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解释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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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撤销权；债权；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这是我国首次在税法中引进合同法中撤销权的概念。这一制度的引进，不仅可以防止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滥用财产处分权对国家税款造成损失，有助于国家税款的及时足额缴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在我国税法上进一步明确了税收公法之债的属性，揭示了税法与民法债法的密切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一、税收撤销权内涵的厘定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

对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争论，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税法学界乃至世界税法学界的争论焦点，而这种焦点又主要集中在税收法律关系究竟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的问题上。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德国传统行政法学家otto mayer，他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而产生的关系，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享有优越于人民的权力，而人民则必须服从此种权力，即把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是一种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后者的代表人物德国法学家albert hensel则主张税收法律关系应该被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

按照“权力关系说”的观点，即使纳税人已经满足了税法规定的所有纳税构成要件，但只要不经过税收核定程序，也并不必然产生纳税义务，即税收债务必须根据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方可成立，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具有创设税收法律关系的效力；而按照“债务关系说”的观点，只要税法规定的纳税构成要件实现，税收债务即自动成立，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只是对税收债务的一个确认。从1919年《德国税收通则》颁布以来，税收是公法之债的观点已为西方各国税法学者所接受。在我国税法实践中，这一理论实际上也早已成为立法和执法部门的共识。

税收作为一种公法之债，它当然也应具有债的一般属性，如相对性，即税收之债只能约束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主要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而不能对税收法律关系以外的主体产生约束力。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实现的方式主要有纳税人自动缴纳税款，以及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等来保证实现。但当纳税人不自动缴纳税款，其财产又明显不足，而又滥用其财产处分权使其责任财产减少时，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就失去了对象，国家税款就有无法实现的危险。这时，就必须突破债的相对性原则，扩展债的效力，设立税收撤销权制度，对纳税人滥用财产处分权的行为予以限制，使税收之债的效力能够最终得到实现。正因如此，许多国家在税法中规定了撤销权制度。

(二)税收撤销权的法律性质及其来源

既然税收撤销权制度源自民法上的撤销权制度，那么探讨其性质也就必须从考察民法上的撤销权的性质人手。撤销权源于罗马法上的罢废诉权，也叫保罗诉权。根据这一诉权，债务人实施一定的行为将会减少债务人的现有财产，从而有害债权人的债权，且债务人具有故意，第三人也明知债务人实施行为具有加害债权人的故意，债权人就有权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按照民法原理，债是一种相对的民事法律关系，债权关系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仅作为权利主体的债权人是特定的，而且作为义务主体的债务人也是特定的，债权人不能向债务人的债务人行使请求权，不能限制债务人的处分权。债权人更不能起诉与自己无债权债务关系的第三人。然而，绝对的债权相对性原则不利于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如果债务人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随意处分自己的权利，进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就会在法律制度上给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及保障交易安全留下隐患。为此，法律突破了债权相对性原则，确立了以代位权和撤销权为主要内容的债务保全制度，撤销权就是债权人为了保全其债权不受损害，对纳税人滥用财产处分权的行为予以撤销的权利。

对民法债法上撤销权的性质，德国民法通说认为债权人的撤销权具有请求权的性质，使债权人得以直接向第三人请求返还；法国民法采用折衷说，认为既有形成权的性质，又有请求权的性质。而目前我国民法学界公认其兼具请求权和形成权的特点，即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行为一方面将使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行为溯及既往的消灭，另一方面又会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恢复到行为前的状态。

上述关于对一般民事债权中撤销权性质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税收撤销权的性质。前文已述及，税收是一种公法之债，它应该与私法之债相类似，其发生、变更和消灭都只须遵循法定的要件，而不以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为转移。税务机关在征收税款过程中所作出的一系列行政行为只是实现税收债权的方式之一，特殊情况下通过其他私法的方式也可以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如《征管法》中规定的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在一般情况下，税务机关只能针对特定的纳税人征税，而不能涉及第三人。但当纳税人的行为影响到税收债权的实现时，税务机关就有权像民事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一样，行使税收撤销权。这种撤销权并不是一种行政权力，而是一种民事权利，与民法上的撤销权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只不过其目的性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税收，而一般撤销权则是为了实现债权。因此，从法律属性上来说，税收撤销权仍属民法上的撤销权，只是其行使的主体和目的有其特殊性。

二、税收撤销权的构成要件

由于行使税收撤销权有可能改变纳税人和第三人之间建立的法律关系，使之溯及既往地无效，其结果一方面可能限制纳税人自由处分财产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可能影响到与纳税人建立法律关系的第三人，影响交易安全。因此，按照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对税收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必须进行严格规定，避免因其不当行使而害及私法秩序的稳定。

(一)客观构成要件

税收撤销权的客观构成要件有两个：法定撤销事由的存在；对国家税收债权造成损害。

构成撤销的事由包括：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有以下三种行为存在：(1)放弃到期债权，即欠税人将其到期本应收回的债权明确表示予以放弃。(2)无偿转让财产，即欠税人将财产无偿赠送他人。(3)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这是指欠税人以明显偏低的不合理价格，将其财产转让给他人，而受让人知道该财产价格明显偏低。而对于如何认定“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一般认为需要根据当时的市场状况进行综合判断后认定。

从法理上讲，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民事关系，只要合法，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从税收角度来说，税务机关无权过问纳税人与其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当纳税人在欠缴税款的情况下滥用财产处分权，导致其责任财产减少，而使国家的税款无法实现时，税务机关就有责任依据法律对欠税人的这种行为进行干预。

(二)主观构成要件

主观过错是侵权行为的重要构成要件，只有当债务人具备主观恶意，才能追究侵权而致的相应责任。但是在《合同法》中，并未就此明确规定。德国、瑞士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法律就将债务人的行为分为有偿行为和无偿行为，有偿行为之撤销，以利己为要件；无偿行为之撤销，则不考虑主观动机。我国合同法上对税收撤销权的主观构成要件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仅对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作了规定，即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故意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损害税收债权时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因此，对于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无论纳税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如何，仅需满足客观要件就可认定纳税人有法定的撤销事由存在。

三、税收撤销权的行使程序

(一)当事人的确定

从理论上讲，撤销权是指当债务人放弃其权利，而危害到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可以取代债务人的地位，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行使债务人的权利。《合同法》中明确规定债权人的撤销权须由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依诉讼方式行使，就是因为行使这一权利会对第三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必须要由法院审查债权人撤销权的主体以及成立要件，而不能由债权人自行行使，以防止债权人滥用这一权利，扭曲撤销权制度的立法目的。而对于撤销权诉讼中被告的选择，普遍认为，如果被撤销的对象是债务人的单方行为，应以债务人为被告人；如果被撤销的对象是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双方行为，则应以债务人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

既然税收债权本质上应被看作是一种以税务机关为债权人的公法上的债权，那么，行使税务撤销权时当事人的确定也同样应该按上述原则进行，税务机关毫无疑问应该充当这一民事诉讼的原告。但考虑到税收债权的一些特点，对税务撤销权的被告还应做具体分析。

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放弃了到期债权或无偿赠予财产时，由于其单方意思表示即可生效，则依上述原则，税务机关提起诉讼时可只以纳税人为被告，而不须考虑第三人意见。但实际上，当纳税人行为被撤销时，对第三人而言实质上其已经或将要得到的财产和利益将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考虑，第三人对税务撤销权诉讼的结果无疑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应当被追加为诉讼第三人。而对于欠缴税款的纳税人与第三人共同完成税务撤销权所指向行为的，依上述原则，税务机关当然应将第三人和纳税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但在实践中，欠缴税款纳税人的一些行为，如放弃权利和赠予财产的行为既可能是单方行为，也可能是纳税人与第三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在不经过案件调查审理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判断的。因此，从保护第三人利益的角度看，在难以辨别税务撤销权所指向的行为属于单方还是双方行为的情况下，将第三人追加为被告应该是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

