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结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税制结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调结构为先

《新理财》：现在大家都很关注“两会”，您作为一位财政局长和一个公民，您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

姚建刚：首先作为一个财政局长来说，我最关心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也是当前工作的主线。

但是现在县级经济缺乏发展的持续动力。一方面，工业经济应该是县域经济的主体。但是工业这方面的主要税收归中央，比如增值税75％归属中央，具体到望城，除去还要上交给省里的，增值税只能拿到18.75％，这样导致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不高。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发展房地产的积极性很高，因为房地产行业的大部分税收都归地方。

这样就会导致实体经济的空虚，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地方政府应该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关系。

《新理财》：面对这种局面，应该怎样调整?或者说“调结构、转方式”应该如何入手?

姚建刚：首先要改变税制，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分享关系。一方面可以下放工业主体税收，比如增值税上交比例减少，房地产行业的税收则应该多向中央上交一部分。这样中央财力也不会减少，地方也有积极性发展工业。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最关心的政策是中央应该加大对两个群体的投入，一个是低保水平群体，提高其生活水平，另一个是加大三农投入，各个阶层中，最困难的还是农民。

减速增质之路

《新理财》：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二五”期间，GDP增速减为7％，应该说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您怎样看待这种信号?

姚建刚：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值得肯定，但是发展质量也受到一些质疑。 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也喊了多年，但是成效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考核指标有问题，过于追求GDP。 这次总理报告中，把发展经济的“质量”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到了重要关头。

《新理财》：如果经济放缓，是否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或者说这几年财政将面临很大困难?

姚建剐：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应该不存在。地方财政收入总量的提升决定于地方财政结构的质量。

财政总量和可用财力是不同的概念。比如一个县的财政总量是10亿，但是建立在土地收入上，除去土地成本，税费等等，可能剩下的可用财力只有3亿元。

所以关键还是税收结构的调整，提高财政收入质量为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构建以营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

轻税负，小预算

《新理财》：“两会”期间，很多政协委员质疑现在的税负过高，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太重，您怎么看?

姚建刚：应该来说税负比重比较适中。从数据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从县级财政来看，占GDP的比重只有10％左右，甚至还不到。 另外在我们国家，企业纳税理念与国外有差距。国外企业以偷税漏税为耻，但在我们国家，普遍存在偷税纳税的行为，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新理财》：财政部说今年会公布中央本级的三公消费支出，对于三公消费老百姓很敏感，您怎样看待这个事情?如果地方要公布三公消费支出，可能更难，难在哪?

姚建刚：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可以加强财政透明度。 从我们望城县来说，公布三公支出没有难度。这部分支出情况，已经在县直机关公布好几年了，只是没有拿到网上公布，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情况。不向老百姓公开。主要考虑到，一是老百姓不了解机关工作，二是这些工作需要慢慢推进，不能一步到位。 开始公布这些东西有点难，但各方面习惯了就好展开了，这其实对领导既是种监督，也是种保护。

另外，对预算工作也是种推动。我们望城县以前给县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只是个“大预算”，比如教育、农业等分别花费多少，现在审议的都是部门预算，具体到各个口的具体支出，比如农业上，哪个镇什么时候修的水渠?花了多少钱?这样就提高了政府花钱的效率。

《新理财》：刚才我们探讨的其实就是预算公开的问题，这些年，上级也是一直来推动这个事。但是步伐还不够快，是什么原因?

建刚：预算公开的程度取决于一个地方民主、法治的程度，也取决于财政改革的程度。 但同时也要理解一些地方的难处。特别是一些贫困的地方，财政收入本来就低，在保运转之后，民生这一块投入就比较少了，老百姓肯定有意见，所以是没有公开的底气。

基层财力保障

《新理财》：现在很多地方，县级财力比较紧张，怎样构建一个持续的县级财力保障机制?

姚建刚：归根到底，还是一个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县级财力归中央、省里的太多。现在流传的一个说法是“中央是甜日子、省里是好日子、县里是苦日子、乡里是日子”，就是一个很形象的写照。

比如义务教育这一块，我这些年一直在呼吁，应该以中央投入为主，加大一般转移支付，化解县乡财政的困难。

为什么这么说?现在义务教育阶段，都是以县级投入为主。从幼儿园开始到高中阶段，县级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他们考上大学后，就到别的地方工作了，对本地的贡献也不大。当然最后都是提高了国民的素质。

国家规划教育的投入要占到cDP4％的比重，但是我们望城县地方教育投入占到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教师工资、学生投入等等造成了很大负担，如果中央能够把这一块兜起来，那我们负担就减轻很多，我相信全国其他2000多个县也赞同这种观点。

《新理财》：望城县这几年财政收入增长很快，财政实力不断增强，结合今年“两会”财政工作的一些重点，2011年望城财政将有哪些重点部署?

姚建刚：望城县这几年财政收入的提高。得益于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今年财政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开展。

篇2

关键词:税收;征管;税制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5-0168-03

1 税制结构优化与征管水平的关系

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知情者的纳税人,很可能会在税收制度实施中隐藏自己的涉税信息､隐瞒自己的涉税行为而使具体的纳税行为偏离税制规定,达到其偷逃纳税义务以增加自己当前利益的目的｡因此,必须通过税收征管才能实现税收收入,实现税制设计目标,而纳税人的文化水平､征管机关的自动化､电子化水平等都会影响税款的征收,因此这就需要政府建立起有效的税收征管机制,保障税制的准确实施｡

1.1 税制结构优化需要考虑税收征管的成本和征管能力

税制优化和税收征管是密不可分的,税收征管是保证税收制度有效运行的手段,税收制度目标依赖于税收征管来实现｡目前纳税成本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征税机关从事征税､管理等活动所产生的成本;二是纳税人在缴纳税款时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及所花费的时间等造成的成本｡因此,优化税制应当考虑到税务机关的征管费用和纳税人的依从费用 [1]｡因此,税收征管成本对优化税制目标的实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大到足以扭曲优化设计的税制目标｡

税收征管能力对税制结构优化有制约作用,所使用的税制模式只有当它与政府征管能力相适应时,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也就是说,税收征管所具备的相应的技术手段､征管水平､征管队伍所具备的相应素质,对税制的实施必不可少｡因此,必须避免不顾自己的征管能力,片面追求税制优化,虽然税制结构设计理论上可能比较好,但由于没有当前的征管能力作支撑,反而可能导致税收征管中的税收流失,不能达到税制的既定目标｡因此,在政府征管能力许可限度内选择和调整税制结构才是最符合实际的｡政府征管能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的征管能力通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是可以提高的,政府征管能力的提高给税制结构的选择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有助于税制结构的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努力提高政府征管能力是我国税制改革与征管改革长期发展的重要任务｡

1.2 税制优化有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

税收征管能力对税制结构优化有制约作用,但反过来,政府税收征管能力､税收征管环境等因素影响优化税制设计的同时,税制结构的优化设计又有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评价税收征管效率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考察取得定量收入所耗费的征管成本;另一方面也要衡量由于政府征管能力不足以及纳税人逃避纳税而造成的税收损失;同时还应考虑税收征管能够征收多大规模的收入,以满足政府必要支出的需要,又不会对经济产生过大的消极影响｡因此过于简化的税制虽然其征管成本很低,纳税人也难以逃税,但集中的收入有限,又不够公平｡而符合实际的合理的税制结构,一方面有利于征集到适度规模的税收收入,满足了政府必要的支出,发挥了税收的职能;另一方面也使税收征管部门有能力承担征管任务,做到应收尽收,能较好实现税制结构设计的目标｡同时,合理的税制结构也有利于减轻纳税人的抵触情绪,有利于纳税人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有利于纳税人之间的相互监督,这一切无疑会提高税收征管效率[2]｡

2 提高征管水平的措施建议

2.1 建立健全税收法律体系,不断改进和完善税源管理､税种管理

税收征管是以完备的法律制度为依托的,税收的缴纳在一定程度上是纳税人的非自愿行为,税收征管的实施需要有确实､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税收征管程序､方法､手段及相关措施都应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使税收征管的一切行为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有法可依｡我国应尽快制定和颁布适合我国情况的税收基本法,作为我国税收工作的根本大法?鸦提升现行各税收法律的级次?鸦加强税收法律对征税人的约束,对税收征管手段､措施和操作规程在法律上做出明确规定,保证税务机关依法行政,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而健全税收征管实施的法律依据,真正使各行为主体的任何税收行为都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进行｡

