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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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法制建设是在深厚的儒家法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必须结合这一传统来进行。儒家治国主张以礼治、德治、人治为主体,它与现代法治有根本的不同。尽管如此,科学吸收其有益的成分为我国法制建设所用仍是必要的。

法制建设是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我国的法制建设又是在仍具生命力的传统法文化、法思想尤其是儒家治国主张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我国的法制建设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并对传统法文化进行批判吸收,只有这样,我国现实的法治建设才能事半而功倍。

一、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主张

礼治就是指根据礼的原则治理国家。礼包括自西周以来形成的一套礼节仪式、典章制度和行为准则。按其实施的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依靠刑罚而实施的各项具体而明确的制度与规范,其中包括法律制度。第二,依靠教化而实施的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其基本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制度,它以”亲亲”、”尊尊”和”男女有别”等作为其基本原则。孔子极不满意当时”礼崩乐坏”的状况,竭力维护礼治,主张”为国以礼”,他竭力提倡仁者”爱人”,要求”克己复礼”,从而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手段,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成为整个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统治方法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高于法律强制,提倡”为政以德”的德治或”以德服人”的德政,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而相对地轻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孔子将礼义约束、道德感化和行政命令、法律强制的作用进行了对比,指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在他看来,用政令来治理,用刑法来制约,虽可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能使人不知道犯罪的可耻;用德化来治理,用礼义来约束,百姓就会感到犯罪的可耻而自愿服从统治。这种”德治”表现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是主张先富后教,即先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然后再进行教化;表现在政治措施上,是先惠后使,即先采取减轻控制和赋税等怀柔措施,然后再驱使;表现在统治方法上,则是德主刑辅,反对专任刑罚。

儒家既主礼治、德治,必重人治。人治是从礼治、德治派生出来的。礼治要求维护等级制,就是要突出统治者个人特别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作用。德治内含有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充分发挥其道德感化作用的意蕴,因此,儒家竭力主张人治。人治的思想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表率作用。认为统治者的表率作用远远超过建立法制的功效,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治国的首务是加强统治者的自律,其次才是建设完备的制度。二是强调用人需用德才兼备之人。主张为政之道在于得人,”相得人,则为百官各得其职,择一户部尚书,则钱谷何患?而刑部得人,则狱事亦清平矣。”[2]只有尊贤使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三是在人与法的关系上,主张”有治人,无治法”。世有能致治之人,无自动致治之法。善法”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但是,儒家的”人治”思想并不排斥”法治”,它与”德主刑辅”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如孟子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善”与”法”必须互相配合。可见,儒家主张人治,并非去法,只不过是更侧重人治而已。

二、现代法治与儒家治国主张的区别

现代法治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使国家活动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在法治国家里,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公民在法律之下享有自由、民利。法治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59年在于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上通过了《德里宣言》,这个宣言集中了各国法学家对于”法治”的一般看法,权威地总结并阐述了法治的三原则:(1)根据”法治”原则,立法机关的职能就在于创设和维护以使每个人保持”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2)法治原则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3)司法独立和律师业自由是实施法治原则必不可少的条件。[3](P220)那么儒家的治国主张与现代法治有什么区别呢?

(一)治国方略不同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对立的治国方略,其界限不在于是否承认法律运行中人的因素,也不在于是否用”法治”之名,而在于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依据的是反映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宪法和法律,人治则依据当权者个人的意志。法治与儒家的德治(礼治)也是对立的,德治(礼治)虽不反对治国时使用法律,但在法(刑)与德(礼)的关系上是倒置的,即主张”德主刑辅”(”礼主法辅”)。现代法治是相对于人治的一种治国方略,即以法律为最主要的、最权威的社会控制方法,也就是依法治国。

法治优于人治主要表现在:第一,法治把理性的规则奉为治国的最高权威,因而能有效地克服人性及人治的弱点。第二,法治通过严格的程序使法律保持其合理性和稳定性,从而使这种法律统治下的国家和社会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第三,法治能集中众人的智慧进行科学决策,从而可避免因个人专断而导致的重大决策失误等等。

(二)治国主体不同

儒家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子者,法之原也”。君主是至高无上的,普天之下,只有君主一人是治国主体,而臣民则均是被其所”治”的客体。儒家虽极力维护封建专制君主的统治,但在民的问题上,提出了民本主义思想。孔子曾对鲁哀公说:”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4]孔子赞同把君民关系比作舟水关系的观点,具有进步性,但这种思想与民主思想却有天渊之别,其出发点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统治。这里的”君主”,不是”民主”,而是企求”明君作主”;这里的”民本”也不是”民主”,而是将”民”视作”邦之本”、”君之本”。强调”民本”的要害是维护”君”之”为民作主”,是为了使”本固邦宁”,从而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统治,而臣民永远只能是君主统治下的臣民。

现代法治则与儒家根本不同。它实行的是在民的原则,这可显见于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人民原则是我国宪法和现代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组织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由人民通过其代表机关选举(或任命)产生,并受人民的监督(包括罢免)。同时,人民又是法治的主体,这一点可用一模型清晰地勾勒出来,即:人民——通过其代表机关立法并组织”一府两院”等国家机构——通过”一府两院”进行行政执法和司法——治国。可见,在我国,人民是权力之源泉,是法治之主体。这与”君主民本”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治国模式是截然相反的。

(三)法律内容不同

在儒家思想中,权利意识极为贫乏,而义务本位的思想却极为丰富。不论是礼治、德治,还是人治,都充斥着义务的思想。现以其礼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为例:首先,以”五伦”为中心,强调”正名分”。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上,尽管强调双方都要尽义务,但位卑者要尽的义务大于位尊者

其次,在”五伦”中,儒家特别强调”孝”与”忠”。即在父子、君臣二伦中,子以孝之义务为本位,臣以忠之义务为本位,而父慈、君仁则是次要的。再次,强调”别贵贱”,即建立”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的等级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概言之,义务本位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每个人(除君主外)都被捆绑在义务的”牢笼”中,并且这些义务都是片面的,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权利。与义务本位相适应的,则是权力本位,表现为一部分人特别是君主享有特权。义务本位的思想在封建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最为发达的是刑法,次之为行政法,这是因为刑法、行政法都是主要规定臣民义务及其法律责任的法律规范;而作为规范臣民权利的基本法律的民商法则极不发达,并淹没在刑事法律之中,这固然与统治阶级据以立法的社会生活条件,主要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形式有关,但义务本位的思想则是此种状态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

与封建法律以义务为本位截然相反,现代法制则以权利为本位。这可从宪法的规定看出。我国现行宪法在结构顺序上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为仅次于总纲的第二章排列;在”权利和义务”的排列顺序上,先为权利后为义务;在条文设立的多寡上,宪法用18个条文规定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广泛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只以5个条文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与宪法的规定相呼应,我国的基本法,如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也对公民权利作了广泛而具体的规定。可见,我国法治的权利本位原则与儒家治国主张中的义务本位思想及其指导下所制定的义务本位的法律也有本质的区别。

(四)法律原则不同

儒家提倡礼治,而礼治的要害就是维护以君权、父权为核心的宗法等级特权制。皇帝权力至高无上,法律的废立大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他可以因其喜怒好恶而随意加减对罪犯的处罚。法律对官僚贵族犯罪的处罪有特殊的规定,根据”一准乎礼”的《唐律》规定:皇亲国戚、官吏贵族犯罪的可享有”议”、”请”、”减”、”赎”、”官当”、”免”等特权。”议”、”请”即明文规定贵族犯罪,必须要上奏朝廷,由皇帝酌情裁决;”减”则规定一定级别的官吏及其亲属犯流罪以下可减一等处罚;”赎”规定一定级别的官吏及其亲属犯流罪以下者可纳资顶罪;”官当”则规定一定级别的官吏可以用官品抵罪;”免”规定一般的罪行可以得到合法的减刑,甚至赦免。”礼者为异”,在礼的精神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其本身就存在着等级差异。

现代法治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对合法权利保护和对违法行为惩处援用同一的法律标准,它是基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法意识。我国宪法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载入了根本大法。我国的基本法律不仅从实体上而且从程序上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得以实现。如《民法通则》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又如《刑法》规定:”对任何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此外,宪法和基本法还在程序法上规定了具体保障”平等原则”实现的制度,如公开审判制度、回避制度、辩护与制度等等。

三、儒家的治国主张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和”人治”传统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建设法治国家,除有甄别地吸收西方法治成功的经验外,还必须以传统为依托。因为传统法律体系中不仅凝聚着民族文化的精华,而且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传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无法任意改动。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传统依托的法律制度变革,在实践中往往能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相反,缺乏传统依托的改革往往比较艰难,有的甚至流于形式。那么,儒家的治国主张给予我们哪些启示呢?

