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唐代文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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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虑及对研究内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除“绪论”外共设八章二十五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选题的基本依据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的八章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本项研究的核心，其在结构安排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选任情况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选任”来展开探讨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御史台的文化氛围、唐代御史的政治、法律思维及心态进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三章、四章来展开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对唐代御史群体文学活动及其对中国文学贡献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几种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以及第八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相关的章节。毋庸讳言，不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设置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弥补了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缺失，因而使得全书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成就。

二、优点及特色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读《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确有不少优点和特色，就起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这里朱子虽然谈的是为学与读书的道理，但用于学术研究同样有效。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始终以“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对人的呵护与关怀。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识又不能不受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监察、谏诤活动作为国家整个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响有唐一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触及唐代作家的心灵建构，从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其立论可谓客观公允、坚实有力，论证也是条理分明、有理有据，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读全书，想必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并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兹不赘述。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始终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并力求做到会通。诚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和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政、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展开，力图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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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医学理论方面

自东汉以来佛教传入我国，唐代丝路上往来胡僧继续在弘扬佛法的同时用印度医学普度众生，印度医学理论源源不断的传诵、运用，开拓了中医学视野，孙思邈是隋唐医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医学思想包括儒、释、道各家思想，盖佛教戒律不茹荤血五辛，在他的医学思想中多有体现，如《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所录诸方中，多提及忌食血肉有情之品及五辛。《大医精诚》文曰“：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这一方面体现孙思邈医学思想中的佛学理念，另一方面体现印度医学理论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印度医学有“万物皆药”的思想，孙思邈吸收这种思想，在《千金翼方卷第一•药录纂要•药名第二》中载道“：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唐代丝绸之路上往来僧侣成为印度医学理论的交流载体，在高僧们用佛学、医学普度众生的过程中，印度医学理论得以释读，并丰富了中医学内容。

2.医治方式方面

隋唐时期除医学理论外，中医学广泛吸收外来的先进治疗技术，经丝绸之路从西域传来的眼科手术和颅脑外科方面的治疗方式，引起了中医们的极大兴趣，并效仿学习。《新唐书•拂传》曰“: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经行记》中也有“大秦人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的记载。再如眼医婆罗门治刘禹锡眼病,可见时人对这些技术的震惊和推崇。隋唐经丝绸之路往来于内地与西域的僧人既传播了佛法，又传播了医学，唐代胡僧医术甚至蒙上神秘的色彩。有故事讲述,健儿张国英在战争中箭镞中腹,医生断定其必死无疑。晚上,张国英梦见有胡僧给了他一丸药。第二天,便泻出箭镞,不治而愈。这则民间故事,用离奇的方式反映了唐代民众对西域，尤其是对僧人所赐药物的敬仰与期望，特别是当病情用传统方式无法治愈时，更加剧了这种对西域药物药效的想象与肯定，甚至认为西域异药有超乎寻常的能力。此外西域医学的独特治疗方式也深深吸引着唐代民众的心理认同。武则天时,驸马都尉武攸暨生病,西域何国人释僧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声振天邑”。西域医药学让中医药学欣喜的是西域当地的传统治疗法启迪了中医治疗方式的探索与发展。如琪针疗法就得益于褥特鼠治蛇咬病之事，贞观十六年（642），罽宾国给唐朝进献一种名叫“褥特鼠”的动物，凡被蛇伤之人，只要嗅一下褥特鼠之尿，其被蛇咬之伤口即获痊愈。

3.在长寿保健方面

受唐代统治者青睐的延年药是丝绸之路上特殊的药品，与此同时制造这种药物的药师和佛僧成了西域药物配制的传播者。那些掌握西域延年术的西域僧人，甚至得到了帝王的接纳。唐史有载，唐太宗常服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所制之延年药。高宗时，命天竺的僧人卢伽阿逸炼制长生药。还有一些西域药物如郁金香、安息香、胡椒常被唐上层社会当作保健药物应用。

4.方剂方面

西域方剂为中医学大家吸收后，普遍用于民众的疾病治疗。如孙思邈《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都收载了“西州续命汤”这首西域方剂。西域方剂的另一个用处是供皇室享用，西域回纥药司曾为唐顺宗炮制龙膏酒。龙膏酒是西域人民御寒爽神的滋补饮品。唐玄宗的“起凉殿”和内服的“冰屑麻节”就是西域人民面对沙漠复杂的生存环境，总结出的应对之策，被玄宗所采用。

5.药物方面

普通药物方面，主要促动因素是商品买卖，经济利益的带动下，商人们热衷于此。丝绸之路上来往的一个重要商品就是番药和香料。这也是西域医药对中医药产生影响最为卓著的一个方面。甚至勾起诗人的才思，如李白《客中作》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郁金香是自西域而来的药物，用它浸泡的美酒,具有活血、行气、止痛、解郁清心的功效。可见西域传来的物种大都在中原民众中广为传播，甚至为人所熟知。进贡药材也是西域医药对中医药影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新唐书•西域志》记载，西域各地方政权向唐朝政府进贡的药材，有洋提葱、丹砂、石黄、胡药等。

二、西域医药学对中医药学产生影响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1.西域医药学在独特的生活环境下

创造了行之有效的西域治疗方式，加之西域独有的物产，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引起中医大家和民众的注意。尤其是在西域医药学在中原治疗效果突出时，更加促动了中原民众、中医学家对西域医药学的推崇和探索，这也使得丝路上西域医药学的东传更有现实意义。

2.影响范围广阔，各有不同来由

西域医药学在丝路上的东渐，对中医药学多有补益，主要表现在医学理论、医治方式、长寿保健、药物、方剂五个方面。但这五个方面的成就各有不同的推动力量。在医学理论方面，主要表现在印度医学理论、维吾尔族医学理论、藏医学理论，这些理论的中医化运用主要依靠中医学大家吸收、理解、解读、实践应用；医治方式，主要包括当时中医药学还未深入掌握的医学领域，如眼科手术和异于中医治疗方式的独特民族治疗法，这些技术有赖于掌握当时先进医治技能的西域医生传至中原，引入中医药学；长寿保健法传入中原，往往通过对皇室宫廷的延年药进贡和民间娱乐体育保健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东传；方剂则是民间治病过程中成效显著而广为流传，中医大师、民众、宫廷广泛应用，最终成为固定的中医方剂并促进了新方剂的配制；西域药物、香料对中医学的丰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数民族商人、中原商人的贩卖，此外还有朝贡方式引进。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依赖于唐代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特征。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从稿二编》中评价“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可见唐代文化的博怀，为西域医药学增补中医药学的内容营造了社会背景和实现通道。

3.西域药物对中医药学补益较多

丝绸之路上西域医药学向中医药学增补的最为显著之处在于增添了中医药材的种类，这在唐代医学著作中多有体现，可见西域药物对丰富中医药学的显著作用。丝绸之路上药品交流如此繁盛，究其原因是经济利益驱使，中原具有西域药物的广大市场，这项事业能为从事此业的民众获益，所以交易鼎盛。《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了唐代吐鲁番规模盛大的药材贸易。其中香料是大宗，买药人大多是少数民族商人。

4.中医学兼容众少数民族医学的独到之处，在交流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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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理确定提问内容

在“问什么”方面，首先要考虑的是问的目的。如在课堂导入时，要设计导入的问题；在检查学习效果时，要设计与所授知识相关的问题。其次，要考虑的是题目的难易程度。往往题目太难或太容易都不是好题目，题目的难度要适中。再次，要考虑学生的兴趣问题。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指出：“教育中要防止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将教与学的界限完全泯除，否定了教师主导作用的错误倾向。另一种是只管教，不问学生兴趣，不注重学生所提出问题的错误倾向。”如果教师所提的问题能够让学生感兴趣，那么，学生就会更重视这个问题，更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更有兴致地学习接下来的课堂内容。在许多学生看来，《古代汉语》课程比较枯燥、难懂，因此，在趣味性方面，古汉语教师上课时就更得注意。

二、合理确定提问形式

1.判断式提问

判断式提问句式往往是让学生有所判断、有所选择。

例如：在讲到白居易《琵琶行》中“主人下马客在船”时，我问学生：“该诗句的意思，是不是主人下马后，在岸上挥挥手，和船上的客人说再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没有掌握古代汉语互文的修辞方式，就容易出错。该诗句的正确理解是主人和客人一同下马，一同来到船上。