同时应进一步加强税收经济分析,以税收弹性和税负分析为突破口,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税种､行业､地区､纳税人的税收与经济的对比分析,找出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和问题,提高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积极探索建立税收经济分析､企业纳税评估､税源监控和税务稽查的互动机制[3]｡还要切实加强户籍管理,充分运用经济普查､工商登记等数据资料,强化对纳税人户籍信息的动态管理｡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制定工作规范,狠抓责任落实,充分发挥其在税源管理中的作用｡加强纳税评估,完善评估指标体系,规范评估结果的处理,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的遵从度,促进纳税人如实申报纳税｡通过落实增值税申报纳税“一窗式”管理操作规程,规范增值税网上申报管理,强化票表比对及推行增值税防伪税控“一机多票”系统,将增值税普通发票纳入防伪税控系统管理｡进一步完善对“四小票”和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的清单管理,继续采取加强商贸企业增值税管理的一系列措施,使国内增值税收入大大高于工商业增加值增长｡深化企业所得税管理,完善管理办法,堵塞管理漏洞,实行新的纳税申报表,改进汇算清缴工作,规范税前扣除标准,改进汇总纳税管理办法｡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建立高收入者纳税档案,强化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代扣代缴,推进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工作等｡

2.2 加速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税务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管理创新,实现人机的最佳结合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税务管理信息系统,是我国税收征管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将使我国税收征管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1995―1997年间,增值税发票存在很多问题:假发票满天飞､虚开发票的案件年年层出不穷,但通过信息化就控制住了,增值税的生命线保住了,新税制也保住了｡近年来,我国逐步建立的税务管理信息系统,其基本模式是以税务总局､省､地､县局四级为主干网,以统一规范的征收管理系统为平台,以税收企业管理应用系统(包括公文处理､税收法规查询､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后勤管理等系统)外部信息应用管理系统(包括互联网､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及纳税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等)､税收决策支持应用系统(包括建立在综合数据交换处理系统之上的税收预测､分析等辅助决策应用系统)为子系统｡通过积极整合各项信息资源,进一步强化和拓展数据分析应用,依托信息化开展纳税评估工作,提高各税种税源管理水平｡通过加强信息化基础建设,构建数据处理分析体系,提供支持各税种管理部门的数据分析应用平台,为查找征管工作的薄弱环节和加强税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有效帮助｡税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客观上要求税务机关加强管理,并在管理观念､管理体制､管理方法上进行创新,不断提高税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能力,真正做到人机的最佳结合,充分利用机器设备,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

2.3 大力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加大涉税违法案件查处力度

税务部门应深入开展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重点查处涉税违法案件和组织税收专项检查,加大对涉税违法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对房地产业及建筑安装业､服务娱乐业､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煤炭生产及运销企业､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及用废企业和高收入行业(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个人所得税等进行税收专项检查,并选择一些重点地区和征管薄弱领域进行税收专项整治｡要建立起有效的税收稽查机制,确定合理的税收稽查面,提高税收稽查的针对性和准确度?鸦提高税收稽查的技术水平,提高税收检查人员的业务水平,使税收检查人员能够适应当前税收征管模式条件下对税收稽查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机制以达到税收征管的目的,即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但目前我国税收处罚力度较弱,税收稽查技术和稽查水平不高｡如个人所得税逃税现象十分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逃税的惩罚太轻｡虽然在《税收征管管理法》中,对偷税做了较为严厉的处罚规定,但实际对个人偷逃所得税发现率较低,实施处罚往往较轻,使偷税机会成本较低,偷税比重较大｡针对此种情况,我国应加大税收处罚的力度,提高纳税人偷逃税的机会成本,对依法纳税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

3 结束语

税制结构优化设计涉及很多方面,征管能力和征管水平只是影响优化税制结构的一个方面,但征管水平的高低对设计税制结构的目标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水平,对设计优化我国税制结构,实现税收职能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龙卓舟.税制结构优化与税收征管的关系[N].中国税务报2002-04-02.

篇3

积极财政政策虽未“淡出”但已“转型”；2004年中国将全方位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

作为财政改革的另一个方面，中国的财政政策已经开始从总量政策转向结构政策。人们看到，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中央财政每年将数千亿元人民币的国债发

行收入直接用于投资，借以拉动疲弱的内需，维系国内生产总值于7%左右的增速前行。

这些财政投资项目的选择性自然很强，比如支持交通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以及退耕还林、西部大开发等，应当说带有明显的优化经济结构的特点。

但是，由于国有经济已经明确“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调整思路，能够允许政府投资的领域势必过于狭窄，使得政府投资对中国急需的产业结构调整几乎无法产生影响。因此，经济学界通常认为，以“国债收入直接投资”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还是一个总量政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十分有限。

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按照中央《决定》的要求，财政政策的目标被锁定于“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

这短短一行字中孕育着一场变革，即“税制改革”。因为只有对不同的行业课以不同的税率，才是优化国家经济结构的最有效的方式。《决定》同时也告诉世人：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制订的前提都是“国家计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

《决定》已经明确提出中国将推进“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2003年12月，《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3、2004》一书正式出版，表明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已经敲定。

从现实看，农业税改在全国推广实施、出口退税率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企业所得税率调整方案大体成型、增值税转型(从流转税变为消费税)即将在东北试点，等等，就《财经时报》目前掌握的信息，一系列重大的税制改革已经上路，并在2004年必将形成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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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制结构；税种；分类

一、税收理论基础

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税收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其产生有着三个方面的条件基础。其一是制度条件，也就是社会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如果说社会处于完全的公有制经济情况，也就是说私有财产不被允许的情况下，税收也就不复存在。其二是社会条件。由于公共事务的发展，公共需要也逐步扩大，包括公众对生存、发展、生活、交往、安全等方面的共同需要。其三是政治条件。滥觞于部落联盟形成的公共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形成，公共权力被进一步加强，征税权，即国家依法向国家范围内的居民征税成为国家是否具有的重要标志。

至于税收的本质，也就是税收是什么的问题，中外学界众说纷纭。总体说来，有税收负担说、利益交换说、国家主体说和公共需要说等。

税收本质的观念差异直接影响到对税收目标的认同。基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和发展目标，我国在对公共需要说予以主观认同的情况下，认为税收目标应当是：在市场对经济资源配置有效的情况下，保持税收中性以减少效率损失；在市场对经济资源配置低效或无效的情况下，强化税收杠杆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二、税制结构要素

所有的宏观税收问题，无论结构由繁入简，抑或由简入繁，都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税收规模、税制结构和税收制度（马国强，2015）。其中，关于税制结构所指何物，有着不同的说法。国外学者论述较少，而国内学者主要持有三种观点。侯梦蟾（1986，1990）认为：税制结构是政府以集中收入与调节经济为目的设立的税收体系，包括税种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分布与占比，这一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刘颖（2012）认为，税制结构就是指税收制度中税种的构成及各税种在其中所占的地位，主要包括税种的设置，主体税种的选择以及主体和辅助税的配合等问题。换言之，税制结构等于税收制度。

根据定义，税制结构包括两个部分，即税种的组合方式与地位分配。其中，组合方式是指各个税种在实现税收目标的过程中，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分布；税种相对地位，是指在经济结构和税收体系中的重要性排列，表现为各类、各具体税种占GDP或税收总额的比重。

其中，根据税种的多寡可以将税制结构分为单一税制和复合税制。由于单一税制并不能够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与足量，因此不能够充分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各个国家鲜有实践。复合税制下，多样化的税种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能够有效地保证收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因而为多数国家所采用。我国建国以来，税制由繁入简，再由简入繁，都实行的是复合税制。复合税制所包括的各个税种之间的组合与协调、每个税种内部税制要素相互间的组合与协调、征收管理层次的组合与协调等内容，共同构成了多角度、多功能的税制结构。

