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贸易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7 02: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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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中美贸易现状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二、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一）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三）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
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四）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
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五）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
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
（六）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
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
三、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一）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二）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三）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四）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
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1、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2、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3、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篇2
一、中韩贸易现状
（一）中韩贸易现状。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日韩三国学者就提出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但是由于三国之间的 历史 遗留问题的影响，使得这一构想迟迟未付诸行动。在此情况下，
（二）原因分析。中韩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地扩大下去，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 发展 。在发展中韩 经济 关系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政治 上，东北亚地区存在安全隐患，这对中韩经济关系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形成和维持构成威胁。美国因素和朝鲜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经济上，中韩经济关系中诸多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韩国 金融 危机对中韩经济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历史 、思想文化上，中韩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历史隔阂成为两国经济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中韩在文化上的某些差异也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近期整个国际经济走软的形势下，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 企业 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此外，中韩两国的贸易依赖度及竞争度急剧深化，这将成为中韩两国未来贸易发展的极大障碍，进而对两国产业及经济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问题的解决
篇3
关键词:中墨贸易;贸易结构;竞争性;互补性
一、中国与墨西哥贸易的现状分析
(一)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
进入21世纪以后,双边贸易进入了迅速增长的时期。2000年两国贸易额突破10亿美元,猛增至18.24亿美元。2006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114.31亿美元,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双边贸易额出现了下降,但随着两国经济的复苏,双边贸易规模继续扩大。2010年双边贸易额迅速增加到247.48亿美元,突破了200亿美元大关。2011年更是突破3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333.53亿美元,11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是36.7%,高于中国和墨西哥同期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1-3月中墨双边贸易额为139.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6%。目前中国是墨西哥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而墨西哥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二)双边贸易结构得到改善
1、出口结构得到改善
分析UN Comtrade中中墨进出口数据得出,2000年以后中国对墨西哥主要出口SITC6、SITC7和SITC8,2011年这三类产品的出口额占中国对墨西哥出口总额的92%。尤其是近十多年来,SITC7类始终居于中国对墨西哥出口产品的首位;2002-2008年期间SITC8类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尽管2010年和2011年这两年的比重有所增加,但趋势仍然是下降的;SITC6类出口总额逐年增加,但所占比重波动幅度较大,说明此类产品的出口不稳定。可见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对墨西哥出口相对减少,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对墨西哥出口相对增加,出口结构得到改善。
2、进口结构得到改善
分析UN Comtrade中中墨进出口数据得出,2000年以后中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前三类产品是SITC7、SITC2和SITC5,虽然SITC7类是近12年来进口额最多的产品,但其份额呈现降低的趋势;SITC2类进口额所占比重大幅度的上升,并且其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长53.9%;SITC5类所占比重基本在5%上下波动,说明此类产品进口较稳定。值得注意的是,SITC3类由2000-2009年期间不足1%的进口比重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8.9%,2011年更是达到了12.5%。通过分析,我们看到中国在以SITC2、SITC3类为主的资源密集型产品上对墨西哥的进口相对增加,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对墨西哥进口相对减少,进口结构得到改善。
(三)贸易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增加
本文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TCD)来分析中墨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赖程度,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反之联系越松散。
表1998-2010年中墨贸易结合度
年份中国-墨西哥墨西哥-中国年份中国-墨西哥墨西哥-中国
19980.160.0620050.360.09
19990.160.0320060.440.11
20000.200.0620070.490.10
20010.260.0620080.520.11
20020.350.0920090.550.12
20030.340.1120100.690.18
20040.400.04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的数据
从表中可以看到,在1998-2010年期间,中墨贸易结合度都小于1,说明中国与墨西哥两国之间贸易联系的相互依赖程度不高。但会发现,中墨两国间的贸易结合度,除了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二者总的趋势仍是上升的,说明中墨双边贸易关系是不断增强的。
二、中国与墨西哥贸易的竞争性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来计算中墨两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当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时,表明该国在该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该国在该类产品上缺乏比较优势,RCA指数越大意味着该类产品越有竞争力。
(一)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一位数编码的测算结果
1、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是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5化学制品及相关产品、SITC2非食用原料、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其中SITC7和SITC5一直是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比较优势产品,而SITC2和SITC6的比较优势是近几年来才显现出来的。
2、墨西哥对中国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是SITC2非食用原料、SITC5化学制品及相关产品、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另外SITC3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的比较优势自2010年以来正在逐渐扩大。
综上所述,在双边贸易中中墨两国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集中在SITC2、SITC5、SITC6这三类上,说明中墨两国在这三类产品上存在着竞争。
(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两位数编码的测算结果
1、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有18章,分别是03章(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07章(咖啡,茶,可可,香料及其制品)、26章(纺织纤维及其废料)、29章(其他动植物原料)、43章(已经加工的动植物油,脂及蜡)、53章(染料及着色料)、54章(医药品)、56章(制成肥料)、58章(非初级形状塑料)、62章(橡胶制品)、65章(纺纱及制成品)、68章(有色金属)、73章(金属加工机械)、74章(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零件)、75章(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章(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78章(陆用车辆)、87章(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器具),其中具有极强比较优势的是29章、68章、87章这三章。
2、墨西哥对中国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有14章,分别是03章(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08章(饲料)、21章(生皮及生毛皮)、23章(生橡胶)、24章(软木及木材)、25章(纸浆及废纸)、26章(纺织纤维及其废料)、28章(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33章(石油及其产品和原料)、51章(有机化学品)、53章(染料及着色料)、57章(初级形状的塑料)、61章(皮革,皮革制品及已鞣毛皮)、68章(有色金属),其中具有极强比较优势的是33章、61章这两章。
由此可见,中墨两国贸易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竞争,而且双方存在竞争的产品只有SITC2、SITC5、SITC6这三大类,占总数的30%,26、53、68、03这四章,占总数的6.0%,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墨两国贸易的竞争范围不大,双方还有进一步发展贸易的潜力。
三、中国与墨西哥贸易的互补性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来比较中墨两国在各类产品上的互补性,当某国出口产品种类与另一国进口产品种类重叠程度越高时,两国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就越大,反之互补性指数就越小。
(一)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一位数编码的测算结果
1、中国出口而墨西哥进口贸易具有互补性的产品主要是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8杂项制品;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互补性虽然目前还不明显,但趋势正在增强。
2、墨西哥出口而中国进口贸易具有互补性的产品主要是SITC2非食用原料、SITC5化学制品及相关产品、SITC3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互补程度正在加强。
(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两位数编码的测算结果
1、中国出口而墨西哥进口贸易具有互补性的产品有15章,占总数的22.4%,其中初级产品有2章,制成品有13章,而53章(染料及着色料)、56章(制成肥料)、74章(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零件)和82章(家具及零件,床上用品及填充制品)的互补性指数非常接近1,说明已经拥有了一定的互补性。墨西哥出口而中国进口贸易具有互补性的产品有14章,占总数的20.9%,其中初级产品有8章,制成品有6章。说明了在初级产品领域,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互补性不如墨西哥对中国出口的互补性,而在制成品领域情况恰恰相反。
2、从整体上看,中墨双方共有26章产品具有互补性,占总数的38.8%,说明中墨两国间的贸易互补性还是很大的。其中产业内具有互补性的产品有3章,占互补性产品的11.5%,产业间互补的产品有23章,占互补性产品的88.5%,说明了目前两国间的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中墨双边贸易规模在迅速增长的同时,双边贸易结构也在不断地改善,虽然中墨两国在纺织品、鱼及甲壳类软体动物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但是双边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对初级产品和能源类产品的需求会继续增加,恰恰墨西哥在这些方面存在着优势,如果双方都能意识到这种比较强的互补性,那么中墨双方的合作空间将十分广阔。(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晓惠.中国和墨西哥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07)
[2]岳云霞.中墨经贸竞争力比较研究[J].拉丁美洲研究,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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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产业分工 产业内贸易 比较优势
一、中韩双边贸易现状和特点 1.双边贸易额增速呈放缓趋势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经贸合作关系发展迅速。2007年，中韩双边进出口总额达1599.0亿美元，同比增长19.1%，其中中国出口561.4亿美元，进口1037.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1%和15.6%。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2008上半年，中韩贸易额仍高达816.5亿美元，同比增长28.1%。韩对华出口450.94亿美元，同比增长27.2%，占韩出口比重22.7%，中国继续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韩国则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 据中方统计，2003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632.3亿美元，同比增长43.4%，2011年双边贸易总额900.7亿美元，同比增长42.5%，2005年双边贸易总额1119.3亿美元，同比增长24.3%，2006年，双边进出口总额134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从韩方统计资料看，四年来的贸易总和分别为570.2、793.5、1005.6、1073.9亿美元，经过测算，年增长率为38.6%、39.2%、26.7%和17.1%;虽然中韩双方由于统计方法或统计范围不同，在具体数值上有所差异，但是从总体看，中韩贸易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但受国际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增速逐步趋缓。
2.产业内贸易成为贸易的主要形式 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trade，简称IIT)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的现象。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的标准，SITC中前三位数相同的产品，即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商品，都属于同一产业。 早在本世纪初，韩国学者李准晔等人就曾对中韩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测算，数据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涉及所有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还是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都是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这说明，中韩两国的产业内贸易发展非常迅速，其地位不断提高。而中国学者曹子瑛、梁果(2006)根据1995年～2005年韩国海关贸易数据测算的10年间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平均达到0.68，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中韩贸易的主要形式。
3.中韩双方贸易结构不同，中国处于低端层次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不同，中国在双边贸易结构中处于低端位置，这可以体现在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两个层次。 从产业间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商品中，虽然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逐年递减，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副产品的比重仍然较大，一直在38%左右浮动。同期，韩国对华商品出口仍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
