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心理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投资心理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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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投诉某保险公司，当初购买时，人承诺若干年后，等客户退休的时候，他可以获得比保费高出很多的回报，还告诉他那是保险公司进行资金运作的的结果，但一年过去，他交给保险公司的钱是5800多元，而保险公司给他的回单才3.56元，他认为保险公司有明显的欺诈行为，这样的理财实在难以接受。

平心而论，读者所反映的问题都有道理，从投资角度出发，任何人掏钱投资，都希望得到好的回报，如果回报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产生抱怨是很正常的。现在的问题是，投资者到底有什么样的预期？什么样的预期才能让投资者满意。

从购买基金角度看，基金公司的承诺一般都是以一年为限，但一年中的涨跌是很正常的，因为基金的主要投资渠道是股市，股市有涨有跌，所以短时间内基金也会有涨有跌，基金承诺的分红是一年内累积的分红，但任何一家基金公司绝不会承诺投资者只要购买就会每天增长。股市或者基金如果只涨不跌，那基金公司的门槛岂不早就被投资者挤破了。

同样的道理，买保险更是着眼于长期，确切地说是为了将来的养老。每个人都会老的，也许人在年轻的时候意识不到这一点，但生老病死的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养儿防老，但进入现代社会后，这一上千年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老了自己养的观念正在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但我们在接受这一观念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意识，我们拿什么来养老，我们拿什么来养自己。

这时候，也许有人已经意识到，趁年轻时为自己买份保险，等到退休的时候每月或者每年可以从保险公司领到满意的养老金。基于这样的理由，保险公司设计了不同的养老产品，供不同的人群选择，养老保险金等到返还时一定比个人现在所缴纳的要多很多，否则何以养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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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改革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管理创新

结合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特点和作用，使其投资总量、结构以及布局等均与国民经济全局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在对投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时，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结合起来，并始终贯彻运用计划使全社会能够达到综合平衡，进而全面推进国民经济稳步前进。对投资计划管理进行进一步强化，其目的主要是使计划能够更加具备科学性。结合整个社会所具备的财力、物理以及技术装备能力等可能性使其能够达到综合平衡，随之对五年内的投资规模及年度投资规模进行明确，使其能够呈现平衡、适度的状态，保证年度间不会出现较大变化的投资行为。在平衡满足社会投资规模的同时，既需要对全局进行考虑，同时针对地区和部门也需要进行平衡；考虑年度规模平衡的同时，还需要对在建规模进行考虑；项目投资后所需的财力、物理的平衡也均在投资总规模考虑范围内，这就需要根据地方以及部门的实际情况来安排。

二、完善和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执行管理创新

在计划定制、调整以及执行等环节上，都应当采取程序化、规模化的管理模式，针对在建投资以及年度计划投资均应当实施双控制。对生产能力和投资额划分项目审批权办法进行大力调整改革，并根据国家在不同产业上的相关政策，运用相对集中管理对需要控制发展的产业进行控制管理，针对大力扶持的企业，则适当放宽审批权限。根据行业的不同拟定不同的经济规模标准并严格按照标准落实执行[2]。为了使计划的质量得到提升，使其严肃性得到展现，国家可以将投资计划的执行落实情况纳入到经济工作的考核中。投资资金管理体制可以说是投资体制中非常重要一部分，同时它也是计划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投资资金的使用、筹集以及回收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以及方法均属于投资资金管理体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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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图书资料信息化使用价值关键

0引言

图书资料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一种特定的不断发展着的知识传播工具。这种工具用于表达思想、积累经验、保存知识和创造先进文化。“创造”是它崇高的、最终的目的。这种“创造”按照一定的体例，系统地将图书资料信息记录于一定形态的材料之上，并将其知识内容转化为一定的形式和符号(文字、图画、电子文件等)。这种“转化”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一步一步走向简洁化、规范化和现代化。造纸技术使图书的装帧形式逐渐由简策式发展到卷轴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以抄写为手段的复制方式，使装帧形式又由卷轴式发展为册页式；特别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使图书信息资料发生了质的飞跃，使图书大量产生并变为信息资源的理想成为现实。

如何发挥院系图书资料这种“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从而提高其使用价值呢?最关键有效的途径就是使图书资料信息化。何以谓之，析其如下：

1图书资料信息化可以盘活院系图书资料的存量，充分发挥其整体资源的作用

院系资料室藏书以图书、期刊、报纸等纸质文献为主。这些纸质文献通常是摆放在书架上。但有些或因出书年代久远、书架容量限制而被打入“冷宫”；或因管理人员的调换而长期被“冷落”……一句话，它们的存在被忽视，价值被埋没，它们成了一堆可有可无的“死书”。这既是这些书籍的悲哀，也是图书管理人员的罪过。

图书资料信息化就是按照现代信息管理的具体要求，运用电脑、网络等载体和手段，把多年汇集起来的、处于长期“休克”状态的各种各样的图书资料激活，把沉淀的、片断的、零碎的图书资料信息变成活跃的、有条理的、系统的现代信息。又通过电脑网络建立发散型的信息传输通道，可以把这些经过整理的图书资料信息非常流畅地输送给相关的老师和学生，只要他们一打开电脑，这些信息就能快速、全面、具体地呈现在他们的眼前。

院系图书资料室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能够拥有全国乃至国际某些专业学术会议等的非正式出版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①学科动态方面的最新信息。②教学科研的进展情况，教师先进的教学科研经验和成果如本系出版的图书讲义、练习册、科研报告等。学生学习、科研的体会、获奖情况和建议等。这些非正式出版的资料看起来显得粗糙、零碎、欠成熟，但它具有新生性、预示性、生动性。

院系图书资料室通过计算机网络建立网络中心数据库，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及时为读者提供所需的文献信息，并使这一系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纵横交错、相互贯通、有相当规模的情报信息联合体，组成既有各专业资料室文献馆藏的分目录数据库，又有图书馆与各专业资料室馆藏的联合目录数据库，如此，一切孤立的、呆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图书资料便在一瞬间变成了“文献资源共享”中闪耀个性光辉的、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从而可以使整体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实现其最大的社会价值。

2图书资料信息化可以为教学和科研人员提供最快捷、最直接的图书资料服务

院系图书资料室汇聚了丰富的专业文献资源，具有专、精、深等藏书特点，被人誉为教师掘“金”的富金矿山。传统“沉寂”的纸质图书资料不能满足进入现代化阶段的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的急切需求，再加上它分类的有可能不科学性等多种原因，常常使教学和科研进展受到严重影响。院系图书资料室要改变这种落后现状，实乃当务之急，责无旁贷。

2.1按专业对图书资料进行分类，加强信息服务鲜明的专业特色院系图书资料室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专业教师。专业的特点在一个“专”字上，“专”有“专”的概念，有“专”的内容，有“专”的系统等。图书资料信息化不仅可以通过电脑网络信息系统的某种设计功能对现有的纸质资源进行专业分类，还可以对某一课程、专题，采用类似的方法整理相关资料，有条件的单位，还可以把图书资料中的相关内容摘录出来，按专业或课程的相关内容分类……如此，院系图书资料就建构了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新的专业检索系统。这个检索系统可以帮助专业教学和科研人员按图索骥，能够帮助他们非常方便、准确地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资料。

2.2利用网络资源及时、主动地向相关教师传输相关图书资料信息传统的院系图书资料室是坐等教师上门来查阅资料。教师亲自来一趟，往往比较耗费时间。有些难查的资料甚至要来几趟，要花费几天的时间。或因为没有具体“目标”，或因不熟悉图书资料的存储规律，只能手忙脚乱地东翻西找，有如大海捞针，十分茫然，浪费了更多的时间。院系图书资料室可以建立与教师双向互动式的文献信息交流渠道。教师教学和科研需要什么资料，只要在网上发出要求信息，图书资料室就可以及时地向其提供准确可靠的文献信息，让其集中精力投入到具有创造性的教学科研的实践中。

2．3开发利用互联网的信息资源，捕捉、收集并综合各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信息某一个专业或课程要走在现代科学的前沿，要取得某种成功，就必须得到其他专业和课程知识的鼎力支撑。从事专业课程教学和科研的教师，常常容易一头钻进自己业务领域的深处而无暇顾及其它专业和课程的发展。面对此状况，院系图书资料室应该综合各学科、专业的最新学术动态信息，选择链接优秀的教学和学术网站进行超级链接，科学地鉴别、筛选对本学科发展有价值的网络信息，并编制成针对性很强的专题索引和数据库等及时公布在信息栏中。