三、影响税制结构的主要因素

1.生产力发展水平

经济活动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著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之所以称其为简单的或古老的直接税，是因为当时的税收在征收时不对课税对象进行区分，一视同仁，并不会考虑课税对象的客观情况。

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简单的税制已经不能满足财政的需要，力役税、实物税由于其较高的征收成本而逐渐让位于货币税。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前提下，政府开始加强对商品和流通行为课征间接税，逐渐形成了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

在资本主义逐渐发展之际，许多税可以通过提高价格予以转嫁为消费者负担，因而间接税非常受资本家欢迎。然而随着商品经济日渐统一，经济主体之间协作加强，重复征税逐步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以商品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征收的间接税，在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过程之中，往往会发生多次流转，而流转次数与所征税额之间因此形成的正比关系，使得流转次数越多，商品的价格越高。这种情况很不利于企业的市场竞争和扩大再生产。其次，征收以消费品为课税对象的间接税，提高了消费品价格，使得资本家别的不提高公认的名义工资，而这又进一步转变为生产成本，进而影响资本家的经济效益。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进一步催化了税制结构的改变，通过改变关税比例来提高本国商品的竞争力，是常见的国家行为。

2.政府意愿

税收除了具有财政收入职能，还有调节经济职能。国家在设计税制的时候，会有意识地通过税种、税率、税收优惠等手段的协调与配合来贯彻国家意图，从而使微观主体的行为符合整个国家的宏观需求。通过利用市场主体的理性，影响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实现经济宏观调控。

3.税收征管水平

一定的税制结构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征管水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体现，会广泛地分布在税收征管流程的各个位置，如税收征管手段，征管监督机制。因此在发达国家，所得税成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成为可能；而在发展中国家，一般仍以流转税作为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

4.国际税收制度

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在国际竞争中“独善其身”已经日趋变得不可能，这不仅仅体现在商品竞争，也同样地体现在税收制度上。一国税制的变动、改革与发展，往往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与冲击。比如在20世纪的美国税制改革，直接引发了国际税制改革的热潮。国际竞争中，资本往往有着不可思议的流动性。

四、不同税制结构及其特点

1.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

在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都是重要税种，同时以选择性商品税、关税和财产税等进行补充，可以弥补所得税在功能上的欠缺。

2.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

在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中，增值税，一般营业税、销售税、货物税、消费税、关税等商品课税税种作为国家税收收入的主要筹集形式，其税额占税收收入总额比重大，并对社会经济生活起主要调节作用。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在商品税种欠缺的情况下，起到了一定作用。

3.双主体税

在部分国家存在着所得税与流转税并重的情况，两类税种在税制结构中作用相当，其相辅相成，各司其职，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税制结构。

为了更科学地划分现阶段现代税制结构的基本类型，应当明确水中组合方式的表述方法和税种分配的量化指标。根据税收的适度性、公平性与效率性原则，在设置税种时，必须避免税收漏洞和重复征税，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换言之，位于同一层级的税种是相互矛盾的。而税种分配的量化指标，可以用分税占税收总量的比例。不同层级矛盾性税种的分配，只能量化为各税总量占税收总量的比重，无法融合，统一量化。

参考文献：

[1]侯梦蟾.试论我国社会主义税制结构问题[A].1985年中国税务学会年会税收理论文集[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117～131.

[2]胡怡建.税收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214～215.

[3]李华，任龙洋.中国省级税制结构优化：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红利[J].财贸经济，2012，10：34-40.

[4]伦玉君.完善我国税制结构的探讨[J].税务研究，2014，06：29-33.

[5]马国强.税制结构基础理论研究[J].税务研究，2015，01：3-15.

[6]王诚尧.国家税收教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2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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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税制结构；结构性减税；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4-0101-06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缓行下协调结构性减税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亟待深入解决的重要问题。对税制结构、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国内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究。储德银（2012）将所得税、商品税与财产税作为关键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税制调整对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得出财产税挤入居民消费需求、商品税和所得税挤出居民消费需求的结论[1]。李香菊（2013）则是基于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采用长面板研究各税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证明不仅渐趋完善的税制结构对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日益明显，而且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间接税的累退性一定程度抑制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2]。赵蓓（2010）基于霍尔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建立消费决策模型，研究减税与政府扩张促进居民消费的关系[3]。从国外理论看来，似乎上述结论有悖于李嘉图等价定理，但如Carroll（2001）与Blanchard（1985）所证明，由于个体寿命与个体预防性储蓄等不确定性存在，政府支出与减税政策效果不会被个体未来的完美预期消费决策行为所抵消[4，5]。换言之，使得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条件在现实中其实难以满足，更符合实际的是宏观财政政策能影响当前个体消费决策，从而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积极作用。Ljungqvst和Uhlig（2008）在Andrew B.Abel的“不甘落后（Catching up with the Joneses）”效用函数框架下分析最优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影响[6，7]。

目前很多学者在税收总量层面考察居民消费需求已经分析全面、成果丰硕，也有少数通过划分税种进行实证的研究结果颇具价值，这都为我们研究居民消费与税制结构关系提供了启示。但笔者认为，首先，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多年，鲜有在此背景下，较为全面、完整的总结改革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需求作用的成果。其次，未有人考虑税制结构调整影响居民消费的空间外部性，即结构性减税政策在某地区是否存在外溢性作用于相关或邻近地区。最后，需要考虑财政支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程度方面，在我国实施减税政策提高消费需求的同时，是否会挤出政府部门的相关扩大内需支出，弱化结构性减税效果。因此，本文力图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体现在有利于检验我国税制结构调整政策的作用与实施效果，弥补考察结构性减税与居民消费关系的不足，更加清晰准确地揭示和认识近年来税制结构变化影响居民消费的轨迹，进而为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方向提供借鉴。

二、我国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现状

对于结构性减税内涵，贾康[8]（2011）总结为两方面，一是强调“减税”降低实际税负水平；二是强调“结构性”，有别于简单全面的减税，是有选择性的、优化结构的安排。虽然政府征税存在效率损失，直接或间接的减少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抑制了居民消费，但在既定税收收入下，通过调节税制结构、税种间比例仍可以达到一定税收总额约束下最大化居民消费的效果。

我国对从税制结构角度调节居民消费的政策能力十分关注，但仍在实践中探索其实效性，缺乏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支持。

理论上，商品税、财产税、所得税都会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影响。调整所得税，直接关系到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影响消费决策，存在收入效应。调整商品税，改变当前消费的相对价格使得居民消费结构与选择方向受到影响，消费者将依据自身效用函数调整需消费的商品组成，即替代效应。财产税是对财产征税，调整财产税，使当前购买财产与当前消费间产生替代效应，财产税负担增加将使消费者获得财产的相对效用降低，转而进行当期消费的相对效用更高。

三、税制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

图1以几何坐标轴分析税制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图中曲线代表消费者效用的无差异曲线，纵坐标代表居民储蓄，横坐标代表居民消费。初始情况，税前消费者预算约束线为直线AB，政府对居民所得与财产净收益征税，预算约束线平行下移至EF。同时，政府还对消费商品征税，对财产所有征税，由此产生的替代效应使EF变换至EH。此时，消费者消费和储蓄分别为X2和Y2。于是可假设：税制结构变动的收入效应使消费者在调整后受到的预算约束相对于调整前有所减弱，预算约束线上移至CD。此时，若替代效应保持不变，最终预算约束线应是平行于EH 的直线CM，消费增加量为HM。但商品税与财产税的变化将改变居民当期消费结构与跨期的消费储蓄分配决策，使得新的最终预算约束线CG不再平行于直线CM，两者的综合替代效应使消费者做出决策调整，提高当期消费，即CG斜率小于CM。最终，消费增加量为MG。

最终预算约束线CG与无差异曲线U0相切，对应消费为X0，储蓄为Y0。收入效应使消费支出增长X0X1。而X1X2代表着替代效应的消费变化量。X0X2就为税制结构变化刺激消费的总增长。同时，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框架下同样尝试推导税制结构对消费的影响路径。

所得税征收率t1与居民消费倾向为负向关系；商品税与财产税对消费的替代效应改变居民消费倾向，即β与T2存在负向关系。因此，我们得到消费函数C（t1、T2）的一阶偏导数均为负。这与前面使用几何图形说明的结果一致。