2.开放式提问

开放式提问往往是考察学生的知识面和理解能力。

例如：在讲到《孟子?滕文公上》中“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时，我问学生：“你认为五尺之童有多高？如果按照现在的一尺等于33.3厘米来看，那么，五尺就有166.5厘米了，古代的儿童这么高吗？”听到这个问题，很多学生感兴趣地想听解释，在问了一两位同学后，我解释道：“其实，在春秋时候，一尺大约等于23厘米，五尺大概是115厘米，这和儿童的身高就比较接近了。”

3.对比式提问

对比式提问往往是考察看问题的深度和洞察能力。

例如：在讲到儒家的思想“仁爱”和墨家的思想“兼爱”时，我问学生：“‘仁爱’和‘兼爱’的异同点是什么？”学生大多能回答出这两者都强调“做人要懂得爱他人，善待他人”，但回答不出这两者的差别。我解释道：“‘仁爱’更多强调的是有差别的爱。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亲疏厚薄的关系，所以爱也就存在差别。父母对自己小孩的爱往往胜过于对别人小孩的爱，所以我们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兼爱’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应该是无差别的爱。显然，‘仁爱’更加符合人之常情。”

4.连环式提问

连环式提问叫追问，往往针对学生回答问题中的漏洞作进一步提问，以便揭示问题的实质。

例如：在讲庄子《逍遥游》时，我问学生：“庄子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逍遥’？”部分学生回答：“不需要凭借外物就是逍遥。”我进一步提问：“你个人认为不凭借外物就是逍遥吗？渡河的时候，借助船渡河，就不逍遥吗？庄子提到列子御风而行，列子会飞，庄子说他逍遥了吗？”学生回答：“列子也有凭借空气，所以列子不逍遥？”我再进一步提问：“照你这么说，连空气都不凭借，那就叫逍遥？人是自然界中的人，怎么可能任何东西都不凭借呢？如果逍遥是这样理解的，那么，庄子的理论就和做人的基本方式不相一致了。”关于什么是逍遥，我解释道：“庄子所认为的逍遥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需要和别人对比；二是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做力所能及的事。”许多学生听后，骤然感觉轻松许多，感到自己还可以过得更“逍遥”。

三、合理把握提问节点

在课堂提问中，把握“提问时机”是发挥提问作用的关键。一般来说，课堂中存在三个提问节点，分别是课前、课中和课尾。

1.课前提问

课前提问是指刚开始上课时的导入提问，这主要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讲“古今词义的异同”时，我问学生：“在电视剧中，我们经常听到‘有请大理寺的王大人’。那么，这里的大理寺指的是什么呢？”听到这个问题，某些学生就来了兴致。在问了一两人之后，我解释道：“在古代，‘寺’字是官署的意思，后来才演变为寺庙的意思。古代的大理寺，相当于现代的最高人民法院，掌刑狱案件审理。”许多学生听后，感觉这堂课挺有用，很感兴趣地接着听下去。

2.课中提问

课中提问是指上课过程中的提问，这主要是为了了解学生是否跟得上教师的上课节奏。另外，这可以起到吸引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

例如：在讲到同义词“回”和“返”时，我分析道：“在上古，‘回’表示旋转，如《荀子?致士》：‘水深而回。’大约在隋唐时代，‘回’才有了返回的意思。如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于是‘回’和‘返’便成了同义词。”我进而问学生：“说‘回家’，广州话怎样说？”许多懂广州话的同学异口同声回答“返屋企”。这个问题加深了学生的学习印象。

3.课尾提问

课尾提问指的是课程尾声的提问，这主要是为了检查学生对课堂所授内容的掌握情况。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适当提问，可以引导学生的思维，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课堂的重点和难点。

例如：在讲了“词类活用”一节后，我让学生分析：“‘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中哪些字是词类活用？存在几种判断方法？”按照大多数流行教材的分析方法，在这两个句子中，名词“蚕”和“衣”都活用为动词，判断的方法有三，分别是：（1）名词放在副词后，‘蚕’字放在否定副词‘不’后；（2）名词用‘而’字连接，‘衣’放在‘而’后；（3）对应关系，‘不耕’对应‘不蚕’，‘而食’字对应‘而衣’。可以说，这个问题较好地检查了学生对课堂重点内容的掌握情况。

四、合理确定提问对象

关于课堂提问的对象，大多数情况下是面向全体同学的，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广泛地参与。但有时也可以只面向部分学生，甚至只面向个别学生，具体要看提问的目的。

1.面向全体

在课堂提问中，面向全体学生是课堂提问中最常见的。

例如：在讲到“诗词语言”的时候，我问全班学生：“大家认为李白的《静夜思》写得好吗？好在哪里？”学生听到这两个问题，纷纷思考起来，并且饶有兴趣地想听听老师怎么分析这首诗。

2.面向部分

在课堂提问中，有时面向学生也是可行的。比如，个别问题只面向男同学或只面向女同学。

例如：在讲到《诗经?卫风?硕人》“肤如凝脂”时，我问道：“在座的各位女同学，知道该诗句是什么意思吗？”我进而解释：“可以说，这是化妆的最高境界。化妆如果要达到‘肤如凝脂’，那是极难的事情。凝脂是凝固的猪油，大家看，凝固的猪油有什么特点呢？一是白中略带微黄。如果化妆后的脸是白色的，那就不好看了。二是固中略带柔韧。皮肤是需要一定弹性的。三是光滑中略带粗糙。如果化妆后的脸和玻璃的表面一样，那也不好看。四是干中略带水分。所以女子才要补水啊。”经过这一番解释，学生感觉古人用的这个比喻，实在太恰当。

3.面向个别

在课堂提问中，偶尔可以面向个别学生。之所以面向个别，可能是因为某位同学在某方面的能力比较突出，或是因为教师发现有个别同学开小差，故意问他，起到督促课堂纪律的作用。

例如：在讲到“汉字的构造”时，由于这部分的内容和书法有关，如果班里个别学生对书法比较有研究，那么，在课堂上，可以设计个别问题，与这位学生开展探讨。在探讨中，让其他学生“旁听”更多知识。特别是，这能够让其他学生佩服这位学生的见解，激发他们学习书法和学习汉字的兴趣。

五、合理回应学生作答

在学生作答后，教师应该对学生的作答进行恰当的点评，该肯定的要肯定，该否定的要否定，该解释的要解释，这样才能将有关知识点讲解清楚。

1.作答后适当评定

在课堂提问后，对于学生的作答，往往需要适当肯定其中的合理之处，这样才不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而对于不合理的地方，教师也应予以纠正。

例如：曾经在“古文今译”课堂上，我问学生：“韩愈《师说》中‘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如何翻译？”有学生翻译为：“因此，无论地位高还是地位低，无论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这个翻译显然是有误的，但我说：“这位同学的翻译，前一部分是对的，后一部分还要修改，正确的回答是‘因此，不论地位高贵还是卑贱，不论年纪大还是年纪小，谁掌握了知识道理，谁就可以作老师’。”

2.作答后适当解释

在课堂提问后，教师是需要进行适当解释的。回答好的地方，要解释为何答得好；回答得不好的地方，要解释为何回答得不好，这样才能发挥更好地发挥课堂提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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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目前的高中语文现代文教学过程中有一种固定套路，即是：阅读课文－划分段落－分析每段意思－分析修辞和特殊的句子。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教学的套路确实对学生语言习得、了解文化背景知识、阅读技能的训练以及对教学目标的实现是非常实用的，还因为其固定的模式，课堂上师生双方活动有序，学生有一定的活动时间，因此，这一套路很受教师喜欢，教师也总是将这样的课作为公开课来上。但是这样固定的套路恰恰窒息了语文现代文课堂中每一个美丽"生成"的可能，从而使得教师失去激情，学生没了兴趣。恰恰是这一套路的可预测性，使得上这一课型的教师在听课教师面前展示自己的水准和教学特色显得尤为困难。

那么，怎样才能用课堂生成学理论提高高中语文现代文课堂教学效果呢？

一、要明确高中语文现代文教学课堂中可以产生哪些动态生成。

1.在要求学生阅读课文这一活动中，教师所提出的开放性问题中会出现动态生成。

如人教版《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教学中我问到"《箜篌引》到底要怎么样读才能让我们的作者二十年之后都忘不了呢？"学生当中，特别是一些诗歌朗诵爱好者立刻就在座位上开始练习诵读了，课堂上顿时热闹非凡。于是，我就放弃了事先准备好的录音，就让学生自己读，我就根据他们诵读的情况加以指导，可以增强他们的朗诵水平，还可以培养一种爱好，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得出的效果要比听录音磁带好的多。有学生多年以后提到这一次课堂还记得很清晰。