首先,儒家特别强调当权者以身作则,并当然内含有要求当权者守法的意蕴,这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依法办事有借鉴意义。各级领导干部都是由人民制定的法律赋予权力来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他们必须按照法律和人民的意志办事,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时时事事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否则,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就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和人民的谴责。

其次,儒家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孔子特别注重道德教化,其”德治”观念内含有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道德建设的意蕴。当前,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致使一些社会领域中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谋求不义之财,贪图不法之财,假冒伪劣、欺诈活动已成为社会公害;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受到很大损害,而且这种现象已侵蚀到我们的执法、司法队伍之中等等。长此下去,势必损害国家的健康肌体,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同时也会扰乱法治秩序。为此,我们可以从儒家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孔子那里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如孔子提出的”富之”、”教之”理论,即在强调要使人民富足的同时,还必须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可以说,中国的现实法治的建设决不能离开道德体系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法治不但需要权力的支持,而且更需要道德的支持。

参考文献:

[1]论语·为政[M].

[2]朱子全书·六一·历代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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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茄子种植；概况；发展趋势；效益

一、我国茄子种植的概况

茄子在全世界都有分布，在亚洲、非洲、地中海沿岸、欧洲中南部、中美洲均广泛种植。因在欧美等地，只有在较低纬度栽培，品种不多，故世界各国中以中国茄子栽培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据FAO年鉴的统计资料，2004年全球茄子收获面积为170.1万公顷，总产量为2984万吨；我国收获面积为81.7万公顷，总产量为1653万吨，分别占世界收获面积和总产量的一半左右。2005年我国茄子种植面积为70.26万公顷，产量32.2t/hm2，总产量2263.4万吨。我国茄子种植面积最大的6个省依次是山东、河南、河北、四川、湖北、江苏。

茄子是我国南北方主要的蔬菜种类之一，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各地栽培普遍，尤其是在广大农村，茄子的栽培面积远比番茄大。东北、华东、华南地区以栽培长茄为主，华北、西北地区以栽培圆茄为主。茄子适应范围广泛，容易栽培，生长期长，产量较高，是夏秋季的主要蔬菜之一。

在自然条件下，我国长江以南无霜地区可以一年四季生产，北方地区只能在无霜期季节栽培，每年7月、8月、9月采收供应市场。过去，在漫长的冬春季节，北方吃不到新鲜的茄子。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后期，塑料中、小棚开始应用于蔬菜栽培，可以把茄子生产时间提前或延后1个多月，经济效益明显高于露地。同时，用塑料薄膜替代玻璃作为温室透明覆盖物，促进了我国塑料温室的发展，加盖外保温设施（草苫、纸被），可使茄子生产再提前1～2个月。这样在北纬40°左右的地区可在2～3月份吃到新鲜茄子，经济效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和功能性塑料薄膜的发展，加之内外保温设施和先进栽培技术的应用，使北纬40°左右的地区，冬季在不加温的情况下能生产出茄子，并在春节前后上市，创产值达30万元/hm2。

目前我国的茄子生产已经实现了周年供应。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形成了塑料棚、地膜、遮阳网三元覆盖型周年系列化保护栽培体系；黄淮海平原地区形成了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塑料棚、地膜、遮阳网四元覆盖型周年系列化保护栽培体系；东北、西北、内蒙古及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塑料棚、地膜三元覆盖型周年系列化保护栽培体系，使这一地区在不加温的情况下，茄子能够全年生产和周年供应。由于茄子较耐贮运，它已成为由蔬菜生产基地运往城镇、南方运往北方的大宗蔬菜之一。茄子的产量高，市场广阔，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在生产规模上已由农村的一家一户零散栽培发展到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成为菜农致富的项目之一。在山东寿光，十几年来，利用日光温室保护，对茄子反季实施秋冬茬、越冬茬、冬春茬大面积栽培，使其成为冬春季也能大量外销的主要鲜嫩浆果商品蔬菜之一，因反季节价格高，一般每茬茄子产鲜果150～225t/hm2，纯收入30～45万元/hm2。

二、我国茄子种植的发展趋势

2.1栽培品种专用化

茄子不同栽培方式及生产目的对品种有不同的要求，特别是今后随着茄子标准化生产的发展，要求茄子的各种栽培方式都将有与其相配套的专用优良品种。

2.2设施栽培规模将不断扩大

温室、大棚茄子生产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露地茄子的生产规模将日益减少，茄子的生产和市场供应将日趋均衡。设施栽培具有栽培环境易于控制、产品质量好、受自然条件影响小、栽培期长、产量高、效益高，特别是设施栽培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节生产时间、安排栽培茬口、避免产品的上市时间过于集中等一些优点，是蔬菜高产高效栽培的发展方向。同其他蔬菜一样，作为主要的设施蔬菜，茄子设施栽培的规模也将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2.3栽培管理措施更加科学

茄子的生产技术日趋完善，栽培技术将配套化，各种栽培方式都将有与其相适应的科技含量较高的配套栽培管理措施。

2.4管理技术现代化

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管理技术被普遍推广应用，其中诸如嫁接栽培技术、新法整枝技术、化控技术、再生栽培技术、微灌溉技术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先进技术将受到重视。

2.5茄子生产已向质量、安全、效益、标准化方向发展

现在人们对蔬菜的品质，尤其是蔬菜的安全卫生特别重视，国内不少市场已实行蔬菜市场准入制，而国际市场绿色壁垒更加严峻，因此菜农必须生产无公害蔬菜。在无工厂废气、废水、废渣污染的基地种菜；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对症选用高效低毒农药，严格控制浓度、用量、安全间隔期；尽量使用腐熟农家肥，控制使用化学氮肥，避免蔬菜中硝酸盐含量超标，在此基础上生产的有机蔬菜（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激素），才能以高价在国内外市场畅销。

茄子实行标准化生产是大势所趋。标准化生产是按照一定的生产流程和操作规范对蔬菜进行生产管理，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控制茄子的生产环境，减少化肥、农药和其他有害物质的使用量，确保蔬菜生产过程无公害，生产出符合有关质量标准要求的茄子产品。

三、当前制约茄子种植效益提高的关键问题

3.1缺乏综合性状优良的品种

目前大多数茄子品种在结果能力和果实的品质方面表现得比较好，但在抗病性方面，特别是在抗土传病害方面表现得较差。虽然也有一些茄子品种对常见病害具有比较强的抗病性，但在结果能力、果实品质等方面却表现得比较差。另外，在保护地栽培方面，也还缺乏温室和大棚专用的茄子品种。

3.2栽培方式单调、落后

目前，我国茄子栽培主要采取的是露地栽培和简易小拱棚栽培2种形式，高产高效的塑料大棚、温室等大型保护地栽培方式的应用程度还比较差，远远落后于黄瓜、番茄等蔬菜。

3.3茬口安排过于集中

目前我国茄子栽培茬口主要是早春茬与晚春茬，而栽培效益更高的秋冬茬与越冬茬却安排得比较少。茄子的上市时间主要集中在6～9月份，造成茄子季节性局部过剩，不仅不能保证茄子全年均衡上市供应的要求，而且由于茄子盛产期价格偏低，也影响了栽培效益。

3.4病虫害危害严重

随着茄子种植面积的扩大，茄子病虫害呈逐渐加重的趋势。由于受品种的抗病能力限制以及茄子严重重茬的影响，加上茄子害虫和病原菌抗药性的不断增强，目前茄子生产上的病虫危害普遍较重。不仅茎叶发病厉害，而且如黄萎病、线虫病等一些土壤传播病害的发生程度也较严重，一些发病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重茬严重的保护地里，已到了无法继续种茄子的地步。

3.5种子质量参差不齐

目前，市场上茄子品种很多，来源复杂，种子质量参差不齐。农民选种时应慎重，以免给自己造成损失。

3.6高新技术推广普及的程度还比较差

目前，多数地方仍沿用传统的、落后的茄子栽培技术，特别是在保护地栽培中，与保护地栽培相配套的新法整枝技术、微灌溉浇水技术、配方施肥技术、病虫害烟剂防治技术、二氧化碳气体施肥技术、化控技术、再生技术等应用得更差，相反更多的是把露地茄子栽培的一套做法搬进了温室、大棚内，从而限制了保护地茄子的生产潜力发挥。

我国茄子的供应主要是通过增加种植面积来取得的，茄子的单位面积产量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3.7无公害生产程度偏低

由于盲目追求高产，以及受落后的栽培方式和设备的限制，目前茄子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氮素化肥和剧毒农药的使用量在一些地方长期居高不下，导致茄子产品中的硝酸盐和农药残留严重超标。

参考文献

[1]李锡香，蔚.茄子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2]吴场铠.早熟茄子栽培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07（16）：47.