综上，笔者认为，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税制改革，可以充分利用税制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达到改变居民倾向、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引导居民合理消费与储蓄的目的。而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商品税、财产税、所得税三方面究竟给予了居民消费何等程度和何种方向的作用，我们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来获得结果。

四、构建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实证模型

（一）模型设定

1.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现实中居民消费是一个跨期动态过程，经济中个人遵循着跨期效用最大化路径以配置自己的消费支出。个体会基于过去因素相关的经历来考虑当前环境下的行为，这意味着考察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动态关系颇为重要。因此，为了修正动态数据结构引发的内生性问题，防止参数估计的有偏和不一致，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式（SYS-GMM）考察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下税制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

被解释变量Cosuit代表居民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Comtit、Inctit、Protit分别代表商品税对数、所得税实际税率、财产税比重，Unit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Gdpit是名义人均生产总值，Czexpit代表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以地方财政历年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及文化体育传媒四项支出总额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计算得到。Lcit代表流动性约束，用城镇及农村的居民收入减去消费性支出得到的人均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最后，模型中的μi是各省份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γt是时间效应，εit为估计误差项。考虑到本文采用短面板数据，将滞后项最大阶数均取1，即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Cosuit-1作为解释变量，体现居民消费的动态变化。各变量下标i、t分别代表第i省与第t年。

2.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空间权重是空间计量模型的关键要素，是地区空间外溢性的体现，又鉴于此步骤旨在检验我国结构性减税下税制结构调整是否存在空间效应，因此，将存在共同边界的省份视为相邻，地区与其自身视为不相邻，相邻地区权重取1，不相邻地区权重取0，选用空间杜宾（SDM）模型进行分析：

式中，W代表省份间以地理相邻关系特征所确定的空间权重矩阵，W×Cosuit表示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支出的空间滞后变量，其系数β0反映相邻省份居民消费支出情况对本省份居民消费影响的方向与大小。同样，W×Comtit、W×Inctit、W×Protit表示相邻省份的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变动情况的空间滞后变量，对应系数显示各结构成分对本省份的影响程度与正负。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以及误差项均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含义一致。

（二）主要变量定义

1.商品税。商品税变量选择用增值税、消费税及营业税之和的对数进行描述。增值税属于中央地方共享税，在计算商品税额时，根据中央与地方间3∶1的比例分成原则，将各省份国内增值税的4倍作为当年各省份实际征收到的全部增值税额。营业税直接加入商品税变量。另外，选取《中国税务年鉴》中相应消费税数据与增值税、营业税求和。

2.财产税。实证部分财产税变量以各省份历年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和契税之和占该省当年税收收入比重得到。

3.所得税。在实证过程中税制结构的所得税部分仅考虑个人所得税。选择个人所得税税额除以居民收入得到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个人所得税中央地方分成比例为6∶4，因此，同样乘以2.5倍进行反向处理得到各省份每年征收的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

（三）数据来源说明

计量模型和数据选取样本时序跨度为2004～2012年。将数据横截面选取为全国31个省份，除消费税数据其他所有基础数据均取自2005～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此外，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笔者对基础数据均进行平减处理。在控制变量中，财政支出变量与流动性约束变量也是商值形式。但在计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变量时并没有预先进行平减处理，是考虑到名义性物价因素会影响居民消费的决策，对居民产生一种虚假的价格改变现象，所以人均生产总值采用包含物价指数波动的名义值。

五、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一）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与分析

鉴于矫正异质性导致的估计误差，在考察动态回归之前，本文预先采用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来检验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作用。结果支持了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税制结构成分对居民消费不同程度与方向的影响。

而实证检验中运用动态模型考虑居民消费支出的动态变化将更符合现实。回归结果如表1。

AR（1）、AR（2）统计量用于检验模型差分方程误差项是否存在一阶与二阶自相关，AR（2）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动态模型序列不相关。Sargan检验考察的是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根据检验结果在10%的置信水平下，我们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所有的工具变量均有效。由此可知，本文使用系统GMM估计的结果是可信的。

滞后项变量Cosuit-1的系数估计值为0.84829，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消费具有动态的自我增强能力，居民消费上一期的“发育”程度决定了本期的“成长性”。

关键变量Inctit系数为-0.13810，通过5%显著性检验，与居民消费负相关。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多年所得税调整使居民承担的所得税实际税率每提高1%，居民消费支出将有0.13810%的减少。因此，我们可知近几年的两次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与暂停征收利息税等措施都未能从实质上改变所得税负担对消费需求的约束，其调整仅仅是落后的收入再分配机制的与时俱进，还未能实质上产生刺激经济引导消费的作用。虽然所得税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居民消费支出，但不能单纯立足其经济效应抑制消费而否定其地位与重要性。所得税属于直接税，加大直接税比重是我国税制的一项重点改革方向，改革所得税时还需要兼顾财政收入、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等多方面，将所得税视为整个税制结构的成分之一，总体上与其他税类统筹协作来刺激消费与调节宏观经济各方面。

Comtit与Protit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通过1%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商品税收入实际值每增加1%，居民消费支出提升0.11279%，财产税税收比重增加1%，居民消费支出更是增加0.33970%，这表明施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税制结构调整后，商品税与财产税挤入了居民消费，支持了税制结构调整的商品税与财产税的替代效应。征收财产税产生较强替代效应，结果是购买财产所获效用小于使用该收入进行当期消费，以致增加了居民消费。

由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可知，Czexpit系数通过5%显著性检验为0.06196，Gdpit、Lcit系数通过1%显著性检验分别为0.00810和-1.15021。这说明政府有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文化体育方面的公共服务支出导致居民能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前提下更多地消费而不是进行预防性储蓄；人均生产总值表明当地的社会发展程度和本地区拥有良好的消费环境，选择范围广、消费品众多能刺激居民将更多收入支出于消费；流动性约束每增加1%，消费支出减少-1.15021%，系数绝对值较大反应出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决策抑制力强，所以从货币角度来说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开放程度与居民消费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

（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前，我们必须先对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支出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如图2，莫兰指数为0.303037，且P值为0.0070，通过1%显著性检验，可以确定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存在一定空间正相关性。因此，有必要引入空间因素来分析居民消费支出的跨区域作用。另外，在分析固定效应模型时通过豪斯曼检验我们确定了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所以，下面利用Matlab2009a软件进行固定效应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结果见表2。

W×Cosuit的系数为0.13000，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即我国各省份地区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证明相邻省份地区居民消费对本省居民消费存在刺激作用。商品税空间滞后变量W×comtit系数为0.23073，通过1%显著性检验，财产税空间滞后变量W×Protit系数为0.41581，通过5%显著性检验，说明商品税与财产税的空间依赖性强，两者能正向促进相邻省份的消费支出。我们认为，由于相邻外省商品税、财产税的税制结构变化，本地区居民进行消费决策时根据获得的外地区消费环境、消费习惯等信息会进一步调整自身的最优消费组合，同一商品若由于地区价格波动等因素导致外省居民承担税负较高，本省居民可能产生一种本地区消费此商品税负更低而收益的心理暗示，从而更加倾向于消费此商品。另一方面，外省税制结构中财产税的变化使外省居民选择当期消费，从而会通过消费支出的空间外溢性间接促进本省消费。最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中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动态面板模型得到的估计系数同方向，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了在模型加入空间相关性后各个控制变量因素对居民消费影响仍存在。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估计结果显示，近几年来我国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一系列税制改革措施取得的成果，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但从税制结构角度构建促进居民消费长期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才是解决内需问题、优化税制结构的根本之道。而且，上述分析可以为政府部门如何把税制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一把利器来扩大内需提供理论参考与决策指引，为我们反思此轮改革推行至今的效果，日后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政策措施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1.构建既稳定又灵活的商品税制度，进一步调整商品税税负构成，弱化流转税的累退性弊端，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调整政策，促进营业税全面改增值税的步伐，规范与细化增值税、营业税的覆盖领域，分工协作以提高税收制度运行效率。对于商品税，一方面要加快“营改增“步伐，合理制定增值税税率，例如将居民日常生活消费品归入低税率档次，同时重点解决增值税与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将重叠征税部分明确划分，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的发展与升级。另一方面，消费税的特殊作用是我国政府将消费税作为引导居民合理消费、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的原因，保持消费税率变动的灵活性，充分发挥消费税对消费高档品、奢侈品及资源消耗品的调节作用。