(二)时效限制

从法理上讲，行使撤销权时撤销了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行为，对债务人及第三人权利和交易秩序影响重大。如果长期不行使，将会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各国立法都对撤销权的行使规定了一定的期限，超过此时限就不能行使这一权利。但对撤销权的行使期间，有规定为除斥期间的，也有规定为消灭时效的。我国《合同法》第75条规定：“债权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失。”这表明，《合同法》对撤销权行使期限规定的是除斥期间。《征管法》只在第五十条中规定了税务机关有权行使撤销权，并未明确规定行使这一权力的期限，但是，由于这项规定是移用了民法中的相关制度，因此，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理应按民法原理及有关规定处理，把这五年的期限视为除斥期间。

(三)举证责任分配

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我国现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也就是说，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提供相应证据，否则就必须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既然税务机关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行使税收撤销权，它当然成为举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具体来说，税务机关需要证明：(1)纳税人欠税，且数额确定，即有确定税收债权的存在。(2)纳税人有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纳税人自己财产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给国家带来了损失。(3)债务人、受益人或受让人的主观恶意。对于税务机关而言，第一点一般比较容易证明；第二点，就要证明纳税人的上述行为造成或者将要造成自己无力履行对税务机关的纳税义务，从而将会使得国家税款流失。对于第三点的证明，由于判别是否存在纳税人的恶意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因此为了保障国家税收不受侵蚀，就应该实行推定原则，即只要纳税人现有财产不足以清缴所欠税款而又通过减少自己利益的行为处分财产，就可以推定其有恶意。由于撤销这种处分行为有可能会影响其他相关人的权益，为了保护这部分人的合法权益，实务中应区别如下两种情况分别处理：对于纳税人放弃行使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由于此时行使税收撤销权只是使受益人失去了无偿得到的利益，而并未损害其固有利益，因而只要纳税人存在这两种行为，并导致不能履行纳税义务时，就可认定为存在主观恶意，税务机关可以行使撤销权；而对纳税人明显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税务机关就必须提出证据，证明受让人知道纳税人的行为会损害税收债权时，才能行使税收撤销权。

(四)行使范围

由于设立税收撤销权的目的在于恢复纳税人的责任财产，而不是增加纳税人的责任财产，而纳税人的如放弃继承等拒绝受领某种利益的行为，并没有减少纳税人原有的责任财产，因此税务机关不能行使撤销权。此外，出于保护正常公平交易秩序等私法权利的目的，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在正常经济交往中所实施的如支付正常对价、清偿到期债务等活动，虽然也会导致其责任财产的减少，税务机关也不能予以干预。在税收实践中，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有可能会通过为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等方法增加自身负担，从而可能导致税收债权受到损失，但由于《征管法》等法律中对这类行为没有明确予以界定，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也不能行使撤销权。

(五)行使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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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诚实信用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

一、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税法的争议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信守承诺并诚实为之，不得违背对方的合理期待和信赖，不得以已经完成的言行是错误的为由而反悔。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税法，目前学说上有肯定否定二说，分述如下：

1.肯定说。肯定诚信原则适用于税法的主要理由多基于租税法律关系系采租税债务关系说所得的结论。租税债务关系说系主张国家处于租税债权者地位，有请求给付的权利；人民处于租税债务者的地位，有履行给付的义务，租税实体法的租税法律关系，即为公法上的租税债权债务关系，国家与纳税者处于对等的地位，这与私法上债权债务关系相似。基于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必须服从同一的规律，才能达到公平、公正之法律目的，从而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上得以适用。换言之，租税债权的行使及租税债务的履行，与私法上权力的行使及义务的履行，本质上并无不同，都要合乎公平正义，为谋个人与个人间利益的调和，并求个人与团体间利益的衡平，任何权力的行使及义务的履行，均需适用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应否适用于税法领域，在德国一直是租税法学界的问题，但是大约从1927年左右开始德国联邦财政法院(BFH)，即不断地加以适用，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诚信原则与国库主义(in dubio Pro fisco)、即“有疑则课税”之意相结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库主义、反民主主义的思想没落，信赖保护原则、权利保护思想抬头，以非国库主义，即民主主义(in dubio contra fiscum)有疑则不课税之意的观点来解释租税法的目的成为了潮流，诚信原则开始为判例学说所肯定，促使租税法目的的进步。

瑞士虽然在联邦税法中并没有加以明文规定，然而在实务上瑞士联邦法院(BG)，很早就承认了诚信原则在税法上的适用。在州税法中已有明文规定，1944年3月14日关于国税及地方税法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本法的规定，应依诚实信用而加以适用和遵守。”1945年12月16日的州税法亦设有同一旨趣的规定。1947年瑞士租税基本法草案，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租税法依诚信原则加以适用和遵守，当解释租税法时，应考虑所有瑞士国民的法律平等性。”前述瑞士的州税法及租税基本法草案的规定，比德国的更为优越，因其已明文规定诚信原则，而并非只是法律解释原则而已。

日本多数学者对诚信原则是否适用于租税法多持肯定的态度，如田中二郎在其租税法一书中写道：“当做解释原理的诚信原则和禁反言原则，主要系在私法领域发展而成，是否在租税法领域中加以适用，其又是否与税收法定主义相抵触，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实不能作为否定以诚信原则解释租税法的理由，因为这个原则是作为一种普遍的法理存于所有法律领域中的，因此很难以此做为在租税法上排斥其适用的根据。”

我国台湾行政法院的判例也曾明确诚信原则在公法上应有其类推适用，进而将诚信原则引用于租税法。该法院五十二年判字第三四五号判例称：“公法与私法，虽各具特殊性质，但二者亦有其共通之原理，私法规定之表现一般法理者，应亦可适用于公法关系。依本院最近之见解，私法中诚信公平之原则，在公法上应有其类推适用。”“对于各该法令公布施行前已发生之同样情形之事业，其课税处分尚来确定者，若弃置不顾，任其负担不合理之税捐，不予救济，当非政府制订各该法令之本意，而与各该法令施行以后之同样情形事件相比较，亦显有违税法上公平之原则，原处分未考虑物价上涨幅度，以重估原告三十九年购进之该两轮账面上残余价值，不能不认为有违诚信公平之原则，亦即难谓适法。”这个判例明确表明租税法上也有诚信原则适用的余地。

2.否定说。否定诚信原则适用于租税法之理由者，多基于租税法律关系系采租税权力关系说所得的结论。主张租税权力关系说的认为国家与纳税义务人的关系为权力服从关系。而且德国租税法学者Longhorst认为诚信原则为民法所规定，仅为直接当事人之间的信赖保护，而租税法却是规范国家与国民间的关系，因而其不能加以适用，同时在租税法上适用诚信原则，特别是在租税程序法上，尚欠缺一种独立的判断标准。

此外，德国学者Geerlng认为对于侵害国民财产的课税处分，从合法性的观点而言，国家是直接由法律而取得权利，无须援用对方的诚实义务，而且也无须援用关于权利内容的信赖，因此在租税法上从法理及法律解释原则的角度来看，实在没有适用诚信原则的余地，如果租税法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领域上藉诚信原则这不明确的标准以决定课税与否，显然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容易因租税法解释而扩大纳税义务的危险，综上所述，Geerlng不愿因诚信原则的适用而引起纳税义务人的不利益。

私法上诚信原则的成立根据是导源于对契约当事人间的信赖保护，其信赖是出于当事人间的约束。规范当事人间法律关系的是契约，双方当事人形成契约前必须充分考虑交易上的习惯，而保护对方的信赖；而在租税法上，国家的课税权行使与纳税义务人间并非出于当事人间的契约或协定所成立，仅仅是因为法律规定而形成，依凭租税法来明晰其是否应课税，课税权的行使仅基于法律，纳税义务人不过依法纳税，如果利用诚信原则将租税法的解释扩大，实际上是假借租税法解释之名，行租税立法之实，显然有违税收法定主义，因此，在租税法中并没有适用诚信原则的必要。

3.针对以上两种意见的评述。就我国而言，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里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租税法，目前国内外通说皆采肯定的观点。

