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交思想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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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对专业实习的动机不足，态度不够端正

根据访谈了解很多同学尤其是校外实习生认为专业实习相当于放假，是放松休闲的好机会，没有意识到专业实习对他们专业提高的重要性，对于实习持有无所谓的态度，不能认真对待实习中安排的留学生教学和管理任务，总是被动的完成，不能积极主动的去对外各项教学管理工作。

2、对留学生教育的认知差异

对外汉语专业是针对留学生汉语教育设置的专业，为了培养汉语传播和中华文化交流的多功能人才，不仅要进行留学生教学还要进行留学生管理。对于一些实习生他们认为听听课就可以做好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可却忽视了留学生的特殊性。新疆各高校的留学生大多以中亚国家为主，他们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语言背景、不同的文化等，很多同学没有意识到留学生教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3、在留学生教育中缺乏责任心和自信心

在对外汉语专业实习中除了提高中国学生的留学生教学和管理能力，很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在实习中感受留学生教育管理的特点、氛围及存在问题。有些同学在实习中缺少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没有真正融入留学生的大家庭。由于认为自己准备不充分，能力不足，不敢站在讲台面对留学生，缺少能够征服学生的信心。

4、专业实习评价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专业实习实行师生互评的管理体系，利用评价考核体系加强实习期间的学生管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够完善。一是对实习生实习成绩的评定没有形成规范、合理的体系。主要通过实习指导教师的评价去评定学生的成绩，缺少对学生实习评定的说服力，没有系统的考核标准，为评定优秀实习生形成了一定的困扰。二是对实习指导老师的评定不够全面，从学院、教研室及学生组长角度去评定有一定的片面性，应该更多的综合学生的意见。

二、新疆高校对外汉语专业实习思想教育管理问题的解决对策

1、加强领导重视，狠抓落实

新疆各高校将对外汉语专业实习思想教育管理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应研究探讨专业实力思想教育方案、管理举措，部署思想教育管理工作，针对新疆情况制定保证学生思想教育管理的相关体系，认真贯彻实施，建立更系统、全面的专业实习工作考评机制，并要求各指导老师进行思想教育引导，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管理工作，将思想教育管理工作明确责任、落实到每一名实习生。实行指导教师实行岗位责任制。在实习全过程中，指导教师必须始终坚守岗位，与实习学校密切配合对实习的每个阶段严格把关，认真实施我院专业实习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各实习点是实习的基本单位，其指导老师在抓教学和班主任实习工作外，关心、负责实习生的思想、生活和团结等情况，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帮助解决实习中遇到的困难。

2、明确专业实习目标，加强实习指导和思想教育管理

在组织对外汉语专业实习中要引导学生明确对外汉语专业的根本目标是为我国培养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为汉语的国际化传播，为国家培养跨语言跨文化的人才做出贡献。学校应在新生入学期间加强对外汉语专业特点和目标教育，通过对外汉语教学经验交流会、疑问解答座谈会、实习指导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进行对外汉语专业认识和实习目标认知以及思想教育管理的重要性教育。同时加强了在留学生教育管理技巧和实习观念等方面的指导，帮助实习生及时了解实习特点和要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实习观念，提高实习动机，端正态度。

3、加强综合能力培养，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对外汉语专业主要以培养对外汉语教师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以个性发展“的教育目标，对学生进行专业性培养，提高其综合能力，从而提高其自信心，并加强责任心培养。一是加强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保障教学质量和效果，并且突出俄语能力培养，从而提高中国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二是加强中华才艺技能的培养，设置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课程，加强学生中华才艺的培养；三是加强涉外素养的培养，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重点突出涉外能力、外交礼仪、政治素养等方面；四是加强学生的德育培养，安排自信心、责任感、感恩等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学生克服缺乏信心的胆怯心态和盲目乐观的轻视态度，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做到认认真真备课，轻轻松松上台讲课；五是在专业实习期间加强对留学生教育的认知教育，让他们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同时，深深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

4、完善专业实习工作的评价管理体系，加强思想教育管理的多元化和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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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网络外交；中国网络外交战略；中国网络外交政策

一、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一）网络外交决策与内外环境

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改变了信息传递的基本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引发了外交领域的重要变革。自互联网产生以来，伴随传播技术的进步与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民族国家除借助武力谋求自身利益之外，也在利用网络的国际化传播来谋求国家利益，于是网络外交和国际关系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行为的一部分。政策是党和国家的生命，体现人文价值观，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是国家外交战略和政策系统的重要部分，他们的制定与调整必须结合国内外环境状况，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客观实际情况，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国家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二）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概念

国家的外交战略结构，或称国际战略或对外战略，是一个国家对一个相对较长时期关于对外关系的全局谋划，它涉及国家对外目标的制定、实施对外目标的手段、国家对国际形势、国际格局的认识与判断，对本国利益与国际地位的追求，对大国关系、国际人文环境的认识。由此，可以对网络外交战略作出以下理解，网络外交战略，是一个国家对国际、国内网络发展与运行环境认识和判断的基础上，结合国家自身的总体外交目标，对本国长期的网络对外关系的全局谋划。外交政策是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由国家的外交战略所决定。它指一国处理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进行外交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由此，可以对网络外交政策作如下定义，网络外交政策是指一个国家在明确对网络外交目标的基础上，结合国家自身的网络发展与运行状况，所指定的一系列处理国家网络对外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

