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范文
时间：2023-03-20 13:53:4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土地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对于当下农村土地问题，如今有两种思路最有影响，我称之为“积极思路”和“消极思路”。所谓“积极”“消极”并不含褒贬之意，只是就两种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之乐观与否而言。前者对中国农业的前景较有信心，认为土地制度演变的目的应当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以提高生产效率，积极应对入世后国际市场竞争的挑战。当然，要达到这一点又有两种彼此相反的途径：一是用行政权力集中土地，重试计划经济的“大生产”。但市场改革搞到现在，还持这类主张的人虽有却肯定不多，因此可略而不提。“积极思路”如今主要表现为寄希望于要素市场的配置效果，当然，这种观点并不否定家庭经营，但家庭农场也有个适宜规模问题。人们期望通过市场机制发展土地流转，推动土地适度集中并逐步以经济的农场淘汰“不经济的”农业形式。
而“消极思路”对资源硬约束条件下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抱希望，而更多地考虑防止农村危机。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来说，如果不控制市场的力量而听任“土地兼并”的发展，将使农民失去“最后的保障”。于是他们主张把土地看成“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是不可能按市场原则办的。结论自然是：地权不能“固化”，“三十年不变”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行不通。土地应当成为人身所附着的“份地”，应定期重分，农民不能稳定占有，更不能赠送、交易、抵押或继承。一句话，以要素市场方式配置土地行不通。
然而这里要问的是：它们在逻辑上真的成立吗？在资源约束宽松的情况下土地市场化就可以意味着提高效率？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土地福利化”就可以起到缓解社会危机的功效？
当前思考土地政策的出发点：
农民权利的保障
土地权是多层次的，到底哪些层次的权利应该归农户，哪些归社区（集体），哪些归国家，以中国之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似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这些年来“全国统一的土地政策”在各地实行的差异就十分突出。在承包早期的20世纪80年代前半段，尽管当时各地政策多倾向于定期重分，但由于操作的困难事实上地权多数未变。
而上世纪90年代全国统一土地政策日益强调“几十年不变”，可实际上许多地方的地权调整并未停止。
虽然总的来讲我国人地关系紧张，土地日益成为最低生活保障手段而失去资本意义，但相对人少地多之区，社会保障已建立而不需以土地作为最后屏障之区也还是存在的。因此，地权政策中应当适当增加因地制宜的成分，给农民（而不是官员）以一定程度的民主创制权。
但不管怎样创制，以下几点是应当注意的：
一、当前地权政策的主导方向应当是切实保障农民（农户）的地权（不一定是“所有权”，但至少是现行政策已允许给予的那些层次的权利）。
保障农民地权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在当前条件下侵犯农民的公民权益往往是通过侵犯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表现出来的，因而保障农民地权不受侵犯是维护农民公民权的一个重要“底线”。在这个意义上，地权与其说是“最低福利保障”，不如说是“最低权利保障”。如果农民签订的承包合同可以被权势者随意撕毁，农民可以被随意赶出他们享有合法权利的那块土地，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权利是不可侵犯的？我国目前推行的村民民主自治计划的提法本身也表明了乡村民主仍在建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给农民的公民权设置一些保障的“底线”，划定一些行政权力不宜进入的领域，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以牺牲一部分“土地配置最优化”效益为代价（是否存在这一代价尚需证明）也是值得的、利大于弊的。而以所谓规模效益为理由来侵犯农民权利则必须避免。如果扩大干预农民地权确属必要，也应当在公共权力运作机制改革后，在法治状态下再来考虑这类问题。
其次，尽管保障农民地权未必会导致农地资源配置的优化，但它在经济上仍然有正面作用。例如受保障的地权可以作为抵押，有利于建立农村信用体系，弥补如今日益突出的乡村金融服务真空等等。
至于说到农地配置的优化，即适当集中土地进行规模经营的问题，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它的主要限制条件在于农民非农化就业前景，这一前景如果没有很大的扩展，无论什么样的规模经营都不可能有多少发展空间，不管是通过土地“私有化”以市场方式搞规模经营，还是通过“反私有化”以行政方式搞规模经营。而过去20年农民非农化的进程和如今我国农业人地关系的现状都表明，这一前景在近期不可能有突破性的扩展，未来这种扩展的可能性则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以外的其他因素，因此把推动农业规模经营作为变革土地制度的目的，是不合适的。
二、以发展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积极目标”为前提来设计土地制度不现实，那么从建立社会保障防止社会危机的“消极目标”出发设计土地制度行不行呢？这后一思路就是所谓“土地福利化”。“土地福利化”的提法确有积极意义，因为它指出目前条件下我国多数农区农业经营的不经济已使土地丧失了产生“农业利润”的资本功能，而成为一种生存保障手段，而对于生存保障手段是不应征税的，因此原来具有资产税性质的土地税（现行农业税的主要形式）应当考虑取消。笔者同意这一说法。
但“土地作为生存保障手段”与把土地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来设计绝不是一回事，而目前的“土地福利化”思路中的确包含了后一内容。例如，有人提出土地福利化意味着必须按“反私有化”的方向调整土地关系，因为“社会保障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能私有化”的。因而农民的土地处置权应当弱化，如限制农民转让土地、取消“三十年不变”的承包权而改为更频繁的按人口定期重分等等。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尽管如前所述，我不认为“土地私有化”就是地权改革的方向，但这与“土地福利化”不应当有什么关系。
首先，“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说法似是而非。这里姑且不论传统的福利国家理念受到的质疑和当代不少国家的“社会保障市场化”改革的是非，仅从传统的社会保障概念而论，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含意显然是指提供保障的义务不能“私有化”，而决不是指享受保障的权利不能私有化。道理很简单：所谓社会保障，是指社会（以政府、社区、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形式为代表）承担义务，向公民提供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对于被保障者而言，接受保障则是他的权利。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被保障者可能也有部分义务（如在政府、企业、个人三方统筹的保障制度下必须交纳的强制保险金），但这只能是提供保障的社会组织承担义务的补充。如果提供保障的全部义务都只由被保障者自己承担，社会组织不承担义务而只对被保障者行使强制权力，这样一种状态就根本不能叫做社会保障。
而“土地福利化”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它假定政府、社区、企业等等并不向农民提供什么，而是由农民耕作自己的份地来给自己提供“保障”，“社会”要做的只是行使权力禁止农民自由处置份地、削减农民持有份地的年限，强制农民承担“保障”自己的义务。应当说，这种把“社会保障”不是看作政府的义务、公民的权利，而是看作政府的权力、公民的义务的颠倒看法不仅仅限于“土地福利化”问题，很多人对“义务教育”的理解也是如此：本来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原是指国家承担义务解决教育费用、公民享受免费教育的权利。但很多人却把它理解为：政府有权强制公民出钱接受教育，却并无义务提供足够的教育经费，公民有义务接受教育，却没有享受免费教育的权利。以致一些传媒常出现权力机关援引《义务教育法》迫使某公民出钱送子上学之类的“官逼民智”报道。当然，“官逼民智”未必不好，但它与“义务教育”并不是一回事，这正如“土地福利化”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它与“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一回事一样。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实际上就是说政府不能把自己的义务推卸给农民（农户），而“土地福利化”等于是政府让农户自己保障自己，亦即已经把保障义务“私有化”（而且是强制私有化）了，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不能私有化”的问题存在？
保障不能仅靠土地
在社会无法承担“社会保障”义务的情况下，农民依靠自己的土地维持生存是很自然的，问题是，这些土地真能提供“保障”吗？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农民流离失所、形成流民群都是因为没有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保障”。上文已经指出这种看法纯属误解。事实上，历代的社会危机中常见的并不是很多农民无法获得土地，而是相反的情景：沉重的负担、恶劣的吏治以及种种天灾人祸使农民有地不种、弃地而逃。所谓“福字从田”变成了“累字从田”、“受田者与田为仇”、“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为祸”、“至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两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即使在民国年间，当时神州大地上遍及南北的逃荒者、流民中仍然是以有地农民为主的。据当时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1931－1933年间22个省的离村农户中，无田产者仅占17％，其他佃农（自有部分土地的佃农）占35％，自耕农占29％，而地主也占到19％。所有这些人中有地5亩或更多的占到近五分之三，而有地百亩或更多的竟然也占到1．8％，而且一般说来，当时土地分散自耕农较多的华北农村农民流亡率明显高于土地集中、租佃率更高的长江流域农村。在1925年，华北农村的农户出走率达5．49％，而江浙皖等省只有3．85％；到了30年代初，甘、绥、察、陕四省农户出走率达到10．5％、9．8％、8．2％、7．2％，而浙、赣、苏、川四省只有6．7％、6．0％、4．3％、2．7％。事实上，今天的情况也大体类似：在东部富裕地区农民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不太依靠土地（土地在这里更多的是资本），而西部贫困地区土地也无法提供社会保障（土地在这里更多的成了负担）。换言之，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无论现实中的富裕地区还是贫困地区，“土地社会保障论”都是难以成立的。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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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民国时期，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东口商铺林立。图/FOTOE
全国范围内的房产登记制度，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存在。唐以后，中国在土地管理方面还出现了立契、申牒或过割制度。土地买卖必须通过官府，进行书面申报和登记，才能发生效力。否则，不仅交易无效，而且还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从中国古代土地登记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它主要是伴随土地税赋制度而存在的，乃税赋制度的衍生物，其最主要目的是便于税赋征收。地契作为田地所有人或使用人的权利证明只是其附带性的作用，并不能作为确权证书。更为重要的是，地契资料由官府掌握，且对外保密，普通百姓不能查询相关资料。
土地交易始自周朝
严格来说，中国在民国以前没有真正形成以公示为目的地产登记制度，但是以征收赋税、交易和提供质证以杜绝争端为目的的土地登记，早在周朝就开始了。