化工、机械、塑料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稳定，始终保持在60%以上。 从产业内贸易结构 看，中韩两国处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阶段。根据李准晔等人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韩贸易中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没有明显提高，相反，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在中韩贸易中起主导作用，而且同类商品的相互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差距较大。以中国商务部统计的数据为例，在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HS8542)的产业内贸易中，2006年中国向韩国出口17.4亿美元，同时韩国向中国出口额达到187.7亿美元，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差距明显。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中国依旧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另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例如在钢材类进出口贸易中，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不锈钢板材，而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主要是普通钢板;矿物燃料的产业内贸易中，中国对韩国出口中主要是煤及其制品，而韩国对中国出口主要是石油及沥青提取的油类及制品。 综上可见，产业间贸易中，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在产业内贸易中，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中国由于技术的差距，同一产业内依然处于产品链的低端。
4.贸易发展不平衡，中方逆差缺口较大 自建交以来，中韩双边贸易迅速发 展，韩国对华出口额成倍增长，而中国则连年严重逆差，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2003年以来，中国贸易逆差额连年超过当年中国对韩出口总额 ，2011年，中韩贸易逆差增幅达49.5%，2005年则突破增幅400亿美元大关;2007年，逆差增幅虽有所下降，但是绝对数额也创下476.2亿美元的新高，至2007年底，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额累计额已达到近2500亿美元。除去韩方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限制，对韩贸易逆差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从韩国的进口迅速扩大，中国出口产品增长潜力不大;二是在双边贸易中垂直产业内贸易起主导作用，中国从韩国进口的原材料部分被加工成制成品后返销韩国或销往第三国。这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阻碍了两国贸易正常均衡的发展。
二、中韩贸易现状深度分析
1.中韩分处国际产业分工不同层次，互补性强 韩国自上世纪60年代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来，整个产业结构以重、化工工业为主，造船、汽车、半导体、石油化工、IT等产业均在世界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林渔业由于成本过高，竞争力较差，是韩政府重点保护的产业。近年来，韩国经济中服务业和制造业比重不断上升、农林渔业比重日益降低。 中国方面则由于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能力上的差距，现阶段只能以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和加工组装型的家电及电子通信产品工业成为世界的工厂，技术密集型产业还不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水平。结合中韩两国的国情，同时考察中韩两国进出口商品的主要类别，不难看出，中国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劳动密集型，但同时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阶段;韩国则处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向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阶段。从整体看，韩中分属产业分工的第二、第三层次，这种互补性的产业结构，为两国的贸易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2.中韩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存在叠代态势 改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及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方向演进。从产业演进路径看，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产品需求主要集中在以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产业结构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品逐步向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耐用工业消费品方向转移。高附加值的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主要以重工业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为基础，到2010年，中国的居民平均收入要达到中等国家的收入水平，需求结构的升级必将拉动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投资结构来看，中国的政府投资及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这些都加速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而同期，韩国由于技术水平、研发能力、基础科学方面的限制，韩国产业结构转换和新技术自主性开发滞后，结构转变指数持续呈下降态势。 可以说，在制造业领域，中韩的部分产业都具备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特征，这也是中韩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强化导致了中韩两国间贸易竞争的加剧。
3.两国产业市场结构差异明显 韩国产业市场结构呈现规模有余，竞争不足的态势。由于长期实行大企业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韩国三星、现代、SK等大企业集团数量虽少，但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超过60%。中小企业则相对较弱，1993年韩国中小企业的销售额占当年韩国GNP的比重不足5%，韩国产业形成的是规模有余、竞争不足的二元市场结构，以具备发达国家水准的大企业为龙头是韩国经济的腾飞和产业市场结构的重要特点。 中国产业市场结构恰恰相反，呈现分散化的特点，规模效应不强。众多中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无法抵御实力雄厚的国际竞争对手。尤其在工业生产领域中，同韩国相比，中国许多重要产业的整体规模与技术水平严重不对称，产量增长迅速而与先进水平相比的技术差距并没有缩短，属于粗放型增长，资源利用效率较低，重复建设严重，形不成规模经济，国际竞争力较弱。
三、中韩贸易的前景展望
1.贸易总额和贸易规模将持续快速发展 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地区，区位合作优势明显，分处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同层次，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因此，双方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具有巨大潜力和良好前景。同时，中韩两国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WTO框架下，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开放，市场潜力巨大。随着中韩两国合作领域的不断延伸和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韩两国元首确定的争取2012年双 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完全可以早日实现。
2.产业内贸易比重进一步上升，逐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移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得益于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市场机制完善和民营资本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制造环节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向中国转移，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国制造逐渐崛起。在不远的将来，中韩两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交叉性会越来越强，产业内贸易竞争将会日趋激烈。随着市场竞争带来的资源地优化配置，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双方的产业内贸易将呈现逐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演进的趋势。为了应对相似产业的竞争，两国企业需要通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强化产品异质性来加强竞争力。这方面，韩国政府已经选择了诸如家电领域的数字电视和通讯领域的新一代通讯标准，作为增强竞争力的手段，可以说是已经预见到了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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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美双边贸易；自然资本；生态足迹；PLUM
中图分类号 F742；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5-017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25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已持续数十年。直至2004年前后，美方才提出用人民币升值来抑制巨大的双边贸易失衡。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至200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此后，美方为扭转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做出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种种威胁。有人认为，中美贸易失衡，使美国民众失去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另一些人则认为，中美贸易使美国消费者长期从购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消费品中获得大量消费者剩余，中国出口为美国消费品市场超过30年的物价平稳做出了贡献。无论是消费者剩余获取，还是消费品市场物价稳定，现有研究都是从传统经济学的货币资本（monetary capital） 的角度分析中美在双边贸易中的利益。而越来越多的生态经济学研究显示，货物和服务在货币资本上的等价交换，有可能在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上是不等价交换[1-6]。本研究试图从生态经济学的自然资本的角度分析中美在双边货物贸易中的利益。
1 文献综述
自然资本，也称为生态资本（ecological capital），用来表示生态资源的存量，被生态经济学文献广泛使用，例如，Constanza et al.[7]， Andersson and Lindroth[2]， Monfreda et al.[8]， Moran[5]等人的研究。传统经济学用货币资本表示货物和服务的货币价值，但生态经济学认为货币资本不能反映货物和服务的生态价值，故用自然资本表示货物和服务所含有的生态价值。自然资本测算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自然资本的测度方式；其二，特定测度方式所采用的计算方法。
Moran et al.[6]概括了自然资本的四种测度方式：① 物资流分析（MFA），以重量测度生态资源；②基于能量的测度，用内涵能量或能量记忆来测度生态资源；③ 用人类占用的净原生产力（HANPP）测度生态资源；④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EF）， 以面积为单位测度生物圈的可再生能力有多少被人类活动所占用。一国/地区的EF是生产该国/地区货物和服务的用地，并吸收这些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排放和废弃物用地，以及提供基础设施用地面积之和。EF将某一商品所含的自然资本分解为以下六种类型的用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碳汇用地，其中，前五种用地为生产该商品的实际用地，碳汇用地为吸收该商品生产的排放所需用地，是虚拟用地。所谓虚拟，是指碳汇用地并不像实际用地那样，实际地占用地表面积。
基于曹淑艳、谢高地[9]的分析，笔者强调EF的如下缺陷：① 核算的不完整。EF模型没有考虑包括地下水在内的地下资源，并暗含着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之间不可相互替代的假设。②缺乏动态性。EF基本模型表达的是存量测度，没有将存量测度与出入系统的资本流结合起来。③缺乏结构性。EF基本模型直接把土地利用分配给最终消费，得到的部门-土地矩阵能反映部门的直接土地占用需求，但无法反映部门间接土地占用情况。
虽然EF存在缺陷，但在上述四种测度方式中，EF涵盖并改进了其他三种测度方式，比其他三种测度方式更加形象和直观，其使用日益广泛，故本研究采用EF测度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商品所内涵的自然资本，进而揭示中美在双边货物贸易中的生态利益。
在使用EF分析国际贸易的文献中，EF的计算主要采用投入产出法（inputoutput， IO）和产品用地系数矩阵法（product land use matrix， PLUM）。IO方法将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值转换成EF面积，转换所需系数由投入产出表导出，相关文献见诸Wackernagel et al.[10]， Machado et al.）[11]， Li et al.[12] 等人以及大量其他人员的研究。PLUM方法则是将商品的贸易量转换成EF面积，转换系数用来自全球足迹网（GFN）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编撰的国家足迹账户（NFA）所提供或其他人员计算的产出系数计算得到。在对国际贸易进行EF分析的文献中，使用产品用地系数将商品贸易量转换成为面积的文献见诸van Vuuren el at.[1]， 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 Hornborg[4]， Moran[5]， Moran et al.[6]等人的研究。
Wiedmann[13]全面、详细地阐述了IO方法与PLUM方法的优劣对比。笔者在此强调PLUM方法的如下优点：①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FAO）数据库及全球贸易数据库提供了与NFA中的商品编码一致的年度贸易数据。故PLUM可以获得长时期的年度数据。在IO方法中，各国通常不提供年度的投入产出表。② PLUM方法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具体的商品。IO方法的分辨率只能到达部门或产业。③ PLUM方法的系数矩阵构建相对简单，NFA给出的转换系数已经考虑了母产品（例如，桔子）到子产品（例如，桔汁）的转换率，IO方法的转换系数则要考虑从最终产品追朔到原材料的完整供应链。
在对商品量转换成EF面积进行EF时间序列的研究中，产出系数的选择涉及两个重要问题[14]：其一，产出系数的空间选择。在空间维度中，产出系数可以在全球产出和当地产出中选择。全球产出是指使用世界平均产出系数将以吨（tonne）或立方米（m3）表示的商品量转换为用地面积，当地产出是指使用所研究地区的产出系数进行商品量到用地面积的转换。使用全球产出可以标准化不同地区间生态生产力的差异，利于不同地区的横向比较。其二，产出系数的时间选择。在时间维度中，产出系数可以在可变产出和恒定产出中选择。可变产出具有动态性，每一年份均使用当年的产出系数进行商品量和用地面积之间的转换，可以同时反映消费、生产和土地生态生产力等因素对EF的综合影响。恒定产出具有静态性，选定一年为基年，假设每一年的生态生产力都与基年相同，历年都使用基年的产出系数将商品量转换为用地面积，可以有效地分割各因素对一定人口所占用EF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PLUM方法并选择全球恒定产出计算1992年至2010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及从美国进口的全部商品的自然资本。在空间维度上选取全球产出，可以将美国生产的商品中内涵的用地面积和中国生产的商品中内涵的用地面积统一为全球公顷，以便对双边贸易中进出口的自然资本进行横向比较；在时间维度上选取恒定产出，可以排除土地生态生产力的变化对EF造成的名义影响。
对测算得到的自然资本EF值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①构造EF密集度、EF贸易条件及EF结构，进而分析EF值的贸易特征；②测算1992年至201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值的顺差结构，进而从货币资本流向及商品流向的角度揭示自然资本流向的成因。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不同于van Vuuren el at.[1]， 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 Hornborg[4]， Moran[5]， Moran et al.[6]等人的研究：① 现有研究缺乏双边贸易的时间序列分析，在van Vuuren el at.[1]的研究中，贸易只是一个次要问题；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考察2000年芬兰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的EF；Hornborg[4]考察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英国与北美进行原棉与棉制品、羊毛与羊毛制品贸易中，原料与制成品在货币资本的等价交换，其空间（用地）交换和时间（用工）交换却是不等价的；Moran[5]， Moran et al.[6]则是在全球范围内考察2002年每个国家的出口的EF。本研究却是对中美双边货物贸易进行的时间序列分析。② 现有研究中，只有Moran[5]， Moran et al.[6]构造了产品用地产出系数矩阵。Moran[5]， Moran et al.[6]将各个国名、四类用地产出系数构造了不可直接计算的矩阵，也没有列出矩阵运算的算式。本研究构造了商品贸易量向量（1×n）、用地转换系数矩阵（n×5）及等价因子向量（5×1），用地转换系数是用地产出系数的倒数，并建立三个矩阵连乘的算式，以计算某一年n种进口或出口商品的每一种用地类型的EF值及五种类型用地之和的EF值。③ 本研究双边贸易商品的EF流向进行贸易特征分
2 EF值测算方法及数据
参照Moran[5]， Moran et al.[6]构造的产品用地产出系数矩阵，本文构造产品用地转换系数矩阵，并建立矩阵算式，以计算1992年至2010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及从美国进口的全部商品的EF值。本研究选择全球恒定产出并选取2007年为基年，在世界土地生态生产力不变的假设条件下，1992年至2010年均使用2007年世界土地平均产出系数。在全球范围内，建筑用地不到总用地量的10%，并且，在贸易商品的生态足迹中，建筑用地不到2%[6]，故本研究参照Moran et al.[6]的做法，将贸易商品所含的自然资本分解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和碳汇用地，不考虑建筑用地。
2.1 矩阵及算式
2.2.1 数据来源
