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学范文
时间：2023-04-03 07:29:2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传播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丝绸之路
这条东西方贸易大道的开拓者是中国汉朝的使臣张骞。现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通常指的是西汉时期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为“丝绸之路”。
跨文化传播指的就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它是一种文化的双向传播和交流互动，也是文化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过程。在跨文化传播中，同一性和差异性作为两种基本力量起着推动作用，由于人类共同的本质特征及共同面临的生存环境等因素，使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与共通性 ， 这种“共享性”使得不同文化间有了实现传播的可能。差异性则是文化交流的原动力，文化差异固然阻碍了相互了解，但同时又会激发对不同文化的好奇心和兴趣，从而产生了吸引力，在差异性的前提下 ，文化间才有了相互交流的必要和意义。
二、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现代传媒界已经发展到“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或许人们再也不需要经过长途跋涉穿越漫漫沙漠历经数年才能抵达彼国，人们需要做的只是轻点鼠标，即刻就可以在面前展现一幅异国风情。可以说，传媒技术的发展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现代传播媒介本身及其所携带的外来文化信息，以其新颖的形式和内容吸引了在传统环境中生活惯了的人们，他们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被占用，社会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媒介变革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媒介环境。这种媒介环境的变化，对人的信息渠道和信息行为，尤其是对社会的媒介系统都产生一系列影响。”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在丝绸之路这条横跨多国的文化之旅上，必然充斥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与之相伴的即是文化的冲突。以道德和风俗习惯为例，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道德思想和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当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就会出现冲击和碰撞。精神层面的文化冲突表现为受过不同文化熏陶和塑造的文化主体的审美价值、、情感方式、思维定式的成绩和碰撞。它是文化冲突中最深、最持久的部分。与文化冲突相伴随的是文化融合，它是跨文化传播发展的总体性趋势。文化融合是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的交融整合。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各个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在互联网、卫星电视等大众传媒越来越普及的今天，跨文化交流已经冲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以多样的方式进行着。各种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交流、对话、理解、认同，直到交融、整合。
三、丝绸之路在今天
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丝绸之路的传播是典型的跨文化传播，它跨越了多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的媒介形态向空间偏向媒介的转向扩大了丝路交往范围、增强了丝路传播影响。就跨文化视域下的丝绸之路而言，其空间偏向媒介的崛起不亚于传播效率的革命。传播中时间和空间有了走向平衡的可能。传播学者英尼斯不仅认为媒介有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之分，而且特别关注时间和空间的平衡问题。他认为时空平衡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并延续这种文明的前提，相反，不能达到时空平衡则是对文明的扰乱。
就跨文化视域下的丝绸之路而言，其空间偏向媒介的崛起不亚于传播效率的革命。媒介形态转向引发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的流变媒介形态的发展变化。随着社会需要和媒介技术的进步而推进，而媒介形态之变又能有效地修正传播机制。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中的时间偏向媒介的式微和空间偏向媒介的崛起，媒介形态由时间偏向向空间偏向转向，引发了传播路径由单线变为双线或多线、传播效率提高、传播影响范围扩大、传播中时空平衡有了可能等传播机制的流变。这种变化，深深地烙印在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的一切成果之中，从石刻到文书，从金银到纸币，从低效到高效，从小范围到大范围，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具象的事物，还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的视图。
其实，跨文化传播是世界整体性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经济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下，全球性的交通、通讯和以互联网、电影、电视、广播等为代表的各种大众传媒的传播与推动下，使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跨文化传播也已经成为当今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各种文化以报刊、书籍、影视作品等形式，通过卫星电视、互联网、广播等载体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传送，进入异域、异国的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视野和意识中。
参考文献：
篇2
论文摘要：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通识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着严重的偏差，更多地关注通识教育的创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传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发生集体性危机的中国当下和全球化语境下，通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传承。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精神传承途径，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应该把“文化自觉”理念贯注到每个大学生心中，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铸就主体精神的文化自觉，这是当前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通识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着严重的偏差，更多地关注通识教育的创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传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发生集体性危机的中国当下和全球化语境下，通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传承，因为“只有在文化深厚的土壤里，天才才有可能爆发”(甘阳语)。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精神传承途径，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应该把“文化自觉”理念贯注在每个大学生心中，促进其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铸就主体精神的文化自觉，这应是当前通识教育巫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一、戏剧艺术与文化传播
戏剧艺术是一种文化。“文化”大概是人类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1952年)一书中，共收集了1“条文化的定义。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一文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至今学术界还认定为权威的定义，即“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英国文化研究者威廉斯则细化和拓展了泰勒的观点，他说，“文化”一词是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文化的当代意义大致有三个方面:(1)作为艺术及艺术活动的文化;(2)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的文化;(3)作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文化。m<_，无疑，艺术及艺术活动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被用来阐释艺术及艺术活动的。作为艺术的一种样式，戏剧艺术当然是一种文化，但其表现形态却有着自身特质，即戏剧是由演员直接面对观众进行表演的一种艺术和文化。
戏剧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身份的代言。“对艺术史家来说，他们深深地意识到艺术始终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或现象，一个其所处时代的符号，一个历史、社会、文化或个体成长、身份、变革或转化的标志。公正地说，甚至在艺术发展最具形式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时刻，这种观念在艺术史学科也曾是一个既定的观念”，我们知道，世界戏剧有两大基本系统，即以中国传统戏曲为代表的东方戏剧艺术和以欧洲话剧为代表的西方戏剧艺术，其中，梅兰芳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无疑是这两个系统中最突出的代表。从梅兰芳的戏剧艺术我们可以品味到美情统一、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妙处，从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我们可以感悟到充斥着博爱、罪责和忏悔之情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深邃底蕴。把握两者的差异，追寻两者形成的精神质素，从而更深人、更真切地展现文化内涵的差异，这是历史学家所无法提供的鲜活的文化标本。
戏剧艺术是在文化传播中生成、发展和完善。“文化由外层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这一定义从动态和过程的角度，确定了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传播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表明:文化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同构、兼容互渗。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同样，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戏剧艺术正是在文化传播中得以生成、发展和完善，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播，戏剧文化将是一种“死文化”;如果没有戏剧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传播将丧失一种重要的路径。
二、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
非常遗憾的是，随着戏剧艺术的边缘化倾向加剧，戏剧艺术这种文化传播传承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渴望着在还没有完全沦落为“社会机体的“功能性器官”的高校能够担当重任，守望文化家园，传承民族文化精神质素，铸造新的人格。如此，实施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就相当重要而紧迫。
18世纪末，西方高等教育就注意到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承功能的意义，“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识到，艺术史和文学研究一样，是探索民族文化身份是一个重要途径。同样，学习艺术史和文化传统有助于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和推动社会的进步”。1874年，艺术批评家诺顿受哈佛大学之邀担任艺术史教授，他说:“对我来说，艺术史是一种最为神圣的文化传统。通过研究艺术，人们可以发现自身潜在的精神追求和美的理想，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文明”。的确，一个文明、一种文化如果要存在和延续，就须保证它的关键信息和元素得以传承。有意义的艺术接受活动，就是接受者全身心地沉醉于艺术世界的精神漫游和灵魂之旅，也是接受者获取文化精神和历史信息的过程。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播效应是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企及的。诚如前苏联著名美学家斯托洛维奇指出:“人的审美教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但是不能不承认，艺术是对个人目的明确地施加审美影响的基本手段，因为正是在艺术中凝聚和物化了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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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因其现场直观性、双向交流性而在接受者面前“打开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无限美妙的欲望与生命的世界n/别林斯基语)，在这个世界里，观众身临其境，把自我的生命体验投射其中，逐渐形成浓郁的“扮演意识”。拥有这种扮演意识，接受者更易深入了解蕴含其中的文化精神，确定自身的文化身份，并以此来审视他者的文化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戏剧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承功能，又是其他艺术所无法代替的。因此，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传承途径。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都应是连续的，任何一个链条的脱落都可能造成文化根基的丧失，而这种丧失往往导致一个时代精神的集体沦落。这种悲剧历史已然有上演。但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族文化之链正面临着再一次被断裂的危险，当人们，尤其是当代大学生争相追逐着西方文化浪潮而忽视甚至漠视脚下深厚的文化土壤时，“失落的就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因此，在高校实施通识教育并不是一种现时流行的时尚，而是一种恒久的文化传承事业。同样，戏剧艺术通识教育也不是高校的装饰品，而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传承的连绵不绝决定了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恒久性。