2.在处理文殊的修辞或是有深意的句子这一环节中，学生有突发的质疑也会产生出课堂生成的契机。

如笔者在上人教版必修时讲到曹操的《短歌行》，有一个学生在课堂的中间突然说道，老师，曹操真是一个"奸雄"吗？由于他声音很大，全班都听见了他的话，哄堂大笑后，班上其他同学马上就有回应，有的说就是就是，有的说不是。笔者本可以以教师身份制止他们，但是我让同学们回顾《三国演义》当中的关于曹操的人物形象，"爱才，赤脚迎许攸""仁爱对关羽""渴望结束战乱，统一天下"……学生们纷纷发表意见，课堂气氛十分活跃，这样就能让学生了解一个全面的曹操。这是笔者就借机鼓励学生课下去读一读《三国演义》的原著。这样笔者就做到了启发阅读的作用。

3. 在讨论中，学生之间在对课文的内容或主题思想进行讨论时，经常会提出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最终可能都会归入教师的面前，这也是教师课堂生成的一个契机。

如在朱光潜先生的《咬文嚼字》阅读当中，推敲典故，"推敲"了一千多年了，还有味道吗？作者发常人所未发，不走旧路，不恭维定论，分析了"推"的妙处。 作者教我们一种推敲（咬文嚼字）的方法：运用联想结合竟境。即文字与意境有关，必须"咬嚼"。有学生就提出，"老师我们能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古代的诗歌当中的炼字呢？"这让我很高兴，立刻就出了一道诗歌题目：身轻一鸟（），枪急万人呼（ 杜甫《送蔡希曾都尉害陇右尹继高三十五书记》）让学生讨论，发表看法到底"起、落、疾、下、浮、飞"哪一个字好。这样学生在课堂还学会了赏析诗歌当中的妙字，可真是一举两得。以后课下遇到诗歌当中的炼字，学生也会多思考，到底这个字用的好在哪里，能不能用其它字来替代。

4.学生的课堂上犯的一些错误,往往也是教师课堂生成的重要契机。

教师往往可以利用这些错误加以"找错""析错""纠错"，通过这一过程来活跃课堂。如果教师觉得某个错误具有代表性，很多的学生都会有,也可以当堂予以讲解，以免学生对所读课文产生误解。

二、要注意课堂生成学理论运用在高中语文现代文教学中所要注意的问题。

1.课堂生成不要无理取闹，要始终紧紧围绕着阅读课预设的教学目的。

很多时候，课堂引发的一些问题是因为一些学生的故意起哄，此时教师不应一味迁就，否则会远离教学目标，而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争论了。

2.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课堂生成应有选择性。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生成都适合在课堂上展开，可能有的只是极少数同学感兴趣，大多数人不感兴趣，所以教师不要盲目展开。

3. 要本着多备少讲的原则，充分备课。

上课生成决不是提倡少备课，而去等着上课生成，而是要做充分地对阅读材料及其背景进行深入挖掘，提前做好生成预测，这样上课才会左右逢缘，从容有序。

三、课堂的美丽"生成"需要教师高超的业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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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唐代，悼亡诗，外部特征，中晚唐

 

悼亡诗作为一种诗歌题材，溯其源流最早可见于《诗经·邶风·绿衣》和《诗经·唐风·葛生》。悼亡诗自晋代潘岳《悼亡三首》开始，成为悼念亡妻的专称。历来探讨悼亡诗作的人不少，但多倾向于探讨诗作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很少有人从其外部特征入手。

本文仅就有唐一代初、盛、中、晚四个分期中悼亡诗的分布，赋诗时间与当时诗风及社会风貌关系作一探讨。

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中晚唐，有唐一代的悼亡诗也蔚为大观，悼亡诗的数量大大增多，名作纷呈，如杜审言、李白、韦应物、孟郊、元稹、李商隐、赵嘏等都或多或少有悼亡诗名作。纵观唐代悼亡诗，有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就悼亡诗数量分布而言，唐代悼亡诗多集中于中晚唐②。笔者翻检《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初盛唐诗作中悼亡诗寥寥无几，而且很少为人注意论文开题报告。大致而言，初盛唐时期，有杜审言《悼亡》一首（《全唐诗》卷六二）、李白《奔亡道中五首》（《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一）等，且文学史上多不提及。而于中晚唐时期，诸家悼亡之作很多中晚唐，其间亦不乏悼亡名作。如韦应物《伤逝》、《往富平伤怀》、《出还》、《冬夜》、《送终》、《除日》、《月夜》、《过昭国里故第》、《感梦》、《秋夜》等二十六首（《全唐诗》卷一九一至一九三），戴叔伦《妻亡后别妻弟》、《少女生日感怀》等二首（《全唐诗》卷二七四），孟郊《悼亡》一首（《全唐诗》卷三八一），元稹《夜闲》、《遣悲怀》、《感梦》、《梦成之》、《妻满月日相唁》等三十五首（《全唐诗》卷四Ο四），李商隐《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属疾》、《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房中曲》、《正月崇让宅》等八首（《全唐诗》卷五四Ο、五四一），赵嘏《悼亡》二首（《全唐诗》卷五五）等等，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中晚唐悼亡诗数量大大超过初盛唐。

纵观唐代文学史，初唐诗歌题材扩大，诗人群体增多，开一代诗风之先河。诗至盛唐达到鼎盛的高峰，在唐诗的四个阶段中中晚唐，成就最为辉煌。许多千百年来广为传诵、脍炙人口的诗篇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同时，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的诗人。时人论之“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 河岳英灵集· 论》)“盛唐之音”、“盛唐气象”为后世仰观而又无法企及，但作为一种题材的悼亡诗却 数量不多且多为人忽略。然而，中唐大历、贞元年间相对为唐诗的低潮期，晚唐则为唐诗的衰落期，而正是在这样的衰颓期，悼亡诗却大获发展。如：

“昔日戏言身后事中晚唐，今朝皆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奴，也曾因梦送钱财论文开题报告。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元稹《遣悲怀》其二）

此诗作者从回忆往事、感怀旧物入笔，极尽对亡妻刻骨铭心的思念，使夫妻间相濡以沫之情溢于言表，使人读来，凄然之情油然而生。

“蔷薇泣幽素，翠带花钱小。娇郎痴若云，抱日西帘晓。

枕是龙宫石，割得秋波色。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

忆得前年春中晚唐，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

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蘖。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

（李商隐《房中曲》）

本诗作者从往昔和未来两处着笔，用幽艳的语言写深切的悲伤，笔调纤弱，感情深厚诚挚，将满怀凄绝藏于平淡的描写中。

上面只是略举两例，由此可见中晚唐悼亡诗的艺术水平。无论是诗歌的表现手法还是思想内容、意境创造都达到了历代悼亡诗的最高水平。

其二：就赋诗时间而言，唐代悼亡诗多不避礼法，甚而有些为居丧期间所写。这是唐代悼亡诗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论文开题报告。《荀子·礼论》：“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中晚唐，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由是可观，古仁人君子要“敬始而慎终”，对于丧礼尤为看重。而《仪礼·士丧礼》要求居丧期间“哭昼夜无时，非丧事不言。”[1](卷十二) 《仪礼·丧服》所记，妻子殁后，丈夫当服丧一年中晚唐，其间不得举乐，除服才能恢复正常生活。陈寅恪也曾谈及：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2]（P99）钱钟书也考明“历世以居丧赋诗为不韪”[3]（第一一九节） 在儒家思想占正统的年代，世人多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教条。况且，古人对于悼亡祭亲主要是看其哀毁伤身的实际行动中晚唐，而非其动情言辞。若反复咏叹反有华而不实的矫情之嫌。古代礼制要求人们居丧期间“非丧事不言”，居丧赋诗是为不韪论文开题报告。清人何义门批点《文选》，对于潘岳《悼亡诗》极力证明其作于“终制”“释服”以后，“古人未有有丧而赋诗者”。[4]（卷四十六）苏轼的悼亡名作也是在十年后才吟诵而出“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记梦》）。而在唐代，悼亡诗多作于奔亡或居丧期间，如：李白《奔亡道中五首》，韦应物自《伤逝》至《同德精舍旧居伤怀》十九首“尽伤怀时所作”，元稹的《妻满月日相唁》等悼亡之作也多为居丧期间所作。究其原因，在于当时封建礼法相对松弛。陈寅恪也曾有论及“此种社会阶级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聚……夫进士词科之放佚姿肆，不守礼法中晚唐，固与社会阶级有关，然其任诞纵性，毫无顾忌。”[2]（P86）正是这样的社会风气，使得当时的伦理道德标准不一，人们对于儒家的封建礼法并不太在意。于是，居丧赋诗也未受到指摘和谴责，进而合“礼”合“法”化。

以上两点仅从唐代悼亡诗的外部特征入手，就其数量分布、赋诗时间作一探讨。疏浅之处，希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M]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点石斋石印本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 上海：中华书局1959.