3图书资料信息化可以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

3．1图书资料信息化有利于促进图书资料管理队伍的整顿和整体素质的提高院系图书资料室作为教师教学和科研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过去不少高校在配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方面却把其当作一种“关系户”的“照顾岗”。因此，高校教学和科研现代化的进程亟待图书资料管理部门加强和提高其队伍的整体素质与信息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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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投资银行金融中介交易费用产业组织委托―

近20年来，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下，投资银行业完全跳开了传统证券承销和证券经纪狭窄的业务框架，跻身于金融业务的国际化、多样化、专业化和集中化之中，努力开拓各种市场空间。这些变化不断改变着投资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已形成鲜明而强大的发展趋势。现达的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而作为资本市场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的投资银行则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投资银行在现实经济中的作用

投资银行是充当资本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的中介，从事证券承销、证券交易和企业并购等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

投资银行的实质是资本市场上的金融中介，或者说，是使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与筹资者相互连接促成资本交易的中介人。作为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投资银行帮助证券发行人（资金需求者）设计和发行金融工具，将从发行人处购买的这些金融工具出售给社会投资者，从而将资本需求者与供给者连接起来。它既为投资者推荐、寻找适合的投资机会，又为资本需求者筹措到所需的资本，是促成资本交易的中介人。

二、投资银行发展的理论依据及应对策略

1.交易费用理论在投资银行产生及存在过程中的影响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是制度的源泉。其创始人科斯把它定义为“运用市场机制的费用”，其中包括了人们在市场上搜寻有关价格的信息、为了达成交易进行谈判和签约,以及监督合约执行等活动所花费的费用。

交易费用理论说明了投资银行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即投资银行正是为了降低资本市场中交易主体的费用而应运而生的。作为资本市场中介的投资银行，其业务集中于资本擅长的总量增加和存量调整方面，其角色是在投资者和筹资者之间、买方和卖方之间、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中介人。作为资本市场中的专业机构，其为委托人在资本市场中筹资、投资、并购的业务提供专业服务，从而降低委托人的交易费用。

2.产业组织理论在投资银行经营规模构建过程中的作用

产业组织理论是研究产业内企业间竞争与垄断的应用性经济理论，其核心问题是在市场机制下保护竞争活力的同时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寻求资源最合理分配的市场秩序。对市场集中影响较大的是卖者的集中，而决定卖者集中程度高低的最基本因素是该产业的市场规模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规模经济是指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分工、专业化以及技术因素。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规模经济原理，任何投资银行组织在竞争的压力下，都力求把自己的经营规模扩展到最佳水平，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其生产成本和流通费用。这已经为世界各国投资银行发展现实所证实：现资银行主要从市场规模、企业规模和业务范围三个角度入手，有效的扩大经营规模，实现规模经济。

3.委托―理论在投资银行组织结构模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委托―理论认为，如果人能够完全为委托人利益行事，则这种关系不会产生额外的成本，也不存在所谓的问题。然而，人与委托人毕竟是不同人，且他们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不对称：利益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为了防止人损害自己的利益，需要通过严密的契约关系和对人活动的严密监督来限制人的行为，但这样做必然会付出成本，即委托人为限制和监督人行为所付出的费用；二是约束成本，是指人引起行为受到限制或约束，不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而导致的损失或投资机会的丧失；三是净损失，即在委托人监督不了而人又不能自律的情况下给委托人造成的损失。这样就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有效的约束人的行为，又能激励人按委托人的意愿和目标而努力工作从而大大降低成本的企业制度安排。委托―理论说明了现资银行对其组织形式的理性选择。投资银行的组织形式从最初的无限合伙制、有限合伙制，发展到现代的股份制，走过的正是一条降低成本、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追求高效的道路。

4.竞争力理论在投资银行核心竞争力上的运用

竞争的实质是对资源的争夺，竞争力就是竞争主体争夺资源的能力。根据竞争主体的不同，可以把竞争力分为以下三个层次：一是企业层面上的核心竞争力，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核心产品、核心技术和核心能力；二是产业层面上竞争力，包括国家之间同一产业的竞争力和一国之内不同产业之间的竞争力；三是国家层面上的竞争力，包括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这三个竞争力层次紧密衔接，前一种构成后一种的基础。

从而，竞争力理论说明了首先我国投资银行应从自身的核心产品或核心业务出发，加强金融产品的创新，提高在核心产品或核心业务上的核心能力；其次应加强我国投资银行业与其他产业的联动效应和协同效应，充分分享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利益，并提高与国外相同产业竞争时的整体竞争力；最后应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健全我国投资银行业发展的经济、法律环境。

参考文献:

[1]（美）赫伯特.E.杜格尔，弗朗西斯.J.科里根著：《投资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Robert Lawence Kuhn.《Investment Banking: The Act and Science of High-Stakes Dealmaking》 New York:Hacpec & Row Pubulisher,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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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个股投资，项目风险度量，BP神经网络算法:实证分析

 

BP神经网络算法在个股投资项目风险度量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度量个股投资项目风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目前的大部分研究方法都没有考虑个股投资项目风险的非线性复杂特点。本文通过BP神经网络算法，对个股投资项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利用BP算法具有很好的预测精度，能有效地提高个股投资项目风险度量的准确性。

关键字：个股投资；项目风险度量； BP神经网络算法：实证分析

1引言

Eugene F.Fama(1970)的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认为，如果证券市场在价格形成中充分而准确地反映全部相关信息，则称该市场是有效率的。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由于股票行市受市场层次、行业层次和公司微观层次等因素影响，其内部规律非常复杂，周期变化无序。同时我国资本市场个人投资者的比例高，相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投资者个人心理状态不同毕业论文提纲，风险承受能力差，专业水平低，尤其是非职业股民由于受时间、空间上的限制，往往无法长期关注股市动态和发展，同时出于追逐利益的目的以及本身缺乏风险意识以及缺少信息的原因，使得投资者普遍抱持着投机心理，产生了跟庄行为，由此导致“羊群效应”的发生。“羊群效应”是行为金融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当采取相同策略（买或卖）交易特定资产的行为主体达到或超过一定数量。这种投资者结构以及投资者行为的特点使得中国股票市场的股票行为具有了不同于成熟市场的特点论文提纲格式。所有这些给股票风险分析提出了新的课题。目前的诸多相关研究，其融合了诸多学科中的理论精华，并结合现代个股投资项目风险的特点，迄今在业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如主成分分析法、多元回归方法等，但这些方法大都没有考虑个股投资项目风险非线性复杂特点。

因此，本文从个股投资项目风险度量建模的具体情况出发，采用神经网络算法，应用MATLAB仿真软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且通过与多元回归方法对比得到了，在具有复杂特点的个股投资项目风险管理中，BP神经网络算法具有很好的预测精度，能有效地提高个股投资项目风险度量的准确性。

2 BP神经网络

BP(backpropagation)神经网络是前馈型神经网络的一种，其是建立在梯度下降法的基础上的，学习过程(训练)由正向传播和反向传播组成。在正向传播过程中，输入信息从输入层经隐含层逐层处理，并传向输出层。每一层神经元的状态只影响下一层神经元的状态。如果输出层得不到期望的输出毕业论文提纲，则转入反向传播，逐层递归地计算实际输入与期望输入的差(即误差)。将误差信号沿原来的连接通道返回，通过修改各层神经元的权值，使得误差信号最小。

图1：三层神经网络模型

在图1中，输入向量为；隐层输出向量为；输出层输出向量为；期望输出向量为。输入层到隐层之间的权值矩阵用V表示，，其中列向量为隐层第j个神经元对应的权向量；隐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值矩阵用W表示，，其中列向量为输出层第k个神经元对应的权向量。各层信号之间的数学关系如下：