农产品贸易量、牧产品的贸易量、渔产品的贸易量均来自UN Comtrade，采用HS02商品编码，林产品的贸易量来自FAO的ForesSTAT Statistical Database，采用FAO商品编码。碳汇用地所需的商品贸易量来自UN Comtrade，采用SITC Rev.1商品编码。商品的内涵能源密度、电力能源系数都从NFA2010版中得到。但是NFA2010版未提供世界电力和热能的碳密度，本文采用NFA2010版的匈牙利账户中的CO2核算工作表推算出2010年世界电力和热能的碳密度。所有产品产出系数及用地均衡因子来自NFA2010。
2.2.2 HS92向HS02及HS96向HS02的版本转换
UN Comtrade在1992年至1995年、1996年至2001年、2002年至2010年的贸易数据分别采用HS92、HS96及HS02编码。本文使用HS92与HS02及HS96与HS02的转换表将HS92及HS96编码数据转换成HS02编码数据，转换表可从Comtrade数据库中得到。
3 测算结果及分析
1992年至2010年中国对美国贸易全部商品（出口年均510种，进口年均550种）的EF值及折线图分别如附表1和图1所示（鉴于版面所限，附表1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图1显示，总体而言，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中国是四种实际用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的净进口国，反映出中国实际用地比较劣势日趋加剧；1992年至1999年间，美国为碳汇用地的净出口国，2000年至2010年间，美国转变为碳汇用地的净进口国，且净进口量呈波动上升趋势，美国通过货物贸易从中国获得排放空间。因此，美国用实际用地换取中国的碳汇用地。
为考察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EF值的贸易特征，笔者构造EF密集度（EFI）、EF贸易条件（TTEF）及EF结构（EFS）如下：
EFI j=EF jTV j， j=ex，im，分别为出口和进口 （6）
式（6）中，TV为贸易值，EFI体现每一美元出口或进口商品的EF值，1EFI为EF的货币价格。贸易两国实际用地出口EF的货币价格（1EFIex）差异体现两国实际用地丰裕度、生产技术水平、用地集约化程度的差异。贸易两国碳汇用地出口EF的货币价格（1EFIex）差异则体现两国环境规制严度和减排技术水平的差异。
（7）
TTEF刻画一国出口自然资本换取进口自然资本的能力。TTEF升高，反映出口自然资本可以换取更多的进口自然资本，EF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反之，则EF贸易条件恶化。
EFS刻画出口或进口商品的EF值中实际用地与碳汇用地的比例。EFS升高，反映实际用地比例提高，笔者称之为EF结构绿化，反之，则称之为EF结构碳化。一国EFSex碳化、EFSim绿化，表明该国在进出口中存在使用换碳汇用地换取实际用地的趋势。
表1显示1992-2010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EF值的贸易特征。从实际用地看，我国实际用地EFIex远低于EFIim，体现我国实际用地丰裕度、用地集约化程度远低于美国；我国EFIex呈递减趋势，即我国实际用地的货币价格越来越高，意味着我国实际用地的比较劣势呈加剧趋势；我国实际用地EFIim相对平稳，反映美国实际用地丰裕度、用地集约化程度保持平稳；实际用地TTEF呈递增趋势，即出口实际用地所交换的进口实际用地呈递增趋势，我国实际用地EF贸易条件呈改善趋势。从碳汇用地看，我国EFIex相对平稳，反映我国出口产品的排放含量没有显著降低，EFIim值呈递减趋势，反映我国从美国进口产品的排放含量呈递减趋势，美国碳汇用地的货币价格越来越高；碳汇用地TTEF呈递减趋势，即出口碳汇用地所交换的进口碳汇用地呈递减趋势，我国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从EF结构看，我国EFSex呈递减趋势，反映我国出
口商品EF结构呈碳化趋势；我国EFSim呈递增趋势，反映我国从美国进口商品EF结构呈绿化趋势。
为揭示中美双边货物贸易EF流向的成因，笔者测算了1992年至201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值按HS分类全部21个类别商品的顺差结构。按HS分类第1至第21类商品如附表2所示（鉴于版面所限，附表2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为同时考虑顺差和逆差的影响，笔者构造商品顺差贡献率如下：
SCit=Xit-Mit∑21i=1（Xit-Mit）×100%（9）
式（9）中， i =1， 2， …， 21； t =1992， 1993， …， 2010； Xit为t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第i类商品的出口值，Mit为t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第i类商品的进口值。∑21i=1（Xit-Mit）表示t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的全部21类商品的净出口值之和或净进口值之和，scit表示t年第i类商品的净出口值或净进口值占当年全部21个类别商品的净出口值之和或净进口值之和的百分比。若Xit-Mit>0，则scit>0，表明t年中国对美贸易第i类商品顺差；若Xit-Mit
scit
1992年至201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值顺差结构由SCit组成，如表2所示。表2显示，中国对美贸易历年都是或绝大部分年份是逆差的商品类别为第6类、第17类及第2类、第10类、第3类等五类商品。其中，前两类（第6、17类）为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后三类（第2、3、10类）为实际用地密集型商品。前两类（第6、17类）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的逆差贡献幅度呈现由强渐弱的变化趋势，后三类（第2、3、10类）实际用地密集型商品的逆差贡献幅度平稳。
在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商品中，主要顺差贡献的商品类别依次为第16类、第20类、第12类、第11类、第15类、第8类等六类商品，其中，第16、20、15类商品为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第12、11、8类商品也是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同时还占用实际用地。前四类商品（第16、20、12、11类）的顺差贡献大幅度变化，反映出中国出口顺差商品从以鞋、帽（第12类）、纺织制品（第11类）为主导向以机电产品（第16、20类）为主导的结构转变。机械设备（第16类）的顺差贡献幅度逐年大幅度攀升。
由于化工产品（第6类）及车辆（第17类）的逆差贡献幅度与机械设备（第16类）的顺差贡献幅度的反方向变化，导致中国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由碳汇用地的净进口国自2000年起转变成为碳汇用地的净出口国。
图1显示的中国实际用地净进口量逐年上升趋势，也可以从表3的货物流向中得到解释：①鞋帽、纺织品、皮革制品等三类占用实际用地的商品（第12、11、8类）的顺差幅度逐年大幅度降低，相应的实际用地出口量逐年减少；②植物产品、木浆、动植物油脂等三类实际用地密集型商品（第2、10、3类）的逆差幅度虽然保持平稳，但由于双边贸易量逐年攀升，相应的实际用地进口量逐年攀升。这两个反向变化的合力形成中国实际用地净进口量逐年上升。
表2实际上是以货币资本为测度来描述中美双边贸易的货物流向。表2从货币资本的角度展现中国在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实现了出口商品的结构提升，而图1、表1则从自然资本的角度反映，中国为实现出口商品的结构提升付出了如下代价：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恶化、出口EF结构碳化、从碳汇用地净进口国转变为碳汇用地净出口国。
4 结 论
本文采用基于产品用地系数矩阵（PLUM）的生态足迹分析测算1992年至2010年中国对美国贸易全部商品的内涵自然资本，得到以下结论：
（1） 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中国是实际用地的净进口国，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恶化、出口EF结构碳化。美国自2000年以来是碳汇用地的净进口国，美国通过货物贸易从中国获得排放空间，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改善、出口EF结构绿化，因此，美国不仅获得消费者剩余和消费品市场物价平稳的货币资本利益，也获得用实际用地换取碳汇用地的自然资本利益。
（2） 我国碳汇用地净出口集中在 “杂项制品”、“SITC未另分类的其他商品和交易”、“机械及运输设备”、“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饮料及烟草”等五个类别的商品。在这五个类别中，我国自2000年以来为美国提供排放空间。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我国制成品、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就意味着出口商品结构的提升。但是，这种出口商品结构提升并未考虑自然资本的代价。我们未曾意识到，制成品、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我国为贸易伙伴国提供碳汇用地的负担加重。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在制成品、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与生态资源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尽量减少产品出口所付出的生态资源代价。
（3） 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中国实际用地净进口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反映出中国实际用地比较劣势日趋加剧。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我国总体上是否呈现生态资源贫瘠化，生态资源贫瘠化又是否与中美贸易正相关。
致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下列同学参与本课题的研究工作：2006级本科生谭新龙、徐化愚，2009级硕士研究生沈晗；2008级本科生李璇、冯亚平，2011级硕士研究生邬光燕、吴莉。2012级硕士研究生杨楠承担投稿的格式调整。作者谨此向他们致以谢忱。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论文初稿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而富有建设性的修改建议。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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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利益集团模型；中点选民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1-0050-08
收稿日期：2013-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模式研究”（13CJL036）。
作者简介：白洁，女，山西忻州人，经济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进世界福利，一国单边贸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的福利。因此，各国最优的贸易政策应该是自由贸易政策。但是理论和现实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它已经成为一国干预国际贸易的重要手段。虽然在WTO的倡导下，各国施行了大幅度的关税减让，但是非关税壁垒却盛行不衰。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上，各国更青睐于保护而不是补贴等直接根治经济扭曲的手段。经典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贸易保护政策，所以，诸多经济学家从最优关税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市场失灵、次优等角度出发试图解释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以效率为基础的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所以，只有将公共选择的分析范式引入传统的贸易理论当中，从收入分配而非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视角探究贸易保护政策的问题，即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贸易保护主义，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本文将其分为两大类：利益集团模型和中点选民模型。利益集团模型的出发点是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和政治捐资来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政府的贸易政策是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中点选民的出发点则缩小到不能进一步分解的选民个体，政治家要赢得选举，得到选票的最大化，必须代表中点选民的利益。
二、利益集团模型及相关研究
利益集团模型是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理论，大部分学者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对贸易保护政策了进行分析。该模型主张资本家通过影响政治家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认为利益集团可通过游说，并投入相应的支出，达到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目的。利益集团模型理论在其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早期研究介于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是利益集团模型的雏形。大部分学者就某一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这些研究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决定因素，以及利益集团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一阶段的理论是分散和片面的，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模型和体系。到20世纪80、90年代，利益集团模型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模型，代表理论有关税形成模型、政治支持模型、保护代售模型和信息传递模型。特别是保护代售模型的提出成为利益集团模型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该模型较为完备和成熟，为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对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热情持续不衰。其中一些学者以保护代售模型为基础，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因素加入模型当中，使该其分析更加深入。另外一些学者用利益集团模型分析自由贸易协定、间接投资等具体问题，使其解释力不断增强。还有一些学者以本国数据为基础对利益集团模型特别是保护代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讨该理论在本国的适用性。根据学者对利益集团模型研究重点的不同，将相关研究分为四个方面：
1.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研究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构成了利益集团模型理论的基础部分。早期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数目少、地理集中度高、买方集中度高的行业能有效调整集团内部利益并形成游说，因此行业获得的保护水平以及行业反对贸易自由化的能力与上述因素成正比；Olson[1]认为不利于收入、就业水平提高的经济环境更有2利于利益集团的形成。所以行业保护水平和行业产出、就业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与进口渗透率呈正相关关系；Gawande等[2]研究了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在政府贸易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之前的研究学者认为，国外利益集团对政府贸易政策的游说对国内经济是有损失的，但Gawande等却认为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可能会减少贸易壁垒，提高消费者剩余，进而提高该国的福利；Matilde Bombardini[3]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利益集团模型当中。认为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会受到企业游说能力的影响，而企业的游说能力则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因为在企业游说的过程中需要支付政治捐献，规模较大的企业会拥有较强的支付能力。所以，对于一个产业而言，如果该产业内大型企业较多即产业集中度较高，则该产业的游说能力就较强，贸易保护水平也较高；Bumba Mukherjee等[4]将劳动力流动程度引入利益集团模型中，认为当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性变弱时，民主国家更容易采取保护贸易的政策。
2.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决策过程的研究。
在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影响因素可以看作是一个输入变量，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表现形式的贸易保护手段可以作为一个输出变量，那么中间的影响过程和决策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诸多学者通过构建函数或者是利用博弈论对该环节进行展开。如Findiay等[5]构造了关税形成模型，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了利益集团影响关税的具体过程。认为关税水平取决于对峙的两个游说集团游说竞争的结果。利益集团双方进行非合作博弈，提供游说支出，使各自净收益最大化，最终的最优关税便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该模型认为关税是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政治结果，而政府在关税的决定过程中退居其次。该模型较好的利用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对关税决定水平进行了详细论述，但在此过程中过分看重利益集团的作用，忽视了政府、消费者等其他社会群体对关税的影响。
Magee等[6]构造了两个政党、两个利益集团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该模型认为利益集团为候选政党或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目的是提高所支持政党或候选人当选执政的概率。假设，各党在得到利益集团政治捐献之前，便已申明了各自所倡导的贸易政策，并且该贸易政策不受政治捐献的影响与干扰。利益集团只是根据自身的贸易政策偏好，选择自己支持的政党。那么，在该情况下，利益集团并不能以政治捐献的方式直接影响贸易政策，只能通过政治捐献提高自己所支持的政党的获胜几率，从而间接获得自己所期望的贸易政策。
上述研究将政治捐献作为利益集团左右政府制定贸易政策的筹码，而Ainsworth[7]认为利益集团向决策者提供详实可靠的信息同样可以起到游说作用。由此，我们研究的前提从充分信息演变为非充分信息状态。于是，信息便成为了利益集团游说决策者的重要砝码，能够帮助资源有限的政府把握经济状况，作出决策。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关系便由“保护待售”模型中的交易双方，变成了信息提供模型中的政治盟友――利益集团向决策者传递对自己有利的真实信息，决策者依靠信息做出明智选择以延长政治寿命，双方互惠互利。
传统的利益集团模型大多将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如Findiay等[5]的关税形成模型。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关税获得全部的贸易保护利得（租）。随着贸易保护手段的日趋丰富，非关税壁垒越来越受到重视，而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不能获得全部的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Facchini等人[8]将配额等非关税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引入了利益集团模型当中。研究发现在政府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过程中，只有72%-75%的租最终由政府获得。该研究大大拓宽了以往分析的视野，使得研究学者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给予关注。从而使得贸易保护政策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3.关于利益集团综合模型构建的研究。