（三）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调整

网络外交决策首先具有现实性，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其次具有针对性，既有目的的针对国际问题和国家内外环境；第三具有明确性，即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平台，对外本国明确的立场与态度；第四，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破坏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诚信信誉形象；最后，是追求有效性，适应国际形势，能够实现国家制定的目标，使目标和效果达到最好的结合。

由中国学者归纳，中国的外交决策有三种类型：神经末梢触动型，就是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神经中枢刺激型是自中而上的决策过程；最高决策发动型是最高决策层为主发动的决策过程。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网络外交决策大权在最高机构，外交部及其下属机构在网络外交决策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互联网络传播具有廉价、实时、共享和高度扩张的特点，因此能够及时全面的掌握信息，并对信息的选择更灵活，方便了参与外交的行为体及时沟通和交流，并在网络平台上形成舆论倾向，从而对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形成了深刻的影响。

（四）网络外交决策的程序

网络外交政策制定的程序主要包括：调查研究、制定方案、比较研究，最后上报，由中央决断的工作程序。其中，信息的采集和传播、议题的设置、制造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最终形成公众舆论在外交决策程序中尤为重要。

1、信息的采集和传播

网络是外交信息的重要传递者，同时也是外交信息的最灵通者。所以，通过互联网等各种途径大量的收集情报，在进行调查研究网络外交政策制定中尤为重要。

2、网络外交政策中的议题设置

网络能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突出和强调或隐瞒或者暴露某些事实，从而影响公众对国际事务或外交政策的看法，形成强大的舆论导向，给外交决策带来正面或反面的推动力。

3、制造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形成公众舆论

公众的情绪是一种客观存在，随现实环境的变化和受刺激的不同而变化。善于遵从、引导、影响和控制公众情绪已成为国家发展网络外交的重要领域，对国家发展对外关系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网络外交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战略

（一）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舆情分析

“国际舆论环境就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评论，大多数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形成对该国的舆论并产生影响。”冷静客观地看，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国际上很多人仍然不了解甚至敌视中国。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从国际舆论环境的总体态势看，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依然是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思考要求中国必须把网络外交战略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战略的重要位置，通过政府推动下的思想与信息的交流，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向世界说明中国，把客观、真实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传递给世界。

（二）中国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必要性

信息革命正在迅疾地改变着世界“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esBacon）在400年前写道的，信息就是权力。”。传统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在信息的跨国大流通中被削弱，“对于自身社会有关的信息，政府已经失去了某些控制”，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公众越发深切地感受到个人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意识的增强和利益相关性的切身感受，使世界各国公众对国际关系、世界事务给予更高的关注。表达见解、参与国际事务的要求更加强烈，这对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维持一致的、由精英把持的外交政策等级秩序越来越困难。”在这样的世界性潮流中，世界舆论日益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软权力则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致力于表达和运用的力量。网络外交这一具有软权力性质的非传统性外交形式也越来越为各国政府所关注和倚重，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事也就尤为重要了。

三、中国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现实构建

崭新的外交理念呼唤全新的外交实践。中国网络外交战略的构建与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把网络外交融入中国总体外交框架更需要经受外交实践的考验。

（一）中国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思维与理念

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作为中国国家外交战略与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与实施，必须遵守国家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中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原则与惯例。具体来说，要构建中国的网络外交战略、制定和实施中国的网络外交政策，要遵循以下几点理念：

1、要勇于承担责任，在参与中提升自己。作为一个有着世界性影响的大国，我们要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做出贡献。

2、要重视政策说明与辩护。外交事务虽然涉及到国家安全等复杂的战略性问题，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记住这样一句话：一项没有解释清楚的政策是不会得到大家支持的。”

3、要重视政治文化与外交理念的传输。

4、信息提供要具有连续性与客观性。在互联网的时代，人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网络上的信息淹没。保证信息的连续提供，并对信息的客观性负责，唯此才能真正发挥网络外交的作用。最后，要坚持战略和政策的原则性，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一国的外交政策。

（二）中国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的外维建构

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的外维建构是中国网络外交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互联网络平台之上，中国对自己的认识与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之间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从运作的层次上看，中国的网络外交战略应该分为全球层次、区域层次和国别层次，依次推进，在序列优化中寻求高效能。

1、全球层次。全球层次是中国网络外交战略运行的最广义层面，它从一个最宏观的层面向世界说明中国，在全球互联网舆论中给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一个清晰的、有力的定位，在不涉及国际权力和利益的具体博弈中通过互联网给世界各国公众一个良好的感性印象。

2、区域层次。区域层次的网络外交对象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尤其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互联网使用区域，如西欧、东北亚、东南亚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区的国家。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中国网络外交的核心首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其次为世界其他地区。

3、国别层次。国别层次也是网络外交最基本最具体的层次，其主要对象是世界大国和中国外交政策所涉及的核心地区国家的互联网使用主体。

（三）中国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的内维建构

从内向性维度审视，中国网络外交战略和政策应本着把社会舆论的关注点作为网络外交的出发点这一精神，及时回应国内互联网平台上的民众，对我国外交事务的各类问题，特别是对于国际热点问题，要加大分析和解释的力度，而不只是对我国具体外交行为作原则性的解释。