对于输出层，有

k=（2﹒1）

k=（2﹒2）

对于隐层，有

j=（2﹒3）

j=（2﹒4）

由于标准BP算法存在一些缺陷：

（1）易形成局部最小而得不到全局最优；

（2）训练次数多使学习效率低，收敛速度慢；

（3) 学习过程出现假饱和。

另外，网络隐含层数及隐节点的选取缺乏理论指导，网络训练时学习新样本有遗忘旧样本的趋势。因此，我们采取如下措施进行改进：

（1）增加动量项

令，称为动量系数，一般有。

（2）输入数据处理

在输入数据的标准化方面，输入数据太大，容易导致模型无法收敛，所以将输入数据变换为[0,1]区间的值，其公式如下

其中，代表输入数据，代表数据变化范围的最小值，代表数据变化范围的最大值。

（3）学习速率的调整

令

K为训练次数，为网络均方根误差毕业论文提纲，这样保证一个近最优的学习速率，从而得到比标准BP算法更快的收敛速度论文提纲格式。

3实证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和讯网国内工业运输行业个股投资价值财务得分表，数据截止到2009.12.18（hexun.com/quote.hexun.com/stock/icb.aspx?code=2770&name=工业运输）部分情况见表1。

表1：个股投资项目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成长性指标

净利润增长率

资产增长率

资本增长率

每股收益增长率

财务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债务资本率

股东权益比率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长期资产适合率

现金流指标

每股现金流量

经营现金流与负债比

现金流量比率

净利润现金含量

经营能力指标

销售收入增长率

应收帐款周转率

存货增长率

营业周期

盈利能力指标

总利润率

净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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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行为金融；证券投资；后危机时代；投资策略

一、概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投资者日益成长为证券市场上真正的主体，也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其投资行为日益受到关注，投资者投资行为的规范程度对于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不过，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看，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投资的高投机性问题显著，投资过程中还存在着过高的换手率问题，导致整个证券市场频繁波动，“短线为王”成为当下我国证券投资的流行观点。这种投资理念使得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并导致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存在诸多异动。

行为金融源于现代金融理论，近年来，其在指导证券投资方面的作用凸显。实际上，通过对传统金理论“理性人”假说的改造和突破，该理论能够有效解释当前金融市场的非理性行为。行为金融代表着金融理论的发展方向，应用该理论对中国证券市场现状进行分析意义重大。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后危机时代的背景，对行为金融理论进行梳理，进而分析在该理论指导下证券投资的策略。

二、行为金融的由来及发展

行为金融以应用心理学研究为工具，通过分析金融市场行为，能够更加逼近真实市场行为，应用前景广阔。基于有限理性、有限控制力和有限自利三大原则，行为金融学对金融活动中存在的大量的非理性行为进行了解释，认为人们的认知、感情等心理特征都会倒是市场非有效性。在研究金融市场“特异性”过程中，人的有限理性被引入，通过分析微观个体行为及其心理、社会动因要素，资本市场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可以进行更加有效的分析。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市场存在短期证券价格，动力效应、长期市场价格逆转和波动性高等现象普遍存在。随着环境变化，投资者并非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后悔、过度自信、缺少反应能力等心理因素往往会导致自身的行为偏差和反常现象，金融市场的“特异性”实际上总是存在。而当前的大量事实也证明，投资者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直接影响投资效果。因此，复杂金融市场的研究必须考虑人性的复杂多变性，自此，以投资者的心理因素为基础的行为金融理论体系初步形成。该理论主要基础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认知偏差理论，该理论主要研究人们的经验主义会导致投资错误，复杂问题往往使得投资者存在认识限制，缺少对问题的最优分析，这种直观推断法使人们处理问题能够更加简便，但容易导致失误。二是期望理论，该理论主要基于实验对比，认为多数投资者是行为投资者，且其投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其投资的效用函数也并非单纯的财富要素函数，也并非完全的风险规避型。三是行为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投资者要考虑整个投资组合而非单个资产的风险决策分析，同时要着重考虑不同资产的相关性。这是现实投资者基本无法做到的。

三、投资策略及注意事项

行为金融学对传统金融学理论进行了改造，对于指导投资实践也有一定的作用。不过，限于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其并没有发展为完全的普遍应用的理论。后危机时代，我国证券市场的不确定性相比以前加大，在此背景下，该理论的发展，为后危机时代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策略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主要的投资策略和应注意的要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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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 有效市场假说诞生来，已成为现代金融理论的重要基石，然而现代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无效率现象，使得标准金融学的理性分析框架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行为金融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了emh的权威地位。  

 

一、有效市场假说（emh）的基础及其异象 

1．emh理论基础 

有效市场假说是标准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基石，根据有效市场假说，所有的可以获得的信息都已经在价格中体现了，市场上没有人能够获得持续的超额收益，证券市场上表现出来的价格就是证券内在价值的最好估计。 

有效市场假说的假设基础有三：“经济人”假设：投资者都是理性的；随机交易假设：即使存在不理性的投资者，但由于他们的交易都是随机的，之间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也不足以影响资产的价格；有效套利者假设：即使存在不理性的投资者，且他们的交易也不是随机的，但是当他们遇到理性的套利者时，会被消除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2．与emh不符的异象 

emh在20世纪60、70年代，得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却出现了股价异常现象，与有效市场假说相矛盾。这些异常现象主要有：基本面异常、日历效应、规模异常等。 

基本面异常主要指的是从历史数据来看，投资价值型的股票比投资增长型的股票拥有更高的收益率。日历效应是证券市场上存在时间最长久的一种异常现象。对日历效应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一月效应、月末效应。规模异常是指根据实证研究发现，投资小盘股的收益率通常比投资大盘股的收益率高。 

二、行为金融学对emh的修正 

1．对emh理论基础的修正 

首先，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理性人”假说很难成立。该理论认为现实中投资者都容易受情绪的影响，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是主观判断。中小投资者容易被证券分析机构和分析师的意见左右，不会分散投资，经常自以为是地交易或频繁变更投资组合。这些行为都是非理性的。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随机交易假设也不成立。kahneman指出，人们的行为偏差其实是系统性的，许多投资者倾向于在相同的时间买卖相同的证券。该行为产生的“羊群行为”，使资产价格进一步偏离其价值。 

对于有效套利者假设，shidfer认为套利行为对价格的修正力量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mullainathan 指出套利本身具有风险，套利能否成功不仅要取决于是否有完美的替代品存在，还取决于套利的期限，如果这两者不具备，套利就会失败。 

2．行为金融学对emh的创新 

（1）行为金融理论对emh的范式转换 

行为金融理论与emh有不同的范式基础。emh的范式基础是以人的决策基于理性预期、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相机抉择等为假设前提，同时认为市场是有效的，理性的投资者总是能抓住每一个由非理性投资者创造的套利机会淘汰非理性投资者；继而运用均值一方差的风险测量方法最终确立投资者的最优决策。但是行为金融理论的范式认为，人的实际决策过程并不能很好地遵从于最优决策模型。因此，不但需要讨论人们应该如何最优决策，而且需要建立一套能够正确反映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和市场运用状况的描述性模型来讨论投资者行为。行为金融理论范式认为人的行为心理决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行为金融理论对emh的理论创新 

目前为止行为金融虽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其理论先行者在行为金融理论的范式基础上，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一些理论创新，这其中主要有行为组合理论与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sv与dhs。行为组合理论是在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现实中投资者实际构建的资产组合是基于对不同资产的风险程度的认识及投资目的所形成的一种金字塔状的行为资产组合。bsv和dhs 模型主要是用来解释反应过度与反应不足的。 

（3）行为金融理论对emh的方法变革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决策者的偏好一般是多面易变的，这种偏好常在决策过程中才形成；决策者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他们根据决策的性质和环境的不同选择过程或技术；决策者寻求满意的而非最优解，更趋同于满意原则而不是最佳原则等。行为金融理论在借签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投资者行为心理决策中的一些特点，如回避损失和心理会计、过度自信和控制幻觉、锚定效应和羊群效应等。行为金融理论通过对投资者行为心理决策的分析，成功地解释了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动量效应、季节效应、小公司现象等各种异常现象。行为心理决策分析方法也成为行为金融理论有别于现代金融理论的显著特征。 

三、结束语 

行为金融理论已经从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三方面对金融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尝试。行为金融理论并不拒绝现代金融理论中的一些健全和合理的概念，某些行为金融的理论模型正是在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正是一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扬弃过程。尽管目前行为金融理论还有很多缺陷，研究的范围还相对狭窄，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无疑行为金融理论是顺应科学范式的转换趋势的，代表了金融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柳思维,刘根凤.有效市场理论及其作用、缺陷和发展趋势.商业经济与管理.2003(1):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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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国际商务的许多研究都作为国际化阶段理论的对立面出现。本文以中国纺织企业为基础，以实证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过程。结果表明，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按阶段进行，但并不必然依照国际化阶段理论的预期。