2.加大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完善所得税制度，积极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协调的所得税动态反应机制。首先，改革工资薪金所得税适用税率，制定税率适当及时调整的计划。其次，兼顾公平税负与量能负税。提高各收入项目费用扣除标准，可以考虑将居民用于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文化体育与传媒的支出项目纳入费用扣除，提高中低收入人群保障生活的能力以此提升消费欲望，同时对低收入人群的所得税费用扣除进行特殊的减免规定，以保障其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最后，目前我国个人财产性收入占个人收入比重越来越高，财产净收益给予优惠，存款利息税等应恢复征收，可以达到增加居民收入，鼓励居民少储蓄的效果。

3.构建系统的、完整的财产税制度，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如今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应全面及时地总结沪渝试行房产税经验和问题，尽早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同时减少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税收，促进存量房的流转，抑制居民投资性房产需求，间接刺激消费。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减轻低收入人群解决居住所负担的成本。另一方面，加快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制定与颁布。遗产税与赠与税不仅在改善社会风气、更新观念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且能遏制财产资本非经济性的集中，以此鼓励人们合理储蓄，进行即期消费。

针对文中控制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认为决策部门还应统筹兼顾、放眼大局，在继续稳步有序地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同时，强调初次与二次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真正做到藏富于民，提高居民收入，并注重发展与完善金融信贷体系、不动产登记及现金管理制度，为居民借贷消费创造条件。收入提高、经济发展一方面将为潜在蕴藏的消费能力的释放打下基础，长远上提供了税收来源，另一方面，税源得到充分保障还能为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手段的财政支出腾出更大的伸缩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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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我国房地产税制结构的不平衡特征

(一)我国房地产税制税种繁多，重复课税，税负分配的全环节结构不平衡，房产开发交易环节税费过高，保有和处置环节相对偏轻。房地产开发周期较长，主要包括认项、规划设计、融资、土地取得、拆迁安置、工程建设、预售、销售、出租以及项目清算等环节。这些环节几乎都涉及了税费征缴问题，税种设置繁多。 更重要的是，从房地产各环节的税费征收情况来看，存在过度依赖房产流通环节的高税费问题。2013年我国房地产业销售额81428亿元。缴纳契税3844亿元，房产税1581亿元，土地增值税3293亿元，房地产营业税5411亿元，房地产企业所得税2850亿元，缴税合计约16979亿元。土地出让收人4.1万亿元;政府从房地产流通环节获得收人57979亿元，占81428亿元收人的71%。相反，房地产保有期间涉及的税种非常少，只包括尚未普征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税率低、征税范围较窄，免税范围极大，整体税负水平较低，而且这些税种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税收收人少，税源小而分散，征收管理难度大的弊端，根本无法构成我国房地产税中的主体税种。

(二)房地产计税依据无法正确反映财产实际价值，应税额分配的时间结构不平衡，不能随经济发展、房地产增值而相应增加税收收人，违背了税收的量能负担原则。由于缺乏健全的财产登记、估价、定价等相关管理制度，我国房地产相关税收的计税依据分别为房产账面余值、租金收人或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没有进行定期重估市场价格的制度设计，难以反映房地产的真实价值。

(三)房地产税的税率设计缺少弹性，收益率分配的空间结构不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别和级差收人问题考虑不够，不符合房地产发展现状及趋势。随着经济发展，以前制定的税率不符合现在的经济形势，这表现在:税率设计缺少弹性，难以发挥调节作用。现行的土地使用税率采用大中小城市分级分类的幅度定额税率。虽然在当初设计税率时，考虑到了企业的负担能力和土地的级差收人问题，考虑到了各地因经济发展、人口密度、人均消费水平不同而造成的不同的土地实际价值问题，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土地的级差收人问题日益突出，对许多发达地区的土地市场而言，土地使用税的税额标准过低，使得其调节能力。

二、房地产税制结构的国际经验借鉴

世界下超过130多个国家(地区)在保有环节征收房地产税或类似税种，但在税名、课税范围等方面有一定差异，主要包括财产税、不动产税、房地产税、房屋税、土地税等五种。在此，以几个发达国家房地产税制结构发展经验为例，分析讨论其房地产税，以期对我国的房地产税制结构再平衡有所借鉴。

(一)美国房地产税制结构基本特点。西方国家房地产税制设计最完善的国家当属美国。其税种设置分为交易环节和保有环节，交易环节又分为取得环节和转让环节。美国政府所征收的房地产税在房地产交易环节税种较少，税负也较低，主要倚重保有环节的财产税，而房地产权属转让的税收则相对较少。交易税一次性过户时全部缴纳，约为房价的2%-4%，买卖双方一般平分。

(二)其他发达国家房地产税制结构基本特点。与美国不同，英国把不动产划分为住宅和商业房产，分别征收住房财产税和营业房产税。住房财产税一般由纳税人提供住房资料、向税务机构申报，经房产估价和审核后，根据地方政府以非房产财政收人情况和其财政支出需要为基础确定的税率，由税务机构通知纳税人缴纳税款。营业房屋税针对非住宅房屋征收，把经过专门评估机构评估的房屋租金作为计税依据，按照财政部逐年核定的税率，按年缴纳。这两类税收是英国地方财政的重要收人来源。

三、我国房地产税制结构再平衡的基本思路

作为系统性改革的房地产税，势必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和技术性问题，借鉴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做法，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我国的房地产税制结构的再平衡提出几点建议:

(一)逐步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的税收负担，提高保有环节的税负水平，优化房地产税负的全环节分配结构，针对商品房不同属性设计税负。遵循国际下通行的做法，对房地产的投资、交易、占有、所得等各个环节都征税，形成多环节并且其各环节作用互补的财产税体系。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主要是对房地产交易环节征税，而对保有环节的征税较少，造成税负不公。优化房地产税负结构的第一要义是优化交易环节税负。比如为了抑制过度投机，同时又保护正常的房地产交易，可考虑对二手房增值部分实行随房产持有年限而递减税率的所得税政策。再比如，为防止财产在代际或个体间非正常转移，鼓励平等竞争的社会风气，可以考虑开征遗产税和赠予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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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性减税的可持续性

首先，“十二五”规划重点强调了要加强社会建设，提高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能力，政府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建设、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的各项民生支出；考虑到我国2011年9000亿元财政赤字，2012年8000亿元财政赤字，2013年安排了1.2万亿元财政赤字，加之实施减税政策及后金融危机时期诸多影响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会导致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等问题，财政收支具有较大压力。因此，单纯减税会加剧财政收支不平衡，引致更大的财政风险。所以，在适当减税的同时，还要辅以适当的增税政策与措施，缓解财政压力。从长远来看，企业所得税的调整和完善在降低一部分企业税负的同时，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与规范，将会拓宽税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税收收入。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提高部分消费税税目的税率，可大幅度提高消费税收入，缓解减税政策带来的财政压力。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对资源占用、开采等均实行征税，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和扩大资源税税目，有效地抑制资源消耗和浪费的同时，增加了税收收入。总之，新形势下的税制改革在总体上会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

其次，通过结构性减税推动经济运行中结构、机制的优化。扩大内需，推进自主创新，促进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不是单纯的减税或增税所能解决的，这其中包含着对经济运行、收入分配内在机制的调整、规范和优化，是一种内在结构的调整，体现在税收调控政策上必然需要根据调控中激励与抑制的不同要求，对不同领域、不同环节、不同情况采取适当的减税与增税，推动经济运行中结构、机制的优化。

最后，结构性减税是税制优化的要求。我国现行税制从其基本的收入功能与调控功能看，存在税负分布、课税点选择、课征机制及税种之间的协调配合尚不科学等问题。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必要优化税制结构，逐步规范商品税系各税种、优化所得税、完善资源税等，通过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实现税制的优化，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最终目标是优化税制，建立功能完善的税收制度。目前，需突出税收政策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作用，加强商品税、所得税、资源税的协调配合，建立功能完善的税收制度，在长期内实现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要素投入结构的目标。一是应通过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科学设计，着力发挥税收体系在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和调整消费结构中的作用。二是应通过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协调配合，突出税收政策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运用税收政策不断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三是应通过所得税、资源税等税种的科学设计和合理设置，着力发挥税收体系在转变要素投入结构中的作用。运用税收政策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鼓励科技成果的转化，不断使得要素投入由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转变。

