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防卫权范文
时间：2023-03-18 15:14:0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特殊防卫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该条款一经公布，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刑法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议焦点。仅称谓就有无限防卫权、无过当防卫权、特殊防卫权之分，毋宁说因条款含义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观点碰撞。“无过当”即“无限”，所以笔者将“无过当防卫”归入“无限防卫”中，不再另行分析。下面笔者就以该条款的称谓为切入点就有关问题阐述一些粗识浅见。
一、理论概说
（一）称谓
由理论界对该条款称谓的激烈论争可以看出对该称谓界定的重要性，它直接影响着对条款含义的理解。法的生命体现在其适用上，而广大人民群众对法的理解则直接关系到法的适用效果。对称谓的论争主要集中在“无限防卫权”和“特殊防卫权”上。
1．无限防卫权说。自该条款面世后，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对无限防卫权的规定,进而认为在正当防卫之外，法律赋予公民以无限防卫权来保护其合法权益。持此论者对该款含义进行解释时，往往直接引用法条内容来对其定义，据此提出这是我国刑事立法及刑事理论的重大突破。
2．特殊防卫权说。该说认为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是公民在符合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所行使的防卫权，“与第一款相比较而言，如果后者称为一般防卫权，前者可以称之为特别防卫权的规定”。[1]该说从称谓上抛弃了“无限”的字眼，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但该说从本质上讲仍认为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特别防卫行为没有必要限度的限制，同第1款是并列关系。[2]
从以上两种学说可以看出，无论是“无限防卫权说”还是“特殊防卫权说”，均把刑法第20条第3款视为同第1款相并列。换句话说，都认为该款规定的防卫权的行使不必受到第2款必要限度的制约，“特殊防卫权”从本质上讲等同于“无限防卫权”。笔者姑且把这两种学说都称为无限防卫权，从无限防卫权的含义及历史沿革来考察确定该条款的确切含义。
（二）无限防卫权的含义及历史沿革
关于无限防卫权的含义学界也有不同表述：第一种表述为，“无限防卫权，是指公民在某些情况下所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没有必要限度的要求，对其防卫行为的任何后果均不负刑事责任。”第二种表述为，“所谓无限防卫权是指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而没有必要限度限制的权利。”[3]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两种表述均主张防卫行为无必要限度的限制，从本质上讲都将“无限”锁定在防卫行为的限度上。由此可见，防卫行为无必要限度之要求是无限防卫权的一个显著特点，换句话说，对防卫行为的手段、强度、后果等不做任何限制。
乍一看来，这种赋予防卫人“无限”处分的权利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防卫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然而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无限”权利是建立在侵害人人权处于崩溃边缘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只要侵害人实施了损害防卫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那么就立刻沦为防卫人任意实施防卫行为的针对者，其人权瞬间损失殆尽。这种“无限防卫权”思想是同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相联系的。
从无限防卫权的起源来看，它是与正当防卫相伴而生的。有史料载明，最初行使正当防卫权没有限制，是真正意义上的“无限防卫”。汉谟拉比法典（约公元前1792年—公元前1750年）第21条规定：“自由国民侵犯他人之居者，应在此侵犯处处死并掩埋之。”雅典法规定：“妻子与人通奸，丈夫有权当场杀死奸夫。”古罗马《十二铜表法》（约公元前5世纪）第8表第12条规定：“如果夜间行窃就地被杀，则杀死他应认为合法。”[4]从中国古代法典中也可探寻无限防卫权的踪迹。《周礼•秋官•朝士》说：“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可见，这个时期的无限防卫权适用于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体现了无限防卫权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即缺乏法益均衡性。
及至封建社会，无限防卫权开始有了时间等条件的限制。如《汉律》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者，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即告诉人们未经允许私闯他人住宅、车船、侵犯他人人身自由，在当时打死是无罪的，此处强调了时间条件——必须是“其时”。
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阐述正当防卫的性质，把正当防卫视为天赋人权之一，强调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除此之外，个人权利是无限的，任何人不得干涉。这种观点导致了无限防卫权思想。”德国学者李斯特指出：“据当时的情况，如果用别的手段不能击退侵害者，那么，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合法财产，也可以用杀死侵害者的手段来保护。”
到了20世纪后，个人权利的法律精神被法的社会化精神取代，有了防卫限度的定位，无限防卫权的立法逐渐消失。现代关于防卫权的立法均将其限定在特定范围之内，或将其限定于防卫人特定主观原因范围中，或将其限定于反击特定犯罪的客观范围中。所以无限防卫权由于其不合理性在理论上已经被淘汰，在立法上也早已成为历史遗迹。
通过对无限防卫权含义及历史沿革的考察可以看出，防卫权是统治阶级为了弥补统治资源匮乏、能力不足，而将一些公权力私化的表现，但为避免权利私化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及对国家权威的否定，各国统治者均在承认正当防卫合法化的同时又对其采取限制的态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社会文明程度越高，法律就越发达完备，法治的精神越是深入人心，公民的防卫权行使的范围也就越益窄小。因而，与日益发达完备的正当防卫制度相比较而言，防卫权的范围不是扩大而是日益萎缩。”[5]所以，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并不是对无限防卫权的规定，将其定性为无限防卫权无疑是错误的，会引人产生“防卫没有限度”的错误思考，是绝对不可取的。
（三）20条刑法第20条第3款的防卫权的性质和含义
要从根本上理解该款所规定的防卫权的性质，就应当对其立法背景及原意进行探究。
在1997年刑法制订时，人们的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观念深入人心，但因种种原因，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恶化，暴力犯罪不断增多。人们在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时又受到很大束缚，因为当时关于正当防卫立法“可谓谨慎有余、大胆不足，对正当防卫权如何不被滥用考虑的较多，而对于怎样鼓励公民积极行使防卫权力同不法侵害行为斗争考虑的较少。”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国情所决定的。同时，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之必要限度把握的过严，并存在唯后果论的倾向：凡是发生了死亡后果的，一律认定为防卫过当，而不问这一防卫后果是否为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必需。于是造成了不良的社会效果，严重挫伤公民正当防卫的积极性。
王汉斌在谈到1997年刑法增设刑法第20条第3款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对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的规定太笼统，在实际执行中随意性较大，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受害人受到不法侵害时把歹徒打伤了不但得不到保护反而以防卫过当追究刑事责任，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由此可见，该款的立法原意在于鼓励公民同犯罪行为做斗争，纠正立法粗疏，增加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也就是说，立法者是在正当防卫的大前提下增设该款的，第20条三款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如果孤立地看待刑法第20条第3款，势必会断章取义，得出无限防卫权的结论。
从立法背景及立法原意可以看出，刑法第20条第3款是对第1款的补充，且都受第2款关于防卫限度的制约。刑法第20条第3款是正当防卫制度中的特殊规定，在前提、保护权益以及对象范围方面有特殊的规定。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透过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我们可以清晰地洞察立法者对正当防卫制度的总体设计，是意图通过实体条款的细密化、明确化来限制司法的自由裁量，从而促进实践中防卫案件适用的公正性。”因此，笔者认为“特殊防卫权”称谓比较妥当，表明了刑法第20条第3款是包容于第1款的特殊规定，当然，同文章开头提及的“特殊防卫权”应有本质的区别。所谓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特殊规定，是法律赋予公民在受到特定严重暴力犯罪侵害时，可以采取导致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方法保全自己的权利。
二、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
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即特殊防卫权的成立需具备哪些条件。鉴于特殊防卫权的特殊性，对其构成要件要谨慎对待，防止出现权利滥用。理论界对其构成要件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三要件说”以对象、主体、时间三个作为构成要件，“四要件说”以前提、对象、时机、主观方面四个作为构成要件。笔者综合各家的观点，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整理，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可分为以下四个：
（一）行使特殊防卫权的基础条件——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现实存在
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现实存在是行使特殊防卫权的客观前提条件，是特殊防卫权的“特殊”之处，使特殊防卫权有可能从一种应然的权利转变为一种实然的权利。刑法第20条第3款将特定暴力侵害限定在“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范围内，可见这些暴力侵害行为实施时，往往具有合法人身权益受损的危急性、紧迫性，防卫人在仓促、紧张的状态下，往往很难准确判断侵害行为的性质、强度，无法慎重选择与侵害行为相适应的防卫措施，因而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免责。
1.“行凶、杀人、抢劫、、绑架”含义辨析
（1）“行凶”。此处“行凶”一词在理论界争议颇大，在论及特殊防卫权条款的缺陷时无一例外地被提到，关于其含义将在下文探讨。
（2）“杀人、抢劫、、绑架”。这四种情形是特殊防卫权条款明文列举的四种犯罪。对其含义的界定也有不同观点，认为是具体罪名的看法基本上得到认同，争议主要集中在是否包括以杀人、抢劫、、绑架为犯罪手段实施的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杀人、抢劫、、绑架”是法定的可以进行特殊防卫的情形，体现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即是指分则条文规定的刑法第232条的故意杀人罪；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刑法第236条规定的罪；刑法第239条的绑架罪。从这些犯罪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都是性质严重的，直接针对基本人身安全的犯罪，如不进行防卫，那么受害人就有可能承受“伤亡”的不利结果；如果进行防卫，那么可能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即侵害人的“伤亡”同其自身可能遭受到的侵害结果具有相当性，并未超过“必要”限度。在此，“伤亡”不等于“过当”，因为“伤亡”本身就是限度。