关键词：阶段理论；纺织企业；国际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9-0010-06

一、理论回顾

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可以聚焦于验证企业国际化扩张的模式。关于度量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文献并不广泛，并且彼此各不相同，也很片面。所提出的模式通常是被观察企业行为的反映。例如，瑞典研究者发现了瑞典企业先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扩张的模式。Yip，Javier & Monti (2002) 确定美国企业国际化时采用如下模式，即先是加拿大、英国、墨西哥、德国、法国，然后是亚洲国家。加拿大企业国际化时先进入美国市场，后进入其它国家［1］。Davidson(1983)发现美国企业国际扩张时的先后顺序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德国、比利时、墨西哥和意大利［2］。

企业国际化的模式也可以定义为在东道国投资的类型。Hennart & Park (1994)在研究了日本汽车制造商的投资模式后发现，绿地投资比起其他任何投资方式应用得更加广泛［3］。Stopford & Wells(1972)发现，当商业活动关乎跨国企业的核心业务时，相对于完全的自有资金投资，合资的形式则较少地被采用［4］。Caves & Mehra(1986)分析了138家非美国公司通过新建投资进入美国，而不是兼并或收购［5］。Gatignon & Anderson(1987)用三种模式分析了1 267家公司的进入决策，这三种模式包括完全自有资金投资和其他两种形式的合资［6］。就新建投资和合资而言，Kogut & Singh (1998)试图通过对跨国企业本国文化的研究来找出公司投资偏好的模式［7］。还有一部分学者强调某些行为变量作为国际化的驱动因素，认为在某一时点这些变量的组合会影响进入模式的选择。当这些变量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改变时，进入模式也随之改变，形成一个有时间性的国际化流程，就是所谓的建立链（establishment chain）。有些研究显示，国际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会是渐进性的、从低涉入模式向高涉入模式发展（Welch & Luostarinen,1988）。

资源基础论认为，进入模式的选择，就是一种企业对资源配置与运用方式的选择。资源在国际化中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组织所拥有资源的多寡、资源的特性与资源的发展。许多研究指出，小型公司可支配的资源较少，因此在进入模式的选择上会受到限制；反之，规模较大的公司，拥有的资源较多且广，对于进入模式的选择空间更大，并更倾向使用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的模式，例如设立子公司。研究者研究是否有某些特定的资源对于海外进入模式的选择影响较大。其中，人力资源是影响海外进入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若是缺乏拥有适当技术与知识的人才，国际营运会受到阻碍。另外，领导者也会对进入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有研究显示，组织的进入模式会进入下一阶段通常发生在领导者替换时，有时甚至产生“蛙跳”的情形，越过数个阶段，直接进入涉入更深的直接投资。最后，国际化各阶段所产生的结果，会影响到国际化营运中资源取得与资源发展相关的决策，例如东道国的选择［8］。

本文将更多地关注Johanson, Vahlne以及欧洲的学者们一直关心的模式。这些研究者们关注的是本国企业向东道国市场具有个性化的扩张模式。之后，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二、研究框架

Johanson和Vahlne以单个企业的发展为研究中心，特别是聚焦于逐渐的获取、整合及使用国外市场和经营的知识，聚焦于对国外市场持续增加的承诺，以在Uppsala大学对国际企业的研究的实证观察为基础，提出瑞典企业通常以很小的步伐建立他们的国际化经营，而不是在某一时间上进行大量的国外生产投资，并进一步指出企业国际化应被视为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市场范围扩大的地理顺序，通常是本地市场地区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场全球市场。二是企业经营方式的演变，最常见的类型是纯国内经营通过中间商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分部海外生产。此即为国际化阶段理论的基本内容。

Johanson和Vahlne通过对瑞典特种钢企业及造纸企业的观察，提出了一个描述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动态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一个决策的结果或事件的一个循环构成下一部分的投入。即国际化当前状态是解释下一个国际化步骤的重要因素。如下式所表达的：Δ1=f（1……），其中，1=国际化状态。

Johanson和Vahlne所考虑的状态方面是对国外市场的资源承诺，即市场承诺和关于国外市场和经营的知识。变化方面是投资的决定和当前企业活动的业绩。市场知识和市场承诺被假定影响投资决策和所从事的当前活动，这些又依次改变知识和承诺。在模型中，假定企业力求增加其长期利润，并假定等价增长。企业也努力使风险处于最低水平，这些努力被假定是企业所有层次决策的特征。考虑到这些前提和构成决策框架的经济和企业因素的状态，模型假定国际化状态依次影响投资决策和当前活动预期的机会和风险。

在Johanson和Vahlne关于国际化扩张模式的研究中，“模式”暗含着“区位选择”（Johanson &Vahlne，1977）。Johanson和Vahlne（1990）指出他们所观察的模式与区位和认知因素相关。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区位因素与认知过程完全不同还是两个因素可以混淆？例如，斯堪的纳维亚企业国际化时所选择的地理进入顺序是基于区位和认知因素，国际化决策是认知因素，感兴趣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区位因素。区位因素包括以地域为基础的方面如母国与东道国的特征、国外市场的距离和其它一些与区位相关的因素。在上面的例子中，国际化决策被看做是认知上的选择。无论如何，国际化倾向或许与区位相关。这个关系既可以通过社会因素如法律也可以通过民族因素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与某一个市场有很长的贸易历史，这种贸易遗产或许会植根于社会文化。相反，一个企业的位置可以影响到企业管理者对于国际化的接受程度。也就是说，按照Johanson和Vahlne的观点，区位与选择高度相关。

地理上的进入顺序的选择并不是Johanson和Vahlne所考虑的唯一问题。所考虑的其它问题包括“知识”和“心理距离”。知识包括默会知识和显性知识,并且都受到知识的获得和传达条件的影响。这个定义考虑到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清楚地表述和理解的知识，也包括了另一范畴的知识，即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但在一些环境下不能系统表述或传达的知识。这种知识即是默会知识（Szulanski，1984）。知识的传递受到传递者和接受者的认知的影响［10］。知识的本质植根于地域，因此，很难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知识的区位特征也阻碍了另一个国家的公民来理解、传递和接受特定的知识。而人们认知的局限性或知识传递者和接受者的视野也会限制或影响知识积累和传递的难易（Cyert & March，1963；Szulansk，1984）。

Johansonh和Vahlne（1990）的研究从企业所拥有的关于外国市场、国际化过程和组织知识角度考虑了认知。他们的研究也考虑了母国和东道国的心理距离如何影响知识的获取［10］。优泼萨拉模型基本上认为这是一个渐进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被看做是企业走向国际化时所经历检验和错误的行为过程。另一个观点是企业所经历的是一个学习过程，并且通过学习获得关于国外市场存在的机会和问题的知识。新信息按现有的理解力、企业内部化过程、单循环学习过程进行加工，或者企业可以按照新知识改变企业内部化过程来整合新知识。之后的变化是双循环过程。第三个变化，无论Argris & Schon还是Johanson & Vahlne 都没有考虑到的是这个循环往复的学习过程。这是企业获得新知识、整合新知识的内部化过程。无论企业采用什么方法获得知识，研究显示多样化市场的不同对国际化知识积累产生正面影响。

Johanson和Vahlne（1977）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心理距离进行了定义。最初的定义是“阻碍信息在市场之间流动的因素组合”。后来的定义是“阻止或妨碍信息在潜在的或现实的供应商（母国）和顾客（东道国市场）之间流动的因素”（Nordstrom & Vahlne，1992）。这个概念最初由瑞典企业用来增加对国际化模式的理解（O’Grady , Lane，1996）［1］。Hornell, Vahlne, Wiedersheim-Paul在1992年指出心理距离对瑞典企业的国际化模式有实质的解释力。

心理距离有植根于它自身环境的区位特征。例如，我们通常认为亚洲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并存在距离。在决定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征时，区位是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它能够组成或影响心理距离的区位因素是教育、文化和产业发展。