三、文化自觉: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现在的大学教育随着全球知识产业的兴起与推动已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不可否认，这是大学教育的一种进步。但当目睹着民族文化精神资源在此热潮的裹挟下已然失去其存在的根基，价值逐步被遮蔽之时，我们又会悲叹大学精神的沦落和功能的偏移。诚如英格尔斯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所认为，现代化不应该只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成，而应该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理素质。他说:“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之为现代的国家”，而作为一个“现代人”最深层的表现就是坚守自身的文化归属，拥有主体的文化自觉。
因此，文化传承并不止子传统文化知识的吸纳，尤其不能“把历史的馅饼按时代和地区切割成大小不等的部分，然后再按照编年的顺序把它们分别吃下去”，因为“这种机械的拼盘游戏使历史处于被割裂的状态，因而缺乏一种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性和精神深度”;也不止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播，而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体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社会学家提出的一个命名，“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自觉”成了众多国家、民族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不可绕过的重要话题，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大家众说纷纭，其中，乐黛云的“基因论”大概最接近的观点，即“文化自觉指的是深刻认识白身文化历史传统的最根本的种子或基因，并为这个基因的发展创造新的条件，同时将这个文化传播于世界，参与全球新文化的创新。
篇3
【关键词】传播；城市；文化
引 言
传播学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一门概括人类信息传播行为、具有完善理论体系的学科。传播是人类交流的基本活动，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任何的传播都需要媒介，城市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便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它储存和表达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城市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人类的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城市在发展演变的同时，与人类文化存在着重要的内在关系，“一个城市的级别和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功能的发挥”。
城市是一个“文化储存器”
城市是人类的居留所，因此也是人类文化的聚集地。芒福德将这种“聚集地”比喻成“文化容器”。其实城市对于文化来说更像是一个储存器，而这种储存器不止具有简单的储存作用，就像化学实验一样，容器中每一种物质都有可能对其他物质产生影响甚至反应，这种反应可能很大或者很小，也可能很快或者很慢。从传播学的视野来看，人们通过城市这样的媒介将文化进行存储，然后城市又将这些文化的信息进行展现和传播，甚至交流。文化在这种传播和交流中又得到创造和发展。
城市的文化储存。人类文明的进步始终与城市的发展紧密连结在一起，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城市，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在与城市的碰撞中产生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指导、支配和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行为心理和价值观念，影响到城市空间的利用方式和效率，并对建筑形式、建筑风格等加以约束。而正是这种影响与约束使得文化得以贮存。因此，任何时代的文化在城市中都会留下痕迹和沉淀，任何一座建筑、任何一件东西都能找到文化的影子。
这种储存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物质方面是通过某些实体形态来储存的，是显性的，大到建筑街貌，小到家具饰品，每个时代每种文明都会对物质实体有一定的形态追求倾向。虽然这种倾向存在个体差异，但所体现的文化都是一类的，因为其都处于人类发展的同一阶段，都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中。这种倾向在实体形态中得以体现，文化也就相应地蕴含其中。实体物质能够存在多久，所蕴含的文化也就能够沉淀多久。这种方式储存的文化表现得更直观，也更具感染力。
精神方面的文化储存则是通过文字记载、典故传说、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来完成的，是一种抽象的储存，是隐性的。有的是直接储存的，而有的则是在不断发展和传承中储存的。中秋节由神秘的拜月演变为赏月的习俗；元宵祭神用的灯火，成为人们游览观赏的花灯……这些都是发展的储存，也可理解为不断的动态的储存。
城市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城市和社会中的一员。社会生活是人们的生存方式，人际交往是人们的必要活动，文化便在这种方式和活动中传播和交流着。而城市是这种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和媒介。人类的文化也只有通过不断的传播和交流才能不断地发展。
城市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城市人的交流活动。城市是开放的又是聚集的，人们在这里不断地进行着大量的物质与精神的流通，文化便借助这种媒介的形式进行着传播与交流。其次，城市自身的文化交流。城市本身又是一个文化博物馆，长流不息地传播着储存的文化，不断地进行着文化与人、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不管是新文化还是外来的异质文化，都会与这种“馆藏”文化进行对话。最后，城市提供了一些专门的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场所。这种传播与交流则更为直接，如学校、博物馆、美术馆、文化中心等。
城市的文化创造和发展。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各类活动高度聚集，相互影响，文化便在这种城市活动中相互碰撞着。新旧文化的冲突，异质文化的渗透，在多变的城市客观环境中创造和发展。当然，城市的文化创造和发展是建立在文化的储存与传播交流基础上的，文化只有储存了才能传播和交流，只有通过传播和交流才能不断地创造和发展。
当一种新文化传入的时候，城市中储存的旧文化便与之产生交流，在这种交流中新旧文化相互影响着，或是新文化融入旧文化，文化得以发展；或是旧文化融入新文化，创造出另一种文化。西方服装文化融入旗装，旗袍诞生；中国文化融入洋装，中山装诞生。民国时期，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中国城市一改传统街区的风貌，一种中西合璧折中主义的特殊时期的建筑文化随之诞生。
在古代社会，科学技术不发达，交通与通信手段比较落后，信息的获取比较缓慢，城市也因此相对封闭。这时候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是比较迟缓的，一种文化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可能需要漫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文化会受到途经城市的文化影响，不断地交流与发展，最后传入这座城市，然而，最后的文化可能跟一开始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城市的文化创造和发展功能作用的结果。
当今中国建设中城市与文化的关系
城市作为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不停歇不间断地接收和传播信息，然而在这种传播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诸多阻碍，类似传播学中的传播隔阂，造成对所传信息的曲解和误解，甚至是信息的毁灭。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空前高涨。城市文化信息的表达成为关注的焦点，形象工程开始遍布大街小巷。然而贪大求洋与虚假复古的“形象”过后，城市却散发着怪异僵硬、肤浅滑稽的信息与表情。
文化信息的破坏造成城市的苍白。城市具有地域性，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文化是该民族在特定的环境中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创造、积累形成的，是城市历经沧桑储存下来的文化。由于各个民族创造文化的环境、条件、方式以及发展途径各不相同，导致创造出来的文化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各具特色。这种特色是民族的个性和象征，也正是这些特色导致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它一旦消失，民族也将随之消亡。任何一座城市都储存着深厚的人类文化，盲目地改造城市就等于在删除储存器，也就是在销毁储存的文化。然而，储存的文化一旦被删除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作为“储存器”的城市在建设和发展的同时更应该起到保护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也要保护。
随着信息的快速传递，人们的频繁交往，物质与精神的快速流通，这一切都将导致文化的加速发展和异质文化的不断侵入，城市的文化储存功能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快速。但是对储存的文化要有所区分，特别是新旧文化、本土与外来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当然，城市的文化储存是城市的一种内在规律，通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城市建设中有些人却刻意地扭曲这种储存功能。而这种储存文化将与人们的共同取向相违背，也经不住历史的考验。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大部分城市都把焦点定在经济上而忽视了文化。经济发展确实可以带动城市的发展，但是以文化的消失为代价的发展则只会使城市变得苍白无力。虽然保护历史遗迹和传统文化已经提了很多年，但是引进多少投资、新建多少工业项目、年均增长多少产值仍然是领导们追求的政绩目标，而对文化遗产和城市文脉重视的太少。然而，民族文化的散失导致文化多样性的散失，均质的平淡文化的产生，将使城市“死去”，造成城市建筑风格雷同、缺乏特色、文化浅薄的现象。多元化的经济没有多层次的文化支撑，显得没有生气，缺乏活力。因此，经济固然重要，但文化更加重要，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是极具魅力、潜力和吸引力的城市。
文化信息的盲目导致城市的怪胎。城市中的文化交流是文化传播中的一种行为过程，这种过程不同于拿来主义，它需要选择、取舍、融合甚至再创造，最后留下的应是优秀的文化、灿烂的文化，能够适应当地并被接受的文化。特别是在交流空前繁荣的当今时代，对交流的认识越发显得重要。杜绝所有见文化就要、文化崇洋以及拿来主义的现象。但在中国目前的城市建设中，这些问题却普遍存在。
传统的街区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苍白”的大道、“寂寞”的草坪、暴晒的广场。这些是几十年前美国出现的城市化妆运动的文化产品，这种不生态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城市文化已被淘汰。但我国的城市建设者们并没有来吸取前人的教训，不加取舍地拿来就用，且还很自豪地作为政绩炫耀。这种文化的传播是没有交流的传播，是经不起时代考验的传播。同样的，城市中模仿成风的罗马柱、古典雕塑等等，都是一种肤浅的文化传播、是一种毫无底蕴的暴发户式的城市文化。
文化信息的发展决定城市的进步。在现代开放的社会，城市的文化创造和发展功能体现得更加强烈与迅速，各种文化通过城市交流和发展着，一种新文化很快地就会传入各个城市角落，与各种城市文化进行对话，得到不同的发展，甚至产生各种新的不同文化。信息的快速流通，城市中文化多样性的快速增长，是当今城市社会的显著特点。然而，城市的民族文化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受到各种外来文化不断的侵蚀与渗透。怎样保护我们的历史文化，怎样使历史文化正常发展，是我们应该不断思索的问题。
城市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发展，在文化的交流中发展。历史的文化是好的，但是它只属于那个时代。只有不断地融入新文化，紧跟时代的步伐，这种文化才能够不断地发展并创造辉煌。因为活着的东西有生命，有生命的东西必然会新陈代谢。因此，前面提到的历史遗迹与民族文化的保护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面要原封不动地保存，尽量体现原貌。这是针对那些不再使用，完全是为了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展示而言的。第二层面则要动态地保护继承，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融入新的文化。这是指那些现在还在使用的，如上海的新天地，通过融入新文化，使原有的传统文化罩上了一层时尚，城市的文化得以发展。
文化是动态的，把“全球化”看作是“西化”并极力排斥外来文化是错误的，是一种民族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更会抑制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对于文化的发展都很重要，没有民族的和传统的内核，就没有特色，没有世界优秀文化的融入、没有时尚气息，就赶不上潮流。
然而，人们在城市建设中却对文化的发展认识不清，抑制城市的文化创造与发展功能。一种是极力地抵制一切外来文化与新文化，把民族文化“保护”起来。这种保护其实是一种“软禁”，锁定了储存器，使它丧失了储存功能。这样只会让城市与民族文化慢慢“死去”。另一种是过于痴迷外来文化而轻视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发展是一种均质文化的发展，将导致文化的侵略，文脉的枯萎，文化多样性的散失。这两种极端做法，只能让城市在“腐烂”或“苍白”中死亡。因此，在建设中要能够用好城市这个储存器，处理好文化的发展，处理好新旧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使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从而保持全球文化的多样性。
结论与启示
在当今信息文化的时代，城市的建设越发显得重要。“文化储存器”的改变直接影响着文化的改变。处理好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媒介与传播的关系，构建适宜的城市表达是建设者们的首要任务。既要保护城市的内在文化，也要通过“储存器”的功能引入优秀的外来文化，在文脉的传承下发展文化。充分发挥城市的文化功能，使文化健康地发展，保护好文化的多样性，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把我国城市建设成新时代的文化宜居城市。
参考文献：
[1]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申海.城市的困惑[J].城市问题，1999（2）.