就我国的租税法律关系而言，依我国通说采二元论，在租税实体法上采租税债务关系说，此说认为租税关系虽然具有公法性质，但并不是非常浓厚，系在对等的关系上，依法律的规定，当然成立公法上之债权债务关系。国家与纳税者处于对等的地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与私法上债权债务关系有许多共通的地方，因而基于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必须服从同一的规律，因此诚信原则于租税实体法上有其适用的余地。而租税程序法系采租税权力关系说，认为国家与纳税义务人的关系为权力服从关系，国家是直接由法律取得权利，无须援用对方的诚实义务，而且也无须援用关于权利内容的信赖，若租税程序法依其租税法律关系的性质，将产生不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结论，但须注意在适用诚信原则时，如果这个法律行为符合诚信原则的下位概念，也就是符合依诚信原则而已类型化的“权利滥用禁止原则”、“情更原则”、“禁反言原则”、“附随义务原则”及“诈欺及不正当方法之禁止”等的下位概念，应依据各该下位概念的内容，决定其法律效果，因而如果符合下位概念的内容，应该仍然可以适用诚信原则。国内也有学者大多主张诚实信用适用于租税法，而我国台湾学者也有持相同意见的，如施智谋教授曾说:“诚信原则为公法与私法应行共同遵守之原则，无庸吾人置疑，故租税法之适用，亦同样遵守诚信原则，换言之，无论纳税义务人或税捐稽征机关，均应受诚信原则之拘束。”

远在罗马法时代，诚信原则已露其端倪，后来法国民法扩充它的内涵，以诚信原则为契约上的原则；德国民法更进一步，以诚信原则为解释契约与履行债务的原则；直至瑞士民法承认诚信原则为权利义务的基本原则，其适用的范围也更加得以扩充；各国学说与法例，均承认其为民法上的“帝王原则”。然而诚信原则在私法上较早得到适用，再加上受条文主义的影响，以为成文法没有做出规定的，不能视为法律上的根据，而诚信原则仅在私法上有明文的规定，因而长久以来只认可诚信原则为私法的原则。然而法律的任务在于实现正义，私人与私人间要实现平均正义，固然有适用诚信原则的必要；个人与国家间为实现分配正义，同样有适用诚信原则的理由。要实现社会财富的平均，预防发生贫富悬殊的现象，以求国计民生的均衡发展，实现分配正义，可见诚信原则在公法上、尤其在税法上是不可或缺的。

二、诚信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间的衡平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可能造成对税法的解释或扩大或缩小，这显然与税收法定主义精神相背，将对税收法定主义产生挑战，因此，租税法适用诚信原则之下，应如何与税收法定原则间取舍与调整亦为重要问题。

税收法定原则，指的是征税与纳税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依法征税和纳税。税收法定原则的建立，系以“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思想为基础，始于1215年英国所颁布之大，现代各国大多以其作为宪法原理加以承认。其主要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课税程序合法原则。根据税收法定原则，不仅课税要素的全部内容和税收的课征及其程序等都必须由法律规定，而且规定的内容要尽量明确不产生歧义，还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这一切都意味着税收法定原则强调和追求的是形式上的法定性。而诚实信用原则追求的是具体的妥当性与实质的合理性，基于这些不同，在协调二者的关系时，可从以下方面努力：

1.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首要原则。税收法定无疑是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其在税法的原则中处于什么地位，与税法其他原则的关系如何，学界上有分歧。笔者认为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首要原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正如上文提及，税收法定原则系以“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思想为基础，始于1215年英国所颁布之大，这是最早的税收原则，并为现代各国宪法与法律（税法）加以承认，因而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表现，是地位最高的税法原则；第二，形式主义的法是可以预计的。税收法定原则强调严格的程序、形式和制度的确定性，最易于执法和司法。

2.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解释税法时，应把诚实信用原则看作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有益补充。税法的对纳税人财产权限制的性质决定了在对税法进行解释适用时，须严格按照法律文本进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进富认为，涉及租税事项之法律，其解释应本于租税法律之精神，依法律之目的，衡酌经济上的意义及实质课税之公平原则为之。但是，毕竟租税法律主义是一切租税法解释所奉行的第一原则，且不容轻易地以租税公平原则或实质课税原则为由来加以动摇。因此，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对税法进行解释时，应坚持税收法定原则，不能轻易以诚实信用为由加以动摇。

3.以上两点是在一般情况下对税收法定原则的维护。然而这并不是绝对一成不变的。主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即可优先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税收行政机关对纳税人表示了构成信赖对象的正式主张；第二，其是值得保护纳税人信赖的情况；第三，纳税人必须信赖税收行政机关的表示并据此已为某种行为。这主要是因为税法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是税收法定原则应兼顾的价值目标，而诚信、公平、正义亦是征纳税需要考虑的内容。税法以限制征税权力、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为取向。如果税收行政机关错误地作了减轻纳税或免税义务的决定，而纳税人基于此种决定的正确性和合法性的信赖行事，因此获得了利益，就应得到保障。如果这一信赖结果被纠正，势必影响到法的安定性，进而影响到纳税人因信赖而产生的税收利益，实际上是一种对其税负的加重，从而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因此，不应坚守机械的形式主义，而应体现实质合理性和公平性，使纳税义务人基于信赖产生的税法地位不至于因溯及既往而动摇，即便在某些方面与法律冲突，亦应保护纳税人的信赖利益。“按利益情况在法的安定性和合法性原则两种价值的较量中，即使牺牲了合法性原则也还需要对纳税人信赖加以保护的情况下，适用于个别救济法理的诚信原则是应该被肯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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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侯作前:论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法[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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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房产税制度比较研究

纳税人用税监督权研究

美国资本弱化税制改革研究

公共财产收入的法学解构

2011年财税法理论研究综述

试论财税法的本质属性

财税法的面向与理论方法

论房产税降低房价的约束条件

论证券交易所得税制之宪法界限

海峡两岸欠税限制出境制度比较研究

中国房产税的制度发展与征收述评

房地产税保有阶段税收规制研究

论公共财产的基本体制法之纵横展开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现代财政制度

现行不动产保有税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房产税优惠制度的探讨和重构

转型中国:公共财政重构与中国梦的实现

公共财产法视角下的财税法学新思维

走出宏观调控法误区的财税法学

韩国企业所得税立法与判例的最近动向

韩国共同事业场及同业企业课税制度之介评

试论公共财产法视域下的公共财产权

公共财产法中的“私人”财产权

试论公共财产权与私人财产权的区别与意义

论公共财产法之宪法基础——不只是财产权保障

房产税:市场规制权与市场对策权的博弈选择

韩国的不动产保有税制:以价格抑制机能为中心

韩国不动产政策税制的必要性与立法之研究

对不动产转让所得的重课税现状和改善的课题

全球金融危机后韩国房地产税制变化趋势

台湾地区房地产奢侈税“立法”及其“宪法”界限

论公共财产支出法之建构——以程序理性为中心

财税法的本质属性:公共财产法还是宏观调控法?