心理距离也具备影响选择的认知方面的因素，包括教育、文化、语言和商业活动（Johanson & Vahlne，1977）。这些因素中有许多与人或与社会相关。例如，中国人讲汉语，日本法律有许多方面区别于西方的法律体系。

综上所述，区位和认知因素在心理距离中相互影响。教育、文化、语言和法律都包括区位和认知，每一个因素的程度依赖于所检验国家的环境。

选择也是由知识驱动的。当一个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积累了更多的知识，它会构思与国际化初期不同的选择和战术。如果关于东道国市场的知识很难整理，那么获得信息的成本会很高。考虑到一个特定国家的知识的影响，距离只增加成本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企业来说，最初的地区化、聚焦于收集实际距离和心理距离都与母国市场最近的东道国市场的知识是比较合乎逻辑的。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中国纺织企业在国际化扩张时应先进入与其母国地理上最接近的国际市场。

假设2：中国纺织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先进入文化上与母国最接近的国际市场。

假设3：随着企业关于国际市场的知识和经验的增加，企业将进入距离母国较远的国家。

假设4：中国纺织企业将根据目标东道国的心理距离，从最近的东道国到最远的东道国顺序进行国际化经营。

假设5：中国纺织企业将随着进一步的投资和市场适应而增加的卷入程度和承诺顺序进入国际市场。

三、研究设计

1．使用方法说明

根据本研究理论验证和数据的特征，需要一个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本文中，一些度量措施在两方面与参数假设发生冲突。首先，在分析中所使用的大多数数据是按等级排序的序列，这表明数据不能被内在假定为正态的，进而，参数的描述方法不能准确地概括变量的信息。其次，一些变量的样本规模很小，考虑到比较小的样本规模，进而验证变量是正态分布的假定是不可能的。考虑到检验的特征和数据的类型，本文将使用几个非参数方法，序列对比将是最主要的检验方法。

2． 样本

本论文研究所使用的样本主要是总部在中国、具有国际经营业务的纺织企业。为研究方便，本文以国家工商局提供的2004年规模以上纺织加工企业名录为基础，共有企业1 180家，国家样本的选择以霍夫斯泰德关于国家文化研究的样本为标准。

3． 变量

为完成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所需要的信息包括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扩张历史、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国家之间的心理距离、企业进入的国家数。下面对所需要的信息进行详细说明。

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是一个绝对变量，既然企业的样本限定于总部在中国的中国纺织企业，那么对每一个东道国的地理距离可通过计算两国首都的距离来测算。考虑到地理距离的定义和本论文的限定，测量应当是北京和东道国首都的距离。例如，如果一个中国企业扩大它的销售到日本，那么日本首都东京和北京的距离就是本研究所指的日本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其距离是1 064海里。

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是一个无形的指标，因而不能直接测量。但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概念上的度量，本论文主要使用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模型对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进行测量。所使用的指标包括个人主义、男性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权力距离。

关于国家之间心理距离的验证，本研究采用Nordstrom&Vahlne(1992)和Johanson&Vahlne(1977)关于心理距离的定义。这个定义需要使用母国和东道国的如下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的教育水平、贸易、语言及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由于先前的研究没有为心理距离建立确切的维度，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用一个数字来定义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心理距离。

经验知识与一个企业所拥有的有国际化经验的国家数相关，本论文采用一个企业所进入的国家数来度量企业的国际化经验。

4． 序列的确定

（1）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实际市场进入顺序

样本和变量确定之后，就可以为每一家样本企业汇编市场选择顺序列表

基于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的特征，可产生两个列表：内向国际化的市场选择顺序和外向国际化的市场选择顺序。从1 180家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过程看，几乎所有企业都经过了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两个发展阶段，内向国际化以技术设备的引进、建立合资企业和技术合作为主；外向国际化目前仍以产品出口为主，少部分企业已开始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

企业国际化扩张过程中，对实际进入东道国的总体排列顺序，可采用如下方法进行计算：对于样本中的每一个国家，把每一个样本企业对其进入顺序进行相加，对没进入该国的企业统一赋值，本研究中，中国纺织企业进入的国家总数为33（剔除霍夫斯泰德国家样本中没有的国家），因此，对于没进入该国的企业赋值34，之后除以1 180，以计算出每一个国家的平均进入顺序指数，值越小，表明进入越早。以此产生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的选择顺序列表，并与下面计算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各列表进行相关分析。

（2） 地理距离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的确定方程

两个国家地理距离的确定可用两国首都间的地理距离来代替。首都间地理距离使用由三角学计算的真正的海里来确定，把经度和纬度结合起来，极坐标转换成笛卡尔坐标，方程如下：

X=RCOS（经度）×COS（纬度）（方程1）

Y=RSIN（经度）×COS（纬度）（方程2）

Z=RSIN（纬度） （方程3）

国家之间地理距离可以计算为：

R为地球半径。

按照各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由近及远进行排序以产生地理距离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序列。

（3） 文化距离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的确定方程

国家之间文化距离的确定采用霍夫斯泰得维度来度量，文化距离是由Kougut & Singh定义的霍夫斯泰德维度的综合体。可用如下方程进行计算：

本研究中CDj表示第j个国家对中国的文化距离，Iij表示第i个文化维度、第j个国家的指数，Vi是第i个维度的指数的方差，C表示中国，可按此方程计算各东道国对中国的文化距离并由近及远进行排序，以产生文化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的预期市场选择顺序序列。

（4） 心理距离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的确定方程

心理距离采用Johanson & Vahlne (1977)的定义。为了确定心理距离，可采用主成分分析。在Nordstron & Vahlne（1992）的研究中，心理距离的因子可定义为文化距离、教育、经济发展、商业语言和贸易，分别用文化距离指数、学生数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讲英语人口和贸易依存度等指标来衡量，由于讲英语人口各国没有统一的统计标准，因此在本研究中，用高等教育入学率来代替。同时，各国人口数量不同，学生数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教育现状，因此，本研究采用成人识字率来代替。

（5）在本研究中，中国纺织企业的“知识”与管理者的国际化经验水平相等，用企业所进入的国家数来度量。之后，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距离对比。

5．数据来源

每一个企业的数据通过不同的方法获得，包括公司年报、给企业主管的E-mail、对公司管理者的电话访问，及对企业的实地调查。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4年。

四、结 果

在本研究中，对各序列进行简单对比是不够的，使用斯皮尔曼相关来检验序列的相似性是必要的。皮尔逊相关或其他相关模型的使用在本研究中是不合适的。因为本研究中各序列所提供的只是一个顺序的范围的数据，各数据间的间隔范围并不相同。我们只知道X1大于X2，但不知道大多少，因而采用斯皮尔曼相关来进行数据分析比较合适。之前对两个变量做散点图，发现变量之间的关系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曲线趋势，因而可对其进行相关分析。使用SPSS12．0软件,省略分析过程，分析结果如表1。

关于假设3的验证，对样本企业进行聚类分析，为研究方便，在此，对结果进行重新定义，1=国际化水平低的企业，即本土的，样本数28；2=国际化水平中等的企业，即多国的，样本数为10；3=国际化水平高的企业，即国际的，样本数为2。考虑到由文化距离代替的国际化距离，使用SPSS12．0版软件对三组分类进行幂检验，省略分析过程，结果如表2。

最后，关于假设5的验证，在所调查的1 180家企业当中,在海外拥有生产设施的企业,全部按照阶段理论提出的顺序方式建立,即全部按照通过中间商出口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分部海外生产的顺序建立,没有一例是从纯国内经营直接建立的,另有23%的企业仍处于间接出口阶段。因此，可以说，中国纺织企业是按照渐进的方式逐

渐增加其市场卷入。

五、结论分析

经典的国际化阶段理论被假设为一个没有考虑到产业、文化或国家区别的普遍的概念，国际化过程的基本原则被认为是普遍的影响来自所有国家和文化的企业的经营模式。在这一点上，本论文的结果与经典国际化阶段理论有些不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其它国家的企业国际化相比，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是在两个特殊条件下展开的：（1）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属于后发展型跨国公司，在竞争优势、外国市场的进入方式和所有权结构等方面与先发展型跨国公司有明显不同；（2）中国是一种过渡经济体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和企业都面临着逐渐转变职能，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问题。中国纺织企业与中国其它企业一样，面临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企业改革深化，另一方面，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使其在自己的本土上面对国际竞争。因此，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有它不同的特征和路径选择。本论文关于中国纺织企业的大多数检验都证明，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