篇4
一、文化的概念与内涵
《辞海》对“文化”一词的诠释是：“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简言之，人类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块组成的。
(一)广义文化
从广义文化的概念出发，人类文化根据其形态，可以分为若干大的种类，如图一1所示：物质文化，亦称“有形文化”，是无形文化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我们感受、认识某一文化的载体。有形文化是以物质为载体，以承载物质使用价值、观赏价值于一体，内含物质材料、生产条件、生产技术的文化实体。从总体上分析，有形文化的内涵，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文化的实物性
任何物质都是有一定形态的，或固态或液态或气态，但作为人类有形文化的实物，归根结底要有人加工制作的因素。缺之，则是自然物质而不能称其为有形文化。从加工制作角度上分析，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从实物功能来考虑，它包括实物的用途、使用寿命等；二是从观赏的角度来设计，它包括实物的形状和蕴含的创作理念，等等。物质文化的实物形态往往是这两方面的结合。
2．实物的技术性
加工制作实物需要相应的生产条件，如生产材料、工艺技术、温度湿度，等等。例如，瓷器内含的烧制工艺、审美理念等文化元素都是无形的。今天我们把物质文化的技术形态，称为“专利技术”。
3．文化的价值性
有形文化的价值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它的使用价值。这是有形文化最基本的功能。例如，生活用品的瓶，是用来装液体(如水、酒)的容器；杯，是用来饮水喝酒的器皿，房屋是用来休息的场所，等等。同理，作为传播文化的媒介，不同的媒介，它的使用功能也是不尽相同的。例如，甲骨、青铜、石碑、石刻(包括崖刻)，由于材质坚固而具有永久性，即：能够永久性的保存和传播所承载的文化内容。纸质媒介，如书、报、刊等，虽然不像甲骨、青铜那样永久保存，但由于质量轻、成本低，又便于携带，能够大量复制，便取代简牍而成为大众传播载体。其次，是它的文化价值。从现存的一些文物来看，有些价值很高、甚至价值连城的文物，其使用价值并不高或是几乎为零，但内含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例如，甲骨在20世纪之前，一直被当作中药材使用，是患病的王懿荣①无意中看到了“龙骨”这味中药上面刻划着一些字符。经过研究，王懿荣等一批学者终于揭开了这一惊天的秘密，甲骨文成为价值连城的国宝。再次，是它的收藏价值。有形文化的收藏价值，与实物材料、加工工艺、承载文化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实物材质越好，工艺越精湛，收藏价值就越高。无数事实便证明了这一点。
(二)狭义文化
狭义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I1J1∞。由于这种形态的文化是精神的和非物质的，也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们把这种文化现象称为“无形文化”或“精神文化”。文化人类学奠基人泰勒•E•B②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的能力和习惯J1”。笔者以为，所谓无形文化，是指以语言符号为载体，旨在记录和传播人们信仰崇拜、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制度、伦理道德、行为方式等人类文明状态的文化形态。如图一2所示：无形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基本形态。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进步过程中，无形文化犹如一只巨大无比的推手，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我国历史文化中，“文化”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治”与“教化”两个词语的并用。早见于战国末《周易•贲卦》：“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说，我国自先秦以来，把以教化人的思想、提升人的文明程度来理解和定义文化的内涵。例如，汉语“蒙”的本义，是指愚昧。人要摆脱愚味，就得“发蒙”、“启蒙”，就得学习知识文化。随着人思想文明的起蒙与进步，文化还因此反映在人们的言行举止、行为方式上，使得人类社会变得井然有序、有章可循。行为文化是人类社会通过国家(国际组织)或社会组织制定、或是民间的约定俗成，需要全体成员共同遵守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是规范社会秩序、协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组织与组织等一切社会行为的总和。国家制度文化是社会制度文化的基础。
二、媒介的概念与内涵
如前所述，人类的文化现象、文化活动和文化事像，必然要依托一定的文化载体，才能传播和传承。这就是文化媒介。“媒介”一词，“媒”的本意是“媒妁”，即婚姻介绍人。“介”则是指居于人与人或是人与事两者之间的中介体或工具。现代汉语“媒介”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为使双方发生某种关系，在中间起介绍或引导作用的人或事物。随着学科的细分和研究的深入，“媒介”一词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媒介是指使事物之间发生关系或作用的介质或工具。例如，蚊虫是传播疾病的媒介，绣球是传递爱情的媒介、教室是传授知识和学习知识的媒介等。广义媒介的代表学者是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麦克卢汉看来：万物皆媒介、媒介即讯息，即：凡是能使人与人、人与事物或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关系的物质都是媒介，而所有媒介都可以与人发生某种联系。据此理解，当我们看到山顶洞出土的北京猿人化石，以及骨角器、穿孔的兽牙，海钳壳和磨光的石珠等文物时，这些文物仿佛就像一个个无声的解说员向我们诉说这样一个讯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贫富贵贱的社会，人们共同劳动，已掌握了打制石器技术、磨光和钻孔技术，学会了人工取火，靠狩猎为生，用骨针缝制衣服，还懂得了爱美，能走到很远的地方同别的原始人换生活用品。换言之，这些化石本身就是一种媒介，它仿佛就是一本书，让今天的我们能够感受到远在1万年前人类在旧石器时代生活的情景。狭义上的媒介是“传媒”的概念，即信息传播的载体，传播者发送信息与受传者接收信息的一个工具，也是联系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一条纽带H。如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信息传播的载体。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媒介之所以能够承载并传递某种信息，从根本上说，是由它的实物体和物理能两个方面决定的：
(一)媒介的实物体
如前所述，任何有形文化都是由一定的物质材料构成的，是人类利用物质的某种特性创造的一种能够传播信息的载体。例如，崖刻、碑刻，就是古人利用石头的坚固性、耐久性的特性，作为用于表达对某一信仰、某一理念、某一人物、某一事件记录的载体。由于物质材料的不同，实物体的性能也就大相径庭。例如，石刻实物体只能够简单地传达某一信息，纸质实物体却能够详尽细致地记录事物。此外，相同的物质材料由于质地的不同和加工方法的不同，其实物体承载的文化信息也是不尽相同。如某些泥土(如高龄土)经过一定的工艺制作，就可成为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陶瓷实物。但由于制作的工艺方法不同，上釉为瓷、不上釉则为陶。
(二)媒介的物理能
媒介的物理能是指物体所能发挥的能量和功能。具体说，是指实物体能够承载文化信息功能和语言符号等方面。例如，无线电波的物理能是指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每秒钟30万公里，即每秒钟可绕地球七圈半。人类利用无线电波的物理能，加载声音、图像信息面向社会进行信息传播，它包括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媒介的物理能与实物的材质密切相关。不同材质的媒介，其物理能和承载文化方式和内容，就大不相同。例如，以材质坚硬为特征的碑刻、石刻，其物理能是能够永久地保存，但只能简单地承载某一文化理念、文化图案，或是简略地记载某一重大事件。以稻草、树皮为原料的纸张，其物质特点是可以通过排版方式无限制地复制(印刷)，纸质媒介取代简牍，成为人们交往的工具和文化传播媒介。
三、媒介文化与文化媒介
媒介文化与文化媒介，是彼此关联、不可割裂的两个概念，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一)媒介文化的概念
媒介是物质的。媒介文化是指由物质成为文化载体的有形文化，它既指物质材料、生产工艺，又包括技术指标，组织生产等要素。因此，媒介文化更多的是指媒介自身的文化，即物质成为媒介的技术文化。媒介文化具有以下基本特性：
1．媒介的物质性
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媒介都是由物质构成的。离开物质，所谓媒介是不存在的。如纸张是书、绘、复印、印刷的物质，木头、砖头、石头是建筑文化的物质，布料是服饰文化的物质，无线电波是广播电视的物质，等等。媒介的物质对文化传播起着记录与承载的作用，使得人类文化的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二是从材料上分析，不同的物质只能充当某种文化信息的载体。例如，纸质媒介能够详尽地记录事物，而甲骨媒介就只能简单的记录或者表达某一理念或是某一人物、某一事件。三是相同的物质，由于产地、品质、年代等方面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价值。例如，同样是玉石，但由于产地、品质的不同，呈现出价值的天壤之别，等等。
2．媒介的技术性
物质材料要成为能够承载文化信息的媒介，需要经过人的加工制作，使原物质材料变形、变性，才能成为物质媒介。例如，要使稻草、树皮成为纸张，首先要将稻草、树皮制成浆，再经过沉淀、凝固、干燥、定型等一系列工序之后，才最终成为纸张。而这里的制浆、沉淀、凝固、干燥、定型等每道工序、各个环节都含有很强的技术性，是一般人所不能为的。
3．媒介的有形性
这里的“有形性”，也可以理解为是“造型性”。文化媒介的有形性，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实物的使用性和人的审美性两个方面。我们知道，眼睛是人接收信息、接受教育、赏习文化最主要的器官之一。从文化媒介种类来说，除广播媒介外，无论是甲骨媒介、简牍媒介、纸质媒介、青铜媒介、服饰媒介、舞台媒介、影视媒介等其他媒介无不重视“造型”。有的媒介由于造型独特、新颖而价值连城，成为无价之宝。所谓巧夺天工、鬼斧神工，说的就是它的有形性。
(二)文化媒介的概念与内涵
本文所说的“媒介”，是文化传播媒介的概念，是取广义媒介与狭义媒介合理的部分，明确提出由“人”一“物一“人”，即：文化传者一一一通过“物”承载文化一一一到达受众，作为界定文化媒介的“三要素”。这是因为：广义媒介的概念太宽，“万物皆媒介”，而文化传播却是人类的一种特有现象。狭义媒介的概念太窄，仅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所谓信息，是“用符号传达的报道，泛指给予接收者预先不知道的消息或能消除不确定因素的消息”[3]1叭。简言之，作为狭义上的媒介，主要是指传递新闻信息的载体。这就是说，狭义上的媒介是既不包括人际传播、舞台传播以及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传播媒介，也把人类留下来的石刻、简牍、青铜、甲骨等排除在媒介之外。笔者在吸收前人媒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文化媒介，是以物质为载体，以语言为符号，以旨在记录和传播反映人类思想信仰、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重大事件等文化事象、文化活动的中介物质。如图一3所示。它的内涵，主要包括这样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跨空间的横向传播，即：以承载信息为主要特征的新闻媒体，如报刊、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也包括电话、电报等信息流传播和舞台、课堂、旅游等人流传播，以及物流传播等；二是跨时间的纵向传承。它既包括祖先留存下来的各种文物、古迹以及能够承载人类某种文化信息的物品，如饰品、器具、建筑物和各种工艺品等，也包括留有人类活动痕迹、以所在地传播为特征的名胜、山水、自然风光等。从这一界定出发，文化媒介的特性在媒介文化的基础上，还具有以下特性：
1．媒介的语言性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作为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能指是语言的语音形式，是语言的物质载体，所指是语言的语义内容]7。仔细分析，人类的语言主要有人声语言、文字语言、图像语言和色彩语言等语言符号。从接收的角度来说，它又分属人的视觉和听觉两个系统。作为媒介，也是通过一定的语言符号来来表达思想、叙说事理、传播文化的。我们知道，除广播媒介外(声音语言)，其他文化媒介均可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传播文化信息，是多种语言的综合使用。例如，纸质文化使用的基本语言是文字语言，也可以是图像语言(如绘画、照片等)，服饰文化是形状和色彩的搭配使用，而电影电视(包括互联网的视频)却是图像语言、色彩语言、文字语言和声音语言的综合使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民族、地域和信仰等方面的不同，人类的语言存在民族性、地域性、宗教性和时代性等方面的差异性。
2．内容的承载性
文化媒介的承载性具体表现为这样两个方面：首先，文化承载在一定的物质上。甲骨文化承载的物质是龟甲和动物骨头，石窟、石刻文化承载的物质是岩石和石头，服饰文化承载的物质是布料，陶瓷文化承载的物质是泥土，人声语言的物质是声波，等等。若是离开物质，所谓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次，文化承载在一定的语言符号上。石窟文化是在石洞里以承载造型为主要方式(图像语言)，包括色彩语言等，传播佛或佛教故事壁画的文化；石刻文化是在岩石或是石板上，以承载文字语言为主要方式，以旨在传播一种精神、一个理念或是用于纪念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化；纸质文化是以承载文字语言为主要方式，包括书、写、绘、像在内的文化；电子文化则是以电波和声波为手段，以承载图像语言为主，包括色彩语言、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在内的文化。
3．传播的渠道性
如前所述，文化传播是从一个文化圈到另一个文化圈的传播过程，即是具备这种文化的人们借助一定的文化载体直接或间接地向缺乏这种文化的人们的传播。前人对文化传播渠道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将其分为“物流传播”、“人流传播”和“信息流传播”三种情形。由于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按照文化实物的流动与否，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其分为“所在地传播”、“克隆式传播”和“流动式传播”三种类型。
(1)所在地传播的渠道是单一的。由于那些建筑物、园林、石窟、石刻等文化名胜古迹，不能移动，也无法移动，如强行移动则可能就是对原物的一种破坏。如我国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明长城、清十三陵以及“三山五岳”、“四大名窟”、“五大湖泊”，等等，都是不能移动。人们只能亲历前往，才能感受到它的文化存在。(2)克隆式传播是流动式传播和所在地传播的结合。由于那些建筑物、园林等名胜古迹不能移动，人们便仿照某一或是几处的文化景观，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另一地复制建造。例如，海外的唐人街、承德的小布达拉宫、深圳的世界之窗、民俗村就是一种克隆式的文化传播。(3)移动式传播渠道具有多样性。它分为人口流动式传播、物品流动式传播和远距离发送式传播三种情形：人口流动式传播。这是一种随着人口的迁徙，通过口耳相传或是言传身教传播文化的方式，它包括移民、战争、传教士、商人等，“古时的文化传播是通过商人、传教士或是政府官员传出或借入不同的文化”5】2。物品流通式传播。如我国的瓷器、丝绸和四大发明是通过海上和陆路传送到东南亚、西亚、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的。当然，它也包括报刊、书籍、电影的发行等。远距离发送式传播。这是一种随着无线电波和卫星传输技术的诞生，出现的一种现代化的文化传播手段。它包括广播、电视、互联网和电话(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需要指出的是，在“地球村”的条件下，移动式文化传播的类型往往是并重进行的。
四、结语
如前所述，文化与媒介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分离。
(一)人类文化是建立在有形文化基础上的文化传播
有形文化是自然物质与人类文化的结合。例如，玉在没有加工之只前是玉石，经过人的加工、雕琢之后，才成为“玉器“。因此，物质要成为文化必须满足这样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任何文化必须依托一定的物质作为自己的载体，离开这个前提，物质还是物质，不构成物质文化。二是物质必须含有人类的文化因素，如技术因素、加工因素等。玉的本身是石头，是经人类雕琢加工之后，才成为玉器。而雕琢加工玉是有技术含量的，需要对玉的知识有相当的了解并且掌握相应的技能才能为之。也就是说，离开人的文化因素，石头就是石头而始终成不了“玉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媒介是人类文化得以保存并传承的前提条件
由于人类的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物质上，这种物质便成为能够承载某种文化的载体。例如，纸质文化，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使得人类有了书写和记录文化变得简便，得以普及。近2000年来，蔡伦纸便成了记录人类历史、表达思想、承载知识、传达信息等无形文化的主要载体，代代相传，传承至今。从整体上看，迄今为止，我们的知识大都是通过纸张这种文化媒介获得的。从蔡伦纸的发明，我们对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的关系，可以理出这样一个头绪：(1)任何无形文化只有被有形文化记录才可能被保存。(2)任何无形文化都是建立在一定物质载体上记录和保存。离开物质，记录与保存无形文化就是一句空话。(3)有形文化只有被保存，文化才能被人感知和接受，也才得以传承。
篇5
传播学起源于西方，但传播是任何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中国在传播思想方面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与西方社会的科学精神相比，中国更加注重于人文精神的培育，而且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也就是一部中国文化传播史，其中有着丰富的传播实践活动和深刻的传播思想，这是一座亟待挖掘整理的传播学宝库。
加强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的一条基本途径，就是借鉴和吸收我国古代优秀传播概念和理论，构建自己的传播理论体系，最终建立起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体系。传播学应当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关系的“行为哲学”，但是西方传播学“基因”性的基础理论却只源于电讯技术与新闻传播。传播学对新闻理论的大量借鉴和使用，导致其理论生长点的偏窄单一，造成视野狭窄，概念混杂，论证草率。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传媒发展史上，欧美国家在理论研究方面基本处于领导地位，至于亚洲国家虽然也有自己的传媒理论但因其较为零散，不成体系，故没有研究价值。而我们恰恰相反，近期就以中国先秦诸子的传播思想为题开展研究，同时开题的另两篇博士论文，则以日本的传播业和印度的影视传播业为重点，着眼于东方，着眼于人类传播的具体而丰富的历史，研究人类通过传播而实现社会化的过程，研究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源于生活实践的各种传播理论与传播理念，这无疑是有益于世界传播学的健康发展的。