《周礼・大司徒》记载：“掌建国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办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湿之名物”，意思就是将天下的田地山川以及人口等进行造册登记，便于国家治理。
按照周朝建立时的制度，周天子拥有对全国土地的所有权，他直接统治的区域称为王畿。王畿之外的土地进行分封：诸侯所分得的土地称为诸侯国;卿大夫所分得的土地称为采邑;士所分得的土地称为禄田。他们对自己所分得的土地享有使用权，不能任意处分，所谓“田里不粥（粥，同鬻，出卖之意）”。他们还必须定期向周王交纳贡赋，土地的所有权还是掌握在周王手里。
西周初期，土地与奴隶均不得进入流通领域，但由于这二者即是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诸侯实力不断增长，周天子对各地诸侯的控制减弱，这种限制必然会被打破。到西周中后期，以土地和奴隶为对象的交换经常出现，而且事实上还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目前可查的最早一宗土地交易，发生在西周。一个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上，刻有一段关于地产交易的铭文，意思大致是在公元前919年农历三月，一个叫矩伯的人分两次将1300亩土地抵押给一个叫裘卫的人，换来了价值100串贝壳的几件“奢侈品”，包括两块玉，一件鹿皮披肩，一条带花的围裙。
历史上还有周厉王买地的记录。周厉王当朝时，为了扩建王宫，他买下一个叫鬲从的人的地，但没有立即给钱。鬲从担心周厉王赖账，周厉王还安抚他说，“你别怕，我一定会照价付款。如果我赖账，就让上天罚我被流放好了。”这是个很毒的誓言。
周厉王买地究竟花了多少钱，记载此事的铭文上没写。但有人买地、卖地，已经从侧面说明，当时除了有土地抵押，还存在土地买卖，西周中后期，应当是出现了统治者对土地所有权掌控的松动局面。
春秋时期，楚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年），楚国下令“书土田”、“量入修赋”，其实就是对于楚国统治者要求对国境内的土地依据地势进行测量，并根据肥沃程度，规定其产量的标准，再根据产量征收赋税。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在进行土地登记，按照收成的多少交纳赋税，明确了国家对土地资源的登记管理制度，这个可能是最早确立的有关土地登记制度的法令。
秦始皇在公元前216年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即命令所有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照当时实际占有土地的数目以及人丁数目，向中央政府如实呈报。所报内容经审查核实后，最后登记入册，上报到县。自此，可以看做是政府承认了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并依此为根据征收田租。
隋唐统计手实与分级汇账簿
隋唐时，据《新唐书・食货志一》记载：“凡里有手实（“手实”是指唐宋时在基层官吏监督下居民自报户内人口p田亩以及本户赋役承担情况的登记表册），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账。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
由此可以看出，唐朝的土地统计政策是很完备的：先在乡里进行统计，然后汇总成乡账;乡账完成后再上报到县，由县汇总成县账;县账完成后送达至州，汇总成州账，最后上报到中央户部。
在登记时间上，也有规定。据《唐令田令》，“诸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历十一月，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十二月内毕。”这样，全国有多少家庭，每个家庭授田和宅地数量是多少，以及每年应该有多少土地赋税收入，朝廷能做到心中有数且便于清查。
同时，唐代在土地管理方面出现了立契、申牒或过割制度，规定土地买卖必须通过官府，进行书面申报和登记，才算有效，否则要受到处罚。
其实关于宅地的统计也就是房产的登记，在我国古代大多是与田产的登记同步的，因为国家一般都是同时确定某一户拥有的田宅情况，也就是包括土地与房子的双重的规定了。
例如吐鲁番出土的《（武）周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一月西州高昌县张思别、王隆海、宁和才手实》，这个手实就很清楚地展示了政府对于田产与房产的双重登记内容。
《周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一月西州高昌县张思别、王隆海、宁和才手实》
1.户主宁和才年十四岁
2.母赵年五十二岁
3.妹和忍年十三岁
4.右件人， 见有籍
5.和贞年二十二岁
6.罗胜年十五岁
7.右件人，籍后死
8.合受常部田
9.一段二亩（常田） 城北廿里新兴东渠西道南道北曹君定
10.一段一亩（部田三易） 城西七里沙堰渠东渠西张延守南第延守北麴善亮
11.一段一亩（部田三易） 城西五里马堆渠东张沙弥子西张阿仲南北渠
12.一段一亩（部田三易） 城西五里胡麻井渠东渠西麴文济南渠北曹粟堆
13.一段四步居住园宅
14.牒， 件通当户新旧口、田亩段数四至，具状
15.如前。如后有人告隐漏一口，求受违敕之罪。谨牒。
（注：以上的8至12条就是关于田产登记的状况，而第13条就是关于此户家庭住宅的登记信息，第14条则是户主保证此牒属实的文件）
宋朝的“砧基簿”
至宋朝，中国的土地登记制度日趋成熟和完善。
南宋时期，民众按统一要求制作砧基簿，全面记载户主、田产面积、四至（地籍上每宗地四邻的名称）、来源等土地状况，附以地形图，经耆老、邻保正长统计查勘无误后上报经界所（宋朝时专门管理土地登记工作的机构），再由经界所勘验核实交付产权人，并收存于乡、县、州及转运司。
砧基簿既是国家征税课役的根据，也是持簿者对所载土地的产权证明。进行田产交易时，由买卖双方持砧基簿、地形图和契约到县府办理“批凿”（检验确实），土地转让才有效力。
不过，在宋朝出卖不动产，得先问问亲邻，首先问询他们想不想买。因为宋朝法律规定，亲邻具有优先购买权。北宋后期还强调，所谓“亲邻”，必须为有亲之邻，即虽为邻而非亲或虽为亲而非邻者，都不具有优先购买权。
按照现在的话说，这就意味着一所房子能不能出售，并不需要通过物价局、房管局的批准，却需要先通过住在附近的家人、族人的批准。正规的做法是拿一个小本子，把“亲邻”的名字都列在上面，然后从族长老太爷到隔壁亲戚大妈，让他们挨个签字。假如其中一个拒签，这房就别打算卖了。
搞定了亲邻后，就要制作契约，到官府印契。契约是国家统一格式，被称为“官颁契纸”，类似今天的“标准合同”，统一规定契约中必须包括双方当事人姓名、交易原因、标的价金、担保条款等内容。
只有在缴纳契税钱后，官府在契约上加盖官印，交易才有效，就是合法合规交易，受到法律保护。加盖官印的契约称为“红契”，具有法律效力;不缴纳契税，私下交易，是“白契”，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还属于偷税漏税。 卖屋文契，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存于浙江衢州博物馆。图/ 杨兴斌/FOTOE
“红契”要交的契税历朝不等，一般叫“间架税”，但无论多少，对购房者来说，在当时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于是很多人常常不到官府那办“交易手续”，民间房屋买卖多行“白契”。
这固然省了税费，却往往导致纠纷。民间“白契”太多，产权不明，交易混乱，档案管理不完备。宋朝的判牍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或是明代小说《三言二拍》对房产纠纷都有记载。
对于“白契”，朝廷只得加大稽查，一经发现，就治人匿税之罪，进行刑事处罚。南宋《庆元条法事类》记载：凡“匿税者，笞四十;税钱满十贯，杖八十;监临官、专典、拦头自匿，论如诈匿不输律”。
契约之后，要过割赋税，即在契约上写明标的物的租税、役钱，并由官府在双方赋税簿账内变更登记，加盖官印。如果没有过割赋税，往后买卖交易双方发生纠纷争讼时，即使买受田宅的富豪之家持有契约，官府也不会受理争讼。
宋朝地产买卖契约，又分为绝卖、活卖与赊卖三种。所谓绝卖，即无任何附加条件的买卖;凡只转让使用权与收益权，保留回赎权的买卖叫活卖或典当，典当契约的业主得到钱主的典价，在法定的30年期限内可随时以原价赎回标的物;赊卖是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式，然后收取出卖物的价钱。所有这些买卖活动，都必须订立契约，取得官府认可后，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清末引入现代房产登记制度
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朝廷编制出各地土地田产登记管理及据以确定赋役税收的“鱼鳞图册”，作为官府征收赋税的凭证，详细记载每宗土地的业主姓名、田土形状、方圆四至等，成为解决土地纠纷的重要依据。
满清入关后，多次大规模侵吞土地，一度打破了明代的土地登记制度，康熙四年（1665年）朝廷下令进行土地登记造册，历时多年完成。
明清两朝对田地、房屋的交易，都有明确规定。明代《明律・户律》“典卖田宅”条文规定，不税契者，除了刑事处罚外，一半价款要上缴官府。清代在《户部则例》中明确规定，凡置买田地房，不赴官府粘契尾，一经发现，也要依法治罪，“笞五十，物货一半入官”。
总的来说，古代房屋登记，是伴随土地税赋制度而存在的，其最主要目的是便于税赋征收，其私有财产之证明只是附带性的作用，且登记的资料由官府掌握，对外保密，普通民众不能查询。
篇3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土地评估机构有着良好的现状，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脱钩改制不彻底、地方壁垒依然存在、外国评估机构的介入加剧竞争、存在恶性竞争、市场接受度较差以及风险意识不够等。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土地评估机构脱钩改制竞争风险保障
我国土地评估机构已经成为土地市场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媒介”。随着土地市场活动的日益频繁和活跃以及房地产业的发展，将为土地评估业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专业服务性行业将逐步对外开放，外国专业人员被允许进入我国市场。这样，中外评估机构不得不正面交锋，既在评估业务上，也在人才的争夺上，这种形势迫使我国土地评估机构必须直面自身的发展状况并采取相应措施。
我国土地评估机构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土地评估机构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主要进行基准地价评估发展现在主要从事大量的宗地价格评估，评估机构由当初的以政府事业单位性质的“评估所”为主，逐渐发展成为完全市场化的中介评估机构。
在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的指引下健康发展
土地的价值不能孤立地看，它与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如房地产、金融紧密相连，有关土地的政策法规是在房地产、金融及国土资源等市场中出现问题的背景之下而适时提出的。我国在借鉴国外中介机构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健全的土地法律构架。在对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充分认识下，我国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土地估价制度和土地估价师资格制度。我国先后颁布了两个国家标准、三个行业标准和一系列技术标准，出版了大量专著和众多研究报告，有超过60个高等院校开设了土地估价的专业课程，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系列教育和理论研究体系。
形成了专业队伍并走上发展正轨
从“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网站统计的数据得知，截至目前，全国执业土地评估机构已达到205家，省市级机构遍布全国各市县，全国经过资格考试认证的土地估价师总数达到19，520人，其中执业土地估价师有2，098人。经过脱钩改制、改革土地估价结果确认和土地资产处置审批制度、改革土地估价人员和机构监督管理方式的三次改革，土地估价行业的人员素质、机构规模、业务能力、竞争风险意识等都有很大的提高，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规模的、能够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土地估价专业队伍。
找准了自身定位并建立持续发展的市场