在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是两个相辅相成、互为影响的发展过程。这是由中国纺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所决定的，也受制于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在市场扩张的地理顺序方面，内向国际化过程与经典理论完全分离。中国纺织企业内向国际化市场选择顺序与地理距离的相关系数是-0．009，P=0．489，即内向国际化的市场选择顺序与地理距离不相关。但内向国际化市场选择顺序与文化距离的相关系数为-0．518, P=0．051,即内向国际化与文化距离呈负相关关系。这是一个另人惊奇的发现，对于其原因的探究必须获取这个特定国家的相关信息，这超过本论文的范围和能力，可作为本论文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中国纺织企业的外向国际化可被认为遵循经典国际化阶段理论的发展模式。其市场选择顺序与地理距离相关，但相关系数并不高，为0．382，说明地理距离并不是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的很好的预示指标，而文化距离表现出是一个比较好的预示指标，中国纺织企业在国际化扩张中，不管是内向国际化，还是外向国际化，都与文化距离相关，但相关性并不显著，为-0．518和0．531。同时本研究还证明 ，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与心理距离基本不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91和0．089,P值为0．395和0．347。 在假设3的验证中，组间均方1．645，自由度12，组内均方0．232，自由度27，组间均方远大于组内均方，Eta值0．936，R值0．711，说明进入国家数与国际化距离之间联系紧密，并且相关系数0．711，存在正相关关系。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当一个企业增加它的国际化技能时，它会进入文化距离大的国家。这个结果支持了国际化阶段理论。

本研究中，知识不是一个普遍的概念，而是遵循Johanson & Vahlne的理论，是关于一个国家的市场特定经验，通过对假设3的验证，我们只能说明市场特定经验知识与中国羊绒企业的国际化扩张相联系，并不能提供包括普遍意识和对国际化商业活动总体理解的知识与国际扩张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按阶段进行，但并不必然完全遵循Johanson和Vahlne的理论，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心理距离并不是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扩张模式中区位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结果与国外许多学者关于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国际化研究结果一致。如Bell(1995)认为，小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没有必要通过“较近”的市场开始国际化，并发现在他的样本中，30%―50%的小企业不遵循国际化阶段理论；Knight，Bell和McNaughton认为，新西兰“天生的全球化”企业也不是以心理距离近的市场为目标；Lamb和Liesch（2002）研究认为，澳大利亚食品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以海外市场承诺的扩张和收缩为特征，而不是如国际化阶段理论所强调的随时间和经验的获得逐渐增加的承诺。也就是说，只要考虑到母国及产业特征的限制，企业国际化过程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Andersen(1993)认为，理论必须要有空间和时间限制的假设和约束。空间限制可以被定义为理论对于特定分析单位的约束条件，时间限制可以被定义为分析所考虑的时间。因此，在时间和空间限制上不够严密，太过于一般化因而使研究不够精确，这是国际化阶段理论的缺陷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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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ennart，Jean-Francois．The transaction costs theory of joint ventures：An empirical study of Japanese Subsidi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Management Science，1994，Vol．37，No．4．

［4］ Stopford，John M． & Wells，Louis T．Managing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New York： Basic Books，1972．

［5］ Caves，R．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orporate strategy and structure［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80，Vol．16．

［6］ Gatignm，Hubert and Anderson E．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degree of control over foreign subsidiaries：An empirical test of a transaction cost explanation［J］．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88，IV:2．

［7］ Kogut，Bruce & Singh，Harbir、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nal Business Studies，1988，Vol．19，No．3．

［8］ Bennito，Gabriel R．G． & Grispsrud，Geir、The expans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Discrete rational location choice or a cultural learning proces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1，Vol．23，No．3．

［9］ Gnomes-Casseres，Benjamin、Firm ownership preferences and host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An integrated approac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0，No．1．

篇9

近年来，人类实际决策行为与现代财务理论框架下的公司价值行为的背离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学者们发现，现实中的“人”会受到各种心理及认知偏差、行为偏差的影响导致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限理性”或是“不完全理性”的。然而，传统财务理论是建立“完全理性”的假设基础上，甚至将理财决策过程完全抽象成没有实实在在“人”参与的理想化过程，或者是将其视为“黑箱”不予考虑。著名行为金融学家Richard Thale（1997）曾这样描述：“金融市场几乎没有人类活动的存在，如果公司部门和金融部门被机器人取代，那么我们在金融教科书中看到的几乎不会有什么变化。”也正因为此，现代财务理论在种种市场“异象”或是“悖论”面前显得无所适从。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将心理学、行为科学以及决策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财务领域，试图将现实中有差异的“人”拉回现代财务理论的研究框架，并逐步开启了对人类实际决策过程的探索，从而产生了研究公司财务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新范式——行为财务。

目前，学者们对“行为财务”的定义多是基于某个单一的角度，如“对证券市场异象的解释”、“拓宽或放弃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财务环境、财务目标和财务主体”等，因其多有侧重而有失全面。本文通过对前人的研究的梳理，认识到：首先，行为财务应该综合考虑各种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对人们实际财务决策行为的影响；其次，行为财务并非是对传统财务理论的否定，其对传统财务的种种质疑或是挑战恰是传统财务所需要修正和改进的地方。此外，追溯行为财务的理论基础发现，行为财务是基于心理学、行为科学、决策科学与现代财务理论相结合解决现代财务理论若干问题的产物。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行为财务”定义为：行为财务是以现代财务理论、心理学、行为科学、决策科学等学科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为基础，强调个人的心理及认知偏差、行为偏差等非理性因素在人们实际财务决策中的作用，并从微观个体行为及产生这种行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及心理动因来解释和预测人类实际决策过程的一种研究范式。

二、行为财务视角下股利分配决策研究现状述评

行为财务作为财务学术界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强调“人”的心理及认知偏差、行为偏差等因素会导致人的非理，其研究成果被广泛用于解释与现代财务理论相悖的市场“异象”或“悖论”。在国内，投资者及管理者非理导致了股利分配现状的非理性，分析投资者及管理者心理及认知偏差、行为偏差显得尢为重要，而国外的学者早前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一）国外研究 国外从行为财务视角研究股利分配决策的研究较早， Limner（1956）基于对28家上市公司财务主管如何制定股利政策的访谈，提出股利行为模型，该模型的核心思想在于公司管理者认为稳定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因受到投资者欢迎将产生现金股利溢价，且投资者对公司增加和减少现金股利的态度是不对称的，因此公司不会轻易改变现金支付的比例。此后，Benartzi，Thaler，Fama，French等学者的研究纷纷证实了Limner的股利行为模型的有效性。Kahneman （1979）和Tversky（1981）提出期望理论，指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同时取决于行为本身以及投资者对管理层决策未来绩效的预期，该理论被视作行为财务的基础。Shefrin和Statman（1985）运用投资者存在“自我控制”的心理偏差来解释投资者现金股利政策偏好。其主要观点认为，公司的支付现金股利有助于投资者从心理上区分公司盈亏状况，增加投资者的主观效用。Baker和Wurgler（2003）放宽MM理论中的有效市场假定，提出股利迎合理论，并对股利溢价进行后续的相关研究。此外，股利迎合理论还能较好的解释为什么公司股利政策随时间发生变化。

（二）国内研究 国内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多数文献仍集中于介绍和总结国外相对成熟的股利政策理论，少量文献运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来验证国内股票市场的非有效性，或是投资者以及管理者股利偏好的非理性。如黄果和陈收（2004）运用Baker和Wurgler的股利迎合理论，分别从投资者非理性和管理层理性两个角度，探讨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形成的行为机理；饶育蕾等（2008）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社会公众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和上市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的关系。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我国股票市场因其形成方式与发展历程都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存在诸多差异，与国外的资本市场发展现状相比，我国资本市场至多是弱势有效性。因此，在分析我国股利政策现状时，不能简单套用西方行为财务理论中的股利政策理论模型和方法，可以借鉴其研究思路和方法，但同时还应该考虑我国特殊政策背景，结合我国独特的股权结构及公司治理模式等方面对股利政策非理性的研究。