[3]钱钟书.管锥编.[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4]（清）何绰义门读书记[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篇6

关键词：科举学；科举文学；科举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025-08

收稿日期：2012-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研究”（AFA110008）

作者简介：刘海峰，男，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科举学是近年来日趋活跃的一门专学，科举文学是逐渐受到重视的一个研究专题，两者关系密切。笔者曾发表《科举文学与“科举学”》一文，阐释了科举文学的概念，分析了科举文学的主要内容以及从科举文学走向科举学等问题。本文将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梳理唐宋科场中经术与文学之争的脉络，探讨科举评价与科举文学史的重写、科举文学研究与科举学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一、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文学科举产生了科举文学，科场中产生的试帖诗与律赋、策论、八股文本身便有一定的文学性，而且以文取士与唐诗的兴盛、唐宋古文运动、元代戏曲、古代文论等都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科举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两代大部分小说或多或少与科举相关，或者至少找得到科举的痕迹。

取士应该以经学为重还是以文学为主，曾经有过曲折反复和激烈争论。在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中，从唐代至元代科场中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术与文学之争。经术指中国传统的经学儒术，即统治者一向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学说；文学指注重形象思维的文章辞赋，即讲究赋、比、兴，祖述风、雅、颂的诗歌文采，以及追求词藻华丽的写作章法等。文学才能向来是科举取士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

初唐史臣对文学的功用已有精炼的概括。魏征等在《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说：“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轭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姚思廉在《梁书·文学传序》中也说：“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

唐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大唐帝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相对其他朝代而言，唐代的科举取士特别是进士科较重文学诗赋。自调露二年（680）刘思立建议进士加试杂文以后，“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唐玄宗在位的盛唐时期是最重视以文学取士的时期之一，进士科被称之为“词科”，进士出身者在唐代政治中的影响也迅速增大。随着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成为主要内容和录取标准，甚至以诗“赎帖”取代经学考试内容，进士科的文学考试性质日益明显。“国家代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章”；“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士，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载，焕乎文章”；“今则仕由文学，著官至清显”；“当今由文学求用”。这类说法在唐人文集中经常可以看到。

“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崇尚文学、以能文为贵的社会风气在唐代颇为浓厚。唐代文学繁荣昌盛，诗歌尤为普及、优美，因而唐代被后人称为文学的时代。中唐时独孤及说：“唐兴百三十余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由于朝廷尚文并以文取士，因此朝野上下皆贵重文学，以不能文为耻。随着进士科的文学性质愈来愈明显，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距离也愈来愈大。因此，在许多中唐士大夫看来，进士科乃离经叛道，于是出现了激烈的经术与文学之争。这种争论在唐后期到北宋中叶之间延续，并往往与科举取士中的子弟寒士之争、区域公平之争等交织在一起。

宋代的经术与诗赋之争愈演愈烈，进入了针锋相对的冲突阶段，许多著名人士都卷了进去。在北宋中叶的两派争论中，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属于经术派，欧阳修、苏轼等属于文学派。他们在主持科举考试时，或侧重文学辞赋，或侧重儒家经典。到后来，为平息长期以来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三省奏立经义、词赋两科。此为倡导进士分立经义与诗赋两科取士的开端，然而，以北方人士为主的洛党力主以经义取士，反对恢复诗赋，而以南方人士为主的蜀党则要求恢复诗赋。到元祐四年（1089），才最后确定分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科取士。

唐宋之间重视用诗赋为考试内容，除了由于朝野重文风尚以外，还因为诗赋具有较客观的评判标准。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礼部贡院言：“盖诗赋以声病杂犯，易为去留，若专取策论，必难升黜。盖诗赋虽名小巧，且须指题命事，若记问该当，则辞理自精。策论虽有问题，其间敷对，多挟它说。”元代也有人认为，诗赋取士格律精当，有利于评卷至公无私，因此得人最多，被前人视为“将相科”或“龙虎将相之目”。而若只用经义、明经等科，“将见公道扫地，关节大行，上下成风，相率谀伪，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可见，专以经义取士也有很大的弊端，最好是词理文采兼备。

诗赋不仅能考察形象思维能力，而且也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学水平。由于帖经和墨义测试的是较低层次的技能，故逐渐为人所轻，至宋代以后慢慢退出科场。后来诗赋又逐渐演变成宋元时文，到明代则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以经学为里，文学为表，以义理为风骨，内容虽是经学，形式却是文学，是一种糅合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的格律而构成的一种文体。试帖诗和八股文有一共同点，即都有格律规范，要求很严，这两种考试文体都易于出题，易于判别水平高下，一眼就可看出轻重优劣。在极端严格的形式之下，要能出奇制胜，写出意义不俗、文字优美的文章来，确要有很高的文字水平和思维能力。而且，古人认为文如其人，八股文关乎人的品性。清人便说：“制艺一道，实与造化相通，因风会为转移也。”“今日制艺，即汉宋策问。寸晷之中，而其人品谊觇焉，学问见焉，性情出焉。”

虽然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文章辞章，从今天看来，科举是一种经学考试，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考试，一个人的文学水平往往决定其是否能被录取。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国的三年大比》一文开头便说：“文学才能在中国享有最高的声誉，政府官员都选拔自受过教育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读书人信奉的信条，在许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图理想的哲学原则的注释。”科举制的真正目的并非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从政人才，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为了考察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为了测试其智力水平和文化素养。诗赋可以言志，家事国事天下事、个人抱负和习性好尚皆可以从诗赋中曲折表达和宣泄出来。只有才情并茂、文理优长的人才写得出好的诗赋。而八股文、策、论等文体，考察的标准也不外乎“文”与“理”两个方面，文采始终是科举考试注重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总体而言，科举始终兼具经学与文学考试性质。

二、科举对文学发展的促进

关于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者认为科场中很少产生杰出的文学作品，科举对文学不仅没有促进作用，而且往往有消极的影响。我以为，转换了认定科举很坏的思维定势，便可看出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方面是积极的。

应试的压力、制式的规范，确实限制了文学的自由发挥和想象的空间，“科文”中流芳千古的作品确实也很少，但以文取士发挥了考试以考促学的强大功能，诱导士人习文，有了大量熟悉诗文的读书人，才有产生大量文学作品的群众基础。科场试文与当时文体兴衰及文风变易密切相关。苏轼曾指出：“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清代诗学的普及是与乾隆以后科场考试内容将表判等改为试帖诗直接相关的。清人戴衢亨说：“试帖之道，始盛于唐，然唐人当日所作试帖，称全璧者殊不多，观我朝人文蔚起，诗学昌明，乡会试俱尚八韵，学使按临，亦复博采风雅，士生其时，莫不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陈伯海认为，唐试帖诗选读与研讨构成了清盛期诗坛上的一种特殊景观。通过唐试帖诗的多种选本与广泛选读，向广大社会人士（主要是文士）普及了试帖诗的作品及其相关知识，为人们了解和掌握这一诗歌样式，继承这一快要中断的诗歌传统提供了帮助。修习试帖诗之风对于推动整个文学界关注律体与诗法的学习、讨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科举考试以文取人，导致1300年间官员文人化，文人官员化。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等格言，文学的影响也无所不在。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

命题作文与平日的文学创作并不相同，科场中所考的试帖诗有严格的规范性，必须按照其题意和格律声韵要求来作，这是竞争性考试保证客观评卷的公正性的基本要求。个别平时具有非凡诗歌天才的人不一定就能做好试帖诗。在考场上规定的时间内根据特定题目作诗，李白也无法随意发挥“白发三千丈”的奇思异想。而且李白、杜甫未能考中进士，还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的特殊朝代背景有关。唐代多数文学家为进士出身，如陈子昂、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都考中过进士。从隋唐至明清流传下来的多数诗文集也是科第中人所为。