1、要适当加大中国网络外交的透明度，拓宽公众对中国外交问题了解的渠道，增加公众与职业外交官在互联网络上对话的机会。

2、加强网络技术研究和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工作。力争在影响到未来网络发展走向的网络技术上取得一些关键点的突破，以便在未来新的全球网络规则中取得一定的发言权，避免完全被动的局面。

3、要加强与国外网络媒体的对话、改变国内网络管理思路与体制，争取网络外交信誉。政府要尽可能地加快发展民间网络外交力量，努力建构和谐网络社会。根据网络外交本身的特点，量身打造符合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管理模式，少行政命令，多柔性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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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各民族丰富多采的传统音乐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形式和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音乐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誉。但是，改革开放后，外来的音乐文化对我国传统音乐形成了巨大冲击，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出现了多元化发展倾向。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思考和总结。 

 

音乐不仅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更加便利于各国、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音乐可以更加直观形象地展现出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在特定的情况下，要比用语言更容易让别人理解和接受，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它还有一个特别的有利条件，就是乐谱是通用的，不管是哪个国家或哪个民族的音乐，通过五线谱，相互都能演奏，这就更加便利于相互交流。同时音乐也是现实的反映，对生活的批判。世界各国、各个民族因为其内在的遗传基因和外在的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了一些有特殊性的现实生活,由这些有特殊性的现实生活产生出各种有特殊性的意识形态,音乐就是其中的一种。远古时期，鉴于自然、社会环境的迥异，造成了中国各地区音乐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文明古国，对世界文化有着巨大的贡献。尤其对日本、朝鲜等远东国家和南亚、东南亚各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四千多年前，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音乐文化的中心，秦兼并六国之后出现了二百年统一强盛的西汉帝国，这时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进入第一个高峰时期。公元前二世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首次使中国和中国以西的文明形成联系。 

我们从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上可以知道，秦汉的乐论辞赋、六朝的讲唱变文、唐宋的传奇戏剧、明清的话本小说及历代流传的民间歌曲乃至宗教音乐，都曾对整个文化和人们的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反映着不同的社会习俗和生产方式。人类文化的多元化，是客观的存在，尽管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将世界愈来愈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但世界多元化的音乐文化不会由此而“一体化”。因此，我们应该使不同民族、地域、国家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差别中得到发展，在全球意识下求得繁荣。所以，既要消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也要去除唯东方文化中心论的狭隘想法，使世界音乐文化在平等“对话”中相互吸收，共同发展。 

音乐不仅能表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也能展现一个国家或民族新的形象。音乐的表现手段，有别于其他一些艺术形式，它更加直接，也更加直观。文学需要专门的翻译家进行翻译，而绘画展现的大多是一些有具体形象的东西，音乐却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能有力地展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社会的整体风貌，音乐能够表现不同的民族性，因此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展示自我的名片。正是由于音乐可以展示民族形象，所以它经常被当成重要的交流手段。商务谈判，需要音乐；婚丧嫁娶，也需要音乐。音乐不仅是民间交流的手段，更是国家交流的手段。 

音乐用于外交，古已有之。我国春秋时期，诸侯国外交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礼仪之一，无论觐见天子、国君相见，以及诸侯国君接见其他国家的使臣，都需要音乐。可以说，没有音乐，就没有外交。 

进入当代社会，音乐更广泛地应用于外交。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密切了。这种联系，已经不仅限于经济交往，还要建立在一个更广阔的经济和思想艺术的基础上，这其中就包括文化交往，且音乐是其中的重头戏。因为音乐表现的情绪是直接的，虽然世界各国的民间习俗不同，但其心理机制却大同小异，对情绪的感觉大体是相同的，因此人们欣赏乐曲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被其中所暗含的情绪所左右。音乐的情感性，与它所展现出来的对美的追求，可以超越于人的社会与政治属性，当音乐用于交往的时候，它可以将音乐的某些功能和特性展示的淋漓尽致。 

 人们在结交朋友，增进友谊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年轻一代，都选择去歌城、ktv一展歌喉；毕业生，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在毕业时，不管是不是与音乐艺术相关的专业的毕业生都会精心准备一台歌舞晚会去感谢师恩，传达同学之间依依不舍的心情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做早操、眼保健操、课间操等有益的课外运动时，也都会播放舒缓且有节奏韵律的音乐进行伴奏，让这些运动变得更加有魅力。 

 结语：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各民族丰富多采的传统音乐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形式和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音乐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誉。中国音乐的多元化是中国音乐史不可回避也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这种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会更加的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刘婷婷.试论跨文化音乐交流：1949年以来德奥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交流与接受[d].北京外国语大学，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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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令人振奋的时期。当前阶段，国家基础建设蓬勃发展如日中天，所学的土木专业正可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此大环境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在思想、专业理论知识、生产实践经验，以及个人品德志向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和巨大收获。

专业上，勤奋学习并提高专业理论知识，争取更多地了解学科前沿课题和发展方向，同时涉猎人文历史、组织管理等方面知识，争做有所专长的知识面宽广的复合型人才；结合导师的科研项目与工程项目，掌握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训练了科技论文写作能力，并将专业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寓学于实践。