新闻事实不过是记者对事件的求证方式
不论从哲学角度看还是从社会学角度看，事实本身并不能成为一个“真的问题”，也就是说，事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不可规划的范畴。一般的研究经常将事实分为主体、行动、规范等几个问题来讨论，使事实在不同场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相。在新闻学中，事实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对象，主要考虑的是记者对事实的再现和复述，而不是让事实的内部动因和结构超乎事实本身。
新闻事实是个复合概念，包括客观事实和主观事实。客观事实强调的是自然与社会活动，它在某一时间被记者认识，在其头脑里呈现出表象，这时才能确定事实“真假的问题”。一般客观事实不能成为报道的对象，但却是一切新闻报道的参考标准。所谓新闻点，就是对常规事实的背离和突破，记者认为有必要把它的意义告诉人们。事实的这个意义正是意识形态的母菌。记者对社会事实的主观认识，包含了对事实的意识形态审视，或多或少地向受众暗示一种思想。
新闻报道再现了记者的主观过程，当他们谈论新闻报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过程。从这个角度讲，新闻不过是记者对事件的求证方式，决定新闻以何种形式同受众见面。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曾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新闻中的主观性和偏见，但他在批评其他记者的观察力时也忽略了一件事，即他自己也是作为一个偏见者参与报道的。他并不具备裁判的权威，但却揭示了裁判的道理。所以说，事实是一个客观范畴，而新闻是一个主观范畴，这也是为什么在新闻学研究中，人们一直把事实和新闻事实区别开来。
我国报纸还没有形成言论版的“主导”模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汇集着社论、读者来信与专栏文章等多种言论的言论版，实际上已经无分主流与非主流、大报与小报、东方与西方，而成为当代报纸的普遍规范和制度，有着基本的、稳定的格局。我国近年来各地报纸言论版可谓百花齐放，还没有形成言论版的“主导”的模式。
国外报纸的言论版一般两到三张，其中一张肯定都有社论，往往每天数篇，所以一般也称“社论版”。社论版普遍以“内报头”为标识，以示重要。社论栏旁一般都是读者来信栏（也有刊在旁边另一张言论版的），针对前期社论与报道发表意见和批评，既没有完整的结构，也没有完整的论证，却带着直抒胸臆的生动气息，量很大，面很广。稳重的社论与尖锐的来信，这言论的“两极”，形成一种活跃的、生动的、交互性的话语空间和言论生态。另以漫画、新闻图片和标题的附加题来补充言论版的视觉信息。我国报纸的言论版普遍缺少社论与来信这两个基本的内容要素和“内报头”这个形式要素，交互性不强，栏目名称虽花样繁多，但实际上显得品种平面化。我国言论版上无社论的原因，与我国报纸近代以来独立发展传统有关，也与近几十年来我国报系中社论地位崇高有关。
民生新闻在区域价值认同重构中的地位作用
《视听界》(双月刊)2004年第6期刊登了张志君的文章“民生新闻在区域价值认同重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章针对在全球化传播的作用下，有一部分后发社会成员历史观念淡薄，对本土文化，甚至本民族文化缺乏应有的认同，久而久之，可能造成所在社会的“集体失忆”的现象。文章指出，民生新闻关注民生，特别是本区域的民生，以自己的传播实践推动着正面临着被集体“解构”的本地民众对“区域”的时空认知，以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帮助本区域的民众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加强他们对所在区域和所在国家的“社群认同”。
数字电视是广电网络业务的主要新经济增长点
篇6
[摘要]：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应该走理论原创与借鉴、融合并举之路。而这两类传播学研究路径必须建立在对传播理论发展的反思（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之上。理论发展的反思性构成了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学术起点和研究基础。能否建构一个规范化的、首尾一致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是衡量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形成并扩大华夏传播学学术流派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是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主要难点在于“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研究与传播学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如一币之两面，是辩证统一的。
Abstract: Either original innovation or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is important in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se two research approaches need to be based on reflexivity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from outward and inward dimensions， and reflexivity is the academic starting point and research basis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mportant criterion used when judg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hould be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of a normal and log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system based on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social reality.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ims to form and extend influences of Chinese academic school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ircles. The primary difficulty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how to delimit boundaries of key concepts such as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Chinese indigenous culture”.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re dialectically unitary just as two sides of one coin.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y；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Indigen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Reflexivity
在华人传播学界，普遍存在如下思考脉络：我们究竟应该建构什么样的传播学？究竟应该如何借鉴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东方传播思想、理论资源？上述一系列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传播学界已有相当关注的一个课题——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本土化（indigenization）。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学者们近期讨论的一个热点议题。尽管如此，重思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并非不合时宜，更非多余之举。在全球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日趋一体化的今天，能否创建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华人传播理论体系，是华人传播理论能否在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牢固拥有一席之地的关键。因此，从华人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特性和现实状况出发，加强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在当前是非常必要的。笔者不揣浅陋，将自己对华人本土传播研究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试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理论发展的反思性：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
哈贝马斯在其《知识与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一书中将社会科学知识划分为三种类型：实证主义的技术性知识、理解沟通的对话知识和旨在解放的批判性知识；以这三种知识旨趣为基础，哈贝马斯提出了社会科学的三种研究路径，即经验性与分析性的研究路径、历史性与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和批判取向的研究路径。（J. Habermas，1968）笔者认为，这三种研究路径均适于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如果我们对哈贝马斯提出的三种社会科学研究路径予以简化，可将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路径归纳为两种主要路径：其一，将植根于华人社会文化土壤的传播思想、观念、智慧、经验、知识按照一定的范式使之理论化、体系化（这涵盖了哈贝马斯所言之经验性与分析性的研究路径、历史性与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其二，根据中国的国情，将产生于西方，并得到比其他国家更快发展的西方传播学理论，通过引进、消化、改造、创新，使之与东方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本土实践科学融合，成为适合东方文化环境的传播理论（这在实质上包含了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和批判取向的研究路径），通过两个层面的努力，最终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华夏传播学流派，建构基于东方社会文化土壤的、具有东方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简言之，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应该走理论原创与借鉴、融合并举之路。而这两类传播学研究路径必须建立在对传播理论发展的反思之上，这种对理论发展的反思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因此，我们应将理论发展的反思性（reflexivity）作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和研究基础。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本土化代表了传播学研究中的一种反思取向。作为一种本土化研究取向，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其反思性。华人传播理论研究的反思性应该包括如下内涵：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传播学的发展进行思考，把传播学的发展与本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在“社会—文化框架”下对已有的传播学理论成果在反思的取向中进行分析。这种反思性主要体现在对西方传播学理论普适性的反思和对本土传播学发展的反思。
1. 外向反思维度：西方传播学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普适性是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一切学科理论所追求的“理想”。[1]传播现象是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传播活动、传播现象具有一些普遍适用的、共性的理论与规律。多数欧美传播学研究者在主观上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刻意局限在欧美区域，他们也希望得到具有普适性的传播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西方中心论”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欧美传播学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传播学理论的建构基于西方传播现象之上，具有较为浓厚的西方色彩。[2]其研究成果对于欧美以外的地区或国家，尤其是对于与欧美的文化具有较大异质性的地区或国家而言，未必具有普适性，其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也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有的学者所言，西方学科范畴是对应人类“认知”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而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体系则是服务于人格的成长和人生的终极关怀等实用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前者所遵从的是一种“知”的逻辑，而后者遵从的是一种“行”的逻辑。（赵旭东，1999）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并不存在西方定义的“理论”。（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正是由于这种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传播学理论在面对华人社会及其传播现象时注定会出现一些“解读障碍”和“话语阻断”。当然，以长远观点视之，传播学本土化和传播学普适性“理想”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冲突，经由本土传播研究获得对不同文化特质的传播现象的认识，是最终建构具有普适性的传播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领域的理论观点在我们探讨传播学“普适性”命题时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有关知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应，知识社会学得以发展、兴盛，且形成了该领域的一些学术流派，如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巴黎学派。许多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家强调，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知识社会学爱丁堡学派的代表学者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就这样认为：像其他任何知识一样，科学知识也是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即使是纯粹的对事实的描述，由于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要借助信念来处理自己的知觉，因而这种描述也是受一定的理论或文化制约的；描述要诉诸语言，而任何术语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会有意义，这种语境只能是由群体共享的语境。（Barry Barnes，1980/2001）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3]巴恩斯的看法与美国科学哲学家N. R. 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颇为相似。汉森认为观察是一个有理性因素渗入其间的感性反映形式。因为不同理性因素对观察的影响，所以使不同的个体对同一事件的观察很不一样。（N. R. 汉森，1988）换言之，纯客观的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观察中总是渗透着理论，渗透着观察者的理解。观察渗透理论并不意味着观察不能解决任何科学问题，而只是说我们在观察时，必须要选择一个标准条件，只有在这个标准条件下观察到的东西，才是观察对象本质的属性，而在任何非标准条件下所作的观察都是观察对象非本质的属性。
如果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所依凭的知识社会学基础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而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就建构传播理论的重要基础——传播经验、传播现象、传播思想、传播观念而言，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传播思想、传播观念、传播经验，其对传播活动、传播现象体认的方式和产生的信念也会不同。我们很难断言，这其中的某一种传播信念、传播思想就是唯一真理或是唯一合理的。
因此，从人类传播观念、传播思想、传播经验的多样性来看，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建构和发展是合理的、必然的。也正因为此，从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理论研究现状来看，传播学的本土化具有世界性特征。例如，维莫尔迪萨纳亚克、陈国明、三池贤孝等众多具有亚洲文化背景的传播理论研究者，从亚洲视角出发，对本土传播理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早在1978年，来自哲学、人类学与传播领域的港、台、以及美国华裔学者曾集会，探讨如何发展中国传播理论。（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1987年，D. 劳伦斯金凯德（D. Lawrence Kincaid）出版了《传播理论：东方视角与西方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y: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1988年，维莫尔迪萨纳亚克（Wimal Dissanayake）出版了《传播理论：亚洲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Asian Perspectives），这两部专著是亚洲传播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在中国大陆，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后称“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立了中国大陆传播研究对待西方传播学的“16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自此，传播学的本土化成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也是从此时开始，一批学者为推进中国本土传播理论的发展已经或正在付出努力。