“文学、政事，本是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科举取士的本意不是为了选拔文学家，而是为了拔取政治人才。但因为以文取士，结果实际上选拔和造就了大量的文学家。古代文学家中科举出身者占多数。我曾根据《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进行过统计，隋唐五代至清末近代作家共有602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341名，占总数的56.6％，而且这还不包括诸生（秀才）一级的科举中式者。若再考虑到女作家、僧人文学家、宦官文学家从不应举等因素，剔除这部分的基数，加上《辞海》所录作家有些是略载其科第经历，科举出身者在文学家中的比例还会更高。据有的学者统计，《四库全书》集部著录和存目收有唐至清别集2504部，其中进士著述1367部，占54.59％，若包括举人的话，比例还会更高。与此类似，笔者根据韩国《增补文献备考》卷247-250“艺文考·文集类”所录文集统计，韩国历史上1050部诗文集中，有755部可以查明作者为“文科”、“登科”、“司马”等科第中人，占总数的72％之多。越南历史上模仿中国长期实行科举制度，科第中人的产出在文学作品总数中的比例不亚于韩国。

当然，科举考试的本意是要选拔文官而非选拔文学家，而政治才能与文学水平毕竟不完全相同。以诗赋文章来选拔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来从政是为了保证官员的文化素养，其目的在临政治民而非发展文学。文学家是人才，政治家也是人才。不能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判断科举人物是否成功。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来看，一些政治家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不一定亚于文学家所起的作用。擅长作诗的人不一定就善于处理行政事务，原先擅长诗赋文章的人从政后也不一定有时间发挥其文学才能，因为其主业并非文学创作而是千头万绪的日常行政事务。这就像当代许多考上大学中文系的人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其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往往无法与没有上大学的专业作家相比。在精英学术与大众文化两方面，进士群体更多是从事精英学术。在中国古代士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科第中人多数忙于“立功”，也就是临政治民的事功和学术研究的事业，忙于“治国、平天下”，相对较少时间来从事“立言”方面的写作了。如果是从整个中国文化史或中华文明史的视野来看，那些编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的进士们，那些科举出身从事学术研究的乾嘉学派大师，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不见得就不如那些落第后专门写小说的作家。曹雪芹如果考中进士成为官员，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来写《红楼梦》这部巨著，吴敬梓、蒲松龄如果中举及第或许就不会去写《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这类讽刺小说。从政与写作在时间上往往会有矛盾，一个官员成天构思写章回小说大概就很难做出多少政绩。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名臣在政事上有功绩，在学术上也有重大建树，那是因为他们在及第从政后善于仕学相兼，政事之余勤于笔耕。总的看来，科举与诗文创作关系较密切，而与长篇小说关系较弱，中国文学史上几大古典名著基本上是属于落第文人创作的。

此外，因为有了科举，促使人们努力读书，增加了许多文人，减少了大量文盲，对中国的文化积累和文明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科举评价与古代文学史的重写

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是关联互动的。一方面，可以由科举学进入文学；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文学进入科举学。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重评科举制度之后，可以用新的眼光来审视科举文学，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文学视野，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并开拓出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科文”文献，或者说专门的科举文学文献，因为牵涉到士人应举和前途出身，在科举时代广为人们所重视，也有其文学价值。闱墨是场屋之文，在科举废后相当长的时间，都被视为文字垃圾，弃如敝履。其实，转换了观念和视角，往往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今天我们如果耐心去翻阅科举文献，就会发现其中许多中式文字以及大量的备考文献也有一定的文学研究价值。如清人彭蕴章便说：“制义之作，迄今五百年矣，始不过阐明朱子注释，后乃运以机局，著以议论，吐其光芒，腾其藻丽，与时变通，惟其所宜。其以古文为时文者，在明有黄陶菴，在我朝有方望溪，矫然拔俗，不逐时趋，然皆能荣世而传世。”可见善以古文为时文者，往往受到人们的称颂。既然有以古文为时文的风尚，了解和研究时文是全面研究桐城派古文的一个方面。

中国古代文学是文学界研究得十分深入的一个学科，主要资料几乎被搜罗殆尽。但科举文献中还有不少从未被使用过的资料，如《光绪丁酉正科四川乡试闱墨》首篇拟作八股文的批注中便有谈及桐城派大家的内容。红学是被研究得烂熟的领域，因为很难发现新资料，其中已很少“可耕地”，但科举文献中便可以找到一些高鄂的资料，比如高鄂的朱卷等。徐继畲《退密斋时文》彭蕴章序中也提到：“年十七，先君出为施南郡丞，俾受业于高兰墅先生。先生令专读启祯文，以苏祖荫《甲癸集》、俞长城《百二十名家文》畀之，令博览以知派别。又令专攻方文鞴文，以曲折其心思笔仗。”从高鄂对及门弟子学习制艺的指导内容，也可以看出时文观。

许多八股文和试帖诗的选本中，包含有文论的内容。例如，清末流传甚广的《青云集》序言便说：“诗之有律，犹文之有法。文贵清真、雅正，试律尤贵典显清灵。若徒事堆砌雕琢，而于题理题神毫不关切，无当也。”评点八股文和试帖诗的文字，往往彰显出高超的文学造诣，用语精练。无论是闱墨还是朱卷，房官的批语也是字字珠玑、言简意赅。到光绪年间，时人编有《星轺便览》一书，其中“文批”部分，录有大量八字或四字的批语典范，供考官入帘时参考借鉴。

近年来，关于科举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深入，明代科举制度及其相关问题已成为明史研究的热点话题。学者发现：“明代文学研究有两个学术增长点：一是适当加强对某些文体类型，如策论、八股文的研究，二是重视对科举时代作家的创作生态的整体还原。”“以文化学、社会学、科举学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广阔视野，把科举学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研究，将科举学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综合考察文学创作生态，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必将获得又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又有学者认为，“科举”运用其溢出于“科举小说”之外的影响力，使自己的势力也可以渗入与“科举考试”无关的小说情节甚至小说类型中。审视鲁迅所说的“求偶必经考试”这一小说现象，如果立足于科举的负面影响，其只能算是科举思想对小说作者的羁绊。但一旦摆脱对科举制度先入为主的印象，深入到小说内部，包括情节、结构以及文体等各个方面，便会发现，仅仅是“求偶必经考试”，也会蕴藏着设置别样情节、搭建有序结构之意，甚至导致出文体变异的强大力量。就这一意义而言，倘或不是从持果索因的角度出发，只注重于这些科举制度影响下产生的小说共同的集体面貌，只充分关注体现为步骤与过程的科举对小说的渗透与交融，则对于小说来说，“科举”绝不是牢笼，而是历史提供给小说作者的一个契机。

对经典小说的研究，从科举学的视角进行观察，往往可以阐述新的观点。如有学者指出：“《红楼梦》中的科举描写是其整体内容与构架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小说的情节发展与结构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红楼梦》叙事艺术的主线是宝黛爱情以及贾府的盛衰史，另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副线就是科举。”“科举在全书中的功能，表现为科举成功人士贾雨村的脉线和反衬作用，科举在贾政和宝玉父子关系中的纽带作用，科举在人际关系中的价值评判作用。”同样，全面分析《儒林外史》，可以看出该书并没有完全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并不是以批判科举制为全书的宗旨。吴敬梓虽然科场不顺，但他对八股文的看法是多元的。《儒林外史》一书确实是讽刺批判了许多科举时代的应试现象，然而，如果不是以先入为主的眼光来读此书，可以看出其实该书对科举的态度是复杂多面的，既有批判的一面，也有肯定的一面。

从科举学的视角审视科举文学，会有许多新的收获。文学视野中的八股文与教育学视野中的八股文，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从政治学视角与从文学视角去考察策论的价值，往往也会得出不同的评价。科举文学是一方有待开发的文化宝藏，挣脱了清末以来彻底否定科举的思想羁绊，转换了研究的视角，我们便会认识到，有必要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笔者也期待将来有人能写出一部《中国科举文学史》。

四、科举文学研究促进科举学繁盛

由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新科举观带来视角的变化，带来新气象、产生新成果，而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以科举的视角研究文学有利于突破较为局限的文学观念，更加贴近古代文学的历史实际；以文学的眼光审视科举，有利于深入认识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丰富‘科举学’的内容，这两方面的结合使科举与文学都获得了比以往更为丰富、立体的呈现，也使科举与文学的研究获得了在更多层面上展开的可能性。”科举文学研究是科举学的一个分支，一个发展迅速的分支。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文学界为八股文，是整个为科举制学术思潮的推动力量之一，同时构成为科举制的一个侧面。“如果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体现的是人心所向的话，那么21世纪前后，一些学者着力于科举研究并提出‘科举学’的概念，则实为一种大势所趋。它既是学界自觉进行学术反思的结果，也回应了制度建设的现实需要，其意义是重大的。科举学所涵涉的学科领域诸如政治、社会、教育、文学、文化等，不仅广泛而且相互交叠，非具宏阔之眼光与精微之识力者莫办。”科举学研究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古典文学界是科举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是仅次于史学界的主要研究力量。