思想上，再一次坚定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服务国家建设，服务全球建设的信念；依据个人对国家发展历史、现状与趋势的认识、以及对全球需求的认识，确定了个人的立足点和职业方向；坚定拥护国家和平发展道路与独自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信人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品德修养和组织协调能力上，具有强烈的集体观念和为实现集体目标努力工作的愿望；与人相处豁达大度、公正开明、不计小利、主动沟通、倡导协作共赢；具有独立负责、组织协调工作的初步能力。

相信自己能够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负本专业技术工作能力，能结合与本学科有关的实际问题进行有创新的研究，能够组织一些资金和人员积极地服务区域、国家和全球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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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金秋时节，纽约气候宜人，风光无限。我来到已经走过250年漫长岁月的哥伦比亚大学，不禁心情激动，感慨万千。两个半世纪以来，哥大作为一所世界一流的著名大学，不仅为美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有众多的海外各国留学生在此读书深造。近百年来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学术界的那些举足轻重的文化名人，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不在少数。随口数来，即有、冯友兰、张伯苓、蒋梦麟、蒋廷黻、陶行知、陈鹤琴、顾维钧、宋子文、徐志摩等，不下几十位；如果再加上自然科学领域的著名科学家，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如今，到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更多。漫步在哥大古典而又现代的校园，不时会迎来华族学子自豪而又惬意的笑脸。可以讲，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学的一部分，中国社会文化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有鉴于此，结合该校创建250周年的隆重庆典，2004年9月10日至11日召开了“中国留学生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谓匠心独具，意义深远。

讨论会共收到近40篇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探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学术、为人、社会贡献及其与在哥大受教育的关系，其中有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和医学等自然科学的，有学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教育、法学、外交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之丰富，涉及人物之广泛，前所未有。有不少参加会议的学者本身就是哥伦比亚太学的毕业生，他们重返母校，回忆当年的学习和生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探讨中国留学生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化联系，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样的中国留学生研究，内容丰富，新意迭出，让人眼界大开，可以讲为拓展和深化今后的留学生研究开创了一个极好的新途径。从中国留学生研究发展的历程来看，目前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末，舒新城先生出版了他的《近代中国留学史》，开启了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先河。三四十年代零星地有一些研究留学生的论著出现，但并没有形成气候。20世纪50到70年代，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制约下，留学生的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推进下，尤其在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的带动下，留学生研究逐步“火”起来了。到2000年前后，不仅研究的论文、专著成批涌现，研究的方式、方法也大有创新，研究的群体队伍也初步形成，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断召开。近两年，在香港、纽约、天津、徐州、珠海等地先后召开了5次规模盛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应该说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再进一步向前发展，困难很多。哥伦比亚大学这次研讨会以一个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作为研究的平台，中美学者坐下来在一起做认真深入的探讨，应该说是深入研究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好方法。以往我们按国别、按地区、按社团、按事件，按学科等来研究留学生，成果颇丰，哥伦比亚大学这次会议按学校来研究的方法则更进了一步，非常值得提倡。对美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一些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名牌大学加以专门的研究探讨，无疑会将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引向深入。与此同时，中国选派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也可对那里出国和回来的留学生加以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假如这些重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梳理清楚了，留学生的研究自然会跃上一个新台阶。

还应该指出的是，以中外著名大学为着眼点来研究中国留学生，不仅使留学生的研究具有了世界性，会增强我们从中外文化的双重视角或曰从世界文化的大视野来解析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和行为，而且有助于中外大学的合作与交流。客观地讲，中国留学生本身就是受母体文化和异体文化熏陶的特殊的新型知识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是“土”“洋”互动的结果。一般我们讲中国留学生学贯中西，就是指他们的文化结构具有了世界性，或者说他们是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使中国文化复兴。因此，留学生的研究必须有世界眼光，必须有世界意识。在这次哥伦比亚太学的中国留学生研讨会上，许多学者都提到了这一点。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兼通中外文化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研究肯定是“夹生饭”。所以应该呼吁和倡导世界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留学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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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蒂乔亚曾任职欧盟对外行动署亚太事务总司长和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他与中华文化的结缘，可以追溯到大学时光。“我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大学学哲学，在学哲学的过程中我就特别爱看孔子的作品，也学了孟子，在他们的言论中，看到了与西方思想的许多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那么有趣而意味深远。所以，当外交部问我们大学的学生有没有人想去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语言，我就首先举手报名了。”

凭借着出色的能力，伊斯蒂乔亚获得了命运的青睐，并于1973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半载后，被派往南开大学学习。

每一个经历都是一笔财富，尽管当时生活比较艰苦、简单，但在当时年轻的留学生心中，都留下了很浪漫的记忆。“我们和中国同学经常出去。当然，天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不仅有中国特色的老建筑，也有当时租界的外国风格的建筑。特别是有的街道和我的家乡差不多，因此，去了天津以后我并不觉得陌生，反而觉得很亲切。”

唐山大地震后，南开的部分学子被迁往北京学习。伊斯蒂乔亚又这样机缘巧合地来到了北大，在这里度过了他大学的最后一年。

在思考如何完成自己语言学习的毕业论文时，他突然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为何不在证明自己语言成绩的同时，做些对于增加了解有益的事情呢？他的老师推荐他翻译茅盾的《子夜》，如果翻译成罗马尼亚语，将会使罗马尼亚很好地了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

在老师的鼓励下，带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伊斯蒂乔亚在经历了几个月孤灯与伴的日子后，完成了《子夜》的翻译初稿。其后，他又多次修改完善了翻译，并在1984年通过罗马尼亚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将这个翻译本付梓。