2. 内向反思维度：华人传播研究中的“前反思性接受”[4]取向
西方传播学理论普适性的困境所映射出的是西方以外的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抗拒心态。就完整的学科意义而言，传播学是20世纪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若干“新学”之一。既然传播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异域文化的特质，它在与中国的现实对接时，就必然会有一个适应、融合的过程，这就是本土化的过程。这其间有不少主观上的努力意图，但总的说来，这一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具有其必然性。
但是，我们在自觉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方面的力量投入还是不够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时至今日，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然主要在充当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注脚”！以中国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为例，1993年台湾学者臧国仁与汪琪的“国科会”传播学门检讨报告，1998年台湾学者钟蔚文与赵雅丽对于传播学术期刊的评价报告，以及台湾学者罗文辉在1995年和2000年的两项研究均指出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大多数被视为理论性的研究，其实只是利用本地资料测试既有理论；所得到的结果无论是支持、或不支持这些理论，都少有进一步探讨。”[5]陈韬文教授亦认为中国的传播研究“鲜有创新典范之作，在开放改革三十年后，仍然未能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6]
在华人传播学的现实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亟需改善的倾向：在传播学研究中不假思索地照搬、不加具体分析地移植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概念；一些研究者对植根于东方历史文化土壤中的传播思想、观念、知识、智慧等重要资源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以反对“闭关自守”为由而对本土化研究持否定的态度；沉迷于“创造”新概念、追逐新理论，却对本土传播现象和传播实践缺乏充分的现实关注。就总体情况来说，华人传播研究在世界传播学体系中仍然处于话语权缺失的弱势地位。而这其中的关键症结在于，华人传播学界中存在一种对待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具体体现在，一些华人传播研究者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将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和真理性视为理所当然，未经反思就接受下来，所从事的工作多为“知识引进”或“知识移植”，进而导致在传播学知识生产中对西方传播学的“路径依赖”。如果要提升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地位，那么就必须摒弃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自觉地对华人传播学研究中的“路径依赖”进行反思，在更深层次对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进行跨国界的结构性分析。
概而言之，理论发展的反思性构成了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学术起点和基础。正是在一种反思的维度中，华人传播研究者开始摆脱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盲目崇拜，更为自信地从事创新性研究工作。而华人本土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正是需要建立在这种创新性研究基础之上。
二、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及其主要难点
对于华人传播学研究而言，吸纳欧美传播学的优秀成果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及时、合理地将其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一些特殊性结合起来，那么有些外来的理论和概念可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在本土生存。因此，我们在引进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概念时，应该注意赋予其一定的新涵义，而不能采取如前所述之“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华人传播研究者要想通过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体现自身研究特色，取得实质性的创新，首先应该明晰自己基本的奋斗愿景。
1.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创建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传播理论，华人本土传播学应当是一整套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具有一些特定的内容和概念。而且通过华人传播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最终应能形成华夏传播学术流派。
（1）能否建构一个规范化的、首尾一致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是衡量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
任何一门科学，皆是遵循一定的逻辑结构建构而成的。这种逻辑结构是概念、框架、推演、判断等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应该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传播学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并不足以准确描述和解释华人传播活动、传播现象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例如，在华人社会的传播领域之中，“报”、“礼”、“缘”、“人情”、“面子”、“关系”等是发挥重要影响的特色概念元素。（陈国明，2006）只有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理性借鉴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创新、融合，从而建构若干能够准确描述、解释华人社会传播现象的概念和理论，才能使中国传播学真正实现本土化。因此，我们应该将传播学理论中是否包含民族文化概念及此类相关概念的多少，作为衡量传播学本土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
（2）形成并扩大华夏传播学学术流派在世界传播学界的影响，是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
世界传播学学术体系是由各个传播学区域流派组合而成的，各个区域流派以其独特的研究内容与学术风格相互之间发生影响、争鸣、交融。如果某一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明这个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还未形成自己的特定内容和风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播学研究只有重视本土化，才能更好地实现国际化。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华人传播学能否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并在世界传播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也是衡量传播学本土化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
2.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主要难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
在实现华人传播理论建设的奋斗愿景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需要攻克的难关，其中首要的难题在于“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台湾学者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与建构华人传播理论相关的看法：
“首先，由文化属性的难以掌握、以及其与理论本质的矛盾来看，‘华人传播理论’这个概念有根本的矛盾与困难存在。其次，我们不可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现成的、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定义的理论；我们所有的，是足以发展成理论的‘胚胎’。”[7]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是建构规范化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性、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而这一奋斗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之上，即存在一个“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的清晰边界，在这个既定的边界之内，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特性。但是在许多情境之下，这一边界并不是十分清晰。
“华人传播理论究竟指的是它的来源、还是文化取向？如果我们指的是代表源自华人、或华人文化、社会的理论，则我们又会遭遇另外一个问题：‘源自’是什么意思？是由华人所建构、植基于华人社会所观察到的现象，抑或是取材自中华文化资产、呈现出分明的华人角度？前面两个问题或许不难回答，然而却不一定具有华人文化的特质；但即使是后者，所谓的华人角度与文化特质又是什么？”[8]
因此，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一个主要难点便是如何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相关概念边界。如果这样的理论前提可能会受到挑战，我们便不得不对如下问题进行思考：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何种条件下是有意义的？
要让我们的研究、考察、描述经受得起挑战，那么明晰“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边界便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首要任务。而这又必然牵涉到另一个命题：民族的本质是什么？民族的正当性何以获得？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学说为我们理解民族、民族主义的来源与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指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他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提供的启示正在于：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有必要对华人传播行为、传播观念、传播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变迁轨迹和本质属性进行深刻考察，进而在此基础上科学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边界。这一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足以让研究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当然，这也需要华人传播研究者加以更多的重视、更大的投入，使用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工具。
三、华人本土传播研究与传播学国际化是否对立冲突？
在我们探讨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传播学国际化”这一命题。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本土化和国际化是必然对立、冲突的，如美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说：“本土和全球之间始终有一种对立，一种延续不断的对立。”[9]因此，一些传播学研究者也认为，在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宏观背景下，传播学研究应该突破本土的限制，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的经验中汲取养分，追求只有某一国家特色的民族化传播理论。诚然，这类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这些研究者在潜意识中将传播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置于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格局，这一意识是否合理有待商榷。笔者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和传播学的国际化是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两个命题，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一币之两面，是辩证统一的。
我们有必要对传播学研究国际化趋势的背景和终极目标加以考察。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萌芽于19世纪后期，勃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已成为各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跨国、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趋向，是基于下列主要原因：第一，现代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信息的国际化共享和科研国际分工协作的程度加深；第二，国际社会的彼此依赖和国家、地区多边利害关系的加深；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科学研究亦走向高技术化，研究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性、实用性与有效性要求越来越高，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迅速走向产业化，而社会科学研究的产业化使社会科学界接受的跨国研究项目越来越多；第四，大量的国际性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机构的出现。（郑杭生，王万俊，2000：45）这一切合力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潮流。这一整体环境也适于视作传播学研究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宏观背景。
就一般意义而言，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其一，加强传播学研究成果与知识产品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使各国取得的传播学理论、知识能够被彼此认可；其二，增进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促进传播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规范化、标准化；三是推动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对一些具有国际性和普遍意义的重大议题（如国际传播政治经济格局与新秩序、非传统安全与危机传播）给予关注和研究，促进学科的整体发展。从发展形式上看，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如开展跨国合作研究，建立国际性的传播研究机构、团队，运作国际性的学术刊物或网络交流平台，实施国际性的学术信息资源共享，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研究人员的国际性互派、互访，等等。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步伐正日渐加快，华人传播学研究人员已经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承担着对外传播中华文明、交流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重任。应该说，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通常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门学科是否真正达成国际化，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看这个学科的研究者在国际性的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数量。而华人传播学研究者在国际性的传播学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数量还偏少。（金兼斌，2008；李喜根，2008）