文学方面的科举研究是科举学的三大支柱学科之一，科举文学在科举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文学角度研究科举学的成果日益丰硕。每个断代的科举文学研究都有不少论著，以专著为例，除20世纪后30年出版的罗龙治《进士科与唐代的文学社会》、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凯符《八股文概说》、邓云乡《清代八股文》、启功《说八股》等以外，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科举文学的著作大量增加，涉及科举文学的方方面面。

在宏观科举文学研究方面，李子广《科举与古代文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和《状元诗人考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是总论科举文学的著作。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著作有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和《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高津孝《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姚红与刘婷婷《两宋科举与文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明代是近年来科举与文学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一个断代，主要有陈文新等《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和《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以及《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郭皓政《明代状元与文学》（齐鲁书社，2010）、郑礼炬《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等。目前尚无全面论述清代科举与文学的专著，相信不久之后也会出现。

在试帖诗研究方面，有郑晓霞《唐代科举诗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薛亚军《唐代试律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王兆鹏《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齐鲁书社，2004）、周兴禄《宋代科举诗词研究》（齐鲁书社，2011）、杨春俏《诗赋取士背景下的诗国风貌》（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等7部。律赋研究近年来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如尹占华《律赋论稿》（巴蜀书社，2001）、詹杭伦《清代律赋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詹杭伦等《历代律赋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游逋宏《试赋与识赋——从考试的赋到赋的教学》（秀威资讯公司，2009）、彭6-17《唐代律赋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王良友《中唐五大家律赋研究》（文津出版社，2008）等。策论研究目前出版的著作还较少，仅有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罗积勇等《唐代试律试策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吴建辉《宋代试论与文学》（岳麓书社，2009）三部。

八股文研究是科举文学研究最热门的一个领域，俞为民编有《八股文观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龚笃清出版了《明代八股文史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八股文鉴赏》（岳麓书社，2006）、《八股文百题：揭示八股文隐蔽的历史面目》（岳麓书社，2010）、《雅趣藏书——（西厢记）曲语题八股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四部著作。黄强出版了《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游戏八股文集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三部著作。此外，孔庆茂《八股文史》（凤凰出版社，2008）、张思齐《八股文总论八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吴伟凡《明清制艺今说：八股文的现代阐释》（学苑出版社，2009）、高明扬《文体学视野下的科举八股文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也都各具特色。

科举小说研究方面，有俞刚《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两部，著作相对较少。此外，汪小洋、孔庆茂《科举文体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则是一部全面论述各类科举文体的专著。

由于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还有不少文学界的学者出版了科举制度方面的专著。例如新世纪科举学六大工程之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陈文新主编《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包括赵伯陶《七史选举志校注》等多种。典型者还有如《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曾枣庄《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等，都属于与文学有关的一般科举研究著作。此外，还有许多科举人物诗文选的著作出现，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201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子广《科举文学论》一书，是一部全面论述科举文学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以“科举文学”作书名的专著。该书内容简介说：“本书立足于科举文化大背景，以时代先后为序，选取科举与文人及其文学创作密切关联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较为专门的探研。对诸种文学现象、文人活动和文体的关注、聚焦、阐论，旨在揭示其颇为纠结的科举文化因缘，透视其间的复杂关系，力图作出一些富有一定新意的诠解，并借此尝试拓展古代文学研究的别样思路与学术空间。”可以预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专门研究科举文学的著作出现，科举文学会成为科举学中的主要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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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明代性灵论 发展 袁宏道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5-0390-01

性灵论强调文学创作要冲破理学、道学的束缚，直接抒写内心一触即发的感受，并且不为格调声律的形式所束缚，明代公安派代表袁宏道把“性灵”作为创作的根本，提出系统的“性灵说”。这种诗学思想有其长远的理论渊源。

中国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是性灵论的滥觞。《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诗言志学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强调诗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表达。

“性灵”一词被普遍应用始于六朝，唐朝及唐以后使用更加普遍。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人们提倡清谈，崇尚个性展示，文学也进入一个自觉的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评阮籍“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有“综述性灵敷写器象”之语。到了唐代，房玄龄在《晋书.乐志序》中说“夫性灵之表，不知所以发于咏歌”。令狐德薄吨苁.庾信传》中“性灵，组织风雅”。唐人的诗歌中也常出现“性灵”一词。杜甫在《解闷之七》中“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元稹有“吾兄喑性灵，催子同臭味”。唐代之前“性灵”一词虽然被普遍应用，但是还没有形成自觉的性灵论美学思想，“性灵”还只是其他诗学思想的附庸。郭绍虞先生在其论文《性灵说》中认为唐代以前与“性灵”一词相关的诗学思想都不能称之为性灵说，“因为性灵说的特点之一在于发现有我。”尽管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期，人们还没有在诗学中强调自我存在。

到了宋代，理学盛行，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为适应政治需要而产生的新儒学，理学思想渗透到文学领域，要求文学创作“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思想使文学完全成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再一次否定了文学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种刻板的诗论在北宋南宋之交变的相对灵活一些，并发展了“悟入说”。其后，沿着这条道路，杨万里从创作实践和诗学批评方面都冲破了江西诗派的樊篱。“性灵说”虽然由公安派明确提出，但在杨万里这里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雏形。他指出“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杨万里在其诗学理论中明确表明对抒写性灵的崇尚。这正是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美学思想的前奏。后来公安派关于“风趣”“生趣”的主张也是与此相承。

金元时期王若虚对倡导理学思想的江西诗派作了尖锐批评，他提出了“与元气相侔”的“自得”说。他说“乐天自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他称这种与“与元气相侔”的作品为“自得”之作。赞扬白居易“妙理宜人”，平易自然，能写出真性情。元好问同王若虚一样都认为诗歌是“元气”的自然流露，应当体现人的真情实感。他说“子美之妙，”正在“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元气说”所说的元气，在注重个人心灵表达的层面上与性灵论所讲的“性灵”是一致的。“与元气相牟”，“如元气淋漓”，都是指诗歌的创作要抒写自己的性情。

宋元时期的文人已经开始在诗学领域探讨诗歌创作中作者对内心世界的关注问题，他们反对格调，提倡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些都为明代性灵论的明确提出做了思想铺垫。

到了明代，明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在思想文化领域提倡孔孟道学和程朱理学。在这种思想的控制下文学思想上掀起了一股复古的思潮，他们在文学创作方面复古模拟，提倡“诗比盛唐，文必秦汉”，这种文学主张使当时的文坛压抑在一股死气沉沉的氛围之中。

而此时，在封建统治的内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人们在政治上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思想上反对程朱理学，在文学上也出现了一股反复古的新思潮。其中突出代表之一李贽，他在文学思想上提出“童心说”，领导了一股势力强劲的反复古主义思潮。李贽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重视保护人欲。他提倡真情反对“假理”，指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焉”，特别强调“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即赤子之心，指没有经过道学伪经熏染过的心，由这种心灵生发出的情感才能闪耀出最美的人性光辉。李贽认为在创作中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若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出矣。”他指出虚伪的道理闻见、对古人亦步亦趋使童心丧失。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是明代性灵论的先驱。

在公安派兴起之前，李贽的好友汤显祖支持他的童心说，并在戏曲、小说领域发展了李贽提倡的描写真心抒发真情的诗学思想。在《汤显祖集.诗文集》中“嗟！谁谓文无体邪？观物之动者至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尔。”汤显祖指出写文章一定要有灵性，这样才能创作出生机盎然的文章来。汤显祖与公安三袁来往密切，其学术思想相互渗透，给沉闷的文坛刮来一股清新的性灵之风。

明代袁宏道最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了“性灵论”。“真”与“变”是袁宏道性灵论的核心思想。袁宏道在《中郎全集 卷一 叙小修诗》中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景会，顷刻万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这段话反映了袁宏道倡导文学的自由即为心灵的自由。袁宏道的性灵说和李贽的童心说一样，也是建立在不受道学家的“天理”束缚，肯定人欲，主张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叛逆思想基础上的。是对李贽童心说的进一步发挥，

参考文献

[1]《童心说》 李贽

[2]《叙小修诗》袁宏道

[3]《与丘长孺》袁宏道

[4]《文心雕龙》刘勰

[5]《论文》袁宗道

[6]《性灵说》郭绍虞

[7]《行素园存稿引》袁宏道

[8]《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 张少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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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是一部专门记载唐高僧玄奘法师生平最早最详细的传记，然而在近百年来掀起的玄奘研究热潮中，对其研究虽然在文献整理、本笺争议、文学价值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薄弱不足之处。