伊斯蒂乔亚记得，一位汉语专业的教授在一次北外举办的文学翻译研讨会上说了令他感觉非常幸福的话：“现在罗马尼亚的学生学中文，有时候用一些已经翻译成罗语的中国文学作品，其中一本叫作《子夜》，是他们如何准确地把中文翻译成罗语的一个教科本”。

北大的学习，对于伊斯蒂乔亚还有着另一个特殊的意义。在美丽的燕园，他邂逅了如今的夫人达迪亚娜。这对同样心系国家使命的年轻人，在这里相知相惜，也在这里结为伉俪。伊斯蒂乔亚笑称“北大是我们的媒人”。

其实，燕园又何尝不是罗马尼亚与中国的媒人呢？伊斯蒂乔亚的岳丈，上个世纪50年代留学中国的前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罗明和夫人，也曾经在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之列。在这所著名的大学中，他们传承着罗马尼亚与中国相互了解的夙愿，传递着罗马尼亚与中国的情谊。

结缘东方，并非偶然。

在文化中穿梭

“作为外交官，你必须首先好好地深入了解自己祖国的情况，才有可能成功地连通两个国家的友谊。只有透彻地了解自己，才有和别人交流的底气，也才能准确地传递出罗马尼亚的声音。”

大学归国的伊斯蒂乔亚很快意识到，作为外交官，虽然了解他国的语言与文化举足轻重，但如果连自己国家的文化都不能透彻地理解，连国家的现状都不能清晰地把握，那又如何代表国家的意志呢？在罗马尼亚的外交部，他开始了看似普通而又繁琐的代表团接待工作。多年的象牙塔生活，束缚了许多人的脚步，而这种实践性的对外展示，却赋予了他多层面、立体式了解国情的契机。在梦想的指引下，他在外交的漫漫征程中，上下而求索。

外交工作的特殊性还在于外交官会被不断派任到不同的地区。未知的挑战、全新的文明让人应接不暇，挑战他们的学习和接受能力。“我在日本、韩国都工作过，虽然东北亚国家有很多差异，但是深入了解，也会发现很多共同特点。譬如，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对它的文字感到很亲近，因为日本的文字与中国的繁体字如此相似。又如在韩国，他们对于儒家的思想、孔孟的哲学观点也很尊重。他们的宗教很大程度上受佛家思想的浸透。然而，文明在传播过程中，在本土化的进程中，也会有一些变化，一如佛教在朝鲜半岛的传入。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判断文化的异同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对比文明的过程中，必须了解哪些方面是相同的，哪些是他们独有的特征。一定不要触及他们的禁忌，这会伤害他们的感情，而这是作为一个外交官最大的忌讳。作为外交官，你必须足够了解如今所在国的文化背景与民俗习惯，否则，就将会因为无知而犯错。”当外交官就是需要不断更新你的知识，更新你的智慧。这个职业就有这个特殊的要求。

“如今我们每个民族都如此相似，我们穿着相同的牛仔裤，坐着相同的地铁，品着相同的咖啡。虽然，这种基础生活姿态的类同，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趋势，但是，长此以往，当人们来到了北京，他们将无法体会到这里应有的中华气韵，他们将不能区分，这是在巴黎、在东京，抑或是在世界的任何一座豪华的都市。虽然这么说比较绝对，但其实问题的实质也差不多就是如此。”

我们的特质决定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使我们拥有归属的心情。当源头的内心延伸至外在的表象，我们都这么模糊而平庸，我们于何地能寻得民族的根。

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与民族性，并不仅仅是阳春白雪的笔端思索，更多是融入到生活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面，有衣着的与众不同，有美食的风味独特，有音乐的别具一格，有建筑的匠心独具。伊斯蒂乔亚对中国在近些年来，对于传统服饰的回归和拓展的努力，给予了很高的赞誉。“如何保持自己在衣着服饰上的特别，并不是用简单、简朴作为特征，而是新的、符合时代的要求。前几年，恢复了女生穿旗袍，而旗袍的款式和图案，有了很多改良，更加丰富而得体，我很钦佩中国人融合和革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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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学员 教学改革

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以下简称当代)课程教学中,为了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变“要我学”为“我要学”,笔者在实际教学中不断摸索和寻求好的教学改革方式方法,始终紧盯创新理论发展,紧盯学员特点变化,紧盯教学改革前沿。根据我校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教研室多年来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经验,对本课程改革有以下几点探析。

一、梳理整合难易点,实现教学内容组织方式改革创新

正确处理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的关系,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组合,精心梳理整合各个章节间的理论脉络。将每章的内容分解为“知识点的识记模块”,“理论知识的分析应用模块”,和“背景资料及国际热点的深化拓展模块”,在讲每一章前,将每一模块下的内容要点先交代清楚,然后按模块来进行讲解。精心设计每一模块的内容取舍和教学方法,如“知识点的识记模块”应为本章重要的事件、外交战略名称、国际组织等,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以教员讲授为主;“理论知识的分析应用模块”,涉及本章的最基本理论、观点、一国外交战略的内容等,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为教员讲授和学员讨论、分析相结合;“背景资料及国际热点的深化拓展模块”主要涉及本章重大事件、人物的背景资料,以及与本章内容相联系的最新国际热点信息资料,对于这部分内容,教员应引导启发学员自己去搜集,拿到课堂讨论,最后教师再总结深化。