[3]张建国，李永辉，申爱民.茄子春大棚早熟栽培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06（10）：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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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教育中学生社团发展现状

近年来，高职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各级政府在政策、资金、管理等诸多方面都给予高职教育巨大的支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培养了大批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与此同时，高职院校的学生社团建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高职教育中社团发展呈现出了娱乐性强、成员流动快、专业性强、社团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学生社团数量不断增加、质量有了质的提升，社团的规模不断扩大，社团的组织类型、社团的活动内容变得更为丰富多样，成为高职教育的“第二阵地”，在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拓宽素质教育途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高职院校社团“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下，也确实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社团功能定位模糊，高职院校学生社团是职业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学校实施职业教育、丰富学生学校生活的主要载体之一，然而，从高职院校学生社团的发展情况来看，绝大部分的社团都是由学生自发组织建立的，学术性社团偏少，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与国外职业院校科技型、技能型社团占较高比例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高职院校学生社团管理体质不完善，高职院校学生社团是学生自主活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典型形式之一，但是，由于部分高职院校尚未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机制，社团管理仍然比较混乱，社团活动、管理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表现；

（3）实践技能型社团缺乏，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主要区别是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应用型的人才，而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科技型人才，这就决定了高职院校学生社团的建设、发展应该符合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需求，现实是，高职院校的社团建设、发展更多地是注重学生的兴趣与爱好，忽视了社团建设的“价值取向”；

（3）高职院校学生社团文化建设薄弱，“文化”是社团建设、发展的“软实力”，文化价值取向直接决定社团发展的方向，由于高职院校学生社团建设缺少相应的思想理论的指导，总体上来看，学生社团的文化层次、文化品味不高，娱乐型、消遣型以及商业型社团的比例过高，这不利于高职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高职教育中社团作用的发挥、社团的发展，必须明确高职教育中社团建设的定位，制定相应的社团发展策略，才能够更好地发挥社团的育人功能，促进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

二、促进高职院校学生社团发展的策略

高职院校学生社团是重要的学生团体组织形式之一，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的策略，以促进高职院校学生社团的健康、稳定的发展。

（一）准确定位社团功能

高职院校学生社团是实施素质教育、文化教育的有效载体，坚持以“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作为指导，准确定位社团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社团在促进高职教育快速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发挥学生社团思想教育的功能，高职院校社团是高职学生实现自我成长、自我发展的重要舞台，引导学生在组织、参与社团活动过程中，学会团队协作、共同努力，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奉献精神，树立服务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集体荣誉感，帮助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发挥学生社团职业素质拓展功能，职业素质教育、培养已经成为高职教育教育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高职院校学生社团也应该进行相应地变革、创新，充分利用社团、协会所创造的实践机会，对学生进行职业素质教育，让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实现树立职业意识、掌握基本的职业技能；发挥社团人文修养教育的功能，素质教育是高职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必须改变传统的重技能忽视素质教育的教育方式，培养具有一定文化底蕴的技能型人才，将素质教育渗透到学生社团活动中去，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

（二）创新学生社团内部体制

高职院校要站在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合格接班人的高度去建设学生社团、发展学生社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移植到学生社团中，进一步完善学生社团内部体制建设。首先，高职院校要以“团队管理模式”来指导、优化、重构学生社团的基本框架。学生社团是一个团队，仅仅依靠个人的努力难以应对社团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需要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激发学生社团内部成员的潜能，积极讨论、大胆创意，，让每位学生都能够在社团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产生成就感、树立责任感，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为社团的高效运作、快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其次，高职院校要以“项目管理模式”优化资源分配。项目管理模式在学生社团发展中的应用，有助于优化学生社团的组织、计划功能，使他们在社团活动中学会识别需求、建立计划、组织实行计划以及促进计划目标实现的能力。最后，规范社团的审批、考核，改变当前单纯的以兴趣为出发点的建设方式，鼓励社会实践性社团的建设、发展，兼顾学生个体、学校、社会的三方利益，推进高职院校社团的健康、稳定的发展。同时，完善学生社团管理体制、机制，用制度去管理学生、约束学生，让学生明白哪些社团活动是被鼓励的，哪些社团活动是被禁止的，引导学生接受学校社团管理部门的领导、组织，规范学生的个人行为，奖惩分明，充分发挥社团在高职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三）积极发展实践技能型学生社团

社团为学生搭建了一个锻炼自己的平台，高等职业院校要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在企业中的声望，加强与企业、社会团体的联系，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牵线搭桥，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与学生社团建设、发展结合起来，建立各种各样的实践合作基地，将社团实践活动由校内转向校外，让学生走向社会，充分利用社会的优秀资源，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服务理念，将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能力学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加速高职院校学生向社会人才的转变。另外，高职院校社团的发展还必须要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探索社团发展中引入“双师型”指导模式的可行性，比如，由校内任教老师来进行理论指导，由校外实践知识丰富的老师来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技能的指导，加大对专业技能型学生社团建设、发展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高职院校实践技能型学生社团的快速发展。

（四）注重社团创业文化建设

高职院校要根据学生社团发展的特点、阶段进行专业的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社团建设理念，实施社团文化建设，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社团的文化软实力，特别应该加大对学生社团的创业文化建设的力度。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学生毕业总量、质量都不断提高，高职院校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在学生社团中强化创业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创业气氛，帮助学生制定未来的创业计划，激发他们创业、创新的激情、热情，有助于奠定高职院校毕业生创业的坚实基础。学生社团创业文化的建设是一个系统的、重复的、复杂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期的文化沉淀，以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技能比赛为平台，引导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意识、就业观念，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注重自身专业技能水平的提升，最终引导每个社团形成自己的创业文化。

（五）加强对高职院校学生社团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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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现代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以“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为特征，在现代工业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改变，已有的企业组织结构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新的现代企业组织结构演变的趋势正在形成。

现代工业企业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现代工业企业在发达国家的许多领域成为最强大的企业机构。伴随着现代工业企业的发展，产生了“金字塔”式的层级组织结构。在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时期里，这种组织结构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工业企业普遍适用的组织惯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改变，“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显现出了诸多的不适应性，现代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并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演变。

一、“金字塔”式组织结构的历史功绩及局限

19世纪50年代以后，铁路、电报、电话的发展，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迅速、高效、安全和有保障的运输通讯服务，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国内、国际市场，机敏的企业家意识到市场扩大带来的商机，结合了大量生产与大量分配的现代工业企业由此而生。新的运输通讯工具保证了进出企业的原材料和成品的稳定性，新的能源提供了不受自然条件限制的动力来源，连续作业的机器设备代替了生产过程中的手工操作，企业成为大批量生产的企业。大批量生产的企业面临着新的销售问题，如高效的、遍布国内甚至国际的销售网络，独特的销售技术，特殊的销售服务——安装、消费信贷、操作示范、维修等。传统的批发商、自营商、人和零售商无法胜任这样的销售任务。大量生产的企业便向前结合进入销售领域，建立起自己的、遍布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销售分支机构。为了保证生产的稳定性，原材料的供应是关键，大量生产的企业向后结合进入采购领域，建立了自己的采购分支机构。大量生产的企业在19世纪80年代通过纵向结合的战略发展成为多功能、多单位的工业企业。一些由个人或家族控制的规模较小的企业，19世纪90年代在横向合并的基础上，实现了生产、财务、管理上的集中，并进一步通过纵向结合的战略，发展成为现代工业企业。

现代工业企业通过一体化的战略把生产一件产品所需要的采购、运输、生产、销售等活动集中于一个企业内，企业所包含的不同单位完成着空前繁杂的大量工作。欲使现代工业企业高效运转，需要有设计良好的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程序，需要有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对不同单位进行协调和控制。在现代工业企业里，管理的任务落在了职业经理肩上，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为企业未来的发展配置资源，对中层管理人员进行监督、评估;中层管理人员在现代工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他们设计了协调流经企业不同单位之间高额物质流量的方法，改进了连续作业的机器设备。中层管理人员主要负责本单位的经营活动，对高层管理人员负责，现代工业企业形成了一体化多层次等级制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

二、现代工业企业组织结构的发展趋势

“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虽然被证明与管理实践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但是不可否认，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其惯性，企业组织结构的发展同样如此。尽管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呼声和行为越来越强烈，但是传统组织结构的影响无所不在。现代工业企业寻求对于传统的“金字塔”式的企业组织结构的突破，总是要在后者的基础上，或者是在打破后者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种具有传承关系的继续，而不是彻头彻尾的革命。总体说来，现代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

企业结构的扁平化就是管理层次的减少和管理幅度的扩大，企业结构形态由标准的金字塔型向圆筒型转化。经过长期的演变过程，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层级组织之所以僵化失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中层过于庞大。中层的膨胀部分是取决于在传统技术条件下企业规模扩大的相应举措，部分是由于企业各层次对增加下属、扩大管理控制权的自身需要。层次繁多、部门林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已成为传统官僚组织普遍的弊病。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业务流程再造的潮流，其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要把原来的“金字塔型”式的组织结构扁平化，使企业的高层能够更接近生产和销售的现场，减少信息的失真，增加组织的灵活性。

(二)企业组织结构网络化

现代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由紧密型转向松散化，企业间网络成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组织结构的网络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技术和资本为纽带形成的企业集团化，通过组成一种新的利益共同体，使众多企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二是以契约和资本为纽带形成的经营连锁化。通过发展连锁经营和商务等业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体系，使得企业的营销组织网络化;三是以契约和共同利益为纽带形成的企业内部组织网状化，内部网状化是实现企业组织彻底扁平化的根本途径;四是以因特网为纽带形成的信息传递网络化。全球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极大地降低了企业间网络的运作费用，推动了企业间网络的发展。