土地评估机构有力地配合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土地市场建设。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1992年至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1万多亿元，其中近三年累计达9100多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主要用于地方城市建设，对改善城市环境、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土地市场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土地评估机构有力地配合了国有企业改革。据不完全统计，自1992年至2001年，全国共完成了近6万家改制企业的土地评估工作，显化资产5千多亿元，仅由原国家土地局和现国土资源部确认和处置的企业数就达200家，涉及宗地约9.8万宗，面积约16万公顷，土地资产价值近1500亿元，其中就包括了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通信等特大型集团公司的改制等，在显化国有土地资产，促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防止土地资产流失等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土地评估机构的制约因素分析
我国土地评估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认清可能受到的来自外部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的各种影响和制约因素。
脱钩改制不彻底
国土资源部早于1999年就发出了《关于土地评估机构与政府部门脱钩的通知》，要求参与市场竞争的机构在人、财、物等方面与政府主管部门彻底脱钩。按规定现在的所有在册的土地评估机构都应该是完成脱钩改制的、实行企业化经营的企业法人实体。但是，由于受传统的经营体制和经营观念的影响，有许多机构的脱钩改制只是形式上的，并没有真正实现企业化经营，更缺乏充分的市场研究，尚未建立良好的投资管理和企业管理内部机制，甚至少数机构还受到来自行政的干扰，这对机构自身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地方壁垒依然存在
2001年开始，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取代了确认审批制，由机构对土地估价结果独立承担责任。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将对土地估价及估价报告进行定期抽查，对弄虚作假的机构，将追究责任，依法处理，对违法违规的机构和个人进行处罚。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政府对于评估机构的行政干预。但土地估价机构存在着严重的地方壁垒，一些省级的估价机构，实际上只具备其机构所在市的估价资格，单独进入本省的其他市是非常困难的，只有通过与其想进入城市的本地评估机构合作等迂回的形式。
外国评估机构的介入加剧竞争
我国加入WTO后，逐渐涌现了一批中外合资和外国独资的地产评估机构，这给国内评估业带来极大的冲击，因为这些机构先进的管理理念、成熟的评估技术、服务手段和实践经验。正是这些优势，突显了目前我国国内评估机构存在的规模小、机制不活、市场意识差、职业素质不高、经营管理水平弱、独立性不强等问题。
机构之间存在恶性竞争
我国土地估价机构存在短期行为多、恶性竞争严重的现象。不少估价的工作重点不是放在专业服务上，而是放在公关上。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送回扣已成为行业默许行规之一，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评估服务的质量，危害了行业的声誉，损害了行业的利益；二是各估价机构争相压低收费价格。评估服务收费是由财政部、物价局规定的，全国统一，有些评估机构为了达到争取市场份额的目的，自行推出自己的收费标准，并向金融机构、企业、法院等公开，给行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三是同行之间互相诋毁、拆台。估价行业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先后有百余家机构在寻求生存发展之道，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一两年，之后沉寂下来，原因之一就是急功近利，赚钱的心态多于做企业的心态。
市场接受度较差
影响市场接受度的因素一是服务范围，二是服务质量。目前我国的土地评估机构主要业务范围就是土地资产价格评估，范围太窄，缺乏市场灵活性，同时由于服务意识和技术等问题，服务质量难以达到市场需求的要求，这样从市场需求者的角度就认为土地评估可有可无，只要不被强制要求不得不做，就缺乏需求的主动性，由此引起土地评估时常需求量极不稳定。
风险意识不够
土地评估机构作为独立的经济法人实体，独立承担业务，享受相应的经济收益，同样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过去作为事业单位，后面有强大的行政主管部门，风险相对较小，但是现在作为企业单位，必须面对A级B级机构不均衡发展的风险、税收风险、法律风险等问题，风险明显加大，我国土地评估机构却没有相应制定迎接风险的举措。
我国土地评估机构发展的几点建议
针对我国土地评估机构遭遇的制约因素，本文从脱钩改制、开拓新业务以及加强风险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彻底脱钩，走企业化改制的道路
机构改制过程中，在本金配置上按经营者、管理者、劳动者所承担的不同风险以及对估价所贡献的大小进行配置，通过改制把员工的责权利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根据公司运作，坚持股本金的配置必须相对集中的原则，经营者持大股，避免“改制前吃集体，改制后吃股东”的现象。经营管理层在改制中既是得利者，更是风险和责任的承担者，要让经营管理层意识到既然改制，就必须顺应发展，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在日常工作中经营管理层应该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要有积极的意向，主动迎接挑战，并对生存要有一种“危机感”。第二，在市场拓展上要高度重视，经营策略上要有针对性，内部管理上要下功夫，在人才引进、培育上要想办法，在业务质量上要不断提高，使企业在社会上的形象有亮度。第三，要提高企业对市场竞争的应变能力，适应外部环境，要在拓展市场、创造更多的生存机会上动脑筋。第四，要积极做好员工的思想工作，首先，使大家认识到“狼”真的来了，挑战就在面前，机遇也在面前。只有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意识，练好“内功”，公司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其次，培养员工树立良好的品牌理念，培育自己的企业文化，充分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使员工对公司的发展充满信心。
积极开拓新业务，走多元化发展道路
随着各项经济领域的改革，开展土地评估业务的机遇也大量地涌现出来，关键是看谁在土地评估业务上具备开拓创新的能力。
目前摆在土地评估机构面前的机遇主要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评估、征地价格评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价评估，这三个评估政策的出台，将会大大推进土地评估业务的发展，而且可以一举三得：既为中介机构找到新的业务渠道；又推进土地评估事业向前发展；还使国土资源部的划拨土地使用权政策得到落实。还有土地登记业务拓展。随着土地市场的逐步完善，要开展更多种类的土地中介业务来保证机构业务量和经济效益，国土资源部已将土地登记作为新的产业方向发展。可以预计，登记在不久的将来将和土地估价共同形成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综合业务。我国土地评估机构要尽快引进这种业务类型，争取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
评估机构拓展业务受到资质业务范围的限制，但是市场对其的要求是综合性一条龙式的服务。因此，各类评估中介机构可以考虑合并加大规模效应、提高规模效益。这种做法也可以加快企业的壮大和树立良好的品牌，提高与国外进来的评估中介机构竞争的实力。
篇4
“土地应该由市场定价。”
“农民自己有土地，让他们直接参与开发，一年可以多拿几个亿。”
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总队《2005年农村经济绿皮书》(以下简称《绿皮书》)，并举办了一场农村经济发展论坛，邀请李炳坤、林毅夫、韩俊、马晓河、苏明、陆学世等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就三农热点问题和当前农村政策进行集中讨论。
低价征用农民土地，致使失地农民生活得不到保障，已成为当前“三农”问题一个敏感的焦点。下一步的“三农”政策调整是否将以变革土地制度为核心，就此，本报记者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求证，他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复：“我们正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具体内容目前还不便透露。”
就在4月17日，国务院授权新华社《关于200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土地成为头号问题
“继续探索农户间转包、转让、互换等土地流转方式；加强对承包土地流转的监督管理，加大对强迫流转案件的督查力度；进一步研究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意见》廖廖数语，划出了今年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轮廓。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农村土地制度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动作。韩俊表示，农民税负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第一个需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其次是教育；第三是卫生即农民就医问题。
在农用地征用方面，《绿皮书》给出了几组很耐人寻味的统计数字：
2004年末全国耕地为1.23亿公顷，比上年净减少80万公顷，其中建设占地14.5万公顷；
被征用土地的收益分配格局是：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占5％～10％；
失地农民中，生活水平较征地前提高的不到10％，而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水平降低的失地农民占到60％。
实行征地制度改革，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是去年农村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虽然2004年农村土地政策的基本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局部调整的动作很大。10月21日，国务院颁发第28号文件《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强调农地流转过程中，必须把农民利益放在重要地位。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采取措施，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并申明“当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
然而，在利益面前，不管是国家法律还是政府的法规，执行起来都有难度。
接受本报独家采访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起他去年在某地调研的见闻。当地公开用土地招商，市长对外商大包大揽地说：“只要你来，我就可以给你300亩地。”
张表示，“土地问题非常复杂，不仅仅是既得利益的分配问题，还涉及到整个体制。”
《绿皮书》呼吁“目前的农村土地制度必须改革”。
“以农村土地换取城市生活保障”
土地制度之变，已经迫在眉睫，但是怎样变？往哪个方向变？现在还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绿皮书》给出的建议是：在农村实施积极的城市化政策，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土地交易(包括国家征用)的市场化，提高农民的失地补偿，实现“以农村土地换取城市生活保障”，使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买得起较低标准的城市住房。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炳坤在谈及今年的农村政策时，提到要“稳定、完善农村的土地制度”。他说，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政策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稳定家庭承包制度，这里面有一条是明确的，农民出去打工，不能随意收回土地承包制度，没有人种地了，可以进行转让；二是提高土地征用的标准，做好安置工作，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