二、尝试多种教学方法,实现教学模式改革创新

当代课教学效果的提升,有赖于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针对学员中学偏重理科知识的学习,对于政治和历史知识掌握不是很扎实,对于国际关系相关知识更是知之甚少的现状,促进教学方式的多元化,积极探索完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员学习的主动性。有以下教学方式的实践可以作为参考:

1.课堂讨论式教学法

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方式,能有效地引导学员主动参与课堂教学,使学员在亲自参与中感受本门课程的时代性。教员以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以及国际热点问题为材料提供讨论主题,比如,当今世界格局发展趋势是单极化还是多极化?美国为什么发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等。然后指导学员课后找资料,并作好准备,写成小论文或发言材料,按照观点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和辩论,各抒己见,交流思想。最后由教员在学员讨论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分析,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观点。实践证明,学员对于讨论课还是比较欢迎的,因为通过积极主动参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对于培养学员的综合素质是大有裨益的。

2.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培养学员的思考能力,提高学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把生动鲜活的事例带入课堂,把理论和实际、抽象与具体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了学员的积极性。一是在讲授每个章节时,把有些重点问题作为案例来讲解,或在讲解某个原理或理论时引用实际案例来帮助教学。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松主义”等重大知识点,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更能突出重要性,并且可以更深入系统地分析问题。二是在讲授之前,选择与所讲内容相关的案例,将案例以及围绕案例需要回答的一系列问题交给学员,让学员自己去查找相关资料,通过对具体案例素材的分析、对比、归纳、总结,撰写分析报告,由教员进行评分。事实证明,案例分析法有助于增强课堂吸引力和教学效果,加深学员对重大问题的理解,也受到学员的欢迎。

3.实践教学法

社会实践是思想理论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学环节。我们紧密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设计好社会实践的主题,组织好实践教学,认真指导学员写社会实践报告,并制定了相关的考核、评分的方式与标准。通过知识竞赛、模拟联合国等第二课堂活动,培养学员设计、动手能力;通过撰写学习体会论文、发表对于重大国际热点问题的看法等活动,培养学员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创新意识。

三、破除传统观念,改革考试模式

传统的考试理念主要是检测学员对所学知识的记忆,而忽视了对学员能力的考查,这种考试扼杀了学员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讲授当代课的目的是通过教员、学员的双边互动,使学员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养成自觉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良好习惯,因此从各个考试模式入手。创新考试制度,具体分析各章节的具体特征,寻找出适合的考试方式方法,加强阶段性抽查和小考这种教学过程中的考试,及时给师生双方提供教学效果信息;变革考试形式,初步构建起了以期末考试为主,平时考试为辅,增加社会实践报告的科学考试模式,期末考试考查学员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对基础知识的运用和理解能力,平时抽测以主观题为主,以小组辩论、热点问题研究、小论文、社会实践报告等形式完成;变革计分形式,理论成绩的综合评价,采用闭卷、笔试的方式。实践课考评,为全面反映学员的创新意识、动脑动手能力和治学态度,将学员的实践成绩分成三部分:课堂表现、参与讨论、读书报告成绩、体会文章等考核成绩,成绩可占总评成绩的40%～50%。使学员不再为分数而学习,而是为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能力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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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道家文化博大精深，堪为万世之师。本文主要探讨了道家文化所蕴藏的 现代 经济学思想：自由主义、循环经济及节约原则。 

 

一、引言 

中华民族曾创造过辉煌的农业文明及太平盛世，如此丰功伟业令当时当世的“夷国”望尘莫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现在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曾实施“西中结合，中为洋用”的国策，积极吸取

四、节约原则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啬。”“啬”指的就是节约、节俭。这与 经济 学的思想不谋而合。从经济学的 英文 单词economics的构成上我们可以得到启示：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关于如何“节约”的 科学 ，即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节约原则应该是经济学的“宪法”。不过，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节约悖论”，即节约对于个人来说是好事，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讲，则是一件坏事，会导致国家经济的萧条衰败。凯恩斯上述观点在 现代 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非常醒目非常郑重地向读者介绍阐述这一思想。 

“节约的悖论”提出来以后，常常使人迷惑不解。根据一般人的常识，一个家庭也好，一个 企业 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大家都挥霍浪费，很快就会吃光喝光，破产衰亡。那么，如何解答这种疑惑呢，张建华先生认为：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分析，是在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短期、静态分析。通俗地讲，就是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萧条状态，市场上有大量产品积压在仓库中，找不到销路，也就不能计入国民收入统计数字中。显然，如果国民增加消费，积压的产品就能实现其市场价值，从而使统计到的国民收入数字增加；反之，如果国民减少消费，积压产品增加，统计到的国民收入数字就会下降。这就是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分析的实际意义所在。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凯恩斯用的是短期、静态的分析方法，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看，人们会将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投资，以增加生产能力，从而使经济趋向更加繁荣。相反，若只图眼前繁荣，大肆挥霍浪费，则会影响未来经济 发展 ，甚至导致经济停滞和崩溃。如此，“节约的悖论”也不成其为一种悖论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起点就在于首先唤起并树立全社会的节约意识，而当这种意识化为一种时代风尚、一种文化习惯之时，我们将迎来的是一个生活更加富足、生态更为良好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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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 “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 “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 “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主体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巩固并发展、扩大封贡体系这一目的与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总是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基础性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成祖作为一国之君、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根本利益应该是也只能是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经济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外政治关系应该是为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服务的，不能以损害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为代价。从长远看，对外政治关系也应建立在某种对外经济关系之上，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否则便不会长久。