上述文献分别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和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这只是利益集团模型的两个方面，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政府的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权衡，最终制定贸易保护政策呢？这就涉及到了综合模型的构建和深化。
Hillman[9]首次提出一个较为完备的模型即政治支持模型。该模型假设，政府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集团以及消费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团与消费者之间做出权衡。关税过高，虽可得到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却由于价格提高，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降低关税，虽可满足消费者，却无法让利益集团提供支持。因此，政府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于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政治支持最大化。通过分析，Hillman得出了以下结果：由于利益集团在政治支持方面的影响很大，政府将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但这样的保护对于衰退产业而言只是暂时的，并非永久性的。虽然处于衰退境地的产业利益集团最渴望得到政府保护，但最终结果可能不是延缓而是加速了这些产业的衰退。该模型虽然比之前的理论更完善，但单从公众的角度或单从政治家与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博弈的角度看待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仍然不够丰富，直到Grossman等[10]提出了保护待售模型以后，利益集团模型才得到了长足发展。
Grossman等提出了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捐献模型――保护待售模型，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应集中于已胜出的当权政府，其目的是直接影响当权政府的贸易政策，而非提高竞选政党的当选概率或是当权政府的连任几率。当权政府则为了再次当选，除了借助政治捐献外，也需努力提高普通选民的效用水平。因此，在该情形下，利益集团应向政府提供适当的政治捐献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当权政府则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使总政治捐献与社会总福利的加权值最大。Grossman等假设，一小国中存在n个利益集团，分别代表各自产业利益游说当权政府。在劳动报酬为1的前提下，构建了利益集团的福利函数和社会总福利函数，政府的目标是使游说集团的政府捐资和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化。为了达到目标，利益集团和政府间形成两阶段非合作博弈，即利益集团之间首先提出纳什均衡下的政治捐献安排，然后政府在给定的捐献安排上再决定最优税率。在非合作博弈条件下，根据政府与游说集团之间“菜单拍卖”的纳什均衡条件，得出了均衡时的关税表达式。其结论表明：均衡关税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总体利益集团人数比例以及是否是有组织产业。只要产业内部存在利益集团，并向政府提供政治捐献，便可享受到关税保护，而未成立利益集团的产业则需忍受负保护。若所有产业均存在利益集团，并且每位选民均属于利益集团，则此时会形成全面的自由贸易。该模型是利益集团模型中最为完备的一个，但是仍然存在明显缺陷，即对于利益集团期望利用政治捐献影响所有商品关税的假设，与现实情况并不一致。在现实中，利益集团更希望将有限的政治捐献投入到直接相关的贸易政策游说中。利益集团很可能只要求政府提高自身产品的保护程度，对于其他产品则并不关心，因为对其他产品关税进行游说，将是一件边际收益远低于边际成本的行为。
基于此种考虑，Helpman进一步假设利益集团只对自身产品的关税水平进行游说，结论表明：不存在利益集团的产业将实行自由贸易，而并非征收出口关税；提供政治捐献的产业将一定受到关税保护。即使出现所有选民均属于利益集团的极端现象，全面的零关税也无法实现，除非只存在一个产业、一个利益集团。存在利益集团的产业，其关税具有独立性，并与该产业特定要素的所有权集中度有关，集中度越大，保护率越高，而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实力无关。然而，该模型视利益集团的存在为一个外生变量，这种假设仍然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在现实中，只有当利益集团的潜在收益足够高或者组织成本足够低的时候才可能形成。保护代售模型作为利益集团模型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后期学者进行研究的基础。
Chang[11]对保护代售模型进行了深化，将KrugmanDixitStiglitz提出的垄断竞争模型植入保护待售模型中，探讨了在垄断竞争环境下，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该模型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在垄断竞争条件下（1）即使是在没有组织的产业中，内生性的进口关税水平也不会降到零。（2）对于有组织的产业而言，内生性的出口政策不一定均表现为出口补贴。但对于没有组织的产业而言，则表现为出口税。（3）不管该产业是否有组织，进口保护水平与进口渗透率成反比；Gawande等[12]以保护待售模型为基础，探讨了上游生产者和下游生产者的游说竞争问题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该文章认为来自于相互对峙的两个利益集团的游说竞争对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会产生重要影响。文章搜集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一个有组织的产业往往会得到更多的贸易保护，但是如果该产业中下游生产商也存在强大组织的话，往往会削弱政府对该产业的贸易保护力度；Matschke等[13]将劳工问题引入了保护待售模型中。通过构建新模型和实证分析得出，均衡的贸易保护水平确实受到劳动力市场变量的影响。并认为，如果一个特定产业中的工会而不是资本拥有者对政府进行游说，那么均衡时的贸易保护水平会比保护待售模型中的要高，因为工会会将零散的游说租金集中起来。反之，如果资本拥有者而不是工会对政府进行游说，那么均衡时的贸易保护水平就会较低；Facchini等[14]将产品替代率引入了保护代售模型当中，认为如果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的替代率越大，那么本国产品所在行业得到的贸易保护就越强。
4.关于利益集团模型应用的研究。
在利益集团模型日臻完善的过程中，一部分学者将利益集团模型运用到分析其他问题中去，比如自由贸易协定、间接投资问题等等，这些研究使得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这一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广化。比如，Maggi[15]将利益集团模型用于分析自由贸易协定。认为自由贸易协定确实能够推动贸易自由化，但是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不仅与一些政治变量相联系，还与部门间资本流动性有关。如果资本的流动性越好，越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的深化；Lucian Bebchuk等[16]将利益集团模型用于分析间接投资问题。该论文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用于分析利益集团的游说是如何影响政府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决定。认为公司内部人员利用其控制的公司资产去影响政治家的决策，作为外部人员的机构投资者（比如金融中介）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无法获得有效保护，这些因素会导致投资者获得的保护水平在一个次优的状态下达到均衡。
通过上述归纳，可以看出利益集团确实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但是普通选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又涉及到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另外一条主线――中点选民模型。
三、中点选民模型及相关研究
中点选民将立足点放在选民个体。政府或政治家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在选择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中点选民偏好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偏好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0世纪70年代从选民的角度考虑其对贸易政策影响的观点就形成了，比如Caves[17]的选举最大化模型就将行业的就业人数与选民人数联系起来，并考虑选民人数对政府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该理论认为，行业就业人数是利益集团和政府谈判的筹码，有更多选民的行业更容易得到候选人的偏好，即行业就业人数与行业保护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该理论虽然没有提出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但是却给出了与利益集团模型截然不同的思考立场，即从选民的角度来考虑其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Mayer[18]正式提出了中点选民模型。这一模型假定政策是通过多数人投票决定的。只要中点选民对政策的偏好有“单峰”，那么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能使中点选民效用最大化的政策。Mayer在HO框架下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如果中点选民的资本/劳动比率比经济体的总比率低，那么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时，这个国家就会征收正的进口关税。即如果该国是资本密集型国家，它的贸易政策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正的关税，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进口补贴。如果该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那么它的贸易政策应该是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正的关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进口补贴。但这与各国实际情况很不吻合。事实上，很多国家采取的政策只是代表一国少数要素拥有者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点选民模型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而且将中点选民模型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对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解释。近几年，学者对中点选民模型的研究持续进行，他们加入了以前忽略的经济、政治变量，集中分析了中点选民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从而使该模型与现实更加接近。但是由于该模型解释能力的局限，导致成果并不是很丰富。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将中点选民模型的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贸易保护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另外一类是关于中点选民模型应用的研究。
1.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
Hillman[9]将中点选民模型与要素禀赋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了直接民主下的要素拥有量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他利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与斯托尔玻-萨缪尔森定理构造了一个经济均衡时关税水平的决定模型。该模型认为，均衡关税水平是中点选民的个人最优关税水平。然而，对于中点选民的识别依赖于对投票者资格的判定和要素拥有量的限制。如果投票者资格判定中对最小资本拥有量有所要求，那么该行为就体现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贸易保护的意图。如果最小资本拥有量的水平越高，那么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保护的意图就越明显。保护性关税水平取决于中点选民对相关要素拥有量与经济中要素拥有总量的关系。如果中点选民对资本拥有量高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那么多数投票原则将导致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关税，反之亦然。自由贸易仅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发生，即中点选民的要素拥有量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一致的时候。除了要素拥有量，投票成本也成为一个影响因素。如果投票成本为正，则个体进行投票的可能性将随着投票净利润的增加而增加。此时，那些边际收益在征收关税后提高很少的个体，将没有激励去投票，而剩下的投票者的利益与征收关税密切相关，即征收关税以后会明显提高该选民的利益。于是，从贸易保护中得到的利益将更加集中于特定人群、特定产业当中，而损失则被广泛的分散到整个经济当中。该模型非常深入的研究了要素拥有量、投票成本与贸易保护程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极富参考价值的论点，但是对间接民主下的贸易保护问题没有涉及。
Dutt等[19]将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引入到中点选民模型当中，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在中点选民模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对一国税收政策的影响。文章指出，如果一国中点选民的资本/劳动禀赋的价值比较低，那么相应的不平等程度就比较高。对于资本丰富的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对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的关税就越高。反之，对于劳动丰裕的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对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的关税将越低、补贴越高。总之，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会导致限制性的贸易政策。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会导致开放性的贸易政策。该模型运用对比的方法，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并首次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给予关注。
Daron等[20]将一些非政治因素引入到中点选民模型中，认为某些经济因素比如分配效应、外部效应、规模效应和消费者效应与政治因素相比，更容易产生贸易保护；Subhayu Bandyopadhyay等[21]将腐败引入了中点选民模型中，认为腐败会提高劳动密集型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密集型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从而使得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与其他因素相比，腐败会使贸易政策偏离中点选民的偏好；Hugh Ward等[22]给中点选民模型中加入了新的变量，认为在西欧国家全球化对派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点选民的位置。如果中点选民的位置非常靠右，那么派会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而采取友善的贸易政策。如果中点选民的位置非常靠左，那么派则会采取较为极端的、不友好的保护贸易政策。
中点选民模型从Mayer的首次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日渐丰富，诸多经济学家将要素禀赋、收入分配、外部效应、规模效应、腐败、中点选民的位置等因素引入中点选民模型当中对其进行完善，使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现在不仅可以利用其分析关税政策的制定，而且可用其分析区域贸易协定缔结等诸多经济现象。
2.关于中点选民模型应用的研究。
Feenstra[23]将中点选民模型运用到双边贸易协定、多边贸易协定当中。具体分析了一国在从封闭经济走向双边贸易协定或多边贸易协定过程中的损益情况，并且剖析了双边贸易协定到底是多边贸易协定的绊脚石还是铺路石。通过分析，芬斯特拉证明了定理（Levy，1999）的部分观点。首先，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下，如果两国的中点选民都会在双边贸易协定中收益，那么至少有一个国家一定会在多边贸易协定中获益；其次，如果允许垄断竞争下产品的多样化，那么两国的中点选民一定会在从封闭经济到双边贸易协定，或是从封闭经济到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收益。但可能从双边贸易到多边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受损。所以，双边贸易协定会阻止参与国向多边贸易协定发展。对于多边贸易协定来说，双边贸易协定是一个绊脚石，而不是铺路石。
Baybars Karacaovali等[24]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在关税同盟内部不存在贸易转移的条件下，优先贸易协定一定会阻碍多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并通过对欧盟的实证检验，支持了该论点。上述经济学家用中点选民模型分析了贸易协定问题，从广度上拓展了其解释能力。这为后续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中点选民模型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可以把其当做是一个分析工具去解释其他经济现象。
四、现有研究小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现有研究小结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沿着利益集团模型和中点选民模型两条主线并行发展，但是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可知研究成果中存在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即对利益集团模型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中点选民模型的关注。最终导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的研究中，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中点选民模型则相对缺乏。究其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两个模型解释力的差异所致。利益集团模型建立在利益集团游说的基础之上，而利益集团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这就奠定了该理论继续深化和发展的基础。中点选民模型建立在直接民主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制定贸易政策时，直接民主并不是普遍使用的制度安排，更为常见的政治体系是代议制民主制度，其中的政策是由选出的代表做出的。在代议制民主下，个体并没有机会参加投票来直接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虽然他们可以寻找可靠的代表参与政治决策，但是由于政治进入壁垒、投票者理性、搭便车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导致中点选民模型的解释力大大减少。所以，后期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分析贸易保护问题的研究与利益集团模型相比较少，而更多研究学者利用它来分析收入不平衡、公共教育等问题。