作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向，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存在区别的。一方面，传播学本土化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加传播学对本土传播现象的认识和对本土传播经验、传播思想的总结，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而传播学国际化的基本目的在于加强传播学理论、知识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交流、共享和彼此之间的认可，最终增进不同地域的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但传播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决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为前提、互为补充的。华人传播学研究既要强调本土化，也要坚持国际化，因为只强调本土化而忽视国际化，势必会影响华人传播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协作，最终导致华人传播研究步入封闭的死胡同；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国际化，而轻视本土化，又会使华人传播理论失去生长、发展的最佳土壤，逐渐丧失自己的特色。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传播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呢？笔者认为：
1. 只有充分认识“国际化”，才有可能实现“本土化”
国际化主要意指相互了解、学习、吸收和借鉴，增进交流和协作，而不能等同于“全盘西化”。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传播学研究起步早，取得了大量优秀的理论成果，当下在世界范围内居于强势地位。因此，华人传播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创新并获得与西方平等的对话权，应该以充分了解西方传播学各流派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前提。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曾说，只有先“进入”西方学者已经开拓的园地，才能了解其优点和局限，才能“出来”加以中国化。而一开始就停伫在世界学术之门外拒绝进入的人是没有能力谈学科本土化的。（杜维明，2001）台湾学者杨国枢和文崇一也指出，西方学者所发展的理论、方法，如能顺利地适用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研究，则不但不应该排斥，反而应该大力采用，因为这样就不必从头自行摸索。创新是不能凭空产生的，“只有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了如指掌，才能真正的推陈出新，以缔造超越的贡献”。（杨国枢，文崇一，1991）
2. 只有熟悉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才能与之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
学术研究需要秉持科学精神，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否定既有一切的心态，也不应一味盲从。传播学研究中亦应坚持如是态度。怀疑是科学发展之先导，是理论创新之开端。当然，这种科学研究的怀疑态度决不等于虚无主义。在科学史上，正是由于对已有学说产生怀疑，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发动了天文学领域的革命，确立了全新的宇宙图景；伽利略开创了新的物理学，牛顿开创了新的力学，使整个宇宙和人间生活统一了起来，确立了新的科学理念。在华人传播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对西方已有传播理论、方法的理性怀疑与科学批判，不了解其理论偏差乃至谬误，对其加以证实或证伪，那么就难以有突破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实质性创新成果产生，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将处于一种“注脚”地位。而这种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和平等的争鸣，其必要前提就是深入了解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方法体系。
3. 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并非标新立异、刻意创造完全“另类”的民族主义传播理论
来源于不同地域、国度和文化环境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归根结底是属于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正是这些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各具本土特色的传播理论，是构成更高层次、更具普适意义、更加完整的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人传播学研究只有真正实现了合理的本土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区域的传播学理论之间完全没有共通之处。既然如此，在我们进行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就不能不认真学习、吸收异域传播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在这个方面，我们尤其应该注意避免一切皆由自己从头独立打造，追求纯而又纯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倾向，切忌以不适合国情和文化传统为借口，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拒绝学习、吸收、借鉴外来理论的做法。即便是在欧美传播学研究领域内部，不同的地域、国家的传播研究的关注重点与研究方法也是各有侧重，各具风格，但这并不妨碍各种区域性的传播理论学术流派在研究取向上可以彼此学习、包容。因此，华人传播学的本土化也应跟上时代的步伐，注意吸收、借鉴国外传播学优秀的研究成果。
全球化环境下，资讯交流手段日益发达，既凸显了个体力量的单薄，又为跨国、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和便捷的途径。华人传播学的发展，完全依靠独力“重新打造”或者一味套用别人的模式都并非长久之计。华人传播学界应该把握机遇，加强与外界交流，向西方学习仍是必要的。但这必须以对自我现况和需要的清醒认识及对未来走向的明确体认为前提，“亦步亦趋”、“随波逐流”及纯粹的“拿来主义”是无助于华人传播研究发展的。
[注释]
[1]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一命题在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中已有较多探讨。即便是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后”的经济学，其理论和方法也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和国际化更是法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如此，受自然科学强调学科范式和研究结论客观性、普适性的影响，普适性仍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2]长期以来，根源于现代世界历史体系逻辑的“西方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下半叶，否思这种观点的潮流在西方学者和非西方学者中兴起，其间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观点。1984年美国卫斯理学院柯文教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严厉批判了“冲击——回应”论和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中也有走向现代化的积极因素。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A. G弗兰克教授出版《再现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文版书名为《白银资本》），认为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中心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此后，随着美洲开发和白银流动，世界经济中心转到西方，而到今天，又有再现于东方之势。美国汉学家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则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
[3][英]巴里巴恩斯（1980/2001）.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4页.
[4]本文在此借用了中国大陆学者邓正来教授提出的“前反思性接受”概念，其所指为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取向：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将西方19世纪社会科学经由思想运动而形成的学科制度化安排作为一种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关于这一概念的阐述可参见：邓正来（2000）.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47页.
[5]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6]陈韬文（2008）.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春季号.
[7]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8]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9]转引自：欧阳桢.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象.王宁，薛晓源主编（1998）.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7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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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印度的佛教雕刻方兴未艾，故中国又把佛教称为“像教”。佛像在敦煌艺术中，通常专指佛的塑像。在敦煌石窟的塑像、壁画中，佛的形象窟窟皆有，居于主位。
对于佛的形象，佛经里有严格的规定，不得随意塑造。佛像已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佛教的教义除了用文字来宣传之外，佛祖的形象这一符号的宣传影响力更大。佛祖慈眉善目的表情、施舍或慈悲的手势都充分显示了佛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形象。这些非语言符号具有语言符号无法传达的功能。
石窟符号所体现的文化差异
石窟艺术源于印度，印度石窟中人体比例、姿态动作、面部表情都比较写实而又富于理想。在男女性别上，特征分明，圣众中男女生理特征非常明显。男者面相丰润、唇有胡须、肩宽腰壮、强健有力；女者脸圆、眼尖、眉长、唇厚、丰乳、细腰、大臀、跣足，甚至有的男根女阴都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形式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恐怕都是难以接受的，更不要说在古代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
龟兹石窟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像已大为减少。进入高昌地区，菩萨圣众性别大多不明，佛陀身后的天龙八部也多为同一形象，没有男女长幼之分，形象已不存在。敦煌早期洞窟多半如此。隋代以后，明显地出现了女性菩萨，面相丰润而妩媚，唇上虽然有绿须，胸前亦无，但温静娴雅、姿态婀娜。这一方面符合佛经的说法：佛国世界的圣众“非男非女”，同时，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认为赤身有伤风化，不文明、不道德，故有意不表现男女生理特征。一些最微妙的细节描写也能体现出一个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思想。符号表现出来文化差异，任何一种符号和它的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都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有一些符号现象，如果不结合一定的语境，就无从判断其意义，乃至不含任何信息意义。在印度佛教石窟艺术中，还没有发现有纪年题记的供养人画像。在西域的龟兹石窟中出现了为数不多的供养人画像行列，但少有题铭。敦煌则不然，在最早的一组十六国晚期洞窟里便出现有供养人画像群或通壁画像行列，并有榜题，这与儒家的祖先崇拜有关，也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中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点。
石窟符号所体现的文化交流
世界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飞神形象，希腊有安琪儿――臂长翅膀的儿童或少女；中国有羽人，臂长羽毛，奔腾于空，世称飞仙；印度有头顶圆光、身托云彩的飞天，也有双翼天使。敦煌飞天来自印度。当其进入龟兹石窟后变为圆脸、秀眼、身体短壮、姿态笨拙的形象，加上印度裸俗、波斯大巾、不乘云彩，形成了西域特殊风格。进入敦煌后，渐与羽人相结合，公元5世纪末转化为飞仙，条丰脸型、长眉细眼、头顶圆髻、上身半裸、肩披大巾、头无圆光、风姿潇洒、云气流动，这就是敦煌式中国飞天。隋代帝王宠爱飞天，暗造机关令木制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启户，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③因而，隋代飞天发展到了巅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展卷飞舞，便轻盈飘渺地翱翔太空。
南北朝时一位学者说得好：“释迦生中国，立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立教如释迦。”一语揭示了文化交流中的规律。唯一不同的是，这种文化交流是通过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雕塑以及文字诗赋等体现出来的。
结语
佛经里对佛的形象所做的种种描写，实际上反映了古代印度的审美标准。传到中国后，有的就不完全合乎中国人的美学观念了。于是，中国的艺术家们按照民族传统的审美观念来塑造佛像。早期的彩塑佛像，既保持了一定的外来因素，又有中国式的因素。
通过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同一个符号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意义，或者同样的意义在不用的语境中需要使用不同的符号。
注释：
①张钦楠：《中国古代建筑师》[M]，三联书店，2008年1月版
篇8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文化社会学；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R193；R21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5625．2016．02．004
中医药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学的灵魂，是中医药事业的重要推动力，而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对复兴传统文化、实现中医药学价值、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满足社会民众的健康需求、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有关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研究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水平，不仅研究的成果较少，而且研究范围相对较窄，内容不够细致深入［1］。文化社会学是一门从社会学角度对各种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整体研究的一门学科，而整个中医药体系一直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文化的一部分［2－3］。本文从文化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内涵，从文化传播实现的4个条件入手，分析中医药文化传播过程存在的问题，并就相关问题提出建议，旨在更好地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
1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文化社会学认为，社会是人的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人则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因此，我们要研究文化传播，就不能不研究人的社会活动，不能不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文化传播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的分配和享受。任何文化传播都是社会传播，是人的社会活动的过程，离开了社会关系，离开了人与人的交往，文化传播既不存在也不能实现。文化社会学将文化传播定义为人们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产生于社区、群体及所有人与人之间共存关系之内的一种文化互动现象。文化实现传播是有一定条件的，否则就无法实现传播，文化传播的条件是多方面的，但从整个传播过程中看，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①文化的共享性：是文化传播的首要条件，指人们对文化的认同和理解；②传播关系：所谓传播关系，即社会关系，它是在文化传播中发生的关系；③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的中介；④传播方式：分为横向传播和竖向传播［2］。
2中医药文化传播内涵及其意义
2．1中医药文化传播内涵
从文化社会学视角理解中医药文化传播，可以概括3点内涵，第一，中医药文化传播离不开人，同时也离不开社会，换句话说，中医药文化传播离不开社会关系；第二，中医药文化传播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对中医药文化的分配和享受；第三，中医药文化传播过程是依靠文化共享、传播关系、传播媒介、传播方式4个条件得以实现的，缺少其中任意一个条件，其传播过程都将无法实现。综上所述，中医药文化传播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产生在社区、群体及人与人之间共存关系之内的一种有关中医药文化的互动现象。实质上，中医药文化传播是人与人之间有关中医药知识、信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价值理念等中医药文化内容的一种互动的社会活动。
2．2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意义