而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试图恢复、巩固并扩大封贡体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现代话语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厚往薄来”的胡萝卜政策无异于古代版的金钱外交：“携带大量金银、铜钱，运载大批货物作为赏赐”[29]以换取对明朝“天朝上国”地位的认可。为使它国宾服，实施军事威慑，挥舞一下大棒，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大棒的挥舞是必须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对大明的陆上临国挥舞大棒，耗费的金钱不会很多，是比较实际的考量，因为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即可到达。但若耀兵海外，这在当时来说可是非同寻常的事。首先，军队人数要多、船队要大，否则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其次，历时久长。运动空间的扩大必然伴随时间的延长。因此，在海外挥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队人员提供长时间的给养、对归国船员的丰厚赏赐等，是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的。[30]总之，郑和下西洋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

不过，分析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实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更要对目的达到后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本（代价）进行比较。封贡体系本质而言，是一种对外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是特殊的政治关系，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的。经济上的朝贡贸易（对外经济关系）和礼仪上的册封是封贡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封贡体系因此得名。它着重“追求的是君臣主从关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中有所反映”。[31]在封贡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被颠倒了，成了政治决定经济（形式上的主从关系是朝贡贸易的前提）。正因为被颠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贡贸易无非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损己利彼的交换。“这种贸易不仅不抽关税，而且明廷对于‘贡品’也是付钱的，往往比市价高得多的钱。”[32]外国学者也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负担在于‘接受者’。”[33] “明朝政府在回赐、赏赐方面，一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尤以永乐朝为最。”[34]诚然，万国来朝[35]，宗藩体系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国民的士气，增加皇帝的亲和力，从而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关系，甚至可以起到“柔远人以饰太平”的作用，对明成祖来说也可谓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质利益或者说经济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当这种对外政治关系的取得和维持导致国库空虚，使统治者缺乏统治资金时，它就成了明朝的负担了，乃至损害封建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从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了。财政负担的加剧必然对经济、政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威胁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郑和下西洋使“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的民间呼声日益高涨和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36]这无疑会触动特别注重加强中央集权的明朝封建统治者的神经，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统治秩序、社会关系，从而有损于他们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为典型的封建社会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贡体系扩大至万里海疆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显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时之需，这种需要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基础，无法同民间的对外贸易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37]，缺乏持久的不断发展的经济动力，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主观虚幻的需要，不构成利益的基本内容，因为“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的统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成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统治者是缺乏满足扩大封贡体系至万里海疆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封贡体系重名轻实，所体现的具有真实内涵的政治上的臣服，仅包括朝鲜、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数国家，且不是从一而终。而且“在数量众多的所谓朝贡国中，偶有一二次朝贡记录的国家并不在少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招徕入贡的海外30余国多属此类，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结束，这些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39]因此，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真正纳入封贡体系。

对以明成祖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建立封贡体系本身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它所追求的封贡体系，在范围上是不自量力的，与之相联系，在朝贡国的选择上是盲目的，在结果上是得不偿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对自身利益的误判，是与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结语

由于华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质上属于“礼治外延”因而与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封贡体系，是每一位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利益。因此，封贡体系的范围必须有个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极力拓展它，是超出了这个度的。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只有符合当时的历史进程并具备现实手段的时候，即只有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虽然他们凭借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和国家机器，使他们的某些反历史发展的目的暂时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偿了，但又总是引起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以致这种目的最终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它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而又被中国封建社会所扼杀，没有也无法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因为，在明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并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出现过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曾出现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40]……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后来还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中国封建制度自行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漫长的过程”。[41]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继续厉行“海禁”。

注　释：

[1] 从人员和规模上看：“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参见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从航行范围上看：“‘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见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从技术水平上看：郑和船队“除充分利用风力外，还娴熟地运用罗盘针和天文地理知识，准确测定方位和航向”。参见马超群：《郑和船队首次环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页。

[2]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 如：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54-57页；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 如：宋正海 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认识郑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7]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8]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 郭树勇、郑桂芳，《国际关系思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 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1] 如：“欲踪迹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传》192，《宦官》。

[12] 同上。

[13] 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4] 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15] 同上，第281页。

[16] 如：“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引自钮先钟：《从明朝初期战略思想的演变论郑和出使西洋》，见《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页。

[17] 如：“提出郑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经济目的。”引自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8] 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页。

[19] 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0]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1]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2] 同上，第55-56页。

[23] 冯天瑜：《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24]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5] 同上，第64页。

[26] 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7] 同上，第84页。

[28] 参见《明史》卷63，《乐三》，转引自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29] 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

[30] 关于下西洋的耗费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的具体情况可参阅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页。

[31]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2] 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页。

[33]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严撷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07页。

[34]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批入贡者是郑和接过来甚至送回去的。如：“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5页。

[36]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7] “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继者沿袭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贡贸易是明朝“连通海外各国唯一合法形式”。引自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38]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9]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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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教学；创新思维能力；学生