韩俊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与世界银行合作进行“中国土地政策改革研究”项目，目前已完成了8个地方的考察。“从我们调查的8个省看，房地产用地、商业用地，生地造为熟地，出让土地只占到20％～30％，大部分土地不以市场定价，政府把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捆得太紧，对农民的收入补偿很难。”
“土地应该由市场定价。否则，改革就跟农民没有多大关系。”这是韩在考察后得出的结论。
张晓山提出的主张是，“要向农民征用土地，一要保障农民的生存权，其次要保障农民的发展权。如果征地，农民除了补偿外，还要得到其他相应的保障，如养老、失业等。”
据有关方面统计，现在产业工人里面，农民工占的比重相当大，他们的家属和孩子加起来，数量估计在1.6亿以上。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流动性群体，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农民工总是流动也不合适，起码流动的规模要逐步缩小，使农民工能够稳定下来。
李炳坤透露，现在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的政策，使农民工能够在所在的地方安家落户。
乡村治理结构酝酿新变局
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财产主体，致使土地本身及其增值收益成为一种界限模糊、可以共享而分配方式又不确定的“公共利益区间”，并诱使各行为主体特别是地方政府介入对土地的控制和利益的分配。而这，也是《绿皮书》提出“必须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主要原因。
张晓山是中国专门研究乡村治理结构问题的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他主张在农村发育跨社区的、非政府的多元化组织结构，而基层政府的职能则向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方面转变，最后形成这样一种治理格局：自治程度较高的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的村社组织和其它多元化组织并存，相互制衡，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版权所有
篇5
关键词：土地储备制度；问题；对策
一、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
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是我国城市国有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衍生物。1987年9月，深圳市政府采用协议方式出让第一块土地使用权，开创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先河，成为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一次革命性标志。随着改革不断向市场化方向的深入推进，1996年，上海市成立中国第一家土地收购储备机构一上海市土地发展中心。2001年4月30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指出，为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要对建设用地试行收购储备制度。
土地储备制度是政府加强垄断城市土地供应的新的政策工具，通过土地储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有效控制土地供给，防止多头供地；有利于企业改制解困，盘活存量土地资产，高效合理配置存量土地；土地收购后，进行开发和整理，使一些规划不合理，环境较差的土地得以再开发和再利用；出让后的土地升值，增加政府土地收益，保证国有土地资产的增值。
二、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存在的问题
1土地储备运作主体界定不清。
从目前来看，全国各地一般都建立土地储备中心作为土地储备的实施机构，明确土地管理部门作为土地储备中心的管理机构，形成了政府与土地储备机构之间的委托关系。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城市土地发展中心一个部门的工作既要代表政府制定收购储备计划并根据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具体实施土地收购储备等工作；又要参与到企业运营过程中，与开发商共同经营土地，便产生了政府部分官员的“寻租”行为。
2土地出让倾向于高端住宅。
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土地出让作为这一行业的起始点正在起到关键性环节作用。同前，部分城市住宅价格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却飞速上扬，部分城市的土地储备机制运作过程中，存在单纯追求土地高收益的倾向，居民房价收入比例超过国际标准3至5倍，引起中国大部分低收入利益群体的强烈不满。
3土地储备的收益分配及征用补偿机制不健全。
土地储备中心在征购、回收土地时，需要对土地、地上建筑物等进行一定的补偿。由于补偿标准很低，导致很多郊区农村的农民出现了耕作无地、就业无门、保障无路的“困境”，拉大了城乡之问的差距和矛盾。
三、发展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的对策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的发展必须围绕资源配置、激励、约束、风险保障等方面。
1建立一个以政府为核心，土地管理部门为纽带，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土地储备管理机构，制定科学的土地收购、储备和供应计划，保障政府对城市土地资产的有效经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篇6
「关键词物权、他物权、地上权、物权法原则
1我国土地物权制度的基本理论
物权与债权同为财产法的两大支柱，但相较于债权，物权具有支配性、绝对性及排他性，故物权法在各国立法原则上均采取物权法定主义规则，即由法律事先强行对物权之种类、内容及其效力等予以规定，而不允许当事人在此内容方面有意思自治。同时又因物权法（尤其是土地物权制度）与各国的政策性规定关联很强（如各国所有制的不同），这样各国物权法虽在物权法原则及物权效力上具有相通性，但彼此的物权种类却因各国的政策性选择及习惯法的作用而有很大差异。
自物权法的发展及其规范内容来观察，土地自始至终均为物权的最重要的标的，土地物权是最基本的不动产物权。我国目前有关土地的立法性文件林林总总，虽已达100多件，但从土地为物权标的角度来看，因我国目前尚无完善物权法，民法基本法《民法通则》甚至未使用“物权”之概念（其第五章仅有“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为章名），如严格依物权法定主义原则，则除所有权之外，很难依现行法而确定我国的土地物权种类及其体系。此立法背景亦导致法学理论界在阐述我国的土地物权制度时，于概念使用的不规范、土地物权种类及其体系的极不统一与混乱的现状。相应地亦导致土地经济学界在概念使用上的不统一（如土地产权概念），故目前在我国确有制定一部物权法之迫切需要。而制定物权法则首应明确我国物权法在民法体系上的选择与定位，即我国目前的物权立法（实质内容的）与理论研究均经前苏联而继承传统大陆法系（以德国民法、法国民法为首）一脉，并非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制度。而在大陆法系，物权是以所有权为核心而建立其抽象体系，并经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侧重向他物权体系拓展，以达物尽其用的社会目的。至于“产权”则为英美财产法上的概念，而英美财产法（包括整个英美私法）是在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由能够适用于各种具体的财产权利的共同性效力及属性构建起来的一般性的、抽象性的财产权概念，这与将物权作为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并将支配性属性寓于整个物权制度之中，讲究抽象的演绎方法的大陆法系很不一样，英美法中的财产权或产权概念很难在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体系中找到合适的定义，这是两大法系的差异性所致。而我国目前所讨论或拟将制定的，很明显是继受大陆法系的“物权法”制度。故在我国应摒弃产权概念在土地物权制度中的使用。
2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的定位
我国土地在所有制上经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现在的分属国家与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局面，这是探讨我国土地物权法制度的基本前提。土地国家所有权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已有较统一的认识，而集体土地所有权则在以下两个问题存在争议：其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虚化，不能体现所有者的地位与利益；其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容远较一般所有权而大受限制。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则已不仅为物权法问题，而关乎所有制度。实际上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应为全体集体组织成员，但就具体权利的行使倘应由全体成员或须征得全体成员的同意，则在事实上为不可能，故应须在选举基础上推举集体组织的代表，并由此代表（一人或数人）依全体成员的意思来行使所有权，并为全体成员取得因行使所有权而获得的利益。至于该集体组织的代表如何产生，如何行使所有权等则应由民法及相关法律共同规定。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其权利内容的限制实际上是受集体所有的土地用途（无非是为了农耕或非经营性建筑，如宅基用地等）的限制，且倘考虑到目前各国对耕地的保护以及我国公有制的性质，则这一点是不足为怪的。当然在如何限制方面也确实存在许多需完善的地方。
3城镇国有土地他物权
现代物权法在强调传统的以所有权为核心的静态归属的同时，更不断地向动态利用方面发展，其表现则是他物权体系的发达。因为在物权法一物一权主义原则下，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而在资源有限的现代社会，所有权相对于众多的人口的需要来讲，终是少数，倘再有所有权崇拜的心理作用，则物（社会资源）很难流转到其最佳或最需要利用人手中，必造成资源的浪费，这样就必须在所有权（自物权）之外另辟途径。而物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属性正好迎合此需要，这样在物的这二重属性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他物权制度在现代社会获得巨大的发展，并在将来也深深地影响着物权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实质上亦是按此思路进行的。城镇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为国家（实代表全体人民）所垄断，而国家主体为抽象的存在，其权利必须由实然的主体去行使，即设立国家所有权的代表机关。另一方面，既然国家垄断所有，则在土地交易市场上不可能存在所有权的交易，而城镇国有土地要改变以前无偿无期无限制的使用状况，并使土地进入地产市场成为交易的客体，则必须寻找另一种土地上的权利替代土地所有权以带动土地进入流通领域。而这种权利在我国就是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概念在各国物权法上并未有见，就概念的科学性来讲，此概念并不能完全地揭示其内涵，因为土地使用权的内容依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来看，并不是单纯的使用，至少还应包括占有、土地的开发及收益等权能。但此概念在我国的使用已相沿成习，故立法及大多学者均使用此概念。另自所有权权能之角度看，使用又仅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且用益物权也主以使用为其最基本的权能。这样在我国就土地的用益物权方面使用“使用权”这一概念时，就不得不繁琐地限定“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土地使用权”等以示区别。土地就其用途而言，无非耕作与建筑（包括宅基地）二种，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内容则主要是建筑及土地开发，此类似于传统大陆法系中地上权内容，故大多民法学者主张以地上权概念取代“土地使用权”概念。笔者亦认为采用地上权概念有助于我国土地物权体系的建立。但也应看到：地上权是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产生的概念，地上权的内容广于我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概念，即地上权还包含了非开发性经营的宅基地使用权。故在我国采用地上权概念，只须明确在他人土地上从事建筑及开发为其内容，这样现行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或城镇集体土地的宅基地使用权均包括于其中，至于哪些地上权可以进行交易则可由法律规定解决。至于有些学者所认为应成为一项独立物权的土地开发权、土地经营权，实际上均仅为地上权的内容或权能，已为地上权概念的内容所包括，并无独立的必要。