（二）未来研究展望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补充和完善成为今后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
首先，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保护主要是针对于产品贸易，忽略了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国外的研究学者还是国内的研究学者，要么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一个统一体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贸易保护问题，要么单纯的研究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很少有学者专门将服务贸易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而我们知道产品贸易政策和服务贸易政策的区别很大，服务的无形性、不可分割性、差异性和不可储存性决定了服务贸易政策的特殊性。如何结合服务贸易的特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服务贸易保护政策的决策过程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其次，对贸易保护政策表现形式的界定不够丰富。贸易保护政策的表现形式非常多，而大多数已有的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将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唯一表现形式，尽管后期一些经济学家比如Gawande 和Krishna（2004）、Facchini，Biesebroeck和Willmann（2006）研究了非关税壁垒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在整个贸易政策中的重要性。但是后期对于非关税壁垒，以及与服务贸易紧密相连的政府管制等贸易措施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如何将非关税壁垒和一些政府管制措施转化为定量指标，从而构建一个反映贸易保护程度的综合指标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大量文献针对于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研究较少。相关的模型不是针对于直接民主制就是针对于代议民主制，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比如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怎样结合这些国家的特点构建相关的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虽然，芬斯特拉在2002年针对于中国提出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但是他分析的是中国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的决策过程，并没有针对贸易保护进行研究。Mitra和Thomakos在2002年首次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分开讨论，研究了保护待售模型在这两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应用。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未能成为后续学者关注的研究重点。所以探讨利益集团模型在非民主国家适用性的相关研究仍然是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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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摘要:深入推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升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层次,在良好的贸易合作基础上推动双方的相互投资,优化区域分工格局,促进区域技术进步,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提高区域资本配置效率,有效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对自由贸易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CAFTA;中国-东盟;相互投资
经过6年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贸易自由化程度明显提升,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已在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如果说贸易合作是CAFTA建设的“先导”,则投资合作就是CAFTA向深层次发展的“助推器”。事实上,在《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相互投资被列入深化中国与东盟五大重点合作的领域之一,并制定了“为中国-东盟投资领域的自由化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并具有竞争力的投资机制”的发展目标。因此,当前CAFTA建设的重点就在于推动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
一、2002年以前的中国-东盟相互投资回顾
由于特殊的地缘优势、文化优势,中国和东盟相互之间的投资(特别是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实施,到2002年CAFTA正式启动建设前,双方的相互投资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以东盟对华投资为主导,中国对东盟投资规模较小
东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是大规模的对华直接投资则是在1992年之后。据统计,1992年之后东盟国家一年的对华投资额就超过了1979-1991年的投资额总和。1983年东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只有530万美元,1993年就达到了10.1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近200倍。1994-1998年间继续快速增长,1998年东南亚国家对华直接投资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42.2亿美元。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9-2000年东盟国家对华投资出现负增长,1999年实际投资金额大幅下降,比1998年下降了22%,2000年再下降4.4%。但随着东盟国家经济从危机中逐渐恢复,2001年的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上升,实际投资额为29.84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4.9%。
反观同期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则难如人意。截至2001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共740项,总投资10.91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6.55亿美元。从中国对东盟年度新增直接投资来看,占东盟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非常小,而且无明显快速增长趋势,除1998年达到近3亿美元外,其他年份投资额基本上在1亿美元左右徘徊。
(二)东盟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也较为集中
东盟对华投资国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其中新加坡对华投资一直位居东盟各国之首),其他五国在华投资所占比重很小。截至2001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几乎全部(99.1%)来源于新、马、泰、菲、印尼五个国家,仅新加坡一国就占了72.7%。在东盟国家对华投资过程中,华商一直是最重要的投资主体。据不完全统计,东盟国家对华投资中约有80%的资本来自于当地华人企业,而在1997年前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8%。我国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泰国、印尼、柬埔寨、新加坡和越南五国,占投资总额的85%,其余五国只占到了投资总额的15%。就投资主体看,主要是中小型民营企业。
(三)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且中小型项目居多
从东盟国家对华投资看,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投资项目多为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产品多为出口。从投资额看,以中小型项目居多,投资额在3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占全部在华投资的70%。中国在东盟国家的投资主要也是加工、装配和生产性的中小型项目,单项投资金额平均在100万美元左右。
综观2002年以前的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特别是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从总量、结构和单个项目看均处于较低的水平,双方的投资占各自利用外资总量的比例都比较低。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区内产业规模经济效应的产生,也不利于产业集聚,阻碍了CAFTA的整体福利水平提升。
二、2002年启动CAFTA建设以来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新发展及其因素分析
(一)2002年以来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新发展
从2002年开始,伴随着CAFTA建设正式启动,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往来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良好态势。2007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比预计时间提前3年。在贸易扩张的同时,5年来中国-东盟的相互投资也呈稳步增长态势,其中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增速加快。
1.投资规模稳步上升,中国对东盟投资增速加快。从东盟对华投资看,除2003年投资额为29.3亿美元外,其余年份的新增投资额均在30亿美元以上,总体上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从中国对东盟投资看,尽管绝对额仍然偏低,但投资增速已明显加快。以2003年为例,当年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项目就从740个猛增到857个,总投资额从6.55亿美元增加到9.4亿美元;同期,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额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也从7.7%提升到8.25%。从国别看,以2005年中国企业对越南投资为例,当年1-8月中国新增对越直接投资28项,协议金额8246万美元,超过2004年全年对越直接投资总额(8017万美元)。
2.投资领域不断拓展。从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看,目前己涉及能源开发、金融、建筑、化工、织、电气、矿业、医药和运输等行业,投资领域非常广泛。与此同时,东盟也有许多大中型企业在中国投资,在农业技术、矿产开采、化工机电、旅游设施、金融服务等行业独资或与中国企业合资。
(二)2002-2006年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综合2002-2006年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态势分析,以下因素的促进效应较为明显:
1.《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与实施。一方面为相互投资提供了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则为相互投资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2.贸易合作快速发展,增强了双方的投资互信。来自中国-东盟理事会的消息显示,2007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025.5亿美元,提前三年实现了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的目标。中国与东盟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迅速增长的双边贸易增进了双方的互信与合作,为双方企业相互投资对方市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中国和东盟经济实力的提升为相互投资扩张提供了动力源。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使之一举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从而为扩大向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创造了条件。
三、在CAFTA框架下推动中国-东盟相互投资加速发展
(一)完善CAFTA投资协定,为中国-东盟相互投资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在投资合作方面的目标和宗旨在于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和具有竞争力的投资机制,切实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投资。为此,协议各缔约方同意采取以下行动:(1)通过谈判以逐步实现投资机制的自由化;(2)加强投资领域的合作,给区域内的跨国投资提供便利,并提高投资规章和法规的透明度;(3)提供投资保护,包括实现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这些内容的实施,将简化投资的程序和降低投资的壁垒,改善投资环境,推动投资自由化进程。
但是就目前而言尚需将这些相当笼统的承诺加以完善,使之具体化以增强其实效性。在比较研究相关国际投资协定并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完善CAFTA投资协定:(1)市场准入:主要涉及产业开放范围及其相关安排;(2)投资待遇;(3)透明度规定;(4)成员间投资的限制条件及相关要求的界定;(5)成员间投资的争端解决机制设定;(6)投资保护。
(二)搭建合作平台,促进相互投资
1.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投资推介功能。投资促进推介活动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东盟十国均已在博览会期间举办多场重要的投资促进活动,来自中国广东、浙江、江苏、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区的企业也纷纷举办投资促进活动,吸引东盟投资者。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活动迅速升温。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博览会特殊的11国联办机制,紧密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进程,将区内各国、各地的投资环境和政策宣传作为投资推介活动的重点,尽可能实现投资信息的经常性更新和共享,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有益的投资决策信息。
2.合力打造湄公河次区域和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平台。由于特殊的区位优势,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泛北部湾经济区合作是扩大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天然平台。(1)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REATMEKONGSUBREGIONCOOPERATION,简称GMS)规划始于1992年,合作范围包括沿湄公河流域,即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5国和中国云南省等地区。涉及7个合作领域:交通、能源、电讯、环境、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以及贸易与投资。截止到2005年,六个成员国在交通、能源、电信、环境、人力资源开发、投资、贸易、旅游、农业等领域实施了119个合作项目,总投资额约53亿美元。(2)泛北部湾经济区合作:其主旨是通过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等国家的港口、物流合作,促进相互投资,大力发展临海工业,促进泛北部湾地区成为太平洋西岸一个新增长极。2007年,中国和环北部湾东盟国家进一步明确了“港口合作与发展”的投资主题。各国都表现出加强交通,特别是港口建设项目合作的迫切愿望。从环北部湾东盟国家情况看,港口“扩容”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之一,如越南胡志明市计划投资2.2亿美元扩建4个码头,中国广西也在不断加快与泛北部湾东盟国家的港口建设合作,2007年已开工新建大型深水码头项目15个,泊位37个,总投资99亿元。
3.积极筹建和完善各类投资产业园区,打造相互投资的良好载体。如果说次区域合作是CAFTA框架下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有效平台,那么投资产业园区则是相互投资的最终载体,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率。早在2003年底,为支撑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投资合作,中国已在广西南宁市建立中国-东盟经济园区。据统计,从2004年第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至今,入驻中国-东盟经济园区的企业已经达到118家,合同投资总额近77亿元人民币,其中已开工、在建项目80个,竣工、投产项目38个。目前,已有泰国、印尼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以及北京、上海、广东、江西等国内外企业入园,园区已经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项目涉及电子、生物制药、机械制造、高级纸业、彩印包装、农副产品加工、塑料、板材加工、现代农业等领域。
另外,2004年开工建设的广西中国-东盟青年产业园也已经成为中国和东盟投资者投资的重要载体。目前,签订合同落户园区的生产性项目26个,投资总额23.3亿多元;已签订投资意向书的项目18个,投资总额76亿多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底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苏州工业园区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在老挝合资建设万象特殊经济区项目,则标志着产业园区作为中国-东盟相互投资重要载体的新发展。在国家开发银行的融资支持下,苏州工业园区牵头负责建设老挝2009年东南亚运动会场馆,并开发万象市周边10平方公里土地。此外,中国还将在东盟国家建立若干个经济贸易合作区,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东南亚。
参考文献:
[1]张二震,马野青,方勇.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唐礼智.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
[3]宫占奎,李文韬.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比较研究[J].南开学报,2004(1).