【关键词】《慈恩传》；玄奘研究；综述

唐玄奘法师既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得道高僧，也是闻名于世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玄奘法师本人所撰写的个人西行传记《大唐西域记》以及以玄奘西行求法取经经历为底本创作而成的小说《西游记》早已广为人知、蜚声中外，而《慈恩传》作为一部专门记述玄奘生平最早最详细的传记，迄今为止，研究的成果还很薄弱，对其价值的挖掘也不深。因此，综观近百年来《慈恩传》的研究，对其取得的成果作以梳理、总结，发现薄弱、匮乏的地方，也可为以后有意于此方向研究的学人提供一点燃薪之光。

1.文献整理研究

《慈恩传》是研究玄奘法师生平与经历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学界对它的整理已取得较好的成绩。欧阳竟无先生领导的南京支那内学院，曾于1923年出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校注本，其以日本弘教正藏为底本，校以高丽藏本和宋、元、明四本，并参校《大唐西域记》等书，校注可谓精审。之后，我国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曾对此传又加以校订勘误，补入《奘师表启补遗》作附录。1932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又将高丽藏本影印出版，同时并校以日本所见诸古本，写出了详细的《考异》。1953年，中国科学院出版冯家升先生撰写的《回鹘文写本》。此后直到8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孙毓棠、谢方先生点校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该点校本吸取了以上众多版本的优点，将不同版本给予比较和考证，具有重大的文献价值。此外，巴蜀书社于1990年出版了贾二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选译》一书，该书在孙、谢二人点校的基础上，对前五卷作节译，只将其中记述玄奘事迹经历以及趣味十足的传说故事选译出来，后五卷凡涉及玄奘与统治者往来酬答和宣扬佛教的大块文章一概不译，只译玄奘在这些年中的重要活动。这样既保留了原作的精华，又使内容更为简洁精炼，便于广大读者阅读。

2.《慈恩传》前后五卷作者考证研究

因《慈恩传》的成书颇为曲折传奇，先是弟子慧立完成五卷本后，恐遗失诸美，就将其成稿藏之地穴，临终之际才命门人取出公之于世，后几经流散遗失，经沙门另一弟子彦悰搜购整理笺述而成现流行的十卷本。对于这个情况，由于彦悰在序中交代的过于模糊，所以学界对《慈恩传》作者问题尚存在一定的争议，即传记作者“本”与“笺”的争议：

目前流行的说法是传世的十卷本《慈恩传》，前五卷为慧立撰写，后五卷是彦悰补撰。孙、谢点校的《慈恩传》以及贾二强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选译》就持此种观点。此外，陈兰村先生的《的文学价值》（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也持同样的观点，均认为《慈恩传》分前后五卷，作者分别为慧立、彦悰。

与此说法不同的是，山东大学刘化重在其硕士论文《新论》（2008年）中对以上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并设专章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指出导致目前学界持此观点的原因有二：一是对彦悰所作的《序言》的误解，由于序言深奥艰涩，也没有言明原本的五卷如何析为十卷，导致后人妄加揣测；二是受宋人释赞宁编著的《宋高僧传·唐京兆魏国寺慧立传》以及《宋高僧传·唐京兆大慈恩寺彦悰传》更深一步的误导，以致引起现代人对“本”与“笺”的争议。并且通过分析得出《慈恩传》原本由慧立所作，后由彦悰搜集整理，并加以笺注扩展为十卷的结论。

此外，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655—664）——兼论总章二年（669）改葬事》（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一文在讨论《慈恩传》的成书与作者问题时，亦提出“慧立所撰的五卷本并不是今本的前五卷”的观点，认为今本十卷本，是彦悰在慧立的原稿中补充加入不少资料，重新整理排比附以笺注析为十卷的。

3.关于《慈恩传》文学价值的研究

梁启超先生虽曾高度评价《慈恩传》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但是关于《慈恩传》文学价值的研究与探讨，学界历来关注的较少。仅有陈兰村先生的《的文学价值》以及暨南大学史素昭的博士论文《唐代传记文学研究》（2009年，已由巴蜀书社于同年出版成书）中对其文学价值稍有涉及。陈兰村先生探讨了《慈恩传》塑造的佛教圣人形象以及蕴含的取经精神，并从三个方面探讨《慈恩传》对传记文学写人艺术的贡献：1、将人物的鲜明个性与普通人性描写相结合，使人物性格更为真实和丰富。2、刻画人物性格时注意心理描写与环境描写相结合，有利于揭示传主在特定环境中的复杂心理，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传神。3、注意写活次要人物，发挥次要人物对传主的衬托作用。最后亦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慈恩传》对传记文学题材的开拓：首先，将传记与游记两种题材结合，以传人为主，但也有传主在旅途中见闻的生动描写。其次，吸取西域及古印度民间传说，使重视实录传统的传记文学适当镶嵌一些富有想象性的生动故事，增强了传记作品的故事性和趣味性。最后，语言上以散为主，而兼用骈体，形成骈散结合而又自然流畅的风格。这篇的时间相对较早，篇幅也有限，很多重要观点没有展开来说，但其提出的观点可谓具体而贴切，在研究《慈恩传》的文学价值方面堪称先驱之作，也为我们后辈学人提供了很大的借鉴与思考。

史素昭的《唐代传记文学研究》则试图从文化、文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分专章来探讨这部唐代的专传：（1）从《慈恩传》看唐人风貌。（2）信仰与信实的统一。（3）《慈恩传》与西游故事之流衍。高度评价了《慈恩传》在唐代传记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

此外，关于《慈恩传》与《大唐西域记》与《西游记》关系专门研究探讨的文章与专著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如有涉及，也多是引用《慈恩传》中玄奘法师的真实生平与不辞艰辛万里求法的真实事迹与其后玄奘生平形象的流变作对比，并未深入探讨《慈恩传》与其二者的具体关系。刘化重《新论》（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从《慈恩传》与《大唐西域记》互为经纬和《慈恩传》的影响及对历史研究的贡献两个方面探讨《慈恩传》的价值与地位。苟德培《性格的析分与整合：唐玄奘及人物形象重构》（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8年）一文提出吴承恩以历史传说以及《慈恩传》中唐玄奘的形象与性格为原型，以阳明心学为指南，实现了玄奘之于《西游记》的人物析分，同时又通过取经神话完成了四性的整合，以此实现取经与修心的完美结合。冯保善《从历史到神话——玄奘取经与》（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9年）重点探讨的是玄奘史实与小说的关系以及玄奘史实在小说成书过程中的影响，提出玄奘史实最终演变为“神话”，究其原因，是由玄奘事迹本身的超一般想象、宗教题材的神秘性、民间传播渠道的调制三方面共同促成的。

综上所述，学界目前对《慈恩传》的研究探讨虽多集中在中国佛教史、玄奘生卒年、西游故事的本事、史学角度考证等方面，但却也取得不小的成就，为我们后辈学人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优秀成果。但是，《慈恩传》作为独立的文本，依然是有不小的拓展余地的，比如进一步深入探讨其文学价值及其与其他相关著作如《大唐西域记》、《西游记》的关系，都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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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写作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破题”上。不同的议论文，观点解读的内容与方式不一。议论文讲究“破题”，然后再呈现观点。“破题”一般在作文之首，是最吸引老师的地方。中高考作文中，考生提出自己的观点要讲究艺术性，而最大的艺术便在“破题”上，要把“破题”过程清晰地展示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把老师的“眼球”给吸引住。对于我们常写的故事材料来说，论点往往就是起于材料中的一个词或者感受时想到的一个词。当我们基于材料生成这个词语时，一定要非常珍惜。举例来说：我的外公，从前会偷东西。母亲说，“有一天，他去别人菜园偷菜，被菜园主人看见了。可是，那主人看见了，转身就走。”母亲说，外公以为那人要告官，连忙追去。不料那人进了自家的门，还把门关上。外公想想，上去敲门。门开了。外公说“：我被你看见了。”那人说“：看见什么？我今天连门都没出。”外公说“：是被你看见了，偷你的菜。”外公还说“：我现在没法做人了。”那人笑道：“你说什么话。咱们是邻居，你想知道我的菜为啥长得漂亮，尽管问。我那菜，好看，也好吃。信不？你先尝尝。”说着，真去天井边的悬篮里抱出两棵菜，硬是塞到外公手里。后来，外公成为邻里众誉的人。“外公偷菜”的故事，考生阅读后生成了这样一些词语：宽恕、宽容、自尊、改过、智慧、艺术等。在论点的呈现上，我们怎样走向艺术性？一位同学这样起笔“：邻居真让人意外，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恕’———谅解、同情、理解，还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宽’———宽厚、宽怀。那‘两棵菜’，才真正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宽恕’；外公的变化，才真正让我明白了‘宽恕’的力量。”显然，这位同学对“宽恕”的理解，就非常“珍惜”。他不只是从材料中简单地看到了“宽恕”这个词，他还看到了其中的“宽”的重要性。所以，他在行文时把“宽恕”拆分为“恕+宽”，然后通过解释词语的方式呈现观点，这就是新颖的、艺术的观点呈现。议论写作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这里。再如对于“谦虚”这个词来说，当我们把“谦虚”拆分为“谦+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谦”的内涵———谦逊、逊让、恭顺、放低姿态，就会看到“虚”的内涵———虚心、虚怀、空旷、辽阔、恭敬。有了“谦”的态度，有了“虚”的空间，这“谦虚”便是巨大的接纳、容纳的态度与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谦虚”才会使人充实、饱满、进步。我在阅卷时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议论文就是词语解释与分析的艺术。考生的许多阐述多方论证，目的就是弄清一个词语的意思，弄清一个词语的精神内涵。或者反过来说，就是围绕一个词语在思考道理、思考生活、思考世界。所以，学生一番努力，就是为了搞懂一个词语的存在状态，就像人的存在一样———或者漂泊，或者停留，或者呐喊，或者静寂。