股利政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直接影响到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本文将基于行为财务视角，分析国内上市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以及“一股独大”现象普遍存在的特殊实情下，导致投资者及管理者非理背后更深层次的心理及社会根源，旨在认清国内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现状形成的行为机理下，找出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突破口。

三、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现状

股利政策是现代公司管理者所要面对的重要财务决策之一，是公司税后利润在留存收益与投资者回报之间的一种权衡。按传统财务理论，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能向市场传递其经营状况的信息，投资者据此调整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具体将反应在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并最终影响公司价值。因此，国外上市公司通常都有其稳定的股利政策，且不随意变动。与此相比，国内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却表现出诸多的非理性或是不规则。具体表现在：

（一）以现金股利为主，多种股利分配形式并存 现金股利、财产股利以及股票股利是企业实施股利分配的主要形式。我国上市公司除存在上述形式外，还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创造性地推出了形式各样的股利分配方案，主要有派送、派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转送以及配股增资等。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在2007年～2011期间，我国上市公司纯派发现金股利公司数占比55%左右，选择派送、派转等股利分配形式的上市公司也不在少数，占据了10%～20%左右，2008年甚至多达24.62%。

（二）股利政策缺乏连续性与稳定性 稳定持续的股利政策通常视为一种向市场传递出上市公司经营状况较好的积极信息。然而，我国上市公司多数没有一个稳定股利政策，无论是支付方式还是支付比率都显得较为随意，也没有连续性，如表2所示。

（三）特殊股权结构对我国股利政策的影响 美国股权结构最大的特点是机构投资者占据了将近半数的份额，其次是个人投资者，且其持股的目的是为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因此，美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水平大致维持在60%的高水平上。在日本，法人股占据投资市场份额将近70%，且法人间相互持股，旨在同被持股单位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因此日本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低至1%。我国则是存在流通股、国家持股、法人持股、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境内自然人持股、外资持股、境外上市的外资股多种股权形式并存，且只有占据少量市场份额的流通股和境外上市外资股可上市流通，正是这样特殊的股权结构主导着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

（四）分红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 分红不足的标准通常认为是每10股派现不足1元（见表3）。从表1数据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在2007～2011各年中，有将近55%的上市公司选择了现金股利政策。据此统计出沪市A股中选择现金股利政策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三成的公司存在分红不足。

四、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现状行为财务解析

针对传统财务学理论对上述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非理性现状的乏力之处，本文从行为财务的视角，具体从投资者非理性偏好及管理者非理性偏好两方面来剖析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非理性现状背后更深层次的心理及社会动因。

（一）投资者非理性偏好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 行为财务视角下，投资者存在着“示范效应”、“从众心理”“政策依赖”、“处置效应”等认识和心理偏差，会表现出对红利与资本利得不同的偏好，加之国内证券市场的低效率，造成了不同时点上支付股利和不支付股利的上市公司股价的显著差异。依据股利投合理论及市场时机模型，理性的管理者会根据市场上投资者的股利偏好制定其股利政策。结合国内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对投资者心理及认知的深入分析有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非理性现状。

（1）示范效应及从众心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不长，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引起股价的大幅波动，因此部分投资者能够从股价的买卖价差中获取收益，这对其周围的潜在投资者形成了示范效应，纷纷进入股市并寄希望从股价的短期大幅上涨中获得较大收益，而对上市公司低频率且低派现的股利政策较少关注。此外，由于我国投资者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加之获取信息渠道的有限性，以及各种信息噪音的干扰，投资者本身很难依据上市公司的经营信息中形成自身独有的投资理念指导其进行理性投资决策，因此我国股市上“一味跟风”、“追涨杀跌”的现象较为普遍，进而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股价的波动，“示范效应”继续放大使得短期及投机行为更加活跃。在浓重的投机氛围下，投资者多注重短线投资收益，或者与低支付水平的现金股利政策相比，更可能喜欢送股及配股的股利政策。由此看来，我国上市公司创造出派送、派转、派转送以及配股增资等多种股利分配可视为是对投资者股利偏好的具体应用。

（2）“政策依赖”心理。我国股票市场上，政府的身份较为特殊。政府既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者，还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同时还是证券市场占据较大投资份额的投资者。政府的特殊角色树立了其在证券市场中的隐形担保地位，导致投资者的心理和认知偏差，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政策依赖”心理。此类心理偏差使得投资者认为只要上市公司不退市，政府的隐形担保地位还在，就无需关注该公司的股利分配数量及比例，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也更多是基于政策面消息，并将政策变动作为做空或做多的基本依据。为此，管理者变更股利政策或是采取不分配股利的政策几乎不会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因此也不会引起股价的大幅波动，那么管理者就有可能根据自身利益或其代表的股东的利益随意的变更公司的股利政策，因此国内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3）处置效应。从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发放情况来看，尽管一些上市公司连续好几年都没有发放股利，但还是受到投资者的追捧，而上市公司依然可以继续“圈钱”。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处置效应对投资者心理产生了影响，倾向于继续持有亏损股票而不兑现损失，以避免承受亏损的失败感或是股票以后升值的后悔感。存在这样心理的投资者自然也不会关注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即使清楚知道未来没有股利收入，仍然选择持有亏损的上市公司股票。

综上所述，投资者存在的上述认知偏差及心理使其更加关注于投资于股市带来的短期利益，注重股价上涨带来的资本利得，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股利支付的方式及水平漠不关心。因此，国内上市公司中理性的管理者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可以不考虑投资者的偏好，较随意的制定或是更改股利政策，这也正是国内上市公司分红不足，股利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原因。

（二）管理者非理性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传统股利理论假定管理者是理性的，行为财务学中也有部分理论是在管理者理性的基础上提出的，比如市场时机理论、股利投合理论等。然而事实上，管理者本身作为个体，与投资者一样也存在认知及心理偏差，如“后悔厌恶”、“过度自信”等，它们将会直接影响做出非理性的决策行为。赵澄（2011）指出，“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使得管理者认为由企业将剩余收益进行在投资能获得比个人投资更高的收益，因此，管理者通常以股票股利代替现金红利，或者采取低派现的股利政策。该研究结果同时也说明了国内选择现金股利政策的上市公司又存在分红不足的现象。

与分红不足相对的过度分红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同样存在。原因在于：与国外股权结构相比， “一股独大”的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受控于大股东的管理者为确保自身利益的实现，其行为取向必然是竭力维护大股东的权益，实践中较为典型的就是管理者通过制定超额的现金股利政策帮助大股东攫取供公司的现金流。值得注意的是，此途径的实现是在国内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下，上市公司股票“同股不同成本，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特有背景下实现的。黄娟娟（2007）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在股权越是集中的公司， 股利支付意愿与现金股利意愿越强烈。因此，大股东控制权导致的管理者非理性制定过度分红的现金股利政策实际上是为迎合大股东的股利偏好。

最后，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也会导致管理者行为的非理性。与国外股票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不同，我国上市公司最初都是有国有企业演变而来，上市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是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且是非流通的，而社会公众持股等股权形式只占据较少比例，使得我国证券市场一直以来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股市自然存在过度的投机行为，加之我国监管部门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及机制建立上的缺位，使得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制定在很大程度少缺少外部约束，最终反映出的结果就是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制定的随意性，以及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五、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规范建议