其次，“杀人、抢劫、、绑架”应包括转化犯的形式。所谓转化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某一较轻的犯罪时，由于具备了某种情形，刑法明文规定不再以本罪论处，而是按照刑法另一条文规定的较重的犯罪论处的情况。分则中符合要求的转化犯主要有三种：刑法第238条第2款的非法拘禁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刑法第241条第2款转化为罪；刑法第269条转化为抢劫罪。需要指出的是，刑法第267条第2款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不应包含在其中，因为该种转化中行为人大多只是以凶器相威胁，有的只是为实施其他犯罪而携带凶器，并未使用该凶器，所以应排除在外。
最后，关于是否包括以杀人、抢劫、、绑架为犯罪手段实施的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笔者赞同“包括说”。因为以这四种手段实施的犯罪，同样具有严重、紧迫地危及公民合法人身权益的性质，因而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特殊防卫权范围之外。
2.“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理解
一般认为，“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宜做扩大解释。法律如此规定的原因在于不能穷尽所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所以用“列举”和“概括”并用的立法模式，从而有利于司法裁量。
（1）“严重危及人身安全”。这一规定揭示了特殊防卫权所限定的犯罪的共同特点，即只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才有可能引起特殊防卫权的使用。“严重”指出了程度，“危及人身安全”指出了限定条件。进一步分析得出，“危及”是即将损及，尚未损及，生动地展现了一种紧迫的状态；“人身安全”的理解在学界基本达成一致，即包括生命权、健康权、性自由。
（2）“暴力犯罪”。这是对防卫权的使用所限定的犯罪的又一个共同点，它揭示了这类犯罪的性质。“暴力犯罪，指采用武力手段对被害人进行威胁、恫吓、殴打、捆绑，以造成被害人精神恐惧及人身危险，从而达到犯罪目的的行为。暴力行为有很强的破坏力，在运用上有突然性、猛烈性、攻击性，对人的心理能够瞬间产生强制性并可能最终导致被害人生命丧失，健康受损。从分则规定来看，范围很广，有时直接将暴力犯罪字样规定在罪状之中，有时则隐含在实行行为之中。判断是否为“暴力犯罪”要求司法者行使自由裁量权，通常要结合行为危险性、法定刑幅度等予以认定。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暴力”不包括“以暴力相威胁”，仅指外观上可见的暴力行为。否则，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的前提下，可能使认定更加困难。
综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程度、性质上同前面所列举的“杀人、抢劫、、绑架”是相同的。为了便于理解和司法实践的操作，立法者将几个特例列举加以明确。
（二）行使特殊防卫权的时间条件——特定暴力侵害行为正在进行
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特定暴力侵害行为正在进行的时间段内进行特殊防卫行为，才是正当和有效的，否则就可能承担责任。所谓“正在进行”，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确定“开始”和“结束”的时刻就显得尤为重要。
1.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开始。关于“开始”的观点主要有“进入现场说”、“着手说”、“直接面临危险说”、“综合说”等。多数学者赞同“综合说”，即一般应以着手实施为不法侵害的开始，但“在特定侵害的现实威胁已十分明显，不实行特殊防卫就会立即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时，就应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的含义，特定暴力侵害开始的标志应是合法人身权益受到“严重危及”的时刻。“综合说”显然符合“严重危及”的标准，故笔者也认为采综合说较合适。
2.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结束。何为“结束”，理论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侵害行为停止说”、“侵害人离开现场说”、“危险状态排除说”等。特定暴力侵害结束的标志有：一是侵害者自动中止了侵害，危险排除；二是特定暴力侵害已经成为不可能，因为侵害者被制服或其他客观原因；三是侵害行为已经完成且侵害后果不能挽回。笔者结合结束的标志，认为“危险状态排除说”较为合理。特定暴力侵害开始预示着防卫人骤然进入危险状态，什么时候危险得到排除，也就表明“严重危及”状态的结束，自然也就宣示特定暴力侵害的结束。
（三）行使特殊防卫权的对象条件——针对特定暴力侵害者本人实施
同正当防卫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一样，特殊防卫要针对特定暴力侵害者本人实施，而不能是侵害者以外的其他人。特殊防卫权是以立法形式赋予公民在危急情况下“私力”救助的权利，应在法定范围内进行，不得滥用伤及无辜。
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特殊防卫权能否针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否定说”认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所实行的特定暴力侵害行为在刑法上不构成犯罪，因而不具有可特殊防卫性。“肯定说”认为即使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特定暴力侵害行为，因为其同样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也应当允许公民行使特殊防卫权。笔者赞同“肯定说”，因为特殊防卫权的行使本身就要求一种紧急状态的存在，在面临特定暴力侵害行为时，防卫人往往处于孤立无援、难以脱身的境地，采取一般防卫难以保护合法人身权益于周全，进行紧急避险又缺乏现实可能性，若不允许被侵害人防卫，难以保持利益上的平衡，有违特殊防卫权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刑法第20条第3款中的“犯罪”，原则上应是对客观事实和违法性的“中性评价”，而不涉及对侵害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应将“犯罪”解释为“行为”。
（四）行使特殊防卫权的主观条件——特殊防卫意图真实存在
由于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自然会同正当防卫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构成要件也多以正当防卫构成要件为大前提，然后才凸显其特殊性。有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的确立，“违背了正当防卫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防卫人缺乏主观限制”。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笔者认为，特殊防卫权的行使也同样要求有防卫意图的存在。
防卫意图是指“防卫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对其防卫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所应具有的心理态度。”[6]包括防卫认识和防卫目的两方面的内容。
1.防卫认识。即行为人在行使特殊防卫权时，对其面临的特定暴力侵害行为事实因素的认识。
首先，防卫人应当认识到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存在。前文已经论述特殊防卫权的基础或前提条件是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存在，防卫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产生保护合法人身权益的意识。如果产生认识上的错误，如对实际存在而误以为不存在的特定暴力犯罪进行了“防卫”，即偶然防卫，就不能成立特殊防卫。
其次，防卫人应认识到特定暴力侵害行为正在进行，即认识到公民的合法人身权益面临受侵害的危险，如不采取措施就会马上受到侵害。认识到这一点，防卫人才可能积极采取行动进行防卫。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情况太过急迫，防卫人根本无暇准确判断侵害的性质及程度，所以不要求很准确，有抽象的、事实上的认识即可，而不要求有法律上的认识。
2.防卫目的。即防卫人追求合法权益不受特定暴力侵害的心理态度。以制止特定暴力侵害为其内容，以损害侵害者为其手段。
这里防卫人要在很有限的时间里完成防卫认识、目的的确定，实施“足以”制止特定暴力侵害的防卫行为。要考虑周全并且准确做到把结果控制在必要限度以内是很难的，于是就涉及到限度的合理设置问题。“相当说”考虑了这一实际问题，提出较为合理。
三、缺陷和完善建议
任何事物都有利弊并存，绝对有利或绝对有弊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刑法第20条第3款关于特殊防卫权的规定，可以鼓励公民制止暴力犯罪保护合法权益，增强司法实践可操作性是毋庸质疑的。但作为一种法律规定，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合理的地方，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立法者主观意志。我们应客观地看待这一问题，找出缺陷和不足并积极地完善。
（一）缺陷及评析
1.关于“行凶”。提及特殊防卫权规定的缺憾，“行凶”总是首当其冲受到质疑。这一生活化的语言一次又一次被视为特殊防卫权条款的致命缺陷，其含义不明的状态也一直成为特殊防卫权司法适用的障碍。如何理解“行凶”，直接关系到防卫行为的定性，关系到特殊防卫权的行使。
学界对行凶的含义探讨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学说：
⑴故意伤害说。认为“行凶”应专指故意伤害，即“故意伤害他人致使出现重伤或者死亡的严重后果的犯罪行为。一般的违法殴打不在此列。”[7]这种观点是关于“行凶”的最具代表性的看法。
⑵杀伤说。认为“刑法意义上的‘行凶’，乃对他人施以指致命暴力的、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权益的行为”，也即“杀伤他人的行为”，但是这种杀伤行为并非显而易见，也不具有确定犯意，换言之，是指一种“具有杀死或致命伤害他人的不确定犯意”的行为。[8]
⑶暴力说。该说中又分两种观点：一是暴力犯罪说，认为行凶是与“杀人、、抢劫、绑架”性质相同严重的暴力犯罪。[9]二是使用凶器暴力说，认为构成无过当防卫的行凶，仅“限于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具体是指使用凶器、对被害人进行暴力袭击，严重危及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的行为。”[10]
第一种观点是从“行凶”的汉语本意上来理解的。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将“行凶”解释为“指杀伤人的行为”；三环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语言大典》将“行凶”解释为“打人或伤人”。可见，“行凶”在汉语中的含义基本上可以统一为“杀人或伤人（打人）”。既然条文中已明确了“杀人”，那么“行凶”显然是指“伤人”了，具体到刑法中即是故意伤害。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将“杀人”等同于故意杀人罪，将“伤人”等同于故意伤害罪所得出的结论，这种逻辑上的简单等同有其不合理之处。
其一，如果“行凶”是故意伤害罪，是立法者想要特殊强调的罪名，那么为什么要舍简就繁，不直接规定为同后面的罪名相并列的故意伤害罪，却要煞费苦心的地引进非法律术语的“行凶”一词呢？
其二，如果“行凶”解释为故意伤害罪，则会出现对故意伤害重复规定的矛盾。条文中“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规定显然是一种立法上的便宜之计，是为了弥补列举方式的不可穷尽性的尴尬。既然故意伤害情形没有被列举，那么自然可以包含在“其他”的规定之中，那么将“行凶”限定为故意伤害显然出现了重复规定。这种无意义的重复在立法工作中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这种解释不够科学。