从中医药文化传播与“人”“社会”两个方面总结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中医药文化传播有利于人们构筑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医药文化传播是一种健康文化的传播，特别是中医养生防病知识的普及，是获得健康的积极手段，中医药文化传播对人们构筑健康的生活方式有重要意义［4］。其二，中医药文化传播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具有深厚的文化联系，通过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其中内含的哲学内涵、伦理道德要求等都会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推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5］。
3中医药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文化传播实现的4个条件即文化共享、传播关系、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入手，分析当前中医药文化传播在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中医药文化认同危机仍然存在
近10年来，随着全球“中医热”的持续升温，中医药文化传播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6］，但社会民众对中医药文化不认同的现象仍然存在。2014年某西医学者发起的“脉诊验孕约战”再一次将中医是否科学这一命题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面前，同时也把中医与西医的较量推向了，一时间有关中医药学“不科学”“没疗效”“不靠谱”的质疑和反对言论掷地有声。这些不认同现象的本质是对中医药文化内涵缺少理解，而这种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危机出现又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传统文化土壤的流失，中医药文化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汲取了很多传统文化知识，而传统文化的沦陷使得整个社会群体缺少传统文化的知识素养，给社会民众与中医药文化在理解和互动造成了障碍；二是在西方科学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医药学显然并不符合西方近现代的科学思维、效率思维、还原思维，实验医学成为主流医学，相对于中医药学其占据了话语霸权地位［1］；三是中医药学发展的自身原因，由于中医长久以来的劣势地位，也使得中医失去了临床阵地进行的系统实践，脱离了实践经验，中医药从业者的水平无法进步，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退化［7］。有些疾病相比西医疗效相对较弱，有些民众没有从中医中受益，自然不会对中医产生信任。
3．2中医药文化传播机制不健全
近些年来，中医文化的传播机制上是一种单向的政府主导下的传播，缺少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双向和多向互动［5］。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8］办公室关于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活动的通知》，随后又印发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2011年“中医中药中国行———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方案的通知》［9］，国家中医药主管部门对中医药知识的科普及文化宣传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国家政府部门对中医药文化的宣传活动仍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传播关系，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传播机制，政府部门往往根据自己的宣传意图，进行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并且传播内容过于专业化，忽视民众对中医药信息的接受度和理解程度，只将重点放在了活动的“过程”，而不是活动的“结果和产出”，使得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同时，社会其他组织和公众主动参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热情并未被调动起来，只靠“传播者”政府的呐喊，不去关注“接受者”社会民众的需求，这样的传播机制不可能获得很好的传播效果。
3．3中医药文化传播媒介监管不完善
近些年来，中医类养生节目、中医药类报纸、中医养生书籍等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了中医药文化面向社会传播的主要途径；同时，借助微博、微信、手机APP、网络论坛等新媒体技术传播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也正在兴起，很多中医学者、医药企业、医院、药店都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或微信，在向社会民众宣传自己产品的同时，也会一些中医药养生小常识，间接地促进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但在这些大众媒介和新媒体传播中医药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现象。201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季度监测到的虚假违法中医医疗信息中，99％以上为变相广告，打着中医药幌子的违法虚假广告；2014年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就中医养生电视节目下发了《关于立即停止播出“健康365”和“杏林好养生”等养生类节目的通知》［10］规范性文件，这说明目前中医传播媒介中仍存在虚假宣传、误导观众的现象。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中医药学对治疗疾病、维护健康方面信息，其关乎人的生命及健康安危，所以中医药文化传播内容及信息必须是准确的、科学的［11］。虚假、错误的中医养生信息如若被观众采信或应用，将会对观众的身体造成伤害，进一步降低中医药学在社会群众中的信任度，对中医药文化传播产生阻力。所以，加强这些传播媒介的监管和传播内容的审查，对社会民众的身体健康，对中医药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4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建议
4．1增强中医药文化认同
只有得到社会民众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中医药文化传播才能实现。增强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应该从3个方面入手：第一，重视传统文化教育，让人们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对于理解中医药学语言及理论具有基础性作用。传统文化教育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政府、媒体、学校、社会组织、社区、职场等各类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积极互动、采取各自擅长的方式方法，传播和宣传传统文化［12］。社会传统文化氛围的形成，能够给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一个更好的语言环境。第二，建立中医与西医之间的文化共识。让社会民众了解到中医和西医都是医学体系，它们两者的智慧通过不同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来［13］，两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共同造福人类的，通过建立这种文化共识，避免出现用中医打击西医或用西医批判中医的现象。第三，切实提高中医药学的疗效。只有当人们运用中医药治疗和防止疾病产生预期或良好效果时，才会从心理上产生对中医药学的信任和认同，从而对中医药文化传播产生正能量，进而促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提高中医药学临床疗效任重而道远，需要从继承和创新中医药理论和技术、保护中药资源、加强人才培养、提高科研水平等方面努力。
4．2完善中医药文化传播机制
完善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机制应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立体化的中医文化传播机制［5］。在中医药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制定针对性的传播策略。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受众了解中医药文化，受众是传播活动的核心，所以应建立以“接受者”为中心的传播关系，要根据不同知识层次的人群，不同的地域、年龄、收入制定各自侧重、全面可持续的。有针对性的文化普及策略，减小认知差异［11，14］。第二，努力构建全方位的传播机制。如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双向沟通机制，在传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应该互相沟通；正面引导机制，对于中医药文化的积极影响和功能，需要大力宣传；及时反馈机制，对于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公众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需要相应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作及时反馈；评估机制，对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成本和绩效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估［5］。中医药文化传播以社会民众了解到中医药文化的本质及学习到中医药学知识为根本目的，要获得良好的传播效益，必须同时关注传播关系的两个主体，及时解决好在传播过程出现的问题，以确保中医药文化传播信息渠道的畅通。
4．3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媒介监管和审查
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媒介的监管和审查，是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提供保障。第一，完善相关法律、政策、规定。通过这种强制力手段对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进行规范，国家应继续制定相关政策文件，让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第二，政府部门应建立专门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媒介的外部监督机制，加大对违反规定媒体的惩罚力度，坚决取缔一些打着中医药幌子为牟取暴利的传播活动，净化传播环境；第三，利用和研发先进的网络技术，过滤和监测网络存在的虚假中医药广告和信息，确定社会民众接收到的中医药知识和信息是科学的、真实的、实用的、权威的及对民众的身体健康有利的；第四，加强对媒体行业的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自律意识，社会媒体具有很强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所以必须对所传播的信息尽到审查义务，避免误导观众和不良的社会影响。
5结语
从文化社会学角度探讨中医药文化传播，可以得出中医药文化传播是一种社会活动，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是其传播的首要条件，中医药文化传播机制是其重要的内容，中医药文化传播媒介的监管是根本保障，同时中医药文化传播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社会民众、政府部门、媒体行业、高等院校、医药企业等多方面协调一致，多管齐下，才能促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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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立即停止播出“健康365”和“杏林好养生”等养生类节目的通知［Z］．北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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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广播的困惑
传媒是产业,这在国际上早已成为共识。
1833年,美国《太阳报》诞生并公开宣称:它不仅向公众提供新闻同时提供广告。从此,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广播开始走向市场,走向产业化。当然,它们的产业化是通过广告为主的经营来实现的。
1889年,世界上第一个报业集团——美国斯克里普斯-麦克雷报团问世;1926年,世界上第一个广播集团——美国NBC呱呱落地。在中国,1993年,中国湖南广电厅提出“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的思路;1999年,湖南“电广实业”上市,湖南广电资产由1993年的4亿元扩增到1999年的20亿元;2001年,上海文广新闻集团宣告成立……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传媒业已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之一。
广播是传媒,广播当然也是产业。是产业,就必须进入市场,就势必进入“商品化”的序列。
然而,二十多年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却让我们为之愤慨,为之惊诧,为之尴尬,为之困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我国产业化发展的客观发生和存在的事实“强迫”我们的广播从计划经济的襁褓中爬出来时,广播的苍白和赢弱是显而易见的。
诚然,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广播都是政府(政党)宣传舆论的阵地,是政府管理和控制社会、民众的工具和手段。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的规定性,广播当然就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广播的这一属性,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是不可改变的。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被推向市场,广播的这一属性也没有,同时也不允许有什么本质的改变。
然而,广播毕竟脱离了计划经济的襁褓,它一“出世”,就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事实是:过去,政府曾为广播的发展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广播也尽其所能,将大量的新闻、文艺、教育等信息投报社会,并有数以万计的广播人为之工作。可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限定性,由于广播的开放性和大众性,它的这些服务,这上万广播人为社会大众所提供的信息却全部是无偿的。
另一个事实是:自1987年国家科委首次将广播等媒介纳入“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以来,即政府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对媒介的经济“哺乳”已逐渐减少,最后“断奶”也是>:请记住我站域名/
“一方面,媒介所从事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必须服从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社会规定性,一方面又必须从中获取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资源,这是媒介的尴尬,更是我国媒介产业化的尴尬”①。
愤慨、惊诧也好,尴尬、困惑也罢,广播毕竟是广播,它很快从国家经济的转型中清醒过来,开始蹒跚学步,尽快地组建起自己的广告与产业,开始了对自身的开发与建设。
二、粗放与集约
三十年前,当我还在赣南插队的时候,曾目睹过这样一件事:分别由H省和Z省来的数量几乎相等的民工,肩负着为新建铁路伐取枕木的任务,同时开进了我们村。头一个月,H省的人便集全队之力,手执斧头、钢锯,披着垫肩,硬是钻进蓬蒿,蹈着荆棘,在山的深处踩出了一条小道,用肩膀将一根根枕木扛下了山。这一个月里,Z省的民工却将人马分成了三队:或伐木、或修路、或在家里制作一种带胶轮和“刹车”的木车。这一个月里Z省民工没从山上采下一根木头。
第二个月开始了。H省的民工仍如前辛苦劳作,几乎每个人肩上和脚底的血泡都成了老茧。Z省民工除伐木者外,其余的也都推着木车上了山。当他们将已快晾干的木头沿着新修的车道推下山时,迎来的是H省民工被汗水遮挡的迷茫的眼光。
……Z省民工终于完成任务撤走了,可H省民工还嗨哟嗨哟在山上忙乎了一个多月。
当年发生的这件小事,在我脑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农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方式:一是以劳动的密集来求得经济的增长,一是依靠技术的密集。经济学家们将这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概括为“粗放”与“集约”。后来,粗放与集约又被推广到一般经济运行的方式。简言之,粗放化经营即以投入增加为主求得产出的扩大,而集约化经营则与之相对,是以效率的提高为主求得产出的扩大,表现为当产出扩大时,投入或减少或不变。在经济运行中,“不同的投入要素密集,会使投入量和效率有不同的变化,如劳动密集多是粗放化,技术密集多是集约化”②等等。
广播的产业化经营,必须走集约化之路。
三、打破机制的桎梏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作为世界最老传媒之一的广播,又要开始学走路了。
经济的转型,促使广播必须走向市场,必须加快改革。而此时,广播面临的世界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广播的声音是传媒发出的惟一声响。可今天,这个世界已成为信息的海洋:电视这一“神童”几乎刚一诞生就在开始迅跑,而今已是独冠天下;曾几何时,报纸也在神州大地发展得铺天盖地,几乎挤进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网络的建设就更加神奇,短短数年间就大有逐鹿江湖,问鼎天下之势……而广播由于没有文字,没有图像,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声音的稍纵即逝更使它可能的广告客户望而却步。就是说,广播刚一进入市场,面对的就是既比它年青,又比它强大的对手。
然而,广播的难主要还不在这里。广播的桎梏主要在于自身。
“进入新的世纪,我们的广播事业还将存在种种困难,面临许多挑战。我们的困难既有广播本身的弱势带来的,也有因为我国的广播分散经营没有形成合力导致的,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我们的运行机制陈旧造成的”。
广播是分散经营还是集中经营,广播的经营是否要走集约化之路?这个问题难了我们广播人十多年。
“集中”论者说:集中经营,有利于发挥整体优势,杜绝内耗,形成合力。
“分散”论者说:大家都来做蛋糕,难道不比你一家做好吗?大家都来挑担,难道不比你一个人挑强吗?
