碳交易法律的建立和规范,谋求碳交易市场价格的规制,旨在保证本国或本区域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得以发挥最大的市场减排绩效。而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尚处于起步试点阶段,存在不少制度空白。对此中国应当借鉴欧盟EU-ETS的经验:建立以气候行政权为核心的碳交易法律制度体系;创新碳交易政府监管模式,明确可测量、可记录、可核证的公法义务;构建碳交易价格调控机制[6]。
4 碳交易市场的连接
近年来,随着相关国家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逐步完善,其中一些国家开始探索进行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连接。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连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考虑不同体系相关规则的协调,包括法律、减排目标、配额分配、测量报告与核查(MRV)机制、使用灵活机制的规定、遵约机制、登记注册系统等。
碳排放交易目的在于降低减排成本,而由体系覆盖排放源的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差异则决定了成本降低的程度。将独立或不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进行连接,可以扩大体系覆盖范围,为减排提供更多灵活性,进一步降低整体减排成本,更有助于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
欧盟及澳大利亚政府拟将澳大利亚碳排放交易体系(Australian Scheme)及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于2015-2016年逐步实现对接[7]。除欧盟和澳大利亚之外,其他一些实施碳排放交易的国家也在积极探索进行排放交易体系的连接。国内碳交易市场试点也将要面临这一问题。如果各个试点进展顺利,那么2015年各省市单个独立的碳交易市场将要进行连接形成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
随着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发展,短期内虽难以形成各国碳市场互联,但从长远来看,形成全球碳市场是大势所趋。我国应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密切关注其体系连接的进展,加强研究,吸收借鉴其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应用,但也要同时充分考虑体系连接可能对我国的影响,确保我国在未来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占得先机,切实维护国家利益。
5 碳交易市场体系建设问题
目前中国碳交易还处于在多个省市建立试点实践阶段,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以保证从单个碳交易市场走向全国范围层面的碳交易市场的顺利过渡。但由于我国碳交易法律规范缺少,使得出现了现在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无法可依,减排法律责任不明确、监管机制缺失、交易规则缺乏法律定义和保障等问题,无疑阻碍了当前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因此,需要充分进行实践,并学习吸取国外较完善国家碳交易市场体系的法律制度建设经验,从而依照我国当前国情,构建完善的碳交易法律来规范并维护碳交易市场体系的假设。
欧盟的EU-ETS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欧盟ETS 的实施采取分阶段式的逐步推进,以降低碳交易体系推行的阻力;(2)采取集中管理与分权化治理相结合的模式,在集中推行碳减排计划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不同成员国的特点和差异性采用分权化治理,给予成员国较大的碳交易管理自,从而实现欧盟和成员国利益的有效平衡和兼顾。(3)开放兼容性特点:它并不局限于欧盟国家间的碳交易,还积极与国际上其它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实行对接,保证拥有国际上的话语权。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差异较大,由此各地区的碳排放水平也极大不同,对于碳交易体系制度的规划不能“一刀切”。欧盟EU-ETS的经验非常值得我国借鉴[8]。
6 总结
现今依托逐步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国外碳交易的发展从边做边学习开始变为成熟。针对碳交易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人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从目前来看国内的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仍需要通过实践与借鉴国外成熟碳交易市场的经验,在宏观层面,进行碳交易法律和政策制度的构建、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健全监管制度并加强实施力度等,由此来完善碳交易市场的配额分配、价格定制、市场连接等多个方面,真正构建出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碳交易市场体系。而构建实施这个体系,不仅能够实现节能减排并且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低碳经济,还能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气候政治经济博弈中赢得一席之地,由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郑爽. 七省市碳交易试点调研报告[J]. 能源与环境,2014,36(2):23-27
[2]叶斌. EU-ETS三阶段配额分配机制演进机理[J]. 开放导报,2013(03): 63-68
[3]宣晓伟,张浩. 碳排放权配额分配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2):10-15
[4] 孙振清等. 中国区域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机制研究[J]. 环境保护,2014(01):44-46
[5]熊灵,齐绍洲.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结构缺陷、制度变革及其影响[J]. 欧洲研究,2012(01):51-64
[6]董岩. 美国和欧盟碳交易价格的法律规制及其借鉴[J]. 管理现代化,2011(04):59-61
篇9
乙方(客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鉴于:
甲方已成为______________大宗工业原料交易市场(下称'工业原料交易市畅)的交易商;
乙方愿意委托甲方乙方通过工业原料交易市场进行工业原料购销业务。
现甲、乙双方就乙方委托甲方乙方通过工业原料交易市场进行工业原料购销业务一事达成如下协议:
1.乙方自愿委托甲方乙方通过工业原料交易市场进行工业原料购销业务。
2.乙方已仔细研读甲方与工业原料交易市场签订的《入市交易协议》、《大宗工业原料交易市场交易管理办法》(下称《交易管理办法》)及工业原料交易市场的其他相关规定,同意严格按照工业原料交易市场规定的程序进行交易、结算和交货;承诺自行承担工业原料交易市场根据《交易管理办法》赋予的权力实行风险控制时通过甲方转嫁的全部的乙方应该承担的可能风险。
3.甲方为乙方提供进入工业原料交易市场的网络交易平台'中国工业原料网'的接口,乙方自行保存及管理交易密码,自主交易。乙方须向甲方支付交易及交货手续费,手续费标准见附表。
4.甲方承诺,将严格遵守工业原料交易市场的《大宗工业原料交易市场交易商代购代销业务规范(试行)》,不挪用乙方存放于甲方的用于工业原料代购代销业务的货款和或担保金。
5.甲方对乙方的委托事项和交易记录等资料负有保密义务,非法定有权机关或乙方指示,不得向第三人透露,否则,甲方须承担相应责任。
6.因甲方不可预测或无法控制的系统故障、设备故障、通讯故障、停电等突发事件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甲方不承担责任。因上述事故造成交易或交易数据中断,恢复交易时以故障发生前系统最终记录的交易数据为有效数据。
7.因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及其它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乙方损失,甲方不承担责任。
8.本协议第6、7条所述事件发生后,甲方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乙方损失可能的进一步扩大。
9.甲乙双方同意,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产生的一切争议,均由仲裁委员会依该会之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10.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叁份,双方各执一份,向工业原料交易市场备案一份。
篇10
一、利益主体诉求推动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虚火上升
近几年,各地各类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经过清理整顿之后依然虚火上升,出现如此火爆现象的原因主要和利益主体的诉求密切相关,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为各主体带来的利益让他们不惜打球,并铤而走险。
1.市场投资主体:门槛低获利高,市场复制简单快速
企业进入门槛低,复制简单,同类市场发展快速。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建立并没有最低注册资金额的限制,企业进入门槛低,只需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有提供交易服务、物流配套服务及信息服务的能力。市场建设的初期投资额大概在200万元~400万元,包括购买搭建平台的软硬件设施、办公及交易场地租赁费、市场人员工资、市场宣传费用等。再者,市场是营利性质企业,获利是其目的。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并非像期货交易所那样是非营利性质机构,而是营利性质企业,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通过收取交易商手续费获利,交易市场成交量越大,交易手续费收入越高。为了收取高额手续费,交易市场放松了对会员的监督管理,甚至鼓励投机,并不惜通过推出敏感农产品的投资项目来激发炒作热情。
2.地方政府利益诉求:地方行政力量植入,市场建设冲动
在区域振兴规划推动下,各地政府试图在这一轮机遇中为自己找到“新一轮经济增长点”,地方政府推动交易市场上马,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争夺战硝烟弥漫全国。地方大宗商品市场建设冲动的背后,则是大宗商品给当地带来的巨大利益:一是可以形成聚集效应,不仅能吸引巨大的资金流,还能惠及当地的仓储、物流等行业。二是争取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例如,浙江省某大宗商品交易所成立,就是希望将其发展成为华东地区乃至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多商品交易中心和定价中心。华东地区某交易所将自己定位于亚太地区大宗商品定价中心。有些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热衷于发展本地交易市场,忽视市场建设本身的规律性和政府监管责任,打着“立足地方、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旗号,巧立名目、打球,甚至通过行政性力量植入地方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地方和部委在博弈,这是交易市场经过清理整顿后依然火爆,情况未得到根本性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
3.交易者:转移投资,市场交易火爆
近年来国内投资渠道缩窄。股市随着经济基本面走,经济处于下行周期,股市失去走牛基础;楼市受中央调控政策影响,也无走红态势;金融危机以后,做实业也不容易。流动性过剩与市场内在需求催生了交易市场的升温,很多投资者加入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再者,电子交易市场与期货市场界限模糊,市场管理者还在经营过程中有意误导,交易者容易将二者混淆,导致交易者不能完全了解交易规则和正确评估风险,盲目入市,交易市场虚假火爆的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二、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尴尬促使问题频发
定位模糊、法律缺位、监管困惑是交易市场存在的三大尴尬,这三大尴尬促使交易市场问题频发。
1.定位模糊给市场埋下隐患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属于现货市场,以服务大宗商品的流通为经营目的,是建立在现货基础上。造成大宗电子商品电子交易与期货交易界限模糊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电子交易市场采用的交易机制与期货交易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如都采用了保证金制度、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等,大宗商品电子交易也被很多人称为“类期货”、“准期货”。二是有些经营者故意将电子交易市场与期货交易市场混淆,大力发展投机交易以增加交易量,从而挣取更多的佣金。当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交割率甚至比期货市场交割率还低的时候,其已经脱离现货了。全国有不少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甚至是零交割,经营多年的电子交易市场根本就没有现货交割仓库。