(三)企业组织结构无边界化

企业组织的无边界化是指在组织结构上不设固定和正式的组织机构，代之以一些临时性的任务为导向的柔性组织，如矩阵制、团队组织等。组织更多的不是表现为一种有形的障碍，其界限越来越趋向于无形。企业再也不会用许多界限将人员、任务、工艺及地点分开，而是将精力集中于如何影响这些界限，以尽快地将信息、人才、奖励及行动落实到最需要的地方。“无边界化”并不是说企业就不需要边界了，而是不需要僵硬的边界，为使企业具有可渗透性和灵活性的边界，以柔性组织结构模式替代刚性模式，以可持续变化的结构代替原先那种相对固定的组织结构。随着经济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企业内外部信息共享、人才共用已成为主要特征。其优点是灵活机动、博采众长、集合优势，不仅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而且能够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并推动着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发展。

通用电气公司的韦尔奇较早地提出了“无边界企业”的概念，他认为一个无边界组织“可以使人们专注于发现更好的方法、更好的思想，而无论其源头是某个同事、通用电气的另一个部门、街道那边的另一家公司抑或地球另一端的某个公司，他们都会与我们分享其最好的思想和实践。”韦尔奇在通用电气进行了企业无边界化的改革。

(四)企业组织结构精炼化

企业组织规模精炼化又被称为企业减肥。通过减肥，企业可以增强活力，降低成本，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著名的惠普公司原先为促进各工作小组之间的沟通和更好地评估各项决策而设立的38个内部委员会，不仅增加了成本，还限制了创新和延缓了决策。仅仅为公司开发的第一代计算机软件起个名字，他们就用了9个委员会、近100个人讨论了近7个月之久。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原理，传统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运行需要的巨额费用和它为企业带来的效益之间的对比，迫切要求打破这种体制。日本企业纷纷对巨型的集团公司进行改造，以分散的利润中心制代替集中利润制。世界上资产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大公司也不再直接组织生产，而开始走委托生产之路。例如，欧洲电子工程巨头ABB公司，将其数千种产品与服务部署在全世界50个作业区，每区设一个领导小组独立运作，其生产决策与总部之间没有直接隶属关系。这些小公司规模虽小却利润惊人，是名副其实的“小巨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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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理念是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价值观，是对法的精神的认识和理解，是对司法活动的指导原则的进一步具体化。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统一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树立现代检察执法理念，既是检察机关正确履行职能的内在要求，也是检察工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要认真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按照发展先进生产力、弘扬先进文化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目标，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际，树立现代检察执法理念，以新的理念来统领检察工作。笔者认为，现代检察执法理念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严格执法——检察执法的基本前提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一是必须树立法治观。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基本原则，切实转变“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以人治国、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的错误观点和做法。要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建立与现代法制文明相适应、符合现代法治基本要求的正确法治观。二是必须树立司法公正观。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活动的价值追求。检察机关必须以保障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标，突出“强化监督，公正执法”的主题，确保法律的严格统一实施，维护司法公正。三是必须树立平等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存在任何僭越法律的特权，这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也是执法者应恪守的准则。检察机关要在执法中强化平等保护的意识，平等地保护每一个利益主体，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在检察执法中得到体现。

由于受陈旧执法思想的影响，当前检察机关在执法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重惩治犯罪，轻人权保护问题；重实体，轻程序问题；重打击，轻预防问题；重公正，轻效率问题；重数量，轻质量问题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检察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因此，树立“严格执法”的现代执法理念，既是检察执法的基本前提，也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保证。

必须树立打击与保护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惩治犯罪，轻人权保护”的思想。检察机关在履行惩治犯罪职责时，一方面要对犯罪分子坚决予以打击，另一方面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在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时，也要保证依法定程序进行，对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要彻底纠正过去那种忽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陈旧观念，坚决摒弃漠视当事人诉讼权利等与现代民主法制要求相悖的错误做法，自觉地把人权保护贯穿于检察执法活动的全过程，通过文明执法保护公民的人权。

必须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在检察实务中，有的案件存在质量问题，有的证据不被采用，这些都是不严格执行程序法造成的结果。程序法是保障实体法实施的规程和规范，是制约司法人员的执法行为，防止司法腐败，保证案件质量的有效手段。因此，检察机关要严格遵守程序法，严格依法办案，保证实体法得到正确实施，使案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必须树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执版权所有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办案，轻预防”的思想。要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通过查办具体案件，深入分析研究犯罪的原因、特点和规律，针对发案单位在制度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的检察建议，帮助发案单位整章建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要结合典型案例，积极开展个案预防，达到“查办一个案，教育一条线，治理一大片”的效果。要不断探索预防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实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从分散状态到集中状态的转变，从初级形式的预防到系统全面预防的转变，从专门机关预防到全社会预防的转变。

必须树立公正与效率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公正，轻效率”的思想。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追求的两大目标。但在检察执法中，有时会因片面追求公正而忽视效率，如不切实际地过分强调事实清楚而使案件久拖不决，案件层层把关拉长了办案周期等；有时也会为了提高效率而牺牲公正，如“严打”中过分强调快捕快诉而影响了案件质量等等。无论是偏重哪一方，都会产生弊端，都难以取得最佳的执法效果。因此，检察机关要确立“效率也是一种正义”的观点，迅速、及时、高效地履行检察职能，降低执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益。必须树立质量第一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数量是质量的载体，质量是数量的灵魂。没有质量，数量只能为零。只追求办案数量，不讲案件质量，必将损害群众的利益，损害法律的尊严。检察机关必须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坚持以质量为本，把案件质量作为检察工作的生命线，在办案中严把质量关，把每一宗案件都办成铁案。

二、文明执法——检察执法的必然要求

在执法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意识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少数执法人员存在特权思想，不尊重当事人，作风粗暴、、刑讯逼供、违法办案等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因此，树立“文明执法”的现代执法理念，既是检察执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弘扬先进文化的具体表现。

检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只讲执法，不讲感情”的思想。要避免简单理解严格执法，把执法活动变成冷冰冰的机械式的例行公事。在办案中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如推行“告知犯罪嫌疑人制度”，搜查时避免未成年人、老人及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在场，搜查时对工资存折和维持家庭正常开销的费用一般不予扣押，采取强制措施时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尊严和人格等。要通过关心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生活，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达到以情感化。

检察机关要在执法过程中深层次地把握现代法制的精髓，坚持以人为本，作到法情相融，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和存在的充分尊重，充分运用法律和政策，将法的严明公正与符合情理的人文关怀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检察工作朝更加文明、公正的方向健康发展。打铁还须自身硬。要将严格执法、文明执法落到实处，首先得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检察队伍。

检察机关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从严治检，抓好队伍建设，优化队伍结构，并结合“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强化执法教育，实现执法为民”和纪律教育月等教育活动，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培养“会办案、会电脑、会外语、会驾驶、会调研”的高素质检察人才，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三、为民执法——检察执法的本质特征

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就是要解决好为民执法的问题，这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执法行为中的具体体现。为民执法，决定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必须切实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我们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检察干警是人民的公仆，是为民掌权，为民执法，为民服务的。二是要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在检察执法中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牢固树立为大局服务的思想，始终坚定不移地将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检察工作的首要任务。通过“严打”整治、“两打一扫”、“打黑除恶”等专项斗争，突出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依法快捕快诉，严惩各类刑事犯罪，增强群众的安全感，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工作生活环境。通过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社会影响恶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要案，严惩腐败分子，保护国家人民财产，鼓舞人民群众，增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通过强化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切实纠正民事和行政审判中的违法犯罪现象，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信任。三是要认真处理好群体性上访和公民的控告申诉工作。要继续实行首办责任制的工作制度和程序，强调谁主管，谁负责，对群众反映的情况绝不推诿和敷衍，将问题解决在首办环节和基层。大力开展文明接待活动，继续保持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示范窗口的形象，热情受理群众的来信来访。四是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批评、建议和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要将“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检务公开制度、执法监督员制度、定点挂钩联系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发挥其作用。此外，要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制定检察院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工作制度，更好地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五是要加大服务力度，切实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开通“法律咨询服务站”，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检察机关要在执法过程中落实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提出的“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的指示，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满不满意、拥不拥护、赞不赞成作为检验检察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严格执法、文明执法、为民执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为民执法，是检察执法的本质特征，解决的是“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而严格执法、文明执法解决的是“如何执法，怎样执法”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为民执法”这个根本问题，才能解决好如何执法的问题。只有树立起现代检察执法理念，我们才能在检察工作中减少执法的随意性，避免执法违法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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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德治，国家管理

 

1.法治与德治的内涵及特点

1.1法治的内涵及其特点

法治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求确认法律在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中的权威性,把法律作为社会调整的基本方式。法治的特点是确立“人民民主”;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的个人平等、自由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政府国家置于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并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的解释是:“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在现代社会,法的普遍性是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其实质是法律至上;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自由、民主、公平、人权等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也即法的正义性。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规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即权力控制与制衡、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同时,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以及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等。

1.2德治的内涵及其特征

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不同于法律,道德主要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论文参考网。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论文参考网。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它主要通过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遣责来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

道德以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实在的道德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深入到法律所达不到的许多领域。尊敬父母、抚爱孩子、周济贫困者、赞助医院和教育机构、这一切都导源于被广泛承认的社会道德观。实在的道德还起着另一种重要作用,即对走向其反面的法律造成一种压力,这样也许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有影响。它是一个重要的渊源,当司法机关有机会来影响和指导法律时,就可以从这一渊源中取出它的标准来。实行德治首先要求遵守公共道德。公共道德之所以具有优先性是因为违反公共道德会损害多数人的利益。