我国选择地上权（下述均用地上权概念代替土地使用权概念）作为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其原因在于：①确保土地公有制；②担保物权（不动产担保物权仅有抵押权一种）在性质上虽为他物权，但它追求的是土地的交换价值，倘以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权的标的，则在抵押权实现时即会导致土地所有权的移转，此与坚持土地国有原则不符；③地上权是以追求土地的使用价值为内容的用益物权，地上权的享有与行使以实际占有土地为其基本条件，地上权的移转与流通，必导致土地占有人（即利用人）的不断变动，这样在有序的房地产交易市场条件下地上权的流转，就必带动土地流转到最佳的利用人手中，而丝毫不动摇国家所有人的地位。这样在私有制国家以土地所有权与地上权为二元交易标的模式，在我国因公有制度原因就仅能体现为以地上权为交易标的一元模式。目前，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依行政划拨或出让合同而取得，在性质上这两种土地使用权（地上权）均应为物权，只是因取得方式不同而在权利效力上有所差异。
地上权的移转，自民法上看即为地上权人对其权利标的-地上权依法律行为方式所作的法律上的处分，即地上权人对其所拥有的地上权享有处分权。此处分权的享有为地上权交易市场得以形成的法律逻辑起点。地上权人处分地上权行为的方式大体有买卖、互易、赠与、设定抵押权等。买卖、互易、赠与（此为非交易方式）为依债权行为方式使地上权产生变动；而设定抵押权则是在地上权之上再设定一项不动产担保物权，于被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导致抵押权实现时，通过变卖、拍卖（在我国现行法上就土地使用权抵押只允许以拍卖方式实现）而使地上权发生变动。故就土地所有权、地上权与地上权之抵押权三者的关系来讲，构成立体层次的物权关系，即由国家土地所有权中派生出地上权，再在地上权之上设定抵押权，前者以土地为标的，后者则以地上权为标的。地上权人通过买卖、互易、设定抵押权等方式使地上权进入流通领域，进而形成房地产交易的二级、三级……市场。
地上权可否成为租赁行为的标的，因1990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暂行条例》与1995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先后规定的不同而有争议。租赁权虽然在近现代民法中有物权化的趋势，但仍属债权，且是以对标的的用益（即追求使用价值）为内容的用益性债权。既然要使用，则必须要求以对客体的实际占有为前提，这样亦必然要求租赁权的客体必须是有形的实体物。而地上权为不动产物权，显然不成为使用的标的。当然地上权人仍不妨以其所取得的土地出租于他人，但此时租赁之标的为土地，而非为地上权，且还应视法律或地上权设定合同（即我国现行法上所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地上权人有无出租的权能而决定。
4集体土地他物权
集体包含着各种具体而特定的集体组织，依此集体土地所有权在理论上应存在不同集体组织间以及集体与国家间土地所有权移转的可能。但实际上在我国集体与国家只存在由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国家所有权一种可能（且此又大多依征收、征用等行政方式实施），而集体与集体间因土地的不动性，土地所有权的交易也很少见，故此集体土地物权的重点仍在于他物权制度上。集体土地用于建筑时，其他物权内容已包含于上述地上权概念中。集体土地用于农耕在现行法称之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笔者认为“农地耕作权”概念较能恰当地反映其权利内容，因为承包经营权是自取得权利之合同行为来命名的，且易与企业的承包经营行为相混。农地耕作权的主体基本上是集体组织的成员，其取得虽以自愿性合同行为为基础，但实际上是按人口分配的，这一点是由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现实所决定的。虽有学者提出农地耕作权的主体可以是集体组织成员以外的人，对于那些未能取得农地耕作权的农民可以通过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证他们的生活需要。但笔者认为，农地的平均分配耕作虽受小农经济的局限，但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允许农地的自由流通仍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保障农民的积极性，这在物权法上的解决方案则是保障农民所取得的农地耕作权，即在期限上规定农地耕作权应有合理的相当长的最低存续期间，以保证农民的长期投资而避免短期行为；在权利效力及内容上，赋于农地耕作权的物权性，使农民可依物权的绝对性、排他性及优先性等效力规则主张自己的权利，以防止他人的不法干预。
5相邻关系与地役权
土地因其不动性而须毗邻。若彼此毗邻的土地归属于不同的所有人，而各所有人各依自己的意思与利益需要任意在自己的土地上行使权利，自由地利用土地，则必影响相邻一方对土地的利用，其土地的价值也必受损及，故有自立法上予以相互调节的必要。相邻关系（不仅针对土地，其他相邻不动产也包括其中），则是自立法上对相邻土地的利用作最低限度的调节，而地役权则是相邻土地的所有人为更高要求的利用通过相互协商产生的彼此权利的较高程度的调节。在土地私有制下，相邻关系在本质上是相邻一方土地所有权的扩张，相应地是另一方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不成其一项独立的物权。此扩张或限制是土地所有权中的应有之义，或者说是法律强行规定的，不须相邻各方所有人之协商，故也就不必要专为相邻关系而办理不动产登记。但地役权在本质上是相邻土地各方所有人意定的产物，故构成一项独立的物权，是以用益为内容的不动产他物权，其成立必须满足不动产登记要件。
就相邻关系与地役权，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有就二者均予以规定的，有仅就相邻关系进行规定，而将地役权内容纳入相邻关系之中。我国现行民法仅规定了相邻关系，而未规定地役权，且相邻关系的规定非常简单，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较多数学者认为除完善相邻关系的规定外，还应规定地役权这种物权，以适应物权主体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一点笔者深表赞同。但必须注意到在我国土地所有制特色下，相邻关系的本质应重新理解。因为在我国土地所有权二元格局下，相邻关系在土地所有权间虽有发生，但多体现在不同利用主体间，故此相邻关系不应机械地理解为所有权内容的扩张或限制，而应扩张理解为土地用益物权（地上权与农地耕地权）权能的扩张或限制。当然在同一所有人（国家或集体组织）将其所有土地设定用益物权于他人时，亦可在用益物权设定合同中依据所有人的宏观规划而对不同用益物权人的权利进行限制，从而起到调节相邻土地利用关系的作用。
6土地物权的登记
物权因其法定主义规则、绝对性属性，以及排他性、优先性效力，对社会公众的利益影响很大，所以又产生物权公示原则，并因此公示而产生物权公信力原则。物权公示在动产以占有为方式，在不动产以登记为方式，这在各国物权法中概莫例外，只是在其公示的效力方面有不同规定而已。我国因无物权法，在不动产物权公示方面的规定亦极不完善。首先在集体所有制土地方面，土地登记制度几乎是空白的；其次是城镇国有土地方面，虽近几年颁布的法律强调登记，但也未能明确揭示土地物权登记的效力。故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土地物权登记制度，这是在法律有序化环境下国家对土地进行宏观管理与控制的唯一手段，也是土地物权人的物权得以保障的外部表现与依据。
完善土地物权登记工作，应做到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应明确国家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的范围。国家所有土地与集体所有土地虽在立法上有其原则性规定，但仍须通过登记造册而予以具体化、明确化。第二，应明确规定，以法律行为方式进行土地物权交易的，土地物权登记应为其取得物权的生效要件。
这一点与我国现行民法理论中有关物权变动不采德国民法上的物权行为主义而采折衷主义方式相适应。而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有关法律中对这一点规定极不明确。第三，以非法律行为方式的征用、继承等取得土地物权的，应明确规定在未办理登记手续前，取得人不得处分其所取得的土地物权，即强调此时土地物权的登记的对抗性效力。第四，应明确土地物权登记的公信力，即应保护因信赖土地物权登记状况而进行土地物权交易的善意第三人，以保护土地物权交易的安全性。
「参考文献
1.柳经纬，从我国土地制度之变革看物权法之废兴，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3期。
2.康恭舜，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困惑与出路，广东法学，1994年第3期。
篇7
2005年的时候我就讲过，8·31大限会直接造就两个“多元”的现象：其一，虽然购买方是多元的，但卖家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地方政府。当单一供应者垄断市场时，造成高地价是必然的，这是造成房价上涨过快的原因之一。其二，农村建设用地只有通过政府征用才能投资开发，这又形成土地供应方多元，而土地收购方只有政府一家的后果。
正是由于政府“从两头垄断土地市场”，进而“进行居间经营”，两种不良后果就随之出现——城市拍卖高地价和农村的失地农民。
我从十年前多次呼吁进行征地制度改革，应该允许农村建设用地规范地进入市场流转，从而增加土地供应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格局。甚至可以考虑“农民土地变成股份制”的办法，将农村原有的集体经济转化为股份制。这样，一方面为今后农民拿土地入股分红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根据《公司法》农民可以把自己的土地股权部分或者全部卖给城里人或开发企业，开发企业拥有股权，农民得到钱，城里人可以到农村当土地所有者。这样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就会有根本性的变动，可以完全和国际上的土地制度接轨。
国外地方政府75%的财政收入是通过房产税从占有房产的人身上征得，而我们国家却是从土地财政中拿，从农民身上拿。中房集团在2003年就提出了征收保有税的建议，被国务院采纳，当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提出了要征收不动产物业税。而今天，物业税已经演变成房产税，并开始在上海与重庆试点征收。征房产税不仅能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并能够实现公平论、完善税制、增加财政收入、重新配置资源、让更多人受益。
中国征收房产税可以借鉴国外完整成熟的经验：一是差别税率，即有区别的税率政策。标准税率可以按国际通用的标准，按照物业价值的1～3%缴纳年税，优惠税率就是有人提出的0.3～0.8%；二是学习国外“尽房皆税”的经验，即向全部城镇住房征收“房产税”，同时给予符合条件的家庭“退税”待遇；三是按“购置原值”缴税，中国房产税改革也要遵循这样的原则，要照顾既得利益，减少开征阻力；四是从小产权房开始征税，很多人认为小产权房是违法建筑，但这是认识上的误区。2010年以前，政府十二年没有建保障房，导致社会对高房价的不满。这期间，农民群众用只有大产权房四分之一价钱的小产权房为城市居民提权型保障房，用城中村为城市提供租赁型保障房，使得大量打工妹、打工仔住有所居，为自己创造了财产型收入也为城市弥补了保障房不足，因此房产税也是为小产权房正名的良机。
篇8
第一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法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具体承办。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查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适用本办法。
第二条为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审查和报批，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科学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三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实行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纲领性文件，是落实土地宏观调控和土地用途管制，规划城乡建设和统筹各项土地利用活动的重要依据。