第二种观点是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提出的，该说主张“行凶”在主观上是一种“不确定犯意”，在客观上则是“致命暴力”且“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权益”。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比较合理，分析全面。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有细微的矛盾：即该说一方面强调“行凶”犯意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强调杀死或故意伤害他人的坚决性，具体表现在“致命暴力”且“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权益”，这样显然说不通。实际上该说仍是倾向于将“行凶”具体化为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也有不科学之处。
第三种观点将“行凶”界定为暴力行为，但对暴力的阐述均显得过于简单，缺乏具体操作性。具体分析，“暴力犯罪说”将“行凶”界定为暴力犯罪的集合，是个包容性的概念，又犯了重复规定的错误。“使用凶器暴力说”将暴力限定为必须使用凶器，排除了未使用凶器的暴力行为，没有考虑到防卫人的实际情况，同实际案情不相符合，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人身权益。
由以上评析可以看出，“行凶”是种暴力行为，但又不能界定为刑法典中的具体罪名，否则会导致“行凶”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矛盾。也就是说，只有将“行凶”解释为具有暴力性、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性、非犯罪性的侵害行为，才能避免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相冲突。有学者认为，行凶是指无法判断为具体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11]我们知道，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包括“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所以，行为如不符合刑法典分则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就不能认定为犯罪。“行凶”的规定使防卫人可以对“不是犯罪”的行为进行特殊防卫。笔者认为，特殊防卫权条款中，“行凶”的范围具有模糊性、不易界定性，有违罪刑法定的明确性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更是不易为司法者所掌握，有违立法者设立该款的初衷。其实，在司法实践中，“杀人、、抢劫、绑架”已经包含了可实行特殊防卫的绝大多数情形，“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规定完全可以满足司法者自由裁量权的需要。所以，“行凶”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2.关于特殊防卫权的主体界定。从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中确定的特殊防卫权的主体是公民，这样的规定从刑法公正角度考虑欠妥。笔者同意将特殊防卫权主体严格限定在“自我防卫”的范围内的观点。
同一般防卫一样，如果以防卫人受到侵害为标准，可将特殊防卫权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直接受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的受害人实施的防卫，即自我防卫；一类是未直接受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的非受害人实施的防卫，即防卫他人。在适用特殊防卫权条款时，自我防卫充分考虑到受害人的心理因素和精神状态，从防卫结果的角度考虑，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设置科学、合理；他人防卫则有漠视不法侵害人合法权益的嫌疑。深入分析如下：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定暴力侵害时，受害人和非受害人的心理因素和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差别。“人在激情状态下，认识范围狭窄，理智分析能力受到抑制，自我控制能力减弱，不能正确评价自己行为的意义和后果。”笔者认为，在行使特殊防卫权时，受害人的心理状态就处在激情状态下。从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可以看出，特殊防卫权人面临的是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体现的显著特点是防卫行为的紧迫性，即侵害就在眼前，瞬间可能成为现实。对受害人来讲，根本无暇对暴力侵害的行为性质、程度作出理性判断后选择实施不会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大多受害人表现的极度错愕，思想混乱，对防卫强度难以把握。而非受害人则往往有稳定的心理状态和意志能力，能够对不法侵害的性质和危害结果作出较为理性的判断和预见，进而实施“不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前文已经述及，特殊防卫权的行使也要受到必要限度的制约，也要求防卫行为要保护的合法权益与侵害行为可能造成的合法权益损害大体相当。但由于情况紧急，不苛求防卫人对侵害行为准确、及时的判断，只要有事实上的认定即可，因此对造成的结果可以“等于或略大于”侵害行为可能造成的权益，也认为是“不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即“法律不强人所难”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考虑，没有特定心理状态的第三人成为防卫主体似乎不很合理,意味着他可能在稳定的心理状态下可以对侵害人实施“略大于”的防卫行为，这就有可能使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3.关于行使特殊防卫权的证明责任
该问题涉及到司法实践，要求防卫人在行使特殊防卫权之后，负有证明自己行为正当的责任，体现了“权利有限”的原则，是对行使特殊防卫权的限制性规定。据《法国刑法典》第329条之规定，将夜间越墙或破窗侵入住宅者杀死、杀伤或击伤；将暴力行窃者或暴力抢劫者杀死、杀伤或击伤的，都属于正当防卫。[25]但防卫人必须提出证明自己无责任的证据。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该证明责任，也没有相关司法解释。
根据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证明责任包括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两部分。举证责任是提出证据以证明犯罪事实存在的责任。由于不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所以一般由控诉方承担。说服责任，是充分说服裁判官员，使之接受自己的观点，从而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的责任。控诉方和被告人都要承担说服责任。
有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就是证明责任，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公安机关没有发现无过当防卫的证据的前提下，若提出无过当防卫主张的，应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否则无过当防卫的主张就不能成立。该观点有待商榷。被告人作为追诉对象，一般没有能力和机会承担举证责任，一般只需在法庭上提出观点并指出对方漏洞、加以说明即可，也即只承担说服责任即可。让其承担举证责任不现实，也不利于无限防卫权的行使。“被告人作无罪或罪轻辩护时，不需承担举证责任。当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利证明自己无罪、罪轻及免除刑罚处罚，但这种权利不能转换为义务。”由此可见，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仅承担说服责任是有理论基础和现实合理性的。
（三）完善建议
针对上述缺陷及相关分析，笔者对无限防卫权条款的完善有以下建议：
1.在条文中删掉“行凶”一词。“行凶”的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希望将特殊防卫权适用的范围尽可能放宽，希望达到对一切“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行为进行特殊防卫的理想状态。但“行凶”的规定消极性大于积极性，完全可以考虑将其从条文中删除。
2.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将行使特殊防卫权的主体限定在直接受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的受害人的范围之内。
3.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对特殊防卫权的证明责任加以规定，笔者支持对被告人只规定说服责任的立法思想。
4.最后，多有学者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语言表述不够法律化提出完善建议，如“伤亡”改为“伤害或死亡”；“不属于防卫过当”改为“属于正当防卫”。笔者认为该提法有合理性，因为法律毕竟有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应当维护。
综上所述，特殊防卫权作为一种私力救济方式，是对国家刑罚权的补充，弥补了公力救济的滞后性，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它不是西方“无限防卫权”的复活，而是正当防卫权的特殊情形，是补充规定，要受到必要限度的制约。我们要客观公允地评价特殊防卫权，立足于国家现实国情，同时也注意其发展趋势。既不能过分夸大其积极意义，甚至产生其可以代替刑罚权的错误认识；也不能一味着眼于其缺陷大加批判，认为其是构成严重暴力犯罪的诱因。针对其法律规定的缺陷要积极寻求完善之道，从而使之更好地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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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原告：内江市科源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科源公司）。
被告：四川省内江市南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南方公司）。
1999年7月14日，科源公司经合法转让成为“一种X射线机透视拍片交换机构”实用新型专利权人。该专利的发明目的是为了克服现在所使用的诊断用X射线机到位不准确，易产生故障，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缺点，提供一种采用步进电机做传动动力，以滚动丝杆直驱传动方式的X射线机透视拍片交换结构。根据权利要求的内容及对相关工作过程所作的说明和解释可以看出，实现其发明目的的专利技术方案是在未改变现有X射线机透视拍片交换结构和工作原理的基础上，对其中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上作为传动动力源的驱动机构及其传动机构进行了改进。但在权利要求及说明书和附图中对其新替换的核心部分的传动系统均缺少必要的结构。
被告南方公司生产的“计算机程度控制自动点片装置”的结构中，与原告专利结构相同，均沿用现有同类产品结构的部分。不同的部分在于横向传动结构中未使用专利的滚珠丝杆结构，而是恢复为现有技术的齿带轮-齿带结构形式。
原告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X射线机透视拍片交换机构”（专利号）ZL94229600.1是四川蓝天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蓝天公司）于1995年8月20日获中国专利局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蓝天公司后将该实用新型专利权转让给我公司，我公司向中国专利局提交了《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1999年2月14日，经中国专利局核准并公告在第十五卷第二十八号实用新型专利公报上，我公司成为ZL94229600.1专利权的所有人。在专利权变更公告前，我公司就发现南方公司销售的“X射线机透视拍片交换机构”（其产品名称为自动点片）与我公司的专利产品在设计原理、产品开头、结构及其结合等方面相同。我公司成为专利权人后，多次要求南方公司停止侵权，但南方公司不予理睬。故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南方公司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
被告南方公司答辩称：我公司的产品是否构成侵权，必须审查专利产品的专利文件在独立要求中记载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或者等同技术特征是否都出现在被控产品中。我公司的产品未采用原告专利的设计方案，缺少必要的技术特征。原告、我公司和原专利权人蓝天公司均未实施该专利技术，故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