二、扩大消费需求和调整消费结构的税收政策

（一）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税收政策

只有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才能带来居民消费能力的普遍提高。目前，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来扩大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以此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1、适当增加居民劳动所得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机制和计征方法进行规范，这包括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多种计征方式的统一和规范，取消各种特殊计征方式。统一规范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劳动所得项目的税前扣除标准和办法。将税前扣除分为经营（工作）费用和生计费用两部分，分别规定扣除标准，取消不同所得项目生计费用的重复扣除。通过这些调整与改革，使个人所得税简捷、规范，功能增强。另外，考虑统一工资薪金所得项目与劳务报酬、稿酬等项目的税率水平和计征方法，平衡各类劳动所得的税负。

2、适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目前，应对个人股东从法人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一律按1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或从与法人投资者税收政策相协调的角度，应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不仅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促进股票市场的稳定，也由于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

3、增加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性收入，进一步降低个体工商户的货物与劳务税收的税负

首先，调整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根据目前一般经营活动的利润率水平及居民个人人均消费水平的情况，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依然偏低，应当予以适当提高。同时，为更大程度降低个体工商户的税负，提高其税后收入水平，并考虑到销售额或营业额处于起征点临界点附近的纳税人的利益，也可以将增值税与营业税的起征点改为免征额，以此增加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其次，降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同时进一步调低商业行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可考虑调低为1.5%—2%。最后，应允许基层税务部门按基本税率或低税率，代小规模纳税人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4、增加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

国家财政在增加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应通过一定阶段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企业与农业生产的直接对接，运用好当前农村土地政策，吸引企业和个人投资于农业，真正形成高附加值的农村产业链，建立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

（二）提高居民消费意愿的税收政策

目前，可以通过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来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对于与居民日常生活关系度比较大的几类日用消费品实行13%低税率。可以考虑对居民生活消费品实行更低的税率，或者在最终环节予以免税或实行零税率的照顾。居民生活消费品税负的下降，可以起到鼓励消费和扩大消费的作用。

（三）调整消费结构的税收政策

在运用税收政策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还需要调整消费结构，鼓励和扩大消费者对新兴产业产品、国内自主创新产品、节能产品的消费。一是对属于培育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生产的产品，在培育期内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主研发、创新的产品，实行即征即退50%的政策。由于增值税具有税负转嫁的特点，通过实行即征即退的政策，使得消费者购买上述产品所承担的税负下降，可以起到鼓励消费和扩大消费的作用。另外，纳税人销售该产品并随同销售一并取得的安装费、维护费、培训费等收入，应按照增值税混合销售的有关规定征收增值税，并可享受该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退还的税款，由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二是从鼓励科技企业成果转换的角度，可以对应用科技成果的企业事业单位给予税收优惠。三是应对节能型、新能源型汽车免征消费税。

同时，可以适当扩大消费税范围，提高消费税税率，抑制消费者对不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产品的消费。应该将资源消耗比较大的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那些外部负效应明显的行业产品征税，适当提高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及实木地板等税目的税率。

三、鼓励产业调整与发展的税收政策

（一）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1、运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首先，对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对制种业这类关系重大粮食安全的新兴产业免征企业所得税。对我国境内新办的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为了加快推进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产权）转让，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于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其次，对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以其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直接投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可按一定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追缴已退还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创业投资企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时，若发生损失，应允许用以前一定年度的利润弥补当年亏损而退回以前年度已纳的企业所得税，亏损弥补期可以为3—5年。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人力资本的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第四，企事业单位购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产品，凡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

2、为了吸引和留住高级人才，拥有公司的股权和分红权的高级人才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取得的所得，免征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3、为了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新兴产业发展的信贷支持，对该项贷款的利息收入可以给予适当减免营业税的优惠

（二）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首先，为了增强对高科技企业的风险补偿，可以对国家鼓励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科技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税；若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盈利，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若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亏损，对其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其次，从吸引和留住高级人才角度，可以对高科技人员的科研成果转让收入给予一定的个人所得税优惠；对省级以下政府和企业颁发的重大技术成就奖、技术进步奖免征个人所得税；对高科技企业引进企业急需的技术人才发放的一次性津贴或安家费，免征个人所得税。最后，从鼓励社会向科技企业捐赠角度，应允许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通过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捐赠，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基金的捐赠，应比照公益性捐赠予以税前扣除。

（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1、运用税收政策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

对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中由于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技术改造、进行产品结构调整，或由于受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冲击出现的暂时性资金困难，凡符合一定条件的可以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按照企业前3年或5年的累计纳税规模提供担保，给予相应规模的贷款，这不仅有利于保障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也对中小企业依法纳税形成激励。

2、运用税收政策推动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

对于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可以企业前3年累计纳税规模作为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风险基金或作为财政贴息贷款的专用资金，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对于中小企业由于创新活动出现的亏损，允许以其前3年的盈利弥补亏损。通过这些措施来降低企业的风险，增强企业经营能力和抗拒风险的能力，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3、运用税收政策推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对于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服务、技术创新服务、创业培训服务、市场开拓服务和管理咨询服务的服务机构，可以通过适当的减免营业税方式予以扶持。

（四）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为了促进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可以适当调整现行营业税和增值税政策。一方面，应当通过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推进服务业发展，尤其是推进具有提升整体消费水平的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消费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根据“营改增”试点工作出现的问题和部分企业出现税负增加的情况，需要在试点过程中不断完善增值税制度，建立符合服务业产业特点的增值税制度。

一是允许试点地区适时适当拓宽“营改增”范围，扶持与其他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二是适当降低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的税率。要切实考虑交通运输业“货畅其流”的服务功能。三是完善可抵扣项目的范围。要充分考虑服务业行业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的构成特点，明确应税项目和免税项目，完善人力资本计提、无形资产摊销和固定资产折旧等方面的标准，进一步完善增值税抵扣范围和标准。当前，建议将代收性质的行政收费从应税收入中抵扣，将交通运输企业的路桥费、房屋租金、保险费等生产经营成本纳入进项抵扣的范围。

四、促进要素投入结构转变的税收政策

（一）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税收政策

1、建立科技开发准备金制度

对有自主创新意愿但经济实力不足的企业，以及从事研究特定尖端技术的企业，允许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风险准备金、技术开发准备金、新产品试制准备金、亏损准备金等，以弥补科研开发可能造成的损失，确保研究开发的资金保证。具体可按照销售收入的5%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允许税前扣除，实行专款专用，逾期不用，应补税并加收利息。

2、企业自主创新投资取得的收益再用于从事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的投资项目，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这部分收益可以享受再投资退税的优惠

3、企业自主创新投资项目的损失，应允许用以前一定年度的利润弥补当年亏损而退回以前年度的所得税，亏损弥补期可以为3—5年

4、对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向企业科研机构的捐赠，准予其按实际捐赠额在企业或个人所得税前列支，而不必设置允许税前列支的最高捐赠限额；同时，捐赠收入不列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中

（二）构建和完善生态税收体系

1、清理规范资源保护性质类的收费

目前，我国有能源基地建设基金、矿山专项维护费、矿产管理费、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补偿费、育林基金、林政费等十多项正规的收费。其中，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在性质和作用上“趋同”。构建和完善生态税收体系，首先要认真清理、规范资源保护性质类的收费，重新界定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关系，同时将其他的收费并入资源税中，统一管理，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2、增强资源税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功能