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编制的城市、村镇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等专项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第四条编制和审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紧密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第五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等部门落实规划编制工作经费，保障规划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二章规划编制
第六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分为国家、省、市、县和乡（镇）五级。
根据需要可编制跨行政区域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村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各地应当在编制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对村庄土地利用的总体布局作出科学规划和统筹安排。
第七条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坚持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工作方针。
第八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前，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现行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开展基础调查、重大问题研究等前期工作。
第九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以真实、准确、合法的土地调查基础数据为依据，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
前款规定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包括：规划背景，指导思想和原则，土地利用战略定位和目标，土地利用规模、结构与布局总体安排，规划实施措施等内容。
第十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经审查通过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以与所在地的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同步编制。
第十一条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对涉及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区域和城乡协调、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利用结构布局优化、土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等重大问题，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相关方面的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和论证。
第十二条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征求各有关部门的意见。
第十三条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中的重大问题，可以向社会公众征询解决方案。
对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利益的规划内容，应当举行听证会，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
采取听证会形式听取意见的，按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十四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相关方面专家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论证，论证意见及采纳情况应当作为报送审查材料一并上报。
第十五条承担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体编制工作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具有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工作业绩；
（三）有完备的技术和质量管理制度；
（四）有经过培训且考核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国土资源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单位目录。
第三章规划内容
第十六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现行规划实施情况评估；
（二）规划背景与土地供需形势分析；
（三）土地利用战略；
（四）规划主要目标的确定，包括：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规模和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安排等；
（五）土地利用结构、布局和节约集约用地的优化方案；
（六）土地利用的差别化政策；
（七）规划实施的责任与保障措施。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简化前款规定的内容。
第十七条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重点突出下列内容：
（一）国家级土地利用任务的落实情况；
（二）重大土地利用问题的解决方案；
（三）各区域土地利用的主要方向；
（四）对市（地）级土地利用的调控；
（五）土地利用重大专项安排；
（六）规划实施的机制创新。
第十八条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重点突出下列内容：
（一）省级土地利用任务的落实；
（二）土地利用规模、结构与布局的安排；
（三）土地利用分区及分区管制规则；
（四）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控制；
（五）对县级土地利用的调控；
（六）重点工程安排；
（七）规划实施的责任落实。
前款第（四）项规定的中心城区，包括城市主城区及其相关联的功能组团，其土地利用控制的重点是按照土地用途管制的要求，确定规划期内新增建设用地的规模与布局安排，划定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的扩展边界。
第十九条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重点突出下列内容：
（一）市级土地利用任务的落实；
（二）土地利用规模、结构和布局的具体安排；
（三）土地用途管制分区及其管制规则；
（四）城镇村用地扩展边界的划定；
（五）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点区域的确定。
第二十条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重点突出下列内容：
（一）基本农田地块的落实；
（二）县级规划中土地用途分区、布局与边界的落实；
（三）各地块土地用途的确定；
（四）镇和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展边界的划定；
（五）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项目的安排。
第二十一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件，包括：
（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附图。
前款第（二）项规定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附图，包括规划现状图、专题规划图和规划分析图。
第二十二条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依据国家、行业标准和规范。
第四章审查和报批
第二十三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查报批，分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审查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查报批两个阶段。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逐级上报审批机关同级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第二十四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的指导思想、战略定位、基础数据、规划目标、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布局调整等内容进行审查。
第二十五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未通过审查的，有关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重新申报审查。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通过审查后，有关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审查通过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二十六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下级规划服从上级规划的原则，自上而下审查报批。
第二十七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查报批，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规划文本及说明；
（二）规划图件；
（三）专题研究报告；
（四）规划成果数据库；
（五）其他材料，包括征求意见及论证情况、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审查意见及修改落实情况、公众听证材料等。
第二十八条有关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人民政府转来的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意见，并自收到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意见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规划审查工作。
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较大分歧时，有关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各方进行协调。因特殊情况，确需延长规划审查期限的，可以延长审查。
第二十九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下列规定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审查：
（一）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
（二）国家有关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各项方针、政策；
（三）上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四）土地利用相关规划；
（五）其他可以依据的基础调查资料等。
第三十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点内容包括：
（一）现行规划实施评价；
（二）规划编制原则与指导思想；
（三）战略定位与规划目标；
（四）土地利用结构、规模、布局和时序；
（五）土地利用主要指标分解情况；
（六）规划衔接协调论证情况和公众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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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加强土地管理，合理利用、保护、开发土地资源，维护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和《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以下简称《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土地开发、利用、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本办法。