比较法视野下的环境税内在合法性论要

论房产(保有)税、财产税与结构性简税之税法改革

论税法中公平原则的时间效应——以房产税为例

韩国法人税征收中支出利息的不算入损金制度之介评

论财税法的法律性质——以公共财产权为中心

税收法定还是宏观调控?——以沪渝房产税改革试点为视角

民国时期税法目的评析——以民国时期财税法学研究为依据

基于回顾与反思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之完善

个人所得税之合宪性控制——基于量能课税原则的考量

论财政法的意义及其学科构建——一种研究思路的展开

论财税法人才的培养——以德国税法硕士的培育为借镜

财产权理论谱系的重构——从公共财产权的结构性缺位谈起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财产权体系——基于公共财产的请求权

厘清公共财产的概念——兼论公共财产权的内涵、外延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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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部因素

1.税收法律制度建设不完善。目前，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由多个单行的税收实体法和一部税收程序法构成，由于立法技术、立法水平以及我国特有的经济法制环境造成许多实体法要素不确定，难以准确把握。第一，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征税行为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而执行,但是我国在立法时对某些税种的征税要素规定的过于原则性和简单，由于没有做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使得税务机关在税收行政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过大,征税结果在一定程度依赖于税务人员的主观意思,与税收法定的要义相背离。第二,我国税收立法的层次不高，大部分实体法修改进程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大量旳税收规范性文件对其进行解释或补充,这就形成了立法层次高、出台时间早的行政法规存在着大量的行政解释，有些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形势的税收法规在执法中更容易产生风险。第三,税收征管法亟待修改，部分过于原则的规定应加以明确，避免在实际操作中产生歧义。现行的税收征管法是2001年审议修订的,部分条款因规定不明确导致实际操作不便,如在对纳税人实行扣押、查封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变价处理中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间期限,税务机关如对所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变价处理不及时,其价值下跌可能不足以抵缴税款，由征纳双方谁来负担由此产生的税款缺口成为争议问题，这样税务机关不可避免地要承担执法风险。2.税收计划制定与管理科学性不高。税收计划的制定与既定税收收人目标相联系，又要与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其科学性十分重要。但是我国长期以来税收计划都按照基数法的原则来确定,在上年基数上按预计经济增长速度来制定本年计划，在年初时由上级税务机关和当地政府确定，层层下达执行。组织收人本是税收的根本目的,但有的税务机关为圆满完成税收任务，在执法中就出现了“预收”、“空转”、“寅吃卯粮”以及藏富于民等不按法律规定征税的现象，执法风险显而易见。3.信息容量的巨大与不对称。税务机关摄取信息的质量决定税收征管质量的高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极易引发潜在的税收执法风险。首先是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纳税人的涉税情况税务机关掌握不足,单纯通过纳税人自行申报的表格、财务报表和相关资料税务机关没有掌握更深层次的信息，对其存在的虚假申报、偷逃税等问题进行查处时则会给税务机关和执法人员带来潜在的执法风险。其次指税务机关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信息的不对称,税收征管需要多个相关部门的协作，这涉及到工商、金融、建设、房管、公检法、交通等部门之间以及国地税之间、不同地域税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问题，信息不共享、交流不畅等问题则使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局面，执法风险不断增大。4.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强、税收遵从度低。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基于人治而非法治，对于税收更多的纳税人长期在苛捐杂税的认识下不愿意主动缴纳,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更是受内在利益的驱动，尽量使自己的税收负担最小化，这样造成整体遵从度不高的现状。有的纳税人甚至在税收缴纳过程中与税务人员进行博弈,在利益和风险两个因素中衡量取舍，当偷税的利益大于所受处罚的风险时，纳税人甘受处罚风险而采取各种手段偷欠税款，有的甚至向税务人员行贿，相互勾结骗税，纳税遵从度不高使得税务部门的执法数量和执法频率增加，相应的执法风险增大。5.外部涉税环境的影响。在当前各地都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大环境下,部分地方为招商引资、搞活地方经济私自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在依法治税与发展地方经济出现矛盾时,部分地方政府为保护部门利益，为利润大户的违法行为说情,有的甚至阻挠税收部门的正当执法,从而引发税收执法风险。此外，税收机关的执法强势地位客观长期存在，税务机关和人员对税收执法风险的压力感知不明显，疏于防范的心理随着社会法制环境的改善和纳税人维权意识的增强，税收执法风险也将增大。

(二）内部因素

1.风险防范意识不强。部分税收执法人员的风险意识比较淡薄,对税收执法风险的关注和考量不够，缺乏深入研究，存在以权代法、以情代法、以言代法，凭感觉、经验、关系执法,执法方式简单，重习惯轻法律、重权力轻责任的随意执法现象，导致征纳双方矛盾激化，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恶化了税收执法环境，无法保证税收执法公平、公正、正确，从而埋下风险隐患。2.税务执法人员执法质量不高。随着税收法制理念的深人和税务培训的强化，税务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也有所改善。但由于税收执法人员自身业务素质的差异,对税法及相关法律的理解也客观存在着一定偏差,制作的税收执法文书不严谨、不规范，税收执法中不按照法定程序执行；同时税收执法人员执法道德水平的不同，也使得有人因法治意识淡漠、,有的人员工作态度不认真，敷衍草率,这也就决定了执法风险的存在是必然的。3.税务机关考核监督机制有待加强。征税是一种公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将会产生腐败，因此各国税务机关都十分重视税收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我国税务机关通过“两权监督”和“执法责任制”等制度，明确执法人员的岗位职责,规范执法工作规程，实现规范税收执法行为、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目的。但实际执行中工作岗位职责的具体工作程序和标准不明确、不规范,各环节之间缺乏相互制约，以岗定责工作不到位等问题，使得随意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税收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容易引发税收执法风险。对税收执法责任的监督考核也存在考核难以落实、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评议考核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而过错责任追究缺乏力度,税收执法风险给执法人员的压力不足，导致其防范意识不强，防范措施不力。

二、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税收执法风险防范与管理机制

风险管理起源于美国，20世纪50年展成为一门学科,引人风险管理理论来加强对税收执法风险的管理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税收执法风险管理应遵循风险管理理论的基本原理，建立包括税收执法风险识别、评价和控制和处理等措施的防范与管理机制，以完整的管理理论为基础，以数量分析和信息技术为支撑，以积极、主动的管理提高纳税长效遵从，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税收风险。首先是进行风险识别，即对尚未发生的、潜在的和客观的各种风险系统地、连续地进行识别和归类，并分析税收执法风险产生的原因，要认真分析税收执法的全部工作流程，逐个进行调查分析从中发现潜在风险，找出风险发生的因素,分析风险发生后可能带来的后果和损失。其次,着手建立税收执法风险评价模型,深人剖析税务执法过错案例,寻找可能引起税收执法风险的各种因素和表现并按规则量化，找出风险形成的规律并做出标记、风险指标，按风险级别计算分值并进行警示。

(二）完善税收法律制度

贯彻税收法定主义的前提就是“有法可依”,只有较为的完善税收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税收执法风险才会不断降低。第一,尽快出台税收领域的“宪法性文件”——《税收基本法》，构建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税收基本法》应以宪法为指导思想，就税收的基本问题及其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管理体制、税收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方面予以明确，并对其他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进行统领、指导和制约。第二,提高税法立法层次，确保税收法律的刚性。对现行法规、规章等进行清理,坚持法律优先的原则，根据法律效力的高低不同，废止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或超越职权范围制定的涉税规范性文件;不断提高立法技术，制定较为前瞻的税法文件,减少税收法律变换频率,增强税收立法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第三，建立统一规范的税收法律解释机制,包括建立税法公告制度，纳税人对税收法律的释疑制度及税收法律法规范本制度，以某种法律形式明确税法的解释机关、解释标准和原则，明确税法的解释权限和解释效力，禁止对税法做扩大解释或类推解释,避免税收执法中的随意性。

(三）建立完善的税收执法监督制约机制

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存在,在执法中税务人员出现差错也是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降低执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建立监督制约机制来防范税收执法风险发生的有效措施。首先,建立事前监督机制,依据《税收征管法》和《行政处罚法》等规定，建立执法程序及规范性文件审查机制,定期对现行的执法程序及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及时发现执法过程程序衔接、规范性文件冲突、操作性不强等导致的税务管理漏洞,尽早对其进行修正，减少系统风险。其次，结合税收征管改革，按照税收征收、管理、稽查、处罚、复议分离和制约的原则，建立健全税务执法系统的内部管理制度，因地制宜地实行专业化管理，科学分解税收执法权，形成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互相促进的制衡关系，防止越权执法或滥用执法权。第三，切实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将纳税人关心的税收热点问题、重大工作措施及时公之于众，对举报案件的查处做到公开、公正，审批事项、审批流程上墙公开，从而提高税收工作的透明度。第四，建立轮岗交流制度，对岗位任职达到一定期限的人员进行异地交流，避免由此产生的心理或者“人情网”。同时税务机关拿出一定资金建立廉政基金，对较长期限内未发生执法责任追究的人员予以鼓励，起到事前激励杜绝风险的作用。