「审判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享有专利权的ZL94229600.1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中载明：现在所使用的诊断用X射线机的切换、分片及给出光指令、回片等动作时，均由交换机构中的限位开关给出，但由于其本身结构复杂，传动不灵活，加之传动方式易产生传动误差，动作精度不高，导致其动作到位不准确，易产生故障，从而使其工作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该专利的发明目的是克服上述缺点，提供一种采用步进电机做传动动力，以滚动丝杆直驱传动方式的X射线机透视拍片交换机构。由说明书对该权利要求的内容以及对相关的工作过程所作的说明和解释表明，实现其发明目的专利技术方案是在未改变现有X射线机透视拍片交换结构和工作原理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部分结构进行了改进。该专利的发明点表现在对现有结构中的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上作为传动动力源的驱动机构及其传动机构的改进，具体归纳为：1.在横向传动机构中，由设置于其一端用作传动动力的X向步进电机，经X向直线轴承中间位置上以直驱传动方式运动的X向送进滚珠丝杆进行传动；2.在纵向传动机构中，由设置于其一端用作传动动力的Y向步进电机，经Y向直线轴承中间位置上以直驱传动方式运动的Y向送进滚珠丝杆进行传动。
上述改进机构的工作方式，该专利说明书的记载为：操作医生根据拍片需要，分别发出对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的传动机构启动程序指令后，X向步进电机和Y向步进电机各自相应转动，分别带动X向送进滚珠丝杆和Y向送进滚珠丝杆直驱传动，夹持机构和金盘机构分别在横向方向上和纵向方向上运动至按需要所指定的拍片位置处。
该专利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具有的技术效果，其说明书中载明：1.用步进电机传动动力，能使整个装置动作时更加准确到位，并能满足自动化和程序化的要求；2.以滚珠丝杆直驱传动方式代替链条或齿带传动方式，减少了传动过程中的误差，能准确地传送电机发出的运动指令和反馈移动信息；3.整个装置结构紧凑，设计合理。
被告生产的“计算机程序控制自动点片装置”的结构的盒盘机构夹持机构、影像增强器和交换总成机构几部分与现有同类装置的相应部分相同，不同的在于横向传动机构和纵向传动机构两部分。其中：1.在横向传动机构中，由设置于其一端用作传动动力的X向步进机按现有的传动方式，即由固定于电机轴上的主动齿带轮和若干传动齿带轮，经与之配合的闭合环状齿带进行传动，盒盘机构通过连接件与该齿带连接；2.在纵向传动机构中，由设置于其一端用作传动动力的Y向步进电机，经变速机构由Y向设置的普通丝杆-螺母传动机构传动，夹持机构与该传动机构中的螺母直接连接。
被告产品的工作方式是：由X向步进电机，经固定连接于其电机轴上的主动齿带轮，在若干传动齿带轮的配合下，带动闭合环状的齿带传动，并带动与齿带连接的盒盘机构在横向方向上作左右运动；由Y向步进电机经变速机构驱动Y向设置的丝杆转动，从而使与之配合的螺母在丝杆上作上下运动，并带动其所连接的夹持机构在纵向方向上做上下运动。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经蓝天公司合法转让，依法享有ZL94229600.1实用新型专利权，是ZL94229600.1实用新型的专利权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专利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从案涉专利产品提出专利发明目的、技术方案以及由该技术方案所产生并与其发明目的相一致的技术效果综合分析，该专利技术方案的发明点，是由包括用步进电机替换现有技术中的普通电机作传动动力和用相同形式的经直线轴承中间位置上以直驱传动方式运动的送进滚珠丝杆进行传动结构，同时分别替换现有技术中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上的传动机构这两部分共同组成的整体结构完成的。由说明书对其技术方案所产生的技术效果的记载和说明可以进一步明确：该两部分的改进在对其技术效果的贡献中，解决传动不灵活，减少传动中的误差，是占主要地位的技术措施；采用步进电机的这一改进，是能使其动作“更加”准确到位，因而是占次要地位的措施。
原告在其权利要求记载的内容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使夹持机构和盒盘机构能分别实现在横向方向上和纵向方向上运动的传动连接中，尚缺少一些必要的连接关系和结构，在专利说明书及其附图中，也未作出清楚、明确的解释和说明。二是权利要求书所使用的如“直线轴承”等结构名称，是不规范的技术术语，而在专利说明书及其附图中，也未作出清楚、明确的定义和解释、说明。这两个问题使所属领域的普迈技术人员在对其技术方案的具体理解和实现上造成困难。
被告生产的“计算机程序控制自动点片装置”技术结构与原告专利技术方案对比，其主要异同表现为：1.装置中的盒盘机构，夹持机构，影像增强器和交换总成机构几部分相同，且均与现有同类装置的相应部分相同，均为沿用的现有技术结构。2.在横向传动机构中，二者均设置于其一端用作传动动力的X步进电机，但在其所连接和驱动的传动机构中，专利技术方案是经在X向直线轴承中间位置上直驱传动方式运动的X向送进滚珠丝杆进行传动，被告产品采用的是现有的传动结构方式，即是由固定连接于电机轴上的主动齿带轮和若干传动齿带轮带动与之配合的闭合环状齿带进行传动的结构。此两者在传动结构的分类上是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同时被告产品采用的是已为该专利明确提出因具有不足而被其替换了的现有技术的结构形式，即该替换正是体现原告专利的一个主要发明点所在的改进之处。3.在纵向传动机构中，H者均设置于一端用作传动动力的Y向步进电机；专利技术方案中经变速机构由Y向设置的以直驱传动方式运动的Y向送进滚珠丝杆进行传动，被告产品采用的普通丝杆-螺母传动机构进行传动，二者的传动结构均属于以相同方式工作的螺旋传动结构类型，差别在摩擦性质上，专利的结构形式属于滚动螺旋，被告的结构形式属于滑动螺旋，其在各自装置中的设置方式相同，并能具有基本相同的技术效果，主要差别在于专利的结构形式能具有相对较高的定位精度，因此，这两种传动结构形式虽不完全相同，但应认定是属于相等同的结构形式。
篇3
一、特殊防卫的概念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我国对于整个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包括两种情况：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防卫。具体说来，正当防卫属于我国刑法规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之一，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对不法侵害者实施的制止不法侵害且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而特殊防卫则是指针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实施的防卫行为，行为人对于不法侵害人造成不法侵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二、我国特殊防卫制度的立法不足
较之于1979年刑法，虽然1997年刑法在立法上作出相关的完善，对于防卫限度做出了有关规定，更重要的是规定了特殊防卫，为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创造了条件。但是从立法和司法实践看来对于特殊防卫的立法规定任然存在着许多不足。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
第一，特殊防卫的立法用语模糊不明，条文表述不明确。
对于“行凶”一词的定义定位问题。如前所述，“行凶”一词并不是专业的法律术语，对于特殊防卫制度的前提条件之中，行凶一词与杀人、抢劫、、绑架等行为相并列，不符合立法的严谨性要求。
第二，对于特殊防卫的防卫限度的问题。从立法上看似乎没有对该方面作出规定，对于特殊防卫是否存在防卫限度的问题在理论界对此存有争议。而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不论是从刑法的目的本身，还是正当防卫制度的目的来说，对于特殊防卫防卫限度是必要的。而我国刑法对于特殊防卫限度规定的缺失是不利于刑法的正义性要求的实现的，这也是我国刑法关于特殊防卫制度的一个缺陷。
第三，对于防卫主体的问题，我国刑法对于特殊防卫的防卫人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甚至有一种防卫主体过宽，有导致滥用防卫权的嫌疑。 具体说来，我国刑法对于特殊防卫制度的试用主体并没有做相应的限制性规定，所以可以理解为无关的第三人在心理、精神都相对“平静”的前提下，本文由收集整理而实施防止不法侵害人的暴力行为，从而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后果而不负刑事责任，这样看来似乎有失偏颇。
三、我国特殊防卫制度的立法完善
从以上问题以及刑法学界的争议可以看出我国对于特殊防卫制度的构建还有着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对此，笔者将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
从立法方面来说，明确相关法条，尤其是对于某些模糊点进行解释。第一，对于“行凶”进行相关解释。“行凶”一词并不是专门的法律术语，与杀人、抢劫、、绑架等行为并列存在一定的逻辑问题，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把握行凶的本质含义。所以，立法者应该对此进行相关解释。第二，对于杀人、抢劫、、绑架等行为进行相关解释，由于立法并没有对这四种行为明确规定为四种具体犯罪亦或是具体的犯罪手段，所以在学界引发诸多争论，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很多困惑。第三，对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进行解释，也可进行适当性的扩大列举。一方面有利于保护公民利益，发挥其与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得司法机关对此做到有法可依，减少司法实践的争议。第四，对于特殊防卫制度的防卫限度问题作出相应的解释。
篇4
关键词：正当防卫起因条件必要限度
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概念、条件、原则和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作了概括性的规定，如果要正确认定正当防卫，切实保护正当防卫行为，必须对正当防卫的起因和必要限度进行深入研究，以此来保证正当防卫制度的最终实行。
一、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由于正当防卫是采取使不法侵害人受到一定损害的方法来保卫合法权益的，因此法律规定实施正当防卫行为必须严格遵循一定的条件，以避免滥用正当防卫权利而给社会带来危害。
1、只有在不法侵害行为客观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实施正当防卫。
不法侵害的实际存在，不仅是指损害行为的实际存在，而且也是指损害行为不法性的实际存在。对于那些有合法依据的损害行为，受侵害人或者他人都不能进行正当防卫。只有对现实存在的、具有违法性的、已经形成防卫必要的侵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
2．只有在不法侵害行为进行的过程中，才能进行正当防卫。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仅是指不法侵害实行行为的进行。公民只有在情况紧急的状态下，才能依靠自己的实力去进行正当防卫行为，否则就会造成防卫权的滥用，破坏实行稳定。
3．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行。
正当防卫行为是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的，它的损害后果只能加诸于不法侵害者，而不能加诸于第三人，这是正当防卫区别其他排除社会危害的一个显著特点。
4．行为人必须有合法的防卫意图。
行为人必须有正当的防卫意图，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在主观上具有正义性，这是正当防卫成立的首要条件。对于防卫挑拨,互相斗殴,为了保护非法利益而实施的侵害行为，不能视为正当防卫。①
5．正当防卫行为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
如果正当防卫超过了必要的限度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这种行为就背离了正当防卫的根本目的，其性质不再具有合法性，而成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正当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是区别防卫的合法与非法、正当与过当的一个标志。
二、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
根据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可以看出，进行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和存在。正当防卫只能对不法侵害实施，这是正当防卫的本质所在。
事实上不存在不法侵害，行为人误认为存在不法侵害而对臆想中的侵害进行防卫，属于假想防卫。假想防卫不是正当防卫，应视行为主观上有无过失而予以不同的处理。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有过失，且刑法上规定为过失犯罪的，就以过失犯罪论处；如果主观上没有过失，则按意外事件处理。至于故意针对合法行为进行“反击”的，则不是假想防卫，而是故意违法犯罪行为。