2.法律缺位给违规者提供可乘之机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法制建设相对其发展速度而言是明显滞后的,到目前为止,国家尚未颁布一部有关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法律法规。现有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基本都是按照2003 年国家质检总局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设立的,但它只是一个行业性的参考标准,本身不具有法律的权威性。交易市场各类纠纷频繁出现,却缺乏法律依据对此进行惩罚,这样就给蓄意违规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3.监管困惑使相关部门陷于两难境地
按照《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期货监管部门无权监管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2007年4月15日起正式实施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89条定义:“任何机构或者市场,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采用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同时采用以下交易机制或者具备以下交易机制特征之一的,为变相期货交易:一是为参与集中交易的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二是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和保证金制度,同时保证金收取比例低于合约(或者合同)标的额 20%的。”也就是说,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只要避开上述禁止性特征即不为变相期货。《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90条规定:“不属于期货交易的商品或者金融产品的其他交易活动,由国家有关部门监督管理,不适用本条例。”这就明确了只要电子交易市场不触及上述禁止性规定,均不属于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范畴,这就使得期货监管部门处于两难境地。
当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走偏后,从强制执行手段方面来考量,归商务部管又颇有不适。中国的期货市场归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电子交易市场本质是传统商品批发市场的高度电子化,其运作与传统商品批发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也被称为“现货电子盘”,设立它的初衷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为现货生产商、贸易商提供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工具,应由商务部监管。但是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与变相期货的概念有相通之处,其交易机制大量借鉴了期货市场,设立电子交易市场的良好初衷被偏离,大部分电子交易市场缺乏现货交易基础,通过单纯的仓单中远期交易进行炒作,投机过度,明显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规定,从强制执行手段方面来考量,应当归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部门监管。
三、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经历清理整顿之后依然模糊
1998年,提出要用电子商务的方法来推进中国流通业的现代化,国务院十五经济发展规划也提出要稳步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并经国家技术监督局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的若干意见》,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7年国家发改委、信息办推出《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国家商务部又连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我国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进入无形市场和有形市场相结合的崭新阶段。2010年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了《中远期交易市场整顿规范工作指导意见》,包括“禁止新设市场和新上品种”、“保障资金安全”、“禁止自然人和无行业背景的企业入市交易”、“禁止业务”、“规范保证金交纳形式”、“限定每个品种和每个交易商的最大订货量”等6条内容,被业内称为“国六条”,拉开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所整顿序幕。2011年11月11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尽快制定清理整顿工作方案,“确保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市场有序回归现货市场”。2012年2月24日商务部签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推动大宗商品市场有序转型的通知》(商建发〔2012〕59号),提出“大宗商品市场一律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培育典型,着力推动大宗商品市场有序转型”,“通过典型示范、分类引导、整合资源、政策促进等方式,搭建集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于一体的现货购销平台”。各交易市场面对清理整顿,部分市场进行了转型发展。2012年8月7日,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39号),提出了“推动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向现货转型,增加期货市场交易品种”的主要任务。2012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对商品电子交易提出进一步整顿意见,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2012〕37号),这是继2011年年底38号文的一次承接响应,也是商品交易市场整顿从布局调研到展开实施的一个重要标志。