[4]李皖南.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效应分析[J].当代亚太,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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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澳FTA 中瑞FTA GTAP模型 经济效应
一、引言
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谋求对外贸易新空间、提高在全球贸易治理领域影响力的战略举措。截至2016年，中国已签署和实施了14个自贸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瑞士是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拥有先进的科技，是世界上精密仪器及钟表、机械及电子设备、化学制成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被称作“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和“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两国都属于重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并且与中国都有着比较紧密的经贸往来。2013年和2015年，中国分别与瑞士和澳大利亚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鉴于瑞士、澳大利亚两国的经济特色以及与中国贸易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同时，中瑞、中澳自贸区实际运作时间不长，本文运用GTAP模型来探讨和比较中瑞、中澳建立自贸区的经济效应，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探讨自贸区经济效应，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国内外成果众多。实际上，自贸区经济效应分析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典和新古典国际贸易学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欧盟、北美自贸区、东盟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展开。有关中国自贸区经济效应的研究，因中国开展自贸区的时间有限，所以成果相对偏少，并且大多为定性的宏观政策性分析。在实证研究方面，通常是从贸易互补性、比较优势以及VEC或VAR模型协整检验等角度进行分析。具体就中瑞自贸区方面，主要成果包括：高金田和刘婷（2010）分析了中瑞两国贸易额与GDP关系，探讨了两国商品的互补性和竞争性；Lanteigne（2014）着重强调了中瑞自贸区与中国-新西兰和中国-冰岛自贸区模式的差异；Rios-Morales（2016）从直接投资的视角指出，随着壁垒的减少，投资合作的不断深入将有助于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在中澳自贸区方面，主要成果包括：黄庆波（2011）通^计算中澳贸易强度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证实了两国大多数产业存在互补性；Gretton（2016）通过模拟政策变化，发现中澳双边贸易往来会随着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而显著提高，进而促进两国经济增长；Xiang（2017）运用局部均衡模型定量分析方法，发现建立中澳自贸区将给中国消费者带来明显的福利增长。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是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设计的多国多部门应用的一般均衡模型，目前已被广泛用于分析国家间贸易政策变化对各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我国，该模型已被应用于中国-韩国、中国-欧盟、中国-东盟、中国-海合会等自贸区的分析中。但是，对中瑞、中澳自贸区的研究，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成果。鉴于此，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是，首先进行中瑞、中澳贸易现状和特征分析，探讨中瑞、中澳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然后应用GTAP模型对中瑞和中澳的自贸区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和比较，最后形成有关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中瑞、中澳贸易发展现状和特征
1.中瑞、中澳贸易规模和增长率
瑞士是中国在欧洲除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也是欧洲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不断深化，尤其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瑞贸易增长明显加快。虽然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中瑞贸易有个别年份出现短暂下降，但很快便恢复至上升趋势。据统计，2001年中国与瑞士贸易总额为23.83亿美元，而2015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444.01亿美元，增长了18.6倍（见图1）。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贸易伙伴，改革开放以来，中澳贸易基本上一直呈现持续上升的发展趋势。即使因进口贸易大幅下降，导致2015年中澳贸易规模比上年有所缩小，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仍稳步增长。资料显示，2001年中澳贸易总额为89.95亿美元，而2015年中澳贸易总额已达1142.5亿美元，增长12.7倍（见图2）。换言之，中澳贸易的增长速度虽然小于中瑞贸易，但贸易规模为中瑞贸易的两倍以上。
2.中瑞、中澳贸易结构和趋势
从贸易的商品结构看，制成品已经成为中国对瑞士和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产品。2001-2015年制成品出口占中国对瑞士全部出口比重为70%以上，占对澳大利亚全部出口比重更是高达约95%，并且上述占比还一直呈现上升态势。在制成品中，2001年中国对瑞士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为18.08%，2015年显著提升到40.23%；2001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占比为24.37%，2015年显著增加到38.34%。与之相对应，中国对瑞士和澳大利亚的出口中，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比重逐步减少。以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杂质品为例，2001年中国对瑞士的杂质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为57.86%，而2015年明显下降为32.74%；2001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杂质品出口占比为43.67%，2015年仅为29.53%。
在进口贸易结构方面，中国从瑞士进口产品虽然总体上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为主，但是产品类别变化较大。比如，贵金属及制品产品比重从2001年的13.6%上升至2015年的77.8%，机械及运输设备的比重从2001年的49.3%下降至2015年的7.5%。就进口贸易而言，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结构变化不大，主要为能矿资源产品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其中，铁矿石、农产品和煤炭长期位列三大对华出口产品 。Comtrade databas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17， UN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http：///unsd/comtrade/， accessed Feb 2017.
3.中瑞、中澳贸易的竞争性
经计算，中瑞、中澳贸易的工业制成品ESI指数如附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到，中国向瑞士出口无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其ESI指数都高于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这意味着中瑞贸易的竞争性明显高于中澳贸易。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瑞、中澳贸易的工业制成品ESI指数都在逐步下降，这说明中国与瑞士、澳大利亚贸易的竞争性在减弱，互利性和国际分工在深化。再次，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之间，中瑞贸易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性明显高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但是，中澳贸易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之间，竞争性差异不大。
4.中瑞、中澳贸易的互补性
当一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类别与另一国的主要进口产品类别相吻合时，两国间的互补性指数就大；相反，两国间的互补性指数就小。
附表2显示了中国与瑞士、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总的来看，中瑞和中澳在进出口上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进一步从行业上看，中国与瑞士、澳大利亚贸易的互补性，在不同行业之间不尽相同。其中，从进口贸易角度看，中国从瑞士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SITC5）的互补性，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而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是在初级产品（SITC2和SITC3）上互补性更为突出。从出口贸易角度看，中国与瑞士、澳大利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均大于1，说明中国与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互补性高。
三、GTAP模型和有关数据、参数说明
GTAP模型是子模型连结成一个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本文采用的GTAP模型是使用GTAP8.0数据库，它包含了87个国家（或地区）的57个行业。为方便分析，文中对中瑞和中澳双边贸易量较大的产品进行了分类汇总，汇总之后包括8个国家与地区和20个部门。具体的国家与地区包括：瑞士（澳大利亚）、中国、美国、东盟、日本、韩国、欧盟、世界其他地区。具体商品种类是：谷物、蔬菜水果、油料作物、糖类、其他作物、动物产品、林业渔业、矿产能源、肉类产品、乳制品、加工食品、纺织业、服装、木材、纸制品、出版业、化工产品、橡胶产品、塑料产品、金属及其制品、发动机及配件、机械设备、其他制成品和服务业。
在采用GTAP模型对中瑞自贸区和中澳自贸区（即FTA）进行政策模拟时，主要考察贸易政策中关税变化的影响。经查，实行FTA之前，瑞士对中国征收较高进口关税的产品有：乳制品（113.1%），动物产品（77.1%），饮料、烟草（31.7%）；中国对瑞士征收较高进口关税的产品有：糖类（27.4%），谷物（24.3%），饮料、烟草（22.3%）。澳大利亚对中国征收较高进口关税的有产品：饮料、烟草（19.0%），服装（18.3%），纺织品（18.1%）；中国对澳大利亚征收较高进口关税的产品有：谷物（89.9%），饮料、烟草（57.3%），纺织品（24.8%） Comtrade databas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17， UN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http：///unsd/comtrade/， accessed Feb 2017.。本文模M中瑞、中澳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中国和上述两国全面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双方对所有对方进口产品的关税，均设定降为0，并由此进行相关的经济效应模拟和比较。
四、中瑞、中澳自贸区经济总体效应及比较
表1显示了运用 GTAP模型模拟建立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区的结果。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中瑞建立自贸区后，中国和瑞士两国的总产出和社会福利均得到了增加。其中，瑞士总产出增加0.3%，中国总产出增长0.01%。在社会福利方面，瑞士增加4.37亿美元、中国增加1.39亿美元。在中瑞两国的GDP影响上，建立中瑞自贸区，瑞士的GDP将增加0.29%，中国的GDP几乎未发生变化。究其原因，一方面与瑞士经济规模较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建立中瑞自贸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侧重点有关。即尽管中瑞自贸区使中国总产出增加，但因其中的中间品增长过快，结果导致衡量最终产品的GDP变化不显著。因此，在中国和瑞士两国之间，可以说建立自贸区总体上对瑞士的GDP、总产出和社会福利带来的有利影响比中国更为显著。此外，该表也显示，中瑞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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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品多样化；贸易绩效；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1－0009-06
面对世界各国贸易额的高速增长，进出口数量的逐年增加，我们不禁会问，在这种增长过程中进出口产品种类是如何变化的，即各国进出口产品多样化的程度如何？它对进出口贸易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意欲在明确产品多样化的概念和测度方法的前提下考察其与贸易绩效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地，通过对现有相关研究的梳理，我们又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经贸活动相对活跃的东南亚地区尚未受到应有的注意，尤其是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进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与贸易绩效关系的研究仍属空白，鉴于此，笔者尝试性地对该领域进行初步探索，但主要集中于出口方面关系的分析，进口方面将另文说明。
一、产品多样化的概念与测度
截至目前，理论界尚未对产品多样化（product variety）给出统一的定义。依据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理论，它存在多种解释。Lancaster（1990）认为从市场营销角度看，产品多样化指某一特定产品组中一定数量的产品异体（variant），如根据“品牌”进行的划分或耐用消费品市场上根据“式样”进行的划分；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他认为应从市场竞争关系出发理解产品多样化，指出每一个体消费者追求消费多样性，不同的消费者由于偏好不同而需要不同的产品异体；单个厂商可以通过生产不同式样的产品或不同于竞争对手的异质产品增加利润。也就是说产品多样化是决定市场均衡类型的重要因素。Bils&Klenow（2001）所界定的产品多样化更广泛一些，他们认为以往通常将既有产品式样的改进看作是“质量增长”而非“种类（多样化）增长”，但当新式样不能完全替代原有式样时，更确切的定义应该属于“种类增长”，所以在他们看来，产品多样化既包括原有产品增添了新的特征也包括完全意义上的新产品。Broda & Weinstein（2004）指出产品多样化通常是一个厂商所生产的不同品牌的产品，或是不同厂商的总产出，或是不同国家的同种产品的产出，或是某一国家不同行业的总产出，等等。在计量经济研究中，比较典型的定义是某一厂商的不同生产线；大量的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者则将其定义为来自某一特定国家的充分细分的产品贸易流量；也有一些研究者将其定义为厂商或工厂水平的产出。本文对产品多样化的定义遵循国际贸易领域的普遍观点，指充分细分的产品类别。