认定不法侵害应注意其具有的侵害性、违法性、紧迫性、可制止性四个方面特征：
（一）不法侵害应具有侵害性
侵害是一种具有主动攻击的有可会造成损害的行为。作为正当防卫前提条件的要素，“侵害”有其特定的含义。不法侵害是对法律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攻击，在理论上有危险说与实际危害说两种见解。多数人认为不限于实际危害，只须对权利的正常状态发生不利影响，因而有实际危害发生的危险，也属于侵害。这种不法侵害行为必须具有发生实际危害的现实可能性，并达到一定的程度，即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才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
（二）、不法侵害应具有违法性
刑法涉及“不法侵害”一词，其含义并不只限指触犯了刑事法律而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同时也应当包括于犯罪手段基本相同，但尚未触犯刑法的一般违法行为或虽然触犯刑法，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违法行为。侵害的违法性要素，就成为防卫行为的合法性前提。
关于不法的性质有客观不法说与主观不法说两种解释。客观不法说认为只须行为在客观上具有违法性即可，主观不法说则认为尚须侵害者具有责任能力，即主客观都违法才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笔者认为只要客观上可能或已经造成了对合法权益的侵害，且这种行为并不是合法而发生的，就可以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而不管不法侵害人是否具有刑事和民事责任能力，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因为在不法侵害发生时，防卫人不可能事先明确判断加害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只有专门的鉴定机构和审判机关才有权对加害人的责任能力作出认定。正当防卫的性质决定了正当防卫只能通过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一定损害的方法来实现。因而，行为人不知对方是无责任能力之行为人时，可以对其实施正当防卫；即使在明知其为无责任能力之行为人时，为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也可以实行正当防卫。
（三）、不法侵害应具有紧迫性
不法侵害行为的紧迫性，是说这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的，即不法侵害行为一经实施，危害结果就随之、立即可能发生。因而对侵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紧密相联的侵害行为，并不具有紧迫性，就不能进行正当防卫，这一特征排除了那些没有紧迫性的不法侵害成为正当防卫前提的可能性，从而使正当防卫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不法侵害是直接攻击合法权益的行为，并且这种侵害是现实存在的，具有直接的破坏性和及时制止性。如果不法侵害不是现实存在的，没有直接的破坏性，也不需要及时制止，那么不法侵害与所能造成危害结果的关系就不可能是紧密相联的，而是须经过一个过程，才可能产生危害结果，或者是不法侵害的行为已经结束后才可能产生危害后果，而对这种不法侵害的正当防卫显然是不符合立法规定的，因为这种不法侵害可以用向司法机关寻求保护的方法达到。因此，犯罪行为虽然属于不法侵害，但并不是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可以进行正当防卫的，在新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行为中，如用语言进行侮辱已经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重婚的犯罪行为等就不能进行正当防卫。
（四）、不法侵害应具有可制止性
正当防卫是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进行制止，“制止”从词义来讲有使其停止的意思，可制止性是指使不法侵害停止，或者有效地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者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不法侵害的行为一经发生，危害后果随之造成，即使实行正当防卫，也不能阻止危害后果的发生或者挽回损失。这样的不法侵害没有可制止性，因而不能进行正当防卫。同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使不再实行正当防卫，也不会再发生危害后果或者危害后果不再扩大。在这种时候，不法侵害虽然没有结束，危害结果也没有继续发生，如受害人已死亡，但犯罪分子仍继续加害，也已经失去了对不法侵害的可制止性，因而就不能对之实施防卫行为。不法侵害可以是一般的违法行为，也可以是犯罪行为，但不管其危害性如何；也不管不法侵害是否存在紧迫性和可制止性，就一律认为对不法侵害都可作出正当防卫，并不符合立法精神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当然对不法侵害行为的准确评定，有时只能在事后才能作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就存在防卫人对不法侵害行为的危害性及是否可制止性、紧迫性作出了不实际的判断的情况，此时就会产生防卫过当甚至于故意犯罪的行为。
三、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条件
“正当防卫的限度问题，是正当防卫理论的核心”，②正确理解正当防卫中的必要限度对于准确适用法律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十分重要，笔者认为应将足以制止不法侵害的实际需要作为认定正当防卫必要限度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为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而行使特殊防卫权应根据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来综合考察分析，作出科学的判断。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在刑法理论上称为防卫过当。③对是否超过必要限度，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和不法侵害的紧迫性、危害性去理解，才能更好地把握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正当防卫不仅受害人本人可以防卫，第三人也可以采取正当防卫行为。第三人的防卫必须具备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同时也必须符合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条件才能构成。根据防卫所保护的权益不同，构成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也不同，国家、公共利益的防卫限度可分为一般情况和紧急情况下的防卫限度，紧急情况下的防卫应按照绝对防卫执行，实行特殊防卫权，财产防卫是以财产免受或不受损失为必要限度，其他防卫是以达到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目的为必要限度。
（一）、认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我国刑法上的正当防卫并不仅仅是一种“不得已”的应急措施，而是鼓励公民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一种积极手段。④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鼓励公民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震慑犯罪分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这一法定概念，更为确切、具体地揭示了正当防卫的内容，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正当防卫行为的必要限度，科学地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以足以制止不法侵害的实际需要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至于实际上“需要”还是“不需要”，不能以防卫人自己的主观认识为标准，否则就没有“过当”存在的余地了，因为任何防卫人都会说自己的防卫行为是必需的；也不能以审判人员的主观认识为标准，否则，不同的审判人员会有不同的标准，实际上也就没有标准了，正确的只能是依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为标准。因此，在认定防卫行为时，对制止不法侵害是不是实际需要的问题上，必须考察以下四个方面，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
一是要从不法侵害的性质上来看。对严重危及人民生命、财产、一般犯罪和轻微刑事违法分别具有正当防卫的适用限度。二是要从不法侵害的强度上来看。这里所说的强度，是指不法侵害行为作用于犯罪对象的力量大小。一般来说，在防卫强度小于或相当于侵害强度的情况下，既使造成了重大的损害，也应认定为是需要的，不存在过当的问题。反之，则认为防卫过当。三是要从正当防卫保护的权益的性质上来看。一般来说，为保护重大的合法权益，既使防卫的强度比较大，造成的损害比较严重，也应认定为实际需要，不存在过当问题。四是要从不法侵害行为的缓急上来看。侵害的缓急，是指侵害的紧迫性。一般来说，不法侵害行为发生的突然，防卫行为往往是仓促应战，而来不及判断侵害行为的性质和强度，因而在此种情况下的防卫行为即使造成了重大的损害，也不轻易认定为过当。
2、特殊防卫权的行使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为必要限度。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赋于防卫人了特殊防卫权，即无限防卫权。这是针对暴力性犯罪的特点来考虑的。对这些暴力行为，只要其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限度，就允许防卫人实施特殊防卫权，这正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正当防卫的立法本意是鼓励公民利用正当防卫这一法律武器，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保护公民自卫权和见义勇为行为。
同时，也必须看到，无论是从立法意图还是从刑法条文中这种“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的表达方式来看，那种认为上述犯罪无论是采用什么手段实施，达到什么程度，都可以对之进行特殊防卫的观点，也严重违背了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将特殊防卫限于暴力犯罪的立法精神，从而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如采用投毒手段杀人，以不作为杀人，以诱骗手段绑架，对这些行为事实上不存在防卫的问题，更谈不上特殊防卫。同时，并不是所有的“杀人、抢劫、、绑架”行为都具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发生，如果对其他暴力犯罪行使特殊防卫权要求防卫人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危及，而对上述四种犯罪不加限制，这就使防卫权适用的标准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对犯罪人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因此，从立法意图及法条规定来看，必然应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来严格限定法条中行使特殊防卫权的必要限度。
（二）、对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理解
“任何权利，如果没有必要的限制，则必然过度膨胀而走向另一个极端，防卫权也是同样如此。”⑤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于公民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权利，正当防卫权利的使用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必须防止滥用正当防卫权利。为保护一个很小的利益，借正当防卫之机而将轻微的侵害者置于死地，也属于滥用正当防卫；不法侵害者已停止了侵害行为或不法侵害者已经被制服或不法侵害者已经失去了继续实施不法侵害的能力时，继续对侵害者实施打击，致其重伤或死亡的，也属于滥用正当防卫。