一是扩大资源税的课税范围。应将那些必须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具有重大生态环境价值的资源，如土地、海洋、水、森林、草原、滩涂等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从而有效地抑制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二是完善计税方法，促进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对于国家需要重点保护或限制开采的能源资源，将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依据调整为按储量计征，以促进资源开采率、回采率的提高。同时，根据不同资源的资源储量，实行差别资源定税，稀缺程度越高，税率应越高。另外，将目前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从量定额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建立资源税收入随资源收益变动的调节机制，以此体现出矿产资源的稀缺程度。三是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水平。目前应结合资源产品价格调整和收费制度改革，适时取消不适当的减免税政策，并提高资源税税率，以此调节资源开采企业的资源级差收入。四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鼓励资源回收利用、开发利用替代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税收优惠政策，使资源税真正成为发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功能的税种。

3、积极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

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税缺位，治理污染的资金主要通过征收排污费筹集。在我国能源紧缺、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有必要对部分排污收费改为征税，对排污企业课征污染税。具体而言，可以将现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废弃物、噪音等收费改为按照相应的排污标准根据排污情况征收相应的环境保护税。这样既能引起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又能充分发挥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

（三）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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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制结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VAR模型

一、 引言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而外部性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被长期忽视，新古典增长模型就没有考虑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内生增长理论恰认为外部性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从研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充分考虑外部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分析税制结构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外部性的来源有很多，Lucas（1988）认为个体通过学习和观察他人行为而进行的人力资本积累能产生正向溢出效应。Hall（1995）认为R&D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也能产生很强的正向溢出效应。

Young Lee和Roger H. Gordon（2007）指出在控制其它决定经济增长因素的情况下，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0个百分点，会提高年度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何菌和沈明高（2009）研究了政府收入、税收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在税收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营业税比重而相应减少个人所得税比重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几乎在所有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对资本征税对经济增长都不利。

Wang和Yao（2003）将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放在一起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核算框架，测量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呈正向相关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多从税制结构与人力资本分别对经济增长作用角度予以分析，而将三者放在一起，考虑税制结构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统一计量它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文献还较少。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将税制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三者联系起来，通过建立VAR模型，计量税制结构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全面把握和理解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内生动力，同时以期为中国经济增长再平衡提供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

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我国现行税制的格局，我国目前是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体系。从税制结构来看，我国税收主要有两大类，直接税和间接税（流转税）。中国的现行税制体系中，70%以上为流转税，也就是间接税，其余不足30%为所得税等直接税。其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是中国最大的税收来源，两者之和占税收总额的一半还多。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直接税、间接税及税收总收入都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一直都高于直接税。近年来，国内增值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列呈下降趋势。营业税是我国地方税的主要税种，历年营业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列比较平稳，大约维持在15%左右。2008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后（统一后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之前内资企业为33%，外资为25%），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列明显下降。个人所得税占我国税收总收入的比列较小，其占税收总收入的比列平均大约为6%左右。据统计，美国在2000年～2011年间，其个税收入均占到了其整体财政收入超过40%。关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列总体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下降趋势明显。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宏观层面讲，人力资本积累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技术创新，增加资本回报，使经济持续增长。从微观层面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被雇佣的可能性，提高了人们的收入能力。人力资本积累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教育、培训、干中学等。教育可以使人们学习更多知识、掌握切实可用的技能，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它在促进技术溢出方面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使得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大学教育正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变为普罗大众教育相吻合，但与此同时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在扩展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Yt=A（t）K？琢tHt1-？琢h？茁t中，Yt表示经济增长，A（t）为技术水平，借鉴（刘海庆，高凌江，2011）的做法把它分成两部分：纯经济效率和纯内生技术进步率，前者受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响，比如各种司法、社保制度及各项税收政策等，税制结构就借此发挥作用，后者仅是时间的函数。Ht1-？琢表示人力资本，它本身可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进入生产函数，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它还通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合理的税制结构能和人力资本积累均能产生正向外部性拉动经济增长，在我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税制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税制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 实证检验

1. 变量及数据说明。本文中经济增长用经济增长率表示，为消除物价的影响，本文用GDP平滑指数对经济增长率进行了调整。DTAX表示直接税所占税收总收入比重，IDTAX为间接税所占税收总收入比重（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此处的直接税包括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EDU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本文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适龄人口是指18岁～22岁年龄段的人口数）。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每个变量样本时间跨度为1994年～2010年。

2. 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可以判别序列平稳性，并可通过差分法使不平稳序列平稳。单位根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

表1中检验结果显示，变量GDP、DTAX、IDTAX和EDU的T统计值分别为-2.100 1、-2.701 0、-2.466 3和-1.874 7，均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样本区间内GDP、DTAX、IDTAX和EDU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经过一阶差分后？驻GDP、？驻DTAX、？驻IDTAX和？驻EDU的T统计值都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样本区间内一阶差分后？驻GDP、？驻DTAX、？驻IDTAX和？驻EDU都为平稳序列，均为一阶单整，说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3. Johansen协整检验。为确定直接税、间接税和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本文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技术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下，迹统计量检验有，79.596 0>47.856 1， 最大特征根检验有46.435 37>27.584 3，均拒绝原假设（即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亦即三变量存在协整方程）。表3第二行检验结果拒绝了最多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但第三行接受了最多有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直接税、间接税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所以可以建立无约束VAR模型。

4. VAR模型说明与最优滞后期的选择。根据VAR模型滞后期的选择标准，表3中LR、FPE、AIC、SC和HQ统计量有4个指标显示的最优滞后期为p=2，所以我们可以建立无约束的VAR（2）模型。

5. VAR（2）模型的稳定性检验。从图1可以看出，VAR（2）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2）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VAR（2）模型是一个平稳系统，选取的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图形表示更为直观，全部单位根的倒数的模落在了单位圆之内，因此，所建VAR（2）模型是稳定的。

6.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4中我们用差分后的平稳序列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期为2时，我们拒绝变量？驻DTAX、？驻ITAX和？驻EDU不是？驻GDP的格兰杰原因，接受？驻GDP不是？驻DTAX、？驻ITAX和？驻EDU的格兰杰原因。即？驻DTAX、？驻ITAX和？驻EDU的变化均能Granger引起变量GDP，而GDP并不能Granger引起变量？驻DTAX、？驻ITAX和？驻EDU。

7. 方差分解。图2是经济增长的标准误差被分解为其自身和？驻DTAX、？驻EDU和？驻ITAX的情况，经济增长自身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从第1期的100%到第6期下降为55%，随后基本保持不变；DTAX的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从0%到第6期上升为35%，随后基本保持不变；EDU的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从0%到第6期上升为8%；ITAX的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从0%到第6期上升为2%。

四、 结论与启示

1. 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在滞后期为2时，变量？驻DTAX、？驻ITAX和？驻EDU均能Granger引起变量GDP，而GDP并不能能Granger引起变量？驻DTAX、？驻ITAX和？驻EDU。通过方差分解可以看出，在较长期中DTAX的冲击对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率约为35%，EDU的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约为8%，ITAX的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约为2%。

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直接税占我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要远低于间接税所占比重，但其对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要远高于间接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间接税具有累退性，收入低的人比收入高的人会把收入较大的部分用来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资源配置、恶化了收入分配。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考虑调节我国的税制结构，适当增加直接税的比列，降低间接税比重，进一步减少税收扭曲？

3. 人力资本溢出效益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得作用越来越大，为此我们应加大教科文卫投资，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改善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环境和土壤，使其溢出效应最大化。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优惠税率和税收补贴等一系列的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创新、研发新产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充分发挥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

参考文献：

1. Lucas， Robert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 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2.Hall， Bronwyn H，.The private and social return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In： Smith， BruceL.R.，Barfield，ClaudeE.（Eds.），Technology，R&D， and the Economy.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5.

3.Gordon， Roger， Can High Personal Tax Rates Encourag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MF Staff Pa- pers，1998：49-80.

4.Gentry，WilliamM.，Hubbard，R.Glenn，Tax Po- licy and Entry into Entrepreneurship， mimeo.ution， Washington， DC，2000：140-883.

5.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管理世界，2006，（5）：10-18.

6.何菌，沈明高.政府收人、税收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金融研究，2009，（5）：14-25.