(四)提高执法队伍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标准

税收执法风险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税收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税务管理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可以保证税收执法行为的规范，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执法的随意性,切实降低并有效化解税收执法风险。税务机关要加强对税务人员的业务培训,全面提高税务人员的法律知识、业务技能、计算机操作技术以及协调能力，同时针对税收管理中易发生违法行为的环节有重点地进行培训。同时，强化税收执法人员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将防范执法风险与落实执法责任结合起来,通过制度约束其执法行为。大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健全税收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引导税务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与价值观,从根源上杜绝、等行为。

(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的税收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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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搞好国税部门的行风建设，我们分局成立了举报接待中心，在纳税申报报务大厅设立了行风评议投诉举报箱，建立了《纳税人投诉举报登记薄》，在各服务窗口、点、站和市场公布了举报电话。同时，我们组成3个小组分赴5个街道办事处、30个居委会和一个乡、一个工业园区，广泛征求社区和社会各界及广大纳税人的意见。行评期间，分局共发放问卷调查表4062份，广泛开展“万人评国税”活动。通过归纳整理，我们共收到涉及税收征管、纳税服务、税法宣传、国税行风建设4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32条，收集行评代表反馈的意见和建议10条。针对纳税人提出的问题，我们班子先后3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认真分析，研究解决办法，做到能解决的现场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通过做工作解决，不能解决的做好说服解释工作。

二、边查边改，优化服务，真心解决问题

我们把行评的重点放在整改建制、改进作风、促进行业风气转变上。在社区调查期间，部分企业人员反映单位购买金税工程设备后，某电脑公司加收240元服务费的问题，分局得知情况后，立即督办，维护了纳税人的利益。对于纳税人提出的发票押金问题，按照上级要求，已确定全面清退，并在纳税服务大厅设立了发票押金退款窗口，截止8月25日已退押金71.6万元。对一时不能解决的逐步解决。今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新的税收起征点，对销售货物的月销售额在3000元以下、提供劳务的月销售额在2000元以下的个体纳税人实行免征，从7月1日起执行。由于此项工作需要对个体纳税人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分局采取分段解决的办法认真加以落实。截止目前，分局已完成对所有个体户的认证、清算，确定应退税户1528余户，应退税款61.6326万元，已于8月27日开始上门退税。对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做好耐心的说服解释工作。行评期间，我们在广场路宣传税法、宣传行评，向纳税人和社会各界面对面宣传3850余人，现场解答纳税人提出的税法咨询360人次，发各种宣传资料500多册，致纳税人的公开信3000余封，让纳税人知晓相关政策法规，从而消除了纳税人同税务机关之间的误会。

三、建章立制，从严治队，真正依法治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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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经济法学教学方法的回顾与局限性经济法学的传统教学方法，就是以法律解释为核心的教学方法。

依照目前法学界的普遍见解，解释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两种：1.文理解释。按照法律条文用语的字义、文义及语言的通常使用方式和逻辑规律所做的解释。包括文字解释、语法解释、逻辑解释；2.论理解释。斟酌法律理由，依一定的标准进行推理论证来确定和阐明法律本义的解释。它可分为：当然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效力解释、法例解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传统方法，例如，价值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等等。在经济法学教学中，传统法律解释的教学方法是最常见的。授课者只要抓住现有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体系进行展开，先做文义解释，然后慢慢展开再进行论理解释，由浅至深，使讲授既有层次性和条理性，又能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这也是整个法学体系之教学方法的共同点。目前经济法教科书内容编排的理念，通常不会跳出经济法总论和具体的经济法律、法规两个大范围的配置，除了总论部分在法学基础理论上对经济法学的基本概念着墨较多之外，第二个范围基本上还是属于条文的法律教义学（Rechtsdogmatik）演示，这些都属于法学教育的传统基本方法。所以，讲授者往往只需讲清楚两个问题：第一，基本法律概念；第二，基本法律规定。但是经济法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法律学科，对经济法知识性的了解和掌握与经济法的实际运用有着一定的差距。这既是很多学习者在学习经济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难题，也暴露出我们在经济法学课程中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性

一）理论抽象性强，欠缺实践操作性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抽象性，而现实却具有运动性和具体性，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传统法律解释的教学方法注重概念的解释，考虑法律以外的社会、经济、政治、道德等因素不全面，它不能缓解法律的抽象与社会生活的具体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学习者在学习经济法过程中对经济法知识性的了解和掌握与经济法的实际运用存在着一定差距，理论联系实践不够，法律的适用性、操作性不强，导致课堂讲授缺乏说服力。

二）教师讲授的多，学生练习的少由于采取传统的法学教学方法讲解的多，教师无法有效地在短期间内使学习者进人经济法学的学习情境，往往导致他们学习兴趣低落，处于被动学习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对非法学专业的学习者来说，要求对一门从未学过，且处处遇到法学专有术语之障蔽的学科产生十足兴趣，则更加困难。况且非法学专业的学习者缺乏法学基础课程的训练，不具备或较少具备一般性的法学基础知识，例如经济法法学中关于经济法的渊源、经济法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这些基础的法学底蕴往往形成了茂密的法学丛林，会使原先就属法律门外汉的非法学专业学习者更加迷惘。另外，经济法学属于法学体系中的交叉学科，其内容涉猎很广，讲授者既需要掌握法学专业知识，又需要熟悉经济学的知识。

经济法教学如果由欠缺法学背景的授课者来担当，由于授课者本身欠缺实际的经济法规训练，往往把经济法学教授成单纯的法律条文解释学也就不足为奇，更谈不上指导学习者结合实际融会贯通了。

三）降低了立法意图与司法目的的协调性如果说立法意图是一种理想状态，那么司法目的则为一种现实状态。一般来说，二者是统一的，但如果讲授者不能很好地做出符合实际的法律解释，就不能排除二者相互不协调的情况。从而出现原本经济法学知识的人门成本过重，学习者心理主动性欠高，久而久之，经济法的学习往往成为法学专业者心目中的“学了不能用”、“学了不会用”、“学了用不好”的老大难学科和非法学专业学习者心目中一件仅属于“不得不修”、“不修则不能毕业”的例行公事。结果就出现要培养他们在经济法方面的法律感情就更加困难的现象。学习者会觉得经济法不过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某些方面的技术规则，无法体会法律学的精神与精髓所在，对于学习者学习后走向社会正确适用法律的实际能力的培养几无裨益。

二、科际整合教学方法在经济法学教学中的运用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Integration）或称交叉学科或称边缘学科。

皮亚杰（JeanPiaget）曾于年提出这一说法。科际整合式的杂交确实培养了不少种类的学问新品种，从而形成了一种孕育新学问的方程式。在法学教育教学领域，科际整合的呼声与趋势并非近日之事，然而目前所谓法律与其他学科的科际整合要求法学工作者，必须以更开阔的视野去关注其他社会科学的议题和成果，其他社会科学也不得不祛除对法学只是法条、判决的整理、记诵）的刻板印象。这样，所谓科际整合，才会产生值得令人期待的可能。

科际整合不窗是一种重要且富有创新性的研究理念。所谓科际整合的教学方法，主要是采取两种或以上的途径并轨或复轨教学模式，即教学方法多方引进来自原属其他学科范畴的知识。科际整合教学方法是一种新颖的、重要的、多元的、开放的经济法学教学方法。在法律学的研究途径之下，科际整合研究方法能够多功能地解决经济法学函需解决与分析的各项问题。

科际整合强调学科之间的整合研究，故其教学研究方法的类型应该是开放的。在法律学的研究途径下，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研究有一定的贡献，对经济法的教育教学法更有一定的创新。