对于产品多样化的测度，由于没有统计机构对其进行数据统计和记录，所以首先必须要寻求恰当的产品多样化衡量方法以助于相关研究。早期的度量都是采取间接的方法进行的，例如以投资、相对专利活动和R&D支出、产出、盈利性或出口国数目等作为产品多样化的间接指数（Owen&Wren-Lewis，1993；Woods，1995；Muscatelli，Stevenson，Montagna，1995；Greenhalgh et al，1994；Klenow，1997）。但是由于间接方法本身固有的不足，一些学者尝试对产品多样化进行直接测度。Addison（2003）、Funke & Ruhwedel（2005）、Kandogan（2006）采取对各细分产品直接计数的方式进行统计，虽然这种方法存在不能准确考量产品异质性等缺点，但由于其易于计算，目前仍被广泛使用。而最具代表性的是Feenstra（1994）、Feenstra & Markusen（1994）以及Feenstra（2003，2004）设计的一种直接衡量产品多样化的稳健方法，因为该方法相对复杂，Funke&Ruhwedel（2005）对其处，s和t表示两个国家（或两个时期），Is和It表示国家s和t所有产品种类的集合，I为两国共有的产品种类集合，p和q分别指每一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与直接计数法相比，Feenstra设计的这种方法仅需要相应的贸易数据，可操作性强，但是计算量比较大。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同时选取直接计数法和Feenstra指数法两种方法进行分析。
二、相关研究综述
近年来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贡献在于强调产品多样化的作用。贸易收益的增加是由于消费者存在多样化偏好，通过进口恰好可以拓展产品种类而获得的产品。多样化的理论可以说是在对价格和厂商数量的竞争模型进行研究时的副产品（Lancaster，1990）。它源于两个基本理论：Chamberlin垄断竞争模型（Chamberlin，1933）和Hotelling空间竞争模型（Hotelling，1929）。随后的产品多样化理论在这两个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围绕着产品种类的增加，即横向扩张；二是围绕着产品质量的提高，即纵向提升。然而，对于产品多样化与贸易绩效的关系直到近几年才引起关注，学者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分别进行了研究，但遗憾的是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从宏观分析来看，Funke&Ruhwedel（2001）采用Feenstra（1994）设计的直接测度的产品多样化指数，利用10个东亚国家或地区1989-1997年向OECD出口的6位数产业水平的贸易数据来测度这些国家相对于美国向OECD出口的全部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以及第二产业产品多样化水平，发现出口产品种类的增长显著提高了这10个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贸易绩效。Hummels&Klenow（2002，2004，2005）通过对世界贸易的收益增长进行分解的方法，对全世界110个出口国和59个进口国的HS6位数水平的5 017类产品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广度收益”，即向更多市场出口更多产品种类所获得的收益，解释了大国经济出口增加的2/3，进口增加的1/3。进一步，为了检验其模型的稳健性和检验结果的可靠性，他们同时对119个国家向美国出口的HS10位数水平的13 386类产品进行研究，发现其整体出口的增加有54%源于“广度收益”。Kandogan（2006）采用直接计数法、Funke&Ruhwedel方法以及Hummels&Klenow方法等几种不同的产品多样化衡量方法，以SITC4位数贸易数据分析产品多样化对中东欧和独联体等转轨国家向其非传统贸易伙伴国的制成品（SITC5-8）出口增加的影响作用。他发现，产品多样化对贸易绩效存在明显的正效应，只是对于不同的国家产品多样化所做出的贡献程度不同。
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Milgrom&Roberts（1990）、Milgrom、Qian & Roberts（1991）指出现代制造业厂商的特点是生产线多且经常更新，也就是说，现代制造业厂商都是“多样化产品”厂商，即绝大多数的厂商都拥有多种相关产品的生产线（Brander&Eaton，1984；Katz，1984）。在现实世界中，情况也的确如此，许多厂商供给多种相关产品。只是迄今为止，厂商水平的产品多样化与其贸易绩效间的研究尤为少见，有代表性的仅是Andersson（2005）和Chen&Feenstra（2005）的两篇论文，前者利用2003年瑞典所有出口厂商的出口产品种类数据分析厂商水平的出口产品种类与出口贸易绩效间的关系，发现出口产品种类每增加10%，出口额会整体增加12.3%；后者则是采用1992年和1997年美国从104个国家进口的公司内贸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无论是美国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抑或是美国子公司与海外母公司间的贸易和产品多样化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三、产品多样化与贸易绩效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介绍
Marcos、Rogelio&Fernando（1993）认为对引力模型的研究其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解释双边贸易流量工具的有用性；在特定情况下加入适当解释变量的充分合理性；对数函数形式在解释问题时的确信性，且对数线性函数形式无疑是最优形式直接有效的近似。故而，我们的研究无外乎也着眼于这几个方面，首先选用相对比较标准的引力模型形式，考察相关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程度，然后在该模型中引入产品多样化解释变量，比较分析其对贸易的解释能力。由于产品多样化与贸易绩效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来估计，因为其检验结果是有偏的且无效的。于是，我们以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所使用的出口模型如下：
1nXij=?琢0+?琢11nAGDPi+?琢21nAGDPj+?琢31nPOPi+?琢41nDISij+uij（1）
1nXij=?琢0+?琢11nAGDPi+?琢21nAGDPj+?琢31nPOPi+?琢41nDISij+?琢51nPVXij+uij（2）
其中，Xij表示两国之间的出口额；AGDPi和AGDPj表示两国人均GDP；POPi表示国家i的人口总量；DISij表示两国之间的距离；PVXij表示两国之间出口产品的多样化程度，在模型（2）中以直接计数法衡量的产品多样化程度表示，在随后的检验中我们同时使用直接计数法和Feenstra指数法（PVXFij）两种方法；uij为随机误差项。在我们的分析中，i表示出口国，j表示进口国――美国。
然后我们借鉴Chen&Feenstra（2005）的做法，他们也是通过引入引力模型来分析产品多样化与公司内贸易，主要是由于他们认为在分析过程中控制影响产品多样化的其他变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两国间的距离较小、一国的经济规模较大等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导致较高的产品多样化。于是，他们将产品多样化指数作为引力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两国的距离、人口、人均GDP等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再把由此模型产生的余值（即未被解释的纯粹的产品多样化程度）作为分析公司内贸易的解释变量，同时在该模型中包括进Antras（2003）所建议的其他解释变量，如一国的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等来考察产品多样化与公司内贸易之间的关系。使用未被解释的产品多样化程度来解释公司内贸易，这样可以有效地控制影响产品多样化和公司内贸易关系的其他可能被忽略的因素，所得到的结果有更强的说服力。根据这一方法，我们在分析产品多样化与一国的贸易绩效时也可以构造如下模型：
1nPVXij=?琢11nAGDPi+?琢21nAGDPj+?琢31nPOPi+?琢41nDISij+uij（3）
其中，各变量的含义同模型（1）和（2）。
回归之后产生的残差序列作为未被解释的产品多样化程度或产品多样化余值进入下一步的分析中，使用的这个余值由于剔除掉了其他影响产品多样化的因素，所以对产品多样化和贸易绩效关系的刻画应当更准确、直接，我们将其记为RPVij或RPVFij（前者是直接计数法下所得到的而后者是Feenstra指数法下所得到的残差序列）。然后把它引入下列模型：
1nXij=?茁0+?茁11n（K/L）+?茁21n（L）+?茁3OPEN+?茁4RPVij+uij（4）
其中，K/L表示出口国资本―劳动比率，L表示出口国的劳动力，OPEN表示各出口国的开放程度；uij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产品多样化的定义采用的是大量国际贸易研究者普遍使用的定义，即来自某一特定国家的充分细分的贸易产品种类。产品的分类根据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系统进行划分，之所以选取该类数据是因为其在各国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且其包括的产品类别相当全面。考虑到充分细分，本文采用SITC最高程度的划分标准，即将产品按5位数进行分类。同时，基于数据的庞杂性、可获性和可比性，我们选取1990-2001年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孟加拉10国与美国的相关数据。Xij表示各出口国向美国的出口额，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COMTRADE）及NBER数据库。AGDP表示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各国人均GDP，K表示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各国固定资本总量，L表示各国各年度的劳动力总量，POP表示各国各年度的人口总量，这4个变量均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OPEN表示不变价格衡量的开放度，数据来自Heston，Summers & Aten的PWT6.2。DIS表示各出口国经济中心到美国纽约的距离，数据来自于省略中的“距离计算器（distance calculator）”。PVX和PVXF分别表示以直接计数法和Feenstra指数法衡量的各出口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多样化水平，其值根据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绍的测度方法统计并计算而来。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各变量是平稳的，能够直接进行回归分析。然后根据模型形式设定方法，可以选用联合回归模型形式，同时考虑到面板数据各截面成员的差异，所以选择允许其存在截面异方差的GLS（Cross section weights）方法进行估计。在模型（2）中，借鉴Funke & Ruhwedel（2001）在处理相似问题的做法，以产品多样化滞后一期的变量作为其工具变量，因为其滞后变量与它本身高度相关，但与当期随机误差项不相关，从而可以弱化内生性问题。
1. 按照模型（1）、（2）进行检验的结果。从表1中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加入直接计数法还是Feenstra指数法衡量的产品多样化程度，都可以使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即从0.93增加到0.98，说明在考虑产品种类对贸易的影响后使得模型的解释能力更强，再次说明我们不应该忽视产品种类对贸易的重要作用，且其系数均为正值并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出口产品种类对出口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具体来看，在模型（1）中对出口绩效影响作用最大的是进口国的人均GDP（或可以看作该国的富裕程度），其每提高1%，会使相应出口国的出口增加0.96%；其次是出口国的人均GDP，它对一国出口也产生明显的正效应，弹性系数为0.77；而两国之间的距离虽然对贸易存在阻碍作用，但是并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在各国向美国的出口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在模型（2）中，当引入直接计数法衡量的产品多样化之后，出口国人均GDP的解释能力有所减弱，即从0.77下降到0.53，但进口国的作用有所加强。同时，产品多样化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其弹性系数达到0.69。当将Feenstra指数法下的产品多样化指标引入模型时，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其弹性系数为0.89。另外，综合来看，加入产品多样化指数后，距离对贸易的负向作用变得愈加显著，这说明距离在亚洲各国与美国的出口贸易中也发挥着一定的阻碍作用（见表1）。
2. 按照模型（3）、（4）进行检验的结果。首先按照模型（3）的做法，剔除影响产品多样化的其他因素获得残差余值。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对产品多样化的影响作用在统计上基本都是显著的，且分别通过了1%和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说明人均GDP、人口和距离等变量的确对产品多样化的程度存在一定的影响，同时从拟合优度发现，这些变量对以直接计数法衡量的产品多样化程度的解释能力（0.76）比以Feenstra指数法表示的产品多样化程度的解释能力（0.58）更强。所以，为了准确考察产品多样化对贸易的作用，先将这些因素剔除出来得到相对较为纯粹的产品多样化的做法是合理的而且必要的。
之后，我们再把该回归方程所得到的残差序列引入模型（4）中，得到表3中的结果。在检验过程中，我们遵循Antras（2003）和Chen&Feenstra（2005）的做法，将解释变量1n（K/L）、1n（L）和OPEN逐步引入，发现检验结果是比较令人满意的，随着变量的增加，拟合优度提高，但是发现在两种情况下开放度的影响作用虽然为正，但却不显著，这说明对于亚洲10国和美国之间的出口贸易而言，一国的开放程度如何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显著地影响到出口。我们按照表3中第3列来分析，数据显示，一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以及劳动力等要素禀赋对该国的出口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分别为0.77和0.59；同时剔除掉其他影响因素后的产品多样化依然对该国出口有明显的正效应，且在统计上是非常显著的，弹性系数为0.48。与前面没有剔除影响产品多样化的其他因素的模型（2）相比较，弹性系数稍有下降，这说明如果不控制其他影响产品多样化的因素，而直接引入传统的引力模型，所检验的结果会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产品多样化对贸易绩效的贡献，所以，Chen&Feenstra（2005）的做法相对更合理一些，对产品多样化作用的评估更让人信服。而且进一步分析数据，我们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即无论是直接计数法下所产生的残差序列RPVij还是Feenstra指数法下所产生的残差序列RPVFij的引入对出口贸易带来几乎是同等的正效应，这就说明，剔除影响产品多样化的其他因素后所得到的纯粹产品多样化程度，无论它是以何种方法度量，对出口贸易都有着相对非常稳定的影响作用。
四、结论
本文利用1990-2001年12年间亚洲10国向美国出口的SITC5位数贸易数据度量产品多样化并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以两种不同的方法考察了产品多样化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第一种方法是将双边出口贸易和产品多样化同时置于传统的引力模型中；第二种方法是先将产品多样化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传统的引力模型，获得残差序列（未被解释的产品多样化部分），然后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和一国的要素禀赋等变量一起解释双边出口贸易，这样做可以有效地剔除影响产品多样化的其他因素，从而获得纯粹产品多样化程度与双边贸易之间相对准确、直接的关系。通过文中的检验，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 第一种方法所得到的出口贸易与产品多样化之间的弹性系数大于第二种方法的相应值，说明在不剔除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以传统引力模型直接回归会高估出口产品多样化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作用。