2.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当我们探索法与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如果历史地来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规则几乎在所有国家中都趋于融为一体。论文参考网。在最早的法典中,我们看到,我们称之为道德的,宗教的和法律的规则都是混在一起的。必须注意的是,在当代许多国家里,道德的,宗教的和法律的义务仍旧混成一片,因为它们没有那种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世俗世界观。

人们的生活总是在法律规则与道德戒律之间摇摆不定。非常明显的是,尤其是在中国,一个仅仅遵守法律的人远远够不上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

2.1法治之法应该有道德性

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很难想象,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这样的法治无法实现其目标。

2.2道德不可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

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意识、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确定性。凭借舆论和内心,道德虽有一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

2.3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

但间接来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良法具有道德性,是从法律角度说的;从道德方面说,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转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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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形式法治　法家思想　法律之治

一、为形式法治呐喊

关于法治的分类，法学家塔玛纳哈在《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一书中将其分为两种：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关注的是法律的形式标准，只规定法律在形式上或体制上的要求。而实质法治概念则极为强调法律的实质内容和价值取向，认为人们所追求的法治必然是良法之治，而不可能是恶法之治。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更为强调良法的实体标准和价值标准。

笔者所理解的法治只是形式法治，即法治只是法律原则的体现，这里指称的是形式化或程序化的原则，而不包括实体化的原则。这套原则不涉及法律的实体价值取向，只是规定了相应的形式标准或程序标准而已。塔玛纳哈在其著作中就认为法治不包含法律的实质价值。本文正是试图通过介绍形式法治观的相关理论和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和说明来为形式法治观呐喊。

（一）形式法治观概说

按照前文形式法治论者对形式法治的界定，法律秩序和法律规则是相对独立存在的，与其服务的社会目标并没有一定的关联。笔者觉得法治的实效性来源于自身的结构和内容的先进性，而非基于法治的主宰者构建的制度来实施并取得。从所具有的法学内涵探究，法治只是一套技术和规则的总和，目的在于为了保障社会价值体系存在和实施。这个体系的好坏决定了不同法律系统的的价值观能否最终实现。在法治论者看来，法律所具有的正义的价值比它自身更重要。

在形式法治论者看来，法治所具备的一些原则，主要是形式原则或程序原则。如“罪刑法定”原则，类推原则，回避原则等，都是法律特有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法治也是法律的一种美德，却不是法律所拥有的惟一美德。按他们的理解，法治和民主、平等、自由价值并非必然包含的关系，法治与上述诸种美德并非同源，反之界限分明，矛盾深刻。所以，法治应考虑的是法律的形式问题，而这些实质问题当归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范畴。再者，一个滥权和充满道德限制的社会，人们会在比较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认同感会转而向形式法治靠拢，在此基础上，形式法治的实施就更具有操作性。因为它为法律实施所设定的相关标准，如法律公开，案件类推处理等，这些都是具有普适性的法律标准。

（二）形式法治内含的价值判断

从另一面而言形式法治虽然是从内部出发来定义法治概念，但是它也为法治在定义之外保留了底限的准则。如在关于人权保护这个价值追求方面，虽然不以其为追求的目标，但形式法治在向外部展现的时候，亦保持一定限度的标准，而非在双方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其实，在现代文明社会，产生像纳粹德国那样恶法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当哈贝马斯提出的“程序主义法范式”能够得到践行的话，法律的实质内容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二、法家思想与形式法治观的暗合

到这里，我们可以对形式法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出于本文论述的方便，我将形式法治观的核心主张归纳为以下两点：即形式合法性和法律之治。形式合法的法治包括公布、面向未来以及普遍性、平等适用和确定性等品质。”富勒是这种形式合法性理论的经典解说者，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规则体系所应追求的八种优越品质，这些品质就是形式合法性的八项原则。法律之治，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主要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强调人们应该服从法律的统治；第二层意思涉及到司法独立，因为法律的适用最终会落实到人身上，所以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法律被忠诚和公正的履行。接下来要从形式合法性和法律之治两个方面来论述法家思想是如何与形式法治在最低限度上相竞合的。

（一）形式合法性

1．明法性：法家认为，法治的首要之处在于公布法律。即“明法而固守之”。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一是法律被制定出来后，有法可依，那么欺骗的行为就不能得逞，官吏处理问题时也能保证公正。二是如果法律明白易懂，便宜实施，并且设置相应的官职专职将法律教导给普通民众，那么就能预防民众不知法而犯法的情况的出现。三是如果法律为普通民众所知，那么官吏就不敢超越职权，以法的名义欺压民众。可见，要求公布法律也有限制官吏滥权，防止侵害普通民众合法利益的目的。

2．成文性：战国诸国已制定并颁布了许多成文法。史载郑国有《竹刑》，楚国有《宪令》，魏国有《法经》等。秦统一后继续推行法治，其“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为使法律明确易知，秦朝用以案说法的形式颁布了《法律答问》。

3．稳定性：法家虽然主张“当时而立法，度物而置事”，反对墨守成规，但同时也强掉法律应该维持稳定。法家认为法律一定要持久稳定，否者就会导致徇私枉法，废法，滥权现象的出现。在韩非看来，一个国家如果法令变动频繁，缺乏稳定的效力，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容易灭亡。

4．普遍适用性：商鞅主张刑无等级，无论是拥有何种权力的人触犯国家法律，都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不能被赦免。韩非则认为：“法不阿贵”，法律不因人的社会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管子的观点更彻底。他主张君主也应服从法律的约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由此，法家强调了守法的重要性。通过上面四个方面我们发现法家在对法律的态度这一点上与现代法治具有暗合之处，能够为实现形式法治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

（二）法律之治

1．法家赞成‘人们应当由法律所统治并服从法律’的法治思想，《管子》认为，聪明的君主知道人民必然以其作为榜样，所以制定法律来规制自己的行为。君主不依法行事，那么人民也会违反法制，那么就会破坏这个国家的秩序。所以明君一定要重视制定法律，那么人民才会信服。《韩非子》则肯定了立法者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亦云：“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据此，可知法家注意到了统治者在“服从法律”中的重要性。《管子》的“任法”篇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为大治。”法家强调“君臣皆从法”更多是从“以身作则”的君王所具有的示范效应的儒家理念出发的。君王若是滥权，就会破坏一个好的法律秩序，因为他带了一个坏头。“法律高于国王”的范式不大适用于中国的法家。但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统治者守法”作为法治概念的要素是法家的一个重要思想。

2．法律之治另一个方面是司法独立。在中国传统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更多的是各级官吏政治职责在法律上的体现，相对独立的司法实施未曾出现过。”但这并不是说法家思想与司法独立没有相通的可能性。

法家在理论上，对有关职权的划分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分职”意味着对君主无端地干预司法进行某些限制。在法家的分职理论中明确主张专职专任，不兼官兼事。在《韩非子》中有关职权划分的理论就较为细致，对“职权分明”的重要性给予了强调：“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

法家对徇私枉法持坚决地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只有“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如果“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法家认为执法应该独立于个人情感之外，因为“爱多者则法不立”，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总之，在法家看来，“夫背法度而任私议”，“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国之所以乱也”。

不论是法家的“人们应当服从法律”、“分职理论”还是“严格执法”，都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法律之治”的内涵。当然，这不能把古今两种思想在意义上进行等同，而是要注意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意义上的传承性。虽然法家的思想首先在于维护君主专制秩序，但是对于支持现代中国司法制度的构建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并非是一种古老过时的阻碍。

对法家法治理论最大的诘难或许就在于它是一种“非民主形式法治”。现代形式法治强调法律的来源是“人民”，而法家则主张法律的来源是国家的统治者，即“君主”。我们除了不能苛求法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达到“民主”的高度之外，我们还必须发现其实“君主”和“人民”是在一个逻辑体系内的概念，具有经验型，实证性的共同特征。法律不论最终是来源于君主还是人民，都是来自于世俗的力量，而不是神的意旨或者某种先验价值，它们都关注法律事实上来自何处而不是应该来自何处。因此，形式法治与法家法治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是观点性的，而不是方法上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君主”和“人民”这两个概念在创制主体上具有共同性，因此相互之间容易转换。所以，从实证性的角度来讲，法家思想和形式法治又有了相融通的余地，因为形式法治与法律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三、中国现代法治与形式法治

法家的法学传统在当代中国虽已破裂，但内含的法律精神跟中国现在的法治趋势是一致的。在如何对待本国的法律思想传统方面，学者们应当摆脱历史观念的桎梏，寻找那些能够适合现代法治要求的法律符号和法律意义，传承它，改造它，发扬它，使其在现代法治体系内再生。因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所要推行的法治也应该是一种形式法治，这是从我国法治的现状出发，得出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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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高校改革的深入，学校-5-学#-~-N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过去未有的矛盾和问题如何运用法律的观点分析、认识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如何使学生管理工作走上科学、规范的“法治”轨道，促进育人工作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学校作为教育事业单位，不同于国家行政管理机关那样的执法主体。其对学生的管理有其特殊性。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主要是按照国家法律调整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用法治的原则，处理学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的各种矛盾，在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上规范化、合法化。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一个似乎新鲜，但又非常现实的课题。学校的教育职能和司法的公正性及公平性在本身受到挑战的同时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课题: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应该依法进行。学生管理的法治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实际问题。法院对学生的司法救济，不是干预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是匡正了学校在学生管理问题上的错误观念，其意义超出i一个学校、个另i1事件本身。它迫使我们深思，以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和习惯做法。