例如，以经济法学中的税法教学为例，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经济法学的研究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民经济运行与社会间各种利益和矛盾的调和或冲突，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立法者的原意与司法现实的差距以及有待完善之处。一般来说，在进行以法律解释方法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方法，包括文义解析与论理解析等方法之后，如果尚无法得出对于税法的具体解释与理解，则应考虑运用来自社会学方面的资源，此举亦可以辅助非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在税法方面的理解，尤其是在法律释义方面的功效理解。常见的传统法律社会学教科书里面，往往比较偏重由各个层面做分析，以领域解说的类别作为章节的分野。近年，出现较多的新著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分野，进行法律社会学的论述，提供一种比较全面性的法律社会学视野，也促进了税法学与社会学科际整合的融合。

此外，法律经济分析计算方法也是科际整合研究方法的常见形式。经济学是一门强调选择的社会科学，而经济分析就是对所选择的社会科学进行分析。计算分析有助于在精确的数据前提下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以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分析方法是在交易成本概念的基础上，主要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等分析的程序。可见经济法教学中涉及到的经济学基础，对经济法学中税法的研究非常重要，不但经济学教材常有关于税收经济学的介绍，而且目前著名的法律经济学著作对税法亦从经济学的成本一效益分析等程序方面多有探讨，这对于以主修经管类专业为主的非法学专业的学习者来说，透过其熟悉的既有知识体系来辅助税法学的学习，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当然，科际整合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包括自然科学方法中的数学方法、新三论方法以及横跨多重学科的政策分析方法与博弈理论分析法学等等，这些对经济法的教学都有一定的帮助。总之，我们采取多学科的视角来研究经济法，进而从事经济法教学，就会使经济法的教学方法不致流于呆板。例如从法律经济分析的角度，可以为税的废、改、立提出本意分析；由法律社会学的观点，由法律的政策分析可以得出每种税的开征与废止对社会影响的结果；由法律学与会计学的科际整合研究中，可以得知如何最有效确定收益的实现与费用的发生。经济法教学方法采取了科际整合的思维，对于非法学专业学习者来说，可以适时补足其在法学积淀上的不足，对于讲授法学的教师来说，可以推动教学方法的改进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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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司法独立性行政权滥用「正文

所谓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专门活动。它的宗旨在于排除法律运行的障碍，消除法律运行被阻碍或切断的现象，以保证法律运行的正常进行，从而使社会保持法律秩序状态。本文中的税收司法，是指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人民法院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有关税收刑事诉讼与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民事诉讼的活动。

税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与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和商法等基本法律部门相并立的经济法部门。所谓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干预或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法律表现。一般的讲，税法是调整税收征纳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集中地体现和反映了国家干预或管理特定领域内的社会经济活动。税法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税务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特定经济关系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障碍，亦即各类案件，比如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等。这些案件实质上是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给税法运行设置的种种障碍，这些障碍造成了税法运行的阻滞和税收法律秩序的破坏。司法权的行使正是通过这些案件的审理，来排除税法运行中的障碍，以开通被阻滞的税法运行渠道和弥补被破坏的税收法律秩序。

综观我国税收司法的现实状况，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乃至在我国目前的税收法治建设中，法院的作用似乎被忽视了，税收司法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①。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司法独立性问题

我国宪法虽然赋予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地位，但司法机关特别是地方司法机关却在某些方面相当程度的受制于地方政府。表现在司法机关的经费来源上相当程度依赖当地政府、人员工资上受制于地方财政、人事制度上隶属于地方组织部门及各级人大等等，因而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大量的涉税案件审理受到当地行政机关的干涉，例如在涉及国有企业偷税、漏税、逃税等问题上，各级行政机关往往认为：国有企业生存能力差，各方面应该给予特别的保护，加之如果对国有企业偷税、漏税、逃税等问题进行判罚，最终实际落实责任的仍然是地方政府的各级财政，追缴的税款又上缴了中央财政，对地方可说是没有任何的好处。基于此，各级行政机关在税收司法活动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干预着税收司法案件的审理活动，同时对于税收案件的执行干预行为更多，许多国企涉税案件都不同程度存在着执行难问题。

二、税务机关行政权力滥用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行政权力对诉讼权力的干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实践中还存在着大量的税收机关行政权的滥用问题。税务机关依法行使税收征管行政权，对于大量应由司法机关解决的问题，如偷税、漏税、骗税等刑事案件，常常以补税加罚款的形式结案，这样做某种意义上就使其年度纳税任务有了保障。另外也有出于对司法审判机关结果的预期不足，或是出于不愿意让司法权凌驾于行政权之上的想法，对于许多的案件甚至与纳税人讨价还价，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以罚代刑，其结果不仅又纵容了纳税人的再次犯罪行为，而且给国家的司法造成直接的冲击，其实质必然是导致行政权的滥用和强化。

三、税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实体法、程序法的障碍

1、《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了税务机关的税收优先权，但行使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1）税收优先权流于形式，难于付诸实践。虽然《税收征管法》第45条做出了税收一般的优先性规定，但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在缴纳所欠税款前优先清偿无担保债权或发生在后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而致使所欠税款不能足额受偿时，税务机关应如何行使税收优先权，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做出明确规定。（2）在财产被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情形下，税收有无优先权？行使优先权该遵循怎样的程序尚未做出明确规定。（3）税务机关能否对担保物权设定在后的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占有和控制的欠缴税款即纳税人的财产，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来行使税收优先权？

2.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关于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税收征管法》第五十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由此可见，《税收征管法》第五十条、《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和第七十四条构成了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司法保障制度的主要部分，但仍有待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有疑问的是，如果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先于税务机关行使代位权而致税务机关无法行使代位权或虽行使代位权但不足以清偿纳税人所欠税款，法律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解决正是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司法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解释》第二十条适用的前提是行使代位权的多个债权人居于平等的债权受偿地位。由于拥有已经公告（公示）的税款的优先权，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非居于平等地位。因此，法律应创设规范：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在依法行使代位权前，须先行通知税务机关并于一定期限后行使代位权，《合同法解释》第二十条才可适用。创设该规范是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司法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方面。否则，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将遭到严重弱化。

四、税收司法人员现实素质存在的问题

由于经济成分的复杂多样性，尤其在我国已加入WTO的背景下，部分纳税人漏税、偷税、抗税、骗税及避税的手段不仅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并且有着向高智能、隐藏性更强等方向发展的趋势，这无疑加大了税收司法人员侦查与破案的难度。同时因为税收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征，对具体经办案件的司法人员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各级司法机关里具有既懂法律、经济又懂税务、税收并精通税务会计知识的高素质复合型司法人员少之又少。因此，税收司法人员的现实素质跟不上今后国际国内税收司法工作的高要求，无疑是我国税收司法实践面临的又一个障碍，要突破此困境，势必要加强税收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对其进行全方面的法律、税收、税务会计等方面知识的强化培训，达到税收司法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

「注释

①翟继光，《欧洲法院在税收协调中的作用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财税法网

「参考资料

1、范立新：《关于税收司法改革思路的设想》，载《财经问题研究》，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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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2007年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和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关系问题更是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在会计目标、确认与计量上具有一些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具体的体现在会计的要素上，比如资产、收入、负债、成本费用等的确认与计量上。本文拟通过以点带面的研究，来探讨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区别与差异，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对如何协调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 财务会计 税务会计 差异 资产类

一、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确认、计量差异的理论根源

（一）会计目标不同

1．财务会计目标

财务会计目标是财务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对财务会计系统整体的构建和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关于财务目标一直有两个观点，一是受托责任观，二是决策有用观。2006年2月15日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提出财务会计目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使用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可见我国目前的财务会计目标是，强调决策有用性，兼顾受托责任。

2．税务会计目标

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不但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管理体制、征纳双方的经济利益和法律制度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针对税务会计的目标，盖地教授认为，为实现企业的最终财务利益，税务会计目标应该具体划分为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基本目标是遵守或不违反税法，即达到税收遵从，从而降低遵从成本；具体目标是向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其进行税务决策、实现最大涉税利益的会计信息。概括来讲税务会计有两个目的：遵守税法和尽量合理避税。”