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造成重大损害”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具体表现；“超过必要限度”是“造成重大损害”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换言之，只是在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才存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笔者认为判断何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包括主观、客观两方面之判断。
从客观方面来讲，可将受损害的权益分为人身权与财产权两大部分，对财产权的保护不宜使用重伤、杀死等致命性暴力防卫。正当防卫既是授权性规范又是禁止性规范，不能走向任何一个极端，为保护一般的或较小的合法的财产而损害不法侵害者的生命权益，也是违反其应遵守的义务的。为制止侵害某项财产的重罪而完成除故意杀人之外的防卫行为，在此防卫行动系实现目的所绝对必要的，所采取的防卫手段与犯罪行为之严重性相一致时，完成该防卫行动的人不负刑事责任。体现了即使为防止某项财产的重罪侵害，也不容许使用致命暴力。对人身权的侵害，分为致命性暴力侵害与非致命性暴力侵害，对致命性暴力侵害即严重危及人身安全，能致人死亡或重任的暴力，可以加以无限度的特殊防卫，体现了对严重犯罪实行严厉惩罚的精神。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对非致命性暴力侵害，则应依据“必要说”，从实际出发，全面考察不法侵害的个人情况，所保护的权益大小和他的环境，以及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条件等各种因素，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总之，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和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正当防卫的起因——不法侵害行为，其强度、手段、时间、环境、实施的对象等，决定了实施防卫行为的强度、手段、时间、环境，即决定了防卫行为应有的限度和是否可以实施无限防卫权。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限定，对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及时排除、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有效地惩罚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当防卫的起因和必要限度条件，是正当防卫的两个重要方面，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的确认和实施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①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②陈兴良：《正当防卫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③刘家琛：《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第139页。
篇5
【关键词】特殊防卫/行凶/人身安全/暴力……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尽管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立法的疏漏，造成不少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把握的问题。因此合理地界定“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范围，显得极为重要。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凡是论及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学者，均不同程度地论述了该问题，但是，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存在着相当的分歧。之所以如此，既是立法技术的欠缺所致，也与学者看问题的角度、对立法精神把握的正确程度等有相当的关系。我们认为，如果从实质意义上理解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可以实行特殊防卫的犯罪范围，仅须对其中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进行科学的解析即可，无必要对行凶、杀人、抢劫、、绑架诸犯罪的问题作过多的纠缠。但是，从适用刑法的准确性及提升司法的科学性而言，对这些问题作出准确、科学的说明则是完全必要的。
对于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的合理性，多数学者给予肯定，但也有一些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该规定的不足，认为其有导致公民防卫权的滥用等危险[1]。我们对此持赞同意见。因此，在理解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犯罪的范围上，应当注意立足于实践的需要并在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前提下对其作合理的限制。具体而言，凡是可以实行特殊防卫的犯罪，必须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2]。下面对有关问题进行研析。
一、“行凶”犯罪的范围
对于“行凶”的含义，学者们有较大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行凶的含义十分宽泛，难以界定，刑法采用行凶一词，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应当对行凶的含义加以限制解释，限于使用凶器、对被害人进行暴力袭击，严重危及被害人的人身安全[3]。有的学者认为，“行凶”是指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以暴力手段实施的、构成犯罪的行为。对未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非以暴力手段实施的，或者尚未构成犯罪的行凶进行防卫的，均不能适用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同时强调，行凶并不限于使用凶器，某些未使用凶器的行凶行为，比如，在不法侵害人的人数、侵害能力与被害人或者防卫人的人数、防卫能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的行凶行为，同样具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性质，对之自然可以依法进行特殊防卫，否则，不利于保护被侵害人的合法权益[4]。有的学者认为，因为第3款列举的几种犯罪已把“杀人”专门列出，从法条文字排列看，“行凶”在前，“杀人”在后，无疑这里的行凶，是指故意伤害，包括故意伤害致死[5]。有的学者不赞成“行凶专指伤人”的解释，认为行凶包括伤人和杀人，而且实践中大量的行凶具有或杀或伤他人的择一故意[6]。
诚如有学者所言，“行凶”的含义十分广泛，立法者将其作为一个法律用语规定在刑法中是一个缺陷。但是为了司法，必须对其在刑法上的含义作出科学的说明。从词义上讲，“行凶”是指伤人或杀人；从行凶人的主观上看，有的是明确以伤人为故意的行凶，有的是以明确的杀人为故意的行凶，有的是伤人、杀人兼有的行凶；从形式上看，虽然行凶一般是以暴力的方式，但有的采用一定的凶器行凶，有的未采用凶器而是赤手空拳行凶；从后果上看，有的行凶仅造成人身的损害，其程度有的很轻微，有的则很严重，有的行凶造成人员的死亡，有的造成人员的或伤或死，等等。那么，究竟刑法上的“行凶”是哪一种呢？很难作一言以蔽之的回答。首先，应当是以暴力形式实施的严重危及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行凶，唯此，方能符合刑法规定可对“行凶”犯罪实行特殊防卫的立法精神。那么，是否由于“行凶”后面紧接着规定了“杀人”的犯罪行为，就可以将故意杀人行为从“行凶”中排除出去呢？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判明犯罪分子行凶只是出于明确的杀人故意，不管是直接故意杀人还是间接故意杀人，当然就可以将该种情况排除于刑法中的“行凶”的范围之外。但是，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犯罪分子主观内容不明的情况，即其究竟是单纯的伤人还是单纯的杀人，无法判明，有时连犯罪分子本人自己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中主观上也未必意识得到。这即是具有或伤或杀的不确定故意。这种情况显然不能视为是“杀人”，因此，仍然留在“行凶”的含义内。再者，“行凶”是否一定要限于持凶器进行？恐怕不够妥当，因为，实践中的确有些行凶行为是未使用任何器械进行的，对人的生命和健康同样造成严重的危害。总之，我们认为，刑法上“行凶”，是指以暴力形式实施的严重危及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犯罪行为，而不管行凶是否使用凶器。
二、“杀人、抢劫、、绑架”犯罪的范围
对于该四种犯罪属于故意犯罪当无疑问。但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
第一，“杀人、抢劫、、绑架”是仅指四种具体罪名，还是同时也包括其他犯罪中含有的“杀人、抢劫、、绑架”行为（如拐卖妇女、儿童罪中的奸女行为即是）？有的学者认为，从对本条款的立法技术分析来看，应当认为这四种犯罪，既是指具体罪名，也可以指四种形式的犯罪手段。具体来说，“杀人、抢劫、、绑架”不仅是指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罪、绑架罪，还包括这四种犯罪的转化犯（如使用暴力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而构成的故意杀人罪等）、根据立法推定而涵括的犯罪（即奸罪）以及以这四种手段所实施的触犯其他具体罪名的犯罪（如以绑架方式实施的拐卖妇女、儿童罪，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等）[7]。但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不管采用哪种理解在实际运用效果上实质是一致的。但是，从文理上分析，将该四种犯罪视为仅表示具体罪名更为妥当。因为，其一，“杀人、抢劫、、绑架”中只有杀人和绑架可以勉强地认为是一种犯罪手段，而抢劫、都是一种危害行为；不同层次上的范畴并列在一起，在逻辑上有难以说通之处。其二，将“杀人、抢劫、、绑架”解释为既是具体罪名又是犯罪手段，易造成认识混乱，不如直接以是否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作为判断是否能够对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罪、绑架罪以外的其他犯罪进行特殊防卫的标准[8]。我们认为，虽然两种理解在处理结果上完全一致，但从对刑法具体列举的“行凶、杀人、抢劫、、绑架”这五种具体行为的理解一致性上讲，采用前一种理解比较妥当（因为，很显然，“行凶”并不是具体罪名）。只是在观点的表述上应当修改为：“杀人、抢劫、、绑架”既指四种具体罪名，同时也包括其他犯罪中含有的“杀人、抢劫、、绑架”行为。当然，如果从科学性上讲，立法者在该款中所列举的应当是具体的罪名。只是立法者在该款中不当地使用了“行凶”一词，才造成了目前只能将“杀人、抢劫、、绑架”作上述理解的状况。
第二，该四种犯罪是否都必须是以暴力手段实施？暴力的程度有没有限制？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杀人、抢劫、、绑架的手段如何，亦即是否是以暴力手段实施，均可以实行特殊防卫[9]。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杀人、绑架这两种犯罪来说，当然具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性质和程度，应当允许对这两种犯罪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实施特别防卫；对于犯罪（包括奸罪），不论其是以什么手段实施的，由于这类犯罪严重侵犯了被害人的性权利和身心健康，仍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也应当允许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实施特别防卫；但是对于枪劫犯罪是以非暴力手段和仅仅是以威胁或者其他强制手段实施的，并且财产标的也不是数额巨大，以及携带凶器抢夺而构成的抢劫罪，不应允许实施特别防卫[10]。有的学者则明确指出，“在认定无过当之防卫的对象的时候，应当以暴力犯罪来严格界定与限制修订后的刑法所列举的行凶、杀人、抢劫、、绑架等犯罪。”[11]此外还有的学者在论述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时，只明确表明对于抢劫、和绑架犯罪，必须是采用暴力手段实施的，才可实行特殊防卫，而对杀人犯罪是否必须以暴力手段实施才能实行特殊防卫则没有说明[12]。