随着高校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学生自费就学、自主择业，对高校传统的管理观念、管理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但是，由于传统思维和习惯，我们较少从法律角度认真思考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在对学生的管理上，对法治原}}l与精神重视遵从不足。因此，主观随意性较大，特别是在从严管理的思想指导下，在制定或执行一些规章

制度时，片面强调学校的权力，对学生的权利重视不够。以从严管理就有助于学生成才的简单推理，代替对规章制度、一些做法合理性、甚至合法性的冷静思考。往往愿望是好的，但是超越了法律的界限。

探讨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问题，必须全面、准确分析认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目前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在法律意义上包含着两重内容。

i、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高校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受国家的委托，对学生教育的有关事项进行管理。学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种法律关系强调的是管理与服从，是一种纵向关系，双方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

2、学校与学生双方还形成了一种属于或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学校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制定招生条件、招收学生，然后学生接受学校的一定管理，学校向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应视为一种合同关系。学校和学生之间虽然没有签订明确的民事合同，但从民事角度出发，一种以实际履行为承诺的合同依然存在于学生和学校之间。学生自费就学，自上择业，学校收取费用，提供服务。尽管由1几公办学校的性质和我国人民群众收人水平的限制，现在乃至将来一段时期，学校的收费还不能全部满足培养学生的支出，“合同”双方“对价”不完全相等，但双方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是存在的。这种法律关系，在法理卜双方法律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忽略这层关系，单纯认定学生与学校之间是行政管理关系，一是不准确的。当然，在学校特殊环境下，民事关系的双方，实际地位井不对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明显属干“格式合同”的性.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学校规定的状态。

无论是行政法律关系，还是类似服务合同的{民事关系，作为一方的主体学生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因而，如何把握这两种关系，如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就成为学生管理法治化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现实的学生管理过程中，有时是很难判定哪类事项属于行政管理性质的行为，哪些属于民事性质的行为。从理论卜，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二者是能够分清。也应该分清的。这对于确认学生管理的指导原则具有实际意义。

从行政法律关系讲，必须依法行政。行政法律关系带有强制特征，行政苦理一方具有强制执行权力。这种强制往往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行政管理或行政执法中，只有法律授予的权力及其行使才是合法的、权力不能超越授权范围，超出范围就要·承担行为无效及必要法津责任的后果。而且，行政权力的行使需要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严格的法律程序是保证权力正确行使，制约权力的重要手段。

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合同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对于格式性的合同关系，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制。如我国《合同法》规定，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不得免除其基本义务，不得.ail用格式合同损害对方的权}}l o

在新形势下，如何将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法治化涉及对学校与学生双方的要求，由于学校与学生实际地位的不对等，应该主要是规范学校的行为。根据我国高校的实际状况，应该注重以卜儿个方面。 要澄清一些错误认识。由于种种原因，学校的一些管理工作者对法治化存有误解。有的人将法治化与严格管理对立，认为遵循所谓法治原ny ，就是放松管理，就是放任学生的某些不良行为。这种认识与现代法治观念相悖，实际是人治思维在起作用。偏离法律轨道的严格管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强化法治观念，‘坚特法治原则。现代法治是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法治可以从不同的视点分析。从治理、管理这个角度，法治既是一种指导原则、一种方法、模式，也是一种状态。它是对权力、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也是对权力、权利的规制、约束，是对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与规范。

现代法治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原则，诸如权力法定、公开透明、法制统一、注重程序等，法治化就必须遵守这些原则。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需要完.r._的地方。比如有的学校，对学生的处罚(分)}i;il度公开不够，存的甚平是暗箱操作，对什么样的情况给朴何种处理，缺乏详细的规定、人为})司素太币:有的学校的系(学院)没有学校的正式授权、自己设定对学生处罚(分)权，}.!!一学校‘法制”缺乏统一;处罚(分)学生时，1仁未r;}行严格的程序，对学生的}Y hC权没有给f.星够的保障。所有这些。都说明.自校学生.i ;;法治化中存在的问题，说明强化法治观念、’峡寸车法治原则具有作常现实的意义。

严格，谁确执行国家法律、依法’U。近几年国家关J几教育管理的法律币在逐步健全，高校的行政节F’}’职能必项遵守行政法治要求，按照权限法定的京则行事。法律有规定的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也应该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超越法律范H}l .限制学生的权利，或者处’iii(分)学生，不管t:观愿望如何，都是不允许的。特}}l要防if-权力的滥用与乱用。某些学校的系(学院)自己没定对学生的处罚(分)，实r}，}是超越权限的行为。

注重“立法”质长。在学校‘立法”一一制定管理规fr.制JK时、特别是’。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制度时，应i亥进行认宾的研究，注意听取学生的L， }A! ，某些fFii }} nj以实行类似听证的做法，使制度科学化合理化，切实增强制度的可执行性。对学rf:_的管理措施，只能在相关法律规定的框架卜实施，防止某些管理规定本身违反法律的问题。学校的各种规章应该公示，要使得学生f解和掌握。

处罚(分)学’l毛，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进行。严格的程序本身是民上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严格的程序也是提高执法权威，保证“实体法”正确实施的重要条件。处罚(分)学生时，涉及退学、]!:除等事项时，建议实行公开的咨询、答辩程序，必须给介补生异议权和异议期限，允许学牛提出复议，处理这种复议的机构应与原处i}l(分)决定机关保持相对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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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肝郁化火；失眠；针灸治疗；综述

中图分类号：R256.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6）05-0074-05

失眠又称“不寐”、“不得卧”、“目不瞑”，是由于机体脏腑功能紊乱，阳盛阴亏，阴阳失交，不能相互维系而导致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的一种病证[1]。据统计，我国失眠的发生率约为10%～20%[2]。失眠容易导致记忆力减退、抑郁、焦虑、狂躁等精神症状的发生，病久会导致消化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生殖系统等多脏器系统疾病，从而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妨碍患者的社会功能，因此失眠的治疗成为医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西医治疗失眠以药物和心理疗法为主，镇静安眠药物副作用明显，心理疗法又存在一定局限性，而针灸治疗失眠，以交通阴阳、宁心安神为法，具有整体调整的特色和优势，更可随证在基本处方的基础上加减取穴，从而实现辨证论治，又因其安全可靠，疗效显著，操作方便，无明显副作用而日益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被称为“绿色疗法”。《灵枢・根结》曰：“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阳与阴，精气乃光，合形于气，使神内藏”，阐明了针灸有调和阴阳，安神定志的作用，参照2012版《针灸治疗学》内科病证中“不寐”的治疗，以照海、申脉、三阴交、神门、安眠、四神聪为失眠的基本处方，以调节阴阳跷脉、益气养血、宁心安神[3]。

失眠的证型可分为肝郁化火证、痰热扰心证、心脾两虚证、心肾不交证和心胆气虚证等[1]。当今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差距，生活节奏的日渐加快，致使人们心理压力过大，情志不畅，肝气郁结，郁久化火，邪火上炎扰动心神，或灼伤阴血而致心血失养，心神不安，从而使肝郁化火导致的失眠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并较其他证型的失眠症更为突出。参照周仲瑛主编的《中医内科学》[1]心系病症篇章中不寐之肝郁化火证的诊断标准如下：①主症：不寐，甚则彻夜不寐，急躁易怒；②兼症：头晕头胀，目赤耳鸣，口干而苦，不思饮食，便秘溲赤，胸闷胁痛；③舌脉象：舌红苔黄，脉弦而数。针灸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应以疏肝解郁、清热泻火、养血安神为基本治则，临床上选取符合证型之穴位、适合病情之疗法尤为重要，故在常规取穴基础上配以水沟、太冲、合谷、行间、风池等穴予以辨证施治。除体针治疗外，尚有头针疗法、电针疗法、刺络拔罐疗法、穴位敷贴疗法及综合疗法，为临床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提供了多种新颖有效的治疗方法。现将近年来临床上关于肝郁化火型失眠的针灸治疗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体针疗法

1.1常规刺法段延萍等[4]以疏肝泄热、开窍安神为法，取穴水沟、太冲、合谷、三阴交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36例，水沟以25 mm毫针向上斜刺，行捻转手法至患者有强烈酸胀感、目中流泪为度，太冲、合谷行泻法，三阴交平补平泻，针刺后留针30 min，每10 min行针1次，每日治疗1次，10 次为1疗程，辅以患者心理开导，3个疗程后统计疗效。结果总有效率为86.1%。

1.2“俞募配穴”刺法《难经・六十七难》曰：“阴病行阳，阳病行阴。故令募在阴，俞在阳。”故俞募相配可通过调整脏腑阴阳来治疗失眠。张荑雯[5]取心肝经俞募穴配以行间、侠溪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30例，结果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常规针刺组（93.33%，86.67%，P