论证过程中，观点的论证是讲究领域性的。也就是说，中高考议论文的写作都是在某个领域中展开论证的，范围不要太大。一旦大了，审美性、艺术性就下降了。古人讲究“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崇尚“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美，更主张“方寸之间自有天地”。因此，让议论的领域更小一些，让论证的思路更曲折一些，论证的艺术性就会慢慢地显现了。从曲折艺术上看，议论文似乎不存在环境、情节艺术，但换一种思路看，议论的领域、思路的设计其实与记叙环境、情节设计艺术一样。文似看山不喜平，议论领域、议论思路也讲究“曲径通幽”。我们看下面这个材料作文：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用中了题为“青蒿素：中国传统医学献给世界的礼物”的演讲。在演讲的最后，她说：“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含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一位考生的观点生成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模拟考试中，阅读这个材料之后，他产生的感受是“谦虚”“进取”“向上“”境界”等。最终，他以“谦虚”为关键词生成这样的感受：“谦虚使人进步，使人更上一层楼。”当他弄清了“更上一层楼”中的理趣内涵以后，他认为，要“更上一层楼”，谦虚是基础，而能够“更上一层楼”的人，多多少少有谦虚的品质。于是，提出自己的观点———“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当然屠呦呦的这个材料还可以从词语解释入手，可以从引用名言入手，可以从引用事例入手，可以从道理分析入手，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关键是要看清楚这个材料里的道理。屠呦呦为什么引用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一方面是表达自己要“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也是激励青年人“更上一层楼”。这样才能“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含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从这个层面看“，谦虚”就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因子。而“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则是贴切的立意。观点的提出还是为了更好地展开艺术性的论证。写作的过程就是从道理与事例上组织证明，让“读者信服”———“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但是要放在哪个领域证明？议论文是要讲究论证的艺术性，而决定论证艺术恰当与否是由材料说了算的。当“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这个观点提出以后，这位考生选择在文学艺术领域开展论证，用文学艺术上的杰出人物的经历来证明这个观点是对的。事实上，这是聪明的设计，因为即使“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是正确的观点，也只是在某一领域内可以证明它是对的，而在另一领域这个观点很有可能就不是十分正确的。因此，所谓的证明，只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来证明。也就是说，真理是具有相对性的，“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的材料选择领域也是这样。

论证层次的厚度与方法的丰富，影响着议论艺术的评判。因此，我们追求有层次的论证，我们讲究有方法变化的论证。当我们把“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放在文学艺术领域论证，我们可以开展所谓的“死亡论证”，即放眼历史领域，放眼历史上的文学人物，来思考“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的合理性、普遍性。在“死亡论证”中，我们可以选择下面的例子：唐代白居易、现代。他们身上都有“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的因子———白居易写诗常问老妪的事例，可以证明与他的诗歌水平的提升有关联；写词请教柳亚子的事例和他的谦虚名言，也可以建构“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的关联。之后，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文学领域中的故去的名人，组织开展正面论证，回答为什么“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为什么要选择“死亡论证”？因为故去的名人已盖棺定论了，他们的事迹经过历史的洗涤，更加经典，更有说服力。当然“社会论证”也非常重要。所谓“社会论证”，就是用当下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例来论证，以增强社会现实性，开阔论证的视野。事实上，对于“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的论证来说，如果只开展“死亡论证”这一层次的论证，还是比较单调的，论证思路没有什么曲折性、层次性。有时，我们需要“社会论证”，比如从反面思考一下“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寻找一些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反面的事例、教训来证明“谦虚使人进步”的可信性。这样的“社会论证”，就使得论证视野更加开阔。比如，我们从当下作家、艺术家的“不谦虚”“太张扬”“太功利“”自我推销”方面寻找社会材料以反面排比的方式呈现事例，然后紧扣论点分析论证，这样与“死亡论证”上下对比，视野就比较开阔，论证思路就有了所谓的“纵深”。在开展“社会论证”时要注意材料与中心观点的相似性。围绕“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一位同学用“克星”———台湾歌手黄安的例子论证。他这样写道：黄安因多次举报“”分子而被台湾音乐工作者杨缅因反质疑为“”分子、“卧底”。杨缅因说《新鸳鸯蝴蝶梦》中的“昨日像那东流水”就是“”思考。而黄安丝毫不谦虚地反驳：那写过“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的李白也是“”分子咯？荒谬!可见，谦虚也要讲究场合。这里作者列举黄安反击杨缅因的例子来“辩证”论证“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有些“沾不上边”。“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需要的是如何凭借“谦虚”便“更上一层楼”来论证，而不是仅仅点到了“丝毫不谦虚”这个短语就能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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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课本中的文学作品教学强化形象思维训练

文学作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汇集了大量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语文课本理所当然地成为培养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基本教材。

1.利用小说教学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比如：在讲授《守财奴》时，我向学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概括葛朗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学生通读课文之后，头脑中就会勾画出一个嗜财如命、贪婪吝啬、专横冷酷、虚伪狡诈的守财奴的形象。久而久之，学生既领会了艺术形象的感染力，也训练和培养了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2.利用诗歌教学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在语文教学中善于运用比较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鉴赏力和形象思维能力。比如虞世南的《蝉》，骆宾王的《咏蝉》，李商隐的《蝉》，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情的名作。但是这一形象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又有不同的内涵。虞世南的《蝉》表达出诗人对自身内在品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自信，这与当时唐太宗屡次称赞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的写作背景是分不开的。

二、利用写作教学训练发散思维

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基础。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认为：“发散思维是从给定的信息中产生信息，其着重点是从同一的来源中产生各种各样的为数众多的输出。”

1.多方面选材

让学生围绕同一命题或中心，从不同的方面去选择不同的题材，力求选材新颖、与众不同。这种训练既能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又能培养学生的聚合思维。比如以“欣赏”为话题，可以有如下立意：

从实立意：欣赏山水风物，欣赏楼台亭榭，欣赏诗词歌赋，欣赏渔歌村笛……

从虚立意：欣赏激情，欣赏闲适，欣赏过去，欣赏未来，欣赏创造……

肯定立意：欣赏是一种自我创造，欣赏是一种感动的过程，欣赏是一种人生历练……

否定立意：欣赏不是一种被动接受；欣赏不是走马观花……

纵向立意：欣赏力的提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不懂欣赏到学会欣赏，从体验欣赏之乐到领悟欣赏的要义……

横向立意：欣赏不是孤立存在的，欣赏与许多能力联系在一起，比如欣赏与学识，欣赏与趣味，欣赏与风俗……

2.多形式表达

引导学生对同一内容采用多种形式的表达方式，以求构思新、表达巧，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在写作顺序结构安排上，可采用顺叙、倒叙、补叙、插叙、先分后总、先总后分、先因后果、先果后因等多种形式。在语言表达上，可运用不同的句式、修辞，生动自如地表情达意，写出自己的“活语言”。

三、利用自然科学类或社会科学类的文章培养学生抽象思维的能力

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也属于创造性思维类型。正如文学作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科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论文则是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的产物。语文教材中部分科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论文（主要是议论文、说明文），即是培养学生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的可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