第三条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市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市、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区（含开发区）、乡（镇）设立派出机构，负责派驻区域内土地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四条市、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房产管理部门依照《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别做好土地和房产管理工作。
第二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五条下列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一）符合《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的；
（二）国家划拨给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使用的；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拨或承包给集体、个人使用的；
（四）1961年农村实行固定土地所有权时，全民所有制和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已经使用，没有确认给农民集体所有的；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个人使用的原属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农副业生产基地的；
（六）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建制转为城镇户口后原集体所有的；
（七）凡征而未用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其他属于国家所有的。
第六条符合《省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第七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土地使用权确认给土地使用者。
依法以集体土地使用权作为联营条件或作价入股组建联营或股份制企业的，土地使用权确认给联营或股份制企业。
第八条实行土地登记公告制度。
第三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耕地保护
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应依法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在用地规模方面，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河流湖泊库区综合开发利用规划应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第十条市、县（市）、乡（镇）人民政府应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规划，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规划的规划期限应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致。
县（市）人民政府组织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新增加的耕地面积依法折抵占补平衡指标的，可以将该指标有偿转让给其他需要履行占补平衡义务的单位。
第十一条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耕地闲置费、耕地占用税、新菜地开发基金作为土地整理和开发专项资金，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
第十二条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坏的，用地单位和个人应按照国务院《土地复垦规定》负责复垦，复垦的土地应优先用于农业。
没有条件复垦或者复垦不符合要求的，应向市、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缴纳土地复垦费，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复垦。
被破坏的土地确属无法复垦的，应按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给予补偿，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或征用农用地审批手续。
第四章建设用地
第十三条市、县（市）人民政府应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制定改造、开发计划，集中连片地改造旧城区和开发新城区。改造和开发需占用的土地应统一依法收回或征用。
第十四条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应给予补偿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拟定补偿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征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按下列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附着物补偿费：
（一）土地补偿费：
按《省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执行。
（二）安置补助费：
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人均耕地数量和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计算。
被征用耕地每一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人均耕地六百六十七平方米以上的补五倍；人均耕地五百六十七平方米以上不足六百六十七平方米的补六倍；人均耕地四百六十七平方米以上不足五百六十七平方米的补七倍；人均耕地四百平方米以上不足四百六十七平方米的补八倍；人均耕地三百三十四平方米以上不足四百平方米的补九倍；人均耕地二百六十七平方米以上不足三百三十四平方米的补十倍；人均耕地二百平方米以上不足二百六十七平方米的补十一倍；人均耕地不足二百平方米的补十二倍。在特殊情况下，其安置补助费最高不超过十五倍。
（三）青苗补偿费：
征用耕地的青苗补偿费按一季产值补偿。
（四）地面附着物的补偿办法和标准，按市人民政府规定执行。征地公告后，新增加的附着物不予补偿。
第十六条临时用地应支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参照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标准约定。
第十七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农村村民宅基地应按照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建设规划落实地块。
农村村民宅基地批准和落实地块后两年内未按规定用途使用或农村村民整户迁移的，宅基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收回。
调整宅基地坚持批新交旧的原则。新房建成后，应在三个月内交出旧宅基地。
第十八条农村村民建住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
（一）出租、买卖或以其他形式转让原住房的；
（二）原有宅基地能解决分户需要的；
（三）户口已迁出的；
（四）其他规定不应安排宅基地的。
第十九条在城市建成区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耕地被全部征用或征用后剩余耕地人均二百平方米以下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将该单位原有的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撤销村民建制，并合理安置。该单位未被征用的剩余土地归国家所有，仍由该单位使用。国家因建设需要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应按征用土地给予补偿。
在本市城市建成区内（不含县级市、建制镇），不得审批农村村民宅基地。城市建成区范围由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二十条禁止城镇居民使用集体土地建住宅。
第五章土地资产管理
第二十一条市、县（市）人民政府坚持统一管理、有偿使用的原则，加强土地资产管理。
第二十二条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建立建设用地信息制度。
建设用地信息内容包括：土地供给总量信息、已供给土地宗地信息、已供给土地综合信息、土地使用权市场交易信息、市场预测信息和政府供地限制目录等。
第二十三条培育、发展和规范土地市场，健全中介服务体系。
设立土地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国家关于中介服务机构设立程序的规定，取得从业资格，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土地中介机构应当依法建立章程，制定服务规则，公布服务范围、服务质量标准和收费标准，接受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四条未取得土地评估资质的机构和土地估价师资格的人员，其土地评估结果无效。
本行政区域外的土地评估机构受理本行政区域内土地评估项目的，应向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土地估价报告应按照国家规定制作、提交，由具备土地估价师资格的人员签署，加盖土地评估机构印章。
经有确认权的部门确认的土地估价报告，应作为国有资产登记、抵押贷款、收取土地税费等的依据。
第二十六条有下列事项之一，涉及土地资产的，必须进行土地评估：
（一）制定或修订基准地价的；
（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作价入股的；
（三）上市公司及新设、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
（四）企业兼并、破产、改制的；
（五）司法裁决、土地监察涉及土地价格的；
（六）市、县（市）人民政府或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其他需要评估的。
未按规定进行评估的，不得处置土地资产及办理土地权属登记。
第六章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将耕地保护、土地利用、土地收益等工作列入政府主管领导任期内的年度考核和离任前考核内容。
第二十八条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对下列违法行为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依法制止后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的设备、建筑材料等，予以查封、扣押；
（二）对依法制止后继续违法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其他设施，拆除费用由违法人承担；
（三）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以后，发现违法行为人逃避法律制裁而可能隐匿、转移违法所得或者是出现可能妨碍行政处罚决定执行的，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冻结其银行存款；
（四）其他可以依法采取的措施。
查封违法建筑物、扣押施工工具、建筑材料和其他财物等，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送达查封或扣押财物通知书，并向违法行为人出具查封、扣押财物清单。
第二十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积极配合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地违法行为的监督检查，不得阻碍、干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依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处以罚款的，按照下列标准执行：
（一）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非法所得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
（二）擅自将集体土地使用权以出让、转让、出租等形式用于非农业建设，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非法所得的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