随着新课程的实施，创新教育进一步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关注，成为大家积极探讨的热门话题。历史学科是中学教育的基础课，是一门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创新思维素材。历史学科是富有创新内涵的学科，因此，《初中历史义务课程标准实验教程》中明确提到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质以及环境意识。由此可见，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是摆在我们历史教师面前重要课题。那么，在历史教学怎样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呢？

一、紧扣“提问”的科学性积极引导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提出问题是学生思维活动的开始，有利于启迪学生的创新“潜质”。“学则须疑”。因此，教师要鼓励学生，敢于怀疑，敢于提出不同凡响的见解。帮助学生拨正认识，回归于史实认知的科学性，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例如，对中国近代史“落后挨打”这一命题，我在上新课时一谈到圆明园的毁灭和被动挨打的历史，讲多了学生们张口就是说“落后就要挨打”，也就是说，这一命题在学生心中已形成思维定势了，甚至有个别学生将之演变为“挨打有理”、“挨打活该”了，这就阻碍了学生思维的拓展和对历史问题的深入的研究了。针对这种情况，我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落后一定挨打吗？”要求学生思考并举例说明。学生们先是面面相觑，然后教室里就开始热闹了，学生们饶有兴趣地讨论起来。之后再经过我的启发，把这一观点进行重组演绎，最终得出了6种结论：a.落后可以不挨打，如隋唐对待日本的政策；b.落后打先进，如法兰克王国入侵西欧、我国古代辽夏金元入侵中原；c.落后与先进平等共存、互通有无，如唐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d.落后受先进援助，如三国时，蜀国帮助西南少数民族开发南中；e.落后反击先进，先进受到重创，如非洲埃塞俄比亚抗意斗争的胜利；f.落后必挨打，理由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必然会发生弱肉强食。这些富于创新火花的观点，就是扩散思维组合分解的产物。

再如，在讲到对华盛顿会议的评价时，可以先分析教科书上的评价：华盛顿会议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失败的会议。中国的多项要求遭到拒绝。这次会议以共同宰割中国为结束。教师然后列举近年来关于对华盛顿会议评价的一种与教科书上的评价相对立的新观点：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了外交胜利。中国自1840年与西方列强打交道以来，这是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的民族权利，而争回了某些东西。山东权利的归还虽然带有附加条件，但已没有像日本当初提出的那么苛刻。为什么对华盛顿会议的评价会有如此大差异呢？历史教师应该同学生共同分析原因，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观察历史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产生的。传统的评价着眼于把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所取得的结果同最初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愿望作比较，而第二种评价则着眼于把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同中国近代史上其它的外交活动进行比较。

二、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创设问题情境是启迪学生思维的重要开端.在备课过程中，教师要有目的的提出各种具有较强启发性的问题，组织学生讨论，让他们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激起学习的动力，养成爱思、多思、会思的习惯。新课标教科书在每一课巧妙的设置了引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七年级（上）《西周兴亡》一课就有这样的导入语：人们常称北京一带为燕蓟之地，山东为齐鲁大地，山西为三晋之地。这些地名是怎样来的？从西周的制度立，我们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教师通过学生齐读或作为教师教学导入语。激起学生对本课学习的热情。新课标教材辅栏设置的读读、议议是课堂上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最佳切入点。如：《春秋争霸》一课中辅栏中议议：越王勾践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自然地引入对该问题的讨论。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设问，不会造成学生无话可说。学生可以在课堂上畅所欲言，教师只作正面引导和鼓励即可。

三、改变传统教学形式培养学生创新动机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需要良好的课堂教育环境，尤其是促进学生创新智能发展的心理环境（如情绪、心境、兴趣等）。在教学中，笔者注意做到：

1、学术专题讲座

如教师在讲完中国近代史“”一节内容后，可以以“近十年来关于对研究的新进展”为题目举办一个专题讲座。其目的在于开阔学生的视野，启迪学生的思维，使学生摆脱中学历史教材的“一家之言”的束缚。

2、专题辩论

如引导若干学生支持或反对教师的某一观点（如辩论是否是成功的），通过有序的积极辩论，使学生各抒己见，想人之所不想，见人之所不见，能人之所不能，从而优化学生的创新心理环境，激发他们想象的冲动、联想的新颖、思路的开阔，有效调动学生的潜意智能，使之成为创新思维的策源地。

3、撰写小论文

通过要求撰写历史小论文，引导学生查阅相关的资料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并博采众言提出自己的见解。

四、关注社会现实培养学生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当注意将历史知识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揭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开拓学生的视野，引导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培育学生健康的时代精神。针对此，我创设了“寻找身边的历史”的活动，要求学生广泛收集资料用专题演讲的形式对身边的大事或重要历史事件进行“追本溯源”。如围绕着现在普遍关心的“”和台湾归属问题，我就让学生围绕着台湾的过去、现在、未来问题开展了“台湾―想说分手也很难”的时事开讲活动。

五、创新作业设计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已经注意多方面地调动学生的感官参与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但是，同样作为学习的重要环节的作业练习，教师却往往忽视了指导学生充分运用感官，全方位、多角度地感知和认识事物教育论文，也没有鼓励学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其学习、思考的结果，最终每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都成为单调的“原因、过程、意义”或者“背景、内容、作用”等的固定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