3．两者比较

克拉尼斯基定律可以用来解释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目标的差异。该定律是美国税制中一条著名的定律，它的基本内容是：如果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方法致使收益立即得到确认，而费用永远得不到确认，税务部门可能会因所得税目的允许采用这种会计方法；如果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方法致使收益永远得不到确认，而费用立即得到确认，纳税部门可能会因所得税目的不允许采用这种会计方法 。克拉尼斯基定律只所以用来解释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目标的差异，是因为财务会计制度为之服务的对象（投资者、债权人）和税法的服务对象（政府税收征管部门）两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和由此导致的行为差异。

（二）确认、计量原则不同

1．财务会计确认、计量原则

新企业会计准则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确认、计量原则，但是关于确认、计量原则却处处散见于准则中。比如第一章总则规定，企业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把权责发生制原则作为了一项会计核算基础；“会计计量”一章中规定，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明确指出了历史成本的基本计量属性地位。此外，新会计准则还引入了公允价值等计量模式。

2．税务会计确认、计量原则

税务会计是以国家现行税收法规为准绳，运用会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连续、系统、全面地对税款的形成、调整计算和缴纳，即企业涉税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一门专业会计。税务会计确认、计量以税法为准绳，因此，税务会计确认、计量原则都隐含在税法中。结合财务会计确认、计量原则，并通过对税法的抽象概括可以归纳出税务会计确认、计量原则。

3．两者比较

结合企业新会计准则和税务会计相关规定我们制作关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确认、计量原则对比表，从表中可以看出以下两点：第一，有些原则名称相同，如“相关性原则”、“历史成本原则”等。虽然两者名称相同，但是由于目标的差异，导致其内涵亦存在差异；第二，有些原则是特有的，如“谨慎性原则”是财务会计特有的，“法定性原则”是税务会计特有的（具体见下表）。

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差异表现-以资产交易事项为例

（一）计税基础差异比较

税务会计中涉及到的税种比较多，为了方便将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进行比较，本文以所得税相关规定来展开本文的研究。原因是所得税是税务会计中比较复杂而且非常重要的税种，采用新会计准则关于所得税的相关规定进行与税务会计所得税相关规定进行比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中规定：“企业在取得资产、负债时，应当确定其计税基础。”并对什么是资产、负债计税基础的定义给予明确：“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以抵扣的金额。”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也在税务处理中也提到了计税基础的概念：“企业的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投资资产、存货等，以历史成本为计税基础。”

新会计准则对资产与负债的计税基础给予了明确的定义，但是税法却没有明确给出，只提到了资产以历史成本作为计税基础，对负债计税基础没有涉及。在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计税基础是指某一项资产在未来期间计税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因此在资产存续期间，资产取得成本如果扣除按照税法规定的金额的余额会随着资产的折旧不断的增加而有所减少，显然这里资产的计税基础是会计上的概念，是由于计算性暂时性差异带来的结果。

（二）资产减值差异比较

资产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是资产的主要特征，如果带不来经济利益，那么就不能确认为资产了。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持有各项资产期间资产增值或者减值，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确认损益外，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础。即税法不允许税前扣除资产减值准备。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资产的后续计量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

（三）折旧摊销差异比较

第一关于折旧范围差异的比较：新会计准则对固定资产的折旧范围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企业应当对所有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但是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除外。企业所得税法详细列举了不得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第二关于摊销范围差异的比较：新会计准则规定应当根据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情况，将无形资产划分为使用寿命确定的无形资产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在后续计量中，对于使用寿命确定的无形资产进行摊销，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摊销，但持有期间每年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税法中并不对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的性质加以区分，统一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不允许税前列支。

（四）公允价值差异比较

新会计准则对资产的计量除了强调历史成本的计量属性外，还引入了公允价值等计量属性。但是税法基本上没有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并且对公允价值计量带来的损益变动也不认可。比如交易性的金融资产和可出售的金融资产，在会计上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时的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而税法规定应计入资产成本，对于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会计上要求计入当期损益并调整其账面价值，而税法规定不确认持有期的公允价值变动。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也是如此。

三、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差异的协调

（一）完善会税制度

首先要完善会计制度体系，主要作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加快完善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保证会计准则体系的完整性和缜密性；能减少准则制定过程中由于个人偏好或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从而保证会计准则的科学性。其次，加快构建我国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加快促进税务会计在我国的实施步伐。财务会计是建立在会计制度的基础之上，而所得税会计是建立在所得税法和财务会计的基础之上。第三完善税制：目前我国的所得税法还存在着不足之处：所得税法没有建立起一套独立的税前扣除标准和收入、费用的确认标准，基本上还是以会计制度为依据确认；对税前扣除项目列支标准规定过严，如企业广告性支出的限额，对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的严格规定等，使得为取得应税收入而发生的许多费用不能在税前足额列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主观性、随意性大，缺乏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二）设立协调机构

我国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的制订分别属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由于两个政府部门的具体目标不同，各自制订的政策法规难免出现冲突，但两个部门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之间的一些暂时性差异可以通过两者的沟通来协调。在制度层面加强两个部门的沟通和配合，可以设立由两个机构代表组成的机构，不论在法规出台前还是执行过程中都加强联系，有助于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的协调，同时也是加强反避税立法建设，完善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的重要途径。

（三）增加涉税信息披露

目前，从财务报表而言，会计信息对税收的支持仅体现在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进行纳税调整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税务人员对纳税申报表中涉及纳税调整事项的核查需要从大量会计资料中找出该业务发生时的原始凭证，既费时又费力。

税法严格地限制成本费用的可扣除性和扣除额度，从而形成了大量的税基保全差异。税基保全差异不可以简单地消除，对于税基保全差异，应该对不合理的加以改善，对于应该承认其存在的可以通过建立税务会计进行协调。比如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方面的所得税差异是税基保全差异，这一部分差异形成的主要是时间性差异，由于这种差异一方面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税法还能对企业折旧及摊销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所以这一差异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可以作适应的调整，其差异造成的纳税调整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税务会计进行协调。

参考文献：

[1]王倩.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及协调.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9:25-29.

[2林枫.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研究.厦门:厦门大学.2009: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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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会计；税务会计；会计模式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3-0105-02

我国税法与会计制度由于目的不同，在会计原则、处理程序和会计制度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而税法与会计制度又客观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两者相互作用与影响。2001年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提出，会计制度应与税收法规尽量保持一致，但税法与会计制度之间差异越来越多；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企业税务会计制度的完善，与国际接轨的趋势日益明显。因此，在完善我国企业税务会计制度中，探讨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及其对策是必要的，也是税法与会计两者协调的制度保证和税务会计的现实选择。

一、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类型与比较

企业税务会计模式是为实现企业税务会计的既定目标具有既定功能的标准式样。由于各国法律、经济体制、会计队伍等社会环境的不同，世界各国的企业税务会计模式不尽相同。

（一）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类型

1．财务与税务分离模式——英美企业税务会计模式。英美属于普通法系的国家，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法律条文本身，成文法只是对普通法的补充，适用的法律是经过法院判例予以的解释。作为法律之一的税法也不例外。所以，法律对经济的约束较笼统、灵活，而没有系统、完整地对企业的会计行为进行规范。

英美企业税务会计模式是典型的财务与税务分离模式，允许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差异的存在，财务会计有充分的独立性，不受税法的约束。企业税务事项由税务会计另行处理，无须通过对财务会计的纳税调整来实现。以股东投资人为导向，税法对企业财务会计所反映的收入、成本、费用及收益的确定产生直接的影响，各个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等都遵循财务会计准则，期末将会计利润（亏损）按税法规定调整为纳税利润（亏损）。

2．财务与税务合一模式——法德企业税务会计模式。法德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体系的特点是强调成文法的作用，在结构上强调系统化、条理化、法典化和逻辑性。实行该法系的国家往往通过完备的法律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法国企业财务会计的规范化就受到了诸如公司法典、证券法典和税法典的影响，所以法德的会计与法律关系十分密切，企业的自受到了很大限制，财务会计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税法的影响。