1.3补“照海”泻“申脉”刺法中医认为失眠与阴阳跷脉“司目之开阖”的功能失调有关，且“阳跷脉出于足太阳之申脉，阴跷脉出于足少阴之照海”，故补照海可益水生阴，泻申脉以滋阴潜阳，从而使“阴气盛则目瞑”。马新平等[7]以补“照海”泻“申脉”刺法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30例，结果治疗组痊愈率、愈显率均显著高于常规针刺组（66.7%，40.0%；93.3%，83.3%；P

1.4“前四关”刺法“前四关”是指印堂穴、百会穴、间谷穴（三间穴与合谷穴连线的中点）、火硬穴（同行间穴），是由董氏奇穴门人杨维杰先生在董氏奇穴理论指导下，结合自身多年临床经验创建的配穴，因间谷穴和火硬穴在传统“四关穴”前，故名“前四关”。间谷穴与火硬穴相配，既开宣上焦心胸气郁，又清疏下焦肝胆郁热，辅以印堂穴、百会穴调补中气，健脑宁神，故临床适用于肝郁化火型失眠症的治疗。关铭坤[8]采用“前四关”刺法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33例，对照组取印堂、百会、太冲、劳宫，结果：2组临床疗效和远期疗效没有明显的差别，但针刺“前四关”为主的治疗方法临床起效较快，证候评分降低程度优于常规辨证取穴组。结论：“前四关”刺法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起效快，疗效佳，对肝郁化火证主要症状的改善情况较优。

1.5“龙虎交战”针法“龙虎交战”针法首载于《金针赋》，“龙虎交战，左捻九而右捻六，是亦住痛之针”，原用于治疗痛证，盛骥锋[9]选取风池穴行龙虎交战针法治疗失眠取得了良好疗效，认为该手法可“调和阴阳”“补虚泻实”。吴节教授经过多年临床实践发现该针法行气活血作用强，且在肝俞穴施此针法，许多抑郁、焦虑患者立觉情志舒畅，是以达到疏肝泻火、补虚泻实、调和阴阳的功效，周睿[10]在对照组常规取穴针刺的基础上加予肝俞行此针法治疗肝郁气滞型失眠36例（证型诊断标准同肝郁化火型），结果治疗组痊愈率及对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屈亚哲[11]于肝俞穴行“龙虎交战”针法配合常规针刺治疗肝郁气滞型失眠56例（证型诊断标准同肝郁化火型），发现此法在改善患者抑郁状态方面较常规针刺有一定优势，但差异无显著意义。结论：以肝俞穴施“龙虎交战”针法为主治疗肝郁失眠较常规针刺有一定优势，值得进一步研究。

1.6双“十”字针法赵军教授结合传统中医经络理论、现代神经系统功能定位，及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双“十”字针法以专门治疗肝郁失眠[12]。该法选取百会、四神聪、膻中穴为双“十”字之主穴：先平刺百会，再从四神聪向百会平刺形成第一个“十”字，以调理督脉安脑神；于膻中向外四方平刺形成第二个“十”字，辅以太冲以行气解郁散肝火；再取神门以开心经经气宁心神；同时针刺照海、申脉以调阴阳跷脉而助安眠。赵军教授采用此法治疗肝郁失眠临床上虽屡获佳效，但尚无相关随机对照研究。

2头针疗法

2.1“头三神穴”刺法“头三神穴”包括神庭、本神、四神聪，三穴合用以醒脑开窍、镇静安神。李晓艳[13]采用向后平刺针刺头三神穴加常规针刺法，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30例，结果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愈显率均显著高于常规针刺组（P均

2.2“头皮针”法“头皮针”是根据传统的脏腑经络理论及现代大脑皮质功能定位在头皮的投影，针刺头部特定的穴线而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此法直接刺激诸阳之会，具有疏通经络、理气开郁、活血化瘀之效，从西医学机理上来说此法更能激活额、顶区对睡眠机制的调节作用，从而提高睡眠质量。茅盈盈[14]采用朱明清教授朱氏取穴法，取额顶带头皮针（属督脉）以调理脑神、额旁1带延长线头皮针（属足少阳胆经）以疏肝胆气机，条畅情志，治疗肝郁失眠患者33例（证型诊断标准同肝郁化火型），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常规针刺对照组（93.54%，84.37%；P

3电针疗法

3.1以“四关穴”为主的电针疗法双侧合谷、太冲穴合称“四关穴”，合谷主调气，为大肠经之原穴，而大肠经属阳；太冲主调血，为肝经之原穴和腧穴，而肝经属阴，两穴相合便可调和阴阳、调达气血、调理脏腑；同时，肝经之太冲与督脉之印堂、百会穴合用，基于肝经与督脉会于巅且督脉入络脑的理论，则有宁脑安神的功效。四穴同用，对机体起到了整体调整的作用，共奏疏肝清热、调畅气血、通络宁神之效。王英名[15]采用电针“四关穴”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30例，结果治疗组在睡眠率、PSQI、SRSS、HAMA、HRSD及WHOQOL-100等多项指标的改善程度上均明显优于口服丹栀逍遥丸组。陈俊如[16]用电针四关穴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30例，总有效率亦明显高于口服丹栀逍遥丸组（96.67%，70.0%，P

3.2以“俞募配穴”为主的电针疗法陈品洋[17]在常规取穴（神门、内关、百会、安眠）的基础上配合心肝经俞募穴（心俞、巨阙、肝俞、期门），各穴得气后加用电针疗法，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30例，结果总有效率及PSQI多项指标的改善程度均明显优于常规取穴配合行间、太冲、风池穴的单纯电针组。结论：“俞募配穴”结合电针在改善肝郁化火型失眠患者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障碍、睡眠效率和日间功能等方面均明显优于单纯电针组。

4刺络拔罐法

张争昌[18]把刺络放血的作用机理归纳为疏通经络、泄热解毒、消肿散结、消瘀去滞、醒脑开窍、镇静止痛、调整阴阳、调和气血等方面。将肝经俞募穴与刺络拔罐法相结合，更可协同产生疏肝泻火，安神定志之效，从而有效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王政研等[19]采用肝经俞募穴刺络拔罐法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30例，结果有效率、愈显率分别显著高于单纯火罐组、单纯针刺组，对于患者入睡时间和睡眠质量的积分改善显著优于两个对照组。结论：肝经俞募穴刺络拔罐法是肝郁化火型失眠症可靠的非特异性自然疗法。

5发泡疗法

谢福利等[20]取穴双侧太冲和右侧冲阳，以雄黄4 g，百草霜1 g，大蒜10 g捣碎混匀后贴敷24 h，1次发泡，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43例，1个疗程后总有效率为95.3%。结论：发泡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可通过穴位和药物的双重作用，协同调整气血、阴阳、虚实，从而治疗失眠，且起效迅速，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和进一步研究。

6综合疗法

6.1针刺结合中药内服疗法李琳[21]采用针刺结合加味逍遥散内服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40例，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和复发率均显著优于口服艾司唑仑组（P

6.2针刺结合耳穴贴压疗法《灵枢・素问》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十二经脉皆上通于耳，因此刺激相应部位耳穴，能通行经气，调节脏腑阴阳[25]，对耳穴神门、交感、皮质下的刺激，可产生镇静、安神、催眠的作用[26]。宋春华等[27]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30例，针刺：宁神穴（宋春华教授自拟，位于四、五掌骨间隙掌侧，无名指与小指根部联合下约0.5cm处）、于氏头穴[28]丛刺分区额区（定位为神庭透囱会，与其平行的曲差和本神向上透刺）、风池、神门、内关、足三里、三阴交、太冲、公孙、涌泉、心俞、肝俞；耳穴：神门、交感、内分泌、皮质下、肝区。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口服舒乐安定片对照组（93.33%，80.0%，P

6.3针刺结合刺血疗法章小娟[29]采用针刺结合四花穴刺络放血拔罐法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30例，与针刺结合耳穴贴压组进行对照研究，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6.4针刺结合俞募穴拔罐疗法堵靖舒[33]采用针刺结合俞募穴拔罐疗法治疗30例气郁化火型失眠患者，针刺取穴神门、内关、太冲、行间、百会、风池、安眠，拔罐取穴膻中、肝俞、期门、胆俞、日月、肺俞、中府，遵循先拔罐后针刺、先仰卧再俯卧的步骤，结果总有效率与常规针刺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但治疗组在改善睡眠质量、入睡时间及总积分方面有显著优势。

6.5针刺结合音乐疗法音乐治疗失眠，是通过聆听音乐提高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刺激人的感情中枢，引起人生理和心理的变化，消除紧张、焦虑、烦躁等不良情绪，从而改善睡眠。肝郁化火型失眠病变在肝，肝在音为角，在针刺治疗的同时配合聆听以角音为主音的音乐，可以共奏清热泻火、疏肝解郁、安神定志之功，达到治疗目的。姜鹏博[34]在常规针刺时，循环播放《庄周梦蝶》、《汉宫秋月》、《春风得意》、《江南竹丝乐》、《江南好》、《江河水》6首以角音为主音的乐曲，治疗肝郁化火型慢性失眠30例，结果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常规针刺对照组（93.33%，80.00%；P