本文从投资者非理性及管理者非理性的角度解释了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的现状。在这样的非理性现状下，上市公司的股价起不到真实反应公司价值的作用，这对投资者、上市公司及市场本身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对于投资者，长期不分配或是低派现的股利政策，造成其投入与收益的严重失衡，不稳定、不连续的股利政策使投资者无法合理预期未来的资本收益，从而注重短线投资，形成我国股票市场严重的投机氛围，进一步加剧了不理性的股利分配现状。对于上市公司，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管理者股利分配决策受制于投资者非理性，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及不完善的市场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很难根据公司实际做出合理的股利政策，大多随波逐流，无法建立企业的良好形象。对于市场，非理性的股利政策严重削弱了市场通过股价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股价的失真进一步加剧股票市场的不完善。由此看来，规范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为此，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一）引导与规范机构投资者 与投资散户作为个体存在各种认知及心理偏差且易受市场噪音信息难以形成理性投资决策的劣势相比，机构投资者无论是资金实力还是专业知识上都有其无法比拟的优势，是市场上最理性的投资群体。更重要的是，相比于投资散户，机构投资者更加注重公司的未来成长潜力及长远发展，其在证券市场份额中所占比例的扩大，能有效削弱市场投机氛围，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理性化发展趋势的形成。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过程中，应鼓励机构投资者投资，并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为其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二）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 我国上市公司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下导致“同股不同成本，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特殊现象，加之公司内部没有必要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使得公司管理者为迎合大股东的股利偏好制定过度分红的现金股利政策，攫取上市公司的现金流，这不仅侵蚀中小股东利益，更不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及公司的长远发展，应完善独立董事制度，遏制“ 内部人控制”现象，缓解 “委托—”问题，提高股利分配决策的科学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三）健全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法律法规体系 目前，我国不少上市公司随意制定股利政策或连续好几年都采取不分配的股利政策，也不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和说明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个较为重要的外部原因就是上市公司制定股利政策缺少来自法律法规层面的强制性的外部约束。为此，建议通过制定有关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法律法规，规范和引导上市公司管理者从公司的经营实际出发，逐步形成与公司发展步调一致的稳定、持续的股利政策，如需变更或者采取不分配的股利政策时应进行必要的说明，保持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参考文献：

[1]Barberis， Nicholas，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A model of Investor Sentiment”. reproduced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ented at the NBER—Sage workshop on Behavioral Economics. Cambridge. MA. 1997.

[2]黄娟娟、沈艺峰：《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究竟迎合了谁的需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会计研究》2007年第8期。

[3]唐明：《基于行为财务学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4]刘欧：《基于行为财务理论的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昆明理工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5]饶育蕾、李湘平：《股利折价与迎合：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证据》，《管理工程报》2008年第1期。

篇10

关键词：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存在的问题，原因剖析，策略研究

 

1.我国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历程

1.1我国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学定义和特点

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提出，衍生金融工具是指本准则涉及的、具有如下特征的金融工具或其他合同：（1）其价值随特定利率、金融工具价格、商品价格、汇率、价格指数、信用等级、信用指数或其他类似变量的变动而变动，变量为非金融变量的，该变量与合同的任一方不存在特定关系；（2）不要求初始净投资，或与对市场情况变化有类似反应的其他类型合同相比，要求很少的初始净投资；（3）在未来某一日期结算。从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其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跨期交易的契约性、杠杆效应和虚拟性的特点：

1.2我国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历程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拉开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股票市场建立；之后借助于股票市场先进的交易网络系统，全国统一的国债流通市场开始形成。此后我国金融市场迅速发展，为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提供了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不过，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此间也由于我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不完善而造成一段时间的发展坎坷。迄今为止，我国公开交易过的国内衍生金融工具品种主要有可转换债券、外币期货、国债期货、股指期货等。论文参考。

2.我国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监管问题之思考

2.1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目标和内容

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1）是否建立完善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计量、报告和披露原则及具体的交易标准，是否制定相关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2）是否制定和施行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监督及管理层的职责标准；（3）是否建立健全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相适合并与国际衍生金融工具会计规范体系相统一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模式；（4）是否制定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准则，审计师根据准则对审计客户单位的衍生业务进行审计，加强审计师对企业衍生业务产生风险的关注程度，独立客观评价企业财务报告是否公允反应衍生业务给企业业绩和财务状况带来的影响；（5）监管机构是否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建立专门的网络系统实时收集分析有关会计信息等手段加强会计的事前和事中监管进而减少传统会计监管的事后缺陷。

2.2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2.2.1风险意识淡薄，缺乏财务警示机制

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加之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发展时间较短，那些只为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套期保值或投机而获利的企业很容易因其复杂多变和技术难度等疏忽对其风险的控制，而且最能客观表现企业危机的财务警示机制也未建立。企业投资衍生金融工具导致经营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的例子也是不少的，因此风险意识和财务警示机制对企业及利益相关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2.2.2以小博大的心理导致巨额损失

衍生金融工具的杠杆性看似初始投资较小，但交易过程中涉及的实际金额非常巨大，因为价格每降1%就有可能导致操作者100%的损失，一旦操作者的判断错误或是交易活动出现失误则可能会给企业及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2.2.3公允价值计量、虚拟交易形式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和泡沫化

历史成本是传统会计理论中计量的基础, 即以交易时发生的成本作为入账依据。但衍生金融工具跨期交易的契约性使得从合约的签订到最终的交割有一个时间段，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价值在这期间处于不断变化中, 导致损益的变动无法根据历史成本正确计量，因此，采用“ 公允价值” 加“ 表外注释” 原则,即采用市场价格来表现衍生金融工具的价值变动。但由于公允价值较历史成本更加动态，加剧了资产、负债及以公允价值计量损益的变动，进而加大了市场损益的波动性，而且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通常是一种资金博弈而非实物交易，这样一来，经济的泡沫化则会被放大。

2.3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2.3.1管理者操纵会计准则的应用，浮于表面的管理现象较为明显

国际会计委员会在制定国际会计准时原则上力求统一，但在确认、计量和披露等方面还存在过于理论、抽象、粗糙等问题，加上我国的衍生金融会计体系还不够系统完善，每次出台的政策法规或进行修订都是应急式的。所以，我国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制度和规范的实用性还不够，给管理者留下了很大的操纵空间，浮于表面的管理也只会阻碍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实施效果。

2.3.2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本身存在缺陷，其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论文参考。一方面，会计监管中相关会计准则的漏洞直接影响会计监管的效率和效果。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时间较短及其契约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都冲击了传统会计理论，也大大影响了准则的制定和完善；另一方面，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监管多在于事后监管，而其他金融工具的监管包括事前的制度监管和过程中的监管，这一区别也使得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监管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加以完善。

2.3.3信息使用者缺乏心理准备及条件不够成熟

衍生金融工具会计计量由历史成本模式过渡到公允价值模式或是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存的混合模式，存在着来自信息使用者心理上的阻力。由于历史成本在长期的会计实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生成的会计信息具有可靠性，使得相当多的人认为历史成本模式下的财务报告可以满足大多数信息使用者的要求，而公允模式计量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他们对更改会计计量模式持排斥态度；也有相当多的信息使用者习惯了原有的计量模式，没有做好接受新模式的心理准备，更有部分银行界和保险界人士认为公允价值信息不比历史成本信息更具相关性等。因此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时间来消除信息使用者心理上的障碍。

此外，公允价值完全取代历史成本的条件还不成熟，例如，会计人员专业判断需要精准、评估行业需要规范和完善、评估技术需要提高、社会诚信和执法力度需要加强等。

3.完善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策略

3.1完善我国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理论

实施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和效果的前提在于监管理论和制度的完整和详尽。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监管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会计监管，传统的会计理论不能完全适合这个市场的特殊性，结合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特点和实际国情，考虑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大胆创新，独立制定符合这个市场的监管制度和规范，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适用于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会计监管道路。

3.2加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会计信息披露力度，及时准确完整地向信息使用者传播有效信息，使这个市场更加公开透明化

第一，改进现行会计报表结构，便于报表使用者直接读取信息，例如，将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类项目按“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分类，权益类项目增设“衍生金融工具影响权益”项目，在编制利润表时加上“衍生金融工具投资损益”项目，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增加有关由金融衍生工具引起的现金流量变化的信息；第二，加强对衍生金融工具表外披露，附加说明明细表中未能列出的特殊合同条款和条件、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如，利率风险）、衍生金融工具确认的时间标准、公允价值的来源及确认和计量衍生金融工具所引起的盈利和亏损的基础等内容；最后，加强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工作，提高对被审计单位衍生业务的关注，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及执行情况着重调查，采用详细的审计技术，运用数学性证据和分析性证据，对不同类型企业给予不同类型的审计报告。

3.3加强以投机为目的的不良交易行为监管

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特点，难免有些投资者存在不良的投机心理，以至于扰乱正常的操作秩序。论文参考。此外，还应加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内部风险控制，无论是从制度上还是在会计确认、计量、报告等程序中都应考虑内部风险的防范和控制，从根本上杜绝会计监管出现更多的漏洞。

3.4强化国内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从业人员的队伍建设

衍生金融工具的性质、结构较为复杂，涉及的经济领域较多，所以，对于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必须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业务理论培训，掌握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管理方法和会计的相关处理原则，减少风险损失，同时也能为有效实施会计监管提供必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