法德企业税务会计模式是典型的财务与税务合一模式，不允许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存在差异，财务会计被认为是面向税务的会计，税务当局是法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税法对会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以税收为导向，税法对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所反映的收入、成本、费用和收益的确定产生直接的影响，会计准则与税法（商法、公司法等）一致，财务会计处理严格按照税法规定进行。由于其计算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一致，所以无须税务会计调整计算。该模式强调财务会计报告必须符合税法的要求，税务会计也就无须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

3．财务与税务协调模式——日本企业税务会计模式。日本经济立法全面，近乎大陆法系。就会计规范而言，起重大作用的法规是商法、证券交易法、税法和会计准则。商法、证券交易法是会计规范的具体条文，有关会计的核算、账户及会计报告的编制、格式、审计要求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会计准则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原则性的内容较多，事实上是对商法、证券交易法及税法的补充。日本的会计处理是一种法律规范，但由于税法与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税务会计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纳税调整的形式。日本税务会计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既不像英美那样财务与税务分离，也不像法德那样财务与税务合一，是表现为依据税法对财务会计进行协调的会计，即税务会计是一种纳税调整的会计方法体系。

（二）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差异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经济贸易的不断扩大，税法与会计的目标越来越明确、具体，两者偏离呈扩大趋势。国际上的财务与税务的分离、合一、协调等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比较，如表1所示：

二、我国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

（一）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差异比较

构建我国的企业税务会计模式，应当根据国情，有别于他国。因为英美等国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单税制体系，其税务会计实际上是所得税会计。而我国是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复税制体系，不仅所得税方面针对永久性差异和暂时性差异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增值税的进项税额、销项税额在会计与税法的处理上也存在差异及调整问题。

此外，英美等国的会计准则由会计职业团体制定，与税法不存在主动协调的问题，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较大。而我国会计准则由财政部制定，在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存在着与税法主动协调的可能性，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之间的差异不会像英美国家那样大。

（二）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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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务管理的目标

税务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合法规划。尽可能地降低税收损失，避免发生意外状况。②正确把握企业税务风险中的关键，对税务风险规避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排除。③降低由税务风险引起的其他成本以及对企业的影响。④使企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提高，加强对税务风险的监管力度。

二、存在税务风险的原因

1.税收立法层面

（1）中国税法的立法基础。我国以公法作为主体，整个税法体系首先建立在保障国家行政利益的基础上，对国家行政权力的保护力度显著高于对纳税人利益的保护。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权责关系不对等，纳税人处于一种相对劣?莸牡匚弧?

（2）我国税法体制的缺陷。我国的税法体系还不够完善，很大一部分的税收法规还需不断完善，因而容易导致税法规定与纳税人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况发生，使纳税人不知所措；有些税收法规变化太快，朝令夕改，纳税人不能及时准确掌握，也会增加纳税人的税务风险。

2.税收行政方面

（1）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信息的不对称性。税务机关缺乏对有关政策法规的宣传，一般只限于有效范围的解释。纳税人对于新出台的税收政策往往不能及时掌握，容易落入税收陷阱。

（2）税务行政机关税法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缺乏约束。税收机关在对纳税人具体经济行为适用政策界限行使解释权时，通常只进行原则性答复，这也给纳税人造成了巨大的税务风险。实际税收行政执法时，往往还存在着税务机关及人员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当的现象，严重损害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也增加了纳税人的税务风险。

（3）实际经营环境方面的风险。实际经营环境方面的风险，主要是税收秩序方面的有关社会问题，也会增加纳税人的税务风险。另外，虚开、代开增值税发票等交易过程中的问题也给纳税人带来了极大的税务风险，同时还存在着虚假发票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税务风险管理策略

1.尽量避免税务风险

为有效避免税务风险，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不进行无法承担的税务风险较高的活动及交易，避免相关的财产、资产损失，按照公司标准执行。（2）可以采取推出一个市场或地域，或者抛售、放弃一个相关产品及业务的策略来规避税务风险。（3）设置全新的目标以及制定新的策略和资源配置方案，从而停止相关活动。（4）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筛选，从而避免回报低、不符合公司策略和无法承担的高税务风险活动。（5）还可以通过计划和进行内部防护措施来避免税务风险。

2.税务风险保留

税务风险保留，即：（1）接纳当前的税务风险水平，避免税务风险水平增加。（2）在符合法制及市场环境的前提下，适当增加额外费用，来补偿承担税务风险者的损失，对相关产品或服务进行重新定价。（3）通过以下方法实现税务风险自保：及时评估税务风险；分析先行税务风险的关键控制点；进行适当的纳税规划，在能够接受的税务风险水平下保持之前的业务操作方式。（4）配置相关人员作出决策，以及按期测评及监控税务风险，从而制定出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关措施。

3.降低和控制税务风险

一方面，对业务操作模式进行适当调整，降低税务风险的发生率；另一方面，控制内部税务操作规程，把无法预料的意外税务风险事件控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

四、税务风险管理方式

1.选择规避税务风险的关键税种。经营范围广、组织机构庞大的企业，其涉及的税种繁多，决策变得十分复杂。不同性质的税种，其收益也不一样，其进行税务风险规避的方式及策略也并不一样，因此，想要达到规避税务风险的目的，往往应该选择有重大影响的税种。

2.合理充分的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利用要把握好力度，一方面要与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相符；另一方面也要合乎企业的整体经营战略。

3.企业日常经营与业务流程中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应注意进行有效防范。比如，在对外签订经济合同时，要重点核实对方负责人的纳税主体资格以及纳税资信状况等信息，避免发生对方转嫁税务风险的情况。

4.建立健全税务风险管理系统。主要包括：（1）税务风险识别系统。关键是建立经济活动税务风险的模型，推测可能发生风险的概率。（2）税务风险预警系统。其作用是及时报告风险，传达风险信息并且建立起风险资料库。（3）税务风险决策系统。作用是制定和实行风险管理原则，规定风险指标和具体的规避方法等。（4）税务风险规避系统。负责实际进行风险规避的行为，重新分配或转移风险。（5）税务风险监控系统。对风险管理的整个过程进行全面的监测及控制。

5.设立专业的税务部门。该部门的工作人员其主要职责是尽量减少税务风险。许多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投资，其企业内部也都设有税务经理，税务部也有很多工作人员。税务经理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纳税管理，一方面要尽量规避税务风险；另一方面还要设计出最恰当的纳税方案，使企业能够合理节税。

6.纳税调整。现行税法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企业进行纳税申报时，需要进行纳税调整。所以，财务人员在掌握会计准则和制度的同时还要十分熟悉税法，可以分析、比较出会计准则、制度与税法之间的差异。

7.实行纳税检查。企业既可以进行内部纳税检查，也可以聘请税务师进行税务审计。还可以聘请税务专家评估相关涉税问题的税务风险，从而制定更加专业化的预防措施。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企业财务会计资料、发票管理等相关涉税事项的检查，并且根据企业主营项目或产品确定重点监控对象。加强企业内部审计，尤其是加强纳税风险管理审计，定期审核纳税风险管理制度是否能有效进行，并对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健全性和符合性测试，不?嘟∪?和改善内部控制制度。此外，还要加强企业内部的沟通，及时收集整理企业的涉税信息，建立纳税管理信息的沟通平台。

8.企业对于挂靠部门和人员应该谨慎接纳，以免成为开票公司。

9.加强对涉税人员业务能力的培训力度。企业应结合各种有效的方法以及相关资源，加强相关涉税人员对税收法律法规及各项税收业务政策的学习力度，帮助他们及时掌握和更新税务的相关知识。进而提高其规避税务风险的能力，为降低和防范企业税务风险打下坚实的基础。

10.加强与税务机关的有效沟通。企业应注意与税务机关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当企业发生重大经济事件时，如对外投资、涉足新行业、资产处置、采用新的会计政策等，都要主动向相关税务部门进行必要的咨询，听取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来保证企业能够合法合理纳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降低税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