6.6头皮针结合体针疗法姜鹏博[35]采用头皮针与体针相结合的方法治疗肝郁化火型慢性失眠30例，结果治疗组的总有效率、对睡眠质量的改善及肝郁化火症候评分的改善均显著优于传统体针治疗组。结论：头皮针刺结合体针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比传统体针治疗更具优势。

6.7电针结合刺血疗法吕晃祯[36]采用电针结合双侧耳尖、行间穴点刺放血疗法，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32例，结果2个疗程后治疗组除在PSQI量表评定多方面优于口服龙胆泻肝汤组外，在中医证候、临床症状、体征等方面2组疗效相近。结论：电针结合刺血疗法较口服中药能更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及白天活动功能。

6.8电针结合耳穴贴压疗法游峻鸣[37]采用电针“四花穴”结合耳穴贴压神门、皮质下、内分泌、肝、心，治疗肝火扰心型不寐32例（证型标准同肝郁化火型），结果总有效率显著及PSQI中多项评分的改善程度均优于常规针刺组。结论：电针四花穴结合耳穴贴压法对于肝火扰心型失眠疗效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6.9电针结合穴位敷贴疗法张彬[38]在给予常规电针治疗的基础上，治疗组、对照组分别采用丹栀逍遥散和安慰剂贴敷心肝经俞募穴，每组各30例，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90.00%，76.67%，P

6.10走罐结合艾灸疗法张梅[39]在给予加味逍遥丸合杞菊地黄丸口服的基础上，治疗组采用背部走罐并艾灸，对照组加服艾司唑仑，各治疗更年期肝郁化火型失眠41例，①走罐：大椎-腰俞、大杼-白环俞、附分-秩边行缓慢柔和的往返走罐，肩井、肝俞行重走或坐罐；②艾灸：先用灸盒依次灸脾、肾俞、八s，背部督脉经及膀胱经第一、二侧线部，神阙、关元，再以火龙罐灸双足三里、双涌泉。结果，2组疗效无显著差异，但在远期疗效、睡眠质量及焦虑抑郁评分上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走罐结合艾灸疗法能显著改善更年期肝郁化火型失眠症患者的睡眠质量。

6.11耳穴贴压结合中药疗法邓世旺[40]在2组都内服丹栀逍遥散加减的基础上，治疗组加予耳穴贴压神门、皮质下、内分泌、三焦、心、肝治疗，结果，治疗组在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障碍及日间功能等方面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耳穴贴压结合中药内服是临床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更为有效的疗法之一，值得临床推广。

6.12刺络放血结合中药疗法李满霞[41]取百会、大椎和神庭、印堂2组穴位交替施行三棱针刺络放血，配合龙胆泻肝汤加味治疗肝火扰心证失眠33例（证候标准同肝郁化火证），结果显效率显著高于单纯龙胆泻肝汤加味组和单纯三棱针刺络放血组，而3组总有效率比较无显著差别。结论：采用龙胆泻肝汤加味结合三棱针刺络放血治疗肝火扰心型失眠可切实提高临床疗效。

7讨论

肝郁化火型失眠虽病位在心，实则病机主要在肝，为肝的生理功能异常所致。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主藏血，主疏泄，主情志。若肝司其职，则气血调和，气机调达，情志舒畅，从而心宁神安，睡眠正常；若肝失其职，或因情志内伤，气郁化火，或因房劳久病，阴虚阳亢，肝火上炎扰动心神，则使阳不交阴而成失眠。从古至今，就有许多医家结合临床体会，认为失眠虽病变于心，但与情志内伤致肝的生理功能失常密切相关，如宋代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卷一》云：“平人肝不受邪，故卧则魂归于肝，神静而得寐，今肝有邪，魂不得归，是以卧则魂扬若离体也”，清代张志聪《素问集注・刺热病篇》注“人卧则血归于肝，肝气伤而不能纳血，故不得卧也”，清代陈士铎《辨证录・不寐门》曰：“气郁既久，则肝气不舒，肝气不舒，则肝血必耗，肝血既耗，则木中之血上不能润于心则不寐”。如今，亦有滕晶[42]认为情志内伤，心神不安是形成失眠的重要病因病机。许良[43]认为精神过劳与情志不悦是失眠的主要诱发因素，主张从肝论治，平肝解郁、活血安神。王坤山[44]也认为失眠的病机主要在肝。因此，失眠的辨证立法当从肝论治，以治肝为首要[45]。

针灸治疗失眠体现了祖国医学的特色与优势，相关机理研究表明，针灸不仅可调节PSQI、SAS、SDS等临床相关心理量表评分的异常程度，还能改善失眠大鼠空间工作记忆功能的损害，更对5-羟色胺、γ-氨基丁酸等神经递质及白介素、褪黑素、前列腺素D2等睡眠因子的异常有良性调节作用[46]。针灸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时，在整体调整的基础上配合辨证施治，以疏肝解郁、清热泻火、养血安神为基本治则，其疗效获得国内外认可，季向东等[47]通过研究表明，针刺疗法能有效改善肝郁化火型失眠患者的睡眠质量，同时降低患者的血清NE含量，提高5-羟色胺水平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基因表达水平，疗效显著优于口服西药曲唑酮。

从目前肝郁化火型失眠的研究情况来看，近几年，针对肝郁化火型失眠症的针灸治疗方法日趋多样，目前，仍以体针治疗为主，或包括“俞募配穴”、“补照海泻申脉”、“前四关”、“龙虎交战”、“双十字”等特殊刺法，或结合中药内服、耳穴贴压、刺血、拔罐、乐疗等疗法，尚有头针、电针、发泡疗法及多种综合疗法，可谓琳琅满目，但其中许多疗法操作步骤繁琐，考虑会造成患者依从性差，临床执行力低的问题，还需精选操作简便、疗效可靠的方法。另外，在对针灸治疗肝郁化火型失眠的现代机制研究仍有欠缺，若仅从传统中医学理论中经络、穴位的作用来解释也难以跟上现代医学研究的脚步，今后可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这方面来，究其机制，方能精确选穴，合理选择治疗方法，从而增强疗效，减少病人痛苦。最后，在治疗的同时应重视调护，帮助患者从生活、饮食、情志、睡眠习惯等各个方面进行护理，协同治疗[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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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盼望着、盼望着……经过一个暑期的漫长等待与企盼，2019年XX市法治课教师培训活动终于来了。

2019年10月9日上午11：00左右，来自XX市各个区、各中小学校共80名教师带着简单的行囊、风尘仆仆地齐聚XX火车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高铁、转乘1个小时的大巴来到憧憬已久的广州番禺，入住集食宿和培训为一体的银座酒店，开启为期一周的法治课教师培训。

短短一周的培训活动，我们聆听了8位专家的精彩讲座，受益匪浅。李之宁教授题为《幸福新说——学生发展指导领域下的教师胜任力》的讲座中，我认识到：现代化的学校和教师不仅有教学和管理学生的职能，还应该有指导学生发展的职能，这是全民的需求，学生的需要。我们要转变观念，做新时代的教师，做学生发展指导师，让学生活出他应该有的样子。从万华教授讲授的《学校管理的法治思维》中我领悟到：学校管理需要法治思维，作为管理者一定要有权利意识、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保障学校管理权力的正确行使。同时，学校有义务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生命健康权和人身自由权、肖像权和名誉权、隐私权、独立财产权、不合理劳动权、平等对话权和申诉控告权，要关注学生的需要，理性进行人文关怀。吴开华教授的《依法执教与教师法律素养》则让我记住了学校要有“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和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观念，“学校确有责任的，不闹也赔，学校没有责任的，闹也不赔”；教师要依法保护学生的各种权益不受侵犯，同时要善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雷丽珍教授则告诉我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缺一不成立；还逐一为我们解读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的相关条款，同时列举了一些学校伤害事故的真实案例和处理办法，为学校今后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了参考，很受启发。

此次培训，不光关注法治教育工作的，还充分关注教师专业发展和身心健康。从徐向阳主任题为《观念、理念、视角、方法——基于问题研究的教育论文写作》的报告中，我明白了：教师应把写作当做一种生活方式；要有敏锐的眼光和嗅觉，顺应时代潮流、善于找准问题，对读者有所启迪；看问题要有多个视角，敢于挑战权威；要选好标题，注意文字表达的规范和韵味。从陈兆兴教授所作的《大道至简、知易行难——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几点思考》中，我体会到每个教师都要致力于提升自己语言、书写、教学、教育技能；一个优秀的教师成长会经历职前准备期、适应期、称职期和成熟期，要勤于钻研和反思，才能实现由新手到高手的蜕变；作为学校领导，要善于引领师生在体验当下的进步中追求幸福。郑希付教授则用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诙谐幽默的方式给我们做了一场有关《教师压力与情绪管理》的讲座，对改变我们的认知方式、提升幸福指数有帮助、也让我想到未来该如何构建良好师生关系、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做幸福优雅的教师。

总之，这次培训，承办方深圳弘博教育学院安排周密、考虑周全，主讲老师经验丰富、分析透彻，参会教师认真聆听、积极交流。很有收获。相信全体参训老师一定会认真在未来的工作中学以致用，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我市法治建设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