诸多的规范意见出台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所谓“管好一个市场不容易,管死一个市场很容易”,“一刀切”式整改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把那些经营规范、服务市场经济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管死”。如果转型过于彻底,最后会回到传统的批发市场模式,也就违背了当年组建电子交易市场的初衷。如何转型,转到什么程度,如何寻求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是当前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四、给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一个健康广阔的未来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建设初衷是良好的,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在发展的初期遇到了些问题,这也是正常的。关键是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明确定位、政策支持、防患未然、逐步规范、转型提升,引导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从“中远期”起步,广阔的现货市场是它的发展空间。
1.明确定位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是一种新型的现货交易模式,它既是期货的补充,又是现货的延伸。电子交易市场的运行手段是使用电子商务技术及借鉴期货交易的风险管理机制,根本目的是要用这些手段来服务现货商,服务现货交易。如果单纯利用这些手段发展投机交易,就混淆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功能定位了。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和期货市场相比,在“中远期交易”这点上具有粘连性,但二者之间有根本区别。期货市场是趋于虚拟化的市场,主要的市场功能是价格发现和回避风险,交易的商品只是一种价格符号,所以交易的品种越单一越纯粹越好,与现货的实际流通联系非常少,国内期货交易所的现货交割量往往不到成交量的1%。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则是以现货交易为主,为交易者提供自由竞价空间,达到高效率、低成本、防止结算风险的目的。交易的品种尽可能种类繁多,能够覆盖现货的实际需求。同时交易者可以广泛地享受到后续服务,包括结算服务、物流服务、融资服务、信息服务等等(如表1所示)。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和传统的现货批发市场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改造和提升了传统的贸易流通经营模式。一是以先进的交易方式提供第三方服务,连接产销,降低成本。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将商品的买家和卖家汇集到电子交易平台上自由贸易,为交易商提供交易、结算、清算、交收、仓储、运输和信息服务,从而跨越时间和空间,有效降低生产商、经销商和消费者因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所耗费的机会成本和经营成本。二是整合流通服务资源,提高效率。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把散布于各部门、各类组织的流通服务资源整合起来,将生产企业、经销商、银行、物流企业和其他服务事业用非常自然的方式连接到一个平台上,采用共同的游戏规则运行,各种服务就此展开,从而使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集中控制、统一配置、高效运行、集约经营,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得到有效实惠的服务。
2.规范引导
市场审批。为防止有些市场粗制滥造,简单复制,扰乱正常的行业秩序,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准入门槛必须提高。一是要提高投资规模,即最低注册资金要求,一方面以保证电子交易市场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可以过滤掉那些只想以少量资金投入、通过违规操作挣取佣金的企业。二是要严格审查投资方资质。股东必须具备一定的行业背景,深谙行业规矩,具备相关的电子交易市场或期货市场的管理经验,避免盲目发展市场。三是交易品种上市要因地制宜。要鼓励设立当地具有一定产业优势的品种,与当地产业毫无关系的交易品种要进行严格审核,明确设立目的与目标,防止单纯炒作和过度投机行为。四是要严格审批市场交易规则,限制市场主办方制定交易规则的权力。市场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交易服务的提供者和市场运行的监督者,权力集中容易滋生黑幕。因此,交易市场在成立初期应向监管部门提交完善的交易规则,并请求核准;在市场运行之后若需要更新交易规则,仍需提前申请监管部门核准,在获批准后予以公示,让投资者充分接受新的交易规则,减少市场纠纷的发生。
资金监管。保证客户的资金安全,防止被挪用和侵占。一是保证交易账户资金安全。每个交易所必须委托银行进行资金监管和资金划拨,与银行签订监管协议,对每个交易账户的资金头寸实行结算银行的第三方监管,由结算银行(甲方)、交易所(乙方)和交易会员(丙方)三方共同签订《结算业务三方协议书》,规定交易账户的出金入金业务,必须由交易会员直接办理;交易账户内的结算业务,必须由交易会员对银行给出授权,银行根据授权同意交易所依据结算结果进行资金账户的调整;未经授权,交易所不得以任何方式动用交易账户中的资金。二是对保证金账户进行不定期核查。各市场主体需定期向主管机构上报保证金账户变动情况。
交割监管。一是交割库监管。商品交收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主要包括交收仓库开出虚假仓单、交收商品的数量缺失或品质差异、交收仓库因库容不足而无法满收等等。为防范这类风险,要制订交收仓库资质审核制度、仓单与原始单据随行制度、交收过程验货查货及回单制度、交收中质量纠纷的处理办法和交收库容公示制度等等,对交收过程中每个环节都进行规范,制定操作流程,规定确认程序和责任承担,有效地防范风险。二是交割率限定。交割率维持低水平引发了大量盘面价格与现货价格背离的情况,而一旦价格长期、大幅度背离,则电子市场就失去了现货市场的延伸作用。监管部门应该限定电子交易市场的最低交割率,对电子市场制定的交割率进行审核,对仓储、物流等配套设施进行全面检查,以便于交割工作顺利进行。
3.转型提升
放弃对交易量的片面追求,开发服务增值业务。以有形产业基础为依托,发展场外交易,整合社会仓储、运输、金融、质检等各种服务资源,建立物流配送体系,为企业提供相应的、商品检验、交易结算、信息咨询、物流配送、融资保险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