（三）破坏种植条件，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耕地开垦费的一至二倍；
（四）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土地复垦费的一至二倍；
（五）拒不交出非法占用土地，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八十条、《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每平方米二十至三十元；
（六）逾期不恢复种植条件，依照《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耕地复垦费的一至二倍。
第三十一条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四款、第二十条规定的，按违法占地行为查处。
第三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中介服务，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一）未依法取得土地评估资质的机构和个人擅自从事土地评估的；
（二）超越土地评估资质从事土地评估的。
第三十三条逾期不缴纳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闲置费、土地有偿使用费的，每日加收应缴额千分之二的滞纳金。拒不缴纳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因、、，索取或收受财物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擅自减免土地有偿使用费的，依照《省实施办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执行。
非法侵占、挪用、截留、私分土地有偿使用费的，依照《省实施办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侮辱、谩骂或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二）故意伤害土地执法人员的；
（三）抗拒、逃避缴纳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等土地税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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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生土地利用的冲突事件越来越频繁，国内外不仅引起了的关注，同时国内的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我国的土地利用现状存在着很多问题急需解决，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快、普遍存在违法用地、耕地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造成依法对土地形式进行管理非常严峻、政府和农民集体征地冲突日益加剧、现有的土地利用冲突管理方法不足等，都是导致我国土地利用冲突的根本问题.怎样解决这一问题显得非常重要。
2我国土地资源利用以及管理的现状分析
2.1基本状况
为了使土地资源更好的发展，需要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该地的工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能够合理的规划土地，必须要有科学的规划和论证，进而更好的解决土地的使用问题和就业问题，这样将使地方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良好的利用土地资源和土地制度也是良好经济环境的保障。
2.2土地利用的基本内容
在进行土地开发的过程中，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土地开发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土地的集约利用，地区的产业发展需要以土地资源的规划为前提，这样才可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企业在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还需要有良好的消费观念，让土地的利用和经济的发展形成统一的整体，将有力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步。
3土地利用冲突产生的驱动力及原因
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供给的有限性和土地资源的多宜性，但是冲突发生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口及其需求的增长。土地利用冲突受到文化、社会、机制和政治、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土地利用冲突产生的社会经济因素，即冲突产生的外部因素；土地利用冲突产生的自然因素，即冲突产生的内部因素。因为内部因素具有不可变性，外部因素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土地征用法律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本强加于农民身上
我国法律限制了农民和集体组织转让土地的权利，政府行政采取国家经营土地市场的方式垄断了土地的转让。“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土地实行征用。”而没有具体的界定“国家利益”。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征用部分集体土地时，通常由政府从集体手中以低廉价格征得土地再以高额的价格出让。农民既没有参与整个过程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甚至连最基本的土地利益也保证不了，在丧失土地之后，面临着无社会保障和失业的困境，使农民的基本生活也维持不下去，政府的行政权力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强加在农民身上。
3.2集体主体界定不明确导致土地产权模糊
我国《承包法》、《土地管理法》中规定我国的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集体是指集体经济组织，而集体经济组织没有一部法律对其进行明确的描述和界定，其合理性与存在性都受到置疑。在法律中由于集体主体概念的模糊使得政府干预和影响土地所有权的实施，从而缺失主体功能。具体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公共建设跟不上，农民所得到的土地使用权保障不了。
3.3各级政府规划理念的不同造成的土地利益分歧
在土地利用规划的理念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同而产生土地利用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指标数量的扩张和控制之间的矛盾。中央政府要求把节约用地放在第一位，原则是盘活存量、控制增量，对建设用地对耕地占用进行严格的控制。盘活城市存量土地的成本比征用土地的成本高很多，地方政府更加乐意新增加建设用地的指标；中央政府的基本国策是坚持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但是地方政府一致认为发展第二、三产业经济的产出效率高，而忽视了对耕地的保护。
4土地管理制度创新的方向
土地管理制度作为保证合理利用土地的一项根本制度。经过不断的发展，目前，我国已建成一套成熟和合理的土地管理制度体系，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土地利用的矛盾越来越加剧，目前土地的管理制度也有不足。创新是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对土地管理制度的创新就非常必要了。
4.1明确土地产权的所有
造成土地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产权所有模糊。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土体的使用开发具有特殊性，没有清晰的土地产权，多方都非常想从土地开发中获得利益，进而造成严重的问题。使土地产权主体明确，就会使土地的开发、使用、所有的流程变得更加规范，大大提高土地开发工作的效率，明确土地利用各方的责任，进而避免权钱交易、越权管理问题的出现。
4.2统一土地市场，健全土地监督惩罚机制
土地市场是我国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因为土地市场进展非常缓慢，使得城乡分离、独立运行，市场化程度无法提高。所以，必须健全土地监督管理体系：①强化社会公众参与规划过程监督。构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全过程社会公众参与新机制，增强重大决策过程的信息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健全多元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及社会公众协商型编制、管理和监督体系[1]。②通过法制的建设不断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建立城市规划、工商、纪检监察、公检法等部门相联合的土地执法机制，将执法的力度提高。与此同时，动态监察时运用3S等高科技手段，避免土地利用冲突，避免地方政府违法利用土地的发生。
4.3统筹城乡发展
在不断推进城市化中，要充分考虑环境治理、人口迁移、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问题，充分考虑城乡发展的现状，将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控制好，采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新技术第一时间解决住房、交通等基础性的建设问题。同时制定与之对应的措施，统筹城乡的发展速度，合理使用农村的土地资源，保护好农民的耕地，在国家的整体发展中使得农村能够扮演其应该有的角色。
4.4合理规划土地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
对土地进行开发，需要有长远的眼光，除了要考虑土地利用规划方案、耕地规划、林业规划、水利工程外，还应该充分考虑城市化进程。产业经济园区的开发要和市政建设接轨，同时纳入到城市整体规划方案中，加大重视保护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经济发展三方效益的平衡。
4.5土地管理制度创新
应该充分发挥土地流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为我国的土地政策确定了开发用地大多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土地。土地流转因为我国特有的土地政策而变得更加便利，主要有几下集中，包括：储备经营、反租承包、置换、出租、转让、入股。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其优势，不断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在对土地性质进行不改变的前提下，和村集体公司达成用地的协议，把土地以租赁的方式而不是出让方式提供给企业使用，不仅对珍贵的土地资源进行了有效的保护，还能节省大笔的征地资金，又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5结语
随着我国实行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资源状况差别很大，土地利用冲突在不同时间、不同区位的表现全然不同。所以，在分析在具体区域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发生冲突的原因及驱动力、利用冲突的发生与发展变化跟踪土地的同时开展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必须对土地利用制度进行改革，规范土地利用制度以及不断健全土地交易市场机制。为了建立优势互补、功能明确的区域发展格局，使土地资源空间结构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作者:刘会容 陈曦 单位:湖北联众土地评估勘测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李名峰，曹阳，王春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土地垂直管理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博弈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1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