2． 无论以何种方法进行检验，也无论产品多样化以直接计数法还是以Feenstra指数法进行衡量，均发现产品多样化对出口贸易存在显著正效应。
3． 在按照第二种方法进行分析时，发现随着不同变量的依次加入，产品多样化无论是以直接计数法还是以Feenstra指数法进行衡量，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在各种相应情况下都非常接近，这就说明，剔除掉影响产品多样化的其他因素后所得到的纯粹产品多样化程度，无论它以何种方法度量，对出口贸易都有着非常稳定的影响作用。这一发现对于如何选取衡量产品多样化的方法才更合理、准确的争议将有重大意义。
4． 此外，本文的分析还发现，各国开放程度的影响系数非常小且不显著，这说明在亚洲10国向美国出口的贸易活动中，各国开放程度如何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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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xported Product Variety and the Trade Performance
Kong Jiongji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hanghai Finance School, Shanghai 200433, China）
篇10
论文关键词：反倾销，寒蝉效应，贸易自由化，GMM检验，动态面板数据
一、引言
反倾销是世界贸易组织所认可的用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保护本国产业免受不合理侵犯和对付不公平竞争的合法且有效的措施。中国加入WTO后，确实享受到WTO成员开放市场的好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国际化和全球化。但中国也在逐步降低关税并逐步取消非关税措施，使中国国内市场面临更趋激烈的竞争。近年来，许多跨国公司纷纷以低价战略进军中国市场，使中国面临着遭受倾销损害的严重局面。自1997年对美国、加拿大、韩国的新闻纸首例反倾销以来，我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运用反倾销措施来保护本国产业的重要使用者。截至2010年10月1日，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共涉及26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韩国、日本、美国、台湾、欧盟、俄罗斯等，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此外我国对外反倾销还呈现出立案数大幅增加、涉案产品高度集中、征税结案率高和反倾销终裁税率较低等特点。在目前已终裁的172件反倾销案件中，因申诉人撤销申诉终止调查案件占11件，因被调查产品未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而终止调查的案件占22件，而做出肯定性终裁案件的高达139件，占全部已仲裁案件的80.8%。无论是反倾销立案、临时措施与出口国达成的价格承诺协议，还是最终实施5年甚至更长期的反倾销税，在消除进口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同时，也会因反倾销税措施的实施对双边贸易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建立寒蝉效应模型来分析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评价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和贸易自由化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文献
可能是受限于资料的获取和研究者的立场，关于反倾销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长期以来都以美国和欧盟反倾销为样本。
Staiger andWolak(1994)提出了反倾销的三种“非关税效应”，即调查效应、中止效应和撤诉效应，并使用较为复杂的计量模型分析美国1980-1985年采取反倾销措施和进行反倾销调查对进口和国内生产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反倾销申诉的存在和征收反倾销税都对被诉国起到“贸易破坏效应”。同时发现企业反倾销申诉的目的是追求反倾销调查效应和贸易破坏效应。
Prusa(1996)根据1978-1993年间109个被否决的反倾销案和126个终裁征税案的相关数据(海关协调编码制下的5位税则号数据)，就反倾销对被诉国、非被诉国以及涉案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证明了反倾销的调查申诉和反倾销税的征收都对被诉国的出口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当反倾销税较高时负面影响更显著。同时也证实了“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即使反倾销申诉最终被裁定征收低额反倾销税或者案件被驳回，贸易转移效应依然存在。Brenton(2001)以Prusa(1996)的方法为基础毕业论文题目，对1989-1994年间欧盟涉及到98个反倾销案和47种产品进行分析，以立案当年为基期，立案前两年、立案后4年共七年的时间跨度内区别分析了反倾销措施对于被诉国、欧盟组织中的非被诉国和其他非被诉国的影响，发现了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
Krupp andPollard(1996)通过建立“市场模型”，引入衍生需求变量、化工生产指数、实际汇率和季节性虚拟变量，利用1976-1988年美国化工行业17种涉案产品的月度数据，分析了反倾销申诉、初裁、终裁三个时间点前后6个不同阶段涉案产品进口量的变化情况。对肯定性终裁、否定性终裁、否定性初裁和撤诉的四种不同裁决结果的贸易破坏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对绝大多数产品而言，不论终裁的结果如何，反倾销调查也往往会使涉案产品的进口量减少，即存在所谓的“调查效应”。
Konings andVandenbussche(2005)利用涉及1992-2000年欧盟大约4000个涉案产品的进口横截面数据，对比了反倾销调查实施前后国内产品价格上涨的情况，证明了反倾销保护措施的价格效应存在的条件——即只有在贸易转移效应特别大的情况下，才可以抑制价格的上涨。Konings andVandenbussche(2008)使用全要素生产力函数根据欧盟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反倾销措施对于国内进口竞争性企业的生产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生产力在反倾销保护时期会适度地提高，但低于那些未受反倾销影响的案件。同时，国内落后的企业在反倾销保护期间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尖端企业的生产力会遭受损失。
Khatibi(2009)根据1997-2002年欧盟立案的194个反倾销案的相关数据，每个案例分析了立案前一年、立案当年、立案后调查期间(平均12个月)和实施措施期间，共达8年的反倾销长期效应。结果表明反倾销措施会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并显著存在于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进一步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指出反倾销措施对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最有效，将使之从被诉国的进口明显地减少(贸易破坏效应)，且贸易转移效应亦不存在。
近年来，由于反倾销案件资料获取的相对容易和发展中国家对外反倾销的增加，以发展中国家反倾销为样本的研究不断增加，且样本更为庞大。Durling和Prusa(2006)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GMM模型，定量分析了1996-2001年142个出口国和112个进口国的热卷钢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发现反倾销措施对被诉国的贸易破坏效应显著存在，但是对非被诉国的贸易转移效应并不显著。
Feinberg andOlson (2005)首次实证分析了关税自由化在反倾销措施蔓延中扮演的角色，主要研究了乌拉圭回合签订的关税减让承诺与1996-2003年间24个国家反倾销申诉增加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增加的反倾销措施与关税减让有关，而传统使用反倾销的国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反而减少了反倾销的使用。
Moore andZanardi(2008)分析了29个发展中国家和7个发达国家1991-2002年间贸易自由化(减少关税)与使用反倾销措施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反倾销措施的重要使用者，削减关税将导致反倾销措施的使用机会增多。如果关税标准差下降一个单位，会导致这些国家反倾销申诉的概率增加32%，但该结论不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Bown andTovar(2009)对印度反倾销与贸易自由化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印度关税每增加一个标准差(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标准)会使反倾销申诉和保障措施得概率提高50%。
Vandenbusscheand Zanardi(2006)利用1980-2000年全球反倾销样本，使用了121个出口国和58个进口国贸易流量的年度数据，建立引力模型定量分析了反倾销措施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并根据采用反倾销法的时间、每年度反倾销立案的数量和措施强度将这些国家划分为传统强硬型使用者、传统微弱型使用者、新兴强硬型使用者和新兴微弱型使用者四类。通过实证分析该四类反倾销措施使用者对进口贸易破坏效应的影响，表明全球范围内反倾销措施的迅速扩散具有“寒蝉效应”，由此所带来的贸易流量的减少是不可忽略的，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每年大约减少7.8%的进口贸易量，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贸易自由化的作用。
(二)国内相关研究文献
中国学者研究大部分集中于中国对外反倾销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贸易限制效应和贸易救济效果等方面，至今尚未有学者关注反倾销措施与贸易自由化对于进口贸易的影响。鲍晓华(2007)以Prusa(1996)的方法为基础，利用1997 —2004 年中国反倾销案例8位数税则号的涉案产品数据，考察了反倾销措施引起的被诉国和非被诉国的贸易模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反倾销救济效果的证据。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反倾销措施对被诉国的进口有明显的“贸易破坏效应”。
还有学者发现，中国对外反倾销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即当一个进口方实施反倾销措施后，被诉国的出口会减少，但从其他非被诉国的进口增加，最终导致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同时，进口方对该商品的进口并未减少，只是改变了进口方向。沈瑶、王继柯(2004)通过分析了中国丙烯酸酯两次立案进口量和价格的变化，发现针对部分出口国的反倾销措施会导致进口从被诉国转向非被诉国，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反倾销措施对本国进口竞争产业的保护作用。
冯宗宪、向洪金(2010)在Krupp and Pollard(1996)模型的基础上毕业论文题目，利用2002-2007年欧美国家对华纺织品反倾销涉案产品的月度数据，考察了欧盟和美国对华反倾销中不同阶段的贸易破坏效应、贸易转向效应和贸易偏转效应的存在性。结果表明，对华反倾销措施不仅导致了申诉国从中国的涉案产品进口量减少和进口于韩国、印度等竞争国同类产品的增加，且使中国涉案产品向第三方市场出口量增加。
三、反倾销贸易效应实证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Vandenbusscheand Zanardi(2006)利用1980-2000年121个出口国和58个进口国贸易流量的年度数据，定量分析了反倾销措施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在经典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反倾销的相应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反倾销法具有贸易破坏效应，全球范围内反倾销措施的迅速扩散具有“寒蝉效应”，由此所带来的贸易流量的减少是不可忽略的，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贸易自由化的作用。
本文借鉴Vandenbussche andZanardi(2006)的寒蝉效应模型，定量分析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效应。为了准确考察反倾销措施对中国从被诉国的进口贸易额的影响，将传统的标准时间序列模型或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扩展为动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即在解释变量中包含因变量的一阶滞后值，具体模型可表述为：
（1）
关于解释变量的含义、对因变量的理论预测影响(预期符号)及说明见表1。需要特别注意一下三点：1、反倾销立案数量和反倾销实施措施数量，用和表示，由于在某些年份中国对欧盟、台湾和其他一些国家和的反倾销立案数和反倾销肯定性措施数为零，均加上1，可以避免对其取对数后，其值不存在。另外反倾销的立案数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反倾销立案对贸易的影响存在滞后性；而反倾销立案与最终终裁之间存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一般为12个月至18个月），直接以当年反倾销措施数作为解释变量。2、固定效应和一阶差分GMM检验中，距离会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不再考虑该变量。3、汇率，以往研究发现名义汇率的变动和实际汇率的变动高度相关，本文据此直接采用数据最容易收集的名义汇率代表汇率风险。另外由于国际贸易的签约和实际交货并不是同时进行，汇率波动的风险不会立即影响到当年的进出口，我们假设期间的时滞为1年，用来表示。
表1 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和理论说明
解释
变量
含义
预期
符号
理论解释
滞后一期的进口额(美元)
+
代表中国从被诉国或地区进口额的滞后一期，滞后一期规模越大，贸易流量越大
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
代表中国（进口方）的经济规模和进口需求能力，国内生产总值越高的国家，贸易流量也越大
被诉国或地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
代表被诉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和出口供给能力，国内生产总值越高的国家，贸易流量也会越大
中国的人口数(百万人)
/
中国（进口方）人口越多，对进口贸易需求越大；另一方面，人口的增加，使得国内分工深化，减少贸易量
被诉国或地区的人口数(百万人)
-
出口国家或地区人口增加，为满足本国需求，而减少出口贸易量；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使得国内分工深化，减少贸易量
滞后一期的中国对外反倾销立案数量
-
代表中国对该被诉国或地区发起发倾销立案调查的数量，由于调查效应的存在，将减少贸易量
肯定性终裁或签订价格承诺协议的反倾销措施数量
-
代表中国对该被诉国或地区实施肯定性终裁或签订价格承诺协议，由于反倾销税或价格承诺协议的存在，将减少贸易量
对外开放度，以中国（进口方）进出口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表示
+
反映中国（进口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对外依存度越大，贸易流量越大(一般地，进口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越高，其进口贸易水平也越高)
虚拟变量，当双方均属于WTO成员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
当进出口双方属于同一贸易集团时，由于贸易优惠政策的存在，双边贸易量将上升
以100单位的人民币为标准，表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