我们认为，虽然，杀人、、绑架犯罪无论手段如何都具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性质（当然，对于绑架犯罪这样讲有些过于绝对），但是，认为对这些犯罪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实施都可以实行特殊防卫，首先就违背了刑法第20条第3款将实行特殊防卫的犯罪限于暴力犯罪的范围内的精神，从而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而且对于为实行这些犯罪而采用非暴力手段的情形，或者有的不具备实行正当防卫的可能，或者有的不具备实行正当防卫的时机等，因而如果允许对这些情形的犯罪实行正当防卫或特殊防卫的话，就容易导致防卫权的滥用。如采用投毒手段实行杀人等，事实上不存在防卫的问题，更谈不上无过当防卫[13]。再者，对某些采用非暴力手段实行的杀人、抢劫、、绑架犯罪允许实行特殊防卫的话，有些情况下对犯罪分子来说也是过于苛刻而欠缺人道，如自愿与成年男子进行的，虽然该男子的行为属于奸罪，但防卫人将其杀死就是他罪有应得吗？在肯定可以实行特殊防卫的上述四种犯罪必须是暴力犯罪之后，还是否需要对暴力的程度作一定的限制，即必须是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我们认为，除杀人犯罪之外，其他三种犯罪中的暴力从构成该三种犯罪的要求上看，刑法并不考虑暴力的严重程度，即只要犯罪分子采用暴力手段实施，无论暴力的程度如何都可以构成犯罪。但是如果暴力的程度不足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话，就允许防卫人将犯罪分子杀死是不妥当的。因此，对于上述四种犯罪，原则上暴力必须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即可以造成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程度。但对于犯罪应当例外。因为，对于杀人、抢劫、绑架犯罪而言，如果暴力未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不会直接造成被害人的重伤或者死亡，因而不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而对于犯罪来说，犯罪分子采用的暴力未达到严重的程度虽不能造成妇女重伤或者死亡，但妇女的不与他的自由却会受到严重侵害，而妇女的这一权利历来是被视为与生命、健康同等重要的，如果对该情形的暴力不允许实行特殊防卫的话，就显得对妇女不够公正。因此，应当认为，只要犯罪分子采用暴力妇女（包括），不管其严重程度如何，都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可以对之实行特殊防卫。
三、“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范围
对于该类犯罪必须是达到严重程度即能够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暴力犯罪，学者们并没有什么疑义。但是，如何限制暴力犯罪的程度，多数学者没有论述，只有少数学者认为，应从具体罪名、法定刑幅度、具体案件中是否具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威胁几个方面来衡量暴力犯罪的程度[14]。至于“人身安全”的范围，目前有少数学者进行了说明，但分歧较大：有的学者认为，所谓人身安全，包括生命、健康、自由、性、名誉等的安全[15]；有的学者认为，所谓人身安全，应是指人的生命、健康、行动自由或者性自由的安全，住宅、隐私、人格、名誉等安全，不宜包括在内[16]；有的学者认为，所谓人身安全，应指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17]。
我们认为，对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范围的理解，关键要准确、合理地界定“人身安全”的范围。对于人身安全，从广义上讲，包括生命、健康、性自由、行动自由、住宅、人格、名誉等的安全在内。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住宅、人格、名誉等安全并不属于直接涉及人的身体本身的安全问题，只是与之有密切关系；而且他们的价值也与人的生命、健康和性自由安全相差过于悬殊。因此允许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采用暴力手段严重危及被害人这些所谓的与人身相关权利的行为实行特殊防卫就缺乏价值基础，防卫行为就显得过剩，而且也与目前通行的社会观念相悖。这样不仅容易导致滥用防卫权，而且对不法侵害人来说也是过于苛刻了。那么，不法侵害人采用暴力手段严重危及被害人的行动自由安全时是否就可以实行特殊防卫了呢？我们认为，尽管人的行动自由安全属于真正的人身安全的范畴，但是，从价值上衡量，它与人的生命、健康及性的自由不可同日而语，至少在今天的社会观念上还没有把它看得如此重要，因此，将采用暴力手段严重危及被害人的行动自由安全的犯罪纳入可以实行特殊防卫的犯罪的范围，其不足也与上述类同。因此，我们认为，应将刑法第20条第3款中的“人身安全”严格限定于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至于“严重危及”一语，无非是指如果对采用暴力手段侵害人的生命、健康的犯罪不及时制止的话，将会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严重后果。至于暴力程度的限制是完全必要的，但无须象上述学者所说的那样复杂，只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看暴力行为是否会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严重后果，或者暴力是否达到足以使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程度即可。如对正在进行的暴力犯罪，必须是正在严重危及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不是刚一开始实施暴力但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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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姜振丰．关于正当防卫的几个问题的研究[A]．刑事法律专题研究[C]．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252-256.
篇6
无过当防卫是正当防卫的一种特殊形态。刑法鉴于当前社会治安实际状况和暴力犯罪的特点，对严重危及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确立了无过当防卫原则。这对于鼓励公民勇于同犯罪作斗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都具有重要意义。
成立无过当防卫，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防卫的范围，必须是针对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里所说的，“行凶”，不是一般性的故意伤害犯罪，而是指重伤害犯罪。所谓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是指相当于生命健康的暴力犯罪。对于非危及人身安全的侵犯财产权利和公民其他权利的犯罪，非暴力侵犯一般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非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一般暴力犯罪，均不能实行无过当防卫原则。
第二，防卫的时间，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法暴力侵害。“正在进行”，即不法暴力侵害行为正处于已经开始着手实行而尚未结束的状态。法律对无过当防卫时间条件的限制，与正当防卫对这一条件的适用相同。
第三，防卫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制止严重的不法暴力侵害，保护自身的人身安全。如果防卫不具有这一目的，而是为了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而杀伤不法侵害人，则不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应按故意犯罪论处。如果是为了保护他人的人身安全，挺身而出制止不法暴力侵害的，则应按正当防卫办理。
篇7
据2003年7月21日《成都晚报》报道：今年2月18日晚11时许，龙泉驿区某医院药剂师卢建国与同事孙洪来到龙泉镇星光大道草坪坐着聊天。毛刚和3名男子忽然走过来殴打卢建国，卢叫孙赶紧报警。孙刚掏出自己的诺基亚3310手机，与毛刚一伙的张峰上前抢走了其手机。正在殴打卢建国的毛刚等人见张峰得手，边打边逃离现场。卢将自己的手机递给孙洪让其报警，自己则朝毛等抢匪逃窜的方向追去。
卢建国追至龙泉驿航天丁区205幢楼下时，拦下了毛，并与其扭打起来。毛刚先是用木棍和卢建国对打，后又掏出水果刀刺向卢，并呼喊同伙过来把卢"放翻".情急之中，卢建国一边夺刀，一边用手去捂毛刚的嘴，慌乱中不慎将毛的脖子卡住。据卢回忆说，他大概掐了十多秒钟。当时毛刚倒在地上还在动，他怕毛刚还要喊同伙帮忙，于是夺过其手中的木棍对其打了几下，便离开现场。法医鉴定毛系机械性窒息死亡。
龙泉驿区公安分局以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侦查，该区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卢的律师认为卢建国的行为应该属于正当防卫，且不属于防卫过当。
[分析]
一、 卢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的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具有三个特征：第一，行为人实施了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第二，行为人实施这种剥夺他人生命行为时主观上是出于故意；第三，行为人实施的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非法的，即没有相应法律依据，这一点区别于某些合法行为，例如公安干警执行任务击毙歹徒，以及公民依法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等，这些行为虽然也是故意剥夺了他人的生命，但因具有法律依据所以不是犯罪，只要卢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就不是故意杀人。
二、卢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间接故意杀人容易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产生混淆：客观方面两者都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发生了致人死亡的结果；从主观上行为人都具有犯罪的故意；但两罪具有本质的区别，就是犯罪所侵犯的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的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而故意伤害致死的行为人主观故意内容则是非法剥夺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两者的不同往往体现在犯罪行为人犯罪发生的原因、使用的工具、实施犯罪的方法、犯罪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
因为卢与死者事先并不相识，其不可能对毛产生致于死地的动机和主观故意。卢是在防卫过程中错手掐死了毛，而并非故意想致其于死地。掐脖子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应是无疑意的。不过，之后的打棍子，从法律上讲确实不太好确定。但因为卢当时面对的并不是毛一个歹徒而是一个团伙，按当时的情形，毛本人似乎已经失去了暴力侵害卢的能力，可卢的判断是毛还有可能喊他的同伙过来，这样考虑，可以认为卢的人身安全仍然在受威胁。 但从公安机关的观点看，认为卢的这种行为属于防卫不适时。
其实，防卫是否过当和适时在具体案件中的认定十分复杂，毛建国身高、体重的悬殊比例、当时在场人员所站的位置以及刑事政策等诸多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出现相反的认定结果。鉴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于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无过当防卫，也称特殊防卫权，说难听点儿，毛被掐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篇8
2003年9月2日晚，犯罪嫌疑人李某与死者杨某在吃饭时发生口角，继而扭打，在众人的劝解下两人停止了打斗。李某走到一公用电话亭处给朋友打电话，正说话间，杨某赶至该处，在离李某数米远的地方叫李过去，李边打电话边表示不过去。杨某即冲到李某跟前，用西瓜刀朝李某劈头盖脸一阵乱砍。李某毫无防备，头部、脸部被砍伤，左手手指在护住头部时被砍断四根，并被逼到电话亭旁的一墙角处。眼看已无退路，而杨某仍然向其砍杀，李某即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朝杨某刺去，刺中了杨某的手和小腹。杨某见势不对，转身就跑，李某追了几分钟将杨追上，又拿匕首朝杨的背部刺了几刀后逃跑。后杨某因失血性休克而死。
二、 意见分歧