7.刘海庆，高凌江.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6）：492-498.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增值税扩围改革、实际税率变化与企业绩效”（项目号：14XNH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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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增值税扩围；产业结构；新疆

一、新疆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新疆的社会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随着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疆的产业结构也因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调整和优化，第一、二、三产业在新疆生产总值中比重由1999年的23.1：36.1：40.8调整为2005年的19.0：44.7：36.3；2010年的19.8：47.7：32.5①，第一产业比重总体有所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显著提高，第三业占比下降明显，可以明显地发现，新疆的产业结构走出了一条奇特的发展之路，第一产业在新疆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的占比迅速上升，12年间迅速上升了11.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则下降了8.3个百分点。这样的发展轨迹似乎有点让人看不太懂，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新疆三次产业比例的变化恰恰表明了新疆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一个逐步优化的过程。

第一产业占比的平稳下降，第二产业占比的迅速上升表明了新疆正处于工业化前中期，工业发展迅猛，工业增加值对新疆经济的贡献率在快速增大。第三产业占比的大幅度下降则反映了西部大开发以来新疆经济发展重心的变化。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新疆抓住机遇提出了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和大企业、大集团战略，依托新疆优势资源，大力发展新疆工业，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尤其是服务业，新疆工业在新疆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反观服务业，由于新疆公共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比重较大，生产行业占比较小，因此伴随着新疆工业的快速发展，新疆服务行业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大发展，在新疆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日益萎缩。

二、增值税扩围改革对新疆第二产业发展的影响

在对工业行业的增值税税负进行测算时，选取了64个工业部门，覆盖了采矿业、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等各行业，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所选行业增加值占新疆工业增加值得比重达到约75%，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根据对工业各部门税负变化情况测算的结果显示，除了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外，其它工业行业增值税税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在所选的64个工业行业中，税负下降幅度最为巨大的行业集中在装备制造业，电机制造业、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业、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负平均下降了43.3%；在新疆传统石油及矿产工业中，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税负下降了0.23%，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税负下降了1.18%，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税负下降了2.52%；传统矿产品采选业的下游行业，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税负增加了2.35%，炼焦业税负下降了1.30%，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税负下降了2.35%，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税负下降了1.61%，日用化学产品制造业税负下降了2.30%；在农牧产品加工行业中，液体乳及乳制品制造业税负下降了2.09%，屠宰及肉类加工税负下降了2.09%，其他食品加工业税负下降了4.98%，方便食品加工业税负下降了7.28%，软饮料及精制茶加工业税负下降了4.39%；建材类行业，砖瓦、石料及其他建筑材料制造业税负下降了4.25%，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业税负下降了2.25%；其它工业部门中，医药制造业税负下降了6.57%，废品废料行业税负下降了4.10%。相比上述其它行业，新疆传统的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行业税负下降较少，而食品、饮料加工行业、制药、建材等行业税负下降较为明显，装备制造行业税负下降幅度最为巨大。各个行业税负下降幅度的差异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疆未来工业的发展，单从税收的角度来讲，税负下降幅度较大的工业行业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首先，装备制造业税收负担的大幅度下降表明了，装备制造业将成为新疆未来的新兴产业，值得一提的是，新疆“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把现代装备制造业作为新疆未来的一个战略新兴产业来重点培育，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扶持新疆本土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在增值税扩围改革减税效应的刺激下，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下，各种社会资源会纷纷流向新疆装备制造领域，新疆的装备制造业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因此可以预测，大型装备制造业在新疆未来工业中的比重将逐步上升，并逐步成长为新疆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

根据测算结果，同样税负下降明显的行业还包括医药制造业，降幅达到了6.57%。这表明了在增值税扩围改革减税效应的带动下，医药制造业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部门将在新疆未来工业的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依托新疆维吾尔传统医学资源和新疆丰富的生物资源，发展新疆特色中药。新疆“十二五”规划同样把“生物产业”作为新疆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来培育，中药制造作为生物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必将从中获益。因此可以预测，未来医药制造业也将成为新疆快速发展的一个工业部门。

其次，和其他行业相比新疆传统优势产业税负下降幅度较小，从税收的角度来看会影响到这些行业的发展。但是考虑到新疆传统矿产品采选业及其下游加工行业在新疆工业中的绝对优势地位（2010年数据显示，矿产品采选业和下游加工业在新疆工业中的占比分别达到了52.86%和21.51%）及新疆优势资源转化战略的继续实施，未来新疆的传统优势行业的发展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由于矿产品采选业和下游加工行业的税负平均下降幅度有较大差异（矿产品采选业税负平均下降幅度为1.38%，其下游加工行业为2.51%），未来新疆传统优势产业的结构会发生变化，矿产品加工、油气加工、煤化工等下游行业发展速度会快于矿产品采选业，在新疆传统优势产业中的比重也会逐步增加。无疑，这将是一个有益的变化，有助于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当地的就业，增加人民收入。而且这也与新疆提出的“十二五”期间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政策也是相吻合的。

第三，根据测算结果，建材行业也是税负下降幅度比较大的行业，砖瓦、石料及其他建筑材料制造业、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业、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业、水泥及石膏制品制造业等四个行业税负平均下降幅度达到了2.84%，税负的下降会鼓励建材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在新疆未来面临大发展、大建设的形势下，新疆建材行业的发展壮大几乎是肯定的。建材行业的发展一方面会助力建筑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建筑行业的发展又会带动建材行业的发展，促进建材行业的繁荣。

三、增值税扩围改革对新疆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

在对服务业各行业的增值税税负进行测算时，我们选择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所有行业当中的26个行业进行测算，其中包括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包括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业、其他建筑业），由于前文已经把建筑业的四个部门和工业放在一起分析了，这里不再赘述。其余22个服务业部门的增值额占所有服务业增值额的约73%，因此以这22个部门税负的测算结果来分析增值税扩围改革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是比较合理的。根据测算结果，22个服务业部门中，税负下降的13个部门的增值额占22个部门总增值额的76%，因此可以判断，增值税扩围改革后第三产业总体的税负会明显下降。

从服务业各行业税负变化的情况来看，在交通运输部门的税负上升较多，其中铁路运输业税负上升了5.88%，道路运输业税负上升了3.04%，城市公共交通业税负上升了6.65%，装卸搬运和其它运输服务业税负上升了6.48%。税负明显下降的部门则包括管道运输业、软件业、商务服务业等部门，其中，商务服务业税负下降了6.84%，软件业税负下降了14.99%。交通运输业税负上升可能是因为11%的税率定的过高，从上海试点两个月的情况来看，确实有不少交通运输试点企业反映税负比改革前有所上升，并有一些企业声称要从上海撤离。但考虑到目前仅是改革试点阶段，试点中发现的问题在以后的改革中必然会得到妥善的解决，因此未来的改革方案中交通运输业的增值税税率预期可能会下调至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因此未来增值税扩围改革后新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未必会受到影响。同时，考虑到19省市的对口援疆，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新疆会处于大生产、大建设、大发展时期，作为重要的生产服务性行业，交通运输业未来在新疆工业中的地位反而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软件业、商务服务业税负的大幅度下降意味着新疆现代服务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通过增值税扩围改革，服务业当中重复征税的情况消除了，服务业的行业税负明显下降，同时，第二、三产业的税负逐渐趋于平衡，也有利于二、三产业之间交易的进行，服务行业的分工将进一步趋于精细化、专业化，也将催生出一些新的服务行业现代服务业在新疆服务业中的比重将逐步上升，其他公共服务行业的占比将会有较大的下降，新疆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也将变得更加合理。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00》、《新疆统计年鉴2006》、《新疆统计年鉴2011》，并由作者计算得出。

参考文献：

[1]高培勇.增值税扩围的意义与障碍[J].数字商业时代，2011（1）.

[2]贾康.增值税改革势在必行[N].中国企业报，2011-3-8.

[3]孙纲.增值税“扩围”的方式选择[J].地方财政研究，2011（2）.

[4]胡怡建，李天祥.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财政收入影响分析[J].财政研究，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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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构胶干了之后不防水。

2、结构胶属于刚性的，不能够达到防水的效果，结构胶的强度比较高，耐冲击，施工简单方便。

3、但是结构胶不具有耐候性，对使用环境和温度有要求，所以只能用于临时的粘结或固定，不能用于结构连接。

结构胶强度高、抗剥离、耐冲击、施工工艺简便。用于金属、陶瓷、塑料、橡胶、木材等同种材料或者不同种材料之间的粘接。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