“集中”论者说:集中经营、统一管理,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经营秩序,有利于维护电台的良好形象,有利于逐步实现队伍的专业化和管理的科学化。
“分散”论者说:一家经营,万一有个闪失,谁来负这个责!
“集中”论者说:大家做蛋糕,大家也在吃蛋糕。结果是穷了电台,富了部门。
“分散”论者说:千条江河归大海,没有小家哪有大家?部门富了,电台不也富了吗? “集中”论者说:经营创收中的内部竞争,是人才的浪费,时间的浪费,金钱的浪费——亦即资源的浪费。
“分散”论者说:外部要竞争,内部也要竞争。没有竞争,哪有发展!还要搞大锅饭吗?没门!权力还是分散一点好,否则……
……于是,分散、集中;集中、分散;分散 集中,集中 分散——电台的经营创收,就这样分分合合,曲线行进。
因此,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一个台可以有几套广告价格,一个客户,可以有一堆广播人背靠背献计献策。于是,任务到部,任务到每一个编辑、记者。宣传可以务虚,创收务必落实。屁股永远管脑袋,每个节目都要抢黄金时间,每个频率都“自觉”将“皮”、“毛”倒置。
于是:资源共存、资源共享,时间嘛,你可以卖我也可以“吃”。你广告部虽然有“照”也不可以管我:你是运动员,我也是运动员,运动员哪有做裁判的资格!
于是,一个台经营了多年还是在原地打圈,一个频率风雨数载还是“两袖清风”、一身债务,颇具“特色”!
“广播的运行机制陈旧”——以上可见一斑。
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玲玲在一次会上说:“广播作为产业,要想搞好,除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恰当的定位之外,还有关键的三点:资本、人才和机制。在这三个要素中,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机制……经营运行机制主要取决于管理体制和制度安排,有什么样的体制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经营运行机制;有什么样的经营运行机制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经营效果,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认为,率先的制度创新,就像率先采用先进机器设备一样,会得到远远超过平均利润的社会回报。我们广播人过去在如何办好广播上也动了不少脑筋,但我们大多是在体制内做文章,自然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超出这个体制和机制,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敢想,也没有人敢做,结果搞来搞去,没有根本性突破”。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先秦《卜居》)——陈旧的观念、陈旧的机制,就是阻碍事业发展、阻碍人才脱颖而出、阻碍广播实现集约化经营的“瓦釜”,应该是打破它的时候了!
四、与时俱进,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
古人云:“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屈原《九章·抽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身的)美德无法向他人索取,(远播的)美名不可能是虚假造作。
去年10月,我们在与上海文广新闻集团广告中心主任沈明昌座谈时,谈到广告创收,他开宗名义第一句话就是:“创收是要靠数字说话的,而创收的数字是不允许也不可能弄虚作假的”。
这几年来,全国省级电台广播经营创收有许多成功的例子。仅以2001年为例。
2001年,全国省级电台创收超过4000万的有12家,超过5000万的有7家,其中北京、上海、广东电台的创收都已过亿,北京电台创收已达1.85亿元。
在这些数字的后面,不知包含了多少广播人的辛酸、摸索与智慧。这些台的广告经营,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年创收几万,几十万开始起步的,他们的经营方式,都经历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由粗放到集约的艰难历程,他们的“美名”是在十多年间,靠这些数字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
诚然,我们江西台的广播创收,这十几年来也经历了一段艰辛的历程。
这里,我不想赘述我们台及其他兄弟台十几年来在广播经营方面的种种探索与辛酸,我只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个好的经济运行方式也是生产力。在广播经营活动中无数成功的例子都已证明:广播经营要有长足的发展,必须走集约化之路。虽然在这许许多多成功的例子中都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还可能有个别乍看似为失败的例子,但它只能说明我们的集约化管理还不够健全,不够严密,只能说明我们还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广播事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与创新,来完善我们的管理,以求获得更大的成功与发展。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我们首先必须重组我们的资源、实现规模化经营。广播面对目前调整发展,激烈竞争的各类媒体环境,已经不允许它再有更多的内耗了。上海文广集团副总裁朱咏雷在介绍上海广电从1987年改革以来走过的路时,特别强调是竞争机制的形成促进了上海广电事业的发展,但竞争必须是有序的竞争,必须集中全力对外。过去常有人将系统内部无谓的内耗美名曰“内部竞争”,其实质却是对资源、市场和节目的内部掠夺。这样的“内部竞争”决不允许它再存在下去了。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我们还必须更新我们的人才机制,让有志于和有能力从事广播经营的人才脱颖而出。这样的话,我们说了几十年,这些年来,我们各级部门似乎也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事实上,对许多领导者来说,当你看到一个毫不起眼的人被破格提拔,当你看到你的下属一转眼就与你平起平坐,甚至成为你的领导,当你看到一个在此岗位默默无闻,在彼岗位却突然大显身手并获得较多荣誉的同事像新星显现,当你看到一个比你晚参加工作的人却比你先富了起来,当你看到一个人在疾行中突然摔了一跤,当你有权决定是否选拔一个虽然有能力,却曾与你有过龃龉或虽然能力平平,却对你言听计从的人时,当你面对一件新生事物,需要为后果承担责任时,当你……时,是否都会不愤怒,不嫉妒,不幸灾乐祸,不推诿,是否都会坚持原则,是否敢于承担责任,表现出坦荡的胸怀呢?
要更新我们的人才机制,首先要消除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受旧体制和旧的传统意识的影响而淤积于我们心中的块垒,要破我们的“心中之敌”。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要各方面人才的荟集,而人才并非等于全才,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具有“识人”的能力,特别要具有开发人的潜质的能力。我们的旧的体制和用人机制对人的能力的束缚是非常严重的。屡见不鲜的是:一个人在某单位工作了几十年业绩平平,可下岗之后却做出了辉煌的成绩。十多年前一位外国学者在中国访问,不少人自豪地对他说,“我在某企业工作了一辈子”,“一百多年了,我们一家几代人都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对此,这位学者百思不得其解。他难以相信,一个终身不“动”的人,怎么可以发现自己?怎么可以有所进取?一个企业集中了一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发展?如此体制,怎么可能呈现活力?
当然,要充分实现人才的流动,还要假以时日,但要让人才在本单位流动,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从人的物质属性来讲,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不过各人在各个方面的能力有所不同而已。让一个人一生去从事他并不适应也不喜爱的工作,这是对人性的,是对人的能力的扼杀,也是旧的用人机制制造的悲剧。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还要求我们勇于学习、善于学习。我一直以为,要学习别人的东西,其实是需要勇气的。“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的笑话其实至今还在我们思想的深处演绎。不就有人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七·一”讲话)这样的话都感到困惑吗?千百年来,我们习惯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习惯了我们是“泱泱大国”,习惯了与别人纵向比较,习惯了陶醉于昔日的辉煌。可今天,“入世”的钟声已经敲响,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正向我们咚咚踏来,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这驾列车,如不与国际“接轨”,是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的。
善于学习,首先就要敢于解剖自身,敢于摒弃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摒弃“对
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打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就要“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要善于学习,就要“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展的要求”(“七·一”讲话)。就要不耻下问,要尊重别人,要诚实谦虚,虚怀若谷,不可自以为是,浅尝辄止。 广播事业要发展,关键是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关键是要创新我们的机制。惟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迎来广播事业的繁荣,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篇10
(一)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如前所述，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早在本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Sapir)(1884－1939)在他的《语言》一书中就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语言和文化之间这种密不可分、唇齿相依的关系，表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在实际的高职英语教学中，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相应语言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等。
(二)文化的偶合现象与文化差异
不同的民族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会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体验和经历，因此，语言之间有共性，这被称为文化的偶合现象。比如:英语中的“heart”和汉语中的“心”，试比较:loseone’sheartto(倾心;爱上;迷恋)，taketoheart(关心)，loseheart(灰心)，breakone’sheart(伤心)。其次，还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表达方式，如:inthesameboat(同舟共济);wolfinsheep’sclothing(披着羊皮的狼);Talltreescatchmorewind．(树大招风);breaktherecord(打破记录);fishforpraise(沽名钓誉);seeingisbelieving(眼见为实);strikewhiletheironishot(趁热打铁)等等。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在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以及不同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他们独特的传统习惯、思维习惯等，因而产生了本民族自己的历史典故与传说。因为文化差异的关系，所以，往往一些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会出现每个单词都认识，却无法理解某一短语或句子意思。如有人把你称作“aluckydog”，你千万不要感觉这是不好的言辞。其实，对方在说:你可真幸运啊!看来，语言中的文化知识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跟本族人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地理历史等等是脱不开干系的。比如说: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有时会听到类似这样的句子:“Thecandidatesthatwinareusuallytheoneswhohavegreenpowerbackingthem．”获胜的候选人通常都是一些有“绿色力量”支撑他们的人?这样是翻译不通的。看到“greenpower”这个词组，如果不能很快联想到美国钞票的颜色，对本词的理解就会是一头雾水。原来，“greenpower”代替的是“钱”，因为美国的钞票都是绿色的!所以本句话的含义是:获胜的候选人通常都是有财团支持的人士。总之，在英语教学中，要多注意将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进行总结归纳，并系统地讲给学生听，这对学生提高学习能力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高职英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的策略
(一)课堂教学中营造文化传播氛围
1．词汇的传播，加强对关键词汇文化意识的传播词汇是语言中最活泼、最具生命力的成分，只有理解了它们的文化意义，才能恰当地运用这些词汇。例如，红色(red)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喜庆、吉祥、热闹，所以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节日里，往往以“红色”点缀。但在英语国家“red”则表示愤怒、气愤的意思。2．语法、句法的传播，加强对重点句子文化背景的讲解汉语句子注重意合，注重上下句间的“行云流水”;而英语句子重形合，比较注重句子结构上的完整和逻辑上的合理。
(二)加强英语文化教学内容
第一，课内结合课文，介绍相关背景文化知识。有利于让学生认识到学英语的重要性，可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介绍复活节(EasterDay):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庆祝耶稣复活的节日。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有着兔子会下蛋的传说。Halloween(万圣节):孩子们提着南瓜灯笼(Jack－o’－lantern)，穿着奇装异服，戴着骨骼面具(mask)，纵情玩闹。此外，他们还会挨家挨户敲门，跟邻里要糖果，嘴里会喊着“trickortreat!(让我搞恶作剧?还是款待我?)”。邻居们见此状，都会给孩子们“糖果”(款待)!多给学生讲讲这些有趣的文化背景知识，不但增加了他们的学习兴趣，还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及思路!第二，开设选修课，英语选修课作为公共基础英语的有效补充。合理构建高职英语选修课程体系，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提升职业适应力、提高就业竞争力。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英语文化，体会外来文化的细微之处。第三，组织课外英语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我们可以开展以文化为主题的一系列英语课外实践活动。