对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死者因报复持刀向李某砍杀，李某是在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迫于无奈才予以反击，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根据新《刑法》的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因此对杨某的行凶行为，李某予以还击，甚至将其刺死，都是在行使特别防卫权，不应承担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新刑法规定了对行凶、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的暴力犯罪有特别防卫权，但这种“特别”不等于没有任何限度。还是要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李某一开始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但当杨某转身逃离时，已表明其放弃继续行凶的意图，此时杨某对李某的人身威胁已解除。在没有行凶行为、没有人身危险的情况下，李某追上杨某刺杀的行为缺乏防卫的前提条件，应认定为故意伤害行为。
笔着同意后一种意见。
三、 评析
篇9
被告人：彭某，男，25岁，武术教练
2006年7月24日晚，彭某在某市解放路其家附近，遇见两男青年正在侮辱其女朋友毛某，便上前指责，遭到一名男青年殴打，被迫还手。在对打时，穿着便衣的民警朱某路过，未表明其公安人员身份，即抓住彭某的左肩，彭某误认为是对方的同伙帮凶，便挥拳击向朱某左眼，由于常年练功，彭某手上力道很大，导致朱某左眼重伤。因朱某叫喊，彭某被群众抓住，现拘留。经检查朱某左眼已经全瞎，经法医鉴定，属于法定重伤的一种。
法院判决认为，彭某的行为属于假想防卫，防卫过当，应定过失重伤罪。
二、正当防卫也要掌握尺度
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是什么?
1．有实际的不法侵害存在，这是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
2．不法侵害必须正在进行。
3．目的是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
4．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正当防卫必须对准目标，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
5．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是正当防卫的行为和结果限度要件。
根据《刑法》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就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采取的制止其不法侵害的行为。正当防卫必须具备的要件为：其一，必须有危害社会的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其二，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其三，防卫行为必须是使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其四，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其五，正当防卫除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外，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的损害。只有符合上述条件时，才能成立正当防卫。
三、关于防卫过当的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篇10
【关键词】正当防卫 不法侵害 必要限度
正当防卫的概念
《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是正当防卫的法定概念。也可以说，所谓正当防卫，是指采取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方法，制止不法侵害行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行为。从上述概念看出，正当防卫的主要特征：一是防卫人的行为是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的正义、合法的行为，其给不法侵害者所造成的损害，乃是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必要的，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益；二是防卫人实施正当防卫的目的，在于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主观上不仅不具有危害社会的故意，反而是为了保卫社会。因此，正当防卫属于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受国家法律所保护。
正当防卫的条件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种重要权利和手段，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其目的是保障公共利益及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但是，法律赋予公民的这种权利和手段也必须正确行使，才能达到正当防卫的目的，如行使不当，反而会危害社会，转化成犯罪。因此为了保证正当防卫的正确实施，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的条件。
（一）必须要有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
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是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只有发生了不法侵害行为，公民才有权实行正当防卫；否则，就不存在正当防卫。怎样理解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由于刑法对此未作明确的具体规定，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其他违法的侵害行为；也有的认为，正当防卫所适用的不法行为应是违反我国刑法规范，侵害刑法所保护的对象之行为；还有的认为，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主要是指那些性质严重、侵害程度强烈、危险恶性较大的具有积极进攻性的行为。上述第一种观点，其外延太大，主张对所有的违法行为都可以实行正当防卫，失之过宽。第二种观点，把不法侵害仅界定为犯罪行为，主张只能对犯罪行为实行正当防卫，又失之过窄。正当防卫是一种带有积极进攻性、暴力性的反侵害的行为，且是以给不法侵害者造成损害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应主要适用于那些采用暴力、具有积极进攻性、破坏性比较大的不法侵害行为，并非对所有的犯罪行为和一般违法侵害行为都能适用正当防卫。故第三种观点还是比较妥当的。
（二）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不法侵害必须正在进行，这是正当防卫成立的时间条件。所谓“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不法侵害必须是实际上存在的，而不是凭主观想象或主观推测的。如果把实际上不存在的不法侵害凭想象、推测误认为不法侵害存在，错误地实行所谓正当防卫，造成无辜者的损害，这种防卫，在刑法理论上叫做＂假想防卫＂。因假想防卫给社会造成危害结果的，应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按照案件发生的具体情况，或按过失犯罪处理，或属意外事件。第二，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是正在进行的，而不是尚未开始或已经结束的。正当防卫只能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行，否则就是＂防卫不适时＂，不是正当防卫。具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事先防卫，即对于只有不法侵害的意图或者在不法侵害尚未开始以前，预先实行的防卫；另一种是事后防卫，即对于确已过去、中止或者被迫停止的不法侵害继续实行的防卫。无论是事先防卫，还是事后防卫，都不具备实行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如果构成了犯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必须是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或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意图。
防卫行为的正当性，就在于防卫人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或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因此实行正当防卫，就必须出于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防卫意图。这是正当防卫成立的主观条件。防卫意图的有无，决定着正当防卫的成立与否。因此对于一些客观上虽似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而不具备主观上防卫意图的行为，不能认为是正当防卫。具体有：（1）防卫挑拨。所谓“防卫挑拨”，是指为了侵害对方，故意他人向自己进攻，然后借口正当防卫加害对方的行为。在防卫的情况下，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蓄意侵害他人的故意，缺乏正当防卫的意图，因而不能认为是正当防卫，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故意犯罪。（2）互相斗殴。所谓“互相斗殴”，是指双方行为人都有向对方实行不法侵害的意图和行为。由于在互相斗殴的场合，没有侵害者与被侵害者之别。双方都有侵害对方的意图，也都有侵害对方的行为，因此任何一方都无权实行正当防卫。
（四）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
正当防卫的目的在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以保护合法利益。所以正当防卫只能对不法侵害者本人进行，不能针对第三人（包括不法侵害者的家属）进行。这是实施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因为，如果离开了不法侵害者去实行“正当防卫”，是达不到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若对没有实施侵害行为的第三人实行“正当防卫”，就必然会枉及无辜，因而也就不能称之为正当防卫行为。如果对不法侵害者以外的人实行了防卫反击，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五）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刑法》第20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如同其他权利的行使一样，正当防卫的实施也是和履行一定的义务相联系的，即要在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内进行，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否则就有正当变为非法，由对社会有益变成犯罪。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是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如何正确理解和掌握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呢？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在界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时，应当将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必要的限度和造成不必要的重大损害结合起来考察。只有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制止不法侵害行为的必要限度并给不法侵害人造成不必要的重大损害，才能认为是防卫过当。概言之，要正确地界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要对不同的案件作具体的分析。根据不法侵害行为所侵害的权益性质，不法侵害的强度，不法侵害的缓急，以及防卫人的防卫能力和客观条件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同时《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既是对正确界定正当防卫的具体阐明，又是对特殊条件下、对特定不法侵害行为所作的实行特别防卫行为的规定。即法律明确指出，对那些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无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何种严重的程度，都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主编：《刑法学》